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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鹏颖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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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论纲试读：

序言

大概谁都晓得，这是马克思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重要思想观点，旨在证明，要认识资本的过往史，必须首先对资本有深刻的把握。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观点，作为方法论，引导我们解剖马克思的社会技术思想进而哲学地思考社会技术的“过去和未来”呢？我认为，这大概是可以尝试的。“社会技术”是20世纪末中外思想家、科学家提出的“新”概念，旨在证明，在现实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技术分为多种方式多种类别，其中人类适应、改造、建构社会关系的实践手段、方法的总和就是社会技术。

21世纪初，在许多哲学家特别是科技哲学家并不认同、认可“社会技术”这一提法的“权威”“压迫”下，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社会技术”纳入科技哲学的领域，吃了“社会技术哲学”这个“螃蟹”。东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一批学者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俨然开辟了社会技术哲学新领域。我本人撰写的《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社会技术哲学的专著，于2003年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杂志，关注并发表了我关于社会技术（社会工程）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近20篇。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公开出版了我自己围绕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7部。

在这些论著中，我引证过马克思的相关学术思想，也“拓展”过马克思的若干论述，甚至也曾公开发表过关于“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论文，但更多的是基于21世纪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技术哲学思考，不断创新“社会技术”范畴，其间领略了加拿大、日本、英国哲学家，诸如邦格、三木清、波普尔等的社会技术思想，也关注了科学家钱学森对社会技术的深刻思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技哲学“嫁接”、自我“闭门”与专家“对话”、现实矛盾与“批判武器”的“互动”中分析、把握和研究社会技术及其哲学问题。尽管很难说“合理”“科学”，但这些研究毕竟是对“社会技术”有了哲学把握，特别是对21世纪以来中外社会技术思想给予了归纳、梳理，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中予以创新、解释与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上溯对“社会技术”史的研究，目前对社会技术的认识、把握大概可以成为对既往某时代、某思想家社会技术思想把握的钥匙。但是，解剖哪个时代、哪位思想家的社会技术思想呢？

我选择了马克思。

马克思是举世公认的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举世公认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凡50余卷是举世公认的理论宝库。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到终极关怀，我们不难发现其社会技术思想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现代性。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学术富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2]觉它。”当我们理解了“社会技术”，或者当我们对“社会技术”有了一种也许并不错误的理解之后，我们便可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随处“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技术思想。

研究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意义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方法论支持。

本著作的意义在于回到马克思文本，来到社会现实，把握时代精神，实现学术创新。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从全局出发，把握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哲学意义，并了解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学术地位。第二章，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详细阐述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生成、发展、超越以及具体化问题。第三章，分别从社会技术与社会有机体、社会技术与社会形态、社会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技术与社会文明多个角度分析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之根本。第四章，对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产生源泉进行多方向、全方位的梳理，为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五章，结合实际，对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进行分析。第六章，从社会技术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揭示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中的重要方法论价值。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6页。  第一章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之维度一 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之预设（一）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一种可能的思想

我在序言中，充分肯定并信心满满地说，社会技术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比比皆是，而在本书开篇却以“预设”为题，谈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是一种可能的思想。这岂不自相矛盾？貌似如此，实则不然。

20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时，我通过阅读《马克思传》，对马克思产生了浓厚兴趣。先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又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辽宁省政府工作了14年，在国有钢铁联合企业工作了两年，在这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钻研。这几年，不敢说全部精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通读了两遍，倒是真实的。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发现“社会技术”的概念。

这就需要研究，既然未见马克思著作中有“社会技术”的说法，何以证明马克思有丰富深刻的“社会技术”思想呢？

我们不能误读，也不能硬读马克思的著作。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我们完全可以还原马克思的时代语境，全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特别是两大发现和终极关怀，从中领悟马克思批判什么，追求什么，认识什么，改造什么，否定什么，建构什么。诸如这些问题映入眼帘，进入视野，可能“社会技术”的概念就其义自见了。

我们还是首先“接触”一下马克思关于“社会技术”的相关表达。

马克思在标志其唯物史观正式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宗明义：“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1]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还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2]产。”马克思的整个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讨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两种基本关系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们调整、改造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是自然技术，而人们调整、改造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或手段（方法）的总和就是社会技术。对此，日本哲学家三木清是赞同的：“技术存在于主体对环境的积极适应和使之发生变化并创造新的环境过程中，如果我们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的话，那么除了有作用于自然的技术，还应当有[3]作用于社会的技术。相对于自然技术来说，应当有社会技术。”可见，三木清的解释，似乎符合马克思的思维逻辑。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关系包含技术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由自然技术要求而形成的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生产关系（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活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精神生活过程中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4]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凡是有人的地方，其社会关系就普遍地存在着，并随时随地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于是，如何处理、协调、改造或改善人与人（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社会运行的关键。马克思指出：“凡要进行生产，就[5]必须采用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这里讲的“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除了工艺流程之外，显然还包括组织管理的方法。他说：“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并且劳动的[6]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如果没有“协作”，“自然条件”怎么会“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呢？这样看来，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所谓社会技术就是人们在生产、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中蕴涵的规范的、稳定的实践性知识体系。（二）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技术，包括社会技术无疑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办法”“措施”等。但不论是自然技术还是社会技术，我们实际上都很难感性地体认到它的存在，而能体认的充其量是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的某一具体存在形态（形式）。因此，从哲学视角来观察，社会技术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即人们每天都在如何改造世界的思维框架中与生活对话，与他人交往，与社会互动。这种思维实际就是一种社会技术思维，正是这种思维，驱动或引领我们创新新“对策”、新“办法”，以不断满足自身的诉求。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人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人类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发明了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并用以改造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马克思指出：[7]“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人们改造的世界是两个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人们使用的技术是两种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

社会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如何更深刻、更合理地“发现”这些关系，是社会科学的使命；如何更深刻、更合理、更科学地设计和发明处理、协调这些关系的方式方法，是社会技术的使命。需要强调的是，人是联结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中介，人把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手段和中介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在这两种技术当中，社会技术是自然技术发生作用的现实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8]响。”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以自然技术作为手段，在满足自身和社会的需要时，常常也会伴随着生态的破坏、资源的短缺等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更好地改进和创新自然技术外，更需要不断地创新社会技术，以调整生产关系，为自然技术的创新、使用提供体制和规则的保障。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详尽论述了纺织革命的原因和过程。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这些机器的不断发明和改进，把以前需要由技术能手轻巧地运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的那些操作，由人用最简单的机械方式（转动手柄、踩动轮子踏板）所产生的运动转变成工作机器的精细运动；随着机器生产体系的继续发展，把从前各自独立的生产部门联合起来，“在工厂里把纺和织联合起来并形成一[9]个连续不断的体系”，从而开创了纺织业的真正发展史。

只有发挥好社会技术的功能，协调好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目的。也许你没有见到有形的社会技术，但就其以往发挥的改造社会世界功能而言，又有谁还能否认它的存在呢？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技术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社会技术作用的领域、作用的性质、作用的大小也各有不同。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10]的过程。”

显然，在由社会生产力决定（本体论意义）的社会技术中，经济社会技术与政治社会技术是互动的，但两者有着原生和派生的关系。从本体论意义来讲，“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11]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12]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如何应用、如何有效地应用是社会技术的功能，是社会技术在生产管理中发挥的作用。“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13]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必定又引发上层建筑的革命，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科技的发展，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进行社会革命，采用有效的社会技术。在微观领域中，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而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工人联合会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从而使人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具有二重性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首先，工场手工业的社会化生产体现技术的历史存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中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其二，工人的片面活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在这里，马克思认识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带来的重要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需要，同时，他还提出了社会保障的问题。无论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组织和社会发展来说，社会保障都是必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14]质前提。”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15]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马克思在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关系后，提出了工厂法问题。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中，工厂法的推行被人为地加速了。工厂法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雇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内容。工厂法的建立，迫使资本家采用更多的机器，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它像棉纱、走锭精纺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也是一项社会管理技术。

马克思在19 世纪 50年代末和 60年代初，论述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既包括科学的力量，[16]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社会技术）。“社会关系的含[17]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18]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他又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19]力。”“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20]量。”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自然技术才是生产力，只注重自然技术，从而忽略了社会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以致在提高“生产力的总和”上下的功夫不够。（三）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学术地位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显然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确实，自然技术是很重要的，它是人们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条件。这不仅因为它是人们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而且是“自然技术”发挥应有功能的前提，是人们解决“自然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态、资源等问题的重要条件。早在1980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中，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生产、服务一体化的大趋势和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全过程，提出了“要重视对社会技术问题的研究”。加拿大物理学家、哲学家马里奥·本格在《科学技术哲学》中，也提出了“社会技术”，并认为“社会技术”是解决社会问题（资源短缺、人口过剩、失业犯罪、不公正，等等），以维持社会系统稳定的关键。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较早地认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技术的哲学，并且提出了“政治技术”“社会组织技术”“社会心理技术”等概念。如果这些分析是合乎逻辑的，那么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学术地位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社会技术问题，进而到人与社会技术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空间上，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时间上，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不能把人理解为纯粹自然的结果，人的社会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一个标志。“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21]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的全部活动和享受的内容、方式、材料都是社会的。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统一。可以说人的社会、人的精神，都是人所特有的自然。社会、思想、意识、意志等都是人的合乎自然的行为。

马克思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社会史就彼此相互制[22]约。”人对于自然界的作用，占有的活动，在当时来说表现为“物质的工业”，“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23]理学”。人的本质力量正是在作用、改造自然的工业中显示出来的，对人来说，确实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所谓“人化的自然界”就是被人改造、占有、作用过的自然界，是被人对象化了的自然界，是纳入了人类社会活动之中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人化”的结果。“自然界的人化”过程，恰恰是人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人类创造“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并用以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绝不是研究自然与单独个人的关系，而是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考察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同时，绝不能忘记考察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研究人与自然技术关系问题的同时，绝不能忘记研究人与社会技术的关系问题。

首先，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第一自然和人工自然）是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因为狭义的技术体现人与自然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人类社会（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的产物）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有人与社会（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的产物）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其一，人类社会中的“人”是自然存在物（某种程度上的“第一自然”）。其二，人类社会中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就是“第二自然”。其三，人类社会中的“人的活动”，是第一自然（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人工产品）的有机结合。所以，人类社会也是自然。技术哲学研究人与技术的关系，就必然要把人与社会技术的关系问题包括在内。

社会技术中确实有哲学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世界、社会科学、社会规律、社会规则、社会技术、社会技术创新、社会工程等诸多范畴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都是技术哲学包括工程哲学无法回避的哲学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把物质运动形式分为五种，即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顺应”这五种运动形式，人类创造（发明）了机械技术、物理技术、化学技术、生物技术和社会技术。这种理解虽然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但是长期以来，技术哲学只研究人与前四种技术，即自然技术的关系，而对人与社会技术的关系往往视而不见。总之，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那么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也同样重要。自然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但自然科学只能解决自然“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的问题，而要真正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则必须通过自然技术这个中间环节。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哲学社会科学本身主要是认识世界、解决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的问题，要真正改造世界特别是改造社会世界，必须通过社会技术这个中间环节。没有社会技术，社会科学的所谓改造世界、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功能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技术哲学既要研究自然技术，又要研究社会技术。既要思考马克思的社会技术思想，又要深入挖掘马克思的社会技术思想。

从宏观角度来考察，如果说马克思一生的追求就是“重建社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么马克思给人类提供的就是实现这一追求的社会技术体系。因此，社会技术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就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二 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唯物史观视域（一）人的本质——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从“人”的问题到“社会”的问题而进行深入思考，并由此确立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正确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根本观点。同时，唯物史观又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我们就会承认作为社会意识的价值观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我们也就有了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为什么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理论武器，从而在根本上明确为什么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等等。

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从确立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到实际地探索阶级解放条件和途径的研究重点转向过程。近些年来，人的发展问题回归到了哲学视野，成为讨论的热点，一些论著已给予了人的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体系中一席之地，但不足的是，尚未在唯物史观中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维度。着眼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建构，人的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总体地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肯定人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基本价值维度的地位，从人的发展视角来诠释唯物史观，有助于在实践中确立和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理论上深度解读了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开辟了唯物史观当代建构的新路径。

唯物史观缘于对人的关注，这是由其创始人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决定的。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研究时，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要诚实和冷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历史研究持“价值中立”的旁观态度，正相反，其研究自始至终体现着对人类幸福、人的解放和发展执着的关注与追求。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明了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志向，这一志向贯穿其一生，包括理论研究。其对唯物史观的探求正是在这一志向促动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追求，一直激发着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创作冲动，引导着马克思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展开。他的研究一开始便紧紧地抓住了人这一“根本”，从关心人的角度来展开社会政治批判，逐步深入到经济领域的探讨，最后上升至哲学层面的分析。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出发点。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始终如一条基线贯穿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其社会历史认识的深化相伴随，它引导着社会历史的探讨，又随着社会历史认识的深入而展开。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唯物史观时，往往主要强调科学认识的方面，而淡化甚至忽视其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国外，萨特等西方学者在肯定唯物史观社会历史宏观解释上的创见及其意义的同时，却断定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空场”，认为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缺乏对人的关注，特别是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和研究。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认为，“唯物主义历[24]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同时既是社会一般规律性的观点，又是历史一般规律性的观点。这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怎样运动和社会在历史进[25]程中怎样发展的观点。这同时是社会的理论，又是历史的理论。”这一说法曾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普遍持有。国内许多论著和哲学教科书在界定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时，通常谓之“关于社会（历[26]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叙述唯物史观内容时，主要强调其科学认识的方面，如社会物质体系的构成、关系、作用、运动及其规律等，即使谈及人的发展，也只是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结果或体现，视为社会发展规律使然，而未能将其理解为唯物史观中与认识维度相辅相成的另一基本维度——价值难度。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还以对人的关注程度制造出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对立”。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文本表明，他们的关注重点往往不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而对社会有机体关注较多，因而社会技术思想比较丰富。这就引出了如下疑问。

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研究重点转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开始的。《形态》以人的发展为旨归，揭示了社会运动的机制和规律，分析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制约性，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指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这一转向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制定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提出了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表现为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矛盾是历史冲突的根源、生活（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等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二是分析了个人发展对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依赖性：“这些社会关[27]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个人对一定关系[28]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29]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三是阐明了个人发展与集体发展、个人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30]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31]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四是以人的发展为尺度，提出了消灭现存制度的任务：“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32]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33]“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34]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为确定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对人的发展社会制约性的理解，显示了变革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必要；《形态》从哲学地论证人的发展要求和目标，转入了现实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探究普通劳动者解放的条件和途径。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曾进一步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35]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形态》之后，马克思才将建构唯物史观的重点置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并致力于运用所创立的科学认识分析现实问题和指导实践，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便是这种转向的鲜明体现。这一转向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以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著称的卢卡奇也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按其真正[36]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37]度的本质。”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然而，这只是研究重点的转换，而并非研究主旨的嬗变。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追求，而是意味着其将这一追求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就马克思而言，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解放的追求，即是人的发展要求的展开和体现，是应对时代赋予的使命——为人的发展创造前提性条件。在人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做了他那个时代能够做的工作，更何况，他在中晚年时期也曾数次谈及人的发展，并多有新的思想闪光。虽然这些论述是跳跃性的，但却表明人的发展确是其不变的理念和追求。从本质上来看，人的发展追求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中从未“退场”，而是以某种潜在的方式一直“在场”。

由于研究重点的转向，由于科学认识上破天荒的开创性，以及由于后人因时间间距或时代境遇变化所引起的误读，唯物史观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维的社会历史认识理论，其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甚至遮蔽了。这种淡化，虽然事出有因，但只是在人的发展社会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具有合理性。在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人自身问题日趋突出的当代，在唯物史观中创造性地重续人的发展理想、结合实践需要和时代特征给予充分的展开和发挥，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要求唯物史观理论从科学认识为主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并重；要求人的发展思想整体性地复归于唯物史观，构成其基本的价值维度。

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价值维度，是时代和实践的需要。

就对人的发展影响而言，当代社会在两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社会制度背景的变化和经济文化条件的改善。在马克思时代，局限于经济文化水平和制度条件，人的发展问题尚不具有现实性。在我国当代，不仅制度性条件基本具备，而且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有了重大改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这将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良性模式，实现人的发展已成为现实的可能。二是“现代化问题”日趋突出。当西方国家步入社会现代化进程时，一方面，生产力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化问题”：传统价值观体系崩解，拜金主义盛行，金钱成为人的价值尺度，物质财富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个人需求定位片面，生存态度上重占有甚于重生存、重物质甚于重精神；功利原则和工具主义被推崇至极端，人生存的目的和意义被还原为一件件操作性的事情，人的存在扭曲化，成了片面的、“单向度”的人；科技的负面效应显现，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被不当运用而放大了人的破坏能力，并带来了一些社会伦理的问题；“更多即更好”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引起了资源和环境危机，威胁着自然和人类的持续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西方学者从人的存在境遇、价值选择、科技的双重效应、生活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做出了深度的反思。我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虽晚，但步伐迅疾。这一进程在极大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与西方相同或相似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既影响着人的发展，又由人的因素引起。这些被称为“现代化通病”问题的出现，从哲学层面来看，至少与现代化建设中以下关系的失调相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在上述几种关系中，对立的方面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统一的，但在现实中，二者又会有矛盾，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矛盾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是以人为目的，促进人的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逻辑和特点，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张扬科学精神，倚重工具理性，追求效率、效益和功利，崇尚经济指标，甚至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相应地，一些人文的、精神的、价值方面的因素被忽视或边缘化，作为目的的人本身被一些手段性的因素所遮蔽。从本质上看，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价值合理性的淡化或价值追求的式微。

制度和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及“现代化问题”的彰显，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也使关注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必要。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表明，人的发展理应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和目标。与此相关，在唯物史观中构建人的发展理论，已成为当代社会实践之必需。

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维度，又是唯物史观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确立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完整性，凸显其当代价值和丰富其理论内涵的必然要求。

以往对唯物史观是将唯物史观仅仅归结于社会历史认识，并将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物质体系和条件的运动。历史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史，在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然而，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却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并且，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既是人活动的基础，又是人以往活动的结果，同时还是人改造或创造的对象。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既成”性，只是相对于某一特定时代的人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某种先于人类活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38]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唯物史观之“唯物”，在于它承认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和物质条件对人活动的客观制约性，而并非将历史归结为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运行过程。同理，历史规律亦不能归结为物质条件和关系的运动规律。[39]历史规律在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是人在一定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选择、创造和超越的总趋势，是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制约人与人对其超越的统一。物质条件和关系的运行规律就蕴涵在人的活动中。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人为性，决定了历史观要注意“物”，更要关注“人”，要体现人的价值定位、价值取向和选择，非此，无从确定人活动的主体根据，也难以把握人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缺乏价值维度的历史观是不完整的，唯物史观理论应是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

以往对唯物史观是强调唯物史观的反映功能，而相对忽视其引导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唯物史观作为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不仅应认识历史之“实然”，更应预测和设计历史之“应然”，导向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为此，它不仅要反映历史的真相，分析和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社会发展的机制和趋势，也应设定社会发展的目标，探究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之理想。透彻地来说，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露端倪的当代，由于人类实践日趋增强的主体性，离开对人的活动动机、目的、需要、利益等价值因素的理解，便难以确定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性”。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40]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为使命的唯物史观，要揭示人的活动机制和规律，也应在此基础上确定人活动的价值取向，体现人的发展理想和愿望，引领社会的进步。

当代社会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要求表明，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维度，从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上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阐释，将拓展唯物史观发展和运用的新空间，凸显唯物史观的当代性，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价值导向力，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二）社会生活的本质——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以生产为基本实践形式（形态）的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石，是马克思哲学思维辐射的轴心，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钥匙。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一定意义上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范畴的理论功绩。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为人们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维。旧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诉诸的是一种单纯的直观，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对感性、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本质的把握。它不理解“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41]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不理解人的直观所指的对象，“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42]往才提供给他的”；也不理解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谓人与自然、“自然与人的对立”其实是人们习惯思维中的一种错觉，“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43]也就自行消失了”。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视野里，人所面对的感性自然界是一种“人类学的自然界”，它是“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44]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关系：无论从这种关系的生成还是发展来看都是实践的（当然不仅是实践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45]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其次，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为人们把握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思维。旧唯物主义用直观的思维方式面对社会历史中的“对象、现实、感性”时，呈现在其面前的是一幅仅仅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46]的眼睛”难以读懂的图画。如果说在对自然界的理解上“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47]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的话，那么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旧唯物主义则把对象、现实、感性视为人的思想的产物，把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看作是人与自己的思维产物的关系，只有“理论的活动”才是“真正的人的活动”。

最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为人们把握人的本质提供了新思维。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里，人的本质并不[48]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实践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把握人的本质，认为人怎样活动，人也就怎样。从本体论视角来考察，“实践”构成了人、人类社会之本，在实践中生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构成人的本质或者是理解、解释人的本质的“工具”。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创立，意味着对于人们在物质活动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甚至社会规律及其发展都应当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同时，它意味着对于人们的社会意识的生成与发展也应当从主体、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更进一步，马克思对实践范畴的理解至少包括批判的维度、建构的维度和改造的维度。

所谓批判的维度，就是关注整个观念的批判和现实领域的批判，强调“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这种批判应当是历史的批判、科学的批判、辩证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文化的批判甚至应当包括实践内在、外在程序与价值取向的批判。所谓建构的维度，就是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实践（生产）中诞生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的产物，社会的生成及其社会系统存在方式，本身是生产力和产业发展的过程，即自然成为人化的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社会实践是推动人类认识进步、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是从来如此，永远这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活动的社会有机体，关键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所谓改造的维度，就是“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49]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显然，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不是单纯地批判、建构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以往的实践的产物。

可是，实践的批判、建构和改造维度多年来被研究者们“遮蔽”了，其理论后果就是把“实践”范畴抽象化、理想化、绝对化了。“人们虽然反复强调感性的实践，但是其研究往往与实践的历史内涵、现实内涵和文化内涵相去甚远，往往热衷于争论：实践的本质规定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实践的功能是什么？实践的要素和形式包含哪些？中外实践范畴在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变化？”[50]仔细想来，对实践范畴的这种研究就像中世纪经院哲学讨论的所谓哲学问题，尽管研究内容有别，但其思维方式和思考路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不仅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路把马克思实践范畴研究引向深入，而且与极其丰富的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相比，在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比如，实践与理论在“活动”意义上是什么关系？生产实践和“革命”实践是什么关系？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是什么关系？实践成败与社会环境是什么关系？实践效果与社会管理是什么关系？实践过程与思维方式是什么关系？实践选择与社会文化是什么关系？特别是实践目标、实践手段、实践效能、实践结果、实践观念与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什么关系等诸多问题，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里虽然若明若暗地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但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比比皆是。人、社会是实践的存在，社会实践（不管哪个领域的实践）的是非成败决定人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的甚至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人类应当对实践，特别是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采取理性、科学、审慎的态度，对握有决策权或能够对重大实践决策产生影响的人来说，尤其应当把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及其两者的差异与统一。社会管理者在决定进行重大实践活动之前，需要深思熟虑地将拟进行的重大实践活动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中，进行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论证，充分考虑多种可能，不可草率行事。这种思维对于实践的批判、建构和改造维度都有方法论意义。

在这种思维、理论背景下，“社会工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就孕育而生了！“社会工程”缩小了“实践”的外延，丰富了“实践”的内涵，特别关注了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特殊世界，力求追问社会世界的建构和改造中的哲学问题，并致力于为其提供方法论支撑。（三）技术的本质——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如前所述，“实践”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哲学范畴，就实践本身而言，可以解析为实践目的、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过程、实践方案、实践效果、实践环境等。就不同实践领域而言，可以解析为政治领域实践、经济领域实践、文化领域实践等。就不同实践形式（形态）而言，可以解析为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社会关系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生产实践等。如何真正巩固和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成果，继续把“解释哲学”向“改变哲学”、“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历史转向向前推进，我认为关键在于对“实践”范畴的深入和具体的研究，而“实践”的物质支持是技术。

实践世界是一个人化的世界，而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谓的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这个人化的世界最为典型、最有影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活动形式就是工程。李伯聪教授认为：“工程、生产、劳动、实践这几个术语是近义词。这几个术语的含义和用法既有相同、相通、相近、相似、相交的地方，又有某些不同和相互区别之处。”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工程化的生产活动才是最[51]发达、最典型的生产活动。”按照这一逻辑，我们是否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工程”是最典型（从构成要素来看）、最科学（从现代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渗透来看）、最有力（从对当下社会支撑、牵动的作用来看）的实践活动。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人类的社会实践改造（建设）史，不啻是工程史，更多的是无数个工程项目承载和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史。“如果说第一次浪潮的财富体系主要是基于种植农作物，第二次浪潮财富体系基于制造东西，那么第三次的[52]财富浪潮体系就是越来越基于服务、思考、了解和试验了。”从人类财富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不同的文明时代有不同的工程（内容、规模、形式、手段、性质）来支撑，但基本趋势恐怕是工程性，即规划性、设计性、科学性、技术性越来越强。工程这种实践形态在诸多形式当中日益完备、典型，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工程是实践的转化形式，或者说实践在现代社会中主要采取了工程的形式以使人类适应、依赖、生产和改造自然界，进而达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那么，问题出现了：实践不仅仅是人类对自然世界适应、依赖、生产和改造，还包括人类对社会世界的适应、依赖、生产和改造；生产不仅有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有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类精神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所以，作为实践（生产）转化和典型形态的工程自然不能只是（有）自然工程，还应当有以适应、依赖、建构和改造社会关系为目标取向的社会工程。

首先，实践（生产）自身蕴涵着双重矛盾关系，即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其中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世界关系得以生成、维系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实践（生产）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单一的线性关系，即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就是一切了，而是要受到人与社会世界关系的状况、性质、水平的影响甚至制约。实践（生产）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这里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这里有物际关系，人际关系，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在这个系统中，哪种关系不协调，都会给实践（生产）带来影响，甚至破坏这个实践（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以，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53]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作为现实实践（生产）的充分条件，这些所谓“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阶段，它们有其自己特定的实现方式和存在形式。显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不是或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不是一个东西，就两者共同存在并发挥作用于同一实践（生产）系统中而言，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践方面或实践领域。

其次，在社会（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系统中，实践（生产）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片面的实践（生产），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领域、人的精神领域，包括人类自身繁衍领域等都是独立的实践（生产）领域，不能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取代另一个领域，而且不同领域的发展、演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与此相联系，人类对世界的改造也不单单是改造自然世界、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而且还要改造社会世界、精神世界，改造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改造人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的和谐共建。因此，工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就必然包括社会工程等其他工程领域、工程内容和工程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哲学视野中实现了实践（生产）向工程的转变、从自然工程向社会工程的逻辑转变。社会工程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体以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以社会技术为中介，改造社会主体、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其核心词是“科学”“技术”“理性”“过程”。其根本目的是将社会主体的本真价值目的嵌入改造社会世界的实际活动过程中，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换言之，社会工程不是在社会机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人为建构的产物。第一，社会工程是实践活动。社会工程不是纯粹的思想（尽管思想本身也是活动），而是现实的可以感知、经验、操作的实践活动。它既不是先验，更不是超验。第二，社会工程不是一般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社会工程。比如走路、吃饭、交友、唱歌等都是实践活动，但我们却很难说这些实践活动也是社会工程。第三，社会工程是人们改造、调整、协调社会世界、社会关系、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或者说只有涉及社会关系领域的实践活动才可能成为社会工程，而涉及自然领域的工程，如“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等虽然也是工程活动，但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工程。第四，社会工程是指那些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涉及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地区）范围、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换言之，那些“小范围”和“小系统”的实践活动，如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社区、一个机构的“改造、调整和协调”活动很难说是社会工程。第五，社会工程，特别是现代社会工程是在一定社会理论思想的“支配”下，以具有一定科学理性的社会技术为中介进行的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为逻辑前提，没有比较科学的社会技术作中介，那个所谓的社会工程不过是盲目的实践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沈珠江教授认为：由于世界分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工程”合乎逻辑地可分为“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前者不妨称为“硬工程”，后者不妨称为“软工程”，虽然工程的名称上属于硬工程，但把它推广到社会改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知识创新工程”“希望工程”等。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工程史。

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更，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54]态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多元的，人们所要建构和改造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社会改革”“社会变革”是必然的，不同领域的变革（改造、革命）方式是有区别的。因此，工程作为实践（生产）的典型形态也必然是多元的、有区别的。社会工程作为独立哲学范畴的创立是合乎逻辑的。诚然，中外社会发展史中的历次社会革命、社会改革，实际上都是对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部或个别环节的改革与调整，都是非常浩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正是这些社会工程的实施，冲破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进而推动社会向上、向前、向着更文明的方向发展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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