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铨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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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试读：
前言
除非是鲁宾逊和星期五，现代人在生活中能够离开金融一天的基本不太可能。那么在现代金融之前的中国本土金融是一番怎样的图景呢？宁波钱庄与山西票号一起，虽然分据南北，各成体系，但是社会经济结构与生活形态通过这两大体系得以连接在一起。山西票号是一个纵向的立体布局，宁波钱庄是一个横向的网络结构。各有侧重，互抱优势。所以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山西票号与宁波钱庄属于代表性的金融符号。票号是以山西人为主，但不一定全部都是山西人。钱庄以宁波人为代表，也不包括钱庄全部。不过二者的影响最大而已。没有人怀疑，中国历史上有最著名的十大商帮，如果加上当代的应该有十一大地域性商人集团。这里面我只提出最成功的四大商帮——徽帮、晋商、宁波帮、温州帮。它们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金融支持：山西票号、宁波钱庄、徽州典当、温州的民间金融。也就是说，一个商业集团要成功，资本要素是必须具备的。但是也并不是说别的商帮没有金融支持，事实上他们都有金融支持，否则也不会成功。对于近代金融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对宁波钱庄，到现在为止尚没有一部专门性的著作。为数不多的中国金融史的著作里涉及宁波钱庄的，只是比较粗线条的一般性论述，主要是论述重点有偏重。专论方面的，有美国学者季素曼Jones Susan Mann，她写过两篇有影响的关于宁波钱庄的论文——《宁波钱庄：1750－1880》和《宁波帮在上海的金融势力》，从西方人的视角进行研究，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观点。比如她提出宁波钱庄的过账制度可能与日本的“大福账”有关，虽然不能确立，至少提供了一个线索。但总体上来说，是有些粗糙的，主要可能是因为她的论文比较早，引用的文献不多，尤其是地方文献。尽管如此，她比国内的部分研究者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值得一提的是《宁波金融志》，里面专立一章钱庄，对我多所帮助，其中提供了很多的史料线索，也有较多的史料被我所引用。西方人来到宁波的时候，知道钱庄是经营货币的机构，但是没有把它与他们本土的银行等同。1893年马嘎尔尼到宁波，那时候宁波钱庄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但他和他的同事没有提及，可能与他没有被允许进城有关。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人就很清楚地提出，由钱庄与典当垫付25万元做英军的军事开支。钱庄被他们视作最大的金主，或者说是提款机，正因为有了钱典业的财经支持，才使得英军的暴行比较克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抢掠。到了宁波通商开埠的时候，英国人就像他们在印度一样，把钱庄视为Shroff－shop，意思是有钱币鉴定职能的货币兑换商，因为英国人对中国的金融服务的需求仅此而已。随着彼此接触、了解，他们也提升了对钱庄的认识，主流的看法认为钱庄与票号一样都属于Old Style Bank，上升到银行的高度。倒是我们国内的学者，不肯承认钱庄的银行属性。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银行法》，把钱庄视为商业银行的一种，这一点大家没有疑问。那么是在什么时候钱庄完成转身的呢，就产生分歧了。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即只有钱庄为近代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之后，才具备商业银行性质。在他们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所谓辩证法的拐杖。钱庄产生于封建社会，所以是属于封建金融，商业银行是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为之服务的，因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服务才可以算银行。尽管钱庄也为传统工商业服务，那仍然是封建性质的工商业。但一方面又承认传统工商业是封建社会里的资本主义因素。显然没有逻辑上的足够的说服力。其实谈论这些话题，得出这些结论的，都因为脱离了金融专业本体。银行能够成为社会经济总枢纽，不是因为它提供的信贷，而是它的结算功能。典当也是信贷机构，没有人会把它往银行上联想，因为它没有结算功能。过账制度正是以开户结算而不是以信贷为最大特点的。银行的最初功能也是今天的基本功能，便是存款、贷款、汇款、结算。只有存款、贷款、汇款，还不能称是银行。有了结算功能就是完整的典型的银行。它是有别于外商银行的另一种类型的商业银行，旧式银行的标签是恰当的，不过我称之为本土商业银行，以区别于现代西方模式组建的商业银行。不是所有的宁波钱庄都属于商业银行，也不能说宁波以外的钱庄都不是商业银行。只有在19世纪较早时间实行了过账制度的宁波钱庄，以及采用宁波钱庄模式的各地钱庄才是商业银行。我们先不去说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那些以从事对外贸易为主的商号、买办是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先进生产力，我们只就金融先行理论也足够解释在对外开放以前已经完成了本土金融的原生性的制度变革。对外开放只是外因，加速了它的发育和进步。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身的发展也对金融制度提出了新要求。与山西帮不同，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原始资本来自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李自成的财宝正好埋藏在那里，而被人发掘。宁波帮的资本原始积累来自于制度创新。过账制度能够创造出信用货币，突破了中央政府对货币供给的垄断。信用货币被钱庄创造后，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大增，增加部分的货币被宁波帮商人带到上海，成为开展新型的对外贸易的资本。所以宁波一直是多单码头，就是资本输出地的意思。这部分资本不是通过正常的资本积累渠道获得，而是通过减少本埠流通的现金货币来完成。一个社会的经济总量，与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一个对应关系，货币流通量减少，就会引起通货紧缩，反之就是通货膨胀。过账制度的实施，使宁波城市的货币供应量大增，除一部分弥补原来货币供应量短缺外，仍超出实际市场的经常需求很多。多余的部分必须要寻找出路，而上海市场的资本需求正好容纳了它。宁波在开埠以前，商业就已经是相当繁荣的了，这主要依靠了它在港口贸易方面的区位优势。懂得中国航运史的人知道，古代中国的海岸区分为南北洋，其中心界点就在宁波。被称为南北号的远洋船舶在宁波聚集、交汇，贸易商品在这里转口换装。因为海洋和地理的原因，往来南北洋需要使用不同的船型。例如沙船可以去天津，也可以过长江，却不能航闽广，去闽广的是尖底南洋船。段光清记载，在1854年的时候，宁波光北号海船就有三百余号，大的商人拥有十多艘，中的一家七八艘，小的两三艘，不包括外泊的北洋船，以此为生的码头运输工人就有三千之多。光绪《鄞县志》说：“滨江庙外，今称大道头，凡番舶商舟停靠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帆樯耸立樯端各立凤鸟，青红相间……每遇闽广船初到或初开，命船各鸣钲相送。番货海错，俱聚于此。”“糖船皆自闽省来，四时不断，两浙所行转，自此发开。”为了保护贸易航道的安全与顺畅，宁波人开始的时候南北号各集资三万串，以每天一百元的饷银大胆地雇用英国士兵充当护卫，后来又自购蒸汽轮宝顺号巡航北洋。江厦街一带既是航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滨江列屋皆廛肆矣”，更是金融中心。宁波的主要钱庄大都开设于江厦街，民间也就俗称其“钱行街”。有民间谚语说：“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又有民谣：“江厦街，钱庄多，放账放到上海港。”可以说，宁波帮、商业贸易、以钱庄为代表的金融业三者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变化，贸易方式的改变和经济重心的位移，使得上海以其无与伦比的优势崛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经济舞台。宁波帮在开发和促进上海繁荣的过程里厥功至伟，作为一个群体受到国人的注意、重视和称颂端赖于他们在上海的事业的成功。有一种理论叫“金融先行论”，认为金融不是简单、被动地适应经济的增长而发展，相反，它的先发优势能极大地推进其他产业的繁荣和进步。宁波钱庄在19世纪以来的辉煌成就与亮丽业绩应该说是对金融先行理论的一个有力的注脚。很明显，宁波帮事业的壮大没有遵从传统理论中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思路，而是选择了高起点的以对外贸易为主干、大规模交易为特点的新商业模式。确保这一模式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宁波钱庄业的进化和发育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金融营养。与商业重心的转移同时，宁波钱庄在上海开辟了它的新的前进基地，而且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反超宁波本埠钱庄的活动。考察历届主持上海钱业市场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系宁波帮中人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这也是我将宁波钱庄的范畴延伸到在上海的宁波帮钱庄的理由。通过对宁波钱庄的历史考察，我发现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的。第一，过账制度对近代中国金融的进步作用是划时代的。它极大地深化了金融实践和理论，使得近代金融的一些基本元素开始注入传统本土金融中，使钱庄业获得了传统基础上的重生机会。其核心标志就是使货币流通量的概念从实物现金的M0延伸到信用货币阶段的M2。现有对过账制度的研究和评价与它的历史作用不对称。第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传统金融已经进化到本土商业银行阶段。发生这一革命性转折的原因和标志性事件也正是过账制度的实施。一个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的建立，使得宁波市内的任何企业的转账支付得以实现。开户结算使宁波钱庄具备伦巴第银行的性质和功能。宁波钱庄是最早完成转型的本土钱庄。说过账制度以后的宁波钱庄就是商业银行似乎也不为过。那些以宁波钱庄模式建立起来的近代钱庄也就属于本土商业银行范畴。第三，在宁波钱庄那里衍生出了中国最早的专业金融投资市场。这一点是以前国内外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已经有以股票交易为主的金融市场存在，但是宁波钱庄的以现金升水为交易对象的空盘交易更早更具专业性。第四，关于宁波钱庄与宁波帮的关系，我力图证明，构成宁波帮事业的核心和营养就是宁波钱庄，尽可能地在以钱庄为代表的金融平台上来架构宁波帮的历史图景。第五，虽然资料上有很大的限制和局限性，我尽力在宏观上构筑一个宁波钱庄的粗糙的立体图案，把宁波钱庄在上海、汉口等地的活动进行部分的浅显的描述。试图突破对宁波钱庄设限于本土论述的不足，提出宁波钱庄、宁波帮钱庄、宁波模式钱庄三者的关联。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受到历史和档案资料缺乏的客观限制，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去搜寻尽可能多的线索，还是有部分时段的空缺与模糊及单薄，不能不影响到它的完整性。望读者谅解，并对瑕疵部分多所批评。作者2010年9月5日目录
扉页版权页
前言
第一章 宁波的历史、商业和社会
第一节 宁波的历史文化
第二节 宁波的商业和社会
第三节 宁波主要地名来历
第二章 清代的宁波钱庄
第一节 货币制度与钱庄的产生
第二节 1861年前的宁波钱庄
第三节 清末的宁波钱庄
第三章 钱庄的组织架构
第一节 钱庄内部组织结构
第二节 同行制度
第三节 钱业同业公会
第四节 账簿
第四章 过账制度与本土商业银行的产生
第一节 过账制度的产生
第二节 过账制度的业务流程与特点
第三节 本土商业银行的产生
第五章 钱庄业务
第一节 存款
第二节 贷款
第三节 庄票
第四节 汇款
第六章 金融市场
第一节 货币兑换与货币兑换市场
第二节 现水
第三节 规元市场
第四节 同业拆借市场
第五节 空盘市场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钱业
第一节 战前的钱庄业
第二节 钱业集团的形成
第三节 1935年的钱业风潮
第四节 属县钱业概况
第八章 战时与战后的钱庄业
第一节 沦陷前的宁波钱庄
第二节 沦陷时期的宁波钱庄
第三节 战后宁波钱庄
第九章 宁波钱庄在各地的活动
第一节 上海的宁波帮钱庄
第二节 金融转型
第三节 汉口的宁波帮钱庄
第四节 他处宁波帮钱庄活动
第十章 宁波钱庄的终结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宁波的历史、商业和社会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清·徐兆昺《四明谈助》无论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宁波在他们的认知系统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贸易与港口。虽然没有像上海一样有一条连接中国内陆省份的黄金水道，也不如广州一样有居于西洋来华第一门户的便利，但它在中国贸易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座基于贸易和港口的城市，它的另一个历史名称，就是因为与海上的贸易关系，“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①，可见宁波之有海外贸易早在汉代即已存在。今天，北仑港已然成为中国最主要海港之一，每天都有上千艘各国各型船只来往于沿江沿海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大小工厂轮番生产出供全球使用的各种货品，依赖进出口贸易维生的各型商社、公司遍布街巷。贸易已经成为五百三十万人民生活的基本元素，渗透在它的全部历史、社会、意识、文化、价值取向、经济与生活中。尤其是近代以来以钱庄为代表的金融文化与它更有割舍不断的联结。第一节 宁波的历史文化宁波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最早是在吴越争霸的春秋末期勾践之世。根据《国语·越语》，“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②。鄞是地理专用名词，毫无疑问其中心地域是今之鄞州区。除此以外，在现今宁波市范围内，还有句章、余姚也在战国时期已然建立。考古工作者曾在史传的句章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基本证实历史记录的可信性。后越亡于楚，楚又并给了秦，秦被汉代，这些行政区划仍一直保留，并增设。应该说这几个县所涵盖的范围，除了舟山以外与今天宁波市的地理区域基本重合，遂成为中原王朝版图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①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②《国语》，卷20，越语上。史书记载，勾践是禹后，这是大可怀疑的，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合逻辑的。可能勾践在与中国华夏诸国发生联系后，学习了中原先进的华夏文化，为消除自卑感，去蛮夷化，有意识地自称禹后，希望因此能跻身于华夏诸国之林，不至于被矮化。于越是百越的一部分，当时是与中原华夏人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习俗上被称为断发文身，折齿黥面，语言上是南蛮舌，宗教上“粤人俗鬼”，生活上跣足不履，以舟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越人自称百越，百即越语人，散布中国东南沿海，直达闽广及今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北部，都是同一族属。只是由于越国更靠近中原华夏族，与吴国一样较多地接受了华夏文化，得以发展强盛起来，过渡到了国家形态层级。越人与河姆渡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即使秦始皇统一六国，这里的主体民族仍是越人，只有可数的几个官吏及戍守的军事长官和士兵为来自中原的华夏人士。从汉代开始，经南北朝，大量中原移民才开始进入宁波，其汉化的完成，应该在东晋晚期。考古发掘发现晋时很多的丧葬型制已经非常接近汉族，也就是说两者在文化上的距离已经接近了。越人的大部分已然开始融入华夏族之中，成为后来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一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越人也是现代汉族的一个直接源头。从河姆渡人在种植、养殖、陶制、建筑、雕琢诸方面的残存的遗迹来观察，河姆渡文化已不仅仅是文明的曙光。文明是一条流动的河，河姆渡只是这条流动的河上一个比较显眼的、比较大的激灵。它已然不是文明与野蛮时代的界点，而且离这个界点很远，某些方面已有超越或压倒中原华夏文明的地方。它已有完整完善的农耕生态和一定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它的文明源头还得向上延伸。可能是交通的困难使得文明的交流受到阻碍，中华文明的主流是在与它非常遥远的黄河流域产生的。至少在三国的时代，汉人并不在此占压倒性优势，土著越人的势力仍然是强大的。汉人只占据城市，及附近比较丰腴的平原地区，山区基本上是越族人的势力范围，史称山越，即没有汉化的越人。四明山一带是他们的聚居区。“贺斋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斋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斋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斋率吏兵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①①陈寿：《三国志》，贺斋传。“会稽东治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①，“(吾粲)与吕岱讨平山越，入为屯骑校尉”②。可见，宁波在汉化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民族反抗与冲突。这是一个很多研究宁波历史的学者所不注意的历史真实画面。①陈寿：《三国志》，吕岱传。②陈寿：《三国志》，吾粲传。东晋名士陆士龙有一个朋友车茂安，他的外甥石季甫被朝廷任命为令，此人估计生长在洛阳附近。在他们眼里，地似乎是有短狐之疾、沙虫专害、瘴疠遍地、蛮人连结、山越叫嚣的化外之区，来宁波上任颇有生死离别的味道。因此写信给陆士龙打探有关宁波情况。陆士龙是华亭人，华亭在杭州湾北岸，与宁波仅隔一海湾。他对会稽、县情况的认知相对丰富一点，在回信中为地唱了一些赞歌，客观地介绍了一些风物流俗，安慰一番，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由是观之，西晋的时候，宁波仍未充分开发，开化程度有限，汉越杂处，蛮风犹存，给外界的印象还是粗粝的，经济文化均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东晋衣冠南渡，汉人开始大规模移居宁波，汉化不断加快。汉人不仅在文化上占压倒性优劣，在人口结构上也大幅度增加，许多土著家族完成了汉化，像余姚的虞氏家族在东汉末就完成汉化。更有一些有名人物游历宁波，寻山问道。如葛洪，身负仙道，自杭州一路东行，甚至山隅海陬的象山、宁海都留有他的传说与踪迹。会稽，已然是东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王羲之能够“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把全国有声望的名人聚集在一起，曲水流觞，悠然自得，那么会稽在很多方面已经与建康相接近了。流风所及，宁波西去会稽八十公里，交通尚称便利，汉化程度当稍逊于会稽，但不至相去太远。同样是县令，梁山伯却被历史所铭记，并被后人附加了许多美丽的传奇。梁山伯鞠躬尽瘁，因公殉职，殁于任所，其凄美的故事延续千年，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各色素材。其墓尚在西乡高桥，为宁波一大胜景。近年来国内有多地以传说为拐杖，争抢梁祝故事发源地，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派，在历史学家眼里显得相当荒唐和可笑。当时两浙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在会稽，如果梁祝就学应去会稽才合乎逻辑，怎可能远赴杭州呢？何况，杭州是在隋平陈后所设。单凭这一点，就显示是后来艺人所为。既然是为艺人创作，则有此有彼，各地均可延伸、附会、添加，甚至加入本土元素使之本土化。从这个故事里面，史学家可以解读出的历史信息便是，在那时候汉人的文化与思维已经全面彻底地笼罩浙东地区。宁波从县级行政层级，提升到州府级机构，再到今天副省级城市，完全得益于它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尤其是港口的开发。明州从越州分设是在唐朝。此前，设治于今鄞江，当时的三江口一带还是汐沚之地，芦苇丛生，鸥鹭出没，潮涨潮落，蟹出蛤张，人烟稀疏，偶有竹篱茅舍，星散零落，为三两渔民暂栖避风。传说，东晋著名文学家，也是历史上的堪舆大师郭璞，应永嘉太守谢灵运之邀南下相地度宅时，就是路经鄞江。他曾泛舟三江口，仔细踏勘后预言，五百年后，此地当成繁华都会，后来果然应验。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明州，后来就把州治从鄞江移往三江口，始奠定今天宁波城市格局。宁波抬升它的行政层级，除了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外，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是港口的开发和利用。初唐的时候，宁波的港口地位还没有被充分地体认和开发，中日、中朝的航线和基地是在北方。而到唐中后期，中日航路改以宁波口岸为主。这可以相对印证宁波行政层级的提升与海上交通有较大的关联度。现在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港之一，在我看来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宁波是东洋航线的基地，海上丝绸之路指中西航线，间或有一两条番舶到宁波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没有记录大规模的番舶云集的史料。有些货品从宁波口岸出洋输入西方去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忠实于历史，这些货品一定是在泉州、广州转输的，对西方航线来讲，宁波只是一个支线码头。在唐代，全国有二百多个州。州本来是二级行政机构，直接面向中央政府中书省，但是朝廷因为在地方监察事务上过于纷繁，就设立派出机构道。道不是行政机构，是监察机构。州政府在行政上隶属于中书省，监察权属于道，而监察又决定官员的升迁考核。州政府它自然地就要面对两个上级：中书省和道。后来的行省就是以道为基础而设置的。明州府在江南东道辖下。宋又称两浙路，包括浙东、浙西。所以，唐代是宁波起飞的阶段。在隋唐之际，“天下财赋，强半出乎东南”，经济中心已经从中原转移到江南，但政治中心仍滞留在中原。这种失衡的解决办法就是隋炀帝采用沟通运河的办法，强行输送江南经济资源到中原，但投入的经济成本过高。从唐开始，漕运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直到京浦铁路通车。唐代的文献中，很少有明州的记载，因为它离中央政府过于遥远，它也只有贡献它应上缴的赋税。它那个特产鲒酱可能过于腥味，京中大臣难于接受，就停贡了，而港口的价值和贸易对生活在长安的奉重农抑末为圭臬的官僚阶级来说也没有直观的感知。按理说，新设州府，应有它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相应的在史料上有所体现。我翻遍新旧《唐书》，唐代从宁波走出去的人物几稀，倒是有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他去时越州人，回时明州人，时空变换，故发此感叹。宁波城内还有贺丞路、贺秘监祠两处遗迹在孤独地支撑着唐代宁波的文运。宋代是宁波登上中国舞台的历史契机，尤其是南宋朝廷的行在陪都设置在杭州后，宁波作为港口在对外贸易联系上的地位凸显。日本、高丽、吕宋，都以宁波为通商口岸。宋朝为了与辽对抗，又是很重视进出口关税在财政上的地位的。咸平二年(999年)就在明州置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地方在镇海。宋代维持庞大的对付契丹和西夏、金、蒙古的军费开支，仅依靠有定额的田赋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关税与外贸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开支的不足。有学者提出，宋是历朝中最重视商业贸易的朝代，原因就是财政问题。宁波的文运昌盛可以说是以宋为标志，此后代有人才。楼异是宁波出生的本土人士，衣锦还乡，为官明州知府。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鄞西广德湖废湖为田，从此西乡不能有水利。与此相反，鄞东东钱湖自唐天宝年间“相度地势开而广之”开始形成，到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定型。①两相比较，鄞县的经济重心竟移向东境，甚至到今天为止，东乡仍然优于西乡，无论农工商各业。所以改变自然，也要遵循一定规律，否则是会受惩罚的。而楼异则世为邑人唾弃。①《宝庆四明志》，水利。1195年，庆元元年，时在蒙古铁木真成吉思汗登基前，南宋朝廷为图吉利或其他原因，因年号把明州改为庆元府。也许是宿命，元帝国在蒙古人的庆贺声中终于灭了南宋。它当然乐意接受庆元的说法了，元就因设为庆元路。元帝国对日本的失败的军事进攻，就是从宁波出发进行远距离攻击的。被称为“神风”的神秘气象拯救了日本，使其免于蒙古人殖民。明初又恢复明州旧称。后来觉得明应该成为皇家专享，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因明州府有定海县(今镇海)，以“海定则波宁”为理由，把明州府改名为宁波府。有明一代，宁波被列为对日本贸易的母港，朝廷以勘合(特许)贸易方式允许日本商人十年一期在朝贡形式下承仰天朝的恩典。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通过战争占领了宁波，并把宁波列入对外(西方)开放的五个港口之一。宁波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走上漫长的近代化道路，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在百年后被人为地中断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宁波重新开始了它在一百多年前已经经历过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在我的印象里，历史上宁波城很少有战争发生，即使发生战争，也都是主动放弃或献城，所以战火的蹂躏很少。明朝也是海防建设最重视和完整的时代，在宁波沿海一带构筑了严密的海防体系。宁波设立了至少三个卫级的军事基地，外加一支庞大的水军。清军席卷浙东时，鲁王的主力也是以宁波人为主的，也没有发生激烈的攻防战。历史上唯一的一仗好像是鸦片战争中以来自西域的喇嘛为主体的收复宁波城而与英国人的短暂却必然失败的战斗。所以它没有像中国其他城市可以动辄以兵家必争之地自况的那种荣誉感。非常颠覆我们一般常识与逻辑的事，也会发生在战争阴霾下的宁波。当定海被英国人占领的时候，中英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宁波的清方最高司令官钦差大臣伊里布居然会邀请英方这次战争的主要代表人物义律来设在镇海的衙门喝茶。宁波的第一任占领军司令官、普鲁士人郭士律，以前在新加坡传播福音的时候，雇用梁发作为他的助手，落第秀才洪秀全正是因为夜读了梁发编写的宣传基督福音的小册子顿悟而创立“拜上帝教”的。郭以严密的纪律约束英军的行为，维持着宁波的秩序，被宁波人呼为“郭青天”，并写入地方文献中。①①光绪《新修鄞县志》，卷71，外国，英吉利。宁波府属有鄞、慈溪、奉化、镇海、定海、象山、南田七县。南田原从象山划出，复归象山，终为一县。1954年，定海单独分设成为舟山地区。1949年，余姚从绍兴划归宁波。宁海原属台州，20世纪50年代初与象山合并成象山县，后又分设，也归宁波地区。1927年以鄞县县城为基础设立过宁波市，1986年宁波地区改设为宁波市，原宁波市取消。以后其中有一些县改换为市、区，没有大的影响原有的行政格局。宁波处于北纬30度附近，在同纬线上集中着中国最多、最有名、最发达的城市。它的西面是杭州，北方越海就是上海。第二节 宁波的商业和社会宁波帮名扬中国是近代以来的事。其实在唐宋以来，宁波的商业已经兴盛一时，这是由它的地理特点构造的。舟山群岛是中国最主要的渔业生产基地。宁绍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农业的经济价值高。又地居南北洋中心，上至天津、烟台，下接闽、广、交趾，东通日本、高丽、琉球，无论内外贸易皆已有一定规模。所以，商业贸易是这座城市的基本元素。吊诡的是，喊出“工商皆本”这种颠覆性口号的黄宗羲，他最主要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形成就是在宁波。宁波的社会风尚、经济结构和商业模式一定给了他实践上的支持与思想上的启发。要知道，重农抑末的农本主义思潮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弥漫中国精英社会已经两千多年了。越人是一个善操舟的族群，利用海洋资源开展贸易是它的最优选择。远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与东鳀国等二十余国有贸易往来。，被王莽改名为海治，从文字上联想，也应该是与海上贸易有关。汉代就存在“中国往(南越)商贾者多取富焉”①的情景，这些来到广东经商的人一定是从宁波出发经海路而往。从事海上贸易，运输条件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建造远距离航海的能经抗风险波涛的大型船舶。宁波市区滨江处有一条以战船街命名的道路，曾是中国最重要的船舶制造中心。“战舰江边岁岁修，千家冢木几家留。近来樟树随山尽，出海编拏估客舟”②，见证了宁波匠船业的兴旺。在中国造船史上，曾出现过以宁波命名的“宁波船”，影响很大。日本的《唐船兰舟图卷》中，“宁波船”样式清晰可见。③匠船又需耗大量木材，四明山提供了木材资源的长期供给。沙船又是另一种海上运输工具，在近代以上海为基地的沙船业主也是以宁波人为主。近代以来，宁波人从事航运业的更是层见迭出。“宝顺轮”是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近代蒸汽动力的轮船，由宁波人从英国购置，用于民间海上护航。后来又开设民族航运企业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当代更有包玉刚、董浩云、顾国华这些有全球影响力的航运巨子。在航海人才方面宁波人更独占鳌头，引领全国。“惟甬人具有冒险性，且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接触较早，轮舶驾驶工手，十八九为甬籍。”④也有记载说，“最奇者所谓操航海业之海员，与夫机器业中之机匠，则无一不是宁波人”⑤。①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②袁钧：《北杂诗》，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549页。③章欧元：《上海沙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④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52页。⑤《宁波旅京同乡会会刊》，第46页，1929年。对宁波古代商业研究比较深入的，倒是日本人斯波义信，国内学者至今都没有达到他的高度。他在《宁波及其腹地》一文中对宁波提道：来自中国东南的远洋帆船，不得不在宁波停泊，把货物转运到小船，以便通过这些水路，或者转运到小帆船，依次运行杭州、长江沿岸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反之长江地区的产品，先运到宁波，然后再运到外地。而浙江其他两个港口城市温州和台州都分享不到宁波的这一优势。1259年，该地沿海地区有中国平底帆船达8，000艘，其中鄞县624艘，镇海1，191艘，象山776艘，奉化1，699艘，慈溪282艘，舟山3，324艘。从宋以后形成了宁波经济圈，扩展到绍兴的余姚、上虞、新昌、嵊县，及台州的宁海，经济辐射力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与宁波接壤的这些县在经济上对宁波的依赖与联系要远远大于它所属的上级城市。城市规模与经济规模也是正相关的。在宋代，宁波城内已有资格向政府缴税的户数5，321户，约占鄞县全县的41，617户的八分之一。我们知道，农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依赖的，大多数的家庭拥有一定的土地，纳税人的比例应该高于城市，因为城市中有一部分人以被雇佣为生存手段，不必纳税，估计城市人口在5万人以上，说明城市化已经开始。城内已建立了四个交易市场，西、南各一，东门两个。在城市周边还设有许多市场，像江东的东津市场，规模超过城中市场。商品化的农业很早就在宁波存在，像黄古林的蔺草业，樟村四明山区的贝母药材业。三北及滨海地区的棉花种植，从元朝时已经引进，尤其是余姚和镇海，余姚的棉农约占70%，镇海约17%，这些棉花被贩运到棉纺业中心松江。渔业生产更是传统产业，在19世纪估计有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从事渔业及水上运输业。行会，这种纯民间的行业性自助自治的组织至少在1191年就已经建立。来自福建的运输商人建立了以妈祖信仰为纽带的同乡同业行会——天后宫。以后，各省的商人纷纷建立同乡会馆，有福建、广东、山东、安徽会馆。像福建会馆所联系的福建商人在1854年有几千人生活在宁波，福建会馆由于人数众多，又以地域分为九个分帮。商业聚集区的形成使商业规模效应得到扩张，形成了米行街、木行街、药行街、糖行街、卖席桥、羊行街、江厦街等专业商业贸易街市，及铸坊巷、打铁巷、镬厂巷、铁锚巷、船厂巷等手工业街区，有的街市甚至长达一公里，如药行街，是东南药材中心。①①以上引文与叙述均见Shiba Yoshi. Nongpo and its interland. In：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391－440.1843年，宁波辟为通商口岸后，加快了宁波近代化步伐。对外贸易从传统的对日贸易转向对西方的贸易。其实宁波很早就有与西方人贸易的历史。15世纪的时候，刚开始东西交通，葡萄牙人就在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建立了贸易基地。由于明朝政府奉行海禁政策，沿海许多商人及一般民众以走私作为谋生手段，一时间影响广大，为明朝地方政府剿灭。那些侥幸逃生的商人及走私人员就走上了武装对抗的道路，烽烟海疆几十年，史称倭寇之乱。我研读了许多有关此事件的史料，发现里面几乎都是来自明官方或与其有关的单方面的记录和说法，来自作为事件另一方倭寇集团的声音几乎没有。不过我还是从其中读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一个横行海上几十年，参与者几十万，波及闽浙广沿海几千里，并与日本有牵连的大事件，叛乱者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只有要求通商的经济诉求，说明在当时社会里普遍存在着要求开展对外贸易的期望和向往。第二，宁波普通人民的态度。可以说在早期基本上是反对至少是不支持动用武力政策的。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商人)或多或少从事、参与过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取既得利益。闽浙总督朱纨曾私下派人调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访知舶主(走私船)皆贵官大姓”①。他说，他掌握了一个支持走私活动的宁波城内商人名单，名单上很多人都是有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打算将它公开。最后朱纨就是因为得罪福建和宁波商人集团而被后者通过各种关系被附加罪名下狱自杀的。西方的银元从明末开始在宁波市场流通，这是国际贸易的明证，这种国际贸易规模有多大很难估计。不过西方人希望在宁波建立贸易基地的目标一直没有放弃过。宁波比广州的优越性在于它更接近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可以使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也有利于拓展在内地的市场。所以当清政府攻打盘踞台湾的郑氏政权时，荷兰人以在宁波设立商馆作为出兵助战的条件之一。1698年，清政府践约在定海设立红毛馆(红毛即荷兰)，在宁波民间留下了红毛瓶、红毛人、红毛芋艿、红毛糖等西洋风物。1759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洪仁辉率两船来到宁波，不仅宁波人民，地方当局也认为是一个发财机遇，表现出了少见的积极性。浙江巡抚没有执行既定的闭关自守国策，反而奏道：“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之意。除饬令该道派拔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行征收。”②结果被乾隆皇上训斥一番，反而在第二年把红毛馆也给废除了。但是洪仁辉这次宁波之行，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并找了一个姓郭的宁波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在宁波销售他带来的商品，结果造成了1.5万两的亏损。郭是有记载的第一个会说英语的宁波买办。1793年，英女王派遣马嘎尔尼为特使前去庆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特地到宁波停靠，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寻找郭姓买办，不过此时郭买办已经去世，只有他的儿子郭极观尚在，“亦能略司夷语”③。①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②转引自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③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1、323、354页。1843年元旦，宁波正式对外开放。宁波人对与西方通商抱着很大的期待，过去朝廷的想法并不代表他们的想法。听到通商消息后，“各处商民纷纷运货宁波，候期交易”①。宁波商人终于等到机会开始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贸易时代。在蒸汽时代，船舶的速度、运载量都今非昔比。宁波虽然成为通商口岸，但上海的崛起，使宁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上海无论它的腹地、港口条件、辐射的人口都远远胜过宁波。宁波虽然也一度设有租界，却是唯一一个洋人自动放弃的租界。因为要维持一个租界的运转，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多人口的西方人社区的存在。而上海是那么的接近，市场是那么的广大，西方人必然选择上海，宁波成了上海的分销基地，变得无足轻重了。1849年，宁波的外贸从开放第一年的50万元直线下降到5万元。②第二年，“查道光三十年夷货税册，(宁波)仅收税银一百一十余两”③。上海此后如日中天，快速繁荣，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②《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浙江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第155页。宁波与上海角色的变换完全出于贸易条件的改变。一条几百吨上千吨的商轮，其货物的价值在几万几十万元，它需要广阔的市场立即分散批发到各地，宁波没有这个条件。而上海有长江黄金水道，能把市场拓展到像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西方商人回程时也要采购足够的土产，也要求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基地。但是宁波人是最早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克服这一局限性的群体。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宁波商人贸易活动的舞台基本上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主。宁波帮成功的故事也大多在上海演绎。后来再以上海为跳板，转移到新开发的商业中心天津、青岛、营口、烟台、厦门、广州、香港及内地的汉口、九江、沙市、宜昌、芜湖、南京等地，甚至拓展到了海外。“夫吾宁非以商战著称于全国乎！世界各国都会，南洋诸岛之炎地，且有宁人之足迹。而本国之都、镇、市场，凡足以经营商业者，莫不由宁人占其优势，可毋论也。”①上海几乎是宁波本土以外的一块飞地。宁波人出外营生，“尤以上海为最盛，经商于此者，奚啻二三万人！故有第二故乡之谚”②。二三万人是一个极缩小了的数字。如果仅指有一定自我产业经营的人，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一般估计，在清末已经有宁波人四十万人左右。以今天上海市区人口的籍贯构成分类，宁波人是最大族群，大致以30%为宜。1898年，“宁郡人民在沪者不下数十万”③。1918年，“想吾同乡在沪者总数四十万人”④。1917年在上海去世的宁波人就有2，855人，以至四明公所不敷停柩之用，宁波同乡会发起捐助，添造新厂。像浦东这样比较偏僻的地方，1920年也已经有同乡数万人。⑤宁波同乡会成为过去中国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同乡互助自治团体，它的成功就是基于拥有一个完整的移民社区资源。宁波人进入上海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开埠前，有许多人前往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像方家、李家，均大获成功。这时候去上海的宁波人均是商人，属于候鸟式，性质是旅寓、客居，价值观里完全认同宁波本土。第二阶段是开埠后，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到20世纪前，这一时期进入上海的都与对外贸易有关，像上海的买办，宁波人迅速超越广东人。钱业，宁波人始终执牛耳。红帮裁缝更是有独占性。沙船运输业大半操于宁波人之手。但也有许多下层人民离开本土来上海谋生，成分发生变化。比如1874年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很多宁波人在洋人家庭帮佣，一些手工业者也到上海发展。由于宁波人众多，这时便有些人已开始习惯于以上海为家了，因为在上海的宁波人社区里没有陌生感。一部分成功人士开始置产置业。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租界成了江南最安全的地方，对他们的触动很大。安全性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项目，加上上海的繁荣与增长所提供的商业机会，有人选择定居，愿意融入这个既熟悉又全新的社会里。第三阶段是在新式近代企业兴起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许多宁波农村民工开始出现在移民队伍中，这些人占了绝大多数。这时候，很多商业服务业也相率繁荣，宁波人光靠烟纸业买卖小铺营生的，全上海就有五千余家之多。⑥此时，“上海全市人民共百余万，而我甬人则居五十余万”⑦。一些人基本上已习惯了上海文明的都市生活，已不想回到原有落后传统的生活环境中，完全上海化了。①宁波《四明日报》社论：《论甬商之团结力》，转引自《宁波金融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页。②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631页。③《四明公所绅董禀上海道书并道宪回报照录》，《申报》1898年7月11日。④《宁波同乡之慈善事业》，《申报》1918年3月15日。⑤《浙东甬人募建新厂》，《申报》1920年10月30日。⑥《宁波同乡会关于烟酒借款电》，《申报》1921年1月14日。⑦《宁波同乡会徵求会晏会纪》，《申报》1920年4月17日。太平天国时，宁波曾被占领，城市受到很大破坏，很多有钱人迁往上海租界，到上海去发展，中等以上人家也托庇于江北岸外国租界。从此以后宁波的商业难以恢复，宁波已变为鸦片贸易基地之一，最高年份，鸦片输入总值已占进口价值一半以上，最低年份也占38%。①当然在宁波通商后，总的经济贸易仍是在发展，只是与上海相比大大落后了。信贷总量是一个有效的客观的指标，它反映一地的经济活动总体情况。1918年宁波全市信贷规模二千数百万元②，而到了1934年，贷款规模也只有二千七百万元③，16年间几无明显增长，说明宁波本土商业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完全依靠外地市场来弥补。所以说，宁波是资金、人才的输出地。从金融角度，宁波被称为多单码头，即资金净输出地，固然说明宁波之富有，但一方面，这些资金没有被本土经济充分利用，说明：一是本土经济资源有限，吸纳不了这部分资金。资本要增值，工商业没有发展，市场不需要这么多资金，那么就自然流向外地，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助力。其二，宁波的资本并不稀缺，而是市场饱和，商业规模难以扩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大量人口移民上海，这些移民既是创造财富的主力，同时又是消费的主力，消费不能提振，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宁波在解放后人民银行收兑的银元有五百多万元，这五百万是基础货币，如果存入银行钱庄，又能增加扩大好几倍的存款量。④在战前，上海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宁波只有有数的几个近代企业，是一种很尴尬的不争的历史事实。在1886年的时候，江北湾头地面已经有一家叫通久源的机器轧花厂。宁波的工业化进程并不算晚，但是直到解放前，能算得上规模的只有三支半烟囱。民国《鄞县通志》中比较完整详细地保留和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资料(其他县份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工厂企业，也不多)，“迄今大小厂家亦仅百许，而略具规模之工厂更属寥寥”⑤，工业资本总额2，752，500元，年产值1，098万元，工人1，371人。主要有针纺织、面粉、电力、火柴、榨油业、罐头、机械碾米等行业。即使按宁波城区35万人计算，人均工业产值仅30多元。日常耗用工业品基本由上海输入或分销。手工业产值约800万元。商业5，599家，资本1，425万元。⑥①《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浙江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9－12页。②《甬江钱业对于革除现水之意见》，《申报》1918年9月24日。③徐世治：《宁波钱业风潮报告》，《浙江商务》第1卷，第1期，1936年。④《宁波金融志》，第1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⑤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53页。⑥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70页。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宁波商会对所属各县的商会会员进行过统计，共计会员人数30，394人，宁波城区22，253人，分别有九十余行业。①宁波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但是宁波也是托那些在上海从事外贸业务的同乡之福，19世纪80年代开始，开发出一种完全是为满足对外贸易的并不复杂的手工农副产业——金丝草帽编织业。它主要集中在鄞县、慈溪和余姚的农村地区。20世纪30年代，鄞县一地的编帽就业人口(业余)就有4万户，产值200万元，平均50元。从附加值来分析，当时200万领席子(内销)的价值是150万元，120万顶草帽的价值却是200万元。与今天情形正好相反，当时外贸的附加值要远大于内销。②对于宁波的商业，在此也有必要一提的是，钱庄业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本书的以后诸章会展开论述。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中，宁波社会也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仅西方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必需品，新式学校教育、医院等纷纷开办。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五十年前敦尚质朴，虽殷富之家皆衣布素，非作客喜事罕被文绣者。海通以还，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乡风为之丕变。”③还有宗教也渗透进来，宁波远在嘉庆年间就有天主教堂，洋教已有一定基础，开埠后更是迅速传播。说到宗教，宁波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佛教，它的宗教密度可能超越国内任何地区。它的境内密布着许多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名的法苑丛林。宁波的社会是以商业为主的形态，人们有从事商业贸易的传统，同时商人力量一直以来很强大，甚至影响到政治。由于它远离政治中心，中央朝廷只能委任自己信任的官员对它进行治理，相关的信息也完全靠地方官员提供，地方官员的个人价值取向和忠诚度影响着朝廷的判断。所以当段光清来到宁波任职时，就发现“嘉庆道光初年，地方官更艳商人之利，惟商人之命是听”④。在宁波，商人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也被民众所尊敬，他们是维系这个城市稳定和经常运转的中坚，即使面对海盗的武装劫掠，还是太平天国的威胁。19世纪50年代初，南洋闽广航线海面不靖，海盗蜂起，政府却袖手不动，是宁波商人们集合南北洋商号共出资6万串，以每天100元的代价雇用英国士兵巡洋，1854年干脆自购蒸汽轮船开展民间护航。⑤经商是一种有荣誉感的价值取向，而不像内地其他城市那样把读书取科当做唯一的最高的境界。方志上记载，“商业为邑人所擅长” ，科举不再吸引人，科举人数逐年递减，诚非虚言。⑥甚至远在日本，早期的戏剧中也有反映宁波商人的活动。⑦宁波商人的富裕程度也曾一度引起深居紫禁城的咸丰皇帝的极大兴趣，后者正在为扑杀太平军筹措军饷而绞尽脑汁，一个极度夸张的数字被上报咸丰，宁波(慈溪)的冯氏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数达2，000万两。咸丰要求他为国效力，捐助100万两。地方官员亦提醒他至少要捐30万～50万两才能过关，最后经多轮博弈，讨价还价，以捐12万两了结。⑧要知道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是3，000万两，即使一次捐输12万两亦为天文大数。被有些人称为19世纪全球首富的广东商人伍浩官的财富折合有2，500万两。他们已经可以相互颉颃了。其实双方都有点虚张声势。①《宁属各县商会会员统计》，宁波档案馆档案旧14－1－168。②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55页。③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610页。④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页。⑤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1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1，第409页。⑥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职业·商业，第2631页。⑦日本的能剧《唐船》讲的是明朝一个因两国商人冲突而被日本人据为人质的宁波商人阿庆官人，在日本几十年，娶妻生子，後被其在宁波的两个商人儿子携带巨资赎回，父子团聚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明中叶前期。⑧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页。大约在明末以后，宁波商人向各地发展的线索陆续展现。钱业会馆碑记中说，富豪之家气力达于诸路，就是说宁波商人的全国性网络已初步布局。有确切记录的慈溪药材商人在明末就在北京经商，其后人开设享有盛名的同仁堂药店。同是慈溪人，也在乾隆年间开设了名重京师的“四大恒”。这些商人的外埠活动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同乡会组织中得到证实。1928年的时候，宁波旅外同乡团体有大连、北京、天津、沈阳、烟台、青岛、郑州、汉口、襄樊、宣昌、沙市、长沙、重庆、芜湖、南京、徐州、扬州、镇江、无锡、苏州、常熟、上海、吴江、盛泽、汕头、厦门、香港，省内有杭州、建德、兰溪、温州、湖州同乡会。另有些地方，宁波同乡会附着在浙江同乡会之中，没有单独组建。①甚至在日本，也已有宁波人在主持着横滨的中华会馆。有一种传说是“无宁不成市”。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镌有一块刻有1853年来自宁波府人民的对美国英雄华盛顿的颂词，上面辑录着原福建巡抚徐继畲《环瀛志略》中的一段话：“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镕镕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②当主要的士大夫精英阶级还停留在痛骂西方列强的情绪性宣泄阶段的时候，宁波社会的开放基础和学习先进风气已经相当的浓厚了，这与日后他们在商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关联。①《宁波旅京同乡会成立纪念刊》，第78－81页，1929年。②徐继畲：《环瀛志略》，卷7。第三节 宁波主要地名来历一般书籍上都会讲到，宁波简称甬。在我看来这是缺乏逻辑严密性与一贯性的。1927年，析鄞县城厢设宁波市，此宁波市简称甬是正确的。1986年，宁波地区与宁波市合并，原宁波市分为海曙、江东、江北三区。新设立的宁波市与旧有宁波市有很大区别。现在的宁波市已不能称甬，应该称宁才是正确的。甬是宁波府城所在地，即鄞县城厢所在三江口附近地域的简称，其来源于甬江。今宁波市是继承旧宁波府，解放后宁波地区的地理和行政区域。即使鄞县西乡东乡，在古人心目中也是不能称甬的，所以清代李邺嗣把他写的诵讴东乡的诗词名之为《东竹枝词》，同样万斯同的诗曰《西竹枝词》。后来更有倪韭山作《南杂诗》，袁钧做《北杂诗》，都是清楚表达城厢以外地区非甬而是地。萧甬铁路是指萧山到宁波城区，甬台温高速指宁波城区到台州、温州的公路，申甬杭线就是宁波到上海的海运航线。甬是特指，宁是广义。宁绍平原、宁绍台道、浙宁会馆、宁绍会馆、宁式家具等，凡以宁称的，指称宁波府。当然近来也有人把甬概念扩大化的，称甬商，相当于宁波帮，涵盖了宁波府属各地人士，这主要是这些群体中以宁波城厢中人居多，不加分别，误为一体。史料中的甬上、甬人、甬江大抵皆是狭义。宁波有时候称宁郡、四明，是统称，包含六邑。史料上有鄞邑的说法，没有甬邑的说法，说明甬尚未达到邑的层级。如宁海城关简称缑，象山丹城称蚶，余姚城关简称舜。如镇，即镇海全县，镇关就特指镇海关或者镇海城关。古人对于地名之称呼是有一定标准的，所以正确的表述方法应该是，宁波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简称甬。甬 对于它的地名来历，最主流的一种说法是，在今鄞奉两县交界处，有一座山名甬山，此山形像钟，甬在汉字里与钟同义，所以以形名山，以山名江，以江称城。甬之源于甬山是正确的，但以甬与钟之关系来推演，实在有点穿凿附会、贻笑大方。越族人会按照汉人设定的思维模式去行事吗？宁波人汉化已经有一千六百年了，绝大多数人身上已看不出越人的血统，他们惯于以汉人方式思考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公元前500年左右，此地已经有句甬的地名存在，句甬就是本土土著民族越族给它的名称，它也只能体现越人的风格而不可能是汉人的思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甬就是越国这个曾经北上中原，称霸一时的古国文化符号的少得可怜的一点孑遗之一。句甬，又叫甬句，史书上同时并存，应该是同一事物。吴王夫差失败投降后，勾践安置他，“寡人其达王甬句东”①。就是准备把夫差流放到今天的舟山群岛，夫差羞而自杀。《左传》鲁哀公二十二年说“请使吴王居甬东”②，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记作甬东③。《越绝书》也说：“(吴王)因而赐之以书，增之以封，东至于句甬，西至于槜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④甬句与句甬是同一事物。历代史家在注《国语》的时候，均把甬句，误作句章、甬江，分为二地，⑤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在我看来甬句应该是指一个地名。①《国语》，吴语，卷19。②《左传》，鲁哀公22年。③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④《越绝书》，卷7，勾践外传。⑤马伯煌等点校：《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39页。首先，甬江、句章，一个是自然地理，一个是行政区域，两者并用不合汉文的表达习惯。古人有说江淮之间、齐鲁之间，都是同一事物并列。即使今天，也没有说浙甬的，只有杭甬；有宁象，是指宁海、象山，不是指宁波、象山。如果要表达，也应该说“句之甬东”，从属关系明确。其次，若两者系各自的简称也不合古人规范。江淮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