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帆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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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帆影试读：

人物春秋

史料性是文史资料的前提，而好的文史资料必须具有鲜明的“三亲”性和统战性特色。

从“三亲”要求看，《史海帆影》多数篇目是作者作为历史当事人、见证者，对慈溪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民俗的客观回忆和记述，是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可补史之缺，详史之略，纠史之错。如“人物春秋”中童银舫先生对与版画家余白墅、九叶诗人袁可嘉、文学教授华宇清等慈溪籍名人交往的记述，“史事经纬”中阮万国先生对筑半掘浦直塘和乡镇农产品订货会等事件的回忆，“民俗遗存”中罗映堂先生对“慈溪婚俗”等的描叙，史料鲜活、翔实，为我们读者提供了一般情况下难以知道的背景和细节，这些史料还都凝聚着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富有感染力。“三亲”铸就了文稿精品的价值。《史海帆影》也具有统战性的特色。统战性一般体现在文史资料工作的参与者主要是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我曾把文史资料“统战性”的体现分为三类：（1）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士回忆和记述统战方面的人和事；（2）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士回忆和记述非统战方面的重要的人和事；（3）非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士回忆和记述统战方面的人和事。本辑的作者或为政协委员，或为政协文史通讯员，均为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士，汇集他们的“回忆和记述”，自然具有了“统战性”的特色。“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号召我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业”，而征集、研究、出版文史资料则是各级政协的一项特色工作，也是一项为建设文化强国奉献智慧和心血的事业。我们征编文史资料，目的在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在于传扬慈溪优秀地域文化元素，在于为文化强市建设发挥特有的作用，《史海帆影》的编辑出版目的亦在于此。

本辑文史若能得到读者认可，除要感谢作者外，还要感谢陈墨、王孙荣等几位编辑的辛勤付出，感谢编委中的前辈周乃复先生等的悉心指点！

谨以此为序。戴南璋2013年5月5日人物春秋

辛亥革命中的虞洽卿

清光绪七年（1881年），15岁的虞洽卿从家乡龙山来到上海，从学徒开始，通过自己艰苦努力的奋斗，十年以后就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1893年及1906年初，他两次被选派随团赴日本考察，这使他大开眼界，更看清了当时中国时弊，树立了求新求变思想。加上以后的各种积极因素，特别是得知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看到了救国、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希望，为投身辛亥革命奠定思想基础。

直接引领虞洽卿参加辛亥革命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的是陈其美。

虞洽卿虽早闻陈其美之名，但真正相识最初是在1911年5、6月间。是年6月，一些留日学生联络上海工商界名士和报馆学会，共同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总会，陈其美任调查部长。当时已是全国商团联合会名誉会长的虞洽卿，被引荐为中国国民总会的名誉副会长，这样虞与陈就接触频繁。当得知陈其美是同盟会在沪的主要成员并正筹划革命活动时，虞洽卿就表示支持，而且由陈介绍也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10月初，因清廷正加紧缉拿革命党人，而陈其美当时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开设天保客栈，作为上海同盟会秘密总机关，自己以老板身份作掩护。虞洽卿认为这太不安全，提议在租界内设立活动总机关，得到陈其美的认可。于是虞洽卿马上着手在公共租界内云南路成立了“宁商总会”，并向香港注册，取得了港英政府颁发的“特别照会”——它使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廨的批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以此作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场所；同时他还派人保护陈其美的安全，又捐献大洋8000元供同盟会活动之需。

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11月4日上海也光复。当时上海为江苏辖域，上海独立后革命党人就去策劝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宣布独立。程以独立后断了财路为由，提出须有100万两银子作军需作为脱离清廷的条件。虞洽卿受陈其美重托，千方百计凑足100万两银子，于4日当晚携巨款去苏州见程德全。在民军等配合下，程德全终于宣布起义，江苏宣告独立。

11月6日，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虞洽卿等7人为顾问官。8日，军政府上海分府公布相关人员职务，其中虞洽卿为外交次长。9日的《民立报》还公布了虞洽卿为上海北段民政长等等。

江苏各地相继光复后，而两江总督衙门所在的南京，总督张人骏与提督张勋拒绝陈其美劝降。于是11月22日起江苏联军向南京进发，26日发起总攻。虞洽卿不顾个人安危，将购集的军械弹药连夜亲自押送南京前线天堡城下，接济革命军。在虞送去的众多木箱中，有食品，甚至有空箱，但鼓舞了民军士气，使敌人闻风丧胆。南京终于在12月2日光复。对“空箱”等举，虞洽卿事后说：“这就是兵家虚虚实实之计。”

虞洽卿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除上述外更多的还是帮助陈其美筹措军费，支援革命。他光是以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就提供了16万两银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又用多种方式为革命提供经费支持。

海派画家胡也佛

2004年瀚海秋拍，胡也佛一幅不到六平尺的《巫峡云涛》拍出了50.6万元的高价。此后胡氏画价节节攀升。2009年朵云轩秋拍，《碧湍松涛》屏轴拍到68.32万元；2010年5月17日嘉德春拍，《松山访友》立轴拍出67.2万元，次日《金瓶梅故事》镜心拍出112万元；同年11月22日嘉德秋拍，1312号拍品《金瓶梅》镜心从估价60万—80万元，一直拍到392万元成交。胡也佛这个海派画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在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后，重新受到美术界和收藏界的注目。但是，许多圈内人士对胡也佛生平事迹不甚了解，就连他的家乡，也几乎把他给遗忘了。

一、家世源流

清光绪三十

四

二

这一支胡姓家族源出烛溪胡氏，其先世居烛溪湖塘下（今属慈溪市横河镇伍梅村），那儿至今还保留着胡氏宗祠念祖堂和宗谱《余姚烛溪胡氏宗谱》。烛溪胡氏是晚明时期浙东的世家大族，曾四代联捷进士。始祖胡达共生七子，后裔分为七房，胡也佛的上代属于第六房中的一支。

迁坎墩始祖胡登魁，乳名长生，字德先，生子

三

二房后代子嗣繁盛，三子传十孙，再衍曾孙十九人。胡也佛的高祖父胡明铨就是这十九曾孙之一，家境尤其显裕。胡明铨（1800—1862），字秉衡，国学生，转授登仕郎。曾祖父胡维清（1818—1868），字一水，迪功郎，娶妻三房。伯祖父胡惠龄，字进德，迪功郎；祖父胡玉龄（1849—1892），字松轩，国学生，娶妻二房，纳妾一房；叔祖父胡葆龄，字锡九，国学生。《宗谱》卷一录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谱序四篇，其中一篇的作者是胡也佛的伯父胡阅传。序中提到胡也佛的祖父生前一直念念不忘修辑宗谱，曾向族人声称印谱费用可由其与其弟胡葆龄来负担。资财之富，可见一斑。后来，老人家虽然没有能够见到宗谱刊印，但是他们的后人却为印谱出了大力，捐洋一百五十元，几近总费用的一半。其中胡阅传和胡省传兄弟捐资一百大洋，胡学传（胡葆龄长子）捐资五十大洋，且都记在了他们的祖父胡维清公祭的名下。

胡也佛生父胡省传（1875—1927），一名鑫传，字省三，生子三，国炽、国华（即也佛）、国楷。光绪元年乙亥正月十六日生，民国十六年丁卯三月二十五日卒。母张氏同治十二年癸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嗣父胡博传（1879—1901），字卜臣，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一日生，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五月二日卒，享年22岁，这一年离胡也佛出世尚有七年。胡也佛哲嗣胡南洲作《胡若佛小传》称：“10岁时出嗣给叔父，没多久叔父逝世。”显然有误。嗣母马氏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生，民国六年丁巳六月二日卒，享年38岁，这一年胡也佛9岁。因此，《胡若佛小传》称“14岁时，其叔母将他送至宁波上中学，16岁那年，叔母病故”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余姚烛溪胡氏宗谱》载：胡也佛谱名国华，号也佛，娶陈氏，子一南洲，女一。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四月二十二日生。陈氏宣统二年庚戌五月八日生。胡南洲，字研洲，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九月九日生。

二、坎坷一生

胡也佛自幼出嗣给早逝的叔父，嗣母马氏来自马家路（今属慈溪市宗汉街道）显贵马朝盛，是个知书达理、颇具识见和魄力的女子。她在丈夫去世后变卖田产，用自家的17间房子创办了专收女生的义学，自任校长。并采办了在当时乡村极为罕见的缝纫机，亲自指导女学生学习缝纫技艺。开明贤惠的嗣母给了胡也佛一个温暖快乐的童年。可惜在他9岁那年，嗣母不幸因病去世，胡也佛悲痛欲绝。14岁时，他从嗣父母留下的遗产中提取书学费，到宁波一所中学读书。

1925年中学毕业，当年秋天，17岁的胡也佛只身来到上海。由于喜欢画画，他先考入上海美专学西画，两年后又转入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美术年鉴1947》误作“上海华新艺专”）。为了学画，他卖掉了叔父母留下的一点家产，还跟着白俄罗斯老师在法国总会画壁画，赚点工钿，以补生活。但还是无法维持，只得在最后一学期中途辍学。由于他的功课优秀，学校破例发给毕业文凭。

1927年，胡也佛19岁，考入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担任上尉宣传员。翌年任蔡公时的少校副官。胡也佛觉得自己喜欢艺术，不适合从政，就毅然辞职。关于这两年的经历，茅子良是这样记述的：“1927年转入新华艺专，1928年底成为第一届毕业生。以‘胡石佛’去南京求职，没想到成了他人的代笔者。”1929年回沪，经美专老师何明齐介绍，进入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担任美术编辑部特约绘图员，开始启用“胡若佛”笔名，并结识张令涛，成为终生契友。1932年经商务印书馆编辑徐应畅介绍，进四马路商务印书馆绘制《儿童画报》、小学教科书、幼童文库等。1938年由戈湘岚介绍，到北京路世界舆地学社任绘图员，绘制地图挂图，1940年因该社营业暂停被解雇。

1941年，以“胡也佛”的笔名在他的“大空堂”里创作国画，开始以卖画为生，尤以仕女画著名。据其子胡南洲回忆说，胡也佛先后经营过照相馆、糖果食品店、儿童读物书店、连环画出版社，1948年出版的《美术年鉴》就记载“现任小国民书局经理”。惜其不善经营，均开业不到一年便相继亏损倒闭。

1951年，胡也佛入上海灯塔出版社专职绘连环画。1952年公私合营后，转入新美术图画书店。1956年，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国画编辑。1958年，参与筹建朵云轩，担任木版水印勾描组组长。他工作认真，肯动脑筋，能解决设计分版和技术质量上的疑难杂症，善于总其成、出业绩，手上更有一套“铁线游丝”过硬的勾线本领，凭着卓越的绘画水平和鉴赏眼光，他被领导和同事称作是“木版水印总工程师”。“文革”期间，胡也佛因原有的家庭资产问题，被定为“地主”成分，属“黑五类”，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结束后，被落实政策，成分改还为“自由职业者”。

1980年，胡也佛因患肺癌逝世，享年72岁。

三、从山水到仕女

胡也佛在抗战期间迫于生计，不得已以卖画为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画画与其他手艺一样，能勉强维持全家温饱已是一种奢望。胡也佛初以临摹为主，山水、花鸟、虫草、人物都画，但缺少创意，市面冷清。正在窘迫之际，有个汪姓画商却看中了胡也佛的山水画，长期订购他的山水中堂。胡也佛的山水学的是南宋马远、夏珪的风格，茅子良称其“大小斧劈皴法，凡泼光影暴雨，或云霞升天，或水波荡漾，兼以自具特色、圈圈相扣的文石圆孔、松树鳞皮等等，糅合得无不贴切稳妥，相得益彰。山水以线条打底，敷以赭石淡彩，有时罩点重色或石青石绿，一派明丽爽洁”。这种山水画属精工细活，一天一幅六尺中堂，基本上每天从早晨四点画到晚上十点才能完成。他自嘲自己的生活为从“鸟叫到鬼叫”，工作之艰辛，可想而知。他的妻子染上肺痨，这在当时算作绝症，其医药费、营养费开销极大。胡也佛恨自己不是医生，他认为如果自己是医生，既可给家里人医病，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饿死。所以他不准子女学画，认为学画没出息，学医才能养家糊口。

胡也佛的山水画行情并不走俏，但他的工笔仕女画却很快风靡上海滩。他的人物学的是明代仇十洲笔法，终于以一手“铁线游丝”的绝活而独领风骚。据说，胡也佛为了画好仕女，苦练线条。他练线条的方法是画各种各样的圆：正圆、椭圆、弧线，不但要求一气呵成，而且笔笔均匀有力。因此，胡也佛的线条功夫，至今仍是海内一绝。其人物头发，细匀蓬松，柔中寓劲；衣纹顿挫起伏，来去明晦，笔势呼应，翩翩潇洒。他的画无论人物、山水，除了以线条为主，所作色感透明，有一种清气。因为，“对色彩很感兴趣”。“颜色，我分冷热明暗、透明有粉，各有各的性能，各有各的用处，着色时要依次序步步进入，方不致污浊”。毋庸讳言，为了支付妻子繁重的医药费，加上子女的读书、生活开支，胡也佛不得已也曾以黄金论价，为一班发国难财者定绘春宫画，以“小黄鱼”（金条）力图保值。虽然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觉悟洗手不干，仍有不少遗留世间，为有钱资本家携至香港及海外。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胡也佛的八开《金瓶梅册页》拍出27万港币。香港著名作家董桥随即弄到一小幅胡也佛的《金瓶梅》工笔春宫，“精致得惊人”，于是猜想胡也佛盛年时“也画了许多卖钱的春画”，接着又写了《胡也佛的女人们》一文，称胡也佛“一生所画的仕女最出名，都说是仇十洲第二，张大千自认画不出胡也佛笔下仕女的那股媚韵”。《美术年鉴1947》上，刊有胡也佛的《满襟秋思》，画题即为张大千所书。还有人称《云烟依旧图》是胡也佛最为典型的作品，“画面气息高古，设色妍丽，构图缜密，刻划细致，云烟苍茫，表现了画家体察万物、与自然亲和的宇宙观和人文观，也是最为典型的文人画作。作为海派中被忽视的大师级画家，胡也佛的此幅精品，定会得到藏家的极力追捧”。

随着胡也佛作品的走俏，市面上鱼龙混杂，赝品渐多。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曾有其8幅赝品拍卖，起拍价为150万港币。据胡南洲称，胡也佛真迹极少，估计国内最多不超过10幅。但此说未免失实，我们曾在胡也佛慈溪的亲友和收藏家中见过五六幅真迹。

四、连环画风靡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以价廉物美，故事性强，深受大众喜爱，各地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连环画，造就了一大批连环画家。不少国画家、西画家改行创作，胡也佛与宁波籍画家张令涛也长期合作，一般多由张起稿，胡勾线，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精品。他俩既是老友，又同住一幢楼里，合作十余年，情同手足，一画一勾，“几乎每天碰面交换画稿”，人称“黄金搭档”。胡也佛和张令涛以熟练流畅的传统技法，精心刻画的人物造型，华丽多彩的画面，独树一帜的画风，在中国连环画创作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胡也佛以“胡若佛”、“胡丁文”、“胡新”、“胡杰”为笔名创作的大量精美的连环画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署名胡若佛的居多。

他白天在单位画现代题材，以钢笔画为主，业余在家画古代题材，以毛笔画为主，两相比较后专用毛笔勾线，取其笔情墨趣可自由抒写。这些古装人物画，信手拈来，神情兼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神灵，市井平民，无所不能。尤其是仕女，开相多鹅蛋形、瓜子形，尖楚楚的鼻子，樱桃小口，眉目秀美生动，气息清纯。综观这一时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古典系列套书，几乎都有胡、张二人的作品：《西游记》中的《怒打假国丈》，《西汉演义》中的《暗渡陈仓》、《追韩信》，《三国演义》中的《三国归晋》，《红楼梦》中的《宝玉初会黛玉》、《王熙凤》、《黛玉葬花》、《刘姥姥救巧姐》、《刘姥姥进大观园》，《东周列国故事》中的《宋襄公》、《楚汉相争》、《韩信拜师》、《自称齐王》。在津美版几十册的《聊斋》系列中，胡也佛与张令涛合作的《辛十四娘》、《小谢》、《娇娜》，是公认画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他俩的代表作还有朝花版的《红楼二尤》、《女娲补天》，津美版的《双生赶船》，人美版的《杨家将》（其中五册）等，其他还有《班超》、《梁红玉击鼓讨金》、《夏完淳》等。

胡也佛绘冀美版的《盘丝洞》、《蔡文姬》，用笔特别洒脱。他还画过大量古典题材的连环画封面，这些都成为连环画收藏界精品中的精品了。

五、字号笔名考证

胡也佛一生用过不少别号、笔名，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多有讹传。比如其哲嗣胡南洲作《胡若佛小传》称：“父胡若佛，字大空，号谷华，自署十卉庐主。”其实胡也佛谱名国华，余姚方言中“国”与“谷”同音，依照国人取字与名相应的惯例，“谷华”应该是字，属于依音别字的取字方式。大空则是号，取佛家四大皆空之义，与《余姚烛溪胡氏宗谱》中“号也佛”相应。

据茅子良称，1928年，胡也佛曾以“胡石佛”去南京求职。1929年回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任特约绘图员。因上海方言“石”读如“如”，故而启用笔名“胡若佛”。1941年依靠卖中国画谋生，画名胡也佛，画室署名“大空堂”。“胡丁文”、“胡新”、“胡杰”是他1951年7月入灯塔出版社绘制连环画工作所用的笔名，其中“胡丁文”成为他在新中国的从业单位作为一名职工所用的姓名。因此，《上海出版志》将“胡丁文”列为一条，予以著录，可惜将籍贯误作“江苏上海”。至于天涯社区四书斋主的博文《朵云轩胡文丁画笺》称：“胡文丁的这个名号并不响亮，但提到胡也佛很多人都知道，实际上只是一个人。”则可能是将其笔名胡丁文给转别了。

沈津《胡也佛〈金瓶梅秘戏图〉》一文称：“胡也佛，也作亦佛。”为别处所未见，又称“也曾用丁文、胡新、胡强等笔名”，这“胡强”恐是“胡杰”之笔误。

主要参考文献：

附1：

附2院

近代名医宓莲君

一

宓莲君先生名清瀚，观海卫镇宓家埭人，光绪辛卯（1891年）浙江乡试中第86名举人，三年后赴京会试未中。按清代的科举制度，只有会试考取进士后才符合入仕首选，但吏部有“大挑”的规定，举人如接连三次参加会试不中者，可选择其中部分优秀者，出任官职。宓莲君感到参加会试前途渺茫，“大挑”取仕严而又严，等待大挑也很难求得一官半职，于是决定放弃仕途，把攻读科举之学转变为钻研岐黄之学，按照中国知识分子“人不能当良相，亦应当良医”的为人宗则，悬壶为民治病。他攻读《内经》、《难经》、《神农本草》、《金匮论》以及其他历代名医著作，深入研究脉法。因善治伤寒火症，被人称为“当代张仲景”，成为誉满江南的名医。甬上名医范文虎临终前感到后继乏人，曾感叹道：“我道无人续。”后起之秀三北名医洪潜菊看了宓莲君许多方剂、脉案后曾指出：“宁波府下医道能续文虎和超越文虎者唯清瀚耳。”

中医诊断疾病靠“四诊”之说，即望、闻、问、切，就是通过以上四种手段，考察诊断病情。宓莲君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大胆提出以“切”（切脉）为主诊断疾病的主张。他认为人的有病甚至预知生死，均反应在脉上，而三诊（望、闻、问）中所收集的病案往往多有假象，如大热反寒、大虚反实，甚至回光返照等各类虚假现象，常为医者所错觉。而脉无假象，只要细细辨之，即能正确地判断疾病，故提出“舍症从脉”的识病主张，即对一切疾病的诊断必须以脉象来辨虚实、寒热、阴阳、表里，进行辨证论治。他对历代脉法还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在长期治病实践中写成的《清瀚自省录》被当代医学界视作珍宝。自然，也有医者贬其过偏，提出轻三诊而重一诊，只能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应用，若普遍推广，实属过偏。何况，在某种情况下，“舍脉从症”亦是上工（高明医生）治病要诀。这一争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在延续着。

宓莲君先生常言，有人久病不愈，非医者不良，实与药物不道地和煎沸不合理有关，他对煎药用水用火要求都十分严格。指出水是一味重要药物，不能随便，按照不同处方，有的要用井水，有的要用河水、长流水、天落水、存雪水、泉水……而煮药用火有文火、武火、桑柴火、百草火及煨、隔水煮等多种，若随随便便，药效减矣！他对煎药时间有严格规定，草本药物煎几分钟即可取其汁，金石药，如龙骨、牡蛎、代赫石、磁石、自然铜等往往须煎几小时才能得其精华。除严格做到先煎和后入外，他还提倡先吃二汁，二汁药和头汁药混合后服用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宓莲君先生有句格言：“药不道地害人匪浅。”如杞子必须选用甘肃的，沙蒺藜宜用潼关的，红花最好用藏红，南、北五味子功效有别，非三年不能称陈皮，不宜用当年萸肉，非三黄不能称真牛黄，洋春沙（蚕粪）要用夏蚕，桑叶必须经过霜降后才可入药，特别是芦根、霍香、佩兰必须用当天采集的。尤其鲜芦根，退热功同犀角、羚羊，若用干的代之，贻误病情。

宓莲君先生十分重视食疗，他指出，“要长寿，宜清淡，淡味为百味之首”。又提倡每晨宜喝淡盐汤一碗。所谓淡盐汤，不是普通食盐，而是用淡竹盐饮之。其具体制作，用雌雄淡竹各半，锯断下留竹节，每节放足食盐，在火中煨煅，冷却时盐成竹状，研末后再入淡竹内，如此反复三次，研末即为淡竹盐。这类盐清火，去痰，壮肾水，暖丹田，宽肠胃，每晨少量饮之，可却百病。二

宓莲君先生曾是我家保健医生，先祖父和先父常言，“先生者，神脉也”。现根据他们早年口述记录介绍几个病例略窥之。

早年观海卫义桥有清代翰林陈祥燕先生（庶吉士，任江西鄱阳知县），请他开一个滋补膏方，之后即来我家用饭。祖父问他，祥燕兄无恙否。他回答三月内必死。这一回答，令祖父感到突然，因为祥燕先生三天前曾来我家，送来他的临池，祖父还为他身体健康而祝福。问祥燕先生患了什么不治之症，宓先生回答：“无病也，唯脉搏出现有规律结代，结代者死脉也，若有病出现结代，倒非凶象，燕兄无病结代，内脏败矣。”后不等二月果然亡故。

观城胡家有一青年，年方二十，患了肺痨（肺结核），请先生诊治。先生切脉后诊断为房痨，即色欲不节，肾水不能制火，致心火上炎克为肺金所致。只有“独宿丸”方能治其病。所谓“独宿丸”者，要绝房事一百天，否则无药可救。先生再三叮嘱患者，并关照其父母妻室严防。由于该患者久病性患亢进，禁忌一月又行房事，病情迅速恶化，请先生诊治，先生按脉确认行过房事，无药可救。患者矢口否认，先生即拂衣而出，经患者父母再三挽留，先生回：“不服独宿丸，即使华佗扁鹊再世也难活命。”果七日内死亡。

宓莲君先生书法工整，脉案精通，他的处方本身就是艺术珍品，我家就有范文虎、宓莲君等处方裱装成册，可惜“文革”时当作四旧被毁了。三

宓莲君先生上午在家悬壶行医，下午出诊，他有诗云“自缘出行喜肩舆”。“肩舆”即轿子，因寒暑要长途出征，他出行必坐轿子。由于沿途病家很多，故常常在轿中过夜。并在轿内放着医书点着蜡烛，在轿中时睡时醒。有时连鞋落在路上也不知不觉，到了病家，常常要讨鞋穿，故三北地方有请宓莲君先生治病要备鞋一双之说。他医德高尚，不论富贵贫贱均同样对待，对危重病人，用药后即使不请他复诊，也要进行再访，甚至为贫穷者付钱买药，并备有急救的丸、散、膏、丹免费供人使用。宓先生对钱十分慷慨，但有一样非常吝啬，他在开处方时如药方被风吹走或落地玷污，再不换第二张药方，而是把药方直接写在桌子上。故有人称他为“讨鞋先生”和“桌上郎中”。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和沈旭娜同志一起拜访名医张迪蛟先生，并于早年和浙江中医研究院的吕志连医师共同搜集过宓先生医案，他们一致认为宓莲君先生确实是近代名医、儒医、医学理论家，而家乡慈溪却无他的记载，实在可惜。宓先生对药物道地泡制、应用、煮沸和禁忌等许多说法值得当今医学界学习和借鉴。当然，随着科学发展时代进步，先生许多珍贵的医学遗产也有许多可以商榷的余地。

长河名医张乃安

一、原名张谦

张乃安，1911年出生于周巷镇一个小商家庭，原名张谦，7岁启蒙于周巷劳氏小学。因为他活泼伶俐，聪慧过人，学校里的老师很喜欢他。但是班主任蔡先生认为他瘦弱多病，身体健康欠佳。一天，蔡先生家庭访问，对张谦的父亲说：“我认为‘满招损，谦受益’，本来‘谦’字很好，但目前张谦瘦弱多病，说明他健康欠佳，谦与欠同音，我想给他改一个名字，不知是否可以？”他父亲觉得蔡先生说得有道理，忙问道：“改什么名字好？”蔡先生故弄玄虚，引经据典讲了一个于谦的故事。他说：“明朝时候有一个兵部尚书叫于谦，对英宗忠心耿耿，后来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把英宗俘去。于谦认为国不可无主，便立景帝即位。后来英宗被放回，景帝卧病在床，英宗复辟，于谦被人诬告以谋逆处死。所以‘谦’是好，但‘谦’未必受益。”其父急，忙求先生给张谦改名。这时蔡先生才慢吞吞地说：“就改‘乃安’吧！”张谦的父亲连连称好。就这样，张谦一生用“乃安”为名，原名少有人知晓。

二、苏州学医

小学毕业后，16岁的乃安到天元市生生昌南货店当学徒。生生昌又要做糕饼，又要做蜡烛，学徒生活非常艰苦。三年学徒期满，19岁的乃安想，有钱开一家南货店，没钱做一辈子南货店倌，实在没有意思，只是谋温饱罢了。他认为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为社会作一点贡献。于是他与在苏州的堂兄联系，决定去大城市苏州学医。经堂兄介绍，他拜当地名医刘氏针灸为师。专心学了五年，在苏州另择地址开业，以他熟练的手法，用针灸治愈一位女青年的精神分裂症，在苏州名声大噪，门庭若市。这样干了三年，他觉得在同一个地方声誉超过刘氏，难免对不起恩师。1938年，他决定回乡开业，那时他才27岁，正是精力旺盛时期。到家乡后，他听说长河草帽业旺盛，经济发达，就决定到长河落户，在中街祖师庵东首，长庆桥西首靠潮塘河租了一间向南的小屋，在下首排门板上写了“张乃安诊所”五个字。就这样，乃安先生做了长河人人尊敬的针灸医师。

三、德技双馨

当时长河称周朝镇，医师很多，罗家路桥后有胡克林、袁国华夫妇的公济医院，章家路有王永章牙科、胡树萱中医、鲍哲子针灸，塘头路有景介龄儿科、陈庆贤眼科、陈焕文内外科。乃安先生由于德技双馨，关心病人，到他这小小诊所里来看病的人特多。

那时，我在草帽业小学读书，放学后常常到祖师庵附近玩，路过诊所总是呆呆地望着他给病人扎针。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看到他给病人的背部扎针，病人脱了鞋俯卧在竹榻上，他却用自己的毛线衣裹住病人的脚。我脱口而出：“这个郎中真好！”他回过头来看看我，微笑了一下，在抽屉里找出一张钞票：“给，去买个大饼。”还摸着我的头说：“小朋友，一定很聪明，大头大脑的。”我脸红了，推开他的手，飞也似的跑回家。

先生身材不高，体质文弱，额角微突，特别是他两个下颚骨左右外突，印象很深。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多么慈祥、和蔼的长者。我常常设想，将来也要像他那样做一名医生。可我后来听人说，乃安先生很吝啬，香烟也不整包买，买几根吃几天；客人来了咸蛋四开切，客人不吃放在盐坛里自己舍不得吃，待下次再请客人。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乃安先生节约的美德，他的生活细节也值得我们学习。

四、追求进步

1938年长河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中共地下党活动频繁。7月，中共长河乡党支部成立。乃安先生的诊所邻近长河战时合作社，其实战时合作社是当时党的外围组织，是地下党出资创办的，领导人大都是党的骨干分子。街道支部书记张成昌和支部的张永祥、张鼎炎等人常来诊所坐，后来连乡村支部的傅纪发、许元德也常来光顾。街道党支部组织委员张永祥见乃安先生的案头放着《大众哲学》、《持久战》、《矛盾论》等书，知道乃安先生追求进步，也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大家接触多了，常常畅谈国是。后来，张永祥想在乃安先生处设一个秘密联络站，但缺少一个党员负责，永祥想发展乃安入党。乃安先生却说：“我很拥护中国共产党，入党就要全身心投入，但我有诊所，有家属牵连，看来我现在还不够资格。”就这样，党一直把他当作党外民主人士，没有解决组织问题。

五、投身革命

1945年，我将小学毕业，到同学家一起补习功课，又经过他的诊所，只见诊所“铁将军”管门。听同学们说，乃安先生的诊所开开关关，关关开开，似乎先生不务正业。好好一个医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乃安先生眼见日寇横行乡间，早在1943年就秘密与中共余上办事处接上关系，张乃安诊所成为革命的联络站，抗日战士的荫蔽所。1945年春天，抗日形势大好，浙东抗日根据地扩大地盘，需要大批基层干部担任区长、乡长，县委派乃安先生任临山区区长。乃安先生终于离开长河，关闭诊所正式投身革命。1945年3月19日中和区区委、区公所奉命南进开辟新区，在郑巷乌玉岭失事，区委书记韩凌志被捕，区长项旷牺牲。张乃安于5月改任中和区区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浙东新四军某部进驻长河草帽业小学，张乃安的区长办公室设在校门西首地板间教室。当时我正值小学毕业闲在家里，听说乃安先生任了区长，还发动民兵在许岙捣了八十八团田胡子的老巢，缴了周巷镇日本鬼子的枪，我对乃安先生肃然起敬。10月份到学校里去领毕业证书，顺便到他的办公室去拜访他。乃安先生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我俏皮地说：“小朋友大头大脑嘛！”他哈哈大笑说：“唔，唔！老朋友了，有什么事？”我说：“我小学毕业了，想参加三五支队。”先生叫我坐下，又摸摸我的头和气地说：“你年纪还小，我们的队伍要北撤到对江去了，有的同志要疏散隐蔽，所以你还是再读几年书。参加革命，将来是有机会的。”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先生，直到1949年解放才听到许多有关乃安先生的事迹。

六、铁窗生活

新四军北撤前，部队领导认为乃安先生是一个文人，有家属在浙江，难适应部队生活，劝他留在家乡隐蔽为好。新四军北撤后，乃安先生觉得自己在家乡已经名声在外，不便隐蔽；脱离部队仿佛离开了爹娘，错过了为解放战争作贡献的机会。于是他与夫人梅月商量后，决心化装成商人去苏北解放区找寻部队。谁知到了对江乍浦碰到一个大牌头的土匪，指认他是新四军委派的区长，他就被国民党逮捕了。被捕后乃安先生承认当过区长，但绝口否认是共产党员。当时的国民党特务专办共产党员，但因他做过区长，也不肯放松，所以被戴上脚镣手铐，关在牢里。后来因为替监狱长的老婆治好了伤寒，才托周巷宏大花行学徒延元带信给组织，由组织托杭州胡庆余堂药号具保出狱。

七、悬壶宁波

新中国成立后，乃安先生当上宁波专署卫生科科长。但不久，乃安先生又“吝啬”起来，不想再当科长、局长，他打了报告，请求在宁波挂牌营业。领导一再劝他留在革命队伍里，他却归心似箭毫不动摇。于是领导就批准了他的请求。谁知“张乃安医寓”的牌子一挂，一时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名声大振，据说的确挣了不少钱。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到当权者耳朵里：“什么？张乃安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不行，不行！”于是张乃安医寓像被一阵风吹了，牌子砸了，医寓抄了，存款被冻结了。

乃安先生只好整理行装和老伴梅月一起卷起铺盖回家乡，在长河市中街低矮的平房里过着平静淡泊的生活。私人医院不能开，后来就在长河镇联合诊所重操旧业。百里方圆，没有不知道乃安先生其人的，疑难杂症，翻山越岭也要找乃安先生看。个人收入虽低，但看到病人一个个治愈回家，他十分慰藉。

八、诲人不倦

1962年我精简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平日很少看病，十年后的一天，身上有神经跳动的症状，请乃安先生诊治，他立即起身，按穴一针，立即让我非常舒畅。我说：“先生真是神医！”他说：“哪里哪里！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事，全靠苏州刘氏名医传授。”

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1945年曾在草帽业小学拜见先生。”他感慨地说：“唔，唔！小孩子也变成老头了。”当时我仅40岁，参加农业生产后的形象的确和年龄不相称，确实像一个小老头。

我把自己的经历向他汇报了一些后，他问：“你14虚岁就要求参加革命，后来为什么没有参加？”“新中国成立初我18虚岁，仅有简师一年半学历，去投考宁波干校未被录取，所以那年9月由余姚军管会文教科介绍做了小学教师。”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新中国成立后不遗余力宣传新中国，后又获宁波专署助征模范奖章，被聘为县人代会、农代会劳模会宣教干事，组织少先队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全县介绍经验，可见你对新中国是热爱的。以后你从热爱新中国这条思路出发，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着想，你是有前途的，个人的委屈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最后一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鼓励。十年动乱中我总结出一句话：“个人的委屈是微不足道的，所应忧虑的是国家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前途。”终于鼓起勇气五次冒死上书中央，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赢得了个人的荣誉。这受益于乃安先生的教诲，也反映了祖国在乃安先生心中的分量。乃安先生的谆谆教诲至今留在耳际，铿锵之声使我一生难忘。

九、收徒传技

1963年，我的老同事张信人因病到长河乃安先生处求医。信人好学，一边医自己的病，一边向乃安先生学习针灸技术。乃安先生毫不保留义务教他，不久信人学成在自己的故乡横河石堰挂牌行医，经考试取得了行医资格，还有论文在省里获奖。

1964年，由县申请授予张乃安医生“高级知识分子”称号，加薪二级。为不辜负党的期望，他把一生针灸心得整理出两篇论文：《刘氏针灸手法》、《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总结》。南京《中医杂志》曾来函准备刊出这两篇论文，后因“文革”爆发，乃安先生被冲击，终于未能如愿。两篇文稿被造反派搜出来焚烧，给乃安先生很大的打击。

劳文龙是乃安先生正式亲授的学生，幸亏他藏有乃安先生《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总结》的草稿，经劳文龙整理后，在乃安先生过世六年后发表于南京《中医杂志》。劳文龙还整理出论文《张乃安针灸小凤凰展翅手法》。劳文龙继承师志，发扬光大，受到卫生部重视，被选出国到马里等国传授医艺。名医张乃安的技艺终于名扬海外，造福人类。

十、蒙冤早逝

然而不断的折腾终于让乃安先生支持不住，健康状况日见下降，1973年4月2日终于病逝于长河中街家中，享年仅62岁。乃安先生有一个女儿名叫佩佩，也学针灸继承父业，现在余姚双河街道医院任针灸科医师。

怀念革命先辈沈一民

沈一民（1917—2004），原名沈国璋，浙江慈溪（现为宁波杭州湾新区下二灶）人，在上海新四军广场纪念碑新四军（浙东、浙南）将士名单录上，编为313号。他早年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投身于“三北抗战”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学习，后转杭州铁路局工作，调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的胶带厂任党委书记，行政14级离休干部。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身影还在我的眼前，他的名字还在二灶道头人们的记忆中。

当年，他家在二灶道头经营一家零售酱、油、烟、酒、饼干的小店，后来成为了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联络点，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战士的隐蔽所，相当于《沙家浜》中阿庆嫂的春来茶馆，曾住过多位乔装的新四军领导人。1940年8月，时任余姚县委委员的王益生同志及后来1943年任鄞西黄古林区长的魏沛然同志都曾扮作小店伙计在他家隐蔽居住，指挥开展浙东三北的敌后抗日斗争。

沈一民年轻时感到盐民遭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日益深重，立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毅然放弃了殷实的家庭生活，参加地下党组织。1940年7月，他参加四明山陈霸岭特委所办的党训班，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杭州市委副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副省长的杨思一同志同吃同住二十余天。尔后，在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他任姚海自卫队大队长，奔波于三北大地，唤起盐民觉醒，保护共产党人，参加浙东中共领导下的抗日部队，上四明山区打游击。1942年10月8日阳觉殿战斗中，他担任三中队副指战员，接受何克希、谭启龙、张云碧的领导。

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孟良崮战役时，沈一民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炮团一营指导员；1949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担任华野一纵营部骑兵侦察连指导员；参加淮海战役中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斗；部队南下后，回到著名的姚北盐场担任庵东区区长。

新中国成立后，沈一民在中央军委化学兵学校学习，1954年转业到杭州铁路局工作，1957年为支援公私合营，调上海华丰橡胶厂、上海橡胶工业公司为公方代表，1964年任上海胶带厂厂长、党委书记，后离休，享受国家14级干部待遇，定居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大儿子沈小光在“文革”期间回老家支农，后招工到余姚火车站，曾任货运西站主任。

1983年的夏天，刚“政社分设”之后，我担任胜北乡的副乡长，他来过我的办公室。经过一番介绍，我有幸当面认识了他。他十分健谈地回忆抗日战争期间胜北一带的人和事，还称我大伯为“阿继哥”。我也很敬仰他，还一起在机关食堂用午餐。第二次见面，我已调到胜西乡人民政府工作了，他在走访旧友时，罗杏元大伯来通知的，我去他家会面，一起吃了一顿饭。

1997年10月26日，我在胜山镇任党委副书记时，他把自己整理编写的《青春的足迹》、《往矣录》、《盐场风暴》三本回忆书稿和两张他刚从三峡工地参观归来拍摄的照片赠送给我，并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都是盐民的后代，盐民遭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最深，也是旧社会吃苦最多的产业工人，你要告诫下一代，不能忘记浙东的革命历史，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啊！这是他第三次来我处，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这次为了证实有关他的一些史料，我几经周折，终于在余姚火车西站货运处找到了他的大儿子沈小光先生。得知早在2004年2月遵照沈老的遗愿，已将沈老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匡堰山上。

缅怀他的一生，对他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陈化成轶事

陈化成（1918—2004），原名岑嘉铨，慈溪市逍林镇桥一村人，爱国巨商岑宗葆第四子，也是国际粮食专家岑卓卿先生的哥哥。他从小拜奉化著名律师严彭龄为义父，严为奉化溪口的宿望，蒋介石也要尊他几分。1929年陈化成长居义父家，与蒋经国在一个学校同一个班读书，两人来往于蒋、严两宅之间，亲如兄弟。

小学毕业后，陈化成以高分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初中部。陈化成在效实初中读书时，正值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寇侵占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战，蒋光鼐、蔡廷锴、谢晋元等将军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他。三年后他转入杭州惠兰中学，高中毕业又值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17期学习。

黄埔军校毕业后，陈化成在周岩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76军参谋处任作战科长，长期过着军旅生活，解放战争时期升为少将。

抗日战争时期，陈化成在浙江金华会晤国民党杂牌军的崇德部队司令员薛天白。薛告诉陈化成抓到一名“共匪”嫌疑人，是余姚胜山人。于是，陈化成就提出由自己来审问。

这位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我叫施刚（即施欣苗），胜山人，开药店，父亲叫阿福先生。我宣传抗日，不做坏事。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嘛。他们说我是共产党，我不知什么是共产党！”

陈化成念他是同乡，就保释他出去，要他回家做生意。

施刚原是金萧支队的战士，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新华社工作。后来，听说陈化成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全军覆灭，被俘入狱，囚禁在战犯管教所内，大赦中被释放回家，安排在逍林供销社制酱厂当出纳。施刚回胜山探亲时，曾跟随在逍林区委当秘书的长兄施欣荣来到陈化成家。施刚说：“我没有礼物赠送你，我写一张证明送到慈溪县委统战部和政协，证明你是有良心的爱国军官。”

从此，陈化成跻身于统战对象，代表国民党爱国军官出入于县（市）、省、全国的统战会议。

陈化成先生比我大6岁，我们原不相识。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日寇战斗在各个战场，而我在农村躲避战乱。他在逍林制酱厂工作时，我经常去买甜酱。久之，两人成了朋友。有一次，他走下账台，坐在一张小桌旁和我畅谈。我问他战犯管教所的生活，他满意地说：高墙内很安静，不开会、不训话，早餐后自己活动，有弈棋、搓麻将、打球、跑步、看报、看电影（视）等；伙食有标准，规定每月几斤肉、几斤鱼、几斤蛋；兵团司令杜聿明、黄维每星期六有特别待遇，用车子送回家与家人团聚，星期一接回所。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出神。这是党对俘虏的优待政策。

综观陈化成的一生，童年生活优越，受过良好的教育，投笔从戎，立志献身祖国，保卫祖国，功不可灭；但跟随国民党搞内战，以败将被押，前功尽弃，沦落为战犯，这是他的过错，也是悲局。其功与过要由后人评论。

追怀版画家余白墅先生

2008年5月23日晚上正与朋友一起聚餐，忽然接到一个上海打来的陌生电话，语气迟缓，有些哽咽，传告噩耗：余白墅先生早上病逝了。我的心一沉，手机差点从耳边滑落，也不知道向对方说了些什么，面对满桌的佳肴，顿时食欲索然，嚼之无味。

余白墅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版画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版画创作，开展版画展览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美术编辑出版工作，成绩卓著，90年代初被授予全国新兴版画纪念奖。

20世纪80年代，我因编写《慈溪古今书画家》一书，就与余先生联系上了，并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给我寄来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我全面了解他的生平和艺术上的成就，从此书信往返，俨然成为忘年之交。

记得1994年5月8日下午，我与书友黄岳洲来到上海岳阳路拜访余老。时年余老已75岁，但毫无暮衰之气，身板高挺健朗，衣着绝无褶皱，头发一丝不乱，仪表非凡，儒雅得令人惊讶。虽然我从照片上早已“熟悉”他的形象，并认定他是美术界前辈中的美男子，但相见之下还是暗叹自己的想象力不足。

余老显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对待家乡来客，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真诚与热情，我们初次跨进他的画室（兼卧室）时的拘谨也很快释放，到最后竟然有点“童言无忌”的意味，以我们农家男孩的直率，大夸家乡的种种新闻，还一知半解地对神圣的书画界信口雌黄，余老也不计较，开心地笑着，点头附和。一直在旁默默听我们放肆乱弹的余老夫人竟然忍不住插进话来，说她也是慈溪人，并且是正宗的慈溪人，说余老只是半个慈溪人。

原来，余老是桥头镇人，与我、岳洲同属原横河区，过去一直属于余姚县，至1979年才划属慈溪；而余老夫人叶感悟老师是慈溪鸣鹤场人，自唐开元建县至今，是正宗老牌的慈溪人。叶老师出身慈溪名门望族，年轻时曾在家乡当过小学老师。我们的谈话，也勾引起了她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心，因乡情而骤然缩短了年龄的距离，也突破了社会角色的樊篱，这次的造访，令我终生难忘。

我们在余老的家里越谈越兴奋，全然不知夜幕降临，华灯齐放。余老非要请我们吃饭不可，我们只得从命。他带我们来到岳阳路一家装潢极为雅致的酒店用餐，让我们感愧不已。席间，他问我在上海还需要办什么事，如果他帮得上忙，一定办到。当时，我正在编一家报纸的副刊，想请上海书画名家钱君匋先生题写刊名。余老说：“钱老是我老朋友，过去经常碰到。现在他年岁大了，社会应酬又多，已有一段时间没见了，索性我们一同去看看他吧。”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我与岳洲乐得一夜没睡好。

翌日，余老带我们去访钱老。先来到重庆路，发觉钱老旧宅已被拆掉，于是打电话问周慧珺老师，方知已搬到南昌路83弄。我们买了点水果直奔钱老家里。钱老见到余老，有说不完的话。原来他刚从澳门回来，这几日闭门谢客在家休养。余老对他说，这是我家乡的朋友，想请您题个刊头。钱老二话没说，咚咚咚上楼去了。不一会，手持墨迹未干的纸条下来，上书带有隶意的钱体行书“伏龙山”三字，问我写得好不好，让我惶窘不已。

大概是这次访谈，激起了余老对家乡的深切思念。他来信说，想回故乡看看老屋，去亲人坟墓祭扫，希望我能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我自然万分乐意。

当年11月15日，余白墅先生从上海乘火车到余姚。那天正好凑巧，慈溪籍“九叶诗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袁可嘉教授也要来我家做客，于是我请岳洲在余姚火车站将余老接来，我则在浒山接袁教授。晚上，我又叫了几个文艺界的朋友相聚在“临田斋”里，陪这两位文学艺术界的前辈聊天、吃饭。那天，我的爱人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二十几道菜，尽是地道的慈溪小海鲜、农家菜，受到两位老人的赞许，说是几十年没吃到如此正宗的三北菜了呢。

次日，我和孙群豪、黄岳洲陪同余老去大同公墓祭扫祖坟，又游览了上林湖，然后来到他的祖居老屋——位于桥头镇小桥头村的九十九间走马楼。这是一座始建于清中期的豪宅，在上林湖周围堪称首屈一指。但长年失修，现在已较破败。门楼倾圮，明间和正厅也已毁掉。天井中的隔墙为砖砌阙楼，正面刻有“履绥元吉”，背面刻“萼华凝瑞”，隔墙的上部，依稀可见彩绘图案。余老站在老屋前，凝视着梁枋上那些精致的雕刻图案，轻轻说了声：“老屋也老了。”

17日，我送余老至宁波。中饭由《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先生做东，并由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徐季子教授、《宁波市志》副主编周乃复先生陪同。余老与徐教授是老朋友，席间相谈甚欢。用餐毕，我送余老至轮船码头，他乘轮船回上海。

余老在我家住了两宿，当时我家前临农田，视野开阔，又值秋收冬种，一片生机。他说，久居闹市，见到这般景象，仿佛时光倒流了半个多世纪，既熟悉又新鲜，又像梦境重现，令人感慨万端。那时我家刚好新装了热水器，他又喜欢泡热水澡，用了以后大叫惬意，说是家乡农村的生活超过大上海了。余老做事有古风，为了感谢我的招待，他特地事先请海上名家高式熊先生为我刻了名章一枚，又赠我翁闿运、赵冷月、黄幻吾书画各一件。如此厚礼，真让我不知所措。

从第二年开始，我给上海几位师长送杨梅时，必先到余老家，并把所有杨梅放在他家里，然后一个一个去送；余老必定请我到外面去吃饭，十多年来，几乎吃遍了他家周边有点特色的小型而雅洁的餐馆。

余白墅先生从十五六岁就开始漫画和版画创作，并组织木刻研究会，先后主编《救亡木刻》、《木刻艺术》、《新艺风》、《木刻与漫画》、《木刻画刊》等期刊，编著出版专著《木刻技法点滴》。创作了不少反映劳工与农民生活的木刻作品，如《收获》、《晚归》、《老工人》、《牧童》、《铁路工人》、《磨坊》、《贫病》、《逃亡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其中有的作品收入《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上海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下，主编大型《木刻》画集第一辑（1949年5月以波涛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时期创作的木刻作品有《童工》、《牧马》、《走!》、《抓壮丁》等。上海解放后，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委员、上海木刻研究会理事，参与编辑《解放漫画选集》等十余种。1952年编辑出版《抗美援朝漫画选》（新美术出版社），1983年3月编辑出版《劲松画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他的版画作品《晚归》、《牧童》等在日本、法国、英国、前苏联等国多次展出，并收入《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现代版画》（日本出版）等画集。

余老知道我喜爱书画及藏书，除赠给我由他编的《劲松画集》一书外，还赐我他的早期成名作《晚归》、中期代表作《鸭司令》、晚期多色套印作品《比翼腾飞》。我不敢藏秘，先后在《慈溪画册》、《慈溪百人》、《浙东》等书刊上登载，让家乡读者认识这位画家和作品。

作为画家，余老一生创作的作品数量不是太多，但如果能把他的作品编集成册，那绝对是有纪念意义的、有艺术价值的。他在世时，我曾经建议他自己动手编印，他十分谦虚谨慎，表示他不想在画坛上争名夺利，他也无力再创作新的版画作品，因为版画要握刀，需用力气，一则目力不济，再则患了多种疾病，特别是哮喘，一动刀就喘得厉害，几乎透不过气来，只得遵医嘱封刀了。我们曾开玩笑说：“那么您搞国画嘛，国画太吃香了！有的所谓画家连基本线条、造型、色彩都没过关，却照样大搞画展，大笔一挥，几万几十万地装进兜里呢。您是大版画家，改行国画，岂非易事？”余老笑笑说：“艺术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人也不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人应该有所固守，不要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志向。随波逐流，到最后往往也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余老的话，犹如当头棒喝，让我们清醒，也给我许多的启示，并对我以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小的影响。如今，89岁的余老驾鹤仙逝，他的这番话常在我的耳际响起，而他那山谷劲松般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

一年一度杨梅红，余白墅先生，不知天上有此果否？我把从上林湖畔采摘下来的杨梅放在您赠我的砚台边，您看到了么？

“让我沉默于时空”——忆袁可嘉先生

2008年11月9日，我在书房里整理案头，做

一

我一下子怔住了。报道说，美国当地时间11月8日晚，袁可嘉先生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他的形象：朴素的衣着，矮小的身材，光秃的脑门，厚厚的眼镜片，低沉的嗓音，微笑的脸。我怀念他二十五年来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他对家乡文学创作的引导和文学新人的扶植。他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位可敬可爱的学者、诗人和导师。一

我高中毕业后学习写作，当知道赫赫有名的“九叶”诗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袁可嘉先生是我们慈溪人时，喜不自禁，也不顾天高地厚冒昧地向他求教。1983年9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他从北京寄来的回信，鼓励我努力写作，并表示“我与家乡文艺界没有什么联系，以后盼继续来信”。于是我们请他写了篇回忆家乡的文章，连同我写的《袁可嘉小传》一同发表在10月号《慈溪文艺》上。当时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了。

1985年10月，我与慈溪几个文学青年发起成立了一个诗社，从袁可嘉先生的《九叶集》中得到灵感，取名为“七叶诗社”，同时创办《七叶诗刊》，聘请袁可嘉先生为名誉社长，诗人路工先生和杭大中文系教授华宇清先生为顾问。袁先生对诗社十分支持，立即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予厚望：“我热烈祝贺诗社的成立，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祝愿诗社兴旺发达，把慈溪和浙东的诗歌创作大大推进一步。”他还多次来信对七叶诗社社员的作品进行点评，说我的《少年的白发》“颇有新意”，陈雅娣的《我愿意是绿叶》“也清新可读”。在收到《七叶诗刊》第四期后，他来信说：这期诗刊中，陈洲银的《轻轻的风儿向我诉说》和陈雅娣的《假如》，我比较喜欢，因其笔法自然，且有情趣。姚慈华的《叶子赞》意思不错，表达上也干净顺当。这样努力下去，将来可望有好成绩。

在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又给全体诗友写来一封信，说：“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坚持出刊物，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我向大家表示祝贺。刊物是有进步的，还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刊物内容除诗作外，也可登些小评论或国外诗坛消息，这样会丰富活泼一点。”

他在给我的信中，对七叶诗社作品中存在的创作理念及手法上的缺点也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如1986年7月25日信中就专门提到两点：我很关心你们的进修问题。你们要多读一点现代的外国诗，不一定是现代派的。现代派的诗有助于解放思想，也对表现方法有益处，但注意不要学偏了，只学他们的皮毛，一切都要通过自己消化，才有用。我不赞成新诗人学旧词的调子，旧词是要学的，也可以写旧词，但不可在新诗中夹杂旧词的格调。港台诗人中颇有人喜欢用旧词格调写新诗的，我以为不可取。

他对我的诗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作品还嫌平淡，缺乏新意”，“光学民歌是不够的”。

1994年，我将十年间写的所谓诗歌编印成一本集子自费出版，寄给了袁可嘉先生。当时他正将赴欧洲访问，手头有许多研究工作须赶时间完成，但他却先把我的那本极其幼稚拙劣的诗集读完，并写了一封较长的信。此信全文发表在《浙东》1994年冬季号上，现摘录如下：喜读《童心诗选》，十年辛苦不寻常，你是有收获的。我觉得你诗的长处是个“实”字，它现实（来自实际生活）、真实（感情真挚）和平实（表现手法流畅平实）。无论写城乡生活、爱情遭遇和生活上的苦乐，你写得都实实在在，没有矫情虚词，这都反映你为人质朴求实，不尚虚饰，是很值得称道的。生活经验要转化为诗，需要一个艺术转化的过程，赤裸裸地把经验端出来是不够的。你有的诗如《陀螺》、《少年的白发》、《我是一朵云》、《那一种刻骨铭心》都较好地显示了这个转化，读起来就有诗味；有的就显得过于平实，没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读者无由参与对诗的审美活动，诗味也就淡了。因此，一首成功之作，必须有实有虚，太实了，引不起共鸣；太虚了，让人抓不住要领。要尽量避开直白的叙述，多用联想和暗示，但又不可像某些“先锋派”诗人那样随意写作，弄得读者摸不着头脑。一首诗是一个整体，你有些作品显得零碎片断，节与节之间虽有佳句，但没有指向一个中心，全诗形不成一种意境，这不单是艺术技艺的方法问题，而是思想感情上深化不够。如何在现实感受中深入开掘出独特的东西，这是个谁都要感到为难的事。还是里尔克说得好，要耐心领悟，耐心等待。他等了十年，才写成《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集》，真不简单啊。你是注意比喻和意象的，这很好。有的是新颖动人的，如《那一种刻骨铭心》中前三节都是佳作，但最后的三行，我以为是多余的表白，反而有害全诗，不如删去。《你是……》一首中前二节的比喻比较一般，第三节的“雕塑家”却有新意，因为青年学子正处于可塑期，赞教师为“雕塑家”是恰切可喜的。要尽量不用滥熟的一般的比譬。

捧读这样的大家写来这样的真挚、坦率又热情如火、指点迷津的文字，怎不叫我这个刚满三十岁的农村青年感激涕零，彻夜难眠。我连忙给远在纽约的袁可嘉先生写信致谢。不出一个月，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今天接到你8月27日来信，十分欣慰。因为它是从故乡飞越浩瀚无涯的太平洋而来的，洋溢着家乡的朋友们对我的关怀和厚爱的。我对你诗的简评是坦率的，原先怕你接受不了，因好话不多，意见却提了不少。从你来信可见你和家乡诗友们的气度和见识超过了我的预期，这实在令我高兴。我在文坛混了近半个世纪，深感文坛乃是非之地，文人相轻的痼疾几乎随处可见，看到家乡新一代作者有求实风气，不忌讳批评，那是很可贵的。二

我曾于1991年10月11日去北京永安南里袁可嘉先生的寓所拜访过他。那年他刚过七十周岁。我在专访记《相聚在永安里》中专门描写了他的书房：这是一套二居室的房间，我们走进他的书斋，室内没有什么装饰，墙上、平顶都是那洁白的涂料，地坪上也是光光的水泥汀。由于拥挤，一套组合沙发被分成几把椅子和凳子，散布在室内。四壁皆书，书橱依墙而立，排成一片，书橱似乎没上油漆。我第一次见到私人有这么多的外国文学原版书，装帧极漂亮。其中有一只书橱，专放他自己创作、编译的各种著作和有关杂志。

那天是老诗人路工先生陪我去的，都是慈溪人，他们两位又是七叶诗社的名誉社长和顾问，谈了不少家乡的话题，也谈了些文学创作，袁先生还签赠了他的新著。他还答应有机会回家乡与七叶诗社的社员和其他作者聚谈。

1994年11月中旬，袁可嘉先生在杭州参加全国第二次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后，回家乡探亲。事先他写信给我，逐日安排了在慈溪的日程。他在信中说：“这次是私访，最好不要惊动市府领导，也不用派车迎送。与文友们相聚，也只宜采取座谈会形式，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必由我主讲什么。当然，我也准备讲一点，讲什么，请你事先了解一下，要适合大家的兴趣和要求。招待之类，一律免去，大家搞个聚餐会，每人出个份子（不要超过30元），不是很好吗？我看外国人招待客人都很简便实惠，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千万不要动用公款搞宴请，切记切记。我对家乡，无甚贡献，决不可那样做。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11月15日下午，袁可嘉先生在慈溪文联作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谈了些诗歌创作的动态及理论。会场按照袁先生的要求，一切从简，没有会标，没有记者，甚至没有主持仪式，大家都随兴发言，简短而不失热烈，随意而不无虔诚。

座谈会结束后，文联的牧野、孙群豪，诗友俞强、陆军如、徐姚姚，还有七叶诗社的陈雅娣，一同陪袁先生来我的临田斋。当时正好上海的版画家余白墅先生也来我家做客，书法家黄岳洲主动帮我照顾客人和拍照，临田斋里真的是高朋满座，好不热闹。我妻早就准备了一大桌家常菜，大伙一会儿夸奖她长得漂亮，一会儿说她菜做得好吃，连不苟言笑的袁先生也说我好福气，慌得她一直猫在厨房里不敢出来。

袁先生回京后给我来信说:“此次返乡探望亲友，极感愉快。你和其他文朋诗友殷勤招待，使我感到乡情的温暖，难以忘怀。”三

我自知不是写诗的料子，所以在《童心诗选》出版后，兴趣转到慈溪文史的写作上。袁可嘉先生每见我有一点点成绩，总会写信给予鼓励，激发我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如1985年，他收到我编写的《慈溪书话》油印本后说：“这本资料书使我了解家乡学者作家的一些情况，很有用，希望进一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使它更充分，更完整。”又如1986年，他在1月16日的《文学报》上读到关于我的报道后说：“你自学成材并在文史资料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十分可喜，切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更多的建树。”1992年，《慈溪县志》出版后，他专门致函说：“接到你们惠赠的《慈溪县志》，深为感谢。此书精心编撰，图文并茂，是对我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一大贡献，我作为慈溪人，谨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浏览了部分章节，觉得行文简洁，详略适当，增加了我对故乡的认识，也加深了我对家乡的感情，县志对我们后人确实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又如1997年，他收到《挥不去的乡愁》后说：“读到了你的新著《挥不去的乡愁》，丰富了我对故乡文化人的认识，非常高兴。你在宣扬慈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袁可嘉先生知道我喜欢收藏慈溪人的著作，所以每有新书出版，总是及时赠寄给我。我收藏的他的著作有二十余本，大多是他赠送的，并都签了名。这些书中，有他的诗文合集《半个世纪的脚印》以及著名的《九叶集》，他的专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译作《英国宪章派诗选》、《美国歌谣选》、《彭斯诗钞》、《彭斯抒情诗选》、《叶芝抒情诗精选》，他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八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

袁可嘉先生晚年体弱多病，在上世纪末就住在美国纽约的女儿家，但他仍不忘学术研究和写作。2000年，他在信中说：“我今年还算有点收成。除为北京文化界举行的纪念《九叶集》出版二十周年撰文三则外，还为台湾格林公司修订旧译《彭斯诗钞》和《叶芝抒情诗选》，明年出繁体字版。近日又在修订旧作《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明年出修订版。”

他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不断地修订着，完善着，恪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学问的操守。

2007年12月27日中午，我接到袁可嘉先生的长女袁晓敏从纽约打来的越洋电话，她告诉我，袁先生患病多年，现在已无法看报写字，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但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原来她已协助老父编辑整理了六卷本的《袁可嘉文集》，正在谋求出版，可是目前国内对纯学术的著作出版已经今非昔比，困难重重，她希望家乡的有识之士能助一臂之力。她在电话中说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还将话筒递给她父亲与我通话。我只听得袁先生在喘气，语音有些含糊，有点焦急，喃喃地说：“我的文集要出版，要出版；大家要帮忙，要帮忙。”我建议袁晓敏将这套文集的出版方案及具体事项传真或邮寄过来，然后向市有关部门或分管领导汇报。袁晓敏说尽快将方案给我，但直到今日，不知为何，我始终没有收到。

袁可嘉先生终于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我为此感到万分的惆怅和无奈。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文学事业，年轻时代进行诗歌创作，中年时期着力于英语翻译，改革开放以后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研究和推介，成为声名卓著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读他的书，曾经是作为当代大学生的重要标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曾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的老人，他最后的小小愿望也不能满足，带着遗憾走了。我想起了他25岁时写的名诗《沉钟》：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记著名越剧编剧徐进

2010年10月15日21时20分，著名越剧编剧、上海越剧院原副院长徐进先生，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在上海第六医院逝世，享年87岁。

10月23日上午，上海越剧院在龙华殡仪馆为徐进先生举行追悼会。大厅上摆满了上海市文化部门、文艺界各团体等送的花圈、花篮。出席追悼会的有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吕瑞英等近200人。当大家与徐进先生的遗体作最后告别时，哀乐停了下来，突然响起越剧《红楼梦》中的经典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许多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慈溪乡下人成为越剧大编剧

徐进原名徐伯耕，1923年10月出生于浙江慈溪观城东山头徐家西房（今属观海卫镇东山头村）。从他原名中有个“耕”字就可知：是个道地的乡下人。那里虽有所爱国侨商吴锦堂办的锦堂学校（后改为锦堂师范），但他终因家庭贫穷，没念完中学就到上海一家西药房学生意，满师后当了药房职员。

徐进从小就聪颖好学，特别喜欢读书看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今古奇观》等等早就似懂非懂地看了个遍；哪里有的笃班、绍兴大班演出，他就去看。到了上海工作，业余生活除了读书看戏（尤喜越剧），竟偷偷地学写唱词和编短剧。1943年春节前，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在上海大来剧场演出，因越剧改革需要招聘编剧，他就鼓起勇气编了一场戏、写了一段唱词前去应试，被老编剧吕仲和袁雪芬看中，得了头名状元。20岁的他就这样告别西药房成为专业编剧。后根据越剧改革促进派孙文毅的建议，他将笔名定为徐进。

进入越剧界后的徐进十分勤奋，接连写出《月缺难圆》、《长恨天》、《木兰从军》、《明月重圆夜》等新戏，短短一年雪声剧团就演出了他写的9部戏。第二年袁雪芬因病回家乡休养，他受聘于芳华（尹桂芳、竺水招）剧团，创作改编了《沙漠王子》、《浪荡子》、《秋海棠》等剧本；后又为徐玉兰剧团编写剧本……他通过新编剧本有力地推动了越剧改革。

1950年4月12日，华东文化部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越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上海越剧院前身），徐进与原雪声、云华剧团成员都是该团骨干。他的顶头上司伊兵曾中肯地向他提出：“你要成为真正的剧作家，必须在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中打下扎实的基础。”徐进心领神会，始终坚持学习。

1951年，在华东戏曲研究院的组织下，以徐进为主的一些编剧重新整理改编传统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突出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在爱情方面的摧残（有力配合当时《婚姻法》的贯彻宣传），语言上保持民间文学的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梁祝》后又被摄制成彩色影片，影响极其深广。

徐进的主要代表作是越剧《红楼梦》，开始改编于1955年，耗时三年，终于成功，其时年才34岁。他改编的《红楼梦》裁剪得当，突出宝黛爱情悲剧主线；剧情跌宕起伏；人物精炼，作了高度的集中；唱词既文采飞扬，又朗朗上口，雅俗共赏，许多成为流行唱段。

周恩来成为徐进的知音

1953年，徐进与桑弧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为文学剧本，由桑弧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戏曲艺术片。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1954年，周恩来总理把该影片带到日内瓦会议招待会上放映，向国际友人介绍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此举不仅让中国的越剧从此开始走向世界，还把《梁祝》比作莎士比亚名剧，更让徐进觉得遇上了知音。

1959年，徐进编剧的越剧《红楼梦》被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节目送上北京。数十年后袁雪芬还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总理看了《红楼梦》，在请剧团主要成员座谈时说：“这次来京演出最受欢迎的是广东的粤剧《关汉卿》和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果然不错。《红楼梦》的编剧很聪明，他抓住了宝黛这条爱情悲剧为主线，来揭露封建势力……”

据袁雪芬回忆，1960年的一天，徐进与她到友谊电影院看上海越剧院演出的专场，周总理与陈毅市长走近他们时，袁向领导介绍了徐进。总理紧握徐进的手说：“我看过你写的《红楼梦》，佩服，佩服！”并转身向陈毅市长介绍徐进的情况。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中竟如此关爱越剧，如此平易近人，令徐进终生难忘。“文革”中，徐进与林谷、谢晋合作的电影《舞台姐妹》（描写旧上海越剧艺人生活情状的故事片）是被公开批判的影片之一，他也就难逃厄运；紧接着他的大编剧身份就被造反派列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与那些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一起被揪出靠边，遭受审查、批斗……幸而徐进平时安于本分，为人低调，毫不张扬，性格温和，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很好，加上受到过周总理表扬，因而处境尚可。但当他听说人有企图诬陷周总理，就怒形于色，并开始搜集有关周总理功迹的资料，为以后创作作准备。对1976年“四五”悼念总理活动，他内心极具共鸣，对因此受迫害者极为同情。

1978年，徐进出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在此前后他由于思念知音周恩来，终于创作出反映周恩来战斗一生的《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描写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事迹的《三月春潮》。这是戏曲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伟人周恩来的形象。也许徐进觉得这是对知音的最好回报。

选集也名叶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曳

徐进编剧的越剧《红楼梦》，1958年2月首演于上海舞台，接着赴广州演出，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1959年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后，于1960年底特赴香港演出，引起轰动。此后还赴越南、朝鲜和日本演出，均获得极大成功。1961年6月开始，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大鹏影业公司合作，将越剧《红楼梦》拍摄成上下集彩色艺术影片，1962年9月完成，11月在香港首映，轰动港岛。粉碎“四人帮”后该片在内地重新放映，凡映出之地均万人空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时成为人们的流行语。1990年，徐进又与同事合作，再创作出30集越剧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收视率极高。

越剧通过《梁祝》、《红楼梦》，普及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并走向世界，徐进功不可没。

徐进在编剧生涯中获奖频频。其中《梁祝》1952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剧本奖和演出一等奖；影片《梁祝》获文化部1949年至1955年优秀舞台艺术片奖，第8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他参与编剧的影片《舞台姐妹》，1980年获第24届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被译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在世界各地发行；《三月春潮》1979年获文化部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剧本二等奖。

1980年以后，徐进还与中青年编剧合作了《瑞云》、《花中君子》、《风雨大观园》，电视剧《人比黄花瘦》。徐进一生为越剧及其剧目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委员，1984年退休后为上海越剧院顾问。

徐进著作等身。就在他病逝前不久，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徐进越剧作品选集》。他看到了它的出版，捧着这本选集谢世，又听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唱词上路……

最后顺便在此略提一下的是，徐进虽然离开家乡70余年，但年少时在家乡的一切一直萦绕在心头，曾撰写了《东山头忆旧》的美文发表在慈溪的报纸上，对家乡与乡亲的爱溢于言表。1969年他利用“靠边”时间特地回乡一次看望乡亲。1980年他请上海越剧院的金彩凤、吕瑞英等名家到慈溪观海卫演出。平时一直关心着慈溪的变化与发展。（注：本文撰写时直接通过电话向上海越剧院相关负责人采访获得资讯，并参考了袁雪芬的回忆材料。）

生如夏花，逝似秋叶——怀念华宇清教授

2009年11月7日，我正在参加作协组织的绍兴采风，手机响了，

一

当日回到家里，急忙上网查询，终于在浙江大学网站上见到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顾问、杭州市亚太文化研究会会长华宇清先生，因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日下午2时55分逝世，享年72岁。一

在我的印象中，华宇清教授是个从不摆出大学教授架子的知识分子，他真诚待人，和蔼可亲，笑容可掬，谦逊低调。他敬畏学问，一丝不苟；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他的眼里，只有可敬的长者，可爱的学生，只要人家有一点长处，就予以肯定和表扬，从无恶言厉色的时候。

我与华教授相识于1984年。当年，我正在一所中学任代课教师，业余编写《慈溪书话》和《三北名人录》。当时的大学教授，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何等的人物，简直是学问和真理的化身！当知道杭大教授华宇清先生是慈溪老乡时，20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给他写信，征集他的材料。华先生很快给了回信——童银舫同志：您好！收到您的信，十分高兴！您在教学之余，还研究地方文史，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这是要向您祝贺的。《金果小枝》，手头已无书，待再版后，一定给您寄上一本。明年还有三本书可出版，到时也一定赠送。编撰《慈溪名人传》很好，但我不算名人，可不必考虑。近日正筹备全国性的讨论会，实在忙，恐您挂念，先给您寄上一信，待后我们详谈吧！祝好！华宇清1984.10.3.晚

这是华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笔迹秀丽端谨，语言朴实又谦逊，竟然一连用了七个“您”字，让我终生难忘，并且影响我以后的处事态度。

1985年，我和本县几位文学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七叶诗社，斗胆聘请了慈溪籍的三位文学家作为诗社的名誉社长和顾问，名誉社长是崇寿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九叶诗人”袁可嘉先生。两位顾问，一位是鸣鹤镇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版本学家、诗人路工先生；另一位是白沙镇人，杭州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外国文学专家华宇清先生。华先生十分支持我们的诗社，1985年12月14日，他在来信中说：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你们成立七叶诗社，就是做叶的事业，一片片小小的绿叶，它植根在肥沃的土壤上，必将以它的生命的光辉，启示着人们为着崇高的事业而奋斗！袁可嘉先生是老九叶诗社的著名诗人，他任你们的名誉社长，这是非常理想的，在他的鼓励和关怀下，你们的诗社一定会很快的发展。他最近来信，对你们的诗社非常关心，说“此事关系培养新生力量”，他是乐意担任名誉社长的。路工先生担任你们的顾问也很合适，至于要我担任顾问，实在不敢当，但我一定支持你们！今寄上《金果小枝》上册，赠给诗社的同志们！

1986年10月24日，他又专门来信：你们寄来的《七叶诗刊》都收到，我每期都读了。诗友们的诗，感情都很真实，有不少诗写得很清新。从近几期的诗歌看，诗人们的进步很快，诗歌的思想倾向更健康了，正如黄江风、黄梅峰在第十期编后语中所说：“值得庆喜的是，诗友们都从花草丛中走来，跑到太阳下沐浴了，朝着大海的波涛拼进了。”我很希望有机会和诗友们见见面，大家一起交流思想，谈论诗歌欣赏和创作。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诗社在受到经费毫无保障（完全自费）、联系方式落后和成员意见不一等制约下，勉强维持了一年光景，编印了十一期社刊，终于不了了之。现在想来，我除了感激袁可嘉、路工和华宇清先生三位乡贤前辈的无私帮助，也为我们的幼稚无能、半途而废而深感愧疚和惋惜！二

我不懂外国文学，无法对华宇清教授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成果进行评述。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金果小枝》一书，却是当时广大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千方百计借阅传抄的一部热门书。这部书初版于1982年12月，大约在次年春上市，初版为平装本，印数26500册，但一上架就被争购一空，1985年重印时，又出版了精装本。本书的副题为“外国历代著名短诗欣赏”，共收了33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诗500余首。“所选的短诗，大部分是特请著名翻译家、专家、教授从各语种的原文选译的”（《金果小枝》后记），华先生自己也翻译了一些。书中除了对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了简要的介绍外，他对每首诗都以“随感”的形式作了简析，往往一语中的，给读者以点拨和启发。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孙席珍教授在序中称本书“破除了门户之见，不拘一格，见好花便予采撷，见佳果随即拾取，看来意在使读者开拓眼界，一尝新味，我认为这也不失为本书的一个特色”。

我每次拜访华教授，他总是跟我谈泰戈尔，他说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亚洲第一个受世界公认的学者，泰戈尔作为中印文化民间使者，对中印文化的民间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华教授特别兴奋，说他的一部学术专著《真实与神秘——泰戈尔研究》即将出版，另一部《泰戈尔传》也将在台湾出版。他还谈了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老子对泰戈尔哲学体系的影响。

我陆续收到华教授编的有关泰戈尔的书。如《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吉檀迦利——泰戈尔散文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泰戈尔诗歌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泰戈尔诗选（导读版）》（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等，有的还有精装本、豪华本。他在信中还说将出版《泰戈尔研究论文集》、《泰戈尔中短篇小说精选》，翻译《泰戈尔自叙》，成为一个系列。他的这些著作中，《泰戈尔散文诗全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奖和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三

华宇清教授甘于寂寞，一心扑在学术上，不愿张扬，更不屑炒作。1994年12月9日，他在信中说：“在学术上要搞出一个体系是很难的，我正在努力。我只想默默地工作，不想宣传。因为与老一辈专家如袁可嘉、季羡林等是不能比的，我非常钦佩他们，我们的功底与他们差得太远，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才好。”当时他已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正教授，全国有名的外国文学专家。

记得2002年6月，华教授在回乡为他的89岁老母建造新居时曾破例接受家乡媒体《慈溪日报》的采访，但他照例不谈自己的学术研究，只谈家乡的变化、童年的往事和对朋友的思念、对老母的孝心，害得记者花了不少精力搜集他的材料和著作，然后写成《不愿张扬的华宇清教授》公诸报端。记者在文中说：“虽然华教授学术成果累累，但家乡并没有很多人知晓，这是因为他不愿张扬，喜欢低调。他不喜欢记者采访他，也不愿媒体宣传他，但他喜欢跟晚辈交流。他从不摆架子，总喜欢以诚相待，以朋友的身份和人交谈。他是位谦虚、热情、和善又风趣的老人。他思路敏捷，语言跳跃飞快，往往在说甲的时候，又说到了乙，然后又延伸到丙，和他在一起，总让人受益匪浅又让人快乐无穷。”记得那天他来我的书斋，直夸我的书比他还多，说一个人能坐拥书城，宠辱皆忘，是人生一大快事。同时，能有几个志趣相同的朋友相往来，谈天说文，交流读书心得，彼此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未经此道者，难以体会，所以更显得珍贵。

华教授极重乡情、人情、友情，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是同事、学生还是素不相识的读者，他总是热情相待，有求必应。他曾在家里设宴招待我，甚至回家乡时与学生、亲友相聚时，也是他掏腰包做东，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有一次——1998年3月15日，他来慈溪讲课——辅导外国文学，附近几个县市的电大自大考生都慕名前来，课堂坐了好几百人，连走廊都挤满了。他操着家乡的口音，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把课程重点都罗列了一遍。据说效果极佳，许多考生后来都取得了满意的成绩。那天中午，他回绝了主办单位的宴请，叫了几个学生、朋友聚餐，事先声明由他买单，反客为主，其乐融融。

往事如烟，音容宛在。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和善如弥勒，爽朗似大侠，知识渊博，谦虚内敛的长者、学人突然离去，他没能来得及从容整理完成《华宇清文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泰戈尔《飞鸟集》云：“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或许可以用在他的身上吧。

黄建英书记为我解难

1970年，中央有个“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的指示，我的嗓子条件和演艺功底，被当时的领导看中，破格从农村抽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县文宣队）当主要演员。《智取威虎山》的演出（我扮演少剑波）得到了领导和观众的认可，把我转为国家编制的工作人员，并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在当时，真是“跳出农民万丈高”。

在“文革”中，因父亲在旧社会被抽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我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剧团内宣扬封、资、修黑货的黄色老艺人”，不够演职员工条件，被动员回家。更为可笑的是，时隔多年后才知道，档案中把我写成是一个六十多岁，有历史问题的老人，那么到现在该有一百多岁了。

我怀着凄楚的心情，忍受着社会上对我的鄙视，几乎不敢出门。1974年春节后，我写信向重返慈溪担任县委书记的黄建英同志申诉，要求落实政策。

过了十几天，在一个寒风猎猎的早晨，天蒙蒙亮，我穿着一件破棉袄，哆嗦着走到浒山。大会堂东首的广场上还空无一人，我弯进老广播站弄内，弄东侧小墙门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同志，他问我这么早是干什么的。我说：“找黄书记。”“还早。”我也顾不了许多，因为这几天县三级干部大会刚开过，黄书记是一位务实的干部，她每天都在下农村落实“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为搞好春耕备耕工作起早摸黑，因当时交通工具没有现在那么好，她是很辛苦的。我不想打扰她休息，于是就蜷缩着身子，一声不响地坐在阶沿上。过了一会儿，房屋东正间的门开了，出来一个女干部，她面有厉色地对我说：“你这后生是干什么的？坐在地上。”我说：“我找黄书记。”不想她倒动起火来了：“黄书记是管全县革命生产大事的，是一县之主，你们乡下人一点小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去，去，去！有事找地方干部去……”她话未说完，西山头间的朝东侧门开了，一位慈祥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小棉袄外罩着灰色上衣，拿着梳子，正在梳理齐耳短发，跟我母亲一般年纪。她和气地对我说：“我就是黄建英，外面很冷，到屋里来坐吧。”我又惊又喜，惊的是县委书记如此随和，与老百姓打扮一样；喜的是县委书记不怕草民鲁莽，叫我进屋说话。

我回头看了眼东间那个女人，诚惶诚恐地走进了黄书记的家，黄书记问我：“你是哪个公社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钱先初，是天元公社人，原在县文宣队工作，前几天我曾向您写过一封申诉信……”“啊？”黄书记露出惊讶的神色，“你是钱先初？不可思议。”这时从后半间出来一个年轻人，正在吃清水泡饭，是黄书记的儿子。他说：“他是叫钱先初，是文宣队的主要演员。”黄书记回头对我说：“你的申诉信我已仔细地看过了，并且调阅了你的档案。档案中你已经是62岁老艺人，不配当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呀！想不到你还只有我儿子这么大……对你的处理档案写得太粗了。”于是，她握着我的手，亲切地对我说：“现在你回去吧，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等县委常委讨论落实政策的时候，我会把这事提到日程上的。具体我会委托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葛骏同志复查落实的。”不知是天气太冷，还是我太感动了，眼泪和鼻涕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告别黄书记，在家边劳动边等待着县里的通知。过了数月，长河区委书记冯仁涨同志通知我，说黄建英书记要找我谈话。我忙赶到县里，在西三楼见到黄书记。她对我说：通过复查，和当时经手人的证明核实，常委讨论后决定给你纠错，文件已打印好。可惜前几天刚到的中央五号文件是中央对江苏省返城人员农转非问题暂停的通知，所以全国一律停止落实，全力投入“批林批孔”运动中去，不过你的问题我已与长河区委冯仁涨同志联系好了，叫他安排你暂时到天元公社部门工作，等机会落实政策。相信我黄建英还在慈溪当县委书记，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一番语重心长的解释，斩钉截铁的态度，使我哽咽了喉咙。一个县委书记对一个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却能及时仔细地阅读申诉信，调阅档案，并亲自安排过渡性工作，多难得呀！黄书记从早到黑地工作，吃的是清水泡饭，穿的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像母亲关怀孩子一样地对待我这落魄的青年，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哪里是县官啊？简直是我的妈妈。

史事经纬

龙山码头与三北轮埠公司

龙山码头的投用是三北半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三北地区对外贸易掀开了新的辉煌篇章。

以清初古窑分关的设立为三北商贸经济发展的新起点，至清朝末期，三北区域经济及对外贸易蓬勃发展，闻名于东南沿海地区及至全国。

然而清代后期以后，由于海涂淤涨，三北半岛主要的进出口海运通道古窑港逐渐萎缩，三北地区一些重要出口土货棉花、大豆等面临着货物积压的严竣局面。

为此，三北半岛新的海运出口问题成为遏制三北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虞洽卿建造龙山码头

虞洽卿是民国时期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商界大佬，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临时会长、全国商团联合会名誉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三北旅沪同乡会会长等，为上海商界及宁波帮的领袖人物。

他也是宁波帮中致富不忘回报家乡发展的重要典型人物。

虞洽卿清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于三北伏龙山南麓的山下村，家境贫寒。光绪七年（1881年），年仅14岁时由族人介绍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1892年进入德商的鲁麟洋行当买办，开始在上海滩显露头角。1902年起任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买办、荷兰银行买办等，1906年随南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1907年参与发起筹建中国最早民营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1908年成立了宁绍轮船公司。这时的虞洽卿已经成为上海商界的一位重要人物。

宁绍轮船公司经营的是沪甬航线，这条航线在当时的地位同现在的沪杭甬高速公路一般，为国内运输量最大、最繁忙的航线，主要运源为宁绍地区赴沪甬旅客及当地土货等贸易物资。当时该航线上已有英资太古公司、法资东方轮船公司以及官办招商局三家单位的三艘轮船在经营运输，但由于政府与外商勾结，船票定得很高，“致使宁绍两地的土特产及其他货物运费，每年损失达100万元”（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北虞洽卿》第30页）。

宁绍轮船公司的投运打破了外商的垄断，运费下降了50%，最多时曾下降75%，民众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由于受外商的倾轧，从1910年到1913年宁绍轮船公司累计亏损达白银14.4万两，但得到了宁绍同乡的大力支持，当时的旅日巨商、三北同乡吴锦堂慷慨解囊，全额补足了亏损。这大大为虞洽卿创建三北轮埠码头增强了信心。

由于宁绍轮船公司经营的是沪甬航线，因此三北地区的大量货物出运尚需通过快船出至余姚姚江，然后再通过姚江东运至宁波港，需要兜很大一圈，极大地浪费时间，还会影响货物品质。因此在三北半岛新建一个出海码头已成为三北商人的共识。

虞洽卿遂开始了以一人之力而挑需政府才能完成的一项巨大工程——龙山码头的建设。

1913年8月，虞洽卿率众对三北沿海进行了深入的勘测和考察。从三北货物的出运方便来说，在慈北沿海一带选址建码头是最佳的，这样可以兼顾姚北和镇北的物资出运方便。但是当时慈北、姚北一带滩涂淤涨厉害，不利于码头建筑，只有镇北地区伏龙山以东洋面较西部地区海水为深，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他的出生之地。由此便确定了在伏龙山东麓一带建造码头，俗称龙山码头。

龙山码头由公司及货场、石堤栈道、海中码头等组成。

公司称为三北轮埠公司，分上下公司两部分，上公司设在山下村，下公司及货场设在伏龙山东麓海岸边。石堤栈道长达1.6公里，从岸边一直向北延伸到海中，海中码头有一T形平台，便于船只靠泊。在整个工程中，石堤栈道的投资和建筑难度是最大的。整个工程由上海营造厂工头、象山人朱荣林承包建筑。工人们用松木作桩基，后抛石填海筑堤，堤用块石砌成，高出海涂达6米，路面约宽5米。石堤两侧还有一米多高的石砌护栏。这项工程在现在全机械化作业都还有一定难度，可想而知当时所面临的重大困难。筹筑期间，虞洽卿曾先后3次亲临工地督察指导。

在填海筑堤后，在石堤上又铺设了一条铁道，从龙山镇到码头全长7公里。铁道上行驶5节小火车，以装载来往的客、货。每天定时往返，免费提供服务。龙山码头工程历时一年，于1914年6月建成。总投资达80余万元。

三北轮埠公司的开张

龙山码头建成后，三北轮埠公司便开张运营了。三北轮埠公司的开办，目的在于输出家乡的棉花、大豆等农副产品，运回大米和各种工业品，把三北建设成为小上海。这在虞洽卿于龙山码头建成后的答谢演讲辞中有载：“建造码头是为了家乡繁荣兴旺，要将三北地区变成小上海，使上海有的，三北都有。”

三北轮埠公司当时购有100吨左右的三艘轮船，并分别取名为镇北轮、慈北轮、姚北轮，三船运行有三条航线。其中镇北轮，90吨，钢壳平底，行驶于龙山至宁波间；慈北轮，120吨，行驶于龙山至舟山间；姚北轮，97吨，行驶在龙山至沈家门间。

这样，姚北、慈北、镇北的大量物资通过东横河、大塘河及快船江运至山下村，山下村成为三北地区货物吞吐、人员流动的中枢，相当繁荣兴旺。《慈溪县志》有载：“民国十九至二十一年，每年运往宁波之皮棉在12万－15万担之间。”

三北轮埠公司还在山下村增设电话、电报等附属配套设施。电话通宁波、镇海和观海卫，电报局覆盖范围东起澥浦，西止观海卫。电报局内附设邮政代办，送报员兼邮递员。还设立有新昌隆街、龙山通惠银号和小火力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保卫团、水龙局并其他大量服务业等等。

在民国初年，浙东滨海的小村庄——山下村拥有当时大城市所享有的交通、通信、金融、电气、消防等现代化设施以及发达的商贸服务业，被誉为“浙江第一村”。民国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在他的自传《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一书中也载称：“在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以前的时代，一个乡村的建设具备着都市化的雏形，浙江省境内确实找不出第二个，我们名之为浙江第一村。”其实不仅在浙江，就是在中国境内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么现代化的村子，因此称为中国第一村也不为过。

三北轮埠公司的开张，使三北地区大量棉花、大豆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宁波等地出口，促进了三北半岛商贸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使更多的人士从此走向宁波、上海或海外等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并反哺故乡。

三北轮埠公司的开张，也极大地扩展了三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三北成为全上海以及全国关注的一个特殊区域。

同时，三北轮埠公司开张后，又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大批外商船队大举撤退以被征备战争，三北轮埠公司迅速抢占了运输市场，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为虞洽卿的航运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的机会，翻开了近代中国航运史上新的篇章。

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

三北轮埠公司在取得开张后的第一桶金后，向更大的航运集团进一步发展。

1915年6月，三北轮埠公司改组为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北公司），总部由龙山迁往上海，位于广东路93号原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办公大楼内。

1916年，三北公司买进了“宁兴轮”，创设宁兴轮船公司，加入沪甬航线。公司的资金从20万增到100万。以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到1919年，三北公司资本增到200万，后来又增到250万。以后又盘进肇成机器厂，改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专门修理三北、鸿安、宁兴公司的船只，也能制造一些小型船只和拖轮铁驳及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北公司再添资百万，购置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

1921年三北航运集团已拥有18条轮船，至1933年已拥有轮船33艘,开辟上海至宁波、天津、福州及长江航运等航线，在航运业界自成系统，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虞洽卿因此成为民国时代航运巨头。

虞洽卿还是上海市航业公会的主要发起人，为1927年召开的上海市航业公会首届主席团主席，此后连续几届上海市航业公会上，虞洽卿均被推选为主席，是全国航运业的领袖人物。

到抗战前夕，三北公司的航运事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共拥有大小船只82艘（三北公司的船只许多都以三北地名命名，如鸣鹤号、龙山号、淞浦号、伏龙号、凤浦号、新浦号等等），其中轮船30多艘，总吨位达9.17万吨，约占当时中国轮船总吨位67.5万吨的13.6%。在航运业投资450万元，在全国20多个城市设立分公司和办事处，在华南、华北、长江沿线等地都有码头、仓库。经营多条定期、不定期航线，不仅涉及长江中上游的四川，而且行驶在沿海及外洋，业务扩展至东南亚地区。

三北公司在当时全国航运业中实力最为雄厚，正如虞洽卿自己所言：“重庆民生公司、天津政记轮船公司和上海三北公司，为中国三大民营航运业。”而三北公司又是其中的翘楚。

纵观三北闻人虞洽卿的一生，他的事业主要在金融业、航运业、汽运业等方面有巨大成就，而航运业又是虞洽卿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事业，也是他对民族工业的一大开拓。

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初，中国的航运业主要由外资垄断，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传统的沙船业向现代轮船业的转型时期，虞洽卿是国内民营航运业发展的创始人。当时，虞洽卿在面对外资轮船业的严重挤压和全面打击下，毫不退缩，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带领着民族航运业突围并发展壮大。

而虞洽卿经营航运业的初始阶段，就是在三北的龙山码头起步的，三北轮埠公司伴随着虞洽卿事业的壮大，也使三北享誉国内外。

龙山码头后事

抗日战争的枪声，也划破了龙山码头的上空。

1937年，日本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三北半岛由于处于“东南前哨、两浙咽喉”的重要地位而成为防止日寇登陆的重点区域。因此，在杭州湾南岸的龙山码头沿海和镇海口岸成为防日的重点，在这两个区域附近布置了100多个坚固的碉堡。

为防止日本军队在龙山码头登陆，码头附近海域塞置了许多沉船和水雷，龙山码头遂被废弃。

龙山码头的废弃，使三北地区持续20多年的出海通道再次堵塞。

龙山码头的开埠，是三北地区第一次有政府批准的运营航线，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对三北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龙山码头的开埠，也拉近了三北与宁波、上海的距离，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码头走向了人生的辉煌，为三北争光。

民国时期，三北人不仅在航运业方面引领全国，并且在烟草业、国药业、火柴业等方面在全国有明显优势。

近代中国烟草行业中有几家主要商号（公司）是由三北人创办的。如后来成为全国最大民营烟草公司的华成烟草公司就是慈北沈师桥人沈士诚创办的，而该公司的另一位董事沈星德也是沈师桥人。沈星德是中国近代烟草业的引军人物，曾兼任中国烟业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中国烟业银行常务监事等职。慈北掌起桥人陈承纶所创办的“鼎记烟业”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旱烟店，上海第一家卷烟厂是慈北关头人王宝山创办的，等等。

在国药业方面，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国药店“徐重道”就是姚北逍林人徐芝萱创办的。在全国国药业中心杭州城中，当时号称六大国药铺（胡庆余堂、叶种德堂、方回春堂、万承志堂、张同泰堂、泰山堂）的经理都是慈北鸣鹤人。

在火柴业方面，当时的中国火柴公司就是沈师桥人沈星德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火柴厂之一、宁波最大的火柴厂正大火柴厂也是东山头人徐蕙生创办的。

在机器工业方面，有慈北人沈九成、陈万运等创办的三友实业社，是中国当时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所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在中国纺织史上曾谱写过光辉的一页。

1941年，日本侵入浙东，龙山码头的通海栈道铁轨及电话、电报房等被日本人拆毁。

又过了20多年，伏龙山北麓围海成地，码头伸入海中仅余1公里。

又过了30多年，九塘围筑，龙山码头栈道又有一半围入成地。

至新世纪之初，再一次筑涂把龙山码头全部围入，龙山码头彻底成为了历史。原立于码头旁的“三北轮埠公司”旧碑也被收藏于虞洽卿故居之中。

慈航医院

在观海卫镇鸣鹤场老街西首古沙滩桥(又名雪航桥)旁边，有一幢颇具规模的老房子，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做过粮站，为慈航医院旧址。慈航医院是慈溪现境内最早设立的医院，前身叫雪航医院。

民国九年（1920年），上海叶大昌南货店老板，又任上海业广地产公司买办的鸣鹤盐仓村（今双湖村）人叶启裕，为造福乡里，除了修桥铺路、捐资建造50多个垃圾仓外，还独资创办了以他父亲的名字为名的雪航医院，并聘请了嘉兴籍西医师龚宝键任院长兼主持医师。龚宝键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药部。九州帝国大学在二战后更名为九州大学，在日本排名第八，是所著名学府。龚氏虽然患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但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很精通，是当时观海卫地区西医第一人。医院在鼎盛时期曾拥有内科、外科、产科、眼科医生各1名，男护士2名，茶房杂务2名，账房挂号1名，是当时三北地区内规模最大、科室最多的一家综合性医院。

雪航医院办院的宗旨为慈善事业，就诊只收门诊费，除了打针服药免费外，还施舍棉衣等，为当时缺医少药的三北人民带来了福音。清代自道光以降，鸦片对国民的毒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民国年间，余毒尚深，在鸣鹤场就有四家烟馆，人称“燕子窠”。每只“燕子窠”生意兴隆，其中以五房、六房中人吸鸦片的最多，很多平民百姓也深受其毒。叶启裕见到乡亲们被鸦片折磨得面黄肌瘦，精神颓废，到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十分痛心，便与龚宝键商议增设戒毒科，对前来戒毒的人免除部分费用，还对民众宣传鸦片的危害性及国外先进的戒毒经验。这使烟民家属看到了希望，雪航医院一度成了众望所归的戒毒所，对当地当时的禁烟运动起着一定影响。

在雪航医院形形色色的病人中，有一位芒鞋布衲的僧人。这位僧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弘一法师。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51岁的弘一法师，自温州庆福寺转道到鸣鹤白洋湖畔的金仙寺，参加由天台山国清寺前来的静权法师讲经的法会，历时两个月。弘一法师原患有肺病，在法会期间偶感风寒，旧病复发，便去雪航医院治疗。据说，当时雪航医院先进的设施、设备、服务宗旨以及医护人员的良好素质，让弘一法师很有感触。有一次与龚宝键畅谈时，法师建议把“雪航医院”更名为“慈航医院”。法师之意，医院本是救死扶伤之所，与佛家普度众生的佛理殊途同归。“慈航”，佛家称佛以慈悲心度人，使之脱离苦海，有如航船之济度众生，而雪航医院看似与佛家无关，行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解救众生之苦难的善事，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老板叶启裕当时为医院起名时用父亲的名字作为纪念的一份孝心。后来龚宝键与叶启裕商榷，认为弘一法师的提议非常好，遂将雪航改成了慈航。1934年，叶启裕在独资重建沙滩桥时，把沙滩桥易名为雪航桥为父亲作纪念。沙滩桥成了鸣鹤众多古桥中唯一的一座一桥两名的古桥，而“雪航医院”则早在易名那时升华了。

慈航医院改名后又辉煌了几年，至抗战前一年，龚宝键因为体力不支请辞返乡，抗战事起，时局动荡不安，叶启裕在上海的产业被日机炸毁，慈航医院断了经济来源，遂告停办，历时十余年。

抗战时期的“小教训练班”

抗日战争时期龙山区（原属镇海县，分山南、山北，这里重点指山北部分）在我党领导下，由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出面，以江北办事处和龙山区教育会的名义，利用小学的寒暑假先后举办了四期“小学教师训练班”（简称“小教训练班”，后改称“小教研究会”），培养了一批小学校长和民运干部，是龙山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的一大贡献，可谓抗日战争时期慈镇地区党的工作的一大亮点。

1941年6月下旬，中共党员戚铭渠、虞天石根据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的指示，打入镇海县敌后的国民党政府龙山区署任指导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2年5月下旬，张志飞到龙山重建镇海县江北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办”），并任主任。戚铭渠是龙山区区长，虞天石为“北办”指导员。6月，李长来（李侠民）同志来到“北办”任副主任。张志飞系我党统战对象，原在外国轮船上当驾驶员，富有爱国心，弃职回国参加抗战。宁属特委指示在“北办”建立党组织，李长来任书记，委员戚铭渠、虞天石。7月底，慈镇县工委在镇北上塘庵成立，书记谢仁安，委员李长来、戚铭渠、虞天石。因当时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利用“北办”名义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可行的。“小教训练班”由李长来、戚铭渠、虞天石负责。李长来同志主要负责教学，组织工作由虞天石同志负责，包括在训练班期间建党。浙东区党委也十分重视“小教训练班”的工作，1943年，黄源、顾春林在慈镇帮助工作时，曾在训练班中多次讲课。

第一期称“小教暑期训练班”，第二期称“小教寒假训练班”，这两期都以“北办”名义主办，李长来亲自主持并讲课。第三、四期以龙山区教育会名义主办，改称“小教研究会”。第一期，1942年7月14日至8月6日，地点在凤浦岙资敬庵，学员40余人；第二期，1943年1月19日至1月31日，在田央乡跳山庙，学员68人，后因敌情而转移，最后在任家溪仁美小学结业；第三期，1943年4月5日至4月7日，在跳山庙开学，后移叶家祠堂结业，学员94人；第四期，1943年7月12日至8月2日，地点在时为龙城镇的西门外演进中心小学直到结业，学员96人。可见，人数逐渐增多。

参加“小教训练班”的对象主要是小学教师和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多数出身贫苦，且在当地或学校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抗日教育和影响，政治素质都比较好。他们不只是来自龙山区的各乡镇，还有从慈北、慈东、姚北、庄市区，镇海的江南、鄞西、鄞东等地来的。四期训练班累计受训人数达到200余人。“小教训练班”的教学内容第一、二期重点是：（一）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的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工作与社会工作）；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论持久战》等。（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主要向学员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介绍苏联现状。（三）社会发展史，讲从猿到人的进化，劳动创造世界，人类社会必然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粗浅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四）唯物辩证法的基础知识，主要讲解《大众哲学》，建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五）农民运动。主要内容有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二五”减租问题，妇女运动及民运工作的要求、目的、方式方法等。（六）有关抗战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式方法等）。

第三期只有三天时间，仅研究“国内外形势和浙东形势”、“当前的教育工作”。

第四期着重于教育方面，如“教育原理”、“教育简史”、“非常时期的小学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育”、“乡村工作与乡村教育”；黄源同志着重讲了“思想方法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二万五千里”和“三北教育大团结”等；顾春林同志讲了政治常识、青年问题、民运工作等。

四期“小教训练班”始终贯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一“抗大”精神，特别是李长来同志曾在陕北公学学习，把“抗大”的精神带到“小教训练班”。教学方法上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听课与讨论相结合，集体上课和自学相结合；生活上是集体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管理上是运用民主集中制。所以生活上虽然艰苦，但气氛很热烈，睡在地板上，伙食也很清淡，学习时席地而坐，膝盖当课桌。训练班那活跃的课外生活也使学员难以忘怀，他们非常喜欢学唱抗日救亡和革命歌曲，那脍灸人口的反映军民情深的歌曲“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是学员们最爱唱的。实行军事化，根据敌情，夜间行军流动宿营，遇有敌情还要紧急转移。在四期训练班中有两次遭到伪军姚华康部的包围冲击，以及经受台风之夜，庵房倒塌，几乎压死学员等事件。尽管如此，从没有人中途离开过。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们呢？主要是课程内容使他们的抗日热情得到升华，思想认识得到充实，精神世界得到满足，并进一步引起对于人生哲理的探索和真理的追求。学员从朦胧中升华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大大鼓舞了青年人抗日和革命的积极性，众多青年都以进“小教训练班”为荣。“小教训练班”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小教训练班”结业后，除了一部分学员分配做小学教师外，还有的进入政府工作、农会工作等等。有好多小学教师加入了党组织，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教育、民运、政府机关以至军队的骨干力量。田井同志在《回忆1944年慈镇县委的组织工作》一文中讲到：“在我到职前，他们已经办了三期小教训练班，先后吸收了几十名同志参加了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工作，各区民运干部、财政干部中小教占很大比例。如包雪浪（女）、翁妙锦（女）、金晓光（女）等同志都是早期训练班出来的。后来陆续脱产参加革命的有：方明、王棣荣、董学陶、叶鲁风、周联奋（女）、吴逸平（女）、吴渔渭（吴凌）、周飞、钱明、张天明（女）、沈天明（女）、沈天畴、朱紫，他们成了我们工作队伍中的骨干。”据王剑君、陈英明《关于小教训练班的一些情况》回忆参加一期训练班的有“李毅、童志洁、周联奋、於侃民、小魏（魏建平）、虞梦秀、虞和珍（方志奋）、乐溪影、赵士炘、洪品高、李偀民、李学民、（李枫）、童仁甫、李峰（李凌）、虞和英、冯和兰、盛杏娟（金晓光）、翁妙锦、蒋震虹（惠敏、依真）、陈亚（陈英明）、王忠孝（王剑君）、包雪浪和郑稚华的姐姐等”。

周联奋是第一期小教训练班中出来的，她是由戚铭渠同志动员上小教训练班的，她说：“这个小教研究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爱国知识分子，并为他们开辟一条参加革命队伍的途径。我在研究会听了关于抗日形势、辩证法和人生观的报告，学习了《大众哲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学了抗战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等等。学习结束后，学员们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在一所小学任教师（后任校长），那是一个党的联络站。第二年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韩增灵回忆说：“学习结束后，组织介绍我到三北地区经济委员会观城征收处工作，主任是叶伍，他要我任会计。”蒉国标回忆说：“我于1943年7月经虞顺澂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已17岁。入党后，我参加了浙东三北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接受了党分配的任务，监视国民党流动施教职团内一个特务嫌疑分子的活动；分配我到伪军据点澥浦去侦察，绘出镇上交通和伪军的工事建筑略图等，我完成了任务，很高兴。”

由此可见，“小教训练班”的举办是十分成功的，它为我党开辟三北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和各类人才，它是载入三北抗日根据地光辉史册的。（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虞金迅、戚铭渠、田井等同志的回忆文章）

长河人与余庵公路

一、阡陌纵横枉自多袁余周低庵难交通

慈溪市长河镇现在是公路四通八达，被誉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然而在旧社会，这里虽然是金丝帽远销欧美，属于国际贸易相对较早的地区，但交通闭塞；虽居长三角中心腹地，实为沪杭甬偏僻乡村。

长河古称长和市，1938年前称云和乡，属余姚县周巷区。1938年因与上庵东合并，上庵东属周塘，长和市属潮塘，故合并后改称周朝镇。新中国成立后以长河为中心成立周朝区，原属浒山区的天元、潭南、新界、潮塘、高王等乡镇和原属周巷区的大云、沧田、周朝、垫桥等乡镇划入周朝区所属，原属天潭（即天元）的方东村划入周朝镇。1954年划县后周朝镇正式定名为长河乡，周朝区更名为长河区。垫桥乡原属周朝镇，新中国成立后析分为乡，1957年又并入长河乡。1992年撤区并乡后大云、沧田等乡镇并入长河镇。这就是目前慈溪市长河镇的范围，东南与天元镇为界，西南与周巷镇接壤，东北与庵东镇毗邻。

1938年前长河无公路，交通甚为不便，地势北高南低，水路全靠快船经低塘堰来回于余姚县城，再改乘汽车或火车才能到达杭州、宁波、上海等大城市。长河其实无较长的河，南有低塘堰，西有化龙堰，东有鸣山堰，北有三十弓江堰，转身都不足25公里。

1935年前，周巷也没有公路，长河、周巷一带的人要出门到余姚、庵东去都全靠步行。杨贤江到郑巷溪山小学读书，郭静唐到余姚县立高等小学读书都全靠步行。周巷、低塘、天元、长河一带的人深感交通不便。咸丰年间长河范贻我的曾祖父范振纲步行到低塘遇雨，欲乘快船在低塘老堰头等候，淋了大雨。此后，他独资在此建了凉亭，传为美谈。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要造公路，发展交通事业。

二、谁人醉心康庄道袁何处葬身筑路公钥

1930年长河范贻我毕业于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曾在学校里学习过《棉麻栽培》、《乡村建设》等课程，醉心于建筑余周低庵公路。1932年他邀请好友童泉如来长河赴宴庆祝其幼子满月，席间谈及建筑余周低庵公路的重要性，童先生表示要大力支持他投入公路建筑事业，鼓励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乡村交通建设，为桑梓谋福利。童先生还热情地为其幼儿起名，寄托他为国效劳的期盼，并赠小孩银元一块，赠老友《新秋烟雨》国画一幅留作纪念。

那一年，童泉如辞去马渚区区长职务，范贻我辞去周巷区区长职务，决心要为家乡办实事。在童泉如的鼓励下，范贻我邀集长河王勋怀、卢杏本、胡树萱、卢维新等人和周巷劳祥和、倪天爵、杨泰基、徐安乔等人集体签名，建议余姚县县长堵福诜发起建筑余周低庵公路。后又挽请教育界前辈张德海对县长施加影响，竭力陈述建筑余周低庵公路的重要性。张德海字蓬仙，浙江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堵县长是其早年执教时之学生。

1932年秋成立余姚县余周低庵路建筑委员会，中国农业银行经理童泉如，《姚江评论》主编郭静唐，余姚城区商界知名人士虞宦街普文明经理姜枝先、滨江路印刷店经理陈一鸥等委员发起工商界积极组织捐献活动，以弥补政府拨款之不足，从而推动了余周低庵路的建筑顺利进行。接着成立余周低庵路工程处，张德海任工程处主任，范贻我为工程处副主任，具体负责施工事宜。聘请总工程师一人、工程师二人，奉化竺永茂为助理工程师。其中丈量、司务、材料、采办、监工、督工人员大部分是长河镇人，如方东后陈家张焕章，小甲路张桂新，戴家路范和林、范正林、范桂先均为工程处办事人员。

余周路由余姚出候青门，起点设在杭甬铁路之北，因取沙石比较近便，完成进度较快。道路因坟墓较少，田畈比较平坦，从余姚至郑巷一段施工比较顺利，道路走向较直。过郑巷后因村庄、山丘错杂，道路来了两个急转弯。到低塘后又急向西北方向直达周巷。

低庵路弯曲更多，原因是当时土地属私人所有，征地划线比较困难，坟墓、村落又常常使道路规划不得不尽量避开。张德海主任是高王人，原主张低庵路借观曹公路东移至历山北上，经天元东界塘和高王无街市直达庵东。后经长河范贻我力争，认为长河是草帽业发达之地，集镇较大，由天元西界塘经长河方东为好。张德海先生通情达理，以方便群众为前提未坚持原方案，因此余庵路从长河通过的方案顺利通过。长河范贻我原想道路稍偏西，尽量靠近当时集市较大的大牌头，但是这一带全是海老虎高锦泰的出租地，未经当时有权势的地主富农同意，征地划线难以称心如意。余庵路只能避开困难尽量向东北倾斜。到达庵东西街后，范贻我又建议公路终点到达八塘，从而便利盐场运输，并有渡江直达上海的构想，终因当时财政限制未能实现。

余周低庵公路第一期1932—1935年完成余姚至周巷一段，全长14.97公里。1933年2月，因工程建筑顺利，县长堵福诜离任前曾亲笔题写“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中堂联一副赠范贻我。1935年余周公路竣工，在周巷举行庆祝典礼，县长端木彰亲临剪彩。1935年正值省道观曹公路建筑，周巷至周东三角站一段被省道利用。第二期1936—1938年完成低塘至庵东一段，省道周东三角站至芦城三角站一段已建好，被县道利用。因此第二期始发于芦城今立交桥处至庵东西街口，计长14.51公里。余周低庵公路全长29.48公里。

第二期工程处设在今长河镇戴家中路工程弄范学德家，县长林泽曾到此视察，拜会张德海先生。

1938年余周低庵路完成后，7月，中共长河支部在塘头路张淑贞同志家成立，工程处范正林、张桂新等人相继入党。国民党周巷区区长邹克敏闻讯，妄图逮捕共产党人，向范贻我探听谁是共产党员。范贻我先是佯装不知，后以国共共同抗日相劝，最后指责他故意刁难而闹翻。不久范贻我以涉嫌通共而遭逮捕，逃脱后赴沪避难，房屋被封。

1940年8月15日，郭静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范贻我为感谢他对建筑余周低庵路的支持和帮助，特地从上海回乡，亲自护送他的夫人共产党员施采韵及其子宗林和两个女儿至陈家岩陈一鸥先生家避难。

张德海先生1939年至1941曾任长河私立草帽业小学校长，有感于筑路征地的困难，临终前写信给范贻我，他在信中说：“你我为余周低庵路奔波几经曲折，深感坟墓妨碍公路规划。现在我临终嘱咐家人，死后坚决不做坟墓，深埋于二公尺以下就是。让祖国大地紧紧地拥抱着我，而我不占用祖国的一寸土地。”张德海先生热爱祖国、高瞻远瞩的高贵品德，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称颂。

三、工竣未几横铁蹄袁痛忍一再毁铜驼

自1938年完成了余周低庵路全部工程后不到三年，镇海、慈溪、余姚相继沦陷，三北的敌伪军依靠公路、电话四通八达的优势，横行于乡里，铁蹄所至备受蹂躏。1943年夏，日寇骚扰长河镇戴家路，抓鸡抓鸭，许多老农民被赶到晒场，日寇拳打脚踢，要他们说出保长到哪里去了。老农民范金谓说不知道，日寇就用水灌他的鼻子，用了“水没金山”的刑罚。原来保长范积生、范秋生都是白皮红心，余上自卫队蔡葵大队长就住在他家隔壁的范雪康家，没人向日寇透露消息，但遭到日寇和汉奸的怀疑。后来日寇把两个伪保长捉到庵东据点严刑拷打，还将他们投入河中百般凌辱，要他们说出三五支队的活动情况，他们坚持不说，后挽人保出。日寇还侮辱和刺伤了农妇二人，杀害了农民范玉林、范锦先。

范贻我眼看日寇暴行，又不甘心自己苦心经营了六七年的公路被日寇占用，便向堂弟范正林表白了要破坏汽车路的愿望。范正林是共产党员，他向当时中共长河支部汇报了范贻我的设想，中共长河支部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向中和区潘林儒同志汇报，决定开展秋季公路大破袭。范正林发动张成铨、张成桂、范其先、施纪怀等24名爱国青年，又请来木匠范梦康，大家带了锄头、铁耙、柴刀、木锯等工具出发。这次余庵公路大破袭，长河共出动青年农民100余人，以范高林为民兵大队长，统一指挥。其中塘头路村出人最多，把公路的桥梁和敌人的电话杆全部锯断。

那天晚上公路上人声鼎沸，敌人以为三五支队大部队来了，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只敢在碉堡里打几下冷枪。爱国农民越来越兴奋，南到郑巷北到沧田都是长河人。沧田人、郑巷人起初也以为三五支队来了，后来见都是老百姓就一起来帮忙，有的还烧了茶水点心来慰劳。

这次大破袭共剪断电话线50余斤，锯断电杆20余根，毁坏公路桥8座，还多处掘断公路，使敌人一个多月电话不响汽车不通，耳聋脚笨，寸步难行，大大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那天晚上范贻我一夜不睡，与堂弟范绳康两人写了许多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余庵公路是中国人的！”“反对敌人扫荡农村欺侮百姓！”叮嘱堂侄范维先、范新林、范纪林等小青年去张贴。标语上落款都冒充“三五支队宣”，他说：“这是借三五支队的抗日威名让敌人胆战心寒，避免敌人怪罪农民，再来骚扰农村。”他们这样做，事先经过了中共长河街道书记张成昌同意。事实上，三五支队确在隐蔽地保护。中和区自卫队、余上游击大队在五支队张席珍同志统一指挥下，密切注意庵东、长河、周巷敌伪据点的动态，以便及时保护长河人自发的爱国正义行动。不久，农民中出了民谣：“三纵大队部，开到汽车路，锯断电杆柱，掘断汽车路。反清乡，反扫荡，三五支队志气高，日本鬼子魂胆消，再也不敢来骚扰。”

1944年8月17日至27日，三北民兵数千人，在上级号召保卫秋收，配合反清乡斗争中，又掀起了一次公路大破袭，东起观海卫，西至临山，南至郑巷，北至庵东，声势更加浩大，长河民兵又积极投入其中。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范正林带头冲入敌伪长河据点，焚烧和拆毁敌人的碉堡。三五支队北撤前，范正林被选为民主政权的长河乡乡长。

四、三度奔波留坑洼袁欣逢盛世换新容

范贻我抗战胜利后曾任余姚县道管理处主任，长河人张焕章任工程员，范和林任炊事员。内战起，范贻我辞职，县道管理处解散。范贻我自办新建营造厂，奉化竺永茂为工程师，以承包公路桥梁为主，办公地点在天元西界塘卢姓大楼。长河戴家路朝东屋道地堆满了许多建筑桥梁的木材，长河群众虽有晾晒不便但都积极支持。1946年7月，姚江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余周低庵公路全线修复通车。至1949年，姚江汽车运输公司有客车17辆，日发28班次。但公路破破烂烂、坑坑洼洼，木炭汽车，没有座位，行李放在车顶上，旅客挤在破车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公路建设日渐发展。1951年5月，浙江省交通管理局接管了私营姚江汽车运输公司的公路养路业务后，即行抢修并加固公路桥梁。1953年3月，姚江公司运营业务由省交通公司接管，成为国营运输业务。此后交通部门对公路路面作多次拓宽改造。改革开放后，公路建设蓬勃发展，以至村村有公路，四通八达，余庵公路更是成为姚慈两县交通主线。至20世纪末，余周低庵公路达到四车道16米开阔，两边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各8米，全部水泥硬化，外加花圃绿化两边各2米，共计36米开阔。芦城至庵东改称芦庵公路可直达杭州湾大桥，芦城立交桥跨过329国道，可直达余姚市四明山避暑胜地和参观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古迹，余周低庵公路目前成为余慈两县旅游热线，长三角科学发展和商贸物流的捷径。对此，作为长河人不由无比自豪，长河人在20世纪余周低庵路的建筑和保卫中作了不懈的奋斗和努力！

天元大劫案

1941年春夏之交，余姚县城沦陷，国民党余姚县政府携带大量物资撤退至四明山梁弄一带，过着流亡政府苟延残喘的生活，对东起桥头西至临山（除临山、泗门等地，今均属慈溪）的姚北地区鞭长莫及，已基本上失去控制能力，汪伪的维持会也未建立，更主要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也尚未南渡在杭州湾南岸打响“浙东抗战第一枪”，姚北地区已成为真空地带。国民党残部、汪伪军、杂牌部队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青红帮分子“十结拜兄弟”、股匪以及头戴大帽、穿着拷皮衫裤、系着绸腰带的“小枪帮”横行姚北地区，到处敲诈勒索，抢劫绑架，寻衅滋事，鱼肉乡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姚北地区的社会治安情况陷于空前恶劣的局面，特别是庵东的几股“小枪帮”股匪，如陈阿二、冯钿宝、吴阿、等几股匪帮势力最大。此外，还有陆世钧、陆世贵等“二塘头帮”。这些带着极厚黑社会性质的“小枪帮”股匪，其头头被称为“先生”。加入匪帮，必须先拜“先生”，自称“学生仔”，按“先进山门为大”的规矩，论资排辈。这些股匪的成员多为地痞流氓或贫苦农民，入股有着不同的主观动机，有的是为了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有的是为了躲避被“拉夫”、抽壮丁等，逃避国民党散兵游勇、汪伪汉奸特务的欺凌压迫，寻求“保护”，情况比较复杂。

姚北天元市（现慈溪天元镇）是一座人烟较为稠密、市面繁荣的姚北名镇，街道以潭河桥为界，桥东至东界塘称为东街，桥西至公路西界塘称为西街。两条街上有当铺、木行、南货店、酱园、药店、糖坊、花庄、榨油厂、轧米厂、棉布百货店等数十家，还有规模大小不一的手工业作坊和“夫妻老婆店”。我的父亲朱承华就在东街开着一家有10余名店员的棉布百货店，是镇上有名的殷实商户。

1941年4月，余姚县城沦陷后，天元镇与县城的交通中断，商务联系也随之断绝。我父亲开设的隆泰慎棉布百货店的进货渠道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农村晚上赖以照明的煤油紧缺。于是庵东的股匪冯钿宝想要把他从“后海”（杭州湾）抢劫来的（也可能是武装走私来的）大批煤油卖给我父亲，名为“卖”，实则是敲诈勒索。我父亲秉性忠厚老实，安分守己，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无奈之下，只好请来地方上有实力的善于同这些“小枪帮”打交道者，居间调停、斡旋，一再讨价还价，力求钱花得少一点消除灾祸“求太平”。于是，冯钿宝带着他的好几个“学生仔”，背着步枪，挎着匣子枪，别着手榴弹，大模大样地入住我家（前面几进是商店的营业场所，后面几进是我们一家6口外加仆妇的住宅）。我父亲邀请来的地方实力人士、其他商铺的老板、士绅约数十人，天天设宴好几桌，晚上则是麻将、牌九、掷骰子，与这些股匪周旋，一连好几天，闹得乌烟瘴气，直把我父亲搞得心力交瘁，一心盼着早点送走这伙“瘟神”。

冯钿宝来我家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冯匪和其他客人，如马家的马祖烈，恒泰花行的胡人寿，地方士绅胡逢甫、胡纫甫，聚泰南货店的胡瑞昌等，“雀战”正酣，突然，街上响起了杂乱急促的脚步声，还夹杂着枪声。接着，我们商店的大门被砸开，冲进来几个手握快机木壳、凶神恶煞般的庵东大牌头（今长河沧田、大云）陈阿二匪帮，他们厉声吆喝着“不许动”，把营业厅橱窗里的大至整匹棉布、绸缎、呢绒，小至一打一打的毛巾、袜子、牙刷牙膏，除了玻璃煤油灯罩、火柴、宝塔糖、针线、锡箔、锣鼓唢呐等乐器以及明矾、石膏、铁锅、草席、大筒小听的美孚、德士古煤油，几乎整个营业厅里的商品全部装入带来的麻袋中，把我祖父开创、父亲经营多年的百年老店洗劫一空。这时，有几个股匪窜入后面几进的住宅，正遇见抱着弟弟的母亲，股匪喝道：“站住，快把金戒指、银元拿出来！”当时我母亲还算机警，忙回答：“我是人客，抱着孩子来天元市看毛病的。”股匪一看面黄肌瘦的我与吓得发抖的弟弟，相信了我母亲的话，又窜回到营业大厅去洗劫搜刮了。

在洗劫营业厅的同时，另一股陈阿二匪徒绕到南面我家的后门，拔枪向灯火通明的我家楼房及阳台上射击。楼上的冯钿宝这时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地抽大烟，他的勤务兵名叫阿昭的，立刻拔出快机木壳，站在楼上的阳台上，向下面开枪还击，并大声吆喝：“先生在这里！先生在这里！”这时，下面的劫匪才知道陈阿二的“哥们儿”同属庵东“小枪帮”的冯钿宝在这里，就又回到前门营业大厅，鼓噪着把一包包、一袋袋抢来的商品装上停泊在潭河桥河埠头旁的大乌篷船，满载而归，从水路回到庵东去了。

在股匪开枪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父亲，一向胆小如鼠的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从楼上卧室窗口纵身一跃，跳到邻居邢德兴家，砸破了一只七石缸，受了重伤，造成严重骨折，第二天就乘“脚划船”去周巷劳祥和伤科医师处诊治。

洗劫我父亲棉布百货商店的陈阿二匪部，兵分数路，从东街抢到西街，枪声、脚步声、狗叫声，沸反盈天，整条街道所有商店、工厂、作坊，无一幸免。金银珠宝、银元法币，值钱的、搬得动的，什么都要。不过几天，东街的聚泰南货店的业主胡瑞昌又遭另一帮股匪“请财神”（绑架），被拘禁两个多月，后在其外甥“驼背阿月”多次奔波谈判、苦苦哀求下，支付了约合10两黄金的赎金，才得以免除“撕票”之灾，保释回家，后举家迁往县城避难。

我父亲在周巷就医养伤期间，为避免我兄弟俩遭绑架，特地让伯父带我俩去临山镇伯父家避难。1941年底，父亲伤愈，把店里商品变卖殆尽，又将多处房产托人代管，举家迁往社会治安情况相对较好的余姚县城赁屋居住。

新中国成立之初，逃往海岛的冯钿宝被追捕归案后镇压，陈阿二也被捕获归案，在镇反运动中枪决。

20世纪50年代初，余姚县公安局曾派员来我家向我母亲调查当年“天元大劫案”的详细情况，以便对当年参与此案的冯、陈等在押罪犯依法作出处理。

日寇焚烧伏龙寺时间考证

伏龙寺坐落在伏龙山巅盆地中，始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年）。伏龙山气势磅礴，古寺前莲花池神奇莫测，香客连年不绝；王安石、苏轼、黄震、戚继光、弘一等历代名人也曾登山访寺，吟诗著文，山寺更是名扬遐迩。至20世纪40年代初，已建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方丈殿及执事房、寮房、斋堂等梵宇60余间，气势着实不凡。

抗战爆发后，日军南下侵占浙东，1941年4月19日从镇海登陆，宁波及三北一带相继沦陷。日寇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伏龙寺也被付于一炬，7名僧人惨死火海，千载古刹顿时夷为平地，当地百姓痛之，叹之，恨之。

日寇纵火烧毁伏龙寺的具体时间，一直存在着疑问，在志书及其他书刊中出现了以下两个不同的日期：

一为1944年6月24日。1992年版《慈溪县志》“抗日战争”这一章中记述：“1944年6月24日，日军200余人包围龙山伏龙寺，纵火焚毁殿宇，并将寺内和尚7人赶入火中活活烧死。”1995年版《宁波市志》“日本侵略军、汪伪军及部分罪行”一节中记载：“1944年6月，日军200余人纵火烧毁余姚龙山伏龙寺，7僧人被赶入火海，1人被刺死。”笔者认为，《宁波市志》编写者可能把县名搞错了，龙山伏龙寺应在慈溪市（当时属镇海县）。此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级文史、党史刊物中发表的许多文章，也把日寇纵火毁寺定为这个日期。

二为1941年5月26日。近年来发表在我市文史刊物中的有些文章，写为这个日期。

日寇纵火焚毁伏龙寺至今已有六七十年了。上世纪80年代，我查找过有关资料，找不到能证明日寇烧寺日期的第一手资料，也曾走访过4名目击者，而他们回忆时只能讲出一个大概的日期，说不清具体在哪一天。那么，日寇焚毁伏龙寺究竟在哪一天呢？我的分析和推论是：第一，日冦侵占三北达五年之久，烧杀恶行年年皆有，但焚烧伏龙寺不可能发生在1944年。

凤湖中学教师虞金迅先生整理的《凤湖中学大事记》中记载：“1942年9月26日，凤湖中学师生上伏龙山凭吊被日寇烧毁的伏龙寺遗址。”由此可见，伏龙寺早在1942年9月以前已被日寇烧毁了。

此外，在许多抗战人士回忆录、目击者采访录中，都能证明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1944年。第二，日寇纵火烧毁伏龙寺应该在三北沦陷后不久，即1941年5、6月间。

2005年秋，我在编写《龙山风情》一书时，再次采访了龙山镇邱王村老农黄通云（1921年出生），问及日寇火烧伏龙寺之事，他说：“那年，我21岁（当地人都以虚岁计年），有一天早晨，正在老海田棉花地削草，亲眼看到两三百个东洋兵从金家岙洞门岭向邱王大街开来。大概过了一个多时辰，先看到伏龙山‘下公司’（即虞洽卿轮埠公司）着火，后来又见伏龙山上浓烟滚滚……回家后，听说伏龙寺被日本兵烧毁了。第二天，我约了同村好友邱士松（1925年出生）一起爬上伏龙山，见伏龙寺全被烧毁了……”我问他，为什么能记住在21岁那年。他说：“因为日本人火烧伏龙寺的前几天刚好父亲做寿坟，现在墓碑上还刻着‘民国卅年夏’这几个字，因此肯定不会记错。”民国三十年，即为1941年。接着，我又问他日寇火烧伏龙寺的具体时间，他记不清楚，只说大概在5、6月份。

戚铭渠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共思敬小学支部活动》中记述：“沦陷后，镇海县工委把贾裕德同志调到江南，思敬支部由我负责。……第二天上午，果然有300多名鬼子兵经蟹浦、邱王来‘扫荡’，一到龙山东门外，把大部队停在大路上，派一个班直冲远离大路的思敬小学，大肆搜查，什么也没有搜到。……后来鬼子兵到伏龙山上火烧伏龙寺，杀死了和尚……”戚铭渠同志，1938年10月加入共产党，1939年2月任龙山镇东门外思敬小学校长。他按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宣传和组建抗日武装，1941年6月，打入国民党龙山区署任指导员，开展秘密工作，后任龙山自卫队队长、中共慈镇县工委委员、镇海县县长等职，1945年10月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北撤至苏北。戚铭渠同志在回忆录中只写了日寇纵火烧毁伏龙寺是在三北沦陷后不久，未写清具体时间；从他的履历来推算，应该在那年5、6月间。

第三，日寇在民国三十年国历五月二十六日纵火烧毁伏龙寺，这个时间是准确的。

2006年7月，唐武声老师赐予我古香山人、陈继聪两人吟写的《凤湖竹枝词》80首抄稿。词稿后附有方钟毓、虞金迅、虞天石三人写的《仿竹枝词——哀伏龙寺四章》。诗前有一题记：“民国三十年，胡虏侵我乡，众皆避难凤湖，屏山掩饰。国历五月廿六日，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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