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秀伶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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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革命：全国蓬勃开展计划生育运动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决策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
●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
●邓小平说：“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表扬好典型。”
毛泽东提倡计划生育
1976年12月13日至20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以及部分地、县委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委，北京高等院校及新闻单位的同志，共100多人。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走上正式发展的道路。
其实，早在1956年1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十九条中说：
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纲中，说：
从六亿人口出发，节育。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
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
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
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后来，毛泽东还明确提出：
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
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虽然在1958年，有人对马寅初《新人口论》，进行了错误地批判。但是，在毛泽东人口理论的指导下，计划生育一直在推广和贯彻实施。
在70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曾表示：中国人太多了。
在1973年，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卫生部门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县以下各级，开始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或者有分管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
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为国民经济计划。在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时，中央正式提出：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和马寅初《新人口论》中说的，允许生二胎，生第三胎要上税是一致的。
周恩来提出：
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
其实，在计划生育问题中，计划生几个最合适，才是政策最为核心的问题。
那是在1972年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提交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
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后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不过，“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开起来的汽车，有很大惯性，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说。
1973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4年底，已至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明确地批示：
人口非控制不可
毛泽东再次强调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的重大作用。
周恩来提出：
必须特别注意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把人口发展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在人民群众中间大力宣传避孕节育知识。
正是毛泽东以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身份，明确肯定了要在中国控制人口增长这一重大举措，才推进了70年代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实践与发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计划生育首次写入宪法
1973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随即，各个地区、基层单位，也开始陆续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此外，人口指标还被纳入国家计划，被层层地下达。
在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受到“人多了”。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在1978年，提出生育政策：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中央要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的态度。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五十三条规定：
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了宪法。
1979年1月26日，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研究在1980年，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具体措施，以及有关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等问题。
1979年12月15日至2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强调指出：
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
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
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
当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
宋健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最终，宋健计算出，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那么，中国的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
随后，宋健与田雪原等人合作，进行人口预测方面的工作。
这一预测结果，被国务院主管领导，送到了中央政治局，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于是，从70年代初开始，控制人口增长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我国人口政策开始形成，并被概括为“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政策”。
净增人口从1971年到1977年，在这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
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
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0
中央决策只生一个孩子
1980年的3月，北京依然处于春寒料峭之中。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召开。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回忆说：
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前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
田雪原记得，那天参加中南海的第一次会议的人员，有计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十几位专家学者。
中央领导要求，计划生育要快一点见成效。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
只生一个孩子，到底可行不可行。
在会上，与会人员发言十分热烈，很多人用了“失控”一词，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
上街、逛商场、坐公交，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一个，又嫌太少，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田雪原回忆说：
前后5次会议，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平下降？
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
第二个问题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继而影响城市化进程。
第三个问题则是，对“四二一”结构，即指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的论证。
田雪原说，随后的讨论过程和结论，带着浓重的改革开放后的色彩。
首先，经济学界高度统一的看法认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头一个怀的孩子。
对于城市化的进程，大家也非常乐观，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将不主要依靠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此消彼长，而是靠流动、迁徙。
至于“四二一”结构，田雪原说，当时大家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可能存在的，对于整个社会却不会形成。
这次会议后来从中南海转到了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
最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雪原说，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号召：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田雪原说，那时决策层形成的共识是，“只生一个”既非三五年间的权宜之计，又非永久之计。而是在一定期间，为了达到使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的，围绕“控制一代人”，所制定的政策。
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
1980年2月2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联合会议，在北京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
这次会议强调指出：
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在这次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
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
从这次座谈会开始，“只生育一个”的提法，就和12亿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在同年的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北京成立。王首道任会长，栗秀真、林巧稚、吴阶平、林佳楣、于旺任副会长，刘庆山任秘书。
9月25日，中共中央就计划生育、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客观分析了我国当时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形势，论证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必要性、可行性，号召广大党团员，带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并积极做好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公开信”明确要求：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带头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计划生育。“公开信”中还说：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而又符合政策规定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对少数民族更可以适当放宽一些。
自此，中国城市对于生二胎问题，开始进行严格的控制。
在“公开信”起草前，中央领导还谈过两点意见：
第一，中国情况复杂，不能一刀切；第二，不能永远搞下去，这是一代人的政策。
中央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还强调要适当晚婚晚育。
为此，各省、市、自治区，对计划生育工作都加强了领导，列入议事日程，采取“两种生产，即人口和经济一起抓”的办法。
在“公开信”发表后，浙江省湖州市原新溪乡党委、政府，率先积极响应，经过大量艰苦而具体的工作，近75%的夫妇表示响应号召，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并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成了计划生育的急先锋。
首封计生倡议书诞生
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
要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
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
早在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十三条规定：
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同年10月，又提出要求：
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和生育间隔三年以上。
在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档案室里，存放着一封在改革开放之初，写成的计划生育倡议书。
虽然信纸已经泛黄，但是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见。望着这封倡议书，曾是天津医学院教职员工的梅振华，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当时发起倡议书的情景。
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天津医学院44名教职员工，联名在全国率先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倡议，而梅振华正是这一倡议的发起人。梅振华说，他和夫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早在1976年、1977年时，“计划生育”就成为他和朋友们聚会聊天时，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
到了1978年，“计划生育”这个话题，就变得了焦点问题。梅振华后来回忆说：
我们经常讨论，中国要富强不能光搞建设，还得把人口数量控制住，这样消耗的资源少了，也就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建设。
但是理论归理论，要付诸行动，还需要坚定的决心。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件事对梅振华的触动很大。正是这件事，坚定了梅振华只要一个孩子的决心，也促使他更加关注计划生育问题。
梅振华有位朋友，当时是冶金局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每个月能挣9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算是高收入的，几乎等于是梅振华工资的两倍了。
可是，这位朋友在每个月月末，还是要四处借钱，以补贴家用。因为他有9个孩子，再加上两个大人，开支实在是太大了。对此，这位朋友苦不堪言。
梅振华就跟这位朋友经常开玩笑，说：“你要是孩子少一半，就不至于天天叫苦了。”
看到这位朋友窘迫的境况，梅振华庆幸自己就要了一个女儿，每个月家中日子过得很滋润，既能存下一些钱，又让腾出精力，一心放在工作上。
当时，还有一些人与梅振华有着同样的观念。但是，这部分人毕竟还是少数。
怎样告诉大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号召大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呢？一个念头，慢慢地在梅振华的心里酝酿形成：写封倡议书，给全市人民的倡议书！倡议书不能自己写，要多些人倡议才好。
于是，说干就干，梅振华和几位同事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先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了份告示，简要叙述了写倡议书的事情，征集志同道合之人。
告示一贴出，便立即在学校里引起了争论，很多人表示反对。梅振华说：
正是一片反对声，才让我们44个人的声音显得愈加珍贵。
告示贴了大概一个星期，在有着千余名教职员工的医学院里，总共征集到了40多名支持者。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却是一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大家派代表写下倡议书，并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将这个倡议书交给了党组织。这封倡议书是这样写的：
倡议书
我们四十四名同志都是天津医学院的教职员工，大多数都是在三十岁左右结的婚，并都只生了一个孩子，而且不少同志只生了一个女孩。
几年来，我们听党的话，认真实行计划生育，坚持为革命只生一胎，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教学、医疗及科研工作上，精力充沛地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多数同志政治、业务水平都提高得很快。
由于我们坚持为革命只生一胎，父母、子女的身体健康水平，家庭生活水平也相应不断提高，我们也有了更好的条件来教养孩子，使子女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较好的成长。
我们四十四名同志坚定表示，并向全市尚未生育和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同志们提出倡议：要坚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在争议中，全国第一封关于“计划生育”的倡议书就此诞生了。
国家计生委员会成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迎来了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同年，中央批转了《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口机构日趋健全。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了完备的组织、计划和措施保障。
1980年3月至5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讨论如何控制人口增长及相关问题。
曾经参会的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田雪原，后来回忆说：
因为人口问题牵涉面广，当时我们觉得要由综合部门对人口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最后，这次会议建议成立国家人口委员会。
但是，人口委员会并未成立，取而代之的是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对此，田雪原说：
为人口问题成立综合部门不太容易，我的理解是中央要抓主要矛盾。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统一管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的最高机构，省、地、县也建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相应的机构，并且，县一级开始设立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主管人口的机构比较齐全，为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全国计生工作体系，一直建立到社区、村寨，无数被冠以“小脚侦缉队”之称的老太太们，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计划生育工作。
在这个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上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曾经在北京西城区大院居委会，做计生工作的翟玉洁记得，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几十元，而独生子女补贴额度，一个家庭一个月总共能领到5块钱。“急刹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中国的妇女计划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降到1990年的2.17。
回顾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过程，田雪原说：
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为了切实控制人口增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除继续编制年度人口计划外，还编制了1981至1985年中期人口发展计划，以及到2000年的长期人口计划，使年度计划与中长期计划，密切配合起来。这就为人口政策目标，提供了分阶段实现的可靠保障。
与此同时，人口政策措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严密的体系，除思想教育、行政组织和技术措施继续实行外，又采取了法律措施和经济措施，这就把政策的实现建立在有效措施的基础之上。
邓小平作出重要指示
1981年1月10日至14日，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央党校、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的有关代表，北京、上海、成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以及首都各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共54人。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办公室副主任林佳楣、林以行、刘庆山参加了这次座谈。
邓小平在听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后，指出：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表扬好典型。
同年的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说：
我们现在控制人口增长。建国以后，我国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现在近十亿。人口多也是个负担。娃娃长大就业，一年就在七八百万。人口多的大国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困难也很多。
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吃掉了。
邓小平还在1978年4月22日和1985年5月19日，先后在两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时，曾说：
我们正在制定控制人口的规划。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否则，我们的经济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
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会召开之后，在1981年4月，福建省县以上分管领导、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传达了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着重提出把计划生育宣传工作放在首位，重点放在农村。
要求把宣传工作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在处理思想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时，以思想工作领先，以思想工作为主。
在正确的思想引导下，计划生育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国务院批转国计委意见
1981年5月30日至31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继续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着重讨论与此有关的若干政策问题。
会议明确了国家计生委的主要任务是：
统一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协同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
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培训干部，落实节育措施、科学研究和药具生产供应等工作。
这次会议结束后，6月1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有关部门职责分工的意见》。“意见”内容如下：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有
关部门职责分工的意见
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关系全局的大事，它涉及到人民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人民生活的改善和人口质量的提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要实行集体领导，并把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各负其责，互相配合，做好各项工作。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有关部门职责分工的意见如下：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督促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协同国家计委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协同卫生、医药部门落实节育措施、科学研究和药具生产供应；承办有关计划生育的外事工作等。
国家计委：负责审定和下达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计划，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研究解决开展工作所必需的一些物质条件。
国家科委：负责审定和下达全国计划生育科研规划，并组织实施。
国家农委：在拟定农村经济政策时，要有利于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人口计划。在农村社队推行生产责任制时，要包括人口生育计划。
国家民委：协助拟定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方针、政策。
卫生部：负责计划生育、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有关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做好节育技术指导和技术人员的培训；负责节育手术事故的检查、治疗及有关技术问题的群众来信来访；组织计划生育科研项目的实施。
化工部和医药总局：负责组织避孕药具和计划生育器械的科研、生产和供应。
文化部：负责组织创作关于计划生育的各种文艺作品，采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广泛宣传。
教育部：负责在中等以上各类学校安排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课和人口、晚婚、节育课。组织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开展人口理论、计划生育科研和教学。
民政部：结合婚姻登记，向青年进行晚婚和节育宣传教育。对因节育手术事故而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生活困难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城市居民，做好社会救济工作。
财政部：在财政工作中，贯彻鼓励少生、限制多生的政策。支拨计划生育工作必需的经费，监督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计划生育经费管理，防止和杜绝浪费。
公安部：负责提供制定人口计划的人口统计数字，会同司法部门对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坏人，视情节依法处理。
国家劳动总局：在制定招工和安排就业计划时，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及其父母。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结合本部门、本系统的特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动员教育广大工人、妇女和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自觉实行晚婚、晚育、少育。
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负责全军指战员的晚婚和节育的宣传教育工作，落实生育计划。
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事业局：负责宣传党和政府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以及人口理论和节育科学知识，报道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事迹，介绍和推广工作经验及国内外有关人口、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动态、情况。
计生委的专家委员：要在人口理论、人口规划、经济政策、技术指导、科研等方面积极提出建议和意见。
1981年6月1日
7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有关部门职责分工的意见》的通知。
批转内容如下：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有关部门职责分工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各部门都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抓好。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考虑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各部门要通力合作，相互支持，切实解决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实现党中央提出控制人口的总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1年7月13日
自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逐步走上了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的轨道。
确立计生为基本国策
198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
1982年8月10日至16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1983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从此，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迈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天地。
中共中央为我国人口与计生事业付出的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
早在1981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了第122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
会议认为，城市仍应继续坚持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在农村则要根据实行责任制后的新情况，制定一个能为广大农民接受的长期政策，使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和多数农民取得一致。
在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具体规定了生育政策、避孕节育政策、奖励政策、限制政策等。“指示”指出：
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那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
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这一指示精神，成为各地制定具体生育政策的基本要求。
随后，在同年的3月13日，新华社报道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
中央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1982年11月1日至6日，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薄一波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要把计划生育看作基本国策，要把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同控制人口十二亿内这两者联系起来。
最近三年即1983、1984、1985年极为重要，务必做出明显的成绩。
1982年12月，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四十九条又规定：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策，并上升为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婚姻法，则将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在总则之中。
1982年12月22日，计划生育宣传月动员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动员大会要求，宣传月一定要使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宣传月必须以农村为重点。
动员会结束后，全国各地纷纷举办了形式各样的宣传活动，使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渐入人心。
二、宣传实施
●宋雅文说：“人们不再注重生育数量、生男生女，而是越来越注重生育质量、生活质量了。”
●巴珍静说：“男孩女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是否能够好好地成长。”
●万里说：“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人口状况不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不同。”
各地开展计生宣传月
1982年12月22日，计划生育宣传月动员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宣传月一定要使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宣传月必须以农村为重点。
为了配合计划生育的宣传，云南省下关火柴厂曾在1982年，发行《计划生育》8枚一套中的“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火花贴标。“双花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将相关内容、主题的邮票，和火花（邮票、火花也称姐妹花）同贴一信封上，同时加盖邮政日戳或纪念日戳。
在1982年、1983年，许多火柴厂为配合当时的一项会议决定：
1983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为配合这一决定，各火柴厂纷纷生产发行火柴，利用火柴的上的贴标配合形势，宣传计划生育。
1980至1983年，四川西昌火柴厂三车间的女子装盒班，成为了全厂的先进。
在1983年，女子装盒班获得了全国妇联授予的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称号。
1983年1月10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钱信忠在全国计划生育宣传月电话会议上说：
中央领导国志最近指出，实行计划生育，一靠政治动员，二靠法律，三靠技术措施。
在全国计划生育宣传月期间，上海炼油厂制订了《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的意见》，并组织了两次画廊、黑板报汇展评比等活动。
厂内的广播室，天天有计划生育方面的宣传、报道，组织职工观看计划生育电影、幻灯片，并分别组织婚龄、育龄女职工，听取计划生育的讲座。
同时，党、团组织也举办以计划生育为主题的组织生活。
在同年的9月，高桥镇计划生育会议，组织地方自9月20日至10月20日，开展宣传月活动，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周年。
上海炼油厂的广播车、黑板报，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在1984年春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就理论与实际、普遍与个别、宣传与表扬“三结合”，宣传政策性、理论性、组织性、群众性的计划生育工作。
从1985年始，上海炼油厂每年都开展计划生育宣传、考核、评比、表扬的工作，全面落实“两种生产一起抓”，将计划生育列为年度目标管理之一，由企业管理咨询委员会负责考核，鼓励兼职宣传员要兼得认真、兼得踏实。力求在思想意识上，建立起一张实行计划生育的“网”。
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持续有效地发展。
福建大力开展计生宣传
1983年1月10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钱信忠，在全国计划生育宣传月电话会议上说：。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实行计划生育，一靠政治动员，二靠法律，三靠技术措施。
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一个计划生育宣传月，意义十分重大。
因此，全国各地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宣传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把宣传月的活动搞得生动而又富有成效。
在1983年元旦、春节期间，福建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这次活动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以后开展的，主要宣传：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宣传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的政策。
在宣传月开始时，福建省委在省体育馆召开了广播、电视动员大会，省党、政、军领导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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