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德信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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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论稿试读：
编者前言
回顾改革开放30年间的明史研究，张德信先生的名字绝对应当铭记。他以精深的学识，高度的热情，充沛的精力，为推动明史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张德信先生，陕西丹凤人，1940年11月7日出生，1954年参加工作，先后在丹凤县竹林关供销合作社、中共丹凤县委、中共商洛地委、商洛专署工作。由于工作表现优异，1960年9月被选入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深造。1964年7月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12月11日，因病不幸去世，享年69岁。
张德信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从事明史研究，先后出版了《海瑞》、《明代开国功臣传》、《中国事典·明代卷》、《崇祯皇帝大传》、《明朝典制》、《明代职官年表》等著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他非常重视基础性研究，所著《明朝典制》内容详备、资料翔实、条理清晰、立论严谨，已成为明史研究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他去世不久面世的《明代职官年表》，是他花费十数年功夫才告完成的，全书共19表，上自中书省、内阁大臣，下至布政使、按察使，旁及镇守总兵官、提学官、会试考官、分试考官等，举凡明代发挥着较为重要作用的职官，网罗无遗。工程之浩大，体例之严整，考证之精详，令人惊叹感佩。
除刻苦治学、勤奋著述外，张德信先生长期担任中国明史学会的领导工作，为学会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张德信先生参与了中国明史学会的筹建工作，1989年学会正式成立后，他先后担任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1989～1993年），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3～1997年），第三、四、五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1997～2009年）。除负责学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外，他与学会其他领导一起，精心筹办每两年一次的国际明史学术研讨会，使其成为国际明史学界的一大盛事。与此同时，还筹办了各种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负责编辑学会的刊物《明史研究》，在促进学术交流、开阔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德信先生豁达豪爽，乐于助人，对于年轻的明史研究者，他总是毫无保留地给予关心和帮助，而且从不以师长自居，与大批后学结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营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对于各地开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明史研究，他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与鼓励，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长期担任朱元璋研究会副会长，与安徽凤阳的相关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编辑出版了《洪武御制全书》，召开了数次学术研讨会，对于朱元璋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史研究论稿》是张德信先生的论文结集，所涉主题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明代官僚制度研究，对明代铨选、科举、科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二是明代宗藩制度研究，系统论述了明代分封制度以及诸王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三是明代田土管理研究，重点探讨了明代田土管理系统和军屯数额；四是明代人物研究，论述的对象包括朱元璋、崇祯帝以及刘基、严嵩、戚继光、陈新甲等重要人物；五是明代对外关系研究，重点考察了明朝与日本、朝鲜、葡萄牙等国的交往。这些论文发掘和使用了大量新资料，对明代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在明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德信先生是我们十分尊敬的师长和朋友，长期以来，我们从他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教益。能够接受他的嘱托，承担论文集的编辑工作，我们感到莫大的欣幸。在编辑过程中，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们眼前，激励着我们更加勤奋地工作。
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对于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十分重视，老干部处的刘丽同志承担了申请出版资助的大量琐细工作。张德信先生的生前好友张显清、林金树、王天有、毛佩琦、商传等诸位先生，对于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十分关心，提供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高寿仙 张英聘 王熹2011年2月
明代铨选制度述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帝王为巩固其专制的封建统治，无不重视各级官吏的铨选，且渐次形成制度。而明代又处在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各级官吏的铨选和任用，既承袭前代旧制，又结合社会实际予以改革，从而构成其自身的特点。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一时期铨选制度的发展变化，对认识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变，无疑是有裨益的。本文拟从明代官吏的铨选、考核、奖惩及其特点和弊端诸方面加以论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明代官吏的铨选
史载，明代官吏的铨选权，“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1]尤要”。铨选权的行使，涉及铨选的对象、形式和分等授官等。
明代官吏铨选对象，在建国前后有很大的不同。当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吴王位时，建立百官诸司，规模初具。他令中书省辟文武人才：“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名闻。或不能文章或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已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2]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同时，那些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书律之士，得由州县长官时时荐举。这实际上是朱元璋在战事频繁年代铨选任官的经验总结，而且通过实践，这批官吏为其顺利地实现战胜敌对势力的军事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接着，他又“设文武科取士”，令“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3]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为新王朝的建立及其对官吏的需要，创造着条件。
明朝立国，实行三途并用之制，即“荐举一途，进士、贡举一途，[4]吏员一途”。但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明代的不同时期，亦有着很大变化。
荐举，在明初官吏铨选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洪武元年，“征[5]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又命文原吉、詹同等“分行天下，访[6]求贤才”。朱元璋告谕廷臣：“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得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其有贤才隐居山林，或屈在下[7]僚……悉举以闻，朕将用之。”于是，“中外大小臣工皆得荐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精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8]僚者不可胜数”。仅洪武十五年，就有三千七百余人，以“经明行[9]修”分别授布政使、参议等官。与此相联系，又有国子监生入仕的途径。国子监生按六堂考校，合格者即可做官。洪武年间，朱元璋先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人分教各郡”。后又“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以及参政、参议、副使、佥[10]事等官”。其时分守中外衙门，“太学生最盛”。
科举取士自洪武三年正式实行之后，京师直隶府、行省连试三年。为满足封建官吏的需求，举人免于会试，径赴吏部听选。不久，朱元璋以“听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为由，“罢科举不用”。直至洪武十五年才予恢复，两年后定科举条格，颁行全国，[11]遂为永制。至此，“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12]。从而，荐举之制，虽未明令停止，间或行之，但只是“第应故[13]事而已”。
另有吏员一途，其来源有二：一是“农民家身无过，年三十以下[14]能书者，选用”；一是“监生、生员谪充”。其升迁途径，或应科举而得高官；或循级而擢。若一旦被长官赏识，即可荐升品官。然此类升迁多在明初，中后期则显寥寥。[15]
正统以后，“荐举之途废，进士与举贡遂分为二途”。再加上[16]吏员，亦称“三途”。然“吏员之与科第，高下天渊矣”。即使科第与举贡，其授官轻重、繁简、远近，差别颇大：“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得僻远简小之缺。其升降之法亦有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之职。而乙科沉沦外僚，[17]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这种“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借者不得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晋接差委，专计出身之途”的状况，致使进士、举贡同一官职，竟“不[18]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于是，“欲复三途并用”，由于源流不[19]清，“徒欲治其末流，乌可得也”。
为弥补“三途”的不足，又设保举。洪武时，“命群臣各举所知”[20]。永乐年间，在重申这一规定的同时，又定“所保非才，举主连
[21]坐”。但是，时行时辍，所举官员亦时众时寡，加上连坐法的日趋严格，终未起到保举有才之士的作用。铨选的类别与形式
铨选类别，概括地说，可分六类，即大选、急选、远方选、拣选、岁贡就教选和举人乞恩选。所谓“大选”，包括听选和考定升降。前者指取得资格的初次授官；后者指已任官员的考察升降。“急选”，即紧急选拔之意，诸如因有违“避里铨法”过犯、丁忧等亟须改授、降黜、候补等。“远方选”指边远地区官员的选授。“拣选”，指选择可充府佐、州县正官的科贡监生补足员缺。一般三年举行一次。“岁贡就教选”，指举人或岁贡监生授为教职的选拔。“举人乞恩选”，与“就教选”相类似，因出于皇帝特恩，故称作“乞恩”。同时，从中可以反映出宋朝“特奏名”的遗意。
另有武职的铨选，权在兵部，“凡大选，曰色目，曰状貌，曰封赠，曰袭荫。其途有四：曰世职，曰武举，曰行伍，曰纳级。”明代初期，“武职率以勋旧”，“后乃参用将材。三岁武举，六岁会举，每岁荐举，皆吏部除授”。嘉靖时，军职颇增。为得一军职，“悉赂权贵，虽乳臭小儿，无不中者”。万历十五年，为杜绝上述弊端，明确规定“品年资，课技艺，序荐剡，分为三等”，但仍是“徒有虚名，[22]终鲜实效”。
铨选形式，分推升、常选、行取和馆选四种。“推升”，指员缺应补而不待考满者。包括廷推（三品以上官）、部推（太常卿以下）、会选（通、参以下）。在外官如督、抚由廷推，布、按三品以上称会举。“常选”，即经考满、考察，循次升迁。“馆选”，即考选庶吉士，储材教养。待三年学成，授予相应的官职。唯“行取”，显得十分复杂，且弊端严重。本来，所谓“行取”，是指科道员缺，考选推官、知县充任。可是，科道属京官，“京官非进士不得考选”。实际上，或由庶吉士及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充任，新科进士亦难被选授。而地方推官、知县的任用，“进士十之三，举贡十之七”。考选科道官时，“则进士十九，举贡才十一”。在数量多而考选少的举贡中，“又[23]大率有台无省，南多北少”。仍然表现出重进士、轻举贡的倾[24]向。尽管有言官不时上疏论及“行取考选之病”，但收效甚微。神宗万历年间，又把“急缺风宪，不时行取”的规定改“定为三年”[25]。举贡入选科道官的途径几乎杜绝。崇祯时，再改为一年一行取，然“惟以进士选。彼受任时，先以给事、御史自待，监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恣其所为”。从而使“行取”的形式及科道官成为在朝大臣笼络言官、垄断言路的手段和工具。
明代铨选任用官员，还有试、署职的规定。试、署职一年后，予以较严格的考试或考察，合格者实授，否则，授以相应的官职。凡授实职的官员，以其秩品的不同，可得到皇帝授予的“诰命”（一至五品）、“敕命”（六品至九品）。此外，又有阶制、爵制。文自特进荣禄大夫至登仕佐郎，九等十八级；武有公、侯、伯等，各与秩品相联系。文武有别，系统分明。官吏的考核和奖惩
要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必须对封建官吏加以约束。这种约束，除一些职掌条例之外，就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对他们进行考核。秦时，已行此法，且及于郡吏。汉承秦制，体制更加严密。一般由丞相考郡国守相，守相考属县长官，御史中丞考诸州刺史，九卿考直属佐僚。并以考核定优劣赏罚。魏晋时期，未曾严格施行考核制度。至南北朝，虽有一年一考的规定，但并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隋朝，亦利用朝觐和遣使分巡州县来考核官吏。唐朝，几经变革，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考核官吏的制度。如规定“四善”、“二十七最”的具体内容，善为品德，最为才能，两相配合，形成九等。通过具体实践，收到较好的效果。宋朝没有完全袭用唐制，初设审官院考核京朝官、考课院考核幕职州县官；继则除京官仍由审官院考核外，知州、通判归中书省考核，县令由司农寺考核。另有朝廷派使臣访察地方官员才能品德以供有关衙门考核时参考；最后考核归吏部考功司和御史台。而其考核的重点不是京朝官，而是地方官。元朝则按各衙门的隶属关系加以考核，监察系统协办，最后归中书省、御史台共同定夺。
明朝官吏的考核，可以说在承袭前朝成功的考核办法的基础上，又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考核体系和方法。主要有考满（亦称考课）、考察（亦称大计）两类，并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奖惩。
其一，考满。所谓“考满”，《明史·选举志》载：“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三年给由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即“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由于官吏任职的地域、秩品的不同，又有着不同的考满体系、内容和升降标准。大体上说，分京官和外官，四品以上和五品以下。
京官的考满，《明会典》卷一二记载得较为系统，洪武年间规定，四品以上，九年任满黜陟，“取自上裁”。万历八年，“令大臣考满，俱面引单奏”。五品以下，得由本衙门正官“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送监察御史考核，本部（吏部）复考。”而监察御史、给事中这类言官，初由都察院和六科都给事中考核，后因其“系耳目风纪之司”，考满升降权归于皇帝。另如近侍衙门的钦天监、太医院的正官亦类此。惟其属官还是由礼部考核，送吏部备案。外官，指督抚、三司和府州县官。“督抚考满，三年、六年满日，移咨到部，具奏复职，仍行本官知会”。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五品以上，“俱系正官、佐贰官。三年考满，给由进牌，别无考核衙门，从都察院考核，本部（吏部）复考，具奏黜陟，取自上裁”。弘治年间规定，按察司堂上官，经赴都察院接受考核，仍由吏部复考。其首领官，由河南道考核，吏部考功司复考。而边方的兵备副使、佥事，按嘉靖四十五年的规定，由吏部转行兵部，兵部复考后决定升降。布按属官由正官考核。府州正官，由布按二司考核；府州佐贰官及所属州、县大小官、卫所首领官，从府、州正官考核；县佐贰官及属官，由县正官考核。最后由布按二司决定升降，报考功司复考。另有教官，一律“历俸九年考满给由。其训导给由到部，出题考试”，最后由翰林院批考，根据成绩决定升降。
至于考满的内容与标准，京、外官差异颇大。总的说来，京官似嫌空泛，外官较为具体。凡在京各衙门，具属“事繁”范围。同时，四品以上官皆“自陈”，升降的决定权在皇帝。而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有关衙门正官根据本衙门长官的评语考核，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除个别人事亲疏、长官好恶等因素外，多数京官都能得到满意的考满结果。而地方官员则不然。如督抚大员，既要考核他的“实历边俸”是否在三分之二以上，又要核查“有无地方失事”；若有失事情节，还要看是否能以功掩罪，等等。只有在历边三分之二以上、无失事或虽失事但罪不掩功的条件下，才能准许题请。即使考满例该升级，还要事先报朝廷定夺，不能擅自定拟职任。布按长官及府州县官的考满内容更为具体，诸如户口、土地、钱粮完成与否、命案的处理是否得当，还有任职的勤惰、过失等，均在考满之列。洪武二十六年规定的繁简则例称：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七万石以上；县，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要冲供给处，才能称“事繁”。否则，一律从“事简”。教官和吏员，单独考核。教官考核的标准，是九年之内以其所教生员科举中第人数的多寡。而吏员，得在九年通考时，由主管长官出题考试，考查文义、行移、书札以及法律等，分一、二、三等，决定去留。
考满结果，有一般的升迁和降黜的通例，即优者逐级升迁，劣者视情节轻重，给予降罚。但是，从明初至明末，亦多变化。不过，是否给由到部听从考核，还要以税粮是否完成为标准。即“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税粮完足，方许给由”[26]。
综合上述，明代官员的考满升黜，由洪武年间的初考升黜到弘治年间的九年通考后的升黜，应该说是官员考满的一大变化。明朝立国初期，官吏需要量大，官员初考即升迁和降黜，正是为了适应此种政治形势，而弘治之后的变化，同样是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其二，考察。所谓“考察”，是“通行天下计之”。分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亦有京察和外察之分。
京察，起初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到天顺时才具体规定“每十年一次举行”。这样做，又与九年通考距离太近，所以到弘治十一年重新改定“每六年一次举行”。遂为永制。京官的考察程序，以四品官相区别。四品以上官在考察期间，自陈具奏后，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官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官、掌印官公同考察；翰林院侍讲以下、内阁书办，由翰林院学士与内阁考察；给事中由吏部会官考察；国子监官由礼部尚书与祭酒、司业公同考察。后几经变化，至隆庆元年议准：凡遇考察，“先期三月，吏部并南京吏部咨劄各衙门堂上掌印官，将所属但在应考数内者，查取考语，务要或贤或否，明注实迹，类送部院，以凭面议酌处”。外官考察时间与程序与此稍有不同。洪武初，“外官每年一朝，二十九年始定辰、戌、丑、未年为朝觐之期。朝毕，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奏请定夺”。宣德七年，令“吏部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弘治六年，“令朝觐元年，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属。巡抚、巡按考方面”；而巡按御史考察直隶府[27]州县官，同时会同方面官考察天下府州县官。从而使考察程序井然。
考察内容，主要是该官在任职期间的政绩、德行、过失，以及带俸、丁忧、养病等，由考察官明白开写上报；被考察官还要把职掌内的事迹详细报告，作为考察的根据。为保证考察顺利进行，规定：若考察官有诬枉不公情事，允许科道官劾奏，予以复查，再视情节轻重，加以处理。若被考察官央求势要嘱托，即以不谨黜退；被黜官员不服妄奏，即遣发为民。同时规定，一旦被黜，便不许在京潜住、造言生[28]事、摭拾妄奏。若违反，不分有无冠带，一律发口外为民。这对于裁汰顽劣，澄清吏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考满和考察，虽相辅而行，但亦有不同处：一是考满侧重于才能，考察侧重于德行；二是考满之后有升有降，考察只有降黜而无升迁；三是考满罢黜的官员，可以起复任用，考察降黜的官员，原则上不得叙用。明代铨选制度的特点和弊端
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在其承袭前代旧制的同时，都结合本王朝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实际，多有惩弊改制之举。明代的铨选制度亦不例外。然而，明代既是封建中央集权更加集中和强化的王朝，又处在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因此，表现在铨选制度上的特点和弊端也都十分突出和明显。一 明代铨选制度的特点
第一，官吏名正分定，来源广泛而各有系统。
朱元璋为使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便在承袭前朝旧制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加以改革，使军政两个系统更加分明。诸如爵号与封号的区别：前者表示尊显，后者宣明功劳。文、武官员的勋称各异：文官称“卿”称“尹”；武官称“军”称“尉”。名正分定。
官吏的来源极其广泛而各有系统。明初三途并用，其后虽重科举，但以其他途径入仕的也不乏其人。又有保举之制，它的制定与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铨选的遗漏，不致有识之士长沉下僚。另外，在考满之外，再设考察，对贪酷违法官吏及时裁治，加强了官员铨选、管理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第二，署官、试官制度的普遍推行，任用得人。
署、试官之制，前朝虽然施行过，但不普遍。而明代明确规定：“在京官初入仕者，且令试职一年后考核。堪用者实授；不堪用者降黜。”若试职不满一年，需要调动别衙门，可“通理月日。降除及对品改除者，止理见任月日，俱候一年，照例考核。或有事释免，再任除授者，试职照例考核”。万历时，“惟试御史，一年考核，实授中[29]书舍人”。
署职，是指品级较低而有才干的官员，因限于资历，不能马上授予较高的官职，便令其暂署其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考察，或实授所署官职，或授相应的官职。
在署、试职过程中考察官员的真实才干，做到任用得人，人尽其才，构成了明代铨选制度的又一特点。
第三，与署、试职之制相联系的是监生历事和进士观政制度，同样是明代考核任用官员的成功之举。
监生历事，是指经六堂考核而成绩优异的国子监生，分配到有关衙门担任一定的职事。一年之后再予考核，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者授予优阙，中等者随才任用，下等回监读书。进士观政，是指进士取得任官资格后，先派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办事。实际是试用性质。在试用期间，一旦被主管长官赏识，即可得到重用；否则，亦遭降黜罢斥。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收到了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官员的预期效果，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为保证封建官员的素质，明朝廷除重视地方学校教育外，还特别建立了考选庶吉士的制度。庶吉士由内阁会同礼部，从二、三甲进士中考选。合格者，就学于文渊阁，接受系统的封建官僚教育。他们“日游中秘，食于大官，月给膏烛费，上间燕之。顷驾亲临问，[30]时举僻书疑事，以验其学，激励而期待之甚至”。庶吉士仕途优渥，凡由进士选为庶吉士，“已群目为储相”，在明代一百六十四位[31]宰辅中，“由翰林者十九”。二 明代铨选制度的弊端
第一，铨选权力的侵夺。
按照明代铨选制度规定，铨选权力，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而吏部的文选司、考功司具体掌管铨选和考察。明代初期据此而行。可是，到了中后期，情况大不相同，其铨选权力纷纷被侵夺，直接影响官吏的铨选，主要表现在内阁、宦官的侵权。
内阁的侵权。内阁大臣的职权，原只是“备顾问，从容论思”。[32]可是至万历年间，“部权尽归内阁”。吏部官若不曲顺服从，或遭嫉恨，或被贬斥。万历初，铨选权“为内阁所夺”，吏部尚书宋“力矫之，遂受挫”。陆光祖起而抗争，使大学士申时行“不悦”[33][34]。经宋、陆光祖的努力，“权虽归部”，而“身不见容”。
宦官的侵权。明代宦官的十二监中，尤以掌章奏文书的司礼监权[35]力最大。史载：“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表现在铨选上，就是假借御旨，任意辞退、罢黜百官，包括内阁大臣和部院长官在内。随着宦官势力的猖獗，未进和已进的阁臣，纷纷投靠。致使“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36]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无怪其渔猎四方，而转输权贵也”。如万安，以宦官援引入阁，“无学术。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37][38]为内援”。尹直，亦“奸邪无耻，夤缘中官进用”。就是被视为一代贤相的张居正，也是“以大珰冯保力”才能入阁而为首辅的[39]。
内阁大臣如此，部院长官便亦步亦趋，纷纷效尤。尚书李裕、都御史刘敷、侍郎黄景，“奸邪无耻，或夤缘中官进用，或依附佞幸行
[40]私”。屠庸任吏部尚书，王越、李宪任都御史，也都是“交通中[41]官李广”才得到高官厚禄的。另外，投靠宦官的武臣宿将中，既有公，又有侯、伯，还有都督、总兵，“虽贿赂有多寡，交结有深浅，然皆心术奸邪，踪迹诡秘，吮痈舐痔，何所不为？婢膝奴颜，无复羞[42]耻”。至正德时的刘瑾，天启时的魏忠贤，排斥异己，吸引党羽，操纵百官进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二，考察和党争。
对官吏的考察，在明代初期，曾经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致使考察的弊端日益暴露，考察本身也渐次变成各个集团、派别之间相互斗争的工具，酿成党争，且愈演愈烈。
对官吏考察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隆庆年间，高拱曾经指出：“数十年来，每遇考察，惩汰之数，大较前后，不相上下，以是袭为故常。其数既足，虽有不肖者，姑置勿论；其数不足，虽无不肖者，强索以充，可谓谬矣。乃其称为不肖者，又多苛求隐细，苛应故事。而所谓大奸大恶者，或有所不敢问，而佯若不知；或有所不能识，反[43]而称高品。纵豺狼于当路，觅狐鼠以塞责，此人心所不服也。”这种按比例考察裁汰官员的做法，必然遗害无穷。尤其是考察官凭个人好恶行事，多“以苛细责人，而不问其大者”。对“赃贿狼藉，鱼肉百姓至于糜烂不已”的贪残之人，置而不问，却“以闺房细事论罢各
[44]官”。所以，“严小吏而宽大官，详去任而略见任”。“苞直或累万[45]金，而赃止坐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及毫厘”。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一是“以六年之官而于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于三二日”，必然得不到真实情况。二是“六年之间，其考满者率加以美辞，又数升迁有二三品者”。而考察时“又以原官指责而黜谪之”。前后矛盾，难收惩劝之效。三是不肖者惟恐被黜，便“造作言语，鼓风弄波，倾陷善人，以图衙门有人而可以免己”，致“伤贤者之心”。四是“被黜者既不许辩，科道纠劾不公之例又复不行”。从而[46]给奸邪之徒和权贵们以可乘之隙。
文秉说：“凡内外大计，必先禀明政府，谓之请教。所爱者，虽[47]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因此，考察权力的争夺十分激烈。万历初年，张居正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张居正死后由于宋、陆光祖的竭力抗争，考察权力归吏部。但又遭阁臣申时行的胁迫，或唆使内珰，或授意言官，罗织罪名，予以倾陷。到了二十一年京察，言官群起，“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48]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而这一年[49]考察之后，吏部尚书孙被“内珰与阁臣表里钳勒”，致仕归里。第二年，顾宪成等遭削职，讲学东林。东林党议就此而起。其后，又有齐、楚、浙三党。每一党派都依附于在朝的当权者，围绕考察及其他重大事件的施行开展激烈的斗争。在明代后期，东林党与三党的斗争，三党之间的斗争，此伏彼起。朝廷中的阁臣、部院及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个派别争斗的胜败和势力消长的制约。结果，出现以大臣与大臣党比，小臣与小臣党比，或者阁臣与言官、与宦官党比的局面。如此党比，并由党比引起的斗争，愈演愈烈，以至与明亡相始终。
第三，官多冗员，给明代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明代后期，言官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集团和势力，促使党争更加激烈。在朝的文武大臣，地位稳固与否，往往与笼络言官的程度成正比。当文武大臣的地位稳固时，因其党比，多搜罗私人为羽翼，致使职官超编，冗官冗员，比比皆是。刘体乾曾上疏指出：“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费是也”。他建议道：“请严敕诸曹，请革冗滥，[50]减俸将不赀。”应革冗员冗费。“二冗既革，国计自裕”，尽管有此奏请，由于整个封建体制的腐败，难以付诸实施。
有官必有俸，增一官即增一分禄米钱钞。明朝廷不从裁汰冗官冗员着手，却采取减俸、督逋、增逋等扬汤止沸的办法，最终也难以摆脱由巨额俸禄给明代社会经济造成的困境。（原载《史林》1988年第2期）注解：[1]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2]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3]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4] 《明会要》卷四八。[5]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6]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7] 《明太祖实录》卷四九。[8]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9]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10]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11] 《明太祖实录》卷七九、一四七、一六〇。[12] 《明史》卷七〇《选举志》。[13] 《明史》卷七〇《选举志》。[14] 《明会典》卷七。[15] 《明会要》卷四八。[16]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17]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18] 《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19] 《明会要》卷四八。[20] 《明史》卷二《太祖纪》。[21] 《明会要》卷四九。[22]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23]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24] 《明史》卷二五八《姜埰传》。[25]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26] 《明会典》卷一二。[27] 《明会典》卷一三。[28] 《明会典》卷一三。[29] 《明会典》卷一二。[30] 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五。[31] 《明史》卷七〇《选举志》。[32] 《明史》卷二二五《杨巍传》。[33] 《明史》卷二二四《陆光祖传》。[34] 《明史》卷二二四《蔡国珍传》。[35] 《明史》卷二〇六《阉党传序》。[36] 《明史》卷一八〇《李俊传》。[37]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38] 《明史》卷一六八《尹直传》。[3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40] 《明史》卷一八〇《汤鼎传》。[41] 《明史》卷一八〇《胡献传》。[42]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三《中官考四》。[43] 高拱：《公考察以励众职疏》。[4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二。[45] 《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46] 《明经世文编》卷三〇二。[47] 文秉：《定陵注略》卷三。[48] 《明史》卷二二九《赵用贤传》。[49] 《明通鉴》卷七〇。[50]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明代科举制度述论
科举制度，在明代诸种政治设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在一些论者中，多所提及，但未能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进行系统论述，盲目地给予高度评价。本文拟将明代科举制度，放到社会历史的演变中，对它的承袭、发展变化及其特点、弊端诸方面，略作历史考察，间或与前朝同类制度加以比较，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一
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度之后，经唐代的补充、修正，至宋神宗熙宁年间已基本成熟和定型。元代，以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推行“汉法”政治的同时，虽然也承袭前朝的科举制度，借以选拔封建官吏，为其王朝的巩固服务，但因其多带有民族歧视的痕迹，且或设或辍，始终未能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制度，亦未具有显著的特点，对元代官吏选拔的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
明太祖朱元璋在占据应天之后，即以推翻元朝，建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国家为己任，远交近攻，迅速扩大势力范围。此时，朱元璋虽然以元朝的政治设施为蓝本，在各地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军事机构。但是，当他取得皇帝宝座之后，逐步改革了原来承袭元朝的旧制，将其逐步纳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中央集权的轨道。明代的科举制度，也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承袭，并结合明代自身的历史实际逐步施行和发展的。因其目的在于有效地培养和选拔封建官吏，提高素质，加速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所以，其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
朱元璋高瞻远瞩，在其立国之初，即下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1]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级，各有出身”。因官员多缺，急需用人。所以朝廷命官、地方藩臬，均以招聘、荐举为主；武官有知识者，改任地方长官；文官吏员有建树者，不次擢升，至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在总结前朝科举制度得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明代承袭其制的动机和目的。他说：“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俗淳美，国以为治，而教化彰显矣。然但贵辞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无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意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士之上。其怀才抱德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朕统一华夏，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而用之。”明确规定：“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并且对“其中选者，朕将亲试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2]。这实际上是明代承袭和具体施行科举制度的纲领，它不仅把以科举取士任官提高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反映出朱元璋的用贤若渴的态度和认识。
与此同时，颁行《科举条格》，对乡试、会试的时间，应试资格，考试内容，录取额数，出身及科场禁例，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如三年一开科，乡试在八月，会试在次年二月，除仕宦已入流及曾于前元登科并曾仕宦、有过罢闲人吏、娼优等以外的各色人民并流寓各处者均可应试，应试内容为五经义、四书义，礼乐、经史时务等，中式后十日，而试甲骑、射、书、律，考察驰骤便捷、中数多寡、笔画端楷、讲解详审；迩试及第给出身、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授六品官，二、三名称榜眼、探花，授七品官，二甲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七品官，三甲八十名，赐同进士出身，等等。《科举条格》颁行之后，各省纷纷举行乡试。洪武四年（1371）二月举行明王朝建立后的第一次会试，应试者二百人，中式者一百二[3]十人。分别授予员外郎、主事、县丞等官。
为了满足王朝新立、官员多缺的需要，各省连试三年，“中武士[4]未及会试，悉授官”。于是，散处山林的贤人志士，纷纷应试，中式入仕。对明初封建官吏的选用及其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到了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发现“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且埋怨有司：“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决定从当年始，“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5]察举贤才”，标准是“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因此，五年的乡试举人，从中挑选“年少俊异者”授翰林编修；又选国子监生授给事中，出入禁中，在文华堂就读，派专官教授，待遇丰厚，其余乡试举人，“赴京听选”，与有司荐举的人才“量材授主事、给事中、御[6]史等官”。
自此，明代官吏的选拔来源又复归两途，即贡举和吏员。地方推荐、吏部考核，依次迁升，所以，荐举贤才，在在多有，名目繁多，诸如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耆民。其[7]中被荐举至京的秀才“不下数千”。朱元璋一次就召见经明行修之[8]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但任官后，“政绩少闻”。反映出溢举之弊。为此，朱元璋又令有司先“识其能否，考其优劣，然后任之以职”[9]。尤其是在罢科举之后，学校普遍建立，应试者的素质日益提高，为科举的恢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朱元璋诏礼部“设科举取士，令天下学校期三年试之。荐为令”[10]。至十七年（1384）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为永制[11]。
纵观洪武十七年的科举定制及其实施，较之三年的科举条例，重要的变化表现在：第一，取消了乡会试之后复考骑、射、书、算、律[12]五事，独重经义，“五经皆主古注疏，不专宋儒”。“文辞增而实
[13]废”。成为明代科举由重实用到日趋空疏的转折点。第二，所取进士，除授修撰、编修、检讨等翰林官外，鉴于“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之观政于诸司，给以所出身禄米。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凡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14]义，俱称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亦称观政进士。第三，对应试者的防范更趋严格，黎明入场，每人用军人一名守之，禁讲问代冒；至晚纳卷，未毕者给烛三枝。又是回避、不许自序[15]门地等，第四，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颁行文字格式，使应试者专攻一经，其余不问。给奔竞之徒开了方便之门。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也因之滋生蔓延开来。
若将明代科举定制与唐宋元各期的同一制度加以历史考察和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科举考试的程序、时间，或是考试内容和科场禁例等，都不是明代的创造，它早已经唐至宋神宗熙宁年间便基本确定下来了，且日臻成熟和定型。这里仅以科举制度的核心——考试内容为例，略加分析比较。自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度之后，即以经义、诗赋考取进士；唐代在因袭隋制的同时，又增加了许多科目，诸如明法、明算等；到宋代，科目有增无减，至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出于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罢废诸科，独存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又罢试诗[16]赋，改试策论：即本经大义、兼经大义及策论。元代袭宋旧制，以经义为主，兼及诗赋。因此，我们可以说，明代的科举制度，在其主要方面，诸如程序、内容、时间、禁例等，都是承袭前代旧制，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改革，使其相对完备一些，但不能对其作过高的估计。二
明代的科举制度，在洪武年间定制之后，永乐、洪熙、宣德以及以后的历史时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试内容及经典的限定。
永乐十五年（1417）四月，《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编[17]成，颁行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科举考试，“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18]《集说》”。由于科举考试采用书目的减少和版本的限定，应试者竟不读本经全文。
第二，增设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1385）选进士入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历练，俱称庶吉士；二十一年（1388）又以进士解缙为中书庶吉士。此一时期的庶吉士，均带有实习性质。永乐二年（1404）三月，朱棣在授一甲三人官职的同时，又从第二甲中“择文学优等”及“善书”的杨相、汤流等六十人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19]进学”。从第三甲中选方昶等二十人为行人，“除于诸习观政”。嗣后，所选庶吉土，就学于文渊阁，“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上时至馆召试。[20]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且给校尉驺从”。待遇优渥。
庶吉士之制，在永乐时期，仅属草创，很不完备。“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主持选取的衙门亦时有不同，“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谓吏部同选”。而选取的对象，“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21]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每次选取的数额，多寡不等，或一[22][23]科选六十余人，或一科只选一人。至弘治四年（1491），因大学士徐溥建议，才使庶吉士之制趋于健全和完备。如选取时间，“一次开科，一次选用”。主选衙门、程序和对象为：“待新进士分拨各衙门办事之后，俾其中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为止。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礼部阅视讫，编号送翰林院考订。其中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号行取。本部仍将各人试卷，记号糊名转送，照例于东阁前出题考试。其所试之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以预选；若其词意棘而诡僻者，不在取列。中间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过人资质，虽无宿构文字，能于此一月之间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许投试。若果笔路颇通，其学可进，亦在备选之数。”选取及留用数额，即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所留不过三五
[24]辈”。自此，庶吉士由“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遂为永制”[25]。从而达到了“预列者无徇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的目[26]的，也杜绝了“有才者未必皆选，而所取者未必有才”的弊端。
庶吉士集于文渊阁就学，由翰林院、詹事府中“官高资深者一人[27][28]课之，谓之教习”。正德年间，“命学士为之”。万历以后，[29]又专以礼、吏二部侍郎为教习。三年学成，成绩优异者留翰林院任编修、检讨，其余分授给事中、御史，称为散馆。“为常教官待选[30]者体格殊异”，起到了储才教养和提高封建官员素质的作用。
第三，乡试和会试取士数额。
乡试取士，在洪武初年，虽有定额，但因官员多缺，实际录取数额，并未受其约束，待恢复科举之后，不拘数额，从实选取。洪熙元年（1425）九月，宣宗皇帝以为近年科举太滥，对乡试取士数额重新作了规定。大凡南京国子监及南直隶共取八十人，北京国子监及北直隶共取五十人，江西五十人，福建、浙江各四十五十人，湖广（附贵州）、广东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阯各十人，以后各省均有所增加，至隆庆四年（1570）南、北直隶各增至一百五十人。会试取士，初为百人，永乐二年取士多至四百七十余人。十年，朱棣谕杨士奇等：“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无过百人，其务精择。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复洪武时期数额，正统年间，“分别增至一百五十名、二百名、二百五十名。成化时，达三百名。至正德，因刘瑾用事，又增加到三百五十名，此虽“非恒制”，但亦可从中看[31]出会试取士数额的增损不一，皆临时奏请定夺的事实。
在会试取士中，又有南北卷之分。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会试南、北榜案，引起南北贡士间的隔阂，至宣德初定会试南北卷，此例为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后来，虽在比例上有所增减，但其制不变，说明符合文化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32]的社会实际，因而有存在的合理性。
第四，科举考试文体的固定化。
明初，科举考试的文体并不严格，“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33]语气为之”，至成化末年，才正式规定以八股文为科举考试的文体，并使之固定化。凡应试诸生均以此作文答卷，不得越雷池一步。
第五，武举的建立和实施。
朱元璋早在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就下诏令，设文、[34]武二科取士。其后又在大宁等卫设儒学，“教武官子弟”。洪武二十年（1387），礼部请沿前代旧制，“立武学，用武举”，朱元璋予批
[35]准。直到英宗即位的宣德十年（1435）十月，诏“建立天下卫所学校”。目的在于教养卫所官军的“俊秀子弟”。“庶得文武之才出为[36]时用”。经景泰至天顺八年（1464）十月，宪宗选取对象为“天下贡举谙晓武艺之人”。主试衙门和考官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考试地点和内容为“于帅府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若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俱送京营总兵官处赞画方略，量用把总管队，以听调遣。后果能运筹，奋勇克敌见功，仍听各该领军总兵等官核实，请命升擢”[37]。弘治六年（1493）定“武举六年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38]中者，不许骑射”。十七年（1504）兵部尚书刘大夏述古论今，提出武举初“参酌会、殿二试事例，少加损益。每文武乡试之年，亦将武举预期行移两京各省，令其转行晓谕。如有究极韬略、精通武艺者……各赴所在官司投报，礼送赴试；果可取者，礼送兵部会萃数月，[39]请于次年四月开科”。孝宗准其请，改武举“三年一试，出榜赐
[40][41]宴”。虽作如此规定，但还不曾举行殿试。正德二年（1507）[42]四月，方正式“开武举宴于中府，是武举设宴之始”。嘉靖年间，武举之制多有变化，其宗旨是愈来愈与文举科试规律相一致。关于武举取士数额，万历三十八年（1610）规定为百人，天启二年（1622）又突增一百六十名。给事中甄淑建言设武举殿试，未能付诸实践。至崇祯四年，王来聘以能“运百斤大刀”，为武举状元，得官[43]副总兵。由崇祯钦定，是试武举殿试之始。至于万历年间转设将材武科，“报可而未行”。崇祯将特开奇谋义勇科，亦“无初者”。只[44]是徒具其名而已。
另外，关于考官的任命及科场禁例，均较前代条理和严格。三
从上述简略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代科举制度在承袭前代旧制的同时，有所发展和变化。又因其是一个封建中央集权更加强化和集中的王朝，而构成其自身的特点；它作为一种制度，在发展演变的各个阶段，亦显示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第一，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铨选授官日趋一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它又呈现出“之”字形的发展轨迹。
早在周代，就有“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的记载。即“大司徒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乡大夫[45]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其任官程序为[46]“举于乡，升于司徒、司马论定而后官之”。秦汉时期，虽沿袭周代庠序之制，建立学校，培养人才，为有效地设官任职创造了条件，但因行乡举里选制度，学校育人，仅是征举的一部分。隋创科举制度，其着眼点主要放在如何纠正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所滋生、蔓延的种种社会弊端，无力顾及学校与科举的关系，而为之作出相应的努力。唐代统治者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学校教育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科举取士的高低，也曾为发展学校教育采取种种措施，但由于官学渐废、私学（庄园私塾、山林寺院）渐盛，且在学校教育中私学的比例越来越大，使朝廷对其控制力相对松弛。宋代在施行科举制度过程中，注意学校教育的发展并使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的关系日趋紧密。尤其是创立三舍法，在校生徒成绩优异者，可直接得官；其余生徒经决科考试，合格者，或参加地方考试的乡举，或免乡解直接参加省试。元代，因其民族歧视政策渗透在各种政治设施之中，加上科举的改制和时设时辍，以及立国短促，学校与科举的结合，比起宋代，存在倒退的趋势。而明代，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上承宋代之制，把学校教育、科举取士与铨选授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47]登进之，荐举以榜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48]同时又有“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和[49]“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规定。后来，朝廷以科举为重，大凡进入仕途，均经学校应科举试，中式者亦引以为荣，[50]致使“内外重要之司，皆归进士”。较之宋代，更为条理化、系统化，这一点对于清代和近代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务实与储才教养相结合。
从科举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表现在科考内容及取士素质上，有着空疏—务实—空疏的意向。而务实恰恰构成明朝初期科举取士的特点。
隋时，设秀才、进士二科，而进士科，以诗赋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结果“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之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损本逐末，流遍华壤，[51]递相师祖，久而愈扇”。此为尚文词之空疏之弊。其弊至唐而更加严重：“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52]。因而出现了“士林鲜国体之论”，“寡人师之学”、“少称职之[53]吏”、“居学业而趋末技”等弊端。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罢诗赋，独重经义，却又走向“士专一经，白首莫究，其余经史，付之度外，谓非己事”的极端。致使王安石不得不发出“本欲变学究为秀才，[54]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的悲叹。
朱元璋立国之初，即详审前代科举取士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根据王朝巩固和发展的政治需要。把实际才能作为取士任官的重要内容。在三场考试之后再考以骑、射、书、算、律。附以进士观政、监生历事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既表现出明初取士注重务实的特点，又反映出朱元璋以科举选拔封建官吏所寄予的厚望。更重要的是它对科举制度的一大充实和发展。顾炎武对此不无感慨地说：“伏读此制，真所谓[55]求实用士者矣！”
不仅如此，还施行储才教养，期以大用。具体表现在庶吉士之制的形成与完善。因其考选异于一般的科举和荐举，有着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深造环境。三年学成之后授官，比起常调官待选来，“体格殊异”。尤其是天顺以后，庶吉士专选进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在当时，凡“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56]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十九”。充分说明，庶吉士之选，在明代官吏选拔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表现在明初科举取士的务实特点在科举制度停而复设之后，取消了考核应试诸生的骑射书算律，使“文辞增而实事废，与初[57]求贤之法稍有不同”。加上考试范围越来越窄，文字形式的死板僵化，因而走向空疏，至清代更为严重。尽管如此，似不掩明的取士务实和储才教养的特点和作用。
第三，科举科目的单一化和程序的系统化。
隋创科举，设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唐代举士科目则更加繁多。[58]就主要科目言，在三科之外，增明法、明书、明算三科。宋代亦袭唐制，而进士一科举人尤多，其次是明经科。后又设诸科，遂有进士科与诸科之分。宋神宗熙宁年间，罢诸科，独存进士一科。元代科举时断时续，因其民族特点增设科目，而仍以进士科为主。明代科举科目，直接承袭宋元，只有进士科，使科目单一化。
至于科举程序，唐代分县试、州试、省试、选试四级（实际上只有取得省试资格前的学校试、州县试及省试、选试三级）。省试，即由尚书省的礼部主持的考试，合格者，还需“送中书门下省详覆”[59]，无误，再送吏部参加任官前的考试，称为选试。另外，在省试与选试之间又有“殿试”一说，即武则天于载初元年（689）二月在洛城殿策问贡士，历来被称为中国科举史上“殿试”的开端。事实上只不过是“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60]。宋代对科举程序进行一系列重要改革：废除了唐代中书门下省的“详覆”和吏部的“选试”，创立了殿试制度，简化了地方科举考试的程序，分乡举（又称乡贡、乡举、乡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又称廷试）。宋创殿试，保持了唐代中书门下省“详覆”的遗意，及时纠正省试中的失误，同时具有摒弃私恩，恩归人主的特点。元代入主中原之后，依靠汉族儒士，推行“汉法”，政局为之一变。表现在科举程序方面，改宋代的州县试为集中于行省考试，称乡试，又改[61]省试为会试，即“试于礼部”，再“策于殿廷”。
明代的科举程序，直接沿袭元代，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固定化，对封建官吏的选任和王朝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代袭用而不变，足以说明其存在的价值。
封建社会的一切政治设施，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总是利弊相依，明代的科举制度亦不例外。因此，尽管在其承袭前代旧制的基础上，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弊端的滋生和蔓延，也较前代为烈。
考试内容空疏，试文文体的死板僵化，为其弊端之一。
明初科举考试经义分三场，而无轻重，后来所用书传，均有定本，废注疏不用。加上“程墨”、“房稿”、“社”、“行卷”之类程文坊刻的流行，应试士子，“务以捷得”，“他书一切不观”，或者“于四书、五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誊抄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甚至不知史书册名、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顾炎武为之哀叹：“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无知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62]弃如弁髦。”且惊呼：“十八房兴而二十四史废！”这是科举考试内容空疏的必然结果。
盛行于明代的八股文，就文体而言，对明代文坛的活跃或许有其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而用之于科举考试，其弊端就尤为突出。商衍鎏曾述其弊：“踰越规矩以为新奇，剽窃子史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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