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阿尼尔·阿南塔斯瓦米（Anil Ananthaswamy）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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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人：从精神分裂、人格解体、离体体验……探索自我感从何而来试读：
赞誉
如果你只想读一本精彩的科学作品，那么非本书莫属。——《福布斯》
沿着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和拉马钱德兰、桑德拉·布雷克斯勒《脑中的幻肢》的步履，阿南塔斯瓦米娓娓道来，借助于神经心理学将我们带进那样一些人的心理世界，他们与我们经历着迥然相异的现实。——《华盛顿邮报》
阿南塔斯瓦米对人类“自我”的探查既让人们见识了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疾病，又是一次绚烂新奇的人脑之旅。——《娱乐周刊》
对一个个患者传神而又细腻的刻画令人难忘，让人想起了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阿南塔斯瓦米是技艺娴熟的科学记者，让理论概念和实验程序易于理解、引人入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科学》
讲述阿斯伯格综合征和精神分裂症的自传作品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作品在它们的叙述与科学文献之间留下了一段空白。阿南塔斯瓦米将经验与实验、具体的个人与一般的数字联系起来，令人信服地在这段空白之上建立起桥梁。——《自然》
当说到“海滩阅读”，你大概不会想到神经科学。但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就有这个本事，让每一个人都不怵那些困难的主题。——《男人帮》
一次激荡思考的阅读……阿南塔斯瓦米讲述了许多有趣的进展，与此同时，又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是谁。——《科学美国人·心智》
科学记者阿南塔斯瓦米娴熟地审视了在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之间令人困惑的联系……他带着友善与敏锐进入到那些令人不安却又揭示了人的面貌的失常状况中，读者会被他的记录深深吸引。——《出版家周刊》重点评论
如果你喜欢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那么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新书就不会让你失望。——《图书馆杂志》
心理虚弱的疑病症患者也许不想碰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但是其他人应该会感受到本书的魅力。从那个坚持自己已经脑死亡（尽管他仍在走路、说话、进食，还有乘车）的人到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见本书）和更多其他病症，阿南塔斯瓦米展示了人们所感知的自我何以是无所不在的。——《书单》
知识深奥，语言却简单通俗，阿南塔斯瓦米的这本书延续了已故伟大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的传统。这些展示了脑及其创造自我复杂性的一系列故事，对患者抱着深深的同情，即使他们的疾病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印度潮流》
我们自我的本性是最后未被踏足的神秘之地，是名副其实的终极前沿，本书是对它极有力又颇有趣的考察。——丹尼尔J.勒维廷，《有组织的心智》《你的音乐之脑》
极赞……富有诗意又深刻敏锐。每一个患者都独一无二，通过他们揭示出健康或虚弱的心智独特的东西，这简直难以置信。阿南塔斯瓦米发现了自我这个观念难以捉摸的本性并理解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迈克尔S.加扎尼加，《谁说了算？》《双脑记》
阿南塔斯瓦米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既理解了这些不幸个体的不同之处，又抓住了他们作为人的共同之处。当你读罢此书，会醍醐灌顶，开始刨根问底地思考你是谁这样的问题。——尼可拉斯·汉弗莱，《一个心智的历史》
和奥利弗·萨克斯一样，阿南塔斯瓦米的叙述透着博学与敏锐，我们由此所收获的就像我们从科学家那里收获的一样多，甚至更多。他的作品会让你再次惊奇于有关自己的熟悉经验。——阿尼尔·赛斯，《意识的神经科学》主编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许多简直就是离奇）流畅地交织着来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这是一次对深奥的人性问题的探索，信息量大、激动人心，还有点儿惊悚。——大卫·波佩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主任、纽约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
在阿南塔斯瓦米流畅且迷人的分析中，自我看起来是一个错觉，虽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它。既然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心智之锚，自然就干脆给我们创造一个。——弗朗斯·德·瓦尔，《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
序言
食人魔吃人的寓言最早出现在古代印度中观派（Madhyamika）的佛教文献中，时间大概在公元150~250年，这算是佛教对于自我的真实本质的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展示吧。
一个长途跋涉去远处的人发现了一处荒废的房子，他决定在这里过夜。午夜，一个食人魔带着一具尸体来了，它把尸体放到这个人身旁。很快，另一个食人魔尾随而至。两个食人魔为这具尸体吵了起来，都声称是自己把这具尸体带到这里的，并想把尸体据为己有。由于争执不下，它们转向那个看到它们进来的人，让他做出裁决，究竟是谁把尸体带进了这间房子。
这个人很清楚欺骗两个食人魔是没有用的，因为一个不杀他，另一个也会杀他，于是他实话实说，是第一个食人魔带着尸体来的。第二个食人魔恼羞成怒，它扯下了那个人的胳膊报复他。接下来才是这个寓言骇人的情节：第一个食人魔立刻从尸体上摘下胳膊安到这个人身上。事情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第二个食人魔拿掉这个人身体的哪一部位，第一个食人魔就从尸体上取下相同的部位安到这个人身上。到头来这个人的身体和尸体整个换了一个遍——胳膊、腿、躯干，甚至头都调换了。最后，这两个食人魔分食了尸体，抹了抹嘴巴，走了。
食人魔走了以后，这个人完全懵了，亲身经历让他不知所措。打他出生就有的身体已经被食人魔吃掉了，而他现在的身体完全是由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构成的。他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身体呢？如果他有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呢？如果他没有身体，那么他能看到的有身体的他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启程上路了，但困惑丝毫未减。后来他遇见了一群佛教僧侣，他迫不及待地问这群僧侣：他到底存不存在？而这群僧侣反问他：你是谁？这个人不确定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一个人，他还向僧侣们诉说了自己遭遇食人魔的悲惨经历。
如果这个人去问当代神经科学家“我是谁”这个问题，他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尽管有些神经科学家可能会说食人魔干的那些事从生物学上来说近乎不可能，但他们还是会给出一些“撩拨”人的答案，这些答案致力于阐明“我”是什么，而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第1章 活死人那个说“我不存在”的人是谁
人们要知道，我们的愉悦、快乐、欢笑，我们的悲伤、痛苦、眼泪都来自脑，而且只来自脑……我们所遭受的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来自脑……疯狂是因为脑的潮湿。——希波克拉底
如果我尝试抓住自我，那个我确实感到的自我，如果我尝试界定并把握住它，那么我所得到的就好像从指尖划过的水，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阿尔贝·加缪
亚当·齐曼（Adam Zeman）不会忘记那通催促他立刻赶到精神科诊室的电话，他说，那就像一个精神科医生发出的蒙提·派森式（Monty Pythonesque）的召唤。有一个病人声称自己是一个脑死亡的人。齐曼觉得他好像是被叫去重症监护病房，而不是精神科诊室。但是齐曼对我说：“那并不像通常从重症监护病房打来的电话。”
患者叫格拉汉姆，是一名48岁的男性。在和第二任妻子分居以后，格拉汉姆变得深度抑郁，还尝试过自杀。他进入浴缸，把电热器放到浴缸的水里，想电死自己。所幸，保险丝烧了，格拉汉姆逃过了一劫。齐曼说：“看起来这没有给他造成什么身体上的损伤，但几个星期以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脑已经死亡了。”齐曼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神经病学家。
这是一个诡异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让齐曼和格拉汉姆之间的谈话听上去非常奇怪。“你看，格拉汉姆，你听得到我说话，看得见我，理解我在说什么，记得住你的过去，而且你也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你的脑在工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齐曼对格拉汉姆说。
格拉汉姆会说：“不，不，我的脑已经死了。我的心智还活着，但我的脑已经死了。”
更糟糕的是，自杀未遂这件事让格拉汉姆神思恍惚。“他是一个活死人或者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齐曼对我说，“实际上，他会去墓地，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因为他觉得他在那里的时候才是和自己在一起。”
齐曼问格拉汉姆问题，想从中了解是什么造成了格拉汉姆的这种想法。很明显，有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发生了变化。格拉汉姆对自己和对他的世界的主观经验变了。他不再觉得有吃喝的需要。那些曾经带给他快乐的事情不再带给他快乐了。“当他点上一支烟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齐曼对我说。格拉汉姆声称，他从不需要睡觉，从来都不觉得困倦。当然，吃、喝、睡这些事情他都照做不误，但是他对这些事情的欲望和感受的强度已经大打折扣了。
格拉汉姆失去了一些我们都有的东西：对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的敏锐感受。那些出现人格解体症状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这种情绪上的迟钝或单调。抑郁也能够造成类似情绪失去棱角的状态，但是这些患者并不会继续发展出如此明显的自己不再存在的妄想。在格拉汉姆的这个病例中，鲜活的情绪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随着经验的改变，他会得出他的脑必定是死掉了的结论。”
齐曼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在这种彻底的妄想中起作用。第一个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世界的感觉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格拉汉姆这个病例中，情绪的小垫子被从他的脚下抽走了。第二个是一个人针对世界的主观经验做出推理的能力发生了变化。“这两个方面在格拉汉姆的病例中似乎都存在。”齐曼说。
格拉汉姆的妄想不受相反证据的影响。在和格拉汉姆的对话中，齐曼会引导格拉汉姆承认自己的妄想，让他看到自己妄想的不实之处。格拉汉姆承认自己所有的心智能力都是完整的，他能看，能听，能说，能思考，能记忆等。
于是齐曼会对他说：“格拉汉姆，你的心智明摆着是活着的。”
他说：“是的，我的心智是活着的。”“心智和脑的关系很密切，可以肯定你的脑是活着的。”齐曼会这样开导他。
但是格拉汉姆不会上钩。“他会说，‘不，我的心智是活的，但我的脑死了。它死在了浴缸里。’”齐曼对我说，“你可能已经差不多拿出了在你看来坚实的证据，但他就是不接受。”有趣之处在于，格拉汉姆发展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妄想——因为他的大脑死了，所以他也就死了。要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定义并不包含脑死亡的时代里，他的妄想会有不同吗？
在行医经历中，齐曼只遇见过另外一次声称自己死了的案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齐曼还是英国巴斯的一名初级医生，他要治疗一名女患者，这名患者做过多次肠部手术，身体被一次次的手术所蹂躏，罹患严重的营养不良。“她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死了，”齐曼说，“很奇怪，由于她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创伤，所以我好像可以理解她认为自己已经死掉了的这个想法。”
齐曼了解格拉汉姆的那些症状，他的诊断是格拉汉姆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这一病症最早是由19世纪的法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儒勒·科塔尔（Jules Cotard）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疾病确认下来的。●●●
行走在巴黎第六行政区的医学院街，你会看到一根巨大的廊柱。这根廊柱是笛卡儿大学的门廊，由建筑家雅克·贡杜安（Jacques Gondouin）在18世纪晚期设计，是法国新古典建筑的突出代表。就像设计者的初衷那样，廊柱的外观引人注目，让人感受到开放与欢迎。
我穿过门廊去拜访医学院图书馆收藏珍贵手稿的部门，去查阅记录儒勒·科塔尔生平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安东尼·利提（Antoine Ritti）在1894年写的一篇悼词，这距他离世已经快五年了。科塔尔的女儿患有白喉，他一直倾力照顾自己的女儿，后来他自己也感染了白喉，在1889年去世。我们对科塔尔的了解大都来自这篇悼词。悼词的一份拷贝放在皮面装订的卷宗之中，在卷脊上写着MéLANGES BIOGRAPHIQUES，即传记杂集。我翻到这篇悼词，在第1页上有致当时大学医学系主任的一句话：“Hommage de profond respect.”签名是安东尼·利提。
科塔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描述了被称为虚无妄想或者délire des négations的症状，但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前，在1880年6月28日举行的医学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他就已经提到了“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错乱”，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一个43岁的女患者，声称“她‘没有脑、神经、胸或内脏，只有皮肤和骨骼’‘没有什么上帝和恶魔’，她不需要食物，因为‘她一直活着，而且还会永生’，她请求在她活着的时候就烧死她，还屡次试图自杀”。
之后不久，科塔尔创造了délire des négations这个说法，在他死后，其他医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病征。“科塔尔妄想”逐渐被用来指这个病征中最突出的症状——相信自己死了。不过这个病征本身指的是一系列的症状，这其中并不一定包括自己死了或不存在的妄想。其他的症状还包括相信身体的各个部分或器官正在消失或腐烂、负罪感、感到被诅咒或责难，甚至还感到自己会永生，这有点儿自相矛盾。
但正是这个自己并不存在的妄想提出了有趣的哲学上的挑战。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断言“我思故我在”，一直到最近，这都是西方哲学的基石。笛卡儿建立了心灵和身体的毫不含糊的二元论，其中身体属于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由占有空间并在时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而心灵的本质是思想，它并不在空间中延展。在笛卡儿看来，“我思”并不意味着思考就是独立于感觉的清晰和明确的理智知觉。按照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 Metzinger）的看法，笛卡儿哲学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心灵的内容上出错”。
这种笛卡儿式的看法已经在许多疾病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这些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科塔尔综合征也是这样的一种紊乱。梅青格尔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家将此称为有关某种紊乱的现象学。“患者不仅可以明显地述说自己死了，而且会述说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尽管这看起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显活着的人却声称自己并不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有关科塔尔综合征的现象学的一部分。
我离开图书馆，再一次来到医学院街，我转到廊柱的另一面，端详着校名“笛卡儿大学”，它蚀刻在廊柱顶端的石头上。在以笛卡儿命名的大学里研究儒勒·科塔尔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科塔尔而得名的这种妄想会对笛卡儿的观念说些什么呢？科塔儿综合征的患者是在说“我思故我不在”吗？●●●“那个了解身体之我的我是谁，那个有一个关乎自身的图像，并且有一种历时同一感的是谁，知道我有持久的生命力的是谁？我知道所有这些，而且我知道自己知道它们。那个透过这一视角去把握住这些的那个东西是谁呢？”
的确，是谁呢？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的这段优美的沉思捕捉到了作为人的核心困惑。我们天然地就领会到奥尔波特指的是什么，而且这是一种亲密的领会。我们醒着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我们睡着的时候，它就溜走了，也许会再次降临我们的梦境。它是一种与我们所拥有并为我们所控制的身体扭合在一起的感受，我们从这种感受中感知世界。它是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感受，这种同一性在时间中延展，从我们最初的记忆一直到想象中的未来。所有这些都被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它就是我们的自我感。然而，尽管我们和自己之间有这样私人的亲密性，要阐明自我的本质仍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回顾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自我都让人深深着迷，惊奇而又困惑。古罗马治下的希腊旅行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记述过铭刻在德尔菲神庙里出自古希腊七贤的箴言，其中一句是：“认识你自己。”印度经典中最具分析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奥义书》（Upanishad）是由这样的话开篇的：“是谁命令和指挥心灵接触外境？谁的意志驱动人的言语？什么力量指引着人的耳目？”
在论及时间的时候，圣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但要回答那个问我的人，我倒不知道了。”其实他也可以针对自我说同样的话。
从佛陀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人一直在求索自我的本质。自我是真实存在的吗，抑或是一种幻觉？自我位于脑中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是在脑的哪里呢？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自我感是脑和身体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是神经过程的产物，每一刻这些过程都在修正着我们的自我感，它们串联起来让我们产生一种从不停顿的人格的感受。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说自我如何是一种幻觉，说自我是自然最精致的把戏，但所有这些把戏也好，幻觉也好的说法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若是把自我取消了，就没有了可供玩出这种把戏的“我”，也就没有了那个幻觉的主体。
从笛卡儿大学出来，沿着学院路经过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步行30分钟就到了萨伯特慈善医院，1864年儒勒·科塔尔就是在这里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我到那里去拜访戴维·科恩（David Cohen），他是医院幼儿和青少年精神分析科的主任。
在科恩医生实习和执业的过程中，他见过不少患上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由于这种病并不常见，所以这些相对来说为数不少的患者就可以让科恩对科塔尔综合征有密切的观察。我们聊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只有15岁的梅，她是有科塔尔综合征记录以来年龄最小的患者之一。科恩负责她的治疗，并在她康复以后和她有过广泛的交谈，由此科恩将她的妄想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让他一窥即使在科塔尔综合征这样的妄想中，自我如何受到一个人的个人叙述，甚或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在去科恩诊所的前一个月，梅开始感到难以自拔的悲伤和抑郁，最终发展到表现出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妄想。在被收治的时候，梅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紧张性精神症患者——既不说话也不活动。“即使是护士都被她吓着了。”科恩告诉我。在几天焦躁的精神分析治疗和照顾之后，梅的症状有所缓解，每天可以说出一些词语，护士们会不辞辛苦地记下她说的东西。从梅的这些时不时的提示以及和她父母的谈话中，科恩拼出了梅的故事。
梅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比她大10岁，嫁给了一个牙医。这个家庭有抑郁症史。在梅出生前，她母亲就遭遇过严重的抑郁，而她的一个婶婶还接受过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就是向大脑施加温和的电脉冲以诱发抽搐。电休克疗法常常可以有效地治疗严重抑郁，尽管这基本上是最后的稻草了。
梅的妄想是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她告诉我们她没有牙齿，没有子宫，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科恩说。他努力地用英语描述梅的情况。“我不知道morts vivants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他说。后来我查了一下字典，字面的意思就是活死人（the living dead）。“她想被放进棺材里下葬。”科恩说。
在进行了六周的治疗和服药以后，梅的病情并没有改善，于是科恩建议采用电休克治疗。由于这个家族有抑郁症的病史，她的父母立即就同意了。在六周的治疗以后，梅看起来康复了，于是科恩停止了电休克治疗，但病情很快卷土重来，这让科恩又恢复了电休克治疗。这一次，梅的确恢复了，除了有些头疼、轻微的紊乱，以及轻度混乱的记忆。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整个人就好像刚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
科恩和梅交谈，他请梅在他提到她的妄想时，毫无顾忌地说出在她脑海中想到的东西，聊天的结果令人吃惊。例如，她没有牙齿的这个妄想似乎和她的姐夫（牙医）有关。科恩觉察到她对姐夫有好感。她提到绝不想让姐夫来治疗她。科恩又一次努力地寻找正确的词语来描述梅表达自己的方式。Pudique，他用法语说道，就是“羞怯”的意思。梅谈到姐夫的样子让人觉得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裸体出现在他面前。
她失去了子宫的妄想似乎和她的手淫经历有关。“她觉得那有罪，她想那可能会让她不能生育。”
科恩的观点是：妄想的具体方面与一个人如何设想自己以及文化的情境有关。为了支持文化情境这一观点，科恩回忆了在20世纪90年代来他这里就诊的一名55岁的男子，科恩对他的诊断是患有科塔尔综合征。这名男子的妄想之一是他患上了艾滋病，实际上他并没有。科恩认为他的这种妄想与他对在患躁郁症期间的性欲亢进（这种亢进发生在这一疾病的狂躁阶段）的负罪感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如果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疑病症妄想涉及性传播的疾病，那么这些妄想几乎总是与梅毒，即那个时代的文化毒瘤有关。有趣的是，这个男子年轻时在军队服役期间的确感染过梅毒（这在科恩给他做抗体检测的时候得到了确认）。几十年以后，他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他所出现的妄想并不是关于梅毒的，而是关于艾滋病的，艾滋病在一种更宽泛的文化中取代了梅毒，这种更宽泛的文化就是“上帝对肉体罪恶的惩罚”（在科塔尔综合征的疑病症妄想中，梅毒几乎不再出现了）。“这是唯一的一个病例，（但）我认为这个病例是很富有启发性的。”科恩说。
对于科恩来说，科塔尔综合征揭示了自我的运转。这种病让患者深深地陷入了与自己的存在有关的混乱之中，它显示出自我与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如何叙述自己，以及与一个人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关。脑、身体、心智、自我和社会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
回到埃克塞特大学，亚当·齐曼在格拉汉姆这里碰到了类似的状况。格拉哈姆的妄想是他的心智活着，但他的脑已经死了。“这是科塔尔妄想在当代的升级版本。一个人要能够说出单单是自己的脑死亡了，他需要脑死亡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是近期医学发展的结果。”
齐曼还发现了甚至更有趣的事情：在格拉汉姆的妄想中有着固有的二元论——“非物质”的心智是独立于脑和身体而存在的。“我认为这一点相当完美地显示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二元论，”齐曼说，“脑死了心智却还能活着的想法是二元论的非常极端的表达。”
抛开哲学上的思考不谈，格拉汉姆的处境让齐曼觉得伤心。“他缓慢而呆滞，声音中几乎没有情绪的调整。我偶尔能捕捉到一丝微笑，但很少能看到面部表情……”齐曼说，“你会觉得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存在是完全晦暗的，就连思考都是一件费劲的事。”●●●
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常常都极端抑郁，这种抑郁要比我们大多数人能想到的严重得多。另一个法国的精神病医生威廉·德·卡瓦洛（William de Carvalho）让我了解了这一点。我在卡瓦洛位于巴黎维克多·雨果大街上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一个穿着考究的法籍塞内加尔人，说话中带着乡音。他给我看了一张呈现抑郁程度的线形图表，图中标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抑郁程度。图表的左侧是“正常”状况，右侧以同等的间隔提示“悲伤”“抑郁”“很抑郁”“非常抑郁”。在这之后就是省略号，抑郁不再以线性的方式呈现，在省略号的末端写着“科塔尔综合征”。卡瓦洛说：“对于科塔尔综合征患者来说，情形就好像是有一堵巨大的从地球一直延伸到土星的黑墙，你一眼望不到边。”
卡瓦洛有一家私人诊所，但他也在巴黎著名的圣安妮医院工作。他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治疗过的一位科塔尔综合征患者，这名患者表现出了典型的“欧米茄抑郁”（melancholic omega）。这一说法来自于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中对抑郁的面部表情的描述：“在这种面部表情中，鼻子和眉毛之间的皮肤会出现皱纹，看起来就像希腊字母欧米茄。”达尔文写到了面部的这些“悲伤的肌肉”。1878年，德国精神病医生亨利希·舒勒（Heinrich Schüle）在达尔文形象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欧米茄抑郁”这一表述。
卡瓦洛提到的这个男性患者55岁，是一名工程师和诗人。他掐着妻子的脖子佯装杀死她，然后停下来，让她报警。警察来了以后看到的是一个心神不宁，甚至有些怪异的人，于是他们把他直接送到了圣安妮医院，而没有带他去警察局（这个男子的行为有点儿照猫画虎。在1980年，罹患抑郁症的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掐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后他被送往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德·卡瓦洛在圣安妮医院见到了这个男子。“我问他，‘你为什么试图杀死你的妻子？’他说，‘哦，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我才够得上被砍头。’他希望被杀死，即使在法国并没有死刑。”
这个人展示出了科塔尔综合征另一个典型症状的极端形式，那就是负罪感。“他对我说，他比希特勒还邪恶。要我帮他了结自己，因为他对人类是一个祸害。”德·卡瓦洛说。
这个人体重下降，胡子拉碴，也不洗澡，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洗澡，那会用太多的水。当他还陷在科塔尔综合征中的时候，医院出于存档的考虑决定拍摄有关他的影片。在拍摄正进行的时候，这个人拉起一张白色床单罩在头上。他对在摄像机后面的德·卡瓦洛说：“我太糟糕了，我不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影片被这么坏的东西玷污。”德·卡瓦洛向他解释说那只是一个影片，他不可能因此而影响到任何人。可是他说：“我知道，但是那也差不多；我实在太坏了。”更宽泛的文化也影响到这个人的妄想。他深信自己要对艾滋病的流行负责，还相信人们只要看了这部影片就会染上艾滋病。
在这名男子痊愈（对他也采用了电休克疗法）以后过了很多个月，德·卡瓦洛和他一起看这部影片。在这部20分钟的电影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人转向德·卡瓦洛说：“哦，这太有趣了，但这拍的是谁呢？”德·卡瓦洛以为他在开玩笑。“拍的是你呀。”德·卡瓦洛对他说。“不，那不是我。”这个人回答说。
很快，德·卡瓦洛就意识到让他相信这一点毫无意义。他已经不是那个陷入科塔尔综合征黑暗中的人。
考虑到患者在科塔尔综合征期间极端的抑郁症状，精神病医生都很好奇为什么绝大多数患者都没有试图自杀。一部分原因在于患者不能活动，就像是被车前灯照射的鹿。但是德·卡瓦洛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试图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怎么还能再死呢？”●●●
齐曼和格拉汉姆的谈话让他意识到格拉汉姆的抑郁和妄想的程度，他怀疑所有这些都有着底层的神经学上的原因。有一些东西改变了格拉汉姆的自我感和对环境的觉知。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神经学家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齐曼征得格拉汉姆的同意，把他送到了列日大学，随行的还有一位社区的精神科护士。格拉汉姆来到列日大学医院求助于洛雷医生。
助理打电话来：“医生，这里有一个病人，他声称自己死了，请您过来看一下。”就像齐曼一样，洛雷也忘不了这通电话。●●●
洛雷见过的许多患者情况都非常糟糕。有一些人昏迷不醒，有一些人处在没有反应的醒觉状态（以前这被称为植物人），另外有些人[1]只有最低意识（minimally conscious），还有些人患上了闭锁综合征（这些人有意识但完全瘫痪了，有时候他们只能够移动自己的眼睛）。
在与这样的患者和健康的被试接触了十多年以后，洛雷的团队确认了一个由额叶（位于前额后的脑皮质）和顶叶（位于额叶后方的脑皮质）的关键脑区形成的网络。洛雷认为这个网络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觉知的标志。洛雷告诉我，这个觉知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分析。第一个维度就是对外部世界的觉知：你经由感官所感知的全部东西，无论是视觉、触觉、嗅觉、听觉还是味觉。另一个维度是内部觉知，这是与自我关系更为密切的东西，它包括对自己身体的内部感知、无论是否通过外部刺激而产生的思想、心理图像以及白日梦，它们中的许多都是针对自我的。洛雷强调说：“虽然把我们称为意识的这种非常丰富的复杂性划归为两个维度是一种过分的简化，但我认为采用这两个维度是有价值的。”
实际上洛雷的团队已经表明，与有意识的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frontoparietal network）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网络。其中一个网络的活动与对外部的觉知相关联，这个网络由侧额-顶叶的诸脑区构成，这些区域位于额叶和顶叶的外侧。另一个网络的活动则与对内部的觉知相关联，并且潜在地与自我的各个方面相关，这个网络由沿着脑中线的脑区构成，也就是额叶和顶叶的内侧部分，靠近将脑分为两个半区的裂缝。
对痊愈的患者所做的研究表明，觉知的这两个维度有着相反的关联：如果你留意外部世界，与外部觉知相联系的网络活动就会增强，而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脑区的活动就会减弱，反之亦然。
除了额顶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的脑区——丘脑也参与了有意识的觉知。丘脑和额顶网络之间有着双向的长距离连接，洛雷提出，正是由于这些区域中的信息交换与处理的动力过程，才使得我们由单纯的唤醒状态进入到有意识的觉知状态。
然而在我们的整个交谈过程中，洛雷一再重申“我们不应成为新颅相学家（neo-phrenologist）。”这是针对由德国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开创的可疑的颅相学而言的。加尔认为每种心智官能都是特定脑区的产物，这些脑区创造了颅骨上特有的隆起。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用手“勘察”一个人的颅骨来搞清楚脑内这些“器官”的相对强度。
在洛雷看来，自我并非是我们可以在某个局部的脑区中找到的东西。●●●
洛雷见到格拉汉姆的时候，也觉察到格拉汉姆是一个非常抑郁的人。洛雷注意到了格拉汉姆变黑的牙齿，他已经不再刷牙了。格拉汉姆重复告诉齐曼相同的说法：他的脑死了。“他可不是在杜撰什么，所以我们为他做了脑扫描。”洛雷告诉我。“他反对做脑扫描吗？”我问。“他说，‘我不在乎。’”洛雷说。
尽管有这样的病状，但格拉汉姆仍旧使用第一人称的代词“我”来指称自己。
洛雷的团队对格拉汉姆脑部做了磁共振成像（MRI）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MRI显示并不存在结构性的脑损伤，但是PET的影像却揭示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与外部与内部觉知相联系的额顶网络的代谢活动水平非常低。负责内部觉知的网络就是所谓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研究表明，它在自指的活动中处于活跃的状态。这个网络的核心枢纽是被称作楔前叶的脑区，这是脑中联系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在格拉汉姆这一病例中，默认模式网络和楔前叶都太过安静，其活动水平几乎低到了洛雷在处于无反应醒觉状态的患者那里看到的水平。格拉汉姆的确在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洛雷认为仅靠药物治疗并不能解释新陈代谢减弱的程度。
代谢活动的减弱也会传递至额叶的侧表面，特别是某些已知参与了理性思考的区域。
虽然洛雷和齐曼都告诫不要由一个案例得出太多的结论，但结果还是很有启发性的。有可能在中线区域减弱的代谢活动造成了格拉汉姆自我经验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就是严重削弱的自我感。但是由于减弱了的代谢活动传递至额叶的其他区域，他无法从那种变化了的经验来谈论自己。他开始相信自己脑死亡了。
2014年11月发表的对一个近期案例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设。这个案例中的患者是一个65岁患有痴呆的老妇人，当两名印度医生开始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她已经显示出了典型的科塔尔综合征的迹象。在给我的邮件中，印度阿格拉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 Naidu）医学院的萨扬塔纳瓦·米特拉（Sayantanawa Mitra）对我说：“病人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比如‘我认为我死了，而且我并不是我’‘我不存在’‘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个真空’，以及‘它是传染的，我传染了我的关系紧密的亲戚，我要对他们所有的病痛负责’。”
米特拉的团队为这个老妇人做了扫描，磁共振成像显示额-顶叶脑区已经萎缩了。他们尤其注意到一个被称为脑岛的深层脑区在脑的两个半区都已经严重损伤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脑岛负责我们对身体状态的主观知觉，这种知觉是我们有意识自我经验的一个关键方面。所以，损伤的脑岛可能妨碍了这个老妇人的自体感觉，而且痴呆让她很难纠正错误的知觉，这导致她声称自己死了。
医生对她进行了温和的抗精神病和抗抑郁症的药物治疗，这让她恢复到可以参加心理治疗了，治疗师用她的磁共振成像作为证据“向她证明她的脑袋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腐烂掉了”。治疗师动摇了她的错误想法，她最终获准出院，并继续通过药物治疗来改善。
格拉汉姆最终也康复了。尽管偶尔会采用电休克治疗，但庆幸的是，科塔尔综合征在大多数患者那里持续时间都很短。
齐曼对我说：“我觉得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妄想是隐喻对明喻的一次胜利。有时候，我们大多数人起床后还会觉得自己恍恍惚惚，半死不活的（half-dead）样子，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明喻所表达的经验变化也并非那样罕见。但是科塔尔综合征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半死不活这样的明喻对于患者来说就像是真的一样。这样一种情况必定会对人们的理智造成困扰。”●●●
由于缺少科塔尔综合征的患者，目前对造成患者妄想的神经基础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科塔尔综合征让我们可以一窥自我的本质。
就拿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所称的免疫原则来说吧，这个原则可以回溯到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做出像“我认为地球是平的”这样一个陈述，我可能在地球是平的这一点上出错，但在做出这个断言的主观自我，也就是“我”这一点上，我们不可能出错。当我们使用代词“我”，这个词指的是经验的那个主体，而不是其他人。关于这个主体我不可能出错，或者我有可能出错吗？
就好像各种其他病症，比如精神分裂症所做到的一样，科塔尔综合征的妄想的确会引发哲学家们的思考（如果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刺激的话）。在这种妄想中，“我不存在”的这个坚定信念看起来挑战了免疫原则。但即使产生妄想的人在关于其存在的本质上错了（这个错误可以和地球是平的这一点做一个类比），免疫原则还是对的，因为仍旧有一个做出断言的“我”，这个“我”不可能指的是任何其他人，而就是那个体验到自己不存在的人。
那个“我”是什么或者是谁呢？这是贯穿本书的问题。无论这个“我”是谁或者是什么，它都将自身呈现为一个经验的主体。
但是大脑是如何在其物理和物质的过程中产生了看似非物质的、私人的心智生活呢（位于这个生活中心的似乎就是“我”，那个主观性）？这就是所谓意识的难题。到目前为止，神经科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这个问题科学能够解决吗，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是一个随着我们对脑的理解越来越细致就会消失的问题吗？哲学家对这些疑问的回答大相径庭。本书并没有对意识的难题给出神经科学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回答。
但是本书的确要处理自我的本质问题。思考自我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自我的诸多面向。对于其他人，甚或对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只有一面，而是呈现出许多面。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给出了自我的至少三个面向：物质性自我，它包括所有那些被我看作是我或属于我的那些东西；社会性自我，它依赖于我和其他人的互动（“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并在他们的心中对他有所看法，他就有多少社会自我”）；精神性自我（“一个人内在的或主观性的存在，他的心理官能或倾向”）。
在对自我的寻求中，根据“作为客体的自我”和“作为主体的自我”这两个范畴来思考自我也是非常有用的。可以说，自我的某些方面是其本身的对象。例如，如果你说，“我很高兴”，那么这种高兴的感觉就是你此刻的自我感的一部分，它属于作为客体的自我的范畴，是被你作为你的一种存在状态而意识到的。但是那个感觉到快乐的“我”，即那个觉知到它自己的快乐的东西，则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它更加滑溜，更加难以捉摸。这同一个“我”既可以抑郁，也可以欣喜若狂，或者是在介乎二者之间的任何状态。
我们可以用这种区分来分析洛雷的研究。按照洛雷的研究，健康被试的额顶网络的活动不断在内部觉知和外部觉知之间来回切换，这种切换中的变化看起来就是一个人意识的内容：从对外部刺激的觉知到对一个人自我诸多方面的觉知。当你觉知你的自我，在其中你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记忆、你的生活历程，你的自我的诸方面就成为你意识的内容。所有这些构成了作为客体的自我。
有可能科塔尔综合征患者并没有鲜活地经验到作为客体的自我的各个部分。在我们的意识中，对象会被贴上各种标签，是我的或不是我的，自我或非自我，无论那个贴标签的是什么，它都可能会失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些贴标签活动背后的机制）。在格拉汉姆的案例中，通常被归为一个人身体和/或情绪的属我性（mineness）或鲜活性有可能失去了。结果，由于他侧前额叶的活动和功能微弱，所以他相信自己脑死亡了的这个想法就乘虚进入了他的有意识觉知。
但是无论一个人觉知到什么，难道不是始终有一个作为经验主体的某人吗？纵使你完全沉浸在外在的事物中，比如说忧郁的小提琴独奏，这时你意识到的内容没有任何是与自我相关的信息，无论是你的身体的信息还是对自己工作的担忧，但你拥有那些经验的感受难道就消失了吗？
为了更接近某些回答，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遭遇了各种自我变化的人都发现些什么，这可以作为我们透视自我的窗子。每种神经心理学紊乱都会说明自我的某个断面，它被紊乱侵扰，有时会造成可怕的疾病。“我出了点儿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以前的自我完全破碎了，但出现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东西。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她不是真实的，她不是我……她是我，因为我仍旧控制着我自己，即使我是一个疯子，我也一定以某种方式和自己打交道。”这段话出自莱拉·杰弗森（Lara Jefferson）《我的姐妹们：精神错乱的内部之旅》（These Are My Sisters：A Journal from the Inside of Insanity）一书，它让我们明白地看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受到的损害。
但是透过这样的损害，我们会看到是什么把我们造就成我们所是的人。这些疾病对于自我的研究，就是脑损伤对于脑的研究：它们是呈现在自我图像中的裂纹，让我们可以经由它们去研究那些一直在进行的，从未停止的神经过程，如果没有这些疾病，这些神经过程几乎是无法进入的。尽管接下来的章节并没有穷尽所有扰乱自我的神经心理学疾病，但我选择的疾病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些疾病对研究自我的某些显著方面而言更便利；第二，当前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科学专门从自我的视角来研究这些疾病。
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看到他们不能完整地叙述自己。如果是因为你不能再记起你自己，或者因为那些可以让你回想这些特征的脑区受损了，使得你不能用陈述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是理查德”“我是一名退休教授”等），那么你就已经失去了你的自我感吗？如果是这样，你是完全失去了，还是部分失去了呢？尽管你做出连贯叙述的认知功能丧失了（有些人将这种连贯叙述的功能称为叙述自我或自传自我），但你的其他方面仍旧发挥功能又会怎么样呢？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被认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他写的关于记忆及其在塑造我们之所是自己的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文字很有说服力，但很奇怪，爱默生对自己的痴呆症无动于衷。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患者有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自己的认同被破坏了，其中也包括认识到自己患病这一点。
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阿尔茨海默症以及这种疾病是如何毁伤患者的，同时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在这一疾病的晚期，脑已经严重受损，但自我的某种本质还保存在身体中吗？著名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1900—1990）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有时他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但是仍旧能够指挥他的签名管弦乐组曲《阿巴拉契亚的春天》（Appalachian Spring）。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挥动着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呢？
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是一种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患者会感到他们身体的某些部分，通常是四肢不是自己的，这常常会导致他们做出要切下自己身体部位的可怕举动。透过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我们可以一睹大脑怎样建构起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就是他的身体自我。
精神分裂症会造成患者的分裂，这种分裂的部分原因在于对能动性的一种折中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觉得自己是我们行动的发起人。这种感受是自我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怎样呢？它会导致精神病吗？
接下来就是人格解体障碍，这种疾病会剥夺构成自我的情绪基质，让我们对自己感到陌生，因此这一疾病能够突出情绪和感受在创造自我中所发挥的作用。
自闭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发展中的自我。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通常没有能力本能地领会其他人的心智，这造成了社会交往的问题，但是自闭症患者所缺少的这种能力也与一个人读懂自己的心智，因此也就是与自我觉知联系在一起吗？一些颇具挑逗性的新研究显示，这种障碍的根基在于自闭症患者的脑不能理解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这首先造成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身体自我，然后就是行为问题。
离体经验和更为复杂的分身效应（doppelganger effect，人们感知到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身体，并和这个身体互动）揭示出即使是绝大多数我们想当然以为的最为基础的东西也可能被扰乱，这就让我们可以一睹对构成低层自我来说必要的成分，而低层自我可能要先于所有其他方面。[2]
狂喜癫痫的患者会感受到一种神秘的、超越的合一性，尽管他们在当下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近乎处在一种与此相反的丧失了边界的状况中。这种状况会让我们更接近自我，一个也许只是持续瞬间的自我的本质吗？在关于是否存在一个自我的争论中，这是核心的问题。
最后，我们将前往印度，踏上鹿野苑之旅，大约2500年前，佛陀在印度的鹿野苑开始了他的传法。佛陀的无我观似乎与现代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有所共鸣。按照这些哲学家的看法，自我是一个幻觉，但是果真如此吗？经验证据支持自我是一个造作的实体这种说法吗？与自我相关的疾病让我们获得了各种洞见，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古老的问题，也许还会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
当我到巴黎拜访戴维·科恩的时候，我问起梅，就是他的那个15岁的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情况。“那个说她自己不存在的东西是谁呢？”“这就是精神病治疗的奥秘之处，”科恩说，“我们总是会说即使在最疯狂的状态下也仍旧有某种东西与真实的世界相关联。”
史蒂文·洛雷的博士生雅典娜·德梅尔茨（Athena Demertzi）在列日大学帮助洛雷扫描和研究格拉汉姆。她告诉了我一些格拉汉姆的事，这些事也提醒我，尽管格拉汉姆有脑死亡的妄想，但仍旧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本质。格拉汉姆刚从扫描仪中出来，德梅尔茨就问他：“你还好吧？”“不错。”格拉汉姆回答说。“这不是好好的吗？”德梅尔茨问。“那还用说。”格拉汉姆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我既格外强健又异常脆弱。我们是谁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希望本书能够让我们领略到这个基本的矛盾。[1] 最低意识状态是一种不同于持续的植物状态和闭锁综合征的意识紊乱。最低意识状态的患者还部分具有有意识的觉知。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最近才被归类的意识紊乱，目前对这种意识紊乱尚没有详尽的研究。2013年F1方程式赛车车王迈克尔·舒马赫在滑雪时头部严重受伤，之后即陷入了最低意识状态。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nimally_conscious_state。——译者注[2] 狂喜癫痫是癫痫惊厥症状的一种表现形式。宽泛地说，癫痫惊厥可以分为两类，全面性和部分性，在前一种类型中，放电会弥漫整个脑的外层、皮层，通常这会造成意识的丧失；而在后一种类型中，放电活动局限在脑的一小块区域，处在惊厥状态中的人通常保有意识。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狂喜癫痫的最著名的患者，因此这种癫痫又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厥。作者在本书第8 章详细讨论了狂喜癫痫。——译者注第2章 破碎的自叙记忆、叙述与一个人
凭借非凡的力量，记忆在做着不可能的事：它将不可思议的神秘之事联系在一起，将过去与现在编织在一起；它在过去与现在之中存在，又注视着过去与现在……它赋予了人的生活连续性和尊严。它维系着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没有记忆，就不可能有一个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所有那些瞬间都将消逝在时间中，就像在雨中消失的泪水。——《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罗伊·巴蒂
阿兰、米歇尔和我坐在他们加利福尼亚家中的客厅里。阿兰在一张高靠背的棕色皮质大沙发里窝着，白色胡须、变秃的脑袋和令人诧异的深色眉毛让他显得很扎眼。乍一看去，我也说不清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米歇尔坐在阿兰旁边的椅子上。我问阿兰有没有兄弟姐妹。他说没有，但又立刻改口了，“哦，我有一个痴呆的弟弟。”“是智力低下。”米歇尔轻声纠正他。“对，是智力低下。”阿兰附和着说，“大家到他大约4岁的时候才知道他智力低下，那时候我18岁。情况我了解得不多。”“但是他4岁的时候你才10岁。”米歇尔说。“好吧。”阿兰说。“阿兰，关于你弟弟，你还记得些什么吗？”我问道。“说起来让人伤心，”阿兰说，“因为他不能和人交流。我带他去散步或做些其他的事，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
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补充说：“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不，亲爱的，他死了，”米歇尔说，“他是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年死的。”
阿兰和米歇尔大约是在30年前相遇的。那时阿兰是社区学院的一名哲学教授，而米歇尔40岁，是一名助产士，在觉得自己到了人生转折点之后，她又回到了学校。“你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米歇尔问道。“我想他大概是在睡梦中死去的。”阿兰说。
实际上，阿兰的弟弟是因为血栓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从高层的窗户上掉下去摔死了。那个时候，也就是30年前，阿兰对米歇尔说，他的弟弟由于智力低下，所以不会是跳下去的，大概是想回家了，他以为从窗户走出去就可以到达底楼。
当米歇尔在我们的谈话中提醒阿兰的时候，他说：“哦，那是我想忘记的事情，但不是的……从窗户掉下去……”他嘟囔着，语无伦次。“在医院的时候他们说过些什么呢？”米歇尔问。“我太伤心了，年纪又太小，听不懂他们说什么。”阿兰说。
米歇尔转向我，对我说，在他弟弟死的时候，阿兰已经50岁了。●●●
1995年12月21日，德国的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已经尘封近90年的蓝色纸板做成的档案。这个档案包括有一个名叫奥古斯特·D（Auguste D）的女性患者的病例报告，这名患者51岁，来自法兰克福。档案中的一份手写记录标明的日期是1901年11月26日，这份记录记载了奥古斯特和她的医生阿洛伊斯乌斯·“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Aloysius“Alois”Aizheimer）之间的对话。德国的研究者将这份手写记录发表在1997年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奥古斯特的回答用加黑字体标出）。
她坐在床上，一副无助的表情。你叫什么名字？奥古斯特。你姓什么？奥古斯特。你丈夫的名字是什么？我想是奥古斯特。问的是你丈夫的名字？哦，我的丈夫。看起来她并不理解这个问题。你结婚了吗？结了，和奥古斯特。是D先生吗？是的，是的，奥古斯特·D。你来这儿有多长时间了？她看起来像是在努力回忆。三周了。我向她出示了一根铅笔，这是什么？一支钢笔。钱包和钥匙、日记本、雪茄烟这些东西她都认对了。午饭的时候她吃了菜花和猪肉。当问她在吃什么，她说是菠菜。在她咀嚼肉的时候问她她正在嚼什么，她回答说是土豆，然后又说是辣根。拿一些物件给她看，过上一会儿她就不记得刚才给她看的是什么东西。在这之间，她总是谈论着双胞胎。
三天以后，阿尔茨海默做了进一步的记录。
你住在哪条街？我可以告诉你，我必须等一会儿。我问你的是什么？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你住在哪条街？瓦尔德马街，不是，不……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现在不知道。那个女的住在同一层。哪个女的？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女的。这个患者大声说G先生，G先生，这儿更进一步，她住……我让她看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本书，她都能正确地说出是什么。我刚才让你看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有点儿困难是不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我向她伸出三根手指，这是几根手指？三根。你还紧张吗？我刚才向你出示了几根手指？哦，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奥古斯特死于1906年4月8日。那时，阿尔茨海默已经离开法兰克福去了慕尼黑的皇家精神病诊所，所以他让人将奥古斯特的脑寄到了那里，对脑组织做了薄片采样，（并且）用银盐给这些样本染色。阿尔茨海默将这些切片置于玻璃载片之间，熄灭了习惯抽的雪茄，去掉夹鼻眼镜，仔细地看着他的最先进的蔡斯显微镜。在放大了700倍以后，他终于发现了奥古斯特的疾病。
夏去秋来，在那一年的11月4日，阿尔茨海默向在蒂宾根召开的第37届西南德国精神病医生大会提交了他的发现。他说，奥古斯特患有“进行性认知障碍、病灶症状、幻觉、幻想，以及心理社会失能”。更准确地说，她的大脑皮质细胞表现出奇怪的异常。
之后的一年，阿尔茨海默发表了论文《大脑皮质特有的严重疾病》（A Characteristic Serious Disease of the Cerebral Cortex），在这篇论文中，他仔细描述了这种异常。有一种异常发生在神经元中，“在因这种疾病而不再正常的细胞的中心，有一根或几根突出的纤丝，它们特别厚且牢固。”阿尔茨海默还发现在细胞之间有“粟粒状的中心”，他看到在这些中心聚集着一种奇怪的物质。
这是一种新型的痴呆。1910年，皇家精神病诊所主任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用“阿尔茨海默症”命名这种奇怪的痴呆病例，他写道：“对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解释尚不明确。虽说解剖学证据表明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老年性痴呆，但实际情况是这种疾病有时候早至快到50岁时就发病了。”
阿尔茨海默在奥古斯特的脑部所发现的这些异常我们如今称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虽然神经科学家还在争论神经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哪个先发生（有一些神经科学家怀疑是否还有这些神经病状的前兆存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异常的蛋白参与了这种疾病的无情发展。
如果奥古斯特在今天接受神经科医生的诊断，结果就将是她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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