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刑法的拓荒者：马克昌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彭卫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时期刑法的拓荒者：马克昌传试读：

你晓得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

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只船哎？

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竿哎？

几十几个那艄公嗬呦来把船来搬？

我晓得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哎，

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哎，

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竿哎，

九十九个那艄公嗬呦来把船来搬。

这首《黄河船夫曲》简练而深沉的旋律，朴素却饱含历史沧桑。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602年，即周定王五年，从那时一直到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在这2540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1590次，大改道26次，平均三年就有2次决口，100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16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27圈。

黄河孕育了无数优秀的华夏儿女。本书的主人公、出生在黄河流域豫东平原的马克昌就是其中平凡而伟大的一位。让我们慢慢展开他那跌宕起伏、辉煌灿烂的人生画卷。1、豫东少年

二十世纪20年代中叶的中国风雨飘摇，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并废除了曹锟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的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

1926年7月1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团结，这是人心所向。全国工农群众、海外进步团体和人士积极呼吁，支持北伐。北伐军仅用一年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

就是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1926年8月12日，河南省西华县红花集南街一个富甲一方的地主家里降生了一个男孩，家人按照当地马氏辈分给他取了一个颇为儒雅的名字：马克昌。当时马氏家族的人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孩子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中国刑法学的泰山北斗。

1926年是农历丙寅年，也就是虎年，似乎是历史注定的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好几位后来影响世界的人物。曾担任美国第13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美国犹太人艾伦·格林斯潘，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都在这一年出生。半个多世纪后的1990年4月27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北京接见参加第14届世界法律大会法学家代表时，与马克昌亲切交谈，关切的询问马克昌的生辰年月，还愉快地说他也属虎，与马克昌同年同月生，马克昌要比他大5天。

马克昌的曾祖父曾任清末信阳府知州。他的父亲叫马宪乾，是当地有名的乡绅。马宪乾的父亲共有兄弟5个，他排行老大。马宪乾却是单传独子。马氏家族有良田近2000亩，还开有烟坊、酒坊、油坊、药店等，可以说是当地首富。大约1930年前后马氏5兄弟正式析产分家，马克昌家里分得320多亩田产，27间大瓦房，在当地依然称得上是“钟鸣鼎食之家”。马克昌家的老宅在红花集一块地势较高的坡地上，现在是河南省西华县红花集镇政府所在地。

对当代许多人而言，由于《白毛女》、《半夜鸡叫》、《红色娘子军》等文学作品的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这些作品中地主的丑恶形象，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魔鬼来塑造。实际上有的地主也是靠省吃俭用，勤劳致富，经过长期积累才有了一些财富。

马克昌的母亲叫马郭氏。旧时代河南农村妇女在娘家有名字，结婚嫁到婆家后就没有名字了，一般称呼已婚妇女都是夫姓后冠以娘家姓，马克昌的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郭熏桃。马克昌的外公叫郭耀堂，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中医，郭氏家族也是悬壶济世的中医世家，在那一带算是名门望族。马克昌的母亲马郭氏温良贤淑，持家有道，具有旧时妇女的传统美德。尽管是大地主、大家庭，马克昌的父母却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在当地颇结善缘。

由于马克昌是长子长孙，又生得十分乖巧，所以在马氏家族非常受宠，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很喜欢他，俨然是大地主、大家庭的大少爷。年幼的马克昌天生善良，十分懂事，从不调皮任性、铺张浪费，也很同情家境贫寒的小伙伴，经常把家里的食物拿出来分给他们吃。

马克昌7岁那年，父亲马宪乾不幸染病，虽然马克昌的外公是有名的中医，几经调治却不见好转，后来竟英年早逝，去世时才40多岁。由于家有良田等产业，马宪乾的去世并没有使这个家庭陷于困顿，他们依然能丰衣足食，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38年。

马克昌的出生地河南省西华县位于黄河流域豫东平原腹地。豫东平原是我国黄淮大平原的组成部分，属于黄河冲积平原，本是中原大地的富庶之地。那里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西北略高于东南，境内有沙河、颍河、贾鲁河等十几条河流，俗称“七沟八河”，相对缺水的北方而言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西华县也是中国历史传说中造人补天的“东方女神”女娲建都的地方，被誉为“娲皇故都”，可谓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尽管历史上各种政治势力逐鹿中原，二三十年代的中原大地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偏安于中原腹地偏僻乡村的马克昌一家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衣食无忧。2、乱世求学

1932年，马克昌6岁，父母把他送到西华红花集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马克昌自幼喜欢读书，入学堂后更是表现出对读书的喜爱，经常手不释卷，爱动脑筋，学习很用功，功课也很好。

1934年8月，因为红花集小学教学质量不如当时的教会学校福音堂小学，家里就把马克昌转到福音堂小学继续上学。福音堂小学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负责人是一位当地妇女，大家都叫她林大娘，她家里很有钱，人却很善良，知书达理，信仰基督教，受外国传教士影响很大，与他们来往密切，在当地很有影响。经常有外国人到学校来，但教师都是中国人。学校教学质量很好，在当地很受欢迎。

由于福音堂小学是初级小学，1936年8月，读完初小的马克昌在亲戚的帮助下，转到县立第一完全小学继续读完小学课程。1938年6月，几经周折总算完成了他的小学启蒙教育。

年幼的马克昌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与国家命运尤其是黄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在马克昌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时，日军开始大举进犯中原。1938年4月13日，陈果夫写信给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开黄河北堤，“以水反攻制敌”。同年5月，徐州陷落，日军土肥原师团沿陇海铁路向西进军，攻占开封，逼近郑州。蒋介石见形势不利，便采纳陈果夫的建议，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6月4日上午，商震部第53军的一个团奉命在中牟县赵口掘堤，因堤坚未成。6月6日，新8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决口。7日加派新编第8师一个团，改在郑州东北花园口用平射炮轰击黄河大堤，9日放水，后竟扩大决口至370多米。

曾经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开始哭泣、咆哮。正值汛期的黄河水向东南方向一泻千里，西边沿颖河流进淮河，东边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河南、安徽、江苏受灾面积达2.9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直接淹死和饿死的民众多达89万余人，冲毁140余万所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滔天的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灾民遍野，豫、皖、苏三省有390余万人背井离乡，最终形成了跨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的黄泛区，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巨大灾难。

少年马克昌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曾经养育他的可爱的家乡变成了可怕的黄泛区，那一年他才12岁，一望无际的滚滚黄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他家的房子位置比较高，虽然侥幸没有被全部冲毁，但大部分房子都倒塌损毁了，只有3间比较高的房子算是幸存下来，马克昌一家还算是有个安身之处，但却失去了生活来源。“花园口决堤”使得豫东平原这片原本肥沃的土地长年浸泡在黄河水中，即使到了1950年代初，许多地方仍然是沼泽。每年黄河汛期过后，可以在地势稍高的地方种些小麦，但汛期一到就又淹没了，几乎年年如此。因此马克昌家里虽有320多亩良田，却几乎没有收成。

常年的黄水泛滥，豫东平原许多地方淤积了与墓碑高度相近的泥沙，黄河水退去后，一些墓碑只剩下顶部露出地面。当时土墙的房屋全都倒塌了，无数失去家园的人用几根棍子或者向日葵秆子搭个窝棚权作安生之处。一些未倒塌的砖瓦房屋周围都淤积了厚厚的泥沙，须将门前泥沙挖开才能打开门进入屋内。

正是由于“花园口决堤”带来的灭顶之灾，1938年7月一直到1939年2月，马克昌失学在家，靠变卖家里值钱的物品、亲友接济艰难度日。被黄河水淹没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年少的马克昌也就在这战乱与灾祸之中开始了他艰难的求学之路。

1939年3月，马克昌在他舅舅郭缄三的资助下到西华县逍遥镇县立联合中学读初中。当时全县仅此一所初级中学，才2个初中班。郭缄三担任过国民党的乡长，家里也是地主，还是一个中医。他看自己的外甥聪明伶俐，又很会读书，觉得这样失学在家实在可惜，于是托人把马克昌送到逍遥镇去继续读书。

逍遥镇为中州名镇，历史悠久，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初名“小陶”，因沙河、颍河傍镇而过，又名合流镇，宋末曾设清水县于此。明清之际，此地成为连接沙河上下游的重要商阜，与漯河、周口、界首并称为沙河四大码头。清代在此做官的知县王震寰有感于当地舟楫云集、商业繁荣的景象，曾写诗盛赞，其中有“天时地利遂人愿，任职四载乐逍遥”的诗句，因而此地改名“逍遥镇”并沿用至今。

逍遥镇县立联合中学设在沙河岸边的一所摇摇欲坠的破庙里，招收的学生很少，师资力量也十分薄弱，尤其缺乏优秀的数理化教师。西华自古以来只有私塾先生，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教师可谓凤毛麟角。或许正是缘于此，马克昌终其一生对文史哲尤其是文学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对自然科学却并不十分热衷，理科的学习成绩也不算突出。

学校就在沙河岸边。沙河是河南豫东平原地区人民的母亲河，发源于河南尧山。尧山又叫石人山，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西，因尧之孙刘累为祭祖建立尧祠而得名。沙河水量丰沛，河水清澈，与淮河最大的支流颍河均傍镇而过，两河相距最近处仅有700多米，可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那时县立联合中学条件十分简陋，食物匮乏。马克昌从家里带红薯干、绿豆荞麦之类的充作食物。少年马克昌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十分刻苦努力，学习成绩非常好，门门优秀。他熟读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名著，经常跟小伙伴们讲书中的精彩内容，身边也总是聚集着一群“追随者”。

即使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战乱环境中，少不更事的孩子们依然能在学习之余找到自己细微的乐趣。马克昌和他的伙伴们经常到清澈见底的沙河里游泳，捕捉鱼、蟹以求能改善伙食。

沙河对岸就是商水县著名的寿圣寺塔，寿圣寺塔与古镇逍遥隔河相望，为9级楼阁式砖塔，塔高41.5米，平面呈正六边形。始建于宋明道二年，即1033年。寿圣寺塔建筑年代久远，风格独特。历经千年沧桑，屡遭兵燹及自然灾害的侵袭而巍然屹立毫不倾斜，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之精湛。解放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克昌和同学们有时也会结伴到河对岸的寿圣寺塔瞻仰古迹，登高望远。当时西华、商水县没有太高的建筑，泛滥的黄河水中除了低矮的柳树外也没有其他高大的树，所以在塔顶上能看到40多里外的红花集，甚至可以看到西偏南方向的漯河。这些成为少年马克昌在战乱中对于故乡与求学的珍贵记忆。

1941年7月，马克昌终于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

1941年9月，命运再次眷顾马克昌，把他带到了周口。位于豫东平原的周口古称“周家口”。明朝初年，随着沙、颍河漕运的开通，最初的集镇也逐渐由沙河北岸扩展到南岸，一户姓周的人家在南岸的子午街开辟了第一个渡口，“周家口”也因此得名。

周口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交汇处，三河夹岸，势如鼎足，恰似武汉三镇，素有“小武汉”之美誉。同学告诉马克昌周口联合中学正在招生。于是他跟家里商量，在母亲与亲友的支持下，毅然报名参加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顺利考进周口联合中学读高中。

河南省周口联合中学是河南省豫东游击区教育专员办事处主办的。教育专员办事处于1940年2月成立，主要职责是检查游击区的中、小学教育，吸收敌占区学生到后方就学以免其被敌伪所利用。1941年，教育专员办事处把一大批原本在省会开封教书的优秀教师召集到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的周口关帝庙，成立了豫东游击区省立周口联合中学。关帝庙现在还保存完整，又名“山陕会馆”，是清代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在水运便利的周口修建的会馆。大部分教师是北京大学甚至国外留洋回来的高材生，还有一部分老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文科理科教师的配置较为全面。

当时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和黄泛区的学生是免收学费并提供生活补助的，而西华县既是黄泛区又是沦陷区，所以马克昌不仅不需要缴纳学费，还能够得到生活补助，这对于生活困苦的马克昌来说无异于绝处逢生！马克昌不禁暗自庆幸自己能够考进这所中学。

学校当时位于关帝庙的后院，前院是国民党当地的警备司令部。校内松柏掩映，也算幽静，在烽火连三月的年代，联中能有如此条件，也算是得天独厚了。为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学校每周都会在关帝庙的戏台前升青天白日旗。

当时男女生不同班，女生班仅十几个学生，男生班有3个。学校原本用国外原版的教材，但是受抗战的影响，只能自己油印教材，由任课教师自编内容，学生用油墨写成底版，再印制成活页。作业本则是土制的粗纸。没有自来水笔，学生一般只购买笔尖，然后绑在毛笔杆或木棍上使用。

联中所在地常有敌机来袭，往往是警报未响而敌机已到，甚至一日数次。处境如此艰难，联中教师仍坚持上课、批改作业，认真负责。

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同学背负国仇家恨刻苦学习，许多学生夜晚还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其中也有马克昌的身影。

学校经费由国民党的教育机关拨给，家在敌占区或家庭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贷金。1942年河南大旱，饿死了很多人，卖儿卖女等现象比比皆是。不少灾民饥饿难耐，就吃观音土。观音土遇水会膨胀，一旦喝水常常会把肠子撑破而死。当时死人太多，没有棺材，只能用麻绳高粱秆子串在一起把死人裹起来下葬，还有尸体被扔进河里，被饿狗啃吃，惨绝人寰。周口联中离颍河比较近，学生们都要到河里洗衣服，经常会发现尸体头部像皮球一样漂在河面。

由于河南灾荒极为严重，粮价飞涨，学校曾一度直接把粮食作为补助发给学生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困难。部分进步教师目睹灾民惨死、官绅挥霍无度，义愤填膺，将《大公报》上一篇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通讯张贴在校内，其中“看重庆花天酒地，念中原哀鸿遍野”等词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学生看后无不痛斥统治者，随后陆续有人写出如《杏花树下暴尸》等反映当地尸骨遍地的文章贴于校内，以表愤慨之情。马克昌还曾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宣传队到乡下演出抗日话剧，教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宣传抗日。

周口联中的学生们学习都很努力，尽管条件艰苦，但抗战胜利后同学们基本上都考入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学校教师对勤奋刻苦努力学习的马克昌很是赏识，称赞他“很会读书”。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周口联中功底扎实、思想进步的老师们给少年马克昌以巨大影响。在那里他不仅学会了许多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想，可以说战乱中周口联中的求学生活为以后马克昌一生的法律求索之路奠定了坚实厚重的文化基础。

青年时期的马克昌

后来成为马克昌的岳父的曹俊亭先生当时就是周口联中的教务主任兼数学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十分欣赏马克昌的才学与人品。他的女儿曹智慧当时也在联中读书，由于男女不同班，他们只是彼此认识，并无太多接触。但从那时起，情窦初开的少年马克昌对聪慧美丽的曹智慧已暗自心仪。

1944年春日军打通了平汉线，学校也被迫解散。幸运的是马克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已经完成了3年的高中学业。

1944年6月至1945年7月间，由于时局不稳，求学无门，生活无着，为了维持生计，马克昌跟着亲友在红花集、逍遥镇一带做小生意诸如买卖纸烟、烟土等养家糊口，饱尝生活的艰辛。在这段异常艰难的日子里，年轻的马克昌并没有绝望消沉，他希望能积攒点钱报考大学，继续深造。

1945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军队中高中生甚为稀缺，年轻的马克昌也认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有功，就在逍遥镇国民党暂编第62师担任政治部中尉兼宣传队副队长。没多久因不满国军的种种陋习，加之在军队无法实现上大学的愿望，他决定离开，另谋出路。

1945年9月，由于马克昌品学兼优，在学校、同学中颇有影响，同学张渭堂介绍他到河南省项城石楼中心国民小学当语文教员兼教务主任。张渭堂是项城县张大庄人，也是该校教师，由于数载同窗，对马克昌的勤奋努力及出色才华十分叹服。当时教师缺乏，于是就向校长举荐了马克昌。马克昌在项城过了几个月平静的教书生活，也有了一点积蓄，可以支撑他以后报考大学的花费。

项城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北洋军阀首脑人物袁世凯的故乡。说起来很有意思，马克昌家与袁世凯家族还沾亲带故。据马克昌的姑姑、河南省解放后第一批女律师马温萍女士说，她的四大娘是袁世凯的亲侄女，她小时候曾随大人去袁世凯家在项城的老宅玩过。实际上袁世凯早已离世，马克昌与袁家人也从无任何来往。马温萍后来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为此“文革”期间曾对她进行反复审查。据她说也曾审查过马克昌。毕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1946年1月，由于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县立中学聘请马克昌回母校教授语文，于是马克昌离开石楼中心国民小学，又回到西华县逍遥镇，到母校逍遥镇县立中学继续教书。此时已经完成了高中学业的马克昌并不满足，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研读相关书籍。他默默规划着自己的人生，希望能考入大学继续深造。逍遥镇毕竟是偏僻乡村，消息蔽塞，加之那个时候的大学招生是各校自己进行，并无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各校招生考试时间也各不相同，考生可以自由选择报考自己想读的大学。由于报名考试须考生亲自前往所报考的学校，难以兼顾工作，为了实现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愿望，他决定离开逍遥镇县立中学。

命运永远只会眷顾有准备的人，年轻的马克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默默做着准备。机会终于来了。马克昌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看到了各大学陆续招生的消息。1946年2月至7月间，马克昌选报了武汉大学法律系、河南大学法律系、西北师范学院文史系。这期间他分别前往武汉、开封、兰州参加了招生考试。到武汉大学参加考试时正值江城盛夏，酷热难当。他借住在武昌昙华林一位同学的寝室里，在地上铺一张凉席，温习随身携带的几本书，准备参加考试。

马克昌生前还清楚地记得武汉大学1946年的入学考试题，作文考题是《守身如玉说》，地理科考题是默写世界各独立国家及其首都，外语考的是英语。

等待录取发榜期间，马克昌在开封找到了一份《民国日报》社校对的临时差事。《民国日报》在当时影响甚大，获取各种消息也十分便利。马克昌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关注报纸上刊登的大学录取信息。那个战乱年代通讯甚为不便，大学招生发榜主要是通过报纸，当时在河南能看到的报纸就是《民国日报》。

不久，马克昌在《民国日报》上看到自己被河南大学法律系录取。1946年9月，马克昌背着行囊，来到了位于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开始他的大学求学之路。他在河南大学就读约三周时间，期间还度过了当年的国民政府“双十”国庆节。

命运就这样把马克昌带到了黄河边的古城开封。开封古称东京、汴京，位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东部、豫东平原的中心、中原腹地，是著名的“七朝古都”。历次黄河水患使开封数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地上因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地下3米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3座国都、2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在河南大学短暂的时光里，马克昌经常到黄河边散步、沉思，桀骜不驯的黄河让他既熟悉又陌生，既敬畏又恐惧。似乎命中注定他的生命之舟将从这条让他爱恨交加的黄河扬帆起航，乘风破浪，驶向辽远的港湾。第二章结缘珞珈1、缘定武大

1946年10月的一天，已经在河南大学法律系就读的马克昌在《民国日报》上看到自己居然又分别被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录取，自然是激动不已。

抗战期间，武汉大学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并称全国高校四强，声誉卓著，法律系更是名家辈出、声名远播。当时《民国日报》上刊登的武汉大学招生简章上还介绍，法律系司法组由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委托主办，既免学费，又有生活补贴，毕业以后有机会被安排到法院等单位工作，这对家境贫寒的马克昌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

那时的武汉大学确实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于世。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4所中国一流学府曾进行联合招生，考入武大者入学时还要参加甄别考试，不及格者一样被拒之门外。那时武汉大学的办学质量不仅在国内被广为称道，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1948年牛津大学曾致函国民政府，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1946年因为武汉大学正忙于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汉，当年的开学时间延迟到11月份。马克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武汉大学。他离开了河南大学，回到故乡西华县红花集看望母亲，也让母亲分享他考上武汉大学的喜悦。11月初，在秋风萧瑟、万物沉寂等待复苏的深秋时节，他踌躇满志、信心满怀的踏上了前往武汉大学的漫漫求学路。

就像到武汉参加招生考试时一样，马克昌背着行囊，从红花集步行40多里到逍遥镇，再从逍遥镇坐船沿蜿蜒的沙河到漯河，然后乘坐火车到了大武汉。

1946年11月，马克昌如愿进入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司法组，成为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汉后的第一届本科生。

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命运之手在操纵一切。马克昌的一生似乎注定与中国的母亲河黄河、长江有不解之缘。黄河养育了他，又无情地毁灭了他的家园。他的命运之舟从沙河、颍河、贾鲁河交汇，势如鼎足而有“小武汉”美誉的周口扬帆起航，在黄河边的开封短暂停泊后，又把他带到了同样是长江、汉水交汇，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大武汉。从“小武汉”走到了大武汉的马克昌在美丽的长江之滨、秀丽的珞珈山麓度过了66个春秋。

在他眼里，被人们称作母亲河的黄河更像是位暴躁易怒的父亲，澎湃的长江则像一位包容万物的母亲。倔强的黄河给了他坚韧、执著、忍耐与苦涩，浩渺的长江给了他宽容、平和、力量与勇气。暴虐的黄河与奔腾的长江共同见证、记载了他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的人生轨迹。2、寒窗四载

抗战结束以后，国内时局动荡，能够考入美丽的武汉大学，生活在几乎是世外桃源的珞珈山，实在是非常幸运的。珞珈山上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过着一种典型的大学生活，一种别具风格的“武大人”生活。

1946年武汉大学复校珞珈后，法律系招收学生约140人。全班民主选举班代表（班长）时，由于大家互不认识，选票非常分散。马克昌当时得了5票，但已是全年级得票最多的，就这样他当选为班代表。

1930年3月开工建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武汉大学学生宿舍“老斋舍”，是顺着山的斜坡一层一层建筑的，并以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来排序命名，四层十六个斋，既各自独立，又形成了一个统一整体。

1946级本科生分配宿舍是自由组合的，马克昌与法学院政治系李昱、文学院外语系王应暄、理学院生物系何鸿恩、工学院矿冶系汤西林5个人合住在最高一层的“黄”字斋中，他们中除李昱是河北人外，其他都是河南人。宿舍窗外便是穿过罗马式拱门直通老图书馆的露天阶梯，这为马克昌流连图书馆创造了便利条件。当时号称“白宫”的女生宿舍单独建筑在东湖旁边，只要推开窗户，湖光山色即映入眼帘，那种宁静幽美的环境，实在是令人艳羡的“仙境”。但无论是男同学或女同学的房间好像都是圣地，任何同学绝不会去侵犯另一房间的独立和自由。

那时同学们的穿着是很自由的，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但却十分的朴实。在男同学中穿全套西装的只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最普遍的是穿普通布料的中山装或长衫。女同学多数都是穿着布料的旗袍，特别是一种叫做“安安蓝”的旗袍，烫发、擦口红的基本没有。

武汉大学校园相当大，但马克昌总是步行，甚至珞珈山到武昌市区虽然有那么一段不算太短的路，而且也有两三辆校车在黄鹤楼下面的江边和学校之间行驶，他还是常常徒步往返。事实上城市里的花花世界对于他和同学们似乎没有什么诱惑，他们也都以珞珈山为生活中心。

大学时期的马克昌

武汉大学实在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清晨，只要走出寝室，就可以听到鸟鸣，嗅到花香，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点健身运动或读读英文。黄昏，又可以绕着山悠闲漫步，看看夕阳，欣赏暮色。春天，满山遍野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特别是男生宿舍前的那一片樱花，马克昌只要站在自己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就可以一饱眼福了；夏天，马克昌和同学们到东湖边上的小茶馆里，泡一杯清茶，看书、探讨，或者一叶扁舟荡漾湖心；秋天，在月色特别美好的夜晚，他们在山上赏月、高歌、沉思；到了冬天，当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的时候，他们结伴去林间踏雪寻梅、赏严冬腊梅，感受这冰天雪地的银色世界。

从四川乐山回迁之后，武汉大学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武汉迅速成为学术文化研究中心，众多名家贤达应邀来武大讲座，马克昌每场讲座必听，对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讲座印象尤其深刻。

大学期间全班同学和老师合影（后排右八）

在大学期间，马克昌饱览《雷雨》、《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文学名著以及1940年代流行颇广的战争言情小说《北极风情画》。据马克昌的大学同学王应暄回忆，当时的马克昌生活十分俭朴，用的是河南人自己家里织的带横竖条纹图案的布被子，冬天盖在身上，夏天铺在身下。马克昌学习非常勤奋，兴趣也很广泛。他依稀记得有一个礼拜天，马克昌把自己从旧书摊上买的两本书送给他，一本是剧本《南寇草》，还有一本是《白香词谱》。王应暄说马克昌经常与他谈论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知识面非常广，读书很多。

那时的大学生活非常强调学生自律。在课堂上，学生如果觉得某位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可以中途夹起书本静静离开，也可以不去上课，当然也没有上课点名制度，更不会受到处罚，只要学生自己能跟上学习进度，考试能合格就行。马克昌曾回忆说：“有些课，老师讲授的内容与讲义差不多，如果老师讲课不吸引人，自己看看讲义就行了，所以有些课我也没去上。”

马克昌在读大学一年级时课程较少，主要是各个学科的基础课、大学语文课和体育课。据他生前回忆：“那时用的教科书跟现在的也不一样，比如经济学概论，会详细介绍经济学的各个学派，让我们了解学科的整体情况，非常有用。哲学概论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二年级后，马克昌开始学习法律专业课，他生前还清楚地记得本科时学习的课程有民法总论、债法、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学期课程有：宪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行政法和商法的4门课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海商法。南京国民政府末期，“六法全书”已较为完备，马克昌有幸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届系统学习了“六法全书”的大学生，这为他以后的专业学习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由于身在司法组，马克昌还修完了“司法实务”这门课。

马克昌的任意选修课选修了中文系的音韵学，他经常和同学们聚集在学校附近杨家湾的茶馆里吟诗作对，探讨合辙押韵。

由于日本法对近代中国立法的巨大影响，当时图书馆及资料室的法律书籍绝大部分是日文的，所以马克昌在大学一年级时除了必修的英语，还自己选修了日语。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就这样他遇到了精通日语的老师陈尧成先生。

陈尧成先生生于1900年，1986年去世，原湖北宜昌县城人。1922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育系，获学士学位。1927年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从1931年起，任武汉大学教授历时50年之久。对日文特别是语法有很深的造旨，武大所开设的日语课多半由他主讲，编有《日汉词汇》一书，还著有《现代日语句法》书稿。据马克昌的同学王应暄教授回忆，马克昌当年告诉他别人讲外语课都是按照听说读写的顺序进行，陈尧成教授则是从语法入手，方法甚为独特。由于日文与汉语的密切关系，加之马克昌的聪明勤勉，大约一年后他就能看日文书籍了，只是口语尚不能流畅表达。

当时的武大法学院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这种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青年学子影响很大。据马克昌生前回忆：“当时法律系主任是燕树堂老先生，后来韩老师来武大担任法律系主任，燕老先生则赴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系9位大法官之一，但他仍兼任武大法律系教授”。

当时燕树棠先生在武大乃至全国都是无可争议的法学大师。燕树棠字召亭，河北定县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法学家和教育家，1914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1915年官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攻读法律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请回国任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兼授清华大学法律课程。1928年9月至1931年6月、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1947年9月至1984年，三次任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其间三次兼任法律系主任。

燕先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豁达大度，从不妒贤嫉能。1921年周鲠生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法律系的教授，燕听了周的课并看了他的讲义后觉得周讲得好，立即将自己长期讲授的课让给周讲。1926年后在武汉大学的燕老先生又将自己的课让给了刚刚回国的韩德培。他的这种大家风范一直为北大、武大的教授们所称道。

燕老先生治学特别严谨，从不轻易行文撰书，半个世纪以来，他除了撰写过民法章节、参与《法律适用条例草案》的起草以及参加编审六法全书以外，只发表过几篇论文。1949年国民政府请他去台湾，他不愿离开大陆，坚决留在了武大。

1984年2月20日曾经是著名法学家的燕树堂教授以93岁高龄病逝于武汉大学家中。

对马克昌影响很大的还有韩德培先生。韩德培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193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江大学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1934年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

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机会。正当韩德培等人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拥有的世界上最好的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法学资料，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研究。

1945年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到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如皋的“皋”也有“水边高地”之意，武汉东湖边的珞珈山是名副其实的水边高地。韩德培从如皋乡野走向哈佛学堂，又从异国的土地踏上华中重镇武汉，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了一生。

马克昌入学的时候，韩德培还没有来到武汉大学法律系。韩德培在武大主要讲授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这两门课，据马克昌生前回忆：“韩老师的学术功底非常扎实，口才很好，中国古文化的功底相当深厚。讲话有条有理、简明扼要、切合时宜，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燕树堂和韩德培等先生都是当时马克昌及同学们仰慕与崇敬的知名教授。

1949年以前，内战中的武汉一直属于国统区，但武汉大学的风气很自由，经常有学生上街游行，珞珈山当时有“小解放区”之称。那时国家政局动荡，政治的阴影渐渐笼罩全国各大学。特别是随着时局的演变，在政治立场尖锐对立的绝少数同学的推波助澜之下，珞珈山上的生活也难免受到政治的影响。于是左右两派少数特殊学生抱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展开政治活动。结果，右派学生被称为“国特”，又被称为“顽固分子”，左派学生被称为“职业学生”，又被称为“先进分子”。这两派学生从思想到行动都尖锐对立。尽管如此，大家通常只是采取理性的特别是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因此公开的论战就成了最能吸引绝大多数同学的方式。在文学院和法学院之间，横在图书馆前面的所谓“民主墙”便成了论战的场所。两派的墙报常常针锋相对，彼此毫不留情地驳斥对方。

虽然马克昌身在“吃皇粮”的司法组，没有参加论战，但也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他积极参与了武大所有重要的游行。1946年12月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1947年1月5日，马克昌走在武汉大学1300多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中，与其他兄弟学校的游行队伍会合后，直奔汉口天津路的美国领事馆强烈抗议。

1947年5月22日，马克昌随武汉大学1700多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武汉的学生运动被推向了高潮。为阻止武大学子参加华北学联倡议的在6月2日举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纠集了军警宪兵特务数千人，全副武装包围了珞珈山，并根据事先审定的名单逐室搜捕进步师生，抓上囚车。被困在“老斋舍”中的武大学生们愤怒了，马克昌和大家一样，不断从窗口向军警特务身上泼水。有些宿舍的学生闯过封锁，冲到樱花大道上，破坏囚车或直接跳上囚车抢救被捕师生。随着一颗信号弹升起，包围“老斋舍”的军警同时开火，最终3名学生被枪杀，重伤3人，轻伤16人，逮捕进步师生20余人。6月2日，学校听说反动军警还要来，担心再出事，连忙组织“老斋舍”的学生们集体避入老图书馆。当晚大家一直提心吊胆，在地上和衣而眠。马克昌作为法律系班代表，在“六·一”惨案发生后负责组织、联系同学，一起制作花圈，并参加了迎灵、入殡、追悼会、出殡等活动。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把愤怒的火焰燃遍了全中国。武汉市政府迫于政治和社会压力，6月3日释放了武大被捕师生，武汉警备区司令彭善亦被撤职。

在校期间，马克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1950年6月，武汉市青年联合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马克昌是会议代表，并参加制订了青年联合会的章程。马克昌发现章程里只规定了代表选举程序，但没有规定代表罢免程序，就在会议上提出疑问，当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既然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怎么会被罢免？”马克昌只得作罢。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比较单纯，既想不到人是会变的，也想不到形势是会变的。

有趣的是，由于1958年后马克昌遭遇浩劫磨难，居然一直到1979年团组织才要他申请退团，他也按要求写了退团申请。这真是那个荒唐岁月的一段奇闻。3、知心爱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克昌从同乡那里得到高中同学曹智慧的通信地址，便开始给心仪已久的曹智慧写信。因为读高中时马克昌学习勤奋刻苦，为人质朴善良，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自然也得到了曹智慧的认可，因此马克昌和曹智慧开始了鸿雁传书，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很快坠入了爱河。1947年夏，他们二人在曹智慧开明的父母的支持下定下婚事并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据曹智慧后来回忆说，他们曾互赠订婚戒指，后来由于生活困难，马克昌只得把戒指卖掉充作生活学习费用，他后来为此无奈之举欷歔不已、深感遗憾。

订婚后，已经成为中学老师的曹智慧开始资助马克昌读大学、读研究生。这个善良柔弱的女子从此一辈子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马克昌的法学研究事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不离不弃。

1947年，马克昌与曹智慧订婚照。

曹智慧老师当时在信阳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已经有了一份工资收入，于是她开始寄钱资助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读书的马克昌。当时鸡公山只有一个邮局在山顶上。无论风霜雨雪，曹智慧都会按期徒步爬到山顶给马克昌寄钱。

1948年9月，有情人终成眷属，马克昌与曹智慧在鸡公山一位亲戚家的别墅里举行了婚礼。鸡公山上的新婚蜜月生活是马克昌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后来他常常因公坐火车往返北京，每逢经过鸡公山车站时，他总会满怀深情地凭窗眺望鸡公山山峰，回忆那段甜蜜的岁月，直至火车远去，鸡公山消失在视线之外。

1949年秋，马克昌听母校老师说家乡西华教师奇缺，特别是数学老师。据西华县志记载，1949年西华县仅有中学教师10人，小学教师313人。马克昌就对擅长教数学的妻子曹智慧说：“我的家乡西华现在很需要老师，你回西华教书吧！”这时曹智慧已经在武汉教书了，拗不过马克昌的执着，毅然回到马克昌的故乡河南西华县这个黄河水刚刚退去、沼泽遍地、百废待兴的豫东平原腹地。

马克昌、曹智慧两人利用暑假坐火车到漯河，然后坐船沿沙河到逍遥镇，再步行四十多里才到了红花集。曹智慧到西华后，马上脱去父母为她置办的时尚旗袍，换上了当地的粗布衣服。这时马克昌也将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了。

曹智慧先在红花集的西华第二完全小学任教。半年后，县教育局把曹智慧调到当时在逍遥镇的西华县中学。去西华县中学报到的路上，由于曹智慧从小就在外读书，口音与当地有些不同，还被人当成逃亡地主盘查，陪同曹智慧去逍遥镇报到的一个本家亲戚赶紧找当地熟人出来证明曹智慧是县中的教师才予放行。

当时西华县中学师资力量很弱，全校只有曹智慧一个女教师，除了校长是大学毕业、另外一个老师读过大学但没毕业外，其他老师都是只读过高中或者师范甚至没有毕业的。曹智慧当时也没读过大学，但是她初中读的是开封女中，高中读的是周口联中，都是河南最好的学校之一，同时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出众，也有教学经验，本人又热爱教书，对工作满腔热情。因此曹智慧不但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还担当起管理学生的工作，同时兼任起向周边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新思想、新婚姻法的重任。据曹智慧生前说，在西华搞宣传时，逐渐爱上了绘画，这也是后来她报考华中师范学院美术专业的原因之一。

当时，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带领学生赶着两辆黄牛拉的大车到各村唱河南梆子（现在已融合发展为豫剧），一台新戏、一台旧戏。晚上就住在村子里，走到哪个学生家所在的村子，哪个学生的家长就管一顿饭，可以充抵学费。每周曹智慧都是最后一个离校，最早一个到校。

把学生送走后，曹智慧再步行回到40里外的红花集看望一下婆婆，替马克昌尽孝心。虽然在红花集的时间并不多，但她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和邻居们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喜欢这个知书达理的年轻女教师。

当时西华县中学不给老师发工资，只发给一些粮食。马克昌在北京读书时需要钱，曹智慧都是自己把学校发的粮食提到集市上去卖，然后等到替学校到县里办事时，去离逍遥镇五十多里的西华县城邮局寄钱给马克昌，因为当时全县只有县城才有邮局。

1952年7月，马克昌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毕业，在路过老家河南时将妻子曹智慧接到了武汉，两人从此相伴一生。

回武汉后，曹智慧渴望读大学进一步深造。当年她从周口联中高中毕业时，因为患支气管炎，医生却误诊为肺结核，所以抗战胜利后也就没有报考大学，她一直觉得心有不甘。曹智慧的母亲陈兰亭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两位老人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曹智慧的二弟已经大学毕业留在武汉大学任教。曹智慧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了华中师范学院绘画制图学专业。师范院校不仅全免学费，还按月发放生活费。

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曹智慧被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教美术和制图学。后来她有多次机会调入高校工作，但为了照顾好三个孩子都放弃了。武汉测绘学院想调她去教制图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以及武汉大学宣传部也曾想调她，她都没有去。那时马克昌已经被划成“右派”，长期一个人在农场、干校生活，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而曹智慧在汉口的中学教书，子女上学方便，也不会受到歧视，且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同济医院，一旦孩子们生病，去医院也很方便，无需别人帮忙。

2005年春天，在夫人80岁生日宴席上。

曹智慧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尽心尽力抚育培养三个孩子，孩子们的学习也都很优秀。儿子马霄汉1979年被国家重点院校长春地质学院录取，现任湖北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主任。因为母亲曹智慧潜移默化的影响，两个女儿都将美术作为终身的职业与事业。大女儿马重慧后来长期担任武汉大学出版社美术编辑直至退休。小女儿曹琳随母亲姓曹，本科毕业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专业，现担任江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

晚年的曹智慧终于住进了珞珈山麓的资深教授楼，和马克昌住在了一起。这对饱受生活磨难长期分离的患难夫妻终于得以朝夕相伴、安享晚年。

马克昌会用自己的方式关爱着妻子曹智慧。他毕生潜心治学，心无旁骛，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屡受冲击，家事自然关心甚少。但他始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爱着妻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可能不麻烦她，尽量减少妻子的负担，生活上尽可能简朴、简单。无论遇到什么事，从来不在家里生气，更不会对妻子发脾气。无论妻子说什么，他总是十分体谅、宽容地微微一笑，从不与妻子争执。两人一辈子相敬如宾，从不拌嘴，也没红过脸。即使在马克昌生命中最后一段住院的日子，天南海北的学生、朋友来看望他，常常带来珍贵的营养品，他总会叮嘱孩子或身边的人带给妻子曹智慧。4、独钟刑法

大学期间，马克昌尽情地遨游在法学知识的海洋里。对国际法、国内法的民法、刑法等都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最后醉心于刑法学，并选择刑法学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与蒋思道教授有很大关系。蒋思道别号心澄，江西人，1930年起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

当时武大建有专供著名教授居住的十八栋。学校修建十八栋的目的，就是为了“筑巢引凤”，用很高的礼遇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武汉大学任教。苏雪林、杨端六、熊国藻、葛扬焕、刘博平、桂质廷等一代名师都曾居住于此。在风雨飘摇的1930年代，王世杰校长无疑具有首创精神，他实践着筑巢引凤，建楼以引进大师的理想。而这些大师的入住，无疑给年轻的武汉大学带来了莫大的名声，并由此孕育和发展了越来越深厚的文化内涵。

当年学校教学区在老斋舍（现在的樱园）一带，从十八栋到老斋舍一路翻山越岭，步行需半小时以上。为了让住在十八栋的名教授们上课方便，学校专门开通了往返的交通车。这在当时实属奢华。要知道直到解放初期全武汉市总共只有150辆汽车，而在1930年代学校校园内就有此壮举，当年学校对人才的态度不得不令人叹服！蒋思道教授就曾经居住在十八栋的第5号楼，由此可见蒋思道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据相关资料记载，蒋思道先生曾兼任过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珞珈中学的校长。1938年初日军包围武汉，武汉岌岌可危。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为了保护师生安全，决定西迁，并选定四川乐山作为临时校区。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迁至乐山。为了解决教职工子女的读书问题，武汉大学决定自办初中班，当时取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附设初中班”，此乃“武大附中”的雏形。

1941年3月，对外扩招，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此时才正式命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珞珈中学”。武大附中以“教学认真，考试严格，学风自由，思想活跃”的办学理念而享誉嘉州，声名远播。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武汉大学准备回迁武汉。因“武大附中”的学生大部分是乐山人，不能随同回迁，于是武大附中校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武大附中”交由武大毕业的乐山籍同学唐叔庆等人接管，并聘请武大法律系教授蒋思道先生出任校长。

其时蒋思道负责讲授马克昌所在司法班的刑法学课程。蒋思道教授讲课生动风趣，很吸引学生，常以嬉笑谩骂对国民党当局加以讽刺。课堂上，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国根本无宪法可言，因委员长（指蒋介石）之手令可以干涉任何事情。”对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本质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

蒋思道教授曾著有《行政法》、《新刑法之理论基础》（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1号1930年4-6月）、《刑事诉讼法要论》、《监狱学(丛书)武汉大学讲义》（武汉大学1935年版），还有论文《自由刑底累进制度》（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3号）。正是由于蒋思道教授的影响，马克昌逐渐对刑法学情有独钟。第三章崭露头角1、留校执教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六法全书”被废止，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的考试法、1935年的法院组织法、1943年《司法人员训练大纲》也与司法考试制度一起作古。马克昌后来回忆：“当时只觉得眼前一片光明，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富强、法制的新中国了，备感欢欣鼓舞。”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马克昌刚好读完大学三年级。6月，解放军武汉军管会接管武汉大学，法律系学生开始学习解放区的政策法令。时任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的沈德纯，在解放区一直从事司法实务工作，应邀每周来校讲授“法律实务”课。在大学毕业以前，马克昌还被派到湖北鄂城县法院实习，从事审判工作2个月，初步积累了一些办案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都被取消了，全国仅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汉大学不仅保留了法律系，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与马克昌同班的同学约140人，有很多服从党组织安排或追随革命队伍离开了学校，如同班的文治平，直接从学校去了中原解放区，那时很多大学生都有革命热情。在马克昌的同班同学中，还有约70位是深造进修的中国远征军将士，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这些人也都离开了学校。到1950年马克昌毕业时，全班原本约140名同学只剩下29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法科的第一届毕业生。

大学时代的马克昌并不是最革命的，最革命的同学在毕业之前都离开了学校。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能保持学习的动力和毅力已经是难能可贵。马克昌学习成绩很好，既是班代表又是团员，深得时任法律系主任韩德培先生的赏识，毕业时与同班同学张泉林一起留校任教。当学校领导直接找马克昌谈留校事宜时，他还是有些惊讶。他晚年曾回忆说：“因为事先没有谁找我谈过话或征求过意见，但在那个年代，我当然是服从组织安排了。”

就这样，命运把马克昌留在了让他魂牵梦绕了一生的珞珈山，留在了长江之滨的武汉。他成了珞珈山的新主人，法律系年轻的法学教师，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武汉大学。

马克昌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的留影2、保送人大

1950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时师资不足，为了尽快培养法律师资，学校决定在法律系设立两年制研究生班。当时，人大作为中国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是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和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中心，也是青年精英们向往的圣地。为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需要，在何思敬等著名法学家主持下的人大法律系从195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造就了当今中国一代杰出的法学家。

2005年8月，马克昌（左）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同学、著名刑法学家王作富教授在“首届当代国际刑法论坛”上重逢。

就在这一年，马克昌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带薪学习，每月工资18元。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届研究生，马克昌选择了刑法学专业。刑法班的研究生不到十人，这个班里走出来的著名刑法学者还有王作富等。马克昌师从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的刑法理论。第二年，高铭暄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与马克昌同门学习刑法。高铭暄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俩从此建立了长达60多年的学术友情。”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开设的基础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研读《资本论》全书）、马列主义基础、国家与法的基础（马列主义法律观）、中国革命史、俄语等，专业课则是苏联刑法。人大研究生班与本科班不一样，学习生活主要靠学生自律。专业课也很少讲课，主要靠学生自学。每个教学单元都会指定很多阅读书目。在人大的两年，马克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学习俄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览室度过的。他通常很早就去排队，找自己常坐的座位学习，晚上往往是快熄灯了，阅览室要关门了才离开。研究生学习期间，马克昌很少出去游玩，只和同学去过一次颐和园。

首届刑法学的研究生中，仅有两人是法学本科出身，马克昌是其中之一，法学基础自然很好。前苏联建国后制订的刑法典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都有相当的内容继承了大陆法系的刑法，所以马克昌学习起来比较轻松。

人大的考试方法，同学们称它为“三堂会审”。主考一人，陪考两人。考题编号，考生抽考题后，不允许换题。一定要换题，就会扣一分，优变为良，良变为及格。答题有规定准备时间，准备好后到主考官面前答题。答完后主考或陪考还要提问。提问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原理回答不完整；二是对原理理解存在疑虑；三是进一步考核知识面。

这种考试方法，对学生来说是很严酷的，神经很紧张，因而也出现过考生进得了考场，出不了考场，晕倒在考场的情况。不过这种考试能促使学生全面复习，因为考生不知道自己会抽到什么考题，靠碰运气是不行的；它要求考生完整准确理解原理，答辩不完整要扣分；它要求考生真正理解，不能死记硬背，如不理解，同一个问题从另一角度提出来就答不上来；促使学生平时努力学习，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

两年课程修完时，马克昌的成绩全部是“优”。此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两年学习中，马克昌下大力气学习并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能阅读、翻译俄文研究资料与论文。1956年前后他曾翻译了6篇俄语刑法论文。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成绩如此优秀，但是他们这批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却都没有被授予学位。原因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伊始尚未建立学位制度，后来曾三次动议实施学位制度，但一直因为重重阻力而未能实行。直到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才确立了我国的三级学位制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