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青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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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引领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砥砺前行——引领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
党
作者：李海青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7-01
ISBN：978-7-300-27033-3
价格：49.00元前言 历史大潮中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政党作为一种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社会组织，其产生、存在与发展都是由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形势与社会需要决定的。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也需要将其放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来把握。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晚清名臣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状态，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从清政府的洋务派、寻求变法的维新派到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做了种种努力，发起了各种运动，力图从器物、制度与思想等多个层面寻求救亡之道，但无一最终成功。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救亡之所以如此艰难，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非对等性。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与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等性战争，而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架构、民众具有现代国民意识、政府能够集中调配大量资源的现代民族国家，与以传统经济为基础、国内各种力量四分五裂、民众缺乏国家认同感、政府缺乏有效整合能力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对决。这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不同国民国家之间的对决，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言，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也不是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中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它对内没有真正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对外仍然不得不受制于外国列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辛亥革命像以前的历次救亡运动一样，依然没有视民众为主体，充分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奋斗的意识，而是将民众排除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之外，只依靠少数革命党人的单打独斗。如果广大民众的意识不被充分唤起，国内的各种力量得不到有效整合，革命就不会成功，民族的独立自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要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共同奋斗，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唤起者，二是要有唤起的先进思想。在落后的中国，除了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稍微集中一些外，农民是非常分散的，如果没有集中、统一而有力的唤起者、组织者、宣传者，要想把农民充分调动起来并不容易。在现代社会，这一集中、统一而有力的唤起者只能是现代政党。另外，中国民众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唤起他们共同奋斗的意识，必须对广大民众用先进思想进行宣传教育，这种先进思想只能来自西方，绝不可能产自本土。因为在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对抗中，传统的文化理念已被证明不能担负起这一艰巨任务。一方面，是对集中、统一而有力的现代政党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探索追求，两方面综合，就是对以西方先进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政治组织的强烈需求。
而在近现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关切、对建党必要性的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集中统一性质的阐发、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揭示、对历史进步的信心、对发展规律的分析、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图景的描绘，恰恰契合了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担、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并长期受其影响的是经过列宁主义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建党学说源于严酷的俄国革命实践，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思想，更为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集中统一与高度的纪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完成使命的典范和标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凡此种种，都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打上了深深的列宁主义烙印，很大程度上是被苏俄化、列宁化乃至斯大林化（成为最高领袖后的斯大林垄断了列宁主义的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建立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应具有普遍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无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使命也好，还是承担国际主义的使命也好，现实中都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在民族国家的解放与独立为前提和基础，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并且，对于以上历史使命，特别是民族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阶级斗争观点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探索中历经艰难困苦，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解放道路与民族独立道路，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我们通常讲的新中国，初步完成了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之所以说是初步完成，一是因为当时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问题并未解决，国家的最终统一并未实现；二是因为虽然形式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但在实质内容方面，国家制度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应认识到，中华民族寻求独立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开始全面影响、渗透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国文化的这一改造与转化过程自近代国人迫于外部危机与压力不得不睁眼看世界时即已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但到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中发挥作用之后，中国文化才开始得到更为实质性的改造与转化，中国的民族精神与国民性才开始得到更大程度的重塑。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各种思潮都未在民族救亡与国家独立中真正成功，未真正深入普罗大众之中，切实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随着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践行，随着共产党有效的宣传，才被有效地大众化，被大众真正接受、认同乃至信仰。尽管对于大众而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非常通俗化乃至有些简单化的，但这并不妨碍像共产党、人民、阶级斗争、历史规律、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地主、剥削、革命、解放、当家作主、中华民族、共产主义等词汇的广泛流行及民众对其在实践中的切身理解和感受，不妨碍马克思主义逐步作为强势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国民思想传统的有力冲击与有效重塑。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民族复兴使命也包括民族文化的改造与复兴意涵。二
民族独立实现以后，下一步本来应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现代化与民族的复兴。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实践中，尽管也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要“以苏为鉴”，但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主要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追求所谓“一大二公三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各种政治社会运动不断，教训惨痛。这些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与总结？实际上，这深刻涉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有效承担自身使命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承担的思想条件与制度机制问题。
就承担使命的思想条件而言，既然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唯物史观。如果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自然就缺失将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承担使命的条件与前提。但是，准确完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非认真反复阅读原著那样简单。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而言，只有在相应的社会存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对之形成真正深入的理解。如果相应的社会存在条件不充分具备，阅读者从这种不相称的社会存在基础出发就很难去理解源自特定社会条件的社会意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学习与理解过程——一个从意识到意识、从观念到观念的过程，而仍然是一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反思的智慧成果。就此而言，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尤其是生产力决定论，一个国家现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近现代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恰恰缺乏理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经济与生活基础。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占主导的依然是传统生产方式，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仍处于最初的起步阶段。近现代的革命与变革不是由于本国新质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与推动，不是在本国之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而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无法与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外来势力抗衡而落后。为了救亡图存，就必然推翻传统制度而代之以新制度。所以，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关注点是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权，是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向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聚焦不是由于国家内部新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而是外部救亡图存的要求。也正是由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新兴经济力量不强，新质的生产力极其微弱，其决定作用就无法充分体现，为生产关系选择的强制力量就无法展现，社会主体自然也就无法直接观察与切实体验这种决定性与强制性。而如果新的生产力越发达，新兴经济力量越强，新生产力所占比重越大，人们想按照自己主观意志改变生产关系就越难，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选择的强制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所以，在对新的生产力的强制作用没有深刻体会的情况下，“一方面，当人们破坏旧世界的时候，已经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破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正确的革命要求，从而使当时的中国革命理论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建立新社会的问题时，却又很难基于他们尚未真切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而仍然是普遍地自觉不自觉地基于某种或明或暗的非生产力决定[1]论的传统观念”，从而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就此而言，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易事，其对指导使命实现的理论的认识是一个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持续渐进深入的过程。
就承担使命的制度机制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民主集中制本来就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制度设计，理想状态是民主与集中的最佳平衡，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2]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这种微妙平衡往往很难达到，在现实中不是民主不够、集中过度，就是民主过度、集中不够，而前一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诸多问题皆源于此。一旦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不够，权力过度集中，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又深受主观主义束缚、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就会盛行，实事求是就难以做到。实际上，教条主义的悲剧正在于已经脱离了实际时还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捍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3]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鉴于此，邓小平曾强调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4]中。”1980年8月18日，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更是对此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分析。
概而言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承担使命的思想条件与实现机制都存在问题，而这两方面在实践中又互相强化、互相作用，最终导致完成经济现代化任务受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失误，民族复兴进程的迟滞。三
危机倒逼改革、问题倒逼改革。现实的困境与挑战迫使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在民族独立基础上进一步更好承担使命就必须在思想领域解放思想，在实践领域寻求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的切实平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一转折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基于原有的惨痛经验教训，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推进解放思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理解。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最多的是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僵化教条的束缚与言必称经典、行必找依据的陈旧积习，重新恢复人们对实践与理论的正确认知，重新确立实践的优先性，面对现实问题，树立彻底的实践思维，灵活地结合理论，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与民族复兴之路。由之就可以深入理解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所在。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5]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6]朴实的道理。”
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一观点在学术上是否严谨并非完全没有探讨的余地。但邓小平的用意并不在于这一概括的逻辑严谨性与学术准确性，他做出的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政治判断，他表明的是一个对待理论与实践的态度：别老是用理论套现实，因为理论不等于现实，反而容易成为思维的桎梏，解决现实问题不要受任何理论的束缚，制定政策也一定不要从理论出发，不要从理想出发。理论总是抽象的，而实践的复杂性远超过理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往往不具备实现理想的条件与可能。制定政策需要结合理论，但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这样制定的政策才可能具有针对性、合理性与可行性。换言之，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概括要从政治高度去理解，他这样强调是出于一种发展需要与政治考虑，而不是纯粹学术的考虑。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治性判断，助力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期。不过，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界定未必严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讲，他这一概括倒也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主张。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也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与认识突破。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仅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认识，把纯粹公有制、计划经济这种制度结构视为社会主义本质。这种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可以称为“传统制度论”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范式，只要在现实中消灭私有制，尽快建立起这种经济制度模式，生产力就可以获得迅速解放与发展，不仅现代化可以实现，而且共产主义也不再是作为历史的远景而存在。这种传统的经济制度模式在现实中尽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内在矛盾与不可持续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那么，社会主义本质究竟如何理解呢？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之初，邓小平突出强调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生产发展之外，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而在南方谈话中，社会主义原则又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7]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论是生产力标准也好，还是社会主义原则也好，还是最终的社会主义本质也好，我们看到，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现实功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现代化的实现、两极分化的消除、共同富裕的最终达到，所强调的都是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应该具有的功能、应该实现的价值。就此而言，可以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称为“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按照这样一种本质观，应该根据现实功能来选择与变革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其实现的功能。由此，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就从经济制度层面深入现实功能层面。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从根本上还要靠现实实践来证明，靠现实的发展与建设效果来证明，而不是靠从本本得来的僵化制度来先验证明。
这种本质观上的思想解放彻底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意义十分重大。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观，既然我们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我们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需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续发展过程中，不论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所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应该实现的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也内在地体现了这种功能性思维：根据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推动治理体系、制度体系的立改废，使其进一步现代化、健全化、完善化，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可以说，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一直沿着邓小平当年确立的现实功能性思维在推进，一直处于邓小平功能论本质观的指导之下，以后的改革亦应如此。那么，邓小平这种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呢？完全符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固然重要，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制度变革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发展、人的解放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制度也是服从并服务于现实的功能目标。在此意义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观点内在契合，正本清源而又返本开新，意义重大。
要切实承担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除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推进重大问题的思想解放外，在实践领域还必须处理好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在实践领域，这种重大制度机制的调整沿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由原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不分的大一统的整全性组织架构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逐步自主化与相互分离发展；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探索与改革；三是中央、地方与基层合理关系架构的探索与改革。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四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的持续探索与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路。这样一个持续探索与不懈努力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愈益深入理解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愈益紧密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愈益提升的过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要看到，尽管对于宏伟目标更为接近，实现宏伟目标也更具条件，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新时代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困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习近平在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做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做好中国一切事情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针对党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特别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成效是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准确而清醒。就此而言，要想更好担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切实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党真正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回顾过去，探索历程近百年，沐风栉雨、筚路蓝缕，成就举世瞩目；立足当下，“四个自信”显定力，顶层设计、战略谋划，明确道路方向；展望未来，使命光荣任务重，迎难而上、把握机遇，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相信，久经考验、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而本书就是要集中分析与系统阐述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注释[1]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6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989。[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8-29。[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第一章 为使命而生的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与日俱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1]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成就与影响，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2]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与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政党类型、运作特点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此而言，要想破解中国的发展奇迹，首先需要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类型与特点。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党呢？作为一个建党近百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什么根本特点呢？这些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与认真思考。注释[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2]同上10-11。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党呢？当然，从不同角度，对于政党类型可以有不同划分。从其最核心的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使命型政党
使命型政党所关注的不仅是当下的事情、现实的问题，不是以满足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或者以获得与维持执政地位为主要目的，而是基于自身意识形态有着长远的历史使命与宏伟的目标蓝图，并且这种使命与蓝图具有很大程度的超越性、系统性，并非短时期内轻而易举所能实现。正是因为超越性的使命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在实现最终使命或宏伟蓝图的过程中，使命型政党往往不得不在中观层面进一步划分阶段与步骤。归根结底，使命型政党的存在，包括领导与执政活动本身最终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所认定的历史使命与目标蓝图，实现历史使命与目标蓝图是使命型政党自身认定的存在依据或者说存在意义。当然，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任何政党的存在都追求某种目的，具有某种使命。但是，使命型政党意义上的使命不是短期的、即时性的，不是具体问题应激性推动的，不是基于单纯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驱使的，而是特指在某种系统而完备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指导下，被共同体成员认为具有某种神圣意味，认为应该为之奋斗、奉献乃至牺牲的那种高远甚至具有很大超越性的价值使命。这种对高远使命的强调使得使命型政党的理论特质与运行体制同主张彼岸超越的宗教具有某种相似性：伟大使命、真理启示、道德纯洁、层级组织、广大信众，以及不可避免地面对世俗的不断调适与改革！二、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与使命型政党的内涵相应，所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一种政党。对历史使命的自觉认定、勇于担当、坚毅履行很大程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思想建设、组织架构的主要特点以及对党员党性的具体要求。历史使命的认定、承担与实现是大道、是根本、是主线，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设过程的始终。可以说，离开了历史使命这一本质性维度，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就失去了价值依托与目标指向，就丧失了灵魂与内核，就无法有效开展与推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才高度强调，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以其近百年的历史表明，其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中，有些政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并不准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往往并不深刻，人民至上的宗旨往往得不到有效实现，高远的历史使命更是难以有效担负，甚至最终导致重大挫折乃至根本性失败。换言之，这些政党虽然具有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某些特征，但缺乏典型性与代表性。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则以理论与实践证明自己不愧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表率与榜样。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三重使命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自其诞生起就担负着三重历史使命。一、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由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形势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处境所决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党组织、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应该而且必须担负起这一重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对应的正是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1]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2]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当然，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在现实中也是通过不同的阶段性步骤与目标才能逐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也专门谈到对民族的责任问题，谈到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3]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二、对人类的积极贡献
在长达5 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现代以来，严重的内忧外患导致中华民族走向了衰落。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4]口比重的。”在1956年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5]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78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也指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6]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一般性。就其一般性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回答和解决的很多问题，也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发展，尤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回避而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所回答和解决的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是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必将越出一国的范围而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他曾充满自信地指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7]而且会影响世界。”“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8]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然，要想对于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切实解决自身问题，有效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三、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最终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自由时间大为增加，剥削与阶级本身已经被消灭，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优化。这种理想图景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9]展的条件。”这段名言最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生活进行了诗意的描绘：“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10]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利益的一致与共享、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人的全面发展、普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理想社会的状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所决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该而且必须自觉肩负起这一最终使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所对应的正是这一使命。当然，要想实现这一最终使命，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担负起民族复兴这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使命。如果自身民族的问题都无法有效解决，更勿论最终的人类解放与发展了。
以上这三重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伟大复兴是针对民族国家的，对人类的积极贡献是针对国际交往的，实现共产主义是针对整个人类未来前景的，使命的范围愈益拓展，理想愈益宏大。这三重使命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基础，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所要求的。注释[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4。[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4。[5]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16-817。[6]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9-140。[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8。[8]同上135。[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哪些主要特点呢？实际上，正是这些主要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制与执政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与自觉担当
使命型政党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依照这一规定，按照对历史规律的认知，在实践中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最终的伟大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天命！由之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诞生之初，就明确认识到了自身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对于使命的认知也有一个不断时代化与国别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之初，实现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消灭私有制、建立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社会被视为当然的、唯一的历史使命与理想目标。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使命之实现远比当初所认为的更加漫长、更具难度、更宏大而长远。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就必须在不放弃远大使命的前提下确定自身所处的具体时代与历史阶段，并基于这一现实的时代与阶段再确立一定时期内可实现的目标与使命。也正是通过这一阶段性使命的持续确立与不断实现，最终的使命才能得以完成，高远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面临一个时代使命与最终使命之间的张力，而这就要求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就今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指出的：“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1]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除了使命的时代化以外，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还面临一个使命的国别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潮，现实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存在于国情有所差别的不同国家，这些政党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基于本国历史条件的使命与目标，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含此意；也正是基于这种使命的国别化，我们党才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当然，不论是使命的时代化还是使命的国别化，都是在最终使命这一前提下确立的。二、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求与实践遵循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担负的使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认定，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的揭示。正是基于历史规律，使命才是真实的，才是可以实现的，才是具有感召力的。历史规律使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建立具有了历史依据，提供了历史的、合法的出生证明，没有历史层面的规律认知，就不可能产生以之为指导的共产党组织。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历史规律之于使命型政党的建立具有内在的根本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处，对规律的认识与揭示就是其最为突出的理论特质之一。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明确提到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一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一个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指出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秘密。规律是可知的，方向是明确的，前途是光明的，按照规律而行为当然是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顺应历史趋势而诞生。可以说，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支柱性范畴，而把握规律则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标志性的话语表述方式。
把握规律、担负使命、实现目标，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理论自信，可以说，自马克思始，这一理论基因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中显性遗传、一直存续！比如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此就有精彩的表述：“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2]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持续的探索中先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把中国改革不断推向前进。也正是基于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解答和规律性把握，我们党才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与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八个明确”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知，“十四个坚持”是对“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开创性的巨大成就，这种对改革发展规律的全面深刻把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三、对指导思想的极度重视与发展创新
历史规律揭示使命与方向，而历史的规律与逻辑恰恰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予以揭示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与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必然性，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尤其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巨大历史作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诞生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对历史方向的阐明，就不可能诞生把握规律、担负使命的使命型政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3]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其诞生之日就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始终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胜利到胜利，不断焕发出强大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4]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而言，思想建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通过思想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尽可能熟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其二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与时代条件及具体国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创新，并以这种创新性成果教育全党、统一思想。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5]概括。”其三是指导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创新成果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应用于现实，制定合理政策，切实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概而言之，这种思想建党，是通过各种途径、方式使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成果切实入心、入脑、入行，其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统一全党思想、明确方向，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实现伟大使命与宏伟蓝图。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就巨大，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思想建党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汇聚力量。新时代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全党必须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四、对人民群众的价值承诺与利益关切
就社会基础而言，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至上，高度重视建立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一体性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要一切依靠群众，而且要一切为了群众。确实，只有没有私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于做人民群众的工具，共产党才能当好人民的代表，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人民才能把自身解放和发展的领导权委托给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6]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换言之，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其所追求的是在社会发展基础上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宗旨与价值追求，毛泽东同志用中国化的语言形象地将之称为“为什么人”[7]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8]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最典型地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以下名言之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9]就比鸿毛还轻。”刘少奇在被称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强调：“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10]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于人民群众有一种深沉的价值承诺，有深刻的伦理观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脱离这种价值承诺，脱离这种奉献与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存在本身。实际上，这种基于使命而产生的伦理精神在马克思创始人的著作中就已经开始显现。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那句名言我们早已非常熟悉：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青年马克思也曾经自喻为人类盗火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可以说，这种基于使命的牺牲精神贯穿于自马克思以来直至今天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之中。
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启就是基于对民众现实利益的高度关切。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严重压抑了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造成了普遍的贫穷与大众温饱问题的难以解决。正如邓小平1978年9月在反思以往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11]呢？”1982年9月，邓小平在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参观访问的途中，曾经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连提出了六个反问。一问：“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二问：“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问：“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四问：“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五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六问：“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12]义优越性？”这六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深认识到传统的体制与做法必须改变，改革势在必行。而这样一个改革意味着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刻“革命”，意味着必须探索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求的社会主义新路。也正是因为当年的改革满足了人民最为迫切的现实利益诉求，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其才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不仅改革的开启基于对民众现实利益的高度关切，改革的深化与推进过程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随着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以及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人们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逐渐凸显，原有的需要本身也在逐步升级。正是基于满足人民逐步凸显的各方面利益诉求之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才逐步拓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凸显的民众各领域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与探索形成的。进而言之，不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好，抑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好，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好，其提出与形成最终都是为了满足改革进程中民众在各领域不断凸显的利益诉求。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对于改革的人民立场做出了富有时代内涵的创新性诠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在这样一个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刻理解并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改革的深入推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定向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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