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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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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世界通史·现代卷试读：

内容提要

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

改变世界面貌的变化始于本世纪初，或更早一些时候。以现代人的眼光，站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门槛上，透视纷乱迷繁、气象万千的历史烟云，会发现此时正面临从近代文明向现代世界起承转合的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发源于15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渗透扩展至此已告一段落，经过几个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已建立起欧洲在全球居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临近20世纪，资本主义受其内在矛盾运动的驱使，也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导言

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

改变世界面貌的变化始于本世纪初，或更早一些时候。以现代人的眼光，站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门槛上，透视纷乱迷繁、气象万千的历史烟云，会发现此时正面临从近代文明向现代世界起承转合的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发源于15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渗透扩展至此已告一段落，经过几个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已建立起欧洲在全球居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临近20世纪，资本主义受其内在矛盾运动的驱使，也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末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依靠武装夺取政权的手段，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本书所涵盖的20世纪前半叶无疑是变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旧的界限仍然存在并继续发生作用，新的结构已经萌发生长并日益居于主导地位，新旧因素交替杂陈，新老力量交织对立，由此引出半个世纪的较量与碰撞、调整与变革、危机与革命、冲突与战争。在经历了一番动荡、调整、革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历史发展了，人类进步了，进入不同以往的新纪元。

在创造新世界的诸种力量中，最根本的力量是科学技术革命。本世纪初静悄悄地发生、延续至两次大战之间的那场科技革命，以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的确立为中心内容，涉及带动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理论的革命性的突破。科学理论的革命推动日后原子能技术、无线电技术、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革命又以其不可抗拒的渗透力量影响改变着人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思想观念。产品标准化和装配线生产的福特制的广泛采用，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因科技革命的发展而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我们今天生活内容的汽车、航空、化工、电气、石油等新兴工业迅速崛起，纺织、采掘等传统工业相对衰落。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也改观了，带有鲜明的现代生活的色彩。

科技进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还使得世界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地球因此变小，成为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各国政治经济不再彼此孤立隔绝，而是相互依存。一国发生的变革很快会影响、波及地球上的其他角落，甚至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因此可以说，世界一体化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和趋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这部世界史必须是以全球的观点来考察促成现代世界形成的各个大陆、各个国家、各种力量发展变化的历史。当然，世界一体化并不等同于世界同一化，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多样化多极化的发展，才构成世界各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

本世纪前几十年无疑是一个调整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多种矛盾尖锐冲突，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深刻震撼着资本主义世界。在战争废墟上挣扎出来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度过战后经济政治危机第一次全球性冲击之后，在国内政治关系上作出一些调整，政治民主化倾向有所加强，扩大民主权利，实行普选制，而英国还调整了帝国内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各国政局走向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本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出现程度不同的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苏联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危及全球的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困境，寻找资本主义存在、发展的出路，一反自由竞争时代政府对经济生活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纷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性地对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与调整，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民主基础较为坚固的美国实行以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罗斯福新政。英国政府则节约开支、提供就业机会、大力调整英联邦内部的相互关系。法国政府对军事工业、铁路、银行实行国有，并资助私人垄断资本企业。这些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不仅基本克服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引出绝境，而且为日后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难怪最先举起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大纛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们把您任总统之日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德国和日本，公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建立起法西斯政权，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经济上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对外，则希图用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现代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畸型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20世纪前几十年还是亚非拉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已使广大亚非地区沦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亚非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拉丁美洲虽早在19世纪20年代获得政治独立，但英美很快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重新控制了该地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也在客观上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新的经济部门出现和发展，外贸增加，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加强。在此基础上，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新型的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在城市中，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中正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20世纪初，亚非拉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成立了政治组织，在其领导下，亚洲一些国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受十月革命的启发和鼓舞，一战后，在亚非拉许多国家先后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而原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出现激进化的倾向，出现了一大批像孙中山、甘地、凯末尔、恩克鲁玛和卡德纳斯等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人物。他们提出了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纲领，对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建设成就不同程度地怀抱钦仰之心。他们同近代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认识到唤起工农的重要性，在城乡广泛建立党组织，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从而使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持续性、广泛性和成熟性的新特点。同时，由于各种原因，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各国发展不平衡，表现在运动的领导阶级、斗争方式和运动结局的多样性上。在中国，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最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在印度，国大党人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旗帜下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在土耳其，凯末尔领导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开展民主改革；而埃塞俄比亚的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斗争则是在爱国王公贵族领导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最后获得成功的。所有这些民族解放斗争其目标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因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曾经是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在19世纪，欧洲主宰世界，英国担任“乐队指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称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秩序看上去似乎天经地义，可以永恒存在。然而，自本世纪初开始，这一体系受到来自几方面的挑战。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作用下，美、德、日等国后来居上，在经济实力上赶上或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争夺殖民地、世界市场等方面矛盾尖锐，终于兵戎相见，以世界性战争的方式解决难以调和的冲突。这场主要是欧洲列强之间的血战，使点燃战争之火的欧洲本身被削弱、被改造。通过战争，英法殖民地虽然比1914年以前还有所扩大，但它们的实力在拼杀中严重削弱。雄踞欧洲几个世纪之久的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奥斯曼等帝国在战火中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在其废墟上出现社会主义苏联及德、奥、捷、匈、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在帝国主义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从此这个世界上又增添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一不可忽视的矛盾，这一矛盾对日后的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要影响。然而，历史性的影响及变化并没有为当时的人们所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战胜国仍然希图恢复原有的旧秩序。它们像以前一样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建立起帝国主义新的世界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成立一个仍由欧洲领导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国际联盟，以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的新秩序。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实力为基础，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实力你消我长的发展变化，这一体系也在进行局部调整。20年代相对和平稳定时期，通过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洛加诺公约、及其他国际性协议，缓和了战胜国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为防止新的战争，大国间进行裁军谈判，六十多个国家缔结了巴黎非战公约。社会主义苏联在战胜最初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后，20年代开始潜心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保持和平共处的状态。但是，短暂的和平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所打断。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内及国家间潜在的矛盾空前激化。德、意、日法西斯在欧、亚、非大陆点燃侵略之火，企图用武力摧毁凡尔赛体系，按照新的实力重新瓜分世界。当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人民为抵制法西斯侵略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英法等大国却推行牺牲别国利益、部分满足侵略者要求，以求自身免于战火的绥靖政策。绥靖政策不仅不能制止战争，反倒纵容了侵略。德、意、日率先建立侵略集团，而英、法、美、苏却迟迟不能建立起集体安全体系。制止侵略战争扩大的努力因彼此的矛盾作祟归于失败。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全部开动。德国在消除两线作战的威胁以后，便挑起新的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和未来的大搏斗。人类五分之四的人口，六十多个国家卷入战争，战场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大区域。反法西斯的世界人民在陆地、在空中、在海洋，甚至在水下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殊死的战斗。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战争狂人，英、美、苏、中等不同制度的国家终于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同盟，同仇敌忾、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社会主义苏联在战争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德、意、日法西斯从他们侵占的欧、亚、非大片地区驱逐出去。进步战胜反动，正义战胜邪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完成了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诸种变化。在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现代世界的轮廓清晰可见：存在几个世纪的欧洲霸权丧失了，代之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两相对峙的世界格局，尽管从现在的视角看，这一格局只是世界由一极向多极，由一元向多元转化的中介。此外，这场战争本来是因争夺或维护殖民地而引起的，但一场大厮杀之后，交战的结果令交战双方始料不及，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帝国宣告结束，亚、非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即使是战争的胜利者也不得不为日不落殖民帝国安排葬礼。战争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发展，世界面貌又因之有新的改观。在完成诸种转化的过程中，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

世界现代史第一时期，即本世纪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人类刚刚经历的历史记录。在这世界历史转折变化的时期，人类活动的内容和活动范围异常宽广丰富、矛盾复杂、变化无穷。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撰述因此不能简单化、概念化。既要把握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三大主要矛盾，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又要从全球的视野出发，深入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真实历史过程，梳理出包融交汇的各种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彼此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准确理解历史急剧变革时期的深邃历史内涵。由此而鉴往知来，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世界，了解和探索世界未来。

第一章　进入20世纪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新阶段

经过19世纪最后30年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到20世纪初，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经济和物质的观点看，这个阶段的特点由于两个事实而变得显著。一是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而导致物质财富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向纵深发展和横向扩散。整个世界在更大程度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最直接的社会经济后果就是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

从19世纪末开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它们完全是由于科学上的发现而兴起的第一批工业。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紧密结合，又不断发展出新的工业。无数新的工业产品如汽车、飞机、电话、人造丝、合成纤维织物，甚至人造食物调味品等令人眼花缭乱。工业产品的范围不断被开拓，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生产总量的大幅度增加。187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近2倍，1900～1913年仍保持这一发展速度。工业领域这种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其他一些重工业产品的增长量也是惊人的。世界煤炭产量，1870年为18，910万吨，1913年提高到112，670万吨，增长了近5倍。世界生铁产量，1870年是1203万吨，1913年达到7915万吨，增加了5.6倍。世界钢产量1870年仅52万吨，1913年则上升至7635万吨，提高了近146倍。

伴随着工业迅猛发展的，是交通运输业的巨大飞跃，其重要成就是世界铁路网的形成和蒸汽船取代木帆船。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开始进入铁路建设时期，当时世界铁路长度还只有38，600公里，到1880年则增长到了372，000公里。19世纪最后25年，铁路建设依旧蓬勃发展，人们修建新铁路，用钢轨代替铁轨。1890年，世界铁路长度达617，285公里，1911年更达到1，057，809公里，20年内增加了71%。其中，除了欧洲铁路网密度增加，从223，869公里发展到338，880公里外，美国铁路的长度大大超过了欧洲，1911年达到541，028公里，超过了世界其他所有地区铁路长度之和。另外，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铁路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环绕世界的铁路网。

海洋运输在铁路出现之前，承担着主要的运输业务。随着苏伊士运河（1869年）、基尔运河（1895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的开通，世界航运距离大大缩短，使这个古老行业焕发了生机。但是，使海洋运输的效益发生根本转机的还是蒸汽船代替木帆船游弋海上。1870年，欧美主要航运大国还主要是以木帆船承担货运，蒸汽船尚属于新生事物。到1883年，英国的蒸汽船吨数已和帆船吨数相等。十年后，全世界的吨数也达到同样的情况。191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马力大、安全可靠的蒸汽船吨位全都大大超过了帆船吨位。

科技的发展，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产品的多样化，陆路和海上运输的发展，这些都是促使世界贸易的规模和性质发生彻底变革的因素。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国际贸易增长的数字（见下表）。

尽管除英国之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采取了严格的保护关税政策，但世界贸易总额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增多了。从1903年到1911年的八年中，国际贸易增长了50%。贸易的巨幅增长，除了国际贸易相当活跃的欧洲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扩大本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外，随着制造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分工的加剧，欧洲以外的地区更深地卷入了世界市场，向欧洲市场提供食品和原料。对外贸易日益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欧洲虽然在世界贸易中仍然占支配地位，但贸易额度下降了，而北美、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地位则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在欧洲内部，原来由英国独霸的贸易格局也开始被打破，德、法等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急剧上升。1913年，英、德、法在世界贸易中的百分比各为16%、12%、7%。世界贸易的商品结构也有所变化，初级产品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多。1876～1913年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关系大体保持稳定，均衡发展。这表明工业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大大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依赖性，世界上更多的地区打破了经济上的隔绝，彼此接近，在不断扩展的世界市场中，融合成一个世界规模的单一经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稳定上升的，而是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发展。由于生产的扩展和加强超过了世界市场的需求能力，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以至于世界经济史上把1873～1895年这个时期称为“大萧条”时期。20世纪的序幕也是由经济危机揭开的，1900～1903年，1907～1909年，两次经济危机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打击。虽然每次经济危机都普遍导致了价格、利润的下跌和投资范围的缩小，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来考察，19、20世纪之交，依然是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是个“富有活力”的时代。因为危机本身是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恶性表现，而危机当中出现的激烈竞争、企业兼并，又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节方式经历了根本性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工业化的纵深发展和横向扩散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完善，工业部门的日益增多，加之劳动组织和管理方法的更加科学化，进入20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了工业化。在这些国家中，工业化引起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

首先是工农业结构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的相对地位无一例外地都提高了，农业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到20世纪初，工业的产值基本上都超过了农业。美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保持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1889年，工业所创造的净产值达45.1亿美元，占工农业所创造的净产值总额的58.3%，农业创造的净产值为32.4亿美元，占41.7%，工业大大超过了农业。法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个农业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工农业对比关系变动幅度较小，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超过了农业。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

其次，重工业取代轻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大多发轫于以棉纺织为主的轻工业，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对能源、动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产生了更多的需求，由此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带动了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制造业等等的产生。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是工业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动力。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以轻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结构非常牢固。但到19世纪末，这个结构也发生了调整。1907年，英国按净产值计算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为58：42，重工业占了优势。德国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工业化进展迅速。1895年，德国重工业工人在全国工人中的比重占35.1%，1913年更提高到54.5%。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成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突出现象。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构成了这一时期工业化国家的另一大景观。德国人口向城市移动在欧洲国家中是属于特别迅速的。1871年，城市人口还只占36.1%，1900年，上升为54.4%，1910年更发展为60%。美国城市人口的比重1870年为25.7%，1900年增加到39.7%。英国的城市化程度是各国中最高的，1901年，城市人口比重就已高达77%。法国的城市化运动不算迅速，但到1911年止，每十年都有3%的人口由农村移居城市。城市化虽然不等于工业化，但这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人口的急剧上涨，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工业不断增长和相对集中的趋势。

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纵深发展同时进行的还有工业化在国际上的横向扩散。资本是没有国界的，通过技术的国际传播、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移民等等方式，资本主义工业扩散到了过去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漩涡的国家和地区，促成了全球规模的世界经济的形成。据统计，1870～1913年间，英、法、德、美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1870年四国工业生产合计占78%，1881～1885年约为79%，1896～1900年为74%，1913年则为72%。虽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仍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显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也有了很快的发展。俄国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工业发展迅速，到1910年工业生产增长了9.5倍。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据世界第五，达到中等经济发展水平。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才开始大力发展工业，1901～1914年，日本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6.3%，远远高出其他国家的增长水平。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更多的国家中展开了。

英国由盛转衰19世纪20世纪之交，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均势却发生了显著变化。1870年，英国的优势是无敌的；1900年，它在整个世界工业和商业上的地位却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美国和德国崛起，对英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

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建立了其“世界工厂”的地位，达到了发展的“极盛时代”。进入20世纪，英国仍然是影响世界经济和财政的中心国家。伦敦是世界金融的大本营，英国在贸易、海运，甚至传统出口工业品生产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资本输出的绝对数额和增长的幅度英国都高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三大支柱——煤炭、棉纺织和造船工业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仍经历了迅速增长的阶段。但是，在繁荣和发展的背后，英国也出现了某些衰落的景象。1850～1870年，英国经济增长率为3.12%，1870～1913年则下降到2.1%。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1870年为三分之一，1900年为五分之一，1913年则下降为七分之一。其中，基础工业煤、生铁和钢的产量急剧下跌。1880年，英国煤产量高于美国和德国产量之和，到了1913年，却只有美国煤产量的半数略强。生铁的产量1890年被美国超过，1913年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德国的一半。钢的生产也很快落后于美国，1900年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德国的二分之一。随着工业生产的下跌，英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下滑，从1880年的四分之一降到1913年的六分之一。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是英国经济地位的象征，曾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它们的衰退，标志着英国由盛而衰的开始。

英国的相对衰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创新和进取精神的减弱，这是由长期以来“世界工厂”的优越地位所带来的负面效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工业部门结构显著变革的年代，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工业的面貌。但在英国，传统工业结构因为经济上的合算而继续固守工业阵地；新兴工业部门由于巨额资本难以形成，发展步履维艰。虽然政府也扶植了汽车、电力和人造丝等新兴工业，但这些部门规模小，政府经济政策又不稳定，因而仍然无法弥补旧工业部门的衰退。技术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得英国工业生产固步自封，不愿接受最有前途的新发明，从而延缓了新一代技术力量的培养和对外国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吸收。此外，企业管理方式的落后与陈旧也是工业发展的一大阻力。英国的企业由于受到政府放任自流经济政策的影响，垄断化程度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较低水平，进展缓慢，旧式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管理，使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立不败之地。

美、德成长为新兴工业国与英国的衰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工业国的崛起。

1870～1913年间，美国的发展速度呈跳跃式进行，工业增长了8.1倍，而与此同时，英国却只增长了1.3倍。1894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此后，差距不断扩大，到191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240亿美元，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主要的重工业产品中，美国的生铁产量由1860年的84万吨增加到1915年的3300万吨。同期，由于新的炼钢法的采用，钢产量也大踏步向前，从原来的1.2万吨上升到1915年的3200万吨。此外，食品制造和加工、纺织、木材及木材制品工业也成为美国工业的重要支柱。对新兴工业的重视，是美国工业迅速腾飞的重要原因。石油工业自始就是美国的天下，1860年石油开采量还只不过50万桶，1910年突增至20，960万桶。1895年刚刚起步的汽车工业，发展更为神速，1914年创下了生产56万辆的水平。电力工业也不落后，1914年产值达到35，943万美元。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发展之快，使英国处处感到威胁。1901年，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宣称，大不列颠很怕和美国搞经济竞争，因为“美国拥有的工业生产能力无与伦比，生产力量无穷无尽”。

美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咄咄逼人，除了有赖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移民国家的优势，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外，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值得一提。在这方面，工人出生的工程师泰勒，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泰勒制”被普遍运用于工厂企业，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而亨利·福特由于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使大量生产成为可能。“福特主义”的问世使大批种类繁多的产品投放市场，为美国获得了巨大财富。

德国的发展速度仅次于美国，20世纪初，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生产提高了4.7倍。丰富的煤矿资源得到有效开采，煤产量从1870年的3400万吨上升到1913年的2.77亿吨。由于发明了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钢产量直线上升，从1870年的17万吨迅速发展到1913年的1832万吨，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同期，生铁产量也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生铁和钢的巨幅增产为冶金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美国一样，新兴工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化的重要特点。在这方面，德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化学工业还几乎等于零，但40年后，酸、碱等基本化学工业已占据世界首位，粗、细化学品和染料等大量输出国外。德国全部化学工业的雇工人数在1882～1907年的25年中增加了两倍。电气工业虽步美国后尘，但发展迅速，1891～1913年间，电气工业总值提高了28倍。电工器材在国外贸易中不断开辟新市场，为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本世纪初，德国在电气的特殊运用上居领导地位，工业、农业、铁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广泛地采用了电力。

德国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经济史上乃是一个奇迹。这其中，除了1870年的统一使德国摆脱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国内市场得以形成之外，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50亿法郎的赔款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割让，也刺激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外，德国对教育和科技的高度重视，以及把科学方法用于工业和社会发展的成功，使德国在这一时期收到了丰硕果实。

概括而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赶上和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英国，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及时而迅速地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契机，采用新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并且在新的工业部门中，改变企业原有组织方式，采用大规模经营管理。

第二节　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

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向世界扩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得以最后形成。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重工业为特点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要求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力量雄厚，因而使生产和资本出现了不断集中的趋势。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1873～1907年间频繁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兼并和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吞噬过程。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集中达到了这样高的程度，最终导致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所谓垄断组织，一般是指资本主义企业间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攫取高额利润而组成的垄断经济同盟。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一般来说，各国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美国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高些，大多采取托拉斯的形式。1900～1907年美国托拉斯从185家增加到250家，托拉斯遍及美国主要经济部门。德国垄断组织发展程度仅次于美国，比较流行的组织形式是卡特尔。1905～1911年间德国卡特尔由385家增加到1600家。1900年，德国工业行业几乎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英、法相对来说，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程度要低于美、德，但在重工业，尤其是新兴工业领域，这两个国家垄断的趋势也在明显加强。俄国和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但受到外国资本的扶植和本国政府的特殊保护，垄断组织的发展也很快。总的来说，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进入了垄断阶段，垄断组织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

垄断组织出现之后，立刻就能垄断一国之内的整个工业部门。据统计，美国最大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1904年垄断了国内石油市场的85%，石油出口贸易的90%；摩根的美国钢铁公司，1901年垄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原钢和钢铁预制品的生产。1910年，美国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所占的比重，纺织业50%，玻璃制造业54%，棉布印染业60%，食品加工业60%，酿酒业72%，金属工业77%，化学工业81%，钢铁工业84%，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全部处于托拉斯的控制之下。在德国，垄断组织对经济的控制也十分明显。德国著名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1903年垄断了全德煤炭生产的50%和相应的焦炭及煤砖生产；由各钢铁卡特尔组成的“钢铁联盟”，1910年控制了全国98%的钢铁生产；电气工业则基本被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两大集团控制。1910年，德国的垄断组织掌握了德国工业生产的80%。

与工业资本集中的同时是银行资本的迅速集中。英国和法国银行业垄断的程度远远高于工业。1913年，英国的五家最大的银行以仅占总行数5%的比重，拥有存款占全国银行总额的40%。1914年，法国银行资产总额为110亿法郎，为首的五大银行便占了其中的73%。德国六大银行1910年资本达11.2亿马克，集中了全国存款的一半。美国银行业资本也主要集中在两大财团，即花旗银行和国民商业银行手中。这类银行在获得垄断地位后，通过控制全国大部分存款、办理信贷抵押业务、独占公债和股票、有价证券发行等途径和手段，向工业资本渗透，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金融寡头，控制着国家政治和国民经济的命脉。

随着国内垄断的发展，金融资本国际联系的加强，各国垄断组织之间的斗争加剧了。为了减少竞争造成的损失，各大垄断集团往往签订协定，成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组织。如在电气方面，1907年，德国和美国电气总公司签订了分割市场的协定。在航运方面，1903年，汉堡—美利坚公司、北德航运公司和摩根英美航运托拉斯之间也签订了划分活动范围的条约。这类国际垄断组织在20世纪初发展很快，到1910年便已增加到100个。这些国际垄断组织大多以卡特尔的形式出现，联系松散，又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无法和当代跨国公司相提并论。但它们的出现表明垄断已经走出了民族国家的范畴，发展到了一个比过去高的阶段，即“超级垄断”阶段，因而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有重大影响。

垄断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资本主义发展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这是由垄断独占生产与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一腐朽趋势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因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而垄断并不消除竞争，相反使竞争在更高的程度上展开了。而且垄断使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同时也使技术的发明和改良过程社会化了。垄断组织有雄厚资金，有能力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并服务于生产。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采取一定的计划手段组织生产，控制市场状况。在企业内部，利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生产分工和专业化，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也对垄断行为进行某种调控。1857年德国通过了反控制竞争法。1890年，美国通过谢尔曼法，禁止有组织的反竞争安排。总之，垄断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它扩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迅速发展。

帝国主义的产生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垄断的产生，也就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同，垄断资本主义有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垄断资本主义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为此，必将导致资本输出的扩大和对海外销售市场及原料产地的控制，并因此引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

资本总是要寻求最大利润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常常伴有资本输出的现象。但是，只有到了垄断阶段，资本输出才具有了空前特殊的重大意义。垄断资本为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积极将“过剩”资本输往国外，并且主要是输往落后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规模扩大。英、法、荷、德、美五国1825年对外投资额仅9亿美元，1870年却增加到79亿美元，1913年更达到了新的高峰，共输出资本385.5亿美元。具体到各个国家，英国的资本输出一直遥遥领先，1913年达到了195亿美元，占其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位居其后，1913年资本输出额也有86亿美元，相当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这两个国家资本输出的流向与方式各有不同。英国资本大多输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美国，并且很大一部分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法国资本主要集中在欧洲，尤其是俄国，由于多半采用借贷的形式，被称为“高利贷资本主义”。德国这一时期资本输出的速度增长很快，甚至超过了英、法，一战前资本输出总额达67亿美元，是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成为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德国输出的资本半数投放在欧洲，其次是美洲、亚洲，以及非洲。美国在资本输出方面是个后来者，1900年前对外投资还相当少，但增长幅度大，1914年资本输出额已激增至35亿美元。美、德对外投资的增长势头，充分反映了它们对外经济扩张方面的野心。

资本输出的急剧扩大，使得争夺投资机会和投资范围变成了垄断集团生死存亡的关键。同时，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资本在海外蒙受损失的风险加大，这就要求资本输出国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因此，资本输出使各列强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起来，以至于必须依靠军事武力。此外，垄断期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生产的工业品也急需寻求新市场，工业生产的原料也需要得到充分的供应和保证。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导致对世界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另外一方面，自由市场，即垄断组织尚未占有的市场却愈益狭窄。因此，列强在本国资本建立优势的要求的推动下，采取超经济手段，推行征服尚未被占领土地的“殖民政策”，并由此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

争夺殖民地的狂潮对殖民地的争夺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开始的。英国在屡次争斗中崭露头角，建立了大英帝国，并一直居于垄断地位。但是，整个19世纪，其他大国也不断地参与争夺殖民地的斗争。19世纪的最后30年，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帝国主义的产生，抢占殖民地再度成为热点。

从1870～1900年，英、俄、法、德、美和日本六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夺得殖民地领土2500万平方公里，使原来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扩大了一半以上，即由原来的4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到1914年，六大殖民强国和其他殖民小国（如葡、荷、比等）所占领的殖民地面积的总和达到了749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面积的55%。如果按各个地区所占有的殖民领土的百分比算，澳洲被殖民的土地达到100%，非洲90.4%，亚洲56.6%，美洲27.2%，但是这些数字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它只涉及到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在19世纪初取得独立后，又先后遭到了英、德、美等资本势力的入侵，只不过统治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殖民地变成了半殖民地。亚洲也是如此，中国、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一些形式上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实际上也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任由列强干预、操纵政治，控制经济命脉。

在19世纪末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参加殖民行列的各强国目标各异。英帝国不变的外交政策是向全球扩大，继续保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因而在亚洲、非洲不断蚕食领地，扩充势力范围。同时，在拉丁美洲增加资本投资，成为该地区经济的霸主。1876年，英国殖民地面积有2250万平方公里，到1914年，则达到了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10倍。以对外扩张起家的沙皇俄国，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以亚洲为主要目标，推行其在远东、中亚、西亚的蚕食政策，同时向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到1914年，沙俄霸占殖民地1740万平方公里，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后加紧了在非洲的争夺，同时在印度支那积极活动，先后控制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到1914年，它已拥有106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成为世界第三号殖民大帝国。德国80年代开始推行殖民政策，大肆抢占黑非洲的土地，并在大洋洲和中国扩大统治范围。1914年，它所抢到的殖民地也达到了290万平方公里。

到20世纪初，世界领土已基本瓜分完毕，但由于列强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平衡，继之而来的还将是由于利益冲突和分赃不均而引起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美、日抬头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初都属于经济上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经济力量跃居世界第一，日本也以惊人的速度迈入大国行列。但是，美、日两国步入殖民行列晚，抢占殖民地少，1914年，两国各占有殖民地面积30万平方公里。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政治实力和海外殖民地的相对弱势形成强烈反差，因而使得美、日帝国主义这一时期，在向外扩张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表现尤不一般。

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逐渐摆脱其“孤立主义”的立场，广泛涉入国际事务。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是远东和太平洋地区，1898年的美西战争预示着美国在远东扩张新时期的开始。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哈瓦那港内的美舰“缅因号”神秘地爆炸沉没，美国借机煽动国内对西班牙的战争情绪，挑起了美西战争。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巴黎和约》，规定美国吞并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西班牙放弃对古巴主权和所有权的一切要求，由美国占领直至古巴政府建立。但根据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有权监督古巴与外国的交往，有权对古巴人的生活、财产、个人自由乃至古巴的独立等事务进行干预。这样，古巴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国。美西战争是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后，美国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攫取了侵略硕果。

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是美国远东政策的继续。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在致英、德、俄、日、意、法等六国的照会中表示，美国的“利益不得因任何列强在中国的所谓它们的势力范围以内的独占措施而受到损害，并希望在中国保持一个对世界商业开放着的市场”，第一次提出了美国对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1900年7月3日，美国又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以所谓“保全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为招牌，抗拒其他列强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从而无视美国人在华“合法利益”的企图。“门户开放”的实质是美国要求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得到的一切特权，这是美国与老牌帝国主义斗争，打入它们已经占有的中国阵地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它在中国的优势。

自1823年“门罗主义”问世以来，对拉丁美洲的不断渗透和排除外国势力对拉美的影响，便成了美国拉美政策的一贯目标。1901年，美、英双方签订“海—庞斯福特条约”，承认美国单独修建与防御地峡运河的权利，从而排挤了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之后，美国又策划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迫使巴拿马共和国签订不平等的《美巴条约》，从中取得运河开凿权和运河区的永久租让权。

1903年，委内瑞拉拒绝偿付国际债务，英、德出动军舰封锁并炮轰委内瑞拉港口，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派舰队采取警备措施。英、德在美的压力下被迫退缩，这一事件使美国对其今后的拉美政策倍增自信。翌年，多米尼加发生类似事件。为阻止欧洲国家的干预，美国断然接管了多米尼加海关，以海关税收清偿外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此在1904年12月向参议院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宣称：美洲国家所发生的恶行，要求某些文明国家进行干涉。由于对门罗主义的信奉，美国将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一新政策，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它实质上是把美洲置于美国监督之下的断然通告，同时也为美国对外扩张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了理论基础。

日本这一时期对外扩张的欲望也急剧膨胀。它推行“大陆政策”，即以侵略中国东北和朝鲜为基本国策。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的江华岛，逼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取得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日本势力进入朝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将战火直接烧到了中国东北。在第二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日本割去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虽然因为受到俄、德、法三国的武力干涉，日本暂时放弃了辽东半岛，但却因此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3000万两银子的补偿。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对远东的领土野心进一步昭显。

与日本在东北亚扩张同时，俄国的势力也不断向这一带渗透。1896年，沙俄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力；1898年，又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1900年，沙俄派兵侵入中国东北，长期拒不撤兵，并同时插手朝鲜事务。日、俄发生尖锐冲突。

1903年，沙俄决定在中国东北实行“新方针”，即停止从中国东北撤军，并从俄国本土派遣增援部队；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东北，染指朝鲜。日、俄矛盾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持续了近一年，交战双方消耗巨大。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日本取得中国辽东半岛、俄国库页岛南部，以及对朝鲜的独占权。至此，日本夺取了相当其本国面积76%的殖民地，并将中国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初步形成了一个殖民帝国。

日俄战争是在别国领土上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粗暴蹂躏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的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节　20世纪初的欧美社会政治

进入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社会构成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欧美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之后，第一次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代大工业。它同时还导致一个包括北美（主要是美国）、西欧和中欧在内的广大的工业化地带的出现。

在这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工业，极大地刺激了工业资本的膨胀。进入本世纪不久，美国以工业为主的私人非农业企业的产值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5%；在西欧、中欧各主要工业国，工业私人资本也都毫无争议地成为本国经济的首要支柱。这样，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就普遍存在着一个空前强大的现代工业资本集团。位于这个工业资本集团顶端的是一群金融寡头。他们又以金融资本这种更高形态的资本进一步地控制整个工业资本。正是这个工业—金融资本集团构成了现代的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依靠其掌握的现代大工业，拥有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在美国和英国，他们几乎全面控制了国家政治；在法国，他们在与旧派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日益取得优势；即便在德国，他们也与容克贵族以及军队一起构成了德国政治的三大支柱。工业资产阶级已日益成为最主要的上层统治阶级。不过，在这个势力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当中，具有垄断地位与既得特权的大的工业家，与较为普通和后兴起的非特权资本家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为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逐渐变成社会中的又一保守力量，而后者为了谋求新的利益则更倾向于进行某种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改革。

在造就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同时，现代大工业也造就了一支同样空前强大的产业工人大军。这时的大工业不仅需要大的资本投入，同时也需要空前大量的工人劳动力。因此，这时工人数量的增加与工业规模的扩大成正比。这反映在工业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的显著增长上。仅以从事制造业和采掘业这两项产业的人口来统计，1910年他们占英格兰总劳动人口的48%，在德国占40%，法国33%，美国30%，均大大超过不久以前农业劳动人口还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由于现代大工业所特有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要求，这些产业工人比他们的前辈具有了更高的素质，同时也具有了更强的组织性。他们已成为真正的现代产业工人。面对资方，他们首先构成一股强大的劳工大军，通过工会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同时，他们比以往也更加追求自己的政治、社会权利。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各国纷纷建立了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组织。这些组织一般都以最能体现工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为宗旨。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都已经成立了工人政党。其中一些，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甚至还成为了国内拥有最广泛影响的政党之一。规模浩大的劳工运动以及更进步的以工人政党作核心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得产业工人表现出震撼全社会的阶级力量。他们是以一个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群体出现在欧美各国的舞台上。虽然位居社会底层，但他们有着足以和上层阶级相对抗的整体力量。不过，这时的工人阶级当中也存在着日趋扩大的内部分歧。这同样是由于新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很大一部分工人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逐渐地，他们的社会观念与政治倾向也同那些处境仍无重大改变的工人显出了差异。例如，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劳资谈判和选举政治。这样，工人当中便存在着激进与温和的两种力量。现代工业越发展、工业化成熟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工人运动温和化的趋势也就越明显。

与早期工业革命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型阶层，即现代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同样也是现代大工业发展的产物。现代大工业因其自身的特点，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从工程师、经理到普通的技师、职员，已经成为工业活动中最关键的角色。此外，直接或间接为大工业服务的其他各类专业人员也与日俱增，如银行中的职员、小商人、律师乃至大学教授等等。在整个工业社会里，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处境既不同于工业资本家，也不同于产业工人，而是恰恰居于两者中间。因此，他们被称为“中间阶级”或者是“中产阶级”。考虑到与以往时代曾有过的中产阶层的不同，准确说来，他们应当被称作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随着现代大工业的急速发展和它对新的工业社会的不断塑造，这一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日渐显著。作为工业经济活动关键的推动者、工业产品日益主要的消费者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参预者，他们俨然已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除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之外的另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是，由于处在上层和底层之间，中产阶级既受到上层社会的吸引，又面临沦为下层的潜在可能，这使得中产阶级具有较大的上下流动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分散、自我独立性强，彼此之间不易形成一致的利益目标和共同的行动主张。因此，中产阶级并不具备像产业工人或工业资产阶级那样较为稳定、一致的特征，与其说它是一个“阶级”，倒不如说它只是一个由相对共同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特定社会群体。这就造成他们复杂的多重性格。一方面，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他们掌握现代知识，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因而是一个先进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先天的致命性的弱点，即由于过分依赖现代工业生活（依赖它提供的工作和消费），他们要么在经济顺利发展、社会比较稳定的环境中为满足虚荣而随波逐流，要么在遇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因孤立无助而铤而走险。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反倒容易成为正常生活秩序中的破坏性的力量。现代工业社会中产阶级的这种复杂性，将在20世纪的历史中反复地表现出来。

经过19世纪晚期开始的新的工业化浪潮，到本世纪初，欧美各国的工业和城市人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已大幅度地提高，在其中的一些主要工业国甚至还明显超过了农村人口。工业和城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疑已占据中心地位。而上述三个工业—城市阶级与阶层，也就自然成为了西方社会政治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力量。

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完善19世纪晚期以后，各种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在欧美各国迅速而普遍地建立起来。首先是政府权力的加强和行政体制的完善。英国和美国是现代资产阶级发展最成熟的两个国家，其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现代政府机制也就较早地成熟起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们分别加强了以内阁制和总统制为基础的行政权力。英国内阁和美国总统由此成为两国各自真正的权力中心。英国内阁中首次出现了许多管理现代社会事务的部门，如劳工部、卫生部和教育部等等。而美国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像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那样空前干预国内事务的强有力的政府。从这届政府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涉及从反托拉斯到保护国家资源在内的众多的社会领域。在建立现代中央政府的同时，英、美的地方行政也相继进行了目标现代化的改革。英国原来由当地贵族或国教教会成员进行管理的地方行政，变成了由当地纳税人直接选举政务人员进行管理。美国在市政改革中建立了市政委员会加市政管理负责人的新型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既能够集中民意，又保证了专家治市。作为行政系统的辅助机制，英、美还率先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政府任用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公开考试，择优选拔；一旦任用，便使其常任其职，不因执政党派的变更而去留。这种制度有力地保证了政府效能的提高，也保证了政府工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继英、美之后，其他现代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也都大体经历了类似的完善政府和行政体制的过程。

就整个欧美范围而言，这一时期在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方面更为突出的成就，是议会代议制的普遍确立。英国经过19世纪的几次议会改革、美国经过完善其自始即有的近代国会，最先建立了现代的代议制度。包括英美两国在内的西欧、北美，成为代议制最先发展与最为普及和巩固的地区。无论是实行共和政体的美国、法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低地（指荷、比、卢）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议会（或国会）都已成为其国内政治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些国家一般都拥有较为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尤其是新兴的工业资本集团。而现代代议制无疑是最能体现他们要求的一种政治体制。在德国，虽然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很迅速，且统一之初就已建立了国会，但是，由于德皇依靠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军队继续坚持君主专制，那里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议会代议制。即便如此，德国帝国国会仍然取得了与德皇分享一定权力的地位。其余南欧和东欧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较弱，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了议会代议制的形式。甚至就连欧洲最为保守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后也不得不开始建立了称为国家杜马的准议会制度。

第三个方面是现代政党的兴起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广泛建立。政党体系是除政府体系和议会制度之外支撑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另一根支柱。它直接反映资产阶级各派别、集团的政治利益，也直接决定议会和政府的组成。最先建立现代政党制度的依然是英国和美国。这是近代政党发源最早的两个国家。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具有在议会抗衡的传统的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逐渐开始建立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并且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全国性竞选活动。美国在内战之后也最终形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两党轮流执政。这样，英、美首先确立了一种两党制的现代政党体制。两国之所以形成稳固的两党制，既有其社会基础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赖于其政党体制自身发展的特点。英、美社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构成相对比较整齐，容易形成政党所需的较为集中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英、美自始就形成了政党政治中的两极格局，而且这一两极格局又是动态的，两极之间是相互开放的。这样，它们始终能够包容绝大多数彼此不同的社会利益；广大的社会成员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就不断地跟从这两个对立而又对应的党派。正因为如此，政党政治成为了英、美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法国和德国也较早地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可是，法国缺乏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因而很难构成一个主流政党；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面对强大的德皇、容克贵族以及军队，也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还不能够确保议会通过立法和组织政府。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政党在各国还是越来越普遍地建立起来。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参与甚至主导国家政治的一种形式，在20世纪初的欧美各国已日益普及。现代政党制度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正式诞生了。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既有像英、美那样的两党制，也有像法国等国的多党制，并且以后者情况居多。

在资产阶级为自己营建上述政治体制的同时，包括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在内的社会普通阶层，也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努力奋斗着。工人政党创建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其影响日益扩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恢复合法地位的当年（即1890年），便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到1912年，它已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西欧、北欧各国的其他许多工人政党，也都成为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党并立的主要政党。与这种形势相伴随的，是工人运动日益转向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这一方面是工人自身政治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工人政党谋求新的政治权利的需要。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同时也在要求政治地位的提高。作为政治地位提高的一种体现，便是争取到公民普选权。另外，这时工人阶级中的技术熟练工人，甚至公司“白领”雇员的成分也已大大增加。与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同，他们拥有一定的自我利益需要保护，因而较倾向于在既有的合法政治体系下获得一般权利。他们于是也就更加热衷于获得普选权。另一方面，面对自己在国内政治中不断取得的胜利，各国的工人政党也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已有的政治体系，来实现自己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作为其前提，首先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选民。因此，这些工人政党也都支持和鼓励工人争取获得普选权。这已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也在争取自己的政治参与权。虽然他们的经济地位比工人高，但他们还不能跻身真正的资产阶级的行列、获得与他们一样的政治权利。作为相对来说最为年轻的一个社会集团，他们还不具备像工人阶级那样的集体参与政治的能力。因此，他们只能先谋求一些个人的基本的政治权利。直到19世纪晚期，代表政治参与的公民选举权在多数实行代议制的欧美国家还只限于资产阶级；不但工人阶级不能被普及，就连一般中产阶级也没有这种权利。现在，争取获得普选权便成了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给予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普通阶层的公民以普选权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资产阶级当中的自由派对此表示赞同。他们认为，这样正可以吸引社会下层加入到支持其既成社会、政治体制的行列中来。面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与特权集团中的其他保守势力也不得不承认：不实行这种普选权已是得不偿失。于是，各国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普选权。19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只有法国、德国、瑞士等少数国家规定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1884年，英国将1867年改革后给予市镇产业工人的选举权扩大到农业工人，从而使英国工人获得普选权的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英国完全实现普选权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从90年代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俄国以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普选权甚至还扩大到了妇女。美国也早在内战后不久的70年代规定了包括部分黑人在内的成年男子普选权。这样，到20世纪初，普选权在欧美各国已经普遍地确立起来了。

尽管这种普选权当时一般还仅限于男子，也尽管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保证工人和其他普通社会成员的真正权益，但它毕竟使社会下层开始获得了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的机会和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选权是现代资本主义范围内社会民主的一种体现。它的确立标志着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开端。这表明，西方政治这一时期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权利关系上也发生着相当深刻的变化。

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如果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政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末这种变化也同样发生在社会领域里。

从形式上来说，变化比较早地出现在德国。由于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发展异常迅速，因快速工业化而引起的社会矛盾也异常突出。一方面是工人贫困化和生产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了更多使其改善的机会和可能。因此，德国要求改善工人条件的呼声特别强烈。在此背景下，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也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1875年，两个主要的工人政治组织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它在工人中获得巨大支持。对于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来说，解决主要存在于下层工人中的社会问题，同时遏制威胁到统治集团——包括皇帝、贵族、军队以及大工业资产者——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也就变成了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于是，在颁布禁止社民党活动的“反对社会主义非常法”之后不久，俾斯麦政府又转向通过对工人实行社会保障来解决与其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1881年，俾斯麦颁发宣布对工人实行社会保障的文告。之后，德国政府从1883年到1889年连续颁布了三项有关实施这种措施的立法。它们是：《疾病保险法》《意外工伤保险法》和《老年及残疾保险法》。根据这些立法，工作中生病、遭受工伤以及年老和导致残疾的工人，分别可以获得某种保险。其所需保险费用，有的由雇主与工人双方承担，有的由雇主单独负责，也有的由雇主、工人和政府三方承担。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关于社会保险的国家立法。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因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所造成的贫困化以及生产劳动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是放任不管的。即便有像英国“贫民法”（又称“济贫法”）那样的立法，也只是对贫困者施以某种监管。而自俾斯麦开始的德国立法，则第一次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很明显，这时德国的社会立法改革，其性质与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立法改革是有所不同的。首先，这时的德国还不是纯粹的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其次，它还带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

德国的上述社会保险立法在俾斯麦之后继续得到扩充，补充了有关工厂制度、童工保护等方面的新内容，并最终在1911年形成了一部共有近两千个条文的大型社会法典。到1913年，约有1450万德国人获得了保险。德国最先建立的系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成为欧洲各国仿效的榜样。

受到德国的影响，英国在本世纪初也出现了著名的由自由党领导的改革。由于英国是最早资本主义化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就更早地显现出来。但是，因其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传统，英国政府只将自己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限制在最低程度。1834年议会修订的“贫民法”就体现了这一原则。直到70年代以后，英国才陆续出现了个别的照顾工人权益的社会立法，如保护童工、女工，设立工厂卫生检查制度，对部分遭受工伤的工人实行补偿等。但这些立法内容依然十分有限，也很不成系统。德国的社会立法对英国上层集团，尤其是自由党人产生很大影响。1906年，自由党上台执政，遂掀起一个社会立法改革的高潮。自由党政府推动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立法，内容包括：所有行业遭受工伤事故的工人均享受雇主提供的赔偿补助金；煤矿工人（最先）享受一天八小时工作制；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可以在学校免费享用午餐；普通家庭的儿童可以得到一定的医疗照顾；70岁以上收入较低的老人可以领取每周5先令的养老金等等。而体现这一时期最大改革成果的立法还是1911年由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的《国民保险法案》。这是英国第一个系统的国家全民保险法案。当时就该法案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包括劳合·乔治本人在内，倾向于对劳动者实行直接救助；另一种则以当时代表自由党担任贸易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为代表，倾向于通过缓解失业问题来对穷人实行间接救助。因此，法案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两个方面：它既要求对有疾病的工人提供健康保险和在保险范围内的免费医疗，同时也要求为某些工种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而建立和实施这些保险所需的费用是由工人、雇主和政府三方承担。这样，英国也就有了自己的正式的社会保险制度。为了解决由实行社会改革而扩大了的资金问题，劳合·乔治还通过其著名的1909年预算案（被称为“人民预算案”），将征收财产累进税的原则第一次引入了英国的税收制度。这显然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税收制度，因此可以导致一种更为平等的社会分配。以后工党继承自由党开启的改革，进一步确定了追求普遍化的社会福利的目标。

同样的制度也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建立起来。但领导建立这种制度的政治力量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德国是由具有普鲁士国家主义传统的帝国政府完成的这一任务；英国则是很快就要面临衰落的自由党人的政府。在其余的大部分国家，虽然也都是自由党人或自由派政府（只有奥地利的情况较接近于德国），但这些国家的自由党或自由派却正值鼎盛。自由党是以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主，同时也包括部分上层中产阶级的政党。这里，英国自由党和其他各国的自由主义党派在国内面临着不同的形势。英国国内的保守党和正在崛起的工党，在社会不同的阶层中分别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随着保守党日益将自由主义纳为自己所支持的英国的正统，以及工党作为新兴社会民主力量的代表与部分中产阶级接近，原来自由党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日趋化解，并逐渐为另两个政党所吸收。因此，自由党在英国已面临着衰落。可在其他国家，情况却是另一种。那里的保守势力大多依然顽固地拒绝自由主义，而工人政党又不愿背离自己传统的社会基础过远。因而，那里的自由主义政党拥有较多存在的空间。正是这些自由党人和自由派，在各自的国家发起了与德、英同样的社会改革。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部分）、瑞士、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瑞典和西班牙等西欧、中欧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除俄国和巴尔干地区以外的欧洲各国也都有了相当完善的工厂法和劳动法。这样，最初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在欧洲大部分国家诞生了。

美国的情况又与欧洲各国不同。因其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条件，那里工人的贫困化问题显得并不像欧洲那样突出（直到后来“大萧条”时期）。然而，垄断资本势力的恶性膨胀，却也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种种“丑恶问题”，包括企业间特别是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与残酷兼并，社会中充斥的金钱政治和腐败，以及垄断资本对劳工的无情使用等等。这些问题使得除垄断资产阶级之外的各个阶层受害。于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由资产阶级中的新自由派和中产阶级发起，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这场运动涉及从反托拉斯到地方民主改革的广泛的社会问题。作为内容之一，其中也包括若干保障工人基本权利的社会立法。这些立法当时大多还仅限于州一级，内容也远未达到欧洲国家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水平。不过，美国此时拥有了日后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早的雏型。

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欧美各国还都开始发展起庞大的现代公用事业。到1914年，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里，普遍都建立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型的公用事业网。它包括公共卫生设施、自来水、煤气、电力供应、交通运输、医院、商场、职业介绍所、博物馆、学校、图书馆、公园、游艺场所和体育场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受到政府空前鼓励的公共教育。对于初等普及教育，不少国家都规定了义务免费教育的原则。政府还对从初等到高等的不同类型的学校直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这就为包括一般国民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空前地提高他们的素质创造了条件。

或是出于自由放任的传统，或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够发展，以往欧美国家对于上述领域是不加关注的。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职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扩大。

第四节　列宁主义的诞生

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61年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到80年代，俄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纺织业、金属加工业、造纸业、采矿业等已基本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到机器生产的过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60～1890年，俄国工业生产出现了惊人增长，铁产量增长了1倍多，钢产量增加了3倍，煤增长了19倍。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发生了改变，重工业比重增加，纺织业比重下降。同时，工业生产中心开始形成，如顿巴斯成为最重要的煤矿工业中心，克里沃罗格成为铁矿工业区，巴库成为石油工业区等等。此外，铁路建设一日千里，西伯利亚、欧俄南部等边区得到开发，国内市场不断扩大，这一切都使俄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俄国工业中的生产和资本也出现了集中的趋势。虽然俄国经济的发展还比较落后，但垄断组织还是广泛发展起来，到1914年，俄国的垄断组织达到150家，控制了国家市场，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俄国到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的帝国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军事封建性。沙皇专制的社会基础是地主贵族，因而农奴制残余在俄国大量保存下来。但同时沙皇统治在经济上又依赖于垄断资本，为满足垄断资本家追求垄断利润的需要，要经常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因此，列宁认为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第二，对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性。俄国工业及财政大量依靠外国资本的扶植，在经济上对西方国家处于某种服从地位。正是这两个特点使俄国成为20世纪初工农运动高涨地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发祥地。

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已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支队伍也日益壮大。以铁路工人为例，1861年还只有7.6万人，1895年则发展到150万。90年代初，俄国产业工人达到1000万。工业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俄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俄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生活极其困苦。俄国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为12小时，多的可长达17小时。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且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制度。工人工资微薄，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沉重的经济压迫，造就了俄国工人高昂的斗争精神。其次，工人高度集中于大型企业。据统计，1892年，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占所有工厂工人总数的47.8%，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同时期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对集中，有利于他们团结一致，开展革命活动。第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晚，资产阶级力量微弱，不可能拿出超额利润扶植工人贵族阶级。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中的机会主义成分要比西欧国家少得多。另一方面，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产业无产阶级少，觉悟性和组织性相对低下。

俄国工人阶级早在60年代便开始了罢工和骚动。70年代，工人的罢工、骚动更为频繁，达到290次。当时的工人运动多以经济目标为主，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后来，斗争逐渐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了由扎斯拉夫斯基领导的“南俄工人协会”，这是俄国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革命组织。1878年，在彼得堡又成立了奥布诺尔斯基和哈尔土林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8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1879～1884年，工人的骚动和罢工达205次，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和莫斯科。

工人运动的发展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80年代，有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检查民粹派运动失败的原因，以便寻找正确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在俄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团体。

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是1883年由普列汉诺夫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劳动解放社”。

格·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分子。他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普列汉诺夫1875年加入民粹派，1877年成为“土地与自由社”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成为“黑分社”的领导人物。1880年，为逃避沙皇政府搜捕，亡命西欧（1880～1917年）。侨居国外期间，普列汉诺夫接触了西欧工人运动，认真钻研了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又与前民粹派成员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等人创建了劳动解放社。这一举动标志着普列汉诺夫与民粹派的彻底决裂。

劳动解放社成立后，为了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翻译和出版了《雇佣劳动和资本》《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并秘密运回俄国散发，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该社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俄国国情，制定革命纲领。

为此，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在这些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当时流行的民粹派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

第一，批判了俄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错误观点。以大量事实，如俄国工厂的增多、工人人数的扩大等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得到了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个强大的革命力量，即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继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批判了民粹派否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主张依靠农民实现社会革命的错误观点。农民在俄国虽然人数众多，但它属于日益分化的阶级，小生产所有者的狭隘和分散性使之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而正在成长中的工人阶级因为同大生产紧密相连，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才是现代历史最革命的力量。俄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应当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第三，批判了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的错误观点。农民村社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也在分化瓦解。村社内部存在着贫富差别，因而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而是掩盖富农剥削的一种形式。

第四，批判了民粹派的唯心史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英雄和杰出人物只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某些面貌，但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民粹派以救世主自居是错误的。

劳动解放社和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如彼得堡的布拉戈也夫小组，喀山的由费多谢也夫领导的小组等等。这些小组的活动，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准备了基础。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最初也存在着许多弱点。劳动解放社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小组都只是在理论上进行宣传，范围也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并未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且，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纲领本身也有错误，一方面低估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否认工农联盟；另一方面又抬高了资产阶级的作用。这些理论上的缺陷，是普列汉诺夫后来脱离马克思主义，变成孟什维克的思想根源。

列宁主义的诞生弗·伊·列宁（1870～1924年），1870年4月22日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家里。1887年进喀山大学攻读法律，后因参加青年学生革命小组的活动，被开除学籍。从那时起，列宁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著作，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889年，列宁在萨马拉建立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积极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并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俄国农民问题。1893年，他赴彼得堡参加了当地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很快成为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公认的领导人。

当时，民粹派思想对俄国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受其蛊惑，仍然相信俄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实现社会主义，相信农民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为了帮助青年人澄清认识，从思想上肃清民粹主义，列宁在1894年秘密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反驳了民粹派的种种错误思想，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得到发展，无产阶级必将不断壮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且第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创建政党，建立工农联盟，领导俄国革命的重要性。民粹派受到了沉重打击。

在与民粹派斗争的同时，列宁还与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较量。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沙皇政府所允许的合法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观点。他们也批判民粹主义，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学说，但实际上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恰恰在最本质的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主张不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号召工人无条件地“去向资本主义请教”。1894年，列宁写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系统地抨击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揭露了他们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真实面目。

列宁反对民粹派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创造了思想理论基础。

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又一次进入高潮，建立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燃眉之急。但是，当时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彼此缺乏联系，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而且也缺少与工人运动结合的经验。为了克服这些障碍，1895年，列宁将彼得堡的二十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它的影响下，莫斯科以及其他一些工业中心也都纷纷建立了类似“斗争协会”的团体。这些协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各地的罢工斗争，如1896年彼得堡“斗争协会”领导了一次三万人的纺织工人罢工，1897年又再度领导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在所有这些罢工中，“斗争协会”都提出了工人将经济斗争同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口号，从而在俄国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此，俄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政党也得以初步萌芽。

由于沙皇对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镇压，1895年，列宁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在列宁流放的三年中，他时刻关注着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同时继续深入理论研究，先后完成了三十多篇著作，其中包括1899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科学巨著，为制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奠定了基础。

在列宁流放期间，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由许多青年人掌握了领导权。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加之伯恩斯坦机会主义思想渗入俄国，协会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工人只因从事经济斗争而放弃政治斗争的主张，出现了所谓的“经济派”，并很快控制了协会。1898年，俄国各地的“斗争协会”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纲领和章程，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不久也被沙皇政府破获。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仍然处于涣散状态，工人政党的建立遇到了巨大困难。

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回到本土。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党作思想组织准备，他到国外创办了大型的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在工人中秘密散发。列宁以《火星报》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经济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一书，驳斥了“经济派”的胡言乱言，号召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进行政治斗争，走革命的道路，给“经济派”以致命打击。与此同时，列宁还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阐述建党计划、党的性质和任务等，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列宁的努力下，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臻于成熟。

1903年7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经过讨论和激烈的斗争，由于列宁的坚持，大会最后通过决议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写进了党纲。这是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对机会主义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但是在讨论党章时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坚持：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加入党的一个组织活动的人，皆可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却主张：只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但无需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便可以成为党员。分歧的关键在于列宁想把党建成一个组织性强、纪律严明的团体，而马尔托夫则赞成一个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俱乐部。由于机会主义的阻挠，列宁的提议没有通过。然而，大会在最后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拥护列宁的人占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支持马尔托夫的人居少数，被称为孟什难克。布尔什维克的产生，意味着俄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的革命政党。列宁主义诞生了，而它一诞生就立刻领导了俄国的第一次民主革命。

1905年革命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存在着两种矛盾，一是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中，第一种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人迫切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农民强烈要求摆脱农奴制束缚，获得土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直接引发了革命。俄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败退，暴露了沙皇政府的腐败，而战争期间税收负担的沉重，又加剧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工人及其家属约二十万人，列队到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政府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一千多人，打伤两千余人，鲜血染红了积雪的广场。这就是著名的“流血星期日”。流血事件打破了工人对沙皇的幻想，“武装起来”、“打倒专制制度”、“打倒血腥沙皇”成为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强烈呼声。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央工业区纷纷举行罢工和政治示威，到处发生工人与警察的流血冲突。全国规模的罢工迅速扩大，1月22日以后的三个月内，罢工人数超过了80万。布尔什维克直接领导了罢工运动，并且号召工人在罢工中把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结合起来。

农民受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参加斗争。欧俄地区的501个县有104个县爆发了起义。起义农民焚烧地主庄园，破坏庄稼，夺取粮食，甚至分了地主的土地。

军队也发生了动摇。1905年6月，俄国黑海舰队“波将金”号，因生活条件恶劣，在敖德萨发生水兵起义。虽然起义因未与工人运动结合，最后导致失败，但却表明沙皇专制统治的支柱已出现了巨大裂痕。

各地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但沙皇政府因握有政权，仍然可以随时打击革命。1905年3月，沙皇政府颁布敕令，要求召开咨询性的杜马会议。这显然是为了拉拢自由资产阶级以缓和革命。对沙皇的敕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布尔什维克认为，沙皇的许诺具有欺骗性，必须抵制杜马，推翻沙皇统治。而自由资产阶级则认为，杜马虽然不具有立法职能，但可以利用它与沙皇合作，乘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之东风，迫使沙皇作更大的让步。由于广大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咨询性杜马会议最终未能召开。

为了指导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制定正确路线领导革命深入进行。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倡议在伦敦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但孟什维克却拒绝参加。在列宁的主持下，第三次代表大会首先确定了1905年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消灭农奴制残余，打倒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革命的策略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结成联盟，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最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孟什维克则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与第三次代表大会迥然不同的机会主义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否定与农民的联盟而主张靠近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也不主张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

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积极推动革命的继续发展。工人的罢工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斗争中心也由彼得堡转向了莫斯科。10月6日，莫斯科—喀山铁路附属工厂工人罢工，10月7日，罢工扩展到莫斯科枢纽站的大多数铁路，10月12日，全国14条最大的铁路工人参加罢工，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从明斯克到海参崴，参加罢工的不仅有产业工人，还有学生、教师、工程师、商店店员、邮电职工等等，总人数达到200万。十月总罢工期间，各地都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它起着临时革命政府和起义的地方领导机构的作用，到后来则转变成了武装斗争的领导机关。

全国总罢工导致了沙皇政府的瘫痪。为了摆脱危险状态，沙皇不得不以退为进。10月17日沙皇颁布宣言，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扩大选举权，同时成立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任何法律须经国家杜马的批准，否则无效。实际上，沙皇是要在俄国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对“十月十七日宣言”非常满意，而布尔什维克则再次揭露了沙皇企图积聚反动力量，伺机破坏革命的阴谋，要求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

12月18日，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向苏维埃提议宣布政治总罢工。12月20日，莫斯科各工厂汽笛鸣响，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15万之众。12月22日，政治罢工发展成武装起义，政府军与工人激战九天。莫斯科的起义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在一些地方，沙皇政府被推翻，工人代表苏维埃发挥了新的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但是，由于沙皇政府的极力反扑，局部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政治形势。莫斯科起义失败了，十二月起义最终还是遭到了残酷镇压。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最高峰，起义失败后，革命开始走下坡路。

1905年革命的失败，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起义前，苏维埃主要领导人被捕，工人缺乏有效领导，这些固然是其中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农民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工人阶级没有同广大农民结成紧密联盟。此外，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裂也影响了工人思想意识的统一，削弱了工人阶级整体的战斗力。

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重大。沙皇专制制度受到革命的冲击不能再按旧方式统治下去了。1906年沙皇政府不得不遵守诺言，召开第一届立法杜马；1907年又召开第二届立法杜马。资产阶级在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和权力扩大了，俄国又向君主立宪制迈出了一步。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1905年的革命则丰富了他们政治斗争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经验，武装和训练了无产阶级，使他们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列宁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①

第二章　亚洲的觉醒

欧亚大陆以乌拉尔山与乌拉尔河为界分为亚洲与欧洲两部分。亚洲占有世界陆地面积近三分之一和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雄踞大陆的东部和南部，欧洲则仅限于大陆的西北角。从近代开始，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最先产生并发展起来，凭借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优势，一些欧洲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对整个亚洲的征服和奴役，西方使广大的东方沦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先差异很大的亚洲各国从此具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

进入20世纪后，亚洲各国纷纷从沉沦中开始觉醒，掀起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节　亚洲的社会变迁

亚洲被纳入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与东方传统社会的解体西方凭借自己军事上的优势在征服了东方后，加快步伐将东方国家的经济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其手段就是将东方变成西方工业品的市场和西方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因此，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亚洲各国同西方的贸易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土耳其的贸易总值在1840年为5.6亿英镑，1913年增加到83.6亿英镑。伊朗的外贸在1800～1914年增加了12倍。伊拉克出口总值从1864～1872年的每年14.7万英镑上升到1912～1913年的每年296万英镑。印度的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在1841年时分别为1亿卢比和1.4亿卢比，1913年时增加到19.1亿卢比和24.9亿卢比。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增长很快，在1868～1913年期间，中国的进口额增加八倍，出口额增加了近六倍。输到欧洲的是印度的棉花、黄麻，中国的茶叶、绸缎、瓷器以及西亚国家的地毯、牲畜等；从欧洲输往亚洲的则主要是各种消费工业品。

这种经济格局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强使亚洲国家从事农业经济，充当挑水砍柴的依附性的仆人角色，而让欧洲发展工业，永远在世界经济中起支配性的作用。外贸的兴隆只是反映了亚洲各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增长及同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而不是它们的经济发展。

另一后果是彻底摧毁了亚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村社。亚洲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建立在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上，农民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各种副业，男人们在田里耕作，妇女则在家里纺纱织布。农民们不但生产出农产品，而且生产出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虽然社会上也存在商品交换，但交换的品种和交换的数量都极为有限。农民们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子中，同外界缺乏联系。西方的扩张带来的外贸增长虽然使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好处被部落酋长、城市精英、官僚和军官所组成的上层社会集团所独占，这些集团养成高消费的习气，喜爱外国货，从佃户榨取来的钱没有用于改进农业技术，更谈不上资助工业企业。此外，对内对外战争、军队现代化、朝廷的挥霍无度、频繁的出访在国内外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些使亚洲各国纷纷陷入财政困难，迫使土耳其、伊朗、中国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正式地卖官鬻爵，谁出价最高，谁就得到官职。那些通过此道而做官的人，自然把租税提到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步。最低层的农民被迫承受层层官吏的敲诈勒索。他们中许多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乡。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成为亚洲第一代的工业无产阶级。有的则流落在国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农民到俄国当苦力，印度农民到非洲，中国农民被当作猪仔卖到东南亚或非洲种植园。留在村子中的不得不多种经济作物，换取现金来交纳各式各样的租税和派款。一旦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亚洲的小农立即面临破产，成为受害者。传统的村社固然不是世外桃园，农民们忍受着地主的剥削和官府的欺诈，生活十分痛苦；但是，西方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剥削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与亚洲人民过去所遭受过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

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成长西方对亚洲的殖民统治除了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之外，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南亚地区，英国统治印度以前，印度社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印度的棉纺手工业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商业和金融业也有一定的规模。英国人统治印度后，先是通过以低价收购印度手工业工人的产品，运到欧洲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当英国自身工业发展起来后，则通过歧视性的关税政策，让英国棉纺织品倾销印度，从而摧毁了印度的棉纺手工业。同时，英国统治印度也结束了印度原来的封建割据状态，扫清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因素，客观上为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向印度输出资本。英国资本主要投资于铁路建设，1860年印度有1300公里的铁路，1896年时增加到近4万公里。此外，英国资本还投在港口、电报、航运、公路、水利设施、煤矿等部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①英国在印度所做的这些为印度本国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1851年，位于印度西部的孟买出现了第一家印度资本所有的现代棉纺织厂，到1900年时，全印已有纺织厂193家，拥有495支纱绽、4万台织机，雇用16万多工人。此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资本已拥有自己的银行信贷机构、钢铁厂、水电站、水泥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并出现像塔塔和比尔拉这样的大财团。

在殖民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具有如下一些突出的特点。首先，作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对英国资本有很强的依赖性。英国资本通过银行和经理行制度控制了印度的工商业，印资工厂在资金、技术、设备上均须仰仗和受制于英资。所有的铁路、港口、电报等基础设施都为殖民地政府或英国私人资本所拥有。在工厂和种植园的总投资中，英资占70%，印资才占30%。所以印度资产阶级与生俱来便对英国殖民统治有较大的依附性和妥协性。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维护英国资本的利益，不惜损害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经常实施歧视性的政策，印度资产阶级因而也对英国统治者心存不满。印度资本越发展，印度资产阶级与英国统治者的矛盾也就越激烈，越迫切希望从英国统治下解脱出来。

其次，从近代发展起来的印度大资产阶级许多来自印度的西部地区，这里原先就已是印度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生活着一些专门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种姓与社团。这里又是较迟被英国人征服的地区，原有的印度商业和金融利益受的打击较小。英国统治给这些人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1895年时，仅在孟买一地，就集中了印度70家的纺织厂。这样，印度大资产阶级就带有较强的地区性，因而同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产生矛盾。同时，印度资产阶级又由于出身商业种姓，在印度传统社会中地位较低，声誉也不好，这促使他们具有改造印度社会的动力，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传统的重负阻碍了他们直接地干预印度政治，他们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同盟者和代言人。

在西亚和东亚的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最先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工业企业不是由原先存在于民间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逐渐发展起来，也不是由外国资本直接创办，而是由政府出面主持创办的。在土耳其，在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政府制定并实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大规模工业化计划。在首都君士坦丁堡西郊划定一个工业园区，在园内建立了一系列的钢铁厂、机械厂、纺织厂、造船厂等一百五十余家工业企业，想将欧洲国家的工业照搬到土耳其来。政府官僚办工业的积极性，一方面是出于救亡图存，挽救帝国的衰亡；另一方面同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歧视商人及商业活动有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希腊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他们被统治阶层视为异类，政府不愿让这种关系到自己生存的新兴事业落入他人手中。中国紧随土耳其之后，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洋务运动，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无论是土耳其的“工业园区”计划，还是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没能获得成功。没过多久，“工业园区”内的企业便纷纷破产，留下了一大堆废铜烂铁和巨额的债务，不仅没能使土耳其强盛起来，反而加快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的洋务运动遭遇到的是完全相同的命运。

土耳其“工业园区”计划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后，两国的封建统治者都不得不放松对本国资本的限制。比较典型的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采取一些诸如“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中国商办厂矿资本1908年比1900年增加了四倍。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本国民族资本发展中的困境。它不仅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帝国主义设置重重障碍，不让亚洲的民族资本成长起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无论在土耳其还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遇到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处境艰难的亚洲大资产阶级因而往往不得不同时投靠外国资本和依附官僚势力，他们中许多人也往往是官僚、买办、企业家三位一体。

总之，在20世纪初，无论是在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还是像土耳其和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尽管困难重重，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既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矛盾的一面；同时又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妥协和依附于它们的一面。亚洲资产阶级这种性格对20世纪上半叶亚洲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西式教育的推行与现代知识分子20世纪初亚洲各国出现的一个突出的新气象是西式教育得到广泛的推行。亚洲各国有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在教学内容上偏重宗教伦理道德，轻视自然科学。虽然亚洲曾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并曾在许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统治阶级只将教育作为教化臣民，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当作本；而将科学技术当作奇技淫巧，当作末。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地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背诵《古兰经》和学习阿拉伯语的正字法；在南亚地区，教育由高级种姓婆罗门垄断，印度教教义和梵文是主要的教学内容；在中国，推行儒家文化教育，学子们走的是读经—科举—仕进的人生道路。

从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亚洲各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式教育开始在亚洲逐渐推广开来。在印度，作为小国寡民的英国要统治拥有几亿人口的次大陆，深感需要一大批印度本地人来帮助它。英国统治者吸收印度人到各级行政部门任职，招募印度人到军队当兵，利用印度人当买办经商。这些印度人必须掌握英语，通晓西方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如同马考莱所说的“必须努力造就一个阶级，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和受我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的桥梁。这个阶级的人，在血缘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情趣、观点、品行和才智上则是英国人的”。一个西式教育体系从而在印度建立起来。1885～1900年间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1万增加到2.3万，中学生从42.9万增加到63.3万。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终于从不断挨打的经历中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将推行现代西方教育作为救亡图存改革的重要内容。在1859年，成立了米尔基耶学院，作为文官训练中心，后来演变为土耳其第一所文科大学，成为知识界的中心和传播新思想的大本营。在19世纪结束前一二十年里，土耳其增加了近二十所高等及专科学校。中国推行西式教育起步晚，但进展快。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提出了变科举、兴学堂，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式大学——京师大学堂。变法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仍继续推行西式现代教育，并于1905年9月2日，正式宣布废止科举考试。从此，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1902年时，全国有学堂4222所，在学学生9.2万人，六年之后，1908年，学堂增加到52，343所，学生数有156万之多。

除了在本国大力推行西式现代教育之外，亚洲各国还向海外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到国外留学，印度人到英国，西亚学生选择巴黎和柏林，中国学生到美国、欧洲以及自己的近邻日本。1902年只有608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六年之后，1908年，就增加到30，000人。

西式教育的推行给亚洲社会的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西化的知识阶层。其中，以印度最为典型。伴随着西式教育的推广，以及印刷机的普通使用、英文报纸的出版发行，打破了原先印度各地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而相互隔绝状态，在印度人中产生出一个熟悉外国语言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自由和理性的新阶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统治者们推行新式教育的目的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但结果往往相反。西式教育不仅加强了印度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而且改变了他们过去不关心世事的传统。他们从西方学习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逐渐激发民族自我意识，激发建立自治政府的要求，成为20世纪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坚力量。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早就注意到要防止学生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他们开办的绝大部分是工科院校，对出版发行进行严格的审查，但学生们一旦掌握了法语或英语，官方的控制就难以奏效。学校订有外文期刊，所购买的图书内容不可能全是自然科学，学校往往聘请一批外国教师任教，通过这些渠道，加上奥斯曼帝国紧靠欧洲，各种新思想在学生中广泛地传播。在中国，情况极为相似，清政府的教育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科学的目的在于保护儒家文明和维护封建统治，但结果适得其反。虽然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他们受到新思想和新价值观念的熏陶，充分意识到祖国遭受西方剥削和凌辱的程度，在感情上乃至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政府极为失望地发现在新式学堂里“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原想培养为封建统治的栋梁之材的青年学生，成为中国社会中犯上作乱的分子，他们领导和组织了一次次的抗议和革命运动打击了封建统治并为推翻清王朝作出贡献。

第二节　一战前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从改良到革命：20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的激进化20世纪初，亚洲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现象是亚洲资产阶级日益成熟，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构成亚洲资产阶级的两部分人——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西化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结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政治态度上日益激进。

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国大党。印度国大党是亚洲地区出现较早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它的产生同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有关。1857年是英国统治印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1857年以前，英国殖民政策的重点在打击印度社会中的封建势力，并因此推行一些社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获得了印度资产阶级和有进步思想的印度知识分子的拥护。由于英国的政策触犯了一些印度封建土邦王公的利益，有的地方则漠视了印度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结果导致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的爆发。该起义获得了印度人民的拥护，英国凭借武力才将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在镇压了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国人采取各种与印度封建势力改善关系的政策，在政治上转而依靠土邦王公和封建地主作为自己统治印度的社会基础，并不惜因此疏远印度的资产阶级。例如，英国任命的印度立法会议的成员大多是印度的土邦王公和大地主，几乎没有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排挤印度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机关，英国统治者有意将文官考试年龄限制在19岁以下，并且规定考试用语为英语，考试地点在英国。当时印度青年受完高等教育后大多超过规定的年龄；印度到英国万里迢迢，很少印度人有能力筹集到足够的旅费去赶考；此外，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不允许青年到欧洲去。因此，印度知识分子阶层要求放宽对考试年龄的限制，并在印度本土举办考试，这一合理要求竟遭到英国当局的断然拒绝。更使印度知识分子自尊心深受伤害的是英国人强烈的种族主义优越感。英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在各个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不准印度人进入某些专为英国人而设的旅馆、俱乐部和公园；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英国人几乎垄断了高级职位，印度人无论其资格如何都不准晋升到某一级别以上。英国统治者与印度人之间因而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上因素必然在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中唤醒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

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同英国统治者的矛盾也在激化。随着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英国对印度企业越来越采取歧视性政策。例如，为了让英国的纺织品占领印度市场，只对英国纺织品征收很低的关税，而对印度本土产的纺织品则征收较高的出厂税。在1885年，英国当局甚至应英国兰开夏制造商的要求，取消对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的一切进口税。这种做法激化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国统治者的矛盾。

随着印度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三大管区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他们是：1876年，成立于孟加拉的“印度协会”；1885年成立于孟买的“孟买管区协会”；1884年成立于马德拉斯的“马德拉斯士绅会”。在这些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1885年终于成立了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印度国大党。最初的国大党成员主要由三种人组成，自由职业者占50%，工商业者占25%，其他25%为自由派地主。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受过西式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国大党被称为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

国大党在其最初的20年的活动中，态度极为温和，他们的活动仅局限于和平请愿，请求英国当局给印度人更多一些让步，国大党因而被人讥为“政治乞丐”。进入20世纪后，国大党的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大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印度知识分子加入了国大党，他们不满于老一辈国大党人的做法，要求对英国统治者采取更强硬不妥协的态度，他们因而被人称为激进派，代表人物是提拉克。激进派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的进一步的觉醒与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

在西亚地区，20世纪初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激进化的倾向。同殖民地印度不同，作为半殖民地的西亚地区，主要政治矛盾是以封建专制势力为一方，主张进行全方位资产阶级改革的力量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自从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后，帝国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主张改革的人，他们认为欧洲自近代以来在各方面都优越于奥斯曼帝国，帝国如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加入到欧洲大家庭中，而不应以怀旧的心情去追求无法挽回的过去。另一派人则反对全盘西化，尤其反对引进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们被称为顽固派。在19世纪中叶，土耳其进行了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建立“工业园区”，建立现代学校，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按西方模式改组土耳其的法院、军队和政府机关，甚至进行宪政改革。1876年，以欧洲宪法为蓝本，颁布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并于1877年，召开了奥斯曼帝国第一届国会。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带来的后果是改革派与顽固派都未曾估计到的。“工业园区”计划以劳民伤财告终，现代学校的建立使学校成为制造社会动乱的温床，文化典章制度的改革导致道德沦丧，而议会制的试行使统治者深感有大权旁落的危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甚至使一些主张改革的人也慨叹道“如果改革前，帝国是以两架马车的速度沿衰落的道路上前进的话，那末改革时期，帝国的衰落是以火车的速度向前直冲了”。使土耳其改革事业雪上加霜的是，在这关键时刻，俄国发动了俄土战争。以素丹哈米德二世为首的顽固派将土耳其的战败归罪于改革派所实行的改革上。他乘机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解散了议会，流放和处死改革派的头面人物。他还建立由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忠于自己的哈米德军和人数达十万的遍布全国的密探网，不许人民谈论政治，稍有反政府的嫌疑，便会遭到逮捕和拷打。在采取硬的一手的同时，哈米德二世仍坚持经济方面的改革，仍注意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在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下，土耳其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他们以法国巴黎为中心，通过创办《青年土耳其人报》，在海内外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多的人留在国内，进行反对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1889年，在庆祝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00周年之际，四名土耳其医科大学学生在军医学院开会，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取名为统一进步同盟，后又名为青年土耳其党。这一组织很快在其他高等院校中得到发展，并同海外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最终在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被迫由改良走上了革命的激进道路。

中国的资产阶级也经历了与土耳其资产阶级大致相似的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道路。中国离欧洲较远，历史上同欧洲交往少，沦为半殖民地的时间也较晚，当中国的统治集团在1898年决定进行改革时，整整比土耳其晚了近半个世纪。由于这些因素，当中国的改革者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想通过光绪皇帝实施全方位的改革，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他们在经验上和群众基础方面都不如土耳其的改革者，而他们所遇到的各方面阻力却远远强于土耳其的封建势力。戊戌变法失败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采取的几乎是同哈米德二世相同的策略，一方面实行“新政”继续一些变革措施，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任何可能危及清王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那些想通过和平手段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破灭了，他们或者自身转变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或者让位给其他更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他于1894年11月在海外组织了兴中会，成员主要为华侨资产阶级，其余为会党和知识分子。当时该组织既有倡导维新改良振兴中华的愿望，也有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倾向。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的革命主张也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分子转向革命。在20世纪初，不仅海外的革命组织在发展，在国内也出现了革命组织，1904年2月，革命者在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同年11月，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在中国的一些其他省份也出现革命团体。190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的革命团体的代表齐集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领导人，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级，从此，革命派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这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有重要的意义。

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在20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处在萌动之中，年轻的亚洲资产阶级开始采用革命的、激进的手段，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斗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亚洲资产阶级以外部刺激，促使亚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1905年后的几年间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初，日本和俄国都已是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发动了战争。日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赢得了战争。俄国的战败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引发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亚洲资产阶级欢呼日本的胜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亚洲人第一次战胜欧洲人，增强了反对欧洲列强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而俄国的1905年革命则鼓舞了俄国周边的亚洲国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并提供了经验。

20世纪初叶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事件有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1905～1911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和1911中国的辛亥革命。

1905～1908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20世纪初，英国加强对印度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英国提高英镑对卢比的兑换率，加强对大学和报刊的监督与审查。国大党虽然对英国统治持温和态度，也越来越为英国当局所不容。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叫嚷“要让国大党寿终正寝”。为了分化瓦解印度民族主义力量，1905年10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了“分割孟加拉”方案。孟加拉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孟加拉地区人民具有较高的民族主义觉悟和斗争精神。英国人将孟加拉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地区的地主和富人大多是印度教徒，而一般人民群众则信奉伊斯兰教；西部地区则恰恰相反，上层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是印度教徒。英国人试图施展其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政治伎俩，通过分割孟加拉挑起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自己好混水摸鱼。

分割孟加拉深深刺伤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国大党提出抗议，英国人对国大党的抗议不屑一顾。这对国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党内的温和派没有勇气去对付这一挑战，激进派则勇敢地站出来。提拉克说：“要求司瓦拉吉（自治）的时刻来到了。再别零零星星地要求改革了，现在的统治制度对这个国家是毁灭性的，必须变更或消除。”他把司瓦拉吉、司瓦德西（自产）、抵制和民族教育作为即将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四点纲领，并指出这四者的关系，司瓦拉吉是目的，其他三项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1905年12月国大党勒克瑙年会上，提拉克第一次在国大党的讲坛上提出印度必须获得司瓦拉吉。1905年年会后，激进派提名提拉克为1906年国大党主席，并要求将四点纲领写进党的决议中。温和派则抬出党的元老达达拜·纳奥罗哲，让他任国大党主席。当时正值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不久，印度民族主义者大受鼓舞，印度人民民族主义情绪十分高涨。纳奥罗哲因而调和两派意见，同意了提拉克的争取印度自治的主张，国大党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这标志着国大党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向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转变。

在国大党的领导下，1905～1908年间，印度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运动的主要手段是抑制英国货，提倡使用国货，也称司瓦德西。该运动在孟加拉开展得最为突出，英国布、英国烟被堆放在街上焚烧示众，收入微薄的下层群众宁肯多花钱买国产布，也不穿廉价的洋布。学生们组织义务纠察队，不顾可能遇到的打击和迫害，劝说人们不买洋布，并组织服务队，到农村挨户送货上门。对不顾劝阻、坚持使用英国货的人，人们对其实行社会排斥，不给其做饭、洗衣、理发、开车、清扫厕所、执行宗教仪式，其子女找不到婚配对象，小孩找不到同伴玩耍。

司瓦德西运动促进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印资纺织厂的产品十分畅销，原有的工厂加足马力生产，同时兴建新的工厂，仅阿拉哈巴德和孟买两地在1906年就新建了22个棉纺厂。除纺织厂外，印度的制糖、卷烟、制盐等工业也得到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塔塔钢铁厂的建立。在民族主义高潮中，塔塔财团为建钢铁厂发行了7000股股票，资本总额达2317万卢比，股票被印度人抢购一空。该厂在1911年正式开工，这是印度民族资本向重工业领域发展的重要标志。受益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印度资本家们也纷纷出钱赞助印度的民族主义组织及其活动。为了回报印度社会，增强印度的科学技术事业，印度的民族资本还在印度创建大学和研究所，其中最著名的是1909年由塔塔财团赞助建立的印度科学研究所。

1905～1908年的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资本在印度的利益。英国布价格暴跌，仍无法销出，库存爆满，经营洋布贸易的买办商人向曼彻斯特商会告急，要求他们敦促英国议会取消分割孟加拉法令。

代表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殖民当局十分惊慌。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破坏印度民族主义阵营的团结。在1906年，英国积极支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上层分子成立两个全国性的教派组织，即印度教大会和穆斯林联盟，教派主义组织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国大党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加紧拉拢国大党内的温和派，许诺将实行立法会议改革，扩大印度民选议员的名额。温和派很快与英国人妥协，将激进派开除出国大党。紧接着英国当局在1908年6月23日，以“阴谋推翻女王政权”的罪名逮捕了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并不顾人民的反对，于同年7月判处提拉克六年苦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从此暂时转入低潮。

1905～1911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伊朗原名波斯，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近代，它落伍了。伊朗国内山脉纵横交错，交通不便，居民许多还处在部落阶段，迟至1914年，部落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政治上，国王对全国行使统治权，国王有权任命地方首领，但地方权力实际上操在世袭的各部落酋长手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分微弱。而宗教势力则十分强大，伊朗居民大多信奉什叶派的伊斯兰教，宗教首领拥有大片土地，控制教育和宗教法庭。什叶派宣扬穆斯林世界的合法统治者是自幼隐循的哈里发阿里的第十二代孙，他终有一天会回来建立一种正义的统治。这一教义成为宗教领导人动员组织群众与国王分庭抗礼的有力武器。除国王和教会势力之外，活跃在20世纪初伊朗政治舞台上的第三种力量是被称为西方派的资产阶级，他们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要求将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实行义务兵制、分配土地给农民、实施公共教育等。

在20世纪初，随着伊朗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伊朗国内矛盾更加尖锐。封建主强占农民土地，强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不断增加地租和摊派苛捐杂税和徭役，农民被迫将40%～90%的收成交给封建主。手工业者也由于外国商品的涌入而失业，生活无着。加上不时的自然灾害的袭击，每年都有15万到20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伊朗逃往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而统治阶级却荒淫无耻。当时统治伊朗的是卡扎尔王朝，王室是最大的地主，其中一个王子就拥有2000个村庄和50万居民，王室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大量的地租收入仍不敷王室的支出，国王不断地向外国借款。1902年4月，国王穆扎法尔丁仅一次就向俄国人借了1000万卢布，这笔钱在当年夏天游历欧洲时花得一干二净，1903年又要借钱。王室每次向国外借款，都是以出卖国家权益为代价的。对卡扎尔王朝的腐败统治，农民们不满，资产阶级也不满。商人们痛感自己的权益受到外国资本的侵害，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前途忧心如焚。教会势力则想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迫使国王作出让步。卡扎尔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中。

由于大批伊朗人在俄国做工，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很快波及伊朗。1905年12月，德黑兰爆发了群众抗议示威反对糖价上涨，要求罢免不得人心的首相，实行内政改革和召开议会。这些要求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声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由此爆发。国王迫于压力，表示同意召开议会，但不想认真兑现。1906年7月，人民群众在德黑兰和各地再次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重提原来的要求。宗教领袖和一些武装部队也站在群众一边。为了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国王于1906年8月签署了召集国会的敕令。1906年9月，进行了国会选举；10月召开了第一届国会；12月颁布了宪法。1907年1月穆扎法尔丁国王去世，其子穆罕默德·阿里继位。

在1907年，伊朗人民还学习俄国革命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做法，首先在北部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关——恩楚明（意为委员会）和革命武装——费达伊，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大都控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这一做法很快遍及全国。

这样，在1907年，伊朗实际上存在三个权力中心：国王的权力仍然存在，由教会、地主、富商控制的国会，以及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的、受到工农群众拥护的恩楚明。另外，广大农村地区则由各部落武装控制。

伊朗革命震惊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英、俄两国策划进行武装干涉。1907年8月，英俄签定协定，划定各自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东南部归英国，中部作为两国的“缓冲区”。1909年4月英国军队在南部登陆，同时，俄国军队借口保护侨民，开进革命者大本营大不里士城。1911年秋，英俄两国决定公开干涉伊朗内政，镇压伊朗革命。沙俄从北方，英国从南方同时向伊朗革命者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反革命集团趁机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它们占领了议会大厦，解散议会，大肆屠杀革命者。卡扎尔王朝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轰轰烈烈的伊朗革命终告失败。

1908～19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在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土耳其革命党人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9世纪最后二十余年里，土耳其政治保持了表面上的平静。进入20世纪后，尤其1905年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也门等地区不断爆发民族起义；在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农民举行起义暴动；在伊兹密尔等城市也发生群众的反抗斗争。在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之际，青年土耳其党于1906年将总部从巴黎迁到马其顿的萨洛尼卡。

萨洛尼卡位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这里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活动着民族游击队，该地区人民多信奉东正教，受俄国影响较深。此地还是犹太人较集中的地区，犹太人愿从经济上给予革命党人以援助。最重要的是，革命党注意在军队中做革命发展工作。许多军校学生受时代大潮影响，倾向革命，他们毕业后，在军队中逐渐成为青年军官，掌握了军队和武器。当时驻扎在萨洛尼卡的是第三军团，该军团的一些军官们在1906年9月成立“奥斯曼自由会”，组成十人委员会，成员除军官外，还包括当地军校的校长，当地邮电局局长等。萨洛尼卡因而成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根据地。

1907年，青年土耳其党和马其顿、亚美尼亚等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在巴黎召开大会，就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在法律面前各民族和各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废除哈米德专制统治，恢复1876年宪法，建立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并拟订了一个从拒绝纳税、消极反抗到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通过密探网，哈米德二世得知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了控制军队，他采取收买、监视、镇压等老一套办法。对军官，他颁发勋章，许以晋级；对士兵，保证补发欠饷；对不安定分子则采取紧急调动。一位名叫恩维尔的军官受到怀疑，他立即被“邀请”前往伊斯坦布尔去“述职并接受晋级”。恩维尔意识到危险，逃到山里躲藏起来。7月4日，另一名军官艾哈迈德·尼亚齐少校率部起义，他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带着自己的军队及武器与物资进山，与恩维尔会合。驻在埃迪尔内的第二军团起而响应，马其顿的农民游击队也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

革命爆发后，哈米德二世急令驻伊兹密尔的自己信赖的安纳托利亚军团开赴马其顿进行镇压。但这支部队的士兵拒绝开枪，倒向革命。7月23日，起义部队开进萨洛尼卡，要求素丹立即恢复1876年宪法，否则第二、第三军团将立即进军伊斯坦布尔。此时，驻守首都的第一军团军心动摇。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哈米德二世被迫于7月24日下诏恢复1876年宪法，召开国会。

1908年底，帝国新国会开幕，青年土耳其党获得多数席位。革命后的土耳其最初仍保留哈米德二世的皇位，只是在1909年4月哈米德二世企图政变失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才废黜了哈米德二世，换上了服从自己的新素丹穆罕默德·雷夏德，并重新组织政府，掌握了政权，从而结束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

一战前亚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评价20世纪初发生在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自从亚洲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严重阻碍了亚洲历史的发展，亚洲人民因而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19世纪的后半叶，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亚洲曾有过农民造反、士兵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领导的维新运动。尽管亚洲人民在这些斗争中曾显示出英勇无畏的精神，仍然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状态。在20世纪初，亚洲人民开始扬弃旧式的斗争手段，正式打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两面旗帜，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开始改变了亚洲的沉睡状态。在印度，1905～1908年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提出了自治的要求，迫使英国人作出一些让步，它增强了印度人民同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信心，成为一战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预演。在伊朗，人民群众较广泛地参与了斗争，并直接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成立了革命政权，只是在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下，革命才被镇压下去。青年土耳其党人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沉重打击了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暴政，将封建神权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国家。在亚洲的东部，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辛亥革命。革命最先由驻在武昌的一支军队起义而引发，在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全国。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总之，在20世纪初的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从此，亚洲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被宰割、被奴役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革命因素。而欧洲的资产阶级却在直接或间接地镇压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现象被列宁称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亚洲人民的斗争成为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同盟军，“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20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亚洲人民在革命中付出流血牺牲代价后，并没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在印度，运动最后以英国统治者与温和派妥协，激进派被镇压为结局，印度仍没能争取到自治的目标。在伊朗，反动的卡扎尔王朝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卷土重来，伊朗半殖民地危机加深了。在土耳其，封建君主制仍被保留下来，哈米德二世的专制被军人寡头统治所取代。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将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能获得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不仅如此，革命运动还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印度激进派的一些主张客观上对印度的教派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教派主义给整个20世纪印度历史带来不利的影响。土耳其革命后上台的军人政权没能解决好民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外交上采取亲德国政策，在一战时将土耳其绑在德国的战车上，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20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带有的局限性及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由时代特点及领导这一革命运动的亚洲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20世纪的世界同当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已很不相同，亚洲资产阶级如要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不仅要战胜本国的封建势力的反抗，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预。而亚洲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亚洲的资产阶级因而既年轻，政治上尚不成熟，又同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面对远远强于自己的政治对手，往往显示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最后导致革命运动的失败。亚洲的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遭遇到的挫折迫使他们中的激进派认真思考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占亚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到革命运动中来的问题。这预示着亚洲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从三皇同盟到三国同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实力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各强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们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寻找新的盟友，以便压倒对手，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发展和变化，战前欧洲的国际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但基本线索是两大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形成，即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对立。

1871年以前，法国是西欧和中欧的霸主，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法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霸主地位；在战争中取胜的德国不仅吞并了法国重要的矿产基地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勒索了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成为欧洲大陆的强国。法国虽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无力抵抗德国，但它却不甘心忍受法兰克福和约的屈辱，1873年便付清了战争赔款，积极重整军备，寻找时机发动复仇战争，重做欧洲大陆的霸主。德法矛盾成为当时欧洲大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德国为了进一步削弱法国，使其长期孤立而不能复兴，以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开展了一系列积极外交活动。

德国首先积极改善同俄国的关系。俄国同普鲁士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曼诺夫和霍亨索伦两个封建王朝有着姻亲关系，瓜分波兰产生的共同利益以及经济上的某些联系。普法战争使俄国面对一个新的事实，即统一德国的出现，在俄罗斯帝国西部边界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潜在敌人。沙皇曾根据陆军大臣米柳亭的提议，将许多部队调往西部同德国接壤的省份。另外，俄国当时正与英国在西亚和中亚地区进行激烈角逐，为了加强自己在同英国对抗中的地位，俄国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德关系。

德国同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由于普法战争也发生了变化。奥国开始同德国接近，以求得德国对它在巴尔干扩张政策的支持。德国也想利用奥匈帝国对俄国施加压力，使俄国脱离不了德国。这样，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政治利益，把德奥密切地联在了一起。

经俾斯麦多方斡旋，1872年9月，德皇威廉一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三人及其外长会晤于柏林，达成了关于成立“三皇同盟”的谅解。次年6月，俄奥两国皇帝签署一项协定：如果双方遇有利害冲突问题，则进行协商；如遇第三国进攻缔约一方，两国皇帝应互相谅解，求得一致行动；如果双方认为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那末这种行动必须经过一个特别军事会议安排。同年10月，德皇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由于三皇同盟缔约的三方是同床异梦，因此它是极不稳定的，在此后发生的几次国际冲突中，便在无形之中瓦解了。

三皇同盟瓦解的同时，各种政治力量又出现了新的组合，这便是“三国同盟”的形成和法俄之间的结盟。

在三皇同盟之中，德奥的关系比较稳固，俄奥在争夺巴尔干的控制权上有深刻矛盾，俄德对法国的政策也有分歧。俄国在结盟之后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强烈反对德国对法国的战争意图，以保持各方势力的均衡。1875年，德皇企图利用三皇同盟对法国发动一场战争，可是，当俾斯麦探询俄国的态度时，俄国表示反对进一步削弱法国，英国也进行了干涉，迫使德国改变了进攻法国的计划，德俄关系出现了裂痕。1878年的柏林会议使德俄关系进一步恶化。柏林会议是俄国迫于德奥英的压力而同意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审查了俄国对土耳其战争胜利后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使俄国没能安稳地享受到俄土战争中夺取的赃物。这使俄国极为恼火。一个俄国将军对德皇威廉一世说：“这个可恶的柏林会议！它破坏了我们之间先前的友谊，在宫廷、在政府中散布不信任感，并使人确信俄国军队经过1877年浴血奋战之后所得到的只是极大的不公平。”1879年，德国又对俄国的牲畜进口进行限制，而俄国也采取强硬的关税保护政策。两国之间的关系已不可逆转，因此，到期的三皇同盟盟约没有续订。

俾斯麦对俄德关系的恶化并不担心，他开始了争取奥匈的活动。1879年10月7日，德奥同盟协定在维也纳签订。其主要内容是：缔约一方受到俄国进攻时，两缔约国应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不得单独媾和；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到别一国家进攻时，另一方则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国把这个盟约看成是专门对付法国的，而奥匈则把它看成是专门对付俄国的。实际上这个同盟是既反俄又反法，它使俄国遭到孤立，又促使了俄法同盟的建立；而德奥同盟成为三国同盟这个军事集团的基础。

德奥同盟成立后不久，俾斯麦便着手创建他的联盟体系。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成员是意大利。意大利要加入该同盟有两个原因。一是法国夺取了突尼斯。突尼斯是意大利对外扩张的理想目标，那里有两万多意大利侨民，并在那里筑有铁路。意大利没有力量单独同法国较量，只有寻求同盟者。二是意大利同教皇的矛盾。1881年，德奥当局和国内天主教政党停止争论，达成协议，意大利担心德奥支持教皇收回他在俗世的领土。因此，意大利同德奥结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意大利入盟的要求，正符合俾斯麦建立联盟体系的设想。

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在维也纳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不得参加旨在反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同盟或协定。在法国进犯意大利时，两个缔约国答应给予意大利军事援助；在法国进犯德国时，意大利也负有同样义务。缔约国中的一国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发生战争时，彼此应恪守善意的中立，倘若其中一国同时遭受两个大国的进攻，则应给予军事支援。

罗马尼亚也在追随德奥集团。1883年，罗马尼亚同奥匈签订秘密条约。遂使罗马尼亚成为三国同盟的附庸。

三国同盟可望给每个盟国带来很大好处。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随着盟约的签订而提高，并巩固了摇摇欲坠的皇权，也不怕法国和教皇的进攻了。奥匈从这项条约中获得的主要利益是假使俄国因巴尔干问题而进攻时，不必再留一部分军队在南部以防备意大利进攻。它可将全部兵力对付俄国，或投入巴尔干。德国希望这项条约能防止意大利与法国缔结盟约因而助长法国复仇的势力。如果一旦同法国发生战争，法国也会因分兵对付意大利而减轻德国的压力。当然德国并没有指望意大利提供强大的战斗力，但只要是意大利军队西向法国，而不北向奥地利后方，这对德奥就非常有利了。总之，三个签字国各有所得。这个同盟的核心是德奥同盟，德国是这一同盟的领导者，奥匈是依附德国的小伙伴，意大利是暂时的和动摇的同盟者。

法俄结盟为了与三国同盟对抗，法俄两国在互相接近。法国为了摆脱普法战争后的孤立处境，急欲寻找同盟者。俄德关系的恶化，为俄法接近提供了机会。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法国的资本渗入俄国，法国的投资在俄国工业中占有主导地位。例如，1890年，外国资本在俄国工业的投资总额为2.147亿卢布，其中法国占6660万卢布；1900年外国投资为9.11亿卢布，法国占2.26亿卢布。1887年法国就向俄国提出了结盟的呼吁，次年向俄国提供了5亿法郎的贷款；1889年又提供了19亿法郎的贷款，法国向俄国输出一共近100亿法郎。1888年，俄国还向法国定购了50万支来福枪。这些经济上的往来为法俄结盟奠定了基础。1891年，法国舰队在访问俄国喀琅施塔得要塞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前往迎接，并在《马赛曲》的乐曲声中脱帽致敬，尽管《马赛曲》在俄国一向是严禁演奏的。这显然是对法亲善，对德示威的表示。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两国便签订了“咨商协定”。

1892年，两国在彼得堡签订了“法俄军事条约草案”，1893年底和1894年1月，两国政府以互换外交文件的形式确认了军事协定所规定的军事同盟义务。协约规定，如果德国进攻法国，或意大利受德国支持进攻法国，则俄国当竭尽全力对德国作战；如果德国进攻俄国，或奥国受德国支持进攻俄国，则法国当竭尽全力对德国作战；如果三国同盟的三国或任何一国动员了，法俄获得此种消息后不须等待任何预先的协议，就立即动员它们所有的兵力，使其向边界移动，迅速迫使德国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法国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130万人，俄国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70万或80万人。

法俄协定的矛头，针对三国同盟特别是其盟主德国。法俄协定形成了另一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基础。

英德矛盾的发展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一直奉行其所谓“光荣孤立”的政策。但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德国实力的增强，其“大陆政策”也转变为“世界政策”，使英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英德矛盾日益加深，英国的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英德矛盾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对殖民地的争夺、对海洋霸权的争夺以及在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的竞争。

到1876年，德国还没有一块殖民地，而此时英国殖民地已达到2250万平方公里。到1914年，德国所占殖民地面积仅有290万平方公里，约为英国的十分之一。德国对这种状况非常不满，强烈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瓜分世界，决心从英法手里夺取更多的殖民地，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从19世纪90年代列强分割非洲时起，英德两国就开始了严重的对抗。德国制定了建立从东非到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斜断非洲大陆的“赤道非洲帝国”的计划。而英国早已制定了从开罗到开普敦的“二C计划”，妄图把北非和南非的殖民地联成一片。英德的计划发生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焦点之一是南非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因为这一地区盛产黄金和钻石。英国为了扫除实现“二C计划”的障碍，想用武力吞并布尔人的共和国。在英布冲突中，德国鼓动布尔人同英国对抗，并在布尔人取得一次小胜之后，威廉二世向德兰士瓦总统发电报，祝贺他抵御外国侵犯而保全了他的国家独立。英国认为这是德国在向英国示威，极其不满，英德矛盾顿时激化。

德国在东亚地区的活动使英德矛盾进一步加深，这主要表现为两国在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上的竞争。德国以武力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之后，又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德协定”，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则强占威海卫，并在长江流域继续扩大势力范围。

英德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是中、近东。自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德国就开始向土耳其渗透，派军官训练并改编土耳其军队，向土耳其倾销德国商品，并打算修建一条与欧洲大陆相连的铁路，即巴格达铁路，使从柏林经过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到巴格达连成一线（三B铁路），而且在1880年取得了其中一段的租让权。这样，德国不仅可以控制小亚细亚，把触角伸到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而且可以进而威胁印度。德国直言不讳地叫嚣，“巴格达铁路将替我们开辟到伊朗、阿富汗的道路，而成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英国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因为在它的对外扩张计划中，有着一幅以印度洋为中心，建立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的殖民帝国的战略地图。即以开罗为中心，修筑一条南到开普敦，东经巴格达到加尔各答的战略铁路；在海上，把苏伊士，新加坡和上海三点联结起来。能否占领中近东，是能否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因此，英国联合法国和俄国，竭力阻挠德国计划的实施。由于英、法、俄的重重阻挠，使巴格达铁路工程时兴时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条铁路还有一段未完工。

在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德国也日甚一日地排挤着英国，成为英德矛盾的又一个方面。德国的对外贸易额，在1870～1914年间自1000万美元增至5000万美元，但在1913年的国际贸易销售量中，英国还居第一位，占17.3%，德国居第二位，占12.6%，但英国已经感到了德国的威胁。英国工商业资本家大为德国商品所苦恼，因为在英国本土已有德国商品渐占优势的迹象。

从1880年至1890年，德国资本输出额由30.9亿马克增至34亿马克，而在以后的十年内输出额又增至46.1亿马克。德国资本输出获得的第一个巨大成就，就是获得巴格达铁路的建筑权。在资本输出方面，德国很快追上了英国和法国。1902年，德国在国外的投资只有125亿金法郎，而在1914年已经达到440亿金法郎。

英德矛盾冲突还突出地表现在争夺海洋霸权上。夺取海洋霸权，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几百年来，英国能成为世界霸主，就是因为它一直掌握着海上霸权。德国要争得世界霸权，必须打破英国的海上垄断地位。于是，两国都把扩充海军实力作为争霸的重要手段。德国认为，建立海军是根据德国的需要，“至于是否合乎英国人的心意则毫无关系”，并组织起了“德国海军同盟”，大肆宣传“海权就是霸权，德国殖民之目的，只有在德国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而英国则认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我们是必需品，但是德国的海军从某些方面看不过是奢侈品。如果别的海军国家想加倍努力赶上我们，那么，我们就要采取步骤再超过他们”，“德国的海上霸权是不能够与不列颠的存在并容的”。为此，英德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海军军备竞赛，使两国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到20世纪初，英德之间的矛盾不仅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

三国协约的形成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德国，英国放弃了长期实行的“光荣孤立”的政策，采取了积极结盟的政策。1902年1月，英日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该条约实际上是反对俄国的军事同盟。英国可以假日本之手，削弱自己在亚洲的竞争对手沙俄，加强在远东的地位。但是英日同盟不能帮助英国对付其最主要的敌人德国，因此，英国要寻求在欧洲的伙伴。

德法之间的矛盾促使法国向英国靠拢。德法关系本来就极其紧张，在欧洲大陆两国始终处于武装对峙状态，而在非洲为争夺摩洛哥双方正在进行剧烈的斗争。法国本想得到俄国的支持，但由于俄国正在对日作战，无法抽身，法国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身上。而此时的英国也在积极寻找欧洲的同盟者，这就使英国有可能与法国达成协议。

1900年，英国商会代表团访问巴黎取得成功；接着，一些法国商会代表团也访问了英国，双方开始接近起来。双方有决定性的“亲善”行为是英王爱德华七世在1903年春天访问巴黎，他在访问时对法国人说：“我相信过去两国之间的敌视，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两个国家的繁荣，像我们这样互相依赖。”英王的友好讲话换取了法国总统卢贝6月间的回访。英法关系迅速改善，两国外长开始就殖民地问题进行谈判。1904年4月8日，签订了《英法协定》。英法协定包括三个文件，在三个文件中都规定了两国之间的殖民地问题。协定载明，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的捕鱼权，英国在冈比亚和中非领土问题上向法国作了让步；法国承认埃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同意法国吞并摩洛哥；由英法两国沿湄南河把暹罗一分为二，划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暹罗与缅甸接壤的西部地区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印度支那毗邻的东部地区为法国势力范围；另外还调整了两国在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矛盾。由于英法就殖民地问题达成了协议，两国实际上建立了同盟关系。因此，可以说英法的结盟标志着英国正式同法俄集团勾结起来，准备共同对德国作战。

英法协约的签订为英俄接近创造了条件。英俄一向多仇恨，特别是在争夺远东和近东的斗争中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20世纪初，由于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使这些矛盾有所缓解。这是因为，俄国既已失败，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要求，对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不再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近东，由于俄国的力量受到削弱，英俄在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的矛盾也不如以前那样尖锐了。随着矛盾的缓解，双方往来增加。这一时期，英俄在经济上来往密切，英国对俄国的贷款有所增加。双方能签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德俄关系恶化，英德矛盾的激化，使德国成为英俄两国的共同敌人。

1907年8月31日，签订了《英俄协定》。其主要目的是调整两国在中亚的矛盾。协定共有四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波斯的协定。协定规定，波斯将被划分为三个地区。北部地区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两个地区之间，有一个缓冲的中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双方均可取得租让权。在关于阿富汗的协议中，俄国政府声明，它承认阿富汗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即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在关于中国西藏的协议中，双方约定，不干涉西藏的内政，不破坏它的领土完整，但只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宗主权”。

1893年法俄同盟的成立，1904年的英法协约，再加上1907年的英俄协约，构成了英、法、俄三国联盟，这个联盟又被称为“三国协约”。三国协约的形成使欧洲以前的均势格局发生变化，欧洲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在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中，同盟国一方以德国为主要代表，其实它已经陷入一种孤立的境地，因为意大利越来越靠不住；奥匈这个内部存在着深刻危机的帝国成了德国唯一可依赖的伙伴。在协约国里，英国占主导地位。俄国已在日俄战争中被削弱，国内又发生1905年革命，在经济上，英法的资本又控制着俄国，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附庸。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实质上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德国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英、法之间的对立。

和平裁军和扩军备战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之前，总是施放和平烟雾，其目的是掩盖它们扩军备战的活动和麻痹敌方。19世纪90年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为帝国主义进行新的军备竞赛提供了物质条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积极地进行扩军活动，但它们仍然像以往一样，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战争准备，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天使。在这一点上，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现得最为突出。沙皇政府在1898年8月和1899年1月连续两次向各国发出倡议，要求举行和平会议，声称“这次会议有可能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纪的美好预兆”。沙皇在此时打出“保障和平”、“裁减军备”的旗号，完全是出于它自己的需要。一是因为它财政困难，在军备竞赛中无力与对手竞争，因此，想争取时间，放慢扩军的速度，用这种方法尽可能地限制对手；二是因为俄国与英日为争夺远东矛盾尖锐，特别是它刚刚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它企图以高唱和平的口号来缓和同英日的紧张关系，使自己有时间站稳脚跟。

各帝国主义国家非常清楚沙皇的真实目的，德皇威廉二世一语道破天机：“谁要是拒绝邀请，谁就是破坏了和平。”各国政府谁也不愿意公开拒绝，都假惺惺地表示同意。就这样，在1899年5月18日至7月29日，第一次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6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各国代表在会上大谈裁军与和平，却没有就裁军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决议，连会议发起国的俄国代表也认为不能期望这次会议有什么实际结果，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也夫更是直截了当地称裁军是“乌托邦”。会议仅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陆战法规等三项公约和禁止从气球上投掷炸弹和爆炸物等三项宣言，还决定创立一个“常设仲裁法庭”。这些作战公约成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但会议原来提出的任务，即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方面，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第一次海牙会议没有起到裁军的作用，也没给世界带来和平，人民普遍对这次会议不满。因此在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又召开了第二次海牙会议，参加会议的有44个国家的代表。然而，这次会议同第一次一样，把废除战争作为一种幻想搁在一边，把大量时间放在争论国际法中关于战争的条文；重申了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公约，并通过了有关中立问题及海战法规等十个新公约。两次海牙会议给人总的印象，好像是在一场体育比赛之前制定比赛的规则，而不是要取消这场比赛。因此，这不是什么和平会议，而是战争的筹备会，它预示着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即将来临。

此外，双边和平谈判也在频繁进行，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德之间的谈判。自1905年起，英国就向德国提出裁减海军军备的建议。1908年英德两国又进行了新的谈判，这是英国企图束缚德国的手脚，使其放慢海军扩建计划的措施。在1912年英德之间的海军谈判中，英国企图以在争夺殖民地方面给予让步，来换取德国承认英国的海军优势，使德国放慢甚至停止造船，但没有达成协议。1913年的最后一次谈判，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终于以失败告终。这些谈判都是要束缚对方、欺骗对方，当然就不能什么结果。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鼓噪和平的同时，积极进行扩军备战，进行军备竞赛。

德国为了扩军备战，军费猛增，从1902年至1911年，军费由87，450万马克增至125，900万马克，到1914年，增至324，400万马克。德国在战前拥有仅次于俄国的常备军，拥有51个师，达87万人，同时还训练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以备战争爆发时迅速扩军。此外，德国还增设了飞艇部队，计有6个兵站，飞艇50只。它还拥有大量77毫米速射野战炮。

奥匈帝国也不甘落后，它的军费开支从1902年到1911年由40，160万马克增至54，880万马克，至1914年增至80，000万马克。1912年通过新的军事法案，增加军队20万，其正规部队到1913年达到56万人，并加强了炮兵。

意大利的军费开支也由1902年的28，250万马克增至1911年的47，250万马克。

与此同时，协约国也厉兵秣马，加紧备战。英国的军费开支从1902年到1911年由121，830万马克增至145，240万马克。它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海军方面，但同时也没有放弃陆军，战前，陆军达25万多人。

法国的军费开支也迅速增加，从1902年到1911年由82，720万马克增至105，210万马克，1914年达到150，000万马克。为扩大兵员，1913年把服役年龄由原来的21岁至44岁改为20岁至48岁，把两年兵役制改为三年，使其常备军增加50%，达到80万人；并用新发明的75毫米野战炮装备陆军。

俄国虽然经济困难，有些力不从心，但它也决不甘心落在其他帝国主义后面，它利用法国贷款扩充军备。从1902年到1911年，俄国的军费从87，450万马克增加到125，100万马克，1914年竟达到183，400万马克。1913年，俄国把服役期延长三个月，并聘请法国霞飞将军为其改编军队出谋划策。它的陆军总数居欧洲列强之首，已达130万，但它还通过扩军法案，准备将常备军扩充到230万。并着手重建波罗的海舰队，加强黑海舰队。

在海军军备竞赛方面，尤以英德两国最为突出。德国感到，要同英国争霸必须掌握制海权，因此，威廉二世叫嚣“德国的未来在海上”。1898年，德国通过了为期20年的庞大海军建设计划，两年后又把这个计划扩大了一倍。德国的海军扩充，使英国的“双强标准”遭到冲击，英德两国开始了疯狂的海军竞赛。1906年，英国第一艘18，000吨级的巨型装甲舰“无畏号”下水，德国不甘示弱，很快就造出了无畏舰。1908年，英国批准造好的无畏舰是12艘，德国是9艘；老式装甲舰英国是63艘，德国是26艘。由于新型战舰的出现，旧式军舰的作用已大大降低，因此，德国的海上力量仅稍稍落后于英国。但德国仍不满足，同年通过第四次海军法案，规定从1908～1911年每年建造四艘无畏舰，从1912年到1917年，每年建造两艘。德国的急起直追对英国海上霸权的威胁与日俱增。英国决定，德国每造一艘大型军舰，英国就造两艘，以保持“双强标准”。到1914年，德国已拥有各种新战舰共232艘，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海上强国。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是连结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最近通道，直布罗陀海峡、黑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是控制这条海道的咽喉。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在这里激烈展开，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地中海地区多次出现紧张局势，主要有1905年到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年至1912年的意土战争以及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

20世纪初期第一次重要的国际危机是由德法对摩洛哥的争夺而引起的。在1904年的英法协约中，英国认可摩洛哥“行动自由”，法国便借此加紧了对摩洛哥的控制。1905年1月，法国向摩洛哥提出一个对摩洛哥的行政、军事、财政等方面进行“改革”的方案，如果摩洛哥接受这一方案，无异于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受法国的保护。德国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如果法国在地中海的势力不断扩大，必将威胁德国的称霸计划。所以德国指使摩洛哥政府予以拒绝。此外，德国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想以此来试验一下英法协约的效力，向法国指明，在紧急关头，英国不会支持法国。1905年3月底，德皇威廉二世到达摩洛哥，对摩洛哥素丹进行礼节性访问，并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他声称，摩洛哥素丹是独立国家的君主，因此他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并要求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绝对平等”，实际上是在否认法国的特殊权益。德皇公开宣称，德国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强国统治摩洛哥，它将对这件事进行不惜一切的抵抗。

法国对于德国在摩洛哥的挑战，开始是坚持对抗的态度。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认为，英法协约签订后，英国将支持法国的立场。事实的确如此，英国政府认为，法国是否向德国屈服，是它靠向德国还是靠向英国的问题，因此它忠告法国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不要对德国让步，并对法国保证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英国将派遣10万或11.5万军队支持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于1905年6月派军舰去摩洛哥对德国进行恫吓；德国也不示弱，首相比洛向法国大使提出警告说，“如果法国军队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就立时越过法国边界。”德法关系一时非常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但没过几天，德国强硬的态度就软了下来，同意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利益”。这是因为，德国看到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支持德国，而且英国又明确地站在法国一边，再加上自己也确实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法国政府也认为，英法协约还不稳固，虽说英国答应支持法国，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英国的海军没有轮子……不能保卫巴黎”。而且法国自己也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因此，法国政府决定让步，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被迫辞职，同意在国际会议上审查摩洛哥问题。

1906年初，讨论摩洛哥问题的会议在西班牙的阿耳黑西拉斯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个国家。会上，俄、英、美等国都支持法国，甚至意大利都不支持自己的盟国—德国，而支持法国，只有一个奥匈帝国勉强支持德国，德国陷入孤立。会议声称，承认摩洛哥“独立”，各大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平等。但摩洛哥的财政由国际监督，它的警察组织和治安工作由法国和西班牙分别管理。这说明，法国在这次外交会议上取得了实际意义的胜利，促进了英法关系进一步加强，法俄联盟也进一步巩固了，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也有了改善，特别是它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摩洛哥进行控制和干涉。会议的结果与德国的愿望相反，不但没有达到打击法国、削弱英法协约的目的，反而使自己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境地。

波斯尼亚危机摩洛哥危机以后，1908～1909年在巴尔干又发生了波斯尼亚危机，它反映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尔干地区的尖锐矛盾。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虽由奥国占领，但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仍属土耳其版图。1908年，土耳其发生革命，奥国就乘机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大部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的亚人，奥匈帝国的扩张行径激起了南部斯拉夫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塞尔维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十分高涨。它一向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看作是它未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强烈反对奥匈吞并波、黑两地，要求以武力抵抗奥匈侵略。

奥匈帝国胆敢公然侵吞波、黑地区，是因为它既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又得到了俄国的默许。1908年9月，俄奥两国外交大臣在布赫劳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秘密协议：俄国同意奥匈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匈则同意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俄国舰队开放。这是一次为分割巴尔干势力范围而进行勾结的会议。英法两国对这个秘密协定极为不满，它们认为，如果开放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个海峡，那就应该使欧洲各大国享有同等的权力，两个海峡不能单独对俄国舰队开放，而这是俄国绝对不能同意的，它宁可自己得不到海峡，也绝不许英法染指该地区。

由于海峡问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也就是俄国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奥匈先行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使俄国非常恼火，向奥匈提出抗议，并以自己是斯拉夫人的“保护者”的名义，转而支持塞尔维亚人抵抗奥匈，奥匈则力图用武力压服塞尔维亚。1908年11月奥匈帝国宣布部分动员，向塞尔维亚边境集结军队，进行威胁。12月，德国公开声明无条件地以武力支持奥匈，认为“这是和俄国算账的最好时机”。土耳其政府对奥匈吞并波、黑两省，开始时提出强烈抗议，但由于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只得于1909年2月与奥匈签订协定，土耳其以250万英镑的代价，放弃了自己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名义上的主权。

1909年3月，德国要求俄国敦促塞尔维亚承认奥匈吞并波、黑两省的既成事实，而且威胁俄国说，如果沙皇政府继续支持塞尔维亚，那么俄国“将不仅要同奥匈作战，而且将同德国作战。”沙皇俄国认为自己对德奥开战的准备和力量都不足，同时又没有得到英法的有力支持，只好对德奥让步，表示接受德国的要求，同时又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强迫塞尔维亚放弃反抗奥匈侵略的战争准备和停止一切反奥活动，塞尔维亚被迫屈服。这次危机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也使奥匈和塞尔维亚的敌对关系更趋尖锐，埋下了发生萨拉热窝事件的火种。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过去不久，德法两国又在摩洛哥发生了新的冲突。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的近郊发生了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法国以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镇压起义，在5月占领了非斯。摩洛哥就这样完全落入法国的掌握之中。

德国认为，法国的行为损害了它在摩洛哥的利益，所以不能容许法国独占摩洛哥，企图分割到一部分土地，或在别处殖民地上得到补偿。于是在1911年7月1日，德国驻巴黎大使交给法国外交部长一份备忘录，声称因摩洛哥的“混乱”，使德国侨民感到不安，德国政府决定派一艘军舰到阿加迪尔港，以便救助侨民和保护德国的利益。同日，德国军舰“豹号”抵达阿加迪尔港，并暗示要到法国撤兵之后“豹号”才会离开。还将军舰上的炮口对准阿加迪尔，进行威胁。这一事件被称为“阿加迪尔的豹的跳跃”。德法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接着，双方就此问题开始谈判。法国态度强硬，法国大使向德国外交大臣说：“假如您想在摩洛哥分得一杯羹，那末还是不谈为妙，法国舆论是不会同意和你们瓜分摩洛哥的。你们可以去别处寻找嘛。”德国则提出，割让全部法属刚果作为补偿，但遭到法国的拒绝，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德国派柏林号巡洋舰去摩洛哥，进行恫吓，情势十分紧张，战争气氛越来越浓。

英国容不得德国在接近直布罗陀海峡入口处插足，唆使法国坚决反对德国的要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如果德法两国发生战争，英国一定参战。”7月21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又发表声明，决心站在法国一边，接受德国的挑战。由于英国强硬的态度，加之德国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不得不降低要求。11月，双方签订了协定：法国保护摩洛哥，但商业上仍实行门户开放；为补偿德国，法国把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随后，德国军舰撤离阿加迪尔港。经过几个大国的肮脏交易，以牺牲摩洛哥利益渡过了这次危机。危机虽然过去了，但德国极端仇视英国的干涉，加剧了英德对立。德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太少，积极地准备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

意土战争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意大利突然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意大利早就蓄谋染指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这里虽然荒凉，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的黎波里地处北非地中海南岸，和西西里岛遥相呼应，监视地中海的较狭窄的海面。意大利把占领的黎波里看作是夺取地中海霸权和向北非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夺取这块土地，意大利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早在1902年，意大利就同法国订有秘约，在的黎波里问题上法国有支持意大利的义务。在1909年的拉康尼兹协定中，俄国也保证给意大利同样的支持。最后意大利便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趁火打劫。

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突然向土耳其发出要求割让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最后通牒，说该地区在土耳其统治下既无秩序又贫困，而且有反对意大利侨民的行为，意大利为“保护自己的声誉和利益，决定军事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还要求土耳其“防止对意大利军队的任何抵抗行为”。土耳其拒绝了这些屈辱的要求，意大利便对土耳其开战。意大利指挥部决定进行迅速的军事打击，以期土耳其不能作严重的抵抗就投降。的确，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很快就击败了土耳其在的黎波里的少量警备部队，并占领了的黎波里的沿海地带；但后来当地居住的阿拉伯人对意大利的入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使意军未能向腹地继续推进，战争拖长了。

为了对土耳其增加压力，意大利舰队炮轰贝鲁特和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请求列强出面调停，毫无结果。俄国借此机会再次提出黑海海峡单方面向俄国舰队开放的要求，由于英、法、德反对，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战争一直延续到1912年巴尔干战争开始时才结束。10月15日在洛桑订立和约草案，18日，正式签订了《意土和约》，土耳其被迫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割让给意大利，使这一地区变成了意大利一个新的殖民地——利比亚。

两次巴尔干战争意土战争结束之时，在巴尔干半岛上又爆发了新的战争。早在19世纪，巴尔干半岛就形成了许多独立国家，但直到20世纪初，土耳其仍然控制着巴尔干的大片领土，许多巴尔干人民仍处在土耳其暴政统治之下。意土战争加速了巴尔干各国反土耳其力量的结合。1912年3月，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5月，保加利亚又和希腊签订了同盟条约；8月，门的内哥罗加入了这个同盟，于是形成了四个巴尔干国家的同盟。这个同盟是巴尔干各国封建君主的联盟，但由于它领导巴尔干人民反对土耳其的统治，因此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

1912年10月9日，门的内哥罗首先对土耳其宣战，10月17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参战，翌日，希腊也参加了对土耳其的战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全面爆发。最初的军事冲突就已经表明，巴尔干同盟国较土耳其居优势，它们很快打败了土耳其。保加利亚军队推进到伊斯坦布尔附近，希腊占领了萨洛尼卡，塞尔维亚占领马其顿大部、阿尔巴尼亚北部和新巴萨尔。1912年11月，阿尔巴尼亚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土耳其在当地的政权；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宣告独立。土耳其失去了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土地，面临着军事上的全面崩溃。

11月3日，土耳其要求列强调停议和，帝国主义乘机干预巴尔干战争。德奥两国不愿塞尔维亚强大，表示在塞尔维亚问题上不能让步；俄法则支持塞尔维亚，因为它是俄国在巴尔干的主要依靠，俄国并因此进行了局部动员。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夺，尤其是俄、奥的对立，巴尔干形势十分紧张。到11月末，巴尔干战争有转为德、奥对俄、法的欧洲大战的危险。只因俄国准备不足，被迫让步。德国也因英国表示如果事情演变到有法德参加的欧洲战争时，则英国可能不保守中立，而改变立场，所以奥匈帝国也不得不同意把这次争端交付国际会议去解决。

1912年12月，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欧洲列强操纵了这次会议，俄、法支持巴尔干同盟，德、奥则在背后给土耳其撑腰。1913年1月，土耳其国内发生政变，战事再起。3月13日，保加利亚军队攻陷亚得里亚那堡，伊斯坦布尔又在危急中，土耳其被迫再次求和，恢复了伦敦谈判。5月30日，签订伦敦条约。土耳其将伊诺斯—密地亚一线以西的属地让给巴尔干各国。至此，它在欧洲500年来所有的领土完全丧失，只保留首都孤城和它附近的地方。阿尔巴尼亚在各大国“保护”下独立。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次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使原来土耳其奴役下的一些巴尔干人民获得解放。

巴尔干同盟虽然取得了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但由于战果分配不均，同盟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希腊得到马其顿南部及克里特岛，塞尔维亚得到马其顿北部与中部，保加利亚得到色雷斯及爱琴海沿岸。塞尔维亚没有得到出海口，要求保加利亚给予补偿，而保加利亚则自恃作战有功，拒绝作出让步。1913年6月1日，塞尔维亚和希腊结成反保同盟，罗马尼亚随后也加入了这个同盟，准备对保作战。保加利亚先发制人，在奥匈的怂恿下，于6月29日向塞尔维亚和希腊宣战。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站在塞尔维亚一边作战，不久，土耳其也加入反保战争，想乘机捞回一些它在上次战争中的损失。这就展开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是争夺领土的王朝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仅进行了一个月保加利亚便战败求和。

1913年7月30日，和会在布加勒斯特开幕，8月11日，保加利亚就同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和约；9月29日，保土和约也签订了。塞尔维亚几乎完全得到了在此以前保加利亚从土耳其手中夺得的那一部分马其顿领土；南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划归希腊；南多布鲁甲划归罗马尼亚；东色雷斯一部分，连同埃迪尔内，划归土耳其。结果，保加利亚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所获得的领土，只剩下了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一小部分。

两次巴尔干战争，使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民基本上摆脱了土耳其的民族压迫，推动了还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要求和塞尔维亚合并，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但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了奥匈和沙俄等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它们取代了土耳其的势力，逐渐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形成了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局面。奥匈不仅阻止塞尔维亚的扩大，并企图消灭年轻的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视为自己在巴尔干争霸的前哨阵地，竭力支持塞尔维亚对抗奥匈。这就加剧了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巴尔干的争夺，使其成为最敏感、最易爆发战争的地区。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的爆发20世纪初期的地中海地区频发的危机和连年不断的局部战争，预示着大战即将到来。这是以英、德为首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然结果，它们都想用战争手段打击对方，壮大自己。萨拉热窝事件便成为了大战爆发的导火线。

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弗兰兹·斐迪南是一个积极主张进行战争的军国主义代表人物，他极力鼓吹对塞尔维亚进行“预防性的战争”；在政治方面主张修改宪法，废除奥匈帝国的“二元制”而改行“三元制”，也就是使帝国所统治的南斯拉夫人同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有所谓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其实质是要像统治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一样，牢牢地控制南斯拉夫人，在表面上却用“政治地位平等”来麻痹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斗争意志。因此，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认定斐迪南皇储是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对其深恶痛绝。

奥匈帝国为了向塞尔维亚炫耀武力，进行威胁，决定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把塞尔维亚作为假想敌。奥匈帝国的这种蓄意挑衅行为，引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怒，一个名为“黑手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军人团体决定打击奥匈侵略者的气焰，以刺杀皇储斐迪南为手段。他们在塞尔维亚准备好了之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几名受“黑手党”影响的波斯尼亚青年。他们虽然是奥匈国民，但都是塞尔维亚族人，具有强烈的反奥思想。在“黑手党”成员的协助下，潜回波斯尼亚，作了精心的布置，等待刺杀时机的到来。

1914年6月28日，在检阅完军事演习后，斐迪南偕同妻子乘敞蓬汽车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市政厅。当车队行驶到闹市中心时，事先埋伏在路旁的波斯尼亚青年查卜林诺维奇向斐迪南乘坐的汽车投掷了一枚炸弹，但没有命中，只炸伤了一名随从军官。当斐迪南夫妇参加完市政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乘车返回，行驶到一个街口转弯处，车速放慢时，隐蔽在路旁的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波，急步上前，用手枪对准斐迪南夫妇连发两枪。斐迪南头部被击中，当时毙命，其妻子被击中腹部，倒在血泊中，不久死亡。萨拉热窝事件点燃了欧洲的火药库。

奥匈本来就一心要吞并塞尔维亚，斐迪南被刺正好提供了一个发动对塞尔维亚战争的借口。但调查的结果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并未参与谋刺活动。尽管如此，奥匈还是要以此事件为借口来发动战争。奥国的战争意图得到德国的大力支持。德皇威廉二世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坚决主张奥国应迅速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而“不必踟蹰”，“要么立即清算，要么永远不”。德国还用外交方式使奥国大使确信“德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有了德国的支持，奥匈更是有恃无恐，它也认为这是侵吞塞尔维亚的极好机会。6月29日，奥匈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声称必须立即开始军事动员，外交大臣也叫嚷说：“现在是到了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候了。”

在协约国方面，沙俄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并竭力阻止奥匈吞并塞尔维亚以维护它自己在巴尔干的利益。沙俄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将有利于俄国夺取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法国向俄国保证，如果俄国与德国发生战争，法国定将履行自己的同盟义务，并指示法国驻俄国大使一定要使俄国“坚定，我们一定支持它”。英国则玩弄狡猾的外交伎俩，它一方面向德国表示要尽可能防止大国间的战争，断然说沙俄是爱好和平的，如果发生纠纷，英国一定尽一切可能“防止暴风雨”。另一方面又鼓励俄国积极备战。这就给德奥造成一种英国不会马上卷入战争的错觉，增强了它们发动战争的信心。

经过与德国的密谋之后，关于战争的问题已经确定了。奥匈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向塞尔维亚提出其无法接受的要求，如何把军事冲突的责任从奥匈方面转嫁到塞尔维亚身上。1914年7月23日晚，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指责塞尔维亚政府纵容恐怖行动和支持反对奥匈的运动，并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求塞尔维亚取缔一切反奥组织，禁止一切反奥宣传，按照奥政府提供的名单从军队和政府中肃清反奥的文武官员，由奥方派代表到塞尔维亚境内追捕和审判与谋刺案有关的“凶手”等等。限定在48小时以内答复。满足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塞尔维亚将失掉自己的主权，沦为奥匈的附庸。塞尔维亚政府一方面向各国使节申诉塞国政府不能接受奥国要求的理由，一方面向沙俄求援，并表示“除死战外，别无可为”。而此时沙俄政府却想以牺牲塞尔维亚来求得同德奥的暂时妥协，劝告塞尔维亚把军队调开，放弃抵抗，并要求它在答复奥匈最后通牒时尽量委屈求全。由于沙俄违背了支持塞尔维亚的诺言，塞尔维亚政府认为自己无力单独抵抗奥匈的进攻，不得不忍辱求全，于7月25日晚最后通牒时效到期之前，向驻塞尔维亚的奥国大使递交照会，表示接受最后通牒中的大部分要求，仅因最后一项“破坏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而有所保留。虽然塞尔维亚政府的答复已经表示了它平息冲突的决心，但决心对塞尔维亚开战的奥匈仍宣布说，它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断绝了奥塞之间的外交关系，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是日午夜，炮击贝尔格莱德，开始了军事行动，此后，事态急剧发展，各国纷纷动员、宣战。

俄国原想以牺牲塞尔维亚来暂时避免与德奥作战，不料奥匈仍对塞尔维亚宣布了战争。尽管它还未完全准备好，也不得不提前行动，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12小时内取消总动员令。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同日，法国下令总动员；8月3日，德国以法国飞机侵犯德国领空和法军挑起边界冲突为借口对法国宣战。8月1日，德军占领卢森堡，2日下午又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准许德军过境，借道进攻法国。只有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坚决地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英国请求援助。英国政府决定利用这次请求作为参战的主要理由，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不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德国的外交大臣的回答是不能给予这种保证。8月4日晚11时20分，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他已经向所有的海洋发出无线电报，命令英国军舰对德作战。8月5日，门的内哥罗加入塞尔维亚方面作战。8月6日，奥匈帝国正式向俄国宣战。这样，欧洲各帝国主义大国，除意大利还在动摇外，都卷入了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中。

在欧洲爆发的军事冲突，很短时间内就蔓延到远东和近东。日本为扩张在东亚的势力也趁火打劫，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走中日领海内的德国海军，于9月15日以前“无条件和无代价”地把胶州湾交给日本，遭到德国拒绝后，日本就借口履行“英日同盟”的义务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土耳其早已亲德而疏远协约国家，于8月2日同德国签订密约，帮助它去防御沙俄。10月29日，土耳其的兵舰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等俄国重要港口。沙俄随即于11月2日对土宣战。英、法也于11月5日对土耳其宣战。

从1914年7月28日起，历时仅三个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就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德、奥、土为一方，俄、法、英、日、比、塞及门的内哥罗为另一方。到1918年，共有31个国家参加了战争。战争范围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这次战争是几十年来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交战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但各参战国都用“正义战争”、“保卫祖国”等美丽辞藻掩盖自己掠夺政策的本质。

德国首相曾发表声明说：“别人嫉妒德国的富强，因此想把锁链加在德国身上。我们为了欧洲的和平而战争。”德国的报刊也写道，德国在东方作战是为了反对帝俄专制统治，推进西欧文明；在西方作战是为了预防法国的进犯。德国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声称即使德国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法国也要侵犯。俄国声称自己是被迫作战，纯系反抗德、奥进攻。法国则说，德国未经宣战就进入了法国领土，从而破坏了国际公法。法国总统说：“法国再一次为人类的自由、理性和正义而斗争。”英国参战时则强调德国破坏了庄严的国际条约，英国是为了捍卫比利时的中立，反对强大民族欺凌弱小民族。

德国参战的目的，是要彻底重新瓜分世界，夺取英、法、比利时等国的殖民地，建立一个从北海、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德意志帝国”或“中欧帝国”。它的范围包括比利时、荷兰、法国的一部分、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有巴尔干国家和西亚地区。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经济同盟，把俄国挤到亚洲去，并使其成为德国的农业附庸国。在海上打垮英国的垄断地位；在非洲、太平洋和南美夺取英、法、葡、比等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奥匈帝国则想使塞尔维亚沦为其附属国，夺取通往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出海口，把奥匈二元帝国扩大为三元帝国。

在协约国方面，英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保住世界霸权，同时掠夺更多的殖民地；消灭德国海军，打垮德国这个世界市场上最危险的竞争者；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并巩固在埃及的统治。法国要在战争中洗刷1870年普法战争中失败的耻辱，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侵占德国的萨尔煤铁矿区，恢复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沙皇俄国则要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伊斯坦布尔，使黑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意大利则要瓜分北非，建立在地中海中的霸权。

由此可见，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别国领土，奴役别的民族，镇压革命运动，转移国内阶级矛盾，打击竞争者和争夺世界霸权。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应当指出的是，塞尔维亚是被侵略国家，它的参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反对侵略和民族解放的因素，它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但对整个战争而言只具有从属的意义，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

双方的战略计划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都对这场世界大战作了充分准备。德国拥有一支庞大的装备较好的陆军，奥匈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依附于德国，两国陆军人数达623万人，且兵力集中，装备精良。英、法、俄三国兵力达873万人，并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英、法舰队可以对德、奥实行封锁，断绝他们的海外联系，但英、法的兵员分散，装备较差。从战争的后备力量来看，德、奥、土、保四国的人口为1.45亿，其领土连成一片，兵员调集方便、灵活；但它们能支配的只有本国的资源和用战争手段夺取的被占领国家的资源。英、法、俄、意四协约国人口达2.88亿，但较分散；但它能广泛利用殖民地和中立国的资源，有利于长期作战。

欧洲一直是大战的主要战场，共有三条主要战线：西线是英、法对德战场；东线是俄国对德、奥战场；南线是奥匈对俄国与塞尔维亚战场。

德国的作战计划是，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实行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速决战。这种战略思想是根据战前总参谋长施里芬在1905年制定的计划而形成的。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是集中很大部分兵力，在四周至六周内迅速击败法国，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然后调过头来对付俄国，争取在两三个月内赢得整个战争。“施里芬计划”规定，在东线对沙俄军队采取守势，只用9个师配合奥军进行防御。在西线集中78个师进攻法国。西线的左翼即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只布置了8个师；其余的70个师则集中于右翼，企图出其不意地通过中立国比利时和荷兰，越过未设防的法国北部，沿海岸线迅速推进，强渡塞纳河，经鲁昂北部折向东南，从西南和南面包抄巴黎，形成钳形攻势，这样就可以把法军围歼在右冀纵队的“铁锤”与左翼纵队的“铁砧”之间。然后把主力部分调到东线，会合奥军，以同样的闪击方式全歼俄军。战争爆发时，由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对施里芬计划作了一些修改。西线右翼部分只有52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比前计划少了11个师，左翼增至15个师，同时东线的力量也有所加强，两线进攻的力量被削弱了。

奥匈为配合德国的攻势，在1909年拟定的作战方案中，把战略重点放在对付俄国。将全部兵力分成三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布置在加里西亚地区；第二方面军驻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边境；第三方面军配合进攻塞尔维亚，同时支援第一方面军。

协约国方面的计划是指望俄、法两国同时在陆上对德国展开进攻，迫使德国在两线分兵作战。法国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莱茵河左岸。在1914年4月，法军总司令霞飞完成了“第十七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法军在德法边境共配备5个集团军，其中包括79个野战师、后备师和10个骑兵师。第一、二两个集团军放在战线的右冀，第五集团军放在左翼，第三集团军部署在凡尔登地区，目的是把左右两翼联为一体，第四集团军放在第三集团军背后，处于二线的位置，起接应作用。

俄国在1910年制定了第十九号作战计划，规定西部边境分为两条战线，分别对付德国和奥匈。在俄国的西北战线，部署了19个野战师，11个后备师、9个半骑兵师；在西南战线总共配置了33个半野战师、13个后备师和18个半骑兵师。此外还在彼得堡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罗马尼亚、黑海沿岸部署了防御部队。

英国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上，因此它制定了周密的海上作战方案，并同法国进行了分工：法国负责地中海的防卫和战斗，英国则在北海对德国海岸的所有海军基地和港口实行封锁。另外，英国组织了十二万多人的远征军和十六万多人的后备部队，集结在法国北部，由法国参谋部统一指挥。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1914年的战争进程1914年的战争是以德国速决战破产为特征的。在西线，德国出动了5个集团军，150万人向法国大举进攻。8月2日，对卢森堡不宣而战；8月3日夜侵入比利时，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德国本想迅速通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北部，但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被德国称为“巧克力兵”的比利时军队，在列日同德军对抗了三天，使德军以四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夺取了这座城市，直到8月20日，德军才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是德军速决战的首次受挫。从8月21日起，德军右纵队沿卢森堡—那慕尔—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一线，分五路向法国北部挺进，21日至24日，双方在沙罗瓦会战，法军失败而退。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登陆以后于8月23日在蒙斯和德军交锋，也被德军击败。此后德军迅速推进。8月25日占领那慕尔，27日占领隆维，9月1日占领苏瓦松，2日占领拉昂，3日占领维兰斯，前锋距巴黎仅十几公里，法国政府匆忙迁往波尔多。巴黎危在旦夕。

法国虽然丢城失地，一路败退，但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失，经过修整和补充，准备反攻。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后，法军开始向巴黎地区集结，在巴黎设防，由加利埃尼将军指挥。9月3日以后，德军右翼第一、二集团军之间50公里的暴露地带，被英法联军插入，出现了有利于法军的情况，战局改观。4日，法军统帅霞飞抓住战机，下令同德军决战。9月5～9日，英法联军同德军会战于凡尔登和巴黎之间的平原上，这就是著名的马恩河战役。英、法6个集团军，德国5个集团军，共约200万人参加了战役，双方大约投入了600多门重炮和6000门轻炮。在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双方展开了激战。法军死亡21，000多人，受伤120，000多人；德军死亡43，000人，受伤173，000人。10日晚，德军全线退却，霞飞向全世界宣布“马恩河战役以得到无疑的胜利而结束”。这次战役使巴黎的危势得以扭转，稳定了西线，德军的迅速推进被遏止，德国六周内打败法国的计划宣告破产。德军统帅小毛奇因马恩河战役失利而被撤职，由法尔根汉继任德军参谋总长。

马恩河战役以后，西线的主要战斗是“奔向海岸”，即争夺法国北部多佛尔海峡沿岸地区。法军经过亚眠向北急进，企图包抄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右冀，德军加以阻击，不断发生战斗。双方先后参加战斗的共有百个以上的步兵师和西线所有的骑兵。德国所研制的飞艇也投入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夺，德军占领了比利时西北部以及首都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奥斯坦德等重要城市。还深入法国东北部，共占领2.1万平方公里，是法国领土的二十分之一。但德国切断英法交通线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到12月，双方各自挖掘战壕，修筑工事，西线的军事进攻几乎停止，呈胶着状态。双方之间形成了一条稳定的战线：从凡尔登向西边延伸，西至努瓦荣然后转向北直到海岸；从凡尔登向南边，过圣米耶尔突出部，大致经当时法德边界到瑞士边境。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

1914年在德奥与俄国之间的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罗马尼亚边境的东线战场有两次大的战役，即俄、德之间的东普鲁士战役和俄、奥之间的加里西亚战役。

东普鲁士战场即俄国的西北战线，德国在此部署了约三十万人的兵力，以防止俄国的进攻；俄国兵力约等于德国的两倍。为了配合西线作战，俄国在未完成动员的情况下，于8月中旬便向东普鲁士的德军发起了进攻。17日越过边界，20日在冈比宁战役中获胜，德军被迫撤退，伤亡达三分之一。俄第二集团军于23日越过边界，蜂拥而来。德军新任东线总司令兴登堡及参谋长鲁登道夫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于26日至28日包围了俄第二集团军，俄军统帅于29日夜自杀，部队全部被歼。接着，9月11日，德军又攻下俄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13日，俄军退出东普鲁士，虽然避免了被围歼，但损失了11万人，德军乘胜渡过尼门河，进入俄属波兰领土。东普鲁士战役以俄国失败而告结束。

俄军在东普鲁士失败的时候，在西南的加里西亚战场却取得了胜利。俄军集中了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在三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向奥匈军队发动进攻，奥军抵挡不住，接连败退。到9月底，俄军占领全部东加里西亚及布科维纳，到达喀尔巴阡山麓。以后进行的华沙—伊凡哥罗德之战、罗兹之战，俄军连连取胜。到12月中旬，双方都停止了进攻。于是东线同西线一样，也呈现了近于阵地战的状态。

1914年的东线双方互有胜负，德军虽然取得了东普鲁士战役的胜利，但这个胜利迫使它从西线调来援军，从而扩大了东线的战争规模，越来越深地陷入两线同时作战的境地。

南线是塞尔维亚对奥匈的战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唯一的正义战争。8月13日，奥匈军队越过德里纳河，开始侵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口不多，经过战争动员，兵员达40万人，但只有10万支步枪，其他战备物资也极为缺乏，但塞尔维亚人民士气高涨，抗战英勇。仅经过四天的战斗，奥匈军队便被逐回德里纳河对岸。虽然以后奥匈军队又发动两次进攻，甚至在11月17日占领贝尔格莱德，但不过一个月，塞军便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奥军在巴尔干战场损失了二十八万多人。从此直到1915年10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巴尔干基本上保持着静寂的状态。

除欧洲三条战线外，战争也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10月29日，德、土舰队炮轰俄国黑海港口，袭击俄国船只。31日，俄军自高加索侵入土耳其国境，土耳其第九军被围投降，第十军全部被歼。随后，俄国进兵占领伊朗的阿塞拜疆。虽然伊朗政府已发表了中立的声明，但交战国集团对这个声明没有理睬，依然在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英国也派兵到波斯湾，向美索不达米亚推进。12月，英国宣布埃及脱离土耳其统治，把它变成自己的保护国。

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后，不派一兵一卒到欧洲作战，却在远东地区趁火打劫。9月初，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包括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那群岛。同时侵入中国领土山东半岛，占领德国租借地青岛。

1914年海上作战的规模不大。12月8日，英国海军在福克兰群岛水域击溃了德国的巡洋舰队。在北海，8月28日，英国海军袭击赫尔戈兰港，取得成功，战斗中英国只有一艘巡洋舰受伤，而德国有三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俄罗舰队在黑海也取得了对德国海军的胜利。

1915年的战争进程1915年1月底通过的德奥年度战局计划规定，在西线，从新港到瑞士边境长700公里的陆地上进行积极防御；在东线，德奥军队合同作战，旨在击溃俄军的猛烈进攻，迫使俄国投降，然后把军队调往西线，歼灭英法军队。所以从1915年初起，德军就从西线抽调大量部队增援东线。在1～3月的战役中，双方互有胜负，俄军在马祖尔湖被德军击败，从东普鲁士撤了出来，但俄军也击溃了装备较差的奥匈军队，巩固了在加里西亚的地位，占领了喀尔巴阡山上的几条通道，威胁到匈牙利。

德国力图要实现其战略意图，继续在东线增兵，到4月末，德军已在维斯瓦河上游和喀尔巴阡山之间集中了雄厚的兵力，包括16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1410门野战炮和1000门重炮。5月2日德军突然在西部加里西亚果尔利策宽约三十公里的地方突破俄国的防线。俄军遭此突然袭击，指挥和军需供应一片混乱，正面前线每门炮每天只有一两发炮弹可供发射，出现了“炮弹荒”。前线部队不断要求“紧急供应”，但情况没有丝毫好转。不得已俄军被迫在160公里宽的战线上匆忙后退。德军迅速推进，直到9月下旬，德军的进攻才缓慢下来。

总计东线五个月的战争结果，俄国放弃了布科维纳、加里西亚、波兰、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从此，东线又转为阵地战。德奥军所防守的战线，北起里加湾，南到布科维纳。俄军的节节败退，使战线大幅度东移。但是德军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它没有摧毁俄军，也没能使德军统帅部抽调其东线的全部兵力转移到西线去。

在西线，英法军队多次发动进攻。由于这些战斗都是在极其狭窄的战线上进行的，目标很小，所以收效甚微。2月16日至3月17日，英法军发动了香槟战役，但未能突破德军防御阵地。

德军为了反击英法军的进攻，并掩护军队向东线调动，于4月22日发动了伊普尔战役。在战役中，德军公然违反海牙国际公约，首次使用毒气，但没有收到太大效果。

为了减轻东线俄军的压力，9月，英法联军在阿土瓦和香槟再次发动进攻。这一次英军也使用了毒气，但几次进攻，前进的步幅不大，被迫停止了攻势。从11月开始，西部战线逐渐沉寂下来，再一次转入阵地对峙。在1915年的战役中，双方虽然都损失惨重，但阵地没有太大的变化。

意大利虽是同盟国的成员，但在战争爆发后却宣布中立，实际上是与交战国双方进行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协约国满足了意大利的欲望，于1915年4月26日在伦敦签订了英、法、俄、意协定，按照这个秘密协定，意大利将得到蒂罗尔南部，特伦的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及小亚细亚的部分领土。协约还规定了意大利应于一个月内参战。5月4日，意大利宣布废除同奥匈帝国的同盟条约，5月23日向奥匈帝国宣战。这样一来，欧洲就形成了第四条战线，即意大利对奥匈的战线。意大利动员了39个步兵师对奥匈作战，从6月29日到12月10日，在依崇佐河畔发起四次进攻，损失了近三十万人，但只取得局部胜利，把战线最多推进了20公里，因此，没有达到协约国要意大利吸引德奥军队的预期要求。年底，意奥战线也转入阵地战。

战争初期，保加利亚宣布“严守中立”，其实是在坐山观虎斗。到1915年下半年，保加利亚政府认为同盟国必胜无疑，遂于9月3日和德、奥、土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6日又和德、奥签订了军事协定。保加利亚撕去了中立的假面具参战，对塞尔维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塞尔维亚只有20万军队，而在奥塞边界和波斯尼亚却集中了35万德奥军队，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边界有30万保加利亚军队。虽然在战役开始后，有12.8万英法援军在萨洛尼卡登陆，但他们只以此地为桥头堡，准备将来的战斗，不能直接援助塞尔维亚，力量如此悬殊，胜败可以预料。10月5日，德奥大军开始进攻，9日占领贝尔格莱德，同时奥军从波斯尼亚进攻。保加利亚于10月14日正式宣战，于11月5日占领尼什，截断塞军退往萨洛尼卡的道路。塞尔维亚军队虽英勇血战，但很快就被完全击溃，其残余的12万人退守希腊的科孚岛。塞尔维亚被打败以后，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同盟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1915年两大联盟的海军行动并未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双方在海上都没有展开决战。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英、德两国巡洋舰队在北海的一次战斗，英国获胜；另一次是协约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斗，协约国失败。英国海军继续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德国企图借助潜艇打破封锁，虽未成功，但对协约国的海上交通线构成了很大威胁。

1916年的战争进程1916年是大战关键性的一年，交战双方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本国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这一年，德国又把战争重点放到了西线，所以在西线发生几次大战。俄国为配合西线，也在东线发动了攻势。

这一年西线第一次重大战役是凡尔登大战。凡尔登是法国的军事要塞，筑有复杂坚固的防御工事。它威胁着德属洛林，俯瞰着马斯河的上游，像一只突出的拳头，深入德国阵线。德军选择凡尔登为1916年进攻的主要目标，企图使它成为“碾碎法军的磨盘”，即吸引法军精锐部队到这里来而加以歼灭，进而打开通往巴黎的道路。德军调集了约27万人的部队、1000门大炮，由皇太子亲自率领。当时防守凡尔登的法军只有10万人、200门大炮，处于劣势。

2月21日，德军以猛烈炮火轰击法军阵地，并派飞机轰炸法军的交通线，开始了凡尔登战役。在头四天中，德军就打出了四百多万发炮弹，法军们战壕浓烟烈火，树木烧焦，山头削平，阵地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了过来，有人形容为“地表的地震”。法军作殊死的抵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了德军的前进。法国政府及时任命贝当为凡尔登地区的司令官，并进行紧急增援。贝当于25日夜来到凡尔登，他给前线部队划定一条督战线，要求士兵死守。并立即组织抢修道路，组建了一支9000人的运输队，调集了3900辆汽车，从27日开始，在一周内赶运来19万援军和25，000吨军火物资，每昼夜有6000辆汽车到达凡尔登。由于法军有效的抵抗，德军未获进展。到月底，德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失败了。

6月7日，德军再次发起猛攻。6月21日，德军首次使用了毒气窒息弹，想消灭法军炮队。德军虽然杀伤大量法军，使自己更加接近凡尔登附近的炮台，但终未达到消灭法军的目的。7月11日，德军进攻的最后一次高潮停止了，此后它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主动权逐渐转移到法军手里。10月14日和12月15日，法军发动两次反攻，都取得胜利，夺回了大多数失地。到12月18日凡尔登战役结束。

凡尔登战役中法军有60个师先后参加了战斗，德军投入了46个师，双方伤亡人数总计70多万。虽然德军夺去了附近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凡尔登要塞始终掌握在法军手中。这次战役不仅是战争中期阶段的决定性战役，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德国开始走下坡路。

为了减轻凡尔登的压力，牵制德军，英法军队按照预定计划于7月1日在索姆河畔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这次进攻以英军为主，它活动在索姆河北，进攻的目标是巴波姆；法军配合于索姆河以南，以培隆为目的地。7月1日英法士兵开始向德军阵地发起进攻，但进展缓慢，到14日，前进最远的地方也不超过十公里，而自己的损失惨重。9月初，英法步兵又开始猛攻，并在15日英军发起的一次攻势中，首次使用坦克。这一新式武器的出现，使德军大为惊恐，英军乘势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由于初期坦克制造得很不完善，装备较差，时速仅有6公里，战术运用也不尽正确，所以只能保证局部胜利，而不能保证整个战役的成功。到11月战役结束，英法军队没能达到突破德军阵线的预定目标。

这次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一样，都是巨大的消耗战。其激烈程度比凡尔登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英军损失40万人，法军损失20万人，德国大约损失55万人。协约国军队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只不过前进了30公里，夺回德军占领的领土180平方公里。英法军队虽未达到预定的夺回失地的目标，但牵制了德军对凡尔登的进攻，这就使整个战局向着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化。

在意奥战线上，奥匈军队的进攻获得进展。5月15日，奥匈军队从特兰提诺以强大的炮火开始进攻，一举摧毁了意大利的防御措施，迫使意军在长达60公里的战线上退却，意军大败。

意大利的溃退产生了俄国的“布鲁西诺夫的进攻”。为援救意大利，俄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由布鲁西诺夫将军指挥，集中60万人和1930门大炮在长达400公里的战线上向奥军发动进攻。6月4日拂晓，开始了剧烈的炮战。6月5日，俄军突破奥军阵地，6月7日占领卢茨克，以后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占领了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和布科维纳，重新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上的隘口前。

东线战役的胜利对整个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阻止了奥匈军队的进攻，使意大利军队免于进一步溃败；其次，改善了西线战场上的态势，使德军停止了对凡尔登的进攻，给英法军在索姆河发动攻势创造了机会；最后，它促使罗马尼亚决定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

罗马尼亚政府虽然在大战开始时宣布中立，但是它仍然敞开门户，欢迎交战双方跟它商讨价钱。到1916年，东线俄军既告胜利，西线德军屡遭失败，罗马尼亚认为时机成熟，遂于8月17日同英、法、俄、意签订条约，28日向奥匈帝国正式宣战。罗马尼亚的武器装备和军需供应都很差，对作战并没有充分准备，因而屡战屡败，同盟国军队反而分两路入侵：一路越过喀尔巴阡山隘口进入罗马尼亚北部；一路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尼亚南部。两路入侵的军队于12月6日在布加勒斯特会师，罗马尼亚的主要粮食产地以及石油和其他原料产地，都落到同盟国的手里。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之下，罗马尼亚战线才于12月底在多瑙河下游—布来拉—福克沙内—奥克纳—多尔纳瓦特拉一线稳定下来。俄军的战线为此延长了500公里。

战争开始的头两年，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的舰队始终龟缩在自己的港口内。德国指挥部为了突破封锁，改善自己的处境，决定进行海上进攻。1916年5月31日～6月1日展开了大战期间最大的一次海战——日德兰海战。英方出动了151艘船舰，其中有37艘主力舰；德方出动101艘，其中主力舰27艘。5月31日，德国海军从基尔港出发，沿丹麦日德兰海滨驶向西北。下午3点48分与英国舰队相遇，双方同时开火。几百艘战舰横冲直撞，恶浪翻腾，硝烟滚滚，炮声隆隆。会战结果，英军损失舰船14艘，阵亡官兵6097人，德国损失舰船11艘，阵亡官兵2545人。英国损失虽大于德国，但仍掌握制海权，德军想要突破英军海上封锁的希望破产。此后，德国舰队一直被封锁在港内，再没有较大的海战发生。

在1916年的几次大战役中，同盟国各国都遭到严重挫败，总的军事形势变得对它们越来越不利，东西两条战线都基本固定下来，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德国最害怕的。协约国虽然没能击败同盟国，但它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开始占优势地位，战略主动权已经转移到协约国手中。

1917年的战争进程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在陆上，德军已处于被动局面；在海上，德军的处境也十分困难，英国实行着严密的封锁，掌握着制海权。因此，对于英军的海上封锁，德国只能用潜艇进行报复。

早在1915年5月，德国潜艇曾在爱尔兰南部海面击沉英国大型商船“卢西塔尼亚”号，船内旅客中有120名美国人，因此美国向德国抗议，德国答应限制潜艇活动，允诺军事行动只限于交战国。此后，交战国之间的攻击并未停止。在1916年，德国潜艇共击沉了277只英国船只，总吨数达125万吨，给英国海上运输带来一定困难。日德兰海战之后，德国更感到有必要扩大潜艇战争。在1917年初德国的军事会议上，海军将领坚决主张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他们认为，这可以迫使英国人在六个月内因饥饿而投降。鲁登道夫也赞成这一观点，认为最多一年便可达到这个目的。德皇威廉二世决定，德国从1917年2月1日起，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凡是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一切舰船，均受到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的船只也未能幸免。1917年4月，潜艇战达到高潮，自英国开出的船只，每四艘中便有一艘被击沉。德国的这种战术，在头几个月里，确实使协约国受到惨重损失。1月份被击沉的商船为181艘，2月份达到195艘，3月份增加到325艘，4月份更达423艘。整个战争期间，总共击沉协约国商船6000余艘。而德国只损失潜艇216艘。

德国的潜艇战虽然取得了重大战果，但也促使协约国在战争中迅速创造出一些防御及反击潜艇的办法，如用“流体测音器”侦察潜艇的行踪；在多佛尔海峡布满电网阻止潜艇通过；发明能炸毁潜艇的深水炸弹；商船航行时，配备强大的护航队等等。因此，协约国虽受到很大损失，但英吉利海峡的交通运输并未中断，德国迫使英国求和的企图没有实现。

虽然自19世纪末以来，美德在拉丁美洲的矛盾日益增长，但大战爆发后，美国没有马上参战，而是静观事态的变化，以坐收渔翁之利。美国政府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果将是“没有胜利的和平”，即双方实力都会受到很大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决定性的胜利，“那时整个世界前途就会落在我们手中”。美国地处北美，与战区远隔大洋，战争为美国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不过，战时美国与协约国和同盟国的贸易是不等的。由于英国封锁，美国与同盟国的贸易猛跌，几至于无，与协约国的贸易却增加三倍。美国同协约国的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后，再不能隔岸观火，而是伺机参战。

1917年1月31日，德国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宣布从次日起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这意味着战争”。2月3日，威尔逊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以下两个事件进一步给美国提供了参战的口实：自2月3日至4月6日，德国潜艇击沉了10艘美国船只；另一事件是德国外交大臣发给德驻墨西哥大使一份密电，令其鼓动墨西哥进攻美国，并许诺把美国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三州还给墨西哥，这份密电被英国间谍截获，并转交给美国政府。美国于2月28日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个文件，致使美国舆论大哗，参战呼声愈高。政府中主战派人物更是极力要把美国拉到战争中去。1917年3月，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奇在拍给威尔逊的电报中说：“很可能唯一可以保持我们目前的优越的贸易地位并防止恐慌的办法，就是对德宣战。”

美国参战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美国担心俄国可能单独退出战争，削弱协约国，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贷给它们的20亿美元贷款将付之东流。如果美国帮助协约国打败同盟国，它不仅可以分得一份肥美的赃物，还可以恃其经济力量在战后控制其他国家，夺取世界霸权。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借口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正式宣战。

美国的参战对战局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首先是它影响了许多其他“中立”国家，在美国宣布参战后，中国、巴西、暹罗、利比里亚、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古巴、巴拿马、汉志、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国也纷纷宣战，先后加入到协约国集团一方，这样就扩大了协约国阵营，使其达到27个国家，形成了对同盟国的绝对优势。其次是在军事上对协约国集团直接援助。在1917年6月，美国派出几十艘军舰协助英国海军，进一步控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至大战结束前，共派出85艘驱逐舰参加反潜作战，并选出了400艘猎潜艇，美国海军参战是使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参战时美国只有30万陆军，但在1917年5月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迅速把军队人数增加到300万，并源源不断地把军队派往欧洲前线，共达200万人。最后，在财政和军需供应方面，更是给协约国带来了好处，大量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欧洲战场。美国不仅完全中止了对德、奥的军火供应，而且大幅度提高对协约国的贷款。美国全部战时支出，包括给协约国集团的贷款，共达三百五十多亿美元。从物资上为协约国的最终胜利准备了条件。

1917年，德国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无限制潜艇战上，因而在各条战线基本取守势。协约国在西线发动几次进攻，没有多大收获。在东线，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虽然仍推行战争政策，但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德国乘机反攻，占领里加，进而威逼彼得格勒。在意奥战场，意大利再遭惨败，幸有英法派来援兵，才阻止了德奥军队前进。从陆战情况看，1917年两大军事集团仍处于僵持状态，无重大转机。

战争的结束战争给各交战国带来普遍的灾难和破坏。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即1917年，各交战国已精疲力竭，经济极端困难，社会普遍动荡。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在腐朽落后、各种矛盾最为集中的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提议谈判，遭到协约国的拒绝之后，俄国单独同德国进行了谈判。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首先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苏俄退出战争以后，德国以为有机可乘，就从东线调出兵力集中于西线，企图在美国军队调到欧洲之前打败英法，尽早结束战争。当时，同盟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耗尽，兵源枯竭，后方不稳，它们最后发动的几次进攻只不过是孤注一掷的最后挣扎。从3月到7月，德军倾其全力在西线发动了五次攻势，均遭失败，德军损失70万人元气丧尽，再也无力发起进攻。

协约国方面自美国参战以后力量大大加强，逐渐掌握全部优势。1917年11月7日，协约国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次年3月，法国元帅福煦为最高统帅。从此，协约国军队在福煦统一指挥下向德军发动一连串的反攻。7月18日至8月4日的第一次反攻就攻到马恩河一带。

从8月初开始，战争的结局就已一目了然。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最后结束战争，将在1919年，就连福煦元帅也认为在1918年秋结束战争时机还不成熟。唯英国认为，德国士气业已颓丧，实行大规模的进攻，可以获得胜利，请求联军统帅进攻。8月8日，以英军为主力的联军发起了对亚眠突出地带的进攻。尽管鲁登道夫事先加强了这段防线，但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驻守该地的德军六七个师全军覆没。鲁登道夫在回忆这一天的战斗时称之为“是这次大战史上德军最黑暗的日子”。9月3日，德军撤到兴登堡防线，亚眠突出地带失守。美军则轻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这样，从7月18日起至9月中旬，德军的三个突出部：马恩河突出地带、亚眠突出地带和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全部为协约国联军所夺取。此后，联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

9月26日，协约国联军开始总攻。美法联军在南翼马斯河—阿登森林一线发起攻击，27日，英军在西边康布雷—圣康坦一带开火；28日，比利时国王阿伯特统帅比利时军和部分英法军在佛兰德发起攻势，德军已被夹在巨大的“钳子”之中。同日，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比利时军队开始收复国土。德军已无力反抗。随着德军在西线的崩溃，协约国在巴尔干战线也开始了反攻。1918年9月15日，协约国军队突破了保加利亚的防线，包围了10万名保军。保加利亚29日宣布投降。它的溃败，使同盟国的整个阵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土耳其也岌岌可危。英军在巴勒斯坦击溃了土军，占领了大马士革，严重地威胁着土耳其。另一支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从巴格达沿底格里斯河北上。土耳其军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士兵自动放弃阵地，拒绝作战。土耳其素丹投降，于1918年10月3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奥匈帝国在协约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国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非德意志民族纷纷宣布独立。奥地利于1918年11月3日签订停战协定，无条件投降。

由于土、保、奥匈的投降，德国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在西线战场上，德军节节败退，蒙受很大损失。9月底，兴登堡在枢密院会议上声明，“德军已不能继续抵抗”，要求结束战争。由于协约国不愿让威廉二世和兴登堡作为谈判对手，而威廉二世又不想退位，遂改组政府，同协约国谈判。德军最高统帅部仍企图利用谈判机会进行军事冒险。10月30日命令海军出海与协约国海军决战，水兵拒绝。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影响到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工人和水兵代表苏维埃。11月10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1919年11月11日晨5时，在巴黎东的贡比涅森林联军司令福煦的列车上，德国两名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当日上午11时，西线停火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血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欧洲局势

欧洲地位的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最为巨大。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受到严重挑战，已出现动摇。英法在大战中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英国的主导地位，并且英帝国的面积还有所扩大，英国的国际影响，在德俄被排斥出世界舞台之后也有所提高。欧洲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但是，欧洲的经济、政治也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其地位作用不断下降。

战前，欧洲似乎可以号令一切。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表明，欧洲仅靠自己的力量甚至不能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欧洲需要美国、日本、英国的海外领地和其他国家的参与，需要它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支援，才最后定出战争胜负。

大战使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欧洲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被削弱。大战以前，欧洲的海外投资额每年高达3.5亿英镑，1913年世界制成品出口的60%来自欧洲三个主要国家，即英国、法国和德国。伦敦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国内投资中心，而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表现在，除了英国本身有巨大的贸易额外，还影响了整个英帝国乃至全世界的贸易活动；另一个作用则更加明显直观，“伦敦城”的金融机构有世界范围的联系，并且通过新的股票市场提供长期资本和通过票据市场提供短期资本。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货币作用，伦敦各种金融服务工作的廉价和安全，鼓励了正常的和扩展中的国际交易。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是以它雄厚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正因为它的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所以被称为“世界工厂”。英国的经济活动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世界经济结构的作用，正像凯恩斯形容英国战前的经济作用时所说的它是“乐队指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种情况开始逆转，及至战争结束，英国已走下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在1913～1920年的七年间，欧洲的制造业产量下降了23%；英国的国外投资，在1914～1918年之间下降了50%，直到1929年，其海外投资才超过1914年的水平；1918年，英国向海外出口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例，仅为1913年时所占比例的一半；直到20年代后期，英国每人每班的煤产量才达到战前的水平；1924～1928年，德国和法国的农业生产低于1913年；英国、法国和德国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在20年代中期还低于1913年。大战前的30年间，欧洲制造业的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33%，如果战争期间维持了这种增长率，1928年的产量水平本来应该是在1921年达到的。如果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估计，由于战争，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八年。

由于欧洲工业的衰退，促进了一些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阿根廷和巴西向英国买不到机车零件和采矿机械，于是在本国自己制造；印度的塔塔家族发展了为数众多的制造业企业，其中的一个企业成为英帝国中最大的钢铁厂。这样，欧洲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被削弱了。战争还使英国耗掉了80亿英镑的军费，从战前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黄金储备量从1913年的2亿美元到1921年只增加了6亿，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从伦敦向纽约转移。

取代欧洲经济统治地位的是美国。美国的工厂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在1913年至1920年间，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增长了22%，1920年的钢产量占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石油产量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

美国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到1919年，欧洲欠美国的债务已达100亿美元，其中法国30亿，英国40亿，欧洲有17个国家欠了美国的债。美国的国外投资从1913年的大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150亿美元，其中30%投放在欧洲。黄金储备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45亿。欧洲已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和世界的工厂。

战后，美国救济协会向欧洲提供了价值29，100万英镑的粮食。美国还贷款给德国，使德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而英法等国又用它来偿还欠美国的借款。欧洲的战后经济就是靠美国的资金循环的。欧洲经济霸权已经开始走向没落。

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政治地图发生重大变化。落后的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先后崩溃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

沙皇俄国在大战后期，经济陷入全面崩溃。政府征集一千多万人当兵，使农村劳动力极度缺乏，很多农户没有男人耕地，农业生产急剧衰退。1916～1917年的粮食产量比战前减少20%。战争使俄国财政陷于危机。从战争开始到1917年3月5日，政府的战争开支共达296亿卢布，等于这一时期国库收入的三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断加征新税，举借国债。国债总数从1914年初的88亿卢布猛增到1917年的336亿卢布。债务总额将近战前国家财富的四分之一。

战争的失利，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饥荒的逼近，给俄国劳动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1916年，全俄发生1416次工人罢工和294起农民骚动。沙皇统治的重要支柱军队也出现动荡。1916年10月，主力舰“甘古特”号爆发水兵骚动。许多士兵同德奥士兵联欢，最大的一次有四个团的士兵参加。各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对沙皇的战争政策。1916年7月，哈萨克斯坦广大牧民武装起义，焚烧征调名册，捣毁政府机关。

战争使俄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得到扩展。1915年7月，各地的自治机构联合组成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联合会。同年8月，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等资产阶级反对派组成进步联盟。他们在第四届杜马中拥有四分之三的席位，对沙皇政府愈来愈感到不满和失望。

1917年初，群众斗争风暴遍地兴起。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举行罢工游行。许多排队等待购买面包的妇女也参加到抗议行列中来。在一些队伍中出现了红旗和“打倒专制制度”、“和平”的标语牌。政府慌忙派出军警前去镇压。但是，他们驱散了这里的示威群众，别处又出现了游行队伍。3月8日（俄历2月23日）这一天成为二月革命的起点。

3月10日，首都爆发了全城政治总罢工，参加的人数超过三十万。布尔什维克党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参加斗争，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立宪民主党要求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远在军队大本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则命令军队平息动乱。3月11日，示威群众在涅瓦大街遭军警枪击，近两百人被打死打伤。工人奋起抵抗。3月12日，起义工人得到六万名士兵的支持，他们攻占兵工厂，缴获四万多支步枪。还捣毁警察所，攻进监狱释放政治犯。3月13日（俄历2月28日），又有六万多名士兵转到工人一边。他们并肩战斗，占领了彼得堡罗要塞和冬宫。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国徽被摘了下来。革命红旗代替沙俄的白蓝红三色旗在首都上空飘扬。二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后，迅速扩及全国。正在前线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15日宣布退位。统治俄国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了。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能给人民以和平、土地、面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大众于1917年11月7日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第二位。国家的政治权力控制在容克贵族和垄断资产阶级手里。德国无产阶级有2000万，占人口半数以上。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裂为三派。右派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右派有24万成员，领袖是艾伯特和谢德曼。中派以哈阿兹和考茨基为首，于1917年4月退出社会民主党，另建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打出和平民主的旗号，但反对用革命手段结束大战，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派有10万成员。革命的左派组织是斯巴达克团，它创建于1916年1月，领导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左派的力量比较弱小，成员不足200人，也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组织上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1918年秋，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10月，政府开始向协约国求和。可是，海军司令部却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八万名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11月3日下午，五千多名水兵在基尔港集会游行，遭到军警开枪镇压，死伤三十余人。示威者开枪回击。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政府派去镇压群众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港都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11月9日，柏林落入起义者手中。德皇威廉二世被迫于当日宣布退位，逃往荷兰。

霍亨索伦王朝垮台后，艾伯特建立了由三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三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新政府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没有触动容克贵族和军阀势力的特权。

1918年12月16～21日，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485名代表中，斯巴达克派只有10名。代表大会在社会民主党操纵下，决定于1919年1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在国民议会作出决定之前，全部立法和行政权由艾伯特政府掌管。

斯巴达克派领袖在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成立独立政党的必要性。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向大会作了报告。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革命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宣布解除在群众中颇有威望的埃喜荷恩的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这一挑衅性决定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1月5日，柏林工人举行抗议游行。当晚，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号召推翻艾伯特政府。6日，柏林50万工人走上街头，占领了火车站、警察局、电报局等据点。

但是，推翻艾伯特政府的形势并不成熟。士兵处于动摇状态。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刚开始的“民主时代”心满意足。农村基本没有卷入战斗。德国共产党才成立不久，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出任柏林总司令，于11日向起义工人发起进攻，占领了德共总部和《红旗报》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1月15日被逮捕杀害。

一月战斗失败后，德国无产阶级继续为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斗。不来梅、鲁尔地区、爱尔福特、哥达、柏林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起义。4月13日，慕尼黑工人还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均遭到镇压而失败。

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使欧洲的一个反动君主帝国崩溃，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奥匈帝国的瓦解奥匈帝国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它的领土包括着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等。境内的少数民族占帝国人口的78%。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匈帝国内部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帝国政府由于战场上的失败而威信扫地。各民族纷纷起义，帝国迅速瓦解。

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首先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爆发。这是奥匈帝国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工业产值占全帝国的四分之三。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势力。查理大学哲学教授马萨利克早在1900年就组建了人民党（1905年改名为进步党），要求民族独立。1918年10月14日，捷克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帝国政府关于把捷克的存煤和存粮运往奥地利的决定。罢工过程中，各地群众纷纷集会，要求脱离帝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查理皇帝见形势不妙，慌忙于10月16日宣布改组奥匈帝国为民族国家联盟，给予捷克等少数民族以自治权利。但是，这项许诺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了。10月28日，布拉格的民族委员会宣布成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最高政权由民族委员会接管。两天后，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宣布加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1918年11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马萨利克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在南斯拉夫，许多士兵从前线逃回家乡。他们自称绿军，手持武器同帝国官兵对抗。10月底，驻扎在里耶卡和普拉两地的军队举行起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情况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萨格勒布召开国民议会，宣布南斯拉夫地区脱离帝国。1918年12月4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宣告成立。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18年11月，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12月1日，宣布该地区并入罗马尼亚。

波兰在18世纪被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匈三国瓜分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奥占领了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并于1916年11月宣布波兰王国成立。但是，波兰王国的领土不包括德奥瓜分走的部分，同时王国的事务需听命于德奥占领当局。1918年10月，德奥扶植的华沙摄政委员会从占领者手里接管了政权。23日宣布成立华沙政府。在德奥帝国境内的波兰土地上，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在克拉科夫成立临时政府。12月，克拉科夫政府同华沙政府达成协议。1919年1月，成立联合政府，毕苏斯基担任国家总统。

奥地利本土也兴起革命运动。1918年10月21日，奥地利议会宣布自己为临时国民会议，但是没有提出推翻哈布斯堡王朝问题。人民大众对这种软弱不满。10月30日，维也纳发生工人总罢工，成千上万群众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成立共和国。统治集团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决定成立由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伦纳任首相，维克多·阿德勒任外交大臣。11月3日，伦纳政府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12日，查理皇帝宣布逊位。国民议会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于1918年10月29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罢工游行，要求停止战争，宣布独立。斗争迅速发展成武装起义，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新成立的卡罗利政府于11月3日同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16日，匈牙利正式宣布为共和国。1919年2月20日，协约国驻匈军事代表、法国的威克斯向匈牙利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要求匈牙利东界驻军在十天内后撤100公里，空出的地方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卡罗利政府既不敢接受又不能拒绝这一通牒，决定辞职下台。3月20日卡罗利将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但后者感到一党难以支持局面渡过危机，乃于21日到狱中同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谈判。库恩提出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3月21日下午，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决定两党合并。协议宣布，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立即接管全部政权，工农兵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月21日晚，正式宣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协约国十分敌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4月4日发出照会，要求匈牙利履行威克斯通牒。遭到拒绝后，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15万军队从东北南三个方面发起进攻。新建的匈牙利红军仅有5万人，力量弱小，被迫后撤。5月初，侵略军进抵离布达佩斯100公里的地区，共和国危在旦夕。匈牙利政府发布动员令，几天内就组建了10万红军队伍。库恩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副手。5月中旬，红军发起反攻，并乘胜打出国境。6月16日，建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

红军的胜利引起协约国的惊恐。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于6月照会匈牙利，要求红军立即停止进攻，并撤退到1918年11月3日停战协定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内。作为交换条件，协约国保证撤退罗马尼亚军队，并邀请匈牙利代表参加和会。照会还威胁说，这一要求如遭拒绝，协约国将展开新的进攻。

协约国的照会引起匈牙利党内意见分歧。库恩采取妥协立场，接受协约国照会。6月下旬，红军后撤。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立即被颠覆。但是，罗马尼亚军队没有撤离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现受骗后，不顾形势的险恶于7月20日发起进攻，遭到挫折。1919年8月1日，当罗马尼亚军队逼近布达佩斯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宣布辞职。大批革命者遭迫害。库恩等人被迫流亡国外。1920年3月，原奥匈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就任摄政王，在匈牙利建立了独裁政权。

三大帝国的崩溃是一项进步。但是，欧洲仍然存在众多问题。战败的德国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能容忍被踩在英法脚下。苏维埃俄国要打破封锁包围，推进世界革命。中欧东欧地区新诞生的国家还很脆弱，彼此间又有着众多矛盾和纠纷。在此还有欧洲地位的下降，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所有这些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乃至世界将面临一个动荡时期、调整时期。

第二节　巴黎和会

协约国对战后世界的考虑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规模的战争经过四年多的角逐，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场浩劫不仅耗去了1800多亿美元的直接战费和1500多亿美元的间接战费，而且使大约1000万人死于非命和2000万人受伤。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欧洲各交战国经济凋敝，国力日下，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严惩战败国、维护世界和平、重建战后新秩序是各战胜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对战败国的惩罚，即对它们的掠夺是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目的。为此，战胜国要求战败国对它们进行经济赔偿，限制战败国的军事力量，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以达到它们的战争目的。

人民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以及苏俄“和平法令”的颁布，促使战胜国在考虑战后的世界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提出废除秘密外交，承认民族自决权，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和新建一批民族国家的设想。这既惩罚了战败国，分割了它们的领土，又实现了在战争期间对盟国所作的秘密许诺，而且还起到了抵消苏俄提出的“和平法令”影响的作用。

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考虑的内容之一是建立一个超乎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联盟。当时各国人民都要求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建立和平的可靠保证。各个战胜国政府为了表示重视广大群众的反战情绪，提出了建立以保障全面和平为目的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法国、英国及美国都草拟了国际联盟的方案，这些方案实际上都是以保护战胜国的既得利益、维护根据战胜国的意志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为宗旨的。

虽然各战胜国在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考虑上有共同之处，但它们也各有一套自己的如意算盘，都想为自己捞取尽量多的利益，在重建世界新秩序中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俄国在革命以后，自动退出了争霸的行列；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已没有资格参加角逐；所剩下的就是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它们之间的经济、军事实力又相差甚远，这就要按战后的实力对比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

美国在战争中崛起，成为暴发户。由于美国参战较晚，到1917年4月6日才对德宣战，因此它在战争中损失最少，只有11.5万人阵亡，20.6万人受伤。但美国是在大战中获利最多的国家。战争期间，欧洲各国都靠美国供应武器、装备、粮食和商品，这就加速了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工业生产总值从239亿美元猛增至620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倍，资本输出从20亿美元增至1919年的70亿美元，对外贸易额也从23亿美元增至62亿美元。战前美国的债务近60亿美元，战后欧洲各国欠美国的债务达100亿美元，全世界有20个国家欠美国的钱。原来最富有的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也欠美国44亿美元。美国从战前的资本输入国一跃而成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美国掌握了世界黄金的40%以上，逐步取代英国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取得了迅猛发展，战前美国军队只有30万人，到战争结束时已增加到450万。

美国企图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战争中增强了的军事力量冲出美洲、夺取欧洲的领导权，进而称霸全世界。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十四点”演说，集中地反映了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消除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公平处理殖民地；维护民族独立；保证对俄国进行“最自由的合作”；建立国际联盟。很显然，威尔逊对战后世界的考虑主要是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的。他之所以提出航海自由，是因为美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要想取得海上霸权，就必须取代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而只有“自由航行”才能削弱英国对公海的控制权。消除经济壁垒则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其目的在于打破老牌帝国主义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关税壁垒，便于自己的经济渗透和扩张。所谓“公平处理”殖民地，则暴露了美国要插手老牌殖民国家的地盘，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的打算。威尔逊迎合广大人民群众厌恶战争、要求和平的心理以求世界舆论的支持，他在演说中提出了“自由和平”、“国无大小一律平等”、“民族自决”等口号，尽管包含了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企图，但它毕竟是第一次提出关于全球性的和平计划，提出在民族自决权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欧洲民族国家的主张，在当时受到极大的关注，成为巴黎和平谈判的基础。

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具体设想是：先建立起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联盟，通过国际联盟加强自己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以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在美洲巩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在西欧，保持德国在政治、军事上较强大的地位，在经济上不过分地削弱德国，使它足以同英法在大陆上抗衡并成为反苏阵地；在东南欧，企图建立一个由它独自控制的巴尔干国家联盟，从而实现进入欧洲和建立起对整个欧洲的控制权；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利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作工具，力图拆散英日同盟，削弱日本，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以确立其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

但是，美国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它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在战争中增强了军事力量，但它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相比是不相称的，海军力量比不上英国，陆军实力又在法国之下。并且威尔逊也未能得到国会中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在同老谋深算的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这些具有丰富外交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谈判时，受到了顽强的抵制，使美国的计划几乎全部落空。

英国经过战争，遭到削弱，实力大减。在战争期间，死亡官兵达94.7万多人，受伤者达到212万多人。全部军费超过80亿英镑，国内外债务相当于战前的10倍，70%的商船被击沉。这动摇了英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中心地位。除经济损失之外，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离心倾向迅速增长。这一切使保持了两个世纪之久的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但是除美国外，战后的英国还是最有实力的国家，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殖民帝国，继续掠夺和支配殖民地的大量财富。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财政金融联系，并保有对欧洲盟国的债权国地位。除俄国外，欧洲盟国共欠了英国43亿美元的债务。在军事上，随着德国这个主要海上竞争对手的战败，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战争还使英国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夺得了大部分德国殖民地，而且还占领了土耳其的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地区。因此作为主要战胜国，英国不仅有左右欧洲事务的资格，而且有争霸世界的实力。

英国的具体打算是：维护殖民帝国的最大利益，尽量扩大其殖民帝国，巩固其在战争中抢到手的德国殖民地的统治权。恢复其海上霸权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消灭具有威胁性的德国海军，要求战败国支付战争赔款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达此目的，在欧洲，英国继续玩弄“大陆均衡”政策。法国在战后已经成为英国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英国不愿意法国过分强大，为使德国成为制止法国势力过于膨胀的国家，它不想过分地削弱德国，以便自己在法德抗衡中渔利。英国还想利用美法矛盾达到英国主宰欧洲事务的目的，既联合法国一起对付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又拉拢美国一起对付法国独霸欧洲大陆的企图。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英国希望维持英日同盟来限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并换取日本在欧洲事务上对英国的支持；同时谋求与美国合作，共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以保护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重要的战胜国。它作为大战的主要战场为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人口比例来算，它在人力上的损失超过了任何国家，阵亡者达130多万，受伤者超过300万。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整个战争期间全国物资损失高达2000亿法郎，1919年的工业产量只及战前的57%，农产品的产量只及战前的60%，商船沉没了一半以上，约7%的国土和大部分工业及富庶地区遭到德军占领和蹂躏。一向以“高利贷帝国主义”著称的法国因战争欠美国160亿法郎，欠英国130亿法郎的债务。但战争也使法国的军事力量大增，随着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退出角逐，法国不仅在欧洲大陆上占有军事战略上的优势，而且成为世界头号陆军强国。

法国的主要目标是企图建立在欧洲的霸权，它要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这既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又可以消除可能与之竞争的宿敌和对手，以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绝对优势。因此，法国主要的打算是彻底地摧毁德国，收回在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夺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占领萨尔；肢解德国，把法德边界推到莱茵河，在莱茵河左岸建立一个在法国保护下的莱茵共和国，在德国南部建立独立的巴伐利亚国家，在德国东部割出一部分土地分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从经济上摧毁德国，要求德国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索取高达200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彻底裁减德国军备，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尽量夺取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土耳其在中近东的一些属地。此外，法国力图把德国以东的国家组成一个以它为盟主的同盟体系，以代替它从前的盟国俄国。这样，法国就可以通过控制东欧和中欧，插足巴尔干，巩固非洲和西亚的阵地，以建立它的欧洲霸权。法国要彻底严厉惩罚德国、称霸欧洲的计划，与英美的全球战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遭到英美的反对，而法国本身经济上的困境也削弱了它在外交斗争中的地位。因此，法国的计划不可能得到全部实现。

意大利是带着投机心理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的。作为战胜国，它在战争中屡战屡败，没打过几次胜仗，阵亡46万人，受伤94万人。意大利虽说也跻身强国之列，但它的实力无法与英法相比。意大利的经济及军事实力相当薄弱，但争霸扩张的野心却很大。它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企图在南欧和地中海地区进行扩张。要求英法履行1915年伦敦协定和1917年莫里埃纳协定中许下的诺言，索取原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以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一些地方，还要获得有争议的阜姆港，从而获得对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的支配权，甚至要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意大利争霸地中海的野心不可避免地同英法美产生矛盾和冲突，由于意大利实力虚弱，其要求不可能被满足。

日本同美国一样在大战中发了横财，成为又一个暴发户。四年战争中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额几乎增加了三倍，由人超变为出超，黄金储备增加了四倍半，并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向亚洲和太平洋大肆扩张，出兵抢占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并抢占了中国的青岛和胶州湾。1915年1月18日，又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妄图独吞整个中国。日本在战后的主要打算是力图使它在战时侵吞的利益合法化，取得远东的霸权。因此它对欧洲的问题不太关心，但为了对付主要的劲敌美国，日本在欧洲问题上支持英国，希望以此来换取英国支持它在亚太地区的要求。然而不仅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与日本有尖锐的矛盾，英国也因在亚太地区有重大利益，与日本产生激烈冲突。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更不能容忍日本的侵略行径。

各主要战胜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和近期目标是如此地不同，导致巴黎和会上的激烈争斗。

巴黎和会的召开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和会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正式召开，讨论对战败国的和约问题。参加和会的有27个国家的代表，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英国的自治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和印度也参加了会议。威尔逊曾发出邀请俄国参加会议的倡议。但协约国认为，俄国提出的条件不能接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最后没有能够参加和会。战败国被禁止与会。

参加和会的国家被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国家，即会议的操纵者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它们可以参加一切会议，这一类的国家可各派代表五名。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国家，它们曾参加协约国作战，如中国、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希腊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这些国家可以出席与它们有关的会议，其中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可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其余各国只有两个名额。第三类是曾与德奥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如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只能出席一些讨论涉及其国家问题的会议。第四类是中立国和即将成立的国家，它们可以在五大国中的某一国邀请下，就直接有关的问题发言。第三、四类国家只能派一名代表。

整个大会操纵在五大国手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选为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首席代表、前首相西园寺公望被选为副主席。

巴黎和会期间有三种会议，一是具有决定权和否决权的“最高会议”，由五大国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他们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詹姆斯·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外长毕勋、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外相桑里诺、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和枢密顾问官前外相牧野伸显。最高会议也称为“十人会议”。这十人决定会议的一切重大问题，并有权否定和改变全体会议讨论的结果。到1919年3月，为了更便于秘密磋商，由“四人会议”取代“十人会议”，即由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由于日本首席代表不是现任政府首脑而被排除在外。奥兰多虽然也列入“四人会议”之内，但因为意大利实力最弱，备受冷落，只能充当配角。真正主宰和会的则是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三巨头”。五国外长另组成“五人会议”以解决次要问题，协助决策，但其决定仍须经“四人会议”审批。

二是由有关国家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审议某些专门问题，如国际联盟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赔款委员会等。

三是由与会全体代表组成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没有任何权利，其作用就是举手表决通过在最高会议上已经作出的决议。在长达半年的和会期间仅召开过七次。它只是和会的一种形式和点缀。正如和会主席克里孟梭说的那样，“只有五大强国先行决定了一切重大问题，然后才举行会议”。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的争夺与妥协巴黎和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正像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预言的那样，“和会将变成一个相当动荡不安的场所”。帝国主义列强都想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这使巴黎和会一开始就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

在讨论会议程序时，威尔逊坚持首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他认为国际联盟同和约应是一个统一体，处置战败国以及重新分配它们的殖民地应该由国际联盟最后作出决定。很显然，如果先建立国际联盟而美国又能控制它的话，美国就可以通过它获取一些殖民地，还能通过它去支配国际事务。美国还可以通过国联取消其他国家的联盟，主要是英日同盟。威尔逊说过“国际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同盟，它不需要其他任何联盟”。所以威尔逊一再坚持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问题，称之为“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

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坚决反对首先讨论国际联盟问题。法国积极主张首先讨论边界、殖民地和赔款问题；英国则主张讨论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以及土耳其领地的归属问题。英法都主张把国际联盟与对德和约分开。这个问题在“十人会议”上争论了四天，最后达成协议，将国际联盟交由一个由威尔逊担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和会决定首先讨论德国殖民地与土耳其领土的归属问题。

对德和约问题是和会讨论的中心问题，主要包括德国的边界问题、赔款问题、军备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各大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边界问题在西部集中表现在萨尔产煤区的问题上。这是法国在和会上取得了阿尔萨斯—洛林以后提出的又一个要求。如果法国得到了萨尔的煤，再加上阿尔萨斯—洛林的铁，它就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冶金工业基地，这将为法国称霸欧洲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法国的这一计划，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它们不愿过分削弱德国和让法国过于强大。克里孟梭在此问题上态度强硬，他宣称，如果法国得不到萨尔区就不在任何和约上签字。威尔逊恼羞成怒，以退出会议进行威胁。劳合·乔治发出了《枫丹白露文件》，在批评法国的要求的同时，陈述了英国的纲领，提出法国对萨尔煤矿有十年开采权的建议，各方最后在英国的建议的基础上作了妥协。德国东部边界主要是波兰问题。法国出于削弱德国的考虑支持波兰扩大自己的版图。法国外交部长毕勋认为波兰应该“大而且强，非常强大”，主张把上西里西亚和但泽全部划归波兰，建立一个“大波兰”以挟制德国。由于英美坚决反对，法国的意图最终未能实现。

关于赔款问题的争论包括赔款范围、总额及分配问题。在赔款范围上英法的看法一致，它们极力主张要取得战争的全部花费，包括对民间赔偿的抚恤金。美国则认为这个要求违背了停战前的协定。但在英法的一再要求下，威尔逊作了妥协，满足了英法的愿望。赔款总额的确定不一个难题。法国一度提出2000亿美元，英国提出1200亿美元。法国提出的数字已远远超出了官方统计的战前法国和比利时两国的全部财富，劳合·乔治在《枫丹白露文件》中称法国的要求是“疯狂的幻想”，他认为赔款总额不应超出战败国的赔偿能力。美国也认为法国的要求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美国专家戴维斯提出了250亿美元的赔款数字。英美都不想使德国在经济上完全垮台。和会无法确定具体的赔款数额，只得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关于赔款的分配，法国曾要求取得总额的58%，英国得25%，由于争执不下，在和会上也没有得到解决。根据美国的建议，也将它交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讨论确定。

关于重新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是会议争论的又一个热点。英法曾经订立密约瓜分某些殖民地，日本也被许诺获得某些地区，因此它们主张对德国殖民地直接兼并。美国则主张殖民地应由国联委托一些“先进民族”代管，即实行所谓的“委任统治制度”。英法要求马上分配委任统治权，美国不肯让步，最后英法妥协。和会决定不把德、土殖民地直接并入某一国家，而是以国联名义进行管理，再由国联委任给某一国家进行治理。

在如何处置德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又引起了美英法三国的争论。美国出于牵制英法和对付苏俄的考虑，主张几乎全部保留德国的军事力量。英法对此坚决反对，英国所考虑的是要彻底摧毁德国的海上力量，而不过分削弱德国的陆军，使它能同法国互相制约，以保持“大陆均衡”。法国则要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力量，还要求限制德国的军火生产，使这个宿敌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最后各方都作出让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阜姆港是亚得里亚海的枢纽，战前是匈牙利货物的重要出海口，南斯拉夫认为它属于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1915年的伦敦密约把它划归克罗地亚。奥兰多在和会上提出兑现伦敦密约的要求后，又提出要取得阜姆港。英法美为了扩大在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对意大利要求阜姆港的野心不予支持。不仅如此，三巨头还提出了一条所谓“威尔逊线”，将伦敦密约许诺给意大利的土地加以缩减。奥兰多一气之下离开巴黎回国，想以此要挟，可是他的做法几乎无人理睬，结果，他又悄悄返回巴黎，这充分说明了意大利的衰弱。

山东问题引起中日在和会上的激烈冲突，同时也反映出美日在亚洲的矛盾。日本参加和会的主要目标是希望它在战时所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的所属岛屿得到承认，以便建立和巩固它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据的一切领土和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据理力争。他指出，德国的租借地是用武力取得的，二十一条是在胁迫之下签订的。而且在中国参战时，曾经宣布和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均已废除，因此，德国已经没有权利转让给日本。他还着重指出，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据此，他要求把战争爆发时德国在山东拥有的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美国害怕日本在中国势力的膨胀会影响它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强烈反对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主张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归协约国共同占有。英法对日本的袒护使牧野伸显愈益嚣张，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不参加国联进行威胁。英法两国为了阻止美国加强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劝说美国作出让步。在此情况下，威尔逊担心创立国联的计划遭到失败决定让步。三巨头作出了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的决定，并明文写进凡尔赛和约中。中国外交上的失败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俄罗斯问题没有列入和会的议程，但“从一开始，俄国革命的巨大阴影就隐隐地笼罩着和会”，因此早在和会正式开始之前，列强就专门对俄罗斯问题进行了几次讨论。法国寄希望于武力，主张直接组织200万远征军，“征服”苏俄，并建议首先出动美国军队。劳合·乔治主张同俄国进行外交谈判，通过威胁和利诱，迫使苏俄就范。这一意见得到威尔逊的赞同。由于“王子岛会议”的流产，造成同苏俄谈判中断。以后经过多次讨论和策划，决定对苏俄进行经济封锁，由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组成遏制俄国革命影响的“防疫地带”。和会还批准了武装干涉苏俄的计划。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巴黎和会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吵之后，列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拟订了对德和约草案，然后把德国外交部长布罗克道夫·兰佐召到凡尔赛领取文本，限15天内进行书面答复，而不准进行口头争辩。德国最为不满的是关于战争责任的第二百三十一条，他们认为战胜国对发动战争也应负一定的责任。由于条款过于苛刻，德国代表团不敢签字。在5月29日德方提出的复照中，几乎推翻了全部条款。协约国在作了微小的改动之后强迫德国全部接受。德外长兰佐因不敢签字而辞职。协约国以军事行动相威胁，德国政府被迫全盘接受了和约。6月28日，德国新任外长米勒和司法部长贝尔代表德国政府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签署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内容庞杂，共分15部分，432条。第一部分26条为国联盟约，其余406条是对德和约。

关于战争责任，条约第二百三十一条认为战败国应负全部战争责任，“协约国和与之联合的各国政府肯定地认为，同时德国也承认：德国及其盟国对由于其侵略行径而强加给协约国和与之联合的各国政府及其人民的战争后果，使后者受到的一切损失和破坏，是负有责任的。”

关于德国领土，和约规定德国西部边界恢复到1870～1871年的状况。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萨尔煤矿区由法国开采，行政由国联代管，15年后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欧本和马尔梅迪地区划归比利时。莱茵河东岸为非军事区，不得设防；西岸划分成三个占领区，分别由协约国占领5年、10年、15年。在东部，德国承认波兰独立。波兰得到了波兹南的全部、西普鲁士的大部分和上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的一部分；狭长的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完全隔开；重要港口但泽成为国联保护下的自由市，其港口由波兰海关管理，波兰有权处理该市对外关系和保护其侨居公民，并保证波兰人自由进入该市。它和波兰走廊一起作为波兰的出海口。德国放弃东普鲁士最北部的梅梅尔地区，由协约国暂时占领，1923年合并于立陶宛。在南部，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德奥永远不得合并。德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在协约国规定的疆界内完全独立，并将西里西亚南部的古尔琴地区划给该国。北部，在德国与丹麦之间的什列斯威格—荷尔斯泰因地区重归丹麦。德国总计失去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

关于德国殖民地，根据和约第一百一十九条，德国放弃了“其对海外领地的一切权利和称号”，由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非洲：多哥和喀麦隆各被分为两部分，由英法两国所得，法国分得这两块殖民地的较大部分土地。英国得到了德属东非的统治权，后来把西北一小部分即卢旺达和布隆迪移交给比利时。德属西南非洲交给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管理。太平洋岛屿：赤道南部的德属岛屿除德属萨摩亚和瑙鲁外都委托给澳大利亚管理，萨摩亚给了新西兰，磷矿储量很大的瑙鲁则由英国自己占有。赤道北部诸岛，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划归日本。这些被瓜分的德属殖民地共计面积300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余万。

关于经济和赔偿问题，和约规定，德国关税不得高于别国；战胜国对德输出输入的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奥得河、尼门河、维尔塔伐河、多瑙河等重要河流为国际河流；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基尔运河。此外，还规定德国应交出1600吨级商船的全部、1400吨级商船的二分之一以及四分之一的渔船和五分之一的内河船只；五年内为协约国建造20万吨船舶；十年内分别向法、比、意提供大量的煤、机器、化工产品等。关于赔款总额，和约规定由协约国特别委员会加以确定，并在1921年5月1日以前向德国政府提出，偿付的期限和计划也由该委员会确定，在此之前，德国应先赔偿200亿金马克。德国负担占领军的全部费用。

关于德国军备问题，和约规定，取消德国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参谋本部以及军事院校，陆军总数不得超过10万人，其中军官不得多于4000人。德国不准拥有重炮、坦克和空军，只能保存280门野战炮。海军限定为战斗舰和轻巡洋舰各6艘，驱逐舰和鱼雷艇各12艘，不得拥有主力舰和潜艇；海军兵员不得超过1.5万人，其中军官不得超过1500人；在德国港口以外的德国军舰一律交协约国销毁。德国应拆除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的工事，但东部和南部边界要塞工程应照现状予以保存，德军从所占领的各国撤回。协约国设立专门委员会监督上述军事条款的实行。

从条约的内容上不难看出，英、法、日等国追求的主要目标都已达到。巩固了英法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维护了英国在海上特别是在地中海的强国地位；保证了日本在远东的巨大优势。但是不符合梦想夺取世界霸权的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1921年8月25日，美国与德国单独签订了和约。

凡尔赛体系的建立战胜国在处理完德国之后，立即开始与德国的战时盟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圣日尔曼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分立为两个独立国家，奥地利的独立地位非经国联行政院同意不准变更，即规定德奥不得合并。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独立。将南蒂罗尔、特兰提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海外的若干岛屿等地割让给意大利；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沿岸等地割让给南斯拉夫；将布科维那割让给罗马尼亚；将波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将加里西亚割让给波兰。阜姆被宣布为自由港。这样，奥地利所保留的土地和人口只及原来的四分之一，变成了一个只拥有84，000平方公里土地和650万人口的小国。此外还规定，奥地利废除征兵制，陆军不得超过三万人；只准保留三艘小艇作为巡查多瑙河使用；其余所有舰只、装备一律交出，由协约国处理；禁止拥有潜水艇及空军，赔款数额延至1922年确定，必须在30年内付清；由英法意对奥实行财政监督。

1919年11月27日，协约国同保加利亚在巴黎城郊纳依签订了纳依条约。条约规定，保加利亚承认南斯拉夫独立，并交出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得到的大部分领土；将位于保加利亚西面的马其顿和蒂莫克河下游地区划给南斯拉夫；将南多布鲁甲地区划给罗马尼亚；西色雷斯由战胜国代管，后划归希腊。因此，保加利亚失去了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和通往爱琴海的所有出海口。条约还规定，保加利亚必须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限于两万人，不得拥有海、空军。偿付4.4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自1921年起，分37年还清。

1920年6月4日，协约国武装干涉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同匈牙利签署了特里亚农条约。这个条约在形式上很像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除了有关战争罪责的条款外，还规定了武装、赔款和边界条约。条约规定，匈牙利可保留3.5万人的陆军和在多瑙河上的巡逻艇3艘。赔款22亿金法郎。条约规定，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将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和巴特纳西部划归南斯拉夫；巴特纳东部和特兰西瓦尼亚划归罗马尼亚。这样，匈牙利只剩下了原来国土的28.6%，领土面积缩减到92，0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00万。

1920年8月10日，在巴黎近郊色佛尔，战胜国与土耳其素丹政府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承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划为法国委任统治地；土耳其欧洲领土部分除伊斯坦布尔及附近地区外，东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割让给希腊；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由国际共管，无论平时或战时均对一切国家的军舰、商船及军用、民用飞机开放。这样，土耳其失去了五分之四的领土，仅剩下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土耳其武装力量被限制在五万人以内，只能保留六艘驱逐舰和七艘炮舰，不得拥有空军和炮兵。此外，条约还规定恢复帝国主义列强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战胜国有权监督其财政经费和关税。色佛尔条约是所有条约中条件最苛刻的条约，它使土耳其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但这个条约从未付诸实施，因为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废除了在条约上签字的素丹政府，也不承认这个奴役性的条约。

这些条约同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盟约一起构成了一个互为联系的条约体系，通过这一条约体系，建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国际“新秩序”，使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又重新纳入它所控制的轨道。这一体系被称为“凡尔赛体系”。

凡尔赛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国际和平体系”，但只维持了短暂的主要是欧洲的和平，就被由自身的缺欠而产生的矛盾所冲垮。

该体系对战败国过于苛刻的条款是它崩溃的原因之一。虽然德国被迫在和约上签了字，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传统大国是不可能长期被踩在脚下的，随着它自身力量的恢复和增长，必然会提出修改条约，甚至撕毁条约。有的战胜国本身都不打算执行这一条约，认为这种过于严厉的惩罚不仅不能完全实现，反而会增加战败国的复仇心理。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期间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枫丹白露文件》中指出：“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把它的军队减到只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力量，把它的海军减到五等国家的地位，这一切终究毫无意义，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那末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事实上，在严惩战败国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苛刻的和约只起到这样两个作用：一方面，德国根本不愿意或是根本不可能执行这一条约，而战胜国也不打算强迫德国执行，这就是说，条约并不足以摧毁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另一方面，它损伤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而激起强烈的复仇欲望。和约刚一结束，德国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煽动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民族情绪，为希特勒的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分配重新确立了它们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各自地位，而这种分配是按战后初期各国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大小进行的，因而各国所得的权益相差很大。这种差异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使本来就不完善的凡尔赛体系日益失去存在的基础。英国夺得了大量的殖民地，削弱了德国的海军，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控制者，维持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法国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削弱德国的主要目的，预期获得的赔款份额最多，攫取的殖民地仅次于英国，并成为国际联盟的另一个主要控制者，在“追求一种有损于英国利益的政策”的基础上，确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日本分得亚太地区的权益，实力地位明显增强，巩固了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优势。意大利虽然获得了一些利益，但对英法没有完全履行1915年密约的诺言而极为不满。美国在德国问题、航海自由问题、中国山东问题、国际联盟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足，未捞到实惠，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致使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和约。分赃不均，必须引起新的争夺，列强争霸斗争是削弱凡尔赛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的殖民统治形式“委任统治”制度，并不能阻止殖民主义体系危机的发展。列宁指出：“凡尔赛体系使世界十分之七的人口陷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些奴隶遍及全世界，受英国、法国和日本等一小撮国家的宰割。正因为如此，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世界各地区日益高涨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冲击着凡尔赛体系。

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些新的“民族”独立国家。战胜国宣称是按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的，实际是按列强的意志划定的。这一地区本来就存在的民族问题和边界纠纷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每个新成立的国家都发现在其国土上居住着一些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属于本民族的人仍然居住在邻国接受外族的统治。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在立陶宛的波兰人等等。少数民族问题一直弄得东欧各国不得安宁，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问题，直接引起第二世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慕尼黑危机。

在这个矛盾重重和极不稳固的体系中，也能看到某些方面的进步。在对德和约中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战争是一种罪行，因此就要有人对战争负责，这是人类对战争认识的一个进步。至于罪责由谁来承担则是另一回事。国际联盟建立的本身，表明了在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甚至可以说它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形式。但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到1934年才被吸收进去，而美国从来就没有参加，使国际联盟成了英法把持的、维持它们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工具。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巴黎和会的又一产物。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初步设想，此外在大战结束以前，法国和英国也都拟定了建立国际组织的方案。

法国的国际联盟方案是由以劳动部长里昂·布乔亚为首的政府特别委员会草拟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反德倾向。方案规定德国不得加入国际组织，建议在国际联盟下成立国际军队，设置国际参谋部。英国的方案是由菲利莫尔勋爵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制定的，它所设计的实际上并不是国际安全组织，而只是参加联盟的几个大国间的仲裁机构，目的是防止“联盟”的某一成员国突然袭击另一成员国。美国的方案是以豪斯上校为首的委员会制定的，就形式说，这一方案比英国的方案更近似国际组织的章程。它同英国的方案不同，联盟的成员不只限于大国。方案规定设立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提出保证全体成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民族自决”原则。

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最高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并决定它应该作为总的和平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成立了以威尔逊为主席的委员会起草国际联盟的盟约。威尔逊以豪斯方案为蓝本，拟定了一个新的所谓巴黎方案，即国际联盟盟约草案。国际联盟盟约是英美两国方案折衷的产物，经过激烈的争吵后，1919年4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并把它列为对德、奥、匈、保各国和约的第一部分内容。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正式成立。

在创建国际联盟的过程中，美国总统威尔逊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有人用“国联是威尔逊的产儿”来形容他为国联的建立所做的工作。但由于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没有取得多少实际利益，它所制定的战后长远战略计划和近期目标都未能实现，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美国参议院认为盟约中所规定的会员国保证“尊重并维护所有国联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现有的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的条款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它意味着美国要为他国承担许多义务，而威尔逊则认为这是盟约的核心，拒绝在这一条款上妥协。故尔在威尔逊的政敌共和党操纵下的参议院拒绝批准威尔逊已签了字的凡尔赛条约，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国联在成立时有44个会员国，以后发展到63个，德国和苏联分别在1926年和1934年被接纳成为会员国。

国联的主要机构是全体会员国组成的代表大会、行政院和常设秘书处。日内瓦被选定为国联总部所在地。国联大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召开特别会议，每个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代表至多不得超过三人，但只有一票表决权。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大会上发表意见，进行辩论；其职权为“处理属于联盟行动范围以内，或关于世界和平之任何事件”。然而，主要的决定是由国联行政院作出的。行政院由美、英、法、意、日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实际上只有四个；德国加入后成为常任理事国）和经大会选出的四个（后来增加到九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每年至少召开会议四次。它逐渐变成了大会的一种执行委员会，负责为己为大会原则上接受的政策拟定具体细节并监督其执行情况。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以上两个机构的决议一般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常任秘书处被认为是国联体制中最富有创新的部分。它由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任秘书长。它负责安排会议、接受报告和控诉、登记条约、准备大会和行政院文件、管理出版物和新闻发布工作。

除了这三个主要机构外，国联还设立了国际常设法院、国际劳工组织，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等六个常设机构和专门委员会以及许多辅助机构，负责许多具体的繁杂的工作，如发放贷款、禁止鸦片贸易和照顾各国难民等，都在它的工作范围之内。

国联盟约宣称其宗旨在于“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提出了会员国的主要义务与职责。

盟约中提出了各会员国有保持各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的义务和防御外来侵略、保持各国之间和平的责任。为达此目的还作了裁减军备和对发动战争进行制裁等方面的规定。盟约还规定与国联盟约不符的各国之间的条约均应废除，进行“公开邦交”等。

然而，在这些所谓和平条款中有些观点并不统一而是互相矛盾的。例如盟约规定了处理争端的方法，即法庭解决、提请仲裁，或由行政院调查。如果发生争端的某一方敢于诉诸战争进行侵略时，那就对该国进行经济制裁和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有关经济措施规定得非常详细，而军事措施则含糊不清。如果冲突的双方都不按上述三种调解方法，或者行政院解决争端的报告不能被全体一致通过，那末会员国就可以诉诸战争而不会受到制裁，这就是说，盟约并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也没有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盟约所规定的会员国“必须将本国军备减到最少限度，以足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及共同实行国际义务为限”的裁军条款，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它没有规定各国军队的具体数额或裁军比例，所以，对各国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各国往往以“保卫国家安全”和“实行国际义务”为理由拒绝裁军。

盟约规定了委任统治制度。它是南非总理史末资将军提出，得到威尔逊的赞同，在盟约第二十二条中建立起来的。委任统治地被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包括前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其发展已达可以暂被承认为独立国之程度”，但“仍须有受任统治国予以行政之指导及帮助，至其能自立之时为止”。乙类是在中非的前德国殖民地，“依其发展之程度，受任统治国必须负地方行政之责”，但应保证其他国家“在交换上、商业上之机会均等”，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类地区何时才能独立，未作明确规定。丙类是德国过去在西南非的殖民地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应“受制于受任统治国之法律，作为其领土之一部分”，根据受任国的法律进行管理。以上三类委任统治地区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人口1900万，每年贸易额达1.6亿美元。委任统治制度是战后列强慑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声势，对殖民体系的一种改造。它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没有改变殖民统治的实质。

国际联盟盟约列入巴黎和会制定的各项和约之中，表明了它已成为凡尔赛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联盟作为第一个政治性国际组织，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根据1946年4月18日大会的决定，国际联盟正式宣告解散。

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

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夺的新格局凡尔赛体系只调整了帝国主义各国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矛盾冲突，而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帝国主义列强还未来得及根据其实力对比建立一种战后的新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角逐的是英、法、俄、德、日、美诸国。大战结束后，沙俄灭亡，苏维埃政府退出了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德国战败，已被排除在强国之外，战胜国不允许它在除本国领土之外的任何地区再有利益；法国在战争中遭到重创，此时，正忙于医治战争的创伤和巩固它在欧洲的既得利益，无暇插足亚太地区的争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主要是美、英、日三国间的争夺。既有英美的矛盾，也有英日的矛盾，最突出的矛盾则表现为美日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争夺的中心在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德国和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日本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扩张势头猛增，开始显露出美日之间的利害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英法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之机，进一步扩张它在远东及太平洋的势力。它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马里亚纳群岛；出兵占领了中国山东，并在1915年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暴露了它要独吞中国的野心。日本的一系列动作虽然威胁了英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但在战争状态下，它们为了取得对德战争中日本的援助，不惜牺牲中国而向日本暂时妥协。在1917年11月，美日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和日本领土接近的地方”。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重申它将“永远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使日本的势力迅速地发展。战争结束时，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几乎占了一半，而英国只占17.1%，美国占16.7%。日本还把大量的货物运到拉美各国，开始了向这一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甚至在美国的大门口墨西哥同美国进行竞争。

美国为了对抗日本，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在1918年6月，美国提出了由美、英、法、日四国组成新的国际银行团的方案。它规定，所有给予中国的各种贷款均由银行团垄断，并由银行团控制贷款的使用。日本非常清楚美国将在银行团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它表面上同意参加银行团，但想方设法阻止银行团开展业务活动，使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拖延了两年而没有结果。美国计划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北洋军阀政府不敢接受银行团提供贷款的奴役性条件。

战后，远东市场对美国来说，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1920年正式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大大地缩短了美国重要港口同远东之间的航程，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争夺远东的欲望。争夺远东，特别是争夺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提到了首要地位。然而，战后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国内反战情绪的滋长，使美国不能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因此，美国想夺取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目标在近期内难以实现。美国当时所能做的首先是破坏日本同英国的同盟，以消除对抗美国的潜在危险。

英日同盟在战前对双方来说，都有好处。这个条约签署于1902年，1905年和1911年两次续订，它将在1921年7月到期。对于日本来说，该同盟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支柱。对英国来说，英日同盟能对付法俄同盟和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以后在同德国对抗中，又能使英国舰队从远东腾出手来，并能保障印度及其他亚洲殖民地的安全。

然而，在战后，该同盟对于英国来说，却是弊大于利。日本利用了这一同盟，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在华利益。在对华投资方面，英日双方已不相上下；对华出口方面，日本已高居各国之首。此外，日本在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入侵以及加紧对香港、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甚至印度等地进行渗透扩张，使英国感到它昔日的盟友已经打算把它赶出远东。英日矛盾在一战后日趋激化。英国认为，即将到期的英日同盟不管续订与否，都必须寻找在远东新的盟友。

英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主要是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和原料产地。战后，美国凭借经济实力，加紧向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渗透。在中国，英国作为最早侵华的国家，把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战前英国凭借了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消极对待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战后，由于英国财政上的困难和在远东的影响日渐缩小，它既无力阻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进攻和对英国势力范围的侵犯，更无法抵挡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宁可支持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借助美国的势力遏制日本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美英在进行争夺时又联起手来，成为反对日本扩张的伙伴。因为美国也深知，在亚太地区要限制住日本，建立自己的霸权，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

英美关系在政治上最突出的问题是海军军备和英日同盟问题。191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早在大战期间就已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美国舰队到1924年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这是对英国海上优势的直接挑战，而英国则无力应付。在英日同盟问题上，为了不至于弄僵和美国的关系，英国也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同意不再续约。

海军军备竞赛海军历来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工具，海军实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争霸的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军军备竞赛随着德国海军的败亡和美国的崛起，已从英德两国在北海和大西洋地区的争夺转移到以英、美、日为主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

英国在战后仍然保有最强的海军实力，能够在太平洋地区同美日进行较量。美国和日本都相互把对方看作是自己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主要障碍。日本军部早在1907年上奏天皇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便把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号假想敌国，在1923年修改方针时，则将头号假想敌国改为美国。而美国也很早就考虑制定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1913年美国军方正式提出了以日本为敌人的“橙色作战计划”。在战略地位上，日本处于比美国更优越的地位。日本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设有据点。在辽阔的太平洋海域日本可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对美国来讲就非常困难。虽然美国于1920年已把它的舰队主力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但直到1921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拨款筹建菲律宾和关岛的基地。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在西太平洋没有作战基地的情况下，要取得对日的海上优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美国要疯狂地扩建海军。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开始向英国的传统地位挑战。威尔逊曾提出要建立一支最终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所维持的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势均力敌”的海军，而英国决心要保持它的海军优势地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美国豪斯上校说：“英国宁愿耗尽它最后一个金币，也要保持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海军优势。”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更加坚决地表示，“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见解，无论什么论据和劝说，不管它们如何动听，都不应该使我们放弃我国赖以生存的海上霸权。”1918年12月，威尔逊向国会提出拨款六亿美元以扩充海军的计划。英日两国对此极为不安。1919年4月，在巴黎和会之外展开了一场英美两国的谈判，被称为“巴黎的海战”。英国坚持要求美国放弃新的海军计划，并承认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是属于“特殊需要”，并以巴黎和谈的某些条款相要挟。威尔逊被迫答应了英国的要求。然而，仅过了几个月，到1919年7月，美国国会便批准了扩充海军的计划。要求在三年内建造军舰137艘，其中包括10艘主力舰，6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美国为了建造新舰到1921年底已经用去了一亿八千七百多万美元，要完全实现其扩建计划，估计还要再耗掉三亿多美元。按照这个计划，美国到1924年将拥有38艘主力舰，大大超过当时英国32艘的数字，将成为超过英国的世界第一海军强国。

英国长期以来实行“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实力必须等于其他两个海军最强国实力的总和）。它不甘示弱，于1921年通过决议，除已建造的十艘主力舰外，再增加四艘四万吨级的巨型战舰，此外还建造十艘巡洋舰和三十多艘潜水艇。扩充海军军备的计划使英国的财政极为紧张，1919～1920年其海军开支比1913～1914年增加了三倍。

日本更是野心勃勃，在1917年通过了建造“八四舰队”的计划，到1920年7月，建造“八八舰队”的计划（即每八年更新一次，各拥有八艘主力舰的两支舰队）又获通过。依照此计划，到1928年，日本可增加八艘主力舰、八艘新式巡洋舰。为完成该计划，日本的海军拨款1921年度高达近五亿日元，比战前几乎增加五倍，约占其全部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

到1921年，英、美、日的海军力量对比以美国为基数10的话，其比例为13.5：10：4.9；其中主力舰（包括巡洋舰）的比例为13.9：10：6.8；如果把已经开工建造的那一部分计算在内，主力舰的比例则变为10.6：10：8.7。英国已经不占多少优势，特别是英国舰艇的老化程度高于美国。

列强之间愈演愈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在战后初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已是捉襟见肘。尤其是英国，战后的财政拮据更使它力不从心。美国利用英国的财政困难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偿还8.5亿英镑的战债。1921年，英镑的牌价降低到它的黄金平价的79%。劳合·乔治意识到“海军竞赛将会使英国崩溃”，不得不向美国妥协。1920年3月，英国海军大臣朗格发表演说，提议通过协商确定英美两国拥有相等的海军。1921年4月，正式通知美国政府说：“准备放弃拥有舰队应等于世界上其他两个最强海军国家的舰队之和的传统政策”。日本虽然野心不小，但1919年以后对外贸易年年人超，特别是在1920年至1921年世界不景气之风袭击下，更感到难以担当造舰竞赛的重负。美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拥有比英国更多的资金，但由于它战前海军实力落后于英国，起点很低，在太平洋地区又没有多少海军基地，成为海上霸主的计划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因此，它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讨论海军军备问题，以限制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东方兴起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特别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它在巴黎和会期间反对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如何协调它们的在华利益以及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在此情势之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已没有能力诉诸武力，而只能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进行和平解决。这样，华盛顿会议就应运而生了。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1921年5、6月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参议员威廉·博拉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国限制海军军备的国际会议的议案。1921年7月5日，英帝国会议也提议召开一次讨论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个建议正式提出以前，美国政府就已获悉，为了保持主动地位，7月8日，美国总统哈定指示国务卿休斯向英、法、日、意、中五国非正式地建议召开六国华盛顿会议。

英、法、日、意、中对美国的提议很快作了肯定的答复，只有日本对接受邀请持保留意见。日本政府不是不愿意参加讨论限制军备的问题，而是对美国提出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包括进去的动机表示怀疑，特别是怀疑英美事先已经达成谅解，破坏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但既然美国打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招牌，日本也难以拒绝，否则在外交上将陷于孤立的地位。因此，它在接受邀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求把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作为“会议之主题”；对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只能限于一般原则，“不过求一主义及政策上之共同了解而已”；而对于像“二十一条”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问题，要“审慎免除其加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而不能“纠缠于重复过去的旧帐”，即反对把中国问题列入会议议程。

德国是战败国，它已经失去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所以未被美国邀请。苏俄及远东共和国也未被邀请参加会议。对此，苏俄政府照会美国，“俄国政府对于排斥它参加直接与它有关的会议，对于任何大国背着俄国作出的有关太平洋的决定的任何企图，表示抗议”，并断然宣布：这次会议的决议将不发生法律效力。

1921年8月21日，美国总统哈定向英、法、日、意、中五国发出参加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正式邀请，讨论“海军军备限制”和“太平洋与远东”问题。葡萄牙、荷兰、比利时认为会议内容与己有关，也要求参加。此外，英国各自治领和印度也派出独立的代表团，因此，这次会议共有14国代表出席。1921年11月12日，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历时两个半月，至1922年2月6日结束。美国国务卿休斯被选为会议主席。

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有九国代表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

这次会议为了表示同巴黎和会的区别，宣布会议公开，代表的发言都在报刊上发表，据此，西方报刊宣称：“秘密外交从此结束了。”而实际上，整个会议的决定权仍然操纵在美、英、日三国手中，即由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控制。实质性问题是由他们掌握的两个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在秘密状态下解决的。公开举行的全体会议只听取正式报告，批准委员会的决议，而不进行辩论，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很少受到重视。

会议本身批准并通过了七项条约和12项决议案，另有两项条约是在会议期间由与会国在会外商定的。其中主要有：《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和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四国条约》的签订英日同盟问题虽未被列入会议议程，但事情非常明显，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很难达成协议，因此它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美国代表团把废除英日同盟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美、日三国为此展开了秘密讨论。

早在会议开幕之前，美国就一再向英国施加压力。一方面向英国催还战债，使英国的金融市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而必须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另一方面则以爱尔兰问题相要挟，声称如果英国继续结盟，美国将支持爱尔兰独立，迫使英国就范。英国本国和一些英联邦成员也认为该同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们感到日本依靠这个联盟得到的好处太多了，战后应把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作为帝国的政策基础。日本当然希望英日同盟能够维持下去，在条约即将到期的前一个月，日本曾派出皇储裕仁赴英活动，争取续约。但是同盟是否能延续已不完全取决于日本和英国，更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

英国在财政上有求于美国，但又不愿意得罪日本，因此英国试图以英、日、美三国同盟取代英日同盟。1921年12月1日在三国代表的秘密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正式抛出这一方案。这个方案不但涉及太平洋诸岛，而且涉及中国；不但规定要使用外交力量，而且规定要使用军事力量。他们计划的三国同盟实际上是英日同盟的扩大，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美国认为，这是变相保留英日同盟，它既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又有悖于本次大会的方针。它主张，缔约国不应有使用军队的义务；该条约的范围应限于太平洋区域，对华问题另订《九国公约》。此外，美国坚持邀请法国参加这一协定。因为美国觉得英法两国在争夺近东及德国问题上矛盾重重，特别是法国对美国负债累累，把法国拉进这个协定，可以增强美国同英日角逐的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四国同盟”。在英国原方案和美国主张的基础上，由日本代表币原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经休斯、贝尔福、加藤三巨头会议通过后，由休斯通知法国，请其加入。

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为十年。条约规定，“缔约各国同意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如上述权利因任何国家的侵略而遭到威胁时，“缔约各国彼此之间应全面地和坦率地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协议，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有效的措施”。条约还规定，在取得缔约各国政府批准生效后，“英日两国于1911年7月13日在伦敦缔结之协定应即废止”。这样，四国同盟就取代了英日同盟，美国达到了拆散英日同盟的目的。日本代表无可奈何地对英国代表说：“不管怎样，你们毕竟给（英日）同盟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在签订《四国条约》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个附带声明。声明指出，《四国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委任统治权的承认，“且不妨碍美利坚合众国与各委任统治国关于委任统治各岛的协定”。1922年2月6日，又签订一个补充协定，说明了《四国条约》中一些具体条文的含义，即条约中“所用‘领地和属地’一语，对于日本仅适用于包括桦太岛（库页岛的南部）、台湾、澎湖列岛及日本委任统治下各岛”。《四国条约》及其附件的签署，既反映列强之间在太平洋地区的尖锐矛盾，也说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协议。这首先是美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完成了它多年的夙愿，拆散了英日同盟，消除了在远东争霸的一个障碍。同盟的外交协商性质又使美国不必为维护英法在远东的利益而动用武力。英帝国在太平洋上的巨大权益也得到巩固。英王乔治五世对此甚觉满意，认为该条约既使英日的友谊依然如故，又促进了英美的关系。英王为表彰贝尔福的功绩给他晋爵授勋。条约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失去了往昔的盟友英国，甚至有时英国还同美国站在一起来反对它的扩张。日本的武力扩张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权益已经通过条约得到了美、英、法的承认，特别是它已在国际上处于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成为四强国之一。所以，日本外相冈田康哉说，“四国协约为华盛顿会议之第一成功，日本之国际地位有加无已。”从这一点说，日本在这次会议上也取得了某种成功。《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限制海军军备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在1921年11月12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美国便提出了一个限制海军军备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今后十年内不得建造主力舰，包括目前正在建造的新舰；拆毁一定数量的旧舰；参照现有海军力量，确立各主要国家主力舰的吨位比例为5：5：3，即英美各为50万吨，日本为30万吨；新造主力舰的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巴拿马运河最大的通航能力）。

英国在会前就已放弃了传统的“两强标准”，因而英国对英美对等原则表示同意；对日本所占的比例也没有异议，它认为这个差额足以对付日本。日本代表则坚持要求英美日之间的比例应为10：10：7。日本认为，进攻舰队对迎击舰队必须保持50%以上的优势兵力，而防守舰队则必须对敌国的舰队保持相当于该舰队70%以上的兵力。美国坚决反对日本的要求，并对它施加压力，宣称要是日本继续坚持下去，那末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造四艘。日本只好就范，表示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比例，但又提出了两个交换条件：一是承认日本原来在中国的利益，二是美国不得在太平洋上建筑海军基地。美国基本上满足了日本所提出的条件。另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法意两国主力舰的吨位各定为17.5万吨。

在辅助舰方面，除了关于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制问题各国取得一致外，其他均未达成协议。水下辅助舰即潜水艇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国提出美英潜水艇的吨位各为9万吨，日本5.4万吨。法国坚持自己的潜水艇吨位也应为9万吨，以补偿它在主力舰方面的劣势。英国认为，法国9万吨潜水艇的要求卡住了英国的喉咙，对英国是十分危险的因素。在水上辅助舰方面，美国把美英总吨位分别定为40万吨，日本27万吨。法国则提出了35万吨的要求。英国对40万吨的限额也不满意，拒绝对自己的水上辅助舰实行限制。由于分歧太大，各国又互不相让，使关于辅助舰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经过近三个月的激烈争论，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替换总吨位的限额是：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即一般所说的5：5：3：1.75：1.75的比例，主力舰排水量不得超过3.5万吨；舰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另外规定五国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是：美英各为13.5万吨，日本为8.1万吨，法意各为6万吨。

条约还规定美国不得在阿留申群岛、萨摩亚、关岛及菲律宾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和要塞；英国则保证不在香港以及东经110度以东的岛屿属地设防，但加拿大海岸附近、澳在利亚和新西兰除外；日本则承诺不在台湾、澎湖列岛、琉球群岛、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以及日本在太平洋中现有和将来取得的一切岛屿或属地上新建军事基地。在英国的一再要求下，日本答应英美可以在新加坡建设新的要塞，英美在远东的海军基地也仅此一处了。这样一来，除了新加坡之外，英美所有的海军基地都在远离日本本土5000公里至6000公里以外，这种状况对日本十分有利。《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又一胜利。它使美国取得了同英国平起平坐的资格，标志英国海上优势从此结束。日本虽然在军舰吨位方面居于美英之下，但它在海军基地建设方面基本没有受到束缚，使它在新加坡以北的太平洋水域占有优势，限制了美英向西太平洋扩张，保证一旦发生战争，日本海军能够在太平洋上取得主动。

这个条约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裁军协定，但它没有从根本上限制军备竞赛，它既没有禁止辅助舰和3.5万吨以下的主力舰的制造，又没有对裁减空军和陆军作出任何规定。因此它并没有真正消除军备竞争，相反，它成为日后国际争端的重要根源。

中国问题和《九国公约》华盛顿会议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因为列强要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必然要争夺中国。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重申了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要求。首席代表施肇基提出了一个包括十大原则的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废除各国在华的特权或特殊权益；取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的限制；各国对华条约，如无期限的应规定期限等。但在第二条中又声明，“中国既完全赞同所称开放门户主义，即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自愿承认该项主义，并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无有例外”。这十项原则，既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不再听任列强的宰割，又说明了北洋政府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还不能提出完全独立自主的主张。当初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时只限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现在北洋军阀政府则把它施行于全国各地；起初所说“机会均等”也只限于商业方面，新的提案却把这一原则扩展到了工业。这导致了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破坏。

中国的提案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代表卢特把十项原则归纳为四条，作为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即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给予中国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个有力而巩固的政府；三、各国在中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四、不得利用中国的现状，谋取特别权利，以致削减其他国家的权利，也不得赞助有损它国安全的行为。日本代表加藤对“行政的完整”的含意进行询问，卢特说这不影响合法的特殊权益，日本代表对此表示满意。可见，所谓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只是维持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完整”，以利于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政策。但四条原则当然是对企图独占中国的日本的一个打击，但既然保持了日本原有掠夺的利益，日本也表示可以接受。经过会议讨论通过，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原则。

根据“卢特四原则”，中国代表提出了收回山东的要求；在国内人民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又向远东总委员会提出，“二十一条”严重影响中国的生存、独立和完整，应当予以废除。日本代表认为这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不能在大会上讨论，而只能在中日两国进行双边谈判时解决。中国政府最反对的就是直接与日本单独谈判。这使英美两国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为应付国内外舆论，它们必须公开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可是又不想得罪日本，从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其他谈判。最后在美国的斡旋下，采取折衷的办法，中日在会外进行谈判，英美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参加。

谈判从1921年12月1日正式开始。在谈判中，双方争执最激烈的是胶济铁路问题。日本要求接替以前德国的一切权益，不但包括铁路，而且包括铁路区域内的矿藏，以及整个山东省的经济权益。而中国代表则坚持收回利权，赎回胶济铁路。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同时美国施加了压力，最终使日本作出让步，提出铁路由中日公司合办，后来虽同意将铁路售于中国，但又拒绝中国用现款支付，想借此继续控制铁路。中国代表坚决不肯同意，最后在美国总统哈定直接干预下，中国政府才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方案。

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进行得很不充分。在会谈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曾一度休会，直到整个大会即将结束前几天的2月2日才恢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谈判中，日本代表币原声称，“二十一条”是经过两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完全合乎国际惯例，并威胁说，如果废除这一条约，将使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出现不稳定局面，而带来不良后果。在中国代表的坚决要求和各方压力下，日本才被迫放弃了部分次要条款，如：将获得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借款的优先权，以及这两个地区的各种税款作抵押的借款的优先权让与四国银行团；放弃向“南满”派遣顾问和教官的优先权等。中国代表不满意日本的让步，还想继续讨论，但英美却认为日本的让步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中国应该满足了，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会议匆匆收场。

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应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但中国应照铁路产业的现值（5340万金马克再加上日本管理期间的增修费）偿还日本，期限为15年；偿清上述款项之前，车务长与会计长由日本人担任（中国也派一名会计长），对运输和财务进行管理；以前德国享有开采权的煤、铁矿山由中、日合资经营。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中国对“外国人民在德国旧租借地区域内之既得权，无论在德国租借时或日本军事占领时经合法、公道取得者，应尊重之”。这个条约使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政治地位仍然很牢固，同时也为美国插足山东提供了机会。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总算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权利。

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中正式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全文共九条。卢特的四条原则被列为第一条，是该条约的核心部分。它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为保证第一条的实施，第二条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侵犯或妨碍第一条所述的各项原则。第三条则进一步贯彻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规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

此外，中国还向会议提出归还中国自行规定及处理关税的权利，并要求把名义上5%的关税提高到12.5%；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提出了撤销外国邮局的议案，以防止漏税和违禁品通过这种渠道大量流入中国；提出取消外国在华无线电台及撤退外国驻华军警的要求；提出“废除和提早终止”外国租借地的要求；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议案，等等。

在《九国公约》以及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十多项决议中，虽然都标榜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对中国上述的要求，除了同意撤销部分外国电台及英法同意交还威海卫和广州湾之外，其他都只是原则上承认，或者拒绝讨论，或者故意拖延，以达到维持原状的目的。《九国公约》的签订，使美国得到了它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美国国务卿休斯说：“由于这个条约，中国的‘门户开放’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个条约为美国进一步对华扩张和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提供了条件，结束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1922年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华盛顿体系及其实质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解决了巴黎和会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会议通过的《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和有关中日问题的一些协定，补充了和部分地改变了巴黎诸条约的部分条款，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建立了在这一地区的“新秩序”，被称为“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体系同凡尔赛体系一样，是根据列强的实力对比确定的。凡尔赛体系是在承认英法占优势的基础上，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西方的关系；华盛顿体系则是在有利于美国的基础上，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但是，华盛顿体系只是暂时缓解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紧张关系。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要策划者和最大收益者，废除了英日同盟，暂时阻止了日本独霸中国的进程，取得了与英国在海上并驾齐驱的地位。日本在英美的压力下，既失去了外交上的国际支柱英日同盟，又在中国问题上被迫让步，但它决不会甘心就此罢休，一旦有机可乘，便要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重施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这必然造成英日之间新的冲突。英国的衰落已成为必然，它自动放弃海上的绝对优势，如果能凭借往日的余威维持其在华、在远东的利益，就心满意足了。而日本的侵华政策，必然视英国为障碍，不挤掉英国，独占中国便是一句空话，因此，英日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英日、英日之间矛盾的发展，必将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在新的基础上的竞争，从而使华盛顿体系最终瓦解。

华盛顿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帝国主义战胜国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它是极不稳固的，是注定要彻底崩溃的。

第五章　战后初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节　战后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概况

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化20世纪初，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物理学革命。这场物理学革命的先锋是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年）。1905年，年仅25岁的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其核心是论证了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性，从而确立了崭新的、相对概念的时空观。牛顿力学只能解释在低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既能解释在低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也能解释在光速或接近光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1915年，爱因斯坦又提出广义相对论，揭示了四维空时同物质的统一关系，指出空间、时间不可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空间结构和性质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相对论认为，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进行运动时，运动物体上的时钟会变慢，尺子会变短；同时，物体的质量和能量也随运动速度而增加。广义相对论实际上是一种引力理论，它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大大推动了科学前进，特别是对研究接近光速的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另一项重大科学发现是量子力学。在本世纪初，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1858～1947年）提出量子概念。他认为物体在发射辐射和吸收辐射时，能量并不是无限可分的，其最小的、不可分的能量单位即“能原子”或称“量子”。2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1901～197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1887～1961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到1925年左右创建了量子力学这门学科。这是研究微观世界粒子运动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的发现解决了原子结构以及原子中的电子运动问题。它为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和激光技术等奠定了理论基础。量子力学在这一时期的应用是，它和相对论结合形成原子核物理学。1932年，美国科学家劳伦斯（1901～1958年）发明了回旋加速器。1934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昂利克·费米（1901～1954年）发明用中子轰击重元素铀，可造成铀的核裂变。1938年，奥地利和德国的科学家继续费米的试验，进一步论证了核裂变的链式反应。科学家在对原子核进行一连串的电力冲击，造成核分裂后发现，铀原子核分裂时，放出的能量很大。1克铀裂变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烧3吨煤或200公升汽油，其爆炸能力相当于20吨黄色炸药。原子能的理论准备虽然是在欧洲完成的，但在技术上获得和利用原子能却是在美国首先实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加紧研究核裂变的问题，并首先把它用于制造新式武器。终于在1945年爆炸了原子弹。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力生产和电子工业有很大发展。电是既简单方便又经济便宜的动力来源。同时，它又是实现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各国对电力生产十分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火力发电站占主导地位。它的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80%。在发电设备上，先进的汽轮机逐渐代替了活塞式蒸汽机。水力发电也日益增多。1936年美国在科罗拉多河上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山峡水电站，坝高222米。电力技术的革新使欧美各国的发电量迅速增加。在二十多年里，德国的发电量增加了十一倍多，美国增加了将近六倍，英国增加了四倍多，法国增加了将近二倍。

随着电力的增长，各生产部门逐渐改用电力，民用电器如洗衣机、吸尘器、电冰箱也逐渐普及起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无线电和电影事业的发展。无线电通信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发明。战后，科学家又在短波和超短波的研究上取得成就，使无线电通信的有效距离不断扩大，为广播事业奠定了基础。1920年，美国首先设立广播电台，进行正规的定时广播。接着，法国和英国于1922年，德国于1923年，意大利于1924年也相继开始广播。由于欧美电台实现了联网，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广播体系。无线电收音机成为畅销的热门货。1922年到1929年的七年期间，美国收音机的销售额增加了13倍，由6000万美元增加到84，000万美元。这一时期，电影技术提高很快。最初是无声电影，或是用留声机的唱片伴音，但效果不好。1930年，出现了第一部有声电影。1935年又产生了第一部彩色电影。电视在20年代开始出现。1933年，发明了先进的摄像管。1941年，试验彩色电视成功。

电力的发展使许多固定式的工作机器采用了电力驱动。但是，它不能适应移动式的机器的工作条件。因此，内燃机仍然是最主要的动力装置。1920年，内燃机的总功率大约占原动机总功率的四分之三。内燃机广泛应用于运输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汽车成倍增长。1916年世界汽车年产量比1900年增长166倍，达150万辆。

随着汽车的增多，美国、德国先后修建起高速公路。汽车在城市间交通运输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并逐渐把城市和农村密切联系起来。公路网络日益密集。内燃机也广泛应用于海上和内河运输业。从1918年至1928年期间，装备内燃发动机的船舶吨位增加了九倍。1927年，世界各造船厂所制造的内燃机船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当时所有的蒸汽机船。内燃机技术的改进使民用航空事业兴起。1918年，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航线通航。第二年，德国柏林和魏玛之间建立定期航班。随后，几乎每年都开辟联结欧洲各国首都的新航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航线也建立起来了。

汽车、飞机的发展，需要大量橡胶做轮胎。1910年，出现了合成橡胶，但质量远不如天然橡胶，价格也昂贵。30年代，美国研制出质量较好、成本较低的合成橡胶。1935年，美国研制尼龙丝成功，开始用来生产牙刷，后来大量生产尼龙丝袜。1940年，英国人发明涤纶。三四十年代，各种塑料投入工业化生产，它们在工业上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除化工外，冶金、机械制造等方面也有很大进展。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1921年到1929年间，各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相当快。法国是9.4%，德国7.1%，美国4.3%，日本为3%，英国1.7%。1924～1929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工人平均每小时的产量大约提高了15～20%。美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早在一次大战期间就已大大超过战前水平，法、德、英分别在1924年、1927年和1929年超过战前水平。从1924年到1928年，约有20个国家恢复了金本位。以流水生产线和零部件标准化为重要内容的生产合理化运动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各国垄断资本获得较大的发展。许多原有的垄断组织的规模、实力和相互间的联系扩大了，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新的垄断组织，此外，国际垄断也迅速发展。但是，在新兴工业部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诸如煤炭、制鞋等传统工业部门却发展得相当缓慢，有的甚至停滞不前，农业则长期发展缓慢处于隐伏的危机之中。在新兴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虽然有所增长，但仍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为以后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果不其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工业增长速度骤然下降。1930年到1937年期间，英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7%，美国是0.67%，法国和德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降低到3.9%和0.7%，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极不稳定的。同时，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作为战败国受到压制，经济凋敝，工业产量落在美、英、法之后。到1929年，又再次超过英法，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

欧美各国的政治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三个反动落后的帝国垮台了。在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废墟上，产生了苏维埃俄国以及德、奥、波、捷、匈、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九个共和国。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欧洲仍保留很多君主国。如西欧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北欧的瑞典、挪威，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当然，这些君主国的情况彼此很不一样。有些是落后的封建王国，君主有很大的权力；有些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君主只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

这一时期，欧美各国的选举制也有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断趋向完善。广大人民在经历战争以后，视野扩大，关心时事，要求参与政事。欧美国家陆续实现了普选制。丹麦在1918年，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在1919年宣布男女公民均有选举权。美国在1920年第一次给妇女以选举权。英国在1918年规定，21岁以上的男子和30岁以上的女子有选举权。1928年改为妇女和男子一样，21岁起有选举权。作为女权运动的成果，很多国家的妇女进入了以前被男子独占的“王国”，出现了女律师、女医生，甚至女议员和内阁大臣。1919年，意大利也实行了普选制，但墨索里尼上台后，于1928年改为交纳工会会费或100里拉税的男子有选举权。日本战后也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法国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实行普选制的。

在政治舞台上，欧美各国都是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新的情况是，由于技术工人的大量出现，各国社会党的力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并开始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上台组阁。社会党是上个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工人贵族手中，逐渐蜕化成为资产阶级左翼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们公然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战争期间开始吸收社会党的领导人进入政府，以欺骗工人群众，诱使人民为战争出力。1918年，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资产阶级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慌忙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和谢德曼。1919年，魏玛宪法通过，正式成立社会民主党政府。奥地利的情况也相类似。在奥匈帝国崩溃之际，社会民主党人伦纳出任总理。德奥社会民主党人在革命高潮时上台执政，起了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作用。几年之后，革命进入低潮。但是，人民斗争的深远影响仍在，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力单薄。在发生内阁危机，或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无力掌握议会绝对多数时，统治阶级往往让社会党上台执政。如英国资产阶级让未获议会多数的工党上台执政，同年，丹麦社会党人，几年后挪威工党也相继组阁。法国社会党人在1924年虽然没有组建政府，但它同激进社会党政府有密切的合作。1936年，法国社会党人勃鲁姆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社会党人上台后，大多宣布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在资产阶级所能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在革命形势未成熟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民意。

反动帝国的垮台，普选制的建立，普选权的扩大，以及社会党的上台执政，这些资产阶级政治舞台上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斗争的成果。同时，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出现了极端反动的法西斯政党和独裁集权制度，它们后来逐渐形成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第二节　战后初期的英国和法国

战后英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英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它打败了最大敌手德国，并且从德国、土耳其等战败国得到份额最大的殖民地。在中东，英国得到了伊拉克、巴勒斯坦、外约旦；在非洲，得到坦噶尼喀、多哥的一部分和喀麦隆的一部分；在太平洋上，得到瑙鲁岛。英国的自治领得到西南非、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群岛的一部分的委任统治权。曾经与英国争霸的德国海军，现已势衰力微，曾经和英、美争夺市场的德工商业，现在也一蹶不振。看起来，英国的霸权地位巩固下来了，甚至进一步提高了。但是，实际上，由于苏维埃俄国的出现，资本主义体系被打开了缺口；同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力受到了严重的损耗，死伤人员300多万，花费400亿美元，2000多艘商船被打沉。大战和革命的结果打破了英国的传统市场。大战期间英国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战后，英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缺少大量更新固定资本的资金，国内投资能力不足；英国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美、意、日等国也大肆侵夺英国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市场。因此，英国在战后初期没有出现经济高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这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英国于1920年初一度出现短期的商业兴旺，但很快便进入了战后的第一次危机，直到1922年，各部门才先后摆脱了危机状态。由于暂时摆脱了德国的竞争，加上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它的新兴工业部门，如汽车业、电子业、有色金属业和化学工业等发展较快，到1929年，英国汽车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新兴工业部门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17年的6.5%上升到13.6%。但是，与此同时，构成英国工业基础的传统工业部门却日趋衰落。如煤产量从1913年的2.91亿吨下降到1929年的2.61亿吨，生铁产量从0.1亿吨下降到0.077亿吨。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13年的14.5%降到1929年的9%，1930年再次被德国超过。英国的出口总值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从1921～1927年，英国的出口额减少了五分之一。而与此同时，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8%。英帝国长期严重依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它的工业、商业都依靠出口贸易，它的出口占全部产品的五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一旦出口贸易下降，就影响整个经济生活。如果说战后英国经济萧条的主要标志是出口贸易下降的话，那末，其明显的社会后果就是大量持续的失业人口。战后英国失业人口长期保持在一百多万到两百多万，特别是造船、机械、钢铁等基础部门，失业情况尤其严重。英国的工业技术也相对地落后于美国、日本。英国的煤炭开采只有19%实现了机械化，而美国70%实现了机械化。这又使英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由于政府实行粮食低税进口政策，导致农业产量也日益下降。

在政治上，英国一向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战后的第一届政府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联盟的政府。首相是劳合·乔治。为了减轻经济衰退，政府通过工业保护法，决定增加关税，规定对所谓主要工业（化学药品、光学玻璃、精密仪器，等等）的全部产品征收的保护关税，并把一些失业人口迁到殖民地和自治领。1919年，英国通过了《英国教会议会（权限）法案》，使教会有更大的自治权。1920年，又使保险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国雇佣人员的三分之二。1921年英国与苏俄签订贸易协定。劳合·乔治的内外政策引起了保守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与苏俄签订贸易协定，不应该答应爱尔兰南部自治。1922年10月，保守党退出内阁，劳合·乔治被迫辞职。同月，议会重新选举，保守党人获胜。保守党人邦那·劳担任首相。不久，因年老力衰由斯坦利·鲍尔温（1867～1947年）担任首相。1923年议会大选中，保守党的议席由347席降为259席，而工党的议席由142席升为191席。自由党获得158席。当时，保守党和自由党互相倾轧，彼此不愿支持对方组织政府。因此，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第一次在英国执政，工党首领雷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年）组织了第一届工党政府。从此，工党开始取代自由党的地位，与保守党交替在英国执政。工党成立于1900年，由工联、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等组织联合组成。工党在1918年通过的《劳动与社会新秩序》的纲领中，主张在民众管理的基础上使生产者获得全部果实，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对工业实行民主监督，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实行财政革命，对高收入者收重税，并使财政收入尽可能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作为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工党执政后在资产阶级所能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加强福利措施。如通过“惠特利住宅计划”，由国家增拨补助金扩大住宅建筑。增加养老金和残废退休金，改善失业保险制度，规定从1924年8月起，男子失业补助金从每周15先令增加到18先令，妇女失业补助金从12先令增加到15先令，父母失业的子女补助金，从每周1先令增加到2先令。规定农业工人的最低限度工资，降低烟草、糖和其他食品的消费税。在对外政策上，缓和与自治领、殖民地的关系，同时承认苏联并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工党政府的政策与保守党或自由党差别不大。它不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劳资纠纷中站在资本家一边。对外，继续执行殖民政策，派飞机轰炸伊拉克起义部落，在印度实行警察恐怖，镇压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使英国工人群众由失望到不满，而保守、自由两党则对它的某些激进措施感到不安。麦克唐纳任职不到一年，即于1924年10月辞职。迫使他辞职的导火索是“坎贝尔案件”。坎贝尔是英国共产党报纸《工人周刊》的记者，他在《工人周刊》上发表文章抨击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结果受到工党政府起诉并被传讯，后来，工党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释放了他。群众对工党政府不满，而保守党则指责工党政府纵容损害英国利益的宣传。保守党为了在竞选中获胜，在报纸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信件”，称共产国际指示英国共产党策划武装暴动推翻英国政府。季诺维也夫是当时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这一事件严重地损害了工党政府的威信。1925年，保守党重新执政，斯坦莱·鲍尔温组织了新政府。人们称它为第二届鲍尔温政府。丘吉尔在这届政府中任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1863～1937，他和执行绥靖主义政策的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任外交大臣。这一届政府任期近五年，直至1929年中。鲍尔温上台后，为稳定英国经济采取了一些措施。1925年恢复了英镑的金本位制，企图重新确立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削减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镇压英国工人罢工。对外主张镇压印度、爱尔兰、中东阿拉伯地区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927年还参与干涉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敌视苏联，还制造了1927年英苏断交事件，表现了极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本性。

1926年5月，英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于矿主要强行降低煤矿工人的工资10%造成的。煤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要求废除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并拒绝签订全国范围内的集体合同。该要求被工人拒绝后，矿主宣布自5月1日起实行同盟歇业。5月4日，英国工人举行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参加罢工的除了煤矿工人外，还有运输、铁路和机械工人，很快达到了600万人，致使当时工厂关门，交通停顿，城市瘫痪。工人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掌管发放车船通行证和调配粮食，行使了政权机关的某些职能。英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力量太弱，没有掌握斗争的领导权。国际无产阶级给予英国工人的斗争强大的支持和援助。掌握罢工领导权的工会总理事会力图把斗争限制在经济领域，同政府秘密谈判，达成了协议。5月12日，铁路工人被迫复工。煤矿工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总罢工失败后，资产阶级加紧向工人反攻倒算。1927年7月，鲍尔温政府公布了《关于工业争议和职工会》的法律，宣布总罢工是非法的，规定任何组织“非法罢工或参加罢工者须受罚款或判处两年以下的徒刑”；禁止政府人员参加工联；严格限制工会会员为政治目的而进行募捐。随后，矿工的法定工作日从七小时延长为八小时。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安抚工人的措施，通过了对65岁的退休工人发老年金的法案、发孤寡补助金的法案，制定新的失业保险条例。工会总理事会代表与企业主集团代表签订协定，建议由劳资双方的代表组成全国工业委员会，以“调解制度”取代罢工活动，并要求实现生产“合理化”，“改进”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英国阶级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却进一步加强。1926年的英国工人大罢工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表明英国资产阶级在对付工人阶级方面更有经验、更有组织了。

爱尔兰的自治和英国自治领地位的提高一次大战后，英国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本土和自治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殖民体系渐趋崩溃。战后初期，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重新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爱尔兰支持英国参加大战。但英国政府处处歧视爱尔兰人，在军队中禁止爱尔兰人成立独立团，在爱尔兰人与英国人混编的军队中，爱尔兰人不受信任和重用。1916年，爱尔兰共和派在都柏林举行起义，结果因遭到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15名领袖被判死刑，起义领袖之一德·瓦勒拉逃亡国外。在1918年12月英国议会选举中，105个爱尔兰议席中有73个是共和派。当时共和派议员中有36人尚身陷囹圄。共和派议员拒绝出席议会。1919年1月21日，共和派人在都柏林集会，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当时还在英国监狱里的德·瓦勒拉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接着各郡、市都建立地方行政机关、法院。都柏林政府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占领军”（爱尔兰人这样称呼它）和受英国控制的警察部队展开了游击战。爱尔兰共和国并派代表出席凡尔赛会议。在美国的爱尔兰侨民声援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希望巴黎和会考虑爱尔兰民族的自决权的问题。对于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要求，英国政府起先采取恐怖手段，派特种部队打击共和派力量，一些共和军战士不经审讯就被枪决。1921年双方开始谈判，并在1921年12月签订英爱条约。条约规定爱尔兰南部26郡为“爱尔兰自由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而北部六个郡与英国合并。从此英国的名称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爱条约在爱尔兰议会讨论时意见分歧，最后以勉强多数获得通过。总统德·瓦勒拉反对该条约，因此辞去职务，新政府由格里菲斯任总统，柯林斯任总理。爱尔兰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继续斗争，1922年6月爆发内战，到1923年恢复和平。同年，爱尔兰被国际联盟接纳为成员国。作为一个自治领，它多次参加英联邦的帝国会议。1925年，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终于确定下来。

英国的自治领是英帝国范围内的一种政治形式。大战结束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南非。自治领被看成是英国本土的延伸，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帝国本土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英国从1887年起，定期召开各自治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首脑会议，讨论防御、贸易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自治领经济迅速发展和要求独立的呼声很高，促使英国采取新的措施协调与自治领的关系。1926年10月举行的伦敦帝国会议上通过的“巴尔福宣言”，规定英联邦的成员是自由地结合在一起的，英国和各自治领相互关系是平等的，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独立的，没有隶属的关系；它们都共同臣属英王，效忠英王。因为各自治领在防务上需要英国军队，特别是英国海军的保护，以及英国和自治领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各自治领仍然承认自己是英帝国的成员，并且宣布效忠于英王。1931年12月，宣言以《威斯敏斯特法案》的形式通过，被称为英联邦的大宪章。在宪章上签署的除各自治领的首脑外，还有印度。英国认为印度经过1919年的宪政改革已经确立英联邦成员国的地位了。《威斯敏斯特法》规定，如果没有得到自治领的同意，英国王位继承的法律不能作任何修改。在伦敦的国会只有根据自治领的要求，才能通过应用于自治领的法律。自治领的议会通过的法律不能因为它与英国的法律相抵触，而被宣布无效。英国国王也不能按照其英国大臣的劝告而驳回自治领议会的法案；对于自治领的事务，他必须根据自治领大臣的意见行事。各自治领议会可以废除在伦敦通过的、与它们有关的法律。这就改变了1865年所通过的法案，即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不得与伦敦通过的法律发生矛盾的规定，扩大了自治领的自主权。

20年代的法国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严重。因为战争主要是在法国本土进行的。遭受破坏的地区主要是北部的十个行政区。八十多万幢房屋遭到了破坏，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运河和公路不能通行，两百多万公顷耕地荒芜，经济极待恢复和重建。法国是大战的战胜国，战后它收回了盛产铁矿和煤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使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铁矿。同时法国也是欧洲最大的铝土矿产国，在电力水力方面居于欧洲前列。法国还获得了德国的巨额赔款，截至1931年止，德国支付给战胜国的206亿金马克中，法国得到了80亿金马克，是获得赔款最多的国家。此外，法国还从德国手中获取了新的殖民地，扩大它殖民掠夺的范围。早在大战期间，法国因丧失东北地区，就在南部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战后的重建又大力采用新的技术装备，并在北部重新建设新的现代化的工业中心。以上这些因素促使它经济恢复的速度较快，到1926年被破坏地区基本上得到了重建。其工业指数以1913年为100，1919年是57，1930年达140。1920年，法国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是5%，到1930年上升为8%。法国在20年代初期的世界棉纺工业国家中就名列第三，丝绸是更为珍贵的出口商品。法国创办了许多新工业，雷诺和西特隆成了世界汽车制造业中的名牌。在航空、橡胶等部门，进步也非常显著。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经济繁荣的国家。

然而，法国仍然是小型工业企业占优势的国家，约三分之二的工业没有雇用领取工资的工人，只有0.5%的企业雇用一百至一百以上的工人，这些为数很少的大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占领取工资的工人总数的约45%。轻工业发展比较缓慢。农业在法国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战后，尽管出现了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的现象，务农的人数减少了，但更多地使用机械和化肥使法国的农业生产保持着高水平。农业电气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法国仍然是一个小农业主的国家。在小农业主拥有的土地中，约有25%是不到2.5英亩的土地，47%是2.5～25英亩的土地。土地面积超过125英亩的农场只有2%。1926年，法国工业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战后初期，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其战后的税收大大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到1927年，法国才取消了关于不准出口食品的一切禁令。

在政治上，法国是多党制政体。议会选举中由观点相近的政党组成联盟参加竞选。由于党派林立，党派缺乏纪律性，总理控制不了议院和议员，所以法国内阁更换频繁。从战争结束到1933年1月为止，法国共有27届内阁。战后初期，对德国的恐惧情绪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1919年11月大选中，右翼政党组成的国民联盟获胜，在602议席中获得425席。战时联盟政府总理克里孟梭辞职。米勒兰（1859～1943年）担任总理。1920年9月，米勒兰当选为总统，由白里安（1862～1932年）担任总理。国民联盟主要代表人物都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压制德国，坚决维护凡尔赛和约，逼迫德国按和约规定偿还赔款。1921年德国发生金融危机，要求延期偿还战争赔款，英国建议法国考虑德国的要求，白里安在与英国商谈前，米勒兰交给他一份备忘录，要他在赔款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不要在戛纳（英法官员会晤地点）召见负责赔款问题的德国代表，说赔款问题是属于“赔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只有这个协约国机构才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英法会谈没有取得成果，白里安辞职。1922年1月14日组成普恩加莱（1860～1934年）政府。1922年7月德国又一次提出无力偿还1921年的债款，要求延期六个月，遭到普恩加莱政府的拒绝，并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鲁尔。占领鲁尔引起德国消极抵抗，造成法国财政状况恶化，法国在国际上很孤立，英美趁机把解决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占领鲁尔激起法国内外普遍不满，备受战争折磨的法国人民担心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有可能把法国拖入新的欧洲战争。1924年普恩加莱辞职。1924年5月大选中，左翼联盟提出了民主的和平主义的竞选纲领，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取得了议会584席中的315席，其首领激进社会党人赫里欧（1872～1957年）担任总理。左翼联盟自1924年6月至1926年7月执政，先后由赫里欧、保罗·班乐卫、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任总理。这是继英国工党政府以后在欧洲大国中出现的又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政府。赫里欧任期，在赔偿问题上接受英美的仲裁；通过道威斯计划；1924年10月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在国内宣布政治犯大赦，对因参加1920年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恢复其工作，给公务员组织工会的权利，妇女参加市政和县政选举的权利，限制阿尔萨斯和洛林天主教的特权。赫里欧的一些激进措施受到右翼政党的攻击，加上政府出现了财政困难，1925年赫里欧辞职。班乐卫政府上台后，政治路线急剧右转，拒不接受开征财产税的方案，但全部保留了国民联盟政府向劳动人民征收的各种捐税。在殖民政策上，继续对摩洛哥里夫共和国进行殖民战争，对叙利亚德鲁兹人民起义进行镇压。殖民战争的开支使法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广大人民群众和左翼联盟内部的部分党派对政府不满，一向对左翼联盟财政政策不满的大资产阶级更加对左翼联盟施加压力，左翼联盟被迫辞职。1926年7月，普恩加莱再次担任总理，组成以各右翼政党为骨干、有左翼联盟部分成员参加的“国民统一”政府。“国民统一”政府进行了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使不断贬值的法币稳定了价格，外流的资金重新回流，实现了预算平衡。法国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国民统一”政府更加坚决地维护的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扩充军备，增加军事预算，加速建造军舰，实行普遍义务军事训练。在1927年英苏断交后，法国政府也掀起了反苏宣传，庇护白俄流亡分子，对苏联进行经济抵制。

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也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国，但由于是德国的邻国，它总感到自身安全缺少保障。它担心战败国德国东山再起，是凡尔赛体系最坚决的维护者。战后缔结的和约由于美国不参加，接着在赔款问题上又与英国产生分歧，它又敌视和惧怕社会主义苏俄，因此感到处境孤立。法国看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在战后初期分别建立联盟，共同注视东部和南部的战败国（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防止凡尔赛体系被破坏。这一联盟被称为小协约国。法国在这一联盟的启示下，也积极在欧洲寻求支持。1921年法国与波兰缔结友好条约；1924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缔结友好条约；1926年与罗马尼亚缔结友好条约；1927年与南斯拉夫缔友好条约。法国还积极参加了洛加诺公约，该公约对德法之间和德比之间的边境线作了明确的划分。此外，法国在国防上采取防御措施，从1929年到1934年花了五年的时间在法国边境上建立长两百多公里的“马奇诺防线”（以陆军部长马奇诺的名字命名）。修筑这一防线花了巨额资金，法国政府把它作为安全的保障，后来表明它毫无用处。德国入侵时绕过马奇诺防线，使它完整地落入到了侵略者手中。

法国人民在战后初期的相对稳定时期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了积极的斗争。1925年10月，共产党和总工会共同组织了历时24小时的总罢工，有一百多万工人参加，要求立即把军队撤出摩洛哥和叙利亚。1929年8月1日，法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反战日”的斗争。1928年11月，激进社会党部长退出内阁，“国民统一”政府至此结束。

第三节　战后初期的美国

经济的繁荣美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参战的，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而且在战争初期与交战双方大做军火生意，发了不少战争财。美国资本家在战时获得了巨额利润，为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储存了充足的资金。又由于战后工业管理改进和技术革命的刺激，美国在经历1920年年中至1921年末的短期经济萧条后，经济很快复苏，并逐渐趋于繁荣。工业生产发展迅速。从1923年到1929年六年间，钢产量从4490万吨增长到5640万吨，提高了26%；发电量从713亿度增长到1167亿度，提高了65%。新兴工业有汽车业，电力、电机与电器业，无线电气工业，航空工业，电影业。汽车生产从1900年的4000辆增加到1929年的4，794，898辆，汽车的使用推动了公路桥梁的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并促进了石油、轮胎制造、公路修建及钢铁业的巨大增长，加油站遍布全国。柯立芝执政时期，股票价格直线上升，工人就业率高，收音机、洗衣机、小汽车成为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小城镇迅速成为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战时住宅建筑规模大为缩小，为战后住宅建筑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几十层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使欧洲人吃惊，人们称这一时期为“柯立芝繁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81%是美国货。收音机也已普及于寻常百姓家。汽车工业、电工业和建筑业成为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支柱。国民总收入从1919年的650.9亿美元增至1929年828.1亿美元；人均收入从1919年的620美元增至1929年的681美元。美国向海外的资本输出额从1919年的70亿美元增至1929年的172亿美元（二者都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债），美国的商品输出从1922年的39.71亿美元增至1929年的51.57亿美元。从1919年到1929年，整个工业生产率提高40%，农业提高26%。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纽约开始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首先，是农业长期不景气。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陷入沉重的债务，有的失去农田，背井离乡。许多农场主也破产了。农民的收入偏低，购买力大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欧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已相继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农产品输出大为减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生产增长不快，结果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其次，一部分工业部门如纺织、煤矿、造船、制革等部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开工不足，大批工人失业；再者，由于企业集中程度高，兼并之风盛行，中小企业受排挤，财富分配极为悬殊。据联邦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中说：“国内占人口1%的最大资本家占有财富达59%；占人口12%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达33%；而占人口87%的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广大人口只有8%的财富”。到1929年，15家大公司集团控制了全美电力的80%，20个集团控制了98.5%的跨州输送电路等。1929年约60%的美国家庭总收入在美国总收入的比重不足24%。更为严重的是有21%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不足4%。第四，这一时期盛行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1927年，60%的汽车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的，其他如电冰箱、洗衣机到私人住宅也大量采取赊购的方式。第五，这一时期投机活动猖獗，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大量发行，大企业主、金融寡头大搞投机倒把，普通的美国人也被卷入大买股票寻求发财的热潮中去。还有，国际经济中的潜在因素也加深了国内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到1920年，欧洲等地区国家共欠美国133亿美元债款。欧洲的贫困和美国的高额关税，使美国的海外市场日益缩小。这些都说明美国经济发展虽然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但经济危机的不祥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政治上的保守战后美国的经济上出现了繁荣景象的同时，政治上却出现了保守主义倾向。

战后初期，由于资本家取消了工人在战时争得的某些成果，削减工人工资，大量裁减工人，加上飞涨的物价加剧了生活的恶化，美国国内罢工浪潮汹涌。1919、1920年相继发生铁路工人、钢铁工人大罢工。仅1919年全年发生了三千六百多次罢工，参加人数达四百多万。最后在政府镇压和劳联右派领袖的出卖下失败了。但在1919年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美国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成立后受到了威尔逊政府的疯狂迫害，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同时，在战后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下，美国还出现了“红色恐怖”的浪潮。在一些城市发生无政府主义搞的爆炸活动以后，司法当局出动军警大规模逮捕“激进分子”。1920年1月的一次逮捕达6000人，使大批无辜的公民受到迫害。

美国是依靠移民组成的国家。但随着西进运动的终结，劳工和劳工组织把新移民看成是缩小国内劳工市场和妨碍劳工组织发展的因素，要求限制移民入境。20世纪初的15年，平均每年有100万移民入境。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1917年1月，国会通过对移民强制文化测验的提案。但1920～1921年，仍有123万移民涌入。在“外国人和外来哲学”引起颠覆的群众性的恐慌高潮中，美国实行了限制移民的政策。要求限制移民的除劳工外，还有一批极端本土主义者，他们或抗拒激进思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或对犹太教、天主教持有偏见，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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