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金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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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滴/巴金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8（巴金别集）
ISBN 978-7-5473-1161-5
Ⅰ．①点… Ⅱ．①巴… Ⅲ．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Ⅳ．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9940号点滴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87×1092毫米 1/32字 数：42千字印 张：3.25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161-5定 价：13.5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1)序(2)
在一个城市里住了三个月，现在要搬到另一个更热闹的城市去了。不凑巧搬家的前一天落起雨来。这雨是从正午开始落的，早晨太阳还从云缝里露过面。但是报纸上“天气预报”栏里就载了落雨的事情。
一落雨，就显得凄凉了。虽说这地方是一个大港，每天船舶往来不绝，但是我住在僻静的山上，跟热闹的街市和码头都隔得很远。山上十分清静。在我的房里只听得见下面滨海街道的电车声，和偶尔响起来的小贩车上的铃声。电车声也并不显得吵闹，而且不多。
我的房里有两面窗。打开正面的窗望出去，望得见海。推开侧面的窗，下面就是下山的石级路。每天经过这石级路的人，除了几个男女学生外，就少到几乎没有。而且学生是按照一定的时间走过的。有时我早晨起得较晚，就可以在被窝里听见女学生的清脆的笑声。
山下的房屋大半是平房，就是楼房也只有那么低低的两层。日本的房子矮得叫人发笑。但是因此我每天可以在房里望见海上的景象，没有高耸的房顶遮住我的眼光。轮船开出去，就似乎要经过我的窗下。而帆船却像一张一张的白纸在我的眼前飘动。其实说飘动，并不恰当，因为帆船在海上动，我的眼睛不会看得清楚。在那些时候海的颜色总是浅蓝的。海水的颜色常常在变换，有时是白色，有时深蓝得和黑夜的天空差不多。在清朗的月夜里，海横在天边就像一根光亮的白带，或者像一片发亮的浅色云彩。初看，绝不会想到是海。然而这时的海却是最美丽的。我只看见过一次，还是在昨天晚上。恐怕一时不会再看见了。本来以为今晚还可以看一回，但料不到今晚却下了雨。
雨一下，海就完全看不见了。我灭了房里的电灯，推开窗户去看外面。只有星星似的灯光嵌在天空一般的背景里。灯光因为雨的缘故也显得模糊了。别的更不用说。
外面风震撼着房屋，雨在洋铁板的屋顶上像滚珠子一般地响。今晚不会安静了。但这些声音却使我的心更加寂寞。我最不喜欢这种好像把一切都埋葬了的环境。一遇到这个我就不舒服。这时我的确有点悲哀。但并非怀恋过去，也不是忧虑将来，只是因现在的环境引起的悲愤。这意思很容易明白。我并不是看见花残月缺就会落泪的人。虽然明天便要跟一些人，尤其是三个月来和我玩熟了的几个小孩分别，而且以后恐怕不会再来到这个地方，但我也没有多大的留恋。因为我的心里已经装满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似乎再没有空隙容纳个人的哀愁。
因这风雨而起的心的寂寞，我是有方法排遣的。一个朋友最近来信说我“最会排遣寂寞”。他似乎只知道我会拿文章来排遣寂寞。其实这只是方法的一种而已。不过这三个月来我就只用了这个方法。因此才有在《点滴》的总名称下面写出来的十几篇短文。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今天上午我的叫做《点滴》的小书也编成寄回上海去了。这本小书是我三个月来的一点一滴的血。血这样流出，是被贱卖了。另一个朋友常常责备我“糟蹋”时间，他自然很有理。我编好这个集子，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我这三个月来的平淡的生活。这里面也附了几篇从前的北平或者上海写下的补白之类的东西。这些文章和明朝人的作品不同，句句是一个活着的现代青年的话，所以我喜欢它们。
我正要放下笔，侧面的窗外响起了木屐的声音。从那细小迟缓的脚步声，我知道是一个女人从下面上来走过石级路往山后去了。在这样的雨夜，还去什么地方呢？我这样想。过路人自然不会知道。脚步声寂寞地响了一会儿，仿佛连那个女人的喘息也送到了我的耳边。于是声音消失了。接着是一阵狂风在屋后的山茶树和松林间怒吼，雨不住地像珠子一般落在屋顶上面。1935年2月在日本横滨。(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水星》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雨》。(2)指日本东京。(1)生命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1934年7月在北平。(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三期。发表时题为《点滴》。署名余一。(1)海的梦
我整整有一年没有看见海了，从广东回来，还是去年七月里的事。
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信似乎写到这里为止。其实我应该接着写下去：那山一般地涌起来的、一下就像要把轮船打翻似(2)的巨浪曾经使我明白过许多事情。我做过“海的梦”。现在离开这个“海的梦”里的国家时，我却在海的面前沉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梦”。
在这只离开“海的梦”里的国土的船上，我又看见了伟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静的，只有温暖的阳光在海面上流动；晚上起了风，海就怒吼起来，那时我孤寂地站在栏杆前望着下面的海。“为什么要走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句问话，其实不用看便明白是自己对自己说话啊！
是的，虽然我也有种种的理由，可以坦白地对别人说出来，但是对自己却找不出话来说了。我不能够欺骗自己，对自己连一点阴影也得扫去！这一下可真窘了。
留恋、惭愧和悔恨的感情折磨着我。为什么要这样栖栖惶惶地东奔西跑呢？为什么不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些事情呢？大家劝我不要走，我却毅然地走了。我是一个怎样地不可了解的人啊。(3)
这时候我无意地想起一百年前一个叫做阿莫利（Amaury）的人在一封信上说过的话：
我离开科隆，并不告诉人我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愿意离开一切的人，甚至你我也想避开……
我秘密地躲到了海得尔堡。在那里我探索了我的心；在那里我察看了我的伤痕。难道我的泪已经快要尽了，我的伤也开始治愈了吗？
有时为了逃避这个快乐的大学城的喧嚣和欢乐，我便把自己埋在山中或者奈卡谷里，避开动的大自然去跟静的大自然接近。然而甚至在那些地方，在一切静的表面下，我依旧找到了生气、活力、精力。这都是那个就要到来的春天的先驱。新芽长出来了，地球开始披上了新绿的衣衫，一切都苏醒了起来；在我四周无处不看见生命在畅发的景象。然而我却只求一件事情——死。……
啊，这是什么话？我大大地吃惊了。我能够做一个像他那样的怯懦的人吗？
不，我还有勇气，我还有活力，而且我还有信仰。我求的只是生命！生命！
带着这样坚决的自信，我掉头往四面看。周围是一片黑暗。但是不久一线微光开始在天边出现了。1934年11月在日本横滨。(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四期。署名余一。(2)一九三二年春天我写过一本叫做《海的梦》的中篇小说。(3)Amaury：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阿莫利》的男主人公。(1)过年
书桌放在窗前，每天我坐在这里，望着时光悄悄地走过去。看着，看着，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的心海里涌起了波涛。
一年一年这样地过去，人渐渐地老起来，离坟墓越来越近。这是事实，然而使我如此感动的原因却不是这个。我是在悔恨我自己又把这一年大好的光阴白白地浪费了。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有什么感伤。悔恨和感伤是不同的。
过去的年华像一座一座的山横在我后面。假使我回过头去，转身往后面走，翻越过一座山又一座山，我就会看见我的童年。事实上我有时候也作过这样的旅行。于是我在一座山的脚下站住了。
在我这个房间里不是常有小孩来玩么？六岁的，四岁的，三岁的。他们今天忘了昨天的事，甚至下午就忘了午前的事情。一分钟哭，过一分钟又笑。他们的世界是何等的简单！我最近也曾略略地研究过他们的心理，虽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像一个狂信者那样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态度我倒有些明白。有一个时候我也曾经是这样的孩子！
旧历大年初二，母亲出去拜客了。我穿着臃肿的黄缎子棉袍和花缎棉鞋，一个人躲在花园后面一个小天井里燃放“地老鼠”之类的花炮，不知道怎样竟然把自己的棉鞋烧起来了。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脱鞋，却只顾哭着叫人，等到老妈子来时，右脚上已经烧烂了一块，以后又误于庸医，于是躺在床上呻吟了两三个月。我后来身体不健康，跟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关系。
但是不管这个，我当时仍然过得很幸福，脚一好我也就把那件事情忘掉了。我一天关在书房里念那些不懂的书，一有机会就溜出来玩，到年底听说要放年假，心里的快活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孩子们喜欢新年，因为新年里热闹，而且可以毫无顾忌地痛快玩十多天。
在那些时候我做过种种黄金似的好梦；但是我绝不曾想到世界上会有这种种的事情，像我现在所看见的。那时我也曾有过能够早早长大的愿望。但是长大到了现在，孩童时代的幻梦都跟着年光流去了，只剩下这一颗满是创伤的心。而且当时我所爱过、恨过的人大半都早已安睡在寂寞的坟墓里面了。我是踏着尸骸走过长途，越过万重山而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
黄金的童年啊！如果真像一般人那样感叹地这么想着，那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了！(2)
所以四十几年前逝世的俄国诗人拉特松有过一首叫做《床边》的诗：
孩子，在温暖、柔软的小床中，
你在梦里发出了这样的低语：“啊，上帝啊，我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啊，只要人能够生长得更快一点啊！
那些讨厌的功课，我不要再学了，
那讨厌的琴调我不要再练习了；
我要常常去找朋友们玩呢，
我要常常到花园里去散步呢！”
我正埋着头做事，便带了忧郁的微笑，
默默地倾听着你的话语……
睡罢，我的宝贝，趁着你还在父亲的保护下
不曾知道世间的种种烦恼的时候……
睡罢，我的小鸟儿！那严酷的时光
无情地快快飞去了，并不肯等着谁……
生活常常是一副重担。
光荣的童年就像一个假日，会去得很快……
要是我能和你掉换一下，那是多么快活：
我只愿能像你那样地快乐，歌唱，
我只愿能像你那样高兴地笑，
吵闹地玩，无忧无虑地四处观看！
这不是在译诗，这只能算是直译俄文的意思。我奇怪拉特松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他一共不过活了二十五岁，即使这首诗是他临死的那年写的，也嫌早一点。二十五岁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他死得早，大概因为他的心被这种忧郁蚕食了。
我跟他不同。我虽然有“一颗满是创伤的心”，但是我仍愿带着这颗心去走险途。我并不愿意年光倒流重返到儿时去，纵使这儿时真如一般人所说，是梦一般地美丽。孩子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人。但这个世界存在而且支配着他的事实却是铁铸一般地无可改变的。
做一个盲人好呢？还是做一个因为有眼睛而痛苦的人？我当然选取后者。而且我还想为这种痛苦做一点点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倒应该给拉特松一个公道。因为先前忘记说下去，在中途便停止了。拉特松也写过像《那些心里还存着对于黎明的将来的愿望的人，醒来罢！》（多么长的一个题目！）一类的诗，有着“和夜的黑暗斗争，好让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的句子。并且据说拉特松有一个时期也很为青年们所欢迎，他的诗集也销过二三十版，因为他表现了当时青年的热望——爱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崇高的理想，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但可惜的是那些诗我还不曾有机会读过。他的诗我只读了四首。
算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比拉特松多活了好几年了。我对于同时代的青年的热望，又做过什么事情呢？我们这时代的青年的热望不也就是——爱那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吗？
固然我写过几本小说之类的东西（我只说类似小说，因为也许有些正统派的小说家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说它们并不是小说），但那是多么微弱的呼声啊！所以在回顾快要过去的一九三四年的时候，我又不觉为这一年光阴的浪费而感到痛悔了。
做孩子的时候，每到元旦，总要给父亲逼着在红纸条上写几个恭楷的字，作为元旦试笔。如今父亲已经在坟墓里做了十几年的好梦，再没有人来逼我写这一类的东西了。想到这里我似乎应当有一点点感伤。但是我并没有。也许我这颗心给生活的洪炉炼成了钢铁了。1934年12月在横滨。(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四期。(2)谢•雅•拉特松（С.Я.Надсон，1862—1887）：俄罗斯诗人。(1)话
天没有黑尽，半开着的窗户还把最后的阳光送进房里来。但是我坐在书桌前却看不清楚书上的字迹了。山下面许多人家早燃了灯，从一些烟囱里缓缓地冒上了烟，是预备晚饭的时候了。我看表，还不到六点钟。
这些时候我静静地坐在藤椅上，也不去开电灯。我只顾向窗外看，许久都不动一下。我在做什么呢？勉强地解释罢，我在思索。每天每天都是如此。
我好几年不曾有过仔细思索的时间了。生活在朋友们中间，他们给了我许多东西。我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友情，得到了帮助，总之，我得到了生活里所需要的东西。我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下去。在这一点我是过分地幸福了。但因此我也许成了一个不知恩的人罢。朋友们原谅过我，厚待过我，姑息过我，他们那么大量地爱着我这个不值得爱的人。
我当时只顾任性地生活下去，从不曾体会到这些。尽管我放任着自己的感情，有意或无意地许多次辜负了朋友的好意，也没有人对我露过白眼。但是如今我离开了我那许多朋友，孤零零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寂寞使我思索到许多不曾想过的事情。交友的事也是其中之一。直到如今我才明白我是怎样辜负了朋友们的好意了。可是我能够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补偿呢？而且我那些朋友中有的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其余的又散布在各个地方，他们连接起来就看不见落日。我怎么能够使他们知道我这时的悔恨的心情呢？
最近我给几个朋友写信都说：希望我自己以后更深沉些，更大量些，更谦逊些。但这样说，我以前果然有过一点点深沉、大量、谦逊的表现吗？原谅我罢。
话是没有力量的，而且离开了行动，话就成为骗人的东西了。“等着罢，终于有一个时候我会拿行动来表现，来证实呢！”
我日课似地这样自语着，就站起来，关了窗，拉上帘子，伸手去扭电灯的开关。1934年12月在横滨。(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四期。发表时题为《话语》。署名余一。(1)沉落
离开上海以前我为《文学》杂志写了一篇《沉落》，给一个朋友看见了，他说这篇小说可能得罪不少的人。我原先并没有想到这个，给他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为难了。这个短篇会给我招来许多意外的误解，这是很可能的。但是我终于毅然地把文章交出去了。另一个朋友劝我改用一个笔名，我也没有听从他的话。
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果然从北平一个关心我的朋友那里来了劝(2)告。他以为这文章可以不必写，写出来不是和《剪影》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么？他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
我诚心地感谢这位朋友。我是常常把他当作畏友的。但是对于他这个劝告，我却不得不原封地璧还，因为他似乎不曾了解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和无数的平凡人一样，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激情。我的眼睛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看，我的脑子也能够像平常人的那样地思维。所以即使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白纸上消磨自己的生命，我依旧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血依旧要沸腾，我的激情依旧要燃烧，我依旧要哭，我依旧要笑，我依旧要发怒，我依旧要诅咒。所以我永远写不出冷静的文章，所以我永远不能抱着艺术的招牌做白日的好梦。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即使我没有能力，但是我的确想过拿我的笔尖做武器。虽然我不断地在文章里犯错误，但是从我那十几本没有艺术价值的小说里面，贤明的读者总可以看出我的本意来罢。
然而这里所谓“泄气”和我那朋友所说是不同的。我个人并没有仇敌，反而我有着无数的慷慨的朋友。而且我从这个社会所得到的一切已经大大地超过我应得的了。就个人来说，我对这社会，对这生活，对人不应该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怨言。然而在这个时代个人的一切算得什么？个人是随时随地都会灭亡的，可是社会却将永远存在下去。那么对于目前的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倾向、风气和势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闭着眼睛放过它们。我说这话自然有点夸张，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做到这样。但是如果能够向着这方面努力，即使遭遇更多的误解不也是很好的事情么？至少我自己是从“沉落”的境地中爬起来了。
从这一点来看《沉落》，我至今仍然觉得我没有错。《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势力之一。这一点是那位朋友没有见到的罢。他的眼光也许比我的更远一点，他似乎看漏了我们民族当前的危机而仅仅迷信着将来。事实上这将来还得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努力。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正在“沉落”的途中挣扎的民族拉起来，那么将来才有黎明留给我们。否则一批教授和博士也救不了谁的。四万万人以及后来无数的子孙的幸福与目前的教授、博士们的光荣比起来，这其间的轻重是很容易分辨的罢。我现在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些。那危机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怕了。假如说我写文章是为着泄气，那么我是替现在和未来的无数的青年悲愤地叫出了一声：“少为我们造下一点孽罢！”或者更狂妄地嚷道：“我们要活！”
这一点是我无日无夜不痛彻地感觉到的。若说像我这样的人会如此地关心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也许不会有人相信罢。那么把我当作乱咬人的疯狗看，这种人是一定有的了。
但是，朋友，你该不会这样地看待我罢。那么即使我辜负了你的好意，固执地走那条使你为我担心的路，你也可以原谅我罢。然而如果我更进一步，要你也做一两件事情，来拯救我们这个在“沉落”中挣扎的民族，你会怎样地回答我呢？你会以为这也是疯狗的狂吠么？朋友，请你原谅我。1935年1月在横滨。(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二号。(2)《剪影》：指当时的报纸副刊和小报上发表的那些《文人剪影》等等。(1)书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了森鸥外，岛崎藤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一圆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三元。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在别的书店去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二十圆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四圆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三元的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Varlin氏的纪念册罢，原价两个法郎，以为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两块钱。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去。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八角大洋把那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
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E. Zola，找过H. Ellis，找过E. 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 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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