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卧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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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卧底试读：

这是一本迟疑了很久的书。两年前的春节，家人都不在上海，突然就有了十余天完全空白的假期，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冲动，我坐在桌前连续写了十天，不眠不休地写，写成了这本书十多万字的初稿。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表达体验，居然是如此地流畅，好像人生里之前度过的所有日子都突然返身回来找我，它们蜂拥而至，争前恐后要从我的记忆的那条狭窄之门里挤进来，它们都想成为被记下来的只言片语，唯恐被遗忘。是啊，这一切都太容易被遗忘了，就像我的脸被一个个日子洗刷着，慢慢变得不再光滑，一天天镀上了沉重的颜色，刻出沟壑，我都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我，而那些曾经只属于我的日子，它们的确会慌张啊，怕成为无主的故事，无人再讲述，也无人来听。

如今一个个写下来，把它们从我一次次漫天飞舞的复述中捕捉住，钉成标本，它们色彩斑斓多变，以至于显得不太真实了，但我本来也没打算给各位展现真实，我的摄影作品里没有，文字里你也不用去确信什么，他们从我的记忆深处而来，飘飞不定，闪闪烁烁，连我都惊异于它们的诡异，我自己也有所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存在过。

说到这里，我想再说一个没有收入这个集子的故事。八十年代末，我在美院附中读书，有次和几个好友约了一起骑车去一位住在浦东的同学家，午饭后主人带了我们几个去附近的一个芦苇荡玩儿。那时浦东还没开发，骑自行车离他家不远，黄浦江边竟然有一大片芦苇荡，之前我没有见过芦苇荡，我的同学们估计也是，大家得知都很兴奋，骑车一路狂飙往江边飞驰而去。我们骑的都是父亲骑旧了的大28英寸自行车，用力踏起来，真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驰电掣的快感，尤其在那个温和缓慢的时代。脚下车轮的飞速旋转，耳边的风声，转弯时倾斜的车身如同刀片在地上割起的一阵阵尘土，和我们身体里的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荷尔蒙呼应得恰到好处，哥几个高歌猛进，一路嬉笑着冲出了城市的最后一道边卡，从城乡结合部的破旧柏油路俯冲向一片开阔的滩涂地，眼前不远处是一大片高大的金黄色的芦苇荡，辽阔地蔓延开，遮蔽住了视线。苇叶被深秋的江风吹得瑟瑟作响，面对我们这几个狂欢的坏小子战战兢兢，只有一条曾经被人走过的极其狭窄的泥路，不由分说地笔直深入。我们没有减速，就这样叫喊着冲入了这片茂密的金黄色。

直到江边才停下，这条路的尽头是黄浦江边的烂泥地，无法再往前了，前面是滔滔江水，路已经泥泞不堪，远处隔江似乎遥遥可见外滩建筑群的轮廓，却也看不真切。自行车东倒西歪躺了一地，我们几个在江边喘匀了气之后便摸出烟来抽，我那时刚开始抽烟，八十年代买烟要烟票，卷烟对几个半大小子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只有在这样隆重的时刻才拿出来犒赏自己一下。没地方坐，只能站在江边，在很大的风里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几个人都拉敞着衣服围成一圈挡风，好不容易将一根烟点着了，再一根接一根地对烟，深深吸一口，然后对着滔滔江水长吁出一口烟，这才有了点儿尘埃落定的舒服，也觉得有点累了，那年纪都这样，每天非要把一身用不完的精力都倾泻出来才罢休。可惜，一共也没几支烟够我们消遣，不一会儿我们就又无聊了，想着再做些过瘾的事情，因为感觉还有没用完的气力。“我们点了这芦苇荡吧！”忘了是谁提议的，但记得所有在场的小笨蛋都兴奋地点头同意了。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没有真正玩过火，那一瞬间心里的某种小邪恶驱使着我们试试纵火的快感。但我们忘了给自己留退路，当一个小火苗在风中瞬间被扩散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点燃了我们身边所有枯干的芦苇，两三米高的火焰，顿时像一堵火墙把我们几个呆若木鸡的少年围在了江边的一小块空地前。我们都慌了，第一次面对这样大的火，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无可挽回的罪恶感，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好。记得其中一个老成些的同学突然反应过来，他脱下身上的外套扔到不远的水洼里，然后狠狠用脚踏，把整件衣服都浸了水，然后大叫着让我们都这样做，我们几个这才缓过神来，把衣服都搞湿了重新穿回身上，高高包着脑袋，各自慌乱地扶起自己的“战马”，聚在一起相互鼓舞着，一齐大喝一声争前恐后地向大火中那条依稀可辨的小路冲去。那时每天骑车都是车技精通，在关键时刻又是抖擞了精神吧，我们几个没命地埋着头在大火中奋勇直前，火舌在身边胡乱燎着像是伸过来撕扯人的利爪，空气是滚烫的，憋着气不敢呼吸，四外都是芦苇杆在烈火里爆裂的噼啪声，感觉提到了嗓子眼儿的心，也会随某个枯干的破碎声一齐迸裂。我们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往前冲，竟一直冲出了火海。想起来真后怕，若是当时有人慌不择路撞到了一起，一定就爬不起来，再也不会有前路了。

我们谁也没有回头，至少我没有，我拼命地往前骑，根本就不敢回头再望一眼，心里知道身后是熊熊烈火，知道是已然无法挽回的局面，兵荒马乱地杀出去几百米，我们相互确认了都没事，然后就一齐默契地拼命奔逃而去了。之后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后来没心没肺地一起欢庆过自己的好命，不过毕竟烧了那么大一片火，一定惊动了不该惊动的谁或者什么机构，我们那时的小小年纪是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的，于是后来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事儿，好像那场大火从来没有被点燃过一样。

二十多年后，几个“纵火犯”偶聚，酒酣耳热之际再次聊起这事情，不料他们中居然有全然忘记的，能记得的两位也说根本没那么大的火……我愕然之余不免疑惑，同一件事儿为何有全然不同的记忆？后来释然了，生活的电光火石都是真真切切的，只是有的灵魂生来就敏感易燃，在别人的回忆里不过一缕青烟，在他的生命里便成了燎原之势。可故事在那儿，如同日子早撂那儿，能添枝加叶的也无非是多愁善感几许。我写下这些，也是为了如今回头再看一眼那片火海，它在辽远的时间之外依然烈焰冲天，只是再也没有任何声息，静静的像是默片电影，虽然已经不再能切实感受到那灼人的温度，也无须再担惊受怕，但那火，确实不曾寂灭。

我常常说自己成为摄影师是师出无名的一次偶然，但有时想想也是必然，我的记忆早就是一台照相机，时光入了眼便被一一定格。如今我将这四十来年亲眼见到和道听途说的事，归拢一块儿再次显影，也许其中人物看上去还是依稀可辨的，但他们姓甚名谁其实早就不重要了。甚至字里行间那个火烧火燎渴望成长的孩子，那小题大做的纵火少年，也根本不必有具体的名字。他点起的那把火，是一代人无处可逃的伤春悲秋，生命里时时刻刻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罢了。2014年11月24日记于深夜上海上辑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我见过你在海面上驾驶一列私人火车往返于少年时代和今夜一次又一次直到汽笛哑了你也不再唱歌窗外都是后退的风景戏剧家之子

摊上一对儿搞艺术的爹妈，是我这辈子喜忧参半的宿命。从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起，我的人生便被我乐天散漫的爹妈给搞砸了，因为他们至今都无法确认我到底是哪天生的。

按照我爹的说法，那天是下午天快擦黑的时候把我妈送入产房的，他在门口的长凳上坐立不安，直等到半夜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爹一辈子写过无数剧本，在他的描述里，一切都栩栩如生，像一场逻辑缜密的大戏。那天我奶奶也在，据说嘴里轻轻念着各种口诀，很含糊地做着双手合十状，在贴满了红色标语、毛泽东语录的区卫生院里，向着四面八方动作幅度很小地小心地划拉着。奶奶是从河北农村专程赶过来的，其实是为了亲眼看一看最后这一把牌到底能不能和。加上我姐，赵各庄的老马家这一代已经先后诞生了七个闺女，是村里有名的七仙女儿。北方农村有个说法，绝了香火的人家，一定是暗地里造了孽的，按我奶奶的话，这事儿让她在人前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叔叔在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已经彻底没底气了。而他哥，我爹那年已经四十四岁，这个最后报到的孩子，对于老马家，对于我奶奶，自然有着能否一雪前耻，从此扬眉吐气的重大意义。

直到快半夜十二点，我才大吼一声来了。我爹说他记得清楚极了，墙上的钟是十一点五十五，护士出来宣布，生了个男孩，话音刚落，我奶奶嗷地一声就哭了，把护士吓得不轻。马家终于有后了，奶奶当时就要给四方过路的诸神仙磕头，被我爹一把扯住，农村人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我爹本来就是被群众监管中的走资派，顶风作案生了孩子，态度已经很不端正了，还要搞封建迷信的一套，事情传扬出去，可不得了，所以我爹生生把膝盖已经弯下一半的奶奶给当空拽飞了起来。之后要填写出生证，护士看这场面，估计有点摸不清这家人的底细，便和我爹商量，这孩子算到哪一天？可以算作是8月31日的，也可以算成9月1日，虽然前后只差一天，但正好小孩儿读书报名时候，就是以这一天作为分界线的，前一天的孩子能早上一年学。

我爹信誓旦旦地说，就是为了这个，我的生日定在了8月31日。可我妈坚持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她说她进医院那天记得清清楚楚是8月30日，我因为出生在凌晨，可前可后，写是写了31日生的，可严格地说，我其实是30号生的。至于读书分界线的事情，是直到送我去小学报名的时候才知道那么巧，当时估计是觉得侥幸就记下了这个典故。我妈对这件事的总结就是：你爹本来就是个凡事都追求戏剧性的人，他潜意识里硬要为你的出世加一点传奇色彩罢了。每当我妈这样说，我爹总是笑：“你妈又欺负我，好吧好吧，我不说了。”可我妈一走开，他又低声和我悄悄言语：“这事儿我怎么可能记错？你要信你爹。”

信爹还是信妈不重要，只是我从此不信命了，其实是没法儿算命了，真苦恼坏了。生辰八字有两种说法，算了几次都是要两套命书，免不了被人白眼。星座也算不了，自己买了书看，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命，简直背道而驰，一个混得极好，一个非常地平庸惨淡。本来人要去算命，一定是因为心里没谱，卜个吉凶，想要寻个实在的说法，或者寻个破解。而可怜的我，就因为我这两个“戏剧家”爹妈，从此要分头面对南辕北辙的命运，奔走于自相矛盾的人生。

每次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便心里暗自赞叹我爹的记性不错；每次在生活里撞得鼻青脸肿之后，又想起我妈的话，按我妈记的日子，我命里就该那么苦苦挣扎的；而我奶奶拜的四面八方的神明，估计也不是一伙的。总之，我的人生从我来的那天起，就已然乱了。外婆醉酒

我已经过世的外婆曾经喜欢喝酒，她壮年守寡一生坎坷，可是一喝醉了却止不住地笑，望着所有人不停地笑，笑得眼泪都止不住。

母亲有六个兄弟，外公死的时候很年轻，刚解放，孩子们都还小，于是我的外婆，这个曾经的富家千金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细软，把大宅房产拆散成一间间屋子，细水长流地一一典卖，供几个年纪大的孩子读完了大学，他们工作后再供几个年幼的孩子读书上学。然后她自己每天心平气和地从曾经佣人住的小屋里从容走出来，穿过自己曾经的家宅，如今已经住满了陌生人的小巷，去到街道里的食堂，换上白大褂卖饭菜票，养活自己。后来“文革”期间，唯一还在她身边的我最小的舅舅被迫辍学，上山下乡去了，正好我也出生，外婆便来了上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又喝醉了大笑，我父母气急败坏地把她拖进后屋。平时他们俩都是特别孝敬老人的人，任外婆喝醉了，一家人都陪着她笑，好像那是难得的过节的日子一般喜庆。可是那天完全不同，妈妈低声地不停劝阻，别笑了，娘，别笑了。然后还要用手捂她的嘴，这哪里劝得住？外婆笑声更狂，拍着大腿，笑得涕泗横流。爸爸脸色惨白，心急火燎地把我和姐姐都拖进了由过道改成的密闭无窗的后屋，把前后门都仔细关得死死的。我十五岁的姐姐已经是半大人了，她和妈一起紧搂着外婆，将她按在床边，姐姐伸着食指放在唇间，做着“嘘”的手势，脸都笑红了的外婆好像明白了，努力憋着笑，也伸手指做噤声状，可只不过几秒钟，她便又笑喷了，大约是觉得身边这一家人鬼头鬼脑的样子更可乐，外婆笑得比之前更大声，更无所忌惮。

我还很小，在一旁看呆了，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我爹我妈迅速交换了个眼色，两人一起突然发力，把外婆一把按倒在床上，然后扯起床上的被子，兜头就把笑得发抖的外婆包得死死的，外婆在被子里蹬脚，姐姐又扑上去按住她的脚。这场面可真把我吓坏了，外婆还在笑，他们仨隔着被子全力按着她，隔个十几秒钟，把被子掀开一角，然后又迅速地把外婆和她渐渐微弱的笑声狠狠隔绝在被子里，依次反复，直到手忙脚乱的声音渐渐平息，一片安静，然后我听见被子里发出鼾声。

很多年后我都一直记得那一夜家里的气氛，像一场充满神秘意味的闹剧，不只是外婆，每个人都像是喝醉了一般狂乱。我一直不得其解，把它当成了童年里的一个噩梦。直到有一天，父母又提起那天，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那段时期毛主席刚逝世，举国上下人人阴郁，如丧考妣，唯有她莫知莫觉（上海话，糊里糊涂）地喝醉了。第二天外婆酒醒后后怕不已，曾经贪杯的她，从此之后滴酒不沾了。第一堂课

据说记忆是存在人的大脑上那些无数高低起伏的皱褶里的，记忆越多皱褶就越细密，那我的脑子一定是满脸褶子的，有一副未老先衰的表情，那里实在是藏了太多的东西。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辛勤肯干的小脑子便开始上岗工作了，我甚至可以依稀回忆起母亲为我哺乳，这话并不夸张，只是更多的都是画面，没有逻辑。而其中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很多至今难忘的场景，成年之后我曾一一问过长辈，甚至翻了很多书，为了对照时间，真正了解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例如，我曾经记得一个画面，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在一条狭窄的小马路的人行道上，父亲指着墙上的一些很大很大的字，和我说了很多话。后来我问父亲，记不记得那些特别特别大的字，没想到他记得特别清楚，于是把所有细节描述给我听。我那时比一个兔子大不了多少，父亲最喜欢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把我两个小鞋子的鞋带在他胸前绑牢，这样就多些牢靠，他可以一只手扶我，一只手还能挎个包。我是他年纪不小才得的孩子，他得意极了，按照我们家河北农村的风俗，把我的头发在额前剃成一个尖儿朝下的桃子，把我搞成年画里童子一般的模样，故意带了我去街上四处招摇。那天我骑在他脖子上一路走到了绍兴路，这是条很小的马路，上海昆剧院在那儿，还有很多出版社和别的文化团体，所谓那时上海的文化一条街。绍兴路是个典型上海老街区，马路两侧都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洋房建筑，隔三四米一个砖垛子，垛子和垛子之间就是红砖砌的墙。

父亲说，那时节这些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算是上海文艺系统的一条前沿阵地，专门揭发和批判各文化单位的“牛鬼蛇神”，在惨白色的纸上，用墨笔张牙舞爪地写着被批判者的“滔天罪行”，一层又一层，反反复复地贴。各种被揪出来的“反革命”的名字不停刷新着这革命的阵地，只是这些名字上都用红色的笔画了大叉，原本普通的字，因为成了坏人的名字，立即充满了血淋淋的罪恶感，那些我记忆里看到的很大很大的字就是所谓“大字报”。讲到此处我爹顿时有些激动：“那天你看到的是批判我的大字报，因为字写得特别大，我听说了特地带你去看，每一堵墙上都用四整张白报纸拼成一张大纸，每堵墙上只写一个字，一排字沿着街边围墙，一路扯了好远。”“每个字都有28英寸自行车车轮大小，”爸爸用手比划着，我看他那手势似乎要大很多呢，“那天那一排字特别长，把我所有的头衔都加上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资修的混血儿，马科！”

我掰着手指数了一下：“好家伙，不带标点符号都有二十个字呢！”“可不是，好长好长的，有半条街了，”爸爸讲到此处竟有点得意，“这些大字写得是排山倒海的，还有很多具体罪行的小字呢，可废了不少墨汁。”

我真有点不理解：“半条街都是骂你的话，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没心没肺的，还要带我去看？”

爹笑了：“怎么会不难过？‘文革’初期，刚把我揪出来，心里真觉得自己犯了大罪的，每天写检讨书，各种被关押，被批斗揪打，人格上受到各种侮辱，身体上也是伤痕累累的，经常半夜里写交代材料，写着写着就崩溃了，觉得不想再挨到明天天亮了。当时身边好多的老朋友，都是这样一个念头没转过来，就自杀了。我脾气硬，每次都是拼命忍住了，一天一天就这样挨过来了。后来，我得了严重的乙肝，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身体和精神都快彻底垮了，你妈怕我挺不过去，偷偷去医院取了避孕环，这才有了你，她就是为了给我留一丝生活的指望，那时你姐姐都那么大了，我们早就绝了再要个孩子的念头，你的出现，是你妈妈的计谋。”

那年我大学刚毕业，因为问那段关于“大字”的回忆，才在父亲的叙述里，第一次知道自己出生的原因，爸爸讲得轻描淡写，我却觉得热血上头，眼睛红，鼻子酸，想哭。“那时候你咋知道‘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暗无天日的连绵不尽的日子，是什么支撑着你，不只是我吧？”“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有了你，家里每天都其乐融融的。当然，还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就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儿不对了，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真错了，往后这些年渐渐反应过来了，几乎所有我认为是好人的人都成为坏人了，这事渐渐越来越像是颠倒黑白的闹剧。我就想要拼命撑着，好好活下去，一定要比这帮害人的孙子活得还要长，亲眼看看他们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嗯，我爹说到做到了，今年八十四岁还硬朗得很。

我丝毫不怀疑我爹的斗志，他是个真汉子，我一直就佩服他有天大的脾气，谁也不服。只是最后还是很好奇，那天他到底在和我说什么。

我爹嬉皮笑脸：“我在教你认字，顺着墙走，走一步教你一个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科，好好记住你爹的名字，么阿马，可额科。”无明的风暴

这一段记忆尽是画面，离上个故事时间隔了应该不久。有一天下午，窗户外面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喧闹，人声鼎沸，都是些喊破了嗓子的口号声，间或有些敲锣打鼓的队伍此起彼伏，还能听见附近各条弄堂里，有些零星的声音，亢奋地叫嚷着从巷子深处一路奔来，汇入那片更大的狂热之中。那时候这种事儿并不很稀奇，我童年记忆里的人，大多是血脉贲张极其容易激动的样子。我爸平时也差不多是这样，不过那天他挺冷静的，家里就只有他和我，别人都不在，我爸高高站在床边的凳子上，隔着钢窗以及窗口爬满的藤蔓，往外瞭望着，无声地抽着纸烟。

我家住的路和南京路交错，从窗口便可以远远望到几十米外这条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当时这个城市所有的政治活动大都围绕着这条街，但凡游行必然是从这条路上过，外国友人来访，乘坐的红旗轿车也是巡游这条最体面的街道，直奔政府机关所在的人民广场，那里也是全市所有游行队伍最终汇聚的所谓“人民的海洋”。那天那场游行一定也是如此，从我家窗口不远，人群涌来，然后又渐渐走远。

窗外渐渐安静下来，父亲从凳子上跳下来，若无其事地把手里的纸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我爬上了凳子，可是人太矮，看不到什么东西。爸爸回头看到，怕我跌下来，一把把我抱了下来，嘴里却没说什么，然后他闷声不响地为我穿上衣服穿上鞋，牵着我的手就出了门。

等我们父子俩到了南京路上，人群已经走得很远了，路上没有什么人，所有好事者都急急地赶去前面看热闹了，满地都是传单，各种油印的、撕碎了的手写的标语纸，也或者有鞭炮的碎纸。总之我熟悉的那条街道，在那天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几乎面目全非，遍地都是疲惫的垃圾，人群的声音已经很远很远，没有风，地上的纸一动不动。这是一种我至今难以形容的感觉，有点像我长大之后体验过的，所有过分集聚的饥渴欲望，在一瞬间爆裂倾泻了之后，我的身体所陷入过的那种突然让人自暴自弃的忧愁。

父亲牵着我的手，就着我小小的步幅很慢很慢地走着，那情景根本就不像是要去看一场游行，倒好像是在繁花一片的公园里散步，脚下的每一张废纸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朵新奇的花儿，都值得他细细地欣赏。他一句话都不说，低着头一边走一边读着传单上的字，并会为某一张新的不曾读过的纸片，而绕一些远路，渐渐的他竟然走得比我都慢了许多，我有些着急，拽了他几下，他只是对我笑一下，稍微赶几步，遇到要读的某一朵花儿，便又慢了下来。

在我童年的回忆里，父亲很少和我说话。他会对我温和地笑，也会非常暴烈地揍我，揍完却很少解释为什么要揍我，要我自己琢磨很久才能明白到底哪里犯事儿了。这让我既爱他，同时也很怕他，对于我，他太神秘莫测了，整个少年时代我一直在猜度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当时唯一自己觉得可能的结论就是，一定是他想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听不懂的，所以他便不想白费口舌了。

我们俩走了很久，直到成都路一个开阔的十字路口，前方的人群早就不见踪影，甚至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彻底赶不上了，我也走累了，父亲大约也读完了所有他想读的东西，脸上的表情特别柔和，像是桌边吃饱了的人，躺靠在椅背上，脸上会露出的那种与世无争尘埃落定的样子。他也停了下来，似乎不再想往前走，我抬头看着他，猜着他的表情是不是也打算回家了。突然间，一阵大风远远地从南京路的前一端席卷过来，一股子很大很大的风，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的真正的大风，迎面来了。

风是看不见的，可是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见了风，满地的废纸为它勾勒了一个具体又庞大的形象。那些地上平躺着的奄奄一息的纸片，在疾风的策动下，似乎突然注入了生命力，他们颤抖着依次张皇跃起，如同被惊飞的群鸟，在沙尘中啸叫着，相互拍打着，撞击着，飞卷入这一场毫无征兆的骤然风暴，无数魂不守舍的纸片夹裹在这一场狂飙中，早就失去了纸张的柔和形状，粗暴如同夺人生命的海啸一般，就这样在我们不远处，滚滚逼近。又突然间，这股已经到了路口的废纸的狂狼，被成都路横刺里而来的另一阵风吹散，就在我和我父亲站立处不远，这些原本不过飞了两三米高的群纸，陡然间急速升高了，相互裹挟着，攀爬着，像是砸在岩石上的浪花，向高不可测的天空里四散而去。

父亲蹲下身想要护住我，我挣扎着从他的怀里往外好奇地张望，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情景，之后也没有见过。很多年之后，这个画面依然历历在目，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份记忆中夹杂于狂喜的一丝恐惧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无数写着字的传单，大量白色废纸，夹杂着少量色彩斑斓的纸屑，这些场景时不时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们急速地转弯，瞬间飞升，如同活生生的在天空中翻飞的亿万群鸟，相互追打驱逐，沦陷于某种狂暴的无法节制的集体迷乱，幻想着成为一个庞大的不可阻挡的洪流里的一分子，自我意识不假思索地彻底奉献于集体，渴望化为狂躁无明的微尘之一，将生命力虚掷于那毫无价值的升腾和狂飙所带来的自我献祭的快感中。直至粉身碎骨。注：那天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性的游行，后来我查书才知道。亲爱的爸爸

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很少和我说话。但他并不是不苟言笑的人，只是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事情要思考，以至于在我的童年回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沉默的背影。这背影对一个孩子，充满了威严和距离感。当然有时他也会回头对我笑笑，我那时就会特别地开心，觉得自己正一天天成长为他的朋友，但当他转过身时，我又会沮丧地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进入的神秘辽阔的世界。想去探究那个世界的念头，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如今回头想来，也许我今天正在走的道路，只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去见识一下他曾经面对的远方。

那时父亲是一家之主，地位是极其显赫的，家庭饭桌上明摆着一切。我十岁之前父亲一直是个病人，“文革”期间他得了严重的慢性肝炎，曾经很严重，母亲一直精心照料他，家里的每顿饭都有一些菜是只属于他的“病号饭”，例如那时特别稀罕的鸡汤之类的“补品”。七十年代末很多人家都有几个小孩子，并不像如今那么娇贵，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鸡吃（这是极稀罕的事情，所以我能一直记得），这只鸡是按照以下顺序“消灭”的：鸡汤一定是父亲的，鸡腿属于我父亲和外婆，外婆之后是另外一位寄住在我家的老人，我父亲儿时的一位老师，我和姐姐各瓜分一只鸡翅，鸡胸肉属于妈妈，但妈妈却是一定舍不得吃的，还要补贴家里各人，余下鸡屁股倒又是抢手货了，父亲和外婆都爱吃鸡屁股，他俩总是不断地相互谦让以至于都要红脸了，最终由我妈手起刀落，一个小鸡屁股一分为二，这事端才得平息。如今想起来像是笑话，却是真的，那时的一只鸡确实死得极有尊严。

父亲从小练京剧武生，和电影《霸王别姬》里那些孩子一样，是吃了不少苦头的，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角儿，但因为聪明好学竟做了一名导演。以前的京剧都是老师言传身教，据说父亲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第一代真正的导演，他一直很得意，第一部导演作品竟是为周信芳先生做导演，之后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其实也都因为了这“不可思议”的第一步：“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周信芳先生也给我面子，听我的调度，我当时便明白了，了不起的是导演这份工作，不是我，我必要鞠躬尽瘁于这份工作，才对得起那么多看得起我马某的角儿。”以前的京剧舞台上那些角儿都是社会上受人景仰的大明星，一点不比如今的电影明星逊色，父亲刚做导演的时候才三十岁不到，这些旧时的大腕儿，都是又有钱又有名望的“老板”，要在他们面前做指手画脚的工作，没有些“狂妄”的威严是绝不行的，所以他工作上强悍是有了名的，在排练厅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下了班的他，和门卫室看门的都称兄道弟，非常不“张狂”，他曾经悄悄和我说：“这些叔叔都是我的师兄弟，练武生的一旦老了，受伤了，翻不成跟斗了，便只能安排在剧院里做门卫，他们都曾经比你爹厉害多了，我倒是个最糟糕的武生。”

父亲因为练童子功个子长得不甚威武，比我矮小一个头还多。他经常伸长了胳膊摸着我的头顶，半是骄傲又半是遗憾地说：“你瞧瞧我儿这体格，原本我一定是有你这个头的，唉，九岁就下腰拉腿，硬是没有长开。”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父亲和张飞是老乡，即便没长开，却还是个天生威猛的人，扯起嗓子怒吼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张飞当阳桥上三声喝的威力。有次半夜里派出所有警察来家找我爸，那时我还小，吓得不行，以为要抓他去坐牢，我妈也惊了，只有爸爸很不以为然的样子，结果人家是来上门感谢的，说是昨天他抓了个小偷送派出所了，回家竟没有和家里人说。他这时才有些得意地说：“我病了这些年，怕是打不过他们三个，于是发了狠大吼一声，结果两个人当时就屁滚尿流地跑了，余下一个腿吓软竟站不起来了，我便抓住了他。”派出所的人连声称奇，他倒谦虚：“他们偷自行车的地方是后面大楼的那个过道，有回音共鸣效果，不是我的本事。”我们一家人这才笑了。他这雷霆千钧的嗓子是远近闻名的，有时唤我回家吃晚饭，只消在厨房里朝着窗外大叫：“马良，吃晚饭了！！！”这炸雷一时间从狭窄的弄堂深处轰鸣出来，我的小伙伴们无一不胆寒，都劝我赶快回家，不要惹出人命来。很多年后我带了两个大学同学去父亲的排练厅，观摩他的工作，两人也是被他的嗓子彻底威慑了，出来后两个人满脸怜悯：“怪不得你说话轻声细语的，原来是物极必反，要和你爸爸顶嘴必然是输的，不过你这样长大，心理素质必然是很好的。”

其实父亲是个标准的文人，不过就是有一条武夫的嗓子罢了。我十二岁考美校前的补习冲刺阶段，糟糕的文化课成绩成为了我学绘画最大的障碍，我复习得很辛苦，也很惶然，几欲放弃。一天早晨睁开眼，发现床头正面的墙上，父亲写了一幅大字贴在醒目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可想而知这话对我的激励有多大，我后来便真的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地读了美校。后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后刚工作的那些年里，心高气傲却命比纸薄，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终日钻营于工作，晚上只住在办公室里，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一天父亲竟寻上门来看我，径直取图钉数枚，将一横幅挂在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七个大字：男儿谈笑觅封侯。父亲知道自己嗓子大，怕我那时也是个爆脾气，话说不到深处便赌了气，于是常常给我写大字，还有几幅字也是一直忘不了的，一个是“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还有一幅是“厚德载福”，在我被生活戏弄了，越来越喜欢大放厥词的时候，他听了我的牢骚话，随手就去案前写了这四个字，一句话也不多宽慰我。他的书法特别好，笔锋奇妙自成一格，但对于我更受用的却是那些文字里的嘱托，一个父亲给在世间行路的孩子真正的指引。

父亲后来越发地柔和了，在我渐渐变得高大魁梧之后。直至几年前他病了，晚饭后突然就在桌边的凳子上颓然倒了下去，医院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我突然便意识到也许会就此失去他，想起他在送医院的路上，直直望着我紧锁双眉却口不能言的样子，我心如刀绞一般难受，却不敢说，怕是母亲和我一般地恐惧。他已经昏迷到了第四天的晚上，我和姐姐轮流陪夜，那天是我陪通宵，窗外不远有医院招牌的霓虹灯将一片红光映入了病房，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四下里一片安静，只有呼吸机的声音。医生说再不能醒过来便可能再也醒不来了，我整夜握着他的手，怎么也不敢放开。凌晨三点多，我伏在他耳边轻声和他说了很多话，心里想着也许他能听见，即使再也醒不来了也听到了。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一辈子都记得，像个奇迹。

我突然感觉他的手特别地温暖，滚烫滚烫地握在我的手里，那洒满了一屋子的红色灯光竟然亮了许多，我突然就有种奇怪的感受，昏迷的父亲，这位给了我血肉生命的人，正在通过他的手，将他所有的暴烈的能量，他一生的信仰和热爱，他的智慧和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我，赠予给我。那一瞬间，在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我激动极了也害怕极了，激动于这样一种正在我想象里奔涌的不可思议的传承，恐惧于也许这一刻便是永别，他将一切尽数托付，便一去不回。我流着眼泪唤着他，不知所措，叫得越来越响，正慌乱间，我突然看见父亲竟睁开了眼睛，疲倦昏黄的眼睛突然就看着我，好像是为了一句答应，他不走了，他还要陪着我们一家人活下去呢。我立即叫来了医生，那一刻后父亲便苏醒了，一直还在我身边，只是真的便不再有暴烈的锋芒，不再发脾气了。那一夜发生的一切我相信都是真的，从此他成了一个特别和善的人，总是拄着一个拐杖，微微笑着看我，像个没有原则的土地爷爷一样慈祥。

成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一直是我的愿望，从很小的时候直至今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先天并不太完美的孩子，无论是智力还是体能，各个方面在同龄人里都不出类拔萃，功课差，体育也不好，各种竞技项目无一擅长，甚至最可自负的美术能力，一旦进入了专科学习，和一群同样有天赋的孩子在一起，便也成了末流的人物，如果不是从父亲身上学了这男子汉的斗志和坚韧，断然是没有可能杀出这条血路的。再加上他也不要求我什么，在我开满了红灯的成绩表上签字时他也从不恼怒，只是叮嘱我，要多看书多思考，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是自己成就自己的。

我后来的确因为这句话一直在努力，为了自己成就自己。可是今天我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创作者，其实也不只是自己的努力折腾，还一定是源于父亲的一些基因，特别是他异想天开的创造力。我们曾经的家有个阴暗的阳台，晾衣服都晒不到阳光，上海的天气潮湿，阴干的衣服总有些怪味道，母亲为此一直有些抱怨，却也无计可施。父亲为了给她个惊喜，在她出差的某天，叫了我一起去买了些废铜烂铁，在阳台上造出一个机械，又去对面大楼一家相熟的人家打了招呼，在人家窗外打了几个铁钩子，装了动滑轮。一个由自行车脚踏齿轮盘驱动的巨大的空中晾衣机便诞生了。他欢乐地搞着科学实验，把一家人的衣服晾在这三十多米长的晾衣架上，搞得整个公共街区的头顶上飘满了我妈的胸罩短裤，妈回来之后当然是勒令他拆除了这“家丑外扬”的胡闹东西，但自此在小区留下我爹的神话，至今很多邻居回忆笑谈。父亲从小学戏，也没读过什么理科方面的书，他所有的创造都是些改造的物件，只是凭了想象力把原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夸张成了各种让人失笑却也实在可以有些功用的神奇物件。他还把一个旧闹钟改成了一个线控的“唤儿起床上学机”，他只要在被子里扯一把床头的拉线，这条线便会穿过长长的厅堂和厨房，牵动我床下藏着的一个旧的闹钟，这闹钟便会发出厉声的鸡叫，并同时点亮我床头灯，于是，每天早上鸡叫不止，灯光直刺我眼睛，我不得不按时上学，而习惯晚睡读书的他和我妈便可高枕无忧，不必起床了。最近几年他身体渐弱一些，不再搞机械发明，但有次还是用我不要的一个黑色人造毛的靠垫给我做了一顶假发帽子，还用铁丝弯出了自然的发迹线和鬓角的形状，花了好多时间细密地用线缝了，在冬天时候突然拿出来送我，还充满歉意地说：“可怜把秃头遗传给了你，天冷没有头发可不好受呢。”

父亲如今已经八十五岁，不复有他壮年时期的男子气概，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但也不服老，拄着拐杖随着我妈四处去旅游，平日里还埋头写书，这几年里已经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戏剧导演学著作，只是一直在不停地裁剪修改，总也不舍得脱稿，说是必须对得起将来读书的人，不可因为自己的老迈而有所疏忽闪失，“我是不会在前言里抱歉地说这书有很多疏漏之处的，那些都是客气话，做学问不能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他总这样和我说。前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左手腕上并排戴着两块手表，很好奇问他为什么，爸爸笑说：“没什么，它们都还在走啊，走得很好，我不忍心在它们之间做选择。”我听了禁不住要去抱这个老头子，真心想要拥抱他，好好谢他，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指给我看这些朴素温厚的情感，自己却浑然不知。也因为这个吧，多年来一直不愿为事业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远走他乡，我只能选择留在上海，留在他们身边。这是我人生里最值得的守护，我永远不后悔。白色迷宫里的秃头

家里后门通向一个弄堂中的空场，大约一个篮球场大小吧。对当时身高不足一米二的我来讲，是足够大的了，大到整个小学的前三年每天在这一方空间中来回狂奔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厌倦。空地的一角有一个福利工厂。几个高大但面容呆滞的男人整天在一张大石板上洗刷白色的桌布，是附近的绿杨村饭店每天洗换下来的。洗好的大桌布雪白雪白的，晾在竹竿支着的长绳上，一块块密集地靠着，随风摇摆，于是那片小空地就成了一个白色的迷宫。我们这些小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乐园，在迷宫里笑着跳着钻来钻去。所有的桌布都是湿的，阳光在桌布的晃动中变幻莫测，我至今都可以从记忆中清晰看到，甚至还闻得到湿湿的肥皂气味。

但是小孩子的手总是会弄脏那些洗好的白布，留下些小小的黑手印子，有几次太调皮了，甚至把一架子布都拉倒了。可怜那几个傻大叔大声吼着，挥舞着手里的板刷投掷过来，老打不中又悻悻捡回去。

长大以后，想起当时小孩子并不懂大人工作的艰辛，那几个智障的大男人也许因为我们的调皮更是厌恶自己本来就没什么快乐的生命，就非常地痛恨自己。真希望他们能瞄得准些，希望那洗衣刷可以穿过记忆打到我现在已经秃顶的脑门上。天使

我家后门曾经有个街道福利厂，一群智障人没日没夜地在一块石板上用板刷和肥皂刷一些白床单和白桌布。他们工棚的楼上住着一家人，一位单身的父亲和三胞胎女儿。她们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眉眼非常标致，一模一样地漂亮，大约十四五岁的年纪。我记得她们出门时总排成前后一条直线，一位也许稍微年长那么几分钟的姐姐在前面带路，面无表情目不斜视，两位妹妹跟在她身后，都做出非常沉静的样子，只是走在中间的那个做得并不好，常常会瞟一眼旁人，也看过我几眼，她的眼睛里是有些微笑的，而走在最后和最前面的几乎是镜像一般。

她们常常相互间一句话也不说，似乎只是从另一个只属于她们自己的世界里短暂地出来一次，这个世界她们并不熟识，也似乎没有打算混熟的意思，仅仅是借路走一走罢了，随时都要回去的。在一种安静矜持的节奏里，三姐妹穿过几条小巷交会处的那个小小的方场，绕过地面上的污水，从那些洗衣工人身边行过，那些胖大的洗衣工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愣愣地看着她们，我也是。

那时我刚知道有天使这个词，觉得只有她们三个的仪态配得上这个词。

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我家搬到徐家汇附近，那时街边的木头房子都拆干净了，我常常去的艺术书店也搬迁去了静安寺，徐家汇正渐渐变成繁荣商圈，天主堂的街对过，如今的那个上海老站餐厅的院子，那时是个修女院。有几次黄昏时路过，看见一排穿黑衣的见习修女在一位嬷嬷的带领下沉默地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红灯闪烁，斑马线之后所有车和人，都被这景象所震动，她们都低着头看着合十双手里的十字架，目不斜视前后紧紧跟随，那喧嚣都市里的短短几百米，因为她们的信仰顿时变成远古的静寂山谷。我的回忆里，她们也像天使。小鸽子

后弄堂里有个姓武的哥哥是个让远近闻风丧胆的流氓，到处寻衅斗狠，脸上两道刀疤。但他有个特别温柔的女朋友，总见她在弄堂里哭哭啼啼地劝他，他也常搂着她发誓改邪归正。后来他还是进了局子，这女孩儿经常去看他，家人反对下她索性搬进了他家里，等他出来后结婚开了一家个体户饭店。他叫那女孩“小鸽子”，他发喜糖的时候，一口一个“我家小鸽子”，这温柔的话，和两条刀疤混为一谈，我一直记得。

十三岁那年搬家，再也没有回过那条小街，年少气盛的我也急着去自己的江湖里闯荡了，可是心里总想着要回去看看武哥，念念不忘。再次踏进他家饭店，是我工作很多年之后，我早不再是他记得的孩子模样，他我却认得，只是曾经一身铁打筋骨的武哥已经是一个胖子，戴了很粗的金链子，脸上一点杀气都没了，全然就是个饭店小老板，两条刀疤早就混迹于深深浅浅的皱纹里。我坐下的时候他刚要出门，对坐在账台后面的女人说了一句：“我搓麻将去了，夜里回来。”那女人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头都不抬。她是小鸽子么？我正在记忆里试图仔细分辨，只迟疑了一下，武哥便走远了。我实在无法确认坐在柜台后面那个面无表情的女人是不是小鸽子了，只好胡乱点了碗面闷头吃，味道还行，算那种原汁原味的上海市井味道，但也就不过如此了。

生活是如此细碎湿润，就像夏夜肌肤上的一层细汗，若有若无，却实在黏腻无从摆脱。所谓长大成熟老去，不过就是在这无尽的琐碎里渐渐生锈的过程，锈在一起，锈成一堆，铁石心肠面目模糊不分你我。成为英雄不过是男人的一时幻觉，不可一世却也不可一生一世。记忆里那段英雄美人的故事，如今还是交回记忆里去吧，彼时彼刻的一切已经圆满，再不必追寻。三个疯子

我童年时见过好多疯子，好像那时疯子特别多一样。“重机枪”是其中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总穿一套很干净的旧式样军装，整整齐齐的，一定是家里有人照顾着的。他是我们那一片地方很有名的会“表演节目”的疯子，按时定点地出现，有一大群闲人观众总是等着他。大约每两周的样子他便会出现，从石门路方向沿着吴江路步行，往青海路方向走，一路洋洋自得的样子，嘴里说着些乱七八糟的话。他刚一出现时，别人不知道他做些什么，追看的人不多，后来有名了，他走在前面，后面总是有十多个看热闹的。我那时也知道他，在窗前做作业，能听得出他一些特殊的动静，他只要一出现，窗外便会有小孩子的嬉笑：“‘重机枪’来了！”我听到了便也会追出门去看。

他每次走到青海路吴江路路口的粮食局大楼门口一定站住，那里是他的专属舞台，所有跟着他已经走了几百米的闲人们便散开来，嘻嘻哈哈说笑着，各自寻了较好的观看位置，大约隔了一丈开外的样子，把这疯子团团围住。“重机枪”一定是非常享受这一切的，微微笑着，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数落着这一众看客尽是些有眼不识泰山的呆子，但说话声音很小，有些自言自语的意思。待众人都稍微安静下来，他便从军装下摆的兜里掏出两包烟，“今朝是凤凰，喔吆，另外一包是敦煌！”四周看客大呼小叫着，我认得这些都是高级的香烟名字，父亲平时都很少抽这些烟，那时买烟要香烟票，好烟是又贵又少见的。奇怪的是这疯子每次都能拿出这样的好烟，更奇怪的是后面的事情，他像是走江湖的表演一样，当着众人的面把香烟的包装一把扯开，整整一包烟二十支一齐塞进嘴里，然后很得意地张着塞满了一大捆烟的大嘴，对着众人扫视一圈，众人此时都是安静的，被他的这架势给震住了，然后他一边四方巡视一边掏出火柴，划了一支胡乱地在那一捆烟上点了点，大约只有一小半的香烟被点着了，随后他会十分享受地深深吸一口，好像要吸到丹田深处、吸到身体中无尽的黑洞里一般地吸一大口，几秒钟后，浓烟便从他的鼻子嘴里涌出来，我感觉好像耳朵里脖子里都有，烟四处冒出来，他整个脑袋便在烟雾缭绕里了，不过就只这一口，他突然地大啐一口，把嘴里的香烟吐得好远，满地都是。围观众人齐声叫好，大家好像憋了这许久，就为了等着这一下呢。

第二包烟同样的一个仪式，一捆一起塞进嘴里，只抽一口便吐掉了。抽完这一地的香烟，他也不久留，神气自若分开人群，径直就扬长而去了。那些围观看客这时便不再追随，一哄而上捡拾满地的香烟，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分辨着哪根烟沾了他的唾沫，哪根烟没有点着是全新的，大家每人捡了几支好的，夹在耳朵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议论纷纷起来，有人说：“这个人屋里有钞票，阿爸是资本家，‘文化大革命’疯掉的。”“伊住在石门路，老早是报社写文章的，前两年批斗伊就在这个楼上的粮食局礼堂里厢。”还有好多人说了好多他的故事，看来此人应该也曾经是个人物，街坊四邻都知道一些。可惜我那时小，只记得这些，“重机枪”是一个富人家的公子，曾在报社里工作，在粮食局礼堂被批斗过，至于为什么疯了，为什么要用这样猛烈的方式吸烟，便不得而知了。

另外一个是比较有趣的疯子，我对他的一举一动记得最真切。那时候有段时间是提倡“除四害”的，全民搞爱国卫生运动，打苍蝇灭老鼠，还有两害大约是跳蚤和臭虫，我记不清楚了。反正街上路边到处贴了宣传画，大多是画一个白衣白帽的人，拿着有点像打气筒的喷雾器，下面有个瓶子，瓶子里是敌敌畏，喷出一阵烟雾，烟雾里画了些死翘翘的虫子。学校里也到处都贴了类似的画，还提倡所有学生在某一天都带了苍蝇拍子来上学，然后那天也不上课了，所有小孩子像一群没头苍蝇一齐涌出学校，去附近的食堂饭店里帮人家灭苍蝇。现在想想也好玩，哪里来那么多苍蝇，这种疯头疯脑的事儿最终一定是给别人家添乱的。

我说的这人也一定是受了“灭四害”的鼓舞，只是他不像我们是业余的，他是个真疯子。此人二十多岁，身材矮胖，短手短脚，只头顶上留了一些头发，脑袋四周被刮得干净，有点像现在的朝鲜领导人的发型。穿的衣服还算干净体面，但都是很旧的，有一些补丁，脚下一直穿着拖鞋，脚特别脏，手上呢，终日里拿一个苍蝇拍子，他所有的兴趣爱好便是拍苍蝇了。平时我们这群孩子爱围观他，但也不敢走得很近，因为他毕竟是个大人，还是疯的，我们一边笑他一边是做好了随时一哄而散的准备的。其实他倒是非常专注，眼睛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旁人，他眼里只有苍蝇，心无旁骛地站在垃圾堆里，或者站在污水里，一动不动像个稻草人死死盯住某个猎物，然后突然间就猛地挥拍出击。因为多年的经验吧，一拍一个准，拍无虚发，拍中以后他便乐呵呵地仔细在拍子上找苍蝇的尸体，如果没有便四下里去寻，找到之后细心地用两个手指轻轻夹起他的战利品，然后……然后猛地张大嘴，把苍蝇准确又迅速地扔进了嘴里，此时远远的我们一定是开心得大叫起来的，他才不管，非常自得其乐的样子，很认真地一边咀嚼着，一边开始着手下一个目标。这个人为什么疯了，我也不知道，整个童年时代每次见他，他都在辛勤地工作，这些年过去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后来曾经看书上说其实苍蝇是高蛋白，营养丰富，便会笑着想起他，但愿这个可怜的人身体棒棒的，现在还活着。

还有一个我童年常见的疯子，是个看上去完全正常样子的人。最初见到他都以为是个普通路人，后来时间久了才慢慢发现他每日只是重复着做同一件事情：在我家后弄堂尽头的垃圾桶里翻东西。家里的垃圾都是我负责倒，这是我妈给布置下的家务，于是我总是可以看到他，他头发有点长，戴了一个塑料黑框的眼镜，镜脚上缠着医用胶带，那时戴眼镜的人常常这样做，倒也不显得很奇怪。身上是一件很旧的中山装，蓝色已经几乎褪尽，露出布本来的灰白色，袖子上会套两个黑色袖套，像个精打细算的会计。这人身材非常瘦长，裤腿短了一截，翻卷起来更是显得细脚伶仃的样子，手里永远拿一根很细的、和他的身形有些类似的竹竿，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好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我最先几次还很好奇，想要帮他寻寻，记得还问过他找什么，但这个戴眼镜的人一言不发，只当我不存在，我便有些怏怏地走开了，心想他一定怕孩子会添乱，大约是掉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时间久了，发现他从早到晚都在那里翻，并不是偶尔为之，我这才知道了他是个疯子。每次我倒垃圾，都尽量离他远些，怕是惹恼了他，他倒也不看我，只待我一走开，便上去翻我家的垃圾。我心想这可怜人估计是要寻一些食物，但又觉得好似不是，因为他衣服穿得还是挺体面的，而且手里从来也没有见到有什么东西。我后来也没打算细细追究，疯子的事情哪里说得清楚，便渐渐对这人视而不见了。而他依然在那里翻着，直到我搬家前最后一次去倒垃圾，他还是在那儿，人已经老了一些，衣服也变得更灰更旧了，站在垃圾堆前的混沌树影里，他变得难以辨认，几乎成为了垃圾堆的一部分。

很多年以后，某天家宴，我和姐姐的几位朋友无意间聊起我童年里的这些疯子，兴之所至还一一比划起他们的可笑样子，说起他，姐姐在一旁插了一句：“那时你年纪小不懂，我们都认识他，你说的那个一直在翻垃圾的男人原来是个钢琴家，‘文革’时候被造反派切掉了两手的小指，当着他的面扔到了那个垃圾堆里，他从此便疯了，直到死，每天都在想找回他的手指。”席间一片死寂，没人再说话。学校门口的拾荒人

读书的小学在一栋洋房里，红砖的，上下两层，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壁炉，大厅里有宽阔的木楼梯，扶手特别宽，栏杆是雕花的圆柱，楼梯靠着墙呈U字形回旋，贴楼梯的墙上是三扇高大的细长形的彩色玻璃窗，五彩缤纷的颜色，具体什么花样已经记不得了。整栋建筑笼罩在一棵巨大的广玉兰树下，估计是有些年头的老树了，我曾和同学合抱，三个小人才够树身一圈。这原来应该是一栋私宅，所以操场只有排球场大小，本来只是人家的一个后花园。学校的门应该是原来人家的大门，一辆小轿车可以通过的宽度，两扇很厚的大门板上，有黑色镔铁的繁复花饰，很多年之后我在西欧旅行的时候，发现那是欧洲常见的大门式样。就是在这扇高阔的大门正对面，隔了四五米宽的巷子，住着一户拾荒为生的人家。

那家的小窝棚由各种杂色的大小不一的碎砖垒起来，胡乱地用水泥糊稳了，有一扇和我们学校房子里的窗子式样差不多的小木窗，估计是学校维修时候扔掉的，被他们捡了去，窗玻璃早没了，用塑料布和铁皮封着。屋顶是木条和油毛毡多次修补而成，压了些碎砖头，大约是怕被夜风吹走。这小屋子占地大小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张大双人床，有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和一个小女孩住在里面。老妇人头发梳得很整齐，额边还卡了一个发卡，卡在一个一直不变的位置，穿的衣服很旧，但不很脏，她的眼神非常阴郁，从来不笑，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一动不动的。那个小女孩年纪比我还要小一些，应该是她孙女辈分的孩子，正是小学生的年纪，但她没有上学，每天都和这个老妇人在一起，就一直黏在她身边，我不太记得这个小女孩的长相了，她并不常出现，有时候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她们俩，每天放学出校门，我都要瞧一眼她们俩的屋子。屋门常常是开着的，门口放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煤球炉子，炉子上总是放着一只冒着烟的铜吊（上海话里的烧水壶），只要门开着，那老妇人便会坐在门口里面不远，脸沉在屋檐的阴影里，在缭绕的烟雾背后冷冷看着屋外，一动不动的。好多孩子都会故做小心的样子往屋子里探头探脑，然后又虚张声势地做吓坏了的样子，一哄而散。但那老妇人眼睛里似乎是没有这一切的，只是冷冷地看着屋外，不动声色。

这屋子旁边停了一辆老旧的解放卡车，不知道是谁的，日晒雨淋的早就生了锈。我们这群孩子经年累月地在这车上玩耍胡闹，车斗的帆布棚早就被扯烂了，只留下几根铁的框架，轮胎也已经瘪了气，驾驶室玻璃早就被砸了，里面能拆卸的仪表和方向盘被贪小便宜的人偷了去，人造革的坐垫也早被划烂了，里面填充的棕絮也被鸟儿衔走做窝去了，我这样猜测是因为有几次一靠近驾驶室，碎了玻璃的车窗里就有只惊惶的鸟儿拼命冲了出去。祖孙二人常常把捡来的湿了的废纸就铺在这辆废弃卡车上晒干，车栏杆上，车棚的框架上，驾驶室的圆顶上到处铺满，她们洗晒的衣服和床褥也是晾晒在卡车上，她们住的屋子在一片树影里，这辆卡车就是她们家的晒台，唯一照得见阳光的地方。

一晃几年过去，学校门口的这幅破败场景，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渐渐地见怪不怪了。五年级暑假之后开学，整个暑假我都在北京的亲戚家里疯玩儿，上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回到牢笼一般痛苦，我闷闷不乐斜搭着书包去学校，走到学校门口大吃一惊：门口的废卡车没有了，那间破屋子也不见了，在原来破屋子的位置，靠墙竟是一个汉白玉的小喷水池。西洋式样的立柱，半镶嵌在墙上石头砌出来的一个雕花框子里，立柱上有两层花盏状的结构，用来托着喷泉里的水，立柱下有半圆的水塘围栏，整个水池的线条造型很美，但雕刻很简单，大小也并不很惊人，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它竟一直完完全全地被藏在了那个黑暗的小屋子里，这个干涸无用的喷泉，原先难道是她们祖孙两人的床么？再回头看，小学校大门紧闭，厚重的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小学搬迁至往前二百米居委会大院”。

这是我无甚波澜的小学时代里的一场不小的变故，所以至今记得。后来的教室是学校向居委会临时租借的另一处老房子，虽然也是不错的房子，但毕竟所有熟悉的环境都变了模样，经此一折腾，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后来每天放学走的是另一条路，但是我实在好奇，总是绕路去瞧一瞧原来的校舍，还有那个奇怪神秘的喷水池。不久之后的某天，我又经过那儿，远远望见大木门竟开着，于是紧走几步过去看，那是个我至今忘不了的画面：那个曾经的拾荒老妇人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不过这次她穿着干净体面的衣服，坐在这座高阔的宅子的门口，坐在了阳光里，皱纹深刻的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

我后来大一些，渐渐了解了曾经身处的时代，才算理明白了这个故事背后悲伤的逻辑。这栋豪宅原来一定是属于这位老妇人家的，大约是在“文革”开始前后被掳夺了去，然后充公成了我就读的这所小学的房产，而她就在家门几米开外扎了下来，即使被剥夺了所有家业，甚至尊严，沦落到要靠拾荒为生，也一直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处等着，等着这国家终于回复公正理智的一天。唉，这是一种多残酷的守望啊，这颗伤痕累累的心又该多么倔强，才能忍受得了这样的沧海桑田之苦。好在她终是等到了，许多的人在那场浩劫里，身名俱裂，灰飞烟灭。

一直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她捡来的弃儿，还是亲孙女？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有其他的家人，后来我去看过这所房子，终于也是被拆掉了，这家人如今不知道去了哪里。记忆里只留下这个故事，还有那老妇人坚定也冷漠的眼神，怔怔的一动不动，原来是望着自己的家。第一个洞“文革”虽然结束了，可是阶级斗争的氛围依然铁幕一般笼罩在生活里，人和人之间依旧相互小心提防着。整整十年的时间，人们大约早习惯了这样在黑暗里竖着耳朵的日子，小孩子也一样，早都被培养成了冷酷的业余特工。某天放学后，我和小伙伴偶见一个老人站在一架高梯上往洋房外墙上的一个洞里塞什么东西，还时不时东张西望。我们立即判定他是掩藏电台的特务，因为那时敌特电影里常常有类似的情节。于是我负责看住他，另一个同学回学校报信。后来老师满脸不情愿地来了，我们非常严肃地向他汇报了我们侦查到的情况。老师听完没说什么，神色尴尬地走上前和老人交谈了一会儿，远远说了些什么我们也没听见。过了一会儿，两人竟笑着握了手，还走过来一起表扬了我们，夸我们警惕性很高，长大之后可以成为保卫祖国的栋梁之才等等，这些话，就是我想要听到的，于是很有点得意，但也隐约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老师也是特务？不会，老师办公室墙上有很多奖状呢。那他为什么要和他握手呢？他们是一伙？难道老师是个潜伏得很深的老特务？也不像。要不这老头不是坏人？可是他鬼鬼祟祟的，有理由怀疑他是特务啊，电影和红小兵画报里不都是这样教我们的么？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啊。难道是我们俩错了？怪不得老师刚才一副不情愿的样子，那他为什么不明说呢？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犯着嘀咕，想不明白，非常烦恼。这是我生命里第一个洞，一个我自己怎么也无法织补起来的洞，这个如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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