作者：柏德逊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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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试读：
序言
本书为2012年广东省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专项资金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岭南文化精品外译研究”（2012ZGXM_0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该项目是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走出去计划”，以及广东省颁布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性和纲领性文件的基础上，为响应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促进广东省乃至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设立的。该项目希望通过系列的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发掘广东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岭南特色文化，树立鲜明的岭南文化形象，进而提升广东省在海内外的文化地位，为广东省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The Journalism ofChina）是柏德逊（Don Denham Patterson）教授担任上海《每周评论》（The Weekly Review）财经新闻编辑及业务经理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执教的三年内（1919年8月至1922年7月），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观察和研究的成果。该书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尤其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时期颁布的相关新闻法规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柏德逊对中国新闻史的若干话题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著作者柏德逊是外籍人士，此书与其他由中国籍人士撰写的同类新闻史学著作在视角、关注重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对我们重新认识和了解中国新闻的历史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阅读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外籍人士眼中的中国新闻发展史。
本书由王海教授带领在读的翻译学硕士研究生（MA）和翻译硕士（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MTI）翻译而成。MTI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7年批准设立的专业硕士学位，目前全国有159所培养单位。设立该学位的目的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过程中对职业翻译人才的需求，为社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专业翻译人才。作为专业硕士学位，MTI非常强调翻译实践的重要性，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都与传统的学术型硕士学位教育不同，重视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和对翻译行业的了解。MTI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将翻译行业中的真实翻译项目融入翻译教学过程中，由指导教师带领或指导学生完成具体的翻译项目，将课程学习和实践练习相结合，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翻译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完成的。我们相信，通过参与这样的翻译项目，MTI学生不但能提高其翻译实践能力，更能对翻译行业的整个业务流程以及职业译员的工作性质、工作状态和要求有一定了解，从而为毕业后顺利进入翻译行业，成为市场需要的职业笔译员或准职业笔译员，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是为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穆雷2012年末于白云山下第一章引介
作为事实的记录者、社会的镜子、预言家、审判式的倡导者和新闻的供应者，新闻机构比其他任何社会机构都更能反映和诠释所在国家和组成其受众的人民的情况。对不同国家的报刊进行比较研究，虽然有些仓促和草率，但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服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报刊的特征和本质之前，有必要获知这个国家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新闻必须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行业，唯有如此，新闻业才能实现其最高目标和任务。
中国的新闻事业体现着中国在经历的不同阶段所展现的不同特征，以及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政治的动荡、社会的进步、对现代商业和教育的追求，还有国际舞台上的多重外交困局，这些都被记录在国家的杂志、报纸和其他媒介中。
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发展尚不成熟的新生现代国家。这个国家正在逐渐转型，它必将从几千年的传统中破茧而出，迎接现代文明和制度的曙光。
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他很反对源于传说和神话的史料，于是主持编撰《书经》，记录自公元前2357年尧帝时期以来的历史。中国的社会生活深深扎根于这些从远古时期传承下来的传统之中。今天，只有通过诸如解放女性这样的社会运动，以及政府机构的改革来破除这种与旧传统的联系，才能将这个有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真正转变为人民的国家。
中国幅员辽阔，包括周围的附属国及满洲、蒙古和西藏等省份在内，国土面积达到420多万平方英里。在这片国土上生活着近4亿人口。在这接近4亿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三分之一的国土上，以江河及沿海地区的人口最为密集。
在中国420多万平方英里的国土上，只有总长7000英里的铁路，这个国家的交通主要还是依靠水运。在华北，骆驼穿行于广袤的平原与沙漠。在公元以前，人们就开始利用这种交通工具出行，直到现在。人们要进入一些内陆地区，甚至只能依靠小推车、轿子、马匹和马车。曾经构成主要交通网络的道路、帝国邮政系统和军用公路都已荒废，变成了人行小道，有的还遭到了彻底的毁坏，较为现代的公路加起来总长也不过几千英里。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曾经征服这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经过漫长的过程，最终与本土的民族相互融合。满族人、蒙古人、鞑靼人，以及一些原始部落都对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因此中国人当中至少包含50个民族。
这种民族和部落的融合产生了方言和口语的差异，广东人听不懂“京片子”，甚至上海当地人都无法听懂自己城市里其他人说的话。当然，除了方言之外，还有一种被当作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被用作官方语言，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就算是普通话，也会存在南北差异，还有西部的口音。
沟通的匮乏，加之语言不通，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书面语言也存在障碍。中文没有西方文字所使用的那种字母，而是由一些基本的偏旁部首组成的表意的象形文字，各种组合加起来可以造出超过4万个汉字。孔子在著作中能够运用2万到3万个汉字，而今天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却可能因为词汇量不足而读不懂前人用本国的语言写的书。大多数人未受过教育，只有不到10%的小部分人能够认识简单的字、阅读口语化的文章。尽管中国现在有超过100万的学生在课堂里学习，但要改善这种大众文盲的状况，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人尝试将36个语音字母引入汉语，一些期刊和书籍已经使用这种字母系统进行印刷出版，但是这一尝试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中国的知识分子推崇现在这种汉语书写系统，它不仅能体现美妙的思想，还能保留汉语的语义色彩。然而这种做法对于语音字母系统的采用而言却是根深蒂固的障碍。
中国的社会生活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家族成员拥护并忠于家族领袖，家族成员对其家族领袖的忠诚取决于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财富。家族是第一位的，然后依次是社群、地区和国家。只是在近些年，外国人才来到中国较为开放的地方，中国人也走向国外，拥有了更多先进的社会观念，例如女性解放和自由被普遍认可，女性拥有了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但是沿海地区的思想文化还是很难渗入中国的内陆地区，在那些地方，人们过着与10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一样的生活。
1911年10月以来，中国名义上成为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拥有宪法，表面上实行分权制度。但实际上，中国仍处于一种极其混乱的状态：政府混乱、派系斗争，还有很多军阀分裂势力。外国列强将北平视为中华民国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然而北平却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华民国那些位高权重和有声望的政治人士。与中华民国北平政府同时存在的还有广东的反对政府，这个政府由中华民国的部分创立者主导，这个政府在一些省份，尤其是华南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对各个省的管理权逐渐转移到两种地方官员，即军事总督和省长的手中。军事总督凭借手中拥有的大量部队，权力很快超越省长，使省长成为政权傀儡，而总督则至少能管理其行政区域。因此，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常规军队。军事总督很快掌管了一切事务，成为实质上的贵族或军阀。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政治立场，或拥护、或背离北平政府，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人民。中国因此成为一个类似于欧洲封建时期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也在中国身上看到了它们统一前的影子。
军阀和官僚对经济的野心造成了民国政府的财政窘境和破产的状况，对国库的监管不力也导致了这种情况。税收大多成为军阀们牟取私利的手段，而没有任何酬劳的反抗军队则对各省区商人和民众的财产与生活构成了威胁。
伴随着这种政治内忧的还有外患。在国际上遇到的困难使中华民国丧失了土地，例如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对外开放通商口岸，一些得到默许的国家在这些通商口岸设立租界。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由三个租界组成。一个是上海公共租界，这里由代表外国权益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在上海公共租界里，中国完全没有话语权，租界的终审法院“会审公廨”是一个由14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领事团。另一个是法租界，也是由外国代表委员会“公董局”管理，并直接由法国政府统治。上海还有一部分是中国人的区域，由省府指派的官员进行管理。除了租界的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国际争端，例如山东问题和满洲辽东半岛割让的问题。
中国在其近代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上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运中心之一。此外，中国建造了许多纺织厂和植物油加工厂。这些领域都渗透了最新的思想观念。造船业开始兴盛，生丝的生产技术得到了革新，铸铁厂得以建立，面粉厂将产品出口至欧洲。所有这一切都展现出进步的势头，成为经济复苏的象征。然而，这样的发展趋势仅限于通商口岸以及沿海、沿江的省市，如广东、上海、汉口、天津、无锡和南通州，而内陆的城市依旧与过去的几百年一样以家庭手工业为主。个体的生产和近代的工业生产共存，但尚未被近代工业取代。商业活动逐渐频繁，并渗透到内陆。由于外国商品的销售，这些商业活动甚至渗透到了最偏远的地区。随着工业的发展，实业教育以及在蚕丝、棉花和小麦等领域实行商业试验的观念开始兴起。伴随近代化事业进步的还有劳工问题，这在一些著名的运动中显露出来。
中国教育也在快速地发展，人民对学者的尊敬以及外国传教士建立的各种中学、学院和大学都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尽管这些学校的组织和管理并不像西方那样好，但是人们有发展教育的愿望，并且这种愿望正被迅速实现。在中国，读书人一直都处在社会体系的顶端，封建朝廷的官员都是通过严格的科举选拔，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竞争，最终脱颖而出的。这种对学问的敬重延伸到了人们对读书写字和印刷术的尊敬之中，因此，许多年来，人们都在努力学习语言文字，普遍文盲的情况因为这一不可避免的教育发展趋势而得到了改变。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教育、商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社会舆论有了显著的发展。1894年中日战争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的舆论开始发出声音。社会舆论的发展因为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争端而加速，这种发展也标志着封建王朝的衰落。此后，全国各地爆发动乱，义和团运动引发了一场改革运动，掀起了一股反封建的潮流，随后又发生了各种运动。这些反封建运动从1907年一直持续到1911年的大革命，这股反封建的潮流迅速发展，蔓延到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上。最终，满族统治者被推翻，一个实行民主共和的政府宣布成立。第二章中国新闻简史
中国历史悠久，根据孔子的记载，中国具有真实性的新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57年的尧帝时代，然而中国新闻的起源尚无准确定论。世界上最早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就出现在这个古老的时代，但直到公元元年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才逐渐清晰。
相传，在早期还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新闻事业时，中国就出现了口头传播的新闻形式，这种新闻传播形式后来传到了欧洲。当时，由个人进行口头新闻传播，人们四处收集各种信息和小道消息——通常小道消息会更多——然后由这些信息的收集者在茶馆里跟大家讲述。中国的茶馆是英国咖啡馆的前身，英国咖啡馆在约翰森（Johnson）和艾迪生（Addison）的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是各个阶层的人聚集在一起传播消息的地方。早期这些新闻消息的传播者获得的报酬是向听者收集来的。
另传，有一些四处收集新闻的小贩效仿这种口头传播新闻的形式，他们将收集到的消息写在一片薄薄的竹片上，并将竹片固定在竹竿上，然后将竹竿插在脖子后面的衣服里，就像船上的风帆一样。然后，新闻小贩们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人们聚集到新闻小贩的周围来看消息，这样，新闻信息就得到了传播。新闻小贩从观众们那里得到报酬，以此为生。据说今天在一些内陆的边远地区还存在着这样的新闻传播方式。
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汉朝，在这期间出现了一种叫《月令》（Miscellanies）的月刊，这份刊物属官办性质。根据当朝的规章制度，发布官方消息应当经过这一正式公布的过程。还有其他的相关研究对该时期的新闻业作出了不同的阐述。研究认为，每个诸侯国的封建领主均在都城设立办事处，最先设立在陕西省的西安府，后来在河南洛阳也设立了一个。诸侯们到都城时，这些办事处就被用作住所。一种报刊会由这个办事处发行并送到各个诸侯国，这些报纸被称作《阁报》。“阁”是这种办事处的建筑名称，“报”在中国是对报纸和期刊的通称。《月令》和《阁报》可能存在于同一时期，前者发布朝廷命令或者呈递给皇帝的奏折的相关细节，更像是内容的汇编，并不一定符合封建诸侯的兴趣。由于当时雕版印刷术尚未问世，因此这些封建诸侯有专门的书记员书写《阁报》。
汉朝的新闻传播活动为有关中国早期新闻事业活动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佩雷·L．理查德（Pere L. Richard）在其著作《中国地理大全》（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the Chinese Empire）中对汉朝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概括。书中写道：
中国有大量公共工程得到建设，其中最突出的是桥梁、水渠、公路和运河。同时，随着国家贸易得到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文化经典得到复兴，经典作品被雕刻在石头上。佛教文学正式传入中国，中国开始与罗马帝国有了交往。汉朝开始实行文人的竞争性选拔考试，并开始起草刑事法典。汉朝多年和平，国家昌盛，间或有游牧民族鞑靼人的侵入。现在的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东都是由当时的中华帝国并入疆域的。中国军队的远征到达了里海，中国成为东方占据首要地位的国家。
迄今尚无史料表明，在恺撒大帝于公元前60年下令逐日颁布《每日纪闻》（Daily Acts）或称《罗马公报》（Acta Diurna）以记录罗马帝国议会消息之前，中国就有每日发行的报纸。中国的日报出现在较晚的时期。《月令》可能不定期发行，后来才有了更大的发展。唐玄宗开元（年号）年间（713—741），法国驻广州领事于雅乐（Huart）先生以开元为名，为公元7世纪出现的《月令》作了注释。
虽然世界上第一份日报并没有诞生在中国，但是中国的《京报》是世界上生存时间最长的日报。“京”是对中国首都的称呼，“报”有“宣布”、“报告”之意。《京报》于公元620年至907年的唐代创办，直到1911年，它才和清王朝这个封建王朝一起覆灭。
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载，唐朝相继出现了三种报纸，即宫门抄、辕门抄和邸抄，这些报纸统称邸报，就是《京报》的前身。这些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发布官方信息的权威人士。各诸侯国从此时起通过这种文学小册子上登载的文章开始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践。其他史料显示，唐玄宗在位时（712—756）创立了邸报（《京报》），还设立了翰林院。
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术首次用于书籍的印刷，印刷所用的墨出现得更早。数年前，纸张就在其原产地印度得到了使用。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冯涛的学者（卒于954年）。还有传言说，雕版印刷术可追溯至隋朝，即581年至618年。冯涛去世六年后，宋朝建立，雕版印刷术被广泛采用。
雕版印刷术的方法如下：
将需要印刷的文字写在一张透明的纸上，然后将写好字的纸正面朝下贴在一块木头上。雕工使用适宜的工具将纸张和木块的多余部分切去，浮雕出要印刷的文字，制成印刷所需的雕版。为雕版上墨后，将空白纸张铺在雕版上，用刷子刷纸张表面，使其与沾了墨水的雕版表面贴近，完成印刷过程。印刷每页纸都需要一块单独的雕版。雕版印刷适用于中文的印刷，由于成本较低，较为贫穷的人们也能拥有书籍。在今天中国的部分地区，一些出版商还负担不起现代印刷机的费用，因此还在使用雕版印刷术。
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和国外的研究，活字印刷术也起源于中国。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将这一发现归功于一位名叫毕昇的铁匠。书中写道：
第一个发明活字的荣耀无疑归于中国铁匠毕昇，他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1000年，比古腾堡在美因兹切削字模早500年。毕昇的活字是用胶泥做的，一盘软泥刻好后经火烧变硬，就可以成型。这些瓷活字摆在有铁框的铁板上，注入蜡、松香和灰作为胶结剂，使之固定下来。印刷时用压磨的办法，印好后溶解胶结剂，字模就松开，清洁后备下一次再印。
这一发明似乎实际应用以代替木板印刷……
卫三畏先生曾到中国做过印刷工，并成为在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最博学的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的造纸术，他认为：“纸张大约在公元1世纪被发明，棉纸由印度传入中国，此前人们已经使用了一百年棉纸。”中国的纸张最早是用将竹子碾磨后形成的木质纤维浆做成的。中国人将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蔡伦（公元75年）。
金属活字印刷术似乎首先出现于朝鲜。弗兰克·L．马丁（Frank L. Martin）在《密苏里大学简报》上发表的《日本新闻史》（The Journalism ofJapan）一文中引用了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的文章。萨道义是为日本亚细亚学会写作该文章的，其大意是说这种印刷术于1403年永乐帝在位时开始采用金属铜。据现存关于中国最早的金属印刷版的记录，金属印刷版是为康熙皇帝制作的。在天主教传教士的建议之下，康熙帝采用了250000个铜质印刷模块，用于印刷官方资料，这些资料至今保存完好。康熙帝的后嗣将其印刷所用的模板熔化以制作钱币，但是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则下令将印刷雕版制作成大号的铅版，为朝廷印刷书刊和公告所用。
清朝早期，《邸报》更名为《京报》后，即采用这种印刷方法。《京报》的实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1833年4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对《京报》作出如下评论：《京报》由官方在北京发行，因此被称为“京报”。“京”寓意宏伟，在中国通常用来指王朝的都城；“报”为“宣布”、“报告”之意。在地方，《京报》被称为“京都幕阁抄”，简称“京抄”。《京报》由京城不定期发往各地，但是发行范围很小。《京报》从北京到广州需要四五十天，有时甚至需要60天。京报发行有两种形式，但都是手抄的。最大型的《京报》是每日发行，每份大约有40页，12开。最小型的大约有10页到15页，仅两天发行一次。最大型的《京报》仅供最高的官员阅读，例如地方长官、总督等。经过删减的版本供各地方低一级的官员阅读。一些与地方官员有联系的作者会以高价将删减过的京报卖给普通大众。还有一些人将《京报》以低价租给他人阅读。在京城有朋友的富人有时也能通过私底下的渠道直接从京城拿到完整版的《京报》。《京报》最初完全是为了朝廷官员而创办的，法令不许对民众发行，这个规定类似于英国的议会演讲。中国的报纸基本不会谈论政府的各项事务。但是《京报》上有许多吸引人的重要信息，其印刷和发行的时间和范围都超过人们的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京报》公开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皇帝及其大臣的愿望和期盼，以及中国人民的各种事件和中国对外交往的情况。
官员的升迁、任免、调动、奖惩或流放于荒野（genii）等都是《京报》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并不能吸引对相关中国国情并不了解的外国读者。
在中国，皇帝会发布自己的圣谕，即通常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意见和决定。《京报》内容因为在位皇帝的不同性格或者同一位皇帝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会有所差异。已故的皇帝会在其在位的后期因感到不安而写下很多文字，而现任的皇帝则不会经常提起朱笔写文章，不会像父皇那样著述很多。御史是皇家的史官，也是新闻审查官，被称为御史台。许多世纪以前，他们受命根据君王的喜好和性情以及所处时代的需求与君王“对话”或进行书信联系，极大地影响了《京报》的内容和取向（这与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同）。
这里提一下在清王朝统治末期的两位御史，他们专门负责向皇帝呈递文件，指出君王的不足，一些内容是老练的报人都不敢提及的。在文章的末尾，他们会表明愿意接受君王的惩处，但愿能以此使君王满意。在当朝皇帝继承皇位之时，也会有一些勇敢的审查官员的奏折出现在《京报》上。道光（当时皇帝的年号）对这些官员彻底免责，并对他们的勇气和提供的真实消息表示赞扬，将他们与古时候忠诚的圣人相提并论。
外国读者最难读懂的《京报》内容是那些高度简洁凝练、富有中国古典气息、对皇帝进行赞颂的言辞。在最古老的中国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君王的叙述，言辞庄宁慎重，将君王视为圣人和天子。想要随时读到《京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报纸主要有三种：宫门抄，一种由朝廷发布的通告小册子；上谕，皇帝的谕旨；奏报，朝廷官员上奏的文书以及答复，有时第二部分是一些书信集，有时这些书信集又作为第三部分出现在报纸上。
1833年12月发行的《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对《京报》的编辑流程作了如下的描述：
朝廷的各位大臣集中于北京的皇宫大殿。皇帝在头天晚上批阅有关各项国家事务的奏章。每天早晨，这些经过皇帝批阅的奏章都被固定在朝廷里的一块板上。这些奏章汇集起来，成为朝廷的记录，它们也记录下了整个王朝的历史。朝廷下令对每天的奏章记录进行复制并存档。朝廷派往各地的官员通过信使得到这些资料，这些信使是专门被派驻在京城负责搜集资料的。为确保全国各地都能获取有关国家事务进展的情况，未经朝廷允许，对于在北京印刷、用于招贴的奏章摘录，不对其内容进行任何修改和删减。
1835年5月的《中国丛报》对此作出了如下评论：《京报》就是这一决策的成果。朝廷的定期刊物每天也在广东发行，也有一些小抄报偶尔在街头兜售，就像伦敦街头的临时性报纸，向大众通报重大新闻或者仅仅报道街谈巷议的琐事。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有进一步的叙述：《京报》仅仅是关于朝廷官方法令、官员升迁罢免的记录，没有任何社论评述或说明，而这对于了解朝廷政策有很大的价值。城里的读书人普遍会阅读《京报》，并议论其中的内容，从而使自己更了解君主的思想与统治。他们对朝廷的关心超过了罗马人对罗马统治者和元老院的关心。在各省，有许多人通过为买不起整版《京报》的人摘抄《京报》来谋生。
以下是1814年11月13日《京报》中一份告示的翻译，被1836年1月的《中国丛报》引用，其中就有对朝廷及其官员的抨击：
当前世风日下，地方官员尔虞我诈，普通百姓弄虚作假。官员玩忽职守、不理政事，黎民百姓陷入虚幻无望的期盼，生活潦倒。维系权贵与弱势群体的纽带断裂。社会人心不古，羞耻感丧失。他们不听我的警告，反而向那些极力反对我的奸诈匪徒示好。他们不仅思想受到影响，还不顾百姓的生死。这是非常荒唐的！他们重视的只是他们个人和自己的家庭，完全不在乎朝廷和社稷。忠心为国的人会流芳百世，而那些叛逆的人将遗臭万年。身在统治阶级却没有才能的人享受着官职俸禄，碌碌无为地度日。
波乃耶（J. Dyer Ball,1847—1919）在《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Things Chinese）中描写了《京报》发行的技术过程：
采用可移动替换的木质模具。从一些标本可以看出，这些模具所使用的是柳木或白杨木，这种材料价格低廉却经久耐用。一份普通的《京报》有10张到12张质薄的棕色纸，纸的规格为英寸，正反面和不同的页面之间通过浅黄色的纸张装订。把两张较小的纸卷起之后进行盘绕，将整张报纸粗略固定，纸的两端穿过纸张旁边打的孔，所有纸张就被松散地扭结在一块（中国通常采用这种方式装订书册）。内部的纸张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折，变成较小的20页或者更多页码，每一页都被红线分割为7栏，每栏内从顶部到底部写14个汉字，在顶部要留出4个汉字高度的空白。皇帝所说的话要优先于其他的内容，对奏折的批复要放在相关文件的前面。这种做法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玩益智游戏的效果，即所有的回复在一周内印刷，而原本的谜题却要在第二周才印刷。
随着后期的不断发展，《京报》每天不只发行一版，有一段时间，它还发行早报和晚报。记载皇帝议事内容的晚报使用代表皇家权威的黄色封面，而根据所涉官员和权力级别，较少刊载重要消息的早报则采用红色封面。
清朝晚期，《京报》更名为《政治官报》，即后来的《内阁官报》的前身。1911年辛亥革命后，它又更名为《政府公报》。图1 上海申报馆设在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内，是当时东方最好的报馆之一，右上图为《申报》新闻编辑室，右下图为繁忙的报纸印刷流水线图2 左图为上海时报馆，其中国传统塔式建筑被永久保存；右图为上海新闻报馆，其建筑具有中国传统的大众报馆风格
各省的地方长官纷纷效仿《京报》的发行模式，在自己所辖区域设立类似的机构。这些以省会城市作为出版中心的报刊被称为“辕门抄”、“省府衙门公报”（衙门是中国古代对政府驻地或办公场所的称呼）或者“地区报”。各衙门的议事记录、发布的公告、官员对各省的巡访，以及少量的地方新闻构成了这些报刊的主要内容。阅读这些报刊的是各省官员和那些有志走仕途的人——这些人需要人们为其提供大量的刊物，以了解当前的情况和某些史实。
在《京报》不断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刊物在各省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这种刊物源自早期的新闻小贩，由个人手抄或者雕版印刷，刊载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图片，包括杀人、抢劫和其他的轰动性事件，以此吸引读者——这些东方读者对各种事件抱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好奇心。报纸的编辑在城市或乡村里沿街兜售其采写的成果，他们采用了报童贩卖报纸的方式来吸引读者。报童把报纸夹在手臂下，将报纸的一页露在外面以吸引读者。街上一些淘气的小孩子会跟着他们走，当有足够多的人围观时，报童们就会以较为便宜的价格卖出这些报纸。这种新闻传播方式的成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保障，因为这些报纸记录的是引起轰动的消息，而且文字叙述不多，对事件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依靠插图。普通大众的文化程度不高，文字出版物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是图片则对所有人都具备吸引力。这些报刊登载的图片大多与城市或乡村中发生的大事件有关。
尽管人们对这种图画形式的报刊或者称画报的起源时间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是这些画报成为后来各类图画出版物的前身。图画出版物曾多年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广受青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被成功引入了美国。这种新闻采集和发布的形式还存在于今天中国的某些边远地区，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省级公报之下，还出现了另外两种报纸，即《国风描》和《国颂唠》，但是这两种报纸鲜为人知，在发行数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1827年11月8日，马地臣（James Matheson）在澳门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英文周报《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期间，这份报纸迁到了香港，1843年至1859年间，这份报纸更名为《香港纪事报》（Hong Kong Register）。1833年，这家报纸发行了一份名为《广州行情周报》（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的副刊。之后香港还出现了其他外文报刊。第三章现代新闻业的起源和发展
准确地说，中国现代新闻业发源于1911年辛亥革命带来的中国舆论的发展高潮之中。中国800多家定期发行的出版物，大多数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创办的。一些使用方言或者白话编纂的报刊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出现的，但是这些报刊充分利用了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国际租界提供的庇护，避免了封建皇权和专制政府官员的干涉。中国的君主是谨小慎微的专制君主，积极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只允许皇家特许的直接代表独立行事。封建君主对冒犯帝王尊严者予以严惩，但是那些通过报刊传播封建统治思想的人可以免受惩罚。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像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查尔斯·A．达纳（Charles Anderson Dana）、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威廉·R．纳尔逊（William Rockhill Nelson）和亨利·沃特森（Henry Watterson）这样凭借人格特质在新闻界名垂青史的记者。新闻事业追求事件的新近动态，记者这个职业具有类似的属性，因此，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记者就容易受到政治的左右，成为政治阴谋手段的推手。大多数报纸沦为政治派别及其政客的御用机构，由一些政治人士给予包括经济等各方面支持，因为当时那些从事报纸或杂志出版工作的人还没有对新闻事业进行商业管理的理念。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例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中国的出版物大多是属于个人见解或组织意见的代表，这些意见通常涉及政治或其他内容。任何组织，不论规模大小和地位高低，都感到有必要传播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由于这样的一项事业只需要投入几百元钱，所以每个组织都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报纸或期刊。上海的工人组织拥有三份日报。据说在广东，“乞丐行会”是一个组织有序的商人团体，他们有专门的出版物，通过这个渠道关注自己的需求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北京有许多这样的政治性组织，由个人或者党派出资支持，而这类组织总是一窝蜂地涌现，又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当时，很难将中国报纸与其所处时代的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政党及各个政党的活动分离开来。中国报纸读者心目中通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谁在为每一份报纸埋单？当人们提出某个关键问题时，这样的质疑总会出现。这是人们都认识到的中国大众报纸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在某个通商口岸发行的日报甚至在其专栏中写道：“不再为我们提供津贴，今后我们的报纸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作为中国主流刊物的报纸和杂志则是例外，这些优秀的刊物可以看作是时代的风向标，显示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态势和前景。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方言编写的报纸通常在某地由民间出版发行，旨在满足国外的一些政党、组织和个人的利益。这些刊物得到在其他国家的侨民的支持，他们借此平台使用中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获取政治利益或者商业利益。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的人民通过新闻活动捍卫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平时期尽管不像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广泛，但是这种出版物的做法已经很普遍。
中国的新闻界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宣传的大阵地，宣传工作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宣传工作或有资助，通常是受到国家的鼓励，有的宣传则是出于个人、组织或者商业利益的目的。中国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尚未得到开发，具有很大的商业和工业潜力。大众报纸认为，这些丰富的资源总有一日会成为巨大的财富，并试图引起国人的关注，告知人们作者最擅长讨论的某些话题。中国报纸本能更好地应对这种发展趋势，但是当时的情况并不允许报纸朝这个方向发展。现代日报的起源
中国最早的现代日报是香港的《德臣报》（The China Mail）（一译《中国邮报》），这是一份符合英国利益的英文报纸。《德臣报》创立于1845年，在此之前，《中国丛报》已经出现了。《中国丛报》是一份英文杂志，刊载日常的新闻信息。同一时期，还有一些类似的出版物问世。第一期《中国丛报》于1833年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州曾是外国人在中国唯一可以居留的城市。之后，在中国政府成立的半官方联合组织“公行”的直接监督和负责之下，一些特定的区域可以与外国人进行商贸往来，因此广州和香港自然成为这些刊物出版和发行的中心。在《中国丛报》的卷册中，可以找到关于伯驾（Peter Parker）医生的报道，他是第一个到中国行医的美国人。同时，还可以在《中国丛报》中找到许多其他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有趣报道。
刊载外国的新闻及转载国外通讯社消息的做法是基于伍廷芳先生的建议而开始的。已故的伍廷芳曾是中国驻美国的公使，他负责翻译《香港每日邮报》（Hong Kong Daily Mail）和《孖剌报》（The Daily Press）中的文章。这些翻译的报刊在中国南方少量发行。这样的翻译实践促成了第一份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的诞生。这是一份晚报，于1852年首次出版，随后与香港的《中国商报》（Chinese Commercial News）合并。《中国商报》由香港中国总商会于1919年5月1日创办，这份报纸是过去几年内中国本土商业报纸的先驱。第二份日报是《湾孖报》，于1860年在香港出版。从中国人参与新闻事业的角度来看，这两份报纸可以看作国人自主创办现代报纸的开端，但是这两份报纸创刊的地点即香港自1841年起就被英国占领，所以，国人自主办报的真正开端应该是上海报刊。
据可靠资料，在中国本土范围内出版的第一份现代日报是在1870年创刊的《上海新报》，这是一份只有一页的新闻纸，纸张大小与一般的杂志相当。这份报纸存在的时间很短，它的创办与停刊都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可循的资料和印象。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的中文日报，但是都没有办成功。
中国最早成功地连续发行的日报是《申报》，也称《上海申报》。《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首次发行，由英国美查兄弟公司（Major Brothers）所有。第一份《申报》使用薄质的手工竹纸单面印刷，这页报纸折叠成规格为9.5 ×9.5英寸的8个版。第一份《申报》的副本保存在上海申报纪念馆。《申报》创刊号头版的《本馆告白》和《本馆条例》内容如下：本馆告白
今天下可傳之事甚多矣而湮没不彰者比比皆是其故何歟蓋無好事者為之記載遂使奇聞逸事闃然無稱殊可嘆惜也溯自古今以來史記百家載籍極博山經地志記述綦詳然所載皆前代之遺聞已往之故事且篇幅浩繁文辭高古非虅紳先生不能有也非文人學士不能觀也至於稗官小說代有傳書若張華博物干寳記搜神齊諧為志怪之書虞初為文章之選凡兹諸類均可流觀維其事或荒誕無稽其文皆典贍有則僅能助儒者之清談未必為鴉俗所共賞求其記述當今時事文則質而不俚事則簡而能詳上而學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皆能通曉者則莫如新聞紙之善矣新聞紙之製創自西人傳於中土向見香港唐字新聞體例甚善今彷其意設申報於上洋凡 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務求其真實無妄使觀者明白易曉不為浮誇之辭不述荒唐之語庶幾留心時務者於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謀生理者於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聞紙之作固大有益於天下也且夫天下至廣也其事亦至繁也而其人又散處不能相見也夫誰能廣覽而周知哉自新聞紙出而凡可傳之事無不编播於天下矣自新聞紙出而世之覽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豈不善哉惟是事雖繼興例若初創或恐囿於方隅限於知識遺漏滋多尚希 四方君子進而教之匡其不逮實有厚望焉申報之人 謹白本馆条例
启者：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睹，冀流布四方者也。使不事遐搜博采，以扩我见闻，复何资兼听并观以传其新异，是不可徒拘于一乡一邑也。兹本馆特将条例开列于左（下），如贵客愿赐教或乐观者，祈惠顾一切为幸。
——本新报议价，于上海各店零卖，每张取钱八文。各远处发卖，每张取钱十文。本馆趸售，每张取钱六文。
——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
——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
——如有招贴告白、货物船只、经纪行情等款，愿刊入本馆新报者，以五十字为式，买一天者，取刊赀二百五十文；倘字数多者，每加十字，照加钱五十文。买二天者，取钱一百五十文；字数多者，每加十字，照加钱三十文起算。如有愿买三四天者，该价与第二天同。
——如有西人告白欲附刻本馆新报中者，每五十字取洋一元。倘五十字之外，欲再添字数，每一字加洋一分，并先收刊赀。此止论附刊一天之例。若欲买日子长久，本馆新报限于篇幅，该价另议。如系西字，本馆代译亦可。
——西人告白，惟轮船开行日期及拍卖二款刻赀照中国告白一例。倘系西字，欲本馆译出者，第一天该价加中国刻赀一半并祈先惠。
——苏杭等处地方有欲刻告白者，即向该卖报店司事人说明某街坊某生理，并须作速寄来，该价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赀。
——本馆新闻开设伊始，今雇人分送各行号，或沿街零买。如贵客欲看者，请向该送报人取阅，每张取钱八文。如有愿买一月新报者，先请向送报人注明入册，本馆上期收一月之价，每张先取钱六文，余二文为送报人饭赀。俟其于月底自取，以免逐日零星收钱之累。
——本馆之设新报，原冀流传广远，故设法由信局带往京都及各省销售。贵信局如有每日趸买一二百张者，请先赴本馆注明入册，以便逐日分送。本馆议价每张六文，该价于月底算账时再付。如各处不能销售，俟月底仍将新报交回本馆，不取价赀。
——贵客如有欲贩至他处销售，其价钱一切均与信局一式，请赴本馆面议可也。
——本馆新报概系整卖，贵客如欲零买，请向送报各店自取，本馆事繁，不能兼顾也。
以上各款，本馆经营伊始条例，未周，望四方君子赐教为幸。图3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发行的《申报》创刊号头版
美查兄弟公司与出版业有何确切的联系不得而知，也许这家公司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涉足出版行业，以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使其在上海的发展得到保障。《申报》从创刊伊始就是一份中文报纸，由中国人自己办报，并且直到今天都是中国人自己所有。
继《申报》之后，《沪报》作为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主要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版正式出版。20年后，上海又出现了《新闻报》（New News Journal）。《沪报》不久就停刊了，但是《新闻报》一直存在，成为今天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截至1895年，中国有大约31种日报，只有以上介绍的那些报纸开办至今。
后来，随着义和团的兴起，以及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形成，出现了支持不同政党组织的报纸，这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结果。这些办报活动仅限于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通商口岸以及海外。随着清王朝新闻审查的逐渐松动，这些报纸开始渗入内地。1896年至1905年间出现了1000多种出版物，但大多数都如昙花一现。清朝统治者的无能日渐显现，客观上给报纸带来了发展的时机，政治动荡的局势达到白热化，革命党也逐渐积蓄了力量。
1895年，革命派组织强学会成立，它是当时发动社会改革的组织之一，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强学会创办了《万国公报》。梁启超是《万国公报》的编辑之一，他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这份报纸免费送给订阅《京报》的读者，每天的发行量为3000份。清政府的镇压使革命党崩溃瓦解，也致使这份报纸停刊。梁启超去了上海，在总督张之洞的财力支持下创办了《时务报》。梁启超对政府的抨击使当权者不能忍受，张之洞被迫停止资助梁启超，随后梁启超逃亡日本。
这一时期，日本成为许多人政治流亡的目的地和革命报刊的阵地。共和党人后来引领了大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群年轻的共和党人在日本这个岛国成为革命的先驱。梁启超是最活跃的报人，推动着革命报刊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报刊中，周报《新民报》享有盛名，还有两份类似的刊物：《新民丛报》和《庸言报》。与天津、汉口的外国租界一样，上海租界也成为革命活动的阵地。由于得到外国的帮助和国际公法的管辖，汉口等地的革命力量免遭封建王朝的破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革命的发源地。
清王朝于19世纪后期开始对办报产生了兴趣。光绪皇帝在1898年9月1日的一份诏书中下令创办一份报纸，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鼓励和启蒙百姓。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受命办报。清廷创办的这份报纸名为《官书局汇报》。这份报纸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刊载大量从英文和日文报刊翻译过来的文章，以及清王朝的政令。这份报纸于1898年9月28日由于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而突然停刊。
这一时期至辛亥革命之前的报纸都带有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外国势力、反对鸦片贸易的特点，都是一些特定政治派系进行宣传的工具。许多报纸持续发行，并不断改变其编辑策略以适应时代的变迁。以下报纸现在还在发行：厦门的《福建每日新闻》；广州的《南越报》、《羊城新报》和《七十二行商报》，后者是在华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广州政治商业性报纸；烟台的《知府报》；杭州的《全浙公报》；汉口的《汉口时报》；开封的《河申日报》；南昌的《江西明报》；北京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国民公报》；上海的《中国时报》、《舆图日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大公报》、《天津每日新闻》；济南的《简报》。一些革命组织已经在当地取得了显著地位，而有的组织则空存其名。《时报》，英语中也被称为《东方时报》（Eastern Times），它同样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这一时期创办的。该报于1904年6月12日由狄葆贤（字楚青）在上海创办。狄葆贤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他卖掉了父亲留给自己的珍贵的国画收藏，筹集了创办报纸的资金，并通过其他的方式帮助一些革命家。狄葆贤的一系列举动导致他自己最终被捕并被迫流亡日本。然而他对《时报》仍保持着兴趣，并在之后继续经营这份报纸。狄葆贤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报纸编辑，可能是因为凭借一手漂亮的书法，狄葆贤在当时极富名望。他也曾写过一系列诗歌和散文，这些诗文被收集出版在一本叫做《平等阁诗话》的集子里。包括中华民国政府前外交部长温宗尧和财政部长陈锦涛在内的一些中国官员，以及国内其他报纸的创办者，都是从《时报》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时报》是革命时期典型的成功创办的报纸。《时报》的第一篇社论就能很好地反映这份报纸的特点：《时报》何为而作也？记曰，君子而时中。又曰博博渊泉而时出之。故道国齐民，莫贵于时。此岂惟中国之教为然耳；其在泰西，达尔文氏始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理，而斯宾塞以适者生存一语易之。不适焉者，或虽优而反为劣；适焉者，或虽劣而反为优。胜败之林在于是矣。是故狐貉诚暖，不足以当暑；湘葛云丽，不足以御冬。与时不相应，未有不敞焉者也。
今之中国，其高居于权要伏处山谷者，既不知天下大势，谓欲抱持数千年之旧治旧学，可以应今日之变，则亦既情见势继，蹙然如不可终日矣。于是江湖恢奇少年路路之士，其泰西各国之由何途而拨乱，操何业而致强也，相与欲之，奔走焉，号呼焉，曰吾其若是！夫彼之所以拨乱而致强者，谁曰不然，而独不知与吾辈之时代果有适焉否也。孔子曰：过犹不及。不及于时者磋跎荏苒，日即腐败，而国遂不可救；过于时者，叫嚣狂掷，终无一成，或缘是以生他种难局，而国亦遂不可救。要之，亡国之咎，两行均之。若夫明达沈毅之士，有志于执两用中，为国民谋秩序之进步者，盖亦有焉矣。顾亦于常识不足，于学理不明，于是势不审，故言之不能有故，持之不能成理。欲实行焉，而怅怅不知所适。纵奋发以兴举一二事，又以误其方略而致失败者，项相望也。则相与惩焉，不复敢齿及变革。呜呼！全国中言论家政治家，种类虽繁，究其指归，不出于此三途。耗矣哀哉！今日千钧一发之时哉！
同人有怵于此，爰创此报，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适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而于本国及世界所起之大问题，凡关于政治学术者，必竭同人邀识之所及，以公平之论，研究其是非利害，与夫所以匡救之应付之方策，以献替于我有司而商榷于我国民。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虽然，西哲亦有言，完备之事物必产于完备之时代。今以我国文明发达，如彼其幼稚也，而本报乃欲窃比于各国大报馆之林，知其无当矣。跬步积以致千里，百川学以放四海，务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焉，斯乃本报所日孜孜也。吾国家能在地球诸国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报在地球诸报馆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则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
中国经历了共和政体之后，报纸出版业又开始衰退。1913年，国内的报纸和期刊共有330种。随后，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努力获得中国的援助，这也是中国出现许多新的出版物的原因，报纸尤其突出。这一时期，外国势力开始想要控制中国的报纸，从而更好地进行宣传。在战时，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国内的经济活动也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繁荣。同时，国内的制造业开始采用现代的生产工艺，中国商界开始将视线投向对外贸易。
时代的繁荣对报业的发展环境产生了影响。由于报人们拥有更多的资金，出现了许多政治性和其他性质的办报活动。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报纸是《商报》，亦称《上海商业周刊》。这份日报主要针对国内商界和其他主要市场，由一群中国商人和一位美国人索克思（George Ephraim Sokolsky）创办，且后者引入了美国现代报业的办报方式。
一些报刊利用这一时期的大好环境创办了起来，并获得读者的青睐，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正义报》于1919年9月在汉口创刊，在其发行领域内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并成为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北京的《益世报》和天津的《益世报》同样也是在1918年创办，两份报纸实行合营，并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都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该报纸由罗马天主教会拥有，并因为其勇敢抨击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而闻名。这一时期，在许多省会城市和贸易中心都有类似的报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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