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启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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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基础试读：
前言
人们越来越发现，许多涉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一些理论上认为可行的措施往往在实践中遇到阻力或者大打折扣，有时为了解决某个问题采取的某项措施，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发新的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在一个文件中相互矛盾的判断也很常见。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业的复杂性与解释农业的简单性是其主要原因。农业不是某一学科可以单独解释清楚的，而是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解释。农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与社会，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是“三农”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十分必要，然而，社会学者往往是在重复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对农业的判断，没有形成自己的判断，影响了其参与农业政策的质量，也使农业政策因少了社会学的参与而忽视了社会整体，影响了政策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目前存在许多涉及“三农”的问题，诸如“农户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矛盾吗”“为什么不主张工商资本长期承包农民土地”“为什么规模经营不能取代政府的补贴”“为什么农民说农业科技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社会性”“为什么工业要反哺农业”“为什么‘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理解这些问题，就涉及农业的特性和本质，也涉及农业与农民的关系、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农业的关系等。农业社会学正是试图对这些问题给予解释。
本研究旨在围绕农业、农民、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农业的社会本质。其理论意义在于为构建“农业社会学”学科的结构框架提出基本要素和基本框架，拓宽社会学的解释力，进一步唤起全社会重视农业、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村。其实践意义在于探讨农业的社会学特点，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政策提供依据；探讨农业组织发展规律，为农民组织建设提供依据；探讨农业与农民的关系，为农民增收提供依据；探讨政府的农业责任等，为政府支持农业提供依据。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是从农业社会学视角考察农业特性和政府的农业责任，研究农业、农民、政府三者的关系，阐述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互动情况，在此视角下对农业的性质、特点、功能进行全面审视。农业社会学分析重视社会环境与农业政策（措施）对农民行为的影响。农业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大都由农业、农民、社会环境和政府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引起。把握农业特点和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规律，才能发现农业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为系统分析农业社会问题提供思路。在下图所示研究框架中，农业特点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农民与农业的关系、社会与农业的关系、政府与农业的关系，是三条相互联系的研究主线。在这些关系的互动中衍生出一系列农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发生在任何要素之间，由此引发出影响农业发展的各种制度和措施，如农业文化、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服务、农业组织、农业制度、农业政策等。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结构体系并未对农业社会学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论述，而只是对农业社会学的几个主要要素及其关系进行了探讨，重点在于揭示其中的原因。
第一，分析了农业的社会学特性。本研究比较了不同学科对农业的理解，分析了其社会学意义，特别是对农业的弱质性、公益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本研究主张要从农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均衡与和谐角度认识农业。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对农业需求的不可替代性、农业的自然特点和社会特性共同决定了农业对人类生存的基础地位。农业的社会控制特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又决定了它具有弱质性特点，这不仅是农户的分散经营难以回避的，也是规模经营难以避免的。需求的不可替代和农业生产风险的难以避免，决定了农业发展的政府责任。
农业的公益性是其社会性质的主要体现。农业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业，而是一个国家维持基本稳定和安全的基础。农产品的需求特点，使得农业发展具有不同于工业的独特性。农业收益在更多情况下不遵守工业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公共产品性质。
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特征。除了论述其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外，农业社会学也重视对农业社会功能（如调节就业功能）、文化功能（农业文化价值及其保存、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农业文化的关系）和生活功能（包括情感寄托、对人性的陶冶、休闲功能等）的研究。这对于克服农业认识的片面性，全面认识农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探讨农民与农业的关系。从农民的角度看，农业不仅是生产活动，也是农民生活的重要内容。考察农业的生活价值，有助于认识农业与农民的深层次关系。从农业特点出发对农民的特点、农业组织的形式与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就不难理解农民的特点是由农业特点所决定并适应农业要求而发展的。传统农业塑造了传统农民的特质，现代农业需要农民具有现代责任观念和现代意识。本书从农业特点和家庭特点相适应的角度论述了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未来农业经营组织发展趋势应该是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家庭农场及其合作组织，而不是其他形式。
农民合作社是克服分散经营弊端的有效形式，但是农民合作社的产生与发育需要特定的条件。本研究认为：职业农民、家庭农场、社区基础、资源互补等是产生合作的基本条件，综合性农民农业合作社比专业合作社更适合中国国情。
第三，关于政府的农业责任。政府、农民、农业三者的关系，是农业政策调整的主要对象。政府是从全社会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农业的安全问题，所追求的是供求平衡，是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农民关心的是如何增加自己的收入，增加收入的有效措施是供小于求。政府追求的目标和农民的利益常常出现矛盾。“谷贱伤农”就是这种矛盾的现实写照。为何“谷贱”？因为政府极力追求农业的产量，以确保社会稳定，结果导致供大于求，农民利益得不到实现。因此，政府的责任在于寻找既保护农民利益又保障粮食安全的结合点，这就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研究发现，目前的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方法，还不能调动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对农民的农业行为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实施有差别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措施。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为了得到真实和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我们在全国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了不同地区的各类案例，客观地记录了所观察到的资料。我们把每个案例当成一个试验来对待，只不过是这个试验的变量不是研究者所引入的，而是政府、企业或农户引入的。作为一个多案例的研究，我们既遵守了复制法则，即对同样的案例在不同地区反复调查分析，同时也借鉴了抽样法则，尽量选择不同类型的案例，把各类案例作为事实依据，以此归纳出一般性的规律。
在章节安排上，我们既考虑农业社会学的内在逻辑，如从农业特点、农业与农民的关系、农业文化、农业组织、农业与政府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同时也照顾到现实热点问题，对其进行重点讨论，如对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问题的研究，对农业组织的研究，对政府的农业补贴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以尽最大的努力回答目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在文字的表达方式上，我们尽量摒弃晦涩的学术语言，而使用通俗的语言，目的是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很容易地理解我们要表达的意思。
农业是一个与所有社会成员关系密切的话题。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对农业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有了基本的认识，理解农业与农民、农业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社会基础，农民的地位才能得以提高，农业的安全才有保障。因此，在研究价值取向上，引导人们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和关爱农民，是我们研究农业社会问题的深层次目标。本研究不仅追求为相关决策与政策实施提供依据，更把消除社会对农业和农村的偏见，发现农业的趣味和乡村的魅力，培养人们对农业的科学认识和对农业、农村的感情，激发公众关爱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研究的追求。第一章对农业认识的误区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各行各业都要关心、支持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充分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加大城市经济对农村的辐射，加大城市人才、智力资源对农村的支持，加大城市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农民的服务。要形成全社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对乡村进行结对帮扶，加强舆论宣传，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浓厚氛围。”[1]
实现全社会关心农民和支持农业的目标，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支持农业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从对农业的全面、科学认知开始的。没有全社会对农业的科学认知，全社会关心、支持农业和农村的氛围就难以形成。正像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结[2]局是不可避免的。”一从一项调查说起
为了解公众对农业的认识程度和水平，我们于2009年6月在北京和山东潍坊两个地区进行了关于农业功能认知的访谈。访谈对象共计346人，其中男性184人，女性162人；年龄分布在9～78岁，平均年龄为32岁；涉及农民和农民工36人，城市居民（包括出租车司机、商店职工、公司职员、国家事业单位职员等）105人，也包括市、县、乡公务员（75人），大、中学教师（21人）、学生（103人）和新闻工作者（6人）。访谈内容很简单，就是围绕“农业有哪些作用”“没有农业会怎样”的主题，考察被访谈对象对农业功能的认识。结果发现受访者对农业功能的认知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和单一性。
农业能为我们提供什么？这似乎是一个人人都能回答的问题。
没有农业我们吃什么？“农业可以给我们提供粮食。”绝大多数人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农业还可以为我们提供蔬菜、肉、蛋、奶。”一部分人做了这样的回答。“农业还可以提供工业原料。”少部分人认识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没有农业怕什么，我每天就吃肉、喝奶！”也有个别人这样回答，他不知道畜牧业也是农业，不清楚猪、羊、牛、鸡需要吃的饲料来源于种植业。
其实，“农业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大多数被访者对农业的理解还停留在“提供产品”的认识阶段，占全部被访者的95.1%。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这一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其中有26.6%的被访者对农业的认识仅仅限于提供粮食。可见，他们还不清楚农业提供产品的基本含义，个别人甚至把畜牧业、渔业、蔬菜、水果的提供都排除在农业以外。有57.8%的被访者回答：“农业除了提供粮食，还提供蔬菜和肉、蛋、奶。”有28.9%的被访者认识到穿衣也有农业的贡献。有29.2%的人回答了“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原料”。
被访者对农业生态功能的认识十分缺乏。尽管有95.8%的被调查者认识到“农村空气新鲜”“乡村风光”等，但认为这与农业有关的仅占9.2%，他们能够明确提出农业具有“保持水土”和“净化空气”等生态功能。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大多被访者不了解农业的生态功能。个案访谈发现，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们的农业生态需求与农业生态功能认知相分离，人们说不清楚自己需要的东西由何而来；二是农业生态功能与林业生态功能的认知混淆。调查发现，人们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农业的功能是提供农产品，林业的功能是保护生态。把农业与林业截然分开，缺乏对农业生态功能的基本认识。
能认识到农业文化功能的只有5.5%，全部是大学的相关专业人员（教师和学生）。调查发现，被访者难以把文化与农业联系起来，对农业文化的理解很粗浅。首先，不了解农业文化的内涵。在被问及“你知道什么是农业文化吗”“你了解农业的文化功能吗”时，大多被访者表示难以理解和无从回答。其次，不了解农业与农村文化的关系。有些被访者注意到“乡风淳朴”“诚实守信”“守望相助”等是令人向往的品质，但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品质，如何才能保存这样的品质一无所知。农业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不被人们所认识。
对农业社会功能有一定认识的仅有15.3%，而且是十分简单、朴素的认识，如“没有农业农民干什么”可以勉强地归为对农业就业功能的认识，“没有农业会天下大乱”算是对农业与社会安全关系的认知。84.7%的被调查者不能回答农业有什么社会功能。
此外，公众对农业政策关心不够。我们就是否知道“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支持农村”政策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只有17.3%的被访者听说过“工业反哺农业”，有10.1%的被访者听说过“城市支持农村”。对该问题有所了解的人，主要集中在公务员、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中，一般市民对此知之甚少，漠不关心。“你知道政府有哪些支持农业的政策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少数直接从事农业政策研究的人员和县、乡干部外，大部分人仅仅是听说过有这样的政策，他们并不知道政策的具体内容。
对于为什么要“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支持农村”，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
对农业认知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公众对农业的了解程度还很低。对农业的认识是判断农业问题的基础。如果广大公众对农业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的认识，就难以形成全社会范围的农业问题意识，农业问题的解决就会因缺乏社会认知基础而变得难以进行，或在贯彻执行农业政策时出现种种偏差，使农业政策难以正确落实。
只有公众对农业及其功能有了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关爱农业、关心农民和支持农村的社会心理基础，才有助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解决。
然而，目前对农业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学两个领域。农业科学是从生物学规律出发，以生产农产品为目的进行研究与推广，最突出的是农业科技的创新、发明以及推广应用，目的是使农民掌握最新的农业科技，以获得更高的产出。农业经济学主要研究农业的投入与产出关系，研究农产品的流通。农业经济学对农业有一个影响广泛的判断，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大多人的认知结构中仅仅局限在农业提供产品的功能方面。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农业的本质，阐述农业的功能性及其文化传承与保护，即建立农业社会学学科。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农业，可以澄清人们对农业的模糊、片面认识，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农业、关心农民的氛围。
考察农业离不开农民，对农业的理解也一定要把农业放在农业的社会特性和农业与农民的关系中来考察。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就是把农业与农民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为地割裂开来。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忽视了农民的利益，甚至越是重视农业，农民的利益就越是受到伤害。结果使我们的农业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状态，甚至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不能孤立地“就农业论农业”，而是要把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当我们从农业与农民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农业发展实践领域均存在着一系列的误区。这些误区不仅影响了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影响到农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里我们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视角就以下四个方面存在的误区做些讨论。二误区一：农业规模经营可以使农民增收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农业规模经营应该是适度规模经营。无论是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规律来讲，还是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来看，农业规模经营都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部分学者认为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符合现代我国农业发展让农民实现致富的目标，因此持支持的态度。他们从小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出发，立足我国农业的国情特点，认为农业生产规模化是破解这个矛盾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家庭分散经营走向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的必由之路。这些学者在表明态度之后也积极地对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如有学者认为，在传统农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土地流转机制”，这样才能为推行农业规模经营铺平道路；其次是“推行股份制合作，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再次要“实施农业产业化，[3]大力推进单项农产品的规模经营”。他是从土地和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来探究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的。从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角度，一些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规模小的根源主要是现行土地制度的约束，因此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出路主要应该是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其突[4]破口则是加大政府推动和引导的力度。有学者在指出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之后，明确指出“农业经营大户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式，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农业经营大[5]户的发展”，这对于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具有重大的意义。总体来讲，学者在探究实现农业规模化具体措施方面都把土地的规模经营放在了首位，因为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经验判断：农民难以致富是因为每个人的土地太少。“一人不到一亩地，除非种金子才能增收啊！”“如果每个人有一百亩地，一亩地收入一千元，就是十万元，农民不就富了吗？”
这些判断，很符合人们的经验和常识，再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论证，往往就被认为是真理。其实这些判断中蕴含了这样的农业与农民关系的假设，即“农民穷是因为土地少，农民的土地多了自然就富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农民与农业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
2008年7月29日，新农村商网转载过新华社一篇题为《一个城里[6]人下乡种地致富经验谈》的报道，摘录如下：
在许多人看来，当农民很难赚钱，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来养家糊口。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打工，农村里很难见到60岁以下男性劳力。“虽说我做事主要与兴趣有关，但是我当农民第一年就赚钱了。”说起今年的农作，他充满激情和期待，“今年承包的土地将扩大到700亩，将种更多的经济作物，灵芝、木耳等；田里将建一个露天的小温泉，请朋友们泡着温泉，欣赏田园风光；这里还将挖鱼塘，建果园。”
下面就是张炎夏口述的亲历种地的感受。
种地有趣，赚钱不难
我种地起因于新西兰一家制造海洋有机肥料的公司，为了做好他们在中国的代理商，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在与县、乡、镇、村四级领导和专业户、种植户的交流中，我逐渐发现，只要是机械化种粮、规模化销售，不但肯定挣钱，而且不需要大投资就可以得到不低的回报。
此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萌生，何不自己租地试验呢？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种地的方法。
说干就干，我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向位于金山廊下镇的市级农业园区租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我把这500亩地一分为二，一半用化肥，一半用有机肥，做对比试验。初期投入40万元，还聘请了一位刚刚退休的农场技术员担任顾问和当地的一位农民做助手，买了台拖拉机，就这样种起了水稻，当起了农民。
数月下来，稻子成熟时，使用了海洋有机肥的稻子不但增产，而且不倒伏。更重要的是，加工出来的大米口感明显比不用海洋有机肥的好。因此我加工的几十万斤大米一个多月就卖完了。卖米得的钱加上国家每亩8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10元每亩的优质大米补贴，1元每亩的农业保险补贴，我在短短五个月里就挣了十多万，半年回报率差不多就超过50%，着实让我惊喜一阵。
耕地种植，方法最重要
当农民我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在种地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种，由于我首次租地时已经过了最佳播种期，而播种期每耽误一日，粮食亩产就可能减少100斤，急得我团团转。更大的问题是，当时金山已经没有了种子，邻居奉贤的种子价格已经暴涨到2.2元/斤。幸好，在专利局的一位领导的帮助下，崇明警备区农场给了我大力支援，以1.4元/斤的价格卖给我9000斤“冬繁13号”种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紧接着，我又面临播种的两个选择：是直播还是插秧。直播就是将种子直接撒到田里不育秧。美国人种地都是直播，不仅节约人工，而且产量还高。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育秧，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里。这一传统做法的优点是能够缩短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于是我买来许多农业方面的书，请教了不少专家，但是没有一个能说清楚道理的。于是我只得自己分析，理清头绪。通过再三比较，我发现，与插秧相比，如果计算全部生长期，反倒是直播的生长时间短。因为插秧节约的只是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如果加上在秧田里育秧的那段时间，生长时间起码比直播长2～5天。一般农民在计算稻子生长期时，因为秧田占用的土地很小而忽略了稻子在秧田里的育秧时间，所以会得出插秧时间短的结论。弄清楚这一点后，我的心思豁然开朗。
另外，插秧每人每天只能干0.5亩，加上育秧的人工，500亩地需要100个熟练农民干10天。可是现在，我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60岁以下的劳动力。所以，综合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我断然决定选择直播。
开始直播后，当地农民讥笑我：你这叫穿着皮鞋种地。言下之意是我不会种地。多亏警备区农场的施场长，他在给了我便宜种子的同时，还派自己的技术员专门给我带去的农民上课，教授他们如何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在播种前先将种子堆起来洒上水，种子就会发热，控制种子发热的温度使其始终维持在36度3到5天。因为，稻子是一种温性植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36度左右，在此温度下4个月就可以收获。高于或低于这个温度都会对稻子的生长期产生影响，甚至导致更严重后果。
施肥也是一门大学问。什么时候施、施什么肥、施多少，都很有讲究。我种的地旁边有户农民种了2亩地，竟然施了300斤化肥，可是亩产量还不如我只施26斤的高。显然，施肥不是越多越好，多施不但无益，还可能造成对稻子的损害，甚至可能导致疯长引起倒伏。
对于施肥来说，时机最重要。去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水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由于水温超过36度稻子不但会停止生长，叶子还会发黄，会让人误以为是缺肥。于是普通农民不惜血本地在地里施了几百斤化肥。可他们不知道，这样拼命地施肥，对稻子的生长不但无济于事，收获的时候还会因为稻子的疯长导致倒伏、减产。而我这里，老陈已经早早让农机站把我们田里的水抽干了。老陈的经验和技术，又一次帮助我化险为夷。
其实，农村中懂得施肥的真的不多。去年我在安徽，当地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父亲种了一辈子地都没明白应该什么时候施肥。我正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父亲过来告诉他：人家都在施肥了，你也快去。我一看，是天快下雨了。因为化肥都是颗粒状，赶在下雨的时候施肥会使肥效提高。农民们真正知道个中道理的实在不多。
而在上海更是这样，农村中有文化的几乎没有在种地的。好在上海每个镇都有农业科技部门，他们会通过广播提醒农民施肥、打药。可是，因为我种的稻子与当地的品种不同，播期也不同，所以我就不能享受这样的服务。
收割可以说是机械化种地中最省事的环节了，我以每亩45元的价格雇联合收割机收割，不但能自动收割稻子，还能将割下的稻穗自动脱粒并装袋，还会将稻秸秆粉碎还田作肥料。三个拖拉机手轮流操作，最多的一天割了80亩稻子。望着金黄色的滚滚稻浪，沉甸甸的稻穗弯弯的腰，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丰收的喜悦。
然而，还没有从喜悦中回过神来，下一个困难已经在不远处等着我了。
因为割下的这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地从地里扛到公路上才能用车装走，而连续下雨，地里十分泥泞，拖拉机开不进，只能依靠人力往外背。要知道500亩地产出的稻谷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差不多总共有7万包，每包重六七十斤，许多田离公路有一里路远，就算每人5分钟能走一个来回，7万包也需要350000分钟，就是5000小时，600多天。而时间不等人，稻子不及时收割会引起“倒灌浆”，导致颗粒无收。
我从一家工厂调来50多名工人支援。没想到这些工人干了一天就不行了。竟有人背着麻袋摔倒在田地里，躺在地上不起来，吓得我赶紧跑过去。原来是他累得趴在麻袋上睡着了，一场虚惊。
正在我发愁之时，南京军区某空军驻上海部队向我伸出了援手，慷慨派出几十名官兵支援，最终挽救了丰收的果实。不过这些战士也都一个个累得不行，其中还有不少是干部。
问题还没有结束，刚割下的稻谷含水量超过20%，而收购稻谷的要求是含水量要低于16%，加工大米要低于17%，也就是说，这些稻谷必须晒3个大太阳才能进库。粮管所借给我的仓库一次也只能晒几万斤而已。于是我们每天割50亩地，又雇了5个人翻仓，希望谷子快点干燥。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我们堆在场地上快要晒干的稻谷浇了个透。
面对这场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我不得不狠下心，把所有的稻子拉到马路上晒，差不多摊了好几公里长。晚上，我也不睡觉，亲自开着车巡逻，总算解决了晒谷问题。
收完稻子，我松了一口气，想当然地播下麦子后，才发现自己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事先根本没有考虑种二熟会不会有钱赚。现在种了麦子，又遇到多雨水的天气。实在是划不来。
在过去的年代，我国农村长年追求产量，农村推广的是三熟制。三熟可能产量略高，但品种差，人辛苦，加速土地贫瘠；后来流行种两熟，也能保证产量，品种也有提高。但是，现在如果有人问我，种几熟好，我以一年当农民的经历，会肯定地回答，种一熟最好。种一熟单季稻，我可以提前到5月份播稻子，不用等收了麦子再播稻子，稻子的产量起码可以增加300斤，这300斤是不需要成本的净收入，单季稻的亩产可达1300斤。如种麦子、稻子两熟，虽然亩产可以增加五六百斤，但上海的麦子品质比不上北方，种麦子的成本却每亩也要300多元，扣除稻子减产和种麦子成本，得不偿失。远远高出种一熟麦子的效益。此外，种一熟，可以间种一些豆类等，对提高土地肥效有好处，可少用化肥，改善土质，对来年的生产也有益。
这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虽然困难重重，但总算保住了稻子，实现了丰收。其中真是甘苦自知啊！
……
请到我们的“乡下”来
在农村当农民，使我更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确实“大有可为”。今年，我承包的土地要扩大到700亩。我打算在田间建一个露天的小温泉，夏天麦子熟了，我要请朋友一起，欣赏着真正的田园风光侃大山。我还要在土地的周围挖一条“护城河”，河边植上密集的竹子，还要挖一个大鱼塘，中间堆一个小岛，养鸡养鸭。
我还想在农村建一个小小农庄，10亩地为一个小单元，配一个温室，一亩果园，几亩蔬菜地，一个小鱼塘，一幢小木屋，种瓜果，养鸡鸭。小木屋配卫星电视、电脑、网络，地里配上自动喷灌和电视监控摄像头。这样，远在市区就能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喷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地里瓜果生长情况。等到瓜果成熟的时候就带朋友一起来品尝真正不用化肥农药的有机产品。如果沪郊有了这样的小小个人农庄，既可以度假，又可以发展现代化农业，当地农民的生活会非常滋润。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记者要表达的可能有几层含义：规模经营可以赚钱、现代科技可以赚钱、新型的经营方式可以致富……但我们从这个正面的报道中还是可以发现许多与农业本质有关的问题：
第一，张炎夏赚的钱，不是由纯粹种地而得，而是因为他将稻谷加工成了大米，里面含了加工利润。
第二，利润里面包含了50%的国家补贴。
第三，他靠关系能买到9000多斤价格便宜的种子，为他节省了7200元，一般农民难以做到。
第四，把脱粒的稻谷运到地边，需要花费600多个工，一家工厂调来50多工人“支援”，还有部队慷慨派出几十名官兵“支援”，这些没有计入成本，因为计入成本的话就没有收益可言了。
第五，为了晒稻谷，他把所有的稻子拉到马路上晒，差不多摊了好几公里长。看来长期在马路上晒粮食不可行，还要投资建晾晒场地，或配备烘干设备，这些都需进一步投入。
第六，他总结出经验，不能搞三熟制，种一熟最好。这是从工商资本经营者的角度，普通农民也清楚这个道理，但是政府需要的是粮食安全，不挣钱也必须种两茬或三茬，这应该说是工商资本与农民经营农业的一个重要区别。
第七，对未来农业的美好设想：露天的小温泉，人工池塘，中间“还要堆一个小岛”，每十亩地建一幢小木屋，小木屋配卫星电视、电脑、网络，地里配上自动喷灌和电视监控摄像头。这样，远在市区就能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喷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地里瓜果生长情况。不知道这个理想现在是否实现了，因为改变基本农田的用途还需要政府批准。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反映了许多真实的信息：其一，种地没有想象的那么有趣，它很累人，以至于累得“躺在地上不起来”。看来，种地不好玩。其二，农业不是“不需要大投资就可以得到不低的回报”的产业，相反，它是需要大量投资，收益又很不确定的产业。其三，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其四，种麦子的成本高，得不偿失。以上这些其实足以反映出即使是一个新型农民简单地靠规模种地也要面临许多问题。
我们关注的是仅仅靠规模经营模式是否能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和利益。有些学者在调研实践中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如项继权就发现，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讲，规模经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仅受其经营规模的影响，也受国家的农业政策、工农业比较利益差距及农产品结构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工农业比较利益差别过大，即使规模扩大，农业也是无利可图或收益微薄的。如果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较低，缺乏竞争力，规模越大，产量越高，损失[7]也越大”。张锦洪等人考察了美国规模农场的收益后得出结论：农场发展不能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农场经营净剩余的实际值逐年降低，90%以上的农场不能获得家庭平均收入水平，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可见，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也不能巩固农业基础地位，[8]必须实施农业支持政策。
有学者从农业的规模经营与土地利用率的关系角度对规模经营提出质疑，认为“在农业部门，生产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加工过程，而是一个劳动过程与生物过程相结合的复杂过程，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集约化往往重于资本集约化。一旦实行规模经营，用资本取代劳动，这固然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但同时会[9]导致一定程度的粗放经营，降低土地生产率”。
其实，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的理由很简单。一是简单的规模经营不能抵抗自然风险，并不会因为规模经营了，就可以躲避旱灾、涝灾、雹灾、低温、高温以及病虫等灾害，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又是随时存在的。二是规模经营不能降低劳动成本，规模经营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不仅不会降低劳动力成本，还会降低农业劳动质量。农业机械被认为是替代劳动力的理想方式，但是许多农业操作是机械替代不了的。三是规模经营不能抵御市场风险。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并不随着经营土地规模的增加而有所提高。人们之所以形成规模经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的观念，主要是把工业经济学一般原理套用在了农业上。实际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有着本质的不同，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能产生人们想象的规模效益。
农民们经常会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种一亩小麦要赔50元（还不算自己的人工），请问我种多大规模的地可以赚钱呢？”这往往让主张“规模经营可以使农民增收”的专家难以回答。因此，我们认为，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能取代政府支持农业的责任。三误区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使农民增收“种粮食不赚钱，可以种蔬菜、种水果吗？”这是学者们最爱出的主意，也是地方领导和农民最容易接受的建议。“一亩园，三亩田”是指种一亩菜地，可以顶得上三亩粮田的收入。这是农民们都明白的道理。“种什么最赚钱？”这是地方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最关心的问题。
当以上三种意见达成一致，再加上经济学家的论证，就很容易得出农民种经济作物比种大田作物更能赚钱的结论，甚至有了“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判断，因此就有了农业结构调整可以增收的结论。实际上，“种经济作物”比种粮食收入高只是人们对农业结构调整预期的朴素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涉及农民增收的文件，都无一例外地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措施之一。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情景是：地方领导先考察，然后请专家论证，接着靠行政命令在全乡镇或全县推广。也有的是先请教专家，咨询种什么最赚钱，然后冲破重重阻力去推广，被称为“逼民致富”，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农民不仅没有增收，反而损失更大。
下面的一系列报道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苹果滞销愁煞渭北果农
2004年11月18日，新华网的一则报道 陕西省合阳县赵庄的一位村民在院子里挑拣苹果。她家今年收获苹果3万公斤，但至今一斤也没卖出去。今年渭北高原苹果大丰收，但由于“秦冠”等品种的苹果果种老化，市场销售极不景气，果商大都不愿收购，造成大量苹果积压在果农家中。目前，许多果农正为苹果的销路犯愁，一些果农称，如果苹果再卖不出去，只能烂掉了。“为什么渭北的苹果滞销”，专家说，主要是品种老化，“秦冠”品种不行了，“红富士”销路挺好。
下则新闻则是2006年11月关于红富士的报道。
昨日，记者来到渭北旱原的合阳县，沿途看到果园露天地里堆积了一堆堆红彤彤的苹果。见到手持照相机的记者，黑池镇黑东村刘根斗像是见到了救星，上前诉苦：他有4亩红富士苹果，今年全部采用套袋技术，总投资2000元，产量达1万公斤，10月20日摘下，少有人问津，到现在一个苹果也没有销出去。同村的王云海种有5亩地的“长富2号”苹果，投资5000元，产量2.5万公斤，也未卖出一公斤。
12日晚的鹅毛大雪，令果农更加忧愁。城关镇年政村赵老汉指着覆上积雪的1万多公斤苹果说，再过半个月天气变冷，苹果就会受冻。荔枝丰收果农愁
2008年7月15日，漳州新闻网报道 荔枝丰收果农却愁上眉头，“果贱伤农”再次上演。眼下漳州荔枝收获接近尾声，然而，丰产的荔枝并没有使果农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素有“果王”之称的荔枝价钱居然比咸菜还贱！连日的阴雨又造成一些成熟的荔枝病坏在枝头……荔枝价格低贱，果农愁容满面！“果贱伤农”再一次在闽南上演……
工价高、农资贵，果农忧心。在龙海市程溪镇采访时发现，有的果农愿意把荔枝让给他人采收，自己仅收所卖金额的一半，居然没人应承。据了解，在龙海市九湖镇、程溪镇，雇用一个男采收工，每天工钱要100元，还得管吃两顿饭，另给一包香烟。而每人每天平均采摘的荔枝也就100公斤左右，如遇树体较高，采收的数量更少。下庄村果农罗某夫妇因身体不适，今年雇用了三四个采摘工，收完万余斤荔枝，仅工钱就花去3000多元。“如果连帮忙采收的亲戚朋友及家人的工价也算进去的话，那么荔枝款就所剩无几了。”
由于工价高，一些果农任凭价格低廉的乌叶及早红品种的荔枝掉落，而不愿采摘。下庄村果农叶海龙家的6棵兰竹荔枝硕果累累，由于自己无暇采摘，雇工又价格太高，索性弃之。山东大白菜滞销4分1斤 菜农一半菜烂地里
2012年11月05日，央视财经频道 在青岛平度市郭庄镇的田边，记者见到了菜农老牟，他刚刚把一车白菜又拉回了自家的菜地里。菜农牟元进：“大白菜四分钱一斤，就这一个样的四分钱一斤，我没给他。”老牟说，去年他家也种的白菜，最后一大半都烂在地里。他想着今年白菜不会再继续下跌，可没想到的是，今年的白菜价比去年还要低，这可真伤了老牟的心。“明年我就转行种麦子了，不种白菜了。种粮食挣钱少但稳定，有把握，最起码有粮食吃。”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2011年春天，山东菜农因蔬菜卖不出去服药自杀，秋天内蒙古大量土豆滞销，直至冬天多地区的大白菜几分钱一斤仍然无销路。自从我国走出农产品短缺的阶段，“卖粮难”“卖蔬菜难”“卖苹果难”“卖香蕉难”等一系列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这也是人们热衷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之一。实际上，当农产品供求平衡以后，特别是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普遍的农民增收措施，其作用就微乎其微了。原因有二：
第一，农产品需求弹性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农产品消费的增加。人们消费的农产品总量是一定的，并不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越是丰收，就越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即“谷贱伤农”现象。我们曾对两个果品专业村进行过调查。一个是柿子生产的专业村，该村的柿子产量在50万斤至800万斤浮动（管理粗放导致的大小年或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结果发现，小年的年份，果农的收入不减少，而且家家户户均能卖掉所生产的柿子；到了丰收年，尽管产量增加了，价格却降低了，而且一大部分农户不能卖出自己的产品，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另一个是板栗种植专业村，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对增产不感兴趣，丰收反而会使他们增愁，这是由消费群体一定时的需求刚性所决定的。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扩大销路来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呢？不能。因为农产品的消费还具有“替代性”特点。即一种农产品消费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另一种农产品的消费。举例来说，你今天多吃了苹果，就不会再吃橘子；多吃了白菜，就会少吃萝卜。当一种农产品或某一品种得到促销时，一定会挤占其他农产品的销售空间。最后，在市场上争来争去，总有失败者（或者同时受损）。在农产品短缺时代，增产就是增收，而到了供过于求的阶段，无论怎样调整结构，都会有部分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实现。这就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农民利益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相反，由于结构调整往往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目标，以增加投入为特征，生产成本的增加会强化这一风险。显然，种两亩玉米，最大的风险也就是赔上几百元，如果经营的是温室蔬菜、果树，高投入必然带来高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大都是难以预测的。
下面是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对产业调整的认识。
种粮食不赚钱，种经济作物一定赚钱，分散农户不赚钱，规模经营就能赚钱，出这种主意的人肯定没种过地，是在屋子里想象的。
前几年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租了500亩地种球茎生菜，是准备直接供快餐店的，那里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适合发展蔬菜。谁知最后以赔了80多万元而告结束，彻底弄砸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天灾、人祸、没有按规律办事！租地需要钱，雇人需要钱，还要聘请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加上生产的成本，已经没有利润可言。再遇上自然灾害，处置不当，不赔钱才怪呢？
坝上离北京那么远，管理成本也很高，雇来的人不像给自己干活那样负责任，效率低，效果差，干着急没办法啊。
好在这500亩地蔬菜是公司的，赔了就赔了呗，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回来后给公司打个报告就完了。以后再不要干这种事了。
由于市场的不可控制性，我们实际上很难预测农民究竟种什么才能赚钱。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心情，强迫农民改变种植结构，结果往往是好心不得好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某县强迫农民种烟叶
某贫困县为建农业示范区强迫农民种菜
某地发生强迫农民种香蕉事件
千亩小麦被毁，强迫农民种果树
……
这些政府强制性的产业调整，往往由于增加了农民投资，又不能实现预期的市场价值，导致干群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在形成区域化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我国当前农业发展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原因有很多，如农业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由靠增加产量解决温饱转为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需要；农业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市场和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农业面临的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的发展不仅受资源的约束，而且受到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更需要适应市场需求。
目前大部分学者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概念的理解是调整农业内部各行业、各品种生产的比例关系。有学者通过和计划经济下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比，得出了市场经济下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含义，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含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在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能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动态地适应市场需求体制和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并实施积极有效的农业产业政策，引导农业生产者积极主动地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结构不断地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演化的产业结[10]构优化过程”。这样的理解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难以实现其操作性。因此，如何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路径依赖，认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引进对农业产业生态共生系统自身发展有利的生物品种；其次是应该合理地进行农业产业布局，保证系统内部生物品种的多样性；再次要注意工业产业生态共生系统和服务业产业生态共生系统与农业产业生态共生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后就是要鼓励农村家庭[11]庭院生态工程的建设。这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也有不少学者在反思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或者是在思考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农民增收的终极目标。如唐萍等人认为“首先是农业结构调整具有局限性，不能科学认识‘大农业’的内在含义；其次是缺乏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注重短期效益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再次是结构调整走极端化和趋同性；最后[12]是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不适应当前市场竞争的需要”。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讨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涉及这种调整到底能否实现农民的增收以及如何实现农民的增收问题时，还显得过于苍白。我们认为，研究农业结构调整不应与农民增收混为一谈，否则，不仅不能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蛛网震荡”现象难以避免，也难以形成合理的农业结构。农业结构调整应该以地域资源为基础，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目标，至于农民的收入则要靠政府政策予以保障。四误区三：农业科技可以使农民增收
农业科技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一国农业安全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其实，农业科技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农业自身，对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建设用地供给和劳动力供给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业科技领域，我国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的贡献率已由1949年的20%上升到现在的51%。农业科技部门在生物技术、高新技术、基础研究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植物细胞和组织培养、花药培养、单倍体育种及其应用研究处于国际先进地位。两系法品种间杂交水稻、杂交玉米育种以及精耕细作的多熟种植技术等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2001年2月，我国科学家袁隆平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在杂交水稻方面的研究成果改写了20世纪下半叶我国水稻耕作的历史，也为解决全人类的“口粮”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农业部前部长孙政才在全国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会议上说，据不完全统计，60年间培育主要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1万余个，实现了5～6次大规模的品种更新换代，使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从1949年的0.06%提高到目前的95%以上，促进粮食亩产从1949年的69公斤提高到目前的330公斤，总产量从2300亿斤提高到目前的10570亿斤。
从下面的报道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农业科技的力量。粮食连创新高 彰显科技威力
截至2010年，河南省夏粮总产已连续八年增产，连续七年创历史新高。夏粮的连年丰收保证了全省粮食总产已连续四年超千亿斤，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这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成就。
往年，每逢丰收，我们常常把成功的经验总结为：“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科技支撑。”但是从近几年看，除了国家的各项惠农支农政策不断出台、贯彻始终外，其他几条经验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首先，老天不帮忙了。历史罕见的长时间干旱、持续低温冻害、大风暴雨造成的大面积倒伏，以及多种病虫迭发、重发等灾害不断出现，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
其次，人努力的因素明显减弱。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农业生产的担子主要落在了留守农村的妇女和中老年人群身上。
令人欣喜的是，科技支撑的作用日益凸显，迅速弥补了由此造成的空当。选育出的众多农作物优良新品种把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大大降低，配套开发的简易栽培技术让妇女和老人也能轻松应用……我省农业生产近年来不断进步，不但养活了全国1/13的人口，每年还外调原粮及加工制品300亿斤，使中原大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粮仓”和“国人厨房”。
一切令人信服地显示出，只有科技，才是未来推动全省粮食增产最强劲的动力之源。可以说，在这短短几年内，河南农业科技快速发展所彰显出的科技威力，已经让我们乐观地看到了实现全省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希望，也为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稳固的农业基础。
让我们看一组数字：
2003年，河南省夏粮总产467.28亿斤，平均亩产达到636.2斤；截至2010年，河南省夏粮总产达到618.14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平均亩产达到776.6斤。
2006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首次突破千亿斤大关，此后连年稳步增长，200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78亿斤，连续四年稳定在1000亿斤以上，连续六年创历史新高。
这一巨大成果是在近年来灾害天气频发、农村青壮年务农人口比例逐年下降等不利条件下取得的。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对河南农业生产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河南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河南粮食总产和主要农作物单产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充分显示了科技对全省粮食增产的威力和作用。（摘自农业部信息联播2010年9月7日消息）
科技的重要性对农业发展、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科技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未来农业问题的解决主要靠科技。
但是，当我们审视科技与农民的关系时，就会发现，科技的广泛应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也就是说，农民应用科技并不是农民增收的充要条件。
首先，科技的应用要增加农民的生产成本。无论是新的品种、新的设施、新的机械，还是新的栽培措施等，都需要增加投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科技应用与投入水平一般呈正相关。农民采用农业科技就意味着增加成本投入，如果更多的投入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农民的利益就会受损。
其次，科技可以部分地防止或减轻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但科技运用带来的增收克服不了市场风险，相反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风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最能说明问题。具体地说，农业科技对自然风险的抵抗能力提高了，产量增加了，可以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获物，这在农产品短缺的时代，增产就是增收，农民可以通过科技的运用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到了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阶段，增产未必增收就成为科技伤农的重要表现。原因在于，科技不能化解市场风险。下面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农民给我们算的一笔账。
我家有两个人的田，共三亩，种三亩水稻的成本包括：
种子，每斤3元，一亩大概要10斤多稻种，三亩一共要100元。
农药，到收上来为止，治虫大概是15～20次，过去虫子没这么多，现在病虫害多。每次用药大概要20元，上一次我家水稻有白粉病，稻叶子打卷，打药一次就花70元，农药太贵，买农药估计最少也要花300～400元。打药如果请专门的人打，一次工钱就是20元。自己打可以省20元工钱。除草打药的费用也要算进去，打两次除草剂，共80元。
再算肥料，化肥也贵，三亩地今年共用了这些肥料：两袋尿素，100元一袋，共200元；两袋复合肥，112元一袋，共224元；碳铵一袋，38元；还有买饼肥35元。
种好后，现在都是收割机收割，收割费是一亩50元，3亩就是150元。
三亩田能收稻大概2400斤（约800斤/亩）。卖的价格是：卖给粮管所是0.86元/斤，但要自己出运费；卖给贩子是0.84元/斤，上门来收的。三亩能卖到2100元左右。
现在免农业税，国家再发每亩20元的补贴，三亩是60元。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一户农民（3亩地）的收入为1020元，包括了政府补贴的60元。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则只有960元。这是在有政府最低保护价收购的前提下获得的收入，如果是在“卖粮难”的环境下，农民恐怕就只有赔本了。
种田农户两个劳动力，忙半年，总收入才1020元，平均每月则是170元。难怪农民连称：种田的收入就是廉价的辛苦钱。
南方的水稻收入低，北方的小麦、玉米种植也如此。河北的一个农民曾深有感触地做过以下对比：
30多年前每亩的产量很低，一亩地就能产400多斤，当时黑市价格是每斤0.4元，可以收入160元，每个农民每月的生活费按5元算（当时城市居民生活费为每月8元），相当于32个月的生活费。只是由于国家收购价每斤只有8分钱，我们很贫困。现在，科技发达了，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除去成本，我们按市场价或国家保护价卖粮食，每亩地的收入最多也就是700～800元，只相当于我们三四个月的生活费用。如果我们只靠种地收入，只能喝西北风了。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农业科技在大幅度提高产量的同时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因此，科技的应用是政府的责任，是国家的需要，不应该成为农民的义务。那种认为农业科技可以给农民带来利益而让农民为科技应用买单的做法只能增加农民的负担。科技的运用可以使农业获得高的收成，但不能使农民获得更高收益。正是从这点出发，政府才有了良种补贴和无偿的农业科技推广等政策依据。
英国一个叫贝尔纳的学者曾写过一本著作——《科技的社会功能》，其中论述了农业科技问题。在这本书里，他描述了以下现象：
无论是政府，农场主还是研究工作者都对农业科研现状感到不满。这种情况的产生并不令人感到十分奇怪。英国农业基本上继续停滞于某一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在18世纪是以营利为目的的食品生产的先驱试验。不过在20世纪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时代错误了。农业科研的基本困难不在于有多少研究成果，而在于保证一旦有了研究成果就能用于实际。现代农业的主要倾向是限制产量，以便维持价格。这在根本上是同任何农业科研目的相违背的。
可是按照实际需求和价格来衡量的生产过剩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于是人们就要求科学界停止它在增产上所做的努力。日前，普遍试用的补救之道是限制产量。人们正在缔结国际协定来限制小麦、糖和橡胶的生产，巴西一直在焚毁咖啡，美国已经把棉花和烟草挖掉并且把小猪杀掉，爱尔兰自由邦已下令杀掉小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为数极少。他们在各国中的人数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增多的。他们已经能够多少控制自然了，但却似乎发现自己已经不复为世界所需要了。
当然，并不是像贝尔纳指出的那样社会不需要农业科技了，相反，在我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为迫切地需要科技来弥补耕地的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缺失和应对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只是要重新考虑农业科技与农民的关系。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农业科技“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过去我们把农业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要素，简单地提出由市场调节包括农业科技在内的农业要素的供给，甚至让农民购买农业科技。殊不知，农业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是农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无论从事农业科研，还是从事农业推广，都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