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世宏、卢永林、卢红娟编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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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摄政策墨林活佛传略试读：
前言
清朝统治历时268年，在这两个半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努力与全国其他民族保持密切的关系，尤其重视处理与西藏的关系。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和借鉴以往各个朝代管理西藏经验的基础上，还有新的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贯穿整个清朝。总体上看，清朝对西藏的管理与前朝相比，有继承也有加强。但由于清朝所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其在西藏的施政措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宏观角度观察，清朝的发展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繁荣强盛后逐步走向衰落，我们如果把清朝分为康雍乾时期（前期）、嘉道时期（中期）和咸同光宣时期（后期）的话，清朝对西藏的管理与之相辉映而呈现前期较紧、中后期逐渐松弛的政策变化。仅从加强管理的具体措施来看，首先，扶持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系统，通过这两个系统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其次，为了弥补达赖喇嘛因年幼而无法亲政的不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在西藏设立了代理摄政，并将这一措施制度化。通过这两方面的统治措施，清朝对西藏的管理得到了有效地加强。
西藏历史上，有资格担任摄政一职的人选，大多都出自西藏“四大林”，即丹吉林、功德林、锡德林、策墨林。担任摄政的人选，不仅要有高深的佛学造诣，一般要担任过“甘丹赤巴”，而且还要有过人的处世能力，不仅能够处理纷繁复杂的西藏政务，而且还能协调中央与地方各方面微妙如丝的关系。
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产生与清朝实施摄政制度密切相关。清代西藏历史上，从策墨林活佛系统中诞生的摄政共有三位。他们分别是在乾隆年间担任摄政的一世策墨林阿旺慈臣，嘉庆、道光年间担任摄政的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和清末民初时期担任摄政的三世策墨林阿旺罗桑坚赞。其中第一世和第三世，曾先后两次被委任为西藏摄政，只不过前者是由皇帝委任的，后者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己委任的，但他们都不负重任，始终维护着中央与西藏的良好关系。第二世策墨林，是历任摄政中担任该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连续任职时间长达26年，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第四世策墨林，亦是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并最终获得拉然巴最高学位，但不幸的是，由于他愤世嫉俗、敢于揭露丑恶的性格，在西藏政敌众多，被人陷害而英年早逝。策墨林活佛系统，尤其是前三世策墨林活佛，在维护祖国统一和西藏地方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他们担任摄政期间，不仅获得了来自清朝最高统治者和西藏最高领袖的褒奖与肯定，也受到了西藏僧俗群众的拥戴。
本书对策墨林活佛系统的诞生、传承和发展进行了细致梳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策墨林系统自诞生以来，始终与中央政府经营西藏的策略保持一致，这一活佛系统具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西藏稳定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次，通过对这一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历史上，清政府与西藏保持亲密关系的机制和方式，可以了解清朝统治者在管理西藏方面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具体的实施效果；最后，对这一活佛系统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更深刻的国家认同，有助于我们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笔者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如下。
第一，为求资料的翔实、丰富，对于一世策墨林阿旺慈臣的研究，主要依据其藏文传记《信仰开门》。该传记是由色拉寺麦扎仓堪布洛藏图杰等撰述的，约有750页，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另外，清代官方文献如《清实录》《清史稿》中也记载了一些阿旺慈臣的事迹。这些文献资料为我们深入研究该人物提供了可能。
第二，相对于一世策墨林的资料，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二世策墨林的藏文传记，甚感遗憾。但有关二世策墨林的汉文史料相对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对他的事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第三，三世、四世策墨林活佛，由于他们身处乱世，留给我们的文献资料相当有限。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四世策墨林生活的年代离我们较近，其至亲尚有在世者。给我们提供资料的赛珍女士是四世策墨林的小妹，自小跟随在他身边。他的其他几位至亲目前生活在甘肃省合作市，所以我们通过采访获得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口述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不足的缺憾。
第四，一世策墨林传记中涉及许多地名和人名，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地名和人物无法做到一一对应。所以，我们目前只能通过音译的办法加以记录，除约定俗成的用词外，其余均以安多藏语语音翻译。第一章 一世策墨林阿旺慈臣第一节 从幼年到壮年的求法生涯
阿旺慈臣出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乳名丹巴，《清实录》等官方文献中称之为“阿旺楚尔提木”或“阿旺簇勒提木”。《策墨林传》中描绘他“容貌俊美，额头宽广，鼻子高隆，脸盘俊朗，头如伞张，长相出众、无人能比”。[1]民间传说他幼时因得过天花，病愈后脸上留下痕迹，绰号“巴擦”（麻子脸），又因其家乡称“拉噢什”[2]，甘肃卓尼人称他为“拉噢什巴擦”，西藏人则称他为“卓尼巴擦”。[3]阿旺慈臣在西藏修行期间，讲述其家族为吐蕃末期分裂为云丹和沃松两大王系之一的沃松后裔。父亲确吉，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和乐于布施财富的人；生母次欠，是一名仁爱慈悲、睿智贤惠的女性；其兄云哇诺布，成了当家的俗人，负责照顾父母及传宗接代；其弟也于阿旺慈臣之后出家为僧，法名楚成达杰，阿旺慈臣成为西藏摄政之后他一直跟随左右，之后也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高僧。
阿旺慈臣从小就喜欢认字读书、念诵经忏、演奏法器，憧憬出家人的生活。他的叔叔边觉平措比丘是他求法过程中的引路人。据说有一次，年幼的阿旺慈臣学着叔叔的样子做出了加行禅定的动作，口中还念诵着《佛说一切法功德庄严王经》。叔叔看到这种情形后，激动地将他抱在怀中，从此便下定决心培养阿旺慈臣。在阿旺慈臣四五岁时，叔叔决定教他识字和简单的法事仪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天生聪颖的他便能熟练掌握所学内容，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出家的意愿也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在阿旺慈臣7岁时，叔叔决定让阿旺慈臣在离家较近的“擦道寺”[4]出家。在六月初四转法轮的吉祥时日，依从寺院的法台堪布，接受了居士戒和出家戒，获赐法名为阿旺慈臣。从此，他便开始在该寺学习各种经忏和法事仪轨。经过多年学习，到他12岁时，已经极其熟练地掌握以往所学内容。若干年后，这座寺院的老僧们依然慨叹：“虽然擦道寺僧众多达七八百名，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像阿旺慈臣这样记忆力超群和奋发精进的人。”[5]之后，阿旺慈臣在叔叔的教导下，又系统学习并熟练掌握了一些法事仪轨方面的课业。15岁之前，阿旺慈臣在擦道寺先师的教导下努力修习佛法，严谨践行着无上的正士品行，熟练掌握了各种经忏和诸多续部仪轨的加行。对曾经听闻过训教的经师们，他做到了超乎常人的敬仰和承侍。在该寺经过8年多的修行后，阿旺慈臣从一个懵懂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喇嘛。他后来在其《简传》[6]中对幼年经历回忆道：“佛法和功德庄严仁慈宽厚的叔叔边觉平措比丘，从幼年起便成了我学习佛法知识的殊胜缘起。”[7]
16岁时，擦道寺已经不能满足这位胸怀大志的少年喇嘛在研修佛学上追求更高境界，于是，又在叔叔的安排下，他进入了当时安多地区具有显赫地位的卓尼大寺（禅定寺）因明学院学习，这里有比擦道寺更多的高僧大德，有更加系统完善的学习制度和更加严格的修行戒律。非常幸运的是，著名高僧扎巴协珠尊者正好也在卓尼大寺法座任上。这位尊者幼年曾前往拉萨，在色拉寺麦扎仓师从诸多善巧贤士，学成归来后，在卓尼大寺以闻思修继续钻研一切显密佛典，最后修成了才识精湛、德行高妙、慈怜众生的上师，成了卓尼一带众生的怙主和救星，践行着无量的利众功业。据说有一天，这位大师在修持文殊时，经观想得以观见文殊佛面，得到文殊菩萨的护佑和加被[8]，对浩如烟海般的显密佛法经典，获得了系统地掌握。之后，他就这些内容进行讲、辩、著时，没有任何障碍，贤名远播四方。阿旺慈臣入寺后便拜这位高僧为师，精心钻研佛教经典。他依次学习了《赤白显色论》到《第六啭声论》之间的因明摄类学各单元、《因果详论》各大单元和《心量论》的所有内容，熟练掌握了其中各处学问的要义。之后，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大贤哲丹巴达尔哇尊者所著各部般若论典，理解和掌握了其中的要义，并能够在全寺诸多大贤者面前谈论经典。因他学习勤奋、博学善解、答辩如流，还被其师扎巴协珠视为佛学奇才[9]，于是，他的贤名便在卓尼地区广泛传播。他追忆自己在禅定寺的这段经历时说：“恩德无量的叔叔边觉平措比丘，在给予我极大鞭策的同时，促成了我进入卓尼谢珠林寺因明扎仓的缘起，进了那么好的扎仓，并且师从许多具足才识精湛、德行谨严和心地善良三大美德的上师，学习了《摄类论·正理启门》等佛法和大贤哲丹巴达尔哇尊者所造各部般若论典，通过勤奋闻思，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由此让各位优秀的格西心中产生了欢喜。”[10]阿旺慈臣在卓尼大寺8年的学经，没有让时间在闲适中蹉跎，他一心遵照佛法要求自己，特别重视寺规，从不与别人发生争执，不做违背佛法教义的行为。当他看见其他僧人有违反寺规的举动时，还会加以规劝和教导。辩经是僧人对所学知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自我考核手段，也是弘扬佛法的必要途径，所以僧人们非常重视辩经。阿旺慈臣更是如此，每到辩经时期，他便在卓尼大寺坚持学经，通过背诵、辩经、求教，不断巩固佛学知识。由于学习过程特别辛苦，不免虚弱得病，即便是这样，他也依然坚持背诵经文。在卓尼大寺修行期间，他在学习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大家的印象中，他不太在意衣着饮食，只顾专心学习和背诵经文。他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勉励身边之人，尤其对弟弟楚成达杰等来自家乡的十多个受他保护的年幼沙弥加以严格管束，生怕他们在懈怠中浪费时间、荒废学业。在卓尼大寺长达8年的学习和修行，阿旺慈臣更深地体悟佛法的要义，藏族谚语说：“太阳升起，照亮了大地。读书万卷，照亮了心灵”，正是这个道理。
23岁的阿旺慈臣风华正茂，他怀着对佛教的虔诚和更大的抱负，离开了家乡，告别了曾经教诲他的上师和诸位僧友，来到了他梦想中的佛教圣地——拉萨。抵达拉萨后，他步恩师扎巴协珠尊者的后尘来到色拉寺麦扎仓擦道康村修习。[11]在接下来的15年里，阿旺慈臣在这里继续研习《现观庄严论》《入中论》《释量论》《戒律论》《俱舍论》五部大论，并与这座寺院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的阿旺慈臣终于迎来了学法生涯中的第一个无上荣誉，在这一年的拉萨传昭大法会上，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从此在藏区声名大振，但他并没有因一时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正如藏族格言中讲：“博学多闻的智者，总是温良谦虚。硕果累累的树枝，永远俯首躬身。”[12]同年，他便进入拉萨上密院，修习密宗教理及修持法。一年后，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晋升为领诵师喇嘛翁则，之后又荣升为上密院赤巴。以上便是他从少年到青壮年的学法之路，也是他从一个懵懂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代高僧的人生前奏。第二节 赴京担任雍和宫法台
乾隆是清朝的第四代皇帝，笃信藏传佛教。雍和宫原为雍正皇帝即位前的府邸，始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雍正三年（1725）改为行宫，乾隆九年（1744）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成为北京最大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其地位之尊贵无须多言。蒙藏很多高僧及活佛都与雍和宫有着密切关系，策墨林活佛转世系统的诞生与它就有直接关系。这还要从阿旺慈臣担任雍和宫法台说起。那么，阿旺慈臣是怎样成为雍和宫法台的呢？《策墨林传》中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第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身感不适，于是向皇帝提出配备助手的请求。”[13]乾隆经过仔细考虑后，决定从西藏迎请一位博学善知的经师，帮助章嘉国师主持北京雍和宫教务。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驻京喇嘛骤然减少可能是促成阿旺慈臣进入雍和宫的另一个原因，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记载：“章嘉国师在西藏期间，达札济仲活佛示寂，皇帝传谕章嘉国师：‘需要一位好喇嘛来代替达札济仲。’章嘉国师回奏：‘甘丹寺赤巴格敦彭措的转世学识广博，性情温良，堪当此喇嘛（掌印喇嘛）之任。’于是，他奉旨进京，但因不服水土，不久即去世。……噶勒丹赤仁波切亦告假，愿返回故里，回到安多示寂后，驻京的大喇嘛，只剩下章嘉国师一人。”[14]于是，乾隆降下圣旨，要求西藏方面推荐合适人选。圣旨传到拉萨后，拉萨三大寺代表、七世达赖、六世班禅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经过多次反复磋商，最后一致向乾隆皇帝推荐了阿旺慈臣，乾隆皇帝同意阿旺慈臣赴京。在阿旺慈臣准备起程前往北京时，达赖喇嘛还将他提升为甘丹寺夏孜扎仓法台，这便是他“夏孜诺门罕”[15]称谓的由来。在阿旺慈臣被推荐为雍和宫法台的同时，章嘉国师还向乾隆皇帝推荐了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担任掌印喇嘛。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阿旺慈臣奉旨抵达北京，经过短暂的休整，到京后第三天拜见了乾隆帝，并敬献了哈达、佛像等贡品，从此开启了乾隆皇帝与他之间的君臣之交。乾隆皇帝下旨说：“委派上师你为雍和宫的法台，为众僧讲授显密二法，你要努力弘扬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啊！”[16]阿旺慈臣欣然接受任命。之后，章嘉国师向他表示了祝贺。为了使阿旺慈臣能够专心协助章嘉国师处理雍和宫宗教事务，乾隆皇帝还赏赐给他直隶丰宁县地方房屋、土地。阿旺慈臣在此地建固尔报塔喇嘛庙，于庙旁盖有房屋32间，内住喇嘛徒众16名。[17]
阿旺慈臣在雍和宫的主要任务是辅佐章嘉国师处理教务，所以他的大部分事务与宗教有关。对新环境适应熟悉后，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阿旺慈臣接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外派任务——去蒙古地区讲经传法。临行前，章嘉国师嘱咐他说：“在七湖哈若斯（多伦诺尔）岸边有一座寺院和名叫‘娘乃’的佛殿，是哈若斯百姓举行祈愿的地方，今年你到这座寺院之后，可以举行像拉萨祈愿大会一样的法会。”[18]阿旺慈臣到达目的地后，按照章嘉国师的要求圆满完成了任务。同年八月，正值秋高气爽之时，他回到北京，在檀香寺为皇帝诞辰祝寿诵经。
乾隆二十七年（1762）新年来临之际，乾隆皇帝前往雍和宫，阿旺慈臣率众佛殿僧徒准备好了一切礼佛事宜并陪侍皇帝礼佛。正月十五日是章嘉国师的诞辰，阿旺慈臣召集僧众为章嘉国师庆祝诞辰，敬献曼荼罗。次日，又受邀参加乾隆皇帝在乾清宫举行的宴会。三月十四日，他在雍和宫时轮学院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法会，雍和宫的僧徒首次听闻了他的讲法。之后，在他的主持下，显宗、密宗、医药、时轮等四个学院都建立了讲闻制度，主要讲习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四月，他辞别皇帝前往蒙古和硕特部，为那里的300多名僧侣剃度授戒。回京后，他为雍和宫的大喇嘛和其他60多位修习人员讲授了《嘛呢全集》。
三月十日至十六日，阿旺慈臣在雍和宫召集众僧举行了时轮供养仪式，之后又为一座叫“和善”的寺院举行了三天的加持开光仪式。三月末，乾隆皇帝从江南返回北京后召见了阿旺慈臣，并对他说道：“今年江南各地的干旱非常严重，对百姓的秋收危害很大，所以请你去‘黑龙潭’做法求雨。”[19]四月三日，他奉旨来到黑龙潭做法求雨。三天后，天空果然下起了雨，并持续下了三天。这一年，阿旺慈臣在蒙古地区传法，从察哈尔到和硕特途中，他被沿途信众竞相邀请传法，到甘丹达吉岭寺后为和硕特300多名僧侣讲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僧俗信众500多人举行了灌顶仪轨。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二十一日，皇帝认为阿旺慈臣在担任雍和宫法台期间，在督导众僧的法事活动、三根本[20]的实践、寺院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令人满意。为了表示对他工作的肯定与鼓励，特为他颁赐了刻有“蒙满藏”三种文字的诺门罕印章。为了表示对他的优抚，乾隆皇帝还于二月三日在雍和宫进行了供养，这使他们的君臣关系更加默契。对阿旺慈臣来说，这年二月比较繁忙，最重要的工作是他在雍和宫医学院进行了《药经八百颂》的传承仪式。四月，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阿旺慈臣在雍和宫月坛佛殿，为20多人举行了授戒仪式后又被迎请到蒙古甘丹达吉岭寺。阿旺慈臣在该寺举行了跟拉萨祈愿大法会一样隆重的祈愿法会及三根本仪轨等佛事活动，并为蒙古地区一些新建的寺院举行了开光仪式，供养了30匹马和150头黄牛。由于长期到蒙古地区传法布教，阿旺慈臣所到之处受到僧俗信众的优待，尤其是在蒙古和硕特地区僧俗信众的心目中树立起了较高的威望。因此，蒙古和硕特僧俗信众在甘丹达吉岭寺寺院旁特别为他修建了一座由30根柱子支撑的佛邸，以便他在这里更好地修行和传法。之后，他又被迎请到巴颜诺尔湖地区的寺院，为该寺僧众讲经说法，为300多名僧人举行了授戒仪式。在此期间，阿旺慈臣还为2000多名受过戒的僧俗信众举行了盛大的嘛呢法会。返回北京后，他请求章嘉国师为其讲述檀香释迦牟尼佛像的历史，章嘉国师满足了他的愿望，还赠送他《集量论》一书。
乾隆三十三年（1768）初，阿旺慈臣与500名蒙藏僧侣在章嘉国师座前听闻了朗日塘巴尊者[21]的《修心八颂》，并在雍和宫举行了时轮供养法会。四月三日，他被邀请到皇太后驻地的寺庙讲授《菩提道次第》。顺利完成讲经任务后，他又被迎请到蒙古和硕特部的寺院。八月他返回北京为龙湖寺的400多名僧人举行灌顶仪式，这年冬天还为僧徒们讲授了《密集根本续释义》。
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阿旺慈臣被邀请到蒙古地方的甘丹达吉岭寺传法布教。这年的八月十四日、十五日两日，阿旺慈臣为当地僧俗主持完“娘乃”斋戒法会后，启程返回北京。众多来自藏蒙地区大小部落代表纷纷前来拜访阿旺慈臣，并请求他为他们讲经说法，阿旺慈臣欣然接受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这年夏天，他还与二世嘉木样活佛、敏珠尔诺门罕活佛、参卓堪钦罗桑达吉及一些格西等共计80余名喇嘛，在嵩祝寺[22]听闻章嘉国师宣讲印度大圣哲龙树师徒关于密宗续部精要吉祥密集的注疏、雪域大圣哲宗喀巴大师贯彻印度大成就者修行法统、按照两大译师的清净译文所做的善说宝藏《五次第明炬》。[23]
乾隆三十五年（1770），章嘉国师为阿旺慈臣、侄子丹麻活佛等几位弟子传授了总摄论灌顶法。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月，在檀香寺举行乾隆皇帝诞辰法会时，章嘉国师的侄子突然感到身体疼痛，章嘉国师便对阿旺慈臣说，“现在需要诺门罕你来为我的侄子举行回向祈愿火供”[24]等法事，阿旺慈臣便竭尽自己的能力，依照章嘉国师的意愿完成了各种法事仪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川木里地方发生叛乱。起初，在木里前线的清军屡屡受挫，抵挡不住叛乱势力的攻击。于是，乾隆皇帝决定从北京直接派人前往镇压，临行前决定对镇压叛乱的大臣加以佛法的护持。这些大臣按照皇帝的旨意，到阿旺慈臣座前领受白伞盖佛母加持过的护身符。在这些被派往前线的大臣们的指挥下，派驻木里的清朝军队很快便平息了那里的叛乱。乾隆皇帝认为阿旺慈臣给派去前线的诸位大臣所赠的护身符颇为灵验，于是，乾隆皇帝的驸马和驻藏大臣等也来到阿旺慈臣处求了护身符。避暑时节，阿旺慈臣辞别乾隆皇帝前往蒙古，皇帝赐予他马、牛、羊等共36匹。到达蒙古甘丹达吉岭寺后，他被邀请到和硕寺举行驱魔禳解等宗教活动。八月，回到北京，乾隆皇帝从热河行宫给阿旺慈臣传旨说：“漠南发生战乱，需要你通过火供仪式制服叛敌，北京的所有喇嘛都需要参加。”[25]章嘉国师由于身体不适而未能参加，所以此次火供仪式就由阿旺慈臣主持，他召集诵经师、密院僧侣50多人在西黄寺举行盛大的火供仪式，乾隆皇帝也从热河赶来参加。十一月，乾隆皇帝为母后祝贺八十大寿，阿旺慈臣领衔的雍和宫众僧举行了隆重的念经祝寿仪式，皇帝赏赐了哈达、佛像（93尊）、氆氇（93条）等物品。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来自蒙古各部的30多名僧人请求阿旺慈臣传授密集、怖畏等密法，阿旺慈臣满足了僧众的愿望。这一年，他从蒙古地区传法结束后先前往热河，在乾隆皇帝诞辰之日，在北山新建观音无量佛殿加持开光的同时为皇帝祝寿祈祷。土尔扈特东归，是清代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策墨林传》中也记载了一些片段，如：“土尔扈特部首领于一月份（乾隆三十六年）称臣于大清皇帝，朝廷遂将土尔扈特部众分为十翼[26]，并赏赐给他们骆驼、黄牛、羊等，以便更好地谋生。并安排一位亲王、两位郡王、两位贝勒具体管理该部众百姓，又为他们规定了三年一次的朝贡制度。”[27]到乾隆三十九年恰好三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来北京朝见乾隆皇帝，请求朝廷为他们诵经消灾，乾隆皇帝欣然答应，特意降下圣旨，由阿旺慈臣主持，在普陀宗乘庙[28]为土尔扈特部首领及其部众举行了三天的祈愿消灾法会。之后，章嘉国师向参加此次法会的僧众说：“今天，北京的各位喇嘛和从西藏新来的各位喇嘛都到这里参加法会，西黄寺大喇嘛堪布扎巴彭措、雍和宫的喇嘛扎巴丹达尔也来了。在此，我向诸位宣布，皇帝任命雍和宫法台阿旺慈臣担任热河布达拉宫的法台。”十月，木里的叛军得到平息，阿旺慈臣身体稍感不适，六皇子永瑢请来两位御医为他把脉就诊，御医诊断之后说：“需要休息，要安心治疗。”乾隆皇帝非常担心，叮嘱御医要细心诊疗。章嘉国师也懂得医术，更是不间断地为他把脉并祈祷安康。
乾隆四十年（1775）初，四川嘉绒地区大小金川的叛乱时起时伏，给前去镇压的清军造成不小的压力。二月，乾隆皇帝降旨阿旺慈臣说：“挫败嘉绒叛军的锐气，需要在永安寺进行回遮禳灾仪式。”阿旺慈臣圆满完成了任务。四月，他便辞别乾隆皇帝前往蒙古地区传法，并为那里新建的寺院加持开光，为300多名僧侣讲授戒律。在蒙古传法期间，阿旺慈臣被各地首领竞相迎请，希望他能为信众灌顶讲法、祈求幸福平安、平息各种逆缘，甚至为他们的子民赐名等，他都逐一满足了信众的各种愿望。后来到甘丹达吉岭寺讲经传法时为该寺金刚手大菩萨像开光、为僧众讲授生死、圆满二次第教法，接受众多施主与僧俗群众的朝拜，为众多信众举行祈愿法会及回向仪式等。多年来，阿旺慈臣在蒙古地区讲经传法，满足了无量众生的愿望，尤其是每年入住甘丹达吉岭寺，为那里的僧人讲经说法，弘扬显密教法，不仅培养了众多僧徒，而且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发展。他还决定从该年开始，在甘丹达吉岭寺每年的祈愿法会结束时仿照卓尼谢珠林寺跳法舞，使佛法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更加多样化、系统化。返回北京后，他与章嘉国师一同召集上千名僧人，为乾隆皇帝诞辰念经祝寿。之后，为雍和宫僧侣讲授生圆二次第。不久，嘉绒地区的叛乱又起，乾隆一方面派清军去嘉绒地区平息叛乱，另一方面要求阿旺慈臣举行各种禳除灾祸的仪轨。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初十是章嘉国师六十诞辰，夏孜堪布卓尼诺门罕阿旺慈臣、普应喇嘛班觉呼图克图、四大扎萨克喇嘛、京城内外各寺庙的大喇嘛、叶尔羌喇嘛、苏拉喇嘛、德木齐格贵以及雍和宫僧众，迎请章嘉国师来诵经，举行相关显教仪轨，为国师祈福祝寿，各自敬献供养。[29]二月，嘉绒地区叛乱又起，乾隆为迅速击退嘉绒的叛军，一方面派军队镇压，另一方面要求章嘉国师和阿旺慈臣为领经师，举行禳灾仪式。三月十三日，在阿旺慈臣的主持下，雍和宫如期举行了时轮供养仪式，之后应乾隆皇帝委派，到西陵为皇后念经超度。四月，阿旺慈臣辞别乾隆皇帝赴蒙古避暑。途中，他被邀请到蒙古衙门[30]为信众们举行灌顶仪式，后来又被迎请到甘丹达吉岭寺为信众讲经传法，返回北京前，在该寺举行了盛大的祈愿法会。这一年，乾隆皇帝又在热河布达拉宫西侧新建了文殊殿和五百罗汉殿，阿旺慈臣根据皇帝的旨意前往热河为新殿举行了三天的加持开光仪式，为此得到了乾隆皇帝丰厚的赏赐。回到北京之后，又在雍和宫举行了密集供养、白伞盖佛母等回遮仪式，乾隆皇帝感到非常高兴，并赏赐阿旺慈臣有龙纹的绸缎衣服。正当这时，嘉绒地区又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欲迅速镇压叛乱，为了能够顺利将嘉绒叛军败退，下旨让阿旺慈臣专为此事举行一次念经消灾的法事。出于对阿旺慈臣健康状况的考虑，乾隆皇帝下旨阿旺慈臣不用去佛堂，在自己的寝宫举行便可，阿旺慈臣遵旨照办。待他身体好转之后，他又踏上前往蒙古的行程，在蒙古顺利完成了传经说法的任务、满足了僧俗信众的心愿后，如期回到北京。在北京檀香寺与章嘉国师一同为乾隆皇帝的诞辰念经祝寿，并为雍和宫全体僧众传授《文殊教言》。九月，在白伞盖佛殿举行密集供养。也正是在此月，木里地区的叛乱得到了平息。嘉绒王的大臣丹巴沃色在永安寺召集喇嘛念诵退敌咒经，举行驱魔禳灾等宗教活动，得到朝廷的赏赐。十一月，阿旺慈臣又在尊神殿举行了白伞盖回遮禳灾仪式。十二月末，乾隆皇帝决定在尊神殿诵经修法。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阿旺慈臣主持完成此次法会。《策墨林传》记载：“乾隆皇帝喜欢给僧人们丰厚的赏赐，所以，此次法会吸引了许多从蒙藏地区前来的信众，形成了各方信众竞相朝拜皇帝的盛况。”[31]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十七日，皇太后于圆明园病逝。按照满族风俗习惯，先将遗体运往皇太后的寝宫。之后，众喇嘛为皇太后的遗体念经祈愿，做超度法事。乾隆皇帝在供灯时说：“皇太后已归西，众僧要为她念经祈祷，每天要诵经净罪。”[32]阿旺慈臣督导雍和宫、檀香寺等众僧遵旨念经。直至此时，阿旺慈臣在北京已经16年了。在这16年的时间里，他与乾隆皇帝、蒙古地方僧俗信众建立了值得称颂的友谊。他坚持不懈地利益众生，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京期间，他并没有停止对佛法的钻研，先后在章嘉国师座前听闻了许多显密教法，如密集大灌顶、胜乐灌顶、布顿传承、金刚手大灌顶、普明大日如来灌顶、十一面观音灌顶、二十一度母加持、长寿灌顶等。他还于年仓呼图克图罗追根呷丹增尊者座前，听闻了热译师多吉扎巴的著作、布顿大师的著作、洛扎大成就者南卡坚赞的著作、章嘉国师的著作、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参的文集等，使得他的佛学造诣更加精进。另外，阿旺慈臣也没有停止对西藏政教事业的关心，达赖喇嘛每年都从卫藏派僧徒来北京拜访他，而他也总是给予达赖喇嘛僧徒热情的招待，并与他们就藏地政教事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当年，乾隆皇帝认为阿旺慈臣在主持雍和宫教务期间，办事得当，处世有方，深得人心。为此，皇帝特赐予他“扎萨克大喇嘛”头衔，不久又赐“堪布额尔德尼诺门罕”头衔，同时赐予敕书、玉印等，这也使阿旺慈臣在蒙藏宗教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第三节 奉旨入藏摄政
乾隆四十二年（1777）初，驻藏大臣恒秀等奏：“第穆呼图克图于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涅槃。”此事被上奏至朝廷后，乾隆皇帝便立即召见了章嘉国师和阿旺慈臣，并询问他们说：“主管西藏事务代理达赖喇嘛之摄政现已归天，八世达赖喇嘛尚且年幼，又要学修经典，需要从京城派一名大喇嘛掌管西藏事务，你们认为派谁为好？”章嘉国师首先回奏说：“宜派敏珠尔活佛。”乾隆不以为然，章嘉国师即刻又回奏说：“按照佛教之仪轨，皇帝是否考虑准许我赴藏？”乾隆立即表示：“西藏道路遥远，往返需要多年，故不愿呼图克图（章嘉国师）前去，拟派夏孜堪布诺门罕（阿旺慈臣）前往。”[33]继而下旨：“第穆呼图克图印务，命雍和宫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楚尔提木前往署理。”[34]同时，向西藏方面“赏银一千两做好事，并命将御用之松石数珠一串，赏挂其（第穆呼图克图）塔上”。[35]阿旺慈臣遂由两位大臣和坚业寺[36]堪布大喇嘛扎巴平措及朝廷内地官员侍卫2人，主事、笔帖式4人，部院大臣、粮务、侍卫3人等[37]护卫下奉旨前往。在他临行前乾隆叮嘱，到卫藏后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广兴黄教；二是对西藏属民要依法严加管理。与此同时，还赐予他500两白银，作为路途盘费。当时，西藏各界对于谁会继第穆活佛后出任摄政职务，说法不一，各有猜测，年轻的阿旺慈臣出任摄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阿旺慈臣完全是从一个普通喇嘛成长为一代高僧，这种特殊的成才之路，在藏族社会受到非常高的赞誉，得到藏族群众的真心拥戴。乾隆皇帝知人善任，在众多可选赴藏主持政务的候选人中选中阿旺慈臣，可谓独具慧眼，正是看中了阿旺慈臣从一介小喇嘛，靠自己勤奋刻苦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一代名僧的奋斗历程。阿旺慈臣在北京雍和宫主持教务16年，乾隆皇帝对他比较了解和信任，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消除阿旺慈臣到西藏后的一些障碍，使他能够顺利代理摄政职务，迅速掌管西藏商上[38]事务，以便更好更快地开展工作，乾隆皇帝特派大喇嘛堪布扎巴平措及官员等若干人陪同前往。同时，还给西藏各界下了圣旨，要求大力协助新摄政处理政教事务，上谕：“西藏办事的二位驻藏大臣已向朕禀报了第穆呼图克图归天的消息，朕对此深感悲痛。由于达赖喇嘛年幼，尚需学习经典，西藏办事人员空缺。诺门罕阿旺慈臣知识渊博，勤于办事，故此，朕与章嘉呼图克图商定令他赴藏任职，并着大喇嘛等陪同前往，同时负责办理祭祀皇太后事宜，望西藏僧俗及第穆之门徒要尊重阿旺慈臣，并准其掌印。”二月二十八日阿旺慈臣一行人离京赴藏，途经甘肃、青海藏区一路前行。当阿旺慈臣一行抵达藏北那曲时受到噶厦、三大寺代表、驻藏大臣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以班第达为首的噶伦、戴本、扎萨克等赴德庆恭迎[39]，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抵达拉萨。到达拉萨后，八月十五日，西藏政教界为阿旺慈臣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时人描写当时的情形时说：“众位汉藏上层人士及亲信像菩萨一样护卫着他缓缓而行，犹如众星捧月，成千上万的各阶层僧俗人士在前面迎接开路。”阿旺慈臣也在这一天正式就任摄政，接受了摄政诺门罕的职位和印章，从此开始了他在西藏的摄政生涯。西藏各界人士纷纷献礼祝贺，仅举一例，噶伦多仁班智达就向摄政献上曼荼罗佛像佛经，8钱重1锭的黄金3锭，银章喀3秤，绸缎5匹，干果7小包。[40]西藏僧俗各界人士对他的欢迎盛况空前，表明了西藏各界拥护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摄政。据说，当时拉萨地区出现了种种吉祥的征兆，对此，僧俗百姓议论纷纷，都认为阿旺慈臣担任西藏摄政可能会给西藏带来好的运气。同时，八世达赖喇嘛委派的亲信、知宾、各大寺及上下密院的戒师、知事和二位驻藏大臣，还有噶伦、戴本、扎萨克等地方政府僧俗官员都争先求见这位皇帝特派的摄政。完成摄政就职仪式之后，阿旺慈臣一行正式拜见了达赖喇嘛，并传达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转赠了皇帝赐予达赖喇嘛的礼品，达赖喇嘛也为阿旺慈臣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第四节 出任达赖经师 荣登甘丹赤巴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阿旺曲扎圆寂，需要再选一位具备条件的高僧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于是，六世班禅白丹益喜提议，当今最适合担任达赖经师之人就是摄政阿旺慈臣，他认为阿旺慈臣担任达赖喇嘛经师，将会使达赖喇嘛今后的政教事业发扬光大。阿旺慈臣也很愿意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可是他考虑到处理西藏事务纷繁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再加上皇帝派他来藏时，要求他在三年内治理好西藏，所以，他觉得时间非常有限，担心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担任达赖喇嘛经师的事情上，感到自己无法胜任这一职务。基于以上种种考虑，阿旺慈臣向达赖喇嘛推荐时任甘丹赤巴的罗桑旦巴和夏巴切吉罗桑金巴两位高僧分别担任正副经师。但是，班禅大师坚持认为阿旺慈臣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并一再坚持，还为此特别请求驻藏大臣留保柱和恒瑞向皇帝禀报他的想法。
班禅大师离开拉萨的前夜，阿旺慈臣还与班禅大师一起探讨了许多有关西藏的宗教问题。第二天早上送别了班禅大师之后，他立即返回布达拉宫处理政教事务。在返回的途中，他发现布达拉宫内外墙壁损坏，认为这有损佛教在藏族信众中的地位，应该及时维修，并对色拉寺的维修也做了具体安排。
三月八日，阿旺慈臣接见了西藏各大寺的堪布及管家，接受了他们的献礼，同时要求他们严加管束自己的僧徒，加强僧徒们在戒律等方面的修行。四月八日清晨，达赖父子再次请求阿旺慈臣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阿旺慈臣最终答应了下来，并希望将此事上报朝廷批准。驻藏大臣将此事上报朝廷后，乾隆皇帝于二十二日谕旨：“令摄政阿旺慈臣担任八世达赖喇嘛之经师。”[41]同年五月，阿旺慈臣又荣任甘丹寺第61任赤巴，这使他在西藏成为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政教人物。八世达赖亲政后，皇帝特命摄政阿旺慈臣继续掌管商上事务，并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教事务。担任摄政的阿旺慈臣对大小事务严谨、细心。[42]例如，班禅活佛要给达赖喇嘛取法名授居士戒，这个仪式要去扎什伦布寺完成，从出行到沿途行帐的布置，他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安排得井然有序。他要求“将外出急需之帐幕、坐卧、卧具、马具、骑士的旗幡和乐舞师的服装等旅行时的大小必需品全都检查一番。对原来用了多年的旧物修补一新，不得马虎。噶厦政府的一号和二号帐幕虽有为上世佛王赐福之圣物，但由于古时传统，装饰等甚是简单。为了扎营显得庄严，用最好的坚固材料重新制作一号和二号帐幕所用两幅宽大的飞幕、餐帐的飞幕、寝帐和蒙古帐幕等。陪驾、噶伦和堪钦穹内外官员等不同于昔日莅临曲科吉寺，而是莅临扎什伦布大寺，拉章坚赞妥波务必布置得富丽堂皇。后藏村民人等必须准备好穿的戴的，鞴鞍骡马和帐篷坐垫等大小必需品，不得马虎塞责，定要显得庄严”。[43]诸如此类，在摄政阿旺慈臣的严密组织和精心安排下，大都没有棘手难办和违忤之事。[44]在他出任摄政期间，还负责主持了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授比丘戒事宜，同时为促成六世班禅赴京向乾隆皇帝祝寿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表示对他工作的肯定，乾隆皇帝降下圣旨：“阿旺簇勒提木乃朝廷所派大喇嘛，与臣属无异，凡为班禅额尔德尼进京事件具奏，应与留保住等一同列名。著将此一并寄信留保住，转谕阿旺簇勒提木，嗣后遇有此项奏疏，即列阿旺簇勒提木之名具奏。兹亦赏阿旺簇勒提木珊瑚素珠赍往，交付留保住转赐阿旺簇勒提木，使之欣悦。仍降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阿旺簇勒提木三道，附唐古特文一并发往。留保住接此，即行分别饬交。”[45]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初，六世班禅白丹益喜因出天花不幸在北京染病，圆寂于驻锡地北京黄寺。乾隆得知消息，第二日大清早率众臣赶到黄寺，见到六世班禅的遗体悲痛地说“我的喇嘛”，便昏厥过去。[46]次年六月，当六世班禅灵柩运抵通天河时，八世达赖喇嘛、摄政阿旺慈臣及噶厦政府等均派代表迎灵。八月初，摄政阿旺慈臣、驻藏大臣及噶伦等迎班禅灵柩于藏北达木。班禅灵柩运抵后藏扎什伦布寺后，阿旺慈臣组织众僧为班禅大师举行了隆重的超度法会，安排处理了善后事宜。除了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严格要求大小官员外，平时，阿旺慈臣也告诫噶厦僧俗大小官员，“切勿忘了为公，事无巨细，都须力行”。[47]班禅灵柩运往西藏的过程中，乾隆皇帝给予班禅很高的礼遇，为此，阿旺慈臣和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代表西藏僧俗信众向乾隆皇帝谢恩。第五节 制定寺规 整顿僧纪
阿旺慈臣被乾隆皇帝派往西藏出任摄政，上任后阿旺慈臣敏锐地发现“法源西藏，虽然曾经出现过许多佛法传承，但在沧桑岁月中，佛法如洁白的乳汁被染上杂色，闻、思、修支离破碎，观、想、行颠倒错乱，佛法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影子”。所以他认为，扫除影响佛教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实在是刻不容缓。为此，他立即着手制定和颁布了相关的寺规，决心整顿寺僧各方面的纪律，他要求：
1.各寺院上师要经常坚持记诵，防止在佛法修习方面的衰颓和间断，使其不断取得发展；
2.要督促经院学僧经常背诵经典，督促经院经常辩经，并要不断地进行考核；
3.要对经忏祈福者给予赏赐与奖品；
4.要以经学品德为准则，授予学衔名位，不可徇情偏私和收取贿赂，必须对内外众人严肃纪律；
5.要认真诵经，杜绝衰颓，不可间断高腔吟诵的传统；
6.要规定布施的数量和次数，防止削减；
7.要让来自外地的大小活佛、高门僧伽和学经僧，依从拉萨的各位比丘修习佛法；
8.要禁止在规定的仪轨之外在密宗学院和护法神殿奏响法器；
9.性急不能自律者、年少不能自立者和年迈衰老体弱者，不准接纳；
10.僧众不准悖逆戒律，尤其不准违犯酒戒和色戒；
11.不准在寺院内外把玩骰子、棋、箭矢和橧等违背佛法的东西；
12.不准借高利贷；
13.出游四方时不得身着饰有海螺的短袖、头戴僭越的僧帽；
14.禁止女人在寺内随意出入。
此外，摄政阿旺慈臣还遮禁了在楼房插经旗和屋顶种植花草树木等损及缘起和闻思的若干陋习；对密院执事上师，就记诵注疏和讲闻生圆二次第、院规、加行密续仪轨、舞画唪三艺和开支等诸方面也下达了相应的戒令；对所有隐居修行者进行相关教导，对拉萨及其周边地区的寺院用僧规加以约束。对这些条令，阿旺慈臣并没有停留在语言层面，每次下达相关规定之后，都密切关注执行情况，对没有具体落实的条款，亲自加以督促。
阿旺慈臣对有损佛法修行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他曾在一次讲经时说：“害及佛法和损及修行者今生来世的邪教，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得到修正，但在一两处地方，仍然有个别心存犹疑的人不能自拔。这些人均以修行密宗为借口，饮酒贪杯，用邪恶行径有意识地破坏着佛法。如果真的像古时候的大成就者一样确实获证了，我也可以向你们顶礼膜拜。如果不能，那就要用对过去的忏悔和对未来的戒除之心来进行遮禁，要不然，会派人强行让你们远离福分的，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只剩下流泪的份啦！”[48]通过这样极为严厉的训诫，对有损佛法的行为进行遮禁，对那些有悖佛法之人进行惩治。
阿旺慈臣还细心地发现，根据以往惯例，大小传昭法会上，僧人们在半夜时分就开始了早会。这样的作息虽然有利于修行和磕长头转经等事项，但因接下来的法会须于黎明时分开始，午斋也在太阳刚出头的时候就要供养，这给众僧造成了极大的疲劳，而且极不利于翻读经函，也无法按时进斋。所以他决定对此进行调整，天亮时才进行早会，午斋也由此后延，在中午阳光热量充足时才进食。做出这一决定后，消除了众僧的劳累，斋饭也得以应时受用。不仅如此，此前的历任甘丹赤巴，由于没有按这样的规律安排法会作息时间，在讲经时，对前行引导文和正文，都只能缩减和跳跃式进行。由于将法会的作息时间调整到了从日出到天气完全转暖之间的这段时间，不但能将前行引导文讲得非常详细，而且进入正文后，可引经据典、从容串讲，对佛法的传承大有裨益。第六节 颁布新章程 减免差务杂税
阿旺慈臣认为，要让这个世界成为产生一切利乐美满的胜境，就必须通过讲修二谛、弘兴佛法并让它长久住世；想护佑和光大佛法、要发展皇帝的事业，就需要各寺院遵守寺规，让每个修习佛法的僧团诚心守戒，努力增进在闻思、辩经等方面的能力；想要社会公平，还需要各村镇俗人遵守居家的道德规范，在法律面前能够弄清利害取舍。为此，他要求所有僧俗官员：“前辈遍智佛王、圣识一切达赖喇嘛躬亲摄理政教事务时，对一切佛教众生心怀无量仁慈，制定了三十条行为准则、《封山禁杀章程》等作为所有僧俗尤其是噶厦政府大小官员的做事法则，并且还应时发布新的活动章程。之后，主持黄教的第穆呼图克图诺门罕，也次第发布过若干章程，对这些章程中的规定，大小寺院要认真加以贯彻，不可懈怠。各政府机构、宗堡庄园及所有僧俗官员要对文字条目要义进行认真贯彻落实，即使不能完全理解，但所有僧俗官员都要懂得铭记皇帝的洪恩，依靠自己的学识，根据自己的收入，在各自的职位上努力为大众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背道而驰。”他还结合实际，指出“由于时代变迁，社会上出现一些不守规矩的僧俗，他们不计后果，通过不法手段获得许多官府的肥差后，对上述章程条文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对官府和百姓不存良心和仁慈，凡自己所需求的东西，通过千方百计地贪污官库三宝供财，搜刮百姓力役租税进行聚敛。官府为了每年的正常开支，需要从各地征收赋税，但是一些宗堡庄园从百姓手中征收后并没有如数上交官府，而是在中途将其贪污或挪用；有些人更是肆无忌惮，向自己所依处寺庙的供奉都不曾敬献，任由他们挥霍，不仅给百姓增加了负担，而且造成官府无法解决日常开支，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从今往后，我们要以前辈达赖颁布的《至宝章程》内容和以摄政第穆诺门罕于火猪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颁布的有关规范征发差徭运输公物等方面的《大通行章程》为主要行为准则。《至宝章程》第五条明文规定：未持‘乌拉证’[49]不得随意征发驮畜马匹。从今往后，在卫藏、康区、工布、涅地、塔波和上部各地征发驮畜马匹时，要杜绝不以有无‘乌拉证’为准则，而是靠权力强行征发的行为，即使出具了长期‘乌拉证’，也要依靠层层复核来确定其使用地区的副本以及日期落款等，说明征发驮畜马匹的具体内容。因为我听到有些宗堡庄园征发驮畜马匹时肆意扰害百姓，使他们生活极为困顿。圣识一切达赖法王时下年岁幼冲，尚不能摄政，为了确保西藏佛教事业不受阻碍，皇帝派我暂时代理西藏事务。为此，我离开北京时，皇帝特别下旨道：‘此卫藏地区是弘兴佛法之所，若各执事不能公正办理政教事务，必将祸及佛法众生的福乐，因此都要公正当差。’皇帝对我们雪域一切佛法众生的菩提垂顾是无量的，我们要心存感念，噶厦政府所有执事官员，如果不能服务皇帝及其福田，一定会受到王法的严厉惩办，所以要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所有寺院对各自的寺规不可有丝毫的悖逆，要井然有序地遵照佛法处理好全寺各系统的一切事务，要严格按照规矩讲法、听法，遵守寺规，成就佛法的庄严。各位僧侣除了不得不去经营寺属供养庄园外，不可违反寺规，不得放弃闻思而去经商、耕种或使用农田，更不能做出违背四根本和饮酒等放逸之事。僧侣中担任宗堡庄园管事和私人侍从的人，绝对不准穿蓝色或灰色服装等类似俗人的衣着。对熟练掌握所属部门公务、德行清净和心怀仁慈呵护部众百姓的噶厦仲科，要依据此前的业绩和公平公正的原则，可任命为宗堡庄园管事。如果把仲科都不曾任过的阿谀多事、欺压百姓的人任命为管事，定会有损法则。为了不失公允，所有内部公职人员和宗堡庄园管事，要以公事为重，做好各自分内工作，要经常在办事机构坚持坐班。如果因搁置公事而耽误了工作，要针挑脓包般进行严厉追究。与此同时，不准宗堡庄园管事违背工作章程办事；管事和具体征发者不出具乌拉证的，要扼制滥行征发的行为；不准大小官员经商生财；不准为了一己私利，而在宗堡庄园中开办损及百姓利益的作坊；不准欺凌妇女及《主仆章程》规定应受保护的百姓；要及时审核乌拉证等官方使用凭证，杜绝徇私枉法之事；凡豪强权贵和大小寺院以及桑耶库商等持有差徭运输乌拉证者，不准为盐税、进山税和粮食等的运输而另征人力畜力来折腾百姓；如果遇到某些征发差徭科目，若从旧例无法找到依据，要根据具体情形，选择有利于官民双方的办法；有的人为了向差徭驮畜夹带私人物资，弄虚作假，在乌拉证下联自己任意添上驮数。到了拉萨，他们撕下乌拉证下联写有文字的部分，再写上与官派驮运物资数量相等的数目，这种违法行为现在依然存在，致使官私物资混杂，差徭运输量膨胀，给民众增加了负担。从今往后，上交拉萨的供物需要先在各自宗堡庄园注明数量，乌拉证下联只准注明没有任何掺杂的纯官府驮运物资数量，不准在任何一份‘乌拉证’钤印附近自行加注数字，每一驮的重量也根据牲畜的载重量来确定，不准那些诡谲多心者从中巧立名目；对‘乌拉证’中注明应支派的牛马，除非出现百姓所提供的牛马质量不达标的情况，不然，任何僧俗官员不准在驮畜质量达到标准的情况下，像空头举债似的私下强行克扣高额工钱，从而导致百姓逃亡；在官府中管理马、骡、骆驼和驴的人员，除了按凭据饲养外，不准夹杂代养任何私人牲畜；驮运公差驻留在路途或添补机构时，沿途所有宗堡庄园和添补机构等的执事官，不可有丝毫的徇私行为，要严格遵守原则，对他们的私人骡马，也只可按乌拉证规定数量提供饲料，不准扰害百姓；所有官方和私人的马、骡、骆驼和驴等驮队，要在规定日期内走完路程，不准在牲畜饲料方面对百姓任意挑剔，加以为难；驮畜出现死亡时，不准将责任转嫁百姓，从中攫取巨额赔偿；所有宗堡庄园的管事之人，要在各自任上细心管理庄园，认真履行职责，不可懈怠政务。”[50]
在西藏，尼泊尔银币一直作为通用货币，在地区贸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银币在流通过程中不免损坏，西藏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其中的漏洞，寻找发财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制造出新币，并根据旧币有无裂缝缺损即裂损程度等自行拟定价值。实际交易过程中，一枚旧币的面额最高被折算为七分五厘，从而导致尼币难以流通，这不仅给西藏僧俗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会引发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矛盾，造成地区动荡。鉴于此，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阿旺慈臣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金鬘》的告示，其中规定：“在收支赋税和买卖物品时，西藏过去形成了只收支尼泊尔银币的惯例，在往届政教共主时期就流通着尼泊尔银币。但后来个别僧俗富豪无事生非，就因为尼泊尔银币有些细小的裂口磨损，不让这种原有银币流通。并以银子成色为借口，对新币和旧币（尼币）间的汇率，由自己来确定。致使汉藏众人商务往来困难重重，黎民百姓无法兑到新币，尽受刁难。排除那些参有青铜合金的假币外，西藏此前就已流通尼泊尔银币，现在规定不让流通，且旧币样板今后也不会再铸。如果不让这些旧币和新币并行流通，一定会成为危害百姓的根因。从今往后，官府各机构收取税银、官府或私人经商和收取贷款本息的时候，不准以裂损和花纹模糊为由贬损旧币；不准在内部交易和市场买卖时制定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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