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军凯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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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试读：
代序
）孙来臣费正清：“（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搞清理想与现实、表面宣称与具体措施之间的关系。”[2]
吴士连：“南北强弱，各以其时。当北方之弱则我强，北方强则我亦为之弱。天下之大势也。”[3]
我和军凯认识首先是以文会友，在2003年读到他有关南明与安南关系的文章，当时我就觉得文章写得不落俗套，令人耳目一新。2005年，我在国家图书馆又读到军凯的博士论文《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 1593—1702)》（中山大学，2003年），更觉得他功底深厚。此后，又听到国内朋友孙衍锋和日本同事莲田隆志对军凯治学精神和学术水平的称赞。2008年，和军凯终于在南宁见面。军凯的朴实无华、矢志于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得知我们既是河南老乡，又是郑州大学历史系系友）。我记得在南宁问起军凯博士论文修改成书的情况，军凯口气肯定地回答说还不成熟，尚需时日。当时我强烈感觉到军凯不求速度、注重质量的风格。后来我又了解到北京大学学者们编写《东南亚古代史》，特邀军凯参加，这样军凯就成为北大以外唯一参与该书编写的作者，足见国内东南亚史学界对军凯的器重。国内研究东南亚历史者愈来愈少（不少人都转而搞现状去了），而专攻古代史者则更是凤毛麟角；因为钻故纸堆、啃外语（大语种还不够，还要小语种），却是不能快出、多出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军凯不是国宝，也是稀有人才了。两年前我又得知军凯要去法国巴黎进修一年，非常为他高兴，因为我一直深切觉得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需要与世界交流。2011年4月，军凯突然发来邮件，寄来博士论文修改稿，嘱我写篇序言，并特别强调说到他“希望能得到一篇真正的学术批评的序言”。军凯大作专讲中越关系，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又不懂越南文，但鉴于军凯情真意切，只好勉为其难。为了不辜负军凯厚望，本人除了反复拜读军凯的大作外，特地阅读和重新阅读有关著作，旨在写出“真正的学术批评”。围绕军凯的大作，我也将介绍一些国外有关的著作，并谈一些我对中越关系史的看法。
一、选题的意义
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王室后裔》）是继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出版组，1997）和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之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又一部有关中越关系史的力作。该著作以越南莫氏家族为主线，探讨了明末清初中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明清两朝对莫、黎政权的双重承认和最后放弃，1592年后莫氏高平政权建立的详细过程，南明王朝和越南的关系，1682年后莫氏后裔的复国过程及清朝的对策，乾隆年间安南黄公缵投诚清朝的过程，明清王朝变更与中越朝贡制度、礼仪的变化，以及边境土司、割据势力对中越关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讨论《王室后裔》在选题上的意义。
第一，《王室后裔》的选题对中国“朝贡模式”的研究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中外学者们对近代以前中外关系的称呼名目繁多，包括“中华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朝贡制度”、“朝贡关系”、“封贡体系／贡封体系”、“宗藩制度”、“天朝礼仪体制”、“华夷秩序”等等。[4]本序所采用的“朝贡模式”一词是美国学者白凯琳的提法，因为我觉得用该词词义广泛笼统，用来概括总体上的中外关系比较合适。[5]而对越南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我则选择军凯所采用的“朝贡关系”。近代以前中外交往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牵涉亚非欧广大地区的多个国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技术等等，其内容和实质因时、因地而异，以费正清为首的学者们在20世纪中后期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代表作为The ChineseWorld Order）。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诸多可贵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6]但对中外关系的定性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是有点盲人摸象、各执一词的味道。究其原因还主要在于近代以前中外关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跨度大、资料多、语言杂，而学者们的视角和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又各不相同，要想把握整个跨度、穷尽所有文种的资料、进行总体的研究、比较和概括，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还需要相当长甚至一两个世纪的时间。[7]全海宗就指出：“如果想要正确理解过去的韩国历史，就必须彻底弄清韩中间朝贡关系。”[8]费正清的高足、南加州大学退休教授卫思韩这样谈道：“我对这一问题（朝贡制度）反复思考长达四十年之久，但是仍然没有把它理顺。”[9]这既是谦虚，也是事实。说他谦虚是因为卫思韩在研究欧洲人与朝贡体制的关系上成绩斐然；说是事实是因为欧洲人只是庞大的朝贡体制中的一部分。本人相信持续、深入的研究会逐渐克服这种盲人摸象的状况，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
因为越南与中国有着悠久而特殊的关系，所以研究这种关系对中国朝贡模式的理解至关重要。尽管历史上的中越关系长期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但因为缺乏比较研究，越南在整个朝贡模式中的地位并不是特别清楚。例如，庄国土认为，只有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才具有实质意义的宗藩关系；古代中国和东南亚朝贡关系的最主要动力是贸易，所谓的“朝贡制度”是虚幻的，是为了“满足中国统治者虚骄心理的自我安慰”，其中越南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也不例外（只有元朝初年的中越关系属于真正的“宗藩关系”）。[10]本人以前主要从缅甸看中国，也看不出朝贡“制度”的存在。这些都对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王室后裔》正是可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此外，《王室后裔》所关注的时期更为中国朝贡体制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明末清初中越关系具有中国与其他关系中罕见的特殊性，即对中国来讲，面对的不是某一国家的单一政府，而是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政府。这就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适应新形势，做出新对策。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中持续一个半世纪(1527-1677年)甚至更长（直至1788年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最后结束），不仅为中越关系中所仅见，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从未或很少发生过。因此，这个中国外交中的特殊现象当然值得研究，其所揭示的结论当然也对中国朝贡模式的理论和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在越南史和中越关系方面，《王室后裔》选题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更是填补空白之作。16世纪初莫登庸建立的莫朝（1527—1592年）因为其非正统或“伪朝”地位，多年来一直是越南历史研究中的禁区，结果是造成越南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而美国学者惠特莫尔和日本学者大泽一雄在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有关莫朝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文章则是少有的例外。[11]自20世纪末期以来越南学者才开始从事零星的研究，而2003年丁克顺在法国巴黎撰写的博士论文系该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12]在中国，越南莫朝的历史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产生了两篇硕士论文。[13]在美国，莫朝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直到最近才引起学者的兴趣，在2010年连续有两篇博士论文完成。[14]所有这些论著不同程度以1527—1592年的莫朝为主题，尚未涉及莫氏王朝失去政权后、在越南北部高平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以及该政权与中国关系的历史。目前有关中、莫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资料的运用、观点的阐述，还是在对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许多欠缺之处，因此存在亟待提高的空间。而《王室后裔》正可谓是补缺之作。
第三，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王室后裔》一书的出版正好可以加入内外因素如何影响东南亚历史发展的讨论。海外东南亚研究长期以来围绕内外二因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讨论，两派学者的力量虽然大致看起来此消彼长、难分轩轾，但总的看起来“外因派”略占上风。简单来说，两派争论的轨迹最先是外因派（欧洲中心派）首开东南亚研究的先河，然后是内因派（“自主历史派”）将外因派彻底推翻，再到学界对外因的肯定但又不排除内因。[15]经过几番争论之后，就东南亚海道历史的发展来言，外因派的观点显得更接近历史事实。前者以荷兰、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历史学家为代表，强调欧洲人依仗其高超的组织才能、技术和精神从进入东南亚的水域开始就对东南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以乔治•塞代斯( GeorgeCoedes)、范•乐(J．C．van Leur)、施礼克(B．J．0．Schrieke)、约翰•斯米尔(John Smail)为代表的自主派则认为，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的影响非常肤浅有限，而地方文化和经济的律动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现在，海岛地区专家们也都同意，尽管葡萄牙人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到了1700年前后荷兰人对东南亚海岛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改变了其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生活。[16]转到越南，针对近代以前的越南到底属于“东亚”还是“东南亚”这个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李伯曼更加强调中国的影响。他指出，与中国的互动对越南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要比越南与占婆、高棉或泰国人的战争要重要得多；在经过15世纪的宋明理学革命之后，特别是上层社会（但也不仅仅限于上层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都采用中国模式。[17]
从过去十年间国际上有关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史方面的著作来看，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强调。早在2002年，专门研究越南和印度支那当代史的克里斯托弗•格沙( Christopher Goscha)就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组织了小组会议，题名为“大陆东南亚战争中的外国军事技术传播：改进、拒斥和变化”。次年，会议上的三篇文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杂志》上发表。[18]格沙在其序言中说，西方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在重建过去历史的过程中着重强调本土因素和国粹，而贬低或否认外国和外来的因素。他形象地描述说，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就像现代的民族国家那样，东南亚之魂的形成全在于其内在的特色，而没有受到中国和西方这些外来影响的玷污……”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处于真空之中，而他们的过去也同样没有与外界孤立隔绝。东南亚地区的内在联系，其在纵横交错的陆路海道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以及其鲜明的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活力都不支持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孤立隔绝的说法，而在涉及追溯和理解外国军事知识和技术传播到大陆东南亚时则更是如此”。[19]而这三篇文章主旨正在于展现在14—20世纪期间外国军事技术（中国、法国、日本）对大陆东南亚地区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2010年出版的《中国与15世纪的东南亚》，实际上专门探讨明朝早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也包括部分华南地区，尤其是广西和云南）的影响。两篇序言以及12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东南亚的大陆和海岛地区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对东南亚的重要性跃然纸上。[20]2011年出版的两部新书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一部为《中国流通：东南亚的资本、商品与网络》，时间跨度远较前一著作为大，主要探讨近世与现代中国的技术、商人、资本、劳力对东南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两位编者在序言中并没有突出中国影响这一主题，但为该书作序的王赓武这样指出，东南亚和中国之间大量的商品流通使得“中国人在发展（东南亚）当地经济中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21]。
另外一部名为《继续探讨东南亚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新视野》。两位编者之一迈克尔•昂吞为“自主历史”的主要追随者和实践者，一向强调东南亚历史发展中的本地因素。将近20年前我在北伊利诺伊大学选修其开设的课程（他后来赴夏威夷大学执教），他首先要求学生阅读约翰•斯米尔与哈利•班达( Harry Benda)的有关“自主历史”的文章。在昂吞和肯尼思•霍尔为该书合写的序言中指出：“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修正了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并且承认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对东南亚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他们还指出，尽管“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观点大致上仍执牛耳（这一观点当然值得商榷），但该书所收的几篇有关越南的文章都比较强调在近世时期中国对越南的影响。[22]受“自主历史”的影响，在越南历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偏袒、强调( privilege)越南方面的倾向，但最近廉姆•凯利的著作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必要的纠正。[23]即使一贯强调东南亚地区历史独立性的惠特莫尔也从不低估中国的影响。例如，多年前他曾指出明朝在15世纪初对越南的入侵和占领为宋明理学在越南的立足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导致越南接受中国明朝模式，其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4]最近，他又发人深思地提出宋朝的海外贸易波澜壮阔、影响深远，从人力、技术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为具有地利之便的越南注入了巨大活力，结果是导致越南北部沿海地区在11—13世纪产生有别于李朝首都（升龙，今河内）地区原有的（寺庙）经济和（佛教）文化的新经济（由宋朝国际贸易所催生的市场经济）、新文化（中国古典文化）以及最后的新朝代（陈朝）。陈朝祖先来自福建，在越南沿海地区捕鱼为生。宋朝的贸易使得陈氏家族在经济上崛起，并在文化上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新文化，并最终于1225年取代李朝。一言以蔽之，就是越南在李、陈之交的新经济、新文化和新朝代都得力于宋朝中国的海外贸易的大潮。[25]惠特莫尔以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深厚的历史感以及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分析，生动展现了中国对越南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
中国的影响对越南人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幽灵”(the Ghost of China)。从文化层面来讲，在越南1954年独立之后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越南人无法漠视中国文化的存在和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正是所谓纯正越南文化的根源；因此，越南学者“去中国化”或者疏离中国文化的过程极度痛苦，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割断和中国的文化联系就等于割裂了越南的历史。[26]陈重金早在20世纪初就精辟地指出：“（中国文明）的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越南人）自己的国粹，即使今天想清楚它，也不易一时涤荡干净。”[27]有鉴于此，研究越南历史，如果忽略或低估了中国的影响，就会如雾中看花，模糊不清。中国对越南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在近代以前，而在当代也是如此。基思•泰勒就曾说过：“即使20世纪的越南在文化和政治生活方面重新调整方向，大大远离‘此前的’中国‘模式’，但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永远不会是无足轻重。法国人来而复去；日本人来而复去；美国人来而复去；苏联人也来而复去。但只有中国却一直没有离去，而且也永远不会离去。”[28]当前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对越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越南（还有菲律宾）在南海的纷争，更凸显了中国因素对越南的重要。
第四，《王室后裔》（以及郑永常、孙宏年、白凯琳的著作）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关于中越关系的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战争，战争，还是战争。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加上越南在20世纪又不幸被卷入长达30年的战争(1946—1975)，历史上的中越战争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而越南国内外越南历史的研究也都被蒙上了“战争”的阴影。这样，反抗外国军事侵略被突出为越南历史上的两大主题之一。[29]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学术界针对越南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上的变化。美国的一些学者对中越战争和越南人对中国的态度的看法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以前的“反抗外来（中国）侵略”为越南历史上的主旋律之一，一改而成中越之间不仅仅是紧张的关系和战争，也有长期的和平交往；战争只是例外，而和平才是根本的；越南人之间的内战的次数要远远超过他们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次数。[30]到此为止，这种转变是可喜的，因为新的看法更接近历史事实。但是，在这种看法的转变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例如，“在20世纪以前越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冲突都是越南人对抗越南人，而不是对抗外来敌人。胡志明与此前的越南人都不痛恨中国人，而事实上他们都和中国的盟友有着友好的合作”。[31]不可否认，中越战争虽然是历史事实，但绝对不是中越关系的主旋律，更多的时间则是在朝贡关系下的和平相处，既包括使节来往、边界摩擦和谈判，也包括文化、经济的交流等等。
第五，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王室后裔》着重阐述的外交史（即中国国内通常所说的“关系史”）虽然不是独辟蹊径，但也是历久弥新。从19世纪专职历史学在德国诞生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史（包括外交史）是历史学家的宠儿，历史研究成了清一色的政治史。作为对这一潮流的反动，法国年鉴派在1929年应运而生，大力提倡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等）联手，目的在于构建“整体历史”。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年鉴学派原著被翻成英文，年鉴学派一时声誉鹊起，名声大噪，而年鉴学派的著作也因此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学派，年鉴学派也受到各种批评，其中之一就是其对政治史的忽视（看来是矫枉过正了）。如果只有政治史，那么历史当然显得单调枯燥、狭窄片面；但没有政治史，历史又少了一大块，所谓的“整体历史”也就残缺不全了。看来，要建立真正的整体历史，各种历史不可或缺。而在中国，特别是东南亚研究方面，政治史、外交史／关系史从来没有遭受过冷落。从这个意义上讲，专注中越关系史的《王室后裔》即是薪火相传。建构整体的越南史，越南的对外关系史必不可少，而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在近代以前更是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尽管越南史和中越关系史有不少有待拓宽的领域（如妇女史／性别史、环境史、技术史），但基于中越两国历史关系的至关重要性（尤其是对越南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越之间的政治关系史或外交史（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文化联系）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以说，军凯认为“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中越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再是学术关注的焦点”，并不完全正确，上面提到白凯琳和布莱恩•尤托里( BrianZottoli)的博士论文就说明西方学术界对中越朝贡关系的注意与兴趣。此外还有更多学者关注中越陆路边界的交往。[3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朝贡关系成了关注当代现实问题的政治学家们的美味佳肴。吴本立从历史上的中越关系出发，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非对称关系”的概念，康大卫则利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以中国为中心、明清时期的东亚秩序进行了总结，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东亚国际秩序。[33]由此看来，朝贡关系绝对不是不重要，而是需要以敏锐的眼光，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发掘意义重大的课题。
二、《王室后裔》的重要贡献
军凯积十年之功，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对莫氏王朝后裔与中国近两百年的关系进行了重建，填补了越南史、中越关系史、亚洲朝贡制度史以及东南亚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在史料运用、观点阐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是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领域中尚不多见、三才（史才、史学、史识）俱佳的力作。《王室后裔》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亚洲朝贡制度（模式）史的理论贡献。中国近代以前的朝贡制度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层出不穷，而对是否有一个“朝贡制度”的存在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制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朝贡制度”只是虚幻的，是虚构出来的。《王室后裔》通过对中越朝贡关系的个案研究，肯定了朝贡制度的存在，但也同时揭示了这种制度的灵活性和现实主义（即军凯所说的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该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华南（两广和云南）地方官员在中越实际的、错综复杂的朝贡关系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两广总督陈大科和左江道副使杨寅秋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的提出及其贯彻执行），并着重研究了中国明清两朝在特殊情况下对越南王朝所进行的“双重承认”，这样就修正了费正清所构建的只着眼中央、只强调朝贡仪式、只注重连续性、一成不变的“中华世界秩序”，使得朝贡制度更丰富多彩、有血有肉，而且灵活多变。从越南史和东南亚史的角度出发，该著作凸现了中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从陆路通道（两广和云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纠正了那种片面强调中国单从海路影响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海洋思维”( Maritime Mentality)。[34]越南历史上的贡道一向是通过陆路，由广西进入中国，途经内地数省而到达中国首都，1829年越南阮朝经由海道入贡的请求被清廷认为不符合惯例而予以驳回。[35]《王室后裔》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和突破就是对历史材料的空前占有和掌握。除了引用大量第二手中、越论著以及一些英、法、日论著外，作者皓首穷经，耗时十年，在中国、越南和法国广泛搜集资料，引用中文古籍74种，越南汉喃古籍113种。反复阅读该著作，本人强烈感觉到所引用资料极其翔实、字字句句有根有据，作者坐冷板凳、水滴石穿、刨根问底、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王室后裔》在其他论点上也有突破。如果只有大量资料而没有精辟、超越前人、与众不同的论述，任何著作都会流于材料的堆积和单调的叙述。但此著作在汲取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一些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并提出了自己独到而令人信服的论述。例如，作者没有附会日本和中国国内一些学者有关明朝帮助莫氏高平政权的建立是为了分裂越南国内势力（“众建诸侯，以分其力”）的观点，而是让史料说话，得出来明朝的基本政策是“以夷治夷”，而非“以夷制夷”，支持莫氏占据高平是为了保护贡臣。本人在刚刚读到这一观点时也没有心悦诚服，因为总认为“分而治之”是中国各朝代经常运用的统治手法，而且明朝在15世纪“三征麓川”之后采用此法，将云南、缅甸边境地区傣掸民族的政体肢解得四分五裂。我想明清两朝在越南问题上也不会例外。本人于是花了较多时间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第一、二手材料。结果发现作者的论点论据确凿，雷打不动。虽然明朝官员后来有一些“留之（莫氏）牵制黎酋”的论述，但明清两朝对越南莫黎政权“双重承认”的主要指导思想还是保护贡臣。正如潘辉注转述李仙根的话说：“贡臣有难，朝廷不可不极。”[36]支持该论点的最有力旁证是，高平政权于17世纪后半叶最后灭亡、历经明清近百年的莫黎双重承认政策也最后终结后，18世纪阮氏广南政权两次向清朝求封，清朝都“却而不许”。如果按照“众建诸侯，以分其力”的逻辑，清朝不正好可以再次利用“双重承认”的机会削弱越南北黎南阮的势力和实力吗？事实并非如此。细究起来，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内外有别的。如果是中国国内的势力（包括边疆的土司），中央政府决不会容忍任何势力坐大，都会按照“众建诸侯，以分其力”原则分化所有势力。但因为越南毕竟是外国，[37]情况自然不同；而且，根据军凯的论述，阮氏广南政权并不构成中国承认的条件，即既非统治越南的实力派，又不是原来的贡臣。
另外一个例子是越南向中国朝贡，究竟哪方获利的问题。中国一贯有“厚往薄来”的原则，即赐给的物品要高于贡品的价值；而越南学者则认为中国从朝贡贸易中获利。军凯经过认真研究，确认明清两朝确实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孙宏年著作中119-142页也得出同样结论），并得出结论说，加上其他费用（尤其是接待费用），中越两国从经济上都没有获利，朝贡完全是政治活动，在中国方面主要是需要越南方面表现“恭敬”，即政治上的服从。这一结论基本是站得住脚的。军凯所指出的明末清初安南政权（后黎和高平莫氏）主动提出减少朝贡次数这一点就应该证明经济利益不是问题症结所在。从中国方面来讲，清朝使节李仙根在1669年给安南国王的信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所谓进贡者，岂贪贵国制财物，谓足以益太仓之一粟乎？不过恭敬币帛，以明不敢生事边疆耳。”[38]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要求进贡的意图还在“安边”。至于军凯没有发现安南政府在朝贡之外进行贸易活动，则应该只是明末清初的情况，并不能概括所有中越关系的所有阶段。例如，18世纪后半叶安南后黎朝和西山朝派赴中国的使团都为政府采购丝绸和蟒袍（光1772年一次，安南方面即花费白银四万多两，足见采购数量之大），以及阮朝贡船1803年自广东回国，购买绸缎一万余匹，高出定例数倍，即是典型的国家贸易行为。[39]
此外，《王室后裔》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在越南，一个政治家族在国内取得合法政治地位一般都需要做到下面五个方面：一、取得政治控制权；二、得到中国的认可；三、开科举；四、修庙宇；五、铸钱币。这样的概括相当有高度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越南历史的发展。纵观越南独立以来的各代王朝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了这五件事情。其中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足以说明中国对越南政治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室后裔》也对莫氏高平政权的世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历来通行的三代世系做出了重要的修正。越南史学界以《大越史记全书》为基础将高平的世系列为三代，即莫敬恭（1593—1621年），莫敬宽（1621—1638年），莫敬宇（1638—1677年），而中国学者也大都附和此说。军凯经过认真梳理史料，认为其完整的世系应该是：莫敬用（1593—1598年），莫敬恭（1598—1625年，年号乾统；1623—1625年，太上皇），莫敬宽（1618—1638年，年号隆泰；1625—1638年，太尉通国公），莫敬完（即莫敬耀，1638—1661年，年号顺德），莫敬宇（即莫元清、莫敬瑞，1661—1680年，年号永昌），莫敬光（1681—1683年）。这是军凯对越南历史的又一大贡献。对明朝末年是否授予莫氏的莫敬用或莫敬恭“高平令”这一称号的问题，军凯经过对比各种中文记载，得出结论说“高平令”系子虚乌有，错误源于后世学者们对文献的误读。
对于莫氏高平政权得以形成，《王室后裔》不同意越南学者将主因归究为明朝的保护，而认为越南的国内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明朝的保护则只是客观上起了辅助作用（1669年清朝再次强令黎朝让逃亡广西的莫氏返回高平，再次延长了莫氏的政治生命，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对越南政治的影响力）。莫氏在退居高平后，毫无疑问仍拥有一定的实力和民心，而高平的地理和地貌（多山难攻）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兴后的黎朝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十多次进攻高平，希望铲除莫氏余部，但终不能如愿。这种兼顾内外因，从多种角度看问题的思路和做法是非常可取的。[40]但这一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余地。莫氏之所以能够盘踞高平，苟延残喘半个多世纪，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可以从经济、军事技术以及越南国内的政治格局来探讨。本人试做分析如下：
第一，除了莫氏的政治基础外，其经济支柱为何？来自农业、贸易（包括外贸）、矿业等的税收情况为何？限于资料，这一方面的情况非常模糊，但无疑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起码知道莫氏竭力扩张土地，意在增加税收。例如，根据徐霞客的记载，在16世纪30年代，莫氏占据归顺州的一半领土，“岁入征利不休”[41]。较徐霞客略早的刘文征（约于1625年完成《滇志》）更是提供了稍微详细的情况：“（镇安）州南有交趾寨，莫氏以官监之，镇安酋长岑氏半服役焉，每年纳毡毳数十领以当赋税。”莫氏广开财源于此略见一斑。此外，尽管材料稀少，但莫氏来自贸易的税源也不应该忽视。离高平首府只有一日之遥的归顺州，“商贾凑集，如中州焉”，可见中越边境地区贸易的繁荣。有关高平莫氏这方面的材料尚付阙如，但他们积极从事贸易、增加利源，则是不难想象。有关明末清初高平的农业，本人尚未见到文献记载，但从毗邻高平的下雷州“稻田两熟”，而镇安州的安得“良田美池，一年收获常足支两三年”来看，也应该是比较发达的。[42]潘辉注的《历代宪章类志》明确指出“（高平）辖内十二处，利源充羡”，可见高平资源丰富，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43]而成书于1886-1887年的《同庆地舆志》则详细记载了高平省的农业、矿业（金、银、铅、铁、锡）、手工业（陶器、竹箪）等，虽不是有关明末清初的直接材料，但也可略见其经济基础之一斑，同时也印证了潘辉注“利源充羡”的说法。例如，“土民……以耕农为业；……侬民……亦只耕农……”并且都使用水车，“用力少而得效常多”，充分反映了农业的重要性。[44]其中详情还需要进一步发掘还原。
第二，莫氏的军事力量如何？资料仍然非常少，但可以想象，为了政治上的生存，莫氏白始至终都应该是异常重视军事力量的。莫氏以武力篡权，为了维护统治，当然也非常重视和发展军事。[45]作为存在于火器时代的任何政治力量，都不会无视火器的威力、忽略火器的运用。莫氏当然也并不例外。在16世纪30年代后期，莫登庸为了对付明朝可能发动的征讨，即“教练水战，造巨舰，募人铸佛即（郎）机铳”[46]。这与明朝中央政府于1524年开始仿制相距十年左右，[47]说明越南比较快地接受了这一欧洲先进的火器技术。这条在中国史籍的记载是关于越南使用西方火器的最早史料，预示着西方火器将在越南的政治和军事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上述“募人”铸造佛郎机铳，似乎说明越南人自己还没有掌握这一技术，所招募的工匠很可能是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但中国人的可能性也存在（“佛郎机”即为葡萄牙火炮的中文名）。越南史籍记载，1592年，在与黎朝的战斗中，莫氏军队拥有“大铳百子火器”。这更说明越南军队中普遍拥有火器（1593年，黎朝军队也使用“火器大铳”射杀莫氏队伍）。1637年，徐霞客在中越边境一带听到莫氏军队装备精良：“莫夷惟鸟铳甚利，每人挟一枚，发无不中，而器械则无几焉。”徐霞客还谈道，归顺州与田州争斗，莫氏支持前者，派出“大兵象阵（兵万余人，象只三只）”助阵。[48]当莫氏先于1559年向清朝投诚后，再于1661年朝贡，除了上缴南明政府所颁发的伪印、抄敕外，贡物中还包括交钲一个、交铳四门、交枪四件、小枪四件、交剑两件、交布两件和偃月（刀）两件。[49]根据安南国王黎维桢于1680年的报告，在吴三桂反叛后，莫元清曾“为佐办刍粮、交铳等项”[50]。这些都说明，除了我们了解甚少的经济基础外，精良的火器和庞大的军队应为莫氏在高平立足的支柱之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后半叶为越南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或“战争世纪”（这是我的叫法），连绵不断的战争磨炼了越南的军队和武器，特别是火器。北郑南阮又分别聘请荷兰和葡萄牙雇佣军（退踞高平后的莫氏军队中是否有外国枪手我们不得而知），大大提高了越南整体的火器水平，以至于17世纪甚至此后越南的火器水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中国。这就导致“交铳”或“交枪”在明末清初从陆路（云南和广西）流向中国，在中国得到大量仿造，既武装了中国地方武装力量（尤其是南方，特别是云南），也武装了清朝的正规部队，掀起了一股“交枪”热。这一事实对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甚至世界军事史有着几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一股潜流，是民间和地方上的交往，并非国家政府间的交往，所以向来不为学者们所注意，但其意义重大。中越关系史的研究向来重视重大的政治、外交、军事（例如战争）、经济和文化等关系，也就是注重两国关系中的显流，但对那些潜流不太注意挖掘。这阵“交枪”热虽不是显流，却是一股热流，牵涉了越中边界地区的方方面面，比如军事／战争、贸易（火器的交流当然涉及贸易）、边民、边防、猎手，而莫氏当然在其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提醒我们，除了中越两国正式交往的显流大潮外，非官方或民间交往的潜流微波也异常丰富多彩，只是历史学者要注意低头往“下”看，勘查、发掘这些潜流微波。另一方面，就火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来讲，这是自13世纪中国火器技术向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传播的“第一波”后，从15世纪末叶尤其是16世纪初叶以后欧洲火器技术向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传播的“第二波”。在这第二波中，经海路向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朝鲜的传播已经有许多论述，但从越南经陆路尚未有学者系统研究。所以，中国的“交枪”热在近世世界军事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1]
第三，正如大泽一雄指出的那样，郑阮南北纷争(1627—1672年)为高平莫氏的存在创造了客观条件。[52]在1645—1661年长达十六年的时间内，莫氏和黎朝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争，乍一看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但就在这一时期，黎朝却与广南阮氏发生了21次大大小小的战事（1643年两次，1655年四次，1656年两次，1657年一次，1658年五次，1660年七次，1661年一次）。黎、阮双方的最后一次战争发生在1672年，此后便休兵停战，结束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郑阮纷争。[53]毫无疑问，在1645—1661年间，同南方阮氏的连绵战争牵扯了黎朝的所有精力，无暇北顾则已是理所当然了。在与南方阮氏战争的间歇中，特别是在郑阮纷争最后在1672年结束后，黎朝便将精力又转向莫氏，于1662年和1666年，特别是1667年和1677年发动大规模进攻，并最后将莫氏赶出高平，莫氏残部逃入广西。如果不是1669年清朝的干涉，莫氏便不可能在高平一直盘踞到1677年。我们可由黎朝方面在1669年与李仙根的谈话中了解到黎朝消灭莫氏的艰难：“高平累代叛逆，本国费了多少钱粮，伤了多少性命，再取不得。”[54]如果没有黎、阮南北对峙长达半个世纪，高平莫氏问题应该不会拖到1669年。
基本可信的西方史料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有趣的信息与佐证。根据传教士克里斯托佛罗•伯利( Christoforo Borri)于1618—1622年在阮氏统治下的归仁的所见所闻，莫敬恭盘踞高平，受到当地人民欢迎，因此大大巩固了其统治。更为特别有趣的是，据伯利说，莫敬恭和广南阮氏正准备结成同盟，对郑氏进行南北夹击；如果前者成功掌管东京，交趾支那就不用再向北方称臣纳贡了。面对这样的形势，郑氏惊恐不安，于是每年就派遣大量军队前去围剿高平莫氏，但总是无法成功，因为其军队要行军五六天，所有水源都被敌人下了毒药（草药），人马伤亡惨重。面对重重困难和高昂的代价，郑氏只好被迫罢兵回营。[55]这就印证了在高平山区行军的艰难以及郑氏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铲除高平政权的难度。《王室后裔》对中国国内“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两个固有模式有重大突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常常采用“中外友好”的模式来研究中外关系史，结果导致相关的研究常常流于没有学术意义的套话，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这些研究的学术价值。《王室后裔》打破了这种模式，指出中越关系史中以实力为基础的交往规律。这样的结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更加凸显“中外友好”模式的违背事实、苍白无力。《王室后裔》在较大程度上突破了另外一个模式是“中国中心主义”。如前所述，该著作不但利用了大量的中国原始材料，而且利用了更多的越南方面的原始材料。不仅如此，作者除了探讨中国明清两朝的越南的观点外，也特别注重研究越南对中国的看法；既探讨了越南对中国朝贡体系规定的遵守，但也强调了越南对中国（尤其是清朝）一些规定的抗议和拒绝。例如，《王室后裔》第七章第三节第二部分详细讨论了清朝和越南在五拜三叩还是三跪九叩问题上发生多次争执，持续近百年之久（1667—1761年）。这场礼仪之争充分反映了越南方面坚持自己立场、不轻易妥协，并且敢于抗争“天朝”的特点。这样的讨论是《王室后裔》一书的最大亮点之一。这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导致其结论趋于客观，因而也就难能可贵。《王室后裔》的又一个特点是作者的史学功底与语言能力的结合，以及尽量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努力。研究中外关系史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这样在语言上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书作者除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学习了英文、越南文和法文。这就突破了中国国内东南亚史学界长期以来会外语的缺乏历史功底，而具有历史功底的却不懂外语的局面。这种情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而军凯在这方面的突破则属难能可贵，将会带动更多年轻的学者仿效学习。此外，作者还竭力将自己 的研究和国际学术界进行接轨，不但参考了日本、韩国和越南学者的论著，也参考了欧美和澳洲学者的论著。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充分显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和融合的意愿和决心。中国学术的希望正在于此！
军凯对国际东南亚研究的动态一向比较关注。据我所知，早在1996年，军凯就参考西方有关东南亚研究的一些著作，撰写《二战后西方的东南亚古代史研究》一文，介绍西方东南亚研究的动态，提到一些重要的概念，包括“本地化”或“本土化”、“自主的历史”、“近世”、“曼陀罗”等等[56]（可惜这些只是简单介绍而已）。其中军凯对一些西方所使用的有关东南亚历史的名词翻译得贴切，甚至传神。比如，“近世”一词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一般都直译为“近代早期”。[57]虽然翻译无误，但不够简练。本人在译校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一书时，参考日本的历史分期，将该词泽为“近世”。[58]不意军凯早在1996年已经这样翻译。这虽然有点巧合，但这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并佩服军凯的翻译功底。《王室后裔》去伪有真、去粗存精，在考证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纠正了中越原始史料中许多错误。例如，流行于越南几百年来的万历皇帝与冯克宽在1598年的对话，并不是历史事实，而错误出在《大越史记全书》。此外，根据陈荆和点校的《大越史记全书》原文，清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派遣李仙根等出使越南，“使我以高平四州退还莫氏。时廷臣与清使辨解，往返数四，清使坚执不听。上以事大，惟共时命姑且从之”。[59]但军凯的引文为“上以事大惟恭，时命姑且从之”。陈荆和点校原文句读，文字有误，所以晦涩难懂。我猜想军凯可能是对其进行了改动（但没有注明出处），结果语句比较通顺，明白易懂。但不管是进行了改动，还是根据其他文本，都要进行说明为妥。还需要指出的是，军凯引文仍没有完全正确，还有一字之差。潘辉注的《历代宪章类志》的行文为：“上以事大惟恭，特命姑且从之。”[60]这样，将“时命”改为“特命”就完全通顺明了了。“时”的繁体字“時”与“特”在书写上相似，应系抄写错误。《王室后裔》将比较方法首次引入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也让人读来耳目一新。例如，在第三章（“南明与安南关系研究”）第四节（“与朝鲜对南明态度的比较”），军凯将安南对南明的态度与朝鲜对明朝的不同态度进行了几个方面（与明清的关系、宋明理学影响的程度，以及对清初文化的认识）的对比，得出安南对南明只有“事大的形式”，而没有朝鲜那样真诚的“事大主义”。其中提出因为印刷术普及缓慢等原因，宋明理学对安南影响有限，“即使在圣宗时期，对中国儒学的继承和研究也没有深谙其精髓，更谈不上突破。所以安南的儒学士大夫没有真正得到儒化”。这的确富有启发性。军凯在第七章第一节中还指出，清朝初年，清朝册封外国的敕印中只有朝鲜是金印，而安南、琉球、暹罗等都是镀金银印，而且在形制上也有差别。安南与朝鲜的比较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还需要大力展开。例如，在朝鲜和越南同中国的朝贡关系上，即可做些文章。学界都承认朝鲜、琉球和越南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中地位重要，而军凯也说“明清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其中尤以朝鲜、安南和琉球最具典型性”。但这样的泛泛而论却不足以说明各国之间的差异，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比较和鉴别。例如，和田博德在对清朝派往朝鲜、琉球、越南和暹罗的册封使的级别以及朝贡次数进行统计后，结果发现有很大区别（赴朝鲜的册封使为从一品至正三品，而赴琉球和越南的册封使为正五品至从七品；四国的朝贡次数按规定为朝鲜每年四次，琉球隔年一次，越南四年一贡，暹罗三年一贡，而在1789-1850年间这些国家对清朝的朝贡次数分别为62、44、19和31次）。[61]这样，越南与其他国家比起朝鲜来，朝贡关系要疏于后者。这种量化的研究值得重视而且应该推广到其他朝代。
此外，将朝鲜与越南的“卫星朝贡体制”进行比较也很能说明问题。朝鲜在15和16世纪以北方的女真（野人）为对象，建立自己的“小天朝”或“微观／微型的天朝理治体系”，甚至视日本（倭人）为“藩篱”或“臣民”（这当然是出于想象）。[62]但基于朝鲜的地理位置，能被纳入其“微型天朝理治体系”的充其量也只有女真了，而且还不能持久（明朝当然反对朝鲜建立自己的朝贡体系）。比较起来（见下文），越南的“卫星朝贡体系”比起中国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毕竟多多少少、真真假假有几个“贡臣”（例如，老挝、柬埔寨），比起朝鲜的“小天朝”要稍具规模。这也反映了越南与中国在朝贡关系上的距离较朝鲜为远。在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越南的统治者对内称帝、对外（中国）称王，而朝鲜国王却永远只称王等等，都说明越南同中国在文化上和关系上的距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军凯亦有讨论外，还应该考虑地理上的实际距离。中国思想和文化传到朝鲜只有非常短的距离，但到越南的距离却异常遥远，[63]而且还要经过（特别是在早期）中国文化氛围本来就单薄的华南，势必经过重重过滤。更为重要的是，朝鲜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文化为唯一的参照值，不受其他文化影响；而越南却身处浓厚的东南亚文化氛围之中，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渗透要更艰难一些。与军凯提到的越南不发达的印刷术有关，越南的史籍比起朝鲜来要少许多，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军队的焚书行为（例如，明成祖时带兵侵略安南的张辅），[64]更重要的是越南的书籍本来就不多。以有关火器的史料为例，我的粗略印象是，朝鲜方面要比越南方面多上一百倍。
总之，《王室后裔》用功至勤，挖掘至深，考证至细，论述至精，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大陆东南亚历史研究的新高度，也是国际上深入研究中国与莫氏高平政权关系的唯一专著。我坚信该著作的出版是中国乃至国际上越南史、中越关系史、近世（约1400—1800年）东南亚史，以及亚洲朝贡体系研究的一大贡献。
三、《王室后裔》的局限和不足
无论多么伟大的著作都很难十全十美，不同学者对一部著作的看法也都不会完全一致。在肯定了《王室后裔》的选题意义和重要贡献后，本序将要对该著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进行详细、认真、深入、尖锐的讨论。否则，如果对该书的缺点和不足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例如，陷入那种“虽有缺点，但白璧微瑕，恕不一一指出”的套话），军凯所期望的“真正的学术批评”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名不副实。除了以上已经提到的不足外，还有下面几点。
第一，“友好关系”尚未根除，“中国中心”有迹可寻。
上文提到，《王室后裔》在“友好关系”和“中国中心主义”两方面有重大突破，但仍然不彻底，所以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王室后裔》中有这样一段话：“而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始终十分友好。万历年间明朝曾派大军助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明末双方多次合作抗击后金的扩张，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一看便知，这是受中国国内政治化学术语言的影响。试看韩国学者全海宗如何说：“不言而喻的是明朝的出兵动机与其说是出于义理，不如说是为防止降临到自身的危险而采取的行动。” [65]
我认为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中，应该避免使用“友好”或“友谊”一词来形容国家关系。所以我同意全海宗的说法，在国家关系中，“除了敌对关系，还有和平关系”。没有提到“友好”关系。[66]黄枝连提到朝鲜王朝和明王朝关系在明太祖和李成桂争吵后的“正常化与密切化”，或者说“相安无事”，一般也不使用“友好”或“友谊”之类的字眼。[67]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秦晋之好”当然是典型的政治联姻，这里的“好”与现代意义上的“友谊”风马牛不相及。越南史学家吴士连也说黎利在打败驱逐明军后，“结好明国，存交邻之礼也”。后黎、西山两朝的元老重臣吴时任（1746—1803年）著有《邦交好话》一书，其中有“请好”、“永好”这样的字眼。[68]我理解这里的“结好”和“请好”、“永好”（同义词还有“交好”或“修好”）与“结怨”（同义词为“交恶”）相反，后者意思是关系破裂（尤其是战争），而前者就是保持非战争即和平关系，或者恢复正常关系，而丝毫没有现代语言中“友好”或“友谊”的涵义。有学者指出，中越之间的和平并不是和谐或友好的结果：“中越传统关系中的和平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两国）关系和谐（的体现）。它是战争记忆的制度化而不是（中华）帝国美德的制度化。” [69]《王室后裔》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专门讨论边境土司和割据势力对中越关系的影响，将讨论的视角从围绕国家层面问题的交往转移到了地方层面（这就丰富了中越两国朝贡关系的内容）。安南各政权在中国方面要求其合作时（比如联合打击边界地区的叛乱者）都是三心二意，并不一心一意鼎力相助，而主要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不知道“友谊”一词的词源，但至迟已经在1882年被两广总督用于形容中越两国的关系；次年又有法国公使就越南问题谈到“中国法国和睦之谊”，一看便知都是外交辞令。[70]这样，“友谊”一词虽然不是现代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发明，但是被政治化的历史学家所承袭并且滥用。纵观古今中外国家交往，国家利益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毫无“友谊”可言。陈重金指出：“此国与彼国交涉，人们只是借‘为义’之名，而做‘为利’之事而已。” [71]所以历史学家不必粉饰，也不要被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外交辞令所迷惑。
有关中国中心主义的问题也值得讨论。数年前我曾撰文提倡以“外中关系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反对“中国中心主义”。[72]当时我对中国中心主义的定义是，只站在中国的立场、只利用中文史料来看待、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现在看来该定义不够全面或者完美，所以我汲取其他学者的看法对其进行补充，即只注重中国在这一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忽略该体系中其他国家立场观点的做法。[73]基于这样一点，我发现，一方面，《王室后裔》用较大篇幅批评越南史学界强调中国的侵略扩张和越南的反抗，其狭隘民族主义偏离了真实的、完整的历史，不能客观反映越中关系（这种批评当然是必要和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室后裔》不时称赞明清皇帝与官员的智慧以及他们在处理中越关系中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道义；对中国方面充满赞赏的口吻，但从不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着力去发掘史料中所隐含的越南方面的观点和情绪。因而在我看来有失客观和全面，因而也就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
在这方面，有些学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例如，何芳川在谈到“华夷秩序”时，尽管对其是赞誉有加，但还不忘对其进行苛刻和深刻的批评：
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当“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反了这个“一”的原则时，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己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74]
这里，中华帝国“狰狞的面目”没有被掩盖起来，实属难能可贵！
特别是黄枝连在《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一书里对事件、人物进行评论时，撇开被评对象的国别，不受民族主义影响，而是就事论事、客观公允，非常值得学习。例如，他同时指出明成祖（1413年致柯枝诏书）和丰臣秀吉（1590年致朝鲜国王书）两人“都有显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自大狂意识”；他既歌颂朝鲜李太宗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又揭露明成祖和李太宗都是篡位得位，两人“心照不宣、互相赞赏”；并且直言“天朝体系藏污纳垢，有报批着许多‘非礼’的事件”。既指出明朝万历朝出兵朝鲜对朝鲜仁至义尽，史无前例，表现出高度的国际主义，但又指出朝鲜人的感情和呼吁是得不到明朝重视的；而且，明朝出兵不单单是为了朝鲜，因为日本侵略也威胁中国的安全；既指出日本怀良亲王对明太祖的朝贡要求的回敬（“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是充满浩然正气的豪言壮语，又指出对于200多年后抵抗丰臣秀吉侵略的朝鲜人民以及500年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朝人民来说，怀良亲王的警句是可以拿来回敬他的子孙的！既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极具大国沙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但又不等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搜刮掠夺、奴役压迫。[75]中国对待越南又何尝不带有大国沙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但很少有学者进行揭露和研究）这从李仙根1669年所撰写的《安南使事纪要》既可略见一斑。为了说服安南方面同意让莫元清重回高平，以李仙根为正使的使团在安南首都滞留四十多天，在经过多次“絮絮叨叨”（李仙根语）之后，安南方面最后终于勉强同意清朝的安排。李仙根详细记录了清朝使团与安南方面的对话（通过翻译）与书信来往，其中凸现了中国帝国的自大、蛮横甚至粗鲁，现胪列如下：
卷一，第十二、十三页(88)：安南方面深知清朝谕旨为有关处理莫氏问题的方案，所以迟迟不接诏。李仙根认为安南“多方猜疑，如此亦甚愚矣”。然后说：“设使朝廷下一纸，命尔国送某人头来，尔国干惜此一头而终不奉之乎？……皇上好生同仁，造福无疆，并未有偏伤尔国之意。”解释：天朝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叫你送人头你就送上人头；天朝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安南好，一心一意替安南着想。
卷一，第十四、十五页(89)：安南在清朝以前行五拜三叩礼，清朝使团强迫安南国王黎维禧行三跪九叩礼，但“拜稽不甚了了”。副使杨兆杰上前“就教之”，黎维禧“警惧欲避状，左右捉刀者拥至”。李仙根笑曰：“何胆怯，乃尔连叩头即是矣。”解释：蛮夷小王，叫你三跪九叩你就三跪九叩，很容易嘛！
卷一，第十五页(89)：“无非为王社稷生灵计。”解释：还是都为安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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