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朝荣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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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试读：
前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要有胜者的欣喜，要有光荣的回忆，要有团结的感动，要有对死难者的祭奠与缅怀，要有于百死之间觅一活的家国情怀。但这些还不够，在庆祝胜利的同时，还要牢牢铭记胜利之前的失败与艰难，记得深刻感受去时不远的贫弱与屈辱。本书旨在用铁的史实再现这段严酷而真实的历史，并以此来缅怀英雄、慰藉亡灵、警示世人。惟有如此，在悲喜交集的纪念里，爱好和平的人们才能捍卫历史，才能期许未来。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十几年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而中国是被日本侵略最久、伤害最深的国家，日本对华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国力尚未完全衰落之时，日本的侵华意图就已经非常明显，甚至绵延400年而不绝，每逢时局之变则愈彰。中华民族可谓备受屈辱，生灵涂炭。好在这个民族从未屈服。终于，他们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1948年12月23日凌晨，狂热的军国主义头子、二战的罪魁东条英机等七名罪恶昭彰的日本甲级战犯踏上了通往地狱的十三级台阶，在正义的绞刑架上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而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法官正是我的祖父梅汝璈。祖父全程参加了对二战期间远东地区主要战犯的审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名法官中惟一的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随着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屡次抗击外国侵略首次取得了完全的伟大胜利。中国法官也随即有了首次参与军事法庭审判的雪耻机会。
为了伸张正义、严惩战犯；为了教育民众、警示后人；为了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中、苏、美、英等11个战胜国在日本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一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声势浩大、举世瞩目，令日本法西斯分子威风扫地，使进步人类扬眉吐气，对战后6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6年3月20日，祖父在上海江湾机场登上飞机。当天南京路上的报童挥动着报纸边跑边喊：“看报！看报！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飞东京！”东京审判提审的日本战犯共有28人，主要是策划、发动侵略战争，造成被侵略国家巨大损失，制造滥杀无辜的屠杀惨案的头面军国主义分子。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晚上，祖父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用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2月23日，在历时近两年半的庭审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8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有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其中检察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1200页，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6800页。法庭判决书长达1212页，列举了详细判罪理由，用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最终28名甲级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其余1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在这场马拉松式审判里，祖父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雪耻的艰苦斗争。祖父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多个关键时刻，竭尽全力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让世界记住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大法官。周恩来总理对祖父的出色表现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梅汝璈先生为中国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已经证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它向世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阴谋侵略是最大的犯罪，这是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遗憾与不足。祖父也一直认为那是“一场差强人意的审判，留有众多遗憾”。
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在审判前后操纵了检察和执行大权，不仅将天皇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而且还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实行了大赦。致使那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
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是，美国出于一己之需，在战后迅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由势不两立转而大力扶持，致使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实力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的天皇制意识、皇国史观、军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极右思潮重新抬头。他们变本加厉地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他们极端荒谬的言论、极其猖獗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这不仅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也为战后日本右翼政要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埋下了祸根。
对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早已表明了态度和看法。1948年11月20日，延安就十分明确地、严肃地指出：“对于这次审判的结果是绝对不满意的。”但从大的方面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中国人民、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记录。它洗雪了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受外邦侵略的耻辱，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东京审判这页历史，虽然翻过去了近60年，中国和世界的形势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各种友好往来也不断加深，和平、正义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值得世人高度警醒的是，当前，日本政治明显右倾，屡屡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武装力量为突破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藩篱”而一试再试……作为有侵略战争“前科”的日本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对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竞争的主战场——亚太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阻遏日本社会右倾势力，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责任。
梅朝荣
2005年8月15日
第一篇 “靖国”问题
1．40年代，亚细亚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东亚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集中地带。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的四个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导致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而且作为地区局势的主角，四大力量之间的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会对东亚的整体安全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如此邻邦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关系历史源远流长。东汉时期，日本北九州一位国王，曾派使者向汉光武帝进贡，并获赐金印一块，被光武帝册封为“汉倭奴国王”。在隋唐时代，日本已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留学，吸收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医药、农耕、织造等先进技术，同时，学到中国封建王朝的治国之法，从而使日本稳步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国力尚未完全衰落之时，日本的侵华意图就已经非常明显，甚至绵延400年而不绝，每逢时局之变则愈彰。
日本战国年代的权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就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明言：“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幸而明朝派大军援助朝鲜，两国并肩抗日，才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19世纪，在西方霸权争夺亚洲时，日本幕府也曾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68年，在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改向欧洲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及科技，建立律令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因而迅速强大起来。
地球自有生物以来，就是弱肉强食。人类历史更是充满竞争。强者若不自律，弱者必然倒霉，“落后就要挨打”。强大起来的日本实行了“脱亚入欧”的国策，采取了与强者西方为伍、所谓“远交近攻”、侵略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政策。明治维新时期的所谓“志士豪杰”，诸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再提“征韩论”，依然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根本。”而一旦谋定朝鲜，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步骤则正式展开。日本参谋本部在拟定的《征讨清国策》中，将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列为“占领区”，而将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则列为“吞并区”，中国其余国土“宜被肢解”，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内地建立一大日本”。
最为露骨的《田中奏折》出台显示，田中义一无疑成为这一脉相承中“再接再厉”的接棒手，并有了“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的总结。奏折甚至明目张胆地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占领中国之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便是对日本侵略盘算的准确定位。上述的日本人物，不是无知妄想、能量有限的日本“愤青”，而是手持国家重器的政权代表者。同时，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频频得手，更是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嚣张气焰。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加深了各国的社会矛盾，而且引起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影响下，德、日相继走上法西斯道路，形成欧、亚战争策源地，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导致了整个亚细亚局势长时间的动荡不安。
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状态、共同对外侵略扩张，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署《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实现初步联合后，进一步相互支持，加紧勾结，国际局势更加紧张，整个亚细亚随即被卷入战争的深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但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彻底破产。日本不得不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寻找出路，它一方面向中国海南岛和东南亚一带推进，加紧向美、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渗透；另一方面则开始作“北进”的试探。1936~1938年，侵华日军对苏联进行了230余次武装挑衅。1938年7月29日，日军在中、苏、朝交界处的张鼓峰（哈桑湖）地区向苏军发动进攻，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进行猛烈的反击。日军被迫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于8月11日在莫斯科与苏缔结停战协定。1939年5月11日，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队又在诺门坎（哈勒欣河）地区向苏军发动进攻。日本关东军主力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东部集结，企图伺机占领海参崴、伯力等地。8月20日，苏军进行反攻，日军大败。9月15日，日、苏在莫斯科再次缔结停战协定。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与波兰有互助协定的英、法两国对德宣战。以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及其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加拿大也先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德军以“闪击战”相继占领波兰、北欧和西欧大片土地。德国横扫欧洲大陆的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他们希望进一步在亚洲扩大侵略，同德国共同瓜分世界。由于日本北进的试探受阻，而英、法在东南亚的防御力量又十分薄弱，致使日本国内“南进派”占了上风，他们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主张抓住千载难逢的南进良机，攫取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切断英、法对中国的供给线，迫使中国政府投降。1940年7月27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处理时局要纲》，确定了南进方针和加强同德、意勾结的路线。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首次公开提出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处于其控制之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至印尼。
为此，1940年6~7月，日本同泰国签订亲善条约，取得在泰国修建军用机场、仓库和战略公路的特权。9月23日，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对此，美国政府立即采取向日本施加压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给予中国5000万美元贷款和对华实施租借法，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和各种方便；正式宣告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对若干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实行出口限制。美日矛盾急剧尖锐。但是，美国统治集团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希望避免在亚太地区同日本发生冲突，而当时日本政府也需要争取时间作外交和军事准备。在共同的需要下，日美两国自1940年冬天起进行了秘密谈判。
◆点燃太平洋战火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签订《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承允，如果缔约国之一“受到目前不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第三方国家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在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宽约1500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突然发起全面进攻，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初期，苏联遭受了严重损失。截至1941年11月，德军深入苏联腹地850~1200公里，占领土地150多万平方公里。
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统治集团内又发生了“北进”和“南进”的争论。外相松冈洋右和部分陆军头目主张乘机攻占西伯利亚，与德国共同瓜分苏联。但陆相东条英机、天皇和首相近卫文等实权人物则把北进论称作“涩柿主义”，主张首先“南进”，夺取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待苏联出现败势，便可“像柿子熟透即将坠地时去摘”一样轻取西伯利亚。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规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辞对美英一战”，对苏德战争暂不介入，但要伺机行事。1941年7月起，日本从中国战场、朝鲜和本土调集大量兵力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作为掩护“南进”的烟幕。7月29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占领了整个印支。
美国对日本的扩军备战行动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成立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远东美军司令部，向菲律宾增调部分地面部队和航空兵。8月，美、英、荷三国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试图断绝日本的能源供应。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了军方制订的“帝国国策施行要点”，规定军队在10月下旬完成战争准备。8~9月，日军大本营拟订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企图在开战后5个月内构成一个以日本本土为中心，包括中国、东南亚资源地区、西太平洋战略地区的“大东亚国防圈”，从而达到经济上自给自足、军事上持久作战的有利态势。
在开战日益逼近的当口，近卫文害怕承担向美、英开战的责任，于是，辞去首相职务。10月18日，人称“剃刀将军”的东条英机组阁，大大加快了太平洋战争步伐。11月5日，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点”，决定对美、英、荷发起进攻，进攻日期大致确定在12月初。会议还制订了对美谈判的最后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内容是：日军有条件地从中国华南地区撤军，但至少25年内不会从中国华北、内蒙古以及海南岛撤军；日本坚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乙案》作为替代方案，只允诺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力扩张。
1941年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国递交甲案。由于日美双方的条件相距太远，当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拒绝甲案。6天后，日本递交乙案，同样遭美国拒绝。但谈判仍旧继续进行。直到11月26日，延续近一年的日美谈判彻底破裂。
1941年12月7日凌晨6时，日本未经宣战，偷袭美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美军因麻痹大意，反击无力，遭受巨大损失。日军偷袭成功，大大改变了太平洋日美海军的实力对比，为日本南进夺取战略要地解除了海空威胁。
日本在袭击珍珠港后1小时，才正式向美、英宣战。同日，美、英对日宣战。随后，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哥斯达黎加等近20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最大规模。
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还出动了5路陆军，向东南亚各国和西南太平洋各岛屿发动进攻。英国的2艘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在同日本争夺新加坡时被击沉，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遭受重大打击。美国在菲律宾失守后将远东陆军司令部撤至澳大利亚。至1942年6月，日军占领了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亚、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区域。
1942年1月18日，德、日、意又签订“军事协定”，规定了各自的作战区域和军事任务。协定规定：日本的作战区域包括亚洲、东经70度以东直至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水域、澳大利亚、新西兰群岛、印度尼西亚岛屿和其他岛屿；军事任务是摧毁英、美、荷在“大东亚”的重要基地并占领三国的领地。德、意两国的作战区域包括东经70度以西直至美洲大陆东岸的水域以及同一经度内的欧洲和苏联领土、非洲、中近东；军事任务是肃清中东、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英美主要基地、武装部队和商船队。三国在印度洋作战可超出区域的界限。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面对危及民族生存的威胁，苏联与美国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对敌，并联合了其他一些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一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就连一贯仇视苏联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公开声明支持苏联。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加、澳、印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告：（1）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军事和经济的全部资源，以对抗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仆从国家；（2）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订国政府合作，不与敌国缔结单独的停战协定及和约。宣言还声明欢迎“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为同盟国给予物资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加入该宣言。嗣后有21个国家陆续加入。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以后，“联合国家”在政治上互相协商，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在物资上互相支援，对加速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完全融为了一体。美国对拥有中国这样一个盟友感到非常的庆幸。1942年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其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那么就会有很多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在近东会师，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在给中国的电报中写道：“贵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的民族的最高赞誉。”
◆大转折
1942年6月3日至6月5日，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击沉日本4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击落332架飞机，日本联合舰队遭到重创。此战是太平洋战场转折的开始，日军从此逐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开始节节败退。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在军事上战胜日本。
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消灭德军150万人，迫使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法西斯国家一旦转入战略防御，其命运就即将完结，因为这种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是完全建立在进攻上面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不仅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要求德、日无条件投降的主张。
1943年5月，走投无路的25万德意军队在突尼斯向美英盟军投降，北非战事结束。
同年7月10日，美英军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历经几个战场的失败，主力部队丧失殆尽，国内经济崩溃，民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7月24日，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开会通过决议要求恢复宪制，由国王执掌军队指挥权。翌日，国王召见首相墨索里尼，命令其辞职。不久，宪兵监禁了墨索里尼。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同美英签订无条件投降的停战协定。10月13日，意大利正式退出法西斯集团并宣布对德作战，法西斯集团正式开始瓦解。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发展，为了协调作战行动并商讨战后事宜，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举行第一次开罗会议，并于12月1日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决定在合适时间，使朝鲜自由独立”。三国声明“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罗斯福还在会上答应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使中国获得“大国地位”。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德黑兰会议并发表了《德黑兰宣言》，表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和平时期，都将共同协作；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1943年12月4日至6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开罗会晤，决定1944年实施在法国登陆，向德国进攻的政策。1944年6月6日凌晨，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苏联一再要求的欧洲第二战场。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规划战后世界秩序，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举行了雅尔塔会议。会议在讨论对日作战问题时，据美国联合参谋部当时的估计，美军需要付出100万人员伤亡和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打败日本，因此，罗斯福希望满足苏联在远东的部分要求，以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三国共同签署的《关于日本的协定》规定：“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须保证苏联的优越权利和中国对满洲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交给苏联。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政府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上接受了上述条件。
面对苏美英盟军的强大攻势，德军节节败退。1945年4月，罗斯福病逝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这时，德国的崩溃指日可待，日本也败局已定。随着共同的敌人行将被消灭，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国开始对本国在战后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给予更多的考虑。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美、英之间并不牢固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
杜鲁门总统认识到，苏联是其称霸的障碍而不是合作的对象，遂一改罗斯福生前与苏联协调和合作的做法，开始对苏采取冷淡和强硬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远东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对日政策，便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排除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开始发生变化。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格鲁向杜鲁门建议发布由美国保证“允许保存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以换取日本向美国投降的劝降文告，杜鲁门誉之为“真知灼见”。5月29日，格鲁让日本作“军事的无条件投降”而“不是作否定君主制的无条件投降”的意见在国防部会议上被陆军部长、海军部长采纳。在美国看来，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更改为“日本武装力量的无条件投降”，这样既避免了对日本本土进行伤亡巨大的地面进攻，同时也就排除了苏联因参加这一进攻而分享对日胜利果实的可能。于是，美国为达到在苏联出兵前而使日本投降的目的，一方面加强对日本本土的海空轰炸，以战迫降；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本进行劝降，并准备发表公开的对日劝降文告。
1945年4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畏罪自杀。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争结束。
日本法西斯在远东负隅顽抗的同时，也已开始酝酿媾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分享战争胜利果实，如何安排战后格局，成为苏、美、英共同关注的问题。
为了研究处置德国的问题，商讨对日本作战和解决欧洲其他问题，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后为新任首相艾德礼）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二次大战期间第三次首脑会议。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并通过一项决议，即《波茨坦公告》。由于苏联当时尚未对日宣战，此项公告以中、美、英三国政府名义，于7月26日正式发表。中国政府虽无代表参加讨论，但在公告签字发表前，美英两国曾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苏联对日宣战后，也在公告上正式签字。公告宣布：盟国对日作战将继续到日本完全停止抵抗为止；日本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实施《开罗宣言》的条件，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铲除；日本战犯交付审判；永远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不许日本保有可用于重新武装的军事工业。《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政府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波茨坦公告》发表后，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军部头目的强硬要求下发表声明说：“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重大价值，只有对它‘默杀’而已。”美国为了彻底摧毁日本顽抗到底的信心，独享胜利果实，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刚刚制成的两颗原子弹，两座城市顿成一片废墟，居民死伤无数。而苏联为了保障本国在东亚的利益，从1945年2月开始，即已着手准备对日作战，从欧洲战场秘密抽调75万军队到远东地区，使该地区的苏军兵力增至158万余人。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翌日零时，苏军在4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
◆日本投降，接受东京审判
日本统治集团在走投无路之下，连日开会研究如何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东乡茂德外相主张提出一个附加条件，海相米内光政则顽固坚持附加四个条件：（1）保证维护国体；（2）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3）自主地解除武装；（4）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由天皇“圣断”：采取东乡的以“维护国体”为前提接受公告的方案。1945年8月10日，穷途末路的日本政府通过瑞士临时代办格拉斯利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发出了乞降书，宣布“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的，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
当日，美国政府就收到了日本的乞降书。杜鲁门总统当即召集国务卿、陆海军部长等进行讨论，鉴于如果盟军不答应日本要求保存天皇制的惟一投降条件，日本的好战派军国主义分子必然竭尽全力死战到底，将导致如下三项不利后果：（1）美军将再付出10万～20万人的生命代价才能攻占其本土；（2）美军占领日本后，也许会在较长时期遭受军事袭击，难以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政府；（3）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胜利很快会发展到整个朝鲜半岛直至日本本土，战后的日本将由美国和苏联共同占领，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经过反复权衡，美国政府最终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制作为实行“无条件投降”的条件。
1945年8月12日，日本收到美国代表盟国做出的接受日本投降的答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降书要点如下：
一、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中国投降”。
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中国无条件投降。
四、立即命令所有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中国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及其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机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陆、海、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缴于中国代表所指定之部队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六、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同盟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七、自此以后，所有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中国之节制，并接受中国及其代表所颁发之命令。
八、本官对降书所列各款及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转达遵照，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军官及士兵，均须负完全履行此项命令之责。
九、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任何人，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和中国政府及其代表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事宜，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惩罚。
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战争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为了惩处犯罪分子的滔天罪行，早在1943年10月，美国、英国、中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就成立了罪犯调查委员会，筹备战后审判。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曾宣告：“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这是一份确定日本的侵略罪行及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国际文件，也是战后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早的法律依据。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郑重宣告：“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滥不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六条），“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第十条）1945年12月16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实日本投降书各主要条款，并要求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必须贯彻《波茨坦公告》，严惩日本战犯。对日本战犯的“历史清算”最终在东京审判中得以实现。“东京审判”的正式名称是“远东国际军事审判”。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设立，同时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指出法庭有权审判犯有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日本甲级战犯。经过同盟国的多边磋商，一致同意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和检察官由这11国各派一位，庭长是澳大利亚人卫勃爵士，检察长为美国律师季南。审判对象是2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重光葵、木户幸一、大岛浩、东乡茂德、桥本欣五郎、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宣、南次郎、梅津美治郎、畑俊六、小矶国昭、星野直树、铃木贞一、佐滕贤了、冈敬纯、白鸟敏夫、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大川周明。
在世界历史上，组成国际法庭审判战犯，这是规模最大、审判时间最长的一次。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在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先后有11名法官、88名检察官和90余名辩护律师出席审判，审判记录竟达48412页；又有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12页。加上翻译人员、采访法庭消息的记者和卫兵，法庭全部人员已超过1000人。
通过慎重选择，中国政府指派学识渊博、人品高尚、时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法学家梅汝璈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受害的4亿多中国人民赴任东京，“在侵略者的国度对侵略者实行正义的审判”。
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宣布，确认日本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与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中的侵略者。判决书以最大的篇幅叙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在国际法的高度上确定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
但令人遗憾的是，审判中，美国政府极力操纵法庭，并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在审判前后操纵了执行和检察大权，不仅将裕仁天皇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而且基于冷战需要，还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实行了大赦。以甲级战犯嫌疑犯逮捕的108人中，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判处了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其余战犯分别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便全部释放了。被整肃的21万法西斯军国主义军政人员中，到1951年，除5700人之外，也全部被解除。这样，为战后多届日本政府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后患。
◆美国对亚洲重新洗牌
其实，美国早在1944年就确定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方针。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不容许苏联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因而杜鲁门于1945年8月13日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最高总司令，负责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并且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由美、苏分任占领区总司令的要求。
8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投降的各受降区域。其中日本本土及邻近各岛屿、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官投降。这样，美国在战争一结束就为自己完全控制日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遭到了苏联的强烈谴责和英国的不满，盟国间的分裂日益扩大。为了使对日占领在形式上带有盟国标记，美国最终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同意建立两个盟国机构：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美、英、中、苏、荷、法、澳、加、印(度)、菲、新(西兰)等11国代表组成；在东京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美、英、中、苏、澳、新(西兰)、印(度)等7国代表组成。但是，两个委员会的决定均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军总司令部去执行，因此美国对日政策的决定权并未受到掣肘，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局面并未改变。
同时，美国为了维护其远东利益并支持蒋介石反共抗苏，曾邀请蒋介石派兵参加对日的驻军。急于扬眉吐气的中国国民政府表现还算积极，立即派出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率先赴日熟悉情况。1945年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到达厚木机场。30日，麦克阿瑟乘巴丹号军用飞机抵达日本，开始实施对日占领，到10月初大致完成。
在占领日本以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制订了占领日本的基本政策，明确指出对日占领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并要把日本政府建成“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的、负责任的政府”，同时指出“考虑到日本社会的现状和美国希望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来达到上述目的的愿望，占领军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和制度行使自己的权力”。“占领军应由美国任命的最高统帅指挥”，“如果主要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的政策应居主导地位”。
1945年10月，美国致中国国民政府公文，约定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希望派遣由参加过印缅远征作战的孙立人的新军去。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党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已经把最精锐的新一军派往东北，根本没有太多的兵力派到国外，因此只想派出一支5000人的部队象征性地去日本。可是美国一再要求中国至少派遣一个师。最终，蒋介石决定由曾在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的六十七师前往。
1946年2月，整编后的六十七师立即被海运至上海江湾驻扎，等待坐飞机运至日本。在此期间，该师进行了严格整训，淘汰了老、弱、矮、丑的官兵，并从其他部队中选调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兵员进行补充。整训待命期间，部队特别进行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甚至还进行吃西餐和跳交谊舞方面的训练。整个部队忙得不亦乐乎。
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正式进驻日本，先遣队由从日本回国述职的“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出国之后，国内各新闻机构都作了热烈的宣传报道，《大公报》、《新闻报》、《中华时报》、《自由中国》等均热情地报道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扬眉吐气的历史事件。
但就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大部队正在准备进驻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也开始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电告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命他调集部队围歼李先念部。6月26日，刘峙统率30万大军，向宣化店地区的中共军队发起进攻，点燃了中国全面内战的战火。
与此同时，驻日先遣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只等六十七师启程来日本。随后朱世明电告南京政府，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正式出发进驻日本。
但是自电报发出之后，国民政府拨给驻日占领军的后勤物资迟迟不能到位，这令朱世明焦急万分，经确证才知道这些物资早已分发至反共战场上。几天后，朱世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来电，要先遣人员立即全部返回，投入到反共的战场当中。
据当时的重庆《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回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战败后的日本享有各种特权。可惜的是，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入日本，而英国所派军队也不过3000人，这就使得盟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而且使得后来中国要求日本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东亚局势更加摇摆不定。
就在中国陷入全面内战的同时，朝鲜半岛也处于南北政治对立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朝鲜半岛终于从殖民地中解脱出来了。这一天被朝鲜人民认为是从1910年开始持续了35年的日本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重获光明之日”，因此称为“光复”或“解放”。
迎来解放后，朝鲜人民期望社会安定，重新建立国家。刚一解放，全国各地就成立了名为“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的组织。参与这个组织的人们担负治安和行政等工作，目的是使社会安定。各地区的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支部后来改名为“人民委员会”。
但是，对于应该将新诞生的朝鲜建立成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朝鲜人因受美苏两国的不同影响而分歧很大。占领朝鲜南部的美军不承认人民委员会等朝鲜人自己成立的自治行政组织，希望朝鲜重新建立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新政权。相反，苏联认可人民委员会，同时支持成立共产党政权。于是朝鲜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对立局面，期间还发生因南北之争而导致的济洲岛起义。
结果，在获得解放整三年后的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大韩民国，北朝鲜于9月成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最终没能建立统一政府，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为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冷战”
二战一结束，为争夺世界霸权，特别是各国在东亚的利益，美英和苏联长期潜伏的矛盾与斗争开始日益激化。
1946年3月5日，正在美国作私人访问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镇名不见经传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讲，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所谓“冷战”，是指虽然没有实际的战争，却呈现出严重对立的紧张状态。
演说中，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战后美苏之间出现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议“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他随即又把话锋一转，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一直憋在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和不便说的话。
到了1947年，苏美之间的摩擦更为频繁，斗争更为激烈。美苏对立已发展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局面。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国会提出的咨文中论述了美国的对外方针，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以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他攻击苏联和东欧国家是“极权政体”，要求世界人民在所谓“自由”和“极权”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国政府把“遏制”苏联的“冷战”正式作为国策，吹响了东西方冷战的号角。
随着“冷战”局势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是扩展到世界规模的冷战给东亚各国及国际关系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东亚仍持续地动荡不安。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日益衰败，美国要在亚洲保持军事力量，只有把日本抓在手中。于是战败国日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两大集团斗争的前沿地区。为了使日本能对共产主义“发挥防浪堤的作用”，在1947年底，美国开始重新估价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修订对日政策。
二战刚结束时，为了消除苏联染指战后日本体制的威胁、抑制日本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和渗透，美国对日本实行限制和削弱政策，强制性地改变了日本的战前体制，实行了“民主化”改革，以求达到永久控制的目的。但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尤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为阻止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展，美国迅速改变了对日政策，转向扶日反共，并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这对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崛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50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文告中强调，日本的新宪法并不否定日本的自卫权，这是为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制造舆论。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并没有立即来到东亚；相反，对立关系却不断加深。日益加深的冷战体制和南北朝鲜的对立将朝鲜半岛推向不断冲突，最终导致了朝鲜战争(1950~1953年)的爆发。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东亚的冷战与对立更加激烈了。朝鲜战争并非局限于朝鲜半岛，给中国和日本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就参加的战争，也有很多的牺牲者，其中包括很多东北的朝鲜族人。另外，战争使得海峡两岸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尖锐化。
战争对日本的影响呈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因向美军提供军需，日本的经济受到刺激，摆脱了不景气状况。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朝鲜特需”。其次，在朝鲜战争爆发13天后，麦克阿瑟便以加强日本防御为借口，命令日本政府新建一支拥有75000人的被称为警察预备队的军队。到1952年，警察预备队扩充到11万人。二战后，日本前侵略军的编制被保留最完整的日本海军，改头换面以“海上保安厅”的名义恢复编制，成员为8000人，并在海上保安厅下成立海上警备队。随后，又把海上警备队和警察预备队统一起来，设立了保安厅。这样，到1954年，日本通过《防卫厅组织法》和《自卫队法》，将保安厅改为防卫厅，建立起了陆、海、空三军组成的自卫队，日本终于得以重新武装。
虽然，客观地讲，美国对日本的重新武装，其直接目的并不是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这是因为：在舆论上，朝鲜战争的目的，与日本在亚洲“反共防共”的一贯政策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打着“反共”的旗号发动的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也就是战后50年来日本始终否认侵略，不肯悔罪的重要原因。
◆美日媾和
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企图把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实现与日本的单独媾和，而日本政府也表示了迎合这一企图的意向。1950年9月，杜鲁门将对日媾和的“七原则”送交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其中明确表示了媾和实现后美军仍将留在日本的意图。1951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致词中强调，应早日实现媾和。1月25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媾和的预备性交涉访问了日本。同年6月，杜勒斯又赴伦敦同英国政府会谈，并于7月12日公布了《美英联合对日和约草案》。7月20日，美国通知各有关国家：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
然而，根据《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对日和约应由有关国家共同商讨制订。在1945年12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也确定了美、苏、中、英四国一致对日进行全面签订和约的方针。因此，美国的一意孤行引起了有关国家的强烈不满。1950年8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强调没有中国参加的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1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也反对单独对日签约。同时，日本国内各界人士也对此表示抗议。
但是，所有这些均未能改变美国的既定方针。1951年9月4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如期召开，包括日本在内的52个国家受到邀请。但是，中国、朝鲜、韩国、蒙古、越南被排斥在外，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因反对美国的方案而拒绝出席。9月8日，除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49个国家的代表在对日和约上签了字。这个没有中国、苏联等主要对日交战国签字的和约，由前言和27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以及附近岛屿的权利；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通过联合国交美国“托管”；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放弃对日赔偿要求；承认日本对其领土、领海的主权；日本可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等等。同一天，日美两国代表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承认美国在日本有驻兵权，日本对此负有合作的义务等。这个条约以日美不平等的军事同盟为内容，确定了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在上述两个条约签订后，盟军总司令部宣布结束对日占领并自行解散，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也随之宣告撤销。这象征着日本已重新回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社会，但与中国及韩国的关系并没有改善。
旧金山和会的召开，正处在朝鲜战争打成僵持、两大阵营关系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刻，也正是一手包揽对日和约起草工作的美国最需要日本，而日本也具有最大的讨价还价优势的时刻。可以设想，在二战后的冷战气氛下，急于把日本纳入自己战略轨道的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地宽容。
首先，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中国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至于日本应该怎样和中国缔结和约，美国主张日本应在会外与中国单独缔约，并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权。随后，日本一方面紧紧跟随美国长期奉行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把对中国的侵略和战败国的地位抛到了脑后；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待价而沽。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大作让步。在这样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和约单方面废止了拆迁军工设施用于战争赔款的赔偿计划，只规定以日本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对东南亚几个国家作赔偿。二战后，拆迁日本的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应有的惩处。日本应该对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付出应有的经济代价。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由此而导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在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一方面日本大发战争财，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另一方面，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的要求，使日本在没有履行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被其侵略的国家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就迅速地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没有受到对其军国主义的惩罚，日本不可能对它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真正深刻地反省；经济上的迅速强大，无疑也刺激着日本一部分人的军国主义野心。
最后，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所特别关心的，是怎样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然而这些问题在和约中根本没有提及，怎样“保障日本的安全”反而成了和约所关心的中心问题。美国对日本像对自己人一样一手保护起来，规定日本有“单独和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据此，在旧金山会议上与和约同时出笼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跨太平洋的、以美日军事同盟为轴心的“旧金山体制”，从此日本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美日同盟所要对付的最直接的“威胁”和“假想敌”就是中国。
可见，“冷战”给战后的东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仍突出地表现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和中国的台湾问题上。而美国从其本国的私利出发，在日本投降前后截然不同的对日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右翼势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为日本否定历史提供了口实，从而使原本就缺乏相互信任的东亚局势雪上加霜。
2．战后日本
战争是把损人又损己的双刃剑，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使本国国民在战争中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战争是把双刃剑
战后的日本苍凉凋敝，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由于战争，日本35%的国家财富受损，阵亡和因灾难致死者达350万人，另有67万人负伤或下落不明。全国除盟国刻意避免轰炸而幸存下来的京都、奈良等个别文化古城外，其余100多个城市均遭受美军飞机的轰炸，约20%的房屋被毁，236.2万户居民受灾，900多万人流离失所。
1946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战前的62%，工矿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31%。在农业方面，1945年，大米产量较常年减少了1/3。在财政金融方面，战时日本政府为筹措经费发行了大量赤字公债。1945年底，日本的累积公债余额高达1439.7亿日元。战后，为了弥补公债发行的缺口和庞大的财政开支，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由于货币的过量投放，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半年之间，日银券的发行量，由303亿日元增至615亿日元，增发了1倍，物价也就随着涨了2倍以上，万物齐腾。特别是日本当时处在美国占领之下，美国大军建立了几百处军事基地，占据了十几万公顷土地，形成国中之国。而美国大兵又常常以战胜者自居，为非作歹，使日本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事实上，日本国民为战争付出代价早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在牺牲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将近15年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因为战争而凄苦不堪。日本政府为了把战争逐渐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域，大力扩充军需产业和推进经济军事化。1938年4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把国内一切经济活动和民众生活都纳入国家统治的领域，把国民也投入到战争中。
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下：军需工厂的工人都被征入军队上了战场，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以及日本非军工企业的工人被强制从事军需产业，未婚女性和学生不论同意与否也被动员去了军需工厂。到了战争后期，中学以上的学校几乎就不再授课了。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足，还要从朝鲜和中国强掳劳工补充。一旦需要就能转为正式军人的预备役军人在日本被称为在乡军人，他们被组织到在乡军人会里面，在军队的指导下从事各项敦促国民协助战争的事业，还指导学校的军事训练等。当时的日本从小学生到现役兵，从学龄儿童到45岁的男子，都被军队组织了起来，随时准备上战场。“九一八事变”开始时，日本的现役军人只有3l万，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现役军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到战败的1945年，已达到719万人。战争末期，日本的征兵年龄从19岁一直到45岁，数十万大学生也成了士兵。尽管如此，兵源仍然不足，所以在日本铁蹄下的朝鲜、台湾地区也实行了征兵制。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年轻人作为“日本兵”被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
战争进行到1940年以后，日本国民的食物、日用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几乎都实行配给制度。随着战局的恶化，配给量也逐渐减少了。这样一来，国民离开配给，连生活都维持不下去。所以，整个日本粮食缺乏，国民营养不足的极度贫困状态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战略轰炸
日本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结果是遭到了同盟国军队更加坚决的反击。为了狠狠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把战火引向侵略者的巢穴，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由16架B25型战斗机组成的轰炸机编队，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东京、名古屋和神户等城市，沉重地冲击了日本国民的心理，揭开了盟国轰炸日本本土的序幕。
1944年夏，美国军队全歼了关岛和塞班岛等马利亚纳诸岛上的日军，并以此为基地，出动B29轰炸机的大编队对日本全土进行了战略轰炸，空袭的首要目标是飞机工厂等军事设施。
进入1945年，盟军开始对日本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普通市民因此受到了巨大的伤害。1945年3月9日，美军出动234架B29型机对东京实行全面轰炸，共投放燃烧弹1667吨，使l／4的地区燃起大火。以后又对神户、名古屋、横滨、大阪等全国150个城市实行空袭。日本政府为了保存所谓的“实力”，被迫决定将城市里的小学生转移到农村，称“学童疏散”。小学3年级(后来是2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离开亲人，以学校为单位集中住在各地的旅馆或寺庙中。
1945年3月9日夜到次日晨，东京下町(今墨田区、江东区)地域刮起开春以来最强的风，而334架B29轰炸机恰值此时飞来投掷燃烧弹，进行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前后进行了两个小时。所谓地毯式轰炸，就是像铺设地毯那样将这些地域全部炸毁。先是对轰炸地域进行圈定轰炸，使人无法逃脱，然后向中间地区投掷燃烧弹。那时刚好遇上强风，下町一带化成一片火海。两小时中约有10万人死去，约100万房屋被毁，受伤者不计其数。
1945年3月26日，美军攻占硫黄岛，为战略空袭日本本土开辟了中继基地。从此，日本本土处于美国飞机的经常袭击之下。6月17日至8月14日，美机对日本58个城市投下8．5万吨燃烧弹；向日本炼油厂和油库投下9100吨炸弹，使日本石油储存的l／7被炸毁，炼油能力下降80%。美军的轰炸打击了日本军民的士气，折损了日本的军工业生产能力。1945年春夏，美军在日本本土岛屿周围布雷，试图对日本实施封锁。日本的海上交通一时陷于停顿，下关海峡、名古屋、横滨、东京和盐釜等港口先后被封锁。
在盟国的沉重打击下，日军节节败退，日本逐渐丧失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在工业方面，由于空袭、原料不足和疏散工厂等原因造成日本的钢铁、炼铝、石油、飞机、化学武器等生产急剧下降，已不再具备与美国抗衡的实力。在农业方面粮食严重不足，海上供应线路断绝，粮荒问题加剧，鱼类供应锐减。在人民生活方面：绝大多数城市的居民皆因房屋毁于空袭而无家可归，被动员和征调到军需工厂劳动的工人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物资匮乏和大量的军费开支，又加重了通货膨胀。战争末期与侵华初期相比，日本中央银行券的流通额增加了24倍以上，零售物价平均上涨一倍半，黑市物价平均上涨约29倍，人民生活遭到了全面破坏。
一位日本老人至今对那段噩梦般的日子还记忆犹新：“饿着肚子的我啃着宝贝般的面包，面包已经发了霉，便把霉除掉吃下去。到了1944年，大米就根本搞不到手了，1945年……简直连看也看不到。”
可是，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却还提出“奢侈是大敌”，“打消欲望，战斗到胜利”等口号，号召人们缩衣节食，支援战争。1944年同1941年相比，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近一半，农业生产下降了l／5；然而同时期的军费开支却增加了2倍多，1945年，在日本财政年度预算中，军费开支竟占预算支出的85%。由于消费工业品和农产品不断减少，1944年末到1945年春夏，11～60岁的人每天只能领取330克粮食，而工人工作时间却长达每天15～16个小时。1945年起，日本的战时经济开始全面崩溃，军需品产量也急剧下降。
◆原子弹之痛
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崩溃，日本失败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1945年3月23日，美军开始炮轰冲绳岛。冲绳岛是南北长120公里的小岛，美国军队用1500艘舰艇包围了岛屿，投入了包括18万战斗部队在内的共54万人。而日本的军队，包括在当地征集的辅助兵才11万人。
尽管双方兵力悬殊，但是冲绳之战却持续了3个月之久。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中部海岸登陆，直到6月23日，日军有组织的战斗才结束。由于冲绳岛的中南部有许多石灰岩构成的钟乳洞，日军以那些洞为依托，同时又挖掘了新的地下阵地。
日本军队为什么要在冲绳之战中进行“持久战”呢？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是准备与美军在本土进行决战的，但是由于需要时间，准备不充分，所以就在冲绳进行持久战拖延时间，以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这样一来，就把全冲绳的居民都卷入到战争中。当时，冲绳的居民中，每4人就有1人战死，而且平民的死亡数多于军人。
据冲绳县的资料记载，在冲绳战中的死亡人数总共20万。美军死亡1.25万人，日军约9.4万人，而平民的死亡人数也是9.4万人。但死亡的平民，并不全部死在同美国军队的战斗中，有因被怀疑是间谍而被杀的，有躲在战壕里被军队赶出来而死亡的，还有许多是在日本军队要求的“军民共死”的原则下被迫“集体自杀”的。
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试爆成功，其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由于日本拒绝接受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发表的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人类世界最初的原子弹。美国急于把刚刚开发出来的原子弹投下来，是要尽早让日本投降，以便在战后比苏联拥有更重的谈判筹码，但是原子弹给日本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
当原子弹在距离地面500~600米的上空爆炸后，在爆炸中心，顷刻间就“产生了强于太阳3000倍的光线”，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近爆炸中心的人们连骨骼都被烧尽了，就连三四公里外的人也被严重灼伤。原子弹爆炸后炸弹上方的空气变热上升，下方冷空气流入又使其不断膨胀，掀起可怕的冲击波。从爆炸中心到周围0.5公里的地方，冲击波的速度为每秒280米；到2.6公里的地方冲击波也为每秒36米，能把人吹到空中，再摔到地上；就是距离7公里远的房屋玻璃也有被震碎的。由此引起的风暴性大火使超过20平方公里的地方差不多都变为熔渣。
一位在爆炸中逃生的日本母亲的话，也许会让许多人对这场灾难有更深刻的认识：“随着强烈的闪光，房子开始稀里哗啦晃动，我不顾一切地向外跑，在外面抱起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当时就惊得缩成一团。突然，从沙尘弥漫、坍塌的房子里传出大女儿‘妈妈、妈妈’的哭喊声，我便顺着声音扒瓦块、拽木板、挪开粗大的木头，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任何工具，大女儿喊着‘痛呀!热呀!’渐渐声音变弱，火屑倾注下来，把压在女儿身上的木材点燃。在浓浓的黑烟和灼热的火焰中，我丢下一句话‘好孩子，挺住!’就跑了出来。‘妈妈，热呀!’直到今天，这个声音还萦回在我的耳边。”
但即使侥幸在原子弹爆炸后逃脱了死亡，可怕的原子弹后遗症也会终生困扰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们。因为接受大量的放射线，会引起人们牙齿出血、鼻出血、吐血、下痢、发烧、皮肤呈现紫色斑点、头发脱落等症状，而且还会引起多种致命的并发症。佐佐木祯子2岁时在广岛经受到原子弹的轰炸，当时并没有受伤，可是到了12岁时突然得了原子弹后遗症之一的白血病。祯子入院后盼望早一天治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她听说叠1000只纸鹤可以治愈疾病，于是开始叠起纸鹤来。然而，她叠到644只时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发现病症到病逝仅仅只有9个月的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原子弹轰炸造成广岛死亡14万人，长崎死亡7万人。而受害人不仅有日本人，还有被强制抓来的朝鲜劳工和中国战俘以及许多国家的人。活着的人因失去亲人，陷于痛苦之中无法自拔，还有人因受放射线伤害失明或身体逐渐衰弱，终日忧虑，又不得不活下去。
在盟军的空袭以及原子弹轰炸下，日本的败局已定。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遍地废墟。死亡人数有668315人，其中99.5%是空袭的被害者。建筑物的毁坏，以当时币值计算，竟达4967000亿日元，占日本国家财富总额的42%。工业部门的损害更加严重，日本56种产业的生产设备，仅存水力发电等5种尚具生产能力，其他产业全部破坏无遗。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无法取得，国民的粮食也告断炊。因此，工人没工做，国民没饭吃，简直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战败地狱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本国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亲身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时期的受害人却越来越少了，为了不使那些悲剧再度发生，每个人，尤其是每个日本人，都应当学习和了解过去的历史。
3．再度崛起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失败后，却出人意料地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当时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和经济强国。是什么促成了日本经济的辉煌？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何在？
◆美国对日政策转变
纵观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战后恢复时期(1945~1955年)，在这个时期的10年里，日本经济不仅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而且为下一阶段的高速增长做了大量的基础准备工作；第二，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0年)，这个阶段日本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0%。第三，稳定增长过渡时期(1971年以后)，这一阶段平均增长率为4.9%。日本经济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除农业增长了1倍多外，其他各项均是跳跃式地发展。日本国民收入在世界各国国民收入的总计中所占比率，在战后20年内由3%上升到10%（美国约为30%）。从1968年以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跃居第二位。可见，日本的再度崛起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就已完成。由此不难看出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多么迅速，而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可以说，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对日本战后经济复兴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美国的帮助，日本才把产业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经济已处于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美国占领日本的初期，对日采取的是“削弱政策”，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拆迁设备作为战争赔偿，如：钢铁生产量限制在250万吨以内，其差额部分——1100万吨的设备，要作为战争赔偿予以拆迁。全国工作母机生产设备的1/2，火力发电厂设备的1/2以及其他优良设备，都要作为赔偿加以拆迁。当时，日本用作赔偿的工厂达1100个，相当于平时工业生产能力的30%左右。为了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并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对日本加以改造，以利于美国进行控制，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从上至下的“民主化”改革。这一改革涉及日本社会各个方面。虽然这一切都是按照美国自己的意图去实施的，带有某些不彻底的痕迹，但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改革是1945年11月解散财阀、禁止垄断的改革。盟军总司令部下令冻结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财阀的资产，并确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指定625个公司为“限制公司”。1948年2月，325家企业遭分解，其中三井物产被分解成约200个公司，三菱商事被分解成139个公司。尽管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但它毕竟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并使原先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体制变为两者分离的新体制，引起了一场所谓的“经营者革命”。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引起日本国内形势的很大变化，致使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和市民的反美情绪不断加强。美国惟恐日本变成非美国家，加之美、苏之间以及东、西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终于在1946年3月实施了杜鲁门主义，即对共产主义实行封锁政策。于是改变了那种削弱日本资本主义的占领方针，一方面大幅度地修改与此方针有抵触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路线，另一方面，开始加强扶植日本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为将来的军事生产打基础。为此，美国还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如：重油、铁砂、原煤、粮食等等。
1948年12月18日，麦克阿瑟致函吉田茂，传达了美国政府的“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即（1）压缩财政开支，尽快实现综合预算的平衡；（2）加强税收；（3）严格限制融资和贷款；（4）稳定工资；（5）强化和扩大现行的各种管制计划及实施范围；（6）加强和改善外贸和外汇管理；（7）改善物资分配制度；（8）增加原料及工业品生产；（9）提高粮食征购效率。“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是美国扶植战后日本经济自立起来的基本做法。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正是遵循了这九项原则。
◆“重点生产”计划
美国刚刚“改变占领政策”，日本很快就顺应趋势，制定了一个“重点生产”计划。该计划是吉田茂内阁根据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有泽广己的“倾斜生产方式”构想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有五：（1）进口的石油，以煤炭和钢铁为重点供给部门，优先供给。（2）增产的钢铁，集中投入煤炭部门的炭坑设备使用。（3）使用钢材作为出炭设施后，煤炭部门要努力增产。（4）增产的煤炭，优先提供给钢铁部门，促进钢材的生产。其增产的钢材，再优先提供给煤炭部门。（5）通过这样的循环操作，增进钢铁和煤炭的大量生产。
将增产煤炭和钢铁列为经济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由于煤炭和钢铁是整个工业复苏的基础。从1946年煤炭和钢铁的生产状况来看，煤炭矿业，由于战时坑木的乱掘和炭坑的荒废，包括战时强制上工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内的熟练矿工，有13.4万人（约占全部矿工的34%）都因战争结束而离开了矿山。因此，煤炭产业陷于瘫痪状态，出炭能力极为低下。例如，1945年4月，每一矿工每月出煤8.8吨，到了同年10月，降低到2.2吨。生产总量，也由战时最高的5630万吨（1940年）降为2230万吨。煤炭的生产量大降，影响了各种产业的煤炭、钢材的供给。因此，钢铁业只能取得1/5的煤炭供给，其他化学业是1/2，纤维业是1/10，电力业是1/5等。情况非常严峻，不但影响整体产业的生产重新开展，而且也促使基础部门进一步崩溃。
钢铁业，钢材不足的情况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工厂都停产，1946年的平均作业率为：钢铁高炉2.5%、钢铁平炉8.2%。工人失业率为44%，在职人员只剩128万人，其中普通钢58万人（终战时雇用总数的33%），特殊钢70万人（67%）。当时钢铁的需求量约为200万吨，生产只能提供47万吨，亦即只有1/5的市场供应量。最严重的是煤炭的供给不足，1946年37座高炉中，只有八幡的3座能够投入生产。
针对以上两个行业的深刻问题，吉田茂内阁于1946年12月27日，特别通过了《煤炭增产非常对策》和《1946年度第四季度基础物资需求策略及实施要领》。政府的具体做法有四条：（1）把所有资材的库存拍卖给业者；（2）指定煤炭、钢铁为主要生产资材，禁止黑市买卖，实施配给制；（3）进行库存调查，全面盘活库存材料以挽救危机；（4）把1947年度的出炭目标，定为3000万吨。“重点生产”计划实施以后，煤炭和钢铁生产迅速恢复，并为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基础，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日本的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60%；“重点生产”计划的实施还带动了电力部门和输送部门的活力，进而影响了一般产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而使日本经济摆脱了生产萎缩的危机，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1947年5月底片山内阁成立，把吉田内阁的重点生产作了角度修正，推出食粮增产与出口贸易的振兴政策。食粮增产与出口贸易，成为钢铁与煤炭业之后的重点生产指定产业，通过出口贸易，以确保资材的进口。这样，日本经济在短短的3年内就恢复到接近于战前水平，并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轨道。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价差补给”的物价政策和“复兴融资”的金融手段，配合“美国援助”，补充了产业政策。所谓“价差补给”，就是为了促进基础生产，广泛地采用价格差距的补给金制度。因为当时的消费物质，由于军需改为民需，形成绝对的生产不足，消费物质的价格高涨，生产财反而跌价。生产物质更由于设备的老朽与破损，生产性普遍降低。为了促进原材料的扩大再生产，才实行了基础生产物质的补贴金制度。从补贴金额来看，1947年166亿日元，1948年536亿日元。重点放在钢铁与煤炭行业，补助金的比重，约为价格的一半以上。“复兴融资”是指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而言，该银行成立于重点生产方式开始实施的1947年，1949年停止银行业务。两年之间，日本产业金融的1/4，设备资金融资总额的3/4，都由此金库融资。煤炭产业约占复兴融资总额的36%，475亿日元，受到最大的优遇。煤炭产业设备资金的98.1%，都依赖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并且，所有的基础产业的周转资金，亦靠此金库的巨额融资。复兴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发行复兴债，发行额达1680亿日元，由日银来承担所发行的复兴债。而所谓的“美国援助”，直到1951年，才宣告终止。6年美援总额合计是21.18亿美元。
◆“特需繁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陷入日益不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增强与东亚日益强盛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力量，开始进一步促进并支持日本经济的稳定和独立。
为此，在1949年2月，另一位对日本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作为麦克阿瑟的经济顾问抵达东京。道奇根据美国政府“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要点是：(1)平衡财政预算，扭转财政连年支大于收的局面；(2)取消国内重要物资的差价补贴和进出口补贴，堵塞发行公债和向日本银行借贷的漏洞；(3)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活动和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设立美援对等基金特别会计项目；(4)确定1美元相当于360日元的单一汇率制。这一系列具体方案，简称“道奇路线”。此路线实施后，很快取得了明显效果，它对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使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挂钩，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它同时也具有造成部分货物滞销、中小企业破产和工人大批失业等的“稳定危机”的负效应。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契机。由于美军的“特需”，日本的出口急剧扩大，失业人数明显减少，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上升，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日本产业所受影响之大，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朝鲜战争把整个日本产业都带进了战争景气之中，不但使各种产业的生产量扩大，而且也使低生产率、高成本的重工业品得到发展，增加了出口量。194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为5.1亿美元，1950年增加为8.2亿美元，1951年为13.55亿美元。其中特需占极大分量，约占日本国民所得4.35兆日元的一成，亦即5000亿日元。“美军特需”，包括美军的军需品、兵器的修理、基地的扩大建设及韩国的救济物资等，例如卡车、火车头等机械类，钢材、铜制品、水泥等建设资材，衣料、防寒等纺织品。上述物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大概有1500亿日元的滞销品。朝鲜战争发生后，滞销品一扫而空，更以纤维品及金属类为中心，价格急速上升，在半年之间，上升率竟达90%。由于生产的扩大，矿工业生产在1950年10月突破战前的水准，翌年3月便超过30%，飞跃上升。这样，不但使企业利润、生产量及销售量急剧上升，而且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也随之上涨，连带地促使进口商品的涨价率增加，工资的上升率也步步提高。
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繁荣”，一方面使产业的利润增大，另一方面亦使投资活动更加活跃。前者，除了食品工业的利益率增加之外，和直接特需有关的纺织工业等消费品的利润，也有增无减。利润增加的总额，约从1300亿日元增加为3100亿日元；后者，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亦从1091亿日元增加到4389亿日元，增加了约3倍。从产业类别来看，则以钢铁、煤炭、纤维、化学肥料、机械工业、运输、电力等设备投资的增加，最为显著。“美军特需”就像一贴日本经济的“回生药”一样，直接把日本的生产部门搞活了，间接又扩大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同时，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所发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950年，日银提供给产业的资金总额竟达7666亿日元，与前一年相比，剧增了30%。产业企业内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为1174亿日元，一跃而为2倍以上。产业资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场的外部资金，1950年的外部资金供给额为6495亿日元，与前年度的1162亿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除了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之外，都市银行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从全国银行的贷款额来看，1950年的总贷款额为4077亿日元，约为整个产业资金的53%，即占产业企业外部资金总额的60%。而都市银行的贷款额，超过民间储蓄，约为1000亿日元，这个超过额，便由日银利用追加信用来弥补。换句话说，日银的信用膨胀率相当高，否则,都市银行贷给产业的资金不会这么多。日银的信用膨胀便意味着通货的增加发行，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产业资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飞涨。
朝鲜战争发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于日本工矿业生产及重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促使国民经济的积蓄，突破了战前的水准。结果，一举提前完成了战后的经济复兴。其最大的特征有四个：第一，日本各企业的规模和朝鲜战争发生前相比，显著地扩大，企业的资本调动力，也大大地提高。结果，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额的增加，便超过了战前的水准。第二，由于朝鲜战争特需的持续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日本不但恢复了国民的消费水准，也扩大了产业的生产规模。第三，巨额的特需金额增加了外汇收入，使日本外汇储备丰富起来。第四，美国的对日援助也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而更为增加，因此，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合理化的先进技术，也就比较容易取得。并且，进口机械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一定范围内也能确保。
虽然“特需繁荣”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此带动的“消费繁荣”和“投资繁荣”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在战争期间，美国每年向日本发出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把日本作为其生产军需品的兵工厂和后勤供应基地，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忙于战争，其出口能力有所下降，这也为日本商品打入世界市场提供了良机。
◆“倍增计划”
1949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是3.6亿美元的赤字，完全靠美国5.32亿美元的援助，才使国际收支平衡。1951年，日本的国际收支，即使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已解除了赤字，因为一年之间，已增加了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1951年，不把美援计算在内，日本经常收支也有1.6亿美元的盈余纪录。由此可见，日本对美贸易比重的增加，反映了对美的从属关系从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便已经确定无疑了。
从1946年到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率为8.9%；工矿业生产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率为18.2%；农林水产业生产增长了72%，年均增长率为6.3%；进口和出口分别增加了7倍和18.5倍。以1955年为界，日本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赶超先进国家”的口号下，至1960年，日本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从60年代开始的以输出急剧增长为背景的第二个经济高速成长期，获得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任首相后，继续推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领导制订了在日本各项经济计划中最有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定在10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具体措施：（1）规划地区开发，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缩小地区差别；（2）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3）重视人才培养，振兴科学技术；（4）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倍增计划》实际只用了7年时间便顺利完成，并取得巨大成就。在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3%(其中1965~1970年达17.2%)，为世界之最，并创战后日本经济持续繁荣的最高记录。工业生产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6%，对外贸易总额从85.46亿美元增长到382.09亿美元。在1966~1968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成为“经济大国”。另外，日本在这时期不仅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且迅速发展了高等教育事业，使4年制大学从245所增加到382所，短期大学从280所增加到479所，在校学生数则增加了2．15倍。
由此可见，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除自身的努力外，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的扶持政策，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国内、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战后日本政局稳定，日本政府坚持集中领导，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确定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实行循序渐进、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战略步骤，同时在日本企业内部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在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拉大职工在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也十分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从而使职工又具有亲和感。如此灵活多样的管理方法，增强了企业活力和凝聚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其次，日本非常重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广泛利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大力引进国际尖端技术。同时还大力发展教育，长期坚持智力投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二战后，日本新建了300多所各类学校，并以最快的速度普及了高等教育，为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科技人才。正是因为有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才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使日本经济有崛起的一天。“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能力，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说过：“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日本首相吉田茂盛总结二战后日本崛起创造奇迹的秘诀就是：“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没有丧失。”
再次，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在多方面的扶持是日本崛起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保证了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而且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出于利用日本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不仅没有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而且还阻碍和反对别国向日本索赔。中国虽非迫于美国的淫威，但1972年，也为了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宣布放弃5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一切都大大减轻了战后日本恢复经济的负担，成为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日本作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盟国中的一员，被美国推向了亚洲地区“冷战”前沿。于是美国从日本的“冷战安全”和“制约日本”的双重战略考虑，为其撑起“核保护伞”，这不仅使日本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而且使其能够集中资金和精力大力发展经济。
4．“正常”国家
某些日本人认为，自二战后，日本因是战败国，一直作为“非正常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使右翼分子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卑微”地位。于是，日本开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谋求“国家正常”化。但是，日本右翼分子所期望的“正常国家”，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期待的正常国家并不相符。
◆经济大国地位巩固
战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复兴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强国。但在日本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则在相对下滑，因而西方其他工业国要求日本分担其国际义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1年，由于越南战争，美国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于是做出了协调外汇市场的决定，日元汇率因此急速上升。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同黄金的兑换，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同年12月，美又迫使日元升值16.8%。这一政策，对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方针、以美国为最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日本，造成了严重后果，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石油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起即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石油占总能源70%至80%的日本，更是受到沉重打击。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日本企业的成本大大增加，制约了其他工业原料的进口。此外，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扩大的对外经济，使日本的原有市场日益受到威胁，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不景气，又恶化了出口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许多企业不得不压缩生产规模，实行“减量经营”，致使大批工人失业。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将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作为首要的长期目标，变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方针为“确保安全的生活福利为中心”的方针，并采取了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减税、降低利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等多项“反萧条对策”，体现了确保经济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谋求低速增长的战略意图。由于上述方针和对策的贯彻，在整个7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和以前相比虽然明显下降，但仍保持了4%左右的增长势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70年的1768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688美元，增长3.9倍。
日本政府的积极应对使日本经济在经过“美元冲击”和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1980年日本贸易的经常收支，便从107亿美元的赤字转为盈余。1985年贸易激增至491亿美金，外汇储备达到1298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国。虽然近几年来日本受到其自身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但其总体实力依然雄厚。20世纪90年代世界其他国家所欠日本债务达5000亿美元。从经济规模看，90年代初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524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20%；从国际金融看，日元已成为世界上三大主要国际货币之一；从制造业看，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方面已把美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以质优价廉而横行世界。
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就结束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追赶现代化”的历史。为了适应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日本政府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高深知识”，“通过富有独创性和先驱性的研究”来发掘“头脑资源”，并在日本科学技术厅《1979年度科学技术白皮书》和日本通产省《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研究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构想。这一构想在1983年8月日本政府发表的《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和方针》中得到确认，从而正式取代“贸易立国”并使之成为“基本国策”。“科技立国”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独创性科学技术，使之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并确定以航空、宇宙空间技术、原子能、情报信息、电子计算机、工程技术、海洋开发、城市开发等8个领域、75个课题作为重点，其中特别强调进行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情报信息革命和以原子能、太阳能、煤的液化为中心的能源革命。从此，日本不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技术大国”。
◆为摆脱“政治侏儒”地位而努力
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建立经济强国，并以此来恢复自己正常的国际地位。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牢固确立，其梦想世界性大国的心理也日益膨胀，日本的对外战略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后初期，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曾长期追随和依附美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关系方面，日本基本上遵循了追随美国的路线。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不再满足于仅仅争得一个普通国家的国际地位，而且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
为此，日本历届领导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其“政治侏儒”的现状做着多方面的努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强调日美关系是“主轴”的同时，逐渐修正了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始努力谋求其政治大国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以“对美协调为主轴”，以恢复日中邦交为“首要课题”的“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力图使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从“依赖”变为“伙伴”关系。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的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4年，三木武夫当选日本首相后，提出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对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虽然这种外交表面上是重苏，但是由于日本和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因此日本的对苏政策也只能是谨慎从事。
1976年福田纠夫首相上台后，对上述政策又做出了新的修正，提出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此之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均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政策。在加强日美合作的同时，为了彻底改变“政治侏儒”的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将使日本成为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作为战略目标，试图通过确立“与经济大国实力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日本逐步成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在1980年，首相大平正芳就提出，日本要成为“西方一员”。1981年，铃木善幸当选首相，在访美时他亦宣称，日本已开始“第三次远航”。
1983年7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向家乡选民发表演说时宣称，他执政的目标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力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次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显然，日本已经把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过渡摆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竹下登继任首相后也立即表示，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与我国实力相称的积极作用”。此后，继任的海部俊树首相，也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1989年秋，海部俊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构想》一文，其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日本愿全心全意地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9年底，日本外务省制订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针，强调“东西方冷战已开始了消除过程”，“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为后盾的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1991年，中东海湾战争爆发后，海部内阁仓促制订了所谓《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试图加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90年代初，日本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进行了种种努力。
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成为“政治大国”，日本一直在努力运用“综合国力”，在以日美关系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和改善与各国的关系。
在中日关系方面，继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2月和8月，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了1988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比邦交刚刚正常时增加了13倍，并一直持续增长。虽然在当时中日关系方面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屡屡图谋阻碍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但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健康的。
在日苏关系方面，1972至1976年，两国共进行了4次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但均因“北方四岛”问题的存在而搁浅。从1984年以后，日本为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在苏联寻求新的市场，提出要“与苏联加强政治对话”，并将打开日苏关系僵局列为重要的外交课题。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根据“新思维”积极谋求和日本改善关系，以换取经济和技术两方面的合作，两国关系似出现转机。但是，由于双方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均不愿做出原则性让步，因此两国关系始终难以获得重大发展。
在与西欧各国的关系方面，自田中内阁以后，日本政府一直强调要与之确立“伙伴”关系。1979年，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开始成为“西方一员”。此后，日本和西欧各国首脑多次互访，加强双边关系。虽然双方存在着贸易摩擦等矛盾，但是，由于存在着互为依赖的政治经济前提，两者的关系一直在矛盾中发展着。
在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方面，经过两次“石油冲击”后，日本为了保证本国的石油供应，放弃了长期以来对阿以冲突保持“中立”的政策，转而采取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对有关领土主权要求的“新中东政策”。
与此同时，为了建成政治大国，日本还不断扩充其军事实力。从1971年至198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增长了138%，比同期美国军费增长率高45倍。1987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日本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已引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深切关注，特别是在二战中深受其害的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
◆“曲线救国”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亲美倾向又开始严重。在日本国内，追求军政大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倾化，狭隘的民族主义再次回归。这不仅影响到了日本与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影响了日本政府防卫战略的调整。日本的防卫方针已经由冷战时期的“对付苏联和重视北方”转变为“对付朝鲜和重视西方”，为了适应这一防卫战略的调整，为了早日成为“正常国家”，日本一直在不断地尝试突破宪法的限制。
日本一直认为现有《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制约其走向政治大国特别是向军事大国发展的桎梏。所以，日本认为“修宪”是其向“正常国家”转变最主要的突破口，尽管“修宪”因受到国内外和平人士的一致反对而困难重重，但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日本一直坚持，真正世界性大国不仅仅是经济大国，还应该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基础，政治大国是经济大国的加速器，只有两者合而为一，才能屹立世界之林。
客观地说，日本的现行宪法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处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状态下颁布的。战后日本政府也曾一再向世界保证，日本绝不会再走侵略的回头路，因为有“和平宪法”、“非核政策”和“专守防卫”三大法律武器牵制着日本。但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右翼分子野心日益膨胀，右翼分子正在谋求一步步突破二战结束时的承诺。
在“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要求修宪、要求自卫队成为真正军队的呼声越来越高。所谓的“修宪”，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和平宪法第9条，该条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条文中没有提到“自卫战争”的字样，甚至连自卫的权力都没有提到，因此可以看到，连自卫队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
但是某些日本人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条文既没有否定“自卫战争”，也没有不能运用“自卫战争解决国际纷争”的解释。尽管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的，但是由于防卫属于本能，所以不应该予以否定。很显然，这些人很会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应该说，这些人在心理上并不甘心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甚至连自卫的权利都不能写入宪法，这种现象实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所应该有的现象。特别是看到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现状，他们不免有被列为三等公民的感觉。因此，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也就自然变为日本政治发展的一项优先选择。修改宪法也是日本为实现其长远战略目标的理想选择，因为日本不愿让现有的宪法捆住手脚，并引来他国的蔑视。现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72%的议员主张修改和平宪法，而且民众中也有高达60%的人支持“修宪”。
其实，当今日本自卫队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武器装备都已走在世界前列，其军费开支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名列世界第二，常规武器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可谓兵强马壮，惟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合法的名分”。没有合法的名分就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将军队派往海外。走不出国门，就难以保障其海外的战略利益。于是，在修改“和平宪法”阻碍重重的情况下，他们不断依靠国际上的一些“机遇”，颁布一些新法规，巧立名目“曲线救国”——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名，以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为突破口，达到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早在1963年，日本自民党政权就已开始研究建立“有事法制”。从1977年起，日本政府便提出要建立“有事法制”，但由于日本国内反对呼声强烈和周边国家警惕，因此有关“有事法制”问题一直在暗箱中操作。到了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发表了“有事法制”研究的中间报告。
1991年，日本利用海湾战争之机，通过修改自卫队法和设立《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刚果（金）、戈兰高地、东帝汶派遣了自卫队员，首次使自卫队走出了国门。
199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并首次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此后，日本三任首相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与此同时，日本还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修改了防卫指针，并于1999年制定出为日本自卫队开向海外进一步制造根据的《周边事态法》。
2001年秋天，日本又借“9·11”恐怖事件，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律，再度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事后，日本政府就根据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舰，给美军以后勤支援。
根据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日本不得向海外派兵和执行战斗任务；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所担负的军事责任也是有限的，否则就违背了和平宪法。但是日本政府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却在2003年5月15日获日本众议院批准，而且6月6日又在日本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立即生效。这标志着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问题上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有事法制”是日本安全战略调整的象征，目的是建立日本应对紧急事态的机制，在紧急事态下首相可以跳过内阁安全会议直接下令出动自卫队。这项法案从酝酿到出台历经了近30年的时间。法案通过后，日本首相用兵的权力无限扩大。到底“有没有事”只是由日本人自己说了算，说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战略寿终。
2003年7月26日，日本参议院又强行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宣布立即生效，迫不及待地为日后主动对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做法律上的准备。
根据《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自2004年3月起，日本便向伊拉克派了近千名自卫队员参与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作战区国家派遣大规模武装力量。
2004年3月9日，日本又通过了针对发生战争和恐怖事件的7项新法案，并要求国会审议通过。这7项法案规定：当日本进入紧急事态后，地方政府要为美军作战创造条件；自卫队要向美军提供人力和包括武器弹药等在内的物力合作；首相有权下令将机场或海港等设施优先提供给自卫队使用；为限制向外国军队提供武器等，政府有权要求海上航行的外国船只停船并接受检查，甚至强迫其返航等等。此外，日本还准备通过修改《自卫队法》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法理上，日本配合美国军事行动的一个个“特别措施法”实际上早已突破了宪法的限制，使和平宪法形同虚设；在行动上，日本所谓“国际贡献”的内容已从出钱出物发展到出人，不惜流汗，甚至不惜流血。尽管旗号都是维护和平，但这依然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因为，联系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及其否认历史事实的现状，人们有理由担心：其在有和平宪法限制的情况下尚且如此，一旦通过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其军队规模必将进一步扩大，凭借其先进的科技水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装备也将进一步发展，加之近年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对历史问题不能正确认识，一旦时机成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
◆“先发制人”
事实上，日本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核心目的，无非就是要使其武装力量成为“国际化”军队而不仅仅局限于“自卫”。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自卫队堂堂正正地走出国门。
早在美国实施“先发制人”前，日本就已制定了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计划。1993年，朝鲜成功发射了“劳动”导弹，日本航空自卫队就秘密拟定了对朝鲜导弹基地实施空袭的作战计划。朝鲜核问题发生后，“先发制人”四个字更是频频从日本政要嘴中喊出。2003年5月20日，小泉首相在国会第一次宣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所谓的“先发制人”，就是只要其主观上认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消除这种威胁。小泉的话已经直白地道出了日本想要“正常国家”化的实质内涵。
2004年3月24日，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了2004年版《东亚战略概观》，正式提出了令人瞠目的观点，即为了自卫，日本可以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对敌国的导弹基地进行攻击。《东亚战略概观》主要将朝鲜作为假想敌，认为如果朝鲜着手以日本为目标的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日本就可以“先发制人”，对其导弹基地进行攻击，并认为这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自美国开始运用“先发制人”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对此似有默认之倾向。尽管日本这种“先发制人”安全战略是在朝鲜核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表面上看是出于其自身安全考虑。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这种安全战略，从整体上看是针对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这种安全战略必将造成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心理恐慌。当今日本的综合军事实力居亚洲前列，海军力量之强大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陆上自卫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英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和。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本身对他国就是一种战略威胁，加之其不光彩的侵略历史，就更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综合国力雄厚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近年来还在不断调整其海上军力部署。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不仅明确地把矛头对准了朝鲜，而且很可能也会将其他亚洲国家锁定为“先发制人”的目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为其做了佐证。例如，日本高层官员曾频频表示要“充分关注”台湾海峡局势，已将我国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和导弹防御系统范围，并多次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演习。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扩大军事力量，执行“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日本自卫队已不单纯是为了“自卫”，其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也不再“和平”。在日本国内，追求军政大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倾化，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断回归。据日本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获得宣战权力的日本人数量还在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极易引发周边国家走未雨绸缪之路，即为了避免处于无还手之力的被动挨打局面，走上扩充军备、特别是构建远程打击计划或提升其能力的道路。更可怕的是，如果周边国家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选择“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其后果必然使得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今天，日本宣称要成为“正常国家”，其选择“正常国家”这一中性词汇的目的就是向人们展示一副“令人同情”的“哀怨”的面具，而面具的背后却是不顾饱受其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局部倒退。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要谋求作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相关的军事权利，就难免会出现重大偏差。
因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冷静客观地思考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既不能将日本“正常国家”化看成洪水猛兽而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也绝不能将其视为平常之事而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而是应该面对事实，积极应对，尽可能地使其成为稳定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的积极力量。这样说与前面的论述似有矛盾，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应该看到，日本不是能否成为“正常国家”，而是成为“正常国家”是迟早的事情，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当其成为“正常国家”后，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积极力量，将其控制在真正“正常”的范围，既防其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又防其扩张主义的抬头。
能否实现对日本的制衡主要在于美国。美日关系非同寻常，日本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及诸多共同利益，两国互为战略同盟，日本在美国战略天平中有着特殊的分量，特别是小泉内阁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要想使它们成为两股力量绝非易事。但是，毕竟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驱使，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反对使本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卒子的强烈呼声，美国也不愿看到日本回到军国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老路。如何利用美国，将美国变成阻止日本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的重要力量，值得认真探讨。当然，充分利用地区和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特别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可以限制日本的“超现实”举措；同时充分利用各种伙伴关系之间的利害关系，特别是大国间伙伴关系的互动和牵制，促使日本朝着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安全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如若不能，也至少不能使日本变成美国打造单极世界战车上的一员“虎将”。否则，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5．争常
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战后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因缘际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于是开始萌生谋求晋升世界政治大国行列的企图。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无疑是其目前阶段最为现实的一个目标。“入常”是日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即在实现“争做正常国家”之后再将日本的国际地位提升一个层次。
◆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的6大主要机构之一，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是惟一有权采取军事行动的联合国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各国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逐渐萌发并酝酿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机构的设想。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美国政府起草，经美、苏、英、中四国签字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四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快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二战期间，四国政府第一次共同宣布、一致赞同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稍后举行的美、英、苏三巨头德黑兰会议也重申了这一设想。1944年8月至10月，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了分两阶段举行的美、英、苏、中四大国会议，会议决定把德黑兰会议上拟议的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并着手具体的筹建工作。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同意安理会在做出决定时必须遵循“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即美、英、苏、中、法5个常任理事国均享有“否决权”，从而为联合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同年4月至6月，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当时仅有51个成员国，现在已经发展到191个。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安理会有权调查引起国际争端或摩擦的任何情况，并可提出解决这些争端的方式或办法。会员国及接受《联合国宪章》的非会员国、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均可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安理会有权断定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等行为的存在，并可提出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并做出这方面的决定，如认为这些措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以通过采取关于军事行动的决议去解决这些问题。安理会还有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年度报告、特别报告、对战略性地区行使托管等职能。
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5个常任理事国是中国、美国、苏联(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席位由俄罗斯接替)、英国、法国。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最初为6个，1965年开始增加到10个，席位按地区分配，即亚洲2个、非洲3个、拉美2个、东欧1个、西欧及其他国家2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经选举每届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根据地域分配原则，每次新选出的5个成员国中应包括来自亚洲和非洲的3个国家、1个东欧国家和1个拉美或加勒比地区国家。每个理事国都有1份投票权，表决问题要至少9票以上才能通过。常任理事国对实质问题都拥有否决权，只要有1票反对就不能通过。非常任理事国无否决权。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按月轮流担任。联大决定停止某会员国权利或开除某会员国均须由安理会事先提出建议。安理会每年举行两次定期会议，在安理会主席认为有必要，大会秘书长或任何理事国建议或请求时，可随时召集会议。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联合国秘书长。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止到2002年，安理会总共批准执行了约55项维持和平行动，有力阻止和减缓了地区冲突的发展和扩大。这一机制在经历了冷战后愈发显示出其生命力。
随着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和世界各地区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联合国的改革其实早就被提出过，但由于难度很大，过去只是议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后来，联合国进行了一次扩大安理会的改革。1963年12月17日，第18届联大通过决议，增设了四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目前的改革是第二次。现在时代变了，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对联合国做一些必要的改革。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中国也一直支持联合国改革。
但联合国的改革，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各方面都有分歧。发展中国家强调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主要部分；而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即近五六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国家则强调改革安理会构成，扩大常任理事国数目，而且频繁活动，以推动这项改革的实现。于是，联合国在现任秘书长安南的提议下成立了小组，酝酿改革方案。现在的方案就是在小组制订方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共有A、B两套方案：A方案是增加6个常任理事国和3个非常任理事国，B方案是新增8个可连选连任的常任理事国和1个非常任理事国。两方案均规定新增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
◆长路漫漫
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的池田内阁。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1964年3月6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公开表示，只要大多数国家欢迎，机会成熟，日本希望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过，由于日本战后一直采取“对美一边倒”和“先经济、后军事”的“吉田路线”，再加上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政策连续性，社会舆论对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兴趣也不高，因此，外务省虽然一直在国际上拼命努力，但国际的认知始终是：日本事事追随美国，又因宪法限制不能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所以无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
日本政府重新从1995年开始实施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战略，近年来明显加快了步伐。2004年9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提出日本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完全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在支付联合国会费方面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日本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承担着联合国会费19.5%的日本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不可思议的。
国际新闻界对日本这种心态作了辛辣讽刺：日本无疑很具竞争实力。作为世界经济第二、联合国“班费”缴纳份额第二的经济强国，日本强烈呼吁全班接受他加入“常任班委”。二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试图从根本上杜绝再次走上军国主义老路的可能。经过几十年的考验，除去几个亚洲邻桌，在其他同学特别是欧美同学的眼里，日本已经是一个无害国家了。日本对于班级其他同学的诱惑力更大程度上还是来自金钱，如果日本能进“班委”的话，对来那些自贫困山区，指望联合国援助项目的贫困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另外，由于一些同学的班费缴纳不积极，联合国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困难。日本同学为了谋求政治利益而不惜血本可是出了名的，一时高兴了掏掏支票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但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董事会。
日本鉴于过去和德国一道谋求“入常”难以如愿，于是就拉上印度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结成“争常共同体”，企图以“捆绑销售”的办法把自己推销出去。2005年6月22日，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4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四国将在今后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竞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声明称，安理会必须反映21世纪的国际现实，必须具有代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安理会有必要永久地将一些有意愿、有能力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重大责任的国家包括在内。声明还指出，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成员国数量已增加近4倍，因此，安理会必须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包括选择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担任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声明说，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一致坚定地认为，他们是扩大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理候选国。基于这一共识，四国决定相互支持对方的候选资格。声明还说，非洲也必须有国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声明最后表示，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将和其他有着相似看法的联合国成员国一起，为推动联合国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而努力。
2005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向联大提交了联合国改革报告，报告采纳了高级别名人小组就安理会扩大提出的A﹑B两套方案。安南要求，各方要于2005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前对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如会员国达不成一致意见，也不应以此拖延安理会的扩大。
急于“入常”的日本对此次改革计划表现最为积极，迅速展开全球拉票行动。一个时期以来日本铆足力气，或奔走于四方，或串联于列国，或号呼于朝野，竭尽甜言拉拢之能事，不择取巧蒙混之手段，力图在2005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借助投票表决的方式一举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和答记者问时传达日本可能成为“常任”的信息后，日本更认为它“入常”已是铁板钉钉。
日本公开表明并积极采取行动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事实，可以说是时代变化的结果。以往日本“入常”的最大障碍是日本政府负有的战争责任及长期以来又未能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反省的现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压力逐步减轻。美国的支持和怂恿是日本的一大精神支柱。美国支持日本，当然不是出于对联合国改革的支持，而是因为华盛顿在2003年出兵伊拉克问题上违背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愿，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了英国之外，中国、俄罗斯、法国都反对美国攻伊。美国的单边主义在联合国肯定是失道寡助，这是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常任”的最重要原因。日本在外交方面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如果日本成为“常任”，等于美国在安理会多了一个铁票。为使日本更加深入地投入美国的全球战略怀抱，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竟然表示，“日本要想成为在安理会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可以考虑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也是“口惠实不至”，因为美国不想让日本拥有否决权。此外，亚洲以外的国家，和日本没有什么恩怨，且日本在经济援助方面颇下工夫，所以这些国家也多支持日本，至少不反对。可见，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柱是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日本曾威胁说，如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将减少缴纳会费。
◆“障碍”重重
然而，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毕竟是一件严肃和困难的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随着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冲刺，反对或阻止日本入常的声浪从世界各个角落掀起，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受到广泛的质疑。
首先，不服二战结论的日本何以成为“常任国”？联合国是由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战胜国创立，其初衷就在于防范法西斯势力东山再起。日本国内长期弥漫着其本身是“二战受害国”的氛围，“东京审判强加论”大行其道。最近，小泉首相还指示部下在其官邸内挂上了“东京空袭”的照片，欲让每个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知道“日本也是二战受害者”。这岂非怪事？
其次，否认侵略历史，日本怎能代表亚洲？在不远的过去，日本对朝鲜进行了长达36年的野蛮殖民统治，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掠夺了无数财富。然而，战后日本政府高层和政客却不时做出否认侵略历史的举动。直到今天，日本出版的教科书仍在歪曲甚至美化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领导人更是不顾邻国的强烈抗议，屡次参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要代表哪个地区成为“常任国”？
再次，日本外交毫无自主性，怎能维护国际公正？日本一味追随美国，严重受制于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不管是非曲直，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方针。美国以“莫须有”罪名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后，日本是其“铁杆”应声虫，成为迄今惟一仍一口咬定“(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等于没有这些武器”的国家。日本企图“挟美制亚”，自以为有了美国做靠山就可以争常了。如果日本以如此姿态成为“常任国”，则只会助长美国的单边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无益处。
最后，处处与邻为敌，日本如何取得周边的支持？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这个昔日军事帝国的想法也多了起来。“入常”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可谓“凌云壮志”，一旦实现就是堂堂的政治大国了。但日本政府在争取实现这一志向的过程中采取了令外界无法理解的态度：它对过去受军国主义侵略之害最深重、今天对日本不正视历史意见最大的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不是放下身段，多做自我反省，缓和关系，争取谅解；而是相反，处处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什么问题敏感，就挑衅什么问题。
一个尚未成为“常任”的日本，对邻国就如此蛮横，对地区和平、稳定就如此不负责任，一旦成为“常任”，会如何呢？日本的表现不仅使东亚国家更有理由对其质疑，就连被它拉拢的某些国家也开始怀疑日本“争常”的动机是否纯洁。因此，日本要想成为“常任国”，就应在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表现出诚意和能力，而不是迷信金钱外交的魔力。
2004年9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中方理解日本方面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但欲成为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需对涉及自身的历史问题有清醒认识。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董事会，不能按交纳会费的多少决定其组成。
◆“团结谋共识”对抗“四国联盟”
现在，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以意大利为首的“团结谋共识”运动与积极寻求当上常任理事国的“四国联盟”，形成相互抗衡的两大阵营。所谓“团结谋共识”运动（又称“咖啡俱乐部”）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日、德两国希望“入常”，意大利等国就表示反对。以意大利为首的这些国家的大使经常在咖啡馆商讨，这些国家的大使越聚越多，后来被称为“咖啡俱乐部”。目前，“团结谋共识”运动共有七十多个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反对目标其实不同，其中韩国等国反对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是针对德国，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是针对巴西，巴基斯坦等国是针对印度。“团结谋共识”运动于2005年4月11日在纽约举行“团结一致大会”，参加者多达119个国家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与美国驻联合国公使也出席了会议。与会国家认为，联合国的改革应该达到加强该组织的目的，因此，改革应尽量取得一致，不能加深各国的分歧。在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大会如果强行通过只有部分国家同意的改革，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安理会的扩大，不仅应考虑国家的大小和对联合国的贡献，还应考虑其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对世界和平是否有利，即所有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新增的理事国还应有责任心。虽然这些观点都没有点名，但似乎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对日本。大部分与会国家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年内确定安理会改革方案的倡议，认为“不宜为改革设定时限”。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一个国家争取“入常”不应与其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相挂钩。
面对“入常”的巨大阻力，“四国联盟”一致要求9月份就A方案进行表决，而且它们还于2005年5月中旬，提出安理会改革决议草案，要求增加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冻结其否决权15年，增加4个任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建议联大在6月份辩论并通过框架决议草案，在7月中旬选举新常任理事国，并在此后两周内通过有关修改宪章的决议。“四国联盟”提交的决议草案虽得到加勒比15国集团的“有条件支持”，但为其主力“票仓”的非洲联盟却给“四国联盟”忙上加乱。“四国联盟”要求增加6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本打算给非洲顺便捎带上两个，这样就将有53张非洲选票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料非盟狮子大开口，要求获得两个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日本等国自己都迫于美国老大哥的压力，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否决权的主张！非洲的“非分”之想好似给四国联盟后院放了一把火，烧得小泉手足无措，哭笑不得，只好再端出一盘在未来5年内增加100亿美元对外援助预算的大餐来堵非洲的嘴，买列国的票。
2005年6月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纽约对国际媒体明确表示，由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提出的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草案使联合国成员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阵营，危害了联合国改革进程。如果四国将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中国将投票反对。王光亚希望各方继续磋商，找到一个得到联合国成员国广泛支持的安理会扩大方案。如“四国联盟”强行表决框架决议草案，需要得到联大至少2/3成员国的支持，才能确保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根据联大有关规定，美、中、俄、英、法五个现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大表决中没有否决权。如果这一方案在联大会议获得通过再提交安理会，则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王光亚大使就是提前放风，指出如果到了这一步，中国将使用否决权。
面对各国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现实情况，为了澄清认识，2005年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文件指出，中国认为，联合国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改革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合作等。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应发扬民主，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的一致。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应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对达成一致的建议，可尽快做出决定，付诸实施；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继续磋商，争取广泛一致，不人为设定时限或强行推动做出决定。
文件特别指出，中国认为，安理会改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扩大问题，也包括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等重要问题。安理会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提高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增强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已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应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坚持地域平衡原则，并兼顾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性；涉及各地区的改革方案应首先在有关地区组内达成一致。中方认为，一些国家倡导的地区轮任原则值得重视和考虑。坚持协商一致原则，是《宪章》的重要精神，目的是兼顾各方，特别是中小国家利益。只有经过协商一致做出的决定才能赢得最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中方反对人为设时限，反对强行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至此，据来自联合国的消息人士透露，在看到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后，支持改革方案，尤其支持日本“入常”的国家，其实已不到30个，此情况使日本大惊。因此，日本想绕过中国达成其“入常”的意图，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它事实上已封死了自己的“入常”之路。
鉴于中国不支持日本马上入常，意大利反对德国入常，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入常，阿根廷反对巴西入常，同时，俄罗斯支持中国的立场，法国赞同德国的立场，英国仍在犹豫不决这一现状，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新闻媒体表示：“联合国面临许多改革，我们认为安理会改革肯定需要考虑，但在所有各方达成共识前需要冷静和深思熟虑的磋商。”可见，美国明确反对对“四国联盟”强行推动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并呼吁其他国家一起反对。
2005年7月21日，“团结谋共识”运动提出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反对新增常任理事国，建议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从目前的10个增加到20个。扩大后的安理会所有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为2年或3年，可以连选连任。7月26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帕塔福拉在联大发言中批评“四国联盟”中的个别国家不惜通过“敲诈勒索”的手段，不惜以削减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或是中止援助项目相要挟的方法，为其“入常”寻求支持。他说，这已不是“塞钱”买票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是对联合国部分成员国的“勒索”。他呼吁各国对这种“勒索”行为说“不”，以免联合国的信誉及其改革进程受到损害。
◆日本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错误
尽管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试图对近来的事态发展给予积极的评价，宣称许多国家在最后一刻才会表明他们支持由日本主导的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的立场，但是，日本外务省一位高级官员的话给了小泉当头一棒，这位官员说：“目前形势变得非常困难。就现在的情况看，日本入常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日本为什么陷入如此困境？这主要应从日本自身找原因。概括起来，日本的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错误：
一是日本协调德国、印度、巴西另外三个“争常”国结成“四国联盟”。本来反对这四个国家“入常”的国家，都带有明显的地区性，有的国家反对某个“争常”国家“入常”，可能因为自己想“入常”，或可能出于不服气；有的虽表示反对，但意见并不强烈，还在观察情势变化。但当“四国联盟”形成的时候，就促使反对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入常”的国家聚集到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统一战线”，其中有些国家原本只反对四国中的某一个，现在变成了对四个都反对。后来由反对单个国家逐步演变成反对“四国方案”，并且认为“四国方案”是“历史倒退”，无助于改善联合国机制运作，而且会在成员国间造成摩擦分裂的危险。有的国家甚至把维持现在的“五常”，不设“准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也提了出来。
二是日本竭力宣扬“贡献论”。日本一直宣扬谁缴的会费多，对联合国活动贡献大，谁就该是联合国“当然的常任”。日本交纳的会费占联合国会费的19.5%，仅次于美国，这点是事实。但这种“贡献”应该由其他成员国去评说，尤其是这并非“入常”的基本条件，或在“入常”中占多大分量，应由多数会员国根据联合国的章程、原则来评判。日本在“拉票”过程中没有一次不强调自己的“贡献”。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一个原则性疑问：联合国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它的安理会是不是“富国俱乐部”？是不是谁缴会费多谁就该成为常任，缴得不那么多的就不能当常任？显然，日本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有违联合国创建的初衷和原则，必然会遭到更多国家的反感和拒绝。
三是采取轻近攀远，押宝美国的投机策略。日本“争常”采取“押宝”式的投机策略，不仅表现在把“宝”押在争取2/3多数的表决方案上，也表现在它的工作重点上。
日本看待亚洲时，它知道中国、朝鲜、韩国等国会反对现在它就“入常”，但是它认为，只要它争取到其他地区国家足够多数的支持，确保2/3的多数通过联合国改革方案，亚洲几个国家反对就不起作用。所以它对亚洲不想“白费劲”，始终把“拉票”重点放在与它利害关系不那么直接、没有历史恩怨的东亚以外国家身上。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亚洲国家反对它“入常”理由的正义性、不可辩驳性，可能引起其他地区国家的感情共鸣。
在对待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上，日本尤其相信美国的影响力，相信美国对它态度的忠贞不贰、支持的坚定不移，认为只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四个大国工作做到家了，它们就会支持日本“入常”，中国就不敢冒否决其他四个大国意见的风险，这样中国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中国反对日本现在就“入常”，主要因为日本没有承认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对二战暴行不愿面对，没有用行动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可见，中国无意永远反对它“入常”。但有的国家实际上在耍两面派，它们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只是送口头人情，骨子里并非真支持日本，它们断定中国会站出来反对日本“入常”，所以宁愿让中国去做“恶人”。但这次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它们真实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如果“四国方案”真的通过了，日本“入常”就难以阻挡了。于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扩增安理会常任的辩论会上，就表达了与中国十分相似的立场，都反对为改革设时限，更不赞成强行表决没有共识的改革方案。美国担任联合国改革特别顾问的席林·塔克西里说：美国希望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改革，“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某些领域，不会很快或者很容易达成一致，我们不应该被人为设置的最后期限束缚手脚”。日本对美国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非常困惑，失望情绪陡升。
日本《朝日新闻》刊文指出，日政府错在高估美国支持、恶化日中关系。报道称：日本并未认识到，美国首先仍是着眼于本国利益，而将重要盟友日本的“入常”渴望放在次要位置。
其实，这些错误是主导当今日本发展方向的右翼势力的本性使然，要不犯都不可能。
时至今日，围绕安理会改革，各国之间正在展开紧张的博弈，急于“入常”的日本也将继续施展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一系列好戏将陆续登场。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日本不能通过深刻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而取得邻国的谅解，不将其外交政策由轻近攀远变为与邻为善的话，日本的“入常”梦就只好继续一如既往地无期限地做下去了。
6．“右翼”当权
近几年来，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政治大潮推动日本奔向“普通国家”、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政界众多要员正在通过否定侵略、抹杀不光彩历史的方式，卸载历史包袱，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
◆日本政坛明显右倾化
1993年，日本“55年体制”（在1955年，日本保守派和革新派都统一起来了，日本在政治上进入了两大政党的时代，动荡的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定型，这给战后日本的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史称“55年体制”）崩溃后，以小泉纯一郎、山崎拓等为代表，提倡“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多在战后出生和成长，没亲身经历过战争，更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做出一定的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翻老账”。这些抱有“新保守主义”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已经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脉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信”，甚至将对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标榜为执政风格的“果敢”。
日本政治领导人战略观念的变化，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拓展了其政治影响力。所谓“右翼势力”，是指战后日本国内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甚至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侵略战争歧途的、由极右团体和右翼分子组成的一股社会势力。日本是一个特别强调爱国心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二战战败的历史在许多日本人心里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则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对历史进行歪曲，对侵略进行美化。这也正好成为某些政治竞选拉票的最好方法。
日本右翼势力是生长在日本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回顾历史，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它不仅在亚洲各国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1881年武士出身的头山满成立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正式的组织玄洋社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20世纪初，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吞并朝鲜的过程中，这些右翼团体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用暗杀、政变等手段迫使日本政府加速军国主义步伐，进而把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
在日本战败初期，美国曾于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革除军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日本政府奉命多次发布“整肃令”。在当时，大批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20多万军、政、财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战时的600多个右翼组织，除大日本独立青年党等17个团体改头换面存续下来外，其他全被解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为了早日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梦，重现昔日的“帝国威风”，右翼势力不但围绕着战争责任和日军暴行两个焦点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而且一再挑起教科书风波、靖国神社风波、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甚至猖狂到对承认侵略和暴行的正直日本人士鸣枪恫吓和暗杀的程度。目前，日本约有1000个右翼组织，人数已多达400万左右。其中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是日本民间和政界右翼组织的代表。这些右翼势力不仅得到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日本某些“政要”则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并进一步在国民选举中继续保持优势。
◆拜鬼——日本政要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专门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场所。它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坐落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神社”。“靖国”意即“镇护国家”。
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效忠天皇的战死者，改靖国神社后成为享受神社最高规格“别格官币神社”的待遇，并由内阁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管辖，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这里都要举行春秋两次“大祭”。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深入，靖国神社不再是普通的追悼亡灵的祭祀场所，而成为日本动员战争，宣扬和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在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靖国神社内，陈列着当年侵华日军的武器、战利品、遗物、遗书和照片等，而且供奉着约250万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的“亡灵”。所有这些“亡灵”都被“正式公认”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从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终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准备焚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皇派出特使劝告麦克阿瑟，称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自然法”，故麦克阿瑟保留了靖国神社，但在其“钦定”《日本国宪法》中确定日本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靖国神社的大小“军神”也不再受国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对此耿耿于怀。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5000多名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起诉和审判，分为甲、乙、丙三级战犯。1959年，靖国神社为约2000名死去的乙、丙级战犯设立了牌位。1978年10月，靖国神社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为28名甲级战犯中的14人设置了灵位，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复活军国主义更加密切相关，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话题。而且，二战以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日本政要拜鬼始于1951年的吉田茂首相。战后的日本各届首相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公职身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情况逐渐增多，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的提问时承认，“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然而不久，他却自食其言，于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小泉纯一郎自从2001年4月当选以来，作为首相曾五次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他在众多支持者“万岁”的欢呼声中，前往供奉了1000多名甲、乙、丙级战犯牌位的主殿进行参拜。
2003年1月14日，身穿燕尾服的小泉驱车来到靖国神社神殿后面的入口处，坐到台阶上脱下皮鞋后匆忙走了进去，不到10分钟就走了出来。2004年1月1日，小泉在参加完当天早上的皇宫新年会后，又一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小泉纯一郎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2005年10月17日。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曾经饱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个错误的举动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和承诺，并且由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断了多年的中日政府高层互访仍然无法实现。尽管中方做出极大的努力，促成了双方领导人在国际会议的场合见面，但日本政府随后为“台独”分子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再一次给中日政治关系蒙上了阴影。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借尸还魂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走越远。2005年6月25日，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及印度驻日大使馆在东京靖国神社内为已于1967年死去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印度籍法官拉塔比诺·巴鲁立“功德碑”，以“赞扬”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主张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行为。
日本《东京新闻》当天报道，包括印度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比埃姆·巴里、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理事长羽山昇在内的40名相关人员参加了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的巴鲁“功德碑”揭幕仪式。“功德碑”高2.1米，宽1.8米，上面除了巴鲁的半身像外，还雕刻上了巴鲁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谬论。
对于在靖国神社内设置巴鲁“功德碑”，靖国神社方面称，“希望（‘功德碑’能让人们）回忆起主张日本无罪论的亚洲学者”。羽山昇在揭幕仪式后声称，“在靖国神社设巴鲁‘功德碑’意义‘重大’，（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自虐的倾向根源在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希望（建巴鲁‘功德碑’）能成为更正这一倾向的契机”。
现在就连本已退居幕后的日本天皇也按捺不住跳到了台前，为右翼摇旗呐喊。作为战争时期的裕仁天皇之子——明仁天皇，和皇后在2005年6月27日亲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是二战结束60年来，天皇第一次悼念二战战场死者，这也是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
二战历史已经载明，当年美军夺取塞班岛是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篇章之一，近6万日军及家属在此毙命。此后，美军又是以塞班岛为基地轰炸东京等城市，从而削弱日本防御和战争意志的。日本天皇来此凭吊，与其说是哀悼，不如说是励志。它将勾起日本民众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回忆和对武士道精神的缅怀，鼓励日本右翼向侵略者先辈致敬，也鼓励小泉及其继任者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教授指出，明仁的海外“慰灵之旅”是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一种侧应。天皇毕竟目前还不敢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但他这次祭奠的战死者与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犯是一丘之貉，因此将从舆论上给予小泉巨大支持。周永生认为，不排除今后日本天皇有更加危险的举动。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值得世人警惕。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而按日本官方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身份地位及其所祭奠的对象，决定了他首次海外“慰灵之旅”的性质不同寻常，这必将误导日本民众及鼓励右翼势力在歪曲侵略历史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翻案——日右翼政客为战犯开脱尽现强盗逻辑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悍然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发动进攻，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宣告结束，一批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正义世界的审判，遭到应有的惩罚。然而，战后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为战犯们招魂喊冤的奇谈怪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的言论。2005年5月26日，此人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认为“战争是双方都做了坏事”。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预设了这样的立场：“只有战胜国才是正确的，战败国总是不对的”，并“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因而“这是错误的”；而且，在被占领状态下，日本被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不好的标签。次日，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这两个日本政要的荒谬言论，与当年为战犯开脱罪责的言论如出一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东条英机辩护律师的清濑一郎当年在法庭上就曾宣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不合法，11国法官都不具备审案资格，战败国军政领导人对战争不应负个人责任……半个多世纪前后的荒谬言论竟然如此相似！
森冈正宏和久间章生身为日本政府高官，竟然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他们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奇思怪想，而是说出了一部分日本右翼的心声，与日本当前的政治气候相呼应。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日本政要发表的荒谬言论，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是对所有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深重灾难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严厉谴责。
日本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亚洲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鲜血，是对世界和平和人道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构成战后国际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早已成为国际常识，任何企图推翻这一审判结果的行径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通过对东京审判的潜心研究指出：东京审判自始至终，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其正义性、合法性不容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其“政治大国”的形象，开始变本加厉地攻击东京审判，使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产生消极影响。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政要总是不时发表胡言乱语，不断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日本能否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按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凡是为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反人类罪行翻案的言行都是违法的。在德国，为希特勒政权辩护的言行是违宪的，会被判刑。但在日本，右翼为战犯翻案从东京审判后就从未停止过，现在就连日本政客也公然加入为战犯翻案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使日本战前的部分军国主义战犯、军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军界和政界，导致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这些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自然对他们在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认账，埋下了今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祸根。
近年来，“皇国史观”甚嚣尘上，右翼势力公开颂扬裕仁天皇这位战争元凶的“圣德”，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如天皇所言“实出于谋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故，至若排除他国主权、侵占领土之类，固非朕志”。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竹下登首相就曾表示：“天皇一直为世界的和平和国民的幸福而祈祷，不忍心看到国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挣扎，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天皇的圣德将永远铭刻在国民心中。”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很有影响，过去比较客观地对待历史问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也一反常态，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为天皇颂德，为战争免责。同时，右翼团体及一些狂暴的皇道主义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攻击和迫害那些批评天皇的人们，造成恐怖或流血事件。长崎市长本岛在市议会上认为，天皇早做结束战争决断，长崎可能不会遭受原子弹之害，因此天皇应负战争责任。结果在天皇去世之时，极右翼分子恫吓与攻击他，扬言要其辞职，否则对其人身及家族的安全不负责。对“皇国史观”，不但众多右翼分子深信不疑，而且一些政客与政府官员也同样信奉，甚至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坦言：应当让国民理解，日本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神道政治联盟就是为此目的而活动了30年，接着又表示，将以政府的立场积极推行神道教的宗教活动。
与西方基督教“罪感型文化”不同，日本神道教是一种“羞耻型文化”。前者认为，人类尽管有原罪，但是可通过悔罪使灵魂获救，悔罪行为值得称道。后者则将失败与公开认罪视为一种耻辱，主张拼死报复，保全面子。日本民族主义的内核中包含后一种文化心态。“皇国史观”认为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那么按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就根本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为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战犯翻案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因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结束，日本右翼势力就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鸣冤叫屈，为他们收集遗骨，评功摆好，为其翻案，并为之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战犯碑的出现。
第一座是1960年出现的兴亚观音“殉国七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刑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次日拂晓，驻日美军用汽车将七名战犯的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获得这一消息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趁美军疏忽的机会，把七名战犯的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场一角烧香祀奉，没想到被美军发现，骨灰坛被收回，放在火葬场后院的“供养塚”中。三文字正平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弛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然后设法运到东京以南约50英里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那里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故乡。1958年，在爱知县前县议员三浦公山和该县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选定了建碑地址；次年9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联名发出修碑倡议；1960年7月17日，在兴亚观音塑像背后的矮树丛中建起一座高4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墓志由甲级战犯、前陆相荒木贞夫书写。印发的小册子《殉国七士奉赞会》说，这块纪念碑是在日本自卫队和当地人士协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立于1980年。日本政府不顾国际舆论和国内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巢鸭监狱行刑处立了一块纪念碑，其正面碑文为“祈求永久和平”，背面的文字是“市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行刑于此”，“故此地为历史遗迹”。其实，早在1951年，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就制订了保存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划分出来，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请一流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修建石碑。该计划经巢鸭监狱负责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坟墓，并从1955年4月开始接受参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贺屋兴宣为会长的“日本遗族会”、“刑场遗址保存会”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的要求。1979年10月16日，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内阁会议的批示，公布了官方决定，最终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场遗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
第三座是1982年5月30日在九州出现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冈中央区，高7.3米、重130吨，耗资6600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和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这是一座要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罪证，也是一座要亚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为日本战犯翻案的主张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1988年5月被免职。他不但不知悔过，而且活动更猖狂，并在同年7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应该是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够消除我的责任。’”“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文章里，奥野诚亮完全不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反而颠倒是非，把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鼓吹得天花乱坠，竟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
1998年5月间，日本还正式上映一部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影片，更把二战中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塑造成“自尊自爱”的英雄，是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受害者。
然而，百般粉饰抹不掉鲜血写成的历史，任凭日本右翼势力如何辩解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战犯永远是战犯。
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战争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日本右翼政客为侵略战争罪行开脱的言行恰恰是忽略了这种国际公约的规范。其言论反映出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丝毫没有犯罪感，没有人类道义感，没有历史责任感。日本政要的谬论，其言可诛，其心可怖。日本右翼政客对战争法的刻意曲解和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是在反复试探中国和其他亚洲二战受害国的承受底线。它实际上是有预谋地、逐渐地寻求对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和准则的一种突破。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膨胀，无论是对日本国内还是对东亚地区，都是一个不祥预兆。日本戳痛的是历史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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