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詹姆斯·内斯特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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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美国亚马逊TOP科学类图书,关于潜水与海洋探索的惊心动魄)试读：
开始
我是这儿的访客，作为记者，来报道一项鲜为人知的体育赛事—世界自由潜水锦标赛。在希腊度假小城卡拉马塔的海滨旅馆里，我坐在一张狭窄的书桌前，俯瞰窗下的木板路。从墙壁上蛛网般的裂缝、磨损的地毯和昏暗走廊里画框留在墙上的灰影就能看得出，这旅馆已经有些年头了。《户外》杂志把我派到这儿来，是因为二○一一年“个人深度世界锦标赛”要在这儿举办。这次比赛是自由潜水竞赛的里程碑—在这项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因为我一直在海边生活，也在海中消磨了许多闲暇时间，还经常描写海洋，编辑认为我是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但他不知道的是，对于自由潜水我只有一些肤浅的了解。我从没尝试过这项运动，也不认识从事这项运动的人，甚至从来都没有亲眼目睹过这项运动。
在卡拉马塔的第一天，我整天都在研读竞赛规则，尽力了解这项运动中的后起之秀。这些资料都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用谷歌搜索自由潜水相关图片，看到潜水员们穿着美人鱼一样的装束，在水中或倒立或漂浮，做出各种自在随意的姿态，或是在游泳池底向上吐出精妙的环状气泡。这就好像人们从事羽毛球或者查尔斯顿舞[1]这类奇怪的爱好，这样在鸡尾酒会和电子邮件往来中，他们就可以聊起这个话题。
无论如何，我还有工作要做。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我出现在卡拉马塔码头，说服一位邋遢的魁北克移民，允许我登上他那艘二十七英尺长的帆船。锦标赛将在距离码头十英里[2]以外的深海进行，比赛期间，这是唯一一艘被允许出海的观众船。而我是船上唯一的记者。到了早上八点钟，我们已经和一支小船队停靠在一起，其中包括摩托艇、浮台还有各类装置，这些一同组成了运动员们的出发点。第一组潜水员到达现场，围着附近浮台垂下的三条黄色绳索，各就各位。一位工作人员从十倒数计数。比赛就此开始。
接下来看到的事情让我困惑而又畏惧。
我看到铅笔一样瘦削的新西兰人威廉·特鲁布里奇吸了一大口气，向下翻身，赤脚踢水，潜入水晶般的海水里。在最初的十英尺，特鲁布里奇大幅划水，奋力下潜。到达二十英尺左右时，他放松身体，像跳伞运动员一样将双臂放在身侧，而后平稳下潜，身影渐渐消失在深海中。海面上一位观察声呐屏幕的工作人员追踪着他的下潜轨迹，不断勾出深度：“三十米……四十米……五十米……”
特鲁布里奇到达三百英尺左右的绳子尽头，转了个身，开始向水面游回来。在经历了让人神经紧张的三分钟后，他瘦小的身形重新从深海中浮现，如同一盏车灯刺破浓雾。他将头冒出水面，呼气，吸气，向工作人员做出OK的手势，然后游到一旁，为下一位竞赛者空出场地。特鲁布里奇刚才下潜到了三十层楼的深度并返回水面，所有这些，仅仅依靠一口吸入的空气—没有依赖水肺潜水装备、压缩气瓶、防护服，甚至没有使用脚蹼。
水深三百英尺处，压力会比水面上压力的十倍还多，足以压扁一个可乐罐子。在三十英尺深，人的肺部会变为正常体积的一半大小；而在三百英尺深，肺部会缩小为两个棒球大小。然而特鲁布里奇和我见到的其他大多数自由潜水员都毫发无伤地回到水面。他们看起来毫不费力，一切自然而然，仿佛他们都属于深海。仿佛我们尽皆如此。
我惊讶于自己看到的一切，急需向他人倾诉。我打电话给居住在南加州的母亲，她不相信我的话，说：“这不可能。”我们通话后她联系了几位从事水肺潜水四十余年的朋友，然后又给我打回来。“在海底一定有一个氧气瓶[3]或是其他什么装置。”她说，“我建议你在发表文章前调查一下。”
但在绳子的尽头并没有氧气瓶。如果那儿有的话，如果特鲁布里奇和其他潜水员真的在上升前曾吸入压缩气体，在他们回到浅海的过程中这些气体会不断膨胀，肺部将因此而炸掉。而且在他们到达水面前，血液里将已经充满氮气气泡。他们会死。人体只有处于自然状态时，才能承受从三百英尺深的水下急速上升所带来的压力变化。
一些人比其他人适应得更好。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我又看到一些运动员挑战三百英尺左右的深度。许多人无法到达，中途返回。重新浮出水面时他们大都鼻子流血，失去知觉，或是心跳骤停。但是竞赛照常进行。而且，不知为什么，这项运动竟是合法的。
对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而言，为了追求人们（包括科学家在内）无法置信的下潜深度，他们可以付出残疾或是死亡的代价。但并非所有自由潜水者都如此。我见过许多理智看待自由潜水的运动员。他们对与死亡抗衡不感兴趣，也不关心能否打破纪录或是战胜他人。他们从事自由潜水，完全因为它是人类与海洋最直接、最亲密的联系方式。在潜入水下的三分钟里（潜入数百英尺深度所需的平均时间），人体只是短暂地保留了陆生生物的形态和功能。海洋改变了我们，从生理，到心理。
这个世界有七十亿人口，陆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测绘，大部分已经被开发，其中太多已经被破坏，只有海洋保留着最后一片人类不曾见过的、没有触碰的以及尚未开发的旷野，是这颗行星最后的边界。在海中没有移动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推特，没有电臀舞，没有会丢失不见的车钥匙，没有恐怖主义威胁，没有会被遗忘的生日，没有信用卡欠费的罚单，没有工作面试前会踩到的狗屎。生命中的所有压力、所有喧嚣、所有让人分心的事情，都被留在水面上。海洋是地球上最后一片真正的净土。
当这些哲人般的自由潜水者描述自己的经历时，他们的双眼漠然呆滞。这种神情就像你在佛教徒眼中看到的一样，或者像急诊室里那些已经濒临死亡，几分钟后又被抢救过来的病人的神情。这些人到达过另一个世界。而最奇妙的是，潜水员们会告诉你：“这扇门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是名副其实的每个人，和你的体重、身高、性别、种族都没关系。
在希腊举行的这次比赛中，聚集的潜水员不全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体形健美、有着瑞安•罗切特[4]一样超人体形的游泳运动员。他们中的确有几个体形标准、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如特鲁布里奇，不过这儿还有胖乎乎的美国人、小巧的俄罗斯女运动员、脖颈粗大的德国人，以及纤瘦的委内瑞拉人。
自由潜水公然违背一切我关于在海洋中生存的认知，你抛弃了水面上的世界，游离唯一的空气供给，去追求深海的冰冷、痛苦和危险。有时你会昏厥，有时你会口鼻流血，有时你不能活着回来。除了低空跳伞（从高楼、高塔、桥梁、高地等处向下跳伞）之外，自由潜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探险运动。每年都有数十位自由潜水员受伤或死亡，或许是数百位。这俨然是一种自杀冲动。
然而，过了没几天，当我返回旧金山之后，还是不禁会回想起这一切。
我开始研究自由潜水，以及潜水员们关于人体两栖反射的言论。我所发现的事情我母亲根本不会相信，大多数人也会对此表示怀疑，那就是，这种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曾被命名过。科学家们称之为“哺乳动物潜水反射”，或者更抒情一些，称之为“生命总开关”。在过去五十年间，他们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生命总开关”一词，于一九六三年由生理学家佩尔•朔兰德（Per Scholander）提出，是指当我们将脸埋入水中那一刻，大脑、肺部、心脏及其他器官被触发的种种生理反射。下潜越深，这些反射就越显著，最终激发一种生理变化，保护器官在强大水压下不至于内爆，将我们的身体变成高效的深海潜水系统。自由潜水者可以预知这些变化，并凭借它们潜得更深、更久。
人类古代文明对“生命总开关”了如指掌，几个世纪以来借助它在海面以下数百英尺深处采集海绵、珍珠、珊瑚和食物。十七世纪，到达加勒比海、中东、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欧洲访客都有相关记载，他们曾目睹当地人仅凭一口气便下潜一百多英尺，停留时间长达十五分钟。但多数记载已有数百年之久，这些古代文明所掌握的关于深度潜水的所有秘密，都在时间长河中遗失了。
我不禁开始疑惑：如果我们连深度潜水这样重要的能力都能遗忘，那么还有哪些本能和技巧被我们遗失了呢？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奔波于波多黎各、日本、斯里兰卡和洪都拉斯等地，试图寻找答案。我目睹人们下潜一百英尺，将卫星信号传感器刺入食人鲨的背鳍上。我搭乘他人自制的潜水艇潜入数千英尺下的深海，和发光的水母交流。我同海豚说话。鲸鱼同我说话。我和世界上最大的猎食者对视而游。我湿漉漉地、半裸着，和一群研究员一起站在水下的密闭舱里，因为吸入大量高压氮气而虚弱乏力。我在零重力的环境中漂浮。我收获了晕船症，还有晒伤，以及在数万英里飞行中，经济舱座椅所带来的酸痛腰背。我发现了什么呢？
我发现，我们和海洋的联系比多数人认为的更为紧密。人类从海洋中诞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起始于羊水，它的成分和海水几乎完全相同。我们最初的形态和鱼类相似。一个月大的胚胎先长出鳍，而不是脚；如果某条基因擦枪走火，接下来就会发育出鳍，而不是手。胎儿发育到第五周时，心脏有两个腔体，这是和鱼类所共有的特征。
人类血液的化学成分和海水有惊人的相似。当婴儿被放在水下时，他会本能地做出蛙泳动作，并且能自如地闭气四十秒左右，这比许多成年人还要久。直到我们学会走路，才失去了这种能力。随着年纪增长，我们进化出两栖反射的能力，能够下潜到不可思议的深度。如果是在陆地上，这种深度带来的压力会使我们受伤或送命，但在海洋里却不会。海洋是不一样的世界，有着不一样的规则。要理解这个世界，通常需要有不一样的心智。
我们在海中下潜得越深，一切就变得越奇妙。
在最初的几百英尺内，人类和海洋之间的联系是有形的，你可以在自己带有咸味的血液中品味这种联系，可以在八周大的胎儿鱼鳃一样的鳃裂中看到它，可以通过人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所共有的两栖反射能力来感受它。
但是在大约七百英尺深，当超越了人体能够通过自由潜水到达和生存的极限后，我们和海洋的联系超越了五感。你可以从深潜的动物身上看到相应的体现。
为了在这种幽暗、寒冷和高压的环境下生存，鲨鱼、海豚和鲸鱼等动物进化出超感官知觉，以此来导航、交流和观察。我们同样拥有这些超感官的能力。如同“生命总开关”一样，这是我们的祖先曾生活于海洋中的印记。在人体中，这些感官和反射都在沉睡，很少被用到，但是它们并没有消失。而且当我们极度需要它们时，它们似乎还会复苏。
这种联系存在于海洋与我们之间，存在于我们和那些DNA与我们高度相似的海洋生物之间，它吸引着我，潜入越来越深的探索之中。
在海平面上，我们是我们自己。血液从心脏流向器官和四肢。肺部吸入空气，排出二氧化碳。脑神经突触以每秒钟大约八次的频率被激发，心脏每分钟跳动六十到一百次。我们能够观看、聆听、触碰、品尝和闻嗅。我们身体的结构和功能适应水面及更高处的生存环境。
在水面六十英尺以下，我们就不太像自己了。心脏跳动降低到正常频率的一半。血液开始从四肢流向身体核心中更重要的部位。肺部被压缩为正常体积的三分之一。各种感官变得迟钝，神经传导变得迟缓，大脑进入深度冥想的状态。大部分人能潜到这个深度，并且在自己身体内感知到这些变化。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下潜得更深。
在三百英尺的深度，我们被极大地改变了。在这种深度下，环境压力是水面的十倍。身体各类器官萎陷。心脏以正常频率的四分之一跳动，比昏迷状态的心率还要低。生理感觉消失。大脑进入睡梦状态。
在六百英尺深，水压变成水面的二十倍左右，这种巨大的压力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已经难以承受。极少数自由潜水员曾尝试下潜到这样的深度，其中更少能够生还。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其他动物却可以。鲨鱼可以下潜到六百五十英尺的深度，甚至更深，它们所依赖的感官已经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范围。其中包括生物磁感应，可以依靠熔融的地核外核所产生的电磁脉冲指引方向[5]。有研究表明，人类同样拥有这一能力，在数千年间曾利用它导航，穿越浩瀚的海洋和荒凉的沙漠。
八百英尺看似是人体的绝对极限。然而，仍有一位奥地利自由潜水员愿意冒着瘫痪和死亡的风险，去挑战超越这一极限的深度。
在一千英尺深，海水更加冰冷，周围几乎没有光。另一种感官正式开启：动物们依靠听来感知周围的环境，而不是看。依靠这种名为回声定位的超感觉，海豚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拥有了卓越的“视力”，可以从二百三十英尺的距离以外定位一颗米粒大小的金属小球，也可以从三百英尺以外分辨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在陆地上，一群盲人开发出自身回声定位的能力，借助它在城市繁忙的街道上骑自行车，在林间慢跑，在一千英尺以外感知一座建筑物。这个群体并不特殊，依靠正确的训练，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闭眼视物。
在两千五百英尺深处，海水是永恒的黑色，压力近乎是陆地上的八十倍。对生活在这一深度的动物来说，危机四伏。电鳐为了适应环境，进化出在体内产生脉冲的能力，可以给猎物以致命的电击，并以此来防御捕食者。科学家发现，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同样包含着电荷。藏传佛教密宗[6]中修持内火瑜伽的僧人掌握了聚集细胞电荷能量的方法，在严酷的寒冬中可以温暖身体。英国的研究者发现，通过控制人体内细胞电荷的输出，我们不仅能够产生热量，还可以治疗许多慢性病。
到了一万英尺深处，在这黑暗与无情的深度，我们可以找到抹香鲸。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行为，比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生物都更接近人类的文明和智力。抹香鲸彼此之间的交流方式，可以比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更为复杂。
在两万英尺以下的，最深的水体中存在着世界上最荒芜的环境。压力是水面的六百到一千倍，温度勉强维持在冰点以上。这里没有光，也几乎没有食物。然而依旧有生命坚守在这里。这片幽冥般的水域，事实上，或许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诞生之地。
在人类两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两千年进行科学实验，几百年进行深海探险，有数十万海洋生物专业的研究生，有无数的PBS（美国公共电视网）特辑节目，有探索频道的《鲨鱼周》，即使如此，依然，我们依然只是探索了海洋的一小部分。的确，人类偶尔会进入深海，然而他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呢？如果拿海洋与人体相比，当前对海洋的探索，相当于只拍了一张手指的照片，就想摸清人体机能的状况。在海洋的肝脏、胃、血液、骨骼、大脑和心脏里，究竟有些什么，如何运转，我们的身体在其中如何适应和工作，依旧是个秘密，绝大多数隐藏于黑暗无光的国度里。
说得明确一些，这本书有一条下潜的轨迹。随着每一章的翻阅，它将下潜得更深，从水面到最黑暗的海底。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下潜，然后，为了描述那些无法到达的深度，我会借助“代理者”—众多深潜动物，和人类有着出乎意料的惊人相似性的那一些。
接下来的研究和故事仅仅涉及到当前海洋研究的一小部分，而且主要集中在人类与这一国度的联系上。其中描述的科学家、探险家和运动员，也仅仅是成千上万探索海洋奥妙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
许多研究者也是自由潜水员，这绝非巧合。我在研究的最初就了解到，自由潜水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更是接近和研究众多最为神秘的海洋生物的迅速有效的方式。比如，鲨鱼、海豚和鲸鱼，可以下潜一千英尺或更深，但是没有方法可以在这样的深度研究它们。最近一些科学家发现，在水面附近等待这些动物来进食和呼吸，然后以它们的方式，利用自由潜水接近它们，可以比任何水肺潜水员、机器人或者航海员更近距离地研究它们。“水肺潜水像是驾驶四驱车穿越丛林，摇上窗户，开着冷气，大放音乐，”一位自由潜水研究者对我说，“你不仅仅是远离了周边环境，你也打扰了它。动物们都害怕你。你对它们是种威胁。”
我在这个群体中沉浸得越多，就越希望和他们一样，拥有和研究对象亲密接触的经历。我自己也开始学习自由潜水。我成为了一名学生。我潜入深海。
所以，我的自由潜水训练同样也是不断下行的螺旋曲线的一部分，一种个人的追求，去克服旱地本能（即呼吸），开启“生命总开关”，把身体磨炼成潜水机器。只有借助自由潜水，我才能在生理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接近那些海洋生物，去了解它们所传达的、关于我们自身的浩繁的信息。
然而我知道，自由潜水有它的极限。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一般也不能轻松到达一百五十英尺以下的深度，即使他们可以到达，也不能停留很久。普通的入门级潜水员，比如我，在令人沮丧的开头几个月里，可能连几十英尺都无法下潜。为了到达更大的深度，观察那些从来不曾接近海面的深海动物，我追随另一类不同的自由潜水员—崇尚“自己动手”亚文化的民间独立海洋研究者。他们正在对通往海洋之路进行革新，并使之大众化。当其他在政府和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们还在填写经费申报表，焦灼于经费缩减时，这些独立研究者正在用各种管件制造自己的潜水艇，用iPhone追踪食人鲨鱼，用意面过滤筛、扫帚柄和几部GoPro相机[7]组装成的奇妙装置，来破解鲸类的神秘语言。
公允地说，许多研究机构不从事类似的研究，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这群独立研究者从事的事情是危险的，而且经常是完全不合法的。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允许它的研究生们乘着破旧的小船出海几英里，和鲨鱼或是抹香鲸共游（后者是地球上最大的捕食者，拥有八英寸[8]长的牙齿）；或是搭乘没有牌照、也没有保险的手工打制的潜水艇，在深海中下潜数千英尺。但这些离经叛道的研究者一向如此，而且通常是自筹资金。就是依靠这些拼凑的装备和零散的资金，他们和海洋深处的原住民们共度了更长的时光，比所有前人都要久。“珍妮•古道尔[9]不会在飞机上研究黑猩猩，”一位鲸类交流领域的独立研究员这样说，他在妻子的餐馆顶层搭建了一个实验室，“所以你也不能指望在一间教室里研究海洋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你得到海里去。你得把自己弄湿。”
于是我这样做了。
[1] 查尔斯顿舞（The Charleston）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的一种摇摆舞，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城命名。
[2] 1英里约合1.6093公里，下同。——编者注
[3] 水肺潜水中使用压缩空气或其他压缩混合气体，而不是大众惯常认为的“氧气瓶”。—译者注
[4]美国全能游泳运动员，男子200米混合泳（1分54秒）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100米、200米和400米混合泳短池世界纪录保持者。
[5] 地磁产生机制有多种假说，其中自激发电机理论认为需要有液态的外核存在，内核也许是固态。—译者注
[6] 原文此处为“苯教”，和藏传佛教是两个概念，个人认为是作者混淆了，应为密宗。—译者注
[7] GoPro相机是一款小型可携带固定式防水防震相机。GoPro的相机现已被冲浪、滑雪、极限自行车及跳伞等极限运动团体广泛运用，因而“GoPro”也几乎成为“极限运动专用相机”的代名词。—编者注
[8] 1英寸约合2.54厘米，下同。——编者注
[9]珍妮·古道尔，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的动物学家，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教育和保护。她20多岁时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为了观察黑猩猩，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编者注
下潜60英尺
如同休斯顿[1]对于空间站的意义，在基拉戈礁岛上有一座绿松石色的二层小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尚存的海底实验室—宝瓶宫[2]的总部。在房屋前面，空心煤渣砖支撑着一个邮箱，系在一堆风化的木头上。白色沙砾铺就的车道上，停满了肮脏破旧、年代久远的小汽车。穿过一片森严的铁丝网，走上木头台阶，你会看到一扇滑动玻璃门，推开来，是一间上世纪七十年代装修风格的房间。任务控制中心就在右侧。
宝瓶宫拥有一间宿舍应当具备的全部条件。走廊里有橡木橱柜，起居室里胡乱摆放着破旧的沙发，晒得黝黑的男人们穿着短裤，倒戴着棒球帽，吃着微波炉煮好的面条。
运营总监索尔•罗瑟邀请我进入观测台。三十二岁的罗瑟在宝瓶宫工作了两年，他穿着黑色的马球衫、松松垮垮的棕色长裤、白袜子和黑鞋子，一身工程师们休闲时的非正式制服。在他面前的组装书桌上有三台电脑显示器、一部红色的电话机，还有一本工作日志。罗瑟和我握手并表示歉意，他需要接个电话。“药膏。”嘶嘶啦啦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收到，药膏。”罗瑟说。“涂抹药膏。”那个声音说。“收到，涂抹药膏。”罗瑟说。
罗瑟面前的电脑显示屏上有十幅闭路电视监控的画面，其中一幅粗粝的图像中，一只手正在往膝盖上涂抹药膏。“药膏已涂。”那个声音说。“收到，药膏已涂。”罗瑟说。
罗瑟在工作日志上逐字记录。这时扬声器归于宁静。他盯着屏幕，看着女人抹完药膏。过了片刻，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另一幅监控画面里出现了女人的背影，她走过狭小的房间，将药膏放在一个白色小抽屉中。视频是像素化的，看起来信号仿佛来自外太空。只不过现实中，画面中的女人年轻、金发，穿着比基尼底裤和T恤衫，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让宝瓶宫看起来更像是一间宿舍。“完毕。”女人的声音在嘶嘶啦啦的扬声器中响起。“完毕。”罗瑟回答说。
图像中的女人叫琳赛•戴格南，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的一位海绵研究者。她已经在宝瓶宫里生活了八天，还有两天才会浮出水面。她的膝盖上有一处擦伤，需要医疗处理，并在阳光下恢复，但二者短时间内都不可能实现。宝瓶宫所在的六层楼深的地方没有阳光，也没有医生。打开后舱门，直接游到水面上来的话，会害死戴格南；她的血液会沸腾一般翻滚，极有可能从她的眼睛、耳朵和其他孔洞中迸射出来。
戴格南和其他五位研究员被称为“潜航员”，以科学研究为名，他们自愿将身体加压到每平方英寸三十六磅[3]，这样他们就能想潜多久就潜多久，而不用担心罹患减压病[4]。唯一的要求是，一旦潜航员们下潜到距离我们七英里远，水下六十英尺深的宝瓶宫，他们就要在那儿待上一周半，直到任务结束。然后他们会经历十七个小时的减压过程，让身体逐渐回到水面的压力，使体内溶解的高压氮气能安全地扩散。
我以研究的名义到这儿来，看看当这些科学家在房车大小的水下舱体内生活十天后，会有些什么收获。此外，我还不会自由潜水，对我来说，这是体验水下研究的最佳方式。
如果戴格南和其他潜航员们突然罹患幽闭恐惧症，没有经历减压过程便擅离职守，他们将会遭遇什么？几年前到访宝瓶宫的一位医生做了一组演示，模拟这种情况。他下潜到宝瓶宫，从一位即将结束长时间任务的潜航员身上抽血，将血液封入小瓶，然后带着它回到水面。在医生到达海面的瞬间，小瓶中的血液猛烈地翻着泡，将胶皮塞都崩了出来，仿佛那是香槟酒瓶的软木塞一样。“想想看你的脑袋会发生什么？”罗瑟说道，在桌下踢着他舒服的黑色皮鞋。我脑海中浮现出电影《魔女嘉莉》里的茜茜•斯派塞克的形象[5]。
血液可能冒泡，只是在水下铁皮箱里生活的不便之处之一。即使空调大开，下面也没什么能真正干透。这也是为什么宝瓶宫的潜航员们通常都是半裸的，为什么戴格南需要在膝盖细小的擦伤上涂抹药膏。在这弥漫的湿气中，湿度高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一百，感染无比猖獗。霉变也如此，耳朵疼也是。一些潜水员要经历持续的干咳。
二〇〇七年，一位二十九岁的澳洲青年劳埃德•戈德森，试图住在一个叫作“生态潜艇”的自给自足的小屋里，想在十二英尺的水下生活一个月。最终击败他的不是寂寞，而是潮湿。几天之内，生态潜艇里的湿度达到百分之百，天花板上滴着水，戈德森的衣服被湿气浸透，开始发霉。他变得头晕、虚弱、惊恐、多疑。他坚持了不到两周就返回了地面。宝瓶宫的工作人员们在相似的条件下最多居住了十七天。法国著名海洋探索家雅克-伊夫•库斯托[6]的孙子法比安•库斯托，计划于二〇一四年在宝瓶宫执行为期三十一天的实验项目。[7]
如果宝瓶宫的湿气没有击垮你，那么也许压力会。一直有一百一十二吨水压在宝瓶宫上。为了将水拒之门外，这个栖息地必须被高度加压，在水下六十英尺深，压力大约相当于海面的二点五倍[8]。待在宝瓶宫里的感受，和在一万三千英尺高空恰恰相反。薯片袋子变得像薄饼一样扁。面包变得致密坚硬。烹调工具仅限于热水和微波炉，而且大多数食物是真空包装的野营食品。若干年前，一位水面供给潜水员用的密闭容器为潜航员们投送了一个柠檬蛋白派，打开时，巨大的压力立刻把它压扁了，变成一张黄白相间、黏糊糊的薄片。
罗瑟正在观看视频监控，潜航员们在准备就寝（他在工作日志上记录道，潜航员们准备就寝）。有人检查了标示在后面墙上的氧气水平（罗瑟在工作日志上记录，一位潜水员检查了后墙上的氧气水平）。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
宝瓶宫被二十四小时持续观测。麦克风记录下每一个房间里的谈话。每一个动作、行动和举止行为都被记录。每隔几秒，一台电脑都会检查空气压力、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与氧气水平。阀门每个小时被检查。系统中最细微的破损都有可能引发连串的多米诺效应，导致生活舱大量进水，瞬间淹没其中的潜航员们。罗瑟和其他管理人员在这儿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些事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宝瓶宫执行了一百一十五个项目，其中只发生了一例死亡事故，其原因是潜水员的循环呼吸器发生了故障，和实验室本身并没有关系。
然而宝瓶宫的队员们也曾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一九九四年的飓风中，一部发电机起火，迫使潜航员们在减压后立即撤离，进入十五英尺高的巨浪里。四年后，在另一场风速每小时七十英里的暴风雨中，宝瓶宫被从地基上连根拔起，险些毁坏。二〇〇五年，海浪无比狂暴，以至于六十万磅重的宝瓶宫在海底被拖拽出十余英尺的距离。
然而，对潜航员们来说，危险、封闭的住所，在脆饼般单薄的双层床上睡觉，吃压扁的薯片，并且湿漉漉、半裸着围坐在一起，不过是他们所付出的微小的代价。因为以此可以换得无拘无束、接近海面以下六层楼深度的机会。这个深度被研究者们称为透光层。
在最初几百英尺深度以内，海洋里的生命和陆地上的生命非常相似，只不过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一的面积，是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已知生物的家园。到目前为止，它是宇宙中可以找到的最大的有生命存在的区域。
被称为透光（阳光）层的浅水水体的深度，根据具体环境而有所不同。在靠近河口的混浊的海湾，它可能只有从水面向下的四十英尺左右；在清澈的热带海洋里，它可以达到大约六百英尺的深度。
哪里有光明，哪里就有生命。透光层是海洋中唯一拥有足够光线、可以维持光合作用的区域。虽然它只占全部海洋的百分之二，但是荫庇了其中已知的百分之九十的生命。鱼、海豹、甲壳类等多种生物，都把透光层当作自己的家园。海藻占据单位海洋生物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除了透光层，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生长，它对于陆地和海洋中所有的生命都至关重要。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氧气都来自海藻。如果没有它，我们将无法呼吸。海藻如何产生如此大量的氧气，以及气候变化对此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这是宝瓶宫里的潜航员试图寻找的答案之一。他们也尝试揭开更多的海洋奥秘，比如，珊瑚“心电感应”背后的秘密。
每年的同一天，同一个时辰，通常是在同一分钟里，同样种类的珊瑚，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会突然以完美的同步性一齐产卵。在各年中，具体的日期和时间都不相同，其中原因大概只有珊瑚们才知道。更为神奇的是，当某一类珊瑚在某个小时内产卵时，它身边近在咫尺的另一种珊瑚正安静地等待着和它同种的珊瑚在另一个不同的时刻，或者是不同的日子，或是不同的星期，一齐产卵。距离看似毫无影响。即使你折下一簇珊瑚，将它放到伦敦某个水槽下的水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簇珊瑚也会在同一时间，和世界上其他同种珊瑚同时产卵。
这种同步产卵对珊瑚的生存有着重大意义。珊瑚群需要不断向外扩张，才能茁壮成长。为了保持健康与强壮，它们必须跳出本身的基因库，和周围的珊瑚交配繁衍。当珊瑚的精子和卵子从本体释放后，它们只有大约三十分钟来结合。时间再久一点，精子和卵子就会消散，或是相继死去。研究者发现，如果同步产卵时间存在哪怕十五分钟的误差，珊瑚群生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珊瑚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生物构造，覆盖了海底大约十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交流的方式比任何人所能够设想到的都更为精巧。然而，珊瑚虫也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物种之一。珊瑚虫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大脑。
很快就没有那么多珊瑚幸存了。在世界各地，珊瑚群都以创纪录的速度逐渐消亡。在澳大利亚大堡礁一带，百分之五十的珊瑚已经死亡。在加勒比海一些地区，比如牙买加，珊瑚的总数削减了百分之九十五。在过去十年，佛罗里达近海的珊瑚群消失了百分之九十。原因尚未明朗，不过科学家们相信，污染和气候变化难辞其咎。在未来五十年间，珊瑚也许会彻底灭绝，和它一同消失的，将会是自然界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
对宝瓶宫研究珊瑚的潜航员而言，他们的工作是与时间赛跑—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还将遇到更多这样的赛跑。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将一个巨大的罐子倒转，将人放在里面，沉入水下，潜水员依靠储存罐内的空气短暂补氧，就能维持水下活动。自此以后，人类曾经设计出各种宏伟的计划，来探测透光层的浅海区。这些计划大多令参与者身亡或受伤。人类水下探索的历史，是由那些试图潜入深海的人的骸骨铸成的。
在十六世纪，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了一张潜水服的草图：它由猪皮制成，胸部有一个气囊来盛放空气，腰部还有一个尿壶。（这个装置从未问世。）数年后，另一个意大利人提议，在头上罩上一个有玻璃视窗的桶，下潜二十英尺。（在试验阶段失败了。）到了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叫作埃德蒙•哈雷的英国天文学家，就是后来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彗星的那一位，提议将人投入巨大的木桶里，并通过葡萄酒桶向他供气。（他从未尝试过。）
第一个成功下潜到和宝瓶宫相同深度的潜水装置，是在一七一五年前后由约翰•莱思布里奇发明的，他是英格兰德文郡的羊毛商人，和他的十七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这个装置由一段六英尺长的橡木圆柱打造而成，前面有一扇玻璃舷窗，两侧各有一个袖孔，镶有皮质的套筒。空气通过上侧的软管供给。整件东西看起来无比简陋脆弱，然而莱思布里奇成功地依靠它一次下潜到七十英尺左右，并停留了半个小时—但是莱思布里奇记录道，这件事完成得“极为困难”。
一个世纪后，一位叫查尔斯•康德尔特的布鲁克林机械师，推出了一种更为轻巧和“安全”的探索海底的方式—世界上首个自携式水下呼吸装置，简称为水肺（Scuba）。这套装置包括镶嵌在康德尔特背部的四英尺长的铜管，还有一个用霰弹枪枪筒制成的气泵，可以将空气泵入覆盖康德尔特面部的橡胶面罩里。每当康德尔特想要呼吸时，他只需要扣动枪筒上的装置，就能呼吸到一阵新鲜空气。在一八三二年，康德尔特在纽约东河首次展示这套装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水肺潜水员。随后在同一天，铜管在水下二十英尺深处破裂，康德尔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死于水肺潜水的人。
其他各种发明纷至沓来。在英格兰，约翰•迪恩将消防员的头盔和橡胶服相连，制造出第一件潜水服产品。甲板上的气泵通过连接在头盔后方的软管提供空气，第一次使潜水员在水下八十英尺处停留一小时左右。迪恩发明的头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同时它也是危险的。泵入潜水服里的压缩空气，使它在潜水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急剧、极端的压力变化的影响。如果头盔或者软管破裂，反向压力会在潜水服内制造一个真空空间，从内向外挤压潜水员的身体，迫使血液从鼻子、眼睛和耳朵流出。挤压变成半常规的事件。有时力量如此强大，将潜水员的皮肤血肉从身体上撕裂。在一起事故中，一位潜水员身体的绝大部分都四分五裂，不知所终，能够埋葬的，只有塞满了他血肉模糊的残骸的头盔。
人类陷入海中越深，后果就变得越奇异和残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建筑工人利用一种不透水的装置沉箱，修建桥梁和码头的水下地基。为了将水阻隔在外，沉箱里填充了来自水面的压缩空气。通常在沉箱中工作仅仅几天后，工人们就会报告各种病症，如皮疹、皮肤斑纹、呼吸困难、惊厥，以及极度的关节疼痛。随后他们濒临死亡。
这种病症逐渐为人所知，被称为沉箱病，或者更通俗些叫曲肢症，这一名称来源于患病工人在膝盖和手肘处感受到的巨大疼痛[9]。后来科学家发现，从沉箱中的压缩空气环境回到水面上的普通空气环境，这一过程带来的压力变化，使原本溶解于工人体内的氮气形成气泡，并在关节处汇聚。
还需要再过四十年，工程师们才会理解，伤害海洋探索者的不是深水，而是深潜的机械。讽刺的是，当西方潜水员借助设计精巧的潜水服或沉箱下潜六十英尺以内，却依旧溺亡、或是脸被吸掉、或是遭受曲肢症折磨时，在向东两千英里之外的波斯，采珠人早已经能够定期下潜两倍于此的深度，采珠时仅仅依靠一把刀和屏住的一口气。他们没有遭受过上述任何病痛，而且他们下潜到这样的深度，已有数千年之久。
最终，西方的工程师们发明出精细的系统，可以保护身体免遭水下压力的伤害。他们计算出压力如何随深度变化，氧气如何会产生毒性。莱思布里奇和迪恩的简陋发明，最终演化出携带压缩空气的潜水盔甲、潜水艇，以及水肺潜水所用的减压表。
一九六〇年，美国海军上尉唐•沃尔什和瑞士工程师雅克•皮卡尔，搭乘“的里雅斯特”号钢制潜水器下潜到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三万五千七百九十七英尺深处—海洋最深处的水底。两年后，人类开始在水下生活。
第一个水下居住舱由雅克-伊夫•库斯托打造，构建于马赛附近海域三十三英尺深的海面下。它叫“大陆架”，大小和一辆大众公共汽车的车厢相仿，也同样寒冷潮湿。“这里风险巨大，超越了挑战的范围。”打造“大陆架”的库斯托说。事实上，这儿的风险如此之大，库斯托派了两个助手来替他待在水下。他们只坚持了一个星期。
一年后，库斯托在苏丹沿海的海底搭建了更为豪华的五室水下舱，包括起居室、淋浴室和卧室。记录这次历险的镜头，后来出现在库斯托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没有阳光的世界》里，展示了某种法式的、未来主义的天堂生活，其中潜航员们在白天漂浮于色彩斑斓的海洋花园里，夜里他们抽烟、喝酒、品尝精致烹调的法式大餐、看电视。潜航员们坚持了一个月。他们唯一的抱怨是，水下没有女人“陪伴我们”[10]。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世界各地共有五十多处水下居住舱，还有更多的在计划中。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都潜向深海。库斯托预言，未来人类的后代将在水下的村落里诞生，并且“（适应）环境，不需要进行手术，他们就能在水下生活和呼吸。到那时，我们就创造了人鱼”。看起来，关于“内太空”的竞争已经展开，并愈演愈烈。
然而随后它就中止了。仅仅数年后，大部分水下居住舱就已经被拆毁。在水下生活被证实为是极困难的挑战，而且比任何人所想的更为昂贵。盐水啮食金属结构，风暴将地基从海床上撕裂，潜航员们生活在减压病和感染的持续恐惧中。
毕竟这是太空时代。人类在月球登陆，在近地轨道搭建住所。所以在水下寒冷潮湿的箱子里生活几个星期，看起来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从外部都难以观测的环境，更别说住在里面往外观察了。而且在水下进行的关于微生物和氧中毒的研究，和绝大多数陆地居民没什么关系。科学家已经证明人类可以下潜到最深的洋底，可以在水下生活，但是，那又如何？
今天，大部分海洋研究都在水面上操作，通过从甲板投入水中的机器人进行。人类了解了更多关于海洋化学构成、温度和海洋测深学（海底地貌）的信息，但是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更加远离海洋。
大多数海洋研究者们（至少是我早前访问过的那些），从来没有下过水。宝瓶宫是最后一个研究者们会弄湿自己、并且一次保持潮湿十天的海洋研究机构，然而它已经被内定关闭。
在宝瓶宫进入海底的垃圾堆，和各类其他发明一起生锈之前，我想亲眼看到它，再看看这座海洋探索机构的最后遗珠。在我出发去和离经叛道者们共度一年之前，我想看看，体制内的专家们如何研究海洋。
距离基拉戈七英里，在风雨交加、浪声呼号的海面上，我正准备尝试有生以来第一次水肺潜水，下潜六十英尺，进入宝瓶宫。我对用摩托艇送我过来的船长竖起拇指示意，调整好呼吸器咬嘴，埋头潜向水下。我下沉了二十、三十、四十英尺，然后注意到自海底上涌的一股股气泡，像一条倒挂的瀑布。一位宝瓶宫的安全潜水员站在气泡环绕之中，招手示意我靠近。我向着他的方向踢水前进，埋下头，几秒钟之后，我站在宝瓶宫后部湿漉漉的甲板上，重新回到空气中。“请脱下你的湿衣，”一个男人站在金属楼梯的顶端，对我说道，他递给我一条浴巾来围在腰间，“欢迎来到宝瓶宫。”
他是带我参观这里的工作人员，叫布拉德•佩德罗。在宝瓶宫里，即使是最细微的水迹都需要数天或者数周才能消失，所以所有的参观者都被要求将水肺潜水装备和湿衣服留在门边。我围上浴巾，随着佩德罗穿过甲板，进入一间控制室。功率放大器中粗粝的噪声和压缩空气刺耳的高音在钢铁墙壁上回响。向里走了几步，我看见在厨房的桌旁，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肩并肩坐着。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校区海洋生物学的研究生，刚刚结束为期十天的海绵和珊瑚的研究项目。他们面前摊着一袋扁平的、半空的奥利奥饼干。“漫长的时间对人的精神的确是一种消磨。”一个肤色苍白的男人说道，他叫斯蒂芬•麦克默里，从事海绵种群动态的相关研究。他把勺子插入方便面的泡沫塑料杯里，透过窗户，望着下面的海底。“这下面从来没什么东西干燥过。”坐在他对面的约翰•海默说道，“从没有。”海默在研究鹦嘴鱼，他大笑着，看了看自己的手。另一个潜航员因加•孔蒂－叶普坐在他的旁边。她的头发纠结卷曲，像湿灰泥一样贴着头皮。“压力对你的皮肤做了些有趣的事儿。”她咯咯地笑着。
所有的潜航员们都笑了，然后陷入沉默。他们又放声大笑，然后再次进入沉默。我不禁感到，这下面的所有人都有些古怪。不是我预想中的幽居病[11]，他们远比那种病症欢乐得多。事实上，他们看上去像是喝醉了。
我了解到，当身体被加压到三十六磅每平方英寸，并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将会引发轻微的精神错乱。在较高的压力下，有更多的氮气溶于血液中，最终产生与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相同的效果。身体中的氮气越多，潜航员们越感到疲惫不堪。到十日项目的末期，全组人员的反应就像大量吸了笑气一样。
前晚我在控制中心观测到的、往膝盖上涂抹药膏的潜航员琳赛•戴格南，看起来格外恍惚。“我们在下面越久，这里的空间就显得越大，”她笑嘻嘻地说道，“它现在看起来有实际的三倍大。它本身就和一辆校车一样大！但是它现在看起来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潜航员们欣快症一般的恍惚，实质上是针对这个潮湿、局促、危险的地方的应对策略。发霉的浴巾、生锈的金属，还有令人窒息的潮湿，是生活在这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你想随时回家，就会有鲜血从你的眼中喷涌而出。更糟的是，每隔三十秒左右，海面上浪峰和浪谷的交替，不断改变着宝瓶宫内部的压力，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鼓胀耳膜，平衡鼻窦腔体的压力。
参观继续进行。佩德罗带领我向东走了三步，来到卧室里—两排三层的高低床—然后再回到厨房。参访到此结束，他这么说。宝瓶宫里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我注意到没有看到卫生间，于是我问佩德罗，我们是否经过了它。“通常我们就去外面后边那儿。”他说，指了指我刚刚游进来的水下甲板入口。那是宝瓶宫的前门，也兼作它的厕所。
在水下居住舱里，厕所以难于应付而臭名昭著，主要是因为气压持续变化，在抽水马桶管线内会制造真空效应。在早期的水下居住舱里，厕所有时候会爆炸，舱体内废物四溅。宝瓶宫的便桶已经经过改良，但是它太小了，很难维护个人隐私，所以潜航员们更倾向于去后面的海里方便。这种方式也有它的问题—海洋生物会争抢来自人类的“食物”。某一次，一位男性潜航员站在水下甲板上，腰部以下没入水中，臀部被一条饥饿的鱼咬得鲜血直流。
佩德罗指示我回到水下甲板上。在三十六磅每平方英寸的压力下，通常经过九十分钟氮气就会累积到危险等级，不过有时会发生得更快。为了安全起见，宝瓶宫允许参观者最多停留半小时。我的时间用光了。
我穿上湿衣，踩着水通过大门，踢水游进蓝色烟雾般的海中。呼吸调节器发出持续的咕噜咕噜声，吓跑了周围的一切。好像我去观鸟，但是背上捆着一台吹叶机。而且还有湿衣、气瓶、围绕着身体的胶皮管子，这些甚至妨碍我去切身感受海水。
在宝瓶宫中也是同样的感受。虽然这个栖息地允许潜航员们进行宝贵的长期研究，然而对我来说，坐在钢铁罐子里，透过窗户和显示屏幕看着大海，真是无望的孤独。即使在海面冲浪时，我都感觉自己和海洋以及其中的生命联系得更为紧密，远胜于在水下六层楼深，坐在一个橡胶和钢铁制成的罐子里。
回到摩托艇上，我剥下水肺潜水装备，坐到船长室里。在我离开前，宝瓶宫的后勤人员需要下潜，为潜航员们送去罐装食品等补给。
船长奥托•吕滕，为人热情，肤色黝黑，他已在宝瓶宫工作了二十多年。他递给我一瓶水，向我讲述了他工作中曾经经历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公海上的救援，爆炸，紧急上升。“那时候这儿可真是狂野西部，”他说，“我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用水肺装备来投递物品。”他解释说，水肺潜水费时太久，而且短时间内只能进行几次潜水，随后体内的氮气就会累积到危险程度。所以吕滕和其他工作人员选择穿上游泳衣，穿戴面镜和脚蹼，以自由潜水的方式将补给品带到水下。
带着一大堆密封包装的容器，游到下面，再返回水上，这得花费一分多钟。我对吕滕说，他和其他潜水员一定在宝瓶宫稍作停留，吸气，然后才返回水面。吕滕大笑起来，回答说，如果他那么做了，吸入的高压空气也许会要了他的命。
剥离了那些装备—气瓶、配重、呼吸调节器和浮力控制装置，吕滕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潜得更深、更频繁，速度可以是那些被高科技装备包裹的潜水员的四倍。
我问吕滕，他是否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自由下潜到达那样的深度。“没有，不算是。”他说，“这很容易。你就是吸一口气，然后潜下去。”
[1] 约翰逊航天中心位于休斯顿东南，是美国载人航天飞机的研发基地和载人太空飞行基地，也是操作及控制中枢，由研究中心、指挥中心、宇航培训中心及大型展览馆等部分组成。—译者注
[2] “宝瓶宫”是美国于80年代建立的海底研究实验室，归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所有，位于佛罗里达州大礁岛基拉戈海域附近。实验室呈罐状，长14米，宽3米，重约81吨，建在27米深的水下。—编者注
[3] 1磅约合0.4536公斤，下同。——编者注
[4] 当环境压力过快下降，血流中的氮气迅速析出并形成气泡，由此导致减压病。其临床症状通常不是立即显现。通过对猪和其他动物的实验表明，动物深潜并回到水面后，氮气逸出在30分钟后达到临界水平，首先是身体的各大关节，如肘部、膝部和脚踝等，开始抽痛。皮肤发痒并产生斑纹，四肢麻痹，肺部灼烧。在极端情况下，死亡随之而至。—原文注
不仅仅是血流中，氮气存在于身体各个组织中。身体各类组织对于氮气的吸收和排放的速度不同。—译者注
[5] 《魔女嘉莉》是改编自斯蒂芬·金小说的一部惊悚电影，1976年的老版由茜茜·斯派塞克主演。该片讲述一个有女巫血统的超能力少女嘉莉向欺辱她的同学复仇的故事。片中她有一个全身被淋满猪血的可怕形象。——编者注
[6]雅克-伊夫·库斯托（Jacques-Yves Cousteau，1910年6月11日—1997年6月25日），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生态学家、电影制片人、摄影家、作家、海洋及海洋生物研究者，法兰西学院院士。库斯托与路易·马卢合作制作的纪录片《静谧的世界》（The Silent World），在戛纳电影节上映，并获得金棕榈奖，这是第一次以清晰逼真的图像、绚丽夺目的色彩，向公众展示了一个人类完全陌生的海底世界。—译者注
[7] 该计划已于2014年6月至7月间完成。—译者注
[8] 实际是2.8倍，海水中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译者注
[9] 常弯曲该部位，疼痛得以缓解，故患者常常弯曲肢体，因此被称为曲肢症。—译者注
[10]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洋底是抢手货，深海任务变得日益奇特、匪夷所思和危险。为了不让法国人领先，1965年美国海军派遣前“水星七号”的航天员斯科特·卡彭特，进入名为“海洋实验室二号”的680平方英尺的管状钢铁舱里，并将它沉入加州拉霍亚沿海203英尺深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卡彭特生活在“海洋实验室二号”中，测试设备，接收海军训练的宽吻海豚“塔非”投递的邮件，呼吸主要由氦气构成的混合气体。（如果这种气体失效，卡彭特有可能会经受惊厥、反胃的折磨，以及不可逆转的肺部损伤，甚至更糟。）此次试验获得了成功，但是氦气有一个副作用：这次潜海后，卡彭特在减压舱里呼吸这种气体时，他只能用一种高调的、被氦气扭曲的声音和指挥官们通话。总统林登·约翰逊打电话来祝贺卡彭特完成任务，他和尖声细气的潜水员之间一本正经的对话成为了传奇。—原文注
[11] 幽居病（cabin fever）又名舱热症，是一种长时间待在封闭空间内所引发的不安与易怒状态，常见于独立外驻考察的人员，或者监狱内的囚犯等。—译者注
下潜300英尺
一九四九年，一位壮硕的意大利空军中尉雷蒙多•布赫决定，在卡普里岛附近的海域进行一次冒着死亡风险的挑战。布赫计划乘船到达深海区，在那儿凭着吸进去的一口气，下潜一百英尺，到达海底。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会等在那儿。布赫将从潜水员那里得到一支中空的金属棒，其中有一封卷起来的羊皮纸信件，拿到金属棒后他会踢水游回水面。如果他顺利完成下潜，将会赢得一笔五万里拉的奖金；如果没完成，他会溺毙。
科学家们警告布赫，根据波义耳定律，这种下潜会要了他的命。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英裔爱尔兰物理学罗伯特•波义耳推导出一个定律，其中用公式描述了气体随着压力变化而产生的性质变化。根据波义耳定律，一百英尺深的水所带来的压力，会将布赫的肺压缩到崩溃点。然而他还是这样做了，并且拿到了信件，返回水面时面带微笑，而他的肺毫无损伤。布赫赢得了奖金，更重要的是，他证明所有的专家都错了。三个世纪以来，科学界奉为经典的波义耳定律，在水下似乎分崩离析。
布赫下潜的经历印证了一系列长期实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实验非常残酷，甚至荒谬，它们似乎都表明，对于人和其他动物而言，水，或许有着延长生命的效果。
有据可查的这一类实验起始于一八九四年，当时查尔斯•里歇[1]的实验对象是圈养的几只鸭子，它们的脖子上都被系上绳套。他拿出一半的鸭子，收紧绳套，直到鸭子不能呼吸，然后记录它们至死所需要的时间。接下来，他对另一半鸭子重复了同样的步骤，只是这次他先把鸭子放在水下，然后再收紧绳套。在空气中的鸭子仅仅存活了七分钟，而被放置在水下的鸭子存活了二十三分钟之久。这个结果非常奇妙，以同样的方式剥夺了两组鸭子的氧气，但是水下的一组比空气中的一组多活了两倍的时长。
里歇后来凭借过敏反应病因的研究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认为，水或许影响了鸭子的迷走神经。在人类和鸭子体内，这种神经从脑干延伸到胸部，有减缓心率的功能。因此里歇提出观点，认为较慢的心率会导致耗氧量的下降，从而延长生存时间。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他给一组鸭子注射了阿托品，这种药物会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避免心率降低。第二组鸭子保持原样，没有注射阿托品。他将两组鸭子的脖子系紧，记录它们死亡的时间。结果两组鸭子都在六分钟左右死亡。
随后，他另取一组鸭子，注射阿托品后，将鸭子置于水下，重复刚刚的实验步骤。在水下，注射了阿托品的鸭子经过十二分钟以上才死亡，是空气中的鸭子存活时间的两倍。即使阿托品抑制了迷走神经的功能，使它无法减缓心率，然而，水对鸭子依旧有着无法解释的延长生命的功效。十二分钟后，里歇将一只注射了阿托品的鸭子拿出水面，松开脖子上的绳套，为它实施复苏术。鸭子竟然起死回生了。
肺部大小、血容量，还有迷走神经，这些都无法解释里歇的实验结果。水只凭借自身的功效就延长了鸭子的生命。他不禁疑惑，对于人类，水是否也有同样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一位在美国工作的瑞典研究者佩尔•朔兰德，证明水确实有这样的影响。他召集了一组志愿者，在他们身上贴上测量心率的电极，用针刺采血。朔兰德曾经见识过，在深海中，威德尔海豹的生理功能会发生逆转。他写道，这些海豹，当它们潜得更久、更深时，竟然好像可以从潜水的过程中获取氧气。朔兰德想知道，对人体，水是否也会引发同样的效果。
实验开始时，他引导志愿者进入一个巨大的水箱，在他们潜水到达箱底的过程中监测他们的心率。就和鸭子们所经历的一样，水立刻也引发了人体心率的降低。
接下来，朔兰德让志愿者们屏住呼吸下潜，把自己和沉在箱底的一组健身设备固定在一起，进行短暂而剧烈的运动。在所有情况下，无论志愿者们多么猛烈地运动，他们的心率依旧直线下降。这个发现不仅令人惊叹，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陆地上，运动会导致心率的大幅度提升。在水下志愿者们的心率放缓，意味着他们消耗的氧气减少了，从而能停留得更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水下命运不幸的鸭子们存活的时间可以是空气中的三倍之久：这是因为水有着强大的能力，它可以帮助减缓动物们的心率。
朔兰德还注意到其他一些事情：当志愿者们入水后，体内的血液开始流出四肢，流向他们重要的脏器。数十年前，他就曾在深潜的海豹身上观测到同样的现象：依靠将血液从身上次重要的部位分流，海豹能够更长时间地为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供氧，以此延长它们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没入水中，触发了人体中的相同机制。
这种分流叫作末梢血管收缩，它解释了为什么布赫可以下潜一百英尺，却没有像波义耳定律所预言的那样，遭受肺部萎陷的厄运。在那样的深度，血液居然可以渗透器官的细胞壁，从而对抗外部的压力。现在自由潜水员常常下潜到三百英尺的深度，当他们到达这一深度时，肺部的血管会大量充血，防止肺部萎陷。我们下潜得越深，末梢血管收缩的效果就越强烈。
朔兰德发现，想要激发这些延长生命（并且救命）的反射，人只需要把他的脸没入水中即可。其他研究者尝试把被试者的手或者腿放入水中，试图激发同样的反射，但都白费力气。有一位研究者让志愿者进入压力舱，想看看只靠压力本身是否可以触发类似的潜水反射。这些都徒劳无功。只有水可以激发这种反射，而且水的温度必须要比周围空气的低一些。
根据实验所证明的结果，往脸上泼凉水来使人精神振作的传统做法，并非空洞的形式，它唤醒了我们体内的生理变化。
朔兰德记录了在人体研究中发现的最为重要的转变之一，这种转变只发生在水里。他称之为“生命总开关”。时至今日，自由潜水员们借助“生命总开关”潜得更深，在水下停得更久，甚至超越了现代科学家们所认定的范围。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七日，我来到希腊的卡拉马塔，观看一百多位世界上最好的自由潜水员如何挑战人类两栖本能的绝对极限，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掌握着“生命总开关”的大师。
晚七点整，个人深度世界锦标赛的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拥挤的木板散步道上搭建了巨大的舞台，可以俯瞰卡拉马塔海港，台上有来自三十一个国家的数百位参赛者、教练和工作人员，他们挥动着国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