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云乔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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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家风试读：
序言
作为父母和长辈，总是尽己所能给予孩子最好的一切。优厚的生活条件，优越的教育环境……在这个物质丰盛的时代，似乎这些愿望很容易得到满足。可真正的教育，并不仅仅如此，每一位父母或长辈都渴望做得更好，却常常同时陷入一种迷惘。
当社会越是进步时，人们便越发重视精神世界的追逐。新时代的父母，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孩子的教养，更希望孩子在健康成长、得到知识之外，有一种人文的修养和底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修养首先在家庭教育中养成。所以，“家风”在强调“教养”的素质教育中常被提起。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在这些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上，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名门望族，多的是普通人家，而这些新时代的寻常父母，又该如何树立家风？迷惑之时，我们总能在过往的历史中寻到一些痕迹。民国时期成长的大师、名家，多有其家风渊源，那时的社会，可说是“藏智于民”，许多家庭是文化世家，有深厚的学养。
虽然彼时的民国，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传统制度崩塌，新生力量正在萌芽，新旧碰撞中产生不少智慧的火花，也同样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水深火热。可偏偏又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涌现出来不少杰出的人才，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同一个家族。
无论是梁启超“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还是宋氏家族中宋氏三姐妹的高雅仪态和成功教育，或是钱氏家族文学大家、科研专家的培养，或是合肥张家对四姐妹的教育，都是值得探究和学习的。这些沉睡在历史画卷中的故事，足以为今时的家风教育点亮一盏灯火，让迷惘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们，在这些历史的痕迹中领会家风教育的智慧。 第一章 梁氏家族 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根植于灵魂的信仰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教育习惯中，几乎每一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唯一不同的是大家对成才的定义理解各有不同罢了。纵观历史，民国时期能称得上“满门皆才俊”的家族并不多，其中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便名副其实地收获了这份赞誉。
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梁启超被认为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参与变法革新，为的是求取中国之变、实现中国之强，然而这一夙愿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未能如愿。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转而投身社会教育事业，并且认为投身于此，为国家培养后继强健之接班人更为其“天职”。
这样的想法贯穿他养育九个子女成才的过程中。梁氏一门出九子，几乎都在各自的领域独树一帜，成了当之无愧的时代才俊。如此英才辈出的家庭，有赖于梁启超的精心培养和呕心沥血的教育。在中国幼儿教育尚未步入正轨的时代里，梁启超与孩子们一同探索中国的儿童教育，其结果是树立起家风之楷模，为世人所钦佩。
长女梁思顺是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名扬四海的建筑学家，并在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兄长一同于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梁思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虽因病早殇，但生前入伍报效国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第三个女儿梁思懿擅长的是社会活动；小女儿梁思宁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小儿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氏家族在教育的问题上有着根植于传统情怀的信仰，这份信仰与儒学不无关系。梁启超本人便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熏陶长大，从他的祖父梁维清开始，儒学思想就被接受和认同。
梁维清穷尽一生努力、耗尽一生所学，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闻达于诸侯，即使入了仕途，最大的官职也仅为“八品”。然而梁维清却做了一件令乡里人刮目相看甚至极为敬重的事情，那就是在自家的院落里办起了私塾，取名为“留余”。这间小书斋依着梁宅的空地上建起来，梁维清一改“十世农耕”的面貌，过上了半耕半读的生活。
他原本将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身上，然而，梁宝瑛屡次落第，让梁维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梁启超身上，并且开始亲自教授孙子读书识字。
梁启超六七岁之前几乎都是和祖父一起度过的，白天二人一同读书玩乐，晚上孙子躺在祖父的臂弯里听他如数家珍般讲着历史故事入睡。在梁启超的记忆里，祖父最喜欢讲的是宋朝、明朝亡国的故事，每次讲起都是津津乐道的，而且以此为典故向他讲述“义理名节之教”。显然，祖父的教导在不经意间将一个老儒生对典籍的熟悉和敬重传递给了梁启超。
现在的我们很容易便可获得幼儿教学的资料和知识，然而在梁启超还是个小孩子时，要想找出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幼儿读物却比登天还难。因此，梁维清只能将《四子书》（四书）、《诗经》作为梁启超的启蒙读物。
也许梁维清选择让梁启超读四书五经是出于希望他日后得以高居庙堂的目的，也许梁维清是无意识的，只因家中无其他读物，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梁启超确实从这些书中学到了家国天下、学到了理义道德、学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传统的思想根基。“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崇高的君子之道为梁启超后来走上变法革新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祖父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四书五经的层面，从祖父那里，梁启超学会了礼义、宽厚、心怀大众的良好品质。从后来梁启超对祖父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梁维清勤俭朴素、自信坦诚、严于律己，而且是一位颇有德望的乡绅，处处得到村里人的敬重。
据说，当年村里的土路年久失修，出行交通甚为不便，这样的事原非一个乡绅所能及，然而，梁维清却将其视为己任，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攒下的钱财，还动员村民一同加入。后来他的努力竟然奏效了，村里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终把村里的土路修成了石板路。此外，梁维清还略懂医术，素日里喜欢给乡亲们诊诊脉、看看病，对此，他不仅不收钱，还会尽其所能为他们置办药材。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让陪伴左右的梁启超耳濡目染。
后来，十二岁的梁启超“应试学院”，并考取了秀才，年少有为的梁启超被当时的广东省学政大为赞赏。学政不吝赞美之词，连连称赞梁家教子有方，直呼梁启超未来前途远大。
的确，梁启超后来的经历证明了他的确不是燕雀之辈。梁启超始终胸怀家国，爱祖国如同爱自己的母亲，他的一生只致力于一件事情，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参与其中，使陈旧的封建国家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师从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就将自己的生命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何时，他都怀揣着一腔为国奋斗到底的热血。熟悉梁启超的人都知道，他从日本归国以后定居天津，并给自己起了一个雅号，叫“饮冰室主人”，这里的“饮冰”取自《庄子·人间世》中的一句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为什么梁启超会给自己取这个雅号呢？这和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密不可分。早年为求共和，梁启超险些陷入囹圄，不得不忍痛去国离乡暂居日本，归国之后，其内心的一片赤诚仍未减退。此时的梁启超正处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可以想见，师从康有为、一身爱国情操的梁启超，此时的内心会是何等焦灼。在他看来，这样的焦急是内心发出的，故而称之为“内热”。“何以解热？唯有‘饮冰’。”梁启超取此名寓意深刻。
这就是梁启超从前辈那里继承而来的优良的家风，对此，他将其视为人生准则，并沿着爱国的轨迹安排着自己的人生。这份精神信仰在他开始为人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便毫无保留地传递了下去。
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教授自己的孩子要培养“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更重要的是把爱国主义的精神核心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这是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给海外的孩子们的信里提到的，类似的教导还有很多。正由于梁启超的教诲，梁家的九个孩子中虽然有七个远赴大洋彼岸求学深造，但无一例外最终选择回国建功立业，梁氏家族几代人的赤子之心拳拳可见。
如今的我们面对留学一事已经习以为常，便捷的途径和宽松的环境让很多家境较好的家庭可以选择送孩子出国，有些人着实是为了培养孩子能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如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但不乏少数家长以对祖国的亵渎来劝孩子离开，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认同，甚至有些可耻。遥想梁氏一门，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尚有如此情怀，如今国富民强有些人却乐不思蜀，实在令人感慨。
在孩子们幼小时，梁启超经常陪伴身边，以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根植于灵魂的信仰。后来孩子们各自旅居国外或是成家立业，梁启超仍旧不忘以书信对他们谆谆教导，四百余封家书从生活细节到内心情感，从家国天下到人生感悟，内容涵盖广泛而充实。家书远隔重洋送到儿女们手中，无高傲的训诫、无琐碎的闲言，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口吻和耐心细致的叮嘱，此时的儿女们虽无法承欢膝下，但依旧可以聆听到父亲的教诲。
梁启超对于国家和个人有着一番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意识里，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总是比个人要长远，甚至会是永久的，每个人所做之事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成效，但不必因此顾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应该尽心尽力做好分内之事，其他事皆可不必去管。这样的概念超脱、淡然，他用这样的思想来教导孩子们，旨在让他们淡泊功名，投身到爱国事业中，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孩子们牢记父亲的训诫，把爱国主义印刻在灵魂中、融进了血脉里，指导着自己人生的选择和方向。
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战时期迁到四川，严酷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夫妻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骨硬化症，林徽因有严重的肺病，但他们仍旧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不少外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试图以优厚的条件聘请他们去国外工作，对此，他们回应道：“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于是毅然决然地将这些邀请拒之门外。
梁启超的小儿子、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对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忧国忧民，我父亲生前希望他子女里面有人搞科学技术，后来我干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有志气，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是干“两弹”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身为父亲，梁启超不仅给了孩子们生命的血脉，更给了他们崇高的品德和精神信仰，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
关于教育，梁启超曾经发表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其中一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尽显梁启超对中国少年以及少年教育的深刻认识。而文末的那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更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澎湃和鼓舞人心的斗志，即便是今天读来，仍难掩内心的激动。
的确，教育一事重如泰山，然而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尤其是科举八股，虽冠以“教”“育”之名，实则束缚了广大读书人的兴趣和创造力，成了少年教育最大的败笔。梁启超虽启蒙于此，但长大成人时恰逢思潮涌动之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益浓重，加上他曾经去国游历，无论东洋或欧洲，皆收获颇丰。因此，他本身的视野较之父辈则更加开放和包容，对子女的教育更是贯通中西、学无陈规，还出现了不少创举。趣味主义者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初涉世事时便拜在康有为门下，学着如何追求真理、如何革新救国。戊戌年间，怀揣着革新梦的思想家们原本以为可以就此实现鸿鹄之志，但却以失败告终，被迫逃亡日本。
后来康有为竟拥护张勋复辟，一时间梁启超与其分道扬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一幕；再后来，袁世凯也打算复辟，并且花重金邀梁启超同路，梁启超断然不从，袁便派人迫害，无奈之下，梁启超只得再度逃亡。
几经波折，梁启超最初的政治信仰被惨不忍睹的现实粉碎殆尽。此后，对政界失望的梁启超在演讲、著述、书信中对此多有流露。比如在题为《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的演说中，梁启超就曾这样说：“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犀利的话语直指时政之弊。
几年后，在给孩子的书信中，他又说道：“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的确，当时的政治新贵们登上政治舞台三五月不足，就有不少已是腰缠万贯，政府所谓的廉洁已不堪一击，对此，梁启超认为女婿希哲在此时的政府底下做官员“真算得一种耻辱”。随后，他还担心孩子们想不开此事，于是特意嘱咐他们如果一时无法抽身出来，则需暂时忍耐。
正是这样的厌恶和不满，使得梁启超或多或少有了一丝“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无奈和辛酸，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而轻视自己肩上的担子，他的一腔热血是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而上下求索。最终，他将精力转至教育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希望通过教育之路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空谈教育的人很多，实践教育的人却屈指可数。梁启超虽然大谈教育，但并非纸上谈兵之辈，他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解、观念的转变和方式的革新全都用在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上。梁家几个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几乎都是由身为父亲的梁启超亲力亲为的。从课程的设置到内容的选取，梁启超都极为用心。以传统儒学为思想基石的“梁氏教育”，加入了西学的成分，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模式。
关于幼儿时期的启蒙教育，梁启超曾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意思是说幼儿教育在人生中极为重要。在当时的封建伦理面前，每个准备长大成人的孩子都会在年幼时遭受极大的摧残，一个是女孩子的缠足，一个是男孩子的科举。只要经历过这两道“门”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封建礼教里“合格”的臣民。
然而，于国于民族而言，这却是极大的破坏。在梁启超著述的《论幼学》里，他对当时的教学方式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四书五经里传递的道理为人间大道，但刚上私塾的孩子们年纪太小，这些道理对他们而言未免太过于高远，并不容易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了也无可施之义。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文中列出了幼儿教育的多处弊端，比如“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由此可见，中国私塾里的先生们在教育孩子时并不看重知识的用途，而且只看重能否写出符合科举八股的文章来。也正因为如此，最终走进社会的所谓人才，“蓄积虽多，皆为弃材”，“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看下来，当时幼儿教育的问题一目了然。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将他所知道的西方国家的教学优势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他的了解，西方国家的教学习惯是先教孩子们认字，再教孩子们领悟大道理；先教孩子们辨别常识，再进一步将他们往文史科学的方向引导。另外，西学注重悟性的培养，这点与中国的教育大为不同。他们对孩子的启蒙大多广而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文史、哲学之类的内容，还包含了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及体能方面的教育，归纳起来就是“可以略识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学足以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阅历，而即可以致富贵”，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则是“用力少而蓄德多，数岁之功而毕世受其用也”。
对教育颇有见解的梁启超对妇女是否受教育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女人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读书识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女人自身的发展，对于全民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都是极大的障碍。在中国将近四亿的人口里，有接近一半是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肩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但可悲的是，她们中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只懂得干活劳作，此种情况下想要寄希望于她们来开展得体的幼儿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孩子只能延迟接受教育，而且一接触就是私塾里的八股文。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里超过半数的儿童早期教育都是由母亲来完成的，比起老师，身为母亲的她们更了解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更容易找到适合孩子们的教学方式，并将她们的学识最直接、最有效地传递给孩子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这一点十分重要。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梁启超从第一个孩子梁思顺的培养开始，便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当时梁启超带着夫人和孩子正客居日本，为了生计，梁启超应邀编纂中学国文教科书，这一工作不仅让他有机会和孩子朝夕相处，而且“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因为女儿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也成了她编写教材的好帮手。梁启超陪同女儿一起认字、读书、识礼数，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父女在此过程中经历的快乐和一同克服的困难。
从西学的经验里，梁启超在女儿的学习中加入了数理化方面的内容，对此，他专门请了家教辅导这些知识，并且索性在家里设立了实验室，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学习这些科普知识时如果遇到一些想不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既加深了理解，又增加了趣味。
这些被提及的西方教育与我们今天的教育颇为相似，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科学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却并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因为无益于走上仕途而被认为“不正经”。
显然，梁启超并不这么看。在他的眼中，这些知识不仅有利于素质的培养，而且是获益终生之物，不可轻视。所以，他经常教导他的孩子们学习时除了要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多花点心思去学些音乐或美术，如此才能使学习丰富多彩，不至于枯燥。
梁启超自诩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所以，当梁启超为孩子们制订教学计划时，趣味便成了首当其冲的要素之一。这里所说的趣味与我们平素所理解的意思有些不同。他所谓的趣味，其性质必须具备“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干下来，始终是有趣的，不生出与之相反的结果，谓之趣味。比如赌钱一事，虽有人认为它是有趣的，但赌钱的本质最终会让参与其中的人闹到很没意思，或是家破或是人亡，着实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因此，梁启超很排斥赌钱。而做学问就不同了，学问的趣味虽然冷暖自知，需要花点耐心慢慢地来，但是，它却是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是可以长远保持下去的，故而成为趣味。
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将这样的趣味融入学习里去，待在家中由他辅导是如此，孩子们离开自己独自求学时同样如此。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里这个主题仍然多处可见。比如当年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时，梁启超就曾经担心他的课业由于过于专业而枯燥，进而导致他单调、乏味而不思进取，故而写了一封家书给思成，里面便提到了趣味的问题。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他自身的生活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此能让他保持长久的不厌倦。对于他而言，当在新的方向找到新的趣味的时候，就犹如旭日升天、新荷出水一样，充满了新生的动力和干劲。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样有泛滥的短处，但是，反过来看，让他始终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长处。对于梁思成，梁启超还是了解的。梁思成对于学术的专注值得赞赏，但他有时会因为太过于专注的缘故，将自己的生活弄得十分单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很容易对现下研究的学问产生厌倦，进而滋生很多不必要的苦恼，梁启超将其视为堕落的根源。因此，他鼓励梁思成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主动地去认识新的朋友，以此来保持自己源源不断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这就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教育新观点。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个“主义”，并且将其中的妙处传递给他的子女们，让他们在博采众长、丰富素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做学问的能力。梁氏家族里这些“学霸”们能如此出众地成为行业精英，与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不无关系。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但是，他却并不跋扈，相反，在很多问题的探讨和选择上，梁启超选择了和孩子们平起平坐的方式，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空间，找寻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向和领域，这是梁氏教育的又一特色。给孩子最合适的环境
对于孩子，家长总希望他能在舒适、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然而，什么样的环境才算得上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呢？在梁启超的答案里，“合适”两字最为重要。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们事无巨细地照料着，但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宽松的治学态度和求知环境，从来不过分苛求，也从不强迫他们听命于自己，而是习惯与孩子们沟通淡心、各抒己见。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孩子们接受了各式各样知识的熏陶，慢慢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对各种专业也有了自己的偏好。在此基础之上，梁启超的循循善诱更让孩子们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专业领域，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之后，梁启超从不否定批判，即使他们的选择与梁启超最初的想法或安排有些不同，但是，他也断然不会责怪或者抛弃他们。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最高涨的热情和强烈的认同感，去积极地、尽其所能地配合孩子们实现心中的理想，这是身为父亲的梁启超更为超脱的一面。
人生在世，社会属性贯穿其中，因此，梁启超为他们定下了一个大原则，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首先要想着在社会上常常尽力，如此这般，才不愧梁启超的疼爱与教诲。在这个大前提下告诉孩子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孩子们要学着寻一份专门的职业，以此来发挥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
关于职业，梁启超认为事业并无所谓大小一说，士大夫的事业是救济天下，农夫的职责是治理好他所拥有的十亩田地，虽然两个领域并无瓜葛，但是他们所做的成就却都是一样的。因此，只要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且尽自己所能去完成，那么无论是谁，都应视为“第一等的人物”，都可以称为“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因此，他的孩子们在选择专业时从来都不以热门与否、收益丰厚与否为标准，而是以做学问的眼光去选择，所以，梁氏家族的子女们所从事的专业大多是那些看似冷门、实则利国利民的专业，比如梁思成的建筑、梁思永的考古学、梁思庄的图书馆学等。
说起梁思成选择建筑这一科，虽是受到林徽因的影响，但终究与其自身出色的美术天分密不可分，而这份天赋的开启，与父亲的“趣味论”不无关系。事实上，当初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学习艺术教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功利的打算和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和眼界，做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而梁思成在小小年纪便接触的绘画艺术，却在不经意间为他日后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思成的绘画水平极为出色，因此他常常为校刊画插图，而且还是学校的美术编辑。他的画工极好，无论是笔直的线条还是蜿蜒的弧度，经他的画笔一描绘总能画出不一样的风采，在老师和同学中颇有名气。
关于这样的说法确切与否我们暂不考究，或许这其中不乏后来人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梁思成对于绘画这门艺术并不排斥，相反还十分喜欢。后来林徽因从欧洲回来，同梁思成讲起了她打算学习建筑的想法，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建筑”这门课程。
林徽因告诉梁思成：“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后来，喜欢绘画的梁思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建筑学，并在这门专业上成了大家，如痴如醉地研究了一生，不仅开创了中国自古以来无将此作为一门艺术的先河，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更是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这或许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思想精髓吧。
对于梁思成学习建筑这门学科，梁启超并没有干预，他只在方向上进行引导，对于孩子们具体的学习兴趣持理解尊重的态度。试想一下，凭借当时的声望和社会交际，如果梁启超想为孩子们谋一份体面的活，其实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放弃了用长辈的力量“掌舵”的大权，任凭孩子们去寻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从旁支持鼓励，进而成了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梁思成打算放弃北京优厚的教学条件，转而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建筑研究。梁启超知道这将是一段艰辛而荆棘丛生的探险之旅，但是身为父亲、身为导师，梁启超并没有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他，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去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中间，但凡梁启超动了恻隐之心，不惜儿女疲于奔命、辛苦劳作，决然不从或是百般阻挠，兴许后来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遗憾了。
这是思成的建筑学，而对于思永的考古学，梁启超也是十分支持的。一直以来，梁启超对于史学的研究和探索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这样形容这门学问：“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曾经想过要放弃身边事物专注于此，但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思永长大成人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永对考古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加上他性格相对沉稳、淡然，因此十分适合做这门学问。梁启超甚至想过思永学成归来以后与自己一同研究史学，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但是，思永对于成为父亲的帮手一事并不倾心，他的兴趣在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上，希望能参与到最真实、最前沿的考古现场。这样的决定自然会令梁启超有些失望，毕竟研究中国史是他的趣味及学问所在，况且他所“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思永的暂不加入让这一梦想只好搁浅。
然而，在儿子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之间，梁启超果断地舍弃了后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梁启超听说山西西阴村遗址正在发掘，立即联系了当时的负责人李济，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济能给予梁思永一个实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积极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全力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他鼓励思永说：“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
后来，思永凭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后，梁启超听说有一大批欧洲的考古学家要去新疆考察，对于思永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梁启超又开始自筹经费支持思永去参加这项考察，并且对思永说：“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大有益的。”
尽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是，梁启超对孩子们的支持之心、鼓励之情却清晰可见。
而他的女儿梁思庄选择自己专业时，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思庄，梁启超同样有着自己的希望——“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是自然科学当中当时最为进步的，而且它是哲学这些社会学主要的基础，加上生物学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对于女孩子来讲十分适合，学成回来以后我国地大物博，物种也算繁多，思庄可以随意采集试验，届时也容易有新的发现。
显然，梁启超认为生物科学大有前景，并且告诉思庄，当时极少有人学习这门科学，女孩子更是寥寥无几，如果能借此机会成为“先登者”是再好不过了。
虽然他希望女儿接受这样一番建议，但是字里行间却并未见有发号施令的严苛或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多的是用简洁明了的字眼将自己的想法悉数阐明。一番论述后，梁启超于文后附上了一句：“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从头至尾都是一副商量讨论的姿态，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给了孩子充分的选择和考虑的空间，不失得体和谐。
尽管梁启超因为不想让这个家族全盘“美国化”而建议女儿学好法语去欧洲留学，但梁思庄最后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远赴美国攻读文学，后转学图书馆学，这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以上所说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情。在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当中，鲜有孩子对政治感兴趣，唯独思忠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但他的这一选择却让梁启超的内心十分忧虑，思忠所热衷的政治军事是具有危险性的，加上当时中国的现状，从事这种职业极容易迷失。但既然孩子有志于此，梁启超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只是在教育方式上颇费心力。
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里表达了自己在对思忠教育问题上遇到的难处。从本质上来讲，思忠有如此这般抱负和志气是男儿热血所致，梁启超并不愿意以高压政策来束缚他，但他毕竟年幼，世事经历得也少，因此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需要当父亲的慢慢解释清楚。所以，这种解释方法十分为难，一方面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打断他的勇气；另一方面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关注着，生怕他走错了路。一封家书竟是梁启超的牵挂和担忧，一颗慈父之心跃然纸上，实在令人感动。
从梁启超齐家育子的经验，反思我们现在的父母，的确难以做到如此从容。每一个父母都有一份上天赋予的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这本是人间一件伟大之事，但是，父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度。他们经常过分地夸大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进而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干涉孩子选择的权利。
比方说，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喜欢以自己的喜好来为孩子定夺专业和学校，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去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听听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专业、接受哪方面的知识。对此很多父母都会以孩子尚未步入社会、缺乏辨识能力为由，武断地替他们做主，但其实真的很难说是孩子们缺乏判断，还是父母过分地揽起责任反而斩断了他们自立的羽翼。
其实，父母不妨学学梁启超，转变一下自己的角色，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空间。有时充当一个聆听者或是扮演一个配角，比做一个独裁者更能贴近孩子的内心，更能了解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毕竟，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你的臂膀下，父母要做的不是取代他们的翅膀，抱在怀里带他们去向远方，而是要帮助他们早日成长、学会独立地翱翔在蓝天，而这也正是梁启超教子有方的高明之处。让点滴之处充满浓浓的爱意
很多人关注梁启超家教的时候，由于受到几个孩子学术成就的影响，不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学习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完整。的确，对于几个孩子的学业，梁启超耗费了不少精力，加上他本身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故而将毕生所见所学融汇其中，使得孩子们从中收获颇丰。
然而，这并不是梁启超教育的全貌，他对于孩子们深深的疼爱充满了孩子们的记忆，每每说起，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温暖，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就是：“爹爹是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大量的长篇论述之外，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与孩子们之间交流的家书。家书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几个子女的学习、生活、事业和人生。在当时联系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这些书信便是父亲和孩子们之间保持沟通的桥梁，犹如系在风筝上的丝线，即使孩子们飘得再高再远，家书都把他们连在父亲的心里，牵着他们之间无限的惦念。
梁启超的家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正经起来能让读的人跟着紧张，玩笑起来能让看的人跟着欢愉，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撒娇依赖，时而针砭时弊，时而记挂万千，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着浓浓的爱意，而孩子们也在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支持。
比方说当年思庄最初留学海外时，遇上了英文不及格的问题。对此，梁思庄正处年轻气盛之时，感觉十分不愉快，甚至有些气馁。梁启超一封书信劝导道：“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当思顺和希哲生计前途堪忧时，梁启超一面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能力为他们找寻出路；另一方面还不忘鸿雁往来，安慰教导。梁启超告诉思顺，过分的着急是不对的，任何事情只要着急愁闷无济于事，便不值得再去为它耗费心神。这是梁启超开导苦闷中的思顺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鼓励思顺，告诉她这种困境正好是她磨炼身心的好机会，虽然她从小跟着父母受了些苦，但是年纪太小全然不懂，如今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并不容易遇到，思顺应该换个角度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将其作为成长的好机会。
父亲的话让思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尤其是开导她将困难视为磨炼身心的好机会，更是给了思顺莫大的鼓励，让她重新鼓起了面对困境的勇气。
对于孩子们的婚姻，梁启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着，尤其是思顺夫妇和思成夫妇这两对伉俪，都是梁启超倾力玉成的。对此，他像极了一个农夫，那份喜悦无异于忙碌了一年之后换来满满收获的心情。相对于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梁启超为孩子们的婚姻开创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观察一个人，然后给孩子们相互介绍认识，接着便由着孩子们自己去接触和相处，最终的决定权也放在孩子们手上，这种糅合了中西方优点的婚恋模式是梁启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的确让孩子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时也让长辈放心的对象。比如梁思顺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启超希望自己能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每个孩子身上，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责任。但毕竟年事已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故而未能如愿，但是他身为父亲的责任意识却从未有一刻懈怠过。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对身体健康更为关注。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洋溢出家里温馨幸福的模样。比如他写信告诉思顺，虽然思成和思永在国耻日那天受了伤，但好了不少以后，他们的样子开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多么有趣的场景，父亲看到两个孩子玩耍的模样十分喜欢不算，竟还想到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远在海外的女儿，实在是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思顺寄来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她无蔬菜可吃，不承想，竟被思达他们玩笑了一番，对此，梁启超不但不反感，还在信中说：“初次接到你信说没有蔬菜吃，他们曾每人画一幅——萝卜白菜之类，说送给你们到底寄去没有。”玩笑间趣味多多，一家人亲昵无间可见一斑。
有时梁启超还会在信里讲起笑话来，说是笑话但却是他日常生活的点滴志趣。那次，梁启超听人说附近约十里的地方有一处钓鱼之地甚好，于是回去讲给孩子们听，打算寻一日风和日丽，带孩子们一同去垂钓。孩子们听完便兴奋不已，第二天便嚷嚷着要去。但天色并不是很好，因此梁启超有些沉吟。不过见孩子们都一一预备齐全了，为了不扫孩子们的兴，便只好答应同去。不料，还没到目的地，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小雨来，尽管他们硬着头皮喊出“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口号，但却没有因此而躲过倾盆大雨，“七个人在七个驴子上，连着七个驴夫，三七二十一件动物，都变成落汤鸡”。多么真切的生活，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让梁启超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会向孩子们讲起各位亲戚朋友、叔叔阿姨们新近发生的事情。
偶尔，他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向孩子们问东问西，并央求着加入其中。比如有一年思顺全家前往日本，从信中得知此事的梁启超开始仔细地询问起来：“在日本看过什么地方？寻着你们旧游痕迹没有？在船上有什么好玩（小斐儿曾唱歌否）？我盼望你们用日记体写出，详细寄我（能出一份《特国周报》临时增刊尤妙）。”信末的落款多样，“饮冰”“爹爹”“老白鼻”“耶告”等；时不时还会随信附上一些小东西，像演稿十来张、三张好玩的小照，或是《圣教序》一本、《从军日记》一篇……
某次，梁启超将新得的缎子寄给了海外的几个女儿，物未出境已安排妥当：“有摹本缎两段，乃赏汝两妹者，人各一套。……其外国缎一段则赏汝者也。”衣服漂洋过海去到大洋彼岸，虽无法亲眼看着孩子们穿着在身，但身为父亲却渴望见着这一幕，于是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汝三人将所赏衣服穿起照一像寄我。”就如同一个小孩子一般充满期待。
总之，虽远隔万水千山但梁启超却依旧如同儿女们承欢膝下相待之，可以想到，收到这些文字和小物件的思顺们心中必然觉出父亲的可爱之处，一股暖流油然而生。
身为鸿儒大家，梁启超肩负着家国大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的言行须得规范，但以他的个性以及贯穿始终的“趣味主义”理念，这样的身份并不使他终日束缚于正襟危坐，反之，他从来不吝啬向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有次思庄写了封信寄给二叔，但没有寄给梁启超，于是他便在接下来的家书中向思顺特意询问道：“问思庄何故写信与二叔而不与我。岂至今尚未得闲耶？”寥寥几字，颇有吃醋的嫌疑，但却是真情流露。
还有一次，陈伯严到梁启超家中吃酒，二十五年未见的老友相互倾吐一番后，不知谈及何事，也不知聊至何景，梁启超竟越发思念起女儿来。思念之情无处表达，便“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爱女之心、念女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1928年，得知女儿将回国时，他更是难掩满心欢喜。梁启超对女儿的思念从未间断过，平日里想着也许并未强烈到让他辗转反侧，但一旦有了病痛，对女儿的思念便变得十分厉害，成了他缓解病痛的寄托。他时常会想，如果女儿此时待在他身边的话，“向她撒一撒苦痛便减少许多”。此时的他对于女儿越来越临近的归来更加急切，想到她回来以后的新生活，更是眉飞色舞起来。
然而，就在他满心期待地向往即将来临的团圆时，病魔却无情地将他带离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梁启超的家书多与海外求学的子女们相关，最多的是与思顺的往来。对于尚在家中求学的孩子，梁启超也安排得极为妥当，由于时局动荡，综合考虑之下梁启超把年纪尚小的思宁、思礼等留于家中，专门请了一位通晓国文的先生教授他们。
谢国桢在家中教授时，梁启超经常饶有兴致地加入其中，旁征博引、高谈阔论，时而与先生一起为孩子们讲学，时而又与他们共同探讨学习，寓教于乐、教学相长之中寄托着慈父一片关切之情。
教育一事神奇得很，它既可以高远至云天之外，凭借主义精神便可指导人生，又可以如涓涓细流缓缓流淌，润物于无声滋润心田感化灵魂。梁启超所开创的家教，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能将这两面既富有创造性又不生硬地糅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的父母往往容易偏向一方，要么过分地强调理想主义，导致溺爱之灾；要么过分地强调现实主义，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对此，梁启超给现在的父母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如果能照着学习一二，相信对于家风家教都是有禆益的。
梁启超先生虽然已经逝去，但他开创了西学中用的教育先河，并打破了当时时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迂腐理论，用大智慧和大爱去培养他的孩子们。由此产生的培养思想和教育理念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仍旧熠熠生辉。而这，也正是梁氏家族在为社会培养出人才之外所创造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 第二章 宋氏家族雕刻高贵与典雅家风里的性格基因
历史的长河缓缓地流淌，带走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留下为数不多的几颗璀璨的宝石，成为后人感慨评说的经典。其中，有一个家族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已是光芒万丈，时至今日依旧光彩熠熠，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
宋氏一家，父亲宋耀如和母亲倪桂珍培养出了三双儿女，均可称得上是人中龙凤，他们甚至影响着整个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宋氏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民国第一家族”。
一个家庭里偶尔出现一个社会精英，也许除了见识、素质之类因素外，多少还得靠些运气，但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儿女均能长成出类拔萃之才，进而使得整个家族名望大增，甚至于名扬后世，那便不是“运气”二字可以轻描淡写地概括得了的，唯一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便是“家风”使然。
家，父母为长。宋氏家族能成为“民国第一家族”，这在很大程度上拜宋耀如和倪桂珍这对伉俪所赐。尽管子女们后来更多地基于婚姻的因素而步入中国政坛的中心，但是他们长大成人期间，从这对父母那里学来的善良、聪颖、敏锐、落落大方、宠辱不惊等品德和气质，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和很多家庭不同，宋耀如没有如同老夫子一般，拿着一本家训刻板地训导自己的儿女如何处事、如何为人，相反，他放弃了那些陈腐的规矩，转而用自己的经历和故事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励志的榜样，而他本身便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年幼的他出生于海南文昌，原名韩教准，后来过继给舅父，改姓宋。
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文昌，为了生存，宋耀如年幼时便随着乡里人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谋生。国外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在当地目睹的种种不公正，看在年纪尚小的宋耀如的眼里，让他感觉十分刺痛，但这却练就了他超越年龄的坚忍和毅力，更催生了他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动力，转化在实际行动上便是对学习知识的渴求。几经辗转，宋耀如进入梦想中的圣三一学院学习，这是他人生里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宋耀如对他的孩子们，无论男女、无论何时都致力于让他们接受最先进、最入时的教育。他认同西学，对孩子们接受西方教育持认同、支持的态度，这和当时很多思想禁锢、崇尚四书五经的家庭相比，显得十分宽容。在那个中西合璧的大时代里，身为父亲的他独具慧眼，为孩子们选择了极为超前的学习方式，为他们步入社会以后逐步成为佼佼者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所谓家风，一家之长首当其冲。比起那些整日对孩子耳提面命，成天嚷嚷着孩子不成器，而自己却毫不起眼的家长而言，宋耀如是一个典范，他用坚忍的刻苦和非凡的毅力让自己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令孩子们心悦诚服的榜样，进而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们受益于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这才是王道。
宋耀如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以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给当时教授过他课程的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时间内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转而掌握拉丁文、希腊文，熟练英文读写和数学，这样的挑战为他摘取了“聪明的中国星”的美誉。
父亲的这些经历后来悉数传到了孩子们的耳中。可以想象，他们在知道自己和蔼可亲的父亲有如此骄傲的经历时，除了对他更加崇敬以外，还会萌生出一份效仿的动力，而这同时也是传承开始的原点。当很多人惊讶于他的第一个孩子宋霭龄五岁时，便能用流利的英语在教会学校里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除了惊叹一个小姑娘的不同凡响以外，更多的是对宋耀如言传身教的影响大为赞赏。
在宋氏家族里，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1880年初冬的一天，渴求进入圣三一学院学习的宋耀如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在当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基督教除了给予宋耀如学习的机会、全新的信仰以外，还给予他生命里珍贵的爱人，这个人就是倪桂珍。
受到家族的影响，出身名门的倪桂珍很小便开始信仰基督教，虔诚之情与宋耀如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他们之间天然的默契，就连他们的相见也是在充满神圣向往的教堂里，弥漫着悦耳动听的教会音乐。
倪桂珍出身名门望族，殷实的家境让她从小不愁吃喝，还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汉字和书法。从进入女子学校算起，倪桂珍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她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会弹钢琴的女子。
作为这个新家庭的女主人，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她竭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尽心尽力地养育他们的子女，无论贫穷或是富有她始终对生活充满敬意，并且将自己在教义中汲取的善良、谦卑、公正、慈悲悉数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们。
宋家的孩子们，尤其是三个女儿，一直被宋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他们位于虹口的小楼里，母亲的聪颖、智慧成了闪耀在女儿眼中的星星。宋氏夫妇一同成了她们人生的启蒙老师。三人在尚未踏入社会之前，就以成绩出众而闻名。她们毕业以后步入社会，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学习能力仍使他们终身受益。
宋氏夫妇的努力和奋斗不仅为孩子们创造了殷实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是充盈而丰富的，这让儿女们时刻都能感受到源自父母的深刻而温暖的爱。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回忆自己的父母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
学习是有形的，或许是一本书，或许是一首歌；学习又是无形的，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种习惯，更可以是一种精神。在那个思潮涌动、知识和主义一起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虽然借助倪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宋耀如将自己的社交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却从未放弃持续学习的习惯，并以此来探索改变命运的道路。
显然，宋耀如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了他的孩子们，在父亲宽大的臂膀下，他们可以无畏地去接触一切新鲜的事物，并从中获得知识和力量。其中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便是宋庆龄，她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探索精神。
古人云“上不正，下参差”，的确不无道理。其实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要做到成绩显赫、功勋卓著，但至少也应该是个品性高尚、德才兼备之人，否则教无以出、育无以施。所谓“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每一个孩子性格的形成都在生命初绽的那几年，而与他们日夜相处的父母则是责无旁贷的启蒙导师，而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反过来又是映出父母品德的一面镜子。
从遗传的角度讲，孩子性格的形成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是科学合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后天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宋耀如对民主思想炽热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革命的毕生倾注，是他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对孩子们又一个重要的影响。
清末，腐朽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垂死挣扎，当很多中国的普罗大众身处乱世，对自己、对未来充满迷惑，完全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宋耀如却将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宋家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尚小，却早已听闻了许多诸如“共和”“民主”“革命”之类的新鲜事物。
宋耀如崇尚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对此倪桂珍也十分认同，在这个前提下，宋家的家庭氛围里一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寄予，那就是希望这些子女们能立志长成像林肯、华盛顿一样的人物，为唤醒国人做出一番贡献。后来，宋耀如认识了孙中山，并与之结为挚友，很快成了他热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尽管当时的孙中山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宋家，他却是备受尊重和欢迎的革命家。
基于这一点，宋家的孩子们很早就在浓烈的爱国主义熏陶中培养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宋庆龄，这些来自于父亲的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精神气质以及家庭环境里对民主主义的崇尚和信仰，对她日后呈现出来的崇高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父母的普世价值观和择友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选择，并无明显的对错之分，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有时父母的选择会在不经意间直接决定了他们未来性格的色彩。比如，一对开朗健谈、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会与内向、忧郁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而一对整日棋牌不歇、酗酒赌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却很容易在尚未涉世的年纪便认可了这些陋习，进而习以为常，严重的还会演变成自己的习惯。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宋氏夫妇的交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孩子们日后走上政坛、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记。父母的不同教育特色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里，“严父慈母”是最惯常的表述方式，千百年来，父亲和母亲的分工似乎已经被这样定格，大家对此也都习以为常了。然而，在宋氏家族里，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却呈现出另一番与众不同的教育景象。
在宋家孩子们的眼中，母亲是严厉的，这种严厉从思想高度化为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这样具体翔实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的不少品行，比如勤俭、克守、诚实等，皆形成于与母亲相处的那段日子。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点让她自始至终都恪守她所信奉的教义十戒，因此，她是善良的，不仅对她的亲人、朋友如此，对周围的那些身处困苦、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如此。她对慈善事业十分关注，那些受到她帮助的穷苦人甚至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后来宋氏三姐妹对慈善事业的热衷和积极推动，其思想启蒙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此。
与此同时，她又是个性极强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她都是说一不二的，有时甚至要求男人都要听她的话。亲友们对她的回忆均会提及的一点便是：她不但心肠很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
倪桂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成人的她自小便胆大过人、处变不惊，这在同龄女孩子里是十分少见的。据说，有一次她和妹妹在桥边玩耍时，偶然遇上带着狼狗和恶仆的小混混调戏非礼，倪桂珍非但没有被吓得抱头乱窜，反而厉声相对，一直相持至校警赶来，最终小混混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这样的胆识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令人啧啧称赞的。
由于父母的开明和鼓励，加上倪桂珍早早便接触了先进的教育，因此她很有主见，而且敢作敢为。在那样的年月里，社会的审美仍然十分畸形地崇尚“小脚之美”，女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就要面临缠足之痛，以可怕的经历和泪流满面的代价来换取一双“三寸金莲”。倪桂珍的妈妈、姐姐们都顺从了这样的审美观。而她则不然。先是借着生病的缘故，后是对封建礼教一点也不客气的反抗。总之，倪桂珍为自己留下了一双舒适的“天足”，并且毫无顾忌地将其保留了下来，使得“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显然，宋氏家族的孩子们遗传了她的个性，尤其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尽管父母反对过、批评过，甚者两代人为此激烈地争执过，但最终，女儿们强烈的个性都让她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母亲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宋家，母亲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她对儿女们的要求向来都是从严、从实，这与宋耀如的慈爱、随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倪桂珍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出现饮酒、赌博、撒谎等不良的行为和嗜好，并且从来都不放纵他们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人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但倪桂珍却认为“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她对自己的孩子们始终严加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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