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张盈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试读：

前言

出于这一原因，张纯如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她的使命中去，这个信奉“个体的力量”的孤独行者，将其全部精力和所有清醒的时间都用于思考、筹划、推动、抗争和评估中去，周而复始，只为改变现状。

张纯如也是个优秀的团队成员。自从她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1994年12月在库比蒂诺社区中心召开的那次国际会议，几年中，这个很多人已经在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见过的梳着马尾辫、窈窕美丽的年轻女性，一直与我们（史维会最积极的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她与我们分享她一丝不苟地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历史事实，参加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的相关学术活动。不管是身在家中还是在飞机场旁边的某个旅馆酒店里，每当我们想要与她联系，她从不令人失望。通话时，她记下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电话里传来的键盘敲击的清脆声响直至今日仍回旋在我的记忆中。在绝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她就已经向许多人发送了成千上万封电子邮件，这使她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传播者和“网络斗士”。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源自张纯如母亲的电子邮件档案。作为一名优秀、严谨的学者，张纯如的母亲多年以来一直保存着这些邮件。

张纯如经历了从一个羞涩少女到一颗耀目明星的转变。在因《南京大屠杀》一书成为畅销书作家之后，张纯如迅速从一个学究式的记者转型为一名最优秀的公共演说家。她的书揭露了1937年到1938年日本人在8周的时间里对数万名中国平民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血腥屠杀。在失守的古都南京，这些人奸淫妇女，烧杀掳掠。张纯如成名后，即便是在周末复兴会（Renaissance Weekend）这样的场合，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在场的情况下，她依然可以慷慨陈词。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刚出版时，张纯如通常要花一整天时间准备15到20分钟的演讲。但一年后，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PBS）《新闻一小时》节目的直播现场，同日本驻美国大使齐藤邦彦（Kunihiko Saito）进行公开辩论时，她只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便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我想传达给所有日本右翼分子一个信息：“张纯如既不是中国政府特工，也不是美国间谍，与你们的荒谬指控相反，她只不过是一个呼吁改变的使者。”

张纯如是一个全面的人权斗士。尽管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是她出众的作品，但张纯如对其他问题也满怀激情，不折不挠为之奋斗——诸如替那些二战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受害者和死难者讨回公道。张纯如坚定地捍卫人权和公民权利，无论事件发生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例如，当“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乔治·布什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不义之战，在美国境内大范围出现的针对穆斯林的恶意攻击曾令张纯如极度不安。她和犹太及阿拉伯人权活动家一道出席电视台举办的公开论坛，表达自己对此事的忧虑，尽管当时她非常忙，一边要为自己的书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一方面还要应付不计其数的大学和全国性电视台、广播电台演讲活动。当她讨论历史是如何令人悲哀地一次次重复时——过去是对爱尔兰、犹太和华人移民的歧视，然后是对美籍日裔的非法拘禁，现在又是对少数族裔的恶性袭击——张纯如脸上凝重的表情反映出她内心对那些种族歧视和种族敌意受害者的深切同情。

她的言语发自内心，袒露灵魂。张纯如的写作风格激怒了一些人，他们批评她是一个带有偏见、充满愤怒的历史研究者。没错，出自张纯如笔下的字句，仿若她曾身临其境，与受害者一道经受折磨、面对厄运。张纯如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直忠于历史事实，但她的叙述方式非常戏剧化，有时甚至是令人不悦的，这使得一些人宁愿拒绝而不肯接受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人性居然可以变得如此邪恶的现实。

张纯如一直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出于人性，我们都可能被权力、财富和名望所侵蚀。然而，张纯如从未让身外之名掩盖了她亲切如邻家女孩的本性。在她过世几年后，她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陌生人——仍在谈起他们收到的来自张纯如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被来自张纯如的信件而启发。一些同辈作家，包括某些知名畅销书作家，也对张纯如给予他们的慷慨帮助——无论是撰写书评还是协助作品出版——表示了感激之情。

张纯如也曾面对恐惧！她的崇拜者赞许她为无畏的斗士。但这只是部分真相。张纯如是一名斗士。这毋庸置疑。但她越来越担心，自己和家人会受到历史否定主义者的不可预见的伤害。然而，张纯如从未让恐惧战胜自己追求公正的决心。这名年轻的女性像勇敢的战士那样，鼓起最后的勇气，毅然向前冲锋。

这是一本见解深刻的书。一位富有爱心的母亲以她的视角记述了张纯如的人生，事业，喜怒哀乐，对生活和文学的热爱，以及其生命最后一段旅程中与抑郁症的抗争。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看到一个来自中西部小镇的女孩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终于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界的一颗明星。正如张纯如所坚信的“人人皆有可能”，我们应当也必须追随她的脚步，追求卓越。

这本书对公众富有启迪意义。尽管对精神疾病的讨论仍属禁忌话题，通过对张纯如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中经历的抑郁和精神崩溃的叙述，张盈盈忍痛逐日乃至于逐小时地记下了每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这使得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个看起来积极外向、无所不能的健康女性在精神上可能遭受什么样的折磨。张盈盈细致地记录了张纯如的病情发展过程，以及家人应付这一艰难处境时的做法。从突然接到张纯如精神崩溃的消息，到几个月的治疗过程，他们绝望地试图学习和应对整个家庭成员此前完全不了解的突发状况，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人或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在书中，张盈盈记下了诊断结果、与医生的交流过程以及使用过的各种药物。

此外，张盈盈还在后记中列出了张纯如过世后的一些科学发现和参考文献。她希望这本书可以提供有关精神疾病、相关疗法、药物选择和预警措施的一些信息，从而使读者可以从中获益，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读者应当明白，对于张盈盈来说，回忆犹如重温噩梦，投入数年时间整理相关信息也实属不易。她能够这样做值得嘉勉。这是献给公众的一份重礼。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纪念她深爱的女儿——张纯如。丁元（Ignatius Ding）第一章 震惊

我想忘了那一天。但我永远都不会。

那是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早上8点半，电话响起，女婿布瑞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打来说，我们的女儿张纯如昨天晚上悄然离家。她的车，一辆1999年出厂的白色奥兹莫比尔阿雷罗（Oldsmobile Alero），也不在车库里。

我们匆忙赶到步行两分钟距离外的他们家中。一名圣何塞警察已经在那里。他和布瑞特稍作交谈后便即离开。布瑞特递给我们他在纯如电脑旁边找到的一张打印出来的遗书。那是写给布瑞特、我丈夫张绍进、纯如的弟弟张纯恺（Mike）和我的。纸条打印时间是凌晨1点44分。上面写着：亲爱的布瑞特、妈妈、爸爸和纯恺：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正如我跟布瑞特说过的，当你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想到的是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而当你不相信时，日子不是以天——而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你们不会希望一个人在她的余生如行尸走肉般活着……我想过逃离，但我永远都无法挣脱我自己和我脑中的那些念头。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会把这种痛苦的一部分加于他人，尤其是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爱你们的，纯如

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甚至可以听到它撞击胸膛的声音。我无法呼吸。我对绍进和布瑞特说，我们得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过去的几周里，纯如常常说，她不想再活下去了。自打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她一直深受抑郁症的折磨。纯如去那里是为了采访美国二战老兵，为她关于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的书收集资料。8月12日动身之前，她已经连续4天不眠不休，也几乎没吃任何东西。到路易斯维尔不久，她就在旅馆房间里崩溃了。绍进和我坐飞机赶过去，把她带回圣何塞。这之后她接连看了三个精神病医生，一直在服用抗精神病和抗抑郁药物。10月份的时候，纯如的儿子，两岁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被送到伊利诺伊州的爷爷奶奶家中。

我和丈夫无法理解，纯如的生活怎么会这么快崩塌。那年春天，她刚刚为宣传她的新书《美国华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进行了一次为期5周的旋风式签售旅行。旅行开始前，她看上去还一切都好。但当5月初结束签售回到家中时，她却变得心事重重，认为有人将对她不利。在那次精神崩溃事件发生3个月后，她的恐惧症进一步恶化了。

10月28日那天，我在她的皮包里发现了一份持枪许可申请和枪支安全使用手册，并由此发现她曾光顾过圣何塞东部的一家枪店。当我质问她的时候，她意识到我在密切注意她的一举一动，于是开始疏远我。她不回复我的电话和电邮。我买了鲜花和食物送到她家门口，但她甚至不让我进门或接近她。

现在，她就这么留下一纸遗言然后消失不见了。但我仍抱有希望。或许她会回心转意，很快回家，就像9月份时，她曾跑到本地一家旅馆住了一天，但晚上就回家了。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可那一刻我的双腿和双手都不禁簌簌发抖，我开始祈祷。

绍进和我回到家，开始准备外出寻人。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计划的话，我们不可能找到她。“我们怎么办？”绍进绝望地问我。“我不知道，”我声音颤抖着说，“让我先问问警方。”

我按照布瑞特留给我们的号码打电话给圣何塞警察局，询问警方是否有了任何关于纯如的消息。一个警官告诉我，警方已经将她的姓名和车牌号输入了失踪人口数据库。“没有新的消息。”他告诉我，并向我们保证，一旦有任何进展，警方会立即通知我们。

我十分绝望，每隔半小时就给警察局打一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你觉得纯如会怎么做？”我问绍进。

他没有回答。他和我一样害怕。

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至亲。首先，我打给儿子纯恺。他是除我们之外唯一知道纯如真实状况的人。纯恺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为硅谷一家公司工作，他的办公室离我家很近。但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在纽约出差。我打通他的手机，纯恺闻讯后震惊无语，马上决定搭最早一班飞机飞回来。

接着我又打给我的大哥张铮铮（Cheng Cheng），他就住在附近的帕洛奥图（Palo Alto），还有家在新泽西的弟弟张彬彬（Bing），以及马里兰的小妹张菁菁（Ging Ging）。与此同时，绍进也在给他的两个哥哥——住在新泽西的张绍远（Shau Yen）和洛杉矶的张绍迁（Frank）打电话，希望他们可以帮上忙。所有人闻讯都大吃一惊，因为之前纯如不让我们把她的精神状况告诉他人，甚至是至亲。我的兄弟姐妹中没人知道纯如患有抑郁症。他们试图安慰我，说纯如一定会回心转意，放弃自杀的念头，很快回家。但他们也拿不出可行的意见来。

每个人很快就又打电话过来，询问纯如的病情近况。光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细节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

2004年9月21日，这个我生命中曾经最糟糕的一天，此时却给了我希望。那一天，纯如失踪了几个小时。当时布瑞特出差在外，我和绍进负责照顾纯如。

当纯如未能按照之前说好的那样在晚上之前回家时，我们向警察局报告了她失踪的消息。那时她正在服用一种新的抗精神病药物Abilify（安律凡），外加抗抑郁药物Celexa（喜普妙）。她经受了药物副作用，如肩膀和腿部疼痛，嗜睡，还有易于激动。

尽管我反对，那天早晨，她仍旧坚持自己开车去图书馆。晚上8点，她终于回到家。她告诉我们，她买完东西之后实在太困了，只好住进附近的一家皇冠酒店（Crowne Plaza Hotel），埋头睡上几个小时。我们当时只觉如释重负。

于是我想着，或许这次纯如又住进了哪家旅馆。我用颤抖的手翻开电话黄页，打给皇冠酒店和附近其他的主要旅馆，问他们是否有一个名叫Iris Chang（张纯如的英文名）或Iris Douglas（张纯如从夫姓的名字）的女客入住。答复都是没有。

我又开始查找附近海滨和山区的温泉度假村的电话号码。纯如喜欢按摩，之前经常和布瑞特还有她的朋友一起去温泉度假村。但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没有符合描述的类似客人。不过，我仍寄希望于纯如或许会使用其他名字登记入住。

我忧心如焚，浑身战栗。我不断打电话给布瑞特，问他是否有新的消息。布瑞特已经将纯如失踪的事告诉了他身在伊利诺伊的父母，并忙着在纯如的书房寻找线索。他把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发给负责此案的探员。

看着绍进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眼前突然浮现起纯如在书店里闲逛的样子——这是她从小就最喜欢做的事。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当地的几家大书店。我问他们，是否曾在店里见到一个瘦瘦高高、披着黑色长发的亚裔女子。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

我拨纯如的手机，像往常一样，关机。我给她写电子邮件，求她回家。我想她即使躲在什么地方，或许也会偶尔查看一下电子邮箱。

接近黄昏时，我的嗓子因为讲了太多电话已经变得沙哑。我已精疲力竭，而警方仍无新的消息传来。我对绍进说，我们得出去找找她的车，尽管我知道找到她的机会渺茫。不过我们还是得去找她，我说。我不能就这样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绍进开车在附近几家纯如喜欢去的旅馆和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转来转去，我在其中寻找她的车牌号码。我仿佛身在另一个世界，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搜寻车和车牌上。但依然没发现纯如的车。

我的心仍在悸动，随着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希望也逐渐破灭。皇冠酒店停车场昏黄的灯光下，我们绕了最后一圈，然后放弃，开车回家。

我感觉自己身在悬崖边，马上就要坠入深谷。当我望向窗外的夜空时，变得越发恐惧。如果纯如把车开到什么陌生地方，她可能会被抢劫，甚至被杀害，因为她在精神上是如此脆弱。从她打印出那张纸条到现在，18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没人能告诉我们她在哪里。

大约晚上8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纯如最近求诊过的精神病医生，告诉他纯如失踪了，还留下一份遗书。他让我把纸条上的字读给他听。

在这以前，这位精神病医生总是认为我这个母亲多少有些神经质，对纯如过度呵护。他一直不肯相信纯如有自杀倾向，直到我们告诉他纯如在浏览有关自杀的网站。不过，纯如也从未向他敞开过心扉。

我曾问过纯如，在接受治疗时她都说些什么。她说她和精神病医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人生哲学。这对我来说太过抽象了。我担心她并没有得到所需的帮助。

这时候，这位精神病医生告诉我们，应当到金门大桥这个自杀胜地去找找她，因为纯如在遗书中提到过“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闻听此言，我出了一身冷汗。他让我们尽快开车赶往金门大桥，查看那里的停车场。但是在一天毫无结果的找寻之后，绍进和我都已经身心俱疲。我们根本没力气开车去旧金山了。

不过我找到了金门大桥巡警的电话。我向一位警官提供了纯如的车牌号码及她的外貌特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与这位警官保持联系。他十分耐心且和蔼可亲。

然而，他最终告诉我们，金门大桥附近没有长得像纯如的人，她的车也不在那里。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涌上心头：如果纯如开车冲下悬崖，投身大海，那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她了。

我还想到，最近几周中她一再谈到“逃离”。万一她跑到什么偏远角落，永远藏起来了呢？“喔，纯如，请你回家来吧！”我绝望地大喊。

我记不清那天晚上究竟几点才睡着。我只记得电话响起时那刺穿黑暗寂静的恐怖铃声。那是布瑞特打来的。他说他正和一个警官往我们这边来。我望向墙上的钟。几乎已经是半夜了。

我们打开门，布瑞特和一名便衣警察走进来。两个人都表情严肃。“很遗憾地通知您，张纯如死了。”那名警官说，“今天凌晨，她开枪自杀，我们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附近她的车里找到她的尸体。”

我只觉置身于风暴之中。雷声震耳欲聋。闪电灼目如芒。大地似乎都在摇晃。

绍进和我瘫倒在客厅的地毯上。感觉好像正在掉进一个无穷无尽的黑色隧道。那一刻，我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回荡在空中：“纯如，纯如，你怎么可以杀死你自己？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抛弃克里斯托弗，抛弃你的父母？“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没有你我可怎么活下去？”

但我必须这样活下去。如今我所拥有的，只是几十年的回忆——有些如噩梦萦绕，但绝大多数充满了爱。

张纯如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8年度最畅销图书的作者，去世时年仅36岁。

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张纯如出版了《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这本书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悲惨的一幕：在中国的故都南京，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被日本士兵屠杀、轮奸、刑讯。它对全球范围内向日本二战罪行索赔运动起到了重要影响。

纯如的死举世震惊。没人相信这样一个年轻、美貌、正如明星般冉冉上升的畅销书作家居然会自杀。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广播，电视，都迅速发布了这条新闻。华人社会反响巨大。

2004年11月19日，600人在突然得知消息后出席了在加利福尼亚洛斯加托斯举行的张纯如的葬礼。天堂之门公墓的教堂太小，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人群，吊唁者挤满了教堂门外的草坪。出席者中有纯如的朋友和支持者，但绝大多数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和仰慕者。信件、电报和花束从世界各地涌来。

葬礼上，畅销书《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和《空战英豪》（Flyboys）的作者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对着纯如两岁的儿子致悼词。他的话部分摘录于下（全文见本书附录）：克里斯托弗，你的母亲是张纯如……在你出生5年以前，我正致力于写一本关于照片中的6名旗手的书。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试图找到一家出版商。27家出版商回信拒绝了我……《父辈的旗帜》最终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一的书。27名出版商说“不”，但你妈妈说，“去做吧”……（她）感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世界每一块大陆上以数不清的方式为人所缅怀。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最后——当你展开这段艰难但却值得的心灵之旅，去发现你在宇宙中的独特使命——当你发现你的真我所在——我希望，你会为你勇敢的母亲曾无所畏惧地把真相告知全世界而自豪。或许你会亲自写一封信感谢她，就像我做过的一样。一封以一个明亮而充满希望的名字开头的感谢信。那个美丽的名字是：张纯如。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本田实（Michael Honda）在第108届国会上致辞，这一致辞被记入《国会议事录》，“人们将会铭记张纯如为公众所做的工作和服务……我们失去了一位楷模、一位亲密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最富激情的社会和历史正义倡导者。”

在《纽约时报》的讣告中，张纯如的代理人苏珊·拉宾娜（Susan Rabiner）说，“《南京大屠杀》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上停留了10周之久，销量近50万册”，“这本书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讣告中写道，“已故历史学家史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说张纯如‘或许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因为她知道，要讲述历史，你必须把故事讲得令人感兴趣。’”

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说，“美好的是，正义正在今天的美国得到伸张……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再发生。”记者理查德·罗斯塔德（Richard Rongstad）这样称赞纯如：“张纯如点燃了一支火把，并将它传递给其他人。我们不应让这火把熄灭。”

当然，大多数关于张纯如的描述都是她的公众形象。

自从7年前她的书出版之后，便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右翼组织攻击这本书，试图掩盖并粉饰耻辱的历史真相。

纯如的非正常死亡令媒体纷纷猜测。她一向看重自己的隐私，因此许多猜测与事实相去甚远。大多数人只知道那个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张纯如，但对她的真实生活并不了解。

张纯如是谁？她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她拥有怎样的文化传承？她是如何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的？是什么促使她写出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她有着怎样的理想，怎样的美国梦？她为什么要自杀？她的死是否可以避免？这些都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回答的问题。

本书旨在还原张纯如真实完整的生平故事，以及她生长的环境。读者将看到，这个年轻的作家是如何实现自己为历史真相和社会公正而战的人生目标的。张纯如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无法忘怀那些死于战争暴行的牺牲者所经受的苦痛折磨。她单枪匹马，无所畏惧，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受害者的公正而战。

在本书中读者还将第一次看到，张纯如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的悲剧经历。媒体上关于纯如的精神状况有着诸多猜测和大量谣言。大多数互联网上的新闻，甚至有一本出版的书里的记述，都不过是猜测而已，其作者对纯如的私人生活一无所知。

只有家人知道，在最后的时光里张纯如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关于纯如精神状况的种种谣言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不能让她的真实故事一直被埋没。

本书将澄清这些传言，并呈现给大家一个家人眼中的张纯如——她所经历过的艰难与困苦，成功与失败，爱恋与欣悦，悲伤与疼痛。本回忆录是我必须为纯如所做的事。我想，纯如也会希望我这样做。第二章 出生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校园里，苹果花和樱花粲然绽放。小纯如躺在一辆全新的婴儿车里，盖着我妈妈刚刚寄来的粉色小被子。我看着她的小脸儿，甜睡的她看起来如此平静。这是1968年的4月中旬，她出生两周后。

纯如于1968年3月28日出生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医院。那时候，我丈夫张绍进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博士后研究，我则在一条路之隔的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进行我自己的博士后工作。我们都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绍进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我是生物化学博士。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对于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来说不啻于天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最早的一批教授之一，他在这儿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来自世界各地高等学府的博士后纯为作研究而来，而无须承担教学任务。这里没有学生，只有教授和博士后。研究院鼓励并支持能够推动知识进步的原创性思考。念了5年研究生之后，绍进终于可以将全部时间投入到他最感兴趣的理论高能粒子物理领域里去。

1967年夏天，我们住在研究院的宿舍里。那是一间装修完备的一居室，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客厅很宽敞，窗户很大，附带的家具款式新颖美观。房子周围被高大的松树和正在开花的樱桃树及山楂树环绕，草坪足有几英亩。在波士顿那样的城市度过5年研究生生活之后来到这里，简直会有“文化休克”之感。

我从1967年秋天开始在生物系教授约翰·T·博纳（John T. Bonner）的实验室工作。博纳教授在黏液菌领域是世界知名的权威。我的研究方向是黏液菌早期群集阶段阿米巴虫释放出的趋化剂的生化属性。就在我来到这里之前，这个实验室刚刚证实了这种趋化剂的化学成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博纳教授希望我找出阿米巴虫释放的趋化剂在细胞外浓度极低的原因。我最终发现，原来是一种酶可以迅速将趋化剂降解掉。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刚到普林斯顿没多久，我就怀孕了。我需要尽快做出结果，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份博士后工作。在我因为怀孕于1968年1月底辞职之前，我终于完成了研究的试验部分。这项工作后来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其中既有努力工作的成分，也不乏幸运使然。

我的晨吐反应非常严重。纯如比预产期晚两周才出生，这期间我一直十分焦虑。当我最终住进普林斯顿医院产科时，阵痛已经持续了超过14个小时。纯如出生于1968年3月28日下午1点12分。我筋疲力尽，但却非常快乐。看着她的小脸儿，我对生命充满惊奇。刚出生时的纯如头发不多，脸圆滚滚红彤彤的，但在我心中，她绝对是最美丽的婴儿。

纯如出生之前，我们就给她取好了名字。英文名叫Iris，中文名叫纯如。那时候，在婴儿出生以前还不能借助简单的检测手段判断其性别，所以我们经过好几周的思考后，准备了两套方案（一个为男婴的名字，一个为女婴的名字）。我和绍进都觉得Iris是个好名字，绍进尤其如此，因为他深爱希腊神话。在希腊神话中，Iris是彩虹女神，负责传递天堂和人间的消息，每当她经过，身后便会留下一道彩虹。希腊学者因此认为，Iris和彩虹象征着天地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Iris还有“虹膜”的意思，它是眼睛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我们看见世界——不过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Iris还有一个含义是“鸢尾花”。纯如的中文名出自我的主意。在中文里，这两个字是纯洁、天真的意思。我们当时并没料想到，纯如的名字居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她的一生。

普林斯顿研究院的房屋管理部门非常友好，当他们听说我们添丁进口的事之后，便让我们搬进了一间大的两居室。他们还送给我们一张全新的婴儿床。普林斯顿研究院实在懂得如何为知识分子和学者们提供一个富有爱心的成长环境。

因为没有亲友可以帮忙，绍进和我完全按照斯波克医生那本著名的育儿手册来养育纯如。纯如胃口不大。开始时，她每顿只能吃几盎司配方奶，我总是担心她有没有吃饱。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严格记录下她每顿摄入的奶量。每天晚上，我都将这些数字加起来。我的朋友们都嘲笑我有些太过一板一眼了。

纯如出生后的几个月里，绍进非常开心，整日喜气洋洋。下班回家后，他会主动要求抱着纯如，给她喂奶。他甚至还会给纯如换尿布。我一直都没意识到他是如此快乐，直到绍进的一位物理学家同事告诉我说，自从纯如出生后，绍进在工作时也会笑个不停。

这位同事说：“从那时我就没见他合拢过嘴。他睡觉时也会笑吗？”

尽管我们对新生命的到来非常快乐，外面的世界却一片混乱。越南战争就不说了，纯如出生一周后，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刺杀。整个美国陷入震动。从洛杉矶到纽约，美国大城市里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当我抱着纯如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烧杀掳掠的情景时，我几乎无法呼吸。当我想到纯如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时，心不禁沉了下去。那一周出版的《新闻周刊》（Newsweek）寄来时，杂志封面还是马丁·路德·金躺在棺材里，一位老妇在他身旁哭泣。我对绍进说，我会替纯如留下这本杂志，这样当她长大后，她会知道在她出生时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

接下来的6月5号，纯如只有两个月大时，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刺杀。整个美国再次震惊。这让我联想起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时的情景。绍进和我当时都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我们俩一年前才刚刚从台湾来到美国。整个美国当时都沉浸在哀悼之中。然而现在，除了悲伤，我还感到愤怒。当我抱紧纯如给她喂奶时，我看着她的眼睛，对自己说：我怎么才能保护你，让你远离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我仍保存着1968年4月15日出版的那期《新闻周刊》，它的封面和内页都已泛黄。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纯如已经过世6年了，美国陷入了另一场“越南战争”中。

当时，我并不确定到底是该留在家中做一个全职妈妈，还是继续工作。一方面，我想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也相信母亲曾经对我说的话，没人比当妈的更擅长照顾自己的宝宝。另一方面，我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我真心热爱我的工作。除此之外，从一开始，我就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希望将我所学回报社会。当了6个月的全职妈妈之后，我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让我非常痛苦。看到我如此不开心，绍进鼓励我重返工作岗位。他说，他认为，一个在家但不快乐的母亲，要比一个工作但快乐的母亲糟糕得多。于是，我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教授雅克·法斯科（Jacque Fresco）的实验室里从事兼职博士后工作。1968年秋天，我开始每周上三天班。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绝大多数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就回到家中。很少有针对职业女性的托儿所或互助机构，也没有在职母亲的榜样可供学习。我坚持兼职工作了一年，期间经历了种种体力和精神上的挑战。

每当我把纯如交给保姆，赶到实验室工作时，我都忍不住去想她会怎样。她停止哇哇大哭了吗？如果她还在哭，保姆会怎么做？这些念头非常折磨人。有时候，当我自问是否作了正确的选择时，我完全没法集中精力工作。

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说服身在台湾的母亲过来帮忙。母亲很乐意这么做。她和我们一起住了3个月，但3个月后，父亲感觉孤单寂寞，母亲只好又返回台湾。

不过，在这3个月里，我跟母亲学到了很多。母亲告诉我，纯如看见我离开家去工作的时候就不哭了。她说，“你的车刚开走，她就转身冲我笑了，泪珠还在眼眶里打转儿呢。”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一直对儿童的发育成长深感兴趣，尤其痴迷于大脑功能的生化基础。绍进虽是个物理学家，但他也对许多生物现象抱有兴趣。我们经常在餐桌上讨论，如何应用最新最好的知识成果培养纯如。打个比方说，我们曾在一本儿童行为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对于儿童正常的大脑发育来说，爬行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纯如能走之前，我们由着她在客厅满地乱爬。

绍进尤其急于开发纯如的大脑功能。他买了两套三维木头拼图，一个是球形的，另一个是正方形的。纯如还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他就把它们放在她面前。除了放在嘴里乱啃之外，纯如对它们完全没兴趣，于是绍进便自己玩了起来。那些拼图足足花了他——一个物理学家——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搞定，拆开后又拼回原状。在那之后，这些拼图被放到了绍进的办公桌上，用来测试他的研究生的智商。

纯如出生时，我和绍进约定，我们既教女儿说英语，也教她学汉语。掌握双语或多门语言有诸多好处。我们知道，学习语言最好从幼时开始。对我们来说，教纯如中文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和绍进在家里都说中文。开始时，我们还不太确定是否要同时教她两门语言。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们，如果让小孩同时学习中英文，他们可能会缠杂不清。他们说，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生活得很艰难，所以强烈建议我们，为生存起见，一定要教下一代说完美的英语。然而，在我当时工作的博纳实验室，一位来自荷兰的访问教授向我保证不会如此。他告诉我说，在荷兰，每个小孩都从小学习多种语言，从来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还补充说，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比那些只学一门语言的孩子更聪明。我于是做了些研究功夫，发现当婴儿从小学习多种语言的时候，的确可以在大脑中形成新的语言中心。对此了然于心后，我们决定教纯如两种语言。我们在家中说中文，出去的时候说英文。

1969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物理学系给了绍进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于是，1969年夏天，我们结束了在普林斯顿两年的生活。就在搬到伊利诺伊之前，绍进受邀参加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行的一次物理学学术会议。我们很兴奋可以趁此机会游览欧洲。

那年6月份，我们在欧洲待了两个星期，纯如才不过15个月大。我的朋友觉得带这么个小不点儿去异国他乡未免太劳顿，但我们决心已定。我们带了几十条纸尿布和一个婴儿背包，轮流背着纯如。我们游览了的里雅斯特的米拉马雷城堡、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还游览了维也纳森林和多瑙河。漫步在维也纳夏宫附近景色壮丽的公园里，实在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体验。我们当时都很年轻，背着一个20磅的孩子毫无问题。一张照片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块可以俯瞰王宫和维也纳市容的石头栏杆上。纯如坐在绍进和我的腿上。我们全都在笑着，满脸望女成凤的期待。第三章 童年

纯如还不到一岁半的时候，绍进接受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提供的教职，我们因之举家搬迁。但在新学期开始之前，那年8月，他还要去科罗拉多的博尔德（Boulder）参加一个物理学的专题研讨会。

1969年8月2日，我们跳进我们的第一辆新车——一辆绿色的道奇Dart——一路西行。这辆车购自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交界处的一家汽车代理商行，花了我们2 400美元。因为手头没什么钱，我们只买了最低配置的车型，既没有自动挡，也没有空调。

我们先开到伊大，看一眼校园，另外找个住处。我们看中了一套新的双拼公寓，租了其中一间，买了些二手家具。安顿好这些之后，便继续驶往科罗拉多。我们一路经过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连绵不断的玉米田，直到看见科罗拉多州境内美丽的落基山脉。到了博尔德之后，绍进又和他的物理学家朋友们打成一片。白天的时候，绍进作他的物理学研究，而我边照看纯如边做家务。到了晚上，绍进会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举行非正式的聚会。周末，我们经常带着纯如在附近的山间小道上徒步旅行，一路上两人轮流背着她。我们探索了附近的几座国家公园，当然，少不了最壮观的落基山国家公园。我暗自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余生。

在博尔德举行的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开车返回伊大。17个月的纯如生病了，半路的时候，她发起了高烧。这时候，车里没有空调的坏处就十分明显了。那时是8月底，车内酷热难耐。我们决定将剩下的路程改到晚上走，路上可以凉快些，白天则躲在有空调的汽车旅馆里。那天晚上，我们到了奥马哈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间太晚了，没办法去看医生，但我们想办法打通了一个医生的电话并征求了他的意见。看不到纯如本人，他所能建议的只有尽量让她的体温降下来，而我们已经努力在这样做了。

我对纯如的状况非常担心，于是想要尽早赶回厄巴纳。发着烧的纯如脾气很坏，哭个不停，我想尽办法安慰她，但所能做的其实不过是无助地在一旁看着她受苦。那时候，我突然体会到，30多年前，在中国战时的艰苦岁月里，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生病时，我的父母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在那个没有月亮漆黑一片的8月夜晚，当绍进开车经过艾奥瓦州时，我的思绪居然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1940年，我在重庆出生。八年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1940年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一年。日军袭击珍珠港从而将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是一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

我的父母于1937年逃离南京，同大群难民一道，先是撤到长江边的武汉，然后坐火车到了衡山。他们在衡山待了一阵，因为我母亲即将临产。她当时怀着我的大哥张铮铮，他出生于1938年的大年初六。

1940年，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南大部，现在，他们开始轰炸西南各省。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头号轰炸目标。日军飞机日夜轰炸重庆，希望可以迫使中国投降。据我父母回忆，当时每天都会经历一两次空袭。一旦空袭警报响起，每个人都立刻放下手头的事，跑进防空洞。那时候，中国的空中力量薄弱，无力防御领空。20到50架不等的日本轰炸机编队频繁出现在重庆上空，肆意轰炸。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房屋、学校和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来，我的父母向我讲述了他们在轰炸时经历的许多恐怖事件。总是火光四起，成片的房子毁于一旦。父亲眼见横尸遍地，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母亲见过一个严重烧伤的女人，抱着一个已经烧焦的婴儿，还在试图救活他，全然不顾自己身上仍在燃烧。那些恐怖的景象我的父母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挂在树上或电线上一只手或一条腿的残肢，轰炸后遇难者扭曲变形的尸体。

在我出生前几周，父亲把母亲送到江边的重庆中央医院。他觉得这家医院看起来颇为坚固，母亲在那里会比较安全。几天后，日本人轰炸了那家医院，部分建筑被毁。幸运的是，我母亲被及时转移到了医院的防空洞中。

为了躲避无休无止的轰炸，父亲打算把家搬到附近的山村中去，那里有许多天然的洞穴可以充当防空洞。在那个年代，生活极度艰难。物资严重短缺，尤其是药品，日用品也全都成了奢侈品。日本人轰炸并切断了物资供应线，有限的物资都被用于战争。

就在那时，因为吃了不洁的水和食物，我得了阿米巴痢疾。父母告诉我说，当时我高烧不退且大便带血。如果放在今天，现代药物很容易就可以治好这种病，但在当时，在那种条件之下，这却可能致命。父亲绝望地在重庆各家药店奔走，试图找到所需的药物。几乎是个奇迹，他最终在一家藏在偏僻小巷里的小药店找到了药物，使我得救。

在那个没有月亮的暗夜，我们的车飞快掠过艾奥瓦州的玉米田。我抚摸着纯如的额头，真切地体会到了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是一种牺牲，一种无条件的爱。我终于明白了那种感觉，并为之深深感动。

我们于1969年劳工节前夕抵达厄巴纳，搬进租住的双拼公寓。房子位于香槟城西部。厄巴纳和香槟是一对双子城，紧紧相邻，香槟在厄巴纳西部。（伊利诺伊大学的主校园位于厄巴纳。）

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找工作。我向生物化学系递交了申请。等了两个月后，洛威尔·哈格尔（Lowell Hager）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可以给我一份兼职工作。鉴于当时我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十分理想。11月，我开始做研究助理，当时纯如19个月大。

我到处找保姆。非常幸运，有人把徐太太介绍给我。她的丈夫是在校生，两人有一个和纯如年龄相仿的儿子。每天早晨，我把纯如带到徐太太家中，到晚上再把她接回来。最开始的几天，我们把纯如送去的时候她还会哭，但她渐渐习惯，和徐太太的儿子玩得很好。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解脱。徐太太是个好太太，也是个好妈妈。她对纯如非常好。

有一天，我对徐太太说，我发现纯如最近总喜欢皱着眉头，也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你自己最近笑过吗？”

这个问题让我恍然有所悟。事实上，当时绍进和我在系里都遇到了点麻烦，我们非常不开心。徐太太劝我放松下来，享受生活。从那天开始，我经常望着镜中的自己，练习微笑。当我笑起来的时候，看上去是多么不一样啊！纯如会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的。她会模仿她所看到的一切。

绍进和我那时已经在考虑再生个孩子。1970年2月，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我们俩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绍进忙于教学和研究，还发表了几篇论文。我要兼顾实验室的工作、照顾纯如和打理家务，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不在实验室的时候，买菜做饭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没人帮忙——实际上，我们也雇不起人，因为付给保姆的钱已经占了我们收入的一大部分。

1970年3月，我妈妈在台湾生了场重病，4月，我自己也病了。怀孕，作研究，照顾小孩，这些让我身心俱疲。我迫切需要休息，还要回台湾探望我妈妈。工作了6个月后，我递交辞职申请。我决定当个全职妈妈，专心照顾纯如并等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

就这样，我开始留在家里照顾纯如。她非常开心，我也很开心。我甚至买了台缝纫机，为纯如和自己缝制一些简单的衣服。当我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一起外出时，非常引人注目。人们夸我们是一对可爱的母女。这时候，纯如已经长成一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她非常好动，喜欢用中文和我交谈。

香槟–厄巴纳是个中等规模的大学城，位于芝加哥以南140英里处。大学在城正中，城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和学校有着某种联系。我和绍进的同事及他们的太太们相处得很不错。我们还在城里认识了颇多华裔。每个人都对初来乍到的我们十分友好。热心人带我们熟悉周围的环境。这种中西部大学城里的真诚和淳朴的气氛在我们之前住过的大城市里可找不到。这或许是我们在那里开心地住了许多年的原因之一。

1970年9月24日，纯恺出生了。纯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接受了自己有个小弟弟的现实。纯如对弟弟很着迷，但我想她的心情也许有些复杂。一直以来，她都是家里关注的中心，现在，我的注意力要分给她和纯恺两个人了。

纯恺6个月大的时候，纯如3岁。我觉得纯如需要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一起玩。我们决定每周有两到三天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幼儿园。

1971年夏天，绍进到芝加哥附近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访问一个月，他把我和孩子们也带了过去。这之后，我们开车到科罗拉多的阿斯彭参加一个物理学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我们在那个山野气氛十足的落基山麓的城市住了一个月。中国有句古话，百闻不如一见。这正是我们的处世哲学。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带着孩子周游各地。

1971年春天，我们在香槟市中心偏南一点儿的地方找到了一栋老房子。房子位于布罗德莫大道1101号，屋子不大，但有一个用篱笆拦起来的巨大后院。绍进开始在园子里种菜，如西红柿、豆角、韭菜等等。我们还为纯如和纯恺搭了一个秋千架。后院正中有棵高大的枫树。纯如经常在树下一玩就是半天。她喜欢荡秋千。她和纯恺还喜欢在后院门外水泥地上的巨大塑料浴盆里玩水。香槟城的夏天酷热难耐，草木繁盛的后院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个理想所在。

尽管周围一片安逸的田园风光，1971年却是我和绍进非常艰难的一年。绍进工作非常辛苦，物理系很欣赏他。他在颇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被认为是他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的学生也都认为他是个好老师。对于像绍进这样一个母语并非英语的外来移民来说，这实在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所以入校仅仅两年后，绍进就被系里任命为副教授，并享有终身教职。不幸的是，这段时期，由于伊利诺伊州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依照政策，伊利诺伊大学的教学经费被冻结。那一年，全校员工工资都没有增长。绍进升了职但却没有加薪。此时我们不仅要付新的房屋分期贷款，现有的房子也需要重新改造。我们一家四口，有两个仍在幼年的孩子，手头一时非常拮据，我必须出去再找一份工作。

1971年秋天，我回到了哈格尔博士的实验室。我1970年春天离开实验室，但在没有工作的这期间，当有我感兴趣的学者来学校开讲座时，我偶尔还是会参加系里的研讨会。我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对我所在领域的关注，以免自己被时代落下。

我们把纯如送到我们家对面的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这样我早上上班之前，可以很方便地顺道送她上幼儿园。这也是我们买下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

纯如在幼儿园似乎不太开心。她开始不停地吮吸手指，半夜频频醒来。我知道，对纯如来说，一个新家，一个新幼儿园，再加上我们忙乱的生活，使她觉得没有安全感。她晚上会做噩梦，她需要确认我们对她的爱。从很早起，我就发现纯如是个敏感的孩子。发生在她周围的事情对她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对其他普通孩子要多。我也发现，我需要以一种特别温柔的方式对待她的情绪。

1972年，我的父母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纯如和纯恺终于可以和他们的外公外婆见面了。尽管1968年纯如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曾经来过美国，但纯如完全不记得她。纯如和纯恺知道他们的外公外婆在台湾，但面对面打交道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时候，绍进有一个在1972年夏天访问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的机会，那里和我父母的住处很近。

我父母住在一间我弟弟帮忙租下的房子里。我父亲那时已经73岁，我母亲58岁。这将是他们生命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们在中国大陆长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最终在台湾安家。他们从来不曾料想到，有朝一日会来美国安度晚年。因为他们的5个孩子都在美国。

1972年夏我们拜访我的父母时，他们刚到美国几个月，还在努力适应新生活。我父亲尤其不适应，他一直抱怨越洋长途飞行让他头痛，他花了很长时间倒时差。但我母亲见到纯如和纯恺时喜出望外。纯如是母亲的第一个外孙女，而且正如上面提到的，纯如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曾在普林斯顿看了她几个月。正因如此，纯如在母亲心中占有特殊地位。我母亲是个好厨师，我们每次去看她，她的头件事就是下厨为我们做一顿大餐。对她来说，在充饥之外，这还是一种爱的表达。

我父亲从台湾带过来许多书，一箱一箱的堆在卧室里。看到这些，纯如很是惊奇。我告诉纯如，她的外公是个大作家，读过很多书，也写过很多书。

父亲利用一切机会教育纯如和纯恺。即使被严重的头痛折磨，他依然教育外孙们不要忘记中国文化，而且应该学习说中文、读中文。我想纯恺并不理解外公到底在说什么，他总是中途开溜。然而纯如却求知若渴。她认真在听，但之后总会问我，为什么外公说话那么大声。我敢肯定，两个孩子私下都更喜欢总给他们做好吃的东西的外婆。

我父亲曾把我叫到他身边，特别关照我，务必教纯如和纯恺中文。他跟我说话时的样子就好像我们不会再见面一样。他错了：他一直活到九十五岁高龄。但在我们阔别十载后在美国重逢的第一天，他说，“你是来美国学习西方现代科技的。你应该知道，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哲学和道德，西方世界需要向我们学习！”

我父亲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他忠于故土，热爱中国文化。他总是提醒我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的优美之处。他希望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中国根。他对我强调说，“你应该为身为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1972年春天，绍进获得了斯隆基金会研究奖。这使他有机会摆脱教学任务。他决定于当年秋天再度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那里待上一学年。他的计划是，对普林斯顿研究院的访问结束后，他可以去欧洲访问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CERN）。因此，当我们1972年夏末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返回香槟城后，我们把房子转租出去一年，动身前往普林斯顿。

如许多当时和现在的女性一样，我仍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艰难取舍。我既想拥有一份成功的事业，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纯恺出生后，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工作，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尽管我深爱纯恺和纯如，但仍会忍不住感到厌倦和沮丧。但重返工作之后，我又会感到另一种沮丧。保姆并不像我之前期待的那么尽职，当我回到家中，堆积如山的琐碎家务在那儿等着我。我极为疲惫。到普林斯顿这段时间，我正好可以借此反思一下，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搬到普林斯顿后，我再次成为全职妈妈。或许是因为这个新泽西小镇上的美好风光会对我的一切有所改善。我很高兴重返普林斯顿。

纯如已经快5岁了。她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我总是羡慕那些可以为全家做出美味佳肴，甚至还会烤饼干和蛋糕的家庭主妇。我想我或许应该为纯如的生日派对做点什么。碰巧，我在某人家里或某份女性杂志上看到了一张漂亮的姜饼屋的照片。就是它了，我对自己说。

我对纯如说，我要为她的5岁生日做一个姜饼屋，还会邀请她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庆祝分享。纯如非常激动。生日的前一天，她在厨房里看着我操作，还自告奋勇担任警卫，以防纯恺偷吃准备用于装饰姜饼屋的m&m巧克力豆。因为我不用外出工作，也不再整天忙忙碌碌絮絮叨叨，纯如和纯恺都非常开心，变得很乖。家中气氛十分平和，这份平和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家里出现了。

我们先是烤了一大张姜饼，然后按着配方将它切成墙壁和屋顶。我们把糖粉和水混合在一起，用做固定姜饼屋的胶水。此外，还烤了几个手拉着手的姜饼小人，让他们站在房屋前充当篱笆。红白相间的糖棍、巧克力饼干和五彩的m&m巧克力豆被用来装饰大门、屋顶和烟囱。最后，一个漂亮的姜饼屋完成了。纯如激动极了，完全被这个美丽的姜饼屋所征服，她建议说，我们不该吃掉它，或者至少在派对后把它保留一段时间。

生日派对最终到来那天，所有的小孩都爱上了那个姜饼屋。他们围在姜饼屋旁，指指点点，大声赞叹着它的美丽。所有的孩子都羡慕纯如的幸福。纯如非常开心，整个晚上，她都一脸骄傲地望着那个姜饼屋。我自己也深感自豪。

在普林斯顿的一年时光非常快乐，尤其是我们已经对研究院和周围环境十分熟悉了。大多数到普林斯顿研究院访问的人都是外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和我们交往的家庭来自德国、瑞士、法国、希腊、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等地。在这种环境下，真的可以增长一个人的见闻。有趣的是，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们大多不能很好地说英文，由此可以感觉到，掌握两门语言或更多语言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优势。这益发证实了我们之前的看法：教孩子中文和英文会让他们终生受益。

那时候，我开始准备教纯如阅读。我看到了一篇关于如何鼓励孩子读书的文章。文章建议说，父母应当在索引卡片上写下某个东西的名字，然后把卡片贴到这样东西上去。于是，我们家里就到处贴满了索引卡片，诸如“椅子”、“桌子”、“台灯”、“沙发”、“杯子”等等。我们的朋友不敢相信我们居然会如此投入，经常取笑我们。他们说，“哈，你们打算培养出一个爱因斯坦吗？”事实上，我们就住在爱因斯坦大道上。普林斯顿研究院所在的地方，所有道路都以著名物理学家或数学家的名字命名。或许，说不定，我们家中真的有一副“爱因斯坦”的脑子也未可知。

纯如当时的幼儿园位于普林斯顿研究院的住宅区中。老师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太太。课堂上，她鼓励孩子们自我表达。纯如依然十分害羞，在幼儿园里不太说话。老师对纯如格外关照，想要帮她打破沉默。她对我说，纯如喜欢阅读。她建议我们引导纯如谈论我们一起读过的书，这样或许可以帮助纯如进一步谈论其他的事情。

有一天，纯如看起来一副想要给我讲故事的样子，我建议说，不如我们把它写下来。家里有许多用过的计算机打印纸，我们把它们拿给孩子，让他们在打印纸的反面写写画画。纯如开始用彩笔画出故事的情景。然后，在每一页上，我帮忙写下她口述给我的字句。这是一个“抓强盗”的故事。故事完成后，我把每一页装订好，做成一本书的样子。我们在第一页上写下“张纯如所著的故事”的字样。第二天，纯如把故事书带到幼儿园，展示给老师看。当我去接她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她让纯如当着全班孩子朗读这个故事，结果非常成功。这或许是纯如的第一本书，当然，也是她的首次“作品朗读会”。

普林斯顿离纽约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周末时，我们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拜访我们的父母。我姐姐菱舲比我父母先一步来到美国，她也住在纽约。菱舲比我大四岁，以前在台湾是一名记者。和父亲一样，姐姐也是作家和诗人，此前出版过几本书。纯如对此印象深刻。我暗自好奇：或许纯如内心深处也希望成为一名作家？

1973年春天，在普林斯顿的访问期结束后，我们准备到欧洲过夏天。绍进要去访问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但我有个更大的计划：我想利用这次机会游览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

那个夏天，还没到日内瓦之前，我们已经去过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和巴黎。等到巴黎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厌倦了这种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不想看到更多的博物馆或历史建筑了。

最终，我们到了日内瓦。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绍进在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工作。我们住在日内瓦机场附近的一栋高楼中。纯如白天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名为La Rond的英法双语幼儿园。

我们利用身在日内瓦的机会周游瑞士和邻国的大小城市。当在欧洲度过的四个月结束时，每个人都看够了城堡、教堂、博物馆、喷泉和雕塑，都盼着回家。

回到美国后，纯如被送到我们家附近的鲍腾菲尔德学校的附属幼儿园。纯恺则开始上街对面的那家蒙台梭利幼儿园——就是纯如以前去过的那一家。

有一天，纯如回家时带回一张幼儿园老师的字条。上面说纯如有语言障碍。老师想征求我们的许可，将纯如送去参加幼儿园一个每天半小时的会话治疗课程。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会话治疗？绝不可能！”

然而在和老师谈过话后，我们才知道，纯如在学校里非常害羞，在所有的课堂讨论中都一言不发。这与她在家里的表现截然不同。纯如在家里话比一般孩子都多。她没完没了地跟我说啊说，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一切。于是，我们同意每天把纯如送去参加那个特殊会话课程。我们还接受了老师的建议：邀请纯如的朋友到我们家来玩，加强她的社交技能。没过多久，纯如在学校开始活跃起来，在班上结识了不少好朋友。许多年后，纯如在电视访谈中侃侃而谈时，我对朋友们说，纯如小时候害羞得要命，在学校不喜欢说话。没人相信我的话。

1973年秋天，从欧洲回来后，绍进和我益发坚信，不仅要教两个孩子说中文，还应教他们阅读中文和以中文写作。我们在家里说中文，即使两个孩子用英文跟我们说话，我们也用中文回答。这个规矩有时难于实施，因为纯如和纯恺彼此用英文交谈。到纯如上幼儿园时，我曾认真考虑过成立一个中文班，这样纯如可以系统地学习中文写作。

那时候，香槟–厄巴纳城中的华裔并不多。中国孩子很少，如果不对外招生的话就凑不成一个中文学习班。此外，因为许多华裔家庭认为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学中文会妨碍孩子学习英语的进度，招生就变得越发困难。不管怎样，在我和另外一些人的耐心劝导下，1973年秋天，中文学习班开课了。每周六上午，十来个孩子会到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的一间教室来上课。

来上课的孩子们看不到周六早上的卡通节目，而且要像上学一样早早起床。他们的确有很多抱怨。当纯如问起为什么必须要在周末上中文学习班时，我们告诉她，在这个日益变小的世界上，多学一门语言对她大有好处。我们还向她保证，如果她能熟练掌握中文，将来假若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至少可以在联合国当一名译员。这个回答令早熟的纯如非常满意。

我们努力把这个中文学习班坚持了好几年，直到两个孩子都小学毕业。在教中文的时候，我们决定教孩子们繁体字（而不是中国大陆使用的简化字），不过我们也采用了大陆的汉语拼音来教他们发音。那时候，同时教繁体字和汉语拼音还是一种创新。我们不去想使用拼音的政治含义。时间证明我们作了正确的选择，这种教学方法显然对我们的孩子有利。幸运的是，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语言学教授郑锦全（C. C. Cheng）当了这些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回首往事，我们感到，纯如后来之所以不觉得自己在美国是少数族裔，一个原因可能是她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她深知自己的根源自何处，并为身为美国华裔而感到自豪。

对四口之家来说，布罗德莫大道上的这栋房子尽管后院很大，但实在显得局促。纯如和纯恺都长大了，需要自己的卧室。从欧洲回来后，我花了点儿时间寻找更大的居所。1974年，绍进被提升为物理系正教授。看上去我们似乎会在香槟–厄巴纳住上一段时间，找个好点儿的住处很重要。

我们在厄巴纳东南部买下了一栋在建房，该地区的小学教学质量相当不错。房子竣工后，我们于1974年4月搬入新家。纯如开始在新家旁边的扬基岭小学（Yankee Ridge Elementary School）就读。

那个夏天我一直在忙于装饰新家，绍进也开始在后院营造新的菜园。我们再度为孩子们在后院搭起游乐设施。因为房子很新，所有的景观规划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草皮铺好后，绍进和我在前后院都种上了树和灌木。我们两个在炎炎夏日里连挖带刨，栽树种花。如此劳作让我体会到美国西部早期开拓者的生活，只不过少了牛罢了。在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辛苦地工作，只求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美好的家，并且实现我们自己的美国梦。

我们的房子紧挨着这个小区最后一个地块。这块地还空着，旁边就是大片玉米田。纯如在人行道上骑着带有辅助轮的小自行车探索周围环境。纯恺则忙于在屋旁的空地上用纱网捕捉蝴蝶和其他昆虫。这片空地上满是野草，还长了一些苜蓿，因此吸引了众多蝴蝶。纯恺幼时一度迷上了捉蝴蝶。他和纯如分享这一爱好，我们经常看到两个孩子外出捕捉昆虫：纯恺捧着玻璃罐，纯如拿着纱网。有一次，他们居然抓到了一只婴儿手掌那么大的极其美丽的蝴蝶。

新学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在新家安顿下来。我们为纯如买了一架全新的鲍德温牌（Baldwin）立式钢琴，让她开始学琴。我年轻时从未有机会学习任何乐器。弹钢琴是我童年的梦想之一。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我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期间生于重庆。当抗战于1945年结束后，中国又迅速陷入内战。为了躲避战争，我的父母带着我们千里奔波。我的童年记忆充满了恐惧、忧虑、疼痛和惊吓。我的父母一直在谋算如何才能活下来，根本无暇顾及基础教育以外的事。当然，也根本无法奢望什么钢琴课。当绍进和我终于有能力在1974年购进一架钢琴时，我把自己的童年梦想寄托到了孩子们身上。我热爱古典音乐，希望通过不断的熏陶，也让孩子们培养起对音乐的爱好。

我们逐渐认识了其他华裔邻居，他们的孩子都还很小，也在扬基岭小学上学。曾经算了算，在我家附近住着差不多10家华裔，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所有这些家庭都与伊利诺伊大学有着某种联系，而且他们都有着与我们类似的家庭背景。

1974年夏天，8月29日，绍进和我庆祝了我们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对我们的四口之家和新房子心满意足。我们住进一个新的社区，孩子们有了个新学区。我们的生活进入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惊喜的新阶段。我们的美国梦梦想成真！

1974年9月，纯如开始在厄巴纳扬基岭小学上一年级。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看着自己的孩子第一天上学去，实在是百感交集。

这个社区的大多数孩子都是伊利诺伊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因此，每个家庭似乎都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在意。父母的期望值很高，孩子在学校里面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纯如回到家总是跟我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她经常告诉我说，有人嘲弄她，或是故意找碴儿。纯如很容易受伤害，我们时时需要安抚她，劝她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这些日常谈心令我和纯如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母女关系。她的敏感经常令我吃惊，这种敏感我很少在其他孩子身上看到。我提醒自己，纯如是与众不同的，我需要对她极度耐心。

1974年感恩节前，我计划像美国家庭一样庆祝这个节日。我们有一套里外一新的房子，我希望全家人感觉这里是个家——一个充满爱、喜悦和感恩的家。以往的感恩节，我们通常只是应邀前往美国朋友的家中，和他们一起庆祝，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我们之所以决定庆祝那一年感恩节，真实原因源自纯如，我们的骄傲的一年级生。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问她，我们家会不会庆祝感恩节。

他们问，“你妈妈烤不烤大火鸡或南瓜派？”

我们家不烤。她为此感到很羞愧。

于是我跟她说，“好吧，今年我们会有一顿感恩节大餐！”

感恩节前一天，我把家里的菜谱都翻了出来，想要弄清楚怎么烹制火鸡。即使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这种禽类的块头也未免太大了，而且，整只的烤火鸡也不合我胃口。我说服纯如，烤火鸡的肉老而无味，跟锯末差不多。我还告诉她，我在《美好家居》杂志的烹饪手册里发现了一个菜谱，既简单又很接近中式烹饪。具体方法是把火鸡的鸡胸肉切成小块，浸在融化的奶油里，然后滚上面包屑烤，直到肉质变嫩。看起来纯如接受了我的想法。我还“烤”了一个南瓜派、一个核桃派和一些面包卷。不过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从超市里买来的冷冻半成品。纯如最喜欢南瓜派。

我记得那天异常的寒冷，风特别大，甚至可以听见狂风呼啸着扫过玉米地的声音。而我们躲在温暖的家里，呼吸着奶油和肉桂的香气。纯如和纯恺在厨房里跟着我转来转去，期待着火鸡和派。纯如不停地给我讲老师在课堂上介绍给他们的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和英国清教徒开拓者的感恩节故事。她说，感恩节晚餐上还应当有蔓越莓果酱。哦，对不起，我们忘了买蔓越莓，我说道。她说，还应当有红薯。哦，太抱歉了，这我也不知道，我说。叫我如何能忘记那动人的一幕呢？我仍记得纯如和纯恺等待享用他们生平第一顿美式感恩节大餐时期待的目光——虽然没有蔓越莓果酱也没有红薯，他们却依然兴致盎然。

圣诞节将近时，纯如和纯恺帮我装饰圣诞树。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我们和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一样，都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个节日和新年。我们买了一棵塑料圣诞树，因为我一向重视环保，不愿为任何理由去浪费树木。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我们每年都给亲友们寄圣诞卡片。我提醒纯如不仅要寄给外公外婆，还要寄给爷爷奶奶。在我们家，这是一个传统：我总是帮助纯如自己制作圣诞卡片，寄给身在纽约的外公外婆。纯如希望用中文署名，炫耀一下她的中文水平。她把她的中文名字写得大大的，几乎占了卡片的一半空间。我父母收到卡片很开心，结果就是，他们寄回来一大包中国糖果和点心。这是多么恬静祥和的家庭生活啊。第四章 激情初现

1975年1月，绍进暂时离开伊利诺伊大学一个学期。他到芝加哥附近的费米国家实验室访问，期间住在当地宿舍，周末回家。我父母正等着搬进一栋新建的公寓，物业位于纽约唐人街，名叫孔子大厦（Confucius Plaza）。我说服他们在等待新楼建成期间搬来与我们同住，不再续租原来的暂时居所。这个计划听起来合情合理，于是我父母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3个月。

从这年2月到5月，我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纯如和纯恺对他们外公外婆的生活和经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到我在社区开设了面向儿童的中文班，并且教纯如中文阅读和写作，父亲非常高兴。从他对孩子们说的每一句话中，都能看出他对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这3个月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父母要回纽约前，我们拍了许多张全家福。我对这些照片视若珍宝，在纯如和纯恺成长的这些年，它们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1975年的这次到访是我父母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纯如已经长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总是能吸引路人的目光。许多路人都会告诉我，纯如是多么的漂亮，她已经习惯于这些夸奖。有一天，当一个好心的中国朋友再次当着纯如的面夸她漂亮时，我悄悄把她拉到一旁，对她说，不要再这样当面称赞纯如的外貌。我有点担心太多的夸赞会让纯如变得虚荣。

纯如很喜欢听我们给她讲童话故事。1975年夏天，纯如一年级课程结束时，我们全家人开车到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世界去玩。在那儿，纯如激动万分地看到魔幻王国里的王子和公主。当她穿上我1973年在维也纳买给她的瑞士传统民族服装，坐在一只和小船差不多大的荷兰木鞋里的时候，她看上去简直就像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里的小爱丽丝。她喜欢《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长大后，她读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原著，然后再度像一个小女孩那样爱上这本书。

1975年秋天，纯如开始上二年级，纯恺也进了幼儿园。在当了3年全职主妇后，我觉得他们已经长大，该重返工作了。唯一的问题是幼儿园只上半天课，我需要找一个保姆照顾纯恺，直到下午3点我能下班回家为止。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生物化学系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兼职工作。我以前共事过的哈格尔教授拿到一笔新的研究经费，用于研究可能导致癌症的猿猴空泡病毒40（Simian Virus 40）。于是我重新被他雇用。我过去的研究领域是细菌细胞膜，对于人类病毒一无所知。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我实在太想重返职场了。

要兼顾工作和养育年幼子女这两件事并不容易，但我尽力做好。不用说，我的生活变得极为忙乱。从周一到周五，我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但到了周末，我的时间就全部被孩子们的活动所支配，诸如纯如的中文课和钢琴课，纯恺的小提琴课，去公共图书馆，冬天去溜冰场，夏天去游泳池，种种不一而足。更不用说还得经常开车买菜和接送小孩。我总是在记事簿上规划好我的所有时间，让一切有条不紊。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去世。整个20世纪70年代，台湾在国际舞台上节节败退。1971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接过了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因为联合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代表遭到驱逐。1973年3月，美国从南越撤军。1975年4月，西贡被越共占领。蒋介石去世后，台湾人对台湾的前途命运毫无把握。绍进的父母也开始考虑移民美国，因为他们的所有子女现在也都在美国。

1976年6月，绍进的父母赴美访问。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多年以前，纯如刚1岁的时候。现在纯如已经8岁了。纯如和纯恺很高兴见到爷爷奶奶。尽管奶奶不懂英语而且说一口江苏方言，两个孩子很难听懂她说的话，但能看出，两位老人是全心全意地喜欢他们亲爱的孙子孙女。

在绍进父母与我们同住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全家游览了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的林肯墓地。我们希望此行或可对正在上二年级的纯如有某种教育意义——她非常热衷于了解美国总统的生平，尤其是林肯总统。绍进和我6年前递交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1975年夏天，我们终于得到美国公民身份。10月15日，我们在伊利诺伊的丹维尔宣誓入籍。我们对纯如和纯恺说，我们现在拥有了选举权，不过作为归化公民，我们无权被选为美国总统，但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出生在美国，一出生便是美国公民。

1976年是美国独立200周年。7月4日到来时，我们全家——包括爷爷和奶奶——一起到厄巴纳城中心观看美国国庆日游行，纯如对此非常兴奋。全家人里就她对这类事情格外感兴趣。当游行队伍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纯如兴奋得两眼放光。当晚，我们全家到伊利诺伊大学足球场观看了盛大的焰火表演。

利用送绍进父母去纽约探访长子绍远的机会，我带着孩子们拜访了我父母位于纽约唐人街的家。那时候，我父母已经搬进了新落成的孔子大厦。对于纯如和纯恺来说，这是个新鲜的体验。唐人街的街道两侧遍布有趣的店铺：中国超市，中餐馆，中药铺，茶叶店，古董店，种种不一而足。橱窗和招牌上的中国文字给纯如和纯恺留下深刻印象。街道非常拥挤，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来来往往。这种人头攒动、喧哗嘈杂的景象与安静的厄巴纳形成鲜明对照。

绍进1976年回了趟台湾，带回许多中文儿童读物。其中有文学作品，也有一些著名的中国古代神话。因为纯如热爱西方童话，我们希望让她知道，中国也有类似的民间传说。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给她讲了很多古代中国故事，比如《西游记》、花木兰和《三国演义》等。

那年9月，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特意买了月饼庆祝。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小时候，我的父母和全家人通常都会坐在阳台上，一边欣赏着皎洁的满月，一边吃月饼。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节日，在月亮最圆的时候，人们欢庆丰收。那天晚上，我们也依样行事。我们坐在阳台上赏月，给纯如和纯恺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我们还告诉他们，14世纪时，为了反抗元朝的统治，汉人约定在中秋月圆之夜举事。尽管这个故事不完全符合史实，但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传说讲给孩子们听。纯如对我们讲的中国故事非常着迷。对她来说，中国遥远而神秘，具有某种特殊魅力。她清楚地知道，她的先人就来自那个神秘的古老国度。

1977年2月18日是中国农历春节。住在纽约的外公外婆和住在洛杉矶的爷爷奶奶给纯如和纯恺寄来了大包礼物。此外，他们还要求我们替他们给两个孩子发红包。装在红包里的压岁钱寄托着新的一年富裕吉祥的希望。不用说，纯如和纯恺非常欢迎所有的礼物，他们是中西双重文化的受益者。他们很高兴庆祝中西两种节日。

纯如的老师希望班上学生学习了解世界上的不同文化。纯如因此有机会向同学们“展示和介绍”中国的春节，对此她非常骄傲。她把自己的中文笔记本带给同学看，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中国文字。

绍进不仅从台湾给孩子们买回了中文书，还带回来一张蚕卵纸，上面满是芝麻粒大的蚕卵。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养蚕是所有中国小孩的爱好之一。绍进特别珍视自己童年时养蚕的记忆。他很高兴能从一个台湾朋友那里弄到这些蚕卵，这样就能教给纯如和纯恺如何养蚕了。

1977年春天来临时，绍进在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附近的墓场河（Boneyard Creek）两岸发现不少已经开始萌芽的桑树。他小心地把冬眠的蚕卵从冰箱里取出，放在温暖的厨房里。一两个星期后，蚕卵便孵化为黑色的幼虫，破壳而出。全家人都忙着养蚕。每天晚上，绍进下班回家的时候，总会带回给蚕宝宝吃的桑叶。纯如和纯恺围着养蚕的盒子转来转去，看那些蚕宝宝吃桑叶。它们昼夜不停地吃啊吃。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用新鲜的桑叶替换那些吃剩下的叶子，还总得清理箱子里的蚕沙。蚕宝宝长得非常快，慢慢变成背上长角的白色毛虫。

纯如和纯恺每天放学后都兴奋地去查看蚕宝宝的状况。他们还请朋友到家里看蚕宝宝，分享他们的喜悦。蚕会蜕四次皮，最终长到两至三英寸长。它们消耗的桑叶逐日增多。在最后一次蜕皮一周后，蚕的身体开始变得半透明，里面充满了丝。这时候，它们便开始找地方作茧了。

纯如和纯恺兴趣盎然地观看蚕宝宝结茧的过程。它们的头前后左右晃动，蚕丝源源不断地从口中吐出。它们夜以继日地用蚕丝包裹住自己的身体，直至看不见为止。据养蚕专家说，构成一个蚕茧的蚕丝至少有1 000英尺长。

我们第一年得到了50个蚕茧，绝大部分是白色的，也有一些黄色、金黄色和粉红色的。在我们家里，养蚕成为一个持续多年的传统。

一天晚上，绍进在起居室里兴奋地招呼我们赶快过去。纯如、纯恺和我连忙跑进去，绍进指给我们看几只正在努力破茧而出的蚕蛾。雄性蚕蛾开始与雌性蚕蛾交配，交配后，雌性蚕蛾便开始产卵。纯如和纯恺目睹并了解了蚕的整个生命过程。基于这一体验，纯如在几年后写的小诗中数次提到春蚕。有趣的是，纯如的第一本书也叫做《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而这很可能并非出自偶然。在那本书中，春蚕是指钱学森发展的“蚕式反舰导弹”，同时也被用来比喻书中的主人翁，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1977年春季的一天，纯如的三年级教师汉普太太（Mrs. Hemp）寄信给班上学生的家长，邀请他们前去观摩一堂名为“美国英雄”的公开课。纯如是个勤奋的学生，课前一两个星期，她就到公共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与此相关的书。最后，她选中了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的《战地天使》（The Angel of the Battlefeld）作为读书报告的题目。通过纯如，我了解到，克拉拉·巴顿是美国内战期间致力于照顾伤病的一位女性，后来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家长们受邀观摩教学的那一天，我看到纯如戴着一顶老师给的美国早期殖民地风格的白帽子，扮做一个护士的样子。那顶帽子再配上我之前买给她的中世纪风格的长袍，令她看起来活像一个19世纪美国内战期间的女性。纯如告诉我说，她之所以选中巴顿女士，是因为她的“勇气”和“关怀”。

1977年夏天，绍进到科罗拉多的阿斯彭参加一场夏季物理学会议。我们把纯如和纯恺也带了过去，一家人经常在附近风景优美的山间小路上徒步旅行。会议结束后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沿途游览了犹他州的拱门国家公园、大峡谷和亚利桑那州的石化森林国家公园。美国的这部分领土拥有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壮观的砂岩拱门令人屏息。太阳下的红色砂岩比我们见过的任何风景照片都更鲜艳夺目。我有种感觉，这些自然界中的奇观尤其能给纯如带来灵感。她总是对周遭世界充满好奇，而这里的风景远超人们最大胆的想象。

纯如10岁的时候，正在上四年级的她开始体会到写作带来的乐趣。纯如不仅爱看书，还喜欢写东西。她把自己写的故事和诗编成一本自制的书，然后自封为作者。她的四年级教师教班上的学生制作所谓的“诗集”。纯如兴致盎然地给我看她在自己的书里写下的东西。那本书的封皮以棕色木纹墙纸制成，上面写着“诗集作者：张纯如”。在扉页上，她自我描述为一个热爱诗歌创作的四年级生。书的每一页都以纯如最工整的字迹写就。每首诗和每个故事都注明了题目和创作时间。

在1978年3月21日创作的一首题为“我曾……”的小诗中，纯如写道：我曾拥有蝌蚪，现在我有了小青蛙……我曾写过故事，现在我开始写诗……

其后是一篇名为“猫的奇妙世界”的散文，然后是“俳句”和“打油诗”，我想，这或许是写作课老师的课堂练习吧。

书中还出现了一段关于“孤独”的描写。纯如这样写道：孤独是湖那边传来的蟋蟀叫日落时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它有紫罗兰的味道和风掠过草原的声音……

读着她的文字，我可以想象到浮现在她眼前的那些景物。1978年夏天，我们刚刚搬进位于谢尔文大道309号上的扬基岭小区。那是一栋崭新的大房子，远离闹市喧嚣，周围环绕着森林、草场和玉米田。从二楼纯如卧室开阔的前窗望出去，溪边美丽的橡树和枫树以及绵延数英亩的玉米田尽收眼底。事实上，这般景致的确可能令人由衷而生孤独之感，尤其是在远离自己向来熟悉的环境的情况下。那时候，令纯如倍感孤独的另一个原因是汉语班上的一个女孩子总是排斥纯如，尽管她拥有许多其他朋友，但这个女孩的尖刻仍伤害她很深。幸运的是，我完全理解纯如的感受，她也可以尽情向我倾诉。我们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我相信这有助于缓解她的孤独感，带给她力量。

有趣的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纯如都写进了她的故事和诗中。举例来说吧，扬基岭小区里面有一个藏在树林里的小湖，离我们家很近。春天时，湖里满是蝌蚪。纯如和纯恺对蝌蚪超级着迷。我们帮他们抓了一瓶子小蝌蚪回家，然后放到鱼缸里。这些蝌蚪最后都变成了小青蛙——只有青豆那么大点儿的小青蛙。从蝌蚪到青蛙的演变过程让两个孩子深感惊奇。

纯如从小爱猫。当我们搬进扬基岭小区的新家时，有只狸花猫总是跑过来跟纯如和纯恺玩。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只猫会对他们两个那么友好，一到晚上就耐心地等在我们家后玻璃门外。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两个孩子都从餐桌上偷偷拿一些肉去喂猫。纯如求我们收留这只猫，我最终同意了，只有一个条件：这只猫必须住在院子而不是家里。纯如开始为这只猫起名叫“猫”（Cat）——实际上是“凯瑟琳”这个名字的简称。虽然她后来又给这只猫改名为“塔什”（Tash），但给我留下印象的却一直是“猫”这个名字。

在纯如当时写的许多故事和诗中，她都提到猫。放学后，“猫”是她最好的伴侣。她给她的猫拍了好多张照片。写作业或读书时，“猫”总是陪在她身边，虽然我告诫过纯如，不能让“猫”进屋。纯如总是想方设法背着我偷偷把猫带进她的房间。10岁时，她不再对猫过敏了——至少不对“猫”过敏。有一天，当我打开纯如卧室门时，我发现“猫”居然睡在她的床上。这只猫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一直活到1999年，那时它已经22岁或23岁了。

我们对阅读纯如作品的兴趣给了她某种成就感，进一步鼓励她往文学写作的路上发展。有时候我们甚至都未能意识到，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居然会如此影响深远。

纯如对写作的热爱在她1979年的一份课堂笔记上体现得更为显著：“写作是我最喜欢的消遣。它能提高我的英文，让我思考，加深对事物的理解。我从未将它视为工作。我总是把写作当成一种享受，因为那是我真心喜爱去做的事。”

从1978年到1979年，纯如写了许多诗，并把它们抄写在自制的小册子里。她上五年级时，扬基岭学校举行了首届少年作家征文比赛。听纯如读过她的一些诗歌和作品之后，我鼓励她参赛。我还自告奋勇，替她把她的作品打印出来。纯如提交了几首小诗和一篇名为“老鼠一家”（The Mouse Family）的短篇小说。这些诗都选自她自己命名为“百合花盛开之处”（Where the Lilies Bloom）的作品集中。

纯如的诗歌和小说全都获了奖。这之后，她的两篇作品又作为扬基岭学校的代表作参加了厄巴纳学区的征文比赛。纯如的诗作和短篇小说再次获奖，随后，她被选中参加在布鲁明顿举行的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青年作家大会。《老鼠一家》是关于老鼠一家七口的故事：老鼠爸爸，老鼠妈妈，还有五个老鼠孩子。故事里面详细描述了一份老鼠镇出版的“老鼠报”，里面的新闻包括“老鼠先生赢得建房大奖”、“老鼠镇银行遭抢劫”、“读者来信”和“鼠小妹专栏”。

1978年秋天，当我们刚刚搬进扬基岭小区的新家时，纯如对办报产生了强烈兴趣。她不仅阅读香槟–厄巴纳地区的都市报《新闻报》（The News-Gazette），还会“出版”自办的报纸。她和同样热衷办报的好友伊莱恩经常在学校放学后在我们家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为自办小报工作。她们用绍进废弃不用的物理学讲义的背面精心制作报纸版面。纯如小说中的“老鼠报”的原型便是她自办的这些报纸。饶有趣味的是，从提问回答式的“鼠小妹专栏”中，还能看到纯如非常热心于帮人解决问题。这个专栏的灵感很可能来自香槟–厄巴纳地区报上的“亲爱的艾比”专栏。

1979年春天，一名男子来到纯如的学校，说他打算出版一份名为“那个报”（That Newspaper）的面向儿童的报纸。他试图从学生那里收集一些作品。纯如马上就把自己的作品投给那份报纸。她的两首小诗以及一份广告，还有伊莱恩的作品，都被发表在《那个报》的试刊号上。纯如非常激动，她和伊莱恩甚至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中沿街叫卖这份报纸。两人请求学生们买下报纸，支持这份报纸的继续发行。她们在校园里的活动吸引了伊利诺伊大学学生自办报纸《伊利诺伊人日报》（The Daily Illini）记者凯伦·布兰登（Karen Brandon）的注意。布兰登在1979年4月19日出版的《伊利诺伊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写道，“张纯如，一个扬基岭小学的五年级生，希望这份报纸可以继续发行下去，并且包含更多漫画、诗歌和星座内容。张纯如不仅为《那个报》撰稿，她还与朋友一起自办了一份内容保密的私人报纸。”在这篇文章里，布兰登还写道，“谁知道呢？《那个报》的作者或许可能成为未来的艾玛·邦贝克，或是包可华，甚至是地下[1]报纸的出版人呢。”事实上，谁能预想到，不过八九年后，纯如就成为《伊利诺伊人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随后又成为畅销书作家。或许所有这一切都始于老鼠先生！

1980年4月26日，星期天，我们开车送纯如前往布鲁明顿，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青年作家大会。对纯如来说，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我们到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纯如同龄的年轻作家。大会为每个学区的代表颁发了证书。作为厄巴纳学区的代表之一，纯如上台接过了获奖证书。大会还请来了一位畅销书作家发表演讲并举行作品签售。整个会议期间，纯如都兴奋得两眼放光。从那时起，成为一名作家、享受富有魅力的作者生活的念头就在纯如的心中扎下了根。

当纯如的诗作和小说被扬基岭学校选中参加青年作家征文比赛时，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她母亲不相信纯如可以写诗。“一定是纯如她妈写的。”据说，那个女孩的母亲这样说。纯如很不开心地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大笑着告诉纯如，实在无须为这些人言所烦恼，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夸奖与肯定。“我倒希望是我写的呢！”我这样说。

从1978年到1983年，纯如自制了所有的节日贺卡：圣诞节、我的生日、绍进的生日、母亲节、父亲节。她自己构思卡片上的词句，还以手绘图案点缀。每当读到这些自制卡片上的字句时，我总是忍不住感动流泪。下面就是1980年6月我收到的生日贺卡上的话：愿这张卡片让你开心快乐，因为我想告诉你，你就是我最好的妈咪！

纯如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制作贺卡，甚至希望把这当成自己的职业。她给美国最大的贺卡公司贺曼公司（Hallmark）写信，询问他们是否需要一个兼职的贺卡写手。令纯如失望的是，这家公司回复说，已经有很多类似写手了。

1979年对纯如和我都意味着巨大的转变。纯如发现了自己对写作的兴趣。她就像一朵盛放的鲜花。而我呢，此时对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更多把握：不仅是孩子们的妈妈，先生的太太，还要在我所热爱的科学领域有一席之地。

1979年2月27日，我接到母亲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不久前刚在左胸部发现了一个肿瘤。我立即飞往纽约。3月26日，我们兄弟姐妹在纽约会齐，送母亲去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作活体组织取样检查。几个小时之后，医生走出来告诉我们说，活体组织检查显示，肿瘤是恶性的，必须马上做手术切掉肿瘤。我母亲那时已经65岁。

母亲的病让我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回到家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人生苦短，我到底想做什么？我不喜欢自己在生物化学系做的和SV40病毒有关的研究工作。在哈格尔博士的实验室干了将近4年之后，看起来我一无所获。我想要掉回头去做此前作过的细菌脂膜生化特性的研究，我曾就此发表过几篇相关论文。那时候，我找到了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微生物系的约翰·克罗宁（John Cronan）博士。他从事的研究与细菌脂膜有关。4月份，我跟他见了面。令我吃惊的是，他对我说，他记得我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时与尤金·肯尼迪博士（Dr. Eugene P. Kennedy）合著的博士论文，而他本人非常景仰肯尼迪博士。他刚好有一笔研究经费，可以雇用我。1979年9月，我加入了克罗宁博士的实验室，开始了一段长期合作。我们共同发表了多篇相当不错的研究论文，这段合作持续了21年，直到我于2000年退休才结束。

尽管我们鼓励纯如培养对书的爱好，但她未免太过爱书：她的眼睛近视了，从5年级开始戴眼镜。她阅读速度很快，而且博览群书。每周末我们开车带孩子们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时，纯如一次至少要借10本书。她实在是个书虫。这让我想起春蚕，在生长期日复一日地啃食桑叶。在那个阶段，它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吃。而同春蚕吐丝一样，在那些年里纯如看过的书，最终也转化为她作品里的一字一句。

虽然年龄尚小，纯如却从不放弃一切阅读或写作的机会。我还记得她对学校设立的“书海大战”活动极为上心。学校希望通过设立一个读书大赛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多多阅读。孩子们每读一本书，家长们就得捐出相应的奖金。学校为这笔钱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购买教学用的视频设备。每本书的捐款额度是25美分。纯如总会把她正在看的书的内容告诉给我。她读得飞快，而且数量庞大，以至于我们开玩笑说，简直会因此破产。

纯如和纯恺是一对好玩伴。他们很合得来，但像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也相互竞争甚至打架。纯如总是扮演纯恺的大姐姐的角色。在这段时间，纯如对魔术很感兴趣。她深深为此吸引，而且总是好奇魔术师到底是怎么玩弄戏法的。她买了很多关于魔术戏法的书看，在自己的屋子里偷偷练习。她喜欢左手拎一条飘飘然的丝手帕，右手拿着一根魔杖。她经常假装像魔术师在舞台上那样快速地挥舞魔杖，嘴里念着“变！”“请看！”，然后把魔杖指向我。纯恺想方设法破坏姐姐的魔术。纯如在我们大家面前成功变过几次魔术。一旦纯如对什么事情产生兴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可以热情地投入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这是纯如的特点。

纯如还喜欢弹钢琴。她很享受自己的钢琴课。这时候，她已经可以弹奏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的许多经典曲目了。聆听她在客厅弹奏钢琴绝对是件赏心乐事。当她弹起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或《月光奏鸣曲》时，我通常都会停下手头的工作专注倾听。她坐在钢琴前的样子——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后院里的婆娑树影透窗映入客厅，这一幕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纯如在家里活跃而健谈，但在公众场合却非常缄默。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纯如认识到自己在美国是少数族裔，或者只不过是因为她在家里感觉更自在。纯如是个喜欢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好恶的人。她不会掩饰自己的感受。有时候她非常天真，相信每个人都像她一样直肠子、毫无保留。

纯如喜欢刨根问底，作出许多发人深省的评论。当我们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时，我们鼓励她到百科全书或参考书中自己寻求答案。在家庭讨论中，我们都非常开明民主。每个人都可以在晚餐桌上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每件事情，纯如显然是看法最多的一个。她非常健谈，经常主宰整个谈话过程。我们有时必须打断她，给纯恺一个说话的机会。因为纯如在晚餐桌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话，她吃得很少很慢。有时候别人都吃完了，思如泉涌、全神贯注的她却还几乎没动筷。不过，因为纯如的表述总是既流畅又生动，每个人都喜欢听她说话。

我想大约就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纯如上五年级时，她开始对寻根产生兴趣。她对我们的家族历史与背景极其好奇。1975年，在我父母与我们同住的那3个月里，纯如还太小，无法理解历史意义。但到这时候，她开始向绍进和我提出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分别来自何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美国？我们像她这么大时，中国是什么样子[2]的？我们通常在晚餐桌上向她讲述我们父母的故事：我父亲在9岁时就成了孤儿，尽管家境贫寒，他仍克服一切困难，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最终通过努力工作而出人头地，声名传扬。我告诉她，我父亲非常注重道德及教育。我也告诉她我父母亲经常对我们说过的话，例如“金钱可能会遗失或被人偷掉，但在我们脑中的知识是永远不会被别人偷走的”。

我们还告诉她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双方父母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日后的国共战争。在我给她讲过的许多故事里，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期间我父母几乎失散的故事给她留下尤其深刻的印象。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母把这个故事重复讲述了无数遍，所以我们也反复向孩子讲起这个故事：

1937年7月7日，日军袭击了北平近郊的卢沟桥，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飞机轰炸了上海和杭州。我的父母当时仍住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所有的南京政府部门都在准备撤往内地。父亲收到通知，他和他的家人将可以搭乘一艘由政府提供的轮船，由长江逆流而上，迁往湖南。11月14日，就在南京沦陷前一个月，我母亲带着姐姐菱舲回到宜兴附近的老家。因为我的外公那时刚去世，母亲打算把她的母亲和弟弟接走，同我们全家人一道逃难。菱舲当时只有一岁，而我母亲正怀着我哥哥张铮铮。当父亲得知他的部门将要撤退到芜湖时，立即托人捎信给我母亲，叫她回来后即刻由水路前往芜湖，而不是回到南京。之所以选择曲折的水路，是因为当时的陆上公共交通——无论是汽车还是火车——都经常因日军轰炸而中断。

父亲在芜湖即将登船出发那天，母亲和她的家人还没赶到。他们本应于4天前就到达芜湖的。父亲每天都在岸边焦急等待。他在码头上跑上跑下，查点每一艘进港的难民船，但母亲却不见踪影。最后一天，当官船即将开走之际，我父亲几乎急疯了。在绝望中，他开始对着每一艘驶近的船呼喊我母亲的名字“以白，以白”。便在此时，奇迹出现了。母亲从其中一艘小船中探头出来，回答道，“是我，我在这里。”从我幼时起，父亲就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他说，他为此感谢上苍，因为否则的话，母亲和她的家人不可能在抗日战争中幸存下来。

我们还向纯如讲述了接下来的南京大屠杀，并对她说，每个中国人都应铭记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残酷罪行。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些在晚餐桌上随口说来的故事有朝一日会促使纯如写下畅销全世界并改变全世界人民对二战看法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注释[1]艾玛·邦贝克（Erma Bombeck），美国幽默专栏作家。包可华（Art Buchwald），美国政治讽刺专栏作家。——译者注[2]我父亲、纯如的外公张铁君（Tien-chun Chang，1899~1994）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热情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国家。他也是一名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著作等身，其中包括一部两卷本的自传。此外还为多家中国大陆和台湾报纸撰写政治评论。他从来没当过什么将军，国内一些媒体的报道是错误的。——作者注第五章 中学时代

1980年秋天，纯如通过了伊利诺伊大学实验中学（Uni High，简称伊大附中）的入学考试，进入这里学习。学校隶属于伊利诺伊大学教育系，是一所实验中学。初中和高中被并成5年。这所学校规模不大，每年每个班只招收不到50个学生。但它相当有名——毕业生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1977年物理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1978年医学奖得主汉米尔顿·史密斯（Hamilton O. Smith）和1981年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图宾（James Tobin）]以及普利策奖得主，如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

纯如刚进伊大附中时非常开心，满怀期待。但接下来的几年，她的日子却过得不怎么样。后来，每当我们提起她在伊大附中的中学时代时，纯如的情绪就会立时变坏。事实上，中学最初的一两年几乎是纯如一生中最不开心的一段时光。我相信这和伊大附中本身无关，而只是纯如生命中的必经阶段。毕竟，中学时代对许多人来说都充满烦恼，纯如也不例外。

纯如和她的一些小学同学一道进入伊大附中。她们彼此已经认识相当长时间，最终却发生了一些摩擦。有一天，纯如告诉我说，她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不再跟她说话了。纯如说这个朋友凡事对她评头品足，她实在受够了。我试着安抚纯如，充当她的回音板。我也试着给她建议。我告诉纯如，她应该分析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扪心自问，有没有冒犯到别人。我告诉她，应当通过自省来自我改进，与此同时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继续前进。当纯如再大一点的时候，她对我说，她认识的许多其他女孩和她一样，在这个年龄阶段很不开心。但最终，她们都克服了成长的烦恼。

纯如与小学时代最好的朋友闹崩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她变得更沉默了，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纯如越发喜欢读书。她经常跟我们说，在书本中可以找到自由。书成为一个帮她忘记烦恼和痛苦的最好所在。在书本和想象的世界中，纯如找到了安慰和放松。书让纯如自由自在。

纯如说起过她在伊大附中所享受的这种自由。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大附中主校园附近的格林街上，有好几家书店。纯如最喜欢的一家名叫“百亩书田”（Acres of Books），是一家颇受欢迎的二手书店。只要花上25美分或40美分，就可以买到一本二手的世界文学名著。

纯如小学毕业后，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她抱怨无法找到可看的好书。但这没有持续多久。进入伊大附中后，纯如很快便一头扎进文学名著的世界。她又开始像一个书呆子那样一本接一本地看书。房间里的书架很快就塞满了从“百亩书田”书店或厄巴纳公共图书馆及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旧书特卖会上买来的二手书。公共图书馆和伊大图书馆通常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旧书特卖会，将那些多余、破损或别人捐献而来的书廉价卖出。如果用10美分就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纯如就会像在垃圾桶里拣到金币一样欢欣鼓舞。

这时候，纯如宁可不睡觉也要看书。我们家里有个规矩，每个人都得在12点之前上床睡觉。我们开始发现纯如早上上学时总是起不来。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在本应上床睡觉的时间，她仍在看书。我们抓到过她一次——半夜熄灯之后，她偷偷把卧室门打开一条缝，借着走廊里微弱的灯光看她的小说。在她的高中时代，每天早上叫她起床上学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大麻烦。

大量读书的结果是纯如的近视程度加深了。她的眼镜片变得越来越厚。幸运的是，1981年的时候，市面上已经有了隐形眼镜。纯如和纯恺都开始戴隐形眼镜。我们每年都要频繁光顾配镜师索尔金（Sorkin）医生的办公室，以至于他成了纯如的好朋友。索尔金医生也喜欢看书，纯如前去就诊时，除了试戴隐形眼镜，他们也经常谈起书本和其他问题。

在读伊大附中时期，纯如认为自己很丑，尤其是那时她一直戴着厚厚的眼镜，牙齿上还戴着牙箍。她觉得难过而孤独。在此期间，我尽可能给她安慰和支持。也就是在这期间，我们俩之间形成了一种持续终生的很强的母女感情纽带。纯如向我倾述她的悲伤和忧虑。我理解她，她信任我。我觉得这种关系体现在1981年6月她为祝贺我生日而写的一首诗中：我的母亲张纯如是谁给了我那么多的爱与关怀？是谁总是能为我抽出时间？我的母亲是谁，经历了爱与欢笑，时间与眼泪在这么多年后终于把我养大？我的母亲是谁值得让我用一生去回报？是谁，哪怕用亿万财宝也无法取代？我的母亲亲爱的母亲，有朝一日，当你四肢僵硬，衰老虚弱那就是轮到我照顾你的时候。

纯如去世后，每个母亲节和我的生日，我都要读起这首诗，无法自禁地潸然泪下。

伊大附中的课业负担很重，所有的学生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大多数伊大附中的学生父母都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他们非常看重教育，于是学生之间竞争极为激烈。然而纯如却总是凭着兴趣学习。当她喜欢哪一门课的时候，她可以非常用功，拿到很高的分数。但如果她不喜欢那门课，或是不喜欢教那门课的老师，她就根本不在上面用心。

纯如喜欢数学和英语。整个中学期间，她都作为班上的代表参加数学竞赛。纯如曾独自或作为小组一员赢得过多项竞赛。在美国，传统观点认为女孩子不擅长数学，但在纯如这里却全不适用。在我们家里，我们从未想过性别差异会影响在数学上的成就。当然，绍进数学一流棒，遇到问题时，纯如总是会去跟父亲请教。每当数学竞赛结束后，纯如都会把考题带回家给绍进看。纯如和父亲一起检查考试中的每个问题，看她到底做对了没有。当发现自己正确解答了一个难题后，纯如总是非常开心。她喜欢接受挑战，非常要强好胜。

后来，纯如对我们说，她非常感激我们对待竞争和获胜的态度。她说，她的一个朋友的妈妈曾对这个朋友说，“如果你赢不了，干脆就不要参加。”而我们只是要她尽力就好。最后，她的那个朋友索性不参加任何竞赛了。

但在另一方面，纯如对自己感兴趣或正在做的事却常难以自拔。思考问题或是沉浸于自己的念头和想象中时，她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时候她根本听不见课堂上老师在讲什么，同学们又是如何回答的。为了这个，她的同学经常嘲笑她，叫她“神游客”，说她在课堂上做白日梦。纯如很介意别人叫她“神游客”。正因如此，她越发躲进自己的世界，与班上其他人保持距离。

纯如体育很差。在体育课上，她经常是最后才被选中参加某队的人。这很伤她自尊，令她更加讨厌体育。在此之外，纯如总体上很用功，喜欢各门功课：英语课、数学课、科学课，以及巴特勒老师教的古代历史课。纯如也喜欢音乐课。她喜欢唱歌，还加入了合唱团。

学期结束，暑假到来时，我们带着孩子去探望他们分别住在东岸和西岸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1980年夏天，我们到纽约看望了我的父母。于是，1981年夏天，我们去西岸，看望绍进的父母。这和绍进的暑期计划正好合拍。按计划，他将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系访问。

在圣巴巴拉，我们拜访了爷爷奶奶，然后一起去了圣巴巴拉古代修道院，了解加利福尼亚的早期历史。纯如和纯恺对圣巴巴拉狂欢节（Santa Barbara Fiesta）非常着迷。我们很幸运，到那里时正是时候。他们看到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加利福尼亚马术表演，还有游行队伍中穿着西班牙或墨西哥民族服饰的盛装女子。这让他们了解到美国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1982年1月，绍进有一学期学术假（每六年，教授有一学期的学术假）。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了一个月，然后计划到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进行访问。纯如、纯恺和我留在家中，因为两个孩子都要上学，而我也需要工作。春季学期结束后，1982年暑假，我们到台湾跟绍进会合，在那里待了6个星期。

在台湾，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台湾可以制造非常廉价的计算机。我们买了一台台湾制造的苹果II电脑的仿制机，花费只是在美国所要花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我们耳闻目睹着计算机可能制造的种种奇迹。

在台湾的时候，我替纯如和纯恺分别在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报了名。台湾学校的学期比美国要长，纯如和纯恺在台湾学校里上了一个月学，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重大人生体验。

在台湾的学校里，学生必须穿校服，头发也得剪短。我们得到校长许可，保留纯如的长头发——她很喜欢自己的一头长发，不想只为了在台湾学校读一个月书就把它们剪掉。在上百名短发齐耳的学生中，纯如显得很引人注目，尽管她和其他人一样，都穿着统一的校服。

从伊大附中到台湾中学的转变对纯如颇有震动。新的环境帮助她打破沉静。纯如很受其他同学的欢迎，每天面对各种有趣的问题。她一边练习自己的中文，一边教班上同学英文，对此十分享受。同学们对纯如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好奇。但她也逐渐了解到台湾教育体系的弱点。纯如对我说，一班五六十个学生坐在指定的位子上，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讲课，从不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对她来说太被动了。她也不喜欢学校的制度，诸如迫使学生剪短头发，每天都要穿着校服等等。纯如告诉我，她觉得能在美国上中学很幸运，经过这段在台湾中学的短暂经历，她更珍惜自己在伊大附中所拥有的自由了。

我还带纯如和纯恺参观了我在台北郊区住过的地方，那时是1951年，我和他们差不多大，还是个小女孩。我告诉他们，我的父母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之后，搬到了这个地方，当时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但现在却已经成了人口稠密的市区。此外，我还告诉他们，我母亲一度养了50只鸡，这样我们就有鸡蛋吃了，她还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种菜种花，春天花朵盛开的时候，景色非常美丽。但如今，在我们眼前，污染严重的家庭作坊取代了小院。纯如和纯恺也陪着我重访了我当年上过的小学和中学，但他们永远都无法领会到，当我走在那条路上时心底涌起的乡愁。

纯如在伊大附中上三年级时，期中成绩报告显示，她的法语非常糟糕。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我从没见她听过法语磁带。就在这时，除了原有的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伊大附中新设了一门中文课。纯如立刻放弃法语，改学中文。我们知道这有点投机取巧，因为她已经学了6年中文了。但我们找不出劝她改学其他语言的理由。我们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将认识到，自己需要直面问题并克服它。

纯如中学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她迷上了智商测试。她听说有个专门由高智商人群组成的门萨俱乐部，于是订阅了这个俱乐部每月发行的出版物。纯如仔细阅读这些出版物，还想要参加智商测试，看看自己到底能得多少分。最后，1982年12月的一个周六上午，她让我开车带她到一个地方，接受智商测试。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担心纯如的智商，所以也不在意她能得多少分。那时候，她对这件事的痴迷让我很心烦。我告诉纯如，我不认为一个人智商高就能证明任何事。我的感觉是，勤奋是一个人实现人生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正如我母亲以前对我说过的，成功七分靠努力，三分靠天分。那时候，我反复向纯如强调这一点。

一进伊大附中，纯如就发现了一份名为“怪兽”（Gargoyle）的校报。她立刻想要加入编辑团队。但她不知道的是，校报编辑中其实存在某种等级制度。五年级或四年级生才可以当编辑，而纯如作为一名一年级新生，必须等着轮到自己。纯如很失望，但她说，还好这份小报并非文学杂志，只不过登些学校里发生的新闻事件。到1982年时，纯如又发现了一份名为“特立独行”（Unique）的杂志，它最早创办于1961年，但因为伊大附中没人对此感兴趣，近年来不再发行。纯如喜出望外，马上告诉我们，她打算将这本杂志复刊。

发现《特立独行》杂志并决心将其复刊占据了纯如放学后的大部分自由时间。纯如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精力的出口。我记得她一天到晚都在谈论这本杂志的事，从找老师提供资助，到召集文学爱好者小组为杂志撰稿。她订下一个工作计划，四处召集同学校友，加入这项活动。

纯如请到了她的英语老师阿黛勒·苏斯李克（Adele Suslick）女士担任杂志顾问。放学后，纯如几次找苏斯李克女士谈论杂志复刊的事。因为《特立独行》杂志，苏斯李克女士成为纯如的好朋友，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纯如从伊大附中毕业之后。1983年，纯如上四年级时，《特立独行》杂志终于正式复刊。

那时候，纯如班上的一个女孩被同学冠以“怪物”的绰号，总是被冷酷地拎出来当成嘲弄的对象，或是当着全班的面被叫外号。纯如对我说，她非常同情那个女孩，感觉愤愤不平。她还告诉我说，她也不喜欢伊大附中的另外一个特点——学校太小了。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皮底下，此外，如果已经彼此相识，再结识新的朋友就变得很难。纯如告诉我，她永远都不要做那种随大流的人。她说，与绝大多数跟从潮流时尚或保持“政治正确”的人不同，她有自己的见解主张。比如说，她永远都不觉得买一件名牌上衣或经典限量版仔裤就能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从很早开始，纯如就给我一种特立独行的感觉。我有种感觉，她的大多数同学都不清楚她的潜质。

在忙于《特立独行》杂志的事之外，纯如也把放学后和周末的大量时间花在计算机上。她上小学时就爱上了计算机。每个星期日上午，绍进带纯如和纯恺去物理系大楼。他把他们两个放在办公室附近的计算机房里。绍进准备自己当周的讲义时，两个孩子开心地玩着PLAto——一款伊利诺伊大学研发的计算机教育系统。这在使用计算机作为教学工具领域实属先驱。

这时候，纯如发现了一个名为“顶峰”（Summit）的计算机俱乐部，成员都是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的电脑高手。纯如发现这个小组充满挑战，想要通过考试成为其中一员。纯如努力学习，通过了所有考试，但却发现俱乐部更改了规则，她不得不通过更多考试才有资格加入。后来，她发现原来“顶峰”俱乐部的成员全都是男性。当听说有一个女孩也想加入后，他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们不想接纳女生，因此更改了规则。纯如认为这完全不合情理。她说，他们不能在她已经通过所有的考试之后才更改规则。她立刻对我们说，她对这个俱乐部再也没兴趣了，通知他们“这事儿算了”。

尽管有这么一段插曲，中学四年级和五年级时，纯如仍旧作为一名初级程序员加入了伊利诺伊大学校园的计算机工程研究实验室（CERL），参与PLAto的研究工作。在那里，纯如结识了一些计算机工程系的学生，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纯如对计算机的热爱与日俱增，她觉得计算机会在她的未来中占一席之地。

1983年夏天，纯如在中学的第三个学年结束之时，我发现了她的另一个变化。她逐渐开朗起来，尝试各种新鲜事物。例如，她发现在布拉德利大学有一个为期一周的计算机学习班。布拉德利大学是一所位于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市的小型大学。纯如的性子就是这样。她总是有特别强的主动性。她告诉我们，她想参加那个学习班，这样就可以学到一种新的计算机语言——Pascal语言。

1983年6月的一天，纯如告诉我，她发现了一个名为“彩条糖”（Candy Stripers）的青少年志愿者服务机构。她说，“彩条糖”是一个全国性的志愿者组织，本地的分支机构正在为厄巴纳地区的卡尔勒医院提供志愿者服务。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彩条糖”，于是打电话给当地的几家商场，询问他们是否有纯如所需的制服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组织之所以叫“彩条糖”，是因为他们的制服乃是带有红白条纹的学生裙。纯如申请加入这个项目并获得批准。在成为一名志愿者之前，她需要经过几周的训练，然后才获准在医院工作。纯如相当喜欢那里，一些病人告诉她，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毫无疑问，在度过这么多年信心缺乏的中学时光后，听到这些令她大为振奋。我不再像她小时候那样担心她会有虚荣心了。

回首往事，作为父母，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拥有纯如这样的女儿，她主动发现了那么多我们根本一无所知的活动。如果没有她的介绍，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门萨俱乐部、《特立独行》杂志、布拉德利大学的暑假计算机学习班或者是“彩条糖”。我们的生活因为她的存在而极大丰富了。

后来，纯如经常告诉我，15岁时，她开始写下自己的人生目标，事实上这成为她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她说，令她大为吃惊的是，到年底时，她实现了为自己设定的每一项目标——学习成绩，课外活动，奖项。她说，这些语句就好像被施过魔法一样。从那时起，她意识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

1983年秋天，纯如升入伊大附中四年级。有一天，她骄傲地把她已经为之工作很久的《特立独行》杂志拿给我们看。复刊号终于出版了。尽管这期杂志很薄，但在学校紧张的课业之外，它足足花了纯如和她的团队一年的时间用来筹备和编辑。这期杂志上刊登了纯如的两首小诗：肥皂泡张纯如一层彩虹色的薄膜为球面增色它让滑溜溜的表面光彩夺目变得水晶般清澈透明……大自然中脆弱的典范优雅地飘摇上升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溅出点点星辉……入迷的我带着惊奇凝视一个近在咫尺的奇迹但完美总是那么短暂转瞬即逝……日出张纯如玫瑰色的光出现于大地的边界驱逐所有黑暗带来新的一天……金光万道蚀刻着粉色的天际一轮红日浮现冉冉上升的同时抛射火焰……太阳，越发清晰发出金色的光晕它将红色的天空变成一片湛蓝……

当我今天重又读起她写的诗，仿佛她的一生都在诗中道尽了：她的生命正如日出一样灿烂辉煌，然而也像肥皂泡一样转瞬即逝。

这期《特立独行》杂志上还刊登了一篇纯如写的故事（不过署名为无名氏），内容是一棵小蒲公英与它旁边的一棵大树的对话。蒲公英问大树，它是否能看到天际线那边的景物。蒲公英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宇宙的事。它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我觉得，这篇文章贴切地表现出纯如那个时期的所想所思。

纯如在这几年中培养起对科幻小说的爱好，读了大量此类作品。她说起自己读过的那些书——比如威尔斯（H. G. Wells）的《时间机器》和《世界大战》——时的样子，是我和绍进的美好回忆之一。纯如也喜欢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2001：太空奥德赛》（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她与克拉克曾保持通信）。纯如还喜欢看电视连续剧《阴阳魔界》（Twilight Zone）。绍进曾介绍她看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写的《从一到无穷大》（One，Two，Three... Infnity）以及艾尔文·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写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我相信，这两本书对纯如影响巨大。

纯如对自然和科学也十分感兴趣。我记得她滔滔不绝地说起劳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写的《无尽的旅程》（The Immense Journey）以及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的《细胞生命的礼赞》（The Lives of a Cell）。绍进和纯如也喜欢讲述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P. Feynman）生平的《别闹了，费曼先生！》。当他们谈论起费曼的故事时，两个人都兴致盎然。直到今天，纯如那清脆的笑声仍浮现在我的耳中。

纯如中学四年级的第二学期，要开始准备大学入学考试SAt和ACt了。我知道ACt和SAt分数对于是否能够被一所好大学录取至关重要，但我并没有过多插手。纯如看上去似乎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可以自己处理好一切。纯如希望进入哈佛或斯坦福，但她也知道，她在伊大附中的成绩和SAt分数还不够高。伊大附中的学生们都是千挑万选过的，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十分优异。正因如此，想要在班上考第一可并非易事。

SAt考试过后，到了申请大学的时间。1984年5月，伊大附中学生们的家长受邀与一位申请大学顾问见面，她为每个学生提供申请大学的建议。我们和纯如一道去见顾问。顾问看过纯如的成绩后，立刻告诉我们，纯如没必要申请任何一所常春藤盟校。在她看来，纯如根本没有被录取的可能。我们对她这种生硬的态度以及她对纯如潜力的低估十分吃惊。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她都应该给纯如放手一试的机会。不用说，纯如感到很受伤害。

纯如知道她的父亲和我本人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但我们从来都不曾试图说服过她，非要进入常春藤盟校不可。绍进和我总是对纯如强调，一个人一生中能否成功取决于他自己，而不是他上过什么学校。正如我们跟她讲过的，历史上的名人或成功人士从来没拿到过任何大学文凭的例子比比皆是，而许多名校毕业的人却最终一事无成。不管怎么说，尽管顾问并不鼓励，纯如还是申请了一些常春藤盟校。她同时被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录取，此外还有伊利诺伊大学。

纯如想要上康奈尔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但我们告诉他，伊利诺伊大学一点都不比康奈尔大学或芝加哥大学差，并且提醒她，她比一般的大学新生小一岁，离家近些可能对她比较好。最后，纯如选择了伊利诺伊大学。事实上，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而且毕业后成为一名忠实的校友。

1984年夏天，我们开着崭新的蓝色道奇Aries轿车，取道黄石公园前往洛杉矶。尽管纯如只有16岁，纯恺也还不到14岁，但他们两个都已经比我高了。纯恺和他姐姐的身量一般。当我跟他们两个说话时，感觉好像被两个巨人夹在中间。当他们坐在车后座上时，看上去完全是成年人了。

绍进从伊利诺伊开车前往黄石公园的路上，我们不仅可以欣赏车窗外移动的风景，一路上还能听到纯如的点评。她谈起自己看过的书、读过的新闻，或者是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她非常健谈，而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看起来她从来就没有说累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她说话。当她说话时，她的脸上表情丰富。她也喜欢讲笑话。每次听到一个笑话，她总是比其他人笑得都大声。纯如在公共场合或在学校里缄默内向，但在私底下与我们聊天时可是毫无保留。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找不到方向或是我需要睡上一小觉的时候，我们才会请她停止讲话。

游览了黄石公园之后，我们开车南下，直至盐湖城。我们参观了宏伟的摩门教堂，听了对摩门教历史和信仰的介绍。当教堂里播放的录像中说，美国印第安人的艺术和文化可以追溯到离开以色列寻找新世界的犹太人时，我看到纯如怀疑地皱起了眉头。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我们并不反对任何一种信仰。作为科学家，我一直在追寻真理。我们的看法或许也影响到了纯如。当她的朋友问她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信不信哪种宗教时，纯如总是说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却并非“无神论者”。

那年夏天，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派队参赛。在此之前，只有台湾参赛。在电视上观看那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美籍华人圈中十分流行，纯如和纯恺对此也十分兴奋。自然而然的，我们谈起了海峡两岸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渊源。这时候，正好有一场中国队和美国队之间的比赛。电视机前，绍进和我希望中国队能赢，而纯恺却支持美国队。纯如看上去有些举棋不定，她说她不知道到底希望哪个队赢。这让我想起纯如上小学时曾跟我说起的一件事。她的一个同学问她，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她到底会站在哪一边？纯如告诉她的朋友，她希望中美之间永远都不会发生战争。回家后，她跟我说，她有些困惑，不知该怎么回答。她说她两个国家都爱。1984年，她仍热爱两个国家。纯如并不怎么关心哪个国家能赢得奥运会奖牌。

在我们从洛杉矶回家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犹他州，但这一次却不经意间游览了雪松市附近的雪松岭国家纪念碑。那天正好在下雨。到了纪念碑脚下的时候，太阳突然穿破云层。阳光让雨水洗刷过的砂岩发出耀目的红光。这一景象美得惊人，令人难忘。这么多年中，纯如在我们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多次旅行中所目睹的这些景色，是否令她更能欣赏大自然的美丽？1984年的那次全家旅行跨越了几乎半个美国，我们看到了中西部广阔平坦的平原，怀俄明州雄伟壮观的提顿峰（Teton peaks），盐湖城雪白的沙漠，雪松岭鲜红的砂岩，里诺市闪闪放光的霓虹灯，还有圣莫尼卡碧蓝的海湾……

1984年秋天，纯如进入在伊大附中的最后一学年。她成了《特立独行》杂志的资深编辑。既然SAt和ACt都已经考完，高中的最后一年对所有五年级生来说都十分轻松。纯如从她的校友那里征集了许多供《特立独行》杂志发表的稿件，她自己也写了一些。1984~1985年度的《特立独行》杂志比以前几期厚了一些，纯如在上面发表了4首诗。

五年级那一年，纯如的英语课组织了一次高年级学生的辩论赛。纯如非常仔细地为这场辩论赛作准备。辩论话题是美国的社会改革。纯如跑到伊利诺伊大学的主图书馆收集资料。我记得她每天都捧着一个灰色的金属索引卡片盒去上学。她在卡片上逐一写下自己的论点。她经常跟我提到，在伊大附中的辩论赛是个很好的训练：这为她日后走上职业生涯后的公开演讲和辩论作好了准备。

1985年2月，纯如将满17岁，拿到了驾照。她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准备展翅单飞了。作为中学五年级生，纯如现在交下了很多文友，她很享受自己的生活，社交活动繁忙。毕业舞会将近时，我们一起去给她买舞会上穿的礼服和必要的首饰。事实上，纯如已经长成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但她还没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6月份，纯如从伊大附中毕业了。对于所有的五年级生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纯如也不例外。所有的五年级生都收到一本附有毕业班全体照片的伊大附中毕业纪念册。每个毕业生都要用简短的语言介绍自己，或是引用自己最欣赏的名人名言。纯如选择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是文学家，另一个则是科学家。引自马修·阿诺德的名言是：“诗是描述事物最美丽、最动人、最老幼皆宜的一种方式，它的重要性正是因此而来。”

而爱因斯坦的名言则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毕业那天，所有的学生都忙着在彼此的纪念册上留言。五年级生格外兴奋，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进入人生的一个崭新阶段。纯如在《特立独行》杂志的朋友们对她的文学天赋和刻苦用功大加赞美。但也有一些人并不熟悉纯如，他们表示出为没能尽力了解纯如而遗憾。

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纯如尽力让同伴们接受自己，但另一方面，她又非常独立。她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拒绝随大流。她的一些同学认为她是个迷失在自我世界中的孤独者。事实上，纯如一直在自我反省，努力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她极为争强好胜。

毕业那天，纯如班上的一些同学被投票选举为未来最可能成功的人。她感觉自己被忽视了，非常沮丧。她知道这不过是在比谁人缘更好而已，但仍深受困扰。她内心无法平静。那天晚上，她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我能感受到她的雄心壮志，那种一定要成功、证明自己的信心和决心。我告诉她，我相信她终有一日必定成功。我告诉她，她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努力再加上一点耐心。不用说，我一定会全力支持她。这是我们两个人相互的承诺。

纯如的英语教师阿黛勒·苏斯李克与纯如很熟，正是她资助了《特立独行》杂志的出版发行，两个人曾一起相处过很长时间。2004年12月2日，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举行的纯如的追悼仪式上，苏斯李克女士的致辞准确地展示了纯如的中学时代。她在仪式上说，“（如果我们用）‘多姿多彩’一词来描述张纯如，那还是不够的。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激情的一个：非常热情，非常专注，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纯如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可能是下面这首俳句（刊登在1980~1981年出版的《特立独行》杂志上）：时间，规律的运动摧毁、神秘、征服，绝无可能停止，是为永恒。

苏斯李克女士接着说道，“纯如那时候或许不知学问的重要性，但她在最后一年英语课上的出众表现，显示了她对众多话题的广泛了解。此外，她还拥有与生俱来的在公众面前讲演的天分，总是能用令人信服的证据直击问题核心。我记得她一丝不苟地记了大量笔记。她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彻底理解某件事情的好奇心。当她说话时，总是直视着你的眼睛。毫无疑问，她相信她所说的一切，她希望你也相信。”这些话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张纯如的真实写照。

1985年8月，纯如高中毕业后，我们全家前往美国东部度假，顺道看望在纽约的外公外婆。我们经由安阿伯（Ann Arbor）开往纽约，然后又从多伦多一路开到波士顿。抵达坎布里奇时，我们带纯如游览了查尔斯河畔的哈佛校园。我们带她去看了哈佛校园内的纪念教堂，绍进和我就是在那里结婚的。还有霍顿–格林大楼，已婚学生的宿舍，我们曾在那里生活过。我们还带她参观了哈佛医学院，我曾在那里当过5年学生。此外还有著名的已有百年历史的费莱尼商场（Filene’s bargain basement，波士顿著名的廉价折扣店），在那里我总能找到买得起的漂亮衣服。这是一次对绍进和我的大学时光的重访之旅。现在，20年后，纯如也要住进宿舍，开始体验自己的大学生活了。第六章 出类拔萃

纯如1985年被伊利诺伊大学录取，攻读数学和计算机学双学位。那年秋天，第一学年开始之前，纯如已经注册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夏季微积分课程。夏季课程时间短、课业重，她每天都要非常勤奋地学习。因为用功，纯如拿到了A等成绩。

夏季结束时，我们从东海岸度假回来后，纯如搬到了亨德里克大楼，这是位于厄巴纳的一栋私人所有的高层建筑，离校园很近。大楼和物理系大楼同在一个街区，与我位于莫瑞尔大楼的实验室也仅有一街之隔。

纯如搬家的那天，我们都去帮忙，纯恺也不例外。校园里满是学生和帮忙的家长。小镇被嘈杂声唤醒，与夏季的宁静形成巨大反差。终于，纯如离开了我们的家——她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事实上，她只需开车十分钟就可以回家，离她父亲的办公室或我的实验室也只有5分钟步行距离。然而，她现在自己生活了。

第一个周末，纯如是回家过的。她非常开心，兴高采烈。她把所有的脏衣服都带了回来。洗衣服的时候，她向我们描述在亨德里克大楼里的生活和她的学业。和她同住的女孩们都不错，但远没纯如那么用功。大多数住在那里的学生来自芝加哥或附近地区，她们相处得很好。纯如美丽而幸福的笑容仿如一朵盛放的鲜花。当我看见她笑的时候，我和她一样开心。

纯如告诉我，她喜欢伊利诺伊大学的庞大，这样她可以见到许多不同的人。她也喜欢校园里的自由气氛。她说，在这么大的学校里，人们互相之间都不怎么了解，因此不会像在小学校里那样彼此评头品足。她在这里正好如鱼得水。

注册和选课过程中，就第一学期该选什么课的问题，纯如征求了绍进的意见。毕竟，绍进在物理系担任了多年选课顾问。绍进告诉纯如，如果她想主修数学和计算机学，就算学校只要求她上物理学101和102这两门基础课程即可，但以他的建议，还是应该换成物理学106和107这两门相对难度较高的课程。数学和计算机学隶属于文理学院。只有工科学生才需要选修较难的物理学106和107课程。但绍进告诉纯如，对于主修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来说，物理学是基础。纯如听从了爸爸的建议，注册了物理学106这门课。

纯如学习很用功，只有当要钱付学费、房租或膳食书本费的时候，她才会到我或者她爸爸的办公室来。此外，我们还给了她一笔置装费。这时候，纯如已经对自己的美貌有所了解，她开始喜欢买衣服。她在格林街上发现了一家小店，专卖从印度进口的带有异国风情的花衣服，价格相对便宜。因为纯如又瘦又高，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好看。她曾给我看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五彩细棉布裙，还有一件黑色的长袖上装。穿上这些衣服，再配上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高中最后一年，纯如在校园的一家美发店里烫了头发），她看上去如同一个来自古老中东国家的华贵少女。

除了买一些必需品，纯如通常不会花很多时间购物。她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去上课。只有参加派对时，她的那些漂亮衣服才会派上用场。买东西时她总要先看看价签。我想在这方面她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绍进和我都是靠奖学金来的美国，没什么钱。我们精打细算，非常节俭。这已成为习惯，虽然后来我们的收入有所改善。我们总是告诉纯如，我们不该在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上浪费时间和金钱。

纯如告诉我们，在校园里，她经常受到男同学的关注和赞美。她似乎很喜欢这种成为关注中心的感觉。我知道，学习之外，她也会去参加派对、去电影院。她很享受大学生活。她不仅和计算机系的同学交往，还认识了工程系和英语系的许多同学。

每到周末，纯如把脏衣服带回家洗，顺便看一眼她的猫——她非常想念“猫”。与此同时，她也向绍进请教一些在课堂上没听懂的数学或物理问题。纯如的大学第一学期结束时一切皆大欢喜，她的平均成绩很高，为此还受到系里的嘉奖。

1986年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大有收获的一年。1986年1月，我发现了此前已研究多年的一种细菌酶的蛋白质序列与另外一种酶的蛋白质序列极其相似。关于两种蛋白质序列同源性的发现解释了它们的许多特性。我在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了我的成果。3月份，我到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微生物学会的年会，当年6月，我又去了华盛顿，参加生化学会的年会。我忙于自己的研究，无暇分身。1984年，纯恺在伊大附中上二年级，从那一年起，我开始全职工作，因为我觉得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后不再需要我了。我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几乎每年都有一篇论文发表。

1986年春天，纯如进入大学的第二学期，她在物理学107这门课上遇到了些麻烦。她经常回家请绍进帮忙，但我能看出，她的心不在物理学上。那时候，纯如告诉我说，她准备成立一个名为“伊利诺伊人文学会”（Illini Literary Society）的学生文学社团组织。她发现，只要可以提交一份组织活动经费预算，就有可能申请到学校的财务支持。最终，纯如用这办法筹到了些钱。她后来用这笔钱办了份名为“大开眼界”（Open Wide）的杂志。她跟我们谈起如何向学生中的文学爱好者征集诗歌、小说或原创的乐曲及艺术作品，然后在杂志上发表。和高中时代一样，她对新杂志充满热情，总是兴高采烈地谈起它。

第二学期的最后几周，纯如埋头苦读物理学107，可最终这门课只得了个C，这让她很不高兴。或许她会暗自抱怨爸爸，劝她修了这门为工科学生开设的较难的物理课。第一学年结束后，那年夏天，纯如打算修一门夏季课程：微分方程。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在我们家里，读书上课总是受到鼓励的，这次也不例外。

1986年夏天，我们的房子需要进行一些整修和维护工作。木质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车库上方烂掉的木头层板也有待更换。我忙于利用这为期一个月的暑假完成房屋维修工作。我们告诉纯如和纯恺，既然住在同一屋檐下，已经长成大学生和高中生的他们两个也应承担起一部分责任。

和一般十来岁的少年一样，纯如和纯恺都不愿意做家务，除非被强迫并能得到好处。我们在外面粉刷房屋侧墙或修剪草坪的时候，纯如反复跟我们说，人类应当发明出更多的可以取代体力劳动的机器。很显然，纯如相信她是个更好的脑力工作者而非体力工作者。那个夏天是纯如在家里待的最后一个夏天。从那之后，她就开始找只要求她动脑不要求她动手的工作了。

1986年秋天，纯如大二第一学期开始后，她搬进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宿舍ISR。这里离校园非常近，去上课只需要走几分钟的路。

大学二年级，纯如开始思索自己到底真心喜欢什么。那年秋天，她修了一门数学必修课抽象代数。从第一堂课起，她就学得十分艰难。上了几堂课后，纯如回家对她爸爸抱怨说，她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想要理解教科书第一页上的内容，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往轻里说，她非常沮丧。绍进拿教科书看了看，然后同意了纯如的看法。他说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数学家要把话说得如此佶屈聱牙，让学生们看不懂。绍进开始用自己的话向纯如解释那个数学理论的含义。纯如看上去终于理解了第一页上的内容，但随着课程继续，新理论源源不绝。第一次考试的时候，纯如考得很差，她立即放弃了这门课。这件事让她大为灰心，开始重新考虑自己是否真的想成为一名理论数学家。她告诉我们，以前她觉得数学有趣，但现在她再也不那么想了。

在我看来，纯如数学挂科的一个原因是她手头同时在做太多的杂事——她的兴趣太、太广泛了！她加入了合唱团，为自己的文学社团招募新人，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还像其他大学女生那样，喜欢参加各种派对。她告诉我说，她想要体验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给我看过几张她在万圣节派对上拍的照片。她穿的就像个夏威夷女孩一样，摆出跳草裙舞的姿势。她说，住在ISR里，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每天晚上都有派对。

放弃抽象代数这门课后，纯如有点动摇。她开始问自己，是否还要继续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有一天，她回到家，非常严肃地与我们谈起此事。她说，她喜欢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但她更喜欢写作和心理学。她想要转到英文系或是心理学系去。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我们告诉她，如果她想要转系的话，我们并不反对。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真心爱上一件事，才会愿意为之投入时间，最终获得成功。纯如如释重负——她一直以为我们会反对她转系。绍进和我都喜欢科学，毫无疑问，我们鼓励自己的孩子也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对纯如强调说，我们相信，只有读她真心喜欢并愿意投入时间的学科，她才会有所成就。在后来的岁月，纯如表示她感谢我们让她自己自由选择她喜欢的职业。相反，纯如说，有些中国父母强迫自己的子女学医科或法律这样的科目，而不是孩子自己真心喜欢的项目。

接下来，纯如开始考虑到底该学文学、新闻学还是心理学。我鼓励她收集各方面信息，和每个系的学生及教授都谈谈。在与英文系和新闻系的一些朋友聊过之后，纯如最终选择转系到新闻系。她说，学新闻不仅可以让她有机会写作，还能与各种各样有趣的人打交道，从而丰富她的人生阅历。

决定转到新闻系后，纯如去拜访了传播学院的院长。纯如告诉我们，见面时，传播学院的院长建议她转系前三思。他对她说，新闻系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而计算机系的学生却十分抢手。他让纯如从长远考虑一下，如果仍旧坚持要转系的话，再来找他。纯如又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才最终决定到底要不要转学新闻。事实上，纯如大学第一年的成绩很不错，两个学期都是受嘉奖的高分学生。她不光选了数学课和计算机课，还选修了修辞学、心理学、哲学和音乐课。她选的科目比达到毕业要求的多多了。

1987年1月，约翰·克罗宁教授关于提升我为客座助理教授的提议在系里大会上获得通过。全家都把这当成一件大事。纯如尤其替我开心。她认为我早就该得到提升。很久很久以前，纯如和我曾探讨过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一致认为，虽然在这个国家女性已经在许多方面赢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但仍存在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例如工作报酬。女性的薪水和升职机会远远落后于男性，更不用说对于女性来说，兼顾家庭与事业就更加困难，而男性通常不会作出类似的牺牲，也不会被要求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纯如读过许多女权主义的书。她受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影响很深。她告诉我说，她与弗里丹的看法一致。她认为，在过去，社会中对女性存在众多不公。每当谈及女性话题，我们便会就此展开讨论，而我也得以获知纯如的观点。从很早时候起，纯如就对所有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不想落入绝大多数女性都会深陷其中的陷阱。她极其渴望拥有独特的自我。她雄心勃勃，决意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1987年5月，纯如大二学年结束。还在1月份时，她就已经开始着手寻找暑期工作。她告诉我们，在计算机课上她认识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同学。詹姆斯此前的一个夏天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詹姆斯对纯如很好，愿意介绍她到同一家公司去。这家名叫微系统（Microsystems）的公司位于芝加哥郊区的霍夫曼园区（Hoffman Estates）。就这样，1987年1月的一个周六，纯如请求我们带她去芝加哥。经詹姆斯介绍，她将接受微系统公司一名主管的面试。几周后，微系统公司接受了纯如的暑假实习申请。她非常激动，马上开始在公司附近寻找暑假时的临时住处。她在宿舍楼的公告板上贴出了广告。没过多久，一个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父母家离霍夫曼园区不远的伊利诺伊帕拉丁市的学生就给纯如打来电话。她家里有一个空房间可以出租。纯如从未想过居然会如此幸运，对于自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大为吃惊。

这是纯如为了工作第一次离家独自生活。她对此非常兴奋。她每周工作40小时，报酬是300美元。如果加班的话，还会有额外补助。在微系统公司工作了10周后，纯如攒下了差不多1 400美元。她每个月都把工资存起来，非常骄傲地向我炫耀她的银行存折。

微系统公司的这份暑期工本来主要是为该公司编写计算机软件程序，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纯如也很擅长文字。纯如发现，指导员工如何使用该公司软件的说明书编写得非常糟糕，令人难以理解。在纯如提出抱怨之后，公司请她改写这份说明书。纯如先是让自己全面理解了整个系统，然后假设自己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过计算机的新人，从这个角度重新改写了说明书。她非常努力，下笔如飞，按计划完成了这第一项任务。公司总裁对此印象深刻，他请纯如再改写另一份说明书。纯如努力在暑假实习结束前完成了第二份说明书。回家后，她把那份经她改写的厚厚的说明书展示给我们看。那家公司很喜欢她，公司总裁为纯如写了一封高度赞扬的推荐信，还告诉纯如，随时欢迎她再来这里工作，并愿意在她毕业后聘用她。

在微系统公司工作的这10周时间里，纯如也和自己的同事们一道享受生活。她给我们看过她在总裁家中参加派对时拍下的照片，她在游泳池中游泳，开怀大笑。她不再是从前那个羞涩的女孩了。她非常开心，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8月7日，纯如结束了在微系统公司的工作。两周后，她搬回ISR宿舍大楼，开始上大三。纯如已下定决心转到新闻系。她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还是写作。在微系统公司的工作经历让她相信自己可以胜任。

此外，1987年8月，纯如创办的杂志《大开眼界》终于正式出版，这更坚定了她转系的决心。在整个大二学年，除了功课之外，纯如一直在对外宣传自己创办的伊利诺伊人文学社团，为杂志征求原创稿件。她认识了不少来自其他系的笔友，最终在伊利诺伊大学学生活动办公室的资助下，出版了第一期《大开眼界》杂志。

在《大开眼界》的创刊号上，纯如写下一首题为“镜子隧道的终点”的诗。这首诗反应出了她的急切不安：……我在寻找一个世界，在那里任何皆有可能在那里无穷止于平行线相互接触时间是一个滚动的车轮在那里生命是一幅全息图像是变幻盘旋的彩虹有着无穷可能无穷维度和无穷的感知方式……

纯如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理解和体验。看起来她似乎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希望学到新的东西，体验不同的事物。

1987年秋季学期开始时，因为纯如已经下定决心转学新闻学，她再次拜访了传播学院院长。这一次，看到纯如的决心，院长同意了。纯如告诉他，她热爱写作，并且已经在暑假的10周时间里为一家计算机公司写了两份技术说明书。她说她希望将科学与写作结合起来，并认为新闻学的训练可以帮助她在未来走上科学写作之路。院长被她说服了。为了正式转到新闻系，纯如必须等到1988年春季学期，也即大三的第二学期。

纯如决定转学新闻之后，立即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学生的官方报纸《伊利诺伊人日报》的办公室，拜访了该报主编，并向那里的工作员工自我介绍。大多数在这家报社工作的学生都来自新闻系。纯如告诉他们，自己也想为《伊利诺伊人日报》撰稿，而且下学期就会成为新闻系的正式学生。纯如还告诉他们，自己就是伊利诺伊人文学社团的创办者，出版了杂志《大开眼界》。听说纯如之前主修数学和计算机学双学位，人们似乎立刻肃然起敬。纯如由此加入《伊利诺伊人日报》并成为一名重要撰稿人。

纯如为《伊利诺伊人日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87年10月12日。标题是“跳跳糖：真好玩，还是真要命？”这是一篇做了大量资料收集工作的深度报道，主题围绕一种名为Pop Rocks的吃到嘴里吱吱有声跳来跳去的糖果。我在实验室里收到纯如极度兴奋的来电。她告诉我文章已经发表，让我去读。我们的实验室里有免费报纸，所以我马上拿起来看。看到纯如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我和她一样兴奋。这篇文章还配了一张巨大的卡通插图，画着一个嘴巴大张的男人，跳跳糖从口中蹦将出来。

没过多久，纯如就开始写乐评。11月6日，星期五，她对我说，马上要到大讲堂去看惠特尼·休斯顿（Whitney Houston）的演出。说实话，我们从来没带孩子们听过美国流行音乐演唱会。我们通常只是在家听听中国民歌或西方古典音乐。纯如既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流行电影插曲，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居然可以写乐评。周一的时候，我在《伊利诺伊人日报》上读到她写的题为“惠特尼·休斯顿将听众的热情引向新的高度”的文章后，非常惊讶于她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

纯如一直喜欢歌剧，而且也一直在选修伊利诺伊大学音乐系的演唱课。她的嗓音非常优美。每当我听她唱起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Gianni Schicchi）中的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时，都会感动地掉下眼泪。纯如要她的声乐老师教她这首咏叹调，是受了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的启发。我们一起去看了那部电影，两个人都深为由普契尼歌剧改编而来的电影配乐而感动。

因为纯如写乐评和影评，同时还担任引位员的义务工作，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手头有一张当晚的音乐会门票。她想请我去看伊利诺伊大学音乐系排演的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纯如知道我也喜欢看歌剧。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歌剧结束后，我以为接下来就该回家了，可纯如把我带到演出中心著名的咖啡店，享用她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一边品尝着巧克力蛋糕，她一边和我说起歌剧。不光是歌剧本身，还有歌剧中描述的那种令人作呕的封建主义制度——古代欧洲的封建领主享有的对手下女仆的所谓初夜权。这就是纯如：她总是对目睹的一切不平之事反应强烈，尽管那不过存在于一部200年前的歌剧中。

一天，纯如告诉我们，她发现美国杂志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Editors）资助了一个暑假实习项目。该项目为期10周，在暑期送年轻的新闻系学生到三四十家美国本土商业杂志如《新闻周刊》《时代》《读者文摘》等接受训练。通常每个大学的新闻系只有一个学生可以入选，这个人通常要得到院长或系主任的提名推荐。如果提名被接受，这个学生就会被派往参与这一项目的杂志。纯如说这个暑期实习项目对她来说是最好的锻炼机会，打算申请。下一年暑期实习的申请截止日期为12月。

12月的时候，纯如还未正式转入新闻系，要等到下学期开始才行。不仅如此，系主任也只能推荐本系的学生。纯如担心自己是否符合资格。于是，她打电话给美国杂志编辑协会，询问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孤注一掷之下，她甚至找到了英语系主任。纯如之前选修了几门英语系的课程，和那里的几位教授很熟。她的英语文学和修辞学课程成绩很好。不知到底用了什么办法，纯如居然成功说服英语系主任为她向美国杂志编辑协会写了一封推荐信。纯如将申请表和一篇解释自己为什么想要申请这一实习机会、为什么这件事对她如此重要的文章一同寄出。

在此期间，纯如对自己的未来并不确定。她雄心勃勃，但也缺乏耐心。1988年1月，大三寒假期间，纯如请求我们开车送她到芝加哥参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走在芝加哥市中心凛冽的寒风中，纯如一直在抱怨。她抱怨我们住在厄巴纳而不是芝加哥这样机会众多的大城市里。她问我们为什么如此满意自己平静的生活，一点风险都不肯冒。这是绍进和我第一次跟她吵架，因为我们很惊讶她居然会说这些话。纯如以前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即使是现在，我仍不明白那时候是什么让她如此不开心。后来，纯如向我们道了歉。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她那时就像蚕蜕皮一样，她长大成熟了，走向人生另一阶段，但她太过急躁了。

拜访《芝加哥论坛报》后，纯如说服编辑，让她担任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通讯员。大三第二学期，纯如不仅为《伊利诺伊人日报》撰写新闻和评论，还要替《芝加哥论坛报》写校园新闻。

1988年2月1日，我一到实验室，学生们就拥上来告诉我，纯如写了一篇题为“神秘崇拜者”的小说，发表在当天《伊利诺伊人日报》的特写版面上。这个故事很长，标题字号很大，文章旁边还画了一颗巨大的红心。这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现在，纯如的文章经常出现在《伊利诺伊人日报》上。她不光写新闻、剧评和短篇小说，还写书评——据我所知，这可是她的至爱。这时候，我实验室里的学生和同事都知道我有个正上大学并且为《伊利诺伊人日报》撰稿的漂亮女儿。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喜欢看纯如的文章，非常想一睹她的真容。

从1988年2月到5月，作为一名校园通讯员，纯如为《芝加哥论坛报》发去无数关于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新闻。但其中最感人的要数玛利亚·卡莉尔（Maria Caleel）的故事。玛利亚是伊利诺伊大学兽医系的一名一年级女生，1988年3月6日被人谋杀。那天一大早，一向是个夜猫子、很少早起的纯如异乎寻常地打来电话。她声音颤抖着说，刚刚接到《芝加哥论坛报》的来电，让她收集关于这名被杀学生的信息。因为香槟–厄巴纳是个相对安全的小镇，我们对这个消息也深感震惊。纯如告诉我们，她得马上开始工作，想要借用我们的车。她作为一名记者的投入和热情已经一览无遗。关于这起谋杀案的文章发表在3月8日的《芝加哥论坛报》上，纯如作为供稿人之一，名字也出现在文章结尾处。多年以后，杀害玛利亚·卡莉尔的凶手仍未找到。玛利亚的父亲是芝加哥著名美容医生，他悬赏重金征集找出凶手的线索，但直至今日这桩案子仍未告破。纯如在许多年后仍会偶尔提起玛利亚·卡莉尔这桩案子。

4月19日，纯如兴奋地打电话过来说，她收到了美国杂志编辑协会的回信，通知她已入选当年暑假的实习项目。更棒的是，她被分配到了《新闻周刊》！纯如高兴得几乎尖叫出来。她后来告诉我们，美国杂志编辑协会实习项目录取了伊利诺伊大学的两名学生，一名来自新闻系，另一名就是来自英语系的纯如。纯如后来说，美国杂志编辑协会很少会在一年里从同一所大学选中两名学生，因此这是一件破纪录的事。对我来说，纯如被分配到《新闻周刊》也是一个惊喜，这可是全美国最热门的两本杂志之一，简直是每个人梦想中的实习机会。当绍进告诉我们的一个中国朋友，纯如得到去《新闻周刊》暑期实习的机会时，我们的这个朋友重复了两遍“《新闻周刊》？”一幅怀疑自己听错了的表情。

纯如得到这份暑期实习机会并非偶然，而是努力的结果。申请过程中，纯如展示了自己的文字水平和对新闻的热情。到此时，她已经在校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而且担任《芝加哥论坛报》校园通讯员的经历也为她加了分。英语系之所以推荐纯如，因为她成绩优异、专心致志而且好学不厌。纯如目标明确，而且努力工作以实现目标。她非常坚定，这是她的长处。当然，最重要的是，她从不畏惧向命运发起挑战。

6月5日，纯如飞往纽约，开始为期10周的实习。所有的实习生都住在纽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纯如和另外一个实习生同住一屋，有机会与被派往其他杂志的实习生谈天说地。纯如说，她和另一个被分到《时代》杂志的实习生最受大家关注。纯如被分到《新闻周刊》的商业报道组，认识了许多作者和编辑，而且得到杂志出版发行的第一手经验。

6月14日，纯如给我们发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纽约著名的水畔天际线，以及“我爱纽约”的句子。纯如在卡片上写道：大家好！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我在纽约一切都好，认识了其他的实习生，还有《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的人。大家都很好相处，因为每个人都兴趣相近。我替《新闻周刊》做采访和事实核查工作，或许还能署名呢。《纽约时报》昨天安排我参观了这家报纸，他们非常友好，希望我能替他们撰稿。想念你们，我会很快给你们回信的。爱你们的，纯如

纯如经常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她在《新闻周刊》的经历。她对我们说，替杂志写稿与替报纸写稿极为不同。《新闻周刊》每周只发行一期。那里的职员不会写那些只为填版面的东西，他们很挑剔，从一大堆选题中选择故事。只有很少的选题能被选中并最终出版。而且只有很少一部分记者能成为撰稿人。在《新闻周刊》上署名是很难的一件事，除非你身在少数撰稿人之列。纯如告诉我们，她努力向编辑提出许多选题建议，但只有一个被接受了。不幸的是，当发现这个故事一年前已有报纸报道过之后，就连这一个选题也被取消了。

尽管如此，纯如说她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经验是她永远无法在新闻学的课堂上学到的。纯如对《新闻周刊》的人把她当成员工之一的善意之举深感高兴。她说，《新闻周刊》还有一些福利。比如，每个星期五，商业报道组的人可以以加班的名义公款外出晚餐。她还受邀到华尔道夫酒店和第五大道及公园大道上的一些高档餐厅用午餐和晚餐。

暑期实习的最后几周，纯如设法与《新闻周刊》的几名编辑交谈，就自己的职业生涯征求他们的意见。7月4日，纯如打电话告诉我们，为庆祝美国国庆而燃放的绚烂烟花在天空中绽放时，纽约那些摩天大楼被瞬间照亮的景象实在壮观。她说，在大城市生活该有多么令人兴奋啊。她说她想在毕业后生活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当然，除此之外，纽约也是出版业的中心。

在纽约的时候，纯如也去探望了住在孔子大厦的外公外婆。纯如到纽约后不久，纯恺和我就飞到那里庆祝我父亲的90大寿。纯如和我们一道庆祝了这个大日子。

在纽约实习时，纯如还拜访了《纽约时报》并与该报编辑探讨了替该报担任校园通讯员的可能。他们被纯如说服，给了她这个机会。当纯如回到家中后，整个大三期间，她为《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发去了许多校园新闻。这是纯如的另一个特点：她从不放弃任何可能帮助自己实现目标的机遇。纯如非常频繁地向《纽约时报》发送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新闻。《纽约时报》校园生活版面的编辑一度一篇接一篇地采用纯如的新闻稿，但最后他对纯如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读者会以为《纽约时报》的校园生活版面是专为伊利诺伊大学而设的。

1988年，纯如继续努力为《大开眼界》杂志工作。她在学校里交下一些文友，他们也为杂志提供诗歌和故事。《大开眼界》的第二期出版于纯如大学最后一年。在这一期上，纯如写了一个故事《万圣节王子》。故事里，纯如写到一场辩论，一只被抓到的癞蛤蟆到底是应当被放生呢，还是应该放到玻璃鱼缸里。最后，女孩和男孩决定将癞蛤蟆放到小溪里，在那里“或许会度过危险而短暂的一生，可能遇上一百万种危险……”但仍好过在玻璃鱼缸中的一生，“安全而漫长，年复一年，同样的石头，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水，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但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它……”非常明显，这是纯如的人生哲学。她宁可过一种多姿多彩的冒险生活，也不愿要安稳和长久。

如果能从紧张的课业中抽出一点时间，纯如就用来阅读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有时候，她会跟我说起正在读的书和作者的姓名。我记得她提到过一些美国著名作家、诗人和剧作家，比如亨利·朗费罗、埃德加·爱伦·坡、华盛顿·欧文、欧·亨利、马克·吐温、沃尔特·惠特曼、威廉·福克纳、卡尔·桑德堡、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田纳西·威廉斯。

当纯如喜欢上某位诗人或作家的作品时，她就会变得特别热情投入，充满激情地向我描述那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有一次，她被卡尔·桑德堡的诗《迷雾》所征服了。她告诉我，她喜欢那句“雾升起于小猫的爪子上”。当她背诵这首诗的时候，她会用手模仿出猫爪的样子，后背拱起，像一只猫一样走近我。纯如喜欢猫，我能看出，她也喜欢桑德堡的这首诗。桑德堡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纯如很想到那里凭吊一番。一个夏天，她和她的朋友到底还是去了那里。我希望我可以像纯如那样欣赏这些文学作品，但那时候我忙于自己的研究工作，无暇跟纯如讨论更多。现在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向纯如学习的最佳机会。

1988年秋季，纯如的大四第一学期开始了。她搬到了厄巴纳林[1]肯大道上的Phi Beta Chi姊妹会宿舍楼。她一直对校园里的这种带有希腊遗风的兄弟会姊妹会制度深感好奇。她说，既然现在已经是大学最后一年了，就不妨看看姊妹会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Phi Beta Chi是一个相对低调的姊妹会，成员比绝大多数姊妹会的成员都更学术化。纯如的入会申请被接受了。尽管已经是大四学生，作为一个新加入的成员，纯如只能住在姊妹会宿舍的地下室里。绍进帮她把一些杂物搬了进去，其中包括她一直在用着的苹果II代计算机。纯如用这台电脑给《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发稿。她比许多新闻系的教授都更早使用计算机作为日常发稿工具。毕竟，她之前学的可是计算机学啊。

住在姊妹会宿舍里和住在学生宿舍里完全不同。在姊妹会中，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个女孩都要承担一定责任，比如打扫房屋。纯如从来都不喜欢清洁打扫，但她不得不做。纯如跑回家，拿走了我们的便携吸尘器，并说服我将它捐献给姊妹会。我把这台吸尘器送给了纯如，希望她可以让自己的屋子保持干净。

总的来说，纯如喜欢住在姊妹会的宿舍里。这给她机会认识一些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学生。例如，她曾和一位来自小镇上蓝领工人家庭的姊妹会会员谈心。那个女孩的主要目标是在毕业后找个好丈夫，然后成家立业。对纯如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另一方面，在其他女孩看来，纯如又太理想主义了。

纯如继续给《伊利诺伊人日报》写稿，但她的文章现在变得很长而且很有深度，更像是调查性报道或评介文章。1988年10月12日，纯如在《伊利诺伊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不受批评左右”的文章，这是一篇书评，评论玛丽·林内·赫尔德曼（Mary Lynne Heldmann）的书《话能伤人：别让批评伤害了你的自尊》。纯如在文章中写道，按照赫尔德曼的说法，我们必须替自己洗脑，坚信自己必将成功。赫尔德曼强调“积极的自言自语”，她正是用这个技巧与那些针对《话能伤人》一书的批评意见作斗争。赫尔德曼还强调说，“做昼梦”，幻想自己在一切尽在掌握的情况下实现目标，这些都非常重要。她还讨论了在听到令自己受伤的话后反唇相讥的几种方法。赫尔德曼介绍了4种对付批评的技巧：沉默观察，缓和紧张局势，真诚探究，陈述自己的立场。

赫尔德曼的书对纯如影响巨大。纯如也教我这些技巧，用来对付来自同事或亲友的令人受伤的批评意见。在高中时代，纯如曾被同学取笑，批评她总是爱做白日梦。现在，纯如发现做白日梦并没什么不好。现在她知道如何去对待这些批评了。在纯如的写作生涯中，尤其是在写第二本书《南京大屠杀》时，她收到了大量来自日本右翼组织的攻击，但她一一从容应对。毫无疑问，她应用了这四个技巧帮自己度过难关。几年后，我看到纯如在一张又一张的记事卡片上写下“积极的自言自语”和“洗脑”等字样，让自己坚定信念，继续向前，不因那些尖锐的批评而自我怀疑。

1988年10月，纯如告诉我，她要参选“校友返校节皇后”。这又是一件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事。对我来说，这事并不太意外。纯如经常跟我提起，她想要尽可能地体验大学生活，更何况她又那么好胜。不管她想要做什么，只要是正当行为，我总是支持她的。我以前从不关心校园里的体育活动，尽管我知道，许多学生和香槟–厄巴纳地区的居民都对在体育场中举行的橄榄球比赛十分狂热，尤其是在校友返校节的那个周末。我们对体育场的唯一经验是多年前在那里看过的7月4日焰火表演。

当纯如告诉我，她是10个入选女学生之一时，我为她激动不已。筛选标准包括GPA成绩良好以及积极参与校园活动。此外，还需要提交一篇描述申请者人生目标的文章，并接受面试。10个女生要[2]与另外10名男生配对，组成10对，代表十大联盟中的一个学校。在这10对中再选出校友返校节国王和皇后。纯如最终未能当选皇后，但她和她的拍档所代表的普渡大学仍然参加了游行庆典。

我和绍进也受邀观看第二天在体育场举行的橄榄球比赛并欣赏纯如在中场休息时的表演，我们既兴奋也紧张。我为自己对橄榄球或校友返校节一无所知而羞愧。我赶快替绍进找出一件胸前印有巨大的白色“伊利诺伊爹地”（Illini Dad）字样的海军蓝圆领衫，这是纯如送的圣诞节礼物，绍进一次都没穿过。至于我自己，我想那件万圣节时买的橙色毛衣应该可以对付过去。至少我记得“战斗伊利诺伊人”队（Fighting Illini）的队服颜色是橙色和海军蓝！

纯如没有游行所需的黑色正装，现在也没时间去买了。幸好她的一个姊妹会好友善意地借给她一套。但是游行的时间是在傍晚，天气相当冷。纯如需要一件体面的大衣，因为她特别容易感冒。我告诉她，我刚刚买了一件漂亮的绿色大衣，可以借给她穿。从纯如上高三起，她和我就经常换衣服穿。

1988年10月21日，星期五，我迅速结束实验室里的工作，前往怀特街。大多数兄弟会和姊妹会的宿舍都在那条街上。我从《伊利诺伊人日报》上看到，游行将从怀特街开始，然后转向格林街。我带着相机，等在街边。这时候，街边挤满了成群的学生。音箱里传出的音乐声震耳欲聋，带有“战斗伊利诺伊人”字样的彩旗在空中飘扬。我看见几辆花车载着“返校节宫廷”逐渐接近，他们在车上向人群挥手。从听到的歌声和口号中，我意识到第二天的橄榄球赛是在战斗伊利诺伊人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队之间进行的。我还发现，密歇根州立大学队的队服颜色是绿色。我马上开始后悔把绿色大衣借给纯如了，她应该穿海军蓝或任何其他颜色，而非绿色。

当我看到游行队伍里纯如坐着花车逐渐接近之时，她也在人群中看到了我。我替她拍了几张照片。纯如微笑着向我挥手，我敢肯定，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穿错了颜色。

游行结束后，我找不到纯如了。后来发现，她和整个返校节宫廷成员都集结在体育场前面的方庭里。他们当晚演练到很晚。纯如太兴奋了以至于忘了通知我她在何处。我试着给她打电话，建议她不要在第二天中场休息时穿那件绿色大衣。第二天一早，我终于联系上了纯如。纯如和我立刻赶到购物中心，我替她买了一件新的黑色大衣。

那天下午，绍进穿上了他的蓝色“伊利诺伊爹地”套头衫，我也穿上了橙色的毛衣，骄傲地陪着纯如走向体育馆。纯恺也来了。他现在是伊利诺伊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大二学生了。作为返校节公主的父母，我们受邀在前排就座。这是我们19年来第一次看橄榄球比赛。我们离球员非常近，只有几英尺远。尽管不懂比赛规则，但置身于不断发出欢呼声、情绪高昂的人群中，我也感到同样的激动与兴奋。

中场休息时，返校节国王和皇后的名字被宣布出来。整个返校节宫廷成员与伊利诺伊军乐队都出现在体育场中央。当成千上万的学生与观众开始欢呼挥手时，我感动极了，而且深感自豪。我相信这一经历增强了纯如的自信心，她更渴望受人瞩目了。

返校节后，纯如告诉我，她受到许多男学生的关注，他们都想和她约会。返校节几周后的一天晚上，纯如打电话给我们，说她在学校兄弟会的派对上认识了一个名叫布瑞特·道格拉斯的电子工程系学生。从她的描述来看，纯如似乎对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颇为动心。于是我们让纯如邀请布瑞特到家里来用晚餐。

12月，纯如把布瑞特带回家了。我为这个特别的客人准备了几道不错的中国菜。我们了解到，布瑞特是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比纯如大两岁。正像纯如向我们描述的，他的确又高又帅，而且彬彬有礼。布瑞特的家人住在曼森市，厄巴纳西边60英里的一个小城。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母亲是小学老师。布瑞特在曼森市长大，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他准备攻读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我能看出，布瑞特对纯如充满爱慕。

后来，纯如给我看了许多她参加校园活动时拍的照片。其中一些是她和布瑞特在兄弟会或姊妹会派对上的合影。有一张摄于1989年的情人节，布瑞特正在把一大盒心形巧克力和一束红玫瑰送给纯如。另外一张上，布瑞特把纯如搂得紧紧的，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脸都红了。纯如一边把照片给我看，一边跟我分享她心底的想法。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她最好不要什么都告诉我。毫无疑问，纯如爱上了布瑞特，尽管她以前曾对我说，她想以事业为先。

纯如大四那年秋季学期结束时，她开始积极寻找下一年的暑期工作机会。因为转系的缘故，纯如认为自己可能需要再多上一年才能毕业。她告诉我们，她向许多报纸提出了实习申请，但报社的职位空缺总是很少。有时候纯如很失望，但她还是努力找工作。她向我们借车开去芝加哥几次，到《芝加哥太阳报》及《芝加哥论坛报》面试。

至于我们，1988~1989学年的第二学期，绍进又到了六年一次的学术休假。他要到圣迭戈附近的拉霍亚理论研究所（La Jolla Theoretical Institute）访问半年。而我也因此申请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生物系访问。米尔顿·赛尔（Milton Saier）教授给我答复，邀请我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在他的实验室工作。于是，我们都忙着准备搬到拉霍亚住半年。我们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名到伊利诺伊大学访问的教授，他答应照顾纯如的猫。两学期之间会有一个月的寒假，因此纯如和纯恺利用这段时间和我们一同到加利福尼亚度假。

因为赶着为搬往拉霍亚作准备，1988年圣诞节，我们的礼物都准备得很仓促。我送给纯如的礼物包括一年的《纽约客》（New Yorker）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订阅。她则送给我们一套经典音乐CD合集。在拉霍亚那段时间，我和绍进都很努力工作。在赛尔的实验室，我在几周的时间里用基因融合技术帮他们找出了几种他们感兴趣的细菌基因的基因表达特征。两个孩子都经常与我们通电话。

纯如1989年1月25日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这是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度过的最后一学期了。亲爱的妈妈、爸爸：希望你们俩此刻正享受加州的晴朗阳光。厄巴纳不怎么冷，但总是下雨。今天是开学第三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发申请信，学习或是参加会议。布瑞特和我昨天决定一起自修，结果我们两个都收获不小，因为我们把约会变成了学习。我们准备每周这么做一两次，这样两个人或许都会变得比较能自我约束。因为我们在布瑞特的电子工程系办公室里自修，几乎没有什么干扰。回家的时候，每个人都向我表示欢迎……一些人叫我“公关小姐”，我可没时间应付这些事，所以我一概不理……至少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不孤单了，尽管你们不在。现在有7个人住在地下室。两个人感冒了，然后传染给所有人……这些天整栋宿舍楼都情绪低落。似乎姊妹会里一半女生都在假期和她们的男朋友闹起了分手，另外一半则订了婚。Phi Beta Chi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每天我都能看见女孩边打电话边哭，要么就是对着彼此尖叫。不过，我这些天可挺开心。我比较幸运……爱你们的，纯如

纯如随后告诉我们，新闻系通知她，她已修够学分，可以用4年毕业。这对她来说是个意外。她还以为得再选几门必修课才能毕业呢。但新闻系承认了她所选修的数学、计算机学和英语学分。但这也让纯如陷入忧虑，因为意味着她需要立刻开始找工作。2月7日，纯如的信很沮丧。她写道，“每天我都收到报社的回绝信。我非常失望。”她还说，“我尽力兼顾学业、写作、约会和找工作。就在这一刻，我特别想你们两个，但说实话，大部分时间我都太忙了，以至于想不起你们。这个学期会比上学期更忙。”

1989年2月12日，纯如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她很不开心，因为迄今为止没有拿到任何聘书，而她5月份就要毕业了。

纯如还告诉我们，她和布瑞特打算3月份春假期间来看我们。1989年3月16日，他们来了，很快纯恺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了著名的圣迭戈动物园，甚至还一起去了墨西哥边境小镇提华纳（Tijuana），在那里买了许多墨西哥的手工艺品。我们还去了洛杉矶看望纯如的爷爷奶奶，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布瑞特。加利福尼亚的好天气让他们两人振作了精神，回到厄巴纳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

1989年母亲节将近的时候，我收到一张寄出日期为5月12日的卡片，纯如用它来向我表示感谢。她选了一张很滑稽的卡片。卡片正面写着：“妈妈，孩子越聪明，就越难养。”画面里是一个吓呆了的妈妈，旁边一个淘气坏笑的小男孩站在一堆书本里，手里拿着一条蛇。卡片里面写着，“爱你的，爱因斯坦（又名纯如）”在这张卡片里，纯如还写道：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或许是我第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和你离得这么远。今天我交了一份30页的论文，现在要准备4门课的期终考试。其中一些课真的很无聊……希望你尽快好起来……听说你现在只能吃寡淡的米饭青菜，我真的很难过很担心。务必注意身体。有时候我们对一些过一两年就会忘个精光的事情太担心了！或许我们该养成大咧咧的习惯，放下压力……爱你的，纯如

这时候，纯如知道我的胃经常会灼痛。事实上，在拉霍亚的最后那段时间，我病得很重。后来我被诊断为胃酸食管返流症（GEAR）。

纯如仍继续给《伊利诺伊人日报》写稿。1988年11月到1989年4月，她写了几篇介绍伊利诺伊大学正在进行的顶尖科学研究的文章。她将科学背景和文字技巧结合起来，写了不少好文章，比如这篇《思想会说话/计算机：有口难言者的新希望》。她采访了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和教授，详尽描述了现有的可以帮助失去说话能力的人通过计算机交流的技术。在采访过绍进的物理系同事斯蒂芬·埃雷德（Steven Errede）教授后，纯如还写了一篇名为“第五种力”的文章。她成功地将艰深的物理学定律转化为易懂的日常语言。

纯如还写了三篇关于艾滋病的系列报道。她跑到图书馆查找资料，了解这种疾病，然后采访了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医生。纯如还去了一家当地医院采访艾滋病患者，了解他的痛苦与挣扎，以及当时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纯如告诉我，她采访那位艾滋病患者时既没戴口罩也没戴手套。我对这个有些不安，但纯如告诉我，只要没有和病人进行亲密接触，就不会传染上。她说艾滋病毒通过血液传播。“你不会因为握手传染上艾滋病。”她向我保证。

当我读到这三篇关于艾滋病的系列报道时，我真的为纯如在理解这一疾病和唤醒公众认知上的投入而感动了。

但对我来说，纯如为《伊利诺伊人日报》写的这些稿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一篇名为“第三王国”的关于原始细菌创新分类的文章。纯如采访了微生物学系的卡尔·沃斯（Carl Woese）教授，他将原始细菌定义为第三种生命的国度。纯如还采访了其他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教授。她深入了解了这些教授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们所采用的破译这种神秘生命体密码的方法。不用问，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纯如收到了校长莫顿·威尔（Morton W. Weir）写来的一封信：亲爱的张女士：我刚读完你发表在1989年3月1日《伊利诺伊人日报》上的特写文章。祝贺你如此优秀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你让卡尔·沃斯及其同事所做的工作变得通俗易懂。我读过许多介绍沃斯教授研究工作的文章，也经常与他展开讨论。而你的文章是我所读过的文章里最简洁易懂的一篇。

纯如非常高兴地给了我一份信件的副本。任何让她感觉自豪的事，她都不会忘记和我们分享。

尽管在《伊利诺伊人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上发表过这些写得很好的文章，纯如找工作时仍遇到了麻烦。幸运的是，新闻系的教授们，尤其是1987年就发现了纯如在写作方面的天分的罗伯特·莱德（Robert Reid）教授，替她写了很多非常棒的推荐信。

莱德教授给纯如和其他学生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耐心倾听。我猜，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之外，莱德教授是倾听纯如最多心事的人。每当纯如需要有关新闻学方面的意见建议，她都会去找莱德教授。1989年4月15日他帮纯如写的推荐信上这样说：“张纯如是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0年来见过的最聪明、最有活力、最有天分的学生之一。她思路明晰，文笔出众，独立性强，坚忍不拔……”

有了这么好的推荐信，再加上纯如在报纸上发表过的多篇文章，她终于获得了一个在美联社芝加哥分社实习的工作机会。这份工作从1989年6月1日正式开始。

纯如的毕业典礼于1989年5月21日举行。尽管那时候我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但我们还是决定回家参加这次典礼。从1988年夏天开始，因为吃辣椒灼伤了胃黏膜，我得了胃病。从那时起，胃酸食管返流的毛病一直困扰着我，并在拉霍亚变得越发严重。5月14日，我到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微生物学会大会。在那里吃的东西让我旧病复发，但我仍飞回厄巴纳。见到我和绍进前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纯如很高兴。但从我们两个一起站在大礼堂前拍的照片来看，我却病恹恹的。

毕业典礼后，绍进和我飞回圣迭戈，结束我们为期半年的学术休假，然后在6月4日那天开车回家。那时候，纯如已经开始在芝加哥为美联社工作。1989年夏天，纯如高兴地告诉我们，亚裔美国记者联合会颁给她一项1 000美元的奖学金。她的勤奋努力又一次得到了回报。

1990年，纯如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巴朗全美50所顶尖大学：走进美国最好的大学”的一个丛书编辑找到了纯如。这位编辑正在寻找毕业于某所大学并愿意分享自己对这所大学的个人体验的写手。纯如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为伊利诺伊大学写了一章极好的介绍。许多人都不知道她曾经替伊利诺伊大学写过这篇文章。我认为她对伊利诺伊大学的描述十分准确生动，富有启发性。纯如不仅从总体上介绍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生活，还将自己为期4年的个人学习生活插入了这篇叙述之中。

纯如是这么写的：选择，选择，选择！我被伊利诺伊大学所能提供的所有这些选择震惊了。在我读本科的这4年中，我修了新闻写作、微分方程、莎士比亚、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以及声乐课。这里的教授得过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我记得有一个学期，我试图在一位《纽约时报》前记者、一位百老汇和好莱坞明星以及一位世界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之间作选择。我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加入了东方文化组织，听了英国历史俱乐部请来的嘉宾的演讲。除了在伊利诺伊大学，再不可能有这样超级市场般琳琅满目的选择了。我开始时主修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后来转到新闻系。这让两个领域的人都大惑不解。在宿舍和食堂里，我的计算机系的朋友劝我恢复理智，“至少先拿个理科学位做后备呀。”在我的创意写作课上，我的老师和同学则嘲笑我太过理性。“你的幽默感在哪里？”像伊利诺伊大学这样的一所学校，很难用哪一个角度得来的印象来概括。而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地方——可以同时听到不同的意见主张。

纯如描述了她在伊利诺伊大学上的新闻课：在我去上新闻系教授罗伯特·莱德开设的深度新闻写作课之前，我已经听说了所有关于他的恐怖故事。他的作业截止日期从来不延迟，他以给那些要交一篇40页的论文但晚到教室几分钟的学生不及格而著称。当我和另外14个人第一天上这门课的时候，我既意外又开心。莱德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记者。他希望我们成为作家。像小说家一样，创意非虚构作品作家可以捕捉住细节，让故事活色生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莱德痛恨那种硬把事实和数据往冷冰冰的新闻模板里套的记者。“如果我的采编室里有这样的机器人，我一定会把他们开除掉。”他总是这样说着，将粉笔在黑板上啪的一声折断以示强调。后来，莱德教授成为我的导师。我下课后常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跟他讨论写作技巧，新闻伦理，以及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莉莉安·罗斯（Lillian Ross）和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这样纪实文学作家的作品。因为他坚信他班上的每个学生日后都会作出重大成就，他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成绩，而是努力做到最好。

在社交生活这部分，纯如写道：我和我的朋友们每周至少聚一次，宿舍房间里堆满中餐和比萨饼盒子。我们常常一聊就聊到凌晨3点。话题视来的是什么人而定，从男生到漫画到热动力学。我特别喜欢和新闻系的朋友待在一起——我们读彼此的作品，提出修改建议，讨论各种选题。我们互相交换书看，讨论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莫泊桑和卡夫卡。我们指摘当地报纸上的烂文章，有时还重点标出关键段落。这些彻夜长谈是我在伊利诺伊大学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在课堂上学到的一样珍贵。

纯如描述了她的课外活动：我仍记得我为《伊利诺伊人日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我被派去采写一篇关于Pop Rocks跳跳糖的特写文章，据说就是这种糖果导致了在Life麦片广告中饰演小麦奇（Mikey）的演员的死亡。在用10包跳跳糖做过实验后——我把它们撒在舌头上，体验它们在嘴里吱吱作响并炸开的感觉——我又在朋友身上做了实验，审慎地调查这种糖果的历史，然后在《伊利诺伊人日报》的计算机系统上把这个故事敲出来。几天后，我从屋门下抽出塞进来的《伊利诺伊人日报》。足足一整版文章，旁边配着一个卡通人物，嘴巴像火山一样喷出Pop Rocks跳跳糖！那是我写的！我的文字正式变成出版物了！我的胃里好像有10袋跳跳糖一起炸开来一样。一个小时后，我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我的朋友们看过文章后兴奋地打来的。尽管我后来为《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写过许多稿件，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伊利诺伊人日报》上的那种兴奋劲儿却是无可比拟的。

接下来，纯如开始描述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另外一次经历：我上大三的时候第一次走进斯蒂格曼教授（Stegeman）的办公室。他是新闻系学生的实习导师，我向他请教一些进入新闻业的建议。斯蒂格曼教授笑了，摸着他的白胡子跟我讲他当记者时的第一件任务，是去采访一个伊利诺伊州南部的以煤矿开采为主业的小镇。他还讲到他在非洲的探险故事，甚至提到了在圣路易斯东部的调查性新闻写作的同行。正是斯蒂格曼建议我向50家报纸和杂志申请实习机会。他给了我一大摞申请表，甚至替我审阅了简历和说明信，确保没有错字。他给了我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友名录，经常在走廊里把我拦下来，告诉我新的工作机会。和我在某所十大联盟大学见到的机械化的学生就业中心不同，伊大新闻系的就业办公室非常人性化。

从纯如对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经历的所有描述中，我们可以对她充满激动充满乐趣的大学生活有更好的了解。她什么都想学，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希望。

纯如真心喜欢伊利诺伊大学。在对伊利诺伊大学的概要介绍中，她总结道：没有几所学校能在学术水平、规模和学费低廉上与伊利诺伊大学相媲美。这所学校世界一流的学术地位和优秀的教职人员吸引着世界各地最聪明的学生，许多人漂洋过海，来到伊利诺伊接受教育。这所学校拥有全美国第三大的学术图书馆，最大的校友网络，最大的兄弟会组织，最好的科学技术中心，而要享受所有这些，你只需要付出很低、很低的州立大学的学费。

纯如从这本书的编辑那里收到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奖励。纯如对此很开心。一两年后，她告诉我们，她那篇关于伊利诺伊大学的文章中的一段后来被用在了某年的SAt阅读试卷里。她感到十分荣幸。注释[1]Phi Beta Chi即希腊字母ΦΒΧ。——译者注[2]Big Ten，美国中西部10所大学组成的体育竞技联盟，成员实际上包括11所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艾奥瓦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011年秋季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将加入这一联盟，使成员总数变为12所学校。——译者注第七章 初出茅庐

1989年，美联社聘任了纯如，周末的时候，纯如经常从芝加哥回家来看我们和布瑞特。布瑞特仍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纯如告诉我们，她在美联社的工作要求很高，她必须一篇接一篇地交稿。因为纯如写得快，她总是能在截稿前及时交稿。但新的任务却依然源源不绝而来。纯如几乎没空好好吃饭，大多数时间只能在路上匆忙吃点儿快餐。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告诉她一定要争取时间吃些健康食物。我不知道她到底听进去多少。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是要马上嫁给布瑞特，还是该再等上几年。我知道这是她必须自己拿主意的事，因此对两种意见都不置可否。

纯如成年之后，我从不替她在一些关键的人生抉择上拿主意。但与此同时，我也强调了，作为女人，不管是否准备结婚，都应和男人一样，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实现财政独立。纯如对此表示同意。她对我说，“要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女人必须首先让自己接受教育。”

就在纯如替美联社工作两个月后，她打电话告诉我们，《芝加哥论坛报》提供给她一个为期4个月的实习机会。与此同时，美联社则提出将她转正为全职新闻记者。纯如告诉我们，她决定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这样有机会写一些深度报道。她说，在美联社，绝大多数工作都不过是写硬新闻而已。

8月29日是绍进和我结婚25周年纪念日。那个周六，纯如从芝加哥赶回家，为我们庆祝。布瑞特和纯恺和我们一起到一家中餐馆吃了晚餐。晚餐后，我们一起照了张全家福。纯如已21岁了。在照片里，她看上去非常开心，无忧无虑。因为在美联社疯狂的工作节奏，纯如瘦了一些，但她依然美丽而快乐。

纯如9月1日开始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作为一名实习生，她为这家报社的所有部门工作：国内新闻部，都市新闻部，特稿部，体育部。纯如特别喜欢撰写特稿，通常不喜欢写本地新闻。她说她痛恨到市政厅参加新闻发布会，因为大多数与市政相关的新闻都很无聊。

纯如的文章包括《火灾迫使博物馆关门》和《年轻壁画家眼中的城市》。她报道了伊利诺伊大学被迫放弃自己的美国印第安人吉祥物的事，在圣诞节前还为美食版赶出了一篇题为“把记忆加入糖和面粉”的稿子。纯如在即时新闻版发表的一篇长文章《是昆虫让你起鸡皮疙瘩吗？了解一下》充分显示了她极强的科学写作能力。

纯如为《芝加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最受欢迎的还是这一篇《科学家眼中的爱因斯坦，公众眼中的那谁谁》。这是一篇关于二度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教授的故事。自1951年起，他便在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和物理学系任教，直至1975年荣休。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少年的纯如曾经在家中见过巴丁教授，因为他和绍进在同一个系工作，我们知道他在科学界是如何的大名鼎鼎。在那次聚会上，纯如请巴丁在一份《香槟–厄巴纳新闻报》上替她签名，因为这期报纸刚好刊登了一篇介绍巴丁的闻名世界的科学发现的文章。纯如对巴丁的成就十分敬佩，并且对有机会亲自见到他深感自豪。每当有人向她问起伊利诺伊大学，纯如总会提到两度诺贝尔奖得主巴丁是该校教授。然而，那个提问者真正感兴趣的却往往不过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橄榄球队“战斗伊利诺伊人”！

纯如对巴丁关于晶体管和超导理论的研究十分着迷，于是我们建议她不妨采访一下巴丁。我们还提醒她，巴丁已经81岁高龄，如果想要采访他的话，必须得抓紧时间。

纯如马上联系了巴丁教授，通过电话采访了他几次，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专访。纯如的文章发表于1990年1月，巴丁去世一年前。后来这篇文章被几本纪念巴丁生平的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物重新刊发了好几次。

因为纯如的科学背景和她严谨充分的调查考据，这篇文章既准确又生动。巴丁一向以静默和谦虚著称，很少在公开场合表露感情。但纯如告诉我们，她觉得巴丁温和而慈祥。或许是纯如让巴丁想起了他自己的孙女吧。

在校园里，纯如还采访了物理系和工程系许多巴丁从前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生，其中就包括尼克·霍伦亚克（Nick Holonyak）。他是一位物理学和电子工程学教授。纯如告诉我们，尽管已经多年没有上过物理课了，但从霍伦亚克那里，她仍得到许多关于物理学的深入见解。而霍伦亚克也对纯如的好学和在科学写作方面的天分大为欣赏。

作为巴丁的第一个研究生，霍伦亚克后来发明了在电子表和便携计算器中广为使用的发光二极管。纯如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在校园里偶遇过霍伦亚克几次，他告诉我们，他非常喜欢和纯如谈话。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关注纯如的事业进展并阅读她的著作。而纯如也总是对生长在香槟–厄巴纳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深感幸运。

9月底的时候，我弟弟彬彬从他曼哈顿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有一期长达两小时、名为“革命中的中国：1911~1949”的特别节目将会由PBS播出。我父亲作为那一段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和幸存者接受了该期节目的访问。我们拿到节目录像带，给纯如也复制了一份，她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对我们说，有朝一日，她也想采访一下绍进和我，了解我们的家族历史。

PBS的这期特别节目播出三周后，我母亲从纽约打来电话。她说当天她咳出了两块豌豆大的血块。我们兄弟姐妹都极为担心，劝她尽早去看医生。不久传来消息，医生说她的肺部有肿瘤，可能是恶性的。

这个诊断结果震惊了全家人。我请假飞到纽约帮忙照顾妈妈。11月27日，我姐姐菱舲和我陪她去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进行活体组织检查。医生发现肿瘤的确是恶性的，但癌细胞来自乳腺而非肺部。这事实上是个好消息，因为已有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的药物，但肺癌却相当难治。活体组织检查后，医生决定不切除肿瘤，而代以抗癌的处方药物。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为有药可救感到欣慰，但我们也知道，母亲的乳腺癌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器官——这是预示总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一个坏征兆。我从纽约回到家，精疲力竭。

这时候，纯如从她办公室楼下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回来，带来更多的坏消息。她说，《芝加哥论坛报》决定在她12月底实习期满后不再继续聘用她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纯如一直希望能够在一家主流报纸找到一席之地，并以此为基础开拓自己的新闻事业。她的梦想破灭了。我们问她《芝加哥论坛报》是否留聘了其他同时期的实习生。“是的，他们留下了。”纯如小声回答。我能听出她颤抖的声音中那深感羞辱之意。

绍进和我跟她聊了很长时间，她开始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自我反思。她告诉我们，在报纸这行，她很难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她还意识到，她并不是那种喜欢听从指挥或是只要遇到被认为有新闻价值的选题就埋头去干的人。

绍进告诉她，在任何一行，都必须要从最底层做起。“你不能入伍第一天就当上将军，”绍进告诉他，“你必须先从小兵开始。”但纯如过于雄心勃勃也过于缺乏耐心了。在这通电话中，纯如告诉我，“你知道，妈妈，我不是那种愿意随大流的人。”她承认自己太过独立，太个人主义，而且并不真正喜欢成为团队的一部分。

纯如对我讲述了一些她与编辑们的冲突。她说，有一次，她的头儿要求她给一个刚刚悲惨地失去一位亲人的家庭打电话。纯如告诉那位编辑，她已经试了几次，但这个家庭拒绝接受采访。那位编辑几乎没有表现出半点同情之意，让她再试。于是纯如当着其他同事的面，拿起电话，拨了那个电话号码。她把电话递给自己的头儿，然后说，“你跟他们讲吧。”那位编辑当然很不高兴。但纯如告诉我们，她觉得那个家庭有权不公开自己的悲痛。她说，那要比获取一两句报道中可以引用的话重要得多了。

还有一些原因是关于纯如的社交圈和标准的“办公室政治”的。比如说，纯如不喜欢在人背后说闲话。她说她觉得这事既无聊又浪费时间。

尽管如此，纯如仍为没有能够留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而伤心，因为在那里的工作还有很多是她真心喜爱的。我安慰她说：“我们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总还有其他的机会。”

一连几天，纯如都情绪低沉。但她最终还是缓了过来，变回原来的自己。她催我们赶紧到芝加哥去看她，趁她还在那里。她说她很快就会搬回家，重整旗鼓，思考清楚她到底想干些什么。

两天后，纯如打电话过来说，《芝加哥论坛报》半夜给她打电话，说有一架飞机在芝加哥中途机场（Midway Airport）因为温度过低而滑离跑道。纯如立即开车赶往现场，希望能够采访到当事人，得到完整消息。

我的母性直觉立时占了上风。我记得当时一直在想，做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一定十分不易。我能想象她在一片漆黑的凌晨时分，在寒风呼号、漫天冰雪中独自开车的样子。在厄巴纳，纯如一直生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绍进和我立刻决定，尽快去看她。

圣诞节前11天，我们冒着严寒开车到芝加哥去看纯如。她的小公寓位于市中心时髦地带的一栋高楼里。因为她只在那儿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房子里几乎没什么装饰。看起来纯如只在那儿睡个觉而已。厨房里空空如也，证明她根本就不做饭。我买给她的电饭煲还是崭新的，没有任何用过的迹象。我很失望。我不能想象一个人居然可以忙到如此地步，或者她根本抽不出时间好好做饭好好吃饭。但纯如告诉我们，她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吃的问题。她全身心投入到她的职业生活中去。

几天后，布瑞特也来看纯如了。不幸的是，当他为圣诞节购买礼物时，隐形眼镜里进了东西，眼睛发炎以至于不得不住进急诊室。纯如后来在自己的公寓里照顾布瑞特。他决定最好回家休养，于是12月21日，布瑞特坐上了“美铁”（Amtrak）列车。不过，由于极度严寒，火车中途停了下来，他被困在车上好几个小时。与此同时，纯如则决定不回家过圣诞节。《芝加哥论坛报》指派纯如假期当班。除此之外，她对我们说，她也需要自己独处一段时间，考虑离开《芝加哥论坛报》后到底何去何从。

圣诞前夜那晚，当我打电话给纯如时，她告诉我她觉得孤单。我尽力安慰她，但很难找到合适的话。一想到我的女儿就这样在一个大城市里孤独地度过圣诞节，再想到我们家以前共同庆祝的那些快乐的圣诞节，我就十分难过。

纯如告诉我，她刚刚到密歇根大道上走了走，欣赏夜景。她知道，可能要再过很久，她才会重新在寒冬中走过这条大街。

纯如快冻僵了，但她仍很享受站在建筑物旁仰头望向夜空中摩天大楼的尖顶的感觉。她喜欢密歇根大道两旁闪烁着小而明亮的黄色灯光的树木。她说，街道上满是拎着大包小包圣诞礼物的人们。她告诉我们，她会怀念芝加哥的。当她走过城市街道，寒风扑面袭来，她想起了我在厨房里做烤鸭、父亲蒸馒头、纯恺拨着壁炉里的柴火时的情景。她说她想念所有这一切。

我告诉她，等她搬回厄巴纳，新年时我们就能见面了。是的，纯如回答说，她想要回家，重新开始。第八章 22岁：从头开始

1990年1月2日，布瑞特前往芝加哥帮助纯如把东西搬回家。这时候，纯如已经决定重返校园而不是找一份新工作。我们同意她的看法，一个高一级的学位的确可以增加她找工作的机会。

纯如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她马上跑到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寻找注册入学的机会。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注册学位课程了，于是纯如作为非学位学生注册了一学期课。她决定选修历史系的课。此外，她还积极在校园里寻找公寓。纯如坚持住在校园而非家中，这或许对她更方便一点。纯如想要独立一些。我们答应头一学期给予她经济上的支持，让她有时间考虑接下来要做什么。

不过几天时间，纯如就在斯汤顿大街（Stoughton Street）上找到了一间公寓，步行就能到达校园。纯如很幸运，因为这间房子是转租给她的，房租打了折。1月9日，纯如搬了进去，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回到熟悉的校园，纯如很是开心。她的许多朋友还在这里——除此之外，她和布瑞特现在也可以每天见面了。

自从1988年认识布瑞特后，纯如再没和其他人约会过，尽管许多人一直在追求她。纯如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时，她告诉我们，经常在火车或公交车上遇见一些专业人士或生意人找机会跟她搭讪，留名片和电话号码给她。纯如说她收到的名片足有一英寸厚！

纯如和布瑞特已经开始谈婚论嫁有一阵了。1989年感恩节后第二天，就在他们1988年10月初次见面的地方，布瑞特向纯如求婚。1990年1月13日，布瑞特和纯如一起去一家礼品店，布瑞特为纯如买了一枚钻石订婚戒指。纯如就这样订婚了。我们对此并不吃惊，把它当成顺理成章的事。

几年后，纯如告诉我们，她的一个犹太朋友曾问她，我们是否反对她嫁给一个白人。纯如对她的朋友说，她和布瑞特的双方父母对此都没什么问题。她的朋友评论道，“你真幸运。我父母想要我嫁给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们不会反对纯如的选择，只要他真心诚意并且真的爱她就行了。

纯如认识布瑞特前，在讨论恋爱和婚姻问题时，我们曾告诉纯如，通常而言，一段成功的婚姻需要双方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绍进和我希望纯如可以嫁给一个华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这样他或许可以对纯如身为移民后代的经历产生共鸣。但纯如告诉我们，她没什么机会认识华裔美国人，除此之外，在她的梦想里，她的男朋友永远是白人。她补充道，这或许是受了她所看过的书和电影的影响。我们被说服了——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新学期开始后，纯如告诉我们，她选修了几门历史和哲学课程。纯如很刻苦用功。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后没有被续聘的经历并未打消她追求梦想的热情。事实上，挫折反而增强了她的决心。纯如非常自信。我从不怀疑她的潜力。我相信她。我知道终有一天她将有所成就。

纯如不仅上非学位课程，她也在申请读研究生。纯如认为写作和出版是她真心喜欢的东西。与新闻记者相比，她更想成为一名作家。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后，纯如意识到她希望自己为自己做主。我从来都没问过她到底申请了多少所学校，但我知道她颇申请了一些。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项目给了纯如一个助教奖学金。这是个为期一年的硕士课程。那时候，我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成果，所以同时也在担心自己的研究基金申请问题。那是一段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很伤脑筋的时期。克罗宁教授告诉我，我的头衔可能会由“客座助理教授”变为“资深研究员”，因为根据系里的规定，我不能“客座”太长时间，3年已经是极限了。

纯如告诉我们，她已经与历史系的莉莉安·霍德森（Lillian Hoddeson）教授谈过。霍德森教授原本是位物理学家，曾在物理系与绍进共事。因为主要研究科学史，霍德森教授后来加入了历史系。纯如告诉霍德森教授，她对撰写约翰·巴丁的传记颇感兴趣。纯如关于巴丁的文章曾发表于当年1月份的《芝加哥论坛报》上。纯如向霍德森表示，她手头还有更多关于巴丁的资料，而且希望通过采访巴丁本人和继续收集资料等方式将这一项目继续下去。纯如说她可以将这些资料扩展成一本书。霍德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她建议，为了给这个项目获取研究基金，她和纯如两个人都需要动手写一份申请报告。这只是当时纯如众多想法中的一个而已。

霍德森教授后来确实写了一份约翰·巴丁传记的基金申请报告。但当她获得这笔基金时，纯如已经拿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助教奖学金，前往巴尔的摩。不过，许多年后，2002年时，霍德森和维基·戴奇（Vicki Daitch）终于出版了这本题为《真正的天才：约翰·巴丁的生平与学术》（True Genius：The Life and Science of John Bardeen）的书。这本书面世时，我们仍住在厄巴纳，有一天遇见了霍德森教授。她告诉我们，她觉得这本书本应由纯如完成。她夸奖了纯如，说她真的是个非常好的科学作家！霍德森这么说实在很谦虚。绍进读过霍德森关于巴丁的传记，据他说，那本书棒极了。

1990年，纯如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中度过的那个春天不仅让她有机会选修自己一直想要学习的课程，还让她得以和不同院系的几位教授交谈。我们的许多在物理系、微生物系和电子工程系担任教授的朋友都认识纯如，他们告诉我们说，纯如非常好学，她提出的问题总能发人深省。在所有这些教授中，新闻系的罗伯特·莱德教授给纯如的鼓励最大。纯如与莱德教授同样坚信，好的记者也应该是好的作家。而且纯如下定决心成为一个好作家。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硕士班是通向好作家的第一步。

春假临近时，纯如打算前往纽约探望外公外婆。她一直喜欢和他们两个见面，但这一次，她的目的却是将布瑞特介绍给他们，因为她和布瑞特已经订婚了。之前那一年，当他们两个到圣迭戈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起开车去洛杉矶看过了纯如的爷爷和奶奶。纯如喜欢大城市，纽约是她的最爱之一。于是，我们决定春假的时候，全家都去纽约一趟。纯如的外公外婆看到他们非常高兴。我妈妈一直笑得合不拢嘴。这是她最开心的一天了，不仅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外孙们，而且还得知了她最心爱的外孙女纯如订婚的消息。纯如、布瑞特和纯恺借此机会到自由女神像游览，还观看了一场百老汇演出——对向来喜欢百老汇节目宏大场面的纯如来说，这个节目必不可少。他们在纽约玩得很开心。

当纯如获知自己得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项目的助教奖学金后，为了给即将于1990年秋季开始的新学期和助教工作作好准备，她开始忙碌起来。这个项目要求入选者通过一门外语才能拿到学位，要么是德语要么是法语，纯如选择了法语。因为她拿到的是助教奖学金，她的学费被减免了。她打算在一年之内拿到学位，这就意味着她必须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达到外语标准。5月中旬，伊利诺伊大学的春季学期结束，纯如搬到校园里的法语学生宿舍，在那里不允许讲英语，只能说法文。我仍记得当年纯如在伊大附中没能通过法语考试的事，她放弃了法语选择了较为容易的中文。现在为了在一年的时间内拿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学位，她投入了3个月的时间强化学习法语，甚至住进了法语学生宿舍。当她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纯如顺利地通过了法语考试，达到了这个学位对外语的要求。这表明只要她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事，就一定会努力实现目标。

1990年6月16日是我的50岁生日，正好赶上是周六。在芝加哥做暑期工作的纯恺特地赶回来。绍进送了我20支红玫瑰。约翰·克罗宁教授当晚在他的家里为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所有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人都出席了，布瑞特和纯如也去了。克罗宁教授的妻子贝特斯为我烤了一个大生日蛋糕。那天早上，我们还在一家专业影楼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们家的墙上。这是纯如结婚前我们拍的最后一张正式的全家福。在照片里，纯如和纯恺看上去天真无邪，充满快乐，而绍进和我幸福无比。

每个人都给我们送了礼物，但纯如写在生日贺卡上的话最让我感动。显然，她颇花了一番时间，精心挑选最能表达她的心意的卡片：“我们在不同的世界长大，在各自的生命中作出不同的选择。我知道你或许不会赞成我的每个选择，但我感激你教会了我自己做主。这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谢谢你，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爱，让我成为我自己。”此外，纯如还写道，“谢谢你不仅是我的妈妈，还是我最好的女友。”

5月底，布瑞特的论文指导老师李华教授决定离开伊利诺伊大学，前往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执教。布瑞特还有两年才能读完博士学位，为此，他也要追随他的论文指导老师一道转往圣巴巴拉。而纯如则要前往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没有其他选择，两人只能分开一年。在8月份告别之前，他们两个决定来年结婚。选日子很重要，因为教堂和婚宴举行地点都需要提前一年预约，所以他们必须作好计划。纯如和布瑞特在各奔东西之前就讨论了婚礼方案。他们决定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的联合卫理公会教堂（United Methodist Church）举行婚礼。婚宴则在教堂旁边格林大街上的伊利诺伊人联合会（Illini Union）大楼举行。婚礼日期定于1991年8月17日。

婚礼日期已选定，我就开始作计划。毕竟，我听人说，按照西方传统，新娘家里要带头准备婚礼计划。7月29日，布瑞特的父母肯（Ken）和劳恩（Luann）来拜访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肯又高又壮，是个曼森城本地农场主。劳恩和布瑞特一样，都是一头红发。她在一所小学任教，比肯健谈一些。我们开心地讨论了来年纯如和布瑞特的婚礼计划。

纯如准备8月中旬前往巴尔的摩，我知道她这一走，我们就没时间一起买结婚礼服和饰品了。于是7月间，纯如和我去婚礼用品店选好了礼服和所有必需品，包括伴娘礼服、鞋子、头纱等等。我们效率很高，只不过花了一个下午就买好了绝大多数东西。

我们一起买礼服的时候，纯如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好像有点儿速战速决的意思。纯如从来都不喜欢购物，但我觉得这毕竟是为了她自己的婚礼啊。结果是我反而比她本人更关心这场婚礼。我感觉那时候，纯如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业，而且满心期待接下来的巴尔的摩之旅。能在一所东海岸名校就读令她兴奋。对她来说，婚礼的事越快解决越好，这样她才能迈步追寻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或许婚礼仪式在她心中不过是个形式罢了。对纯如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对未来期待和共同梦想的相互承诺。

纯如告诉我，她不想像大学里的其他女孩子那样在谈恋爱上浪费时间。她1988年认识布瑞特，那时她只有20岁。他们从那之后一直在一起。纯如有许多男性朋友，但都是学业上或工作上的朋友。从她认识布瑞特之后，就我所知，她再没和别人约会过。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纯如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从她描述的那些异性追求者对她的赞美之词来看，纯如很清楚自己的美貌，但她并不真的关心自己的外貌。事实上，她更关心自己一生中是否能够有所成就。她的人生价值同芸芸众生有很大不同。

8月11日，纯如把自己的东西从法语学生宿舍搬回家。8月13日，绍进和我帮纯如把她的行李箱、结实的苹果II电脑、书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放进汽车后备箱，载她前往巴尔的摩。我妹妹菁菁住在马里兰州的波托马克，离巴尔的摩不远。我们先拜访了菁菁的家，然后在8月15日那天把纯如的东西搬进她的宿舍霍姆伍德大楼（Homewood Apartment）。在宿舍里刚一安顿下来，布瑞特就从圣巴巴拉打来电话。他也刚刚搬到圣巴巴拉，找到了一套公寓，和3个女孩合住。3个女孩？我有点吃惊。但纯如说我过分担心了。事实上，我太老派，跟不上这个年龄的年轻人的想法。当我1962年做研究生的时候，据我所知，还没有男女混住宿舍这回事，更不要说是男生和女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了。

我们为纯如买了一些必需的家具，认识了她的室友，一个很不错的美籍华裔女孩，之后便游览校园。纯如带我们去看了巴尔的摩湾区。5月间，她曾来巴尔的摩接受学校面试，因此比我们更熟悉这里。她甚至还带我们去了一家港口附近的著名餐馆品尝一种当地独有的海鲜菜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欣赏海湾的美景。我们祝纯如一切顺利，然后第二天离开巴尔的摩。纯如就开始独自追寻自己的梦想了！

离开巴尔的摩没多久，纯如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她感到孤独，非常想家。毕竟，这是她第一次离家这么远。1990年8月27日，我们分别10天后，她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描述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活和对周围的观感：亲爱的妈妈、爸爸：很抱歉昨晚在电话里哭了，弄得那么感伤，但我很孤独。事实上，我自己在这儿时常还是挺开心的。我很自由，可以全身心投入到阅读中去。在过去的几天里，我看完了一本1981年度短篇小说选里的将近30篇小说，还有几部尤金·奥尼尔的话剧，约翰·麦克菲（《纽约客》杂志的著名撰稿人）的几篇非虚构作品，一本关于某个黑人喜剧演员和人权斗士的自传，麦迪逊·贝尔（Madison Smart Bell）写的《沉默岁月》（The Year of Silence），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女作家》（Woman Writer），约翰·巴思（John Barth）的《迷失在游乐园中》（Lost in the Funhouse），卡夫卡、赛珍珠、厄普代克、卡波特、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杰克·伦敦的《白牙》，（White Fang），蒂娜·豪（Tina Howe）的4部戏剧（她明年春天将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贝奥武夫》（Beowulf，最古老的英语史诗），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每天一睁眼我就开始看书，做家务，学法文。我觉得我的室友可能担心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待太久了。偶尔她会敲我的门，看我是不是还活着。我得承认，从霍普金斯图书馆借书（而且可以一借就是4个月！）是个令我激动的体验。我还光顾了本地的二手书店，花了不到10美元就买了一堆经典名著。你在书店里有没有过那种极度兴奋的感觉，就好像小冰粒儿噼噼啪啪的打在腿上，一股寒气生自体内，弥漫全身，仿佛几万只小蚂蚁在皮肤上爬过，几乎忍不住要跪下来？其他人一定也有过类似感受……（我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个！）一定有其他人，比如说经营这家书店的夫妇两个。我喜欢和这家旧书店的老板聊天！他们和我认识的别的人不一样（那些人除了都市小说和爱情喜剧之外什么都不看），这些经营书店的人和英语文学教授一样博览群书。他们可能读过你能举得上名字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本书，在你走出书店之前，他们会向你推荐至少十本另外的读物。他们总是好奇心很强，胸怀宽广，关心政治，见解独特。我跟柜台后面的年轻人打听，是否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编辑的《1989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卖，他马上兴奋起来，问我有没有读过阿特伍德写的《女仆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我回答说是，然后突然间他就在书店里狂奔起来，喊着说，他喜欢阿特伍德的《猫眼》（Cat’s Eye），这是一本必读之作。接下来，另外的一位店主，一个40多岁的犹太妇女开始问我是否喜欢女性文学——我回答说是，然后她就跑到下面的书架去，回来时手上拿着本毛泽东著作。她说她是60年代女权运动中的一员，在旧金山，一些大的女性活动中心都以毛泽东的著作作为教材。“那时候每个我认识的女权主义者都读毛泽东的著作——这是必修课！”

接下来，纯如继续描述巴尔的摩的人和街景：另外，我得承认，巴尔的摩人比芝加哥人和气多了。有时候，当我走过一条两旁都是联排公寓的街道，感觉就像又回到香槟-厄巴纳一样。郊区的住宅看上去几乎没什么不同，除了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每个街区都被树木、草坪和灌木丛包围。街道宁静得有时甚至有点吓人。有时候桑德拉和我走过一个街区，一个人、一辆车、一只猫都看不见。好像人们一夜之间都死光了，只剩下了房屋。巴尔的摩的阶级结构令我十分好奇。在我住的地方西边的那个街区的人，说话的方式和住在东边那个街区的人完全不同。如你所知，查尔斯北大街穿过西边的街区，通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园，那里的人们讨论马克斯·韦伯、存在主义和哈勃太空望远镜。而东边的那个街区都是便利店或杂货店，那里的售货员嚼着口香糖，满嘴方言。在某一点上，三条路交会，形成一个星形的路口。如果你站在正中间，可以看到向下的那条路通向白人高级住宅区，满眼是别墅和玻璃彩窗。而另外一条路通向黑人专业人士的住宅区，你能看到穿西装、打领带的黑人男性和推着婴儿车、衣着得体的黑人女性。不过，还有另外一条路，人行道上满是垃圾，坐着黑人乞丐，房子都是联排组屋，窗户都破破烂烂的。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就这样挨在一起。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纯如观察力敏锐。读她的信总是很令人享受。毫无疑问，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那一年中看了很多经典名著和当代英语文学作品。她就像是一块海绵，尽力吸收各种知识。

写作项目的功课很多，除此之外，作为助教，纯如还得帮忙批阅学生的论文。尽管功课负担如此沉重，纯如告诉我们，她仍在向一些主流杂志提交选题，逐渐积累已发表的片段作品，借此寻找职业机会。

感恩节将近的时候，纯如决定到加利福尼亚看布瑞特。她说她会回家过圣诞节。她的助教奖学金并不够维持生活。当她抱怨起宿舍的伙食很差时，我们立刻给她寄钱去，让她买些健康的食品，以补匮乏。感恩节后，纯如重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她写了一封口气幽默的信给我们，“人们带着感冒回到霍普金斯大学，我只希望我可不要再生病了。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是个挺小心谨慎的人，但约翰·霍普金斯一年到头都有一堆生病的人（或许这是他们医学院特别棒的原因吧）。”

11月的时候，我也感冒了，服用了抗生素氨苄西林（ampicillin）。一个月后，12月3日，我发现自己大便带血。我非常担心，以为自己得了结肠癌。我马上去看医生，进行检测。结果不过是肠道发炎而已，并非肠癌，这让我放下心来。不过，我感觉很疲惫，经常肚子痛，还会腹泻。纯如圣诞节假期从巴尔的摩回家时，我的健康状况并未改善。布瑞特也从圣巴巴拉回到他的家中过圣诞节。1990年圣诞节和1991年元旦，因为我在生病，没法做饭也没法打扫房间。不过尽管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是勉强撑着陪纯如和布瑞特一起去购物，帮他们采购结婚礼物目录上的物品。

圣诞节后的假期里，布瑞特带着纯如回到曼森市的父母家，还去拜访了纯如一直没有见过的祖父母。纯如还去参观了劳恩的课堂，孩子们热情地欢迎她，夸赞她的美貌。纯如感觉劳恩的妈妈得知她并非基督徒时有些疑虑。不过布瑞特向她保证，尽管纯如不是基督徒，但却品德高尚，这使他的外祖母大为宽慰。

寒假期间，纯如也在为《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准备一个名为“唐人街”的选题。她还一直在考虑写书的事。这已经成为纯如的习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她总在惦记着写书的事。1991年1月15日，寒假结束，纯如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瑞特则回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尽管看了不少医生，我的肠胃不适依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时好时坏，未能痊愈。最后，我又进行了一次大便化验和结肠镜检查，被诊断为“伪膜性肠炎”。这是由肠道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感染导致的一种疾病，细菌释放出的毒素破坏了肠道保护膜，导致肠道发炎和血便。我得的这种病当时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一种肠炎，最终用上新发明的强力抗生素万古霉素（Vancomycin）才治好。但我又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才完全康复。

因为生病，1991年上半年，我一直非常虚弱疲倦。最初几个月找不到真正病因令我倍感焦虑沮丧。更糟糕的是，纯如的婚礼马上临近了，有很多事要做，这令我在那几个月里更加紧张。

1991年2月，布什总统下令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成为头条新闻。纯如立刻给我们打电话，说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学都在电视间观看新闻，对此十分关注。我们也密切关注这一新闻。但那时候，我最关心的事却是纯如的婚礼。因为我的肠胃不适并没有逐渐改善，我非常担心，害怕不能帮纯如筹备一个完美的婚礼派对。不过，纯如看起来对自己的婚礼根本不担心，她逼着我休息，注意自己的健康。

情人节的时候，纯如给我们寄了张卡片。正面一只小猫正在舔着猫妈妈的脸，而母猫闭着眼睛享受着这一刻。纯如在卡片里面写道：我很想你们两个，简直等不及5月再见面了！布瑞特今天送了我半打玫瑰，告诉我他或许有机会下到潜水艇里去——他的关于声纳成像的研究将被海军采用。我在忙着写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教课，还有读小说和诗歌。[巴尔的摩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你们知道吗，爱伦·坡，H·L·门肯（H. L. Mencken）、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可都是这里人！]实话实说，我觉得在约翰·霍普金斯的这段时间相当激动人心，和布瑞特分开一年也是值得的。他3月份来看我的时候一定会爱上这里的。他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力惊人，但他可还从没去过华盛顿呢！

这封信后不久，纯如就兴奋地给我们打电话报告一个好消息。她的导师巴巴拉·库里顿（Barbara Culliton）教授对她说，她的一个朋友苏珊·拉宾娜是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的图书编辑，后者正在为一本有关中国火箭科学家钱学森的书寻找作者。库里顿似乎颇为欣赏纯如的写作风格，认为她会是一个不错的作者。库里顿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科学作家，在许多知名科学杂志如《科学》和《自然》担任过编辑。据库里顿说，苏珊·拉宾娜在199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钱学森的故事后，觉得他的生平颇有可写之处。

纯如说，因为她的中国背景和科学写作能力，库里顿把她推荐给苏珊·拉宾娜。不过，纯如对钱学森却一无所知。在电话中，纯如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个叫钱学森的中国科学家吗？”绍进告诉她，“我当然知道了。他在中国非常出名。”事实上，1980年，当绍进作为海外中国物理学家受邀参加一次物理学术会议时，曾经在北京见过钱学森。绍进把他所知的关于钱学森的一切都讲给了纯如，此外还告诉她，在家里的书架上，就有一本关于钱学森的中文著作。纯如非常激动，说她一定要把这些告诉给苏珊·拉宾娜。几天后，纯如告诉我们，苏珊发现绍进和许多其他当代中国科学家都知道钱学森后颇为震动，要求纯如尽可能地收集关于钱学森的信息。这是纯如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就读。他在火箭学领域作出众多贡献，并帮助美国进入了太空时代。在他职业生涯的顶峰，钱学森遭到了麦卡锡主义杯弓蛇影式的指控其为共产党员。在被遣返回国后，他成为中国的导弹和太空项目之父。

纯如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三本书，它们全都与中国有关。许多人认为这是她自己的主意，但事实上，纯如关于钱学森的第一本书完全是出于苏珊·拉宾娜的建议。我记得纯如告诉我说，她和苏珊谈过关于两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约翰·巴丁的图书选题，但苏珊认为，钱学森的生平更加有趣，以此为素材写成的书会更成功。

3月份时，布瑞特在纯如春假期间飞到巴尔的摩探望她。他们去了华盛顿特区，不仅是为了参观那里的博物馆，还因为纯如要到国家档案馆去寻找有关钱学森的文件。1991年3月19日，纯如给我们寄了一张明信片：亲爱的妈妈和爸爸：布瑞特和我今天去了联邦调查局博物馆！……另外，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苏珊·拉宾娜今天跟我聊过了，她希望我写一份关于钱学森的图书选题计划……她对这个项目极为感兴趣，尤其是我把爸爸告诉我的那些信息告诉她之后。回头再写给你们……爱你们的，纯如

然后，3月24日，她给我们寄了另外一张明信片：亲爱的妈妈和爸爸：……布瑞特和我周五去了华盛顿，这样我就可以收集一些关于钱学森的资料。美国宇航局（NASA）有一份关于钱学森的文件，足足有1英寸多厚！我花了一个小时复印所有关于他的文章，然后跑去国家档案馆。因为钱学森仍然在世，那里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我还得依照《信息自由法案》填写表格，这样才能拿到关于钱学森的联邦调查局档案，而这可能要花2到5年的时间！！不管怎样，苏珊·拉宾娜周五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巴巴拉·库里顿（我的导师）对这个选题非常感兴趣，如果能够出版，《自然》杂志可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