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巧琴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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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试读：
凡例
1.文中所引的佛经例句皆出自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格式为：Txxnyyyyopzzzzcll。
T：表示《大正藏》（Taisho）经文。
xx：二位数，表示《大正藏》册别。
n：固定不变，表示后面接经号。
yyyy：四位数，表示《大正藏》经号。
o：大写之A、B……表示《大正藏》有记载之同经号之别本，小写之a、b……表示《大正藏》没有记载之同经号之别本，完全没有同经号资料者，用下底线符号填入‘_’。
p：固定不变，表示后面接页码。
zzzz：四位数，表示《大正藏》页码。
c：表示第几栏，a表示上栏，b表示中栏，c表示下栏，d表示校勘栏。
ll：二位数，表示在该栏的行数。
例如：T10n0279_p0001a01，即表示《大正藏》第十册0279经第一页上栏第一行。
2.未出注的均指高丽本，其他版本均具体标出，如宋、元、明本等。版本略符如下：
宋本：南宋思溪藏本
元本：元大普宁寺藏本
明本：明方册藏本
丽本：高丽海印寺本
丽乙：丽本别刷
圣本：正仓院圣语藏本（天平写经）
圣乙本：正仓院圣语藏本别写
石本：石山寺本
醍本：醍醐寺本
知本：知恩院本
宫本：宫内省图书寮本
和本：仁和寺藏本
东本：东大寺本
中本：中村不折氏藏本
久本：久原文库本
森本：森田清太郎氏藏本
缩本：缩刷本
金本：金刚藏本
高本：高野本第1章绪论1.1 选题缘由
东汉魏晋南北朝是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是此时期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佛经卷帙浩繁，数量众多，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也有一定的空间跨度；既有佛学专用词语，也有汉语日常用语；既有某些书面语的语体特征，又颇具口语性。因此，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语料在时间轴、空间轴、学科轴、语体轴四个维度上都有较大的覆盖性，是中古时期不可多得的语言材料。
在汉语史研究中，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语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大型辞书编撰等研究领域，均可看到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语料被日见频繁地使用，出现了一些专门以翻译佛经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与专著，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集中于语词考释及词汇的共时与历时研究，如李维琦《佛经[1][2]词语汇释》、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等；二是致力[3]于翻译佛经语料的语法研究，如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凌[4][5]敏《〈百喻经〉动词研究》、时良兵《支谦译经副词研究》、刘[6]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助动词研究》、石琳《三国佛经中的双[7]宾句式》等；三是作比较研究，包括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土[8]文献进行比较，如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9]陈秀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汪维辉《〈百[10]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朱力的《〈太平经〉与[11]东汉佛经判断句比较研究》则是从语法的角度将译经语料与道教典籍进行比较的。另外也包括译经自身的比较即同经异译的比勘研究，如汪祎《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比较研究——以竺法护和鸠摩罗什[12]译经为例》、熊娟《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研究——以〈梵天所[13]问经〉异译三经为例》等。这些成果都是致力于对翻译佛经语料本身的研究。
1.1.1 译经语料鉴别研究的现状
随着翻译佛经语料越来越多地被引用，随着学界越来越关注对翻译佛经语料本身系统的研究，翻译佛经语料引用时存在的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等三个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
同时，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又是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翻译年代、译人、翻译地点不确切甚至被自相矛盾地记载的译经大量存在。这些年代、译人、翻译地点尤其是年代、译人不确切的译经语料未经鉴别就被直接引用，导致研究结论受影响的情况在当下的汉语史研究中并不鲜见。
对这些失译语料的鉴别，早在20世纪80年代，吕澂、许理和先生已从文献学、佛教思想等视角切入进行研究。90年代，失译语料的语言学鉴别初露端倪，遇笑容、曹广顺、汪维辉、颜洽茂、梁晓虹、史光辉、季琴、熊娟等均有零星考证。方一新先生在结合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从词汇、语法或词汇、语法相结合的角度，对具体的失译、[14][15]误题之经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兴起行
[16]经》等进行了考证。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方氏不仅逐渐提炼了各种鉴别方法，指出了鉴别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同时也归纳了[17]“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为大量的年代、译人仍未确切的失译、误题之经的考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2 译经语料鉴别研究的目的“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18]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田辰夫先生这一精到的见解，说明了研究者对语料抉择的重视。理想的语料首先离不开真实，语料准确是立论的前提，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离开这一出发点，任何研究都将是空中楼阁。
汉译佛经以数量宏丰、口语性强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古时期弥足珍贵的语料，但译经本身却是个非常庞杂的体系，“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讹谬浅薄，在所[19]难免”，加上很多经本身就未作注，道安编撰目录时，已有“一[20]百有三十四经，莫详其人”，僧祐有感于“年代人名，莫有铨[21]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奚所取明？”而编撰目录，并特立“失译经”录之。后人未经正确考订，就臆断这类失译经或缺本新得之经出自某家，以致误题。失译经与误题经，两者名虽有异，究其实质，当同为译人、年代尚未确切者，故合而称为“失译、误题之经”。至唐道宣，这些“失译、误题之经”已达451部，717卷，[22]而东汉至宋，汉文佛典总数亦不过2148部，8726卷。
失译、误题之经富含罕见于中土文献的方俗俚语，语言学价值极高，数量宏丰。虽已有吕澂先生主要从佛教著录的角度对63部81卷失译、误题之经作了考察，方一新等亦已对十几部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作了语言学的考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相对于比例如此之高的失译、误题之经，实乃沧海一粟。如为确保结论万无一失，对失译经彻底封杀，一概弃之不用，很多模糊但极具价值的语料就会因此而永沉历史长河，中古语料尤其是口语性强的材料将更加有限，我们也无以明确各时期译经语言的真实面貌，无以明确各个译人真实的独有风格，汉语史研究的客观性、完整性无疑会受到影响。
目前学界对失译、误题之经仍局限于个别考证，这在起步阶段是必不可少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应通过对具体经的考证来揭示失译、误题之经的语言面貌和特点，探索隐藏其后的规律。对失译语料的鉴别，不仅可为汉语史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语料，为全面了解和正确使用这一时期的翻译佛经语料提供重要参照，而且语料鉴别本身就是[23]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研究，鉴别过程触及词汇、语法、语音的方方面面，各种标准的把握、语料比勘时纵向演变规律的提取及横向差异的拿捏，能提供更加清晰的语言发展线索；同时，各种鉴别方法的形成，有助于构建完整、系统的语言研究方法体系。起步于具体考证的语料鉴别研究不能仅局限于个别的考证而被视为是对语言研究可有可无的补缺，它本身也应成为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料鉴别研究应与译经语言本身系统的研究相辅相成，以改变目前集中于大量引用译经语料，集中于通过对译经语料作专人断代的研究来挖掘译经语料不同于传统典籍的独特价值，却忽略了对译经语料自身基本的甄别、整理所造成的畸轻畸重的局面，这对系统的汉语史的建构并无一利。
注释
[1]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3]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凌敏：《〈百喻经〉动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5]时良兵：《支谦译经副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6]刘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助动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7]石琳：《三国佛经中的双宾句式》，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8]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
[9]陈秀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10]汪维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十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1]朱力：《〈太平经〉与东汉佛经判断句比较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2]汪祎：《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比较研究——以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译经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3]熊娟：《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研究——以〈梵天所问经〉异译三经为例》，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4]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15]方一新：《〈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6]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
[17]方一新：《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以早期汉译佛经鉴别为中心》，《语文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6页。
[18]［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19]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20]（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8页。
[21]（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第2页。
[22]此数字摘引于董志翘：《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中古近代汉语探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页。
[23]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1.2 研究材料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1]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汉译佛经是新世纪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随着译经语言学价值被越来越多的挖掘，其研究范围和视野也在不断扩大。但在译经语料被广泛引用的同时，语料被疏于鉴别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主要以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失译佛典为鉴别对象，则是鉴于以下考虑：
一、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跨越译经的草创期与发展成熟期，可为译经语料的演变发展提供语言线索。译经语料其实就是“西域僧[2]人学习汉语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记录”，虽然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母语的干扰，这种干扰的强弱、多寡，会因人而异，随时间而变，译经语料作为这样的一种中介语，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现象，不同译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用语风格。这种属于不同年代、译人特殊的语言现象，和汉化程度紧密相连。初期译经汉化程度浅，译经语料总体偏于尚质，音译词较多；两晋以后隋以前译人的语言风格虽已臻于成熟，不过口语性仍较强，对经典的重译已蔚然成风。此时期的译经语料对汉语史研究而言，是比较理想的语料，对这样的“理想语料”进行爬梳，是语料考辨的重要任务。
二、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译人众多，语言风格多样，译经数量宏丰。唐智昇在《开元释教录》里记载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译人就达120多个，从“群译之首”安世高，到使“经法广流中华”的竺法护，再到“音译流利、义皆圆通”的鸠摩罗什和“总集名目，表其时[3]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的释道安，名家辈出，基本囊括了各种风格的译人。此时期的译经涵盖经、律、论各部，般若、华严、涅槃、阿含基本全部译出，译经数量达1600多部，4100多卷，语料容量相当充足，远远高于同时期可供辨伪的中土文献数量，这对鉴别过程中比较参数的确立大有裨益。
三、在汉语发展史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对此时期的失译佛典进行鉴别，从中提炼的鉴别方法，不仅在考[4]证同时期中土文献的写作年代时（如阮籍《达庄论》、沈约《郊居[5][6]赋》、《孔雀东南飞》等）可以借鉴，而且前有《汲冢周书》、[7]《穆天子传》、《列子》等典籍需要考辨，后有《老乞大谚解》、《朴[8][9][10]通事谚解》、《西游记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牡丹
[11]亭》等语料需要正确断代。这些语料的鉴别和失译佛典的鉴别在鉴别方法及其适用范围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为进一步鉴别含[12]有不同年代层次和方言成分的复杂的文献语料打下基础。
注释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2]遇笑容：《试说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中国社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部编《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6页。
[3]（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0-562页。
[4]顾农：《阮籍〈达庄论〉写作年代私说》，《文献》2010年第4期，第182-184页。
[5]熊清元、陈志平：《沈约〈郊居赋〉作年考辨》，《文献》2008年第4期，第114-118页。
[6]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5页。
[7]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8]石昌渝：《〈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第52-57页。
[9]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曹炳建《〈西游记平话〉成书年代补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80页。
[10]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第545-554页。
[11]霍建瑜：《〈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第77-85页。
[12]袁宾：《唐宋“煞”字考》，《中国语文》2003年第2期，第107页。1.3 研究方法
对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进行考辨，不仅需要一定数量的语言材料，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本文的研究方法在总体上秉承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1.3.1 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
比较是语言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时比较可用于性质内容相同的语料的比较，如东汉译经与三国、西晋译经的比较，通过对三个时代译经实际语言用例的描写，归纳出语言纵向演变的规律。共时比较可以运用于不同性质内容的语料的比较，如译经与同时期中土文献的比较、译经与道教、景教文献的比较；也可用于性质内容相同的语料的比较，如南、北朝译经语料的比较。
1.3.2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适当运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语言，对语言中的某一个“点”作穷尽性调查，以“点”及“面”来揭示某一语言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演变。
1.3.3 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对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语料进行甄别分类，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结合语言学理论解释各种语言现象。
就本文的具体章节而言，对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语料性质、价值及考辨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的阐述，我们更多偏向于描写、解释；对于具体的失译、误题之经的鉴别，更多的是进行穷尽性调查，结合文化学、语言学、文献学等进行综合考证。第2章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在汉魏六朝的传世典籍中，汉译佛典占有很大比重，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注意到它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特殊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小范围征引到直接以佛典为语料撰写专著，佛典语料的鉴别也跟中土文献的辨伪一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利用佛经来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多采用《中华大藏经》或《大正藏》，虽然它们较古版《大藏经》多所改进，但美中仍存不足，《大正藏》虽有圆点句读，但非新式标点，不能准确显示语句的语气、语义的层次和逻辑关系等[1]，且时有误断。目前学界在征引《大正藏》时就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为轻信题署；二为忽略版本异文；三为轻信不当断句。2.1 轻信题署《大正藏》几乎在每部经名下都题译者、翻译年代，有时甚至标出翻译地点。由于历朝经录记载存在不少讹误，《大正藏》以讹传讹，年代、译人错题的情况不在少数，研究者又往往疏于对佛经材料真实[2]性的鉴别，直接拿来就用，如《释摩男经》被误作后汉支谶译经、误题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被用作三国语料，等等。年代舛讹，立说的基础自然会受到影响。诚如方一新先生所言：“这在早期利用佛经者当中是屡见不鲜的。以‘失译’经为例，像《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佛说奈女祇域因缘经》等译经，传世《大藏经》或附‘后汉录’，或题‘后汉安世高译’等，研究者往往径直当作东汉[3]佛经来引用，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具体如：
董琨先生认为汉魏译经已见副词“就”，所举例证是误为东汉支[4]曜译的《阿律念八经》：“所身患己舍，得利就无为。”《阿律念八经》在《出三藏记集》中是归入失译之经的，后被《开元释教录》误作东汉支曜译，今附西晋录。
又如魏培泉先生认为动量词的初起时间还可上推到东汉，“例如佛经的动量词常用‘反（返）’，也常用‘过’，而这都已见于东汉”[5]，其中“过”为如下两个例证：
［1］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当昼夜各当三过稽首。（后汉安世高译《舍利弗悔过经》，T24no1492p1091a3-4）
［2］于是迦叶如来，便出广长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两耳，七过舐头，缩舌入口。（后汉康孟详译《兴起行经》卷下，T04no197p173b2-3）
例［1］、［2］均来自失译经。《舍利弗悔过经》在僧祐的《出[6]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是归于西晋竺法护译经的，《兴起行经》非康孟详所译，更非东汉译经。据方一新先生的考证当[7]是：最早也在三国，有可能晚到晋代。所以，在确切的东汉译经中，实未见动量词“过”。[8][9]
又如在讨论早期判断句的否定形式时，许理和、陈秀兰、唐
[10][11]钰明、魏培泉等均引用东汉早期译经。魏培泉先生所举例证包括以下3例翻译年代尚存争议的译经语料：
［3］祇域善能分别一切音声，即言语使回还：“此非死人。”……示其父母诸亲语言：“此是轮上嬉戏，使肠结如是，食饮不消，非是死也。”（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奈女祇域因缘经》，T14no553p898c19-23）
［4］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东汉安世高译《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T15no604p181a19-b3）
［5］诸比丘，若以弹指间念此诸想之事，皆为精进行，为奉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也，何况能多行？是故可念行法想。（东汉安世高译《禅行法想经》，T15no605p181c4-7）
对于《佛说奈女祇域因缘经》、《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学界倾向于不作东汉译经，故其余各家均未采用，而《禅行法想经》的译人亦存争议。许理和先生曾认为：“根据早期的题记或序跋可靠地归属于这位中国佛教的先驱（世高）的译经只有四部：《人本欲生经》、[12]《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许先生此言固然保守些，不过吕澂先生同样认为《禅行法想经》、《转法轮经》、《五阴[13]譬喻经》、《佛说法受尘经》四部是否为世高所译，尚有问题，史[14]光辉亦持此意见。
注释
[1]朱惠仙：《〈大正藏〉断句首创与致误条陈——以〈出曜经〉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215-216页。
[2]方一新：《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页。
[3]方一新：《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页。
[4]董琨：《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5页。
[5]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0页。
[6]（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页。
[7]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
[8]［荷兰］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7-225页。
[9]陈秀兰：《对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的几点补充》，《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2期，第56-57页。
[10]唐钰明：《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第394-399页。
[11]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0页。
[12]［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7页。
[13]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4页。
[14]史光辉：《东汉汉译佛经考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8页。2.2 忽略版本异文《大正藏》以高丽本为底本，同时收集各版本异文，同页标出。或许是先入为主，我们在征引《大正藏》时往往轻信高丽本的语料，而忽略了其他版本，因此失去了比勘、抉择正确语料的机会。如唐贤清先生在阐释双音词“相互”的演变时如此曰：“‘相互’是先见于[1]佛教文献（共出现7例），再见于中土文献。”所举之例有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所乘象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卷上，T04no196p155c23-25）事实上，唐氏此例未截取完整内容，丢了主语，又被《大正藏》不当断而断的断句所误导，且忽略了版本异文，同时亦未结合其他如类书等，征引可资借鉴的材料，目初及之，极易让人觉得“相互占曰”的动作发出者为“所乘象马”，而“曰”后又无内容，让人颇为费解。
首先，此句需补主语“衢和”，当断为：“衢和离身所乘象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上，T04no196p155c23-25）此句存异文，其中“互占”宋、元、明本作“工瞻”，即为“相工瞻曰”，这于文义甚通，“相工”义为“以相术为业之人”，汉时中土文献已不鲜见，《史记•张丞相列传》：“韦丞相贤者，鲁人也。……有相工相[2]之，当至丞相。”译经中作“工相”，义同，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三：“王命工相相其贵贱。师曰：‘必有圣嗣传祚无穷。’”（T03no152p14b10-11）西晋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王闻道人所言，即为太子选择国中名倡妓……王深知道人、工相人。王即为太子更治宫室门户垣墙，皆令完坚。”（T03no188p618b6-10）而“瞻”通“占”，即“占卜”义。
我们再比较梁时《释迦谱》、《经律异相》两部佛学典籍，梁僧祐撰《释迦谱》卷二《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载：“衢和离所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T50no2040p58c10-12）梁宝唱编《经律异相》卷七《调达出家九》载：“瞿和离所乘之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之：‘余皆得道，二人不吉。’”（T53no2121p35c13-15）宝唱所载此事即出《中本起经》，这为此处实为“相工”的铁证。“之”则复指前文言及的“瞿和离所乘之马，四脚布地”这件不吉利事情。
碑文中“工”字形为“”，与“互”形近，译经中，“工”讹为“互”的情况不鲜见。胡敕瑞先生通过比勘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前秦昙摩蜱共竺佛念译《摩诃般若钞经》两部异出经，发现“工”讹为“互”：
［1］或时麻油不涂身，或时声好，或时互谈。（《摩诃般若钞经》卷五《蜜远离品第十一》，T08no226p533c5-6）
胡氏认为：“或时互谈”似当作“或时工谈”，支谶本相应对译作“或时麻油不涂身，或时语声好，或时巧谈语。”（《道行般若经》卷七，T08no224p460b19-20）“巧谈语”犹“工谈”；且圣本亦作[3]“工谈”，足证“互”乃“工”字形误。
这样，《中本起经》中的“相互”似不能作为确证。由于唐氏第2例证即为宋施护译《佛说给孤长者女得度因缘经》卷下：“如王所梦有多人众聚集一处，互相斗诤论竞是非者，是彼遗法中有诸苾刍，聚集议论世间名闻利养等事。由此因缘相互斗诤不能寂静，渐使世尊清净法灭。”（T02no130p853c12-16）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另外6例具体见于中古的哪些译经。唐氏认为此例“最有说服力，前有‘互相斗诤’，后面是‘相互斗诤’。这些例证从形式上就可以确定‘相互’就是‘互相’。从区别性特征来看，‘相互’所修饰的动词‘斗诤’及[4]‘相互’的所指对象‘多人众’都具有‘交互性’”。依照唐氏这样的判别标准，我们在唐不空译经中检到1例：“汝心佛心，互相置故；汝体佛体，相互融故。”（《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T19no962p336a19-20）[5]
唐先生接着言及：中土文献中，“相互”于唐代才见用例，《周礼注疏》出现2例，如例［2］。
［2］云“《载师职》云‘以物地事、授地职’，互言矣”者，彼云物地事不云贡，此云令贡赋不云物地事，地事、贡赋当相互皆有也。（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五）
唐氏言及能找到的唐代中土文献的例子都在贾公彦的《周礼注疏》中。《周礼注疏》的具体年代虽不确切，不过据《旧唐书•列传•[6]儒学上》记载，贾公彦在“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而《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的译者不空，在华从事佛典翻译主要是在开元、天宝时期，“本北天竺婆罗门族，幼失所天，随叔父观光东国。……厥后[7]师往洛阳，随侍之际，遇其示灭，即开元二十年矣”。这样看来，贾公彦的生活年代要早于不空，我们无法依据上述例证得出“相互”源于佛典的结论。
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已被越来越多地征引，但翻译佛经版本众多，版本间大相径庭的记录，往往是颇具价值的部分，实有深究其语言基础的必要，《中本起经》中“相工”被误作“相互”，便是很好的例证：从《大正藏》引用翻译佛经语料时，应结合版本异文，认真比勘后择用。
注释
[1]唐贤清：《副词“互相”、“相互”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2]（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80页。
[3]胡敕瑞：《〈道行般若经〉与其汉文异译的互校》，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4]唐贤清：《副词“互相”、“相互”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5]唐贤清：《副词“互相”、“相互”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50页。
[7]（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页。2.3 轻信不当断句[1][2]
在讨论早期判断句的否定形式时，许理和、唐钰明、陈秀兰[3][4][5][6]、汪维辉、魏培泉、方一新等均引用了东汉早期译经，但所举之例尚未超出5例，在译人尚存争议的《禅行法想经》中，诸家均注意到此经末尾的一例，见例［1］。
［1］诸比丘，若以弹指间念此诸想之事，皆为精进行，为奉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也，何况能多行？是故可念行法想。（《禅行法想经》，T15no605p181c4-6）
对例［1］，诸家未曾提及，可能是因为《大正藏》断句有误。
［2］佛言诸比丘。若以弹指间。思惟死想。念有身皆死。是为精进行禅。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国人施也。何况多行者。（《禅行[7]法想经》，T15no605p181b20-24）
例［2］《大正藏》误将“不”断于前句，与前面的“为”构成特殊疑问句形式“为……不”，而不与其后的系词“是”构成判断句否定形式。
尽管“为”虚化后可作助词，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有言：“为，语助也。”将词尾的“为”定为疑问语气词，诸家也已成共识，志村良治有曰：“中古疑问句的特色之一，是在句末用‘不、[8]否、未’等否定词来表疑问。”“为……不”形式在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中已不鲜见，但例［2］“不”不与其前的“为”构成特殊疑问句形式“为……不”，而当与其后的系词“是”构成判断句否定形式，当断为：“佛言诸比丘：若以弹指间，思惟死想，念有身皆死，是为精进行禅，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国人施也，何况多行者。”这可从异出经《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中找到有说服力的支撑，见例［3］。
［3］佛言诸比丘：“若能弹指间，惟行自身身止观，外身身止观，内外身身止观，分别念解世间痴恼，是为精进，为如佛教，非是愚痴食人施。何况能多行者。”（《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T15no604p180c11-14）
与《禅行法想经》中“不是”相对应的正是“非是”，而“非”是不作语助的，也不见与“为”构成“为……非”之形式。
众所周知，译经语料在汉语史尤其是中古这一时段的研究中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有些语言现象就译经中这么几例甚至是孤例，如在引用译经语料之前，先对其正确断句、释义，弄清特殊的语法形式，梳理出正确的可资直接引用的语料，那么，它为研究者提供的将是难得而确凿的有力证据。
注释
[1]［荷兰］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7-225页。
[2]唐钰明：《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第394-399页。
[3]陈秀兰：《对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的几点补充》，《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2期，第56-57页。
[4]汪维辉：《系词“是”发展成熟的年代》，《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第133-136页。
[5]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3页。
[6]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页。
[7]此例采用《大正藏》原来的句读。
[8]［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页。第3章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价值
汉译佛经是汉语在特定时期产生并形成的一种特殊书面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末以后数百年间汉语的实际情况，弥补了同时期其他汉语典籍中方俗口语材料的不足，提供了研究汉语实际语言变化的宝贵材料。“佛经语料反映的新兴常用词往往要比中土文献早一个节
[1]拍”；语法方面，早期的结果补语、处置式、被动式、结构助词、介词等，几乎所有汉魏两晋时期新出现的语法现象，都可在译经中找到大量例证；文字学方面，由于佛经文献数量巨大，其中保留的文字材料是其他任何文献无法比拟的，它给俗字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语料库，也有助于大型字典以及俗、讹字谱的编纂。3.1 词汇学价值
翻译佛经对汉语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为汉语带来外来词、带来新义项这一层面，而且还带来了汉语新语词传播相对高效的渠道。佛学东渐之前，汉语的新词新义大体上是通过知识阶层从某种权威方言区传播开来的，其传播范围是有限的、传播速度是缓慢的。佛经由于它独特的内容和通俗化的要求，不便因袭一般的书面用语而另辟蹊径。由于翻译佛经的话语权力地位，译经语料中大量的与先秦典籍迥异的新词新义得到快速、广泛的流布，也加快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
3.1.1 译经语料加速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2]
汉语在先秦已出现了双音化的倾向，翻译佛经的大量出现，加[3]速了整个汉语尤其是书面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如表示“洗”义的一些语词“澡、沐、浴、洗”等，先秦时是以单音节形式出现的，由于诵读等需要，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翻译佛经中，这些词的清洗部位逐渐从隐性转为显性，形成了“澡手、沐头（发）、浴身、洗足”等双音节表达形式。
3.1.1.1 “澡”的双音化情况“澡”本特指“洗手”，《说文解字•水部》：“澡，洒手也。”在先秦文献中，“洗手”义是由单音节词“澡”表示的，东汉至唐的中土文献沿用这一表达，未见“澡手”，但在同时期的翻译佛经中，“澡手”已可检索到90处上下，最早一例为汉支曜译《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十者虽无钱财以用布施，常身自扫洒塔地，以净水浆给与众僧，澡手洗浴，以力为施，勤而不厌，是为凡女人在于贫困，而行是十事，不有懈怠。”（T15no630p457c23-26）唐以后的翻译佛经中，未见“澡手”。“澡手”在东汉至唐翻译佛经中的出现频率如下：东汉吴西晋东晋姚秦乞伏秦北凉刘宋萧梁元魏高齐北周隋唐11135921154311226
试举几例：
［1］但手执持，不亲余身，若未澡手，亦不敢捉，岂敢轻慢，枕于头下。（姚秦鸠摩罗什译《华手经》，T16no657p127c5-7）
［2］我时为师设饭，师谓我言：“且先澡手已乃当饭。”（刘宋沮渠京声译《摩达国王经》，T14no519p792c16-17）
可以说至西晋，在翻译佛经中，现代意义上的“洗手”义由双音化的“澡手”表示已不罕见了。
3.1.1.2 “沐”的双音化情况“沐”本特指“洗发”，《说文•水部》：“沐，濯发也。”如《诗经•[4]小雅•采绿》：“予发曲局，薄言归沐”。汉时出现双音节表达形式“沐头”，汉刘熙《释名•释天》：“霡霂，小雨也。言裁霡历沾渍，如人沐头，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南北朝时还出现了“沐发”。
［3］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了无相酬对意。（刘宋刘义庆[5]《世说新语•简傲》）
［4］阊阖殊未辉，咸池岂沐发。（南朝宋颜延之《为织女赠牵[6]牛》）
［5］太祖文皇帝雪旧君之耻，连西伯之功，始列鸿沟，初登函谷，公擢衣沐发，杖剑辕门撤洗足而相迎，下宾阶而顾问。（北周庾[7]信《周上柱国宿国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沐头”、“沐发”在先唐的中土文献中用例甚少，其在同时期翻译佛经中的出现频率相对要高，详如下：吴东晋姚秦北凉刘宋萧梁元魏隋唐沐头1121141沐发11252沐头发[8]
分析语词的复音化情况时，应考虑语词的使用频率。当“沐头”、“沐发”在翻译佛经中较多地使用时，双音化的程度才会逐渐加深。
3.1.1.3 “浴”的双音化情况“浴”本特指“洗身”，《说文解字•水部》：“浴，洒身也。”唐以前的中土文献多用单音节词“浴”表示此义，我们尚未检索到双音节的“浴身”。[9]
［6］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在翻译佛经中，“浴身”在汉可见3例，两晋以后零星出现。
［7］我应时对曰：“诸婆罗门，令我浴身，所众恶悉，当随水去，故坐思惟是事。”（东汉支娄迦谶译《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T14no458p440c16-18）
［8］或来口说义，浴身光去垢。（西晋竺法护《普曜经》卷五，T03no186p516c10）“澡”、“沐”、“浴”本来都是单音节词，当它们各自隐含的清洗部位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翻译佛经中呈现出来时，其双音化步履也就[10]此展开，它们是以隐性语义显性化作为双音化的手段。虽然“沐头（发）”在口语色彩较浓的中土文献中偶见一二例，但“澡”、“沐”、“浴”三词的双音化最终是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翻译佛经中完成的，这可为翻译佛经加速了汉语双音化进程提供一个具体例证。
3.1.2 译经语料拓展了词的本义辖域[11]
有些词的本义是有辖域的，辖域是指述义的覆盖领域。有些有理据的合成词，如“指尖”、“指纹”等词，这些词中的前件“指”[12]是后件“尖”、“纹”的辖域。这些辖域是名词性的、显性的。先秦有一些单音节词，如前文提及的表“洗”义的“澡、沐、浴”等，它们的本义包含了隐性的辖域：手、头（发）、身。而“洗”的本义则是特指“洗足”，“足”是洗的本义辖域。后来，“洗”的本义逐渐泛化成“用水或其他溶剂除去物体上面的污垢”，这一义项成为“洗”的中心义项，但在上古的中土文献中，“洗”仍然局限于洗爵、洗鼎、洗升等，作为人体不可分割的手、头（发）以及整个身体，仍用特定的“澡、沐、浴”三词表达。在唐以前的中土文献中，我们甚少看到“澡手、沐头（发）、浴身”这样的双音节表达形式，但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翻译佛经中，单音词“澡、沐、浴”的清洗部位从隐性转为显性，形成了“澡手、沐头（发）、浴身”三种表达形式，为“洗”侵入“澡、沐、浴”的本义辖域提供了语用条件。同时，“洗”亦通过与“澡、浴”连用及相对为文的方式，使主体在认知上将“洗”分别与两词等同，不同的力量一起拓展了“洗”的本义辖域。
3.1.2.1 “洗”侵入“澡”的本义辖域
就本义来看，“洗”、“澡”各有自己的辖域，但当“澡”的本义辖域显性化形成“澡手”后，就为“洗”侵入“澡”的本义辖域提供了重要条件。“澡手”、“洗手”在东汉译经中均已初露端倪，“洗手”尽管在三国时期空缺，西晋也只见2例，东晋却猛增至44例，这与“澡手”在汉魏两晋的出现情况是相关联的。“洗手”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中的出现频率如下：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姚秦乞伏秦北凉刘宋萧梁元魏高齐北周[13]024455027612002
试举2例：
［9］食毕，洗手漱口。（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下，T03no184p470a6）
［10］饭食已讫，受洗手水。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受澡钵水，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彼洗手净已，其钵亦净；洗钵净已，其手亦净。（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四十一，T01no26p687b8-11）
由上可知，三国、西晋时期，“澡手”高于“洗手”，而在东晋、姚秦，“洗手”远高于“澡手”，“澡手”在唐以后的译经中未再能检索到用例。可以说从汉开始，“洗”侵入了“澡”的本义辖域，在唐代基本取代了“澡”而凝固成“洗手”。在这过程中，“澡”的本义辖域“手”从隐性转为显性，使表“洗手”义的单音节词“澡”双音化为“澡手”，是“洗”侵入“澡”的本义辖域、形成“洗手”这一表达形式的重要转折。“洗”从“澡手”这一双音节形式中取代“澡”比“洗”直接取代“澡”然后形成“洗手”所消耗的认知资源要少得多。
在唐以前的中土文献中，“洗手”仅在《齐民要术》中检索到4例：
［11］淘米必须极净。常洗手剔甲，勿令手有咸气；则令酒[14]动，不得过夏。（卷七《笨麴并酒》第六十六）
［12］切脍人，虽讫，亦不得洗手，洗手则脍湿；要待食罢，[15]然后洗也。（卷八《八和齑》第七十三）
［13］常预煎停之；酘毕，以五升洗手，荡瓮。（卷七《法酒》[16]第六十七）
［14］常预作汤，瓮中停之；酘毕，辄取五升洗手，荡瓮，倾[17]于酒瓮中也。（卷七《法酒》第六十七）
3.1.2.2 “洗”侵入“沐”的本义辖域“沐”的本义辖域是“头（发）”，显性化后形成“沐头（发）”，早期例证有吴支谦译《斋经》：“譬如以麻油澡豆沐头，垢浊得除。斋念佛者，其净如是。”（T01no87p911b17-18）“洗”可能是在西晋时开始侵入“沐”的本义辖域而形成“洗头”这一表达形式的，西晋法立共法炬译《大楼炭经》：“中有象为王洗鼻口者，中有洗牙齿者，中有洗头者……”（T01no23p279c2-3）译经中的“洗头”即“沐”义，唐湛然《法华玄义释签》：“洗头曰沐。”（T33no1717p906a3-4）
西晋以后，“洗头”的出现频率逐渐转高，至唐时占据优势，详如下：西晋东晋姚秦北凉刘宋唐洗头1251313洗发2
试举几例“洗头”：
［15］是时，转轮圣王十五日清旦沐浴洗头，在大殿上玉女围绕。（苻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卷三十三，T02no125p731c24-26）
［16］佛言：“听水洗头。”（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四十，T23no1435p288c21）
先唐的中土文献中，“洗头”只在《金匮要略》中见1例：
［17］治噉蛇牛肉食之欲死方：饮人乳汁一升，立愈。又方：以泔洗头，饮一升，愈。（《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18]）《金匮要略》成书复杂，且有后人“采散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此例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词本义辖域的拓展往往伴随着主体认知资源的重新整合。“洗”在开始侵入“沐”的本义辖域时，主体的认知是抵触主体从生疏的语用环境中抽取、切分、识别语言的表层结构成分，来建立相应的所急需的语义辖域的。主体往往倾向于从现已形成的表达形式“沐头（发）”中寻找和自己需要解释的命题相匹配的语义，重新编码，这是语义辖域拓展最为经济的途径。在“沐”所表示的语义中，“洗”并不是“沐”所传递的目标信息，“沐”的最终语义指向应该是“洗头（发）”，“头（发）”在语言实际中却是空缺的，成为隐性语义。隐性语义和显性语义一样也总在不停地努力寻找自己的归属——成分位置，当“头（发）”从深层的隐性位置突显出来而得到自己应有的成分位置时，语义和形式得到了统一，意义和形式相统一的结构更符合人的认知习惯，也更有可能被同层面的语词替代。
3.1.2.3 “洗”侵入“浴”的本义辖域“浴”的本义辖域是“身”，显性化后形成“浴身”，“浴身”在东汉的翻译佛经中已见用例。“洗”可能是在西晋时开始侵入“浴”的本义辖域而形成“洗身”这一表达形式的，西晋竺法护译《离睡经》：“如是睡当离，若不离者，汝目乾连，当以冷水洗眼及洗身支节。”（T01no47p837a25-26）其后“洗身”在翻译佛经中零星出现，元魏[19]译经见1例，姚秦译经见5例，唐时猛增至40多例，其中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就可见24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