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席勒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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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分裂：1618～1648三十年战争史试读：
前言
在中国，提起德国文学家席勒，可谓是耳熟能详，他的《阴谋与爱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席勒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本书即是席勒对欧洲三十年战争史的系统阐述，借此机会我们对席勒在历史上的活动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弗里德里希·席勒生活在18世纪后期的德国。他不但是一位学者，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他与歌德在文坛上并驾齐驱，两人都是德意志古典文学高峰的代表作家，在合作的十年中，他们把德国文学推向辉煌，推向世界。因此，德国民众把席勒当作民族统一和自由的代表进行纪念。
18世纪后期，德国还被称为德意志兰。在1618年到1648年这段时间，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几乎摧毁了德意志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已经走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后一百年的时间里，这种状况非但没有一丝好转，反而更加恶化。革命导师恩格斯分析到：德意志兰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正走向覆灭，正常的教育、社会舆论、经济贸易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不论是底层的贫苦劳动者，还是上流社会的贵族成员，没有人满足于现状。拜金主义笼罩着德意志整个民族，人民毫无希望，没有一丝力量去清除将要灭亡的腐朽制度。这个时代，只有文学熠熠生辉，只有在文学中才可以看到未来。在毫无希望的政治和社会中，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每一个伟人的作品都反映了他们想要冲出时代枷锁的愿望和决心。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在德国南部符腾堡公国的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没有什么权力的部队小军官，母亲则是一个小面包店老板的女儿。由于母亲信奉新教，所以在席勒幼年，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一位新教牧师那里去学习。这位启蒙者在语言、歌剧、表演、传教等方面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正当席勒打算对这些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卡尔·欧根公爵强制征兵，席勒因此到了卡尔军官学校学法律，在费尽种种周折后，他才改为学医。卡尔·欧根公爵是个残暴的统治者，他的学校被人称为“奴隶制造场”，他把学生像物品一样倒卖给英法殖民国。在学校，这种地狱般的折磨激发了席勒的反抗精神。带着这种逆反心理，24岁的歌德投入到1770年至1785年间轰轰烈烈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并且成为了领导者。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是热血青年发动的对鄙陋文学的抗议，比启蒙运动更为激进，他们渴望自由，希望反抗现实社会，这种向往自由的精神激发了席勒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在卡尔军官学校，狂飙突进运动是严禁学生参加的，但即使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热血青年。卢梭、莎士比亚、歌德等一大批作家的文章悄悄地流入学校，学校一位年轻的心理学教授阿贝尔不但给席勒介绍这方面的作品，还传授了不少文学知识。在军校待了八年取得医师资格成为助理军医后，他开始准备反抗。歌德和席勒仅相差十岁，但两人的脾气秉性截然不同。作为狂飙运动的领航人，歌德感情丰富、富于激情；席勒则冷静内敛、心思缜密，有自己的理想并愿意为之奋斗，他把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贯穿于名作《欢乐颂》之中。1776年，他开始发表抒情诗，1777年至1782年，他完成了剧本《强盗》，并于1783年创作《热内亚菲埃斯科的谋叛》，次年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阴谋与爱情》，并且还发表了一部革命性的诗集：《1782年诗选》。接着，他在1787年发表了韵文剧《唐·卡洛斯》。这几年的辛勤劳作让青年席勒声名大噪，席勒和歌德一样成为了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导者。1782年，普法尔茨选侯领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了席勒的作品《强盗》。观看完这部剧的人们几乎疯狂，剧中向腐朽社会进行斗争的爱国青年震撼了人心，说出了人们迫切呼唤自由的心声。该剧的上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公爵害怕起来，让人囚禁了席勒，并禁止他写作。在这个地方，席勒没办法再待下去，于是他逃到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强盗》让狂飙运动达到顶峰，而两年后上演的《阴谋与爱情》引起的反响则更为巨大，《唐·卡洛斯》的上演再度表现了广大市民急切盼望社会改革、推翻小邦专制统治的愿望。他的这些作品充满了叛逆精神，给了人们坚决推翻旧制度的信心，因此在1792年，他被法兰西共和国选为法国荣誉公民。
1780年以后，德意志的经济逐渐复苏，许多邦国的君主开始进行改革，由此德国青年狂飙突进运动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除了以歌德和席勒为主的少数人还在坚持激进文学之外，大部分人都向“温和”或浪漫主义转变。1775年，魏玛大公邀请歌德担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于是他想在这里寻求社会变革的出路。最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把他的文学创作转向德意志的古典文学。1785年春，席勒应友人之邀，来到莱比锡居住，当他和友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知识贫乏，需要充电。于是他也来到魏玛，在这里见到歌德、维兰德、赫尔德尔等文豪。在这里，他全神贯注地研究历史哲学和康德等人的美学著作，期望从中能够找到解决德意志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一时期，席勒进行了广泛阅读并且翻译剧作，完成了《尼德兰独立史》等作品。1789年，歌德推荐席勒担任耶拿大学的历史教授，大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席勒的研究。从1790年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席勒一直在研究德国三十年的战争史，他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灵感，去完成能够让读者得到力量的著作。从1787年至1795年间，席勒一直在研究历史和历史哲学，撰写了《尼德兰独立史》《通史概要》《三十年战争史》《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等历史和美学著作，很明确地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哲学、美学艺术、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修养。从人的灵魂角度去钻研历史让他收获颇丰，这是他“学者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1794年夏天，席勒邀请歌德参加文艺刊物《季节女神》，歌德欣然接受，自此两人结为至交。歌德从席勒那里接受了新力量，容光焕发。两个人有了默契和互补，探索出文艺创作的两种不同方法。席勒在论文中曾经表达过：歌德属于现实主义自然诗人，而他属于理想主义伤感诗人。席勒的双重性格和歌德一样都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方面反映德国的腐朽现实，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祖国的统一和自由问题。相似的性格特征促使他们产生共鸣，也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协力创作奠定了德意志古典文学的基础。
从1794年到1805年，席勒和歌德深交的十年，也是他们各自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二人在《文艺年鉴》上发表了许多精美的诗歌，他们互通往来的信件多是对文学创作的讨论，席勒也写了很多的哲理诗和叙事谣曲。1797年，席勒创作了大量为群众所喜欢的叙事谣曲，如《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伊毕库斯的鹤》《人质》《斗龙记》等，因此这一年被称为“叙事谣曲年”。二人的鼎力合作，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期。
这个时期，席勒的戏剧创作是他最大的文艺成就。以三十年战争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瓦伦斯坦》的创作耗时七年，直到1799年才完成，这部戏剧控诉了邦国专制制度、控诉诸侯的残暴，表达德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声。这一部戏剧的成功演出，促使席勒做出一生的决定——把终生献给舞台。此后，席勒翻译并改写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剧本，比如：1801年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和《奥尔良的姑娘》、名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的《墨西拿的新娘》《威廉·退尔》等。这些剧本唤起了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意识，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奏曲。其中，《威廉·退尔》在中国、德国的魏玛和莱比锡都有演出过，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因为这些不菲的成就，席勒甚至被封为贵族，但是他的生活依然贫困。他晚年还得了肺病，1804年创作的新剧本因为肺病只完成了两幕。1805年5月9日，这位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战斗家病逝于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文学创作对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人民后来把他的遗体迁葬在魏玛陵园。
席勒的一生以研究历史为主，他所做的研究是想以史为鉴，把历史、现实、未来联系起来，通过理性思维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从对席勒的研究来看，他的历史观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不仅具有外在的形态，还有内在的人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能够以人为本，社会将会变成和谐的整体。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超越于那些外在人本主义的，他希望以道德治理国家，实现和谐社会。我们由此称他的理念为新人文主义，这种理念超出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他的历史作品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有在宏观层面即通过通史或者世界史进行研究的，也有研究古希腊及罗马体制改革的，但成就最为显著的，则是通过德意志宗教改革和民族独立来研究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堪称席勒的代表作。
席勒是个爱国主义者，从本书来看，他所讲的“德意志”，从政治意义上讲并不是“德国意志王国”，也不是“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德意志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怀着浓浓的爱国情，他迫切希望德意志能够实现民族的统一，屹立于欧洲大陆。但现实往往十分残酷，眼前的德意志，由于政治上的分裂，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内部战争连绵不断、外国势力猖狂横行、前进道路举步维艰。他所期待的德意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苦恼，也使他更加赞成促进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行为。三十年的战争，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而平民百姓却毫无疑问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无可选择地忍受着战争的残酷，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本书中，席勒还试图探讨德意志为什么会“招致外国军队进入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
对于皇权和统治势力的专横，席勒毫不吝惜自己的批判，而对于国外势力对德意志内政的横加干涉，他更是深恶痛绝。他十分同情广大平民的遭遇，支持他们反抗皇权、反抗外国势力，用武装起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席勒是一位比较激进的新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意志的前途和出路，席勒相信人民才是影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和呼声终将熄灭战争的烈火和硝烟。但受历史的局限，他的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初步的浅显的地步，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甚至幻想统治者能够放下争执，远离战争，做人民“正义的朋友”。
在本书中，席勒对斐迪南二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瓦伦斯坦倾注了较重的笔墨。在他看来，这三位大人物虽然在当时叱咤风云，但都不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在席勒看来，皇帝斐迪南二世虽然有做一名明君的天赋，但他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囿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决定施政的行为，并没有为德意志整个民族谋得什么福祉，逐渐“从一名正义的朋友变成一名人类的压迫者，和平的敌人和民族的祸根”。因此，当他59岁离世时，这对德意志而言确实是一件幸事。对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席勒前后的态度有一些变化。阿道夫率大军侵入德意志兰土地时，是打着拯救德意志新教事业的旗号的。此举一出，立刻博得了德意志新教等级、城市市民和广大居民的好感，再加上他治军有方、身先士卒，重创了皇帝的阵营，用辉煌的战绩为德意志带来了安宁，席勒对他的好感就更加明显了，称之为“英才”“雄鹰”，甚至一度将他尊称为德意志兰的保护神。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与瓦伦斯坦的“皇家大军”激战时阵亡。当大家惋惜痛惜阿道夫的阵亡时，席勒保持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清醒和冷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阿道夫并不是一名德意志人，作为瑞典的国王，他侵入德意志的真正目的不外乎是防止德意志的崛起，觊觎德意志的宝贵资源，希望用武力实现对德意志的控制。因此，阿道夫的阵亡对瑞典而言是不幸的，但对德意志而言，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席勒对瓦伦斯坦的态度，则更加复杂。瓦伦斯坦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波希米亚贵族而已。瓦伦斯坦善于政治投机与冒险，他利用德意志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队伍。为了达到他自立为王的目的，他不择手段，不惜将外国军队引入德意志。他投靠在皇帝的阵营，通过多次的战争，为皇帝阵营挽回了颓势，战胜了北方入侵的丹麦军队，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努力赶走外国军队、追求国内和平的举动，虽然符合德意志人民的愿望，但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夺权篡位。这样心机重重具有狼子野心的人物，明显不符合席勒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定位。所以，在席勒的名剧《瓦伦斯坦》中，并没有把他塑造为一名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
这部作品原书分为五大部分，各部分没有标题，也没有详细划分内部章节，但从整体来看，文笔简洁，见解深刻，是一部领先时代的优秀著作，即使在今天看来，该书也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为了方便读者，我们根据各部分的内容对原著进行了章节划分，并拟定了各部分的标题，希望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第一章：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宗教改革带来的变化
从德意志宗教战争爆发到签订明斯特和约这段时间，欧洲政治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以宗教改革为线索，各个国家无一幸免地都受到了影响。
在欧洲三十年战争史中，首先挑起争端的是西班牙王室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新教进行压迫，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战火一路从西班牙燃烧到法国，并在德意志境内越燃越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最为深重的苦难，德意志沦为当时欧洲最受蹂躏的战场。
西班牙的暴戾压迫让尼德兰人忍无可忍，该民族终于鼓起反抗压迫的勇气。德意志的首领腓力二世首先带领整个民族反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残暴，由此产生的宗教改革不但引发了教会的分裂，也改变了以往的政治格局。欧洲北部的丹麦、瑞典被划归到欧洲国家体系中。为了抵制政治压迫，一些国家结成了联盟，并直接引起了三十年的毁灭性战争。当时，战火遍布欧洲各国，生产停顿，秩序溃乱，人口骤减，满目萧条。德意志的野蛮习俗借机卷土重来，刚刚建立的社会道德新风尚瞬间消失，但欧洲人的精神没有被战争毁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保住了战争的胜利果实。
宗教是造成欧洲战争的直接原因，但后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却夹杂着越来越多的个人私利：查理五世知道德意志诸等级渴望自由，基兹家族想拥有统治权。在这个时期，罗马教廷增加税收的措施彻底失去了民心。这些原因给一些君主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借宗教改革之名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开始招募军队，希望能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们被鼓动起来。他们迫切地盼望新教能取代落后的旧教会，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诸侯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士兵们愿意参战，对诸侯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士兵们的意愿和诸侯们的愿望不谋而合，诸侯正好利用这一点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宗教改革的这个时期，奥地利王室的崛起威胁了欧洲的各个国家，奥地利王室对旧教极力推崇，这和各诸侯国的利益是相抵制的。另外，奥地利准备建立军队来壮大国家的威望，这也是各诸侯国不愿见到的事情。
人们或许都会有疑虑，奥地利的统治者为何没有像其他诸侯国那样，为了争夺教会的财产而进行宗教改革。因为奥地利要依靠西班牙和意大利，而这两个国家对罗马教廷言听计从，因此奥地利认为罗马教会的力量能打败新教诸侯。如果进行宗教改革，奥地利国王也许会失去整个国家。西班牙为了不让从属于意大利的各邦国联合起来反抗，便加大了对旧教的维护力度。因此，奥地利更不想背叛教皇。
以上是一些一般性的原因，实际上，西班牙不愿进行宗教改革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原因。查理五世的劲敌是法国国王，当查理五世在意大利时，意大利国王正想和法国亲近，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怀疑并带来一系列的争端。由于当时欧洲很多支离破碎的邦国被异教侵入，形势非常混乱，而新教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力，查理五世只有极力维护旧教才能保全国家的完整。自然而然的，查理五世就成为了天主教信徒和罗马教皇的合作者。抱着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仍然希望新旧宗教两派能够和解，因此，他们要坚决维护天主教。
即使没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持，奥地利王室也会利用其他办法来束缚德意志。为了不让新教的头目摘取奥地利皇帝和罗马教皇的王冠，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当罗马教廷的势力压过皇帝的势力时，斐迪南一世也就屈从于罗马教廷。此外，德意志一奥地利的亲王们的势力目前还离不开西班牙的支持，但是由于他们对新教的庇护让西班牙很恼火，西班牙因此放弃了对德意志的支持。为了保卫皇权不落入新教徒之手，他们致力于清除信仰新教的异端分子来维护德意志的安定。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新教徒，这和他们自身的原因也分不开，新教徒曾经在帝国面临危险时袖手旁观并表现出敌对态度，种种原因让皇帝和天主教紧密联系起来。天主教和奥地利王室的命运互相依存，全欧洲的新教徒把奥地利亲王们当作教皇统治的坚强后盾，因此他们把愤怒一起发泄到奥地利身上，并且把单纯的宗教敌对态度慢慢转移到其他方面。
奥地利王室的计划
奥地利王室因为有西班牙、意大利和罗马教廷撑腰，所以才能毫无顾忌地实施计划，三者间的联盟对德意志诸等级进行宗教改革构成了极大威胁。德意志诸等级害怕不能以宗教改革来实现政治自由，决定奋起自卫，但他们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及奥地利联盟，于是他们号召全体臣民团结起来抗争，并且向邻国寻求帮助，希望通过缔结联盟来和奥地利的联盟相抗衡。
出乎君主们的意料，臣民们并不想为了政治斗争陷入战争的漩涡，幸而当时邦国诸等级仇恨奥地利所护佑的旧教，并且奥地利打算根除新教，这一决定终于激起了新教徒们的愤怒，利用这个时机，诸侯们再次促使臣民采取行动。对宗教的崇拜导致群情激奋，所有市民都愿意为正义的宗教拿起武器。如果是为国家和诸侯，市民们连一个硬币都不愿付出，但只要是为宗教，他们却甘愿为诸侯们献出生命和财富。大家的情绪被眼前的宗教危机调动起来，臣民们没有往日的半点懈怠之情，斗志昂扬地期待与西班牙等旧教势力决一死战。正是奥尔良亲王、海军将领科利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们利用了市民们的恐惧，才让他们能够召集起队伍来抵制奥地利。
在历史上，人们为了对付一种强权，必须联合起来并付出巨大努力，否则诸侯不管自己有多强大，也终究会被击垮。由于宪法、法律、语言、风俗和民族特性的不同，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隔阂，这种隔阂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漠，有时还会发生对峙，只有发生重大事件对双方都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们才肯相互提供帮助。宗教改革这一历史事件，把欧洲各个国家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信仰宗教的市民来说，这比民族利益、祖国完整更让人紧张。宗教改革关乎每一个人的信仰，因此，这种利益把边远地区的国家都维系在一起。法国的喀尔文派教徒、日内瓦人、英国人、德意志人或荷兰人在信仰上都倾向于宗教改革。喀尔文派教徒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市民，把所有精力都放到自己国家身上，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开始用外国新教信徒的命运来预言自己的命运。这样，君主才会在邦等级大会上对国外事件咨询他们的意见，君主才会从喀尔文派教徒这里获得帮助。法国现在愿意对信仰的同宗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即使是邻邦他们也会置之不理的。就这样，法国的普法尔茨人为了别人与自己相同的信仰而远赴他乡，此后法国臣民为了祖国、为了荷兰准备战斗。瑞士人、德意志人、丹麦人、瑞典人为了宗教自由，也进入到备战状态。
如果奥地利王室当初支持宗教改革，支持德意志帝国的自由，我们很难想象获得宗教自由的德意志帝国会是什么情景。令人遗憾的是，奥地利王室坚决阻止德意志进行宗教改革，他们希望通过消灭新教实现奥地利的统一，于是这两派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种情况下，势力微弱的诸侯、处于劣势的国家才想尽办法联合各等级，齐心协力地对抗奥地利这个共同的敌人。
自查理五世在缪尔贝格打败德意志人之后，奥地利再也没有强大过，当建立起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后，德意志的自由便逐渐消失了。然而，萨克森的莫里茨又把这种自由之火重新点燃了起来，经过种种斗争，双方在帕骚会议和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签订了一个对奥地利来说并不满意的合约，这一合约让一切迫害新教的机构丧失了功能。
德意志的分裂
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之后，德意志就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宗教和政治派别。只有经过双方商定之后的分裂才能被认定为合理，签订合约之后，人们只是表面上承认新教是合法的，暂时可以像朋友那样享有一些权力。在邦国中，帝国等级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指定宗教信仰，并可以限制异教的传播，臣民只要受到宗教破坏才可以去留自便。路德教虽然还寄人篱下，但是因为获得了和天主教平等的地位而狂欢不已，他们现在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受到热情款待。在帝国会议上，罗马国王斐迪南承诺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邦国中，新教徒才能获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承诺也受到天主教的抗议，带着这个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斐迪南促成了合约的缔结。
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可用子与父的财产之间的继承关系来打比方。两个宗教派别可以看作是两兄弟，假若两兄弟只是单纯的感情破裂，那么人们对此也就无所谓了，大不了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他们之间还涉及财富、尊严和权利，以前父亲所有的财产在不分家的前提下仅留给长兄来掌管，现在他的兄弟要把共有财产分出去一部分，如此一来长兄所掌控的财产就少了许多。两个派别之争也是这个道理，天主教自古以来就积累了丰厚的财富，现在想搞分裂的新教向天主教要求权利、要求自由，并且要求分一杯羹。教会一直以来并没有出现过两派之争，两大教派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有权利占有教会的捐赠物，可想而知这一裁决是很艰难的。把一份固定承袭下来的东西变成可以改变的，恐怕谁也不能接受，恐怕教会的财产都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别人。
倘若正当合法的手段不能对教会争议进行裁决，那只能靠实力来取胜。宣布合法的新教现在竭尽全力想得到教会财产，但是天主教却在竭力维护不能失去。缔结合约时，双方约定让新教徒使用已世俗化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这一约定让教皇们非常恼火，他们提出抗议，让邦国君主保证教会的财产以后不准世俗化。教皇们还在合约里规定不管是选侯、主教还是修道院院长，只要叛变天主教，那么就要剥夺其世袭领地和尊严，并且要重选继承人。由此看来，光环围绕的诸侯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宗教的种种限制。这一教规支撑着天主教屹立不倒。假如这一教规没有被邦国君主们接受，那么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恐怕就是新教了。新教诸等级竭力反对这一蛮横条件，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天主教取得了胜利，这一教规也被作为保留条件写进了合约中。或许你会疑惑，斐迪南对新教徒的承诺是否能大过天主教对皇帝的约束。这也是新教和旧教的争议，这一争议也成为日后战争的导火线。
对法律和尊严的要求与对宗教自由、教会财产的要求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只有一种宗教伴随着帝国的形成，帝国的信仰也只有天主教，现在信仰分成了两派，那么帝国的信仰能否也分成两派。迄今为止，所有皇帝都依附于罗马教会，因此，在德意志还没有敢与罗马教会竞争的宗教。罗马教会和德意志皇帝的这种关系让新教徒忐忑不安，在德意志，有部分市民是信仰新教的，如果一直让天主教皇帝把持朝政，那么新教徒将永无出头之日，他们的利益也就无法达到了。在帝国法律方面，德意志诸等级可以自行设立法院和聘任法官，实施审判权。在当初只有一种宗教信仰的时候，法院审判能够公正公平的进行，可是现在如果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利用法律对新教徒实行宗教迫害，那么公平将无从谈起，法院也就失去了创办的原本目的。为了能在法院有一席之地，新教徒费了很大的工夫，总算在法院获得了少数的票数，但仍旧没有新教的首领被加冕。
宗教和约的签订
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后，德意志就分成了两大教会，但从和约内容上看，天主教会战胜了新教的路德教会。两个应该受到同等待遇的宗教之间一直存在罅隙。皇帝对待新教的态度，似乎是面对一个无法征服的叛逆者，只得有条件地进行妥协。因此，天主教会认为，背叛原有的宗教而改信新教就是犯罪，为此天主教利用在法院的优势，开始对新教徒提请诉讼。在以后的日子里，天主教会抱着夺回送出去的东西的心态，开始与新教周旋，哪怕是通过武力也要迫使新教放弃权益。如果不这样做，新教就会和他们平起平坐或者取而代之，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结果。在既定和约中，还有一项声明：合约中有关规定的发生效力至下届泛教会代表大会，如果下届泛教会不能促成两教的统一，那么和约继续生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大宗教再无复合的希望，对两个宗教的统一，天主教也不曾认真对待过。因此，他们通过条件限制和约取得了对新教的绝对胜利。
和约的签订只是暂缓了矛盾的升级，但终究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这个和约并不受正义、法律的保护。天主教不可能给予新教宗教自由的权利，而福音新教也不能容忍和约中不公平的种种条款，假如换作他们掌权，也同样会对天主教实行宗教压迫，喀尔文教徒同样不能对合约持宽容态度。在人们都未考虑清楚的状态下签署宗教和约，想必都没有预料到结果会产生争执。这两大宗教派别在和约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是靠武力得来的，以后他们想要维持既得利益，还必须继续使用武力，否则和约便徒有虚名，没有实际意义。所以，现在德意志的两派都是剑拔弩张，哪一方都不敢先放下武器，不然将会被对方灭掉。
和约签订以后，帝国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两派都暂时放下了武器，表面上看起来两教之间是和平共处的，在本质上他们却不可能和解。在合约中，双方的权限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天主教认为新教夺去了属于他们的东西，而福音新教则认为和约给予他们的东西太少。虽然两教为此争吵，但彼此都不敢迈出毁掉和约的第一步。
整个德意志因为新教的势力大些，一些诸侯在签订合约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侵占天主教会的资产。德意志地区因为天主教的势力比较大，并且对新教进行迫害，因此这一地区的矛盾非常激烈。新教诸侯无法阻止天主教对新教民众的欺扰，只好去法庭进行控告。在帝国法庭上，堆满了天主教控告新教的诉状。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者，帝国法庭难以判决天主教的行为，对新教徒的这种控诉也就不了了之。
宗教和约赋予帝国各等级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臣民在宗教受迫害国去留随意的权利。但实际上，想要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君会为这些异教者设置种种障碍。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邦国，想要离开的天主教徒宣扬新教违反合约规定，而新教臣民则埋怨对方实行宗教迫害。执掌宗教的神学家们因为属下的教徒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情绪激烈。每当偶然事件发生时，神学家们激昂的声调总会带动人们的情绪，但不幸的是，这种愤怒并没有对准他们共同的敌人天主教，而是对准了自己的宗亲。
如果新教徒的内部能够团结一致，那么两派也能势均力敌，人民也能享受到比较长久的和平。但事情没有朝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新教内部的矛盾愈来愈激烈，不同的领袖在不同的地区有了各自的信徒。在苏黎世地区茨温格里有了一批追随者，在日内瓦地区的喀尔文也有了响应者。新教分成两派，他们已经与五十年前的新教徒不一样了，他们不愿联合起来对付教皇。按道理讲，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因为新教徒对罗马教皇不满、对罗马教会的压迫不满、对天主教义也不赞同，这几点足以让新教教会达到统一。但是在签订和约时，为了大局，一些教徒是作为教团的追随者才签订和约的，但这些追随者却没有享受到合约带来的好处，因此新教内部出现了分裂。茨温格里新教徒坚持合约的规定，喀尔文教徒却脱离这一合约规定，双方关系破裂。
新教两个部分之间的斗争，已经让他们无暇顾及天主教的威胁。现在他们之间的不和谐、不统一对敌人来说是绝佳的机会。新教的这两个派别除了相互斗争带来不快的消息外，并没有喜悦的事情发生。他们彼此耻笑对方，称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才是正统，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对同一问题产生分歧时，他们认为自己信仰的才是权威的，并且用长辈们的发言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对所信仰的宗教进行辩护。当新教两派间陷入无休止的吵吵闹闹时，谁还有精力去跟天主教斗争？谁还有能力把天主教压下去，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新教徒很被动，因为内部不团结的局面让自己陷入麻烦，宗教和约的声明只是针对“告白”派教友的，天主教很想知道正在互相排挤的新教两派中哪一方才是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为了心安，也为了不把现在的敌人推到以前的敌人怀里去，让他们有机会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福音新教就想办法把宗教改革家推到孤立的位置上去，但令人头疼的是，他们又不能把这些宗教改革家排除掉。新教两派间互相猜疑、责备、攻击，让天主教阴险的人乘虚而入。假如新教徒们只是为了宗教自由单纯地从罗马教会中分离出来，不是奥格斯堡“告白”的追随者，不在新教宗典全书中寻找共同点，那么新教徒就不会同时害怕天主教和新教徒中的对手。这样的话，新教徒也不会失去和罗马教会平起平坐的机会。
虽然人们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到一致，但他们在安全上还是有认同感的。他们彼此认为双方只有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才能相安无事，如果有一方的力量超过对方，那么就会存在安全隐患，说不定会出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情景，所以当某一派全力以赴进行宗教改革时，另一派就站出来反对。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对和约内容争执着，只要一方做任何一件事，另一方就说他是在践踏和约，而自己对对方的干涉或者做出任何决定，就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成是在捍卫和约。
以上是新教两派间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对于天主教来说，他们对新教的指责，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卫，并不是真正一味地去打击新教。如果天主教被新教打败，那么新教徒也会厚颜无耻地去做天主教曾经做过的“坏”事。新教徒因为对旧教有种种不满才脱离出去，但从新教徒对利益的追求，特别是对教会财产的追求来看，他们也并不是毫无私欲、宽宏大量的。他们对天主教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记恨在心，假如有一天他们能骑在天主教的头上，那么他们会毫不吝啬地使出卑鄙的手段来报复。
因为教皇们背信弃义、自食其言，新教徒们对教皇越来越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是可以理解的。西班牙、法国和尼德兰经过教皇们的同意，用违反约定、暴力的方法去对付他们的教友，更令新教徒们不能接受的是，教皇竟然违背在耶稣面前立下的神圣誓言，还借口是天主教诸侯的意愿。从上到下，天主教各个等级有一个统一的信条，那就是异教徒是不可信的，永远不能对他们产生信任，也不要对异教徒讲诚信。这个信条让具有良好品质的所有诚信者大失所望，他们很惊讶天主教会做出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情。也正因为这个信条，让天主教失去了声望，以后的任何一位教皇不管如何保证、如何发誓都不能取得新教徒的信任，也无法抚平新教徒受伤的心灵。罗马教皇曾经义正言辞地拒绝签订和约，因此和约被认为只是暂缓战争、临时保障和平，它不可能成为整个德意志永远的保护伞。
和约里有一项是天主教和新教要召开共同教会，这个会议天主教单方面决定在特兰特城召开。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使两派宗教向统一方向发展，如何实现两大宗教的和平交流。很遗憾的是，新教徒拒绝参加会议，他们的这种态度让天主教大为恼火，为此，天主教借机猛烈抨击新教徒。为了促成两大宗教的和谈，天主教对这次会议是费尽心机，但是新教徒并不领情，他们认为带有政治目的、武力威逼利诱促成的合约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即便能保证安全，那也只是暂时的，他们终究会遭受天主教的惩罚。再有，这种有附加性质的和平条约肯定会随着大会的结束而结束。如果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强大，那么他们会更加无视合约的存在，甚至会蔑视国家法律，如果将来连法律都不能保障新教徒们的基本权利，那么之前努力争取的一切将付诸东流。所以，现在新教徒除了壮大自己的势力，让对方不敢小觑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来保护自己。
一件又一件事情让天主教的信誉荡然无存。因为德意志信奉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因此这个邦国不得不把西班牙当作靠山。但现在西班牙人正在和尼德兰人打仗，随着战争场地的转移，西班牙的主要军事力量也就朝德意志边境转移。如果想要进行决战，那么德意志的国土上会立刻出现西班牙的大部队。欧洲的强权国家把目光转移到德意志身上，每一个强权国家都准备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大显身手，并从战争中获得一点利益。西班牙和尼德兰的战争也是由宗教而起，有大量因为受和约影响失去立足之地的士兵参战了。有很多想发战争财或被迫受驱使的诸侯，利用战争的机遇，召集军队，把部队以买卖的方式出让给外国强权。德意志的诸侯就是出于这种或那种目的，在邦国中招募起一支军队，招募军队的决定让两大宗教派别都受到了惊吓。对于新教徒来说，邦国召集军队就是天主教以战争为幌子对他们实行宗教压迫。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对外发动战争总不是好事，任何一方都不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无休止的外国公使、罗马教皇的特派员来访、诸侯聚会让德意志全民上下惴惴不安，更不用提发生的意外事件。最终，这支从德意志召集起来的部队发挥了作用，他们被腓力二世用来抵挡尼德兰军队的进攻。德意志的人民不得已拿起武器，在未来的五十年中过起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能从战争中受益的，绝对是处在社会上层的精英贵族；饱受战争苦难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匈牙利王室的苦恼
在这个时期，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执掌匈牙利王国。斐迪南是一位正直的、有极大忍耐力的英雄，他顶着巨大压力，让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达成暂时的和解，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他为自己能促成两教握手言和而沾沾自喜，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通过他来实现两大宗教的统一。虽然想法很好，可事实并不会按照他的意愿来发展。他的侄子——西班牙腓力的干预，让他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在他竭尽全力维护两教间的和平以防帝国四分五裂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却经常骚扰西本彪根和匈牙利。斐迪南内外交困，他不想让辛苦经营起来的帝国葬送在他的手上，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违背合约让两派起冲突。再有，因为和土耳其的战争，国库已经没有了钱，领地的税收也无法支撑军费的开支。为了打败土耳其，他必须用合约把帝国统一起来，只有帝国统一了，他才有精力在帝国寻求经济上的帮助。斐迪南认为新教和天主教同样重要，所以他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但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却和皇帝的要求截然相反。他想两碗水端平非常难，他为了消除这场对子孙后代不利的战争，对新教徒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希望新教徒和天主教相安无事，但现实的情况很让人难堪，费迪南的美好愿望落空了。这种遗憾也留给了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对新教徒的态度，儿子承袭了父亲的做法，这种态度对新教徒而言，得来的非常容易，也非常廉价。新教徒的狂妄把这种宽容继续强加给了马克西米利安。他和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情况很紧迫，马克西米利安在世的时间也很短，因此也没发生大的争端，但是当王位传到费迪南的孙子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父亲和爷爷的做法，结果他为改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马克西米利安把王位传给了长子鲁道夫大公，其他五个儿子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还留给他的伯父卡尔几个附属领地，除去这几个领地外，奥地利其他地方现在连成一气，可是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这些领地后来在斐迪南二世当政期间合并了。
鲁道夫二世是个有良好品德的人，如果他能按照他的本性，他将会是一个不错的君主。虽然略微有点抑郁和胆怯，但他热爱和平，喜欢科学，对天文、博物、化学、古玩有着极大的兴趣，尤其是痴迷于星象学。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不允许这个一国之君把注意力全部放到爱好上面，他的国库已经很空虚了，可他还是专注于自己的事，并且生活非常奢靡。由于他的个性，还有对耶稣会会士的偏听偏信，最后他完全听命于西班牙宫廷。他过于迷恋他的嗜好，对自己是国君一事完全不在乎，他胆子很小，一个可笑的预言就能把他吓得惊慌失措。他顺从西班牙的习俗，避见臣民，在实验室和宫廷马厩把玩珍品。此时国内的争端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到德意志的体制，在这危难之际，身为皇帝的他不理朝政，也不接见任何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而这愤怒也威胁到了他的皇位。他本来可以通过迎娶伊莎贝拉公主来改善国内的经济问题，但犹豫的性格让他错失这一良机。整个国家群龙无首，鲁道夫二世没有子嗣，可他又不肯从罗马选一个继承人出来。于是，奥地利的邦等级会议、匈牙利、西本彪根、波希米亚相继叛变。让世人敬仰的查理五世的后代面临着灾难：土耳其人和新教徒在争夺他们的财产，并且他们还得小心翼翼地对付诸侯联盟。鲁道夫二世把德意志治理得如此混乱，各等级开始摒弃皇帝，组成联盟来对付目前的状况。从此，德意志就分裂成了两大联盟。而鲁道夫这个不招任何一方喜欢的皇帝，显得很多余，他不能保护他的子民，更不能召集力量摧毁一方。德意志帝国已经不对他抱一点希望，为了不让奥地利毁在鲁道夫二世手中，皇亲国戚们开始叛乱，把他驱逐出去。因为恐惧和绝望，他带着他的皇帝身份去世了。
他是德意志最差的皇帝，在那个时代需要足智多谋的人当皇帝，只有能力超强的人才可以拯救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如果鲁道夫统治的时期天下太平，人民富饶平和，那么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国君一样掩饰缺点，但道德上的缺失向世人证实了他的软弱无能。德意志需要一位强大的国君来自救，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奥地利王国处境让这位君主极其窘迫尴尬。
奥地利亲王们都信奉天主教，这些诸侯也都在支撑着罗马教廷的生存，但是在离奥地利比较远的诸侯国，新教的势力正在缓缓蔓延。斐迪南对他的国家放任自流，马克西米利安能接纳一切新鲜事物，所以在这些地方，新教能迅速发展。在奥地利诸邦境内，由于天主教的势力比其他地方大些，因此，新教的传播比在德意志稍差一些。在奥地利，贵族、骑士和市民们大多数信仰福音新教。新教徒带着雄厚的资金去往全国各地，凭着机遇和努力，不知不觉中他们就把天主教徒从各个行业排挤出去了。在邦等级会议面前，信仰新教的贵族、骑士占了优势，他们的人数盖过了高级教士的声音。他们把天主教徒从邦议会中排挤了出去，奥地利邦等级会议成了新教徒的天下。自此以后，宗教改革正大光明了，他们加快了改革的进程。以新教为主的邦等级会议现在能够决定君主的主意，富裕的新教徒利用整个奥地利国内萧条的经济状况来要挟诸侯，如果不答应给予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便不缴税。最终，马克西米利安的诸侯和贵族、骑士等级达成协议：仅局限于在自己的领地和宫殿内行使宗教自由权。可是狂热的福音新教传教士逾越了禁令，他们无所顾忌地传教，致使大批人改变信仰。他们在传播新教的同时，对天主教徒进行大肆的言语攻击，新教狂热分子煽风点火的做法更加剧了两派间的仇恨。
在奥地利的邦国中，匈牙利和西本彪根是最让人头疼的两个领地。当土耳其攻打这两个诸侯国时，他们软弱退缩，斐迪南脸上无光，致使土耳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占领了这两个地方，土耳其每年以纳贡的方式换取对西本彪根的统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斐迪南和土耳其之间的协议刺激了蠢蠢欲动的贵族们，匈牙利人开始不安分起来，因为有土耳其做靠山，他们便跟奥地利皇族要求自由选举国王，要求获得所有等级权利。奥地利王国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们便接近奥斯曼，后来对奥斯曼有成见后，他们又转过身来接受德意志人的统治。这种左右摇摆、想脚踩两只船的做法让他们举棋不定，在思想上不知道该服从德意志人还是奥斯曼人。西本彪根和匈牙利越来越不安，他们急于找个君主来做领袖。土耳其的总督巴夏他们举荐了一位反对奥地利的人选，奥地利的人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位人选只要乐意担当国王这一重任，能够带领人们反对土耳其人就行，因此，贝托里、博克斯凯、拉科奇和贝特伦大贵族依次当上了国王。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国王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必须肩负纳贡的义务。当他们上任之后，都采用和敌人结盟的手段来震慑君主。
奥地利的三任统治者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和鲁道夫，为了能保住西本彪根和匈牙利、抵制土耳其的侵略，耗尽了帝国的国库。遗憾的是，他们祖孙三任耗尽心血却还是没能换来安宁。在这两个邦国的土地上，战争随时爆发，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十分荒凉，人民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他们开始反抗。当宗教改革之风刮到这里时，新教徒在保护等级自由的旗帜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开始鼓动政治上的派别分歧，首先博克斯凯打响了反抗的第一枪，继而，西本彪根和匈牙利的贵族们纷纷响应起来。他们预备联合奥地利、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大干一场，鼓动更多的人叛变，如果计划成功的话，将会使奥地利王室迅速败落。到时候，教皇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去。
奥地利大公们的行动
看着奥地利日益没落，皇帝的兄弟们早已不满，更让人焦急的是西本彪根和匈牙利倒戈，贵族叛变，新教猖狂，这一切的变故促使他们必须站出来支撑将要倒塌的帝国大厦。马克西米利安的二儿子——马蒂亚斯大公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受人蛊惑，想要出人头地，到尼德兰去和他的亲戚腓力二世作对。马蒂亚斯偏听偏信，以为尼德兰个别派别的召唤代表了整个邦国人民的心声。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没能达到反叛者的要求，于是他灰溜溜地从叛乱中逃出来。这一次失败的经历，为他第二次登上政治舞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一次一次地给皇帝提建议，但皇帝对他的话置若罔闻。看到皇帝这样的态度，他决定把兄弟和堂兄弟召集起来，商量如何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这帮无能的兄弟把他们继承的权力和财产全部交给马蒂亚斯大公。带着兄弟们的信任，马蒂亚斯立刻跟土耳其领导者和匈牙利叛乱者交涉。经过和谈，他和土耳其人、匈牙利签订了条约，把失去的领土重新收了回来。马蒂亚斯的智慧让鲁道夫嫉恨，他利用君主权利，在双方中间进行阻挠，他认为绕开他签订合约是对他的蔑视、是违法的行为，他把马蒂亚斯说成是想谋权篡位的小人。
马蒂亚斯积极地做这些事，也是有私心的。在和谈之后，加上皇帝对他的指责，他就很积极地把合约给匈牙利送了过去。这么做，既平息了战争，保住了匈牙利贵族的利益，又得到奥地利人的赞成。有了邦国内外的支持，他开始和皇帝对话。因为马蒂亚斯答应给奥地利和摩拉维亚的新教徒宗教自由权，所以现在当他开始起义的时候，这些新教徒拿起武器准备响应。这种局面其实早已被预示过，但没有引起皇帝足够的警戒心。现在为了保住皇位，皇帝打算改过自新，而反叛者已经不给他任何机会了。在最后时刻，他希望通过奋力一搏来战胜反叛的联盟，可是由于他的过错，现在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再效忠这个昏庸的皇帝。当马蒂亚斯奔赴波希米亚跟皇帝夺权的时候，匈牙利、奥地利和摩拉维亚都表示要对新皇帝誓死效忠。
波希米亚王国与匈牙利都不是安分守己的国家，波希米亚制造事端是因为政治原因，匈牙利则是因为宗教原因。历史上，波希米亚就发生过宗教战争，那是在一百年前，路德教引发了战争之火。一百年后，波西米亚引发了欧洲三十年的战争之火。波西米亚人现在还记得那次战争，当时路德教的教徒——约翰·胡司带领教徒发起反抗。这个教跟该教派在仪式和教义上与罗马教会区别不大，有相通之处。当时有一个波希米亚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胡司教徒们享有两种身份，可以用这两种身份享用两种不同的圣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只有教皇才能享有。因此，教皇对这个条约非常反感，他竭尽全力地想毁掉这个条约，但让教皇失望的是，法律认可这个条约。胡司教徒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的特权。这个教派只为国王服务，这也是它跟其他教派不同的地方，所以人们称它们为圣杯派。这个称呼的由来是因为该派的教徒享受着一项特殊的权利，把带有轻蔑的称呼送给他们，他们也无话可说，好歹这称呼与特权有某种联系。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个教规严格的派别，这个派别隐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这一教派不认同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教会，反而和德意志新教徒能达成共识。德意志和瑞士的宗教改革因为这两个关系近的教派受益不浅。这两个教派传教时对外宣称是圣杯派，即使改变了传教原则，他们也会说这是我们圣杯派的特点，于是就没有人敢来迫害他们。这一教派与享有特权的那个圣杯派称呼相同，实际上，他们不是圣杯派。这个教派有点狂妄自大，他们靠着拥有众多信徒、靠着皇帝对他们的庇护，便对皇帝肆无忌惮地提起要求来。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眼皮底下，他们学习德意志人的做法，成立教派，承认路德教义和改革派教义同时存在，更可气的是，他们要求享有圣杯派教会的一切特权。天主教诸等级严词拒绝了这个过分的要求，为了不激怒天主教，这个新教派只好答应皇帝对他们的口头许诺。
这个新教派所做的一切还是得到了马克西米利安的认可。当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新帝登基剥夺了他们的宗教自由权利，为此还颁布了一条法令：波希米亚教徒与其他所有教徒的权利平等，任何教派都不享有特权。这条法令一颁布便引起所有人的反对，但皇帝及天主教诸等级用法律和条约来解释这项法令，可是法律中根本就没有维护宗教利益的法规，合约中也没有。新教徒很愤怒，皇帝竟然违背已故的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口头承诺，用旧条约来规定新教义。尽管他们努力让皇帝改变主意，可都无济于事。
第二章 德意志内战的全面爆发
波希米亚的变故
马蒂亚斯刚来到科林，波希米亚的邦等级会议就开始反对他，这让他非常尴尬。他本来幻想波西米亚能够帮助他，没想到对方只是想利用皇帝的身份。很多年之后，皇帝为了向人民证实自己的存在，又去参加了布拉格的邦等级议会。正如预料的一样，要求特权和宗教自由权的声音在会上也是此起彼伏。皇帝虽然很担心，但是由于目前的状况紧迫，他被迫答应了除此之外的其他要求。关于最棘手的宗教问题，皇帝打算延缓到下一届邦议会时再进行解决。
波希米亚人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于是准备自卫，内战随时就会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鲁道夫急切地宣布放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王位，并让他的大公爵兄弟当上波西米亚的国王，他希望用这种忍让的方式阻止战争的爆发。
但皇帝还是接二连三的陷入困境。1609年，邦等级议会关于波希米亚宗教事务如期举行。会议要求：宗教习俗自由；建立教会监理会；使用布拉格科学院；准许自筹资金设立保护人或自由卫士。由于天主教左右着皇帝的决定，不管邦等级会议如何威逼利诱，皇帝仍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一丝进展，恼怒的邦等级会议决定自行在布拉格集会。
越来越多的人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都来布拉格集会商议事情。皇帝最开始答应的一些条件让他们觉得皇帝是害怕他们的，但皇帝在关键问题上仍不让步。于是，他们擅自实行宗教自由，设立保护人，派出防御使，毫不理会皇帝的困境，并建立军事力量，任命屠尔恩伯爵为总卫官。他们想以此要挟皇帝答应他们的条件。由于担心这些人与匈牙利的人结合在一起，皇帝迫不得已签订了波希米亚大诏书。在大诏书的掩盖下，他们的骚乱变成了合法。波希米亚大诏书签订后，波希米亚教派与天主教派权利平等，并拥有布拉格大学和受自己管理的教会监理会。各地的教会均属波西米亚教徒，新教会向所有人开放。
大诏书的签订鼓舞了波希米亚的新教徒。皇帝没有了任何实权，打着“保卫自由”幌子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准备发动暴动。波西米亚的成功也刺激了周围的世袭邦国，这些国家都打算以自由的形式向皇帝索要特权。波西利亚新教徒们的成功利用了奥地利亲王之间的罅隙，目的达到后，他们就很迫切地希望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能够和解。由于此次事件深深地伤害了鲁道夫，他十分憎恨马蒂亚斯，不愿和解。他诅咒波西米亚王位将来也会落到像马蒂亚斯一样可恶的人手上。在当时，假如马蒂亚斯没有继承王位，斐迪南·格拉茨的大公爵便会坐上王位的宝座。鲁道夫对这两个人都不喜欢，为了不让波西米亚王位真的落入恶人之手，为了党派和报复，他想让斐迪南的兄弟——莱奥波德大公爵获得继承权。这个人是他最喜欢的亲属，有助于他实现计划。
事已至此，显然拥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贯彻他的计划。很快，一支队伍在帕骚主教区成立，不过当时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支军队成立的目的。管理这支仓促成立的武装力量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没有按时发放军饷，这支队伍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展开了对波希米亚的突袭，这一下子把皇帝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对军队的胡作非为十分不满，纷纷展开谴责，并站出来批判皇帝。这下皇帝百口莫辩，眼见解释没有起到效果，皇帝又急忙命令军队收敛自身的行为，但此时这支军队已经不服从任何命令。大家认为皇帝的目的可能是想毁掉大诏书，为了阻止皇帝达到目的，整个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被自由保卫者武装了起来，人们召回了马蒂亚斯。虽然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自己的部队驱散，但显然为时已晚。所谓失道者寡助，就连皇帝的所有顾问也都拂袖而去，如今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像个囚犯似的孤零零地待在布拉格的宫殿里。此时的布拉格城中，人们欢呼着迎来了马蒂亚斯，尽管百般不愿，可鲁道夫不得不承认马蒂亚斯为波希米亚国王。就这样，鲁道夫将王位拱手让给了他人，对他而言，他是宁死也不愿意让位的。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残酷，如今鲁道夫真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更令他难过的是，悲剧还远远没有结束。紧接着，他又被迫亲笔签字，放弃了自己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劳西茨拥有的所有职责。
不断失去世袭邦国的鲁道夫，连维护好皇帝的尊严也难以做到了。在德意志兰境内，各宗教派别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皇权的软弱对于各宗教派别而言，绝对是个巩固自身教权的绝佳时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猜疑和戒备更是愈演愈烈。特别是对于新教徒而言，耶稣会士、西班牙人左右着皇权，这绝不是一个好现象。更严重的是，耶稣会士对待宗教和约有效性的态度令他们感到更加不安，他们就像是惊弓之鸟，感觉天主教的任何行动，哪怕这种行动无关紧要，可能都会给他们带来某种危险。
如今，新教徒高度紧张，他们对皇帝世袭邦国中任何一种对福音新教采取的限制行为都十分警觉。由于能在德意志兰其他地方的教友那里找到强大的后援，奥地利福音新教臣民的表现相对强硬了不少。在某种程度上，马蒂亚斯的迅速走运也是得益于此。人们觉得，由于皇帝在世袭邦国的内乱中陷入了困境，所以才无暇顾及宗教事务，这样大家才能较长时间享受宗教和约。对于皇帝的困境，人们并不急于伸出援手。
现在整个国家机器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帝国议会中的所有事务几乎都被搁置在那里。新教徒们心里也憋着一股火，对于皇帝践踏宗教和约、治国不利和帝国王家枢密院非法扩权，他们感到极为不满。帝国王家枢密院为了扩大司法权，在皇帝的管辖下，开始损害议会法院的权限。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一般是由皇帝自行决定，而需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时，诸侯们则被邀请过来，由最高法院解决，或由皇家法官裁决。早在15世纪末，设在施佩耶尔的议会法院即被授权作为最高法院。现如今，建议权和检查权不再是以往诸等级的专有权利，路德教徒不但享有这两项权利，而且新教的法官也拥有了新教徒诉讼的发言权。新旧两个宗教在最高法院中起码形成了表面的均势。
遗憾的是，哪怕是这种表面的均势也难以维持很久。对于新教势力的崛起，旧有的势力是非常反感的，他们想尽办法设置一些障碍，帝国王家枢密院是他们实现企图的绝佳工具。本来帝国王家枢密院——也就是皇帝私人法院设置的最初目的，不过是帮助皇帝个人出谋划策。由于人员和待遇都是由皇帝指定并提供的，所以帝国王家枢密院简直可以说是唯皇命是从，拼命维护天主教的利益。后来，帝国王家枢密院逐渐演变成了法庭，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议会法院的职责，行使起对帝国诸等级的最高司法权，处理不同宗教的各等级间的诉讼。了解了帝国王家枢密院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法院做出的裁决并不公平，他们肯定是站在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立场上的。对于这种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行为，德意志兰的任何一个等级都有抨击的权利。不过，最早站出来的只有受皇帝压迫最深的新教徒，他们抗议这种处于最神圣地方的专制机构对公正的践踏，呼吁捍卫德意志的自由。由于皇家审判权的存在，人们发现在废除了武力自卫权之后，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观。
当这些不满的情绪在私底下蔓延开来的时候，伴随着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压抑在新教徒心中的忧虑逐渐发酵，并演变成为极度的不信任。为了逃避西班牙在尼德兰进行的宗教迫害，帝国城市亚琛成为不少新教家庭外逃的首选目的地。伴随着他们的定居和对追随者的发展，新教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他们计划建立自己的教会和举行公开的礼拜仪式。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人进入市议会，随后提出了他们的计划。不幸的是，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心有不甘的新教徒们便采取了暴力的方式，夺取了城市的统治权，并实现了他们的主张。这对于皇帝和天主教而言，简直就像是当头一棒，他们绝不会甘心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为了恢复往日的统治秩序，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警告和命令，可惜均未奏效。很快，皇帝使出了他的最后一招，由皇帝国王家枢密院宣布褫夺该城市法律保护的命令，并由下届政府开始执行。
两个宗教派别的战争
科隆选侯格布哈德的家族拥有“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的世袭官职，因此他一生下来就承袭了这一职位，后来他深深地爱上了伯爵夫人阿格娜斯·冯·曼斯费尔德，并且这位年轻的伯爵夫人也钟情于他。由于两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所以这场爱恋十分引人关注。伯爵夫人的兄弟信仰喀尔文教，兄弟俩要求格布哈德赔礼道歉，并不得损害其家族声誉。除非选侯放弃天主教的信仰、放弃主教的身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和阿格娜斯·冯·曼斯费尔德将被处死。但是这位选侯心里装满了美人的影子，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一切都被抛在脑后了。
大家都以为这种要求会使格布哈德知难而退，但出人意料的是，格布哈德明确表示要娶曼斯费尔德为妻，并且放弃以前的信仰。如果这样，根据教规他将失去所有的主教权利，首先是失去领地。这样的抉择，的确能够显示出选侯对爱情的忠贞。但是奥格斯堡和约中第四款条约是有争议的，即放弃信仰是否要剥夺其享有的一切。众多信奉新教的成员支持格布哈德。在亲近的人的支持下，他根据德意志兰的承诺，宣布不放弃主教的领地。
于是，格布哈德必须为他的决定进行斗争。天主教的成员阻挠他在科隆邦领开放新教的礼拜仪式，皇帝也为这事出面了，罗马教皇方面要把这个叛徒逐出教门，并且剥夺承袭的官职，也有人武装反对他。为了自卫，选侯迅速拉起一支自己的队伍。修士会也组织了队伍以示应对，并把一位巴伐利亚的亲王、烈日地方的主教推选为新选侯。
德意志兰两个宗教派别因为这一事件互不退让，内战自此爆发。新教徒们很气愤，因为教皇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利剥夺选侯世袭的官职，更不用说现在使用暴力镇压了。这件事情让教皇的威信扫地。在皇帝面前，德意志兰的所有新教徒为他们的行为请愿，纳瓦拉的国王亨利四世也极力维护，选侯委员会针对这一事件进行表决时，新教徒以四比三的比例战胜了天主教徒，取得绝对优势。
但格布哈德选侯是不幸的，改革教会宗和路德宗势不两立，而他依靠的是改革教会宗。他们都不允许选侯和福音新教的帝国等级打成一片，所以除了喀尔文教徒普法尔茨家族的封禄亲王——普法尔茨伯爵约翰·卡西米尔之外，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帮助他。这位亲王义无反顾地带着队伍来支援格布哈德时，格布哈德却无法脱身迎接他。那位新选举的巴伐利亚亲王进展却很顺利，他的亲戚和西班牙人也都赶来支援。由于格布哈德没有给士兵们发过军饷，士兵们再也没有力气帮他卖命，战争屡屡失败。虽然他在英国和荷兰做过多次努力想重整旗鼓，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死在了斯特拉斯堡这个主教领地。格布哈德成了宗教改革的牺牲品。
格布哈德死后不久，斯特拉斯堡又起了争端。许多被逐出教门的新教徒逃到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天主教徒犹豫着是否给他们发放俸禄时，这些外来者就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地盘，并且发展了大批新教徒。天主教的大教主逃到阿尔萨斯一察贝恩，他在这个地方宣布唯一合法的修士会在这里。而此时，占领斯特拉斯堡的新教徒担任了修士会的众多高级职位。他们让勃兰登堡亲王约翰·格奥尔格担任新教主教，可天主教的大教堂主希望由洛林亲王梅斯主教出任新主教，双方互不退让，战火再次燃烧起来。
斯特拉斯堡城的人民拿起武器，都想夺回财产，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皇帝想用他的权力裁决这场战争的胜负，让两个宗教派别同时保管教区财产，直到新教亲王能够得到同等的财产后才放弃教区财产。这场战争平息之后，在士瓦本帝国城市多瑙沃尔特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城市以前是由天主教统治，新教占领这里后，天主教的教徒只能在小教堂里进行祈祷。新教徒憎恨天主教，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宗教习惯。有一位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忍受不了这种宗教压迫，他冒着危险举行了一个公开的天主教宗教仪式，但立刻被人们取消了。第二年，这位修道院院长在皇帝的支持下再次举行公开仪式时，狂热的暴民便使用武力来抗议。皇帝要传唤暴民的领导者出庭，但是愤激的人们把皇帝的特使挡了回去，人们也由此把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给断送了。皇帝大怒，让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带兵去惩治这些暴民。人们害怕起来，不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皇帝命令在斯特拉斯堡彻底取消新教信仰，并且把这个城市从士瓦本分裂出来归到巴伐利亚。
皇帝的这一决定震慑了新教徒。帝国王家枢密院是由天主教掌控的，新教徒对这个权利的失衡早已不满。以皇帝为首的帝国王家枢密院剥夺了斯特拉斯堡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并让外来的首领对他们进行判决，这就表明天主教要对新教进行惩罚，并且会秘密地把新教完全打压下去。
当下，德意志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如果天主教要整治新教，天主教会先对南部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下手，因为南德意志的新教徒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力量分散，而北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们却很团结，联系很多。天主教也利用新教徒之间的不和进行离间，首先对不受合约保护的弱势群体喀尔文教徒展开了攻击。
是什么原因导致南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们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呢？主要是由于普法尔茨这个从属于德意志的邦国，曾经在六十年里两次向路德教宣誓，而后又两次为了喀尔文教背叛路德教，如此的反复无常让福音新教诸等级和喀尔文教都不愿帮助他们，这一邦国的新教徒们没有权利享受宗教和约的保护。他们的不幸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用武力迫使他们三番五次地改变精神信仰。当奥格斯堡向弗里德里希三世选侯宣誓把福音新教作为毕生追求时，他还不相信，于是，他的长子和继承人便使用武力把喀尔文教徒赶走，把传道士和教会学校的老师也赶走，并且占据了他们的教堂。
福音新教联盟的成立
弗里德里希四世统治时期，德意志的新教徒与奥地利王室家族之间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为了将新教徒们团结起来，普法尔茨宫廷甚至希望能够召开一个共同的会议，以号召新教等级一致展开声讨。与奥地利此时彼此敌对的法国向普法尔茨宫廷提出不少建议，普法尔茨宫廷此时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尽管福音新教族并不是特别可信的，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想要和敌对势力展开对抗，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不过，由于宗教改革者在福音新教族的眼中犹如罗马教皇一样讨厌，所以想要把这些宗教联合起来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尽管尝试了很多次，但均未逃过失败的下场，唯一的结果就是加剧了各派之间的猜疑和隔阂。在分分合合中，每一派都更加坚定了自身的立场。
转机的出现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由于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没有修正宗教和约，非但不会减轻新教徒的负担，反而要求他们承受多瑙沃尔特的压制。这令本来抱着很大希望的新教徒们十分沮丧，悲伤之余，他们很快地走到了一起。盼望已久的联合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了。
1608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缘故，福音新教联盟在法兰克尼亚的奥豪森成立，发起者主要是路德教徒和喀尓文教徒，包括弗里德里希四世选侯、普法尔茨伯爵，他俩分别来自于普法尔茨和诺伊堡。另外还有来自勃兰登堡和巴登的马克伯爵，以及符腾姆贝格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等人。该联盟主张搁置宗教差异，并对合作方式、组织领导、有效时间、成员招募等方面制定了详细规则，和平时期联盟主要由普法尔茨领导，不过这种领导应该建立在存放一笔基金的基础上，并且需要预支相关的费用。如有某位成员遭遇战争，其他成员应该主动出兵援助，必要时可共享联盟成员的邦领、城市和宫殿等资源，战利品也应该按贡献大小予以对应的分配。在十年的有效期内，各个联盟成员都应该主动吸纳新生力量，壮大联盟的实力和影响。
对于联盟的成立，各方的反应并不一样。有愿意加入联盟的，如勃兰登堡选侯，也有不愿意加入的，比如萨克森，还有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比如黑森、不伦瑞克和吕纳堡公爵。不过联盟更关心的，是乌尔姆、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这三个帝国城市的态度，因为这三个城市资金雄厚，影响力大，如果他们能够加入，不但会极大增强联盟的经济实力，而且将直接带动众多城市的加入。
联盟的成立，相当于给诸等级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一改之前的软弱，态度逐渐强硬起来，显然这和他们实力的增强有直接的关系。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现在好了，试想一下，在这个国家，谁能藐视一个强大的实力综合体呢？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对皇家政权和皇家最高顾问进行革新，同时要求废除皇家宫廷诉讼，重建多瑙沃尔特。选侯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作为他们的代表，向皇帝提出以上要求。此时皇帝的处境并不好过，由于不久前世袭领地上的动乱，以及于利希的继承问题引起的战火，他已经是焦头烂额疲于应对了。面对此时联盟的要求，很明显他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合适的反应。然而此时势力大增的新教联盟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耐心，还未等皇帝表态，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武器，准备诉诸武力了。
这下整体形势非常明朗，天主教徒和皇帝不相信联盟，联盟对他们也持有同样的怀疑。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于利希——克勒弗邦的约翰——威廉公爵突然离世，围绕继承权的争斗让形势更加紧张了。
具有继承权的一共有八个人，比如勃兰登堡选侯、诺伊堡的普法尔茨伯爵、茨韦布吕肯的普法尔茨伯爵、布尔郜的马克伯爵、阿尔贝廷系的萨克森选侯、埃内斯廷系的萨克森公爵等人。他们都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而根据之前的协定，这份遗产是不可以分割的。这下事情就变得麻烦了，更麻烦的是皇帝也打起了这份遗产的主意。勃兰登堡和诺伊堡是两个最有权获得继承权的。在遗产刚刚公布之时，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开始抢占遗产。他们互不相让，之间的争斗也是愈演愈烈，很快就要发展到兵戎相见。为了缓解局势，皇帝只好出面进行干涉，要求他们在御前进行和谈，最终他们达成一致，签订了财产暂行分离保管法，将这块公爵领地共同管理起来。皇帝还不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传话让邦等级会议拒绝效忠新主人，可惜没人听他的话。皇帝并不死心，又派出帕骚和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也就是他的亲戚莱奥波德大公爵前往于利希地区，可同样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更令皇帝生气的是，整个邦都投靠了新教亲王，而他的人被困在邦首府于利希无法脱身。
于利希地区的博弈
于利希继承权的争端，从表面上看是谁应该占有于利希公爵领地的问题，但由于争执的双方是天主教和新教，实际上是德意志新旧宗教势力的博弈。再一个，奥地利也掺和到这件事情之中，这又涉及到其与德意志的力量博弈。于利希的继承权争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荡，牵涉其中的不但有福音新教联盟，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等强权势力，最先卷入其中的当属法国的亨利四世了。
亨利四世登上国王宝座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的前半生，奥地利和西班牙王室家族给他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困难，但好在他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凭着顽强的毅力，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德意志的内乱对他而言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等级会议与皇帝的斗争为法国提供了难得的和平环境。他可以从容地利用这种混乱，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利。奥地利受东部的新教徒和西部的土耳其人的牵制，很难再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也是法国最有力的两个砝码。如果奥地利摆脱了这种牵制，那么法国将很难阻止奥地利的崛起。亨利四世见惯了奥地利的扩张，自然不愿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一百年来，欧洲大陆并没有从奥地利的领土扩张中获益，反而是荒废了农田、破坏了经济、摧残了文化、失去了幸福与和平、遭受了深深的苦难。不少欧洲国家，也因为奥地利的持续扩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奥地利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扩张军备，征收重税，将各种宝贵的资源耗费在战争之中。要想实现欧洲的繁荣和平、实现欧洲的安宁幸福，必须对奥地利的行为加以阻止。奥地利在欧洲大陆的兴风作浪，很可能会推翻法国的政权。这是亨利四世不愿意看到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奥地利和西班牙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它们的军力是被击垮并被解除了武装，但一旦有合适的时机，肯定会东山再起。如果想要自己的王位更加稳当，想要自己的政权更加长久，必须对奥地利来一个釜底抽薪、斩草除根，这样才能永绝后患。因此，亨利四世对奥地利王室家族是怀有深仇大恨的，只不过由于他的出发点相对比较正义，这种仇恨也就变得略显高贵罢了。
在整个欧洲，不仅仅亨利四世一人，所有的强国也都怀有这样的愿望，但并非所有强国都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从而忽视长远的利益，这也是普通人和伟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如果制订的计划只是单纯地依赖自身的智慧和力量，那么这种计划注定将是一种空想，必将遭到世人的嘲笑。人们总是认可那些充满热情和才智的计划，希望含有抑压暴行、贪婪和偏见的内容。
著名的亨利计划显然是属于第一种。他想赶走奥地利家族，由欧洲列强瓜分奥地利的财富和资源。人们认为这简直就是空想，并冠以他空想家的称呼。尽管亨利四世十分出类拔萃，但他可能百密一疏，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动机和别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大的强权，占领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会根据需要决定自身的愿望和行为。奥地利的新教徒们正想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尼德兰人正想摆脱西班牙的枷锁，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而对教皇和意大利所有共和国而言，他们最希望的其实是赶走西班牙，实现亚平宁半岛的自治。英国的最大愿望则是希望发生一场革命，借此摆脱它最深恶痛绝的敌人。瓜分奥地利的资源财富会使各个国家都有所收获，有的是收获自由，有的是得到土地，有的是重返自由，列强的均势将得到维持。收获最大的其实当属法国，哪怕不接受列强瓜分的奥地利财富，法国也会从中得到起码两倍的收益，因为奥地利的没落将会使法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这要远胜于那些看得见的财富。不幸的是，1610年5月14日，一名叫作拉法叶拉克宗教狂热者刺死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使亨利的计划半路夭折。欧洲的安宁和平也因此迟到了好几个世纪。
既然制订了这样的计划，亨利四世自然要高度关注福音新教联盟和于利希继承权争执。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一定要充分把握，以此为起点，实施他的计划。他很快派出专门的使节在德意志兰所有新教宫廷积极开展活动，积极地介入这个事件。新教徒们与奥地利是势不两立的，听到亨利四世的计划和准备提供巨大援助的承诺后，他们十分兴奋，很快就被调动起来。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亨利四世将把福音新教联盟更紧密地拉在一起。他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法国大军由国王亲自统率，在莱茵河畔与联盟军会师，帮助联盟军占领于利希一克勒弗邦，随后与德意志人联合向意大利挺进去摧毁西班牙的政权。紧接着，借新教徒普遍起义的东风，从伦巴第出发挺进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摧毁奥地利的统治权，解放所有的德意志邦国以及匈牙利、西本彪根和波希米亚。同时，将布拉班特人和荷兰人在法国支援下从西班牙的暴虐统治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个作战计划能够实现的话，那将会是对西班牙的绝大讽刺。不久前西班牙还扬言要统治整个欧洲大陆，现在将会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回到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一边。
法国人的计划是非常完美的，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刚刚赶到阿尔萨斯时，早已有一支德意志联邦军队恭候在那里。德意志人这次以速度取胜，并且还提前赶走了在这一地区集结起来的奥地利军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个计划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妥的，问题主要出在计划的执行者身上。亨利四世所依仗的还是德意志的诸侯们，要想让这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忠实地执行这个计划，无疑是相当于让强盗们去做慈善活动。他们个个都是有备而来，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捞上一笔，好扩张自己的实力。在这样的动机指导下，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肆无忌惮，随意征税、巧取豪夺简直成了家常便饭。看来以暴制暴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有尊重秩序的人才有可能平暴安良。
联盟的恶劣行为激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感到愤怒的群体中，甚至都有不少福音新教等级人员。天主教徒不但十分愤怒，而且害怕万分。现在的皇帝不能给他们一点安全感，所以皇帝的威信也一落千丈。天主教徒们只能团结起来，组成新的同盟，与联盟者再次对抗。这一幕，恰恰是联盟者最不愿意看到了，他们必定要想方设法予以阻止。
为了和福音新教联盟有所区别，武尔茨堡主教倡议建立一个天主教同盟，这样就可以显示出两者的区别。天主教同盟的首领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主教。首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享有远远大于新教联盟首领的权力，掌管着整个同盟的武装力量，他也是天主教同盟中唯一一名世俗成员。相对于联盟而言，同盟的优点是决断果敢、行动迅速、意志坚定，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富有的高级教士，远远胜于新教联盟所依赖的贫穷的福音新教诸等级。天主教同盟成立前，并没有提前向皇帝报告，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一样。同盟的实力也十分强大，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消灭新教联盟为目的，将矛头对准了新教联盟。虽然他们是为奥地利而战，但是时间一长，奥地利对其也有所忌惮了。
一开始，新教联盟的优势十分明显，他们占领了整个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并将于利希围个水泄不通。但是，法军的撤退令他们措手不及。由于法国国内并不愿负担这场战争的费用，法军的军费基本已经耗尽。结盟的帝国城市只是一味地在付出，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因此深感恼火。
当新教联盟由于军费短缺而陷入困境时，天主教同盟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现在轮到新教联盟惊恐万分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马上表态愿意进行和谈。很快他们与莱奥波德大公爵达成一致，约定对往事不再追究责任，彼此从阿尔萨斯撤军，并释放俘虏。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轮到天主教同盟发号施令了。他们用以前新教联盟对待自己的方式，揭发新教联盟的罪行，并要求他们对战争中的损失进行弥补。眼见大势已去，新教联盟不得不忍辱负重，除了祈求和谈，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起码和谈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由于他们承诺补偿战争的损失，天主教倒没有赶尽杀绝。双方均放下了武器，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所以尽管在波希米亚爆发了剥夺皇帝最后一块世袭领地的起义，但这两个宗教派别都没有参与到其中。
新皇帝的登基
皇帝在1612年去世，悼念他的人却没有多少。选取皇位的继承人成了最为紧迫的问题。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登上皇位的却是马蒂亚斯，他竟然得到了天主教和新教徒的一致支持。仔细想想，这倒也没有什么奇怪。天主教徒们对其抱有很大的希望，而新教徒则认为他年老体衰，对自己的威胁最小。
新皇登基，总是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因此，皇帝的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各个阶层相继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皇帝能够同意。只有具备全新的创造力，才能从容应付这样纷杂的局面。马蒂亚斯曾经和帝国诸等级打过交道，其实质不过是投桃报李的利益交换罢了，现在这几乎成了他们的交往模式。
马蒂亚斯求助于奥地利和摩拉维亚新教诸等级的庇护，帮助自己的兄弟登上王位。这令他十分高兴，却忽视了这样做的同时，等于帮助等级会议开辟了为其君主立法的道路。新教徒们利用朝拜他的机会，要求恢复不受限制的宗教自由权，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受同样的权力，否则将不再宣誓效忠。实际上，这种自由已经开始泛滥了，有的城市连曾经被明令取缔的福音新教礼拜仪式也自行恢复了。马蒂亚斯虽然十分不愿，但还是不愿激起人们的不满。他指出根据世袭权利，宣誓效忠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等级议会认为无条件宣誓效忠是不妥当的，为防止受到武力强迫，他们有的人离开了首都，不但四处呼吁天主教诸等级采取类似的反抗行动，还打算以建立军队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
匈牙利人提出的要求实际上要高得更多，但匈牙利共和宪法中规定，等级议会具有当面提出要求的权利，所以马蒂亚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看来，他对匈牙利等级会议的迁就是合情合理的。德意志的情况则有些特殊。马蒂亚斯的前任们拥有最高的统治权，现在他不能坏了传统，否则不但整个天主教会辱骂他，天主教臣民们也将鄙视他，所以他不能拱手让权。他的幕僚们也十分支持他的选择，表态说宁愿被武力夺走所有的权利，也不能和平地进行一点点让步。
但不幸的是，鲁道夫皇帝目击了马蒂亚斯陷入尴尬处境的整个过程，并准备打击马蒂亚斯。恰好此时摩拉维亚邦等级会议提出了充当调停人的建议，为逃过一劫，马蒂亚斯同意其调解他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在调停人的撮合下，双方在维也纳举行了谈判。奥地利代表的要求可谓是一鸣惊人，他们要求在他们祖国享有天主教徒差不多的权利。现在，马蒂亚斯利用他的势力，通过新教贵族逼迫鲁道夫皇帝做出让步，同意了新教徒的要求。有鉴于此，马蒂亚斯实在不愿意步鲁道夫的后尘，毕竟宗教信仰没有现实统治重要。但是调解也不是一帆风顺，摩拉维亚等级会议并没有尽到调解的责任，而新教联盟的固执要求也不利于调解的顺利进行，被逼上绝境的马蒂亚斯迫于无奈，同意了那份有利于福音新教徒的声明。
新教帝国与皇帝间的斗争
德意志兰的新教帝国等级现在开始学习奥地利邦等级会议对他们大公的方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613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在累根斯堡召开。会议本打算处理最紧要的事务——筹措必要的款项，支持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反对西本彪根贝特伦·加博尔侯爵的战争。但谁也没有想到，新教徒们提出的要求改变了会议的进程。新教徒们除了提出享有与天主教徒的同等权利，还要求停止迫害新教徒，对帝国王家枢密院的专横司法权提出了抗议。他们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的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全部缺席集体讨论。新教徒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在诸侯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还是天主教。投票的最终结果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的，即便新教徒们再团结一致，但由于人数上的劣势，他们无法左右投票结果。如果他们的席位占优，那么显然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马蒂亚斯面临着左右两难的尴尬处境，他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善于应付这种局面，而他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头脑。一旦他对其中一方做出承诺，就一定会失去另一方的支持。现在如果不能拿出妥善的处理意见，不但帝国议会将从此走向分裂，他的处境也将是岌岌可危的。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新教徒们步步紧逼，这令在世袭领地里没有牢固基础的皇帝焦头烂额。而整个天主教世界也将目光汇集在他身上，天主教诸等级、罗马与西班牙宫廷也传话过来，要求他不能损害天主教的利益。天主教徒们看到皇帝犹豫不决，便告诉皇帝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是绝对不会任凭皇帝的威望下降的。为了进一步鼓舞皇帝的士气，他们详细讲解了天主教同盟的实力以及可能采取的辅助手段。听说具有这样强大的靠山，皇帝也觉得腰杆硬气了不少，断然拒绝了福音新教徒的要求，匆匆结束了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的帝国议会。但马蒂亚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新教徒拒绝为他提供金钱资助时，天主教徒并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提供支持，反而是按兵不动，这场争执的唯一牺牲品不过是他自己罢了。
于利希继承权的争执还在继续，但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给整个局面带来了转机。本来这块公爵领地的占领者是勃兰登堡选侯家族和诺伊堡的普法尔茨伯爵，两家甚至还要联姻。但勃兰登堡选侯在酒后打了他的准女婿——诺伊堡亲王一记耳光，这下可好，一巴掌打散了两大家族的和睦关系。诺伊堡亲王转而投向教廷一方，教廷将一位巴伐利亚公主嫁给他作为奖赏。现在，巴伐利亚和西班牙保护着诺伊堡普法尔茨伯爵。西班牙军队还从尼德兰调入公爵领地，希望能够让普法尔茨伯爵拥有于利希邦国。勃兰登堡选侯也毫不示弱，他不但和新教徒们打得火热，还取得了荷兰的武力支持。于是，这块公爵领地上便驻扎了西班牙和荷兰这两支心怀不轨的军队。
看来这场战争真的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西班牙人的驻兵令新教徒们惊恐万分，而荷兰人的军队也令天主教徒们彻夜难安。似乎战争将要在西部地区爆发，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引燃战火的却是东部地区的事变。
从鲁道夫二世的大诏书到马蒂亚斯执政，波西米亚地区一直都维持着安宁。后来，斐迪南·冯·格拉茨继承该王国的王位，打破了这种宁静。他是教皇统治的极端热衷者，甚至曾经在一些世袭邦国中用暴力灭绝新教教义，是波希米亚天主教眼中教会未来的领军人物。他的当政，给了天主教徒无穷的信心，天主教徒们对新教徒的态度越来越不宽容。福音新教臣民首先领教了这种滋味，对天主教徒们的肆无忌惮，他们敢怒不敢言。
在波希米亚王国拥有一处庄园地产的亨利希·马蒂亚斯·冯·屠尔恩伯爵并不是波希米亚人，但是他支持新教教义，对祖国又十分忠诚，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一战成名。他既有热情，但也缺乏冷静，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波希米亚宫廷十分信任他，不但授予他卡尔斯泰因城堡伯爵的称号，让他负责护卫波希米亚王冠和王国的自由信函，还把他视为保护人或信仰的庇护者。但这一切都随着那些控制着皇帝的贵族们对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屠尔恩被剥夺了伯爵职位，这令他十分愤慨，激起了他的报复之心，很快这一时机就到来了。
波希米亚人曾经向鲁道夫二世索要了大诏书，但诏书中遗漏了一条重要的条款。大诏书中，仅仅规定诸等级会议和一些王国城市拥有设立教会、学校及公开进行新教礼拜的权力，对其余的城市是否拥有宗教自由权，要由这些城市所属的邦等级会议决定。波希米亚的教会邦等级会议的臣民认为，参照宗教和约中的规定，他们也应该像王国城市的臣民一样拥有宗教自由权。教会财富被他们看成是王室的世袭财富。在一些地区，新教臣民擅自修建起了教堂。
根据皇帝的命令，宫廷派人拆除了新教徒们盖起的克洛斯特格拉布教堂，查封了同样属于新教徒的布劳瑙教堂，并囚禁了市民中的一些不安分子。人们认为宫廷的行为践踏了大诏书的条款，纷纷站出来反抗。屠尔恩伯爵抓住这个机会，不断刺激新救徒的情绪。来自王国所有县区的新教徒特派代表们在布拉格集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皇帝释放所有的被捕者。皇帝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们，不但斥责他们违反了法律，还偏袒他的督抚。
屠尔恩伯爵觉得现在还不足以让大家直接反对皇帝，于是不停地煽风点火，试图将局势引向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先是谎称皇帝的回信是由布拉格的总督衙门起草的，设法让人们不满皇家督抚中宫廷总管斯拉瓦塔及卡尔斯泰因城堡伯爵的马尔蒂尼茨男爵。这两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有原因的。以前讨论如何把大诏书写进波希米亚邦国法的时候，他俩就拒绝出席会议。二人曾经为了强迫人们加入天主教，禁止人们举行洗礼、葬礼及婚礼，还放狗逼迫新教徒做天主教弥撒，现在加上皇帝回信的事件，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第三章 波希米亚地区的权力争夺
波希米亚起义
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了。愤怒的人们在1618年5月23日冲进王宫，把正在大厅里聚会的马尔蒂尼茨、斯拉瓦塔、罗伯柯维茨和施特恩贝格总督抓了个正着。人们将他们几个围在那里，严厉地拷问他们是否参与了撰写皇帝的回信，是否反对新教徒的行为。施特恩贝格和罗伯柯维茨说话的态度较好，得到了人们的宽恕，随后被架出了大厅。态度蛮横的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却没有这样的好命运，人们将他们从八十英尺高的窗户中扔了出去，重重地落在王宫的壕沟里。愤怒未平的人们觉得还不解恨，紧接着又把他俩的秘书法布里丘斯扔了出去。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大家在稍感意外之余，更觉得比较公平。被扔出的几个人幸运地掉在粪堆上，狼狈不堪地捡回了一条性命。
事情才刚刚开始，屠尔恩伯爵希望能把事情闹得更大，最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人们就没有任何回旋和后悔的余地了。对于这种暴行，等级会议最开始是认同的，现在却被逼到了毫无退路的地步。暴力一旦毫无约束地开始，那么只能通过更大的暴力行为来调解。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维护皇家的政权和法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先是任命了三十个人负责领导这场起义，并要求波希米亚人们团结起来，共同为这次起义负责。政府机构和征收的税款也被他们抢占而去。随后，他们指责耶稣会会士是所有事件的罪魁祸首，并将他们强制驱逐出去。
波希米亚起义的消息传到了皇宫，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轰动。该如何对待这次起义事件，马蒂亚斯皇帝犹豫不决。的确，在他起义夺权时他是很果敢的，可现在随着角色的变换，改变了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原有的勇气也荡然无存了。面对首先武装起来的波希米亚的反叛者，按理说他应该立即出兵平叛。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只会更加激怒新教徒们。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新教徒们必将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他的统治。他自然不愿意输掉战争，可即便是他赢了，结果也无非是自己的领土上硝烟弥漫，一片荒凉，白白耗费大量的资源。因此，无论最后战争的结果如何，他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
不是谁都能站在皇帝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皇帝和他的顾问打算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想法不可能得到普遍的赞同。大公爵斐迪南·冯·格拉茨的想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新教徒无视法律，是暴乱的发动者，希望皇帝能够对新教徒采取武力行动。以前，正是由于历任皇帝对等级会议的纵容，助长了新教徒的目无法治，他们的反抗也将步步升级，直到将皇权彻底颠覆。当下只有武力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否则大家都将陷入危险的境地。天主教信仰的安全需要建立在对新教徒武力打压的基础之上。通过战争，可以给新教徒、邦等级会议以深刻的教训，使他们学会遵纪守法。因此，放弃战争的想法是错误的。
由于皇帝未做任何令新教徒担忧的事，波希米亚新教徒针对的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皇帝的继承人。在皇帝面前，他们起码还愿意保持一种表面上的顺从。他们拿起武器，只是为了阻止皇帝的继承人登上波希米亚的王位。
最终，波希米亚人还是拿起了武器，他们的军备是由西班牙出资援助的，另外，西班牙还从意大利和尼德兰派兵予以协助。军队的总司令是尼德兰人布阔伊伯爵，负责指挥的则是达皮埃尔伯爵。皇帝赶紧写了一封信，希望能缓解当前的局势，在信中他表明，自己尊重大诏书，也尊重他们的宗教和特权，绝不愿看到兵戎相见的场面。在波希米亚民族放下武器的前提下，他愿意进行和谈。可惜这封信并没有被大家看到。叛乱者的首领们将它隐匿下来，并四处散布新教徒将要遭到屠杀的谣言。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很多城市都加入到暴动的行列中。克鲁莫、布德韦斯和比尔森这三个城市，由于天主教占多数，成为少有的没有参与暴动的城市，皇帝的兵力可以随时借道于此进入波希米亚。屠尔恩伯爵对此十分担心，不愿让这么重要的三个城市落入敌人之手。他先是突然出现在克鲁莫城前，用惊吓的手段征服了这个城市。当他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布德韦斯城市时，却遭到了顽强的反击。
现在皇帝也开始认真地思考对策了，他派出两支部队，分别由布阔伊和达皮埃尔率领，开进波希米亚地区。军队在前往布拉格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反抗者制造的困难和障碍，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军队中匈牙利人和瓦龙人的放纵行为，也严重影响了军心的稳定。好不容易部队抵达波希米亚，这时皇帝还没有忘记和谈的念头，他再次表态愿意与叛乱者握手言和。此时，摩拉维亚的等级会议也赶来支持，曼斯费尔德伯爵也从德意志率兵前来支援，这给了叛乱者很大的信心，他们自然更不愿意和谈了。
对于发生在波希米亚的一系列事件，福音新教联盟是十分关注的，他们也需要反对旧有宗教，争取自己的宗教自由权。透过波希米亚事件，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们盼望能够给叛乱者提供一些帮助，以支持这一德意志的联盟最神圣的事业。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功勋卓著的奥地利臣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之子，彼得一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也是战功赫赫，他曾经率领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连连告捷，也曾为了反对新教宗在于利希和阿尔萨斯激战。这样一个常胜将军，却在向申请补偿他战争时期的花费时碰了一鼻子灰，这使他心灰意冷，不久后便投靠了福音新教联盟。恰好此时新教联盟的同盟者萨伏依公爵需要武力支援，便把新占领的地区让给了曼斯费尔德伯爵。萨伏依公爵负责提供军费，帮助曼斯费尔德在德意志兰建立了一支四千人的军队。当战火在波希米亚熊熊燃烧时，萨伏依公爵将这支军队交由福音新教联盟使用。这支军队在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波希米亚王国，并按照波希米亚的编号职制，这样人们就看不出这支军队的真正来源。
曼斯费尔德先是占领了比尔森，在波希米亚有了立足之地。同样赶来支援的还有一支西里西亚的等级会议派来的军队。有了新生力量的加盟，叛乱者的士气更加高涨，对于未来的信心更加充足。有人向皇帝建议赶紧再次提出和解，实在不行的话让萨克森出面调解也行，但皇帝还没来得及采纳人们的建议便离开了皇位，谈判的计划再次夭折。
马蒂亚斯的让位
当时马蒂亚斯推翻了他的前任登上了皇位，人们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他夺取了鲁道夫的皇位，在任的几年也谈不上称职，几乎没有获得什么荣誉，可以说他是碌碌无为的一个人。更要命的是，皇帝的自由权利在他的手中一点点削弱。等级会议扩大了权力后，皇帝多少还拥有一点主动权，可他又被男系宗亲紧紧束缚着，到最后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他体弱多病，而且膝下无子，留下一堆烂摊子不知道该怎么收拾。对有政治抱负的人而言，此时恰好是一个绝佳的建功立业的机会。
奥地利的德意志王室的执政世系在马蒂亚斯执政时期已近灭绝。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是马克西米利安的所有儿子唯一生活在尼德兰的，可是他体弱多病，下无子嗣，不得不把继承权转让给格拉茨世系。与此同时，在一份秘密的保证书中，西班牙王室家族也放弃了对奥地利领地的所有权利。这对施泰尔马克的大公爵斐迪南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在德意志新增一个旁系的哈布斯堡族系将有可能恢复往日的辉煌。
斐迪南的母亲是巴伐利亚公主，他的父亲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弟弟卡尔大公爵。他幼时丧父，12岁时便没了父亲。他的母亲只好将他交给他舅舅——威廉公爵照看。为了让他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威廉公爵将他送到英戈尔斯塔特学院。在那里，他接受了耶稣会会士的教育和授业，成为了一个虔诚的稣会会士，自然对新教有着非比寻常的仇视，他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对新教教宗采取容忍态度的。现在，他就好比是一个坚强的斗士，准备随时拿起神圣的武器捍卫旧有宗教的权威。在巴伐利亚待了五年之后，他前往管理世袭领地——克赖因、克恩滕和施泰尔马克。在这里，他坚决地拒绝了等级会议要求获得宗教自由权的请求。他告诉他们，宣誓效忠不应该有什么附加条件，必须是无条件的，特别是与宗教自由毫不相干。等级会议只得无条件地宣誓效忠。
斐迪南想把新教从占优势的地区驱逐出去，这符合他的信仰。他还想将邦国内贵族骑士等级的特权合法化，这是他父亲曾经的承诺。这样做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而且一旦这么做了，就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身为一名虔诚的耶稣会弟子，斐迪南不怕任何困难。更何况，施泰尔马克等级会议曾经滥用宗教自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帝国等级会议在他们的邦国执行宗教改革权也没有受到抗议，这均从侧面证明了暴力行动的合法性。理性和公正法则已经被人们所抛弃，在采取这种不公正行动时，斐迪南的坚强和勇气实在是令人惊讶、令人称道。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他不遗余力地使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新教，只用了几年时间便完成了这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整个德意志都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斐迪南的行为得到了天主教徒的热烈拥护，他也被视为整个教会的英雄和骑士，受到人们的崇拜。但在新教徒眼中，早已把他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新教徒们抓紧武装自己，以免遭到不测。可即便如此，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一些选举邦国，人们最开始并没有怎么反对马蒂亚斯传位给斐迪南的请求，人们打算接受他成为新的国王。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斐迪南的政治主张并不利于他们的利益。特别是斐迪南与西班牙签订的一个秘密家族条约，使人们恐惧和害怕的情绪彻底成了愤怒。该条约规定，斐迪南同意在男性继承人死后由西班牙管理波希米亚王国，这个约定不但没有尊重波希米亚王位的自由选举权，更没有听取民族的意见。事已至此，人们发现斐迪南将对皇帝的政府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纷纷开始忧虑起来。本来就有很多新教徒对斐迪南在施泰尔马克的宗教改革心怀不满，现在他们在波希米亚掀起了新的反抗浪潮。一些斯泰尔马克人在流亡到波希米亚之后，更是四处制造混乱。在波希米亚民族如此敌对情绪的历史背景下，斐迪南从马蒂亚斯皇帝手中接过皇权，开始了他的统治。
陷入困境的斐迪南
在如此糟糕的政治环境下，王位候选人与这个地区的关系实在难以好转。由于有外部的支援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波希米亚民族手握武器，热情高涨，信心十足。等级会议更是宣称要进行自由的选举，对已经转让给斐迪南的权利有些反悔，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和平解决的范畴。斐迪南通往波希米亚王位的道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收买波希米亚人，满足他们的欲望；二是拿起武器，用暴力夺得政权。现在看来，只能走第二条道路了。
要想征服波希米亚人，只靠自己的力量还有些不够，他需要借助外部的帮助。但放眼四周，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援手。早已卷入波希米亚起义之中的西里西亚无暇提供帮助，摩拉维亚的情况也是这样，民心涣散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连一个愿意效忠的邦等级会议也没有，更是指望不上了。贝特伦·加博尔侯爵在西本彪根正筹划对匈牙利的攻击，土耳其人也忙于壮大军备攻击东部的省份。在斐迪南父亲的世袭邦国中，新教徒不但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且还有独立的收入，可现在斐迪南不得不与他们开战了。国内的种种势力心怀鬼胎地观望着这场战争。叛乱者们甚至得到了半个德意志的支持，而斐迪南的支持者——西班牙援军还处在遥远的邦国，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场战争，既可能成就斐迪南的一切，也可能毁了他的一切。
形势已然如此，即使这会儿斐迪南向波希米亚叛乱者提出和平的建议，估计也不会得到他们的同意。当摩拉维亚省对投靠哪一方还在犹豫不决时，屠尔恩伯爵已经率领着一支军队赶到这里，逼迫这个省尽快做出决定。摩拉维亚的新教徒在看到外援的出现后，再也难掩内心的躁动，他们开始发动叛乱。在各个地方，暴乱如燎原之势不可阻挡。对从其他地方乘胜赶来的叛乱者，上奥地利的新教徒热烈欢迎，他们认为所有的基督教会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宗教不应该有区别。有人传言外来族民也参与到镇压波希米亚人的行动中，结果这些外来者遭到人们的疯狂搜寻。叛乱者们在维也纳四周安营扎寨，将他们的君主紧紧包围。
格拉茨的安全现在很难保障，斐迪南·冯·格拉茨自己静静地等待着暴乱的到来，并安排他的孩子前往蒂罗尔避难。他的手下并没有多少有战斗力的士兵，更何况现在这些士兵由于缺乏食物和金钱，根本不愿意为他卖命。实际上，对于可能出现的长时间围困，维也纳并没有做好准备。维也纳城中，新教徒们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加盟到波希米亚人的运动中去。大家发现，修道院里封锁着大公爵，他的邦国也是四分五裂，明处暗处的敌人都站了出来，向他发起猛烈的进攻，皇帝的城堡终于遭到了枪炮的袭击。斐迪南在自己的房间遭到了16名奥地利男爵的责难，他们要求他同意与波希米亚人组成邦联，并且立刻签字。
斐迪南的本来愿望是打算成为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没想到还没有实现愿望，却先要在这里遭受考验。在这种可怕的境地下，他除了选择屈服或者逃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天主教士们给出的建议是屈服，而他的伙伴们则劝他逃跑，以图东山再起。他不愿意将维也纳拱手交给自己的敌人，因为一旦失去维也纳，就相当于失去了奥地利，失去了皇位。因此，斐迪南想继续待在他的都城。皇宫里男爵们和斐迪南还在继续纠缠，城堡广场上的军号声突然传来。人们纷纷传言，大家都在逃往屠尔恩营地。达皮埃尔骑兵团的到来，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改变了维也纳城中的局势。他们是来保卫大公爵的，紧随他们之后的是一支步兵部队。局势的变化给了天主教市民强大的鼓舞，就连学生们也受到了感染，他们重新拿起了武器，拾起了勇气。在布德韦斯，在彻底击垮曼斯费尔德伯爵后，尼德兰将军布阔伊乘胜向布拉格挺进。波希米亚人赶紧撤军，赶回去支援首都。就这样，他们对维也纳的包围被意外事件解除了，斐迪南得到拯救。
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在战争刚开始时被叛乱者封锁了，现在又重新开放了，这对斐迪南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他想参加皇帝选举登上德意志王位的话，必须经过这一地区。实际上，如果能够被任命为皇帝，那么就相当于认可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是对他个人和事业的一种肯定，他也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外部援助。斐迪南是西班牙和耶稣会会士的忠实守护者，不应该再让他登上王位。为了阻止他，人们从马蒂亚斯统治时就建议将德意志王冠授予巴伐利亚公爵。巴伐利亚拒绝后，人们又建议授予萨伏依公爵。不过在随后的细谈中，由于未能达成一致，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下来。现在，为了阻止斐迪南的计划，新教联盟成员详细地向萨克森选侯邦讲明利害关系，希望他们明白斐迪南和西班牙非比一般的关系，以及可能给新教教宗、帝国宪法带来的极大威胁。他们发出警告，德意志将在斐迪南出任皇帝后陷入个人利益的纷争之中，波希米亚人将会和德意志人展开殊死较量。尽管新教徒们费尽了心机，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斐迪南还是在如期举行的选举中成为波希米亚的合法国王。波希米亚等级会议一再抗议，但由于三个教会和萨克森选侯的赞成票，加上勃兰登堡选侯未投反对票，斐迪南获得的选票还是合法的，很快在1619年他被加冕为皇帝。斐迪南认为人们将他加冕为皇帝的原因，就是想让他失去在波希米亚的一切，所以可以说他得到了皇位，但同时也失去了王位和很多财产。
重选波希米亚国王
在此期间，斐迪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几乎所有的德意志世袭领地都和波希米亚联合起来了。帝国大会于1619年8月17日举行，会上人们控诉皇帝的暴行，包括滥用武力、纵容外国侵略、出让国土给西班牙，指责他是波希米亚宗教和自由的敌人，完全不应该继续赖在王位上，现在有必要抓紧进行新的选举。可选举谁也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新教徒们的提议自然不能让天主教得到被选举权，而新教内部也是钩心斗角，并不团结，所以一时间想选举出新教国王是不现实的。最终，凭借精密细致和积极的活动，喀尔文派教徒战胜了路德宗教徒，尽管后者在人数上占据优势。
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显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平衡所有的关系和利益，博得各方的一致认可，唯一一个具有相对优势的，就是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选侯了。他为人忠厚慷慨，富有自由精神，是新教联盟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是大不列颠国王的女婿，肯定会得到对方的支持。在与巴伐利亚的关系上，他也有先天的优势，由于与巴伐利亚公爵的近亲关系，他肯定能够确保波希米亚的安全。因此，波希米亚人最有理由信赖他。喀尔文教派充分利用了弗里德里希所具备的这些优势，赢得了这场选举。在一片祈祷和欢呼声中，弗里德里希五世在布拉格的王国议会上被正式选举为波希米亚国王。
面对突如其来的王冠，弗里德里希有些意外，又有些惊喜。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既要面临巨大的幸福，也将要承担起重大的责任。他自己并不是十分自信，需要借助外部对他的评价来审视自己。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分别向他提出建议，告诉他说他的计划已经超过了他的可控范围，应该趁早收手，不然只能越陷越深。他的老丈人英格兰国王雅各布宁说得更加直白，告诉他在被剥夺王位和国王的神圣尊严受到损害之间，他宁愿选择前者。尽管周边都是劝谏的声音，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他哪里还能保持清醒。人们将他选为首领，自然是希望他带领这个强大的民族去收获自由和荣誉，去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丰功伟绩。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还能说自己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吗？他又哪里敢背叛宗教和自由？再者，他的信心还来自敌人的软弱。一切的一切，都令他信心倍增。
在他看来，他的前景将会付出微小的代价，收获巨大的成功。他的身边也全是希望他勇往直前的声音。事实上，他应该冷静深刻地思考，可惜他身边没有这样的直谏之士。在所有普法尔茨臣民看来，君主就应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臣民们既有面子，也能得到实际利益。在顾问们花言巧语的鼓动下，一个本性软弱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谋略和力量，更不知道敌人的势力究竟有多大。宫廷宣教士，甚至是他的情人，都在向他灌输这样不切实际的思想。
弗里德里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戴上了波希米亚王冠，并在布拉格举行了豪华盛大的加冕仪式。宗教改革在这个地区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人们兴奋不已。整个波希米亚成为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尽情地庆贺弗里德里希的登基，也庆贺新教的胜利。弗里德里希的国王地位，也得到了荷兰、丹麦、威尼斯、瑞典以及众多的德意志邦国的一致认可。弗里德里希更是兴奋不已，他打算在这个王位上坚守下去，有所作为。
贝特伦·加博尔侯爵来自西本彪根，是奥地利和天主教教会可怕的敌人。对于自己的侯爵封地，他并不满足，总希望能够抓住机会进行扩张，同时在扩张中沉重打击那些拒绝承认他为西本彪根主人的奥地利亲王们。因为这些原因，弗里德里希对贝特伦·加博尔侯爵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加博尔和波希米亚叛乱者在首都面前会合，准备向匈牙利和奥地利发动联合进攻。贝特伦·加博尔善于伪装，别人还并不知道他的真正意图。到了上匈牙利，他突然一反常态，扮演了敌人的角色。很快，匈牙利王冠被他在普雷斯堡收入囊中。紧接着他又命令布阔伊将军火速增援，将皇帝的军队赶出了维也纳。维也纳第二次被波希米亚军队围困，这支军队现在实力强大，拥有兵力一万两千人，主要来自于西本彪根和贝特伦·加博尔的部队。眼看维也纳已经快要成为一片废墟，没想到天公作美，突然而至的严寒给波希米亚军队的后勤带来了巨大压力，士兵们缺衣少食，根本抵抗不了寒冷的天气，不得不撤出维也纳，而贝特伦·加博尔也需要去匈牙利支援，所以也得撤军。就这样，斐迪南侥幸地又一次逃过一劫。
两个大人物的争夺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凭借着其治国手腕，斐迪南将一切纳入了正轨。生性懈怠且政策失当的弗里德里希，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由于特权获得了承认，下奥地利的等级会议宣誓了效忠，未出席宣誓效忠的人被指控犯有侮辱陛下和谋叛罪。对内，斐迪南稳扎稳打，将一个个世袭领地有序地管理起来。对外，他努力做好周边关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波希米亚战争的结局，由于福音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的参与而改变，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弗里德里希和皇帝的命运。波希米亚王国得到了德意志新教的支持，皇帝则得到了天主教的相助，双方的领袖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和斐迪南。两大势力都希望自己能够取胜，在波希米亚展开激烈的博弈。新教如果失掉了战争，那么他们会被皇帝统治起来。如果他们取胜了，那么将得到天主教的领地。巴伐利亚公爵之所以死心塌地地支持皇帝斐迪南，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妹夫，两个人又从小一起长大，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当新教联盟蠢蠢欲动、天主教宗面临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他和天主教同盟的所有诸侯一样，义不容辞地把皇帝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尽最大努力帮助斐迪南。
斐迪南和巴伐利亚公爵签订了一个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巴伐利亚公爵获得了天主教同盟军的指挥权，帮助镇压波希米亚的叛乱者。对于战争中他的开支和损失，皇帝都将予以补偿。天主教和皇帝的结合，对于新教徒而言绝对是弊大于利的，按说他们应该想方设法予以阻止，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全力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更多的新教徒效仿天主教团结起来。现在他们利用波希米亚的动乱，用恐吓性的语气向天主教徒的首领巴伐利亚公爵提出了保障宗教信仰、解除一切压迫的要求。如果马克西米利安没有答应，那么新教徒就找到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如果他答应了，正好正中新教徒的下怀。马克西米利安根据自己的利益，认为与新教徒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他非但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加快了军备。同时，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还就补助费的问题同西班牙宫廷展开谈判，不但获得了一百万古尔登预付金，还得到了西班牙从西属尼德兰派兵攻击下普法尔茨的承诺。
天主教强权在结成同盟的同时，继续保持与新教同盟针锋相对的抵制。新教联盟试图动摇萨克森选侯和多数福音新教诸等级的信心，四处散布他们将受到迫害的谣言。天主教同盟及时向萨克森选侯写了一封安抚信，稳定了局面。由于以前在国王选举时，波希米亚人曾超过自己，所以萨克森选侯情感的天平已经偏向奥地利一方。
斐迪南在努力改变自己面临的困境，而弗里德里希的所作所为却把自己推向了更加艰难的境地。人们本来就不太愿意他和西本彪根侯爵结盟，这时又有传言说他以公谋私，更是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实行的沉重赋税更是失去了民心，期望受挫令大部分波希米亚人的热情不断下降，外部援助的失约也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信心。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并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勤政安民以保住自己的皇冠，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四处搜刮财富和个人的纵情娱乐上，全然忽视了国内已经持续发酵的不满情绪。
弗里德里希还在对外国援助抱有很大的期待，却不知道由于形势的变化，原来加入联盟的成员已经变了心思。出于对皇帝势力的害怕，有的联盟成员开始宣誓效忠皇帝了。萨克森选侯邦和黑森一达姆斯塔特现在已经加入了皇帝的阵营，同时这样做的还有下奥地利。本来波希米亚人是打算从这里对皇帝发动一次猛烈进攻的，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在与皇帝签署停战协定后，贝特伦·加博尔退出了。丹麦在维也纳宫廷的游说下保持了中立，瑞典和荷兰正分别忙于对付波兰、西班牙，根本抽不出兵力来帮忙。威尼斯、萨伏依以及英国，都没有伸出援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弗里德里希只看到朋友们陆续离开，他的希望就这样成了泡影。
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兵力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率领下，集结在多瑙沃尔特。在安斯巴赫马克伯爵的率领下，新教联盟方的军队聚集在乌尔姆。双方虎视眈眈，眼看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即将打响，这场战役将结束长期的纷争局面，给纷乱的宗教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法国在这时意外地提出了调停的建议，终结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双方分别撤军离开。
法国此时的国内局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亨利大王不再领导内阁，他的治国方式也越来越不符合国内的实际。喀尔文教派势力的扩张是法国特别担心的，所以法国不愿意看到坐上波希米亚王位的是普法尔茨王室家族。在国内，法国正忙于处理同喀尔文教徒的纷争，万一处理不当，胡格诺派秘密团体将成为下一个大麻烦，只有尽快将波希米亚的新教秘密团体镇压下去，才能保证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对于新旧两教即将爆发的大战，法国愿意出面调停，以便使皇帝能够腾出手来对付波希米亚人。实际上，两个宗教也乐于接受和平的结局。法国的及时出面化解了一场灾难，给新旧两派一个缓冲的机会。和约中有一款规定：“新教联盟可以参与波希米亚的争执，但要适当限制向弗里德里希五世提供的援助，特别是不能扩展到他的普法尔茨诸领地。”这对新教联盟而言是耻辱和不公的，马克西米利安极力劝说新教联盟接受和解。
法国的调停，令波希米亚人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现在整个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的势力都是反对他们的。明天将会在哪里，波希米亚人一点也不清楚。上奥地利等级会议对马克西米利安的突然率兵备感惊愕，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的。惊诧之余，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他们只好迅速无条件地宣誓效忠，并将布阔伊伯爵的尼德兰部队交与马克西米利安。在兵力增加到五万人之后，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采用快速作战的方式，拿下一个又一个城市，驱散了波希米亚骑兵中队，快速向波希米亚地区挺进。有一些沿途的城市为了免受可能遭遇的惩罚，未加任何抵抗便将城市献了出来，联军所向披靡，无可阻挡。波希米亚军队在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侯爵的指挥下，只能一退再退，最终在布拉格的近处安营扎寨。很快，马克西米利安的部队就赶了过来，双方在布拉格的城墙外展开了对峙。
弗里德里希仓皇而逃
弗里德里希的军队装备很差，在与马克西米利安公爵的作战中，根本就抵挡不住对方的快速进攻，所以一败再败。这时，他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根本就无法抵挡，即便加上贝特伦·加博尔一万人的匈牙利队伍和冯·安哈尔特侯爵八千人的援兵，总兵力也处于劣势。他本来还打算从劳西茨和西里西亚那里得到增援，但萨克森选侯对劳西茨的进攻使他的希望落了空。奥地利和贝特伦·加博尔都按兵不动，他想从这里得到援助的可能已经为零。现在，他已经被新教联盟所出卖，唯一的资本只剩下波希米亚了。可波希米亚人又不是能依靠的，他们缺乏意志和勇气，内部也不团结，由于缺衣少食，士兵们缺乏斗志、纪律涣散，引起了百姓的痛恨，贵族们也没有热情。在军营里，弗里德里希想方设法地去鼓舞士兵的斗志，但也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白山距离布拉格不远，是这次战争的主战场。战争伊始，安哈尔特亲王率领的波西米亚骑兵部队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他们很快就将主动权还给了对方。在巴伐利亚人和瓦龙人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先逃跑的是匈牙利的骑兵部队，紧随其后的是波希米亚步兵。皇帝和天主教同盟以不过数百名的兵力，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就战胜了四千波希米亚人，并缴获了弗里德里希整个炮兵部队所拥有的十门大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城外士兵们正在浴血奋战，城内弗里德里希却在设宴款待客人。听到战败的消息后，他急忙向马克西米利安公爵要求停战二十四小时，得到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同意给八小时的回复后，弗里德里希利用这段时间，带领自己的家人和亲信匆匆出逃，甚至连皇冠都忘了带。他还不忘自我解嘲，说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本来波希米亚人还是有胜利的可能的，疾病、饥饿和寒冷的气候都会对敌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贝特伦·加博尔也表示将尽快提供援助。但弗里德里希的仓皇出逃，让一切的可能彻底消失，布拉格不可避免地沦为敌人的领地。
弗里德里希之所以逃跑，也是害怕万一战败后反复无常的波希米亚人会给他严厉的处罚，所以与其待在宫殿内等候审判，还不如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他在布勒斯劳稍作停留后，便逃向了勃兰登堡选侯的宫廷，最终在荷兰找到避难处。
布拉格战败投降后，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整个波希米亚都俯首称臣了。战胜者将叛乱者的首领押上了断头台，许多民众遭到逮捕并被杀害，他们的财富也被没收。更严重的是，斐迪南将所有新教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大诏书被他亲手撕毁了，新教在波希米亚王国再无生存空间了。战争的胜利远远超过了斐迪南的预期，他不但拥有了更大的领地，而且摆脱了大诏书对他君主权的限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现在，他掌握着整个德意志的命运，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幸福和苦难，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第四章 战火被引向欧洲
第一个反抗者
斐迪南现在把握着战争的动向，从最开始镇压波希米亚的叛乱到发动德意志的战争，最后将整个欧洲也带入了战争的漩涡。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就需要了解德意志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
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首领享有不同的特权，各自拥有的领地、田产比例相差也很大。如果想和对方旗鼓相当，教派内部只能和睦一致。当天主教在数量上超过新教，帝国宪法也给予更多恩惠时，新教就拉拢勇敢好战的诸侯贵族、军队，占据富裕的城市，并且控制了海域，这样，即使诸侯邦国中的天主教势力巨大，他们也能获得一批忠诚的信徒。假如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了支援天主教跟新教徒动起武来，威尼斯、荷兰、英格兰会给新教提供经济援助，欧洲以北的国家、邻近的土耳其也会前来帮助。在选侯委员会中，勃兰登堡、萨克森和普法尔茨三位委员以三比三的比例取得了和天主教相同的票数。假如新教诸等级善于利用波希米亚选侯和奥地利大公的政治关系结成联盟，那么对皇帝自己而言，他的头衔就是枷锁。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谁都不敢轻易拔剑，如果真的开战，结果谁胜谁负是无法预料的。但是，应该结成的政治联盟却因为私人关系给破坏了。在这重要关头，活跃于政坛的无能之辈不能把握这联盟的好时机，具有强权的人做事胆怯、优柔寡断，勇敢者却没有权力。
新教德意志的国君——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继承了祖上莫里茨的全部财产，他治下的邦国规模很大，选侯票数也很多，他的立场对两派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得到皇帝的赞赏、获得新教联盟的好感，他做事小心谨慎，避免把自己的领地拱手送人。为了让皇帝对他表示感谢，他发表了一项声明，主动放弃了一些利益。这样，新教的民众也就放心了。约翰·格奥尔格追求真正的荣誉，和他不同的是，其他邦国君主受到骑士或宗教热情的欺骗，不惜代价地发动战争，目的就是争夺王位。约翰·格奥尔格没有为之所动，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参与新教革命，也不怕同时代人的指责。他积极扩大自己的家族，甘愿看着德意志兰福音新教自生自灭，也不想帮助宗教改革派教会。对于其他邦国国君来说，他的旁观态度相当于帮助了敌人来对付自己。如果其他国君失败，把责任推到约翰·格奥尔格身上，那是非常不应该的，他们失败是因为没有效仿约翰·格奥尔格做出明智的选择。假如萨克森选侯跟其他国君一样，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肯定会后悔。
萨克森选侯非常信任奥地利，他专注于扩大其邦国领土，而勃兰登堡的格奥尔格·威廉怕奥地利夺去他的邦国，这两位选侯都不敢迈出一步。他们两个的态度饱受指责，人们批评他们不该袖手旁观，不顾普法尔茨选侯的荣誉和邦国。但是对他们进行指责的人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轻信那股力量，受到法国的蛊惑和王冠的诱惑，才去参与那种不切实际的冒险活动。普法尔茨王室邦国管理散漫，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整个王族的势力大大削弱。假如这个王室家族团结一致，或许战争会更持久，结局更不可预料。
由于邦国四分五裂，黑森的诸侯家族势力也被削弱了。达姆斯塔特和卡塞尔因为信仰不同的宗教而分离。达姆斯塔特赞同奥格斯堡告白转身投靠皇帝，当然皇帝也表彰了他们。当达姆斯塔特的格奥尔格邦伯拿着军饷享乐时，他的宗亲们却在为信仰和自由卖命。与他们相比，卡塞尔的威廉邦伯为了捍卫信仰自由，打算效仿先辈们的精神，去冒风险、去斗争、去争取荣誉。威廉邦伯第一个向瑞典国王发起挑战，不再畏惧斐迪南至高无上的权力。勇气可嘉的他给德意志的诸侯们做了表率，他顽强勇敢，当他果断地来到战场时，碰到一位曾经在马格德堡杀人放火的劲敌。英勇的威廉邦伯应当和埃内斯廷族人一样流芳百世。
令人缅怀的约翰·弗里德里希诸侯，后人为他洗刷耻辱的时刻来临了，这个日子虽然姗姗来迟，可是却多么辉煌耀眼，他后辈的身体里淌着他英雄的血液。因为约翰·弗里德里希曾经被剥夺诸侯王位，这个勇敢的诸侯家族，现在要用果敢的行动走出图林根森林，为他讨回公道，要用不断的浴血奋战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打败约翰·弗里德里希的人能夺去一切，却不能夺去后辈们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勇气。他和德意志的复仇欲望，就像是一把正义的宝剑，这把剑从先辈传到后辈，就是为了反对哈布斯堡世系。后辈作为真正的勇者，奋力地去完成统治者不能完成的事业，为了自由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去。
等级会议放弃了德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和他们的利益相关。现在，只有很少的亲王在保卫德意志的自由，这对等级会议来说几乎没有多大意义。邦国的丰富地产和崇高荣誉扼杀了他们反抗的勇气，而英雄只有在地产贫乏和荣誉丧失时才会产生，只有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其他邦国英勇作战，安哈尔特们、曼斯弗尔德们及魏玛亲王们在战场上才不会白白流血牺牲。可是，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吕纳堡和符腾姆贝格的公爵们一听到帝国皇帝的名字，就再无勇气作战，最后这些公爵没有骨气地向皇帝屈服了。
西班牙势力的强大
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天主教教徒的眼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是一位强大、勇敢、政治手腕高超的领袖。在整个战争中，他心思缜密，自始至终一直遵循既定的作战计划，在邦国利益和宗教信仰间做出选择时，从来都是英勇果断。奥地利被他的果敢所震慑，再也不敢小觑他。马克西米利安如果想获得荣誉和土地，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对手，这个对手不应该是一个蛮横者。没有作战能力的大部分天主教诸等级和诸侯，根本就不能抵挡那些冲着他们邦国财富而来的涣散士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溃败，为了发泄，只好迫害一个躲在小教堂和布道坛上的敌人。到目前为止，包括奥地利的奴隶、巴伐利亚的奴隶在内的所有人，都把马克西米利安当作保护神，相信只有这位诸侯才能聚集起力量。
在腓力三世和四世统治时期，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创立的君主国开始瓦解。这个君主国由尼德兰、米兰和两西西里及广阔的东、西印度组成，是个庞大的国家，但是由于缺乏收入，这个国家开始急剧缩水，战争已经耗尽邦国的牛奶和耕地。虽然占领了西印度，可是换来的却是西班牙人的极端贫困。为复苏欧洲市场，安特卫普、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货币兑换者开始放高利贷，对还未开采的秘鲁黄金放贷。侵占印度也造成西班牙人口剧减。为了支付占领荷兰、推翻法国继承法则、发动对英格兰战争的开销，西班牙从印度掠夺来的宝藏所剩无几。虚荣的君主在国家走向衰败之时仍然维持表面的风光，对于这种表面的风光，他的敌人仍旧害怕。由于新教徒不信任腓力三世，皇族于是继续采用腓力二世的治国手腕，这是相当危险的做法。而德意志境内的天主教教徒一直幻想着西班牙能前来援助。西班牙君主此时还在固执己见，靠对外摆阔来掩饰自身的不足。实际上，西班牙的国王没有实权，他们服务于家族，只是王族的传声筒，可怜到这种地步却还在为有亲戚关系的德意志制定法律。人们开始批判：德意志皇帝想通过依赖西班牙而获得支援是错误的。躲在比利牛斯山脉背后的僧侣预言着欧洲的将来，当欧洲最沉沦的时候，有一种势力让人生畏。这种势力的军队力量强大，将领和士兵都骁勇善战，它能利用强盗般的手段杀人放火。这股力量做了充分的准备，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并且预谋侵占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假如他们计划成功，他们就把欧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当这股势力进入意大利境内时，曾让一些邦国极度恐慌，邻近意大利的一些邦国非常害怕，担心他们随时会对自己的主权产生威胁。这股势力有着很强烈的扩张欲望。教皇更加害怕，因为他的处境最危险。西班牙、威尼斯共和国、萨伏依也都陷入了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出现了，教皇们为了保命，在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左右摇摆，教皇们被扣上了双重人格的帽子。
彼特里的后人尊崇西班牙亲王，他们捍卫着西班牙的主权，但是教会国的诸侯害怕和这些亲王做邻居，担心西班牙亲王会带给他们危险。奥地利部队消灭了西班牙的新教徒，教会国诸侯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这支部队让西班牙亲王失去了对他们的威胁。教皇们能掌握更多的世俗权力还是教会统治，要取决于哪一方的势力更加强大。罗马很想获得以前失去的财产，但最害怕的是失去目前拥有的，所以为了不让异教徒抢夺他们的财产，克里斯蒂总督与奥地利王室家族开始密谋如何消灭异教徒。但是，人心叵测，克里斯蒂总督反过来又勾搭这些异教徒，商量怎样消灭奥地利王室家族。历史从来就是变幻莫测的，罗马教皇和诸侯们拼尽全力要守护的利益，在遭遇到德意志诸侯的宗教改革后会成为谁的资产呢？
战争初期欧洲各国的情况
亨利去世导致法国失去在欧洲政坛的绝对权利。法国那些靠玩弄政治手段上台的大臣们，在短短几年内就挥霍掉法国很多财富，这些财富是靠亨利实行叙尔利经济政策和节俭的措施积累起来的。这帮无能的大臣除了挥霍，没有一点能力去处理内部的反对派。法国只好放弃欧洲的主导权。德意志和法国内部都发生了武装斗争，性质相同。路易十三攻打母亲和他的新教臣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成年。当遇到良好机遇时，一些果敢的领袖召唤起曾经响应亨利明智政策的臣民，让他们拿起武器，把罗谢尔城当作新首都，在这个设防稳固的城市里建设一座新的国家中心。在当时，几乎没有政治家能用和平宽容的方式解决内战，更不用说能有优秀的领袖带领整个国家一致对外。时间不长，路易十三为了使叛乱者臣服，便用大量金钱换取和平，他这样做是很不光彩的。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明智的政治家提醒过他，如果要反对奥地利，可以和波希米亚的叛乱者联合，可亨利四世的儿子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一步步看着国家衰败下去。让人庆幸的是，法国境内的喀尔文教徒没有和莱茵河对岸的信仰同宗们联合起来。法国需要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来统治国家，不仅要让国内的新教徒们顺从，也要让德意志的新教徒争得自由，但亨利四世已不再是最佳人选，他应当去黎塞留实现他的治国抱负。
当法国逐渐衰败的时候，荷兰却因获得自由而蓬勃发展。奥兰治世家带领国民把荷兰从一个商业之国转变成为英雄之国，他带领荷兰国民反对西班牙王室家族，并获得独立。这种勇气一直鼓舞人心，在解放战争中，有很多国外力量来支援共和派，这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感激外来力量的帮助，他们希望能帮助现在处于危难中的德意志弟兄们，而且现在荷兰和德意志有共同的敌人，如果能帮助德意志兄弟们获得解放，两国联盟能更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自由。从目前来看，荷兰共和国现在还不能给外国提供帮助，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得自卫，不能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再分散出去，因为他的敌人从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他。
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联起手来，看起来势力强大了很多，但由于君主雅格布的性格软弱无能，导致英格兰失去了在欧洲的统领地位，而这个重要地位是女王伊丽莎白历经重重困难建立起来的。起先，深谋远虑的伊丽莎白很明白新教徒的安全关系到英格兰的长远利益，因此她对削弱奥地利势力一事非常积极，这也成了她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她的继承人，不但没有理解伊丽莎白的动机，也没有胆识继续履行这一原则。伊丽莎白平时生活很简朴，但她不惜重金去支援尼德兰反对西班牙，并且还帮助亨利四世反对天主教同盟。可雅格布，这个女王的继承人，置女儿、外孙和女婿的生死于不顾，任凭敌人处置他们一家人的性命。雅格布不理朝政，整天苦思冥想如何更好地维护国王的尊严。当大臣们劝谏他要把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时，他向臣民极力辩解，并一再强调国王们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此后他用自己的权利肆意挥霍财富，并丧失了国王可以关闭议会和取消选举自由的特权。他生来就畏惧兵器，即使正义的战争也会把他吓退。经常拍马屁的宠臣白金汉看穿了雅格布的心思，于是处处利用他。西班牙花言巧语地欺骗他，他却还在那洋洋得意。奥地利和西班牙给雅各布灌迷魂汤的时候，德意志的人们正把他的女婿赶下台，并且把他外孙的世袭产业拱手送人。为了不让他知道他女儿一家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中，奥地利和西班牙以给他介绍儿媳妇为名，让他去西班牙的马德里看看未来儿媳的样子。这个智障的父亲竟然还做好了替儿子相亲的准备，这个可笑的举动吓坏了儿子的未婚妻。为了避免出现尴尬的场面，她逃走了。雅格布温和懦弱的性格使他不能摆脱国家的险境，假若他早早提起勇气，可能战争早就结束了。
英格兰的许多市民开始抗议他的统治，这些抗议风暴惊吓到了他的儿子。为了平息国内各党派的怒气，他只好进行改革，可是收效甚微，在经历几次失败之后，不得不做出了不参与德意志战争的决定。这个可怜的儿子由于父亲犯下的错误，最终成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对立
此时丹麦和瑞典两个国家崛起了，北欧人的注意力都转到这两个国家的国王身上，他们的个人声誉差异很大，但他们的国家势力都很强大。丹麦的国王克里斯蒂安在位的时间很长，他治国有方，因此，在他的领导下，丹麦在欧洲形成了一股重要势力。这位国王的海军势力非常强大，军队的士兵是经过层层精挑细选的，帮他出谋划策的大臣也都团结一致。了解了这些原因，你就会知道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如此国库充裕、昌盛繁荣、名声在外。
另一个崛起的欧洲强权国家瑞典，从古斯塔夫·瓦萨执政时期开始，瑞典就获得了自由，他对国家现有政策实行改革，颁布新的法律，令瑞典逐渐强大起来。古斯塔夫·瓦萨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瑞典强大的一幕，可惜他没有等到，但是长孙古斯塔夫·阿道夫却实现了他的宏伟计划。
最开始时，瑞典和丹麦是被强行组入一个君主国的，但是在那个君主国中，这两个国家的势力非常单薄。当遇到宗教改革时，他们抓住机会，采用武力脱离了这个组合，之后他们的国家才开始繁荣昌盛起来。瑞典和丹麦繁盛的结果，证明加入强制联合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益。为了巩固胜利成果，这两个国家建立起睦邻友好的关系，他们需要保卫同一片海域，福音新教也要依赖于他们才能壮大。同样的利益和敌人应该能让他们之间和平相处，但是，总有不愿看到他们联合起来的小人从中作梗，离间两国君主之间的关系。离间成功了，丹麦的国王们仍想觊觎瑞典，而瑞典也想起以前丹麦对他们采取的暴政。民族仇恨的焰火总是时不时的在两国边界燃起，两国在北海的商业冲突以及国王间的戒备嫉妒的心理，总让这两个国家争端不断。
古斯塔夫·瓦萨——瑞典王国的创始人，为了增强国家实力，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见成效的是宗教改革。他下令国家机关里不能有教皇的信徒，这样他未来的所有继承者就都不能再次改革现在的宗教状况，他把这一规定纳入到国家基本法里。可是瑞典的第二继承人——他的次子约翰却把他的规定当作耳旁风，在他即位之后就皈依了教皇，而约翰的儿子西吉斯蒙德统治波兰王国时，就着手推翻基本法，并打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古斯塔夫的第三子——松德曼兰公爵卡尔，为了反抗父亲的规定召集等级会议发起暴动。最终，在瑞典境内，叔侄间、国王和民族间为了利益发生了内战。卡尔公爵为了能使自己登上王位，他利用王国行政长官——古斯塔夫·瓦萨的长子不在国内的机会，把波兰和等级会议联合起来，希望通过两者之手达成目的。西吉斯蒙德此时采取的糟糕措施又间接帮助了他。在一次王国大会上，松德曼兰公爵他们一致同意摒弃父亲曾经规定的长子继承权原则，自己登上皇位，并剥夺侄子西吉斯蒙德及后裔的王位继承权。现在瑞典由卡尔九世——古斯塔夫·阿道夫，这个新国王的儿子来统领。但是西吉斯蒙德的忠实臣民并不承认他，说他的王位是其父亲篡夺的。国家并不像物品那样可以代代相传，一个有思想的民族在国家继承问题上也是有自己看法的，如果继位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来，统治者违背誓言是不为民众接受的，人民有权利换掉没有德行的统治者。
在阿道夫不满17岁时，瑞典王位出现空缺，可他看起来思想很成熟，于是等级会议帮助他提前继位，这对他帮助很大。等他成功继位之后，他自己的政府内阁也组建好了，他们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年轻的阿道夫爱上了一个大臣的女儿，他也希望能娶她作王后，可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国家大事，因此他不能把心放在过宁静的生活上。
当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当上国王时，阿道夫还没有出世。丹麦国王袭击瑞典，从他父亲手中夺取好多东西。一直以来，两国边境都不安宁，为了专心对付莫斯科沙皇，古斯塔夫·阿道夫做出牺牲，跟丹麦达成共识，结束战争。阿道夫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他从不让百姓白白流血牺牲，也不拒绝正义之战，他取得了对俄罗斯战争的胜利，从那里获得了几个重要省份，瑞典王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
在波兰，继承了父亲的西吉斯蒙德国王，为了报复古斯塔夫·阿道夫，尝试过千百种阴谋诡计。他鼓动瑞典臣民反对古斯塔夫·阿道夫，朋友也冷淡他，敌人与他势不两立。所有人都拒绝与古斯塔夫和解，因此，阿道夫无奈地拿起武器来和波兰作战。英勇的阿道夫把立陶宛、波兰、普鲁士依次打败，热爱和平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每次都先伸出和谈之手。
这场瑞典和波兰的战争，与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紧密相关。西吉斯蒙德国王信奉天主教，他为了得到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支持，就教唆新教亲王争夺瑞典王位。依靠西班牙和奥地利，波兰皇帝不肯与瑞典和解，而这位皇帝又被马德里和维也纳宫廷的诱人许诺所激励，致使西吉斯蒙德决不肯罢手，在立陶宛、库尔兰和普鲁士节节败退的事实，让西吉斯蒙德更加急切地想取得胜利。他的盟友其实就想让波兰牵制瑞典，以便能有精力去破坏德意志的自由，然后把备受战争之苦的北部占为己有。出乎意料的是，古斯塔夫没有让他们的险恶用心得逞。经过八年的战争洗礼，瑞典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作战经验也变得成熟，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战争期间，他们不断完善作战方法，凭着这些优势，他们就能在德意志的土地上纵横驰骋。
第五章 德意志国土上的争端
弗里德里希的悲剧
既然是战争，花费肯定少不了。虽然斐迪南收回了他对邦国的统治权，但他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他没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教产的资产，总计有四千万古尔登，还没来得及使用这笔款项去偿还在战争中的花费，他就发现这笔钱不翼而飞了。耶稣会会士和斐迪南的宠幸们毫无节制地将这笔巨款挥霍殆尽。
在这场战争中，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居功至伟，他所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无可阻挡。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坚持自身的宗教信仰，对皇帝也十分忠心，甚至在战争中牺牲了自己的亲属。马克西米利安与皇帝曾在战争前签署过一个协议，皇帝答应在战争结束后补偿马克西米利安的所有支出和损失，现在到了该皇帝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可问题是，这场战争下来，皇帝自己还入不敷出呢，现在他觉得那个协议简直像是一个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即便要感谢马克西米利安公爵，也决不能建立在损害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他想到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主意，那就是铲除掉弗里德里希，以此来补偿马克西米利安。一方面，弗里德里希现在已是过街老鼠，对他采取武力行动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拆西墙补东墙，对马克西米利安也算是一个交代。就这样，为了偿还旧战争欠下的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
实际上，斐迪南之所以发动这场新战争，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动机，那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之前的战争，他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疲于应对各种挑战。如今胜者为王，他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一名虔诚的耶稣会会士，他曾在洛雷托和罗马向圣母玛利亚许下誓言，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现在新教徒在德意志大地上遍地开花，对天主教构成了不小的威胁，有必要进行清剿。之前他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实现他的诺言，他想让普法尔茨邦改信天主教，这对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而言十分重要，可是他一无实力，二来也缺乏法律依据。现在他发动这场战争，既可以酬谢马克西米利安公爵，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誓言，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实际上，弗里德里希的命运早已注定。战争爆发之前，皇帝内阁已经决定抛弃他了，只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程序而暂时没有行动。现在他仓皇而逃，人们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敢于向他发出专横的声音。弗里德里希选侯被指责侮辱了皇帝的尊严，犯有危害国家和平的罪名，因而不再受法律的保护。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为他助战的三位亲王，他们几个被剥夺了领地，可笑的是，这样的决定竟然是由自以为公正的天主教同盟、巴伐利亚公爵和西班牙女王来执行的，这真是对法律的莫大讽刺。福音新教联盟现在没有实力捍卫自己的尊严和事业，只得默默忍受强权的恣意妄为和拼命压制。皇帝、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的联合势力是如此强大，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帝国城市在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下场后，惊恐万分地退出了新教联盟。诸侯们随后也退出了，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地，纷纷宣誓退出，并且承诺再也不重建联盟了。
就这样，弗里德里希失去了德意志诸侯们的支持，向皇帝势力效忠的有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只有波希米亚比尔森城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还在苦苦支撑，他继续抵抗着皇帝的势力。不过独木难支，很快他就因为军队缺乏后勤保障而难以为继，只得将比尔森城卖给了皇帝，但他还没有完全被困难吓倒，不久后他设置的募兵站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上普法尔茨，他积极招募军队，将那些被新教联盟解散的士兵聚在一起，很快军队的人数就达到了两万，成为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由于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支军队只好四处掠夺财产，以便维持巨大的军费开销。这令周边的任何一个省份均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担心这支军队会突然来访，抢走本属于自己的财富，掠夺领地上的资源。由于掠夺成性，他们经过的地方往往是一片狼藉。为了免遭洗劫，不少城市甚至主动地缴纳高额费用。现在，曼斯费尔德不得不撤出上普法尔茨，因为巴伐利亚公爵正率军向这里挺进。曼斯费尔德虚晃一招，突然出现在下普法尔茨，不但骗过了尾随他的巴伐利亚将军悌利，还大肆掠夺了莱茵河畔的主教辖区。
当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云集在波希米亚时，下普法尔茨地区正遭到西班牙将军安布罗斯·施皮诺拉部队的进攻。根据乌尔姆和约规定，新教联盟负责防守这一地区，但他们错漏百出的防守措施根本无法抵挡西班牙人的凌厉攻势，绝大部分的领地都落入了西班牙人之手。科尔杜巴从施皮诺拉手中接过军队的指挥权，同时也接管了这一地区。为了应对曼斯费尔德的进攻，科尔杜巴迅速放弃了包围法兰克塔尔。曼斯费尔德的本意只是想为他的军队在阿尔萨斯建立一处要塞，而不是赶走西班牙人，所以他只是快速地渡过了莱茵河。
不断出现的支持者
弗里德里希多少还有一线希望，因为曼斯费尔德还在为他而战。看到他的不幸下场，他的一些盟友们这时好像是突然醒悟一样，纷纷向他伸出援手。最先帮助他的，是他的岳父——英格兰国王雅格布。由于担心女儿和外孙的安全，雅格布急忙召集了一支军队，并准备了充足的费用，打算对新教联盟和曼斯费尔德伯爵提供援助。另外，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是他的近亲，也被他要求采取积极的增援措施。现在皇帝能够得到西本彪根和匈牙利的援助，却得不到从尼德兰那里来的所有支援，因为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停战期已满。与皇帝的停战期限还没满，加博尔便重新来到匈牙利，在普雷斯堡加冕为国王。在他的逼迫下，布阔伊只得离开波希米亚。在围攻诺伊霍伊塞尔的战斗中，布阔伊这位勇敢的将军阵亡。此前，在普雷斯堡，同样勇敢的达皮埃尔也不幸战死。现在没有谁能够阻挡加博尔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向奥地利边境。面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屠尔恩伯爵和许多不受法律保护的波希米亚人便希望同加博尔联合起来。如果对皇帝形成两面夹击之势，那么弗里德里希将迎来翻身之日。不幸的是，他们与加博尔的配合总是不够默契，永远处在一种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非同步状态中，没有办法形成同时的进攻，这大大影响了合作效果。看到有了新的支持者，弗里德里希犹如看到了新的曙光，他兴奋万分，急急忙忙地赶到下普法尔茨与曼斯费尔德会合。此时，曼斯费尔德正忙于和巴伐利亚将军悌利争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来自巴登的马克伯爵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赶来支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以前也是一名新教联盟成员，他自己建立了一支军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他提前将自己的马克伯爵领地转让给了儿子，希望能够借此免除皇帝可能对他进行的报复。他的加盟不但壮大了曼斯费尔德的力量，也令弗里德里希信心倍增，他准备重新壮大新教联盟。同时开始壮大自己武装力量的还有邻近的符腾姆贝格公爵，这令悌利将军感到自身的安全实在是难以保障了，所以他赶紧将西班牙将军科尔杜巴的军队调了过来。巴登的马克伯爵这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和曼斯费尔德没有联合作战，1622年，他在维姆帕芬被巴伐利亚将军击败。
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公爵年轻气盛，是哈尔伯斯塔特的行政长官。看到曼斯费尔德伯爵能够不花钱维持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急于建立功业的他认为自己也具备这样的才能。他建立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打着保卫弗里德里希和德意志自由的幌子，准备四处掠夺财物。他的军队走到哪里，绝对给哪个地方带来噩梦。在下萨克森和威斯特伐伦的教会机构的大肆掠夺，壮大了他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把目光瞄准了上莱茵河的主教辖区。在争夺渡过莱茵河的优先权时，他与悌利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厮杀。为了抢先到达河的对岸，他付出了损失了一半兵力的代价。渡河之后，他迅速集合了残余的力量，前往投靠曼斯费尔德伯爵。他们打着弗里德里希的名义四处流窜，要求弗里德里希承认他们的地位。这时，弗里德里希的朋友雅格布正在帮助他和皇帝讲和。斐迪南暂时也不想将他们逼入绝境，便假意答应进行谈判。可惜雅格布国王没能识破奥地利的诡计，他像一个玩偶一样被牵着鼻子四处走。他认为，皇帝提出的要求让弗里德里希放下武器的和谈前提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可皇帝只是利用他的愚蠢来实施自己的计划。结果，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克里斯蒂安公爵——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手中仅剩的两张王牌，就这样被他要求解除武装。
暗潮涌动的竞争
实际上，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公爵并不是为了维护弗里德里希而发动战争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战争来获利，至于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来战争，这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自然不会答应弗里德里希的要求，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再找一个什么样的旗号来继续战争。既然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放弃原来的旗号罢了。两支部队合在一起，声势浩大地向洛林进发，准备在那里等待新的雇主。整个法国腹地都在关注着这支放纵的军队，担心他们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恰巧此时西班牙将军施皮诺拉进逼荷兰，他们的机遇来了。在弗勒吕斯与西班牙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搏斗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荷兰。西班牙将军看到他们出现在荷兰，便撤除了对奥帕佐姆山的包围。在荷兰肥沃的上弗里斯兰省，曼斯费尔德的军队抓紧补充军备、加强实力，克里斯蒂安公爵则把部队撤回下萨克森。在荷兰时，他结识了普法尔茨公爵，并对这位女亲王产生了好感，甚至将她的手套戴在自己的帽子上，高呼：“一切为了上帝和她！”在战场上，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
在皇帝的邦国中，敌人已被基本肃清。他们将新教联盟解散了，赶走了巴登的马克伯爵、克里斯蒂安公爵和曼斯费尔德伯爵，占据了普法尔茨诸领地。曼海姆和海德贝格也被巴伐利亚人占据了，很快法兰肯塔尔也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现在，到了普法尔茨公爵弗里德里希接受惩罚的时刻了，他静静地待在荷兰，等待着这一决定性时刻的来临。他需要跪伏在地上，用这种屈辱的方式来平息皇帝的雷霆之怒。虽然在名义上累根斯堡选侯大会将对他的命运做出最后的裁定，实际上这一切早就在皇帝宫廷中决定了，只不过是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来宣布罢了。弗里德里希曾经靠着武力为非作歹，现在失去了武力，就没有什么威胁了，只是凭他的所作所为，是绝不可能得到斐迪南的宽恕的。弗里德里希将被剥夺他的邦国，以后再也不可能被称为选侯。普法尔茨伯爵和巴伐利亚公爵现在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一个为奥地利王室带来了深深的罪孽，一个为奥地利王室家族立下了光辉伟业。对于前者，奥地利王室家族和天主教会担心其报复；对于后者，奥地利王室家族希望其能知恩图报。因此，需要取消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并将其转交给巴伐利亚，只有这样才可以一箭双雕，天主教宗才能在德意志维持胜利的局面，才能保持在选侯委员会中的决定性优势。
在新教选侯中，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将成为德意志新教教会的首领，这是由他的出身、势力和威望等决定的。他需要尽力维护新教教会的利益，阻止天主教教会的进攻，这也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当前最紧要的还不是如何履行他的神圣职责，而是在喀尔文教宗和教皇派教宗这两个敌人中选择支持哪一方，让其拥有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出于私人仇怨和利益的考虑，格奥尔格选择支持皇帝一方，他赞成皇帝支配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认为皇帝有这样的绝对权力。如果他不这样做，很有可能皇帝就会派大兵压境，强迫他改变主意。
就这样，巴伐利亚公爵在累根斯堡被斐迪南庄严地授予了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德意志的新教对此十分抗议，并嘲笑斐迪南曾在选举中宣誓服从帝国基本法的行为。根据帝国法律，哪怕一个人出身卑微，哪怕一个人罪大恶极，他们都具有在法庭陈述的基本权力。可现在弗里德里希的父系亲属和后裔连在法庭陈述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毫不留情地从其邦国的领地上驱逐出去。斐迪南的行为，就是对帝国法律的肆意践踏。
这下英格兰国王被彻底激怒了，随着他儿子与一西班牙女孩婚姻谈判的破裂，弗里德里希终于得到了岳父旗帜鲜明的支持。红衣主教黎塞留在法国内阁的一场革命后掌管了大权，给了法国人极大的信心。人们为了帮助弗里德里希重建邦国，制定了专门的草案，准备用武力迫使西班牙交出凡尔特林和奥地利。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雅格布一世的去世，继承者查理一世忙于与议会争权夺势，根本无暇顾及德意志兰的事务。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引发的动乱也需要法国集中精力去处理。威尼斯和萨伏依在支援问题上态度矜持。弗里德里希虽然一开始抱有很大的希望，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遭遇了一次败绩的克里斯蒂安公爵被逐出了德意志，曼斯费尔德伯爵由于没有任何支援，无所事事地在下莱茵河畔徘徊。在摩拉维亚，贝特伦·加博尔曾经发动了一次进攻，但由于孤军作战，没能取得胜利，不得不与皇帝握手言和，签署了一个正式合约。新教联盟的武装力量就这样一点点被蚕食了。巴伐利亚的悌利将军率军追击克里斯蒂安公爵，在下萨克森区域，他们攻克了对方设在这里的武器库。为了更好地进行监视，他们驻守在下德意志边境，防止对方有什么新的举动。事实上，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就要陷入了经济困境，由于没有新的收入，他们不得不将部队解散，悌利实在是多虑了。
新教的武装已经基本解除，天主教徒们高兴万分。他们的高兴，令其他的人惊恐万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天主教的武装力量抗衡了。如果天主教想要推翻新教诸等级及宗教和约的话，简直就是轻而易举。新教徒的手无寸铁，使斐迪南皇帝意识到现在是扩大胜利果实的绝佳时机。如今他已经征服了上德意志，只剩下新教徒占优势的下德意志了。现在，是时候向新教徒讨回那些原属天主教的财产了。从前通过强占天主教的资产，下德意志的诸侯势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如今刚好可以借回收资产的名义，削弱这些诸侯。
悌利的军队已经到了家门口，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防守的话，新教区可能也会像下萨克森一样遭到悌利军队的洗劫。在等级会议的领导下，整个下萨克森地区快速行动起来，有负责招募军队的、有负责征收特别战争税的，人们赶紧准备战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与荷兰、英格兰、威尼斯进行紧急洽谈，建立了一个同盟。瑞典、丹麦以及波罗海沿岸的国家也不愿意看到皇帝统治这一区域，他们也采取种种方式阻碍皇帝的扩张。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分别加入了同盟。
丹麦和瑞典国王都想捍卫下萨克森区域，他们表态愿意亲自统率一支军队，与可怕的奥地利强权作战。由于在与莫斯科和波兰作战中取得的骄人战绩，人们更倾向于给瑞典国王这个机会。这令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内心焦躁不安，他不希望自己的邻居利用这个机会获取声望。最终他如愿以偿，争取到了作战的资格。荷尔斯泰因和日德兰岛也归丹麦所有，这样丹麦可以利用这些地方驻军。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军队在德意志有一个立足之地，为军队在战绩不佳时提供安全避难，古斯塔夫·阿道夫提出在德意志兰需要若干个固定地盘。
获得作战资格后，克里斯蒂安四世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在获得了下萨克森区域的最高指挥权后，他快速地组建了一支军队，联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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