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第十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星星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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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第十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试读：

在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中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当代史研究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到迅速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当代史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今天，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学会联合举办第十六届国史学术年会，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此，我谨代表国史学会，向所有入选论文的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当前，中国当代史研究面临的总体状况，与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评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状况时所指出的情况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都不少，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尤其应当看到的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对象本来就是中国的历史，而且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要解读这个领域的问题，构建这个专业的理论，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然而在实践中，情况也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差不多，即我们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两相比较，更加显得不太相称。

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论述了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问题，而且都谈到话语权和理论创新的问题。他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而“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把上述讲话贯通起来，可以看出这样的逻辑联系，即要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必须取得话语权；要取得话语权，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构建这三个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哪怕是阐明一两个道理，创造一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不断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而要做到理论创新，就必须以问题为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以上两篇讲话面对的是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和全国党校系统，但其精神我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同样应当成为加强当代史研究理论创新，构建当代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来说，当前需要发现、筛选、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必须面对、必须重视、必须回应的，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

近些年来，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中国历史和新中国领袖、英模人物的攻击、丑化、污蔑，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学术机构、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理论创新的工作，形成了一系列主体性、原创性的话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例如，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观点；提出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关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虽有很大差别，但二者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绝不能将它们彼此割裂、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些话语业已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流；即使在国际上，凡持公正态度看中国的人士，也是认同的。

不过，也不能不看到，在许多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还有很大市场，对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还有相当的迷惑性。究其原因，除了其中夹杂许多谣言和诡辩外，也与其鼓吹者制造和散布了许多涉及理论问题的谬论有关。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从理论层面上批驳和揭露这些谬论的任务。同时，理论上的问题与实践上的问题一样，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老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跟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鼓吹者的动向，不断回应其中带有理论性的问题，以揭示其荒谬性，教育受其蒙蔽的群众。做这样的工作当然不轻松，要取得成效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只要抓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用马克思提倡的这种精神进行深入分析，努力阐明能说服群众的道理，就是理论创新，就能形成主体性、原创性的话语。事实说明，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问题是需要通过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谬论来实现理论创新，形成主体性、原创性话语的。

比如，在如何看待新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编造其原因在于毛泽东主观上急于搞社会主义，攻击这是决策失误，使国家走了弯路。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决策不仅不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相反是党中央从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出发、不失时机作出的正确决断；不仅不是什么决策失误，相反是为中华民族追赶世界先进工业国抓住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不是什么使国家走了弯路，相反是为了使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尽快变为先进工业国而抄的一条近路。

再如，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总是把这说成是什么违背了“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是“不合法”的、“不民主”的。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坚持共产党领导不仅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而且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更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的实现形式。

再如，在如何看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竭力宣扬“告别革命”论，故意混淆时代特征和时代性质的区别，并将执政与革命的关系加以割裂和对立，胡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鼓噪共产党“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和平与发展只是当今时代的特征，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共产主义虽然不能很快实现但决不等于它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我们不能因为党执政了就抛弃革命理想，而应当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做“革命的执政党”或“执政的革命党”。

再如，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为掩盖国际资本和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故意抹杀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不仅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本身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种反映，我们对这股思潮的批判就是同国际资本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

像以上这些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搅乱是非、颠倒黑白的问题还有不少，抓住这类问题进行研究，并加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仅能起到驳斥谬论、说服群众的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创新，促进中国当代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形成。这里不过是举几个例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道理在我们这边。只要有理，经过努力总会说得出，说出来总会传得开。我们应当拥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他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还说：“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鼓噪下，不少群众受到蒙蔽，一些党员、干部的认识也发生了偏差。”“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别人乱说我们一通，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澄清和纠正，就会以讹传讹，反倒让世人觉得我们输了理似的。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毛泽东当年也说过：“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可见，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不断发现、研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揭露这股思潮的欺骗性和反动本质，向群众解疑释惑，帮群众明辨是非，这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发挥自己社会功能的体现，是展示自己资政、育人、护国作用的机会，也是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理论创新，以及形成主体性、原创性话语的难得机遇和有效途径。

当然，中国当代史研究要更多地形成主体性、原创性的话语，更大范围地取得话语权，最根本的还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到这些，仅仅揭示一两条规律、提出一两种学说、阐明一两个道理、创造一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明晰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发展战略，健全中国当代史的教育体系，促进中国当代史研究评价体系的科学化，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人才队伍的素质，等等；要进一步解决对于构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基础意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中国当代史如何分期、如何编撰？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史的主流、主线、主要经验？如何使中国当代史研究突出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特点，主动与相关学科结成同盟军？如何认识和发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功能？等等。在这些方面，国史学会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联系、团结和服务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义务，发挥好学术团体的作用，与学界广大同仁一起，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促进中国当代史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鞠躬尽瘁，不懈努力！

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第十六届国史学术年会总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联合举办的、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为主题的第十六届国史学术年会，经过一天半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已经基本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受会议主办单位的委托，我主要围绕本届年会主题，就与会论文和讨论交流情况做一学术方面的总结。

在9月23日的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荆惠民同志发表致辞，深刻阐述了研究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国史学会会长朱佳木同志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确立国史话语权等问题。这两篇讲话对我们深刻领会、正确把握本届年会的主题和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在2015年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上，我们回顾和重温了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中共十八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辉煌成就、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郑重结论。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考察调研就选择了广东，他说：“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2012年底，他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他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强调了五条经验：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用“四个坚持”阐述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我们要把党和人民九十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概括了党的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科学总结和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政治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党和国家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认真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成为国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第十六届国史学术年会把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其目的就是继续推动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深入总结党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地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历史智慧。

我主要从六个方面对本届国史学术年会取得的成果作一梳理和概括。一、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接续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征程，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新的时代征程上，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把握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基本遵循。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届国史学术年会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邸乘光的《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重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坚持改革开放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党对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阐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及其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的《“四个全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指引》，梳理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形成，深入阐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导意义。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许尔君的《以“四个全面”引领中国梦的实现》，主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系统阐述了其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的《

“协调发展”：对发展问题的哲学总结

1992—2002年十年改革的历史方位及历史经验

善于随时总结经验的典范——以陈云的四个建议为例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总目标，是贯彻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的关键。”

本届国史学术年会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张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着重阐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坚持政治秩序优先的渐进式发展战略等重要经验。安徽师范大学姚宏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三次论争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奠基》，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大论争，阐述了这些论争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奠基作用。当代中国研究所宋月红的《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研究

港澳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特区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阶段性特征集中显现，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认识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宏观调控，以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举措，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论断，为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本届国史学术年会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的《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以新的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了全面从严治党对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澄清了把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归咎于强力反腐的错误认识。李文的《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关于“新常态”的一个思想史的梳理》，系统回顾了“新常态”一词在国外和国内的提出和演变，比较分析了世界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之间的异同，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和意义。钟瑛的《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从供需两侧治理经济下行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启示

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启价格改革的历程——以1979—1984年为考察时段

改革开放初期的消费增长及原因分析

我国农垦改革历程及经验

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现代化建设战略方针的高度，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本届国史学术年会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赣南师范大学周艳红的《论邓小平1975年教育整顿的特点及影响》，重点研究和阐述了1975年教育整顿的缘起、过程、夭折和影响。当代中国研究所魏立帅、李婷的《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建设的开展及经验研究》，从文化工作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教育、科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殷瑞航的《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对新时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历史背景、演进过程、成效和不足的系统研究，深入阐述了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对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产生的重要影响。当代中国研究所孙丹的《20世纪90年代党史国史领域文化研究述略》，着重对这一时期党史国史领域的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成果、研究视域、研究方法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特别是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取得的重要进展。欧阳雪梅的《“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就及启示——基于对西藏自治区五个地市的调研分析》，通过对西藏自治区五个地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地调研，概括阐述了西藏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就、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对策措施。五、创新社会事业、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和组织形式愈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和资源环境等问题逐渐凸显。党和国家积极顺应社会发展新变化和人民群众新要求，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加强资源环境保护，把和谐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的关系摆上更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通过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化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加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使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本届国史学术年会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曹子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基本经验》，从六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民生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探讨和总结，深刻阐述了加强民生建设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研究所叶明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及思考》和南开大学王凛然的《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当代中国史研究新课题》，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和阐述了新时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以及加强城市史研究的有关问题。西南财经大学马先标的《中国住房改革历程：一个综合回顾》，对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演变和实践进程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住房改革后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所段娟的《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对中国环保政策、环保工作、环保产业的形成发展作了历史回顾和深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刘斌的《

改革开放与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演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来自于对内改革的强力推动，也源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所创造的有利外部环境。中国的和平外交、对外开放和发展繁荣，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和对外交往愈益扩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渐进入深度磨合、调整适应的敏感期。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拓展周边外交，全方位推进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和各个领域外交工作，不断完善外交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对外开放战略，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本届国史学术年会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当代中国研究所张星星的《

中国的核政策与核战略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也需要国史研究工作者在扎实深入、高屋建瓴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和历史借鉴。希望与会同志们在本届学术年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和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为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协调发展”：对发展问题的哲学总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杨明伟

协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统筹协调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方法”，“也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自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后，“协调发展”被提到又一个理论高度，也被赋予新的理论内涵和时代要求，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蕴，尤其是哲学意蕴。对“协调发展”问题的准确和全面把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一、协调发展是我们党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的一把钥匙

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理念则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协调发展，既是解开五大发展理念思想内核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党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一）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理念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因为经济社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本身就要求区域协同、城乡一体，要求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这些恰恰是客观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坚持不懈地推进协调发展，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因为它是在充分遵从客观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讲求的是对立统一，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矛盾关系中，追求发展布局、发展关系、发展空间、发展要素、发展环节、发展进程上的协调性，反对的是极端发展、孤立发展、片面发展、单一发展，是客观要求在主观认识上的完整体现。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就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着力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二）协调发展是我们党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的一把钥匙

我们党讲“协调发展”由来已久，并终始把统筹协调作为实践探索和认识总结的一把关键的钥匙。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党的历任领导集体，都善于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对这把钥匙有着深刻的把握和独到的运用。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谈到经济“平衡”问题时，就提出了“统筹兼顾”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针。他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经济性质的问题、政治性质的问题、文化性质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矛盾，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今天你们提的问题，就是矛盾，就是不协调，摆得不平衡”。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明确主张从协调和平衡角度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提出，实施试办经济特区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就是为了将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他在提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小康社会目标问题时，也强调了“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的重要内容。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既提醒人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也特别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些都表明了邓小平对发展速度与协调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特别关注。

进入新世纪以后，江泽民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与人口资源环境不相协调的突出问题，着重提出“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全党在“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过程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又要抓紧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未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他特别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紧紧抓住“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把协调发展问题“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不够协调的问题，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事业协调发展。在提出并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的时候，胡锦涛清醒地认识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他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上述认识，反映了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在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上，对协调问题的高度重视，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对协调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二、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蕴含着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哲学思维

在当今中国，“协调发展”理念又融入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哲学意蕴。要理解这种意蕴，首先就要完整理解五大发展理念这个集合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提出了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新思路，其中最突出的理论成果是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既集中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经验，也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一）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整体性思维

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发展观念，而是一个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一个集合体。习近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稿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必须贯穿于‘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解五大发展理念，首先必须从整体观出发。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也必须从整体、系统入手，“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整体性思维，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整体性把握。因此，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要采取全面系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既不能孤立起来看，更不能孤立起来用。（二）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也蕴含着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协调性思维

辩证法在解决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时，既强调观察事物的整体性，也强调而且尤其强调抓住社会实践中矛盾关系的协调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讲究从实际出发的协调性思维，注重统筹协调。五大发展理念，针对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平衡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辩证思维和协调性思维。眼中看到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实际工作中就需要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和协调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发展理念更突出地反映了五大发展理念中蕴含的协调性思维，它是由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来的。协调发展，着重解决的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其他发展理念，也蕴含着丰富的协调性，解决的都是不协调、不平衡的突出矛盾。

总之，五大发展理念体现出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思维，充分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五大发展理念着重讲的是方法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方面的认识总结，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驾驭复杂局面、处理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方法论表达。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又一次理论创新。三、“协调发展”理念着眼矛盾、关系全局

协调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中的一个既重要又特殊的理念。除了前面提到的五大发展理念中从整体上蕴含着协调性外，协调发展理念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有着它的独特个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矛盾的特殊性。在搞清五大发展理念的整体意蕴后，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协调发展理念的特殊意蕴。（一）协调发展理念针对的是事物发展的矛盾性

协调的对象，是相互存在矛盾的事物；协调的着眼点，首先就是事物发展中的矛盾关系。协调发展理念，就是事物的矛盾性在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和矛盾更为复杂多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每推进一步，都伴随着复杂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都考验着我们对矛盾的认识、把握和处理的水平，考验着我们统筹协调矛盾关系的能力。

习近平曾指出：“在处理复杂经济利益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中，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分重要。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失当，事倍功半。”在他推荐给领导干部和党组织重温的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既有矛盾观上两点论的关注，“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又有矛盾观上重点论的关注，“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协调发展理念强调的就是要在看到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善于抓住矛盾的特殊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联系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运用统筹协调的方法，抓住中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兼顾其他。

习近平在谈到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特别强调要抓住矛盾普遍存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客观事实，强调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就必须从矛盾的客观存在和规律性角度来寻找突破口，谋划发展，使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走向协调、走向健康。（二）协调发展理念着眼的是事物发展的整体性

协调的出发点，关键在于事物整体间的相互联系。协调的范围是整体，协调的方式是发挥整体效能，协调的目的是增强发展的整体性。我们党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正是从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出发的。“协调发展增强发展整体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举。办成一件事，需要协调；推进一项事业，需要协调；成就一番伟业，更需要协调。”只有从全局和整体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才能妥善协调关系和处理问题，也才能推进事业的成功。“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明确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这里清晰地表明，协调发展的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在发展观上的反映。

从另一个角度讲，协调发展理念，主要关注的是人、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发展条件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内部只有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才能良性运行、健康发展。这种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反映在人与社会之间，是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门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反映在人与自然之间，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因此，协调不协调的问题，反映的是整体内部的关系是否健康的问题，协调发展理念表达的正是发展观上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三）协调发展理念解决的是事物发展的平衡性

协调的目标任务，就是补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也就是要使事物及其矛盾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习近平在谈到“十三五”规划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时强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他提到的突出短板有“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他提出：“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可见，协调与平衡，是在解决不平衡的矛盾关系时共生共进的，“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不平衡的短板，肯定是不协调的。提出协调发展理念，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同、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突出的短板，解决这些方面平衡发展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也是从平衡性角度阐述协调发展理念的，标题就叫“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其中指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从另一个角度讲，辩证法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尤其在领导工作中，处理的就是平衡性问题。习近平曾经在谈到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提高领导艺术、创新工作方法时，特别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角度讲过协调发展理念的平衡性内涵，他说：“要讲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体制转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在解决一些矛盾和问题时往往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因此，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习近平多次谈到过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所提出“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其中所蕴含的意思，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治国理政理念，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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