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Ⅱ——2016“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曾星明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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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Ⅱ——2016“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适合热爱纪实摄影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参考收藏。序　思想者的聚会王郑生“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序列中最重要的摄影活动之一，我们希望通过主办者、作者、推荐者、评选者的共同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中国摄影界具有崇高学术声望和专业水准的展览。

数年前举行的首届“徐肖冰杯”影展评选工作中，我们为这一影展确定了宗旨“影像关注社会，艺术传达思想”，并在关于影展的总体阐述中这样表达了对入选作者的希望：“我们希望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客观世界的观察者；他们是社会现实的记录者；他们是社会人生的思考者；他们同时还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历史进程的推动者。他们以冷静甚至略带冷峻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他们不仅仅是依据自己的喜好用相机采集着时间的片断，而是以影像为语言，力求真实地描述事物的本质；他们的摄影实践带着由思考而得来的自觉；他们在冷静观察的同时，热情地投身于社会生活，他们是建设者，必要时也会是战士。”

我们欣喜地看到，本届影展向我们希望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征稿规则与上届相比有较大的变化：聘请了几十位推荐委员，规定来稿必须是由至少20幅作品组成并符合规定的专题组照，必须提交主题阐述文章。规则上的这些改进，为确保这一影展保持“关注社会、传达思想”的宗旨和“专业性、学术性”的定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大量的投稿作品中感受到了中国摄影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感受到众多的摄影界同仁在认真地用眼睛观察世界，用心灵感受世界，用头脑思考世界，并最终将其观察、感受、思考的结果凝结为影像作品。

在对本届影展成绩加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存在的不足。许多来稿过分集中地扎堆扑向一些时下热门的题材，如环境污染、城乡拆迁、交通出行等，或者过分狭隘地理解征稿规则所指定的主题。即便是在经过评委会严格筛选之后所呈献在大家面前的入选结果中，上述倾向仍依稀可见。

希望摄影界同仁在关注社会、聚焦热点的同时，还应当更好地开掘身边的生活，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发现各种有价值的题材；更应当努力开掘自己思考的深度，努力追求做到“以影像为语言，力求真实地描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肤浅地停留于事物的表面。“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应当不仅仅是摄影者的聚会，更是思想者的聚会。在人境二三十个瞬间王文澜

当你举起照相机，你就开始用照片说话，你说得越真实，越生动，越深刻，就越有魅力，一图胜千言是我们的理想。

对于摄影师来讲，拍摄单幅作品，可以一图胜十言，胜百言，幸运的可以胜千言。而面对20-30幅的专题组照，则会是艰难的挑战。从这次上千位作者与上千组投稿来看，多数组照显得无从下手，思路贫乏，缺少条理，力不从心。组照不是图片的简单罗列，也不是形式的乏味重复。驾驭组照首先要有单幅创作的能力，先要讲好一句话，一段话，才有能力完成长篇大论。

许多来稿的拍摄状态往往是点到为止，见好就收，水平线定得过低，总是用各种客观原因开脱自己，结果就是第一个瞬间起点不高，后劲不足，缺乏串联其它瞬间的力量。本来一组图片打在屏幕上的时间非常短暂，打头阵的缺少吸引力，承上启下就失之平庸，收尾的又不知不觉，这样的组照不但说服不了评委，恐怕也难过自己这关。

在互联网时代，手机拍照踏平了摄影的门坎，带来了全民摄影的狂欢。许多初学者不经意间都能与好照片结缘，这就是拍照的偶然。组照则最能体现专业摄影难度的必然。专业摄影师不想被摄影大潮所淹没与淘汰，从现在开始确定一个或者几个长期拍摄的专题是必要的选择。在题材挖掘方面没必要舍近求远，要扬长避短就地取材。其实每个家庭都是理想的创作场所，爱人与孩子都是最佳的拍摄对象。当然，最熟悉的也是最难表现的，如何从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状态解脱出来，是每个摄影人需要经常面对的难题。

吸引眼球的场合都会吸引来扎堆的镜头，但突发事件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日常生活之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平淡无奇的状态。可以说，此次入选的20个组照都是在选题与拍摄方面的与众不同之作。

瞬间是时空断裂中充满自由的精神之点，我们在瞬间中遣词造句，顺理成章。每个组照都是被历史车轮碾过的碎片，是折射我们艺术灵魂的镜子。将寻常的题材变成不寻常的作品刘宇

我和这个影展很有缘分。六年前，我还在媒体工作。一位推委告诉我，中国摄协请了一帮很牛的评委，要做一个很牛的评选，问我愿不愿意试一试。很匆忙的选片，很意外的获奖，那是首届“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因为曾经参与，也就格外关注。除了学习了同行的优秀作品外，我记得中国摄影报用了几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那一届评委们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份报纸我一直保留至今。那次讨论至少对我具有很大启发性。几年下来，“徐肖冰杯”所倡导的“影像关注社会，艺术传达思想”的宗旨以及所评出的大量优秀作品对中国纪实摄影创作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在当下众多的摄影评选中，“徐肖冰杯”成为广大摄影人心目中认可度很高的品牌。

两年多前，我参加了第三届“徐肖冰杯”的评选，对比前几届的作品，我个人对本届评出的作品总体是满意的。其一，由于采用了推委推荐和自由投稿相结合的征稿机制，因而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有实力的中青年摄影师都参加了本次影展的评选，保证了影展参评作品的质量。也可以说基本代表当今中国纪实摄影的水平。其二，狭隘理解“在路上”征稿主题的作品少了。而诸如关注老年社会、城市候鸟家庭、淘宝进村、开放二胎、失独者、城市病等社会进程中的新现象的作品多了。尽管有些作品因为完成度的问题未能入选，但反映出摄影人的视野更加开阔，视角更加独特。

当然，在各类摄影评选中似曾相识的作品在整体来稿中仍不在少数，节庆活动、民俗表演、手工匠人、老街生活等常见题材，如果在表达上缺少新意，就很难受到评委们的青睐。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带有时代烙印的历史文化景观正在消失。这些年，一些严肃的纪实摄影家出于一种文化使命，追怀过去、保存历史。但也有大量摄影者不断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别人拍过的题材，当然可以去拍。但要有自己独特的阐释方式。摄影当然是看到，才能拍到。但很多时候，只有想到，才能看到。哪怕看到的一样，看出的也应该不一样。正如爱德华·韦斯顿所说“将寻常的题材变成不寻常的作品”。

我们常常听到成功摄影师的劝告：拍摄自己熟悉的生活是成功的捷径。这或许不错，但摄影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只要能享受摄影带来的快乐，即便像游客一样拍照也无可厚非。作品的优劣不一定取决于作者的身份是否属于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个生活圈。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严肃摄影家一定会在拍摄别处的生活的时候，找到自己，引起内心的共鸣。爱有多深，投入就有多深，了解有多深，表达就有多深。了解过去，比较差异，发现意义吴正中 李倩

吴正中是青岛市土生土长的摄影家，青岛财经日报资深摄影记者，在最近十几年时间里，他对青岛的街区、商业行为、时尚变迁、人民生活等进行了虔诚而质朴的影像记录，有温情，有讽喻；有赞许，也有批判。这些记录自成体系地构成了青岛市城市面貌和城市变化的影像志，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所在城市所保有的深厚感情。在这个选题越来越项目化的时代，吴正中对于青岛这座城市的摄影记录似乎永远是无心和随意的，但恰恰是这种无心和随意，造就了他的作品成为传统纪实摄影在城市影像记录方面有所建树的重要标本。

李倩：您出生在青岛、工作生活也一直在这个城市，能用一个概括的描述来形容一下您心目中的青岛吗？

吴正中：青岛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三面环海一面山，冬暖夏凉，气候宜人，是非常适宜人居的城市。但近三十多年尤其这十多年，在做大、做强、打造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下，这座秀气、典雅的小城变得面目全非——东部新城镶嵌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街道车水马龙；老城区内老建筑与新建的鸽子楼混搭；时常出现雾霾天气。尽管如此，我依旧十分爱它，因为是故乡。

李倩：您用相机关注这个城市有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您一直在关注的话题？

吴正中：近30年时间，我一直在拍青岛。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家企业宣传部门的干事，在从事对内对外摄影报道的同时，业余时间拍点青岛海水浴场风情、市井生活。1994年，我进入青岛一家媒体工作后，开始拍专题，比如小本买卖、郭素爱和22个弱智儿、婚礼走向海滩等。自觉、系统地拍青岛，是1995年先后认识了现为大众日报社图片总监的孙京涛和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的刘树勇后，他俩对我拍摄青岛的影响非常大。2000年，刘树勇教授在《中国摄影》第十一期上发表的题为“图像的社会学功能——从吴正中的《老青岛》说起”中所提的一些观点当时在业内引起巨大反响，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平时最常拍的是世俗生态，一直关注老青岛的变化。

李倩：很多摄影师都更愿意走出去，寻找让人们有视觉新奇感或是话题争议性的画面，而您选择在一个城市扎下去，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您作此决定？

吴正中：人的能力不同，性格不同，兴趣点不同，特别是价值观的不同，做事的取向、态度就不同。了解我的人说我是个执拗、不善变的人。我觉着或许因为经历乱七八糟的事太多的缘故，似乎更明白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所以选择做这件事和这样做这件事。

李倩：您入围首届“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的《青岛变迁》就是基于对一个城市长期观察、拍摄的典型例子。您是如何梳理出这条城市变迁的线索的？

吴正中：我开始是以专题的形式，拍具有老青岛特色的街道、社区、人群，比如“波螺油子”路、黄岛路，“崂山大院”、“小鲍岛”，“老青岛人”、“滑板小子”、“小本买卖”，等等。起初打算把这些专题以点面、纵横相结合的方式，组合成一部老青岛的影像文本。但是，2000年后，青岛开始拆迁，我便去抢拍那些即将拆迁的地方。但拆迁面积之大、速度之快，令人始料不及，许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深入拍就已经拆了。后来我就到曾经拍过的街区看，发现新旧反差太大了，于是拍了新貌，组织成一个前后对比的关系。所以我说“青岛变迁”获奖，应该感谢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使这些照片很快发挥了作用。

李倩：最难拍的莫过于平常生活，因为常常熟悉到甚至麻木。而您恰好是一直在关注所在城市世俗生态方方面面的细节，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触？

吴正中：拍好平常生活确实不易，但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现实中很多地方总是超出想象，很有意思。或许，我目前还尚存一点对现实生活的好奇，所以麻木的程度相对轻点。

另外，正确认识摄影很重要，不要拿起相机总是紧张兮兮地想着创作，心情放松了，反而有助于创作。影响摄影师发现题材以及能否持久做下去的因素很多，比如阅历、性情、想象力、好奇心、用摄影来做什么，等等。这是我的一点体会，说出来与大家共享。

李倩：对城市的关注也应当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成长的，就比如您的专题《面具》，很能体现当下现实。能谈谈您是怎么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吗？

吴正中：发现这个题材是2009年夏天，当时我去青岛第一海水浴场采访，发现有几位戴着面具游泳的妇女，感觉挺好玩，就顺手抓拍了几张。后来据青岛冬泳队队长李钧磊介绍，最早做面具的是队员袁学英女士（现已去世）。他说，早在7年前，从事服装工作的袁学英用下脚布料为队员义务做了几件游泳帽，用来遮头发。随后，受电影蜘蛛侠的启发，把泳帽子改做成面具。袁女士起初送给队友时，愿意戴的并不多，而戴的人被指责为出“洋相”。

2012年，我再次来到这，发现海边不仅戴面具的人多了，而且还多了些穿连体泳装的。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她们说是为了防晒，更主要为防小虫子和海蜇。（那几年，青岛浴场周边的单位随便向海里排放污水，搞得海水很脏。）我从浴场遭污染、游泳受影响的角度拍了个小专题，给了我的就职报社，报社不发。我只好以“青岛海水浴场现‘蜘蛛人’”为题，发到了微博上。

我主要想借此，讲述社会的发展和一些不可抗拒的客观自然规律与人的关系。容颜的衰老会让人感到岁月的残酷无情，但当人们普遍都戴着面具处世，则不免让人对这个世道失去信心。然而，当下社会恰恰就是这样。

体现当下现实，首先要了解知道过去，相比较才会发现差异，才能发现其中的意义。

李倩：以《面具》为例，我们也能看到有几位摄影师在拍摄同一题材。其实这也是不少摄影师在城市找主题时恐惧遇到的，认为这个话题被拍过了、发表了、不新鲜了，就没有拍摄的价值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吴正中：其实，同样一个题材，怎么拍，拍成什么，最终用它来干什么，摄影师都各自有考虑。在拍摄过程中发现他人也在拍，或是已经发表，如果在认识和表现方式上没差异，干脆放弃。尚若没拍，是我，就不拍了，类同太没劲，除非有需求。冬虫夏草薄高鹏

照片中的地点是四川省新龙县博美乡波罗村，扎西达瓦的家就在这里。这里交通闭塞，山下唯一一条南北路S217，北通四川省317国道上的甘孜县，南通四川省318国道上的理塘县，距离新龙县城35公里。

冬虫夏草在古时多部药典中都有记载，被最广泛转录的应是吴仪洛撰于1757年的《本草从新》中关于冬虫夏草的药用描述。入肺、肾经。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治膈症皆良……保肺气，实腠理，补肾益精。主治：肺虚咳喘，痨嗽，痰血，自汗，盗汗，肾亏阳痿，遗精，腰膝酸痛。

因冬虫夏草极其特别的形成特性与其生长地理环境恶劣，不易采集，又因当时交通情况所限更不易得到，并且古人当时对自然学科及医药知识掌握有限，所以在记载中多有对虫草夸张杜撰，这也成为近年来虫草价格炒作的卖点之一。广义上的虫草有上百种，而能作为药用的却只有一种就是“冬虫夏草”。因其目前市场价格高昂，优质的每500克可达几十万元，多有不良商贩用其他种类虫草冒充冬虫夏草，非专业人士基本分辨不出。

冬虫夏草主产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的上游。东至四川省的凉山，西至西藏自治区的普兰县，北起甘肃省的岷山，南至喜马拉雅山和云南省的玉龙雪山。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的产量大约占全国冬虫夏草产量的41%，青海省产量大约占全国冬虫夏草产量的33%，云南省和四川省冬虫夏草产量各占11%-16%上下。

2013年，我选择了在全国冬虫夏草产量相对较少，在本地区产量较高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做拍摄调查。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四川省是全国最大的多民族居住地之一，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地理环境及人文历史非常独特，这样可以在拍摄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在选择拍摄专题主要人物时也做了详细的考量，后来选择了居住在甘孜州新龙县博美乡波罗村的扎西达瓦一家。扎西达瓦从小失去双亲由其姨母抚养长大，姨母为抚养扎西今年50多岁还未婚配。扎西又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教徒，曾经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与姨母做朝圣者在外转经一年八个月，留下妻子及两个孩子在家留守。扎西在转经途中结识了一些国内外的朋友，转经归来后的几年经常在内地走动，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扎西不但成为了我拍摄的主角，也是我在拍摄藏族家庭生活与采集冬虫夏草过程中的重要翻译。

采冬虫夏草的季节是每年的4月底至6月底，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冬虫夏草就长坏了，被当地人称为烂草，没有了药用价值。在其他的季节里，扎西一家与很多普通的藏族农民一样，到神山、圣湖或者到寺庙转经，然后就是四处打零工，多在新建的寺庙或者建新居的家庭中做建筑小工，或者到山上采集各种食用菌、草药拿到当地收购市场上卖。前些年，藏族家庭中的孩子不少被送到寺庙中学习藏传佛教，做一个职业的喇嘛。孩子成人以后还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还俗。然而这一切随着冬虫夏草的价格炒作暴涨发生了改变。高昂的冬虫夏草价格不但给销售商带来了暴利，源头的采集者也有了不菲的收入。

扎西达瓦背着孩子在村子里的藏族碉楼遗迹上。波罗村坐落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山包上，有不少耕地，碉楼是古时藏族居民为防止外来入侵者所建的防御性建筑。

在我所调查的2013到2015年这三年间，每年4月底就会有超过6万人，最多的一年10万余人，进入四川省理塘县的大雪山里采集冬虫夏草，这两个月里他们创造了8亿多元的产值，而理塘县政府2011年给出的GDP是6.43亿元。每年全国的冬虫夏草产值是300多亿元。

扎西通过这几年采卖冬虫夏草的积累，从新龙县的大山里搬迁到了理塘县城，四个孩子都上了当地最好的学校。前几年他还准备把孩子送到寺庙做喇嘛，通过与外界越来越多的接触，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他说：孩子不能没有知识，上学是最好的选择。当然如果孩子愿意去寺院做喇嘛，他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毕竟家庭中有一个人做喇嘛是很荣耀的事情。他会鼓励孩子在完成学业以后到佛学院进行深造。再说现在冬虫夏草越来越少，越来越难采集，以前家里的附近山上就可以找到很多冬虫夏草，不用跑太远，现在他们不得不在4月份提前准备足够维持两个月的生活物资，翻过几座大雪山到无人区里寻找冬虫夏草，那里天气不好，也很危险，很多朋友为此摔伤，落下终身残疾，甚至失去生命。

扎西与母亲正在看电视，妻子拉姆一面与大儿子尼玛聊天一面喂刚出生3个月大的女儿德西拉姆吃饭。

2014年扎西通过四处拆借资金，从新龙县的山村里搬迁至四川省理塘县。这里相对于新龙县交通方便，公共基础设施完善，教育资源优越。但他也因此背上了近20万元的债务。

几年前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过度垦挖，雅鲁藏布江中游水土流失面积已达615万公顷，而河南省的耕地面积才有687.1万公顷。2015年5月CCTV13新闻直播间报道贵州某地山里出现“冬虫夏草”，3万多亩的森林遭到破坏。

多年的冬虫夏草价格翻涨，冬虫夏草经济已成为冬虫夏草产地的主要经济收入。不算以冬虫夏草为附加值生产销售的企业，全国有近百万的农牧民依靠每年挖冬虫夏草带来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政府依靠冬虫夏草带动赋税的收入。畸形的高价格，使得有着“软黄金”之称的冬虫夏草已陷入“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高原生态危机也令人担忧。当地政府也看到了这样的危机，正在试图改变，挖掘当地旅游业的潜在价值。然而随着旅游开发力度的加大，当地人文生态却又不得不做出妥协和改变。

夕阳下，嘉央拉姆正在打理院子里种植的土豆，理塘县农业主产青稞与薯类。

在采冬虫夏草营地的帐篷里休息时，扎西正在教妻子如何使用手机，这部旧的iPhone4是一位朋友送的（拍摄于2014年）。

还是那部旧的iPhone4，不过已经成为了嘉央拉姆最心爱的通讯工具（拍摄于2015年）。

嘉央拉姆与儿子躺在家里的草地上玩着手机，女儿德西拉姆拿着小雨伞自顾自地玩着（拍摄于2015年）。

扎西与嘉央拉姆在成都锦里古街，嘉央拉姆也学着网上流行的自拍，不过她的手机上没有微信，也没有其他的网络通讯工具，手机存满了她与孩子们爱玩的游戏，还有平时生活瞬间的照片。扎西带着今年采的冬虫夏草到成都的冬虫夏草收购市场，想卖个好价格，嘉央拉姆第一次来成都，以前她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去深山里采冬虫夏草。

手机已经成为这个家庭每位成员的重要物品，晚饭后玩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日常（拍摄于2015年）。

扎西用两百元给嘉央拉姆买了一套化妆品附送10张面膜，这是嘉央拉姆最奢侈的一次消费，敷上面膜的嘉央拉姆吓到了女儿，女儿对妈妈的这个新面孔感到十分恐惧。

在寺院供养酥油灯的藏族佛教教徒，他们认为酥油灯可以把黑暗与邪恶的东西驱除，使人们更加充满智慧，不在世间迷茫，对未来充满信心，很多“草民”会在采冬虫夏草前到寺院供养酥油灯，也会在采冬虫夏草的营地中供养酥油灯。

尼多正在等待快要临盆的妻子做身体检查，他的第一个孩子还有几天就要降生了，他明白孩子降生时他无法陪伴在妻子的身边，因为这两天就要准备进入大山里采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很多藏族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拍摄于2015年4月30日）。

2015年5月5日，尼多的妻子从产房里出来，抱着刚出生两个小时的女儿，扎西的母亲达瓦卓玛（右二）与尼多的母亲（右一）陪伴着。尼多这时正在100公里外海拔4800米以上的山里采集冬虫夏草，由于那里没有通讯信号，这个喜讯他还不知道。

扎西一家人已经把进山采冬虫夏草所需的必备物资准备妥当，拖拉机上的物资要维持六个人在大山里生活近两个月，包括帐篷、各种炊具、柴禾、酥油、面粉、大米、盐巴，等等，一应俱全。

理塘县318国道阿加沟段，等待进入大山采冬虫夏草的车队宛若长龙，2014年从理塘县境内进入深山采冬虫夏草的人数近十万之众，2015年由于冬虫夏草资源越来越稀缺，当地政府只允许拥有甘孜藏族自治州户口的人进入当地山里采冬虫夏草，此时也有六七万之众。

在赶往冬虫夏草营地的路上，扎西在一处雪山垭口抛撒龙达（一种印有藏传佛教经文的卡片），是用来祈福和超度的。

2013年，扎西从新龙县出发历经两天时间，翻越多座雪山来到理塘县村戈乡冬虫夏草片区，此时这里已经扎满了采冬虫夏草者的帐篷，他双腿捆绑着破烂的蛇皮袋以御寒和防止雪水沁透衣服。

进入横断山脉腹地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这里海拔5000米以上，天气多变，气候恶劣，大雪阻碍了装满物资的拖拉机前行。人们只能把物资扔在山下，把拖拉机用人力拖过雪山垭口，再把物资一件件搬运过垭口。

一位藏族女孩背着一大包牛粪走在回营地的路上，生长冬虫夏草的地带经常会有大批的牦牛经过，牛粪是藏族人采冬虫夏草期间重要的生活燃料，再配以从山下带来的木柴与营地周围找的干柴就可以维持到采冬虫夏草结束。

大雪过后一个孩子正在营地旁边玩雪。很多草民家庭会举家到深山里采集冬虫夏草，孩子留在家里无人照看，只能跟随大人进山，顺便还可以照看营地的帐篷，在营地周围找些冬虫夏草。

几位采冬虫夏草的藏族妇女在帐篷里休息，聊着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做一些女人们都喜欢做的事情。“草民”大部分会选择和家族亲戚共同居住在一个营地，这样可以预防不必要的意外发生。

大雪覆盖了植被，虫草也被掩盖，一群年轻人在空地上玩起了踢毽子游戏。

大雪逐渐融化，留守营地的妇女在附近的山坡上寻找冬虫夏草，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会选择去更远更高的山上寻找。

两位采冬虫夏草的人，冬虫夏草被掩盖在草丛下面极其难寻，需要趴在植物丛中仔细辨别，运气好的人一天能找到几十条，运气不好的有时一天一条也找不到。

一位妇女在展示她找到的冬虫夏草。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集，草民会把冬虫夏草汇集在一起，拿到理塘县的冬虫夏草市场上出售。如果价格不合适他们会选择存放在家里，或者暂存在可靠的朋友处，等待价格合适时再出售。

理塘县的冬虫夏草市场异常火热，理塘县冬虫夏草交易市场是川藏北线（318国道）上最大的交易市场，川藏南线是317国道。

冬虫夏草交易时人们还保持着拉手问价、讨价还价的传统方式，冬虫夏草的交易价格是保密的，只有买卖双方知道。◆评委评语

摄影师薄高鹏历时数年拍摄的这组图片，其影像采集方法有两点值得看重：一是，薄高鹏并没有漫无边际地将冬虫夏草采集者以及他们的劳作过程纳入拍摄视野，而是选择采集冬虫夏草的一家人作为观察与表现的个案，通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和具体的细节呈现，以精微而致广大，从而避免了对这一话题的浮泛表达。二是，采集冬虫夏草的具体过程与场景在整个专题的影像表现当中占有很小的比重，摄影师将更多的镜头用来描述从事这一生计的人群的日常生活，从而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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