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中南解放战争：1949～1950(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立昕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决战.中南解放战争：1949～1950试读：

东北野战军平津休整——林彪、罗荣桓忙得不可开交——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曲折——迎接中共中央进京——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四野“兵出湘鄂赣”——指战员的思想状况——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林彪反复强调团结问题——罗荣桓严厉批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北平高干会议的历史意义

1949年3月27日上午，北平城朝阳门内一所前清王府的大门两侧，疾速驶来几十辆美式军用吉普车。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中，300多位戎装整齐的我军将领敏捷地跳下车来，快步走进院内一间宽敞、华贵但略显陈旧的会议大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是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后的首次高干会议。此举，在四野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心中酝酿已久，只是他们过于繁忙，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近90万东野大军驻扎在平、津两市周围地区休整待命。平津前线司令部机关由通县宋庄迁进了北平。作为东北野战军、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最高军政首长，林彪和罗荣桓肩上的责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既要安排东野全军的休整工作，又要同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军委电商向江南进军的战略部署；既要组织进行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又要统筹领导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既要出面欢迎和接待陆续来北平的著名民主人士，又要为中共中央迁入北平作前期准备。两人每天都要处理一大堆千头万绪、迫在眉睫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

当务之急是迅速、妥善地完成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根据《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自1月22日起，傅作义所属部队陆续出城，开往三河、香河、顺义、良乡、涿县、怀柔等指定地点，听候整编。为便于改编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决定由双方共同组成“北平联合办事处”，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下专门处理有关改编事宜。随即在同傅作义反复磋商后，达成了具体的改编方案。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

受编的国民党军有：华北“剿总”总部，第4、第9兵团部，第13、第16、第31、第92、第94、第101军和重建的第35、第104军，全部兵力为2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坦克团、1个工兵团、1个通讯团、1个铁甲列车总队，连同地方部队，总计25万人。一下子改编如此庞大的国民党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经过一番紧张周密的准备，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出席了会议。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首先宣布了改编方案。其要点是：

第一，傅作义总部及所属之兵团与军建制均撤销，以师为单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

第二，待编部队之各级政工人员愿意留解放军工作者，先集中受训。

第三，人员处理：

1．愿留解放军工作者，适当分配工作，其本人与家属按人民解放军规定同等待遇。

2．愿学习者按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本人与家属按人民解放军规定同等待遇。

3．愿回家者，按：（1）回家均按原职发给三个月饷；（2）由北平到上海之车船票（包括家属）均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3）如家在解放区，回家后可以分得应得的一份土地，如本人系地主家庭，则按土地法大纲处理，只要今后遵守政府法令既往不咎；（4）参与北平和平解放，人人有功，回家后如再愿意到解放军[1]工作，我们欢迎。

陶铸宣布改编方案后说：采取以上措施，是因为参加此次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们，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并且给全国树立了一个[2]和平解放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奖励和优待。

接着，林彪、罗荣桓先后讲话。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改编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政治的改编。这就是要将蒋介石指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变为人民的军队，这就有一个根本改换立场的问题。”罗荣桓强调：“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在扼要介绍了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后指出：“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其本质和目的是依靠和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军队，实际采取的则是依靠特务监视、欺骗蒙蔽等等做法。”罗荣桓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发扬民主，关键是要看自己有无要求进步的决心。他宣布，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受编[3]部队，促使其进步，促使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最后，刘亚楼参谋长宣布了改编部队新的指挥关系与补给关系，颁发了独立师的新番号，规定25个独立师，分别编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兵团的编制序列。

这次会议标志着原国民党北平守军指挥系统的正式结束。2月26日，林彪、罗荣桓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公布了《关于北平候编部队改编后之隶属关系的命令》。次日，各受编部队开始归入新的建制，实现了与解放军合编的初步目标。这些部队由北平撤出时，据傅作义总部交出的统计是25万人，其中后勤人员约6万人，战斗部队19万人。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空额很大，再加上一些逃亡溃散人员，实际拨归解放军改编者约19.7万余人。

完成与解放军的合编，仅仅是改编的开始。要想在短时间内使这些刚刚走出敌对营垒的部队完全实现解放军化，达到从政治性质和思想作风上的彻底改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傅系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素称“能战之军”，解放战争初期奉蒋介石的命令，曾屡次对我军大打出手，嚣张一时。如今，从兵戎相见到放下武器，这对傅部官兵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傅作义将军更是如此，他戎马半生，饱经沧桑，处此境地，不免郁郁不乐。特别是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林彪、罗荣桓1月16日的《致傅作义将军公函》后，他的心情更是不佳，激动、难堪之余写了一封致林、罗的信，表示他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人民惩处，请求指定看守所，他去投监。直到2月8日林彪、聂荣臻（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北平市市长）邀请他在北京饭店面谈并设宴款待他时，他的情绪才平缓下来。

其实，中共中央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和平解放北平的有功之臣，而且早在考虑让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月3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电报中说：傅作义“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2月5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再次指出：“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4]分必要。”

2月22日，是傅作义将军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从北平赶来的傅作义和邓宝珊（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一见面，毛泽东便用双手握住傅作义的手，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傅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公产公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他们的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毛泽东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傅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5]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这次会见使傅作义如沐春风，备受鼓舞，从此重新振作起来。他回到北平后，对前来看他的旧部详述这次难忘的会晤，传达毛泽东接见时讲的话，并说：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道上来了。勉励他们从今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听共产党[6]的安排和好好工作。

有了傅作义将军的默契配合，事情自然好办得多。但是真正解决问题还要有一个过程。我军开始派干部进入傅部各部队工作时，仍然遇到了极少数高级军官及坏分子的抵制。对此，四野前委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里写道：“他们抵制的办法：（一）不公开拒绝我们派干部，有的还表示欢迎我们派干部，但他们对我们派干部进去不负安全保证责任，说什么部队情绪不安定，士兵不受约束，他们自己也管不了的话，推卸责任，达到实际上的拒绝。（二）我干部进去之后，用各种卑污的办法恫吓他们，想把他们吓走。我四十七军宣传队去十三军二九七师演戏，坏分子向舞台上投手榴弹，当场炸死我十二个同志，三十九军宣传队在二〇五师演戏，台上演戏，台下投石头，台上叫共产党万岁，台下喊打倒共产党拥护蒋介石。我干部为士兵讲课时，用机枪朝天扫射。在我干部住室附近乱打枪，把活埋某某字条贴在我干部房门口。如此等类的恫吓，不一而足。（三）恫吓士兵。不准士兵同我们干部接近，开会不准士兵发言，禁止单个人员与我干部谈话，使士兵与我干部隔离。（四）给我干部出难题目，如在课堂上提出‘苏联是否侵略中国？为何搬中国机器？为何不交还旅大？’‘毛先生的土改政策是否叫穷人到处杀人拆房子？’‘解放区婚姻制度，为什么是抓阄配对’。（五）造谣言，给士兵制造顾虑与幻想，如说什么‘日本在东北出兵了，美军已在青岛登陆，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刘伯承的十二个纵队已被一个原子弹炸光了’，‘等两个月就要大变化，不要把帽花扔[7]掉，中央军来了戴上帽花就又成了中央军’。”除此以外，还发生了数起集体哗变事件，人数最多者五个连，少者有一个排。

针对棘手、复杂的局面，林彪、罗荣桓领导下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及时采取了各种措施。首先是责成受编部队的高级军官，必须对派进去的解放军干部安全负完全责任，不得不负责任。对于捣乱者必须查究，实行捣乱者严惩，杀人者偿命，阻碍工作者一律撤职。同时要求进驻干部们必须力持镇静，不可因此惊慌，轻易离开自己的岗位。实行了这些办法之后，少数反动军官的嚣张气焰很快被打了下去，部队的情绪安定下来了。其次是分批调出国民党军官，实行集中训练。原则上可以留去自由，愿留者继续训练作进一步的改造，不愿留的，可在短期训练后礼送回籍。与此同时，调出一批，我军干部即插进一批。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选择与训练，立场坚定，在复杂环境中能够应付各种变化，善于团结士兵，以身作则的优秀干部。他们来到受编部队后，凭着自身过硬的军政素质和丰富的带兵爱兵经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赢得了广大士兵的信任和拥护。

41军121师361团教导员宋裕宽等同志的经历，可视为这场改造与反改造、教育与反教育斗争的一个缩影。41军的改编对象是傅部104军的309师。宋裕宽被派到其中的一个营当教导员，一同去的还有一位副营长和六七个连队干部。他们刚到该营时，国民党营长陈其溪等人出来欢迎，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最初，宋裕宽等人进行我军建军宗旨、建军原则教育，讲解我党的优良传统。广大的连队士兵感到新鲜，很喜欢听，排以上军官则有抵触情绪。紧接着，发生了接近我方干部的战士陆续失踪的怪现象。以至教育无法继续下去。宋裕宽等同志非常着急，他们分头到班、排了解情况，都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又发现陈其溪住处时常有小汽车从北平开来。宋裕宽设法接近给陈做饭的一个战士，用实际行动教育了他。一天晚上，这个战士跑来报告说：“失踪的战士，是被他们活埋的。陈其溪不是这个营的营长，是国民党特务。”

面对这些情况，宋裕宽十分冷静。他一面火速向军保卫部报告，一面和同来的同志们一起稳住敌人，顺藤摸瓜，搞清了这个营里潜藏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一个特务组织——华北特别站（亦称华北“剿总”技术总队），陈其溪是少将队长。他们一共有19名特务人员，企图长期潜入我们部队进行特务活动。当天晚上，气氛非常紧张，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们要有“行动”。宋裕宽等人随时作好应付突然变故的准备，枕戈待旦，丝毫不敢松懈。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军事先派去两辆大卡车埋伏在庄稼地里。待全营会操时（傅部会操不带武器），宋裕宽突然宣布，排以上军官到北平参加学习班，暂由我方来这个部队“参观”的干部接替他们的职务。这下子，陈其溪及其党羽傻了眼，当时便有人跪下来，请求人民宽恕。我方的保卫、公安部门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清查了特务分子，其余人员仍回原部队工作。

搬掉了压在士兵头上的石头，我军进驻干部的政治教育工作很快开展起来。被抓来当兵的穷苦人纷纷起来忆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国民党怎样欺压他们，反动军官怎样虐待他们。血泪的控诉使他们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认清了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随后，我军干部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对愿意留在部队工作的人员表示欢迎；对少数要求回家的，一律发给“解放证”和路费；对有病和伤残的，尽量给予医治。同时，由战士们民主选出了士兵委员会，实行三大民主等，一步步使这支部队发生了根本变化。改编结束后，我方干部要撤回时，全师官兵恋恋不舍，互赠纪念品。有的拉着他们的手情不自禁地说：“这两个来月，你们教我们懂得了为谁当兵、为[8]谁打仗。使我们好像换了一个人。”

就这样，经过一系列紧张工作，受编部队的思想转变十分明显，平均仅用二十多天时间，改编工作便告结束。只有蒋系青年军205师及94军第5师表现顽固，抵制较厉害，不得不拆散编制，允许青年军的青年经考试分散编入军政大学与教导团，强令第5师放下武器，分散编入我军。其他各部队经过这次整训，都成为我军的补充力量，参加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的行列。

傅作义部队的改编成功，为我军政治工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也为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此期间，国内形势又有了新变化。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挟淮海大捷之雄威，兵临长江北岸，南京城内已是“微闻炮声”。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即发表文告，决心“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并宣布“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销”。24日，他颁布八项命令：将全国各“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停止特务活动等。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希望尽快举行国共和谈。电报中说：“贵[9]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谈判基础，进行和谈。”实际上，这位手中并无多少实权的李代总统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表面上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幕后却在遥控一切。他在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不断接见其心腹将领，面授机宜，分兵布防，企图阻止我军过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毛泽东的眼睛。一方面，他为了减少战争给予人民的痛苦与损害，早日实现真正的和平，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他丝毫没有改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的电报中明确地说：“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10]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1月31日，也就是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一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会见了受斯大林委托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随后，毛泽东与米高扬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将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建立新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11]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谈话，意义极其深远、重大。

几天的会谈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毛泽东已经为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回国前，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赞叹道：“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12]人物。”

为了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共中央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林彪从北平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3月5日下午，毛泽东作重要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平津战役中出现的三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即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他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在依次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今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之后，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非常严肃地告诫全党同志：“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13]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的报告，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充分体现出了这位中国革命领袖的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激励与鞭策着每一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在随后几天的大会中，大家围绕毛泽东的讲话，联系实际，畅所欲言。最后，一致通过了全会决议，批准了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于1月14日提出的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次会议为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开完了会议，林彪当即返回北平。在他离开部队期间，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发的《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改各野战军番号事》的电令，已于3月11日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其主要领导人是：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副参谋长曹祥仁，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后勤部第一部长周纯全、第二部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陈沂。

第四野战军下辖2个兵团、13个军、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纵队、2个炮兵师、1个步兵师、1个战车师、1个骑兵师、2个整训师及6个后勤分部和南下工作团。总兵力（不含第50军）约88万人。

其序列是：

第12兵团（原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沛然（解方）。

第13兵团（原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第38军（原第一纵队）：军长李天佑，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梁必业。辖步兵第112师、113师、114师、151师。

第39军（原第二纵队）：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辖步兵第115师、116师、117师、152师。

第40军（原第三纵队）：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辖步兵第118师、119师、120师、153师。

第41军（原第四纵队）：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辖步兵第121师、122师、123师、154师。

第42军（原第五纵队）：军长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辖步兵第124师、125师、126师、155师。

第43军（原第六纵队）：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辖步兵第127师、128师、129师、156师。

第44军（原第七纵队）：军长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辖步兵第130师、131师、132师、157师。

第45军（原第八纵队）：军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邱会作。辖步兵第133师、134师、135师、158师。

第46军（原第九纵队）：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辖步兵第136师、137师、138师、159师。

第47军（原第十纵队）：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辖步兵第139师、140师、141师、160师。

第48军（原第十一纵队）：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辖步兵第142师、143师、144师、161师。

第49军（原第十二纵队）：军长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辖步兵第145师、146师、147师、162师。

第50军（在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步兵第148师、149师、150师、167师。

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萧华，政治委员钟赤兵。辖炮兵第1师、第2师，战车师，高射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

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寿轩，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伟。辖第1、2、3、4支队。

直属部队：辖步兵第165师，骑兵师，整训第1、2师。

后勤部：辖第1、2、3、4、5、6分部。

南下工作团：总团长谭政，副总团长陶铸、邵式平。辖第1、[14]2、3分团。

在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野战军便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手中的战略机动力量。如何使用这支令敌人生畏的战略力量？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电报中，就提出：“东北我军协同华北主力，于明年一二两月完成夺取平、津、张、唐任务，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长沙、常德、宝庆、衡州、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15]内；第二步夺取两广。”12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给林彪、罗荣桓、高岗（时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电报中又明确提出：“傅作义、阎锡山、杜聿明三部解决后，我全军应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16]然后以刘邓、陈粟两军出江南，以你们出湘鄂赣”。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对第四野战军的任务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于3月17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请你们按此时间标准，规定全军出发准备工作及出[17]发计划报告我们。”

军令如山。这时，距中央规定的出发期限仅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尽管向南方进军的各种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但林彪、罗荣桓还是感到不很踏实。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为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甚感忧虑。

平津解放后，东野指战员们从去年辽沈战役开始就紧绷着的战斗神经，总算得以松弛下来，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也随之产生。在连队中，普遍存在着为了自身荣誉和前途才要求进步的现象。有的立过功入了党的战士说：“革命眼看就成功了，要很好的保持自己的荣誉，功上加功。”未立过功未入党或立功入党只占一种的战士反映：“和我一块参军的，人家当了干部入了党，我还是个落后兵，真没脸见人家。”还有的说：“我现在还不是党员，等打到南京再入党吧，不然革命成功后没脸见人。”一些落后战士担心的则是家里亲人无人照顾，想老婆，将来南下离家远，不能通信等等，有的说：“中国革命成功了，还要打到美国去。”害怕吃苦的说：“中国从北边到南边，坐飞机还得十天哪！”“将来过江什么都不怕，就是走路抗不了。”存有侥幸心理的说：“北平敌人这么多都投降了，将来过江，解放军五大战场的军队集合起来，我看也不用打，即便打，这么多的队伍，偏偏就用着咱这个军这个师这个团吗？”至于那些先后补充进来的俘虏成分，较好的是为国民党抓去当兵不久，来我军后受到争取教育的感动，愿求进步，老兵则想回家，不好争取。据一纵统计，自1月15日到2月10日的25天中，部队逃亡450人，其中天津俘虏成分占60％，沈阳的俘虏占27％。

营连排级干部们的思想状态也相当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回家思想。平津解放后，几乎所有基层干部都有了回家看看的念头，有些人离家近，就说：“我一定要回家看看，上级叫回去也回去，不叫回去也回去”，“回家看看，就是过江也甘心了”。有的干部因家境凄惨，无人照顾，急着回家尽孝道，如152师一位组织干事，因十年没和家庭通信，地方政府怀疑他当了汉奸，致使他母亲流离失所，常年讨饭为生，该干事回家后情绪低落，迟迟不愿归队。475团侦察股长田发春的老母亲也在老家要饭吃，田股长思亲心切，一激动就说：“下江南谁愿去就去，反正我一到济南就回家去。”还有的大龄干部想回家娶亲结婚，或想接老婆到部队来。

二是对战争厌倦的思想。部分人表现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如说：“胜利快到了，打仗畏缩一下就过去了，就怕死在胜利这边，过不到胜利那边。”一些人对和平存有侥幸心理，对和平的认识缺乏阶级立场，认为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太高，惩办战犯一条可以不公开提出，认为蒋介石是诚心想和的，不然，他为什么下野呢，尤其惩办战犯一条，使人家办不到。另外，则表现在普遍怕苦，如说只要不走路，到美国去都可以，还说十年内战，八年全面抗战，三年解放战争都是苦，将来还是苦。大多数干部认为南方太热，受不了，水太多，怕淹死。476团一名副连长说：“在冀热察涨水时，可以上山，南方是一片大平原，涨水往哪里跑啊！”还有一种心理是怕打美国，战争无限期延长下去，有人问：“中国革命成功后，用不用再打外国？”“战争没头，蒋介石快完蛋，三次世界大战可能要打起来。”“美帝帮助蒋介石赔了本，将来会出兵捞本。”更有人认为一年左右打败敌人，从时间上说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尚大，长江阻隔，四川天险，路途又远，而且还有台湾可守。

三是个人前途问题。不少干部都在考虑，战争以后，自己作什么呢？尤其是年纪大、身体差的更发愁。有的人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将来不好工作；认为老干部无前途，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怕打残废后被精简，推了磨杀驴。如477团3连政治指导员说：“我一定革命到底，但要和毛主席订公约，他不能不要我，我也不许不干！”159师粮秣科长说：“胜利后自己的职业怎办，是否会有饭碗子？”

四是享乐思想。有的说，胜利快到了，应当吃好点，打仗牺牲了享不到革命胜利的福。许多干部要求改行，强调自己身体不好，工作能力弱，要求到地方上或后勤部门工作。一些人相互攀比，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上级坐小汽车，接老婆，他们再不会说两句漂亮话还得了！”“咱们干了许多年了，现在还没有理发员、司号员的津贴多哪！”“革命几年还不如工人吃得好穿得好呢！”“我们的团首长都有老婆，当然不想家了”，等等。

关于以上各种思想的反映，九纵159师475团曾做过一个统计：

全团连以上干部97人。

想回家看看的34人

胜利后退伍的5人

想找老婆的19人

想接老婆的5人

提出干不了的3人

要改行的3人

怕到江南的6人

企图开小差的2人

想自杀的1人

认为自己无前途的7人

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6人

怕复员的3人[18]

强调身体不好的7人

针对上述不正确的情绪和认识，各部队根据四野总部的统一部署，利用2、3月间整训时机，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时事教育活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元旦献词和八项和平条件两大文告，着重宣传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半途而废的思想，宣传敌人抵抗无诚意投降与反动势力必需斩草除根，宣传只有战斗精神的饱满与积极准备战斗，方可迅速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并联系部队思想实际与不良现象展开检讨与批判工作，克服和平松弛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同时为了将全体指战员的精神意志“引向南方，引向战斗”，各部队把许多人提出的结婚问题（干部要求放宽结婚条件，战士要求请假回家结婚）、休养问题、改换工作等等问题均予搁置，采取了“必需放宽者亦暂不放宽”的严厉政策。经过这些措施与教育之后，各种“有损斗志”且“潜滋暗长”的想法得到了及时纠正，部队基层干部[19]战士“南下思想已完全打通”。

那么，四野高级指挥员们的思想状态如何呢？这正是林彪、罗荣桓放心不下的问题。当时，由于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军队一天天扩大，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加上部队进城后面临新的环境，一些高级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不断发生，有的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在1948年11月曾经指示东北野战军注意纠正滋长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要作出一个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决定。但由于当时忙着入关作战，没有时间着手进行，而北平解放后，尤其是大军南下在即，这一问题如再不彻底解决，势必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障碍。现在，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作为思想武器，正好按中央的精神，在高级干部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在林彪、罗荣桓的工作日程表上，还排着另外一件大事：迎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为此，林彪、罗荣桓事先就指示后勤部做好准备工作，选择司机，保养车辆，保证沿途不出事故。3月20日，罗荣桓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领汽车团去西柏坡迎接。21日，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又找来沿途第四野战军驻区里的部队首长，当面交代任务，确定由连以上干部执勤、设哨，派部队控制制高点、交叉路口，距公路三四百米设隐蔽岗哨，停止电报电话通信等。罗荣桓说：“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23日，你们要把执行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由主要首长签名，派作战处长亲自送来。”[20]

如此慎重、周到的安排，结果自然是万无一失。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安全抵达北平。当天下午，林彪、罗荣桓等人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阅兵，检阅了战功卓著的第41军等部队。这次检阅极大地振奋鼓舞了四野将士，收到了平日一般政治教育活动所难以达到的效果。时任41军政治委员的莫文骅同志回忆说：“（受阅）部队返回驻地后，干部战士自动讨论起来。胸前佩戴毛泽东奖章的英雄们，发言非常热烈。他们说：‘我们戴上毛泽东奖章就很光荣，今天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朱总司令还给我们还礼，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回答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那些炊事员、饲养员更是万分激动。361团有个炊事员，家里祖孙三辈都是做饭的，他爷爷给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的部队做饭，爸爸给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的一个团长做饭，他在我们9连当炊事员。他说：‘旧社会，做饭养马，都是下三烂的差使，谁瞧得起咱？今天，毛主席来检阅咱，咱真光荣啊！’122师有个叫张二喜的解放战士，进北平前才换上我们的军装，接受毛主席检阅后，他高兴得前言不搭后语地唠叨：‘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五年，没见过师长的面，这才几天，就见着人民的领袖了。’细心的战士们，还谈了我们当时并没注意的一些细节，军里的警卫员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和咱们一样，穿着灰布军装，毛主席的大衣领都磨坏了。真是人民的领袖和人民同甘苦啊！’司机说：‘主席的大衣上还有补丁呐，那布鞋和咱们的一样，咱们有时还[21]因为装备不好，发个小牢骚，真不应该！’”

办完了迎接中共中央进京这件大事，林彪、罗荣桓总算可以腾出手来。他们决定拿出一周左右的时间，集中精力开好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3月27日，会议正式开始。林彪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及有关文件，并做了一篇长长的、题为《论团结》的报告。在报告中，林彪首先回顾了我党的历史和东北野战军的历史，开门见山地指出：“事实证明，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团结不团结，团结就能胜利，不团结就不能胜利。”

然后，他话锋一转，直入主题：“当前我们部队的各军师、团、营、连，凡是领导上团结的，他们的力量就大，工作就好；凡是大家闹问题，彼此怄气，你‘进攻’我‘防御’，就一定搞不好。反过来说，凡是工作搞得好的部队，一定是干部团结，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凡是工作搞不好的部队，不是因为干部能力弱，而是因为‘进攻防御’分散了精力。因此，任何人都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只要把部队工作搞好，那你就到哪里也吃得开，你就高明了；如果你们自己‘打内战’，工作就搞不好，仗就打不好，那就是你不高明，你在友军、群众、总部面前就吃不开，你在下级面前就没有威信。军队是战斗的组织，尤其是要团结，队伍愈大，越加需要团结。”

林彪接着指出：“要团结，当然要依靠许许多多的因素，但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毛主席在报告的结尾中，提到的反对骄傲，提倡谦虚；一是毛主席在结论中着重讲到的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制，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如果我们这次会议，能把这两个问题搞通了，那就可以说，我们这次会议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如同过去的双城会议在军事上解决了突破问题，哈尔滨会议解决了纵深战斗问题，东北局七七会议解决了发动群众问题一样。所以团结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之一，我们应当抓紧，在全党今后行动中求得贯彻，求得切切实实的效果。”

林彪在剖析部队中各种骄傲现象及其危害时指出：“毛主席讲的骄傲问题，是我们部队中很普遍的、经常的、千百次反复发生的问题，连、营、团、师、军，差不多常常发生（不是说每一单位都有）骄傲现象，缺乏谦虚态度，使干部彼此之间不能同心协力，不能愉快干工作，工作的力量是互相对消了。他搞那件事，你不出力，你搞这件事，他不出力，结果整个工作都搞不出名堂，这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有中央和上级领导，所以骄傲不是一个系统的一贯的问题，而是在个别问题上，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在事务性的问题上，常常发生，或者是由于整个形势胜利而骄傲，或者是由于三人五人中他的能力比较强一些而骄傲，或者是三人五人中他比较多做了一些工作而骄傲，或者是因看到人家某一方面有缺点而骄傲。这种骄傲表现在对人家的意见不尊重、抹煞、不加考虑，不很好去拥护对的东西；这种骄傲表现在做工作不同人家商量，自己一意孤行；这种骄傲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什么地方都要比别人优越；这种骄傲表现在态度上语言上得意洋洋，盛气凌人；这种骄傲常常是只吹自己而抹煞人家的作用，抹煞人家的功绩，不能够很好的批评自己的缺点，也就不能很容易承认人家的长处。这种骄傲对上级表现不尊重，上下级之间没有法定的正常的关系，对于同志对于同级对于下级，听不进正确的建议。这种骄傲在思想基础上，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只看到个人的作用很大，而没有看到上下级和同级的作用，目空一切，只装着一个‘我’，只看到自己的鼻子。特别是在今天胜利的形势下，我们自己如不警惕，如以功臣自居，就最容易产生骄傲，特别是我们东北野战军值得警惕，我们解放了东北，打下了平津，人民拥护我们，阶级敌人怕我们，捧我们的场，所以现在已经发生某些骄傲的现象了，可以嗅到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气味了。今后我们要加强视觉嗅觉，发现了骄傲的嗅味，就要进行斗争，克服掉它。”

林彪说：“我们过去打了胜仗，有功绩，起了作用，不承认这些是不对的，但是满足过去或作过高的估计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功绩到底多大呢？我们要很好的比较一下，把已做的和未做的比较一下，和自己以外的人民、友军、上下级的功绩比较一下，不要把历史的大家的功绩都放到自己的身上。如果看不到人民、友军、上下级的功绩，那就是‘五官不全’，是极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胜利，首先应看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应看到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决定胜利的环节。”

随后，林彪列举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以来历次关键时刻所作出的一系列非凡决策，得出结论说：“现在我们固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才不过是序幕，我们才只为整个革命事业打下了基础，在这基础上还要努力，不要满足于现状。要看到将来，要看到各方面的作用，这样我们才不会骄傲，才能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前进的作风，才能保持党内团结一致。”

在谈到反对个人包办、提倡集体领导问题时，林彪强调：“把问题摆在桌子上来商量，不要放在口袋里不让人家知道，但也不是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摆到桌子上来，都要采取报告、发言、结论等一套呆板方式，而是采取商量办法，连、营、团、师、军的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主任、参谋长要经常商量问题，但商量问题不在乎形式主义的很多人，每次只要有三五个人，商量二十分钟半小时或一小时就行，这样又节省时间，又能很自然的把问题讲出来，把意见集中起来。把问题神秘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大家不知道就齐不了心，就做不好。人民看你是英雄，那才是真英雄。我们要把集体领导的工作方式一直贯彻到连队支部中去，这是人民军队和别的军队不同之点。支部即是积极分子的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才能办好事情，所以支部也要常常找积极分子商量事情，才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我们要使每个连长政指都善于采用这个方式，办指导员训练班，也要训练这一条。只要是集体领导，那即是诸葛亮的领导，那里有集体领导，那里即有诸葛亮，小聪明的人是没有政治上的聪明的，那是没有用的，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以共产党人观点来看，一个人是不能成为诸葛亮的，天生的诸葛亮也是没有的，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要把大家当做诸葛亮，大家商量问题，那么我们每个连队就都可以有诸葛亮，就能把事情办好了。”

林彪进一步指出：“只有反对骄傲，提倡谦虚，反对个人包办，提倡集体领导，我们才能团结得更好，工作得更好。但是团结是不是一团和气呢？不是的！它里面是包含矛盾成分的。那矛盾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矛盾，为了团结而斗争，从团结出发而进行斗争，以达到团结。团结和斗争也不是半斤八两的，不是并重的，而是团结放在第一，斗争服从团结，这和对敌对阶级进行斗争有本质上的差别。但要进行斗争的问题，是有关整个革命利益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政策上、原则上、方针上的问题。如果在政策、原则、方针上错了，那就不能无原则的拥护，不能无原则的团结，因为那样实际上是破坏团结的，是会使革命失败的。对不正确的东西一定要斗争，迁就是机会主义，在这种时候团结的办法就是斗争，斗争的目的还是为着团结。对不正确的要进行斗争，对正确的应该拥护，是不能含糊的，是要有明确的政治态度的。并且对正确的要言行一致的拥护，过去有的人表面上拥护，心里想另外的问题，或者是故意曲解，那是不对的！如果对错的东西你也去拥护，那就是没有原则性。例如打仗，这仗该打的他不打，不该打的他偏去打，但你去拥护了他，这就是你错了，这就不是团结的态度，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像这些较大的问题，一定要有原则的负责的态度。另外，我们对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东西，事务性的东西，又可这样又可那样的东西，是可以妥协的，是可互相让步的。但如果长期在没有原则的事情上捣乱，成为一系列的一贯性的东西，也需要进行斗争，也不能迁就。但是通常在这些小问题上应该互相迁就一点。例如旅次行军早一点出发，或稍晚一点出发；行军的路程长一点或稍短一点，平时在一般的小问题上都可迁就，都应互相尊重、支持、让步，不要拆人家的台，这次你拆别人的台，下次人家也会拆你的台。中国有句老话：‘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就是这个道理。同志间如果有人摆出‘惟我独尊’的架子，人家是不会满意的，人家也不会去尊重他。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党的战斗力就会加强，工作效果就会提高。我们内部真正在大的方针上原则上是没有什么争论的，而往往是为了些小的问题弄得互相摩擦，那是没有阶级觉悟的表现，是不懂得要人尊重的最好办法便是尊重人家。今后大家一定要团结在一起，不要互相拆台，才能把事情搞好。”

林彪最后指出：“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要打仗、要发动群众、要管理城市、要巩固部队、要练兵。但一切工作都要通过干部去做，而干部的问题首先就是团结问题。团结的最好办法，一是彼此都很谦虚，不是张牙舞爪的骄傲；再是各单位的领导人要常常会商，凡是对的，大家就要赞成，就要互相撑腰，互相尊重，那么力量就大[22]了”。

3月29日，罗荣桓政委在会上作《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更为迫切需要。”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

接着，罗荣桓结合东北解放战争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尖锐批评了各种违反集中统一、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他说：在进军东北之初，干部来自各方，因领导思想不统一而形成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形成“七七决议”之后，领导思想统一了，但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北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马匹、武器行不通，如1947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3 000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经过1947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以至到辽沈战役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敌军五十三师‘起义’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自行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要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作自我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罗荣桓进一步强调：为了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在新区，供应问题会遇到困难，这就要防止乱抓乱要。在打了胜仗之后，轻敌思想也是要严重注意的。他指出：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了，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故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账，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23]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戈尔洛夫有党性，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自[24]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林彪、罗荣桓的报告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进措施，使与会的高级干部们深受触动与教育。在随后几天的学习讨论中，大家对照林彪、罗荣桓的讲话精神，联系个人和部队工作实际，深刻地检讨了自己以往在工作中的各种失误、问题及思想根源，开诚布公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普遍感到收获很大，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第四野战军关于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

第一、全军干部首先是团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应按级分组，利用南下空隙，学习二中全会决议，学习接管城市与农村的各种政策，从领导上打下统一的思想基础，并从而准备条件，使全军有可能由战斗队同时变成为工作队，是当前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求：每个兵团能担负一个省的工作，每个军能担负接管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每个师能担负一个专员区的工作，每个团能担负一个县的工作。而且兵团、军、师三级必须准备抽调成套的干部，建立新的军区、军分区及地方武装。

第二、检讨与健全党委制度，首先要求各级党委同志间的亲密团结，这是树立统一集中领导的重要关键。凡有关政策及原则性的问题，必须提交党委讨论，并在提出讨论以前，善于互相交换意见，使彼此了解情况，区别是否轻重，打通思想，以便在开会讨论前，易于求得共同意见，共同语言，作出决定。决定一经成立后，不论党委委员间的分工如何，必须共同支持，贯彻执行。这样才会有坚强统一的集体领导。对于重大问题，采取独断专行，个人包办，不乐意听取不同的以至反对的意见，或对于原则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明明有不同的意见，既不向党委同志谈，又不在党委会议上提出，而背后各执一套，各行其是，作“黑市生意”，互相攻击，互相拆台，这是党性不纯，违反统一集中的严重错误，必须坚决反对。

第三、转变“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与粗枝大叶的作风，要学习全面的总结自己的经验，接受新的事物。而不应满足于零乱罗列现象，或孤立看待问题的领导方法，这就不能搞好与提高统一集中的领导。因此要求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理论学习当作经常的重要任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