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岑仲勉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隋唐史试读：
编撰简言
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
中古史料全是文言，如翻作语体，稍不留神，即失去或违反原文之意义；而且无数名词，难以转俗，势不能不多插引号“”，文语夹杂，阅览时更增一层困难。
同时，不了解文言，就无法直接阅读古文；学生在高中之日，既多专攻语体，如大学仍不授以浅易文言，为之引导，则到将来自己阅读时候，必发生许多误解，展转贻累，为害不浅。近年学者，甚至旧日名家，圈点古书，往往失句，欲救其弊，是须预防。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规定：“各通史组都在讨论教学提纲，各断代史组都在讨论历史事件或历代人物。”本讲义之编撰，大致与此一规定相符，极力避免与通史之讲授相复，无使徒耗光阴，不裨实用。详言之，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
通史讲授，多浑括全朝，然有利亦有弊，其结果往往抹煞多少时间性。本篇编次，有时序或重点可循者，仍按后先叙述，不特求与通史避复，亦以补其所略。
苏轼称韩文起八代之衰，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为“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煞之一例。
汉武力征匈奴，匈奴不得志于东，乃转而西向；亚历山大王之拓境，接于今新疆之西边；帖木儿方整军东征，偶然殂谢。此等大事，我国史家多熟视无睹。余曾谓读愈古之史，愈须通晓世界史，最近亦有联系世界史之揭示。今试就突厥言之，彼得周、齐岁馈缯绢，不适于用，谋专利转鬻于波斯；波斯弗应，又远求之东罗马。夫于是产生突厥、波斯之战争，产生波斯、东罗马之廿年战争，其导线则不外我国之丝业。世界上无绝对孤立之民族或国家，对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彼此总会发生多少相互的影响，故凡关于对外事件，本篇尤郑重视之。
历朝制度、名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之迹（如唐府兵与元怯薛，特勤与台吉，莫离与贝勒等），故每论到典章、文物，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
凡斯管见，约陈数端，愿与同事、同学切商之。岑仲勉一九五〇年
隋史
第一节隋杨之先世及其统一经济情势较稳固，即造成统一较有利之条件，而统一之形成，又可以发展经济。因之分裂时期之长短，与经济破坏之大小密切相关。
由十六国并为南北朝，又由东魏、北齐而合为北周，北方诸民族早融会于鲜卑帜下，加以魏孝文帝力求汉化，异族之歧见渐泯，百姓苦兵革已二百余年，想望太平甚切，南北之统一，业成为必然性。但统一事业落于隋杨之手，则是偶然性。
杨坚自称汉太尉震之十四世孙。震八世孙，燕北平太守铉。铉子元寿，魏初为武川镇（今内蒙武川县）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即朔州神武郡殊颓县，今山西寿阳县北境。《廿二史劄记》一五谓元寿家于武川，误）。坚父忠，西魏恭帝初，赐姓普六如氏，北周时封随国公，官至泾州总管，娶吕氏，生坚。坚娶独孤信第七女（后号文献后），生五子，勇、广、俊、秀、谅。
独孤氏出自鲜卑。鲜卑或云东胡种。缪凤林因谓文献后为汉胡之混合种（母崔氏），炀帝为汉人与混合种之后裔。此种断定，其意向实注重在“北方之汉族，因与杂种混合，再造其新生命”之推论，因名隋、唐两代为“汉胡混合之北统”。但对于手创统一事业之杨坚，并未觅出混合种的凭据，仍是立论不完。如果吾人能向上古追寻汉族的起源（春秋时晋有狄，燕有山戎，王畿有伊雒之戎，例不胜举），则杨、李之为混合，譬诸沧海一粟而已。
坚承袭家荫，无赫赫勋绩，其得篡周立隋，实以受遗辅政为一大枢纽。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嗣子宣帝，立未二岁而卒。初膺疾时，坚以后父奉诏入侍，于大象二年（五八〇）五月，与刘昉、郑译等合谋，矫制令坚受遗辅政。静帝年仅八岁，完全为所播弄，登位之后，即晋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同年九月，丞相去左右之号，坚为大丞相。外镇如相州尉迟迥、申州李慧、荥州宇文胄、青州尉迟勤、郧州司马消难、益州王谦等，虽后先发难，然以缺乏联络及计划，不久即被平定。周之宗室，则毕王贤（六月）、赵王招、越王盛（七月）、陈王纯（十月）、代王达、滕王逌（十二月）均以谋执政之罪名而被诛（除毕王系明帝子外，余五王均文帝之子）。随于大定元年（五八一）二月篡位，自其受遗诏起计，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国之易，无有如杨坚者。
坚以父忠封随国公，因改朝号曰随，又恶“随”字带“走”，故去走为隋。清代金石家见初唐石刻常作“随”，遂疑旧说之误。近年石刻大出，则隋石刻无不作“隋”。往日新朝，往往反胜朝之所为，初唐间作“随”，实因此之故。然初唐以后，又作隋者多，作“随”者甚少，苟非杨坚先曾改定，则无以解此等异同之迹也。第二节改地方三级制为变通的两级制——中央集权之中心工作
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四十，以郡统县，是为两级制。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以察郡国，秩不过六百石。其后议者谓以卑临尊，轻重不相准，故汉成帝时遂更为牧，秩二千石，则尝一变矣。始时州牧奏劾二千石长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验实，然后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复委任三府，故权在州牧，废置自由，则又一变矣。其始以六条诏察，过是者罢免，其后又兴赋政、治民之举，则又一变也。始则传车周流，后乃更改为重镇，争据土地，则又一变也。愈变愈重，至于东汉之末，方镇之形已成，而刘焉建论，犹请重其权任，郡守之权，悉归牧镇而不知朝廷，袁绍、董卓首乱而争权，苏峻、桓温效尤而跋扈，自晋至陈，擅伐之际，多由于此。”（元朱礼《汉唐事笺》四）方镇之祸，至唐而臻于极点。“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民），皆取旧壤之名，侨立州县。”（《隋书》二四）盖“司、冀、雝、梁、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宋书》三五《州郡志》）近世欧人殖民地之New York，New Antwerp，New Brunswick等称，实同斯义。我国上古之“地理层化”，一部分亦因此而产生。始不过安置难民，后乃假为夸大，南北东西，相承一辙，“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宋书》一一《律志》序）阎若璩云：“据《魏志》，朔州陷后，寄治并州界，领大安、广宁、神武、太平、附化五郡。阎若璩考之，则所谓朔州洎大安、广宁、神武、太平四郡，皆在今寿阳县境，东西距只一百三十里，南北百五十里，而所容若此，其侨置夸诞，大可笑云。”（《尚书古文疏证》六下）今试就《魏书·地形志》专论之，既有汾、营、青矣，复有南汾、南营、南青以骈之；既有兖、徐、豫矣，复有西兖、南兖、东徐、北徐、东豫、北豫以参之，州名之易混也。各州所辖之郡名，重见叠出，淆惑观听，莫斯为甚。南营五郡，全与营同；汾州四郡，同于南汾者三，犹是楚州也；而称沛郡者二，犹是南广也；而称襄城者二，犹是南郢也；而称永安者二。新蔡凡八，尚有东新蔡；汝南、襄城各七，尚有西汝南；陈留、沛各六，前者有北陈留、南陈留，后者有北沛、西沛，郡名之易混也。沙州二郡二县，湘州三郡三县，显州四郡四县，南朔、北江皆六郡六县。双头郡县中，有二郡共一县者，更有设郡无县者。平均每郡不足三县，三县者占全郡数百分之五十五有奇，领两县以下者几及半数，郡制之破碎支离，无有若是之甚者。又如梁天监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北齐天保郡一百六十，县三百六十五；周大象郡五百八，县一千一百二十四，每郡平均亦不及三县。陈州四十二，郡一百九；大象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每州平均不及三郡。天保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且不足两郡（以上各数，均见《隋书·地理志》）。分划细碎，不适合于当日社会之实况，诚王应麟所谓地转狭而州益多者矣。
天保七年十一月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因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县五百八十九，（《北齐书》四）是开精简之先河。隋文受禅，杨尚希上表云：“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史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书》四六《尚希传》）帝览而善之，遂于开皇三年十二月，废诸郡五百余，扫六百余年州郡县三级之制，以州刺史治民，名则因循，事同郡守，是为郡县制一大变革。
寻以户口滋增，重行析置，计开皇、仁寿间原北朝域内增州五十六，废州十三，两者相比，尚赢四十三，合诸平陈后所置五十七州（废玉、洭、韶三州不计），共数三百。刘炫所谓“今州三百”，（《隋书》七五《炫传》）其总允符。迨大业三年，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益事并省，名虽同于隋前之郡，实则无异开皇之州。而以郡统县，表面又略类乎秦制。总计当日存郡百九十，三分省一；县一千二百五十五，平均每郡领六县以上，其辖境视文帝时扩大，是为隋代之第二次改革。
说明：《地理志》云，“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上表只得一千二百五十三县，比志少二数。又隋世并非行九州之制，修史者泥于《禹贡》九州，遂将各郡强行分配，以致背于现实，读隋史者应毋泥视之。
刘秩云：“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通典》一七）又“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隋书》二八，开皇三年）至十五年，并罢州县乡官。（同上）换言之，“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县无复辟署矣。”（《通典》一四）此又隋代中央集权之施于用人者。
官制为政治运用之工具，兹并类及之。
北周官制复古，名不尽传。隋废周之六官，制名多依前代之法。政权揽于尚书省，置令及左、右仆射各一人，总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每曹设尚书一人，合左、右仆射，是为八座。次于仆射者为门下省（即秦、汉之侍中）之纳言（二人），内史省（汉为中书，周改内史）之令（二人）。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民（非户）部，都官为刑部。
开皇三年，制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十五年十二月，诏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官阶凡九品，品各有正、从，禄给皆以春秋二季，京官、外官各不同。
京官：凡食封官不判事，及九品皆不给禄，余分为十六级：
1.以百石为差者七级。正一品九百至正四品三百石。
2.以五十石为差者四级。从四品二百五十至正六品一百石。
3.以十石为差者五级。从六品九十至从八品五十石。
外官：唯刺史、二佐（长史、司马）及县令给禄，依当州、当县户数为九等之差。
京官、外官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钱以给公用，惟禁出举收利。第三节国防设备之概况
斯大林曾指出抵御外敌之国防，需要具有能力之中央集权国家而后能成立，同时国防之利益，亦是创造及加速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条件，但在任何程度上并未排除经济的因素。（参葛烈柯夫等《斯大林和历史科学》译本四〇页）我国经济，至隋初而渐臻巩固，突厥日逼，国防建设遂为迫切之要求。
担负国防任务者为军政上之总管区域，与前节所言行政区域组织不同。隋制，刺史可以兼理武事，谓之总管刺史加使持节，从军事方面言，可兼辖数州至十余州，但州数多少，似随时随人而不同，亦分上、中、下三等，今其等级已失考。尝设之数，约达五十，洎开皇中叶，六合统一，内地者渐次撤废，仁寿之末，约有三十六，今列为简表如次：
总计西北及北占八府，所以御突厥也。东北占七府，半以御突厥，半以御契丹也。利、荆、襄、信、益、汶、潭、豫凡八府，所以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也。东南方面，东起扬、庐、寿，迄于越、杭，西自洪、循，达乎广、桂，则皆南方形胜，设险守国之地也。其余叠州以防退浑（即吐谷浑），南宁以临爨蛮，仁寿中犹增遂、泸二府者，维时蜀僚反叛，有事镇遏，皆以备西边及西南民族也。隋代国防，于是可略见一斑矣。
当日威胁最大之外族，莫如突厥，抵抗突厥之国防设备，又莫要于长城，兹再撮录齐、隋两朝筑长城各役于后：
北齐文宣天保三年（五五二）十月，起长城，自黄栌岭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
天保六年（五五五），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
天保七年（五五六），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天保八年（五五七），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
武成河清二年（五六三），突厥二十万众毁长城，寇恒州。
隋文开皇元年（五八一）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六〇《崔仲方传》：“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大约指今之榆林），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大约即开皇元、二年事（《通鉴》附在五年末）。
开皇六年（五八六）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开皇七年（五八七）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炀大业三年（六〇七）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
大业四年（六〇八）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
大业元年四月，废诸州总管府，集兵权于中央，此举于隋之速亡，未尝无多少影响。第四节突厥之起源及为患中国
突厥为现在“突厥族”中之一系，近世学者多信其即上古涂兰（Turan）族之苗裔，本语作Türk（Türük），复数Türklr，蒙古语写作Türküt（新疆翻佛经Twrk，于阗文作Ttrrūki，Tturki；西藏文Drug，Drugu；希腊文Toürkōü），汉文翻作突厥（只《续通历》及《册府元龟》四一曾见“突屈”之异译），其意义则力也，权也，能也。
此族初起之地，相传是金山（或阿尔泰山）一带，西魏大统八年（五四二），从连谷（榆林）入寇，是为突厥出现于汉史之首次。（《周书》二七）
突厥自称是狼种，无疑即上古之狄（字从犬）或翟。（《史记·赵世家》：“翟犬者代之先也。”）酋长首见于中史者曰土门（Tumïn）可汗（Qaghan），土门之原语，据我所见，应即突厥语之tümän，此云万也（吐火罗语tumane，tmane，tman），匈奴最初之单于名头曼，实同语异译，《史》、《汉》意译为“万骑”，后来赫连勃勃有统万城，即肖音而兼孕义者。（见拙著《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金人称忒母，蒙古称秃绵或万户（《史记·李广传》有万户侯），此可汗必原来任万夫长，故以官为名。《新唐书》又作大吐务，亦称伊利可汗，伊利（il）犹云王也。
土门始至塞上市缯絮，大统十一年（五四五），宇文泰遣酒泉胡使其国，翌年，土门遣使来献方物，是为两国建立外交之始。
土门先破铁勒，继因被茹茹（蠕蠕、芮芮）蔑视，转而向西魏求婚，魏以长乐公主妻之。废帝元年（五五二），灭茹茹。
其后（约五五三年），木杆可汗立，西破哒（挹怛，Ephthalies，Hephthalites），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坚昆Qïrkïz，满、蒙人称为布鲁特“Burut”，今称吉尔吉斯），领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据波斯史，五五四年，木杆与波斯王Nushirvan（五三一—五七九）始发生关系，波斯王得突厥助，攻灭哒，遂共分其国土，以乌浒（希腊文Oxus；伊兰文Vaksa缚刍；阿剌伯文Jihun；今Amu daria阿母河）河为界，并娶木杆女为妻，突厥势力由是伸至中亚，西突厥室点密（Istmi）可汗即于是时始。室点密者，土门之弟也。现时于阗、疏勒等地附近住有一种民族，名为Abdal，所说者天山南路突厥语，但其中杂有来源不明之字。亦作Habdals，Lattimore以为导源于吉卜赛（Gipsy）族，余往日疑其与阿不旦（Abdal，罗布泊附近之地名）有关，今再以Abdal,Habdal及Ephthalites，Hephlhalites之对比观之，颇信此一民族即中古时代哒之遗裔。
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假道凉州，与西魏合兵破吐谷浑于青海。
此后，齐、周争相结纳，保定五年（五六五），可汗以女妻周武帝，周人每岁给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在京者又优礼相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縻之。突厥遂坐收渔人之利（隋文帝诏有云：“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他钵可汗（木杆之弟）至有“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之自大语。大象二年（五八〇），周封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妻他钵。第五节突厥与东罗马之发生关系——丝绢贸易
羽田亨言：自南北朝至隋、唐，善于经商之粟特人（Sogdians），其往来漠北，不单在商货贸易，且谋政治方面之携手以达其大欲。突厥及回纥勇悍而朴直，因信用彼辈，对中国之种种要挟或侵略，率此等狡黠者为之策划而坐收其利，平时又操纵对华贸易，取得非法利润。换言之，中国实为粟特人所苦。同样，彼辈亦用其对华之手段以对付西方。
中国丝绢之输出，自古即为亚洲一种重要商业，其取途有二：（1）西向出粟特（Sogdiana）即康国（Samarkand）等处，为最古之道，西方学者称为“丝路”。（2）通印度诸港之海道。当日以波斯及罗马人为主要顾客，而参预居间转贩者，则中亚之粟特人及印度洋之海舶。商胡东来之不断，中、印贸易之促进，皆与此有直接关系。
罗马人欲扫除波斯居间剥削之害，东罗马帝Justinian（五二七—五六五，魏明帝至周武帝时）曾培养蚕种而无功，乃谋令阿剌伯西面土人与印度诸港直接交通，波斯沮之，且设法妨碍陆上之转运，以便其专利操纵。
粟特人见哒既灭，即请其新主室点密可汗，要求波斯许彼辈在其辖境内经营丝业。可汗因遣使至波斯（约五六七，即周武天和二年前），为波斯王Nushirvan所拒，突厥使至波斯者又多被毒死，由是二国交恶。
商人不得志于波斯，又怂恿可汗别辟东罗马的销场，五六七年底，有商人名Maniach者，行抵东罗马都城，呈突厥文可汗书，外附许多缯帛，略言突厥分为四部，大权操于室点密。
翌年初，东罗马帝JustinⅡ（五六五—五七六，即周武保定五至建德五年）遣使臣邪马克司（Zemachos）报聘，达可汗所驻之白山（应在今库车之北，特克斯（Tekes）流域，即伊犁之东南）。可汗帐幕，饰以杂色绸缎，陈列许多金器。适其时可汗往击波斯，为波斯所败，突厥与东罗马之交好，因是而益深。五七一年（天和六），突厥使二次至东罗马，要求Justin帝撤废九年前罗马与波斯所立之和约，演成东罗马、波斯间之廿年战争（五七一—五九一，天和六至开皇十一年）。
五七六年（建德五），罗马使臣Valentin至突厥，告Tiberius帝之继位，且谋重修五六八年之旧约。此使臣与前使邪马克司均有残片旅行记留存。前使言突厥人持铁向其兜售，且令行逾火焰以清净其身。后使到突厥时，适遭室点密之丧，迫令依突厥习惯，用刀剺面，参与葬礼，葬时以死者生前所乘马四匹及俘虏四人为殉。
五七九年（大象元），波斯王Hormizd ⅣorⅢ即位（五七九一五九十），木杆可汗女之出也，与突厥亲虽甥舅，而并不相好（隋文帝诏有云：“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攻酒泉在宣政元年年底，即五七八—五七九年）。五八七年（开皇七）沙钵略卒，弟叶护可汗立，因波斯用兵罗马，遂于五八八年率众三十万，往攻波斯，同时东罗马亦自叙利亚反攻，波斯两面受敌，其势颇危，幸藉大将之威望，以少敌众，叶护中箭而卒。第六节突厥之内争、分裂及南附
初土门死，子（非弟）逸可汗立（逸即il之急读）。逸可汗不久卒，舍其子摄图而立弟木杆。木杆在位廿年卒（约五七二），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他钵。他钵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庵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然大逻便母贱，众不服，庵罗母贵，突厥重之，摄图长且雄，尤力排大逻便，庵罗遂立。大逻便心不服，庵罗弗能制，以国让摄图，国中相议，摄图最贤，因立之，是为沙钵略（始波罗）可汗。此一段经过，无形中酿成东方式家庭间叔侄、兄弟之不和（隋文帝诏有云：“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是为突厥中衰之主因。往年他钵之所以玩弄周、齐者，隋朝乃得觊其隙而施行报复。
摄图之立，有待于国人相议，此与蒙古时代之也可库利尔台（Ykquriltai犹云大会）制度，颇为相类。此制在元太宗、定宗、宪宗三汗即位之前，均尝举行，后来虽真意已失，然下至元末，犹保全其形式，即继立之君，须经大会推定是也。他如突厥前之乌丸、鲜卑，突厥同时之契丹、新罗，历史上亦表示其有类此之习惯。今按周武王崩而周公摄政，厉王奔而周、召共和，我国古制，当与此种习惯有密切之联系。
隋文帝即位，待突厥稍薄，沙钵略妻周千金公主，怀覆隋之心，屡言于可汗。开皇二年（五八二），遂悉众四十万分两道（今之陕、甘）入寇，凉、秦、泾、兰、敷、延诸州六畜咸尽。既而沙钵略攻大逻便，大逻便败，西投达头可汗（室点密之子），国中互相攻击，且各遣使来隋请和，千金公主亦上书愿为父女，隋使报之。沙钵略复书云：
辰年（开皇四年甲辰，五八四）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则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隋特使虞庆则、长孙晟往聘，沙钵略跪受诏书称臣，隋因赐千金公主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更许沙钵略入猎恒、代，数年间边境稍安。
继叶护者为都蓝可汗，沙钵略之子也。叶护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小可汗），居国之北，遣使赴隋求婚，隋以宗女安义公主妻之，并特厚其礼。都蓝怒，数为边患，又与达头合攻突利，突利败，只身入朝（开皇十九，五九九）。隋拜为意利（即伊利之异译）、珍（弥）豆、启民可汗，使游牧于夏、胜两州之间（今河套东边），以河为固。东西距河，南北四百里，在朔州为筑大利城（今山西、内蒙交界），再妻以宗女义成公主，部落南来者殆二三十万，其情形与东汉建武时南单于内附相类。旋都蓝被麾下所害，达头自立，国内大乱，达头奔吐谷浑，东西突厥由是分立。
西突厥之分藩，始于灭嚈哒（见前四节），犹诸成吉思汗西征之分封长子朮赤也，初时犹奉事宗邦，后因内乱而形成分裂。其国分十部，又曰十姓，每部赐以一箭（oq），故称十箭。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各置一啜（cˇur）领之，右厢号五努失毕，各置一俟斤（irkin）领之。设南北廷，南廷当在今天山北路，北廷则在千泉即屏聿（bïngyul）附近。“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大唐西域记》一）其地即今哈萨克（Kazax）共和国Aulieata之附近，有良牧、美蔬及无数清泉，近世哈萨克人仍视为吹（Chu）、锡尔（Syrdaria）两河间避暑最胜之地。余依沈曾植氏《西王母国考证》求之，《穆天子传》二所云：“丙午，至于鄄韩氏，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草，马牛羊之所昌，宝玉之所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其与此一区域相当，可无疑也。第七节突厥文化、风俗与我国之比较
唯周人与“突厥民族”有密切关系，故其文化、习俗颇多相类之点，余曾写过《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之密切关系》一篇，尚未尽所欲言，今只就其见于中古时代之突厥部者言之：（一）封建 节级分地，为突厥族之古制，我国周代以茅土锡诸侯，诸侯畀之卿大夫，卿大夫畀之士；又突厥平服中亚，使室点密治之，即藩封之制也。（二）“族”之意义 《说文》：“族，矢鏠也……㫃所以标众，众矢之所集。”段玉裁注：“《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伸为凡族类之称……旌旗所在而矢咸在焉，众之意也。”按古代同族者集于一旗之下，许慎“㫃所以标众”一句，颇得其意。然喻“众”之事物尽多，何以必取乎“矢”？段氏以旗在而矢咸在谓之众，尤属牵强。今知一部（或姓）赐一箭，故一部亦称一箭（见上节），则“族”字之构造甚明，“㫃”所以集同族，“矢”（即箭）即“族”之义，实指事及会意字，用作镞者为借字，非其本谊。（三）事火 “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大慈恩寺法师传》二）此可比观我国上古之席坐。行逾火焰，其意将以净身，《颜氏家训·风操篇》云：“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此一习俗，今粤中于送殡回家、迁入新筑及新妇入门等犹有之。抑事火之俗，由亚洲西北推广于波斯、印度，所置“家火”不令熄灭，如迁居近地，须携之同往，隋王劭《请变火表》云：“在晋时有以洛阳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隋书》六九）尤为突出之类例。（四）十二属 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是也，今如询北方俗人年岁，彼常举“属某”以对。从突厥古碑刻观之，沙钵略书所谓“辰年”者，原文应为“龙”年，彼方只有十二属，并无十二支。不空译《宿曜经》云：“西国以子丑十二属记年，以星曜记日。”则中亚亦有此习惯。（五）指天设誓 《论语》“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正是“上天为证”之意。（六）数名之万 《敦煌掇琐》四：“凡数不过十，名不过万。”后世虽有亿、兆……等称，然其位数若干，至今迄无定论，因上古无定制也。古突厥数字亦至Tümn（万）而止，欧洲学者即曾取之以与“万”之读音相对比。（七）尚九 “三”为亚洲数大民族共同之吉数或圣数，“九”为三三相乘，尤被重视，我国之九族、九锡，甚而九州、九江、九河，皆由虚数而进为（或被误会为）实数者也。突厥至回纥时代，据吾人所知，有九部室韦（见《隋书》）、九姓铁勒（回纥即其一）、九姓鞑靼、九姓乌护（见《回纥碑》）、昭武九姓胡（见两《唐书》），突厥可汗即位，随日转九回（《周书》），后来成吉思汗建九斿白旄纛，又赐姚里氏以河西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多桑《蒙古史》上一五二页）蒙古族对新汗行九拜礼。（同上一九二及二四八页）盖东北族多接受突厥族之文化，故亦造成同样之习俗。（八）殉葬 依《诗经》及《史记》，则秦之先世武、穆二公，均用人殉葬，始皇死，以后宫为殉，《礼记·檀弓下》，陈子车死，其妻及宰以殉事请于子车之弟子亢，辞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皆我国本有人殉之证。唯周族已知生命、物类之可惜，始代以陶俑等明器。及造纸术发明，更易以纸人、纸马之类，皆殉之遗意也。《孟子·梁惠王篇》引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大抵误会作俑而后引起人殉，故有此语。又杜甫《桥陵》诗“宫女晚知曙”，《昌黎集》四《（顺宗）丰陵行》“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宋白云：“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通鉴》二四九胡注引）按《后汉书》一六刘昭注引《皇览》，汉制，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会要》二一颜真卿引《后汉·礼仪志》，亲陵一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则此种制度非创于唐，而实际却同于突、蒙之习惯。（九）剺面 《礼记·檀弓上》“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其说不轨于理。尝见粤中神祠所奉孝子偶像，都于目眶下涂朱数竖，乃悟泣血实即剺面，状相类而讹传。（十）收继婚 突厥族“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隋书》八四）《孟子·万章篇》“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正可对照。由是，《孟子·离娄篇》所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乃得满意解释，盖旧俗嫂可收继，及战国而视为非礼，故严嫂叔之防矣。隋、唐之际，如隋炀纳陈、蔡二夫人，唐太宗取元吉之妾，唐高宗收太宗之武才人（即武则天），似颇受突厥影响。直至最近以前，我国各地，此风尚未尽替。（参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十一）半子 “此是女夫，即是儿例”，则犹汉族视婿为半子。（十二）尊号 据郭沫若先生《周金研究》，春秋中叶以前，尚无所谓谥法，后人称为谥者实是尊号。突厥可汗衔上冠以“贤圣、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贤圣为bilgä之义译，伊利见前，俱卢=Kül，光荣也，设=Šad，突厥官名，莫何=bagha，父也（《宋书》九六《吐谷浑传》：“莫贺，宋言父也”），始波罗=Sbara，王权也，与我国帝王之有尊号无异。“天生”即汉文之“天子”，蔡邕《独断》云：“天子，夷狄之所称。”汉武时单于书云：“胡者天之骄子也。”（十三）色尚蓝 突厥语Kök之义为“天”，亦为“蓝”，蓝犹美也，故突厥自称曰“蓝突厥”，今新疆语尚有用Kök字以表“美”之意义者；然“青出于蓝”，粤谚谓“青靓白净”，语法相同。抑“华夏民族爱蓝色，自北方至广州，莫不如是，中下阶级均以蓝色衣料为多”，此又其实征也。（十四）铁之名称 春秋时叔夷镈铭“徒五千”，最近郭沫若考定“”即“铁”字。余曾引“铁山”见于《穆天子传》。按西伯利亚一带，向产铁矿，《北周书》称突厥本茹茹铁工，突厥呼铁曰tämur（法国学者Blochet曾揭出希腊文之tomuris，与突厥文相似），其第一音组之tä，与汉语“铁”之发声相同，我国对铁之应用，相信本从西北方输入。（十五）地域观念 吹（Cu）河之南，锡尔河（Sir daria，又称药杀水即Jaxartes，阿拉伯人呼为Sihun）之北，突厥族常视为世界之中央；印度人对其自国，亦具同样观念，故法显《佛游天竺记》、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谓“中国”，皆指天竺，此犹汉族之自号中国也。《广弘明集》七“贤豆、天竺，……斯是地心，号中国也”，意义相同，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一卷一八八页）引此以为戎出于“夏”之证，殊属误会。（十六）方向尚东 《周书·突厥传》：“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漠北阴寒，故向阳取暖，此是真义，我国处温带，患热，故向南以迎熏风，首长南面而立，部下乃北面而朝，久而忘其所以然，人遂误会北方为重矣。汉族初亦尚东，故古礼主人升自阼阶（阼，东也），客升自西阶，让客使得面朝东也。《唐语林》八云：“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非其真旨。习于东向，则身右为南，尚右即尚南，古人并无尚北之习惯。第八节平陈
突厥中衰，北边无警，而又经济稳定，则隋之统一，有可能性。近人冀朝鼎提出我国历史上经济要区之论，以为政治统一之获得，只有一道，全国分为许多区域，“众区之中，有一区焉，其本地之农业出产，其接受他地转漕之利便，均优于余外诸区，以是故，凡取得此区者即取得征服统一全中国之钥。”按农产、转运二事，即在六朝之末，江南亦视关中为优胜，且同是汴水，刘裕用之以定秦，如冀之说，则北方无统一南方之理。《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双方条件相等或稍相等之情势，则胜负之券，应以能适应环境、能发动及领导群众为标准。
文帝既移周社，志得意满，遂萌统一之想，即位未一月，便任声名素著之韩擒虎为庐州总管，贺若弼（贺若复姓）为吴州（扬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弼承父敦遗志，献取陈十策，适北边不宁，未遑发动。
平陈方略多本自崔仲方。开皇六年，仲方论取陈之策，大致言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六合县）、吴、海等州宜驻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巴东）、襄、荆、基（今钟祥）、郢（同上）等州速造舟楫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为上流必争之冲要，若陈令精兵赴援，则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其拥众不出，则上江诸军可鼓行以前。（《隋书》六〇《本传》）
陈宣帝卒（开皇二，五八二），子叔宝立，是为陈后主。即位之翌年（五八四），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并以沉檀香木为材，又饰金玉、珠翠。唐魏徵云：“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如江总、孔范辈，称为狎客），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施文庆、沈客卿辈），……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见《陈书》）其速亡宜也。
叶护可汗继沙钵略之政，隋北边无警，开皇八年（五八八）三月，遂下诏伐陈。十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杨素，并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黄州），韩擒虎出庐江（安徽），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海州），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余万，皆受晋王节制，文帝驾幸定城（华阳），陈师誓众。
明年正月，弼自广陵济京口，擒虎济采石（当涂），以钳形攻势，夹攻建康，陈军束手无策。二月，擒虎先入城，获叔宝，陈亡。
素与仁恩引舟师趣三峡（瞿塘、巫、西陵），陈将吕肃守险滩，经四十余战，卒破之，又破肃于荆门，乘胜东下至汉口，与秦王会。时建康已下，晋王命叔宝为手书招上江诸将，于是上江皆平。世积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驰书谕降豫章诸郡。荣自东莱傍海入太湖，取陈之吴州（苏州），随宇文述略定晋陵、会稽诸郡。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世为南越首领，所属部落十余万家，嫁为高凉太守冯宝妇，佐夫治理，政令有序。及宝卒、陈亡，岭表未有所附，数郡共奉戴夫人，号为圣母。会文帝遣韦洸安抚岭外，夫人得叔宝书，乃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广州，岭南悉定。隋册冼氏为谯国夫人，许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部落六州兵马，俱听发落，若有机急，便宜行事。夫人尝疏劾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致于法，至仁寿初始卒。第九节隋代三大工程——建筑与水利
除修筑长城已见前文三节外，隋代工程，群众尚能分其余惠者计有三事：
甲、大兴城 文帝继北周都长安（汉旧都），嫌其制度狭小，庾季才言，汉营此城，年将八百，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开皇二年六月，诏于城东南廿一里龙首川处，创建新都，以宇文恺有巧思，使领营新都副监，翌年三月毕工，命名曰大兴城。据近人估计，其旧址面积约七十平方公里，大于现时之北京。（《文物参考资料》三八期六八页）
其制，宫城居最北，皇城（又曰子城）在其南，略如图（甲）。
皇城东西五里余，南北三里余，城内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南面三门，东西各二门。自西汉以后，至于梁、陈，宫阙之间，并厕民家，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并列衙署，不使杂人居止，盖新意也（近世所谓衙署集中，即昉此）。宫城南门外之东西大街，南北广三百步（六尺为步），又宫城南门外之南北大街（承天门街），东西广百步。外郭城东西十八里余，南北十五里余，周六十七里（据近人言，南京城周六十一里，为世界第一，长安城经韩建及明代等改筑，依《图书集成·职方典》四九七，周止四十里，如隋制幸存，或不让南京居首也），高一丈八尺，当皇城正南（朱雀）门之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皇城之东尽东郭，皇城之西尽西郭，分为三纵列，每列南北皆十三坊，象一年有闰（共七十八坊，除去二市为七十四坊）；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向门，如图（乙）。
皇城之南，东西共分四纵列，以象四时，南北皆九坊，法《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共三十六坊），其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如图（丙）。不开南北街者，为其冲城阙也（此种禁忌，今犹有之）。
坊之纵广，在皇城南者，纵各三百五十步，广三百五十或四百五十步；在皇城左右者，广各六百五十步，纵四百或五百五十步（涉纵广之数，旧说不尽相同）。
外郭城内有东、西两市，每市占二坊之地，方六百步，每面各二门，如图（丁）。四面皆市易之所，中置二署，即治市之官府，其街各广百步。
全城坊、市，棋布星罗，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惜后世之不知保存也。
饮水之源有三渠：一曰龙首渠，引自浐水。二曰永安渠，引自交水。三曰清明渠，引自坹水（又作泬，俗讹为“沈”，又名潏水）。
宋人吕大防云：“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长安志图》上）斯言允哉。
大业九年二月，曾发丁男十万城大兴，或因增高城墙而起。
日本平安京系仿唐长安城而建筑，唐长安又即隋之大兴，此城设计为东亚创作，故能使东瀛慕化也。至于那波利贞以为大兴特点根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为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六二—八一页）立论都未确切。宇文恺本鲜卑族，与西域无关。阎庆之姑即宇文护之母，陈因护字萨保，萨保为祆教职名，遂疑“阎氏家世殆出于西域”；然蒙古时代之蒙人，不少用景教语为名，今之人或用耶教语为名，教名不定是种族之表示；且祆教先行于漠北，北魏灵太后甚信胡天神（参看《唐史》西方宗教节），尤不见得奉祆教者即西域之族。若何稠之叔何妥，《隋书》七五、《北史》八二均称为“西城人”，西城于两汉、晋、宋、齐皆为县，当今陕南之安康，从此入蜀经商，原是便道，陈为先挟成见，遂不惜臆改“西城”作“西域”。合而观之，陈所谓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庆子）、何稠之家世，俱含西域血统者，实属厚诬；吾人不否认西方文化常影响我国，要当于事迹彰确处求之也。
窃谓大兴城伟大之重点，在于布置或整个的设计。宫城居北，本孔学南面而治及众星拱辰之思想，其余四纵列象四时，九坊象九逵（亦或取《易》卦阳九之义），十三坊象一年有闰，都无非东方式文化之表现。今就整个大兴城观之，虽集中地表现了封建时代的建筑特色，而其迁建动机，则因汉城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尤要者，隋文指定衙署与民居分离，固便于统治阶级，同时亦确便于封建统治下之人民。推之，市为群众所必需，自然安置在民居附近，无取乎《周官》“面朝背市”之旧论。又如道路作棋盘式，坊有十字街，皆是引导人民，使其交通便利，此则值得表扬者。
乙、通济渠 我国现在河北、山东、江苏之东部，在有史以前，均是低洼之地，从西向东之无数水系，咸向此方输出，水挟泥沙，积久乃渐淤淀为平陆。然因各水系之经常排泄，所以冲积平原之间，仍保留许多港汊，互相交错，形同蛛网。试观吾粤珠江三角洲间河道交织，便可即此例彼。申言之，河、淮、江三大流域之末游，当上古时代，实存在着互相贯通之支港，此为吾人对于三大水系首先应有之认识；同时，就应打破最近以前河、淮、江三流本来各不相通，禹曾治河，鸿沟为人工所凿之数重误会。
据我最近之研究，东周以前的黄河正流，即是古人所谓济水（济或作泲，又称沇水），由河南东北行，经山东半岛诸山之北麓，至广饶县入海。但在河南汜水县附近，分出一支，此一支名目甚多，如蒗荡渠、鸿沟、阴沟等是也。分支未久，又再歧为两派：一派东出合泗水而汇于淮，后世通称曰汴水。一派东南行，合涡、蔡（又称沙水）、汝、颍等而会于淮。与隋、唐漕运关系最密切者，即前一派之汴水。汴水当东汉永平间，经王景一度修治，至六朝时代，汴、淮通运，未尝断绝。隋开皇七年，命梁睿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增筑汉古堰，遏河入汴，名汴口堰，又曰梁公堰。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自板渚（又曰板城，在汜水县东北三十五里，在旧汴口之西约十五里）引河入汴，又自大梁（即汴州）之东，引汴达淮（汴水本由今开封经陈留、、睢、宁陵、商丘、虞城、夏邑、砀山、萧、铜山等县，会泗水而入淮；炀帝时采较直的路，由商丘东南经夏邑、永城、宿、灵璧、泗等县而会淮，不先会泗水），名曰通济渠，又曰御河。渠广四十步，旁皆筑御道，树以柳。
春秋之末，吴王夫差就古渎遗迹，开为沟，以通江淮。至开皇七年（五八七），隋将伐陈，因于扬州循沟故道，开山阳渎，自山阳（淮安县）至扬子（江都县南）入江。炀帝既发动通济渠工程，同时又征淮南民十余万，将山阳渎扩大。
总言之，由汴口至江之全段交通，乃半自然半人工所构成之结果，炀帝只浚广故道，初非新创，旧史叙述不明，遂生误会。唯《太平寰宇记》云：“大业元年，以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自大梁城西南凿渠，引汴水入。”苏轼《书传》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谓炀帝始通汴入泗，……又足以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又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下云：“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经》，古来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炀帝之所创为也。”所言为得其实。据《隋书》三，通济渠工程，发动于三月廿一日辛亥，而八月十五日壬寅，炀帝即乘龙舟幸江都，前后仅一百七十一日，从时间计之，其非全道新凿，事甚显然。明人《縠山笔麈》云：“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天下郡国利病书》三六）此一类批评殊有纠正之必要。在炀帝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尝施力，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之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倚赖心理。秦始皇因旧有基础而筑长城，限戎马之足者垂千余年，隋炀不可相提并论也。
大业六年，又自京口（今丹徒县）至余杭穿江南河，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可以通龙舟。江南河与山阳渎之联合线，即清代所谓江南运河及淮南运河。从现时苏南水道观之，想亦加工沟接而已。
丙、永济渠 大业四年，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今名卫河。关于此一次工程，《隋书》三祇云“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涿郡今北京西南），考沁水于武陟县入河，见《水经注》，原是黄河一支流，无待乎引。其实，炀帝是将沁水分流入渠，凿通沁水上流，东北与清、淇二水相接，又东北入白沟，其经过之地，即今内黄、大名、临清、清河、武城、恩、德、吴桥、东光、沧、青等县，自青县以南至临清，即今北运河之一截。大业七年二月，炀帝“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想必是出汴口后顺流而下，转入沁水，北至涿郡，故隋人又称永济渠为御河。考元世祖中统三年郭守敬称，怀孟沁河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余顷（《元史》一六四），又顺帝至元三年，卫辉淫雨，丹、沁二河泛涨，与城西御河通流（同上五一），下迄明代，沁与卫仍时通时塞，度即隋时引河入沁之遗迹。第十节杨氏家庭之变——专制之毒
文帝子五人，皆独孤后出。避后之妒忌，后宫有子者皆不育。即位后，立勇为太子。又惩宇文氏以孤弱而亡，开皇二年，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广为尚书令。洛州置河南道行台，俊为尚书令，领关东兵。益州置西南道行台，秀为尚书令，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又以诸王年少，特选精良有才者为之僚佐。
勇初立，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以下，皆令参决之。后因冬至勇张乐受百官朝贺，恩宠始衰。勇多内宠，尤嬖云昭训，独孤后代选之元氏妃又暴卒，益招母后之忌。广觊其隙，深自矫饬，务为俭素，临还扬州，入内辞后，自称恐被勇暗算，后信之，益恶勇。广又内联杨素，横加媒蘖，开皇廿年，遂废为庶人，改立广为太子。及文帝崩，广伪造遗敕赐勇死，所生十男皆被杀。至文帝之崩，史文犹有疑辞焉。
俊平陈后，授扬州总管，转并州，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又盛治宫室，穷极侈丽，颇好内，妃崔氏毒之，遇疾征还（开皇十七），数岁而卒。生二子，后皆为宇文化及所害。
秀封蜀王，其镇蜀也，奢侈违制，车马被服，拟于天子，为广及杨素等所构，仁寿二年（六〇二）征还京师，幽闭之。化及之乱，秀及诸子皆被害。
谅封汉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翌年，起辽东之役，谅为行军元帅，无功而还。常以勇、秀幽废，怏怏不平，阴有异图，会文帝崩，诏徵入，不赴，发兵反，兵败而降，竟以幽死。子颢亦于化及之乱遇害。《隋书》（卷二）称文帝“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参看《隋书》二四《食货志》）然开皇十三年岐州仁寿宫之筑，“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隋书》四八《杨素传》）已不能以身作则。且诸子就藩，年方弱冠（开皇元年，广年十三），声色货利，诱惑易进，一也。辅佐之人，依草附木，贡谀献媚，引入邪途，二也。广以欺诈而得立，启蜀、汉觊觎之心，三也。由于封建制度内在的矛盾，方谋享国之延长，反促杨家之寿命。古称：“知子莫若父”，文帝既不能察广之诈，而家庭之间，复多嫌忌，更陷于“父不父”之讥。弥留之际，乃言“独孤诚误我”，则所谓至死不悟也。身死之后，未及十五年（炀帝孙越王侗以唐武德二年被王世充缢杀）而仅存正道（炀帝子齐王暕所生）一脉，侗临终有言，“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专制之流毒惨矣!第十一节炀帝之穷奢极欲
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重以北塞宁晏，府库充实，遂沉湎而不能自拔，《通鉴》（一八五）言帝“好为吴语”，即位之后，三幸江都，可相证也。
大业元年，（六〇五）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仍命宇文恺董其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效法秦始皇，徙豫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巨贾数万户以实之，劳役虽巨，而规模则不及大兴。“乾元殿大木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二）又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多间，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通鉴》一八二）其显仁宫则采海内奇禽、草木之类以实之，宫内筑西苑，周二百里，内有海渠，缘渠十六院，各以四品夫人主之，宫树冬凋，缀以剪彩，海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好乘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作《清夜游》曲。
将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等数百艘。（参四八《杨素传》）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上重有正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以元年八月行幸江都，挽船士八万余人，相接二百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
炀帝无日不营宫室，元年于临淮营都梁宫，有曲河以安龙舟。（《太平寰宇记》一六）三年八月，太原营晋阳宫，四年四月，汾州起汾阳宫，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宫。（《通鉴》一八三）此外涿郡有临朔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甘泉二宫，江南有丹阳宫，皆其所营造者。
性又嗜猎，四年九月，征调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
六年正月，诸蕃酋长悉集洛阳，因于端门街盛陈百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光烛天，终月而后罢。
帝既醉心奇巧，宇文恺、何稠等皆希旨以应。北巡之役，恺“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辽东之役，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下三门，迟明而毕。”（均《隋书》六八）徒供个人之娱乐，于国计民生无关焉。
史称周穆王欲肆其心而周行天下，断章取义，诚可施之隋炀帝，然穆王西行万里，自有原因，不可相比也。计炀帝即位后仅三月，便幸洛阳。
大业元年八月，如江都。
二年四月，还洛。
三年三月，还京，四月即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由榆林出塞，入楼烦关，经太原，九月还至东都。
四年三月，经太原（《本纪》三及《通鉴》一八一均讹五原，兹据一八《律历志》及《太平寰宇记》五〇校正）、交城，幸汾阳宫，因出塞，巡长城，东至于恒岳。
五年正月，自东都经京，西巡河右，涉吐谷浑界，西出张掖（甘州）。九月，还京，十一月，复幸东都。
六年三月，幸江都。
七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郡。
八年，伐高丽，九月，还东都。
九年三月，幸辽东，九月，还次博陵。（还东都否，未详。）
十年三月，复幸涿郡，东至怀远镇，十月，经东都还京，十二月，又如东都。
十一年五月，幸太原，巡北塞，被突厥围于雁门，十月，还东都。
十二年七月，幸江都，至十四年三月，被弑。
通计居京时日，不足一年，而“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二四《食货志》）劳民极矣。第十二节疆域之开拓
好大喜功，往往与穷奢极欲相表里，大业三年三月，遣朱宽使流求，四年三月，遣常骏使赤土，致罗刹，（此据二四《食货志》。《本纪》三及《北史》一二刹皆作罽。）皆足表示炀帝之个性。
流求或以为即今琉球，或以为台湾，说者各异。据《隋书》八一，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击流求，系自义安郡渡海，义安即今潮州，非进攻琉球之适当口岸，不合者一。同传又言，“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其方向为东行（如赴琉球，须向东北），高华得为南澳（汕头至南澳一百二十里），鼊得为澎湖列岛，由南澳至澎湖，约经度两度，确可二日便至，澎湖一日到台湾，亦符事实，若以拟琉球，未免太近，不合者二。陈、张“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本纪》三）台湾北部，隋时想已有不少汉人流寓，故有此数，琉球则未必得如许俘虏，不合者三。
用兵之地，更有林邑（即占婆Campa）。文帝末，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此据《隋书》五三《刘方传》；唯《越史略》一云，梁时九德参军李贲，本中国人，其七世祖于西汉时徙居太平，大同十年，自称南越帝，建前李朝，再传至李佛子，则佛子非俚人也。“俚”字之用法，曾于拙著《释俚》揭之，今得此证，更见旧史之不可呆读。开林邑事，可参冯译G.Maspero《占婆史》三八—四〇页），刘方讨平之，因使经略林邑。方率舟师趣比景，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灵江口），击走其王梵志，度阇黎江，入国都，获金庙主十八枚，佛经五百六十四夹，凡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崑书（即占婆文），刻石纪功，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参《方传》、《隋书》八二及《续高僧传》二《彦琮传》）将其地分置荡、农、冲三州（后改比景、海阴、林邑三郡），隋兵引还后，梵志复得故地，遣使谢罪。（参《隋书》三一及八二）
次为吐谷浑（可读原音，不必如宋人读“突欲魂”），急言之曰退浑，就其被统治之人言之，则羌种也（或以为唐古特族，不确，唐古特系党项之转），旧称曰阿柴（或阿赀Aza）虏。大业初，铁勒犯塞，遂请降，帝使裴矩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即勒兵往袭，大败之，其主伏允东走保西平（鄯州，今乐都县）。三年，又命杨雄、宇文述等往征，四年西巡时，更分兵数道围之，来降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自西平以西，且末（Cercen）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分置郡、县（五年六月，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各统两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交市，裴矩掌其事。四年，帝将巡河右，先令矩赴敦煌，矩知帝勤远略，遣使说高昌（Coco）王及伊吾吐屯设（Tudun Šad），啖以厚利，导使入朝。明年西巡，次燕支山（张掖附近），高昌王、伊吾设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伊吾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六年，置伊吾郡，使薛世雄城之。
最应记者为俀国之交通。“委”、“妥”二字在古往往通用，俀国即倭国也。开皇廿年（六〇〇，推古八），其王多利思北孤（即推古女王）遣使诣阙。大业三年，又遣使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炀帝览之不悦。明年，诏文林郎斐（即裴字）清往使，度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行至竹岛（今珍岛，在全罗南道西南海中），南望罗国（即耽罗，今济州岛），经都斯麻国（今对马岛），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今壹岐岛），又至竹斯国（今筑紫山）。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又经十余国（即小岛），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俀云。（《隋书》八一，参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
突厥既分裂，其势渐衰，居西方者曰处罗可汗，屡与铁勒相攻，卒为所败。炀帝采裴矩离间之策，可汗遂以七年底入朝于临朔宫，赐号为曷萨那可汗，留居中国。十年正月，将宗女信义公主嫁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