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五大洲：江亚平国际新闻作品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江亚平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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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五大洲：江亚平国际新闻作品选试读：

1997年作者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合影2000年作者专访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后合影

2004年作者采访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2005年作者（右）与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在一起过霍利节2008年作者在愁尼专访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2009年作者与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合影2010年作者在瓦努阿图总理纳塔佩办公室进行采访2010年作者在韩国首都首尔采访G20首脑会议

2010年作者采访澳大利亚总理艾博特

2011年作者采访舞蹈家杨丽萍后合影2011年作者在悉尼采访电影导演陈凯歌后合影

2011年作者在澳大利亚专访姚明

2014年作者和加拿大总理哈珀夫妇合影前　言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爆举世震惊、长达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00年后的这一天，我在温哥华西区住处，品着家乡的绿茶，静静回望那段历史，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萨拉热窝，一个我十分熟悉的城市，也是梦牵魂萦的地方。20年前，我在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任常驻记者时，曾多次身披防弹衣深入波黑战区，乘坐维和部队的装甲车进入被围困的萨拉热窝进行采访，看无辜的生灵惨遭涂炭，听激越的枪声耳畔回响。我也曾在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桥头徘徊良久，感叹世事的无常和人类的悲哀。

人生如梦，亦幻亦真。从事国际报道整整30年，走过五洲四海，如今在知天命之年来到北美洲西海岸的温哥华任常驻记者，似乎也该缓下匆匆的步履，解开风尘仆仆的行囊，收拾累积盈尺的稿荚，重新审视这半辈子的记者生涯。漫漫流年，工作、生活既为感性磨洗，又被理性锤炼。家国情怀与理想信念相交织，艰辛奔波与道义追求相伴随，在繁华散尽、虚名看淡的今天，是否该退思补过，求德求仁？

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从事国际新闻工作，是我大学时代就怀有的理想。上世纪80年代，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中央级媒体，最理想的单位是新华通讯社。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如愿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当初的理想就是仗笔行走天涯，阅尽人间冷暖，见证和记录庄严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今回顾30年新闻从业历程，可说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在巴格达的废墟上行走；波黑内战时以忠实记录者的身份在萨拉热窝战地奔波；在巴黎见证了终止波黑内战的代顿协议的签署；在伦敦唐宁街报道了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获胜后宣誓就任首相；在白金汉宫美丽的后花园出席英国女王举办的游园会；在印度偏远的安达曼群岛采访海啸；以及在堪培拉的总理府与时任总理的陆克文用中文聊天……常驻国家分布在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北美洲，因工作关系走过的国家超过50个，足迹遍布五洲四海……

要说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言过其实。年轻时意气风发、壮怀激烈，本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信念，决意凭自己的热情、能力和责任心成就一番事业，实际上在现行的报道方针和职责范围内，炽热的理想常常碰到冰冷的现实，“想写的不让写，不想写的却要写”的尴尬也有发生，这大概是在国家通讯社工作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我这些年陆续写下的国际新闻作品选，是我在国际新闻写作中的实践和探索，而且基本上都是通过新华社的通稿或所属报刊发表出来的。因工作需要，驻外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采写英文新闻，中文写作的时间不是很多，那些比较长的专稿和特稿，更是用别人喝咖啡的业余时间写的。本书承载了我的青春梦想、我的情感汗水和我的赤忱奉献。铺陈开来，也就是一个职业驻外记者生涯的真实写照。

不可否认，原稿有些闪光的观点和词句因为不符合报道要求而被删除，有的稿件也因编辑的润色加工而有所增色。我希望在写作中尽可能体现一些个人风格，题材尽可能广些，体裁尽可能多些，文字尽可能流畅些，事实尽可能多尊重些、人文情怀尽可能丰富些。是否做到了这一点，由读者评判，至少我始终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也曾想过，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新闻是易碎品，这些陈年旧事是否有重新出版的必要。虽说是从大量的作品中筛选出来的内容，毕竟时过境迁，读者是否还有兴趣重新拾捡那些泛黄的老故事？但我又想，作为长期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既在发达国家工作过，也在发展中国家和战乱地区采访过，在新闻探索的道路上有过一些不寻常经历，在新闻写作中有一些感悟与思考，可为后人提供路标，使他们少走弯路，顺利抵达成功的彼岸。我自己不就是读着《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和《外国新闻通讯选评》等一大批业务书籍成长起来的吗？本书除了消息外，其他体裁基本具备。这些稿件无论好坏，多为重大历史事件镜头，跳动着世界动荡变幻的脉搏，突显时代特色，注入了国家通讯社的正统基因，对那些正在或希望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年轻人或许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华社播发的通稿，其中少量稿件是在新华社所办的报纸《新华每日电讯》“好望角”专栏上刊发的专栏文章；第二部分是给新华社所属报纸杂志撰写的稿件，大多数文章都是发表在新华社所办《环球》杂志、《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经济参考》和《半月谈》等。

在此要特地感谢此书的两位责任编辑曾凤莲和庆春雁，为此书投入了许多精力。更要感谢展江先生不辞辛劳批阅书稿，为此书写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其为人为文的风范令我铭记在心。

最后要诚挚感谢加拿大中国工商联合会和加拿大宝玉石协会，是他们的慷慨资助才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2014年6月28日谨识于温哥华西区序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说到驻外记者，我这个许多年前的报人不由得心生情节。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职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普利策奖管理人约翰·霍恩伯格在1964年曾经出过一本书，名叫《外国飞鸿：伟大记者及其时代》，新华出版社1985年推出的中译本易名为《西方新闻界的竞争》，淡化了驻外记者的角色，但在那个“热眼向洋看世界”的年代，书中所描述的西方驻外记者的人和事，令无数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神往。

记得1980年代中期，我由海军的一名新闻干事转业为地方报纸的记者，一听到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某某驻外记者，心中充满羡慕。那个时代已经迥异于当下，国家刚刚开启国门，能出国者主要是极少数精英——政界人士、外交官和所谓国字号的少数记者。

当然，那个时代的向上精神也非今日所能比拟。国家精英们深知“文革”和极“左”路线的多年折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痛定思痛，“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国家精英的共识，向先进国家学习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驻外记者在那个时代，除了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政经大事，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法律、社会生活及其机制体制。（一）

江亚平先生生逢其时，就在新华出版社推出《西方新闻界的竞争》的当年，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国际部，承担着作为未来国家和国际新闻精英的使命。自1989年第一次走出国门担任驻外记者，到后来足迹留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年过天命仍然坚守在国际新闻的第一线，江亚平先生这整整30年的国际报道和评论生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听闻江亚平先生此前出版过《一位中国记者眼里的波黑悲剧》，《跟女王聊天》和《印度：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等书，还有译著问世。如果说前者是他驻外记者部分生涯的记录，后者是他在作为记者笔耕之余的文趣，那么我相信，《走向五大洲：江亚平国际新闻作品选》则是一部增加了他进入21世纪和迈入知天命之年后全新感悟的文集。这也是我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书稿的感受。《走向五大洲》汇集了江亚平的80多篇文章，他自己分为通稿和特稿两个大类。这个分类在今天看来就可以讨论一番。按照传统的分类法，新闻文体有消息通讯特稿评论等类别，今天的官媒大概还用这个分类，而且历史比较悠久的新华社还有独特的新华体。但随着外来影响的扩大，另一种分类法出现了：首先是分为报道和评论两大类，报道可以再分为消息和深度报道以及特稿。评论可分为社论、专栏文章等。

我宁愿将江亚平的80多篇文章首先分为报道和评论两大类，再将其中的报道大致分为深度报道和特稿，将评论分为时评和随笔。在我看来，江亚平的上述文章中最吸引我的是特稿和随笔。我还发现，在江亚平的特稿和随笔中，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媒体文化这三个题材上的大类是最有特色的。（二）

我佩服江亚平对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发生的相关新闻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挖掘和解读，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搬来他山之石的拳拳“攻玉”之心。

怎样防止官员尸位素餐和营私舞弊？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大难题。《在英国议会听辩论》一文给我们诸多启示：看着布莱尔频频站起来作答，我心中颇有感慨。这样的首相显然当得艰苦，甚至有些寝食难安，这种做法的特点是政治上充分开明，首相和大臣对自己负责的事务丝毫不敢含糊和懈怠，充当滥竽的南郭先生在这里一天也混不下去，秘书写稿照念的现象被彻底杜绝。另外，有反对党监督质问，可以将执政党官员作弊或不负责任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像中国经常听说的什么胡子工程、头脑发热就拍板定案的情况极难发生，因为所有重大政策在出台前必须从各个方面受到反复审查和质问，以确保它正确可行。

这两年，国家高层制订了“八项规定”，遏制官员奢靡。可是曾几何时，一些官员花起纳税人的钱是多么无所顾忌。副部级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曾说：“每月交际花一两百万算什么？”那就看看《因为差旅费下台的女高官》一文吧。上任不到两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首任女省长雷德福便在哽咽声中宣布辞职，起因是她前一年曾带了几个随从坐头等舱出席曼德拉葬礼，前后花费公款45000万加元（约合40000美元）以及动用省政府飞机从省府埃德蒙顿飞到温哥华出席叔父的葬礼，并在出公差时带上女儿，共计花费3156加元（约合2809美元）。49岁的雷德福干得风生水起，让地处偏僻山区的阿尔伯塔省生机勃发。可是功不抵过啊，而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对腐败零容忍才能让官员生畏。

当然，加拿大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度。《加拿大，一个宽容的国度》告诉我们，有一男子做变性手术，上万加元的手术费由地方财政支付，为的是让一个男人圆女人梦。诚如江亚平所言：“这不但需要雅量，更需要自信。唯有自信，才有包容，唯有包容，才有和谐，而有了和谐，才更加自信，形成良性循环。这种自信未必非要建立在经济十分发达的基础上，关键在于政府和社会深植‘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加拿大的魅力正源于此吧。”

在《政府诚信的误差率》中，江亚平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澳洲一位七旬老太收到超速罚款单后投诉，受理投诉的机构把老太的车运到专用赛车道上测试，发现该车即便油门踩到底，也无法超速。于是检查测速摄像头，发现它存在万分之二的错误率。老太的罚款被免除并获得致歉，当地政府交通部门还决定将根据这个摄像头监测结果开具的一千多张超速罚单全部作废，向每位受罚司机退赔并寄送致歉信。据说一位因罚款和罚分被吊销驾照的出租车司机不但拿回退款，还凭借这张退款单进行交涉，居然把吊销驾照期间的薪资也要了回来。这能不让我们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汗颜吗？

2015年春季以来，中东和东亚的韩国等为“中东呼吸综合征”而困苦，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即一些致命疾病的全球传播肆虐。《疯牛病带来的眼泪》一文揭示，艾滋病之外，疯牛病也早早就在1986年的英国发生了。可是公众和媒体一是不知情，二是不懂行。英国政府出于“维稳”和商业等各种考虑，将疯牛病成功地隐瞒了整整十年。甚至其间在1990年5月农业部长还对着电视镜头让他4岁的女儿吃牛肉汉堡包，以证明英国牛肉是放心食品。这对于我们国家太有借鉴意义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主动公开信息，必须立法强制政府公开，从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到今天，我们终于以血的代价换来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制度。（三）

我也佩服江亚平从无数新闻故事中以小见大，精彩地解读英国和印度等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本领。《蓝血残阳——英国贵族百年沧桑》是走访一位名叫豪的勋爵之后写出的佳作。有上千年历史的英国贵族如今向何处去？现在的贵族怎样生活？他们是否还过着打猎饮酒一类豪奢的生活？想必这些都是中国人关心的话题。如作者所言，豪勋爵家庭的故事透视英国贵族的百年沧桑。豪勋爵曾经从政，官拜副部级，如今在乡间生活依旧高雅精致，但已经与奢靡无缘：不动产寥寥，收入也有限，用不起仆人。当代的世袭贵族在城里与一般市民无多大分别，但在乡村，人们还是对贵族尊敬有加。这与进入20世纪倡导均贫富的工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强大不无关系：对富人和贵族征收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当代贵族必须有自己的职业，因为过去那种靠收租过好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记者有所触动的是豪勋爵的豁达和睿智：“世袭贵族仅凭出生而决定一生的命运，这种事情没有也罢。不劳而获得来的财富，未必是一种幸运。”未知这是否代表着英国当代贵族的多数声音，但是这种细腻的采访写作无疑令我增加了许多新知。

近年来，慈善事业在国内遇到很多问题，而且并不限于官办慈善机构。在《慈善的要义是尊重而非怜悯》中，江亚平告诉我们，慈善是建立在尊重而不是怜悯基础上的帮助，至于利用做善事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则是对慈善事业的亵渎。英国每年的捐款总额少则上百亿英镑，多则200多亿英镑，既有大公司大财团成千上万的慷慨赞助，也有普通民众3镑5镑的涓涓细流。钱虽然滚滚而来，但不得任意挪作他用，每个机构都有专门的信托基金委员会来管理每笔捐款，筹款和开支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账目都必须公开，要向捐款人有详细交代。中国慈善机构往哪里去？不消说，改革的路径已经有了。

考驾照比考托福难，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可是在江亚平笔下的英国这是铁一般的现实：考试时必须在城市街头驾驶30到45分钟，22个规定动作如有一个不合格就告失败。《给一生驾驶系上“安全带”》写的是似乎老派的英国考官如何不让江亚平这位有多年国际驾龄的老司机轻易通过考试。当时他的愤懑可想而知，可是理性告诉应考者，冷血考官的严格，使安全意识牢牢地根植在驾驶员的脑海里。

原以为江亚平从“大英帝国”发源地到其前殖民地，因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差会产生新的文化隔膜，谁知他的多篇印度特稿却同样引人入胜和入木三分。

当今的国人，包括一些文人雅士，对印度的看法比较负面甚至糟糕。我在2015年3月参加一个与印度学者对话的研讨会上，就听到一位资深的印度作家抱怨，他从网上看到，有的中国人不但嘲笑印度，而且嘲笑印度的民主，说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就会像印度那么糟。一些去过印度的知识分子回国会告诉亲友说印度如何肮脏不堪，简直无法片刻忍受。可是我们如果读一读《人与神的桥梁——苦行僧素描》，我们就可能发现，我们对印度教文化和苦修哲学太不了解了。作者抵近那些外表脏兮兮的苦行僧的细腻观察和交流会大大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世俗文化观。

作为对照，《俱乐部——培养精英的摇篮》则写出了国人不了解的另外一个印度，即文雅体面的印度，和这种上流社会的交往空间。作者以其独特观察告诉我们，英国人开创的俱乐部在印度不是大富大贵之人、尤其是土豪新贵的天地，而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式社会精英的摇篮：入会者申请时长可达数十年，他们须举止文雅，容易相处。有的俱乐部“拒富”，百万富翁未必有缘置身其中；而有的俱乐部则“拒贵”：2007年春铁道部长拉鲁突发奇想，提出要加入“印度国际中心”，他找人插队，直接把申请递交给了中心主任，两个月后申请给驳了回来，理由是他是政客，而会员必须是有学术和研究水平的人。作者最后感慨：“何时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俱乐部，新闻界的同行们可以在一起自由交谈、聚会聊天呢？”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梦吧。（四）

新闻媒体应该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吗？传统观点认为，媒体记录自然和社会事件，而少谈自身。可是到了20世纪晚期，麦克卢汉的名言似乎越来越应验了：媒介就是讯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亚平作为新闻记者在笔下适度关照新闻文化的变迁，则是顺理成章的。

本书中最早提及媒体的是《永不消失的电波》，记述的是1990年代波黑内战中首都萨拉热窝一家名为RADIO M的音乐电台作为东欧第一家私营电台如何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而艰难生存：它超越种族和战争各方，通过看不见的电波为炮火中的民众和士兵传递亲人的信息以及为年轻人牵线搭桥做红娘。战争的残酷与电波的温馨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道主义风景线，令人感念和难以忘怀。

世纪之交，互联网崛起，以报刊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式微，这令传统报人唏嘘不已，因为最早的新闻文化乃是由拥有400年历史的报纸开创。跨越三个世纪、有128年历史的澳洲《公报》2008年1月关张，引得常驻该国的江亚平不胜唏嘘。我们还看到：4年半后的2012年10月，当一度发行300万、深刻影响美国舆论的《新闻周刊》不再出版纸质版时，作者又好好怀旧了一把；而进入新世纪，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家》在澳大利亚发行量提升，则令江亚平欣喜。

当然，江亚平对于新媒体也全无敌意，特别是在新媒体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时候。《纪念赖利》写道：2007年，1899年出生在英属澳洲的老妪奥莉夫·赖利以年近百岁高龄，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博客主人，一举告别了她过去籍籍无名的107年，而这个新获得的名声主要依赖的是博客的公共性：“在……奥莉开始写博客前，她只属于自己的家人，但开了博客后，她便属于全世界了。”中年读者会这样给老妪留言：“谢谢你，奥莉。你给我年迈的父母竖立了榜样，帮助他们克服了对电脑的恐惧而积极行动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励志故事。

从江亚平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这位代表中国国家通讯社的资深驻外记者和曾经的战地记者在各国受到了普遍礼遇，甚至被奉为上宾，能见到西方记者求而不能的外国政要。那么江亚平心目中有没有偶像级的同行呢？有的。在《战地记者阿内特印象》中，他表露了这样的尊崇。CNN的彼得·阿内特告诉他：要成为好记者，首先需要在一个信誉好知名度高的国际新闻机构工作，“想到哪里去采访CNN就让我到哪里去采访”。而针对战地记者是危险职业的常人看法，他却不以为然，因为战地记者并不是冒风险最大的人，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当地人。

这位1966年因报道越南战争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王牌战地记者对全球化时代新闻的客观性的看法颇有意思：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新闻报道并不完全客观，有时甚至带有偏见。现在不同了，全球范围内合作多于对抗，经济和文化相互联系着。人们的观念也变了，愿意接受采访，让别人接受和了解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做记者比过去容易一些，竞争也更激烈，独家新闻更少一些。另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封锁消息和片面报道已经很难，报道也越来越趋于公正；有了全球意识，也有条件获得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记者和读者看待国际事务的角度和深度都与从前不同，要比以前公正和客观多了。

关于新闻客观性的争议中外长期有之。阿内特的这些观点对于那些不相信客观性的人来说不是有启发呢？阿内特先生后来退出国际新闻一线，任教于我国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在他和其他教师的熏陶下，一批学生记者奔赴美国、缅甸、南非等国，报道大选、世界杯足球赛等重要事件。他们秉持了阿内特先生的精神和理念，受到国内学界和业界赞赏绝非偶然。

西方媒体凭借其传统至今影响力不减，那么经济落后的印度如何呢？《媒体——社会的良心》告诉我们，绝不能小觑印度媒体。印度报纸数量超过5600种，每天用超过100种语言出版，百年老报并不稀罕，还发行近4万种期刊。江亚平分析，印度媒体不但数量多，而且独立、大胆、活跃、具有公信力？第一是没有主管部门限制干涉，基本做到了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二是竞争使然，竞相努力挖掘独家新闻造就了百花齐放的传媒世界。第三是记者编辑收入高，免于卑躬屈膝地为某他人涂脂抹粉，也无需挖空心思去拿好处费、封口费和版面费。第四是私立媒体经济自立和编辑权独立。

印度新闻从业者的待遇有多高？据江亚平调查，在印度的拿工资人群中，媒体仅次于军队，而远远高于一般官员和大学教授，这纠正了我的一份错误预判。我也跑过一些国家，对其新闻界有一些调查。此前我知道，在西方国家中，除了日本记者享受高薪外，欧美国家记者待遇普遍属于中下。我还以为经济不算发达的印度也是如此呢。

家族制如何影响媒体？江亚平在与《印度时报》的主编交流时被告知，这份家族报纸的老板实行的是“具有印度特色”的无为而治：老板一年有8个月在北部山区修行，2个月去世界各地旅行，管报纸的时间只有2个月，能管什么？而且老板对下属很信任，除了大政方针，一般的报道基本上让总编辑管理，不过问不干涉。我们千万别小看1838年创刊的严肃大报《印度时报》，它在各国报业的衰退大潮中逆市上扬，已取代英国黄色小报《太阳报》，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英文报纸，2013年末发行量超过了332万份。（五）

世事沧桑。《走向五大洲》所折射的时空和世界巨变是当下的80后和90后难以轻松理解的，而我恰恰认为，这些是他们、尤其是未来的国际新闻传播业者所必须知晓的。哲人有三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先不说人类的起源，也不说霍恩伯格教授所描述的驻外记者两百年历史，如果说连从三十余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到当下这段不算很长的历史都不了解和尊重，我们就没有根了。央视某位在国际上知名的主持人之所以出问题，种种缘由中肯定包括年少得志和过度轻狂，其根由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何为昨日，何为今天。

正如江亚平所言，30年前作为中国的一名驻外记者有很多光环和荣耀，而随着国门的敞开和经济的发展，一度为人艳羡的职业可能发生了反转。你爱国际新闻和驻外记者这一行吗？那就意味着你发财无望，升官受限，天伦难乐，而那些过去艳羡你的人可能今天家财万贯，前呼后拥，神气活现。但是，谁的人生阅历和精神感悟能与一个全球化时代浪迹天涯的时代记录者相比呢？何况没准有一天，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也能像日本和印度同行那样，拿着比大学教授还高的薪水呢！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我会向学生们推荐江亚平先生的这部凝聚了30年心血的新作。2015年6月一　通稿劫后巴格达（通讯）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在一场空前激烈的战火浩劫后，已失去了它昔日的风采。今天，这座中东历史名城里满目疮痍，居民生活艰难。

记者是3月15日回到巴格达的。当时正值夜晚，全城几乎一片漆黑，昔日的辉煌灯火和繁华夜景不见了。街上车辆不多，行人稀少，从街道两旁大多数居民家中的窗口，透出星星点点昏暗的烛光。偶尔在居民家附近，你可以听到隆隆的马达声，这是主人在用自备的发电机发电。

一位老者告诉记者，由于小型发电机和燃油的价格非常昂贵，许多人家只好几代人搬到一起，集中照明。

从1月17日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对伊拉克进行了38天不间断的轰炸，巴格达作为空袭的重点，其军事目标和重要的政府机关大楼几乎全部中弹，居民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断垣残壁随处可见。

白天，在每个加油站，都能见到等待加油的车队长龙，政府对汽油仍实行定量配给。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每20天只能买30公升汽油，根本不够，总比一点都没有强。”

对于刚刚结束的那场噩梦，许多巴格达人记忆犹新。有一座地下防空掩体就被炸弹击中。伊拉克新闻部官员说，两枚激光制导炸弹是钻进通风口后才爆炸的，约有一千多人被炸身亡。

在伊本·萨利姆大街，记者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废墟中挑捡未烧尽的木头当柴烧。

用水也很困难，即使在曼苏尔区（巴格达的富人区）自来水的供应也没有保证。一位居民对记者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巴格达市民吃够了苦，这种苦日子还看不到尽头，盼望尽早解除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让居民生活好过一些。

1991—3—20科索沃前线一夜（特写）

在距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西南20公里的武尔夏茨村附近，有一个无名的小山岗，山坡上有一座简易的警察哨所，六名塞族警察日夜坚守在这里，控制山下的一条重要公路，并负责保护一方的平安。21日晚，在当地所属的里盘镇地区警察局局长伊利奇的陪同下，我和五位外国记者采访了这个小哨所，与守在这里的警察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抵达里盘镇已是黄昏。晚饭后，由伊利奇亲自用架有重机枪的装甲车将我们送到了五公里外的武尔夏茨哨所，并说好第二天一早来接我们。哨所是用木板搭成的，隐蔽在树林中，分“卧室”和“客厅”，两间加起来约20平方米。此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了，我们坐在“客厅”里用木头搭成的板凳上，在昏暗的烛光里通过翻译同其中三名警察拉开了话匣子。

他们说，距离这里仅700米的对面山上就有阿族武装分子活动。虽然10天前达成了和平协议，阿族武装组织也宣布停火，但这里并没有真正的和平。每天晚上都有阿族武装分子开枪，进行挑衅性骚扰。但除非遇到真正的危险，警察们一般并不还击，一是不想破坏和平协议，二是不想因此暴露自己的位置。一位警察说：“阿族武装分子的目的就是要挑起冲突，制造事端，好让北约来轰炸我们”。

在这个哨卡执勤的警察每10天轮换一次。六名警察分成两组，每3小时换一次岗，他们从来没有睡过一次完整的觉，因为敌方的骚扰一般是在夜里进行。太阳下山后，夜凉如水，山风袭人，他们却必须抖擞精神，顶着寒风严密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

六名警察年纪在20岁到44岁之间，有的已是十几年警龄的老兵，也有的是七个月前科索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后才穿上深蓝色警服的。

在一名警察的陪同下，记者摸黑来到20几米外的一个哨位上。执勤的警察友好地让我用他的夜视望远镜和装有夜视瞄准器的冲锋枪观看前面的森林。“你害怕吗？”我问在那里执勤的警察，尽管我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孔。“怎么不害怕呢？警察也是人啊。我并不喜欢待在这可怕的地方，而是想在温暖的家里同妻子儿女们在一起。没有人比我们更盼望冲突早日结束了。”

夜深了，警察坚持让我们在他们一字排开的通铺上休息。但阖上眼皮不久，就被不远处突然响起的密集枪声惊醒了。枪声像鞭炮声一样清脆，余音在茂密的森林里持续数秒才散去。

当我们跑到门口观察时，发现原来守在“客厅”里的三名警察已经在门外站岗了。他们有些紧张，坚持让我们待在屋里。于是我们便坐在板凳上打起瞌睡来。不一会，枪声又响了。从12点半到凌晨3点半，共有九次密集的枪声，每次持续数十秒。我们也跑进跑出好几次。警察后来告诉我们，他们还击了两次，一次是当武装骚乱份子摸到距离他们仅约200米的地方射击时，被他们打跑了。我们在紧张兴奋的心情下等来了黎明。

早上7点，伊利奇乘装甲车来接我们时问道，昨晚感觉怎样。我说，“看来和平的曙光还没有真正照到这里。”

1998—10—22莱蒙湖畔访WTO总部（通讯）

美丽的日内瓦，有一个蓝宝石般明亮清澈的大湖，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莱蒙湖。莱蒙湖的西岸，有一片公园，其中称为珍珠湖的公园旁边，坐落着一栋灰色四层大楼，它南北长有一百多米，虽有些陈旧，依然不同凡响。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总部所在地。有自己的办公大楼

WTO总部坐东朝西，与总部大楼平行的是洛桑大道，其地址即洛桑大道154号。从正门朝西望去，南侧是一栋通体墨绿玻璃、造型雅致的高楼，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大楼；北侧则是日内瓦的植物园，花团锦簇的植物园西面便是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了。

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记者来到了WTO总部。据接待记者的新闻处露茜·吉拉德介绍，这座大楼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办公楼，1975年，劳工组织搬入新居之后，成了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办公之地。当时关贸总协定也在日内瓦办公，却没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办公大楼，其成员分散在万国宫附近的好几处地点办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关贸总协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人员也不断增多，过去分散的办公方式很不方便，于是想找一栋属于自己的大楼。正巧劳工组织搬走，经日内瓦州政府同意，关贸总协定决定把总部设在这里。1977年8月，装修一新的大楼迎来了新主人，关贸总协定正式在此办公。1995年元旦，关贸总协定寿终正寝，世界贸易组织诞生，日内瓦州政府决定将这座大楼的使用权免费出让给世界贸易组织独自使用，期限为99年。WTO会议一律不对记者开放

听完介绍，记者在露茜的陪同下参观了这幢大楼。露茜介绍说，经过两次整修的办公大楼总长为152米，宽62米，总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共有1300扇窗户和1000扇门，走廊加起来长2.2公里。

记者来到二楼的图书馆，它面积不大，最多也就一百多平方米。四面墙上立着书架，上面放满了图书。正在值班的图书管理员戴维介绍说，这个图书馆至少有50年的历史，后来归WTO专有。该图书馆现藏35000多册图书和1500多种期刊，主要是关于经济、贸易和法律方面的，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在国际双边和多边贸易方面最权威的图书馆。楼上还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有关于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各种数据以及各成员国的经济数据。

随后记者又参观了两个会议室。露茜说，总部共有13个大小不等的会议室，其中7个有同声传译设备。最大的一个可同时容纳510名代表，而最小的会议室仅有10个座位。1995年WTO成立后，工作量大为增加，因此又在大楼的西北面盖了一个现代化的多功能会议大厅，以缓解会议室不够的窘况。2001年，在大楼里举行的各种会议达472次，除去周末、节日和夏天休假，平均每天至少有两次会议在这里召开。

露茜告诉记者，与许多国际组织不同，WTO除了一些学术性研讨会外，所有的会议，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一律不对记者开放，更不向公众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开放。露茜解释道，这倒不是WTO本身对记者有什么歧视或偏见而进行封锁，主要是成员国在举行贸易谈判和协商时不愿意让记者了解过多的内幕，以免“泄露商业秘密”。WTO欢迎中国优秀人才

WTO秘书处是效率最高的国际机构之一。据露茜说，WTO秘书处有550人左右，其中一多半都是研究人员和法律及经济专家，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并不多。有的人除了从事专业工作如起草文件、修改协议、参与会议讨论等之外，也要做些管理方面的工作，如组织和安排会议、向成员国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幢大楼里有一支高效率的精干队伍。

关于招聘职员问题，露茜说，WTO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各成员国范围内公开招聘的，凡符合条件的人均可应聘。由于待遇高，环境好，工作气氛浓，而且是公开招聘，因此竞争相当激烈。她说，应聘者至少是大学毕业，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专家也不少，主要是根据工作岗位的需要来定。她说，这里的工作人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1名来自香港，尚未有来自中国内地的雇员。露茜补了一句：“你去呼吁一下，让优秀的中国人才到WTO来供职，让我们一起分享中国的文化魅力和悠久的历史传统。”

2002—6—8倾听和平的呼声（评论）

联合国安理会于18日和19日两天就伊拉克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55个非安理会成员国中的绝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应该继续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通过进一步核查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没有必要通过武力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这些国家的呼声充分表明，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和愿望。

最近一段时间来，随着美国向海湾增兵的步伐加快，国际社会反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继15日爆发全球性的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后，欧盟成员国1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强烈呼吁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在意大利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8日表示，他对通过非战争方式解除伊拉克武装仍抱有希望，伊拉克战争可以避免。此外，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等国领导人近日也都加强联系与磋商，希望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案，主张对伊武器核查继续进行，采取一切措施尽力避免战争。

伦敦爆发百万人的反战游行，英国近两日的强硬立场似乎也有所软化。一直积极主张参与美国“倒萨”行动的英国首相布莱尔18日说，和平还有希望，现在还没有必要匆忙走向战争。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也说，只要伊拉克严格执行了联合国决议，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可以继续留在台上。这与美国坚决要更换伊拉克政权的立场似乎有了距离。

古人云：和为贵。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战争将给伊拉克人民、伊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联合国有关部门近日预测，假如美国对伊开战，将有140万伊拉克难民逃往国外，200万人无家可归。伊拉克战后重建也是一项巨大工程，需要国际社会提供巨额资金，才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战争有可能破坏世界经济增长的环境，对消费投资、国际贸易、旅游运输等经济活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并造成世界石油和金融市场的动荡。纽约研究机构世界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福斯勒指出，即使伊拉克战争相对迅速而果断地结束，也无法消除它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

当前，美国仍在加紧进行武力“倒萨”的准备，在海湾地区集结的美军已达18万人。美国总统布什18日对新闻界表示，上周末的全球反战示威活动并不会妨碍美国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可以说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目前伊拉克问题已进入关键阶段。人们真诚地希望，美国政府能认真倾听国际社会主张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强烈呼声。

2003—2—20硝烟中的新闻“自由”（札记）

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世界上的各大媒体纷纷派出精兵强将，投入一场激烈的新闻大战。然而，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开战以来的新闻报道，就会发现，一向标榜“新闻自由”和“真实、客观和公正”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在这场战争中的有些做法却让人迷惑不解。

先说说“新闻自由”。中国记者从多哈发回的一则消息说，在卡塔尔美军中央司令部采访的记者必须遵守美方定下的“三不准”规定，即“不准问美军和英军的伤亡情况；不准问与目前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不准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其实，美军所不准的内容正是广大受众所关心和希望了解的。从美国纽约传来的另一条消息则说，总部位于卡塔尔的阿拉伯语“半岛”电视台日前为其激怒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付出了代价。该台两名驻美国的记者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吊销了采访证，而且是被逐出交易所的唯一新闻机构。由此看来，西方一贯标榜的“新闻自由”是有附加条件的。

再说说新闻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从近几天的西方报道来看，有些新闻信息有时甚至让受众有“谣言满天飞”的感觉。例如，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媒体突然报道说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已经“叛逃”到北部的库尔德地区。阿齐兹很快在巴格达亲自主持新闻发布会，虚假报道不攻自破。再譬如，战争爆发的当天，西方媒体一会儿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第一波的空袭中已被“炸死”，两个儿子也无一幸免；一会儿又说被“炸死”的是副总统拉马丹。结果这些报道随着萨达姆和拉马丹在电视上的出现，也成了虚假消息。3月21日，美联社报道说，驻守在伊拉克南部的伊军第51师8000余人已向美英联军“投降”。次日伊拉克新闻部就反驳说，伊第51师仍在同美军进行激烈战斗；该师师长也特地在“半岛”电视台露脸。这些消息在事实面前一一成了“真实的谎言”。

至于新闻的“客观、公正和平衡”问题，有些西方媒体在这场战争中的作法也无法让人恭维。西方电视台报道了这场战争，但大量画面都是美英联军的进展情况，而对遭受轰炸、在血泪中哀号啼哭的伊拉克妇女和儿童的画面则播得很少。在战俘问题上，西方指责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美军战俘画面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有关对待战俘的条款，但却忘记了，正是西方电视台率先反复播放了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战俘进行搜身的清晰画面。

埃菲社日前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美国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内容“进行了谨慎的选择，因此在美国国内看到的战况与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

英国《卫报》3月27日的一篇报道在谈西方的战争报道时指出，“在美国，民主正受到威胁。那些反对对伊动武的人是绝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观点。”该报在另一篇消息中还说，由于美英等西方电视在报道上有失公允，使得阿拉伯语的“半岛”电视台的欧洲订户在开战后的短短几天里猛增了一倍。

2003—3—28战地记者的安全必须得到保护（评论）

4月8日，是战地记者的“悲哀日”。这一天，有3名坚守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在美国的炮火下不幸遇难，他们分别属于路透社、西班牙某电视台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另有4名记者在当天的袭击中受伤。此外，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的25名记者在其驻地受到美军轰炸后被困在危险地带，难以脱身。

及时、客观和公正地报道战争是战地记者的职责。正是由于他们从危险现场发出的报道，人们才能了解战争的真相，感受战争的残酷，更深刻地体会和平的弥足珍贵。

据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提供的数据，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记者殒命冲突现场。伊拉克战争爆发的短短20天里，就有12名记者倒在火线上。战地记者的生存和工作环境恶劣，既有可能遭受炮火的袭击，又有可能遭到搜身、毒打和非法关押。

战地记者的敬业精神可敬可佩。然而当3名战地记者在4月8日遇难之后，人们心中的感受除了佩服外，还包含着对战争的愤怒。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美军8日轰炸其在巴格达的办公楼是蓄意的，因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半岛电视台就已向美国防部通报了该台驻巴格达办公楼的详细地址。另两名记者丧生在巴勒斯坦饭店，这是交战双方都十分清楚的“记者之家”。

美军却以“有人在楼上开枪”为由对其实施炮击，置各国记者的生命于不顾，岂不是草菅人命？

埃及、摩洛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等国的记者协会当天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强烈谴责，要求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对当天的惨案表示严重关注，认为这是“极为令人震惊”的事件，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肯皮宁表示，伊拉克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必须遵守《日内瓦公约》中所规定的条款，尽可能保护记者等非战斗人员的人身安全。

随着战事的发展，可能还会有记者牺牲在战场上。作为中立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本不应该为战争付出生命的代价。事实证明，记者正越来越多地在伊拉克战争中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遇到的危险越来越大。这一问题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交战双方的高度重视。尊重记者权利、确保记者人身安全是冲突双方不可推卸的法律和道义责任。

2003—4—9印度大选与明星效应（随笔）

17日中午，印度南部安德拉邦首府班加罗尔郊区传来一条不幸的消息，印度著名电影女明星桑达雷娅在前往附近某一小城市为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助选时，因乘坐的直升机失事而香消玉殒，永远告别了喜爱她的无数观众。

曾出演百余部电影、电视剧的桑达雷娅是最近刚刚加入印度人民党的。印度影视明星加入政治党派并不是新闻，像今年这样如此大规模地加盟主要政党，在印度政坛上却还是头一遭。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某某明星加入两大党派之一的消息，以至于在印度明星聚集的宝莱坞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你正在加入哪个政党呀？”明星效应成为此次印度大选的一道风景，但人们对这种现象却是见仁见智。

对各党派领导人来说，自然是欢喜不已——有这些“大腕”在身边助选，还愁没有选票吗？就拿目前正在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来说，影视明星的纷纷加盟使其“群星闪耀、星光灿烂”。光是著名的实力派和偶像派明星就有20多人，“阵容”十分强大。

政党希望明星加入，是可以理解的。目前印度的政治家年龄普遍较大，而这些刚加入印度主要政党的明星们，或者风度翩翩，风采迷人，或者风韵十足，风头犹健，对影迷们的号召力不言而喻。所以有人就说，影星是政治家获得选票和权力的捷径。从目前的情形看，此言似乎有些道理。

那么对这些明星来说，是沽名钓誉吗？显然不是，这些明星无需靠在群众集会上说几句话来露脸。人们不难发现，不少明星在竞选中非常认真和投入。著名影星齐娜德·阿曼就说，“我们国家还很落后，除非我们也起来行动，否则我们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我决定参与这项政治活动。”她的话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声。刚加入印度人民党的斯米蕾蒂·伊拉尼说，“我们不认为我们在为大选制造明星效应。印度人民党即便没有电影明星来助阵，也会赢得这次选举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利用我们的资源来报效社会。”

那么，其中有无金钱的因素呢？《印度时报》报道说，有些明星因为在选民中有强大的号召力，有些政党就用钱来收买他们为自己助选，以便在大选中赢得席位。针对这些报道，多数影星都表示他们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地为某个政党游说不是为了金钱。一位名叫奥伯罗的男演员就说：“其他明星是否拿钱我不知道，但我要挣钱的话，多拍两部影视片不就行了吗？我要从事商业活动来钱也很快，何必卷入政治呢？”另一位名叫苏达·昌德兰的演员说，“我是代表残疾人利益的。我想为他们说说话，做点事。没别的目的和动机。”

凡事有利也有弊，譬如一家印度报纸的评论就曾这样尖刻地说：“印度的电影城现在被作为政治庙宇而被朝拜。但悲剧是，人们关心的发展问题和国计民生的大事，反而为媒体所忽视或淡化了。”当地不少人士指出，政治说到底不是娱乐、不能无限制地戏剧化，治理国家关系到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安定以及国家的前途。扎扎实实地做事、脚踏实地地工作、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困难，这可能才是政党赢得选票的真正“捷径”。

2004—4—18选举的高昂代价（随笔）

印度10日举行了议会选举最后一轮投票，16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的2.15亿选民投票决定182个议席的归属。至此，从4月20日开始的这场历经5个阶段的马拉松式选举终于走向尾声。抛开政党的胜负输赢不论，这场旷日持久、费用浩大的选举本身也有值得探究之处。

应当说，选举本无可厚非，但有时却会沦为有钱人的政治游戏。哪一位美国总统背后不是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财团在支撑？哪一次白宫争夺战不花掉两党数亿美元钞票？难怪有人愤愤不平地说，通往白宫的路是用美元和黄金铺成的。原以为也就是发达国家有如此财力，可以毫不吝啬，大把银两花在政治游戏上。没想到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一场选举，也要花掉无数纳税人的钱。

据《印度时报》8日报道，最近37年内，仅政府花在选举上的费用，就上涨了720倍。具体说来，1967年政府花在选举上的钱为1800万卢比，今年估计所花费用高达130亿卢比（1美元合44卢比）。即便扣除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等因素，选举费用也比30多年前多了60多倍。而这期间选民的人数只增加了2.7倍，既从1967年的2.5亿增加到今年的6.7亿。下院议席增加就更少，仅从520席上升到543席，增长率不到5%。

那么，巨额款项究竟花到哪里去了呢？《印度时报》解释说，由于选民增加，所以投票站要增加，制作选票的纸张以及选举所需设备要增加，用于安全警卫的准军事部队和观察员要增加，选举工作人员也要增加，费用自然大幅上涨。为何费用增加幅度如此之大，报道也不甚了了。

而且，各党派及其候选人所花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据选举委员会估计，这笔费用高达数百亿卢比，比政府花在选举上的费用还要多数倍。据当地媒体透露，副总理阿德瓦尼3月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巡回竞选活动，足迹几乎遍及每个邦，仅这笔费用就超过十亿卢比。而主要反对党国大党也不甘示弱，国大党主席索妮娅·甘地亦是走遍了全国各地，举行了无数竞选集会。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另一件事。按规定，竞选下院议员席位的候选人都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而根据报纸上公布的信息，所有下院议员都是有钱人，他们的财产少则数十万卢比，多则上亿卢比。而当地百姓的月平均收入也就是几千卢比，扣除不菲的日常花销，可以说所剩无几，要攒下数十万卢比的存款，对工薪阶层来说，实在是个遥远的梦。

印度属于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近一半人口是文盲，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许多偏远农村至今没有电、自来水。从最近几次选举来看，投票率不超过55%，也就是说，近一半选民根本就不去行使自己神圣的选举权。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热闹选举表示厌恶，或是对铺张浪费的金钱政治游戏的一种抵制呢？

正如一位选民对笔者所说，这些政党如果真的关心选民，就不该把大笔金钱花在华而不实的竞选造势上，应该花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造福于民的工程上，让缺水少电等米下锅的百姓能真切地感受到关怀，从而发自内心地支持和拥护他们。

2004—5—11海啸使这里失去往日的繁华（通讯）——印度安达曼首府布莱尔港见闻

远离印度大陆1300公里的印度洋上，从北至南散落着一群森林茂密的小岛，仿佛撒在海面的一串绿色珍珠，这便是印度七个中央直辖区之一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由500多个岛屿组成，总面积8700多平方公里，其中仅60多个岛屿有人居住。记者1月5日抵达安达曼首府布莱尔港，这片海啸中首当其冲遭受袭击之地。

安达曼首府有10万人口，受灾虽然不太严重，有5人在海啸中死亡，整个城市的正常生活都受到影响。一抵达这里，记者就发现手机没信号，旅馆接不通国际长途，卫生间没有水，还经常停电。有居民说，因为担心发生新的地震和海啸，出现了抢购风潮，前两天许多商店里连面包都买不到。现在随着空运和海运的恢复，供给情况有所改善。被海啸冲垮的房子依然历历在目，一些码头也在巨浪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当地官员告诉记者，灾情最严重的是南端的一些岛屿，海啸曾淹没过有些岛屿。由于岛屿分散，目前人员伤亡的最后统计还不完全。当地人说，死亡人数恐怕上万。

管辖近40万人口的安达曼直辖区副区长卡帕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截至5日，全区有901人死亡，914人失踪。为救济灾民，中央政府10天来出动237架次飞机空投救灾物资。目前，布莱尔港共建立了14个临时难民营，灾民们能得到最基本的衣食供应。在其中一个难民营里，记者看到900多名难民正在几个大帐篷里休息。一些难民告诉记者，他们都是海啸后被海军从南部尼科巴群岛救到这里来的，得到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照，一日三餐都能吃饱。有些难民由于匆匆出逃，一无所有。他们希望能及时返回家园，重建家园，开始新生活。

提到今后的困难，卡帕斯说，有些岛屿被海水浸泡，盐碱化严重，原来的大片农田在今后几年内都无法继续种植农作物，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将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许多渔船遭到海啸的破坏，渔业生产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恢复到灾前的水平。此外，学生的教育受到影响，也是他最忧虑的事情之一。

安达曼直辖区新闻部长马修向记者介绍了救援情况。他说，海啸发生后，中央政府立即展开了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由于岛屿分散，救援工作困难很大，政府首次组成了海、陆、空军联合救援队，将士兵空降到受灾较严重或人口密度较大的岛屿，动用警犬搜索海滩或丛林里的尸体和失踪人员。救援的第一周，军队派出1.5万人，动用了30多艘船只，20多架直升机和8架飞机，数万难民得到了及时救助。

记者在岛上的时间虽短，感触颇深。靠近海滩的有些废墟尚未清理干净，一些难民还生活在困苦之中。布莱尔港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由于岛上居民在天灾面前相互支持和帮助，灾后重建工作变得容易得多。几个月后你再来，这里一定会是一个生机勃勃、与现在的萧条和混乱情景完全不同的新城市、港湾。

2005—1—6新德里在高温中忍受煎熬（特写）

热！热！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嚷嚷着这个词。

气象预报说，新德里20日中午的气温已经突破45摄氏度，为最近多年来气温最高的一天，比平时6月份的气温高出6摄氏度。据记载，新德里最热的6月是在1945年，当时的气温高达46.7摄氏度。

新华社记者20日下午在大街上行走时，能感到空气中的热浪在烘烤着皮肤，甚至连肌肉都有灼伤感，呼吸感到急促，连血液的温度仿佛都在升高，犹如是站在巨大的炼钢炉前。即便是在树阴底下，也感觉不到一丝清凉。

最近一个多月来，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没有降到40摄氏度以下，连最低气温也在30摄氏度以上。19日的最高气温为44.2摄氏度，由于是星期天，中午时分街上几乎空旷无人，只有到傍晚人们才出来购物和散步。一些政府部门最近一段时间都处于半歇业状态，许多人都设法到北部凉爽地休假。

有消息说，近几天医院里的病人比平时增加了20%多，多数是承受不住热浪袭击的老人和体弱的妇女。最近首都已经有10多人因中暑而死亡，被热晕的人则更多。医生不断警告大家少外出，多喝水，以防中暑和脱水。

记者在街头发现，这些天来脸上露出笑容的大概就是那些卖冰水的街头小贩和卖冷饮的小店铺老板，因为最近他们的生意特别的红火，可以说是应接不暇。其他的商店则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一位印度朋友告诉记者，他家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平时还能忍一忍，这几天持续高温，风扇根本不管用，让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和虚脱，只能靠不断地冲洗凉水澡来降低体温。

由于气温居高不下，新德里的用水和用电量增加，使得水电供应时断时续。电力部门的官员说，新德里缺电量为20%，每天有近5个小时处于轮流拉闸限电的状况。部分地区因停电使得街头红绿灯失灵，本来就拥挤的交通显得更加混乱。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不少穷人不得不步行到远处的公共水龙头去提水供自己饮用和洗漱。

更为糟糕的是，当地居民经受的不止是高温，还有湿热。气象预报说，新德里的湿度为59%，这比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好些。那里因为雨季已经来临，空气中的湿度达到90%，人们犹如生活在巨大的蒸笼里。

印度报纸报道，这几天部分地区出现数十年来罕见的高温天气，像北方邦的部分地区气温已经高到50摄氏度。在奥里萨邦和贾坎德邦，部分地区的温度在54摄氏度以上，全国普遍的高温和热浪已经先后夺去了数百人的性命。

据气象部门预报，新德里的高温湿热天气还将持续好几天，周末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以上。只有等下周雨季来临后，温度才会有所下降，酷热才能逐步得到缓解。看来，新德里的居民今后几天还将继续在高温天气里忍受着煎熬。（2005—6—21）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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