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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9 08: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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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丰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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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志

博物志试读:

导读

如果没有前人对自然万物的探索,就没有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人们对做出过划时代贡献的科学大师心怀敬仰,渴望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寻求创新的灵感。怎奈时空相隔,以今人的视角观古人,很难读出原著的过人之处,这也许是当前科学名著公众阅读率不高的原因之一。“科学名著轻松阅读”系列正是能让大家易读和悦读的作品。我们在每章前增加了简明扼要的导语,以期有助于读者了解大师的思想在当时的背景和认知体系下是怎样脱颖而出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人,才能读出创见,受到启迪。

科学名著公众阅读率不高的另一原因是,在信息大爆炸时代,行色匆匆的人们无暇在每一道风景前长久驻足,内容艰深,术语繁杂,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委实令人生畏。因此,在编辑“科学名著轻松阅读”系列时,我们删繁就简,提炼精华,保留了原著中的核心观点和能与现代理论接轨之处,以便读者用较短时间就能充分领略和欣赏名著中的精华。

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缤纷多彩,时下人们普遍追求丰富多元的精神享受。为此,我们查阅大量资料,倾尽所能在书中插入了精美图片。文图相得益彰,能给读者带来非同寻常的视觉体验。

在策划和编辑“科学名著轻松阅读”系列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相关领域科学大家的充分肯定和悉心指导。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孜孜追求,对科学普及的身体力行,尤其是对经典阅读的大力倡导,令我们深受鼓舞与启发。我们诚挚期待这个系列能引领更多的读者阅读大师的原著,欣赏这些历久弥新的瑰宝并有所收获。序 文化远比具体知识重要

布丰是18世纪博物学家(naturalist),是千年一遇的大博物学家。如今套在他头上的称号还有许多,如科学家、作家、启蒙思想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博物学家。就影响力而言,博物学家当中也许只有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林奈、达尔文、威尔逊这五个人可与之相比。

布丰对于知识的增长和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有许多具体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推进了用优美的散文体来描写自然物,空前激发了知识界对于自然世界的兴趣。布丰大规模地把植物、动物、岩石等自然物拉进了文学写作的范围,他出版的集知识、观念与文学魅力于一体的百科全书著作迅速成为时尚,对法国启蒙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名仍是必要的

布丰研究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法文写作Histoire Naturelle,涉及一个古老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老普林尼那里,再往前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布丰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大部头著作也称Histoire Naturelle,他去世前主持完成了36卷,后来其学生整理补充了8卷,合计44卷。这部大书的中译名应当为“博物志”或者“博物学”,却长期被不恰当地译作“自然史”或者“自然历史”。

为什么说那样翻译不恰当呢?博物学家达尔文、华莱士、迈尔、古尔德等人研究的内容不正好涉及大自然的历史演化吗?用“自然史”来代表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不是恰如其分吗?非也!以“自然史”来译犯了时代上的错误,相当于非历史地看待前人和前人作品。

在布丰的时代,演化思想并不是主流学术观点。他的辉煌著作虽然在个别专题上也涉及大自然的演化问题,但不是普遍的主题。对自然物的精彩描述才是布丰做的主要工作。这些描述,会偶尔碰到某物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但是通常不涉及时间变化问题。就整个大自然而言,他更在乎的是空间、现状,而不是时间、历史。

对于现在的普通人士,以演化论(也译“进化论”)的观念看世界是相当自然的,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一再强调:世界是演化而来的,生命也是一点一点演化而来的,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但是在18世纪初,人们并不是这样看世界的,即使那时的学术精英也不具备基本的演化观念。正是通过布丰这样的人物不断努力,学者们才逐渐搞清楚演化的一般历程,在科学的意义上确认了地球的历史相当长。

不能那样翻译的第二个理由是,historia naturalis在公元前的古希腊就形成了一个重要传统,这是人类社会记录、描述、探究大自然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一直延续到现在。布丰的工作就属于这个伟大的传统。“Historia”(此拉丁词来自一个发音近似的希腊词“ιστορία”),它在那时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探究、记录、描述”的意思。相关的作品一般译作“某某探究”、“某某志”或“某某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塞奥弗拉斯特的《植物探究》、格斯纳的《动物志》、雷和威洛比的《鱼类志》等重要作品的书名都可以反映这一点。甚至培根的作品中还提到博物层面的研究(natural history)与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history)的对比。其中的“history”依然是“研究”的意思,跟“历史”没关系。那么到了21世纪,有变化吗?没变化,学术界仍然重申“natural history”中的“history”没有“历史”的意思,不信的话可以读《哺乳动物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David J. Schmidly. What It Means to Be A Naturalist and the Future of Natural History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Mammalogy, 2005, 86(03):449-456.)。这几乎是学术常识,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今日做翻译不能忽视这一常识。不过,并非只有中国人不注意英文词的古义,现在说英语的外国人也有大批人士搞不懂“history”的古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正像中国人也并非都清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的“僵”是什么意义一样。当年的《现代汉语词典》甚至也给出了错误的解释(1978年12月第1版,1979年11月第10次印刷,第551页;持续到2002年第3版增补本),好在新版已经更正(2005年第5版,第30页),将“僵”的错误解释改正为“仆倒”这一正确解释。为什么说“仆倒”是正解呢?除了词源的考虑,还可从博物上得到印证,观察一下北京山坡上常见的马陆,就能理解它何以死后仍然不会倒下——因为支撑的脚众多!

第三条理由是,民国时期许多人就将“natural history”译作“博物学”了,可能是学习了日本的译法,翻译讲究约定俗成。中国古代有“博物”一词而无“博物学”一词;日本有“植学”,而无“植物学”一词。两国交流中,许多名词汉字写起来相似,这是极平常的现象。

许多人是下意识地不加思索地将“natural history”译作“自然史”的,个别人译错了还振振有词。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natural history名目下所做的研究与部分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比较相似,而与数理派的natural philosophy形成鲜明对照。也就是说natural history大致上属于历史派,而natural philosophy大致上属于哲学派。表面上看头头是道,清晰得很,但这种理解经不起推敲。以今人的眼光回头看,natural history的研究方式确实像历史学家的工作,特别是在宏观层面编撰自然物和人物的方式,与自然哲学穷根究理、深度还原的方式很不同。但是在过去这两者都是哲学家合法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和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两者都做过,都可以称为natural philosophy,在培根那里称为“真正的哲学”。说到底这种主张依然是用今日的想法改造历史。而且,译成“博物学”或者“博物志”,也并没有掩盖历史上两种或多种进路之间的差异。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进路,如今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们不同的科学观、科学编史理念受到空前重视,但这些并不构成重新翻译一个古老词组的足够根据。毕竟,我们得尊重历史。

也许,达尔文以后的natural history勉强可以译作“自然史”,但之前的那个悠久传统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翻译。考虑一致性,并尊重传统,将此词组在不同的语境下译作“博物志”“博物学”“自然志”“对大自然的探索”“自然探索的成果”更为合理。类似地,伦敦自然博物馆、法国自然博物馆、美国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也不能译作某某“自然史博物馆”或者“自然历史博物馆”。如果不嫌啰唆,倒是可以译成某某“自然探索博物馆”。如何看待以前学者的科学错误?

现在看老普林尼、布丰、格斯纳的作品,会遇到一个大麻烦。那些伟大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包括基本事实错误,也包括一些荒唐的观念。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事情。过去远不如现在,一些人以为科学作品会好些,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科学作品对事实、真相更在乎,我们现在读先贤们的作品反而更不容易忍受他们的糊涂、愚蠢。

现在重新出版历史上的科学名著或博物学名著,就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对于无准备的读者甚至编辑、主编,大家都希望读到一部符合或趋于现代科学结果的作品。给青少年阅读的科学史名著,更希望传达符合现代标准的理性、客观形象。而在我看来,此任务很难完成。特别是许多人同时还强调原汁原味、符合历史面貌地传达科学家、博物学家的形象,这任务就变得愈加没法完成。

在过去,不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成功地传播了诸多科学家的形象和成果吗?没错,是很“成功”,但是不要忘记巨大的代价!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以今人的认识来切分历史人物之工作的危害性。我们习惯于将他们的工作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与我们今日的理解有通约之处,一部分是坏的或不合格的,是我们今日不赞成的。那样做的确收获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但也破坏了历史人物的完整性、统一性。知识和科技在任何一个时代也都是当时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老普林尼、布丰等人的博物类作品自然而然比数理类作品更多地反映当时的世俗文化和本地信仰。作为尊重历史的现代人,我们需要理解并容忍古代普通人的荒唐,也要有雅量容许古代伟人(包括科学家)的荒唐。实际上荒唐不荒唐、正确不正确,并不是唯一需要看重的方面。以教科书编撰者的眼光看,古人的很多认识都是错的,但那又怎么样呢?牛顿力学被相对论超越后它就不是科学了?如果那样,两百年后的后代瞧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在此可以学福柯大师笑一笑。不是嘲笑古代,而是通过笑来提醒自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

具体到布丰的作品,应当怎样来阅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先搞清楚布丰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在想象中把他的作品放到那个时代背景中来阅读,不要处处跟今日的教科书比。布丰说地球年龄为75000年,读者不能只盯着这个数字参照今日的数十亿年来辨别布丰是否靠谱,而要看他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要将布丰的想法与他同时代人的想法对比。要根据他的时代特点、他采用的证据和论证方式来综合判断他得出此数字表现了什么水准。某人从小的时候到博士毕业时,背诵的太阳系行星数都是九个,各级考试和公众科学素养测试时如果填八个,都会得零分。到了2006年8月24日,太阳系行星变成了八个,之后的考试中如果继续填九个也会得零分。但是坦率点讲,数字填对了能说明什么?能说明填对的科学素养就高吗?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共同体在某个历史时期是如何认定行星的,他们根据什么标准判断谁是行星进而太阳系总共有几颗行星。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了解相应的科学文化(包括程序、方法和标准),而不是科学的结果——科学家认定的所谓“事实”和“真理”。因此,我的建议是要重视当时的科学文化以至于一般的社会文化,不要在一些知识点上过分计较作者对了还是错了、与今日的标准差距有多大。当然,专业研究者可以考虑得更周全些、分得更细致些。

关注作品所展示的科学文化、博物学文化有什么好处?读者可以在更大的基础、场域上欣赏、评析古人;了解他们首先是普通人,然后是历史上的伟人。否则,我们非历史地看待伟人,他们就显得非常异类,他们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巫师或者大神。其实这并非仅仅针对博物学作品提出的要求,对于数理作品也一样,古人讲的原子、力、能、碱,与我们今日理工科教科书中的概念可能相差甚远,他们的许多观念、命题如果不参照当时的科学文化,也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

但是,据我了解,的确许多人,特别是有一定知识的人,无法容忍古代伟人犯低级错误。他们认为,出版古代作品,一定要纠正他们所犯下的科学错误。提醒这些人可以先把前人的作品当武侠小说、游记之类文学作品来读,接着再思索一下,自己的智商是否真的高过相关的古人。第三步,设想把自己放回古代,如果自己是那位作者,能否写出更高明的作品?

在现实中,经常有出版社邀我主持改编一套古代博物学家的作品集出版,读者对象甚至为中小学学生,我都回绝了。我认为短期内没人能做到,长远看意义也不大。强行做了,没准负作用大于正作用,让一些初学者有理由嘲笑古代了,反而助长了其可怜的朴素实在论科学观。非要做的话,也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古代作品的原貌,别做自以为聪明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当然,我并非反对注释和解释,译者、改编者多加些注释是有好处的。比如张卜天重译哥白尼的作品《天球运行论》(注意,不是《天体运行论》)所做的那样。不过,即使加了许多注释,古代的科学作品也非常难懂,这是必须注意的。比如牛顿的书、拉瓦锡的书,今日读起来非常费劲。“人人应读”之类宣传是可疑的。相对而言,达尔文的书以通俗的英文写作,也没有数学公式,还算好读的,但是,他的思想在19世纪几乎没几个人能够准确理解,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较多的人理解他的演化论。历史上被误解最深、影响最坏的恰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有什么办法呢?想不出有更好的速成办法,作为读者只能一再提醒自己。博物学家的风格

瑞典的林奈与法国的布丰同一年出生,这实在是不小的巧合。林奈与布丰都是最优秀的博物学家,都为博物学的发展做出了一流的贡献,但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

现在的科学家更欣赏林奈,林奈的“豆腐账”式书写与如今的各种植物志、动物志更相符。人们觉得布丰更像是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作品与现代科学的书写方式差别越来越大。再进一步,甚至有人觉得林奈更科学,布丰不够科学。其实,笼统比较意义不大,两人可对照的方面的确非常多,但很难说他们对科学、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谁更大。布丰本人不但在博物学上创造了奇迹,他在传播微积分、创立几何概率方面也做得非常好,“布丰投针实验”就是一例。显然,林奈无法与布丰比数学成就。就博物学这一行而论,布丰和林奈对博物学的目标、方法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两者恰好形成了互补。“布丰的博物学并不是要对自然建立一个分类体系,而是要拥抱整个知识王国。博物学已远远不是林奈的图表了——因为在每个物种的名字背后,都有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并且与其他生命之间发生着各样的联系。”(朱昱海.从数学到博物学:布丰《博物志》创作的缘起.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1):81-85.)。

林奈和布丰的写作方式后来都有各自的继承者,梭罗、缪尔、巴勒斯、奥尔森、利奥波德、狄勒德、贝斯顿、斯奈德、古尔德、卡逊等人的作品更像布丰的,这些人大多与人文学术相关联,但利奥波德、古尔德、卡逊也可算科学界人士。

当世界各地的自然志都编写得差不多时,全球范围内博物学家的地位都在逐步下降。每年发表若干新种,是林奈式博物学工作的延续,但在分子生物学的比照下,其地位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博物学传统退出主流科学界,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不把博物学当科学看了,做博物传统工作的人想申请到科研基金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博物学是否真的就没现实意义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呢?显然不是,博物学仍然有生命力,但主要阵地恐怕要转移,此时布丰的《博物志》的写作风格将给人们重要启发。

博物学家可以不是科学家,但人们仍然可以做优秀的博物学家!布丰式的写作风格在当今世界仍然十分需要,生态学、保护生物学、自然教育、新博物学,都可以向布丰学习。

这是一部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布丰著作选本。本书所加的《布丰传》节选、布丰入院演讲和生平简介都有助于读者理解布丰这个人。布丰在本书中讲述的具体知识,真的不太重要,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得到无穷多比布丰牛得多的知识。重要的是了解布丰的博物学文化、科学文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华杰2016年3月15日于未名湖畔本版说明《博物志》共44卷,其中,前36卷出版于1749年至1789年间,后8卷则由布丰的学生和好友德拉塞佩德整理出版于1788年至1804年。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包括了地球形成史、人类志、动物志、鸟类志、矿物志、爬虫类志等内容,系统地汇聚和总结了18世纪和更早的博物学知识和素材,奠定了布丰在博物学历史上的伟大地位。除了卷帙浩繁、旁征博引,这部巨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文笔优美,描写各种动物时细致入微,阐释各种理论时又能深入浅出、详尽全面,体现了布丰高超的文学能力。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博物志》一出版就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追捧,迅速被翻译成了各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一直到今天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博物志》也受到了我国读者的喜爱:市场上的各种译本(多将书名译为“自然史”)琳琅满目,销售量可观;而书中的一些篇目甚至被选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成为中小学生观察自然、描写自然、体会快乐和自然大美的范文。

这次,我们从《博物志》法文原著的地球形成史、动物志两部分,选取最能够代表布丰学说特点和治学方法、最能够体现布丰文学功底的篇目,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李洪峰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笔译专业青少年科普读物翻译方向的魏志娟、吴云琪进行翻译,力求为读者献上一本更加贴近法文原著、更加符合青少年阅读特点的译本。

为了体现博物学的学科特点,让读者能够体会博物学的引人入胜,我们在本书中加入了110多幅插图和照片,尽可能保证选篇中的大部分动物都配有手绘插图和野生状态照片各一张。这些手绘插图大都选自16—18世纪出版的各种博物学著作。

注释丰富也是本版的一个特点。我们竭尽所能,查找和考证了布丰引用的数十位博物学家、探险家、航海家的姓名、生卒年月和事迹,以脚注的形式列在书中。另外,由于时代所限,布丰的学说中不乏陈旧甚至是错误的内容,我们也对这样的内容以脚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

本版还收入了德拉塞佩德撰写的《布丰传》(节选)、布丰的法兰西学术院入院演说《论文风》和布丰生平年表。

我们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的刘华杰教授对本版书中所有的文字和配图进行审读,确保语言和科学史实的正确性。

衷心希望读者可以从布丰一篇篇优美、准确的文章中,从一张张选自博物学著作的原版插图中,从一条条注释中,领略16—18世纪博物学黄金时代的吉光片羽。《布丰传》节选《布丰传》扉页《布丰传》的作者是法国博物学家贝尔纳·德拉塞佩德(Bernard de Lacépède,1756—1825)。他是布丰的学生和好友,在布丰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博物志》的后8卷(第37卷—第44卷)。

本书从《布丰传》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主要反映了布丰的研究生涯和任职经历。布丰(1707—1788)布丰传(节选)

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年9月7日出生于勃艮第地区的蒙巴尔镇。他的父亲是最高法院的一名推事,十分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可惜布丰早已醉心科学,一心只想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当时的法国人才济济,不乏颇有成就的前辈,布丰见贤思齐,加上本身天资过人,注定会成就一番事业。同样影响布丰的,还有勃艮第地区出现过的大批一流文1人:历史上,圣伯纳德教士才华出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2响;更近一些,波舒哀以雄辩的才华闻名于世;还有作家克雷比永父子、诗人皮隆父子、拉莫努瓦一家和布耶一家。这些成就卓著的人物让少年布丰感受到了天才的力量,激情满怀。

布丰的中学生涯在第戎度过,这里是伟人和优秀学子的摇篮。老师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与那些为国家带来荣誉的天才们一样的特质,因此对他倾力栽培,而布丰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他个性鲜明,总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这是很多徒有天赋的人做不到的。我们应该庆幸他没有将精力用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他早年喜爱几何学——众所周知,这种科学能使人头脑精准,同时也要求学习者本身具有一定的天分。在昂热求学时,布丰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沉迷于那个年代的娱乐之中。他与朗德勒维尔地区奥拉托利会的神父,同时也是昂热中学的数学老师,往来十分频繁。与这位学识渊博的智者的友谊对他非常有益,让他得到许多好的建议。能在当时慵懒闲散的社会上发现如此珍贵的事物,布丰一直心存感激。

布丰命中注定会拥有一些不同凡响的朋友。他喜欢与教育良好、博闻强识且才华卓越的人交往。他还在第戎时,就和英格兰最早的贵族、当地长官、年轻的金斯顿公爵交往甚密。这位英国的门忒斯和来3自法国的忒勒玛科斯二世同游了意大利。此类的旅行对不少人来说只是看看名画、雕像或是历史古迹,对于当时23岁的年轻的布丰来说,意义却更为深远。在他看来,意大利蓝天下的旷野是一座巨大的4博物学知识宝库。英国文学家艾迪生看到此如诗如画的风景时,心中想的是将之与前人的描绘进行对比。而才智过人的布丰则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布景,看到了旧时光的碎片残骸,看到了它日日夜夜的蜕变。在赫库兰尼姆古城遗迹前,他想到了被灰烬掩埋在这片大地的古5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好像大自然在报复这位想要近距离观察其浩大动作的天才。这令布丰唏嘘不已,潸然泪下。沉寂了几个世纪的灰烬仿佛重新燃起,只为激发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的全部热情。或许,正是由于这次意大利之行,我们今天才得以瞻仰布丰的不朽才华。

回到法国后,布丰埋头翻译起一些英文著作。这说明他很早就认识到了懂得这样一种语言的必要性,在英文世界有各种文体的美妙文章;同时,这种充满自由与独立气息的语言也对天才本人大有助益。不过,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在翻译工作上耗太多时间,他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所在,而他的著作注定会被其他人翻译成各种语言。

另一件让布丰在实现理想道路上稍稍“分神”(如果我们执意这么定义它的话)的事情是一次英国之旅。实际上他是在用自己的双眼捕捉信息,深度剖析这个著名的国度。这里学者云集,对于想做学问的人来说是大有裨益的。而且布丰是个善用时间的人,他这三个月伦敦之旅的收获,其他人恐怕要用好几年才能得到。

有才华的人常因生活困窘而举步维艰。布丰有幸免于文学界及科学界这一普遍的灾难:他的母亲留有一笔不菲的遗产,布丰顺利获得了继承权。同时他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所以他像伏尔泰一样坐拥大笔财富,无衣食之忧。对于这个潜心学术的年轻人来说,15000利弗尔的年金是一笔巨额收入。尽管优雅的女性常常会吸引他的注意,但他从不会为了满足她们的各种物质需要而肆意挥霍。而且,一个天才工作狂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沉迷于此。

布丰最后来到巴黎,并决定在此定居。他想多结识一些有识之士,以便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都经过了深思熟虑,都要服务于他要鹤立鸡群的同时实现自然科学飞跃的理想。当然,之前并非没有优秀的人才在该领域耕耘,单法国就有著名的植物学家杜纳福尔以及其他知名人物。可惜他们的想象力不够丰富,文笔不够优美,无法将自然的细腻美好传达给普罗大众。大自然需要一位伟大的画家来描绘它,这项殊荣注定属于布丰。6

在布丰之前,植物学家蒙索对法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所有的报纸和社交圈中都流传着他关于园林、果树以及植物学各个分支的见解。他曾在加蒂奈的田地中移植了加拿大橡树、弗吉尼亚雪松、美洲梧桐甚至黎巴嫩山的柏树。蒙索比布丰略微年长一些,富足的生活也让他能够潜心学术(当时的学者一般都不太富裕)。他发表的一些颇有见地的著作也已经吸引了政府关注,这足以令布丰想和他建立友谊。蒙索像

两人曾对一些有关园林种植的论文有过争执。出于对布丰的信任,蒙索给他看了自己在加蒂奈实践时完成的论文,希望布丰能将自己的研究模式移植到蒙巴尔镇。然而等到法兰西科学院恢复工作时,蒙索在布丰宣读的论文中听到了自己论文里最有趣、最突出的部分。这令他感到诧异,并公开表示不满。布丰则觉得蒙索指责自己不忠这件事情十分可笑,简单回应道:“见到好的东西,自然要占为己有。”我们无意对这件事多加评论,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位科学院院士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十分冷淡。蒙索是一个坦7率真实的人,对此也不加掩饰。

当时布丰的才能在法兰西科学院已广为人知,因此他担起了一些重要任务。皇家花园总管迪费伊先生想在宫廷许可的情况下,将从历代学者处传承而来的资料里最珍贵的部分交到布丰手里。他向莫尔帕8伯爵大臣举荐布丰。丰特奈尔是这样描述迪费伊对布丰的赞美的:“他写好了遗嘱,这几乎算得上是他写给莫尔帕伯爵的信的一部分。信中指出了他心目中接管皇家花园的不二人选。他一直希望皇家花园能和法兰西科学院保持紧密联系,所以他要从科学院里选人。举荐布丰是上选,因为皇帝也不愿另择他人。”

丰特奈尔的这段话分量十足。能得到这位文学与科学泰斗如此的描述,对布丰而言是一种无上光荣,而丰特奈尔笔下最后的赞美之辞预言了布丰日后的荣耀,也就是说直到向世人宣告布丰这样一位将和他拥有一样辉煌事业的天才的存在之后,他才搁下了笔。

一些可信的人向我们证实,皇家花园总管一职落到布丰肩上之前,曾被许诺给蒙索。事实上,将这一职位留给一个在植物学界名声赫赫并为科学发展贡献了个人财富的人,是理所应当的。此外,蒙索和迪费伊是多年密友,他们兴趣相投,生活习惯相似。但迪费伊离世之际,蒙索正在英国进行有关建筑用材的实验。蒙索的弟弟德南维利耶受其兄影响,有着相似的兴趣和工作,且热心公共事业。他一听说迪费伊逝世的消息,就要求莫尔帕伯爵大臣遵照诺言授予其兄该职位。伯爵回答说,鉴于之前有过承诺,在蒙索归国后将任命其为海军总督察作为补偿。

关于布丰如何得到皇家花园总管一职的这两种描述相互并不矛盾。情况很有可能是迪费伊在生命垂危之际接到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申请,以至于遗忘了身在异国的老朋友,他只想着能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理想的人来接替自己。尽管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知甚少,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由于人不在场而造成损失的情形数不胜数。

布丰就任皇家花园总管后,立即着手推行他的宏伟计划。这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事业,此前就已耗费他大量心力,此后更将占据他生活的全部。无论是对于这样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还是对于一个可以从他对科学和艺术的贡献中受益的国家,这都是一种幸运。1744年见证了博物学宏伟大厦的奠基:布丰在蒙巴尔镇发表的有关地球理论的演讲向整个王国证明,他善于充分利用在田野里的时间。在原野上,他的思想变得成熟,他与科学院的学者们接触时冒出的一些想法也得到完善。

那时,博物学在法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这门学科与医学、化学以及光学一样,等待着天才之手的介入。的确,已有不少能干的人在法国或是在外国收集了许多材料,但还没有人想到把这些材料汇聚成一座科学的大厦。也许布丰有些过分推崇系统化,但这丝毫无损于他身后的名声。任何一个系统,如果不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是仅凭想象臆测来支撑,都只是华而不实的建筑,只能靠着浮夸的装饰来掩盖脆弱的基石。不过,如果我们去感受博物学展现出的美,看到它与众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丰富多样的描述,看到它通过对比将各个事实联系起来而使其变得清晰,看到作者在丰富的想象空间内探寻各式主题,文风雅致,格调高雅,看到他如何在可能之处精心地修饰,我们将会为布丰的成就感到惊叹,将会把他置于与古往今来所有博物学家都不同的高度。或许连老普林尼也会因为能和布丰相提并论而感到自豪吧。一张描绘巴黎皇家花园(现称“巴黎植物园”)的版画,创作于1820年前后。

布丰学识渊博,就如同有一幅世界地图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他探寻未知世界的速度无人能及,同时还能将观察到的各类地理现象相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他比老普林尼要强得多,后者常常会把对陆地世界的描述写成沉闷的专业术语表。布丰几乎翻阅了所有旅行家的游记,而且带着哲理性的眼光去粗取精:游记中关于人类与动物的描写经过他的挑选和润色,不再沉闷无聊,开始变得引人深思;读者能轻松地跟随作者飞快的思路,很容易被丰富生动的内容深深吸引,一旦开始阅读就难以自拔。要想认识博物学涉及的诸多体系,一定的背景知识和判断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在鉴别诸多观点时,创造力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但最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发现人及其他敏感生物体内所具有的本能、新的特性以及不为人知的习惯,这是之前的学者没有觉察到的——虽说同样的观察对象曾上百次地出现在他们眼前。所以说,只有天才才能发现被大众忽视的东西,就像视力敏锐的鹰要比普通鸟类看得更远、更清晰一样。

我们无需对《博物志》的功绩赘述更多。这部不朽的著作,从最初的构思到最后的成品,都获得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一致好评。不断优化认知的精神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布丰的理想是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科学知识,通过他令人难以抗拒的优美笔触为科学赢得更多的拥护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意识到必须借助意象来诠释思想,通过富有情感的表达来打动人心。这些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他的散文具有近乎诗歌的雅致与情调;他画作中呈现的自然景观气势雄壮又风格典雅——大自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而作者也有能力将之完美展现。没有其他哪位画家能在这样宏伟而美丽的作品中融入如此多的元素。

在我们的国家,一切都是潮流,追求新鲜事物是法国人的最爱,这也往往大有裨益。我们应该感谢布丰的是,他的语言风格使得文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对博物学产生了兴趣:人人都想成为博物学家,或者以他为榜样,表现出博物学家的派头。各地涌现出大量的藏品,好奇的人们共聚一堂,对地球上各个国家的珍稀事物进行分类和描述。有人开设了博物学的课程,妇女们以能上博物课为荣。还有些有学问的编者编写了一些辞典,以方便人们研究这门充满魅力而又长期被人忽视的学科,可见有时人们的雅兴和自尊心也会推动事物的发展。由此人们开始了解到大自然于不经意间播撒在地球表面或是深藏于地下的各类物种的名字。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学者大多是有钱的业余爱好者。然而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发展的,平庸之辈不吝展示他们丰富的藏品,最终成就了贫穷的天才。

布丰的使命就是推动这一热潮在他的时代继续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伏尔泰拥有广博的思想,卢梭雄辩过人、观念新颖,孟德斯鸠写出《论法的精神》,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他们的成就令世人惊叹。布丰——“法国的普林尼”——也光荣地站在这伟人行列中。他与罗马的老普林尼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长期受到大师们和当权者的青睐,自身拥有的财富能让他们开展一些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对荣耀的渴望激励他们以巨人的脚步迈向已然开始的崇高事业。

布丰以大自然为友,所以也以田野为友。他在蒙巴尔镇的田野中度过了生命的大半时光。他在那里建造了很多美丽的花园,移植了当地或者外来的各种树木。无论走到哪里,他的思想都被自己的劳动成果所占据,即便在闲暇时也不忘记工作上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呢?相比于在巴黎,他在蒙巴尔时有更多时间完善自己的观点,思索如何把它们用适当的色彩描绘出来。在蒙巴尔美丽的天空下,他深居简出,静心冥想,远离都市生活与不速之客的打扰,沉湎于创作的乐趣之中。他喜欢待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与自然独处。在那里,他用沉稳的笔触勾勒出雄伟的图画,也做了许多美轮美奂的梦。蒙巴尔镇理应9在科学史上名垂千古,就像被伏尔泰载入文学史册的费内一样,到勃艮第的外国旅客都是带着强烈的崇敬之情走近这座小镇的。

对布丰来说,成为法兰西学术院的一员是件十分荣幸的事,因为有很多人都想在这所极负盛名的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有人说,布丰加入学术院时曾试图避免接受审查、递交申请这些麻烦事。这很难实现,因为按照惯例,候选人都需要提交申请。但当时身在蒙巴尔镇的布丰在退隐乡间之际已写好了入院演说,回到巴黎就得到了院士的头衔。不过,还是可以推测他在发表演说前是完成了申请程序的。下文10中我们几近全篇抄录了他的演说稿,以呈现他的文体风格,以及他在这个自己所偏爱的领域里想要实现的目标。发言稿中唯一欠妥的地方在开头,布丰向学术院评审团说道:“先生们,能够被召唤到你们的队伍中,我感到荣幸之至。”这种说法不甚妥帖,似乎有自负之嫌。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谦虚,也应该像普通人一样在重要场合谨言慎行,这样一来,天才的优秀品质才更能得以凸显。

不论布丰的行为举止如何,他的演讲的确传递了一些颇具价值的观点。此演说的目的是探讨文字风格的问题。出版于1749年的《博物志》第一版第一、二卷的书脊

布丰在巴黎时终日被公务和社交礼节所缚,但他那颗积极的心丝毫没有沉寂。他很擅长将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他最爱的学科上来,以促进其进步,因此他成功做到充分地甚至奢侈地装点了皇家花园陈列馆。他想要把这里变成大自然的圣殿,汇聚世界上所有动物的种类,收集地球表面和深层所有生物的标本。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确具有远见卓识。然而他的志向未能达成,这并不是因为他缺少声望,而是因为缺乏资金。所有的国家、君主都做出了贡献:远跨重洋的船只带来了他喜爱的物种的丰富样本,即使在可怕的战争期间,这些宝藏也因他的名字而得到了庇佑。因为他的精心劳作,皇家花园陈列馆成为了欧洲最壮丽、收藏最齐全的陈列馆。这也成了外国人频频造访巴黎这座风光无限的都城的一个新的理由——虽然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拥有一处这样的陈列馆只是聊胜于无,它反映着我们在自然面前的浅薄。

皇家花园前面只有一块十分狭小的空地,因为是教会产业而使皇家花园无法扩建。布丰设计的方案克服了这个阻碍,解放了里面众多能对植物学和医学做出贡献并极具观赏价值的植物。他从圣维克多修道院得到一大片土地,之前那里是工地,完全可以移至他处。自那之后,美丽的小路延伸开来,一座座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棚区建设了起来。因为布丰,这个在首都里长期被忽视的街区变成了真科学的舞台。

也有一些人反对这位享有一切殊荣的天才。有人认为他的文风不及文章主题的高度,也不能像他想要描述的范例那么多元。还有人指责他的笔法夸张,如果他坚持如此的话会损坏了那些最美好的事物。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忆起伏尔泰(他在不那么冲动的时候,其实是个不错的评论家)的玩笑话,他笑着说:“这可不怎么‘自然’。”他对布丰的体系丝毫没有宽容,不留情面地写道:“中国的大海令人吃惊,它们的波流竟然围住了比利牛斯山。”

一些名人指责他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博物志;他们在布丰的作品中发现很多偶然事件,而证明它们真实性的只有这位杰出作家的想象力。这些批评显然过于严苛,可以被看作是法国人的行业嫉妒心,即使是学者们也不能避免。而这些指责在外国人口中变本加厉。但所有人都承认布丰文笔的美妙,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说形式已经超越了内容。

认识布丰的人都知道,他非常憎恶阴谋诡计,也讨厌野心家和阴谋家。但文学圈和社会其他圈子一样,庸才们相互勾结,通过暗地算计来出名是平常事。这位天才鄙视如此低下的伎俩,但这些阴谋家就是要诋毁他,所以他有时会觉得很受伤害。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开始排斥那些指责他不合群的人。后者则指责他觊觎那些文人所重视的荣誉头衔,而我们认为这些指责并无依据,更何况他并不缺这个。这位博物学家的情绪在一封信中爆发了,这封信后来非常出名,但他很生气人们那么快便将这封信发表出来。我们很清楚,作者的意图不是将这封信公之于众,尽管他写信的动机也并不高尚:这封信的目的在于激怒信中所指之人。我们知道,布丰不想在有生之年被他所厌恶的争论困扰。但这封信在公众中引起的轰动还是令耄耋之年的布丰感到气恼。那些冒失鬼想要用恶劣的诋毁来丑化他,但是可想而知,最终被人厌恶的还是他们自己。

这封著名的信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甚至有人下注来赌谁输谁赢。辩论的焦点是布丰是否犯了一个语法错误,即是否把“échapper (逃过)”一词当成了直接及物动词。他在致M先生的信中写道,“vous n'avez pas échappé aucuns des traits qui les caractérisent(您没有逃过哲学家们的任何典型特征)”。布丰给为了维护这一用法而输掉赌注的人回了一封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完整内容,我们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布丰很荣幸收到XX先生写给他的这封信。布丰的确从来没有研究过语法,不过他认为一个中性意义的词语有时是可以直接及物的,尤其是当这种用法能够很好地表达一种思想的时候。确实,思想的表达并不属于语法范畴,语法向来只关注词语;而现在有数不尽的书籍,语法无比正确,内容却仍然空洞乏味。“布丰感谢XX先生愿就这一主题跟他真诚探讨,但奉劝XX先生别再为布丰的言论下赌注,因为在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审判者面前,此举胜算不大。”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著名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也会反驳同僚的评判。他的优越感使得他对自己的错误很在意。布丰于1734年进入法兰西科学院,1753年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兰西科学院是在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建议下,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666年创建的,最初被命名为“皇家科学院”。插图展现的是柯尔贝尔向路易十四介绍皇家科学院成员的情景。

据说布丰很喜欢别人的赞美之辞。对于像他这样苦心孤诣最终能够教化大众的人来说,这一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他们的不懈奋斗值得赞誉,人们的赞美声就是对他们付出的心血的补偿。没有人比布丰更不遗余力地去完善自己的文风。他曾说,天才只不过拥有更多的耐心。于是,他根据自己付出的心血来衡量作品的价值,大众的肯定也使他有权对自己的作品做出很高的评价。他对赞美很敏感,的确,还有谁曾受到过君主们如此令人飘飘然的致敬?不管是中欧还是偏远的北欧的君主,在来到法国时都殷勤地上门拜访,向布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也有一些著名的诗人向他致敬,他们的赞美最令他舒心。这些脱颖而出的天才诗人为这位喜欢被赞美的功臣送上了他最渴望的东西,因为越是吝惜赞美之词的人,他们偶尔为之的称赞就越令人愉悦。布丰希望看到歌颂大自然的伟大诗人勒布伦和自己一同名垂千古,这位诗人在布丰的启发下写下了充满热情的颂歌;布丰也希望能在去世前看到诗人的大作出版。在布丰眼里,他和这位与他站在同一阵营的作家的关系,就如同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和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11鲁一样。

气质高贵威严的布丰,个性、话语都简单直爽,却极为重视外表。他认为一个人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衣着和外表。所以,他对华服的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毕竟他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地位,他也认为为其地位而注意形象是必需的。但令我不快的是,一个自吹曾踏入过布丰私交圈子的人在《巴黎日报》上说,布丰每天都要烫头发,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蒙巴尔,他都要求市里的理发匠来为他打理头发,而不用自己的男仆。之所以有这一偏好,是因为这些理发匠总能给他提供很多新闻,而且当他理完发坐在椅子上清洗时,还可以和负责清洗的人继续聊很长时间。事实上,在伟人的回忆录中记下这般幼稚的事情多少会有损伟人的形象。如果说布丰在仪容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对外表进行了过多的修饰,这也不过是件该被遗忘的滑稽的轶事。对于一个天才来说,这种癖习实属罕见。因为太了解时间的珍贵,天才一般不会把外表放在心上;而即便放在心上,文人们也不该效仿。12

布丰与同为博物学家的多邦东以及蒙贝利亚尔共同致力于博物学的研究。《博物志》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所有关于解剖学的章节都是多邦东完成的,布丰则负责把握文风。蒙贝利亚尔和圣礼拜堂地区的议事司铎贝克森神父也写了其中几卷,有些段落写得很好以至于人们都以为是布丰本人所著。这至少说明,布丰的语言风格不难模仿。不过真正的行家总能看出布丰和其他合著者笔调上的差别。

这位伟人长期患有膀胱结石。如果他能忍受手术的痛苦,他的生命应该还可以再延长。当时巴黎最著名的医生之一,波塔尔医生,在布丰被病痛折磨的时间里一直坚持不懈地给他治疗。最终,人们打开他的身体,发现膀胱里有57颗结石。就这样,布丰在这年四月走到生命的尽头,享年80岁又6个月。许多文人名流前来给他送殡。在伦敦,他的下葬仪式得到了与国王相同的礼遇,在和法国圣德尼大教堂13拥有同样地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布丰从不在宗教问题上含糊其辞,尽管人们曾攻击他和其他一些名人一样对圣人大不敬。不过,以博物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布丰,从来不曾想过要摧毁人们心中代表着希望与宁静的神圣基石。在蒙巴尔,他在生命最后的时日里向宗教公开表达的敬意,使他免受了一切责难。布丰逝世的时候既是基督徒又是哲学家,他最后的思绪停留在一个崇高的想法上——希望能有来生,以完善他受限于此生的认知。注释1 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 St, 1090—1153),法国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他建立了熙笃会,支持圣殿骑士团的发展,并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布道。——编者注2 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主教、神学家、演说家。——编者注3 门忒斯、忒勒玛科斯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门忒斯作为忒勒玛科斯的精神导师,抚养其长大;后来雅典娜化身为门忒斯,保护忒勒玛科斯踏上寻找父亲奥德修斯的道路。——译者注4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剧作家、诗人和政治家,曾在欧洲大陆游历四年。——编者注5 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约23—79),世称老普林尼,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和政治家,著有《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一书。——编者注6 蒙索(Henri-Louis Duhamel du Monceau,1700—1782),法国植物学家和海军工程师。——编者注7 一位深知蒙索与布丰之争的知名科学院院士,给我们透露了如下信息:蒙索长期以来致力于园林的研究,告诉了布丰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布丰急于在科学院宣读一篇相同主题的论文。蒙索在布丰论文的一些段落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通知科学院自己亦有论文,要求在下一次大会时在论文原稿上画押。这样一来人们便能看出他俩文章的不同,不会认为他窃取了布丰的工作成果。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布丰要求重读论文,因为他认为人们并没有充分理解他的作品。但当时他已经按蒙索所提的意见修改了论文。蒙索只是对他说:“我的同事,您的记性挺好。”布丰则回应道:“我的同事,看到好的东西时,我知道如何让它们为我所用。”这篇论文后来发表时同时署上了两人的名字。蒙索只重视事实、试验与观察,不论结果好坏,都很是小心谨慎;布丰则构想出一个完整的体系,将观察巧妙地融入其中。迥异的个性使得他们难以融洽相处。关于皇家花园总管一职,当职位出现空缺时,蒙索已被莫尔帕伯爵大臣派往英格兰,不在法国。德南维利耶先生想为其兄蒙索谋得这个职位,莫尔帕伯爵大臣回应道:“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但我会为蒙索保留一个适合他、他也更能胜任的职位。”这一职位即海军总督察。所以,我有理由对您说,即使这两人之间存在什么细微的分歧,也是不足为道的。——作者注8 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de Fontenelle,1657—1757),法国作家,曾写下许多推广科学知识的著作,1691年进入法兰西学术院。他同时也是法兰西文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译者注9 费内(Ferney),法国东部城市,位于罗讷-阿尔卑斯大区,与瑞士接壤,伏尔泰于1759年定居于此。——译者注10 《布丰传》中全文收录了布丰法兰西学术院入院演说,不过本书把这部分内容放在了附录中。——编者注11 卢克莱修在作品中用诗歌的形式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译者注12 多邦东(Louis-Jean-Marie Daubenton,1716—1800),法国博物学家、医生。——译者注13 圣德尼大教堂位于法国巴黎近郊,自克洛维一世以来的几乎所有法国君主均葬于此。——译者注Chapter 1第一章 地球的理论

1749年,《博物志》的第一卷至第三卷出版。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就是地球的形成史。在该卷第一章,布丰开宗明义:“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地球的外表、运转,也不是它与宇宙其他部分的外部联系。我们想要研究的是地球的内部构造,以及其形状和组成材料。”布丰提出,各级地层是在海水的作用下沉积而成的,高山、山谷、河口、海湾等地貌也是由于水流的作用才形成的,而地震和火山喷发并非地球面貌改变的主要力量。

布丰这样的观点与现代地质学的观点大相径庭,却正是当时流行的地质形成“水成论”的重要论点。布丰的理论并非生编硬造,更非人云亦云,而是在当时能够获得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的归纳和总结,有着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

1779年,布丰出版了《自然的纪元》一书,并将其列为《博物志》的第三十四卷(同时也是补编部分的第五卷)。在这本书中,布丰无惧教会的压力,忠实于自己掌握的各种材料,首次推算出地球的历史应该至少有75000年,而不是从《圣经》中得出的6000年。由此可见,对自己手中大多数证据都指向的结论,布丰会勇敢地提出并坚持。

同样是在《自然的纪元》中,布丰首次提出,可以根据地层组成和地层化石的不同特点,“将早期时代划分成六个不同阶段、六个时间的区域”。这些观点和布丰的其他学说,为后来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材料,指出了方向。

我们今天阅读布丰的地球理论,要注意分辨其中的谬误,更要理解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欣赏他优美的语言和严谨的治学,赞美他的学术勇气——正是无数像他这样忠于事实、勇敢探索的人推动了人类科学的进步。

本章从《博物志》第一卷和第三十四卷各选取部分内容,希望能帮助读者对布丰的地球理论有一个整体的印象。第一节 地球的理论描绘1767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夜景的插图,绘制于1776年左右。

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地球的外表、运转,也不是它与宇宙其他部分的外部联系。我们想要研究的是地球的内部构造,以及其形状和组成材料。地球的整体演化历程应该先于地球上各类生物的单一演变过程。生活中各类事件的细枝末节、动物的习性、植物生长繁殖的规律,对地球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人们观察地球的各种组成成分,观察地球表面的高山、深渊以及地球不规则的形状,观察海洋的运动、山脉的走向、矿石的位置、潮汐的速度及引发的效应等得出的普遍结论,才能算是真正涉及自然,那些才是大自然的主要动作,其他一切事物都受其影响。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就是最早的科学,支配着人们对各种独立现象的分析和对地质成分的精准认识。尽管人们想将自然科学的这一分支叫作“物理”,但任何不构成系统的物理现象难道不属于博物学的一部分吗?

想象出一个系统比推演出一套理论要容易得多。因为各式各样的课题覆盖范围很广,彼此间很难找到联系,各类现象有些尚是未知的,其余还未被确定,所以地球理论总是模糊不清,假说频现。因此我接下来将简单介绍几位学者在地球理论方面的有特色的观点。

有一位天文学家,对牛顿的力学体系深信不疑。他不仅理智,更充满创造精神,对天体的运动和方向做出了各种可能的假设,还通过观察彗星的尾巴,并借助于一种数学运算,对地球上的各种变化做出解释。

还有一位异端神学家,脑中满是各种诗意的幻想,觉得自己见证过宇宙的形成。他竟然运用先知的口吻,不仅向我们描述混沌初开时的地球、大洪水引发的变化、地球的过去与现在,甚至还向我们预言人类消失后地球的样貌。

第三位学者比起前两位更懂得观察,但是他的思维也很混乱。他以深埋于地下深渊中的大量水分作为基本事实,对地球上的主要现象做出解释,并推断出地球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外壳,内里包裹的全是液体。

这些随意而为的假设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不但没有阐明事实,反而混淆了视听。人们把奇闻异事与物理学混为一谈,而且接受这些理论的人都很盲目,无法辨别客观事实与可能性事件中的细微差别,离奇的传闻远比真相更能受到他们的瞩目。

关于地球这一主题,我们想要说的内容一定没有那么不同寻常,和我们提到的其他体系相比或许显得平淡无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描述事实而不是恣意创造,他的研究不应该建立在假设之上,想象力只有在他整合各类观察结果、寻找事件的普遍规律,并将这一切归纳为一个整体,在头脑中有序地呈现各种观点和观点之间的某种可能的联系时,才能发挥作用。我强调“可能的”,是因为人们不应该指望能对某种理论做出完全精确的论证,精确只存在于数学中,我们对于物理学和博物学的认识来源于经验,且仅是一些总结归纳所得。

就让我们从历史上的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实际观察出发,展开我们对于地球的认识。广阔的地球表面有高地、深渊、平原、海洋、沼泽、河流、岩穴、深坑、火山。在对它们的初步观察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规律或层级。如果我们深入到地球内部,我们会发现金属、矿物、石块、沥青、沙砾、土地、水等各类物质,它们以一种偶然的、无明显规则的次序排列着。再仔细观察,我们会看到下陷的高山、龟裂破碎的岩石、被掩埋的地区、新出现的岛屿、被淹没的土地以及被填满的岩穴。我们发现厚重的物质总是在轻薄的物质之上,坚硬的物体周围总是包裹着柔软的物体,干燥与潮湿、炎热与寒冷、坚固与脆弱交织在一起。这一切的混杂和凌乱给我们的印象只是一堆残骸和一片废墟。

然而我们在这片废墟上安定地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动物、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从未间断。大地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海洋的运动遵循着一定的界限和法则;气流有着规律性的走向;四季有着固定的周期;青枝绿叶在寒冷的冬季过后总是又冒出来。似乎一切都有章可循。方才看来还是一片混沌的大地很快又成为了笼罩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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