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群忠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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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人文大讲堂)试读：
第一章 铸民族文化道德之魂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1世纪，中华文化出现了复兴的曙光，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对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而言，价值规范系统都是其核心。梁漱溟先生说：“盖人类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此即是说，主要还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他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这里辨其不[1]同。”这种认识是文化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中华文化较之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更是一种道德本位的文化，或者说道德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灵魂与特色。中华文化是以人生智慧和道德智慧为核心的，它们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那么，什么是智慧与道德智慧？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在这一章要加以了解与探讨的基础性问题。[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3.
一、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如果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做一个最简要的比较概括的话，那么，一般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人文性、道德性的德性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倡导科学与理性的智性主义文化，而印度文化则是一种神性主义文化。1.道德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化的德性主义特点在文化的经典原创或所谓轴心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并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得以延续。李泽厚先生是这样描述这一特点的最初状态的：“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据了思[1]想考虑的首要地位。”
中华文化从其发端时起就体现出了一种人文性和现实性的特性。任何一种文化，从最初的形态上看都表现为神话和宗教意识，中华文化也不例外。中华文化在周代就有对祖先神的崇拜，而不是纯粹的对超越神的崇拜。祖先神既是神又是人。说它是神，因为它已经不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了，或者已经不是活着的人了。作为已经死去的人，被人们认为有某种与上天对话的神性。说它是人，因为它又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着血缘的联系。这种对祖先神的崇拜，本身就未能区隔神与人，这从一开始就给中华文化打上了现实性、人文性的烙印。
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一种人伦性的现实主义文化。孔子在其学生问到关于死的问题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说他连生都没搞清楚，怎么可以知道死呢？“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说明儒家文化不太关心人死后的超越的、神性的事，而更为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人伦关系、社会治道、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些是儒家学派所着力关心的问题。
如果说印度文化是超越的、神性主义的，那么，中华文化则是现实的、人本主义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比较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比较重视知识论的传统，是一种智性主义的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则较少关注纯粹知识性的问题，特别是外部世界的自然性的知识问题，而是非常重视人本的、道德的思考。儒家学派是一个道德学派，其思想特质是道德中心主义，蕴含了泛道德主义、道德本位或道德至上的思想。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德性主义特质。2.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从文化的诸要素的关系来看，中华文化是以道德为其核心的。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地把“道德气氛特重”列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2]中国的事实。”韦政通先生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也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本万殊’的理念，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道德。中国传统中讲道德，不像西方人讲道德只限制在人生的范围内，而是弥漫在文化的一切领域。因此，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理想是‘文以载道’，经济的理想是[3]‘不患寡而患不均’。其他如教育、法律，也莫不以道德为基础。”钱穆先生说得更加明确：“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由道德精神具体落实到政治。这一种政治，亦该是道德性的政治。再由政治控制领导着经济。这一经济，亦该是道德性的经济。至于文学艺术，莫不皆然，其最高领导者，还是道德精神。中国文化之最弱点，则在宗教与科学。中国亦有宗教，然宗教地位仍受道德精神之支配。如祭祖宗、祭圣贤、祭各地有功德之人物，乃至祭天地诸神，亦一切以颂德报功之道德意义为骨干。中国是以道德精神来[4]洗炼了宗教信仰，并非由宗教信仰来建立道德根据。”这几位学者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道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型的德性主义文化，其核心和精华体现为伦理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质，也是它对人类的突出贡献。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具有“以道德代宗教”的特点，儒家的学说是一种准宗教，发挥了宗教的一些基本功能。中国哲学思想也是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本体论、认识论都是相对薄弱的或者说是服从于伦理学的。就伦理与政治、法律的关系而言，伦理是政治、法律的基础，政治、法律以伦理为价值目标与评价标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法律伦理化。而所谓的伦理政治化是强调伦理为政治服务，政治是推行道德的主要手段。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也是用以保障道德实行的。艺术也是与道德相联系的，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通伦理也。”艺术要“文以载道”“诗言志”，乐教重在发挥“正人心”的作用。礼乐文明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行为规范，礼治秩序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情态，礼仪之邦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标识。3.道德至上是儒家学说的根本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华文化的德性特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由儒家塑造的。《礼记·大学》是儒家学说的一篇纲领性文本，其“三纲领”、“八条目”和其内圣外王之道很好地体现了儒家学说以道德为本的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这是儒家为学、修身和治世的三条根本原则，也被称为“三纲领”，即为学的首务在于弘扬我们人性中光明的道德，并将这种道德推己及人，亲近、影响民众，使人民日新其德，成为新民，从而达到社会和人生的至善境界。“三纲领”的总体目标的实现要通过“八条目”加以贯彻落实。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中，修身是关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过程和功夫，而齐家、治国与平天下则被看作修身的目的。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道德，或者说如果没有“内圣”，就不可能有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结果。道德是政治的基础，后者被称为“外王”，因此，儒家这种通过修养自己的道德并通过道德的推扩来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伦理政治之道也常常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伦理道德不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相较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其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也为儒家所推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正因为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学派，其学说的这种崇德特质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也具有了鲜明的德性主义特点，崇德向善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4.道德为本是国人文化认同和日常生活的灵魂
每一个生活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华文化，我相信下面这些话他都耳熟能详：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民族；修身为本，德教为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平日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之初，性本善；尽人事，知天命；百善孝为先；等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名人名言所包含的道德教训和人生智慧都为大家所熟悉。“二十四孝”的故事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关羽之义、诸葛亮之智、岳飞之忠是不论文化水平高低的人都知道的。这些名言警句、名人事迹和高尚人格之所以为中国人世代传诵，就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中国人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与道德智慧。
人的名字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往往是文化沉淀和人们的核心价值追求的直接体现，或者说直接体现着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六十岁以上的人甚至祖辈人的名字，大家就会发现很多中国男性的名字中有儒家的伦理范畴：如仁、义、礼、智、信、孝、忠、温、良、恭、俭、让、儒、德等。例如马有德、刘尚智、王有仁、张忠信、赵孝义、李有德、许惠敏、侯宽仁等。其实，不仅是男性，女性虽大多以表示柔美的字词如琼、瑶、玉、娥等来命名，但也有许多女性是以道德德目来命名的，记得本人小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名叫“李怀贞”，那意思很明确，就是家长希望她心怀贞节之道德。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血缘宗法关系备受重视，所谓“人伦”就是不同辈分和类别的人际关系，同时，伦理又强调家族团结，因此，过去人取名，大多都是一辈人中的亲兄弟、堂兄弟要用字辈，一看姓名，就知道你是哪一辈，这样辈分就不会乱，而且兄弟之间又加强了同胞之情，如宗仁、宗礼、宗义、宗智、宗信、宗儒、宗财等都是很常见的人名。
在中国人实际的交往和生活中，道德无处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吃喝住穿、节日民俗等都体现着这种道德价值至上的导向。如在四合院内什么辈分的人该住什么方位的屋，这本身就是伦理秩序的外在体现。中国人的人生礼仪如生日、婚礼、丧礼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以婚礼为例，儒家经典《礼记·昏义》开篇是这样的：“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是说人们结成婚姻的目的不是实现爱情，而主要是两家结亲，生儿育女，从而起到承先启后、血脉不断的作用，这是婚姻的主要意义，这显然强调的是一种对家族的伦理责任。中国的岁时节日民俗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如过年，不仅是一个综合节日，而且首要的是省亲和祭祖。清明节不仅是在开春时节踏青，也要去祖上坟地行孝。四时上坟体现着我们的孝道伦理。九九重阳节体现着我们的敬老伦理。传统戏曲、弹词等都体现着道德教化的内容。文学是人学，如果我们把四大名著的章题做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忠”“孝”“仁”“义”等道德范畴。可见，道德观念是广泛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4.[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3]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03:58.[4]钱穆.文化学大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5-76.
二、何谓智慧？
哲学就是爱智慧，学习哲学就是要不断增强我们的人生智慧与道德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在给出智慧的定义前，我们先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厘清和探讨：
第一，智慧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要理解智慧，就不能不探讨它与知识的关系。智慧虽然并不排除知识，但智慧与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有可能成为智慧的养料，但有时“好像掌握知识的多少和智慧的深浅没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不少‘文盲’却很有智慧。譬如，世界各地没有书写文字的原住民，就是靠他们的长老口传心授，把长期凝聚的智慧一代代承接下来的。就连公认的、极有智慧的人物也有不识字的，比如传闻中的六祖惠能……儒家传统里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陆象山曾说过，‘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堂堂正正做人’。这至少表明了人格的培养不能全靠知识的积累来完[1]成。”知识是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它可以考证，可以传授，可以通过多年的学习生涯积累，可以通过“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获取。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人未必是智者，智慧不是知识多、心眼多，而是有远见、有眼光，有对事物和人生的整体性把握，有长期和全面的观点，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有所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可见，智慧不离知识但又不等于知识。智慧虽然离不开知识，但有时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知识很丰富在生活与实践中却并无智慧，甚至还有知识越多智慧越少的人。这说明只有把知识正确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产生智慧。
知识是关于整个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成果，是一种纯粹理性，它只是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样的；而智慧则是实践理性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指理论的完善，而且也指实践的完善，它指导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智慧不仅涉及认识，而且离不开实践。
其实，对外部世界的纯粹认知，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实践。知是为了行，是为了完美人性，实现人生目的。就如“知物”是为了“用物”，“知人”是为了“爱人”，“知天”是为了“敬天”一般。在古希腊，人们之所以谈论哲学，是因为它能为生活提供智慧的指导。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哲学的其他分支那样，以思辨、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着求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2]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是应该怎样去行动。”对一切价值观念与规范体系的探讨与建构，都是为了人们的实践，离开了实践这个目的和归结点，一切将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我们经常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智慧。
第二，智慧是真理性认识与价值合理性选择的统一。
知识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纯认知的态度，而智慧则是一种涉及人生主体实践的、体验的、觉解的态度。对于“智慧”一词，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也有近似的理解：“‘智慧’一词，不只是指某种思维能力、知性模式。它不只是wisdom，intellect；而是指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其中也包括伦理学和美学的方面，例如道德自觉、人生态度、直观才能等等。中国思维的特征也恰恰在于它的[2-0]智力结构与这些方面交融渗透在一起。”真理性是指一个判断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这也就是真假问题。合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一个判断具有充足的理由，是合目的性的或者合乎情理的，可以为人们所理解或体谅，这是善恶问题。人类不仅要知道真假，而且要知道对错和善恶。知识只能告诉我们真假，只有智慧可以告诉我们对错和善恶。合理性所强调的不是判断或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而是能不能给所做的判断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合理性是一种比真理性复杂得多的标准。真理性所涉及的主要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关系，它一般不考虑其他因素。合理性则涉及多种因素，是综合考虑和权衡多种因素的结果。首先，这些因素不仅包括客体的属性，而且还要考虑与人的总体的、根本的需要的满足关系。其次，这些因素不仅包括主体与客体的满足关系，而且包括许多其他方面，如时间、场合、年龄、性别、职业、民族、国家、习俗等。这样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知识是分析的、简单的、清晰的，而智慧则是综合的、总体的、觉解的。最后，知识是理性的，而智慧也许是兼具理性和信仰的，“最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言传的，故古人说‘言不尽意’；最高的道是难以身传的，故古人强调需要自己体悟；最高的智慧是超越理性和超越分析的，故古人强调[3]需要全体的把握和本体的直观”。因此，智慧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的落脚点在生活世界，但其观照却在天人之际。
第三，智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从知识与智慧的表现形式和评价标准上看，知识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真理性等特点，而智慧则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规律与变异相统一、真理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等特点。现代的知识论认为，真理就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可重复、有规律的东西，而智慧虽然不排除这种普遍性的知识，但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比如，按儒家伦理普遍要求是“男女授受不亲”，但当“嫂溺”时则要根据这种特殊情景施之于权而“援之以手”，这种经与权的统一就是一种智慧。如果在这一具体实践场合还一味地顽固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置嫂子生命于不顾，那不仅不是智慧，而且是愚昧或没有人性了。能够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和行动决断才是智慧。那种一味按照普遍性的条条框框办事的人不是智慧的人而是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适宜、得当、中庸、时中才是智慧。
第四，智慧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
王蒙先生撰文指出：“智慧，是指人的一种高级的、主要是知性方面的精神能力。‘智’强调的是知识与胆识，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估量、选择与决策。‘慧’主要是悟性，是对于是非、正误、成败、得失等的迅速感受与理解掌控。尽管智慧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种[4]能力，但能力不可能完全脱离品质与境界。”智慧是人的智慧，智慧的特性固然要涉及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事实认识与价值选择即真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从主体的素质的角度看，它是人的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王蒙先生正确揭示了智慧是人的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不过在此仍然可以对他的观点做一些补充完善。智慧作为能力和品质，不仅是一种认知的理性能力，而且包括人的感情能力，即敏感程度和善恶性质，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高。另外，王蒙先生也认识到智慧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胆识，这里所说的胆识实际上就是人的意志品质，按《礼记·中庸》“三达德”即知、仁、勇所讲，这里所说的“胆”已经是勇德了。有胆有识是谓英雄，有功有德是谓圣贤。刘劭《人物志》中有《英雄》一文，明确提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的论断，这就是说，所谓“英”即聪明，所谓“雄”即有胆力。“英”与“雄”的关系就是“聪明”和“胆力”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兼备二者，“各济其所长”，为“文武茂并”者，才谓之英雄。英雄只能创大业、行霸道，成为齐桓、晋文式的人物，而不能致太平、行王道，成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圣人。在刘劭看来，圣人是明《易》象、叙诗书、制礼乐、行教化道德于天下的人：“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人物志·序》）一个智慧的人不仅要有决断的能力，而且要有敢作敢为的行动力，人的智、情、意、行诸能力构成人的品质或称“德商”。因此，一个智慧之人是智商、情商、德商都高的人。品质是指人的综合素质，教养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境界是指一个人的人生觉解和修养的疆界、层次、水平。在中国文化中，如果一个人仅有知识和能力而没有德性，恐怕不仅不会具有人生智慧，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老子送给孔子的临别赠言便是“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聪明，明察秋毫，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好议论人尤其是好议论人之恶。因此，单纯有知识和能力不仅不能给人们带来人生智慧和幸福，而且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反倒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真正的大智慧是一种不损人而利人的德性，也是一种如老子所说的“无己”的境界。德性是智慧之巅，智慧是知识、德性与境界的统一。
那么，究竟何谓智慧？在我看来，智慧是人的智力（智商）、情感力（情商）、道德能力（德商）的统一，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真善美的一种全面把握的能力，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
马克思曾经描述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几种主要关系，即基于人的理性的思维或认识关系，基于人的情感的艺术和宗教关系，基于人的意志的实践即道德、法律关系。在人与外部世界的这三种关系中，群体性的成果就是所谓的文明，即通过认识的成果——科学技术来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以取得物质文明，以艺术和宗教来勉慰人们的情志以提高人的情操与境界，以道德和法律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而智慧就是人通过上述智、情、意三方面的精神活动来掌握外部世界所形成的总体性的能力、品质和境界的总和，也就是认识性的智力（智商）、情感性的情感能力（情商）和意志性的道德能力（德商）。因此，可以说智慧是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在个体身上的凝结，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真善美进行全面把握之后形成的能力、品质和境界。
智商就是智力商数，它的英文缩写是IQ。智力或智能、智商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常用智力商数来表示智力的发展水平。智力包括多个方面，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等。智力商数就是这些能力的数字表示。智商是智慧的知性基础。一个人的智商如果未能高于他人，甚至还处于低于正常水平的状态的话，那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成为智慧之人的。
情商就是情感能力，它的英文缩写是EQ。情商是由哈佛大学的彼得·萨洛瓦里和新罕布什大学的约翰·梅耶两位心理学家在1990年首次提出的，并对其应包含的能力内容做出了界定。这种能力是：区分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调节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运用情绪信息去引导思维的能力。一个人的智慧，不仅取决于他知性上的聪明，而且取决于他的“慧觉”，即在情感上他是一个敏感的、领悟力极高的人。哲学家狄德罗曾经说过，感情淡薄使人平庸。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情感往往成为行为与事业的动力源头。如果一个人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他如何能有很高的智慧并做出一番事业来呢？有的职业如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艺术类职业就更需要高的情商。情商高的人，其情感动力会进一步促进其知性的发展。
德商的英文是Moral Intelligence，按照道格·莱尼克和弗雷德·基尔（《德商：提高业绩，加强领导》一书的作者）的定义，德商即“决定如何将普适的人类原则运用到我们的价值观、目标和行动中去的能力”，或者说从普适原则的角度来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是建立并且遵循“道德罗盘”的能力。德商实际上就是人的道德能力。智慧不仅是知真假，而且要明对错。道德能力就是人的善恶评价、选择、决定和执行的能力，它是人的智慧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和实践。
智慧是智商、情商与德商的统一。智商是基础，情商是动力，德商是方向和目标。智慧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是智、情、意、行的统一。
在中华文化看来，一个具有大仁、大智、大勇之人，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才是一个德才兼备、道合天地的圣贤。大仁、大智、大勇不仅是人的素质，也是人生的境界。境界是指一个人的人生体悟与修养的疆界、层次和水平。有很深刻的人生体悟的人，才会成为一个具有真智慧、大智慧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必然能“究天人之际，观古今之变”，对天道、人道有深刻的了解和清醒的自觉。因此，一个智慧之人绝不是有点小聪明的人，而是有人生大气象和高境界的人。[1]杜维明.轻叩智慧之门.光明日报，2011-01-14.[2]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7.[2-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7.[3]焦国成.智慧四境界说.新华文摘，2010（22）:45.[4]王蒙.说“知”论“智”.广州日报，2011-01-21
三、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
从上面对智慧及其特性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智慧作为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作为普遍与特殊的权衡，作为人的能力、品质与境界的统一，总是与伦理道德相关的。道德智慧是智慧的主要形式。换句话说，智慧所具有的特质，道德智慧都具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继续探讨什么是道德智慧，以及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是什么关系。
要讨论道德智慧，首先应该明确“道德”这个概念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因为道德智慧无非就是“道德的智慧”。狭义的道德仅指道德规范和美德，但广义的道德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西方的传统哲学中，人生哲学问题、价值哲学问题都是归属于伦理学或者哲学价值论的，虽然随着现代哲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分化，人生哲学与价值哲学都成了某些哲学家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实际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仍然是紧密联系着的。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它告诉我们如何过一种善的和幸福的生活，如何正确地行动，要做什么样的人，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要具有何种美德，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生实践和价值观选择，也离不开人伦关系的处理和自己的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
道德是人的道德，只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才有道德。要正确地行动，要做一个好人或君子，是以对人生问题的正确觉解为基础的，因此，人生观实际上成为道德观的主体认识前提。正确的行动和美好的品质都是建立在对善和价值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因此，价值观是正确的道德行为和美好品质的价值前提。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历史上，伦理学处于哲学价值论的核心地位。离开了对善恶正邪的价值判断和对理想与价值目标的探索及追寻，伦理道德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基础。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的：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的。“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唯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德与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有关。我曾提出过一种道德观，认为“道德是主体基于自身人性完善和社会关系完善的需要而在人类[1]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念、规范及其实践活动”。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道德智慧”的内涵或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人生觉解、价值澄明、知世明伦、修身立命。（1）人生觉解
道德是一种渗透于人生和社会关系诸方面的社会现象。道德主要是以人的内心信念为维持手段的，因此，道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其深层动力来自主体的一定的人生观和坚定信念。一个有道德智慧的人必然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天道、人道有深刻的了解和高度的自觉。比如，儒家有“三才”之说，天居于上，地承于下，而人居其中，与天地合德。因此，人应效法天地的某些特性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易传》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即天或自然的运行。“健”，即强壮、刚健，它是乾卦也就是天的特性和品格。“君子以”是“君子应该”的意思。《说卦》说：“坤，顺也。”坤代表地，具有柔顺承天、博厚载物的品性。人立于天地之间，应效法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如王夫之所说：“以‘自强不息’为修己之纲，以‘厚德载物’为治人之本，故曰：‘《乾》《坤》者其《易》之门户’，道从此而出，德[2]从此而入也。”儒家的人生态度最核心的就是这两点，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宽容待人。儒家的这种人生态度实际上就是它的基本道德精神，可见，只有对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所觉解和体认，才会信奉、弘扬儒家的自强精神、厚德精神。如果没有积极入世的态度，就不会重视道德。比如，道家坚持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的人生观，因此，就不主张人为的道德，而是追求一种自然无为、超越自由的生活境界。可见道德智慧首先是对人生大道的觉解，它可以从根本上决定我们人生实践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2）价值澄明“澄明”一词似乎已经在说一种道德智慧的境界了，实际上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道德智慧，也可以说是不断地“价值澄清”的活动。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实践的价值选择意识亦即善恶意识，它不同于认识事物的真假意识和审美的美丑意识。一个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的人，一个追求道德智慧的人，总是要能够分清是非善恶，才能称得上有道德智慧，而不能像庄子那样齐彼是、齐是非、齐善恶。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善恶观是他不辨差别、齐生死、忘物我的人生态度的体现，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但却不能被看作道德智慧，而是一种超道德智慧。道德智慧总是要分清是非善恶，这就像儒家所坚持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要分清是非、赏罚分明，而不是像一些宗教所宣扬的那样“以德报怨”“别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打”，这也许是一种更为超越的“宗教道德智慧”，却不是我们每个庸常之人所能做到的。
道德智慧的价值澄明不仅包括认知评价上的价值澄清活动，而且包括实践意义上的价值选择。光有认识而不能落实为实践，就不能把道德智慧坚持到底。生活中时时存在着很多道德的选择，如道义与利益、群体与个体、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欲望等的选择。道德智慧就是人在日常行为中和关键时刻都能做出符合道义的正确选择。如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是人的最大利益，但当它与道义发生严重冲突而不能两全时，儒家却鼓励人们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倡导并坚持“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他虽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认为对富贵的追求应该合乎道义，不可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为一旦仅仅以利本身为出发点，而不以义去约束利，则往往会导致不良的行为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所以孔夫子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并且把这看作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孟子则认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总之，道德智慧要求人们能够做正确的价值观选择。近年来常看到许多贪腐的高官为了钱财而丢了官甚至性命，常常为此感叹。这些人能到高位，他们的智商和人生权谋可能都是很高的，但他们缺乏道德智慧，因为他们在义利观问题上未能做出正确选择。可见道德智慧对人生是多么重要。（3）知世明伦
知世故、明人伦是道德智慧的又一重要方面。所谓“人世”也就是人与人组成的现实社会的人伦关系，道德智慧无非是一种审时度势、善处人际关系的明智。俗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是道德智慧的“知世明伦”的朴素表达。在中国语境中，所谓“学问”主要是做人的“为己之学”，所谓“文章”是与道德相联系的“道德文章”，是“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的统一。
知世故要求人们能够审时度势，知先后，掂轻重，择缓急，体现为实践过程中的明智恰当。“识时势”就是通常所说的审时度势，也就是道德主体在行道过程中对于“道”之行与不行的现实性及可行性的客观条件的判断。孔子曾经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智者要善于判断究竟形势是否适合行道，可行道则出来当官，不可行道则隐居以养志。在孟子看来，孔子正是具有“识时势”之智德的典范。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就是说一个大仁、大智、大勇之人不仅是胸怀高远理想和道义原则的人，而且是能够了解客观情势，掌握运命与时机的人，所谓“时势造英雄”。他们高于凡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有仁以为己任、天下为公的胸怀，也具有审时度势、顺天应人的智慧，这样才会成事，才能利国惠己。仅有仁德而无审时度势之智，就会空有报国报民之志而壮志未酬身先去。同时还要有判别轻重缓急的意识，明白当下之务。真正具有智德的人，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能够权衡利弊得失，分清轻重缓急，知道先后顺序，迅速判断当下应该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
所谓“明人伦”就是要求我们了解自己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善识人。孔子有时甚至将“知人”作为“知”的定义，樊迟问“知”，孔子回答说：“知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所谓“知人”，主要指正确地认识人、客观地鉴别人、清醒地理解人。“知人”也就[3]是“辨识人之诚伪、善恶、智愚、贤不肖”。道德智慧不仅要求能知人，而且要求能与人进行友好的交往，与人为善，善处人际关系，不失原则，不做乡愿之人，与人保持友好和谐的关系。应该对自己的身份与角色有高度的自觉，有责任感、义务感，知所当为，有所不为，根据自己在人伦秩序中的地位来正确行动，既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又要当仁不让，勇于承担，尽伦尽分。（4）修身立命
这类道德智慧主要是解决如何做人、如何过一种好生活的问题，其内容在我看来主要是知己的明智、修己的实践和安身立命的境界。具有自知之明，正确地认识自己，被儒家看作比“使人知己”“知他人”更为高明的德性，儒家将之视为君子的基本德性之一。这一见解与儒家强调的“反求诸己”的思想是一致的。《老子》第三十三章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谓“自知”，主要是对于自己的德性高低、能力大小及优缺点有清醒的认识。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德性、能力和优缺点，方能不妄自尊大，不好高骛远，亦不妄自菲薄。孔子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说法正是“自知之明”的生动体现。人贵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一个充满道德智慧的人，知人难，自知更难，因此，这种自知的道德智慧也需要在人生的长途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不断提高。
知己是道德智慧的认识活动，而修身则是道德智慧的实践活动。修身不仅需要学、思，而且还重在习、行。一个有道德智慧的人必然是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自觉性的人，化德性为生活，培养自己的人格，形成自己文明优雅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安身立命的人生境界。那么，何为安身立命的人生境界？在我看来主要体现为：第一，知命、立命的人生定见，即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第二，独善其身的道德追求，即孟子所说的“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第三，安之若素的行为方式。《礼记·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第四，心安情乐的精神状态。“心安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楚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有良好的自控，对自己的道德有高度的自信，对自己的人格操守有充分的自尊，因此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心平如镜、不假外求、怡[4]然自得的平和状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心理特别平衡，用伊壁鸠鲁的话说就是“灵魂的无纷扰”。不仅如此，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快乐的，得志时乐其政，不得志时乐其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就是对这种状态的最简明的概括和认同。
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是密切联系的，这是因为道德是一种总体性、整全性的人生事象，人的道德智慧总是在人生过程中追求并实现的，但二者也有其范围大小的不同和性质的殊异。道德智慧在性质上仅指向善的价值的智慧，而人生智慧是否包括趋向于恶的奸智虽尚可讨论，但有很多中性的智慧则肯定可以算作人生智慧却不能算作道德智慧。冯友兰先生在其《新原人》一书中将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我看来，处于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由于他们的人生实践是行义的、尽伦尽职的，参天地之化育，尽心、知性、知天进而事天、乐天、同天，对人生有高度的觉解，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自然可视为达到道德智慧境界了。而处于自然境界的人是循自然本性和社会习俗而行的人，处于功利境界的人是求名求利的人。这些行为是一种自然的、功利的、非善非恶的人生现实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很多达成相关人生目的的智慧，这些智慧不能算作道德智慧，却是人生智慧。比如，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求得物质财富，就要有商人的精于计算、长于经营的智慧。有的人为了求得更大的政治利益，为了获得高位，玩弄权术，长于管理，这虽非道德智慧，却是一种政治智慧。这些智慧有时可能在道德善恶性质上是中性的，是非善非恶的，比如，“权术”既可用于道德的政治目的的达成，也可服务于个人或团体利益。我们不能因为道德智慧而否认这些智慧的存在及其价值。
道德智慧的本质在于坚持正义原则和善恶是非原则，它虽然并不全然排斥利益，但却是超功利的，认为坚持道义所获得的利益才是长远利益，才令人心安理得，才会促进人生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而功利智慧的所谓“聪明”有可能“反被聪明误”，用权谋机巧获得的利益可能是暂时的，是有一利必有一害的。道德智慧是仁以爱人，义以正己，以德服众，以德修身，以德见于世，以德安身立命。[1]肖群忠.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2]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698.[3]陈立夫.人理学研究.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5:360.[4]肖群忠.儒者的安身立命之道.哲学研究，2010（2）.
第二章 传统道德智慧及其培育
中华传统道德智慧包含哪些丰富的内容？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笔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如何在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势下加强青年一代乃至国民的传统美德教育？这是我们在这一章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传统道德智慧的核心内容
正如前述，广义的道德概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传统的人生论、价值论、道德论有非常丰富的思想，传统道德智慧的核心内容就体现或凝结在其中。本书将分三个单元即人生论、价值论、德性论来加以讨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叙述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演变过程，分析其蕴含的核心义理，并揭示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
人生论包括人性论、处世论、处己论、处人论。人生问题首先来自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一切人生认识的前提性的问题。处世论所讲的是一种人生的总体态度，即：是儒家的积极有为还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我们的民族性格主要是由儒道两家的思想塑造的，那么，这两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对我们的人生进退有什么启示和借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都会不断思考的问题。处己论，是每一个人生主体都要面临的一些人生问题，如力（或义）命、穷达、荣辱、忧乐、生死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选择，会决定我们人生的态度和境界。现实中的人总是要与他人打交道的，那么，如何与他人打交道，如何从总体上识人、知人，如何待人，这是人生论中的处人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价值论这一单元，我们选取了义利、公私、理欲、德才这些人生的根本价值选择问题。宋儒曾经说过：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道德与物质利益、群体与己身、理性与欲望的关系问题，都是人生的重大价值选择问题，如何进行选择取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影响我们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对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会影响人生的福祸、安危、境遇。义利、公私、理欲这三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儒学中，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问题，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而德才观则是价值观问题在人的素质构成上的体现，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的德才关系，不仅关系到社会选人用人的标准，还会涉及教育的原则和个体修养的目标，因此，讨论这一问题不仅有必要，而且为我们从人生论、价值论过渡到德性论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逻辑过渡环节。
德性论或称道德论包括中国传统道德的七种最基本的德目，掌握其观念沿革、实践意蕴、现代价值，能够直接有益于道德实践和德性修养。这七个德目分别是孝、忠、仁、义、礼、智、信。为什么要选择这七个德目呢？
孝与忠，实际上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是两种最重要的德性和伦理义务，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最重要的德目。由于它们往往被看作一类人如儿子或者臣子的特殊道德而未被列入“五常”之中，但它们的地位与作用在传统道德中是高于“五常”的，它们是维护“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结构是“三纲五常”，因此，除了孝与忠，在我看来，传统道德最重要的就是五种恒常的、普遍的道德，即仁、义、礼、智、信。什么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德目？对此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比较稳定和统一的看法。西方的世俗道德长期奉行柏拉图提出的“智慧、勇敢、节制、公正”，而基督教道德主要坚守如下三主德：信、爱、望。在传统中国社会，孔子、子思把智、仁、勇看作“君子道者三”或“三达德”，管子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宋儒主要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宋代以后的民间社会，实际比较看重并奉行忠、孝、节、义四德。孙中山先生后又提出了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本书选取上述七德，自认为是符合传统道德的历史实际的。
那么，经过这种分殊的讨论之后，我们就会问，中国传统人生智慧与道德智慧中有没有一个总体性的所谓一以贯之的东西呢？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道中庸。中庸是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也是美德伦理学的一种形式化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修养的境界，因此，将道中庸作为我们智慧之旅的结论和总结，也是符合逻辑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通过学习先哲的人生智慧和道德智慧，在实践中时时处处都能达到“恰到好处”的“中庸”境界，那我们就算是掌握了中国传统人生智慧与道德智慧的真谛了！
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实际上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的部分内容，而且不仅是一种思想史知识，也是我们与先哲就这些问题的再次对话，更是我们以当代现实实践为参照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反思。这种反思活动是一种哲学活动，因此我们的探讨既是一种对思想史知识的介绍，又是对哲学理论的反思，是史论的结合，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种讨论首先是知识性的，即叙述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相关思想，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以认知的态度掌握这些知识性信息，即在某个问题上，思想家们有什么概念、命题、观点。另外，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上述概念、命题、观点是先哲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生问题、价值问题、道德问题的觉解，那么，其观点的合理性何在？对我们今天的人生实践与道德实践有什么启示？这是我们要以反思、体验、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甚至还要以内省、反观、比照的态度来进行体验性学习，进而采取认同、批判、扬弃的态度来滋养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道德境界。因此，这种讨论是知识关怀与思想关怀的统一，是历史陈述、理论分析、现代反思、实践建构的统一。
二、正确对待传统道德
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主要内容之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可以说，目前是新中国成立后弘扬传统美德最好的历史时期。那么，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在现代遭遇了怎样的命运？如何看待传统道德智慧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这是我们在这里将要加以讨论的问题。1.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现代命运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因此，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可供今天借鉴的道德资源。但在近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道德的命运却是坎坷曲折的。
近代中国历史在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后，某些知识分子反思的结果，是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因此，五四运动时期，为适应当时社会启蒙与变革的需要，在理论层面或者说在上层社会文化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引来了德先生（科学）和赛先生（民主）。当时批判的重点是旧道德，亦即传统道德，这种批判把矛头对准了旧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反对其专制的、等级的、封建的消极因素，无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情绪化的而不是冷静的、理性的、在分析基础上的简单化批判，是以全盘西化的思维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可以说是将糟粕和精华都抛弃了。
人类道德除了包含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在家要孝敬父母，与朋友交要讲信谊，做人要忠义，待人要仁礼等，这些内容并不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立刻发生变化，只要是合理的，就还会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发挥作用，被自发地继承下来，反对、抛弃也不能取消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作用。按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儒家的道德学说“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1]和性格特征”。这种心理结构化为民族智慧，“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的存在和文明，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2]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等”。因此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批判，实际上仍然局限于上层观念文化中，在民众的实践生活领域，儒学和传统道德仍然影响着1949年前中国人的道德实践，或者说传统道德在1949年前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然发挥着实际的指导与规范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和全民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但我们长期以来却把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似乎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似乎传统道德的全部内容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糟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把这一切都作为封建的东西全盘否认了。这首先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僵化思维方式和简单化做法造成的，好像封建社会的东西就必然是错的，就是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完全对立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本身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继承性的科学论断的。新的道德文化不仅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特别要注意吸取本国的优良道德传统，这是由道德发展的规律性所决定的。道德作为一个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观念、规范及实践活动，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继承性。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文化现象，既有为当时各个历史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时代性内容，更有强烈的继承性。一个民族的存在，不仅在于它有特殊的地域环境、人口、语言，还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在其文化中，伦理道德不仅属于核心的价值规范系统，更有着鲜明的民族性特点。民族道德无非是该民族合理生活方式的凝结和概括，道德的继承性、民族性并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立即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逐步取得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允许对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重新进行研究了，可以把传统道德作为我们的一个思想资源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重新回到了对待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正确立场上来了，甚至在大众文化层面上，山东曲阜的祭孔活动也得以恢复。传统道德重新成了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更是受到了民间和官方的重视。民间的儿童诵经读经活动的兴起，企业及其他社会人士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衷，学堂和书院的兴办，互联网上传统文化网站的逐渐增多，传统节日的国家法定化，几百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遍地开花，所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民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另一方面，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所体现出的人们精神的迫切需求，根源于旧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灵的隐退所造成的巨大虚空，这种空间要求得到弥补，特别是民族精神与伦理道德的重建，成为社会公众的强[3]烈要求”。陈来先生还认为，我们现时代的历史主题已经不再是“革命—斗争”或者“改革—发展”了，而是“创造—振兴”。由于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而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也已经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而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注意力平实地集中在治国安邦的主题上，因而儒家的学说是能够符合这种时代需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在哈佛与耶鲁大学的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无一不是从中国文明来宣示中国性，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来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为中心的执政党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
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有关道德建设的文件。这个文件明确指出了我们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就是要把传统道德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凭借，实现我们的新道德与传统美德的直接继承和延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离不开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这个源，但同样也离不开传统美德这个流。我们过去在理论上讲批判继承，但在实际上是只批判而不继承。今天，我们的道德建设要树立一个实实在在的继承的态度，当然，这种继承并不是不加分析批判而全盘复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3年11月底，习近平考察了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向全社会传递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与优良道德的信息。他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4]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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