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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兰•巴迪欧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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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事件试读：

传说中的天堂鸟有很多版本。辞书上能查到的天堂鸟是鸟也是一种花。据统计，全世界共有40余种天堂鸟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有30多种。天堂鸟花是一种生有尖尖的利剑的美丽的花。但我更喜欢的传说，还是作为极乐鸟的天堂鸟，天堂鸟在阿拉伯古代传说中是不死之鸟，相传每隔五六百年就会自焚成灰，由灰中获得重生。在自己的内心里，我们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所引介的一批西方激进思想家，正是这种在布尔乔亚世界大获全胜的复杂情势下，仍然坚守在反抗话语生生灭灭不断重生中的学术天堂鸟。

2007年，在我的邀请下，齐泽克第一次成功访问中国。应该说，这也是当代后马克思思潮中的重量级学者第一次在这块东方土地上登场。在南京大学访问的那些天里，除去他的四场学术报告，更多的时间就成了我们相互了解和沟通的过程。一天他突然很正经地对我说：“张教授，在欧洲的最重要的左翼学者中，你还应该关注阿甘本、巴迪欧和朗西埃，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说实话，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陌生的名字。虽然在2000年，我已经提出“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但还是局限于对国内来说已经比较热的鲍德里亚、德勒兹和后期德里达，当时，齐泽克也就是我最新指认的拉康式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代表。正是由于齐泽克的推荐，促成了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开始购买阿甘本、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学术论著的版权，这也开辟了我们这一全新的“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之所以没有使用“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而是转启“激进思想家”的学术指称，因之我后来开始关注的一些重要批判理论家并非与马克思的学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甚至干脆就是否定马克思的，前者如法国的维里利奥、斯蒂格勒，后者如德国的斯洛特戴克等人。激进话语，可涵盖的内容和外延都更有弹性一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成为国内西方左翼学术思潮研究新的构式前沿。为此，还真应该谢谢齐泽克。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激进思潮呢？用阿甘本自己的指认，激进话语的本质是要做一个“同时代的人”。有趣的是，这个“同时代的人”与我们国内一些人刻意标举的“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的构境意向却正好相反。“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巴特语）。不合时宜，即绝不与当下的现实存在同流合污，这种同时代也就是与时代决裂。这(1)表达了一切激进话语的本质。为此，阿甘本还专门援引尼采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尼采自指自己“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他在此书“第二沉思”的开头解释说，“因为它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2)都被历史的热病消耗殆尽，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将一个时代当下引以为傲的东西视为一种病和缺陷，这需要何等有力的非凡透视感啊！依我之见，这可能也是当代所有激进思想的构序基因。顺着尼采的构境意向，阿甘本主张，一个真正激进的思想家必然会将自己置入一种与当下时代的“断裂和脱节之中”。正是通过这种与常识意识形态的断裂和时代错位，他们才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乡愁和把(3)握他们自己时代的本质。我基本上同意阿甘本的观点。

阿甘本是我所指认的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中重要的一员大将。在我看来，阿甘本应该算得上近年来欧洲左翼知识群体中哲学功底比较深厚、观念独特的原创性思想家之一。与巴迪欧基于数学、齐泽克受到拉康哲学的影响不同，阿甘本曾直接受业于海德格尔，因此铸就了良好的哲学存在论构境功底，加之他后来对本雅明、尼采和福柯等思想大家的深入研读，所以他的激进思想往往是以极为深刻的原创性哲学方法论构序思考为基础的。并且，与朗西埃等人1968年之后简单粗暴的“去马克思化”（杰姆逊语）不同，阿甘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反倒力图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生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更为深刻的批判性透视。他关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紧急状态”（国土安全法）和收容所现象的一些有分量的政治断言，是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要为之恐慌的天机泄露。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朗西埃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得意门生。1965年，当身为法国巴黎高师哲学教授的阿尔都塞领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潮向着法国科学认识论和语言结构主义迈进的时候，那个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朗西埃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一点，也与巴迪欧入世时的学徒身份相近。他们和巴里巴尔、马舍雷等人一样，都是阿尔都塞的名著《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1965）一书的共同撰写者。应该说，朗西埃和巴迪欧二人是阿尔都塞后来最有“出息”的学生之一。然而，他们的显赫成功倒并非承袭了老师的道统衣钵，反倒是因他们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反戈一击式的叛逆。其中，朗西埃是在现实革命运动中通过接触劳动者，以完全相反的感性现实回归远离了阿尔都塞。

法国的斯蒂格勒、维里利奥和德国的斯洛特戴克三人都算不上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人物，他们天生与马克思主义不亲，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还会抱有敌意（比如斯洛特戴克作为当今德国思想界的右翼知识分子，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在他们留下的学术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到阿甘本所说的那种绝不与自己的时代同流合污的姿态，对于布尔乔亚世界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激进话语。斯蒂格勒继承了自己老师德里达的血统，在技术哲学的实证维度上增加了极强的批判性透视；维里利奥对光速远程在场性的思考几乎就是对现代科学意识形态的宣战；而斯洛特戴克的最近的球体学和对资本内爆的论述，也直接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全球化的批判者。

应当说，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尊严倒地，良知与责任在冷酷的功利谋算中碾落成泥的历史时际，我们向国内学界推介的这些激进思想家是一群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严肃而有公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当前这个物质已经极度富足丰裕的资本主义现实里，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的他们依然坚执地秉持知识分子的高尚使命，努力透视眼前繁华世界中理直气壮的形式平等背后所深藏的无处控诉的不公和血泪，依然理想化地高举着抗拒全球化资本统治逻辑的大旗，发出阵阵出自肺腑、激奋人心的激情呐喊。无法否认，相对于对手的庞大势力而言，他们显得实在弱小，然而正如传说中美丽的天堂鸟一般，时时处处，他们总是那么不屈不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明证，内心的理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征服也是力量最大的东西，这种不屈不挠的思考和抗争，常常就是燎原之前照亮人心的点点星火。因此，有他们和我们共在，就有人类更美好的解放希望在！(1)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悲剧的诞生》（187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5）、《论道德的谱系》（1886）、《偶像的黄昏》（1889）等。(2) 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to Life”，in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 60.(3) ［意］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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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导论一

让我们以如下三个假设开始分析今天世界哲学的整体状况：1．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个被普遍承认的哲学家。2．尤其美国人，已经紧跟着数学、逻辑和维也纳学派的发(1)

展，用思想的装置（dispositif），保留了科学理性将之作为一

种思想范式（paradigme）。3．笛卡尔之后的主体学说正在展开的过程之中，其起源可

以追溯到非哲学的实践【无论是政治实践还是关于“精神病”的

实践】，而以马克思【和列宁】，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名义所

代表的解释机制，已经与那些超越了代代相传的话语的诊断或斗

争运作交织在一起（intriqué）。

这三个陈述的共性何在？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指出整个思想时代及其所关涉的东西的终结（clôture）。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时代是由开启性的遗忘所主宰的，并提出要在他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中返回到古希腊那里去。英语界的语言哲学的“分析”潮流消解了大多数经典哲学命题，并视它们为无意义的东西，或者仅仅局限于语言游戏范围内的练习。马克思宣布哲学的终结，并在实践之中将之现实化。拉康提到(2)了“反哲学”，并将总体化的思辨归入想象界（l'imaginaire）。

另一方面，这些陈述之间的分歧也是十分明显的。科学的范式性地位，正如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一样【直到反对这种范式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版本】按科学范式组织起来，被海德格尔看成是形而上学装置（disposition）最后的且是虚无主义的结果，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保留了其理想，拉康本人通过使用逻辑和拓扑学重建了事件的数元（mathème）。马克思或列宁在社会革命的名义下，提出了解放或拯救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弗洛伊德或拉康看来，是悲观主义的怀疑论；海德格尔在面对这个观念时反过来预期着“回归诸神”，而美国人大体上（grosso modo）接受了代议制民主程序的一致同意（consensus）的环境。

如此，人们一般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思辨体系是不可考察的，让存在/非存在/思想结合【如果我们承认，自巴门尼德之后，这个结合正是所谓“哲学”的源头】在一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以用十分完备的话语提出这种看法。思想的时代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理解机制。

而在这个开启【这个开启的本质是对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是将自身展现为一场革命或一次回归，还是一个批判的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看法。

在这个关节点上，我自己的介入方式是在它之上画一条对角线（diagonale），在这里用这条线贯穿三个缝合的点，以此绘制出来思想的轨迹，而上述的三个陈述各自描绘出三个立场的其中一个：1．站在海德格尔这边，坚持认为像这样的哲学只能重新在

本体论问题上定性（re＝qualification）。2．站在分析哲学这边，会认为弗雷格-康托尔的数学革命为

数学设定了新方向。3．最后，应当认为，除非概念工具（appareillage）与内在

于【诊断或政治】实践过程之中的现代主体学说的理论-实践方

向相一致，否则没有概念工具是充足的。

这些轨迹导致了三个不同分期彼此缠绕在一起，在我看来，将这些不同分期统一起来过于武断，有必要从这三种方向中选择某一方向。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甚至有些混乱的时代中，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断裂和连续不能仅仅用一个词语来理解。今天并非是“一个”革命【或“一个”回归，“一个”批判】。我将以如下方式概括出析取出来的组织了我们的位点的临时性的多。1．我们是自古希腊和伽利略之后的第三个科学时代的当代

人。开启第三个时代的断裂（césure）并不是创造【像古希腊人

那样的】——对证明性数学的创造，也不是【像伽利略那样

的】一次决裂——即伽利略时代对物理学话语加以数学化。它

是一次改造（refonte），通过这次改造，数学合理性的根基的本

质揭示了自身，正如建立数学的思想的决定性特征一样。2．我们同样也是大写主体（Sujet）学说的第二个时代的当

代人。不再是去奠基处于中心的反思的主体，这种主体肇始于笛

卡尔并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事实上直

到胡塞尔和萨特那里】这种主体依然清晰可辨。当代大写主体是

空的、分裂的、非实体的和非反思的主体。此外，我们可以在一

个前提得到严格限定的特殊过程中设定其实存（existence）。3．最后，我们也是在消解了真理同知识之间的有机关联之

后的真理学说新时代的同路人。可以看到，在那之后，直到此刻(3)

为止，我所谓的如实性（véridicité）一丝不落地（sans

partage）主宰着一切，无论其多么奇异，说真理是欧洲【以及

其他一些地方】的新词汇一点也不为过。此外，真理问题跨越了

海德格尔的路径【他是第一个将真理从知识中抽离出来的人】和

数学家的路径【数学家们与了上个世纪末的对象决裂，正如他们

与符合一致决裂一样】，以及现代主体理论的路径【现代主体理

论用其主观的声音取代了真理】。

我的工作最初的主题——在这个主题的基础上，这种分期的关联是由从每一种意义中萃取出来的——如下：自古希腊以来，已经存在着存在之所为存在（l'être-en-tant-qu'être）的科学，这也就是数学的意义和形态。然而，唯有在今天，我们才用不同的方式去认识它。从这个主题出发，会得出哲学并非集中于本体论——本体论作为一个分支和精确学科而存在——而毋宁是在这种本体论【即数学】、现代主体理论以及它本身的历史之间而循环往复（circule）。当代哲学诸前提的复杂体（complexe）包含了在我最初的三个陈述中所提及的一切：“西方”思想史、后康托尔数学、精神分析、当代艺术和政治。哲学并不与这些前提相一致，也不会描绘出它们所属的总体性。哲学所需要做的是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可以把握这些前提在当下的共存可能性（compossibilité）。哲学在它自己的诸前提之中，作为一个独特且弥散的情势，以纯数学的形式来设定本体论本身，唯有如此，哲学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会让哲学从所有试图让哲学丧失自身根基的想法之中解脱出来。这正是对哲学的救赎，并将哲学带向对真理的关怀。

本书所使用的范畴，从纯多到主体，构成了思想的一般性秩序，而这个秩序可以贯穿整个当代的参照系而加以实施。这些范畴都有可能用之于科学程序，正如其可以用之于艺术和政治的程序一样。他们试图组织一个关于这个时代要求的抽象视野。二“数学即本体论——即存在之所为存在的科学”，这个【哲学性】陈述照耀着思辨舞台的光的轨迹，我已经在我的《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一书中，通过纯粹而单纯的假设来对这个舞台进行了严格限定，这个假设就是“曾存在过”某种主体化过程。我心中牢牢记住这个主题与本体论的共存可能性，因为“老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力量（force）——绝对是羸弱不堪（faiblesse）的力量——停留在它的一个假设之中，即在辩证法规则的一般形式下可以共存，即是说，在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之间存在的同型同构的关系。这种【黑格尔式】的同型同构当然是十分顽固的。当我们和(4)普里戈金（Prigogine）一起在原子物理学中仍然战斗着，试图寻找辩证的微粒子（corpuscule）时，他不过是一场并不太严酷的战争中的幸存者，也在斯大林主义国家的野蛮的律令下存活下来。自然及其辩证法对所有这些东西无能为力。但主体-过程与在存在中可以宣告【或已经宣告】的东西保持一致，对于你们来说，那里困难重重，此外，我谈过一个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向拉康提出的问题：“你的本体论是什么？”我们的这位狡黠的大师用一个指向非存在的暗示做出回答，它可以被很好地判断，但十分简要。随着岁月而增长的沉浸于数学的拉康也指出，纯逻辑就是“本真（reél）的科学”。不过这个本真仍然属于主体范畴。

围绕着逻辑的困境，我探索了几载岁月——发展了对洛文海姆-斯科兰（Löwenheim-Skolem）定理、哥德尔定理、塔斯基定理的相近的解释——除了一点点技术上的改动之外，并没有超越《主体理论》的框架。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就会陷入逻辑主义主题的囚笼之中，这种逻辑主义的主题认为，由于逻辑-数学话语已经完善地确立其所有的意义的结果，那么逻辑-数学话语必然是形式的，这种主题还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去研究外在于逻辑-数学话语连贯性之外的陈述所考察的东西。我陷入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认为存在着一个逻辑-数学话语的参数，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去认为这个参数要么是通过抽象【经验主义】获得的对象，要么是一种超-感性的大写观念【柏拉图主义】。这是同一个困境，在其中，我们陷入被盎格鲁-撒克逊在“形式”学科和“经验”科学之间做出的区分之中。这二者均与清晰的拉康学说不相一致，按照拉康的说法，本真就是形式化的困境所在。我已经弄错了路线。

最后，一次偶然机会，在我对离散/连续的配对（le coup discret/continu）的文献性和技术性的研究中，我开始认为有必要去变革其根基，并形式概括出关于数学的激进主题。对我而言，构成著名的“连续统问题”的本质，就是要内在于数学思想之中去触及它的障碍（obstacle），在其中，恰好是不可能性构成了后者的范围。在研究了多与该多诸部分的集合之间的关系之新近研究的明显的悖谬之后，我得出结论，让我们可以从内部发现清晰可辨形象的唯一方式就是，对于数学而言如果我们首先认可那个多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透明的和建构的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界的东西，它的内在裂缝和困境都可通过理论来展开。

于是，我倾向于肯定，有必要认为，数学性的书写，即存在本身，在纯多的理论的领域之中是可以宣告的。似乎对我来说，一旦我们认为数学绝不是一种没有对象的游戏，而是从注定去支持本体论话语的严格的法则中抽离出某种例外出来，那么理性思想的整个历史就可以得到阐明。在对康德式问题的颠倒中，我们不再追问“纯粹数学如何可能”，而去回答，由于先验主体的存在，相反，纯粹数学就是存在的科学，即主体何以可能。三

所谓“形式的”思想的生产的连贯性不可能完全是因为其在逻辑框架上的理由。准确而言，它并非是一个形式，更不是一个知识型（epistème），亦非一种方法。它是一种独特的科学。这就是将它与存在【空】缝合起来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数学让自己疏离了纯粹逻辑，这一点确立了数学的史实性（historicité），确立了其连续性的困境，确立它令人蔚为奇观的分裂，以及确立了它永恒被认识的统一体。在这个方面，对于哲学家来说，决定性的决裂——在这里，数学家盲目地在其本质上进行宣告——是康托尔的创造。正是在康托尔那里，它最终才宣告了尽管数学“各种对象”和“各种结构”有着惊人的多样性，但它们都可以用某种有规则的方式，仅仅在空集基础上，将它们建构为纯多元。因此，数学同存在的关系的精要之所在的问题完全在于——对于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公理性的决定，而正是这个决定让集合论得以合法化。

这个公理体系本身也陷入危机之中，即便科恩（Cohen）已经确立策梅洛-弗兰克尔体系（le système de Zermelo-Fraenkel）不可能确定连续统多元的类型，这仅仅强化了我的信念，即某种完全尚未被关注的东西在那里至为重要，这涉及语言的力量，即关系到是什么可以从数学上表达存在之所为存在。我发现反讽的是，在我的《主体理论》中，我使用了数学语言的“集合论”上的同质性，将之作为纯粹的唯物主义范畴的范式。此外，我看到，“数学＝本体论”的论断会带来不错的结果。

首先，这个论断将我们从对数学根基的神圣研究中解放出来，因为数学学科的必然性本质直接是由它所宣告的存在本身来担保的。

其次，它解决了同样古老的问题，即数学对象的本质。是理念对象（objets idéaux）【柏拉图】，还是从感性实体中抽象出来的对象【亚里士多德】？或内在固有的理念（idées innées）【笛卡尔】？还是在纯粹直观中建构的对象【康德】？抑或在有限运算的直观之中【布(5)劳威尔（Brouwer）】？或书写的传统【形式主义】？或构建可递的(6)纯粹逻辑、套套逻辑（tautoligie）【逻辑主义】？如果我在这里展现的论断得以成立，那么，事实上就是不存在数学的对象。严格来说，数学并不展现任何东西，也没有构筑一个空洞的游戏，因为除了呈现本身——即大写的多——之外，它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展现，因而就绝不可能采用对-象（ob-jet）的形式，而这正是在存在之所为存在基础上的所有话语的一个前提。

第三，从数学“应用”到所谓的自然科学【那些科学在不同时代，激励着去研究他们成功的基础——对于笛卡尔或牛顿来说，上帝是必要的；而对于康德来说，是先验主体；在此之后，问题不再被(7)严格地实践，除了巴什拉（Bachelard）在其视野中仍然保留了建构性的东西，还除了语言层级化的美国学派】，如果数学在任何情况下就是一切的科学，亦即正如其当下所是一般（en tant qu'il est），那么这种分类马上变得十分清晰。物理学本身，进入呈现之中。物理学还需要别的什么学科，但它与数学的共存可能性，就是该原则的实质。

很自然，对于哲学家而言，这一点也不新鲜，即他们必须去思考数学实存与存在问题之间的关联。从柏拉图【无疑源自巴门尼德】到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让其对数学的使用达到了巅峰，并穷尽了其结果】所经历的数学的范式性功能：康德向数学的诞生致敬，其指向了泰勒斯，即对于所有人类的救赎性事件【这也是斯宾诺莎的观点】；然而，这是所有试图接近自在存在（l'être-en-soi）的途径的终结（fermeture），而正是自在存在奠基了数学的普遍性【人性，太人性了】。从那时往后，除了胡塞尔【他是伟大的古典思想家，尽管有些晚】之外，现代哲学【即是说，康德之后的哲学】除了历史的范式之外，不再被一个范式所贯穿，除了像卡瓦耶（Cavaillès）和劳特曼（Lautman）等几个值得尊敬且受到压制的例外之外，他们都摒弃了数学，将之交付给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的语言学上的智者派（sophitique）。在法国，必须说，直到拉康之前都是这种情形。

其理由是哲学家们【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单独开创了让存在问题富有意义的领域】已经取代了数学，自柏拉图之后，作为确定性范式的数学，作为同一性范例的数学被取代了：哲学家们逐渐担心由这种确定性或这种理想（idéalité）所关联的对象的特殊立场。于是，哲学与数学间的永恒且有一些偏移的关系：在哲学对数学的评价中，哲学来回摇摆于明确的理性范式的尊严，与它所把握的不名一文的“对象”之间。在同大写的自然、大写的善、上帝或大写的人进行比较时，数字和计算【这是坚持了23个世纪的数学上的“客观性”范畴】所具有的价值会是什么？除了“某种思考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其羸弱的对象点燃了证明性保障的火光】外，它似乎开启了走向关于另一种思辨的光辉总体的不那么游荡不定的确定性的道路。

最多，如果我们试图澄清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问题，柏拉图想象了一个存在的数学架构，一个理想数字的超越性的功能。他在规则多边形基础上重构了一个宇宙空间，在《蒂迈欧篇》（Timée）中或许可以读到这一点。但这个工作，将作为大总体（Tout）的存在【大写世界的幻象】与既定的数学状态结合在一起，只能产生出败坏的形象。笛卡尔式的物理学遭遇了同样的结局。

我所支持的主张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存在都是数学的，也就是说，由数学客观性所构成。这并不是关于世界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话语的问题。它通过历史生成的总体承认了数学，并宣布可以去表达存在之所为存在。它并没有将之还原为套套逻辑【存在就是其所是】，或者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不断向后延迟的大显在（Présence）的近似值】，本体论是丰富的、复杂的、不可能完成的科学，它从属于忠实性（fidelité）的严格限制【即在其发生中，忠实性的演绎】。像这样，在纯粹试图组织起将自身抽离于任何呈现的话语中，我们面对一个无限的且严苛的任务。

如下方式独一无二地开启了哲学上的积怨：哲学家们已经在形式上概括了存在的问题，这个命题若正确，那么并不是哲学家们自己，而是数学家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及我们曾对存在之所为存在的了解都是通过纯多理论的终结，并借助数学在历史上的弥散性来设定的。

罗素说过——当然，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事实上，除了某些白痴之外，也没有人曾经相信过他说的话，罗素当然并不是白痴——数学就是一种话语，在其中，我们并不了解谁在谈话，也不了解那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数学毋宁是唯一知道它在谈论什么的话语：像这样的存在，尽管对于这种知识来说，没有必要在内在于-数学的意义上进行反思，因为存在并不是一个对象，也并不产生任何对象。数学也是唯一的话语，众所周知，在这种话语中，我们拥有了一个完备的保障以及我们所说的真理的标准，在这一点上，真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那是唯一曾经遭遇过的项，而这些项是完全可递的。四

我知道，无论对于哲学家还是数学家来说，将数学等同于本体论的问题可能会有异议。

当代哲学“本体论”完全受到海德格尔之名的支配。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科学——数学与之无异——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核心，因为它在遗忘的失却中将形而上学空洞化，在其中，自柏拉图以降，形而上学已经奠定了其对象的保障，即对存在的遗忘。现代虚无主义和思想中立的主要标志就是科学技术的万能，而其导致了对遗忘的遗忘。

因此，这就是说，数学——在我看来，海德格尔仅仅只是在字面上提及了数学——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并非是开启通向原初追问的路径，也不是通向消散的显在的可能途径。不！数学毋宁是盲目性本身，大写虚无（Rien）的巨大力量，是知识对思想的封闭。此外，这正是柏拉图式形而上学体系的症候，与之相伴随的是作为范式的数学体系。像这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或许从一开始就说明了数学内在地发生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之间的伟大的思想“转向”之中。由于这次转向，那些处在开启与遮蔽位置上的东西变得固化——代价是遗忘了它自己的起源——在大观念的形式中，它是可以操纵的。

因此，与海德格尔的争论将同时在本体论和数学本质层面上发生，那么最终就是哲学所标示出来的东西会在“原初的古希腊”的层面上发生。这场争论可以如下方式开启：

1．在我看来，即便是在退却和去蔽的学说上，海德格尔仍然囿于我所思考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即仍然囿于作为赋予与天赋，作为显在和开启的存在形象，受制于作为提供一种近似轨迹的本体论形象。我将这种类型的本体论称之为诗性本体论，萦绕着大写显在的消散和起源的丧失的本体论。我知道在海德格尔解释中，从巴门尼德到(8)(9)勒内·夏尔（René Char），经由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Trakl）等诗人所扮演的角色。在《主体理论》中，当我呼唤着埃斯库罗斯和索(10)(11)福克勒斯，呼唤着马拉美（Mallamé），呼唤着荷尔德林和兰波（Rimbaud）进入到分析的节点（nœud）时，我试图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跟随着他的足迹。

2．如今，对于诗的类似物的诱惑——我承认，我仅仅是逃避了这个问题——我会反对彻底抽离于存在的层面，不仅仅反对抽离于所有的再现，也反对抽离于所有的呈现。我会说，存在之所为存在不会让我们以任何方式靠近，但只能让我们在它的空之中，将之与毫无生气的连贯演绎推理的粗俗（âpreté）缝合起来。存在并没有让自身消散在韵律和图像之中，它并不统治隐喻，这就是空洞推理的霸权。对于诗性本体论而言，像大写历史一样，它在显在溢出的困境中发现了自身，在溢出中，存在隐匿了自身，这就必然会取代数学本体论，而在数学本体论中，通过书写，无法辨识和未能呈现的东西可以得到实现。由于这是一个存在之所为存在的问题，无论在主观上付出多大代价，所以哲学必须要在康托尔、在哥德尔、在科恩那里，而不是在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策兰那里，去设定关于存在的话语谱系以及关于其可能的本质的反思。

3．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古希腊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让哲学得以诞生，毫无疑问，这个历史事实可以涉及存在问题。然而，我们并非在迷云密布和诗性的碎片中才能解释其起源。在印度、波斯或中国，同样可以十分轻易地找到类似的句子，这些句子在诗的张力之中宣告存在和非存在。如果哲学——这正是关于设定的布局，正是在那里，将存在问题与所发生的关键问题衔接在一起——诞生于古希腊，这正是因为在那里存在着用演绎性的数学建立起来的本体论话语的必然性。正是由于哲学-数学的纽结——即便在巴门尼德的诗中，是他使用的反证推理让哲学-数学变得可以理解——让古希腊成为哲学源头，直到康德那里，哲学-数学的结合都界定着其对象的“古典”维度。

基本上，对于数学完善了本体论肯定会让某些哲学家感到不安，因为这个问题绝对取消了他们保留在这种话语之中的中心地位，即消解了他们同一性的最后的庇护所。事实上，今天的数学不需要哲学，于是我们可以说，关于存在的话语继续“自娱自乐”。此外，这个“今天”的特征是由集合论，由数学化的逻辑，由范畴论和论题（topoi）来决定的。这些方面的反思性和内在于数学的成就，足以去保障其存在的数学——尽管数学仍然十分盲目——并推进了其发展。五

危险在于，如果哲学家们一旦明白自古希腊以降，本体论还有另一个独立学科的形式，而数学家们对这种形式并不会欣喜若狂，那么，哲学家们一定会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我曾经历过怀疑论，事实上当数学家们在面对他们自己学科的启示时，我会带有自满式的轻蔑。这并非是一种冒犯，至少是因为我打算在这本书中所要确立的是：本体论的本质，就是要在对本体论的同一性的反思所遇到的失效（forclusion）中去推进本体论。对于某些实际上知道正是从存在之所为存在之中让数学的真理得到推进的人来说，从事数学——尤其是开创性的数学——要求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再现这种知识。若对其再现，即将存在置于某个对象的一般位置上，无论在本体论上的进行何种运算，都马上会破坏掉祛除客观性（désobjectivante）的必要性。美国人将那种态度称之为开创性数学家（working mathematicians）(12)：他们通常发现关于他们的学科的一般性思考是徒劳的和过时的。他们只相信与他们一切携手共进在最新近的数学问题上拼命努力的那些人。但是，当他们只限于去严格地描述出他们的运算的类性本质时，这种信任——这就是实现性的本体论上的主体本身——在学科上是非生产性的。它完全致力于特别的革新。

在经验上，数学家通常会质疑哲学家可能不太了解数学已经赢得(13)了说话的权利。在法国，没有人会比让·迪奥东内（Jean Dieudonné）更能代表这种精神状态。因为他对数学带有百科全书式的熟稔，也因为他总是提前提出对研究进行最彻底的改造，所以他是一位得到一致公认的数学家。此外，让·迪奥东内也是博闻广识的数学史家。每一次关于数学学科的哲学讨论都少不了他的身影。然而，他不断推进的主题【在事实方面，他是正确的】正是相对于活生生的数学而言的，哲学家们令人难堪的溃退逃离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他推理得出他们可以在话语中言说的东西都缺乏实际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兴趣主要在于逻辑和集合论的人【顺便说一下，比如我】来说更是如此。对他而言，存在着某些也已经终结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在第n层上提炼出来，他们仅仅是去玩弄基础几何学的问题，或者让他们自己致力于用矩阵（matrice）进行计算【他评述道：“用矩阵进行那些荒谬的计算”】。

让·迪奥东内因此在他唯一的规定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掌握现代数学活跃的素材（corpus）。他肯定地说，这个任务是可能的，因为阿尔贝·劳特曼（Albert Lautman）在被纳粹处死之前，不仅获得了这种天赋，而且比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数学家更深入地切入了引领着数学研究的本质之中。

不过，在迪奥东内对劳特曼的溢美之词中有一个明显的悖谬，即他是否比被他所谴责的、蔑视的哲学家们更赞成劳特曼的哲学陈述。对此而言，其理由是劳特曼的陈述并不是太激进。劳特曼从最新近的数学给出了几个例子，并将它用之于这些图示的超柏拉图式的视野。对他而言，数学在思想中实现了那些将要消失殆尽的东西，如辩证的大观念的过程，对于所有可能的理性而言，这都构成了存在的景象。在1939年之后，劳特曼毫不犹豫地将这个过程关联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物的辩证法。迪奥东内是否会准备纠正劳特曼的高端的思考，而不是一个世纪之后的那些“流行的”认识论者的思考？他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于是我问道：如果在数学家们看来，这甚至不能作为哲学结论正确的特别保障的话，那么数学知识的完善（exhaustivité）——当然在它自身那里是好的，且无论这种完善如何难以获得——对于哲学家来说究竟有什么用？

在根本上，迪奥东内对劳特曼的赞扬是一个贵族式的程式、一个骑士式的荣誉。劳特曼被认为是属于真正学者的兄弟会的成员。关键在于哲学停留在，并会一直停留在那种认知的溢出之中。

数学家们会告诉我们：去成为数学家。如果我们是数学家，那么我们为无须进一步让他们为现行数学思想的位点的本质而感到骄傲。在最后的分析中，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参照的数学，仅(14)仅停留在著名的“7＋5＝12”的深度上】对庞加莱（Poincaré）【一位数学巨子】产生了影响，庞加莱比劳特曼有着更多的哲学上的认知，而劳特曼触及他所处时代最为极致的东西（nec plus ultra），并被迪奥东内及其同侪们所发现。

于是，在我们的立场上，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去怀疑，当涉及哲学对那种知识本质的设定上时，存在的数学家们是否还有与之一样严苛的数学知识的要求。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完全是对的。如果数学是本体论，对于那些希望参与到实质性的本体论的发展之中的人来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选择：他们必须学习他们所在时代的数学。如果“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那么直接“作为一个数学家”就是正确的。存在之所为存在的新问题实质上不过是那些开创性的数学家【“他们是不知道所以然的本体论者”】所致力于的新理论和新定理，但这种所缺乏知识正是通向他们真理的钥匙。

因此，为了对在这里所使用的数学的用法进行合理的讨论，关键在于去假定数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等同关系的中心结论，这就是哲学原初就与本体论分开的原因所在。作为一种徒劳的“批判性”知识，没有人会让我们想象，由于本体论并不实存，而更是因为它完全实存着，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之所为存在之中可说的——以及曾说的——东西，不会以任何方式从哲学的话语中浮现出来。

结果，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一个本体论上的呈现，一个关于存在的论著（traité），这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论著：例如，让·迪奥东内令人生畏的九卷本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à l'analyse）。这样一种呈现的愿望，需要我们去推进最新近数学问题的【狭窄的】分支。若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是本体论的专栏作者（chroniqueur），而不是一个本体论者。

我们的目标是确立某种元本体论主题，即数学是存在之所为存在的话语的历史事实。而这个目标的目标就是将哲学配置到两种并非存在之所为存在的话语【两种实践】思考的关联上：一个是数学，存在的科学；另一个是对事件的介入性学说，准确来说，这正好设定了“那些尚不是存在之所为存在的东西”（ce-qui-n'est-pas-l'être-en-tant-qu' être）。“本体论＝数学”这一主题是元-本体论的：这排斥了它是数学的，也排斥了它是本体论的。在这里必须接受话语的层次化。对这个主题的证明决定了要使用某些数学上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是哲学规定的要求，而不是当代数学的要求。简言之，最重要的数学流派是这样的流派，即在它们那里，可以历史性地宣告，所有的“对象”都可以还原为一个纯多，它本身就建立在空集的非呈现基础上：这个派别就是集合论。很自然，这些片段可以读解为从本体论上缔造元本体论的特殊类型，也是一种离散的消除层级化的指标，事实上，它就是存在的事件性地发生。在后面，我会逐步讨论这些要点。此刻，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在本体论的发展中，正是非矛盾律坚持将这些数学中碎片（morceaux）看成几乎不动的东西——作为了理论上的装置，其中，它毋宁是一种代数拓扑学、函数分析、分形几何等等，与此同时，认为这些碎片仍然是独特的，并必然是元本体论问题的支撑。

因此，让我们尝试去消除这种误解。我不想用任何方式假装认为我所提及的数学领域是当今数学王国中最为“有趣”或最为重要的部分。很明显，跟随在其话语之后的本体论已经大大地超越了这些东西。我也并没有说，对于数理逻辑推理而言，这些数学领域并不处在奠基性的位置上，即便一般来说，它们发生在所有体系论著的开端处。开始即未被发现。正如我说过，我的问题并不是奠基的问题，因为那将在本体论的内在结构中去推进，而我的任务仅仅就是去指出这个位点。然而，我所肯定的是，在历史上，这些数学领域都是症候性的（symptôme），它们的解释纠正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数学只能得到它自己真理的保证，因为它组织了存在之所为存在允许它自己被描述出来的东西。

如果另一种更为积极活跃的症候得到了解释，那么我会对此心满意足，因为我们可以在可认知的框架中组织起元本体论的讨论。或许，或许……让数学家们成为骑士。

这样，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必须要说，这是一种明确的本体论问题的规则，这个本体论问题的规则在今天赋予了他们真正特有的运算的自由。对于数学家们而言，他们研究在本体论上的尊严，尽管对于其自身来说这些研究还囿于盲目性之中，但不能反对说，一旦从开创性的数学家的存在下解放出来，他们就会对发生在元本体论中的东西感兴趣，按照其他的规则，他们会走向其他的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不让他们信服，真理在那里至为关键，此外，正是在“存在的关怀”之下永远相信他们的行为将真理与知识分离开来，并让之向事件开放。这一切足矣，其愿望不过是从数学上推理出正义。六

如果“数学即本体论”主题的确立是本书的基础，那么它绝非本书的目的所在。无论这个主题如何激进，它所做的无非是为哲学划定特有的空间。当然，它本身就是当下数学【康托尔、哥德尔和科恩之后】与哲学【海德格尔之后】的累积状态所必需的元本体论或哲学主题。但其作用就是引入现代哲学的特殊主题，尤其“什么并非是存在之所为存在”的问题，因为数学就是存在之所为存在的守夜人。那么若说“什么并非存在之所为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非在（non-être）的问题，这有点操之过急，也的确有些贫瘠无味。正如我在这个导论中谈到的拓扑学所提出的那样，并非存在之所为存在的领域【这并非是一个领域，毋宁是一个片段（incise），或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毋宁是一个补充】是围绕着两个相辅相成且至关重要的概念而组织起来的，即真理和主体的概念。

当然，真理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早已出现在古代，或者在任何情况下，这对概念都封存了由笛卡尔所开创的第一代哲学现代性的命运。然而，我宣布，要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上重新激活这对概念：本书奠定了一个实质上后笛卡尔的，甚至是后拉康的学说，对于思想而言，这个学说，解开了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与真理的关联，并不是将主体定位为某种支撑或起源，而是定位为真理进程的片段（fragment）。

如果必须要将某一范畴看成是我的数学的一个标志的话，那么这个范畴既不是康托尔的纯多，也不是哥德尔的可建构性，亦非命名存在的空集，更不是事件，在事件中，什么东西并非存在之所为存在的(15)补充材料得以产生。这个范畴毋宁是类性（générique）。

类性一词，借助某种边际效应（un effet de bord）【在其中，数学为其奠基性的傲慢而哀伤】，我从一位数学家保罗·科恩那里借用了这个词汇。通过科恩的发现【1963年】，康托尔和弗雷格在19世纪末所开创的思想的伟大丰碑变得完善。逐渐地，集合论证明了他不足以承担系统地应用到整个数学机体之上的任务，甚至不足以去解决其核心问题，而在连续统假设的名义下，康托尔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在法国，这让布尔巴基小组获得了荣耀。

不过对这种完善的哲学解读让与所有哲学所希冀的东西的对立面(16)获得了正当性。我的意思是说，科恩的概念【类性和力迫（forçage）】，在我看来，将知识的论题至少构筑为像哥德尔在他所在时代的著名定理一样具有奠基性的东西。除了他们在专业上都十分正确之外，他们也彼此惺惺相惜，直至今日，这种专业上的正确性将他们仅仅限于高冷的集合论专家的学术圈之内。事实上，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秩序中，解决了不可辨识之物（des indiscernables）的问题：他们驳斥了莱布尼茨，并开启了以抽离的方式把握真理与主体的大门。

本书也力图让发生在1960年代初的知识革命【其途径是数学，但其反响已经延伸到所有的思想领域之中】变得广为人知：这场革命为哲学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如果在最后的沉思中【沉思31—36】，我详尽地考察了科恩的运算，如果我已经借用和采纳了“类性”和“力迫”之类的词汇，通过对这些词汇在哲学上的使用，领先了它们在数学上的表现，这就是为了最终认识科恩事件，并与之一起翩翩起舞，这仍然没有任何的介入和意义，在这一点上，在法语中，我们还没有任何实践、任何专业的实践。七

那么，我所谓的类性程序【共有四个：爱、艺术、科学和政治】就是对真理的理想追问（récollection）与这种追问的有限样态【即用我的话来说，主体】所触及的东西。类性的数学提出了对存在范畴【多、空、自然、无限……】和事件范畴【超-一、不可决定之物、介入、忠实……】的彻底颠覆。它僵化了这些概念，这样，我们几乎不可能给出它的画面。相反，可以说，这注定就是不可辨识之物、不可命名之物以及绝对不确定之物的深刻问题所在。类性的多【一直均是如此的真理的存在】往往抽离于知识，无法定性且无法展现。然而，这正是本书最为关心的问题，可以证明，它或许就是思想。

在艺术中，在科学中，在真正【极为稀少】的政治中，以及在爱【如果存在着爱】之中所发生的东西就是那个时代不可辨识之物的光芒的降临，像这样，它既不可能是一个已知的或已被认识的多，也不是一种玄妙莫测的独特之物，而是在其多之存在中获得了集体的共同属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集体存在的真理。一般而言，这些程序的秘密要么指向了它们可以再现的诸前提【专业知识、社会知识、性知识】或者超出了它们大写的一的超越性的物【革命性的希望、爱侣的交融、诗性的出神（l'ek-stase）】。在类性范畴中，我提出对这些程序的当代思考，说明了这些程序既是不确定的，也是完美的，因为，在所占据的现有的百科全书式体系的缝隙中，这些程序浮现出（avèrent）让这些程序得以推进的位置上的共同存在（l'être common）、基础之多（fond-multiple）。

那么，主体就是这种浮现的有限样态。主体是具体地浮现。只有这些类性程序来支撑主体。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stricto sensu），除了艺术的主体、爱的主体、科学主体或政治主体之外，再无别的任何主体。

我们只能以十分粗略的形式来从本真上思考在这里被展现出来的是什么，首先要理解的是，存在如何被补充。真理的实存与事件的发生息息相关。但由于事件只能在介入的回溯中才能诸如此般地被决定，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复杂的轨迹，而这就是本书的如下组织结构所要重构的东西：1．存在：多与空，柏拉图/康托尔、沉思1—6。2．存在：溢出，情势状态，一/多，整体/部分，或∈/⊂，沉

思7—10。3．存在：自然与无限，海德格尔/伽利略，沉思11—15。4．事件：历史和超-一，什么不是存在之所为存在，沉思16

—19。5．事件：介入与忠实，帕斯卡/选择，荷尔德林/演绎，沉

思20—25。6．量与知识，可辨识【或可建构】：莱布尼茨/哥德尔，沉

思26—30。7．类性：不可辨识之物与真理，事件——P．J．科恩，沉

思31—34。8．力迫：真理与主体。超越拉康。沉思34—37。

显然，通过数学过程推理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在某个溢出点(17)上，去接触存在的症候式挠（torsion symptomale），而这正是永恒的知识之网中的真理。因此，可以理解：我的话语从来不是认识论的话语，也不是数学哲学的话语。如果是那些话语，我会讨论更伟大的现代认识论学派【形式主义、直觉主义、有限主义等等】。这里所引述的数学是为了让其本体论本质得以浮现。正如在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策兰等人的伟大诗篇中所引述和评述的大显在的本体论一样，没有人发现在这些诗的文本中所主张的问题被广泛传播且得到详细分析，在这里，必须允许我无须转向投入认识论的工作之中【那不过是海德格尔投入单纯美学的工作】，可以正当地引述和分析数学的文本。从这样的运算中我们可以期望的东西并非是数学的知识，而是一个决定的点，在这个点上，在相对于自身的暂时的溢出中，发生了作为一个真理的存在的言说——这个言说通常是艺术性的、科学性的、政治性的或爱的。

这就是时代的要求：引述数学的可能性是由于真理和主体可以在数学的存在中思考。请允许我说，对数学的引述，所有被考察的东西，比起那些诗人来说，在普遍意义上更容易接近，也更是独一无二的。八

与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秘密一样，本书是“三合为一”（trois-en-un）的。本书由37个沉思组成：沉思一词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笛卡尔文本的特征——理性的秩序【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沉思的发展在主题上都是自洽的，沉思所展开的方式，并不是对已确立的或对立的学说的驳斥，树立自己正确的立场。不过，读者很快会发现，本书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沉思。某些沉思的展开，已有的思想轨迹的有机概念的关联和展开。我们将之称为纯概念型沉思。其他一些沉思在某个独特的点上，解释了来自伟大的哲学史上的文本【按照顺序，有11个名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马拉美、帕斯卡、荷尔德林、莱布尼茨、卢梭、笛卡尔和拉康】。我们将这一类沉思称之为文本型沉思。最后，还有一些沉思基于数学【或本体论】的话语的片段。这些是元本体型沉思。这三种类型的沉思如何彼此相互依赖，又是如何在本书中编排在一起的？1．仅仅阅读概念型沉思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过于枯燥乏味。

然而，概念型沉思中数学即本体论的证明并没有彻底传达出来，

即便我们确定了诸多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但这些概念的实际起

源却仍然晦暗不清。此外，用于对哲学史进行颠覆性解读的适切

的工具，即与海德格尔相对立的工具仍然悬而未决。2．仅仅阅读文本型沉思是有可能的，但代价是会感觉到在

解释上的不连贯性，它没有为真正可以理解的解释留下任何地

盘。这种解读方式会将本书变成杂文集，可以理解的是，在某种

秩序上来阅读这些文本是有合理之处的。3．仅仅阅读元本体论型沉思也是有可能的，但数学上特有

的风险是，一旦它不再依赖于概念体系，那么就必须承认哲学解

释的断断续续以及其缝隙的价值。本书将会成为对集合论中少量

关键性片段的封闭研究和评述。

正如我所主张的那样，哲学是在整个参照系中的循环，如果我们通过所有的沉思来开辟道路的话，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过某些配对【如概念型＋文本型或概念型＋元本体论型】无疑都是非常可行的。

数学拥有一种特殊的威慑和恐惧的力量，我坚持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对此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在这里，没有预先假定任何不被关切（attention）的东西，这种自由的关切排除了先天的恐惧（effroi a priori）。所需要的东西仅仅是对形式语言的熟悉，我在本书的沉思3之后的专业注释中会详细说明其特有的原则和习惯。

和认识论者一起，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在论证中逐渐领会其用途，一个数学概念才能变得可以理解，我在这里重构了许多数学论证。我在附录中还保留了一些更为精细、也更具有启发意义的过程。一般而言，一旦太过专业的证明不再传达出一种有用的且超出实际论证的思想，我就不再进一步去论证。我将用到下述的五个数学“支柱”（massif）：1．集合论公理，用哲学语言来引入、解释和配合这些公理【第1、2、4、5部分】。在此，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困

难，其包含了所有连贯的思想。2．序数理论【第3部分】。同上。3．少量涉及基数的内容【沉思26】。我在这里进行得有些

快，因为在此前的部分中已经实践了基数的内容。附录4完善了

这些内容，此外，在我看来，我对它有着非常浓厚兴趣。4．可建构之物【沉思29】。5．类性与力迫【沉思33、34和36】。

最后的两个内容是至为关键的，也是更为本质性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上付出辛劳是非常值得的，我已经试图用一种呈现模式来开启所有的努力。许多专业性细节都放在附录里或者被忽略掉了。

我放弃使用了带有强制性的编号脚注体系：如果你的阅读被一个数字所打断，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放到一个实际的文本中，可以任意邀请读者去阅读这些文本呢？如果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给出一个回答的话，读者直到书的末尾才能明白我讲的是什么。对于错过了某个脚注，这并非读者的过失，而毋宁是我的过失，因为我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可以找到一个关于本书诸概念的辞典。(1) Dispositif是福柯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福柯将dispositif界定为“包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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