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国）儒勒·凡尔纳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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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大旅行家试读：
法文版原序
本书所叙述的故事不仅包括过去年代里所进行的所有考察和探索，而且还包括近年来科学界很有兴趣的新发现。为了能给本书提供尽可能准确无误的信息——将其扩大到所必需的当代旅行家们的最新成果，我特别邀请服务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格伯利埃尔·马塞尔先生的帮助。他被认为是当代最有能力的地理学家之一。
由于马塞尔先生精通多种语言（而我却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才得以追踪源头，获取了绝对是原作文献资料里的信息，因此，我们的读者应感谢马塞尔先生对本书的帮助，以致我们能知晓从哈农、希罗多德时代开始直至里温斯当和斯丁里为止的所有伟大旅行家们所建立的功勋。儒勒·凡尔纳
中文版序
叶永烈当我在电脑屏幕上展读戈信义先生发来儒勒·凡尔纳《地球开拓者》译稿时，脑海里不时浮现一位老朋友的形象：稍胖，头发灰白，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便是资深编辑黄伊，凡尔纳著作中译本最初的策划者和编辑者。由于他的推动，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出版了许多凡尔纳著作的中译本，至今共计19部29册。现在，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戈信义等译的《地球开拓者》，使凡尔纳著作中译本增至20部。
儒勒·凡尔纳（1828.2.8—1905.3.24）是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是世界科学幻想小说大师。据黄伊说，他在1953年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则资料，当时凡尔纳的作品就已经被译成54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
凡尔纳也是第一个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老作家端木蕻良在1981年1月10日《书讯报》上发表过一篇《十五小豪杰和我》，回首往事道：“几乎六十年了，我平生看到的第一篇外国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法国凡尔纳写的《十五小豪杰》，它是梁启超等翻译的……那时，我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充满幻想……我很小就走出我们关外被禁闭的化外王国，离开家乡大地的海，到处流浪漂泊，我从未失去信心，希望的帆影总在前招引着我，我想，《十五小豪杰》对我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接着，他又说：“由于我的切身感受，我想，我有权力说明，科学幻想小说，对青少年有极大的启发教育作用。儿童们的好奇心理，好像一座探索的雷达，能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得到回应。他们在得到艺术营养的同时，不但能得到科学知识，并且还可以触摸到科学的远景，增添健康的幻想。这种科学幻想小说的作用，是别的小说做不到的。”《十五小豪杰》（即《两年假期》），是凡尔纳在1886年完成的一部长篇。1903年，凡尔纳的《两年假期》被译成中文。译者之一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另一译者为披发生。他们用章回小说体翻译。
此前，1900年逸儒译、秀玉笔记的《八十日环游记》（即《八十天环游地球》），由世文社发行出版。在《十五小豪杰》出版的1903年，正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的鲁迅，也翻译了两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即《月界旅行》（《从地球到月球》）与《地底旅行》（《地心游记》），分别由进化社出版及《浙江潮》杂志连载。
由此可见，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在中国很早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鲁迅在《月界旅行》序言中，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正是为了“导中国人群以进行”，我国出版界才不断出版凡尔纳著作中译本。据黄伊说，儒勒·凡尔纳早年译为儒勒·维恩，是法文翻译李震羽先生根据法语发音仔细斟酌，改为更为准确的中译名儒勒·凡尔纳。从此，这一中译名随着凡尔纳作品中译本的不断出版，被广泛认可。
在我国，凡尔纳的作品已广泛传播，但是一直未触及翻译《地球开拓者》。戈信义先生从小就是“凡粉”，他决心补译《地球开拓者》一书。此书初版于1872年，后出版过英译本、俄译本及世界各国的其他多种文本。戈信义先生得到1958年版俄译本之后，多年来细心拜读，体会良多，后又千方百计得到俄语新版本以及1882年版英译本。现在他以俄译本为蓝本，参考英译本，反反复复修改译稿最后才成书。此书译稿始于1972年，后断断续续，直至现在终于完成。《地球开拓者》一书不是科学幻想小说，却与凡尔纳那些神奇的穿越时空的科学幻想旅行小说一脉相承。在哥伦布、麦哲伦的时代，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者，而是未知航线、未知大陆的探险家，他们担负着“开拓地球”的神圣使命。正是这样一批旅行者，发现了地球上诸多人类未知的处女地。为了写好《地球开拓者》，凡尔纳在精通多种语言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格伯利埃尔·马塞尔先生帮助下，“追踪源头”，从最原始的第一手的文献中求胜探宝，以极其严谨的态度追寻先人的足迹。正因为这样，《地球开拓者》至今仍有着宝贵的史料价值，得以在中国出版。凡尔纳笔下的那些探险家们的求知、探索、无畏、奉献的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戈信义先生与我是温州同乡，且有着世交之谊。在今日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温州，难得有戈信义这样埋头青灯黄卷，花费多年时光翻译法国作家1872年出版的作品，这种锲而不舍、追求文化价值的精神，令人感佩。倘若凡翁天上有知，一定会对这位中国译者深情地说一声：“谢谢您，戈先生！”
随着凡尔纳先生这部《地球开拓者》著作在我国的出版问世，而且加上，据说，最早出版凡翁著作中文版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再次整理推出凡尔纳的再版译作，那么，我相信，阅读凡翁著作热将在我国再一次掀起，那将是很现实的事。2015年7月27日写于上海“沉思斋”
俄文版序
（一）著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几乎将其毕生创造性的生命贡献给了多卷体小说《不平凡的旅程》。
每部小说的取名当然不是信口开河。但不管什么书名，也不管情节如何，儒勒·凡尔纳均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地理图景。儒勒·凡尔纳笔下的英雄们时时刻刻都在旅途中，他们每走一步都要面临特殊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危险或因这样那样的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所造成的阻力！他把对大自然的浓墨重彩、对历史地理题材的许多评述融入到了惊险的故事情节之中。由此可见，在儒勒·凡尔纳的小说里，地理学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个单纯的冒险家，而是一个地理探险家。
儒勒·凡尔纳说：“把整个地球写到我的《不平凡的旅程》中，就是我的目的。”的确，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在世界地图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未留下他的英雄们的业迹。
儒勒·凡尔纳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地理巨作——《不平凡的旅程》。它几乎涉及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海洋和动植物。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地理史诗，在他之前的文学艺术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儒勒·凡尔纳的《不平凡的旅程》，是一部既是作家、又是一个科学家、天才小说家和优秀科普工作者的作品。该书包罗了如此丰富的内容，搜罗了如此之多的事实，要求作者不仅应该通晓地理学，而且应该通晓其他相关的许多学科。儒勒·凡尔纳不仅达到了与自己同时代人们的先进科学成就的水平，还掌握了从古至今的大量历史运动、历史发展的知识，了解了最新成就到现阶段的任务，到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遥远未来。
儒勒·凡尔纳写作《不平凡的旅程》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他的第一批科学故事（题为《乘气球旅行》，《墨西哥舰队第一批船只》）发表于1851年，多卷小说《不平凡的旅程》的第一卷以《气球上的五星期》为名，出版于1862年。儒勒·凡尔纳花了十年的时间去准备他一生中的这一重要著作。
事情还远不是如此，这位年轻的作家为写出一部科学幻想式的地理小说，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知识。早在年轻时代，当他还是一个法学系学生的时候，就对航海学、航空学及地理发现史等学科发生浓厚的兴趣，就曾勤勤恳恳地钻研自然科学和技术，并已做了大量的卡片，尽可能多地记录了有关的科学发现和成就。他还积极参加了学术讨论、倾听学术报告。所有这一切都引领他从当时的基础领域（研究法律和书写轻松的喜剧）到后来帮助他发挥真正的创造才能。
积累知识一直继续到他的晚年，记录着各种科学纲目的卡片和笔记大量增加着，这给作者写作《不平凡的旅程》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儒勒·凡尔纳晚年时，记录着各种科学内容牵涉许多科学领域的笔记填满了他的书柜，计有两万多本。
这种积累资料的方法预示着他的劳动比作家更科学，这不仅使他所进行着的创造性的劳动更加合理，而且最终使他实现了写出如《不平凡的旅程》这部科学巨著的伟大理想。
倾心于科学是儒勒·凡尔纳文化活动的方向。他的作品不仅可以看成艺术作品，而且除了科学-艺术作品的小说外，他还写了许多地理科普著作。
在计划《不平凡的旅程》的同时，他已在着手另一部著作《地理发现全史》。他写下许多可称为英雄幻想式的道路，记录各个时代里那些丰富了人类地理知识宝库的伟大探索者真正道路的历史。这样，开拓地球的历史，那些建立过不朽功勋的地理探索者的真正道路，在儒勒·凡尔纳的创作下得到了充实和完善。
1870年《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汉译注：即《地理发现史》，俄文版以《伟大旅程的历史》为名，英文版以《伟大的旅行和旅行家》为名，现中文版以《地理发现史》为名）第一卷出版了，但它的第六卷，也就是最后一卷，过了十年，即到1880年才得以出版。出版家埃兹里同时以三卷本形式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这部史地著作。曾给他的《不平凡的旅程》做过注释并加上大量插图的优秀艺术家们给了它许多版画插页，而且在每卷里又复制了原书的许多地图及旅行家手稿中大量插图。这些杰出艺术家们的创造增加了《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的艺术成就，此书后来多次再版。并已译成多种文字。那些有图例说明的资料的重要部分如今都用在这一版本里。（二）
作为小说家和地理科普作家的儒勒·凡尔纳的文化创作活动，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现状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和革命家皮·埃·克拉泡特金在纪念自己的朋友、法国地理学家埃里斯·勒克留的文章里写道，“应该指出，儒勒·凡尔纳生活在19世纪中叶，这正是欧洲科学技术繁荣兴盛的时期。热力学、气体动力学、现代原子化学、物种进化的理论及与它相关的现代生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部门处于启蒙阶段，许多理论著作大量出版问世。政治上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出现意大利的解放、俄罗斯帝国的专制统治日趋崩溃、北美的奴隶制摇摇欲坠……这一切更激励了自然科学各部门的科普创作活动。”
地理学在此几十年中亦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经历着空前高涨的时期，获得了辉煌的繁荣。两个伟大的德国学者卡拉·里特尔（1779—1859）和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对促进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世纪里，其他自然科学和地理学著作不断出版问世。科学家在这些著作里应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实践资料，写出许多优秀的著作。
儒勒·凡尔纳的《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的思想与此种科学思想密切相关。
埃·萨尔东和皮温·德·圣马丁最早从事研究地理发现史。埃·萨尔东的《早期旅行家和新旅行家》（1854—1857）一书是凡尔纳写作《伟大的旅程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从中获得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
在圣马丁的建议下，儒勒·凡尔纳成了法国地理学会的会员。
埃里斯·勒克留是19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他的第一流成就的著作得到世界的公认并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
勒克留在他的《地球》一书中说：“地理学的重要任务不在于反映地球上个别区域的情况，而首先应是阐明那种改造地球的伟大力量。”
地理学家儒勒·凡尔纳是埃里斯·勒克留的学生和追随者。勒克留的《地理综论》一书向凡尔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凡尔纳在自己的地理著述中充分运用了这些资料。
六十多岁的凡尔纳和勒克留经常在他们共同的朋友家相处一起。他们经常出现在出版家埃兹里的家里，在航空家、有名的新闻记者纳达尔的沙龙里。
应该指出，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拿破仑三世（1808—1873）专制统治的严酷时期。许多最伟大的学者、作家、教育家很难加入反对专制统治斗争的行列。他们只得埋头于书写科普著作，企图以此使人民群众看到知识的光芒。19世纪后半期，法国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科普著作，这些著作成了公认的文化学派的经典作品。它们曾经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里得到了十分广泛的普及。
儒勒·凡尔纳的《不平凡的旅程》和《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等著作反映了那个时代里科学思想的进步倾向，它们和法国科普文化的发展发生着直接的联系。（三）《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是在深入细致地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儒勒·凡尔纳不仅使用了地理专家们的劳动成果，而且使用了国家档案库里保存的旅行家笔记、官方谈话、探险者的日记等等资料。它来自各种语言的有价值的史料，如作者所说的“不受任何语言条件限制的文献资料。”
巴黎国家图书馆格伯利埃尔·马塞尔做了凡尔纳的得力助手。他向凡尔纳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把它们从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意大利文翻译过来。
为了写出地理著作，儒勒·凡尔纳首先占有极其丰富的史料，《不平凡的旅程》作者罗曼蒂克的炽热幻想建立在严格的客观史实基础上。
凡尔纳写道：“此书的目的是要把从哈农和希罗多德开始到里温斯当和斯丁里为止的一切探险者的业绩奉献给现实世界。”
的确，此书只写到19世纪30—40年代，故里温斯当和斯丁里以后的活动就没有了。但如果再统计一下他的三大卷《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中作者描述了成千上万个地理名称、几百名从古到今留在他脑海中的探险家、旅行家的事迹、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不难设想，儒勒·凡尔纳向人们提供了多么丰富、多么宝贵的史地资料啊！他把读者带到何等浩渺的知识之海啊！
他在这部《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中阐述了人们是如何一步又一步地打开了地球大门的，地球上的空白点是如何随着科学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地理观念的扩大而越来越少。各国的“哥伦布”们及各国人民建立了何等巨大的功勋，他们为了丰富人类的地理知识，克服了何等巨大的困难。这里，作者对于新土地的发现伴随着残酷的殖民战争、对整个种族肉体的消灭，对多少世纪以来当地人民所建立起来的独有文化的摧残，并不是默不作声。
儒勒·凡尔纳所理解的地理描述就是对某一特定的国家和它的土地上人民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的综合描述。因此地理开拓的历史就是要对那遥远国度里的人民或它的各种各样的部落在一段时间里的历史、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民族学志、他们的文化、那里的自然资源、那里的地貌、动植物群落、甚至他们的经济，还不说旅行者自身的传记等等的描述。《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也像凡尔纳的其他著作一样是为青年们写的，但是这一次他放弃了“教育和娱乐”的一贯原则。他在自己的这部严肃的地理著作中使用了生动活泼的笔调，这明显地让他以往的小说有所逊色而让那些很少懂得地理历史和历代旅行家们的不朽传略的读者产生兴趣，令他们久久深思。本书某些章节颇引人入胜，包含了欧洲旅行家们第一次来到遥远土地上的居民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库克船长的片段，在法国已多次用单印本出版以飨年轻学习者。
热爱儒勒·凡尔纳的读者在他的地理开拓史中找到了许多条和五彩缤纷的《不平凡的旅程》一样的平行线，有些时候可以遇到与他的艺术作品有直接的内在联系。比如，比较一下描写由法国、俄罗斯、英国的航海家们对太平洋岛屿的考察和描写地理考察的小说《漂浮的岛屿》中的章节，描写巴伦支在新地岛上考察队的过冬生活和小说《在毛皮岛上》的章节，描写殖民彼得格伦岛和那本《和邦特一起的叛乱者》中的描写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
儒勒·凡尔纳的史地著作产生在同时代的先进科学水平上。之所以说它“先进”，因为它也和其小说一样，反映了作者的民主信念和自己对于那些落后地区人民的宗教意识和生活习惯的强烈感受。有几章也叙述到土著人的野蛮和残暴，但凡尔纳并不是站在当地土著人相对立的立场上用土著人的野蛮本能来解释，而是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欧洲劫掠者的所作所为常常迫使他们用暴力反对暴力来解释它的残酷性。
作者在描写欧洲入侵者血腥的“功绩”时，并不隐瞒自己的愤慨。他丢开通常所持的庄严平静的态度，使用了既是历史学家又是评论家、既是历史的记载者、又是无情揭露者的语言。
儒勒·凡尔纳的《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其精选史料之客观公正、内容之丰富多彩、使它保留至今仍不失自己巨大的历史价值。（四）
儒勒·凡尔纳的《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写于19世纪60—70年代。从那时至今，各科学部门的知识，特别是地理学，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以致即使那个时代最先进科学家的最优秀的作品也有些过时。现在，它只能保持着自己的历史意义。
地理发现的历史，由于后来几十年来的新知识而不断完善。这当然是凡尔纳所无法知道的。档案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及科学家们的新发现，修正了原来认为准确无误的概念，对许多历史现象做了新的评估。《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的个别章节，拿现在所获得的知识来看，不说它肤浅，也可以说对于许多历史事实的阐述还不够深刻。
此外，在凡尔纳的著作中，除了它所涉及的范围广大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比如，它很少讲到亚洲的、东方的著名的探险和旅行活动，19世纪前俄罗斯的航海家和旅行家没有涉及（汉译注：又如中国明朝郑和这样伟大的航海家没有涉及），而对于有些在历史地位上显然不很重要的法国人（如骑士任·德·别登科）却说得过于详细。
在凡尔纳的著作中，某些地方和真正面貌尚有出入，特别是说到旅行路线及事件的时间方面。这些差错，有些属于作者引用的文献资料本身的错误，有的属于校对者不慎，多次再版，错错相承。
但是这一切缺点不会降低凡尔纳作品的历史价值。丰富的史料、形象生动的语言、地理开拓的历史方面客观的描述弥补了今天看来在史地文化上还存在的不足。
今天我们出版儒勒·凡尔纳这部完整著作，因为地理开拓的历史被看成最新的科学知识的范畴之一。
在准备出版《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第一卷时我们就参照了出版于1885年的老译本。
然而在着手出版该书的过程中不可能只局限于原有的译本，实际上必须推出全新的。这次出版的文本只是保留一点个别的原有译文。
我们特别注意到儒勒·凡尔纳原来史地著作中的不足。这次出版的对象是青少年，故编者并不是全部死死地拘泥于原文，文中某些地方做了修正，首先必须清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这当然可以给它做相应的注释，但这么一来其注释量会很大，而使本书不能被年轻读者所接受，因此我们决定给它小小的修正，而不是对全书，当然也不允许对作者本人提供的事件所持的观点有任何的偏离。
对作品进行科学化的文字编辑和审查，为出版本书第一卷特表现在以下方面：
1.订正了所有不确切的地点和事实上的错误之处；
2.去掉了某些章节中过分冗长的细节描述，同时也压缩了个别内容（如中世纪朝圣者对“圣地”的朝圣内容；任·别登科的殖民活动等等）；
3.为使读者不至于对描述事实的线索中断，采用少量的文字来简述事实。
4.有关的地名和人名采用音译或近年出版的地理著作中的习惯名称；
5.有可能使用古文献（旅行家笔记、旅行报告等等），有时依据这些文章的俄语出版物做点补充。允许对原文的引文中的失误做点修改。由原来语言译过来的俄语译文的转述中选取相应片段，这样可以避免从译文到译文，以致最后和原文相差甚远。我们补充这些文献资料有特别的意义，这可以让读者感觉到时代气息，更好地理解旅行者的事业和思想。
从文献资料中运用到的引文有以下出版物：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之书》，依·彼·米那耶夫译，莫斯科1955；《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旅行足迹》，日记、书信、文件，杨·莫·斯维坦译，莫斯科1956；
迪亚斯·别纳尔：《别纳尔·迪亚斯的士兵笔记》，德·依·依格洛夫译，1928；
彼格菲达·安东尼奥：《麦哲伦的旅行足迹》，维·斯·乌辛译，1950；
德·威·格里特：《巴伦支的航行》，阿·伊·马林译，莫斯科-彼得格勒，1936。
此外，还有一些对旧有文献的矫正和运用另外一些历史资料。
儒勒·凡尔纳的《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俄文）初版于1872年，后多次出版过它的俄文译本，但一直没有它关于19世纪著名航行家的最后一卷。这次出版的三卷本是用俄文第一次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地理开拓史的完整版本。但愿今后能继儒勒·凡尔纳《伟大的旅行和伟大的旅行者全史》之后有新的描述直到今天为止的建立地理开拓功勋的著作。俄译者 伊·布朗基斯
汉译者说明
此汉译本以1958年俄译版、2007年俄译本为蓝本，后参照英译本（1882年版本）做了某些订正。人名、地名和某些文字内容也参考了英文版，特此敬告各读者。
经多方考虑，中文版全书用《地球开拓者》之名，其下分三卷，分别以《地理发现史》《18世纪的大航海家》《19世纪的大旅行家》命名。
本卷的翻译分工如下：杜洪军负责第三、四、六、七章；梁小楠负责第二章后半部分和第五章；董玲负责第一章和第二章前半部分。
某些明显的错误已由汉译者予以校正或用“汉译注”形式来表明。“汉译注”的内容也包括对于我们中国青少年读者不很了解的地名、某些术语和史实。但因译者水平有限，知识浅薄，必定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汉译者 戈信义第一章大发现时代的黎明本章导读
随着人类足迹的延伸，地理大发现的数量明显减少，自发地搜集地理知识，开展真正的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工作已着手进行。在圣经中的国家成为赛芩和布克哈特考察对象的同时，大多数欧洲语言的源头—印度也吸引了很多语言学家、文学家、宗教历史学家以及地理学家的目光。而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开始对其疆域进行考察。西亚诸地的旅行旅行概览
拿破仑战争时期地理大发现的减少—赛芩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霍兰和死海周围—德卡波利斯—游阿拉伯半岛—布克哈特游叙利亚—游努比亚和尼罗河沿岸—麦加和麦地那朝圣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地理大发现的数量明显减少。
众所周知，法兰西共和国曾组织探险队寻找拉彼鲁兹，并派遣博登上校向澳大利亚海岸航行，这次航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在战争和狂热的驱动下对地理学表现出的浓厚兴趣。
后来，波拿巴在埃及时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画家。为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材料—首次展现了法老之国的古老文明，虽然还不够全面。然而，当波拿巴变成了拿破仑—一个热衷于战争的、自私的统治者时，他已经不再关心探险、旅行和新发现了。要知道这些会耗费他的人力和物力，而他自己的花费也很大，不能这样徒劳无益地浪费。因此，他将法国在美洲最后的几个殖民地的统治权以总数不过几百万元的价格让给了美利坚合众国。
幸运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屈从于他的强权统治的人民。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处于同法国的不懈斗争中，在这些国家中仍然有一些人，他们自发地搜集地理知识，开展真正的考古学研究，并着手进行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
法国地理学家马尔特于1817年在《最新旅行年鉴》（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fge）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细致、准确地展现了19世纪初地理学的现状，并指出了该学科未来的任务。他还特别提到了航海术、天文学以及语言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没有像哈得孙湾公司一样因为害怕竞争而隐瞒自己的发现，反而建立了行业学会，出版了旅行杂志并且对旅行家们给予资助。甚至战争也推动了这门科学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法国军队在埃及时就已经搜集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很快，这场竞赛的狂潮就席卷了所有人。
19世纪初，从地理大发现的数量上看，贡献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德国旅行家是如此的勤奋努力、意志坚强、直觉准确，这也使后来的旅行家们能做的只是对他们的发现进行检验和补充。赛芩：19世纪的第一位旅行家
按时间顺序排在首位的旅行家是乌尔利赫·亚斯佩尔·赛芩。1767年，赛芩出生于东弗里斯兰省，毕业于哥廷根大学。他对科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的兴趣，还出版了几部统计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这些作品使他受到了政府的格外关注。
赛芩的最大愿望是游历中非，这与后来的布克哈特不谋而合。但是，在实现这个愿望之前，赛芩首先想考察的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原因是1805年在伦敦成立了巴勒斯坦协会，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他想亲自对这些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当赛芩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推荐信之后，他于1802年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
尽管在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有许许多多朝圣者和旅行家鱼贯前行，但是，关于这些国家的信息却模糊不清，凤毛麟角。许多自然地理问题还没有被研究透彻。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少得可怜，对于一些像黎巴嫩和死海之类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人研究过。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国家的比较地理学研究还尚未开始。要想奠定这门学科的基础，不仅需要英国巴勒斯坦协会的学者们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且需要许许多多旅行家们丰富的科学经验。博学多识的赛芩已经为研究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虽然此前已经有很多人到访过这个国家，然而它依然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度。
赛芩穿过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大陆，终于在1804年5月到达阿勒颇。他在阿勒颇生活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对阿拉伯语进行实践研究，抄录东方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确认阿勒颇的天文位置。此外，他还进行了自然历史研究，收集了古代的手抄本并翻译了许多民间歌曲和传说，这对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1805年4月，赛芩离开阿勒颇前往大马士革。从阿勒颇到达大马士革必须穿过位于城市东南部的霍兰区和约兰区，而这两个省此前从来没有任何旅行家游历过。两个省在罗马统治时期的犹太人历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曾被称作阿乌兰基斯和加乌兰基斯。赛芩是第一位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地理描述的人。
勇敢无畏的旅行家赛芩还考察了黎巴嫩和巴勒贝克。他从大马士革出发一路向南前进，到达了犹地亚并考察了赫尔蒙山（即谢赫山）、约旦和死海的东部地区。这里曾经居住着犹太人历史上著名的阿莫尼特、莫阿比特、卡拉吉特和巴达涅等部落。在罗马统治时期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曾经叫做贝列伊，闻名遐迩的德卡波利斯，即“十城联盟”就坐落于此。此前，这里从来没有旅行家到访过，正因为如此，赛芩把这里作为他开展研究工作的真正起点。
赛芩在大马士革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放弃这个计划，还向他讲述了旅途的种种困难和危险，而且很有可能在路上遇到贝都英人，然而什么都拦不住他。不过在访问德卡波利斯和考察遗址情况之前，赛芩首先游历了一个叫做拉夏的小国。在大马士革流传着关于此地的坏名声，因为那里有横行霸道的贝都英人。然而，据说这个地方保存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古代遗迹。
1805年12月12日，赛芩带着亚美尼亚向导从大马士革出发了。但是，向导在第一天就迷失了方向。幸好赛芩已经预先准备好了帕夏（又译巴夏，指总督）签署的通行证，接下来他们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并在每个地方都招募了武装的骑兵来护送自己。
在旧版《旅行年鉴》上刊登了这位旅行家写的旅行报告，报告里写道：“我所见到的拉夏国有点像霍兰，有的地方由带细孔的玄武岩构成，大部分地方是乱石林立的广阔沙漠。村落位于陡峭的山坡上，但大部分土地都荒芜了。黑色调的玄武岩，倒塌的塔、庙宇和房屋，没有任何树木和绿荫—所有这一切都给这里增添了阴森灰暗的氛围，甚至让人的心里充满了某种恐惧。几乎在每个村子里都能找到希腊铭文，或是石柱，或是其他古代文明的遗迹（我抄录的是马可·奥勒留皇帝的题词）。这里的古代门板也和霍兰一样，都是由玄武岩石板做成的。”
赛芩刚到达赫拉特村并准备停下来休整时，突然出现了一支十人的骑兵队。这些人声称以霍兰副总督的名义奉命逮捕赛芩。他们的长官奥马尔·阿哈听说去年就有人在这里见到过赛芩，还说他的通行证是伪造的，因此长官下令将赛芩带回去询问。
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事件也丝毫没有引起赛芩的惊慌，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无聊的干扰，他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走到霍兰的腹地。在通往麦加的商路上他遇上了奥马尔·阿哈。
奥马尔·阿哈非常热情地招待了赛芩，第二天就让他离开了。在无数次与阿拉伯人的队伍打交道的过程中，赛芩总是能够得到他们对自己表面上的尊重。然而这次，他确信奥马尔·阿哈是故意劫掠他的。
在返回大马士革的途中，赛芩发现很难找到带领他沿约旦河东岸和死海周围游历的向导。最后有一个叫尤苏夫-阿里-米尔基的人同意随他前往。此人信奉希腊教，他和阿拉伯部落做了三十年的生意，经常去赛芩要探访的这个地区。
终于，在1806年1月19日，两个人从大马士革出发了。赛芩穿着阿拉伯族长的长袍，只随身带了几件衣服，必不可少的书，晾干植物用的纸，和一套冒充医生来给人看病所需要的药物。
拉沙亚和哈斯贝亚两个地区坐落于赫尔蒙山的山脚下，当时山顶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他们最先考察这两个地区的原因是，这两个地区是整个叙利亚境内最不为人知的地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最少。
旅行家还探访了山那边一个居住着德鲁兹人的名叫阿诗哈的小村庄，还有埃米尔的府邸拉沙亚。然后是哈斯贝亚，在那里他带着推荐信拜访了一位叫舒拉或者沙伊达的希腊主教。在这个多山的地区，旅行家还发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物质—沥青矿床，这种物质的主要用途是“保护葡萄园不受昆虫的侵蚀”。
赛芩从哈斯贝亚离开后，来到了巴尼亚斯，古老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一座仅由二十来个茅屋组成的可怜的小村庄。还依稀能辨认出古城墙的遗迹，但是希律王为纪念奥古斯特大帝而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庙宇已渺无痕迹。
巴尼亚斯河在古代被认为是约旦河的源头。然而，这个美称很快就被其最大的支流—哈斯贝尼河所取代。赛芩仔细地考察了哈斯贝尼河以及在古代被称作萨玛赫尼基斯的麦伦湖。
当他们来到这个地区时，赶骡子的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跟着赛芩继续前往舍尔-彼特-亚库布桥了；向导尤苏夫也同赛芩分开了，尤苏夫需要到很远的提比利亚去。这样，赛芩只好带上一个阿拉伯人徒步向这个危险的地区前进。
后来，赛芩终于走到了达舍尔-彼特-亚库布桥，但是，他却很长时间都找不到一个愿意带他去约旦河东岸的人。终于，有一位当地的居民听说赛芩是医生，于是请求与他一起前往提比利亚湖东岸为一位患有眼疾的族长治病。
赛芩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他出色地完成了工作。赛芩从容不迫地考察了提比利亚湖和瓦基-沙马赫河。当然考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他很有可能遭遇同行者的抢劫甚至是谋杀。终于，他们来到了提比利亚（阿拉伯人称之为塔巴利亚）。这时，向导尤苏夫已经在此等候多日。
赛芩写道：“提比利亚城的位置紧邻湖边，陆地四周由玄武岩石块砌成的坚固的城墙环绕，尽管如此，这也很难称得上是一座城市。远古的繁华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只剩下古代城市的瓦砾，一直延伸到距离此处一里约远的温泉。在主要温泉的下方，著名的赛萨尔-帕夏建造了浴室。如果在欧洲有这种温泉水的话，那么这里早就成为所有著名浴室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了。在湖周围的谷底，由于热气汇聚，长满了海枣树、柠檬树、橘子树等植物。在地势稍高一些的地方，由于温和的气候也结满了果实。”
在湖的西南方可以看到古老的塔里西亚城的某些遗址。从那里延伸出美丽的夹在两条山脉之间的狭窄的艾利-格尔山谷。现在这里仅仅作为阿拉伯人部落放牧的地方。
赛芩在德卡波利斯的游历没遇到任何的阻碍；然而，出于对贪婪的土著人的防备，他不得不穿得像个穷人一样。
赛芩写道：“我在衬衫外面穿了一件旧的‘卡姆巴斯’，也就是长袍，长袍外面穿着破破烂烂的蓝色女式衬衣，把破布缠在头上，脚上穿了一双破鞋。肩上披着陈旧破烂的阿拉伯式斗篷来御寒挡雨，用一根长树枝来当拐杖。而我的向导，一个希腊的基督教徒，也是这幅打扮。我们就这样在这个国家走了十天。我们经常被寒冷的雨水挡住去路，不止一次浑身湿透。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光着脚在稀泥里跋涉，因为在这种黏腻的烂泥里穿着我的破鞋是没法走路的。”
位于稍远处的德拉看上去好像是一片废墟，昔日著名的建筑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的一个地区是艾尔-波津，这里有数千个从岩石中开凿的洞穴，这些洞穴曾经是古代居民的住所。赛芩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完整地保留下来的。
从大量的古塔和石棺来看，木格斯曾经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富饶的城市。赛芩将木格斯和盖达拉（现名乌姆盖斯）等量齐观，一同视作德卡波利斯地区的二级城市。
在距离此地几里约处的一片废墟里坐落着阿比利，古代称作阿比拉。赛芩无法说服自己的向导与他同去，因为向导对关于阿拉伯人贝尼-沙哈拉的流言感到畏惧，所以赛芩不得不独自前往。
旅行家写道：“城市完全被破坏了并被人们抛弃，没有一个建筑是完整无缺的。只有通过废墟残片才能推断出它昔日的宏伟。有些地方坚固的城墙保存了下来，到处可以看到由大理石、玄武岩和灰色花岗岩做成的拱门和立柱。在墙的后面我还看到了大量的柱子，其中有两根巨大的柱子。我认为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巨大的庙宇。”
走过了艾尔-波津区，赛芩进入到爱德时隆地区。忽然之间，他发现了大片的杰拉什古城遗址，其规模可以与巴尔米拉和巴勒贝克遗址相媲美。
赛芩写道：“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曾经声名远扬的城市没有引起古迹爱好者的关注？它坐落于河流灌溉的相当肥沃而开阔的平原之上。在通往古城的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带有精美浮雕的古墓。在路的正中间，我见到一座刻着希腊文墓志铭的石棺。古城的城墙虽然已经完全倒塌了，但是，依稀可见这些城墙当初应该有四分之三里约—甚至一里约那么长。这些城墙全部是由磨平的大理石筑成的。城市里的地势不平，向河边倾斜。居民的住宅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我看到了很多公共建筑，建筑样式十分美观。我还发现了两座富丽堂皇的圆形剧场，其构造非常简单，仅由柱子、榫等组成，这一切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那里也有几座宫殿和三座庙宇，其中的一座是列柱廊，它由十二根巨大的科林斯式柱子构成，其中有十一根柱子仍然伫立着。在另一座宫殿里我看到了一根倒下的柱子，它是由光滑的埃及花岗岩制成的。我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三拱城门中精致的壁柱。在我发现的其他古代建筑遗迹当中，我特别喜欢一条长街。这条街和另一条街相交，路两侧立着科林斯式的大理石柱。街的一端是一座有着六十多个伊奥尼亚式柱子的半圆形广场，交叉口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用精美的石头雕成的巨大台座。曾几何时，这些台座上或许也曾伫立过雕像。此外，这里还遗留着由大块儿方石堆筑成的桥的痕迹。总而言之，共有两百多根柱子，其中很多柱子的柱檐都保留下来了。然而，倒下的柱子要多得多。此外，我仅仅考察了城市的一小部分。我估计在位于河对岸的城市的另一部分大概还能找到更多辉煌的古代遗迹。”
赛芩认为，这做古城就是著名的杰拉什城，是一座至今在地图上还没有被明确标注出来的城市。
此后，这位旅行家跨过了那赫尔-艾斯-捷尔卡河，以色列历史学家称之为亚伯克河。这条河构成了阿莫尼特人的国家的北部边界，流入艾尔-贝尔克区。艾尔-贝尔克区曾经繁盛一时，现如今却荒无人烟。这里只有一座城市艾斯-萨尔特，古代称作阿玛杜扎。随后，赛芩来到了安曼，这个曾经的名为菲拉杰尔菲的城市在德卡波利斯地区曾显赫一时；在那里偶尔也会发现古代艺术遗迹。接下来他来到了阿莫里特人的古城艾利阿尔，马杰巴（旧称马德巴），涅巴山，吉班那和莫阿比特人的故乡克拉克。他还考察了拉巴遗址—一个古代国家统治者的府邸，当时称作拉巴特的地方。赛芩历尽重重险阻穿过了这片多山的地区，终于到达了位于死海南端的高尔-艾斯-索菲亚地区。
当时酷暑难耐，而赛芩不得不行走在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浇灌的盐土平原上。4月6日，精疲力竭、口渴难耐的赛芩到达了伯利恒，并很快到达了耶路撒冷。
赛芩游历了许多同时代旅行家不曾去过但又非常向往的地方。他搜集了珍贵的有关死海海水特性的数据，推翻了很多愚不可及的传说，修正了当时最为精确的地图上的错误，确定了许多古老城市的位置，发现了可以证明罗马人统治时期辉煌成就的众多古迹。1806年6月25日，赛芩离开了耶路撒冷，经海路回到阿卡市。
然而，赛芩不希望让自己的发现有始无终。十个月后，他再次环游了死海，并在第二次环游中，对自己最初的发现做出了重要的补充。
此后，这位旅行家又前往开罗，并在那里生活了两年的时间。他收集了大量的东方手稿（大部分手稿收藏于哥达大学的图书馆中），以及能够找到的与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有关的一切资料。然而，赛芩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记录那些可以称得上是绝对准确的数据。
赛芩出于对新发现的孜孜不倦的渴求，不能纵情于这份闲适—当然是相对而言的，这其实远远称不上游手好闲。1809年4月，他最终离开了埃及的首都，途经苏伊士前往西奈半岛，他打算在西奈半岛上稍作停留，然后动身去阿拉伯半岛。当时人们对阿拉伯半岛知之甚少，只有商人会来这里采购“穆哈咖啡豆”。在尼布尔之前还没有任何以研究这里的地理和居民的习俗为目的的科学考察团到过阿拉伯半岛。说起来，尼布尔的阿拉伯半岛之行要归功于米卡艾丽丝教授，米卡艾丽丝教授为了研究圣经里晦涩难懂的原文，需要搜集一些资料；而资助这次探险队开销的是丹麦的国王福雷杰利克。参加这次考察队的还有数学家哈文、自然科学家福尔斯卡尔、医生卡梅尔、画家布拉乌连芬特以及军事工程师尼布尔本人。的确，这是由一批思维缜密、学识渊博的人组成的考察队，他们当然能够极其出色地达到预期的目标。
1762年到1764年间，尼布尔的考察队到访了埃及、西奈山、吉达市，然后在洛黑上岸并深入到幸福的阿拉伯的腹地。探险队的每位成员都依照自己的专业进行研究考察，但疾病和旅途的艰难压垮了这些勇敢的探险家们。很快整个探险队就剩下尼布尔一个人了，他不得不独自整理他和伙伴们共同进行考察的结果。他的研究成果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的文献资料，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赛芩想要超越前人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畏艰难、勇往直前。7月31日，他公开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信徒，并经过苏伊士前往麦加，目的是以朝圣者的身份深入到这个地方。在去圣城的路上赛芩路经了吉达市，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极为震惊，他看到了大量的教徒聚集在一起，而这座城市也由于宗教文化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这位学者写道：“周围的一切使我感到激动不已，这是我在别处从未有过的体验。”
赛芩前往麦加的旅程，以及前往麦地那的短途旅行，我们在此就不赘述了。关于这些圣城的描写可以从布克哈特的纪实小说中看到。而且，直到上世纪中叶，赛芩的作品只是以片段的形式在《旅行年鉴》和在《扎克公爵的通信》中刊登过。直到1858年才出版了德文版的赛芩游记，但仍然是不完全的版本。
旅行家从麦地那离开后返回了麦加，在麦加他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开始研究这座城市和宗教仪式，还进行了天文学观察，以确定伊斯兰首都的地理位置。
1810年3月23日，赛芩返回了吉达市。随后，他与一位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是他在麦加的固定参谋和向导—一同启程前往也门的主要港口之一荷台达。在经过贝特-阿里-法基赫这个盛产咖啡的山区以后，赛芩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多朗卧病在床。6月2日，他来到了也门的首都萨那。他把这座城市称为东方最美丽的城市。7月22日，他到达亚丁市；后于11月到达穆哈市，赛芩生命中的最后几封信件正是从这里寄出的。同尼布尔的经历一样，赛芩在返回也门的途中也遭遇了抢劫：他所有的随身物品和收藏品都被抢走了，其名义是他捕猎各种各样的动物，并用此来制作毒药往泉水中下毒。
但是，赛芩不想再跟这种抢劫妥协下去了。他立即出发前往萨那，打算去那里向伊玛姆递交诉状。这件事发生在1811年12月。不幸的是，几天之后就传来了赛芩在塔伊兹省暴毙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当时在阿拉伯港口的欧洲人的耳中。
谁该为赛芩的死负责呢？伊玛姆还是抢劫他的匪徒？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只能对旅行家戛然而止的考察表示遗憾，因为他是一位准备充分并熟知阿拉伯人的风俗与禁忌的旅行家；我们也为他大部分的日志和考察记录的遗失感到惋惜。
路易·维维安·德圣-马丹说过：“赛芩是继卢多维科·迭瓦科马（1503）之后第一位到访过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旅行家，在赛芩之前还没有哪一位欧洲人到过那里”。
由此可见，这位公正的、诚实的、学识渊博的旅行家的报告是多么的珍贵。布克哈特的阿拉伯半岛之旅
当赛芩因突然离世而结束了自己的旅程，布克哈特追寻着赛芩的足迹出发了。和赛芩相似的是，布克哈特也是从游历叙利亚开始对阿拉伯半岛进行长期而细致的研究。
路易·维维安·德圣-马丹写道：“在科学的历史上，很少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两个人各自所取得的成就几乎等量齐观，一个人追随着另一个人的脚步，并沿着同样一条道路继续完成另一个人未竟的事业。确实，布克哈特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赛芩曾经设定的道路前进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也为他的旅途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并有助于他顺利完成诸多的探险和考察，使他能够对前人的发现进行重要的补充。”
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出生于瑞士的洛桑，虽然他不是英国人，但最终他仍然应该被归为英国探险家的行列。事实上，布克哈特能够完成自己的旅行并对科学做出重要的贡献需要感谢以下几个人：物理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同路人库卡和非洲学会的秘书哈密顿，他们不仅与布克哈特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而且为他的旅行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图1-1 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来自古版画）
布克哈特是一个知识极为广博的人。他起初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曾经听过布鲁门巴哈的讲座。后来他在剑桥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在那里学习了阿拉伯语。1809年布克哈特起航前往东方。
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旅途中的困难和不适，他主动让自己长时间斋戒并让自己遭受饥渴之苦。有时，他干脆把伦敦的桥梁当枕头，把落满灰尘的马路当被褥入睡。然而，这些微不足道的训练和科学旅程带来的艰辛相比又算得上什么呢？
布克哈特从伦敦出发前往叙利亚，在那里他计划先提高一下自己的阿拉伯语。布克哈特打算先访问开罗，然后再出发前往费赞。在这里他可能会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线。
布克哈特化名为一个叫伊布拉吉玛·伊布·阿布达拉赫的穆斯林—印度教徒。为了让人能够相信这种虚假的伪装，旅行家经常需要耍点滑头。刊登在《旅行年鉴》的悼词中写道，当有人要求布克哈特讲印度语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开始用印度语侃侃而谈。一个意大利的翻译对他的“异教徒”身份感到怀疑，怀疑他是欧洲人。这个意大利人故意走到布克哈特的面前拽了一下他的胡子，这对于穆斯林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布克哈特是如此完全地投入到自己的新角色，以至于他挥着拳头就招呼上去了。可怜的意大利人被打得踉踉跄跄地退出了十几步，而围观的群众则在一旁放声大笑，并且毫无争议地完全相信了旅行家的伪造身份，一眨眼的工夫所有人都站到他那边去了。
1809年9月到1812年2月间，布克哈特一直停留在阿勒颇，学习当地的语言并研究叙利亚人的习俗。中途仅有一次离开阿勒颇，去了一趟大马士革、巴尔米拉和霍兰。这些地方在布克哈特之前仅有赛芩曾经到过。
据说，有一次布克哈特前往一个叫苏尔的城市，它位于阿勒颇的东北部，在幼发拉底河的河边。在旅途中他遭到了匪帮的袭击，匪徒抢光了他的所有东西，甚至连外衣都不放过。最后，他身上只剩下了一条裤子，某个匪徒头目的妻子因为没有抢到战利品，甚至连他身上这件必不可少的衣物都想拽下来。《德国评论》写道：“我们要感激布克哈特，他的探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地方的资料，在这之前我们只能依靠赛芩旅行报告中一些零散的片段来了解这些地方。甚至在那些经常被旅行家们访问的地区，布克哈特也能够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搜集到许多有趣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常常被其他的探险家们所忽视。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经过马丁·威廉·里克上校整理并出版。里克上校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识渊博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
布克哈特去游历了巴尔米拉和巴勒贝克，参观了黎巴嫩的山坡和奥龙特斯河谷地，呼拉湖和约旦河的源头。他首次对这些古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正是由于布克哈特精确的描述才最终确定了著名的阿帕米亚古城的位置，尽管他自己和他的出版商由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最终，继赛芩之后，布克哈特的这次阿乌兰基斯之旅为人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地理资料和考古资料，有助于人们弄清楚这个国家的状况，并对比较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812年，布克哈特离开了大马士革，游历了死海沿岸地区，阿哈巴山谷，以及古老的亚述哈勃港口。现在在这些地方我们随处可以看到熙熙攘攘、手里拿着旅游指南的英国人，而在当时去这些地方却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山谷一侧旅行家还发现了巨大的佩特拉古城遗址，这是古老的佩特拉阿拉伯王国的首都。
到了这一年的年末，布克哈特已经到达了开罗。但他并不想马上和前往费赞的商队汇合，因为他心里一直想去努比亚，这是一个令所有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十分好奇和向往的地方。这里是埃及文明的摇篮，十七世纪末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和法国人蓬塞和勒努瓦·杜瓦尔曾经到访此地，而到了18世纪初布鲁斯所写的旅行报告引发了诸多争议，最后一次来的是诺登，但他最远也只是走到了艾德-吉尔城。
1813年，布克哈特仔细地考察了努比亚。这趟旅程总共花费了他四十二法郎。这么少的花销和现在随便去一趟非洲的费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确实，布克哈特可以一顿饭只吃一捧甜高粱，而他的整个“商队”只有两匹单峰驼。但是，与布克哈特差不多同一时期游历努比亚的还有两个英国人—李和斯密特，他们挥金如土，一路上到处赠送黄金和各种各样的礼物，而那些在他俩之后走这条路线的人来说，这条路线自然就昂贵了许多。
不久之后，布克哈特就绕过了尼罗河的边界。
布克哈特在旅行报告里写道：“在不远处的一个叫杰贝勒-拉姆利的地方，阿拉伯向导经常向雇主强行索要昂贵的礼物。他们一般都是这么干的：他们停下来，下马将沙子和小石子堆成一个小堆，像努比亚人堆在坟墓上的一样，他们把这称作“给旅行者掘墓”。当然，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向旅行者索要昂贵的礼物。当布克哈特看到他的向导在堆这种土堆的时候，他也很自然地开始效仿并对向导说：“这个是你的坟墓—要知道我们可是兄弟，死了也得埋在一起。”听他这么一说，阿拉伯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他们推倒了自己做的不吉利的建筑，双双爬上骆驼，还像以前一样继续他们的旅程。阿拉伯人当时还引用了一句《可兰经》里的诗句：“没有一个死人能够知道他的坟墓安放在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
布克哈特非常想去栋古拉。但是，他能够收集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资料相当有限，不过有很多有趣的信息。事实上，这个国家是马穆鲁克在遭到了埃及帕夏（又译巴夏）命令阿尔纳乌特人对他们进行屠杀之后发现的避难之地。
在这里旅行家的注意力被随处可见的古城遗址和庙宇的废墟吸引了。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当数在伊布萨布尔看到的遗址。
旅行家在旅行报告中写道：“庙宇就建在尼罗河的岸边。在庙宇的前面耸立着六个巨大的雕像，从地面到雕像膝盖的距离大概有6.5英尺。他们表现的是姿态各异的俄赛里斯和伊西斯。墙壁和柱冠上满是各种各样的壁画以及象形文字。从壁画和文字的风格上看，它的年代应该是非常久远了。所有这些都是由山岩里的整块石头刻成的。想必这些雕像都曾经涂着黄色，头发部分是黑色的。距离庙宇两百码外可以看到更大规模的建筑遗迹。四座巨大的雕像已经被沙子埋住了，搞不清楚这些雕像是站立的还是坐着的。”
现在对这些已经尽人皆知的、经过测量的、绘制出来的、并且拍摄出来的雕像再进行详细的描写，究竟意义何在呢？那一时期的旅行家们撰写的报告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报告来判断这些遗址当时的状况以及自那时起由于遭受抢劫掠夺而不断变迁的经过。
布克哈特在第一次探险时仅仅环游了尼罗河沿岸的地区。这是一个狭长的地带，期间贯穿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山谷。他认为这里的河滩地非常适合农业耕作，长四百五十里，宽四分之一里，这里应该居住着一万人。“男人大多是很结实的，他们强壮有力且肌肉发达，个子比埃及人稍微矮一点，没有胡子或在下巴的边缘稍微有一点胡须，他们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英勇果敢和智力水平都超过埃及人。他们的好奇心非常强，什么都要详细询问一番，但不会偷窃别人的东西。有时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在埃及自成一个阶层，但他们没有经商的天赋。女人们被上天赋予了以下的身体素质：她们很强壮，有几个甚至称得上美丽；她们的脸庞柔和，十分端庄。其他的旅行家对努比亚人的外表判断则过于严格：确实，在不同的地域他们的特点也各有不同：在那些适宜土地耕作的、宽阔的地方，人们的身体就非常强壮；而在那些缺少肥沃耕地的地方，居民的身体明显要瘦弱一些，在某些地方他们看起来就像行走的骨头架子。”
这个国家遭受着独裁的统治者凯什夫残酷的压迫，统治者无情地从不幸的菲拉赫身上榨取他们的血汗。布克哈特给我们举了一个特别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统治者是多么放肆无情地压榨当地的居民。
布克哈特写道：“如果凯什夫哈桑需要大麦来喂马了，他就会带上一大群奴隶到田地里面闲逛。在一个茂盛的麦田旁边他看到了田地的主人，这是一个农民。于是他对着这个农民大声高喊：‘你种错了！你种大麦的地方如果种西瓜的话能有双倍的收成！这些西瓜种子给你。’接着他给了农民一把种子，对他说：‘把这些种子种在自己的地里，而你们—奴隶们，把这些不好的大麦给我拔出来。”
稍作休整之后，布克哈特于1814年3月出发踏上了新的旅程。这次他要去的不是尼罗河沿岸地区，而是努比亚沙漠。他认为，贫穷是旅途最好的防身武器，谨慎的旅行家打发走了仆人，卖掉了骆驼，只给自己留下了一头驴子，然后加入到了由贫穷的商人们组成的一支商队。
商队从达拉乌出发。这个村子里有一半的居民是菲拉赫人，另一半居民是阿巴布德人。起初，菲拉赫人对旅行家并不友好，倒不是因为怀疑他是欧洲人，恰恰相反，是因为怀疑他是叙利亚来的土耳其人。菲拉赫人担心他想从他们手里抢走买卖奴隶的生意，而这桩生意一直是由菲拉赫人垄断的。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列举这片沙漠中的水井，山丘以及峡谷的名字，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看旅行家本人是如何描述这片土地的。
布鲁斯早前曾经到过这里，他用过于灰暗的语调描写了这片沙漠地区，同时，他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勋，也过分地夸大了旅途的艰险。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布克哈特的说法，那么这段路程实际上并不像从阿勒颇到巴格达，或者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路途那样干燥缺水。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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