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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人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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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历史试读：

自序

首先，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

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有什么好说的呢？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列宁同志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看来，即便是过去的事，也还是有其用处的。

但是，无论是“为鉴”还是“御今之有”，对本书而言都显得有些托大，作者也从未敢想赋予此书如此深度。如此说来，这本书可不可读呢？

钱大昕曾作过一副对子：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且不管天干地支的纪年，不妨只从字面附会，读经选刚日，如同正业；读史在柔日，好像消闲。本书题选旁门，材取左道，难登大雅之堂，不入方家之眼，堪当闲书之名。

所以，若只作枕边厕上之消闲、饭局聚会之谈资，其实也还是可读的。

本书于2008年10月落笔，初稿于次年6月完工，其后数次删改，至今始成。四年倏忽而过，至今犹记选题之初与张庭政兄的几番畅晤，而如今故友渺渺，不知仙踪何处。四年之间，人事更改，百千年后，你我亦皆成历史，想来唏嘘。

作者并非专业出身，力有不逮，其中诸多疏漏误植，务请见谅。若有所指正，更不胜感激。

是为序。于广州花城大道2012年4月23日

【历史】

谁才是历史上第一个“冠军”

关键词：卿子冠军　霍去病　慕容凤　将军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曾做过供销社售货员、医疗所“赤脚医生”的安徽人许海峰，以超世界纪录的660环的成绩获得自选手枪冠军、气手枪个人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奥运冠军。“冠军”这个词现在常用来指竞技项目的第一名，而它最初其实是作为古时将军封号出现的。

谁是中国第一个“冠军”

公元前209年，秦国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此为序幕，揭开了举国反秦暴政的高潮。“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是当时反秦最甚的地区。楚国名将宋义英勇善战、智计过人，位居诸将之上，当时连项羽也难与之相较，因此被楚怀王封为上将军，号为“卿子冠军”。《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宋义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荣获“冠军”称号的人。南朝人裴骃（《三国志》注者裴松之的儿子）在《史记集解》中解释道：“‘卿子’是当时对人的尊称，类似于‘公子’，因其为上将，故名冠军。”

又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初时宋义在项羽的叔父项梁帐下为谋士。项梁经过与秦作战的几场胜利，心生骄敌之意。宋义上谏说：“士兵打胜仗而骄傲就会懈怠懒惰，这样的队伍必然战败，如今秦军后援增多，您一定要多加提防。”项梁对此不以为然，还把宋义作为使者外派至齐。最后秦兵起章邯，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也被秦军所杀。楚怀王得知宋义预见了项梁的失败，便召他议事。言谈中怀王甚为欣赏宋义的才能，遂封其为上将军，以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辅助，共同去救被秦军包围的赵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巨鹿之战”。

楚军行至安阳，驻扎46日后，项羽主张从背后进攻，与赵前后夹击以败秦军。宋义却说：“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意思是说，应像击杀牛背上的虻虫一样去灭掉秦国，而不是像消除虮虱那样去联赵攻秦。由此可看出，宋义志不在救赵，而是破秦。他明确告诉项羽，秦攻下赵，元气必然大伤，乘机攻秦必胜；如果秦败，则楚直捣秦国，可一举将其灭掉。他又略带自负地说：“冲锋陷阵我不如你，但运筹帷幄你得听我的。”宋义还在军中颁布一条命令，要求士兵必须猛如虎、狠如羊（两羊相抵其狠劲异常）、贪如狼，做不到之人斩首。于是楚兵奉命驻扎多日，对秦赵之战作壁上观。

虽然宋义此论断十分中肯，可谓占得只赢不输之局。奈何项羽其人极富野心，不甘人下，况且宋义还是他叔父帐下旧臣，被他领导项羽自然在心理上有障碍。宋义对此多少有所察觉，便派儿子宋襄去辅佐与项羽有矛盾的齐相田荣，欲借此寻求盟友防范项羽。然而宋义还是小看了项羽的应变能力和项梁的旧势力。宋义送子起行时大宴高会，其时天寒地冻，下着大雨，士兵们又冷又饿。项羽便以此为由，说宋义徇私，不恤士卒，将他击杀。接着项羽对外宣称宋义勾结齐国欲谋反楚国，杀他是楚王的秘密命令。当时项梁旧部在军中的势力根深蒂固，故无人敢追究此事，纷纷表示效忠。项羽便自封为上将军，取代了宋义的位置，又命人追宋襄至齐国，将他也给杀了。楚王惧于项羽的军事实力，不敢责难，承认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了“卿子冠军”，名声大振，又凭借“巨鹿之战”的胜利实力剧增，乃至“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清】佚名《霸王举鼎图》

这段历史故事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骄傲轻敌都是大忌，所谓“骄兵必败，哀兵必胜”。项梁因轻视秦军被杀，宋义也因轻视项羽而殒命，及至项羽与刘邦的楚汉之争，也是因为项羽轻视刘邦而被围垓下，自刎身死。自负轻敌，不察前车之鉴，可以说是失败者的通病。

传奇“冠军”霍去病

到了汉代，“冠军”一词沿革下来。汉代以后，战功卓著的武将，也都采用冠军为官衔。从魏晋迄南北朝各代，均设有“冠军将军”，唐朝也设有“冠军大将军”的职衔，其在唐、宋均为武散官，正三品上，为武官的第四级。直到清朝，护卫帝王的銮仪卫及旗手卫的首领，还称为“冠军使”。

历史上最显赫的“冠军”，当属西汉名将霍去病。他曾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而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史载来看，无论从出身、战绩、言行、喜好、身故等方面来看，霍去病均当得起“传奇”二字。霍去病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小吏霍仲孺私生之子，这个身世本来可说不堪，但在他刚满周岁时，姨母卫子夫进入汉武帝的后宫，深受汉武帝宠爱并很快被封为夫人，地位仅次于皇后。卫氏家族也随之显贵，其母卫少儿因而得以嫁给西汉开国功臣陈平的曾孙、时任詹事一职的陈掌，霍去病的舅舅卫长君、卫青也随即晋为侍中。其后，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原为公主“骑奴”的卫青军事才能大显，先是出上谷直捣龙城，斩敌700人，又屡屡击败敌军，战绩卓然，深受汉武帝信赖。霍去病在舅舅的影响下，自幼精于骑射，常怀报国之心。

元朔六年（前123年）漠南之战，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武帝封他为骠姚校尉随军出征。第一次披甲执锐的霍去病，凭着满腔骁勇血气及800子弟骑兵，在茫茫大漠奔驰数百里搜寻敌人踪迹，此独创的兵法“长途奔袭”首战便告捷，斩敌2000余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生擒。汉武帝闻之大喜，当下封他为“冠军侯”，赞其勇冠三军。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天，19岁的霍去病展开收复整个河西之战，而此时的他凭借之前“河西大捷”之功，已然跃升为汉军统帅，与匈奴抗衡多年的名将李广等部也成为他的策应部队。战中，霍去病再次孤军深入，率部在祁连山斩敌3万余人，俘虏匈奴王爷5人，大小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计63人。经此一役，汉王朝终于收复了河西平原。同年秋天，霍去病受降背叛匈奴单于的浑邪王和休屠王，不料降军发生哗变，他竟只带数名亲兵以身犯险，在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令其格杀哗变士卒，凭一己之力便镇住了4万多鼓噪的匈奴士兵，其人胆大如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外虏的受降。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大战”成为霍去病戎马生涯的巅峰之作，他本拟单挑匈奴首领单于，却因情报错误而碰上了左贤王部。霍去病领军奔袭2000多里，以15000人的损失，歼敌7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3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此时的霍家军锐不可当，一路追杀匈奴残部到了今蒙古肯特山一带。霍去病在这里暂歇，率部进行了日后流传青史的祭天地典礼——于狼居胥山祭天封礼，于姑衍山祭地禅礼，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言“封狼居胥”，说的正是此一节。封禅后，霍去病继续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至此之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这一年，霍去病才满22岁。

霍去病的业余爱好和今天的很多人一样，喜欢蹴鞠，也就是现代足球的前身。《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说某次“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踢鞠”，或许蹴鞠是霍去病为公子时，在长安城中鲜衣怒马的消遣，但于兵困粮乏时蹴鞠，应该别有深意。蹴鞠既讲个人体力，又讲团体配合，以之为戏，当能寓战法于乐，收到练兵之效。同时乏粮则无力倦懈，蹴鞠也能暂时调动士卒的斗志，以备敌军突袭。汉武帝曾要为霍去病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亦可见霍去病为人，非一般临阵玩耍的纨绔子弟之流。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刻。

霍去病的一生宛若烟花，在瞬间绽放出夺目光彩后，遗憾地悄然消逝。完成不世的功勋后，霍去病登上他人生的顶峰，官拜大司马骠骑将军。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元狩六年（前117年），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就去世了，谥封景桓侯。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痛惜异常，他特地调来铁甲军列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霍去病墓地，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唐朝大诗人王维在《少年行》中赞他“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写出了后世对霍去病这位不世出之天才的仰止之情。

历史上的其他“冠军”们

历史上最倒霉的“冠军”，当属三国时曹魏人文钦。文钦字仲若，文鸯、文虎之父，三国时魏国谯郡人，与曹操、华佗是同乡，仕魏时官至前将军，拜扬州刺史，正始年间，授冠军将军。魏正元二年（255年），他因不满司马师弄权，遂与子文鸯、文虎及毌丘俭起兵讨伐，兵败后投奔吴国，授幽州牧，封谯侯，镇北大将军。魏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起兵反魏，文钦随吴军前往支援，翌年军情告急时，却因意见不同而被诸葛诞疑有叛心处死，两子文鸯、文虎又投奔回魏国。文钦在吴国时，高傲自负，不能屈节下人，同僚对他多有不满（事见《三国志》裴松之注本）。从左向右依次为“冠军将军印”铜印、“高城侯印”铜印、“怀州刺史印”铜印，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封氏墓，为北魏将领封磨奴所有，各自代表了军职、爵位和官职。

少数民族中被封为“冠军”的人，有燕慕容凤。慕容凤字道翔，前燕宜都王慕容桓之子，鲜卑族人，事迹载于北魏人崔鸿撰的《后燕录》。据说慕容桓好修宫室，某次领着8岁的慕容凤去观看，问：“这些屋第好不好？”慕容凤说：“这都是石崇家族的那些老房子，您重新修缮了而已。人不能永远住在一间屋子里，修那么好做什么呢？”慕容桓听到小小孩童说出这番话，又惊又喜，于是每次吃饭都要慕容凤同桌，后来慕容凤拒绝道：“您吃的菜肴丰富珍美，现在外面还有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我一个小孩子家怎么配和大王您吃这些佳肴呢？”慕容桓听罢，对他更加赞叹喜欢了。慕容凤11岁时，慕容桓因抵抗前秦的侵略被杀，他悲痛异常，并以张良自喻，誓要报国仇家恨，当时鲜卑族有名的志士如丁零都爱和他往来。权翼得知此事，便密告苻坚慕容凤有反意，苻坚却并没把这个小孩子看在眼里。后来苻坚淝水之战惨败，慕容垂东山再起，慕容凤便与丁零等去投奔助其建立后燕。后慕容凤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宜都王，转冠军将军，每战奋不顾身，以功迁雍州刺史，又为冀州刺史，戍信都，很受当地百姓爱戴。曹操来伐时，慕容凤弃城奔赴中山，此后不知所终。

略谈“将军”与“杂号将军”

西汉时因对外作战频繁，有军功者比比皆是，授予官职的难度加大，因而开始在“将军”之前加以各种名号。此时将军逐渐分途，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为不常设官职，地位崇高尊同公卿者，称为“重号将军”。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将军，他们或以征伐的地点对象，或以所统帅兵种，或以所执行的特别职务确定官名，出则领兵，入则另有任用，多根据需要设置，名号之间也无上下级关系，这便称为“杂号将军”，比如上文提到的冠军将军，即为此类。

其后将军名号日繁，出现了“骁骑”“楼船”“材官”“伏波”“度辽”等将军之号。其中有以所率部队命名的，如“骁骑将军”“材官将军”；有因奉行之任务命名的，如李广利因攻大宛的贰师城而称“贰师将军”；甚至晋武帝伐吴时，因吴童谣有“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之语，便拜益州刺史王浚为“龙骧将军”。但绝大多数仍取威武之名，如“寇军”“扬威”。三国时诸葛亮称“军师将军”，亦属“杂号将军”之列。

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更加泛滥，名目繁多，南朝梁共有361个将军名号，其中包括加封境外之人的125个。一般除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四征、四镇、四安、四平以外，统称为“杂号将军”。但此种也有例外，如南朝宋“四镇”亦在杂号之列。四征、四镇等均是以方位命名，以四征为例，即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将军，诸如此类。到了唐代，将军之号大减，杂号将军的名称亦告废弃。

链接一：第一个反秦的声音——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是中国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由他们领导的反秦起义爆发于秦末（公元前3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小儿子胡亥即位，称为秦二世。秦二世是个昏庸而残暴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民间百姓的徭役赋税负担更为沉重，刑法愈加残酷而苛刻，民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陈胜吴广起义邮票，J179，1990—1999年，单枚。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征发淮河流域的900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密云），雇农出身的陈胜和贫农出身的吴广被指定为军中的小头目——屯长。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连绵的阴雨使得行军延缓，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按照秦朝律法的规定，误了日期就要全部被处死。

面对如此情况，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地把负责押送的凶暴军尉杀掉，接着对大家说：“我们遇雨误期已是事实，误期要被处斩，即便不杀我们，戍守边疆也是九死一生。何况壮士即使死，也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这番话激励了戍卒们的斗志，因此众人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农民起义军，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由此爆发。

为扩大影响，起义军夜晚在驻地附近神祠中点燃篝火，模拟狐狸啼叫之声，被民间传为神迹。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大泽乡，攻下蕲县，很快攻占了五六个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攻占陈县后，建立了“张楚”政权，以陈胜为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起义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秦，这时部队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有兵车千辆。其中由周文率领的一路农民军很快进抵关中的戏地（今陕西临潼境内），逼近咸阳。秦二世见起义军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急忙派遣少府章邯率领几十万在骊山修墓的刑徒迎击起义军。同时又从边塞调军队30万人，与起义军对抗。周文所率农民军虽然英勇作战，但因孤军深入，又缺乏作战经验，在遭到秦军突然袭击时吃了败仗，被迫退出函谷关，驻扎曹阳（今河南灵宝东），等待增援。

农民军的另一路由武臣率领攻占旧赵都城邯郸后，在混进起义军队伍的旧贵族势力代表张耳、陈余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陈胜为顾全大局，勉强予以承认，并命他率军西上支援周文。张耳、陈余不但不救援周文，反而割据自立，不再听从陈胜指挥。接着，六国旧贵族相继割地称王，陈胜、吴广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周文率军在曹阳坚持斗争三个月，终因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多次失利后损失严重，周文兵败自杀。不久，围攻荥阳的吴广被部将阴谋杀害。吴广死后军心涣散，其他几支起义军也先后被秦军逐一击破。公元前209年12月，章邯率秦军向陈县扑来，陈胜亲自领导义军奋力抵抗，终因兵力太少不幸失利，陈胜也被车夫庄贾暗杀了。

这次起义虽然没有取得成功，却点燃了反秦的火种。陈胜的余部吕臣等人坚持斗争，这支起义军后来与项羽、刘邦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会合，继续同秦军战斗。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彻底灭亡了。

链接二：西晋一统与五胡乱华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夺曹魏皇位，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司马炎就是晋武帝。他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进行了灭蜀之战、灭吴之战等一系列征伐后，统一了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结束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继秦、西汉、东汉以后的第四个大一统政权。

西晋初时大肆分封司马氏，以期这种门阀政体能够长治久安。然而恰恰相反，晋武帝死后各地藩王拥兵自重，致使在晋惠帝时发生了以贾南风（即贾后）与楚王司马玮为始，先后有汝南王司马亮等八个封王参与的司马家族皇室成员夺权政变，史称“八王之乱”。虽在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剿杀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后将“八王之乱”平定，然而其时已民生凋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力量消耗殆尽，伴随而来的是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迅速爆发出来。在其后不久（311年）的“永嘉之乱”中，都城洛阳竟然被匈奴政权前赵皇帝刘聪攻破，晋怀帝遭到俘虏并被杀害，随即晋愍帝于长安继位。晋国内部此时已然矛盾重重，面对前赵的再次进攻抵抗乏力。316年，晋愍帝不敌投降，最后仍是受辱被杀，至此晋朝短暂的大一统局面分崩离析。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司马睿在江南重整晋室、建国立号，史称“东晋”。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而北方广大土地则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史称“五胡乱华”。

胡人是当时汉民族政权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称呼。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胡人已入主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长期受到汉人压迫的胡人趁机兴兵作乱，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割据混战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自304年刘渊和李雄分别建立汉赵（史称“前赵”）和成汉起，至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止，范围大致上涵盖华北、蜀地、辽东等地，最远可达漠北、江淮及西域地区。在入主中原的众多少数民族中，以匈奴、羯、鲜卑、羌、氐为主要势力，统称“五胡”。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相继建立许多国家，北魏史学家崔浩取其中十六个国家作为代表（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因此称这段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错综复杂，以383年淝水之战为分野，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史书中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之乱”后，难民大多逃难到凉州、辽东以及江南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渐渐繁荣。“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随着淝水一战前秦苻坚的失败，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趋向白热化，社会动荡比以前更为严重。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进入“南北朝”时期。

凡事皆有两面性，五胡十六国的纷争使得世态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然而北方各族的内徙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在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各国的君主为了增强实力，也于所在区域中实行一些发展生产的政策，使得各地区在华北动荡的大背景下，形成局部稳定之局面。该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持续到南北朝时期，最后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大一统时期——隋朝时期完成。

当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

关键词：尚方镜　尚方斩马剑　朱云折槛　虎符　丹书铁券【清】“御赐四品”款剑在旧小说或戏曲中，常常有这么一个套路：某当道奸臣要谋害好人，到了事情的节骨眼上来了个“八贤王”或“并肩王”之类的人物，手持先王御赐的尚方宝剑，所谓“上斩昏君，下斩佞臣”，遂将奸人先斩后奏，忠良冤情得以昭雪，最后皆大欢喜。在“权大于法”的封建社会，文学作品中尚方宝剑是最高明的道具，它往往掌握在平日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元老贵族手中，理想化地被赋予高于君权、法权的神圣性，成为冥冥中最高主宰的化身，是平民百姓对公平正义的一种精神寄托。那么，除了文学艺术作品，现实中是否真正存在尚方宝剑呢？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承德举行的全国挖掘整理成果展览会上，河南展出了一把“尚方宝剑”，上面有“救赐兵部尚书”“先斩后奏”的金字，由此以实物证明了历史上确有“尚方宝剑”，而并非文艺作品的凭空杜撰。那么“尚方宝剑”的名字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尚方宝剑尚方制

秦、汉少府所属有尚方令及尚方丞，令秩六百石，掌造皇帝御用刀剑等珍贵器物。唐人杜佑的《通典》中说汉末分为中、左、右三尚方署。而出土文物表明，汉武帝时已有中尚方，所造多钟、鼎、壶等用器，汉宣帝初已有右尚方，由此可见三尚方之分最晚始于武帝时。魏、西晋沿袭前代设置，而东晋仅置一尚方。南朝宋、齐有左、右尚方，各设令、丞属官，除却皇室用品，还建造军器。梁分左、中、右三尚方署。北朝魏孝文帝改少府为太府。北齐因循，三尚方均隶属太府寺。隋炀帝分设太府寺和少府监，三尚方署（隋改“中”称“内”）又属少府。唐沿用隋朝制度，改称“尚署”，三署令均从七品下，设有辅官丞。唐时对三尚方署有明确分工的记载：“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饰之制，并制造赐给百官的鱼袋；左尚署掌供扇伞车辇等；右尚署供十二闲（厩）马之辔。”唐以后，金少府监亦有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车舆、床榻、鞍辔、伞扇等物。元则削减为中尚监，明朝始废。后“尚方”成为为宫廷制办和掌管饮食器物之官署、部门的泛称。【汉】尚方七乳画纹带镜　圆钮外置九个乳钉，再外有铭文：“尚方佳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如之保。”主纹饰为七乳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瑞兽、玄武，羽人、独角兽。云气纹缘，黑漆古。《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马贞解释说：工官就是尚方署的工匠，所作物品归属尚方，因此叫做工官尚方。尚方署工匠的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其工作量之繁重大大超过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隋朝的高劢在《请伐陈表》提到：“尚方役徒，积骸千数。”（《隋书·高劢传》）唐司空图《容城侯传》亦道：“其先因秦时调发诣尚方输作，世苦之。”然而，这些地位低下的工匠却是民间艺术家，在特权阶级高压统治下，创造出难以计数的珍贵器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饴饧》：“饴饧人巧千方，以供甘旨，不可枚述。惟尚方用者名‘一窝丝’，或流传后代，不可知也。”清吴伟业《织妇词》：“少时织绮贡尚方，官家曾给千金直。”在现在的交易品市场上，也时见汉朝尚方造的“尚方镜”，做工精细，造型古雅，价格不菲。《汉书·朱云传》记载了一个故事：西汉名臣朱云有一次当着满朝公卿对汉成帝说，如今的大臣只白白享受俸禄，却不能匡君安民，“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朱云说的佞臣是当朝丞相、安昌侯张禹。张禹也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备受宠信，因此成帝龙颜大怒，命御史将朱云绑下。朱云紧抱殿前栏杆，据理力争，以至于拉扯间折断栏杆。左将军辛庆忌为朱云求情，才使他幸免一死。这就是有名的“朱云折槛”，成为后世直臣诤谏的事典，也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御赐尚方剑的先例。另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权臣彭宠和“大树将军”冯异都曾被赐予尚方宝剑。【南宋】佚名《朱云折槛图》　绢本设色，长173.9厘米，宽101.8厘米，目前宋人《折槛图》有两本传世，一本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本曾为徐悲鸿收藏，现藏于徐悲鸿美术馆。

众所周知，“四大发明”中纸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史载他也曾经监造过尚方宝剑。《后汉书·蔡伦传》载：东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加位尚方令，监作剑即尚方剑。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故言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广雅·释器》记古剑有“蔡伦”之名，便是蔡伦职掌尚方令时监制的精良宝剑。

尚方宝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权政治的产物，是皇权至上的象征。明刘基（字伯温）《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诗曰：“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这种法律思想和作为法律施行主体的刑具，实则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是统治者个人权力的扩大。然而到了民间，在很多文艺作品中，人们却对它进行了浪漫的加工，使之成为贤臣良将所执有的伸张正义的工具，这一方面是对公正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皇权的畏惧心态。

丹书铁券免死牌

元朝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第四折中，窦娥哭诉道：“枉自有势剑金牌，把俺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怎脱离无边苦海。”这里的“势剑”是尚方宝剑的别称，金牌即指免死金牌。所谓“免死金牌”是民间称谓，官方的称呼应唤作“丹书铁券”或“丹书铁契”，它同御赐尚方宝剑一样，是皇帝奖励给功臣、近臣带有盟约性质的信物，功用在其民间称呼中即已揭晓——被赏赐的臣下可以凭此得到死罪的赦免。

考铁券制度历史，多认为脱胎于战国时期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的铜节。流传下来的战国铜虎节为伏虎形状，上刻“韩将信节”等十字的阴刻铭文。虎节还有个更为人熟悉的名称——虎符，乃是战国时期将领发兵过关的凭证。为取信和防止假冒，虎符分为左右两半，左侧半边交给带兵统帅，右侧半边由国君亲自保存。若遇战争或军事行动，国君便差遣信使将自己的一半拿给统帅，使得两符接榫完整，统帅方有权力调动军队。《史记》中有一篇文章《信陵君窃符救赵》，讲的就是魏公子信陵君恳请如姬夫人窃得虎符，调动八万魏军解了赵国之围的典故。郭沫若还曾以此为本创作了著名的五幕话剧，即名《虎符》。除了用在军事领域中的“虎节”，铜节还有与民生相关的舟节、车节等。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错金铜舟节”，是战国时楚怀王发给鄂地（今湖北鄂城县）君主启的免税凭证。铜节作剖开的竹节形，上有错金篆书的铭文165字，记载了公元前323年发此舟节的过程，并详细说明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以及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丹书铁契”这一称谓和形式最早见于汉朝。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建立汉朝后，为巩固统治拉拢人心，遂颁给功臣“丹书铁契”作为褒奖，“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顾名思义，“丹书铁契”是用朱砂写在铁板上的文契，其构造与铜节一脉相承，仍将一个整体剖作两半，君臣各执一半。但当时“丹书铁契”还未具有免死免责的功用，仅作为封赏信任的凭证并用以表德，与今日的勋章很相似。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丹书铁契始具有了“免死金牌”的意味。北魏孝文帝颁发给宗室近臣的铁券已然是作为防身护家之用，西魏还密赐铁券予欲归附者，作为投诚后享有特权的保证，并可世相传袭。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皇帝颁发铁券则更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功勋、中兴功臣、少数民族首领皆赏赐铁券，甚至宠臣、宦官也有颁发的事例。在其制作工艺与称谓上，梁朝用银填字，因名“银券”，隋唐时改用金填字，所以又名“金券”或“金书铁券”，而铁券可以由臣子世代相传，故也称为“世券”。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曾描述过铁券其形如圆筒瓦状，而从现存最早的铁券看来，至唐后期圆筒瓦形已变作覆瓦形。至宋元明时期，铁券的赏赐制度趋于完备，明代起对整套流程已有明文规定，朝廷根据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为七个等级，铁券各依品级颁发，不得逾越。铁券上镌刻的内容一般为四个方面：一是赐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封邑；二是受赐者的功绩勋业、对朝廷的贡献；三是皇帝授予受赐者的特权；四是皇帝的誓言，允诺受赐者及其后代享有前述特权云云。值得一提的是，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铁券的券文有两种差别：其一是谋逆不赦，只宥其他死罪；其二是免死的次数趋少，且子孙不免死。由此可见，明代的统治者更加注重铁券的实用功效。【战国】鄂君启错金铜节　舟节长31厘米，宽7.1厘米，车节长29.6厘米，宽7.3厘米，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秦】阳陵虎符　秦始皇颁给阳陵驻守将领的铜质错金虎符，因年代久远，接榫处已然锈住无法打开。上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目前铁券传世的极为稀少，仅有四例，其中最早也最珍贵的，当属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公元896年唐昭宗为嘉奖吴越王钱镠讨伐董昌有功而赏赐的“金书铁券”。该铁券形如覆瓦，纵长29.8厘米，横宽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132两，上嵌350个金字，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工整，金字多有剥落。铁券所书内容主要是钱镠征讨董昌的功绩，并授予“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特权。除去此例，其余三块现存铁券均为明朝所留，分别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明宪宗于成化五年（1469年）在敕封朱永为抚宁侯时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封他为保国公时颁赐的金书铁券，以及青海博物馆收藏的天顺二年（1458年）明英宗敕封李永为高阳伯时颁赐的金书铁券。【唐】唐昭宗赐钱镠铁券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当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

读者阅至此处，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究竟哪个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类似于“最利的矛与最硬的盾”之争着实有趣，可惜历史文献中并没有为我们留下明确的解答。我们不妨自行推测一下，御赐“尚方宝剑”有皇帝亲临的意味，可以先斩后奏，然而“免死金牌”——也就是丹书铁券，却也可免皇帝判下的死罪，由此看来第一回合是丹书铁券胜出了，但是大多数的铁券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而尚方宝剑却可无限次使用，那么僵持下去，是不是尚方宝剑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呢？当然，这种推测不过是个笑谈，所谓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皆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最终解释权必然归皇帝所有，结局也只能是“君要臣死臣即死，君要臣活臣便活”了。

在小说《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有段别有意味的对话。柴进说：“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的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接着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其后若不是梁山好汉前来搭救，柴进早身死枯井之中了。虽然这是小说家言，并不一定作得准，然而我们也可以看看正史中的事例。后唐庄宗李存勖曾赐李继麟、郭崇韬和李嗣源三人铁券，结果是三人均遭猜忌排挤，甚至冤死殒命。李继麟本名朱友谦，巨盗出身，归附李存勖后赐名李继麟，起始深得宠幸，两个儿子都被封节度使，后来得罪庄宗身边伶人，被构陷谋反，庄宗信之，便诛了他九族，竟连他部将史武等七人也一并被牵连族诛。郭崇韬是为后唐立下赫赫战绩的大将，在平灭后梁过程中居于首功，因此被颁铁券奖励。虽然他又几乎凭一己之力攻下后蜀，却也因此遭到李存勖的猜忌，加之在宦官的挑拨下与李存勖之子李继岌不和，又因为人粗鲁而犯下一些小过失，最后惨死在乱锤之下，几个儿子也先后被杀。李嗣源为三人中结局较好的一个，他年轻时因骁勇善战被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收为养子，并辅佐庄宗李存勖建立后唐。李嗣源的晋军主力率先攻破梁都汴京后，李存勖曾拉着他的衣服说：“我的天下都是你血战得来的，以后我们一起治理。”其得宠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李存勖做了皇帝之后，一改往日英明决断，变得昏庸无能，他开始重用伶人太监，搞得后唐乌烟瘴气，对“功高盖主”的李嗣源也起了猜疑之心，派人暗中监视李嗣源的起居。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士兵因不满庄宗的昏庸而发生哗变，李嗣源奉旨前去镇压，没想到他自己的部下也参与到兵变之中，要拥戴他在北称帝。李嗣源一方面有感于庄宗的无义，另一方面在女婿石敬瑭的劝诱下，于是自立为王，在庄宗李存勖为伶人所杀后继承后唐大统，史称“后唐明宗”。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后唐才有，明朝的开国功臣李善长一度位居群臣之首，官拜右相国，朱元璋钦赐丹书铁券，最后却仍难逃惨死的厄运，妻女弟侄70余人也都做了刀下冤魂。

从上面的事例不难看出，赏赐丹书铁券是皇帝对人心的收买，功臣也需要它作为一种肯定，可以说是稳定皇帝与臣子间关系的制衡之举。然而位居权力顶层的帝王面对着一个矛盾：既要倚重大臣们治理国家，又要对他们时时加以提防。反观那些大臣们也有着同样的矛盾：既想建立功业有所作为，又深恐“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遭到皇帝的猜忌。“丹书铁券”制度的确立多少使这几对矛盾在表面上得以缓冲，却未能撼动矛盾本源，大臣们得到铁券受皇帝宠信，难保不招人妒忌，正所谓“树大招风”，立于风口浪尖之上其性命危险则更甚于凡人了，而一旦大臣恃宠而骄，更要为日后埋下祸患。譬如，当年弥子瑕见宠于卫灵公之时，私驾国君车子探望母病，本应罪以刖刑，却被灵公赞为“孝子”，把吃剩下的桃子留给灵公，亦令其发出“爱我哉”的感叹。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卫灵公便问难他：“你曾私自驾我的车子，还给我吃你剩下的桃子！”之前宠爱的因由竟变作日后责难的口实了。在个人权力极度膨胀之下，法令法规都可以成为一纸空文，生杀予夺无不要看皇帝的脸子行事，尚方宝剑和丹书铁券也真如文艺作品中的一样，仅是稍稍高明些的道具罢了。

链接：古人的名剑风流

中华武术被称为“国术”，博大精深，创造出的武器也种类繁多，常说的“十八般”只是概称而已。然而在诸多武器之中，唯有剑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冠绝群伦，号称“百兵之首”。《释名》记载：“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其发明应用于商代，盛于春秋战国，后世屡经改易。出土的文物中，商代的剑为玉制，可以看出最初更多的是装饰之用。商代中期开始以铜为剑，沿袭至西周及春秋战国。当时的造剑工艺已经很高，春秋时越王勾践曾造过不少质量上乘的铜剑，其中流传至今的剑刃仍很锋利。汉代后铜剑渐被钢铁剑替代，并趋于定型，即剑身中有脊，两侧有刃，前有剑尖，中有剑首，后有茎，茎端设环处称镡，此外尚有剑鞘、剑穗等附属饰物。古时的剑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佩带的，只有具备一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佩剑。隋唐时佩剑盛行起来，不独武夫，甚至也被文人墨客视为饰物，大诗人李白便自称当年“仗剑去国”，常是剑不离身。剑因其所佩带的人身份尊崇，常与风流雅士为伴，加之后世道家以其为法器，因此它的地位高于侪辈，历史上传颂的名剑与掌故也是不胜枚举。鄂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　于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通长25.4厘米，被称为“中华第一剑”。

干将莫邪。广为人知的古代名剑干将莫邪，是以其锻造者名字命名的，《搜神记》记载了这个传说。干将是春秋时吴国人，曾为吴王造剑，后与其妻莫邪奉命为楚王锻剑，以自身之血祭炉，始成宝剑两把，一曰干将，一曰莫邪（也作镆铘）。干将将雌剑献与楚王，雄剑传给其子。楚王得知干将私匿宝剑便将其杀害。后干将之子眉间尺长成，终于为父报仇。此一传说赞颂了剑工高超的技艺，宝剑的灵秀神采，统治者的残暴和少年的壮烈。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眉间尺》，对此进行了重新演绎。

湛卢。《辞海》载：“湛卢山位于福建北部松溪县境内，山高岭峻，四季雾凝，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处，遂以剑名山。”传说欧冶子为春秋时越国人，最著名的铸剑师，是莫邪的父亲。他曾应越王允常（勾践之父）之命，于湛卢山结庐铸剑，三年始成。此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刃，为当世五大名剑之首。传说湛卢后世曾辗转至唐朝名将薛礼（仁贵）之手，又为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所有，及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父子风波亭遇害后，湛卢剑亦不知所终。

钜阙。一作巨阙，刃长三尺有三，柄长七寸，刃宽约五寸，重约五斤，挥动时剑气纵横，亦为名匠欧冶子所铸，春秋五大名剑之一。传说钜阙剑初成时，越王勾践坐于露坛上，忽见宫中有一马车失控，横冲直奔，惊吓了宫中饲养的白鹿。于是越王勾践拔出钜阙一剑指向暴走的马车，未及剑身滑落，剑气却已将马车砍为两节，又将马车的碎片激飞得四散很远。勾践又以铜釜铁锅试剑，便如同切米糕一样轻松，因此称其“巨阙”。这段故事记录于《越绝外传·记宝剑》，是勾践对薛烛所言。薛烛为春秋时越人，也是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的年轻相剑师。

纯钧。纯钧亦是越王勾践的佩剑，《越绝外传·记宝剑》曾对其外观有精彩的描述，说它仿佛刚出水的芙蓉，文彩灿烂如天上斗列的星辰，光芒浑然如清水漫出池塘，剑刃锋锐如天工造化的巉岩，材质神幻如即将消融的冰凌。薛烛甚至说它比钜阙还要珍贵，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即便给骏马千匹、两处富庶之乡、两座有千户人家的大城市也不能换取，真可称得上价值连城了。越王勾践剑　青铜制，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出土，虽历经两千余年，出土时仍锋利异常，丝毫不见锈迹，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鱼肠。鱼肠剑是少数见于正史的宝剑之一，刺客专诸用其格杀了吴王僚。《史记·刺客列传》载，吴国公子光想要杀死父亲吴王僚自立为王，伍子胥向他推荐了勇士专诸。当日专诸将鱼肠宝剑暗藏于鱼腹之中，虽然天上出现了“长虹贯日”的异象，但吴王僚没有发觉，遂被专诸刺杀，鱼肠剑也因之声名大噪。关于鱼肠剑的样式得名，一说其短小可入鱼腹，一说剑之纹理盘曲仿若鱼肠。

太阿。又作泰阿，是古代楚国的宝剑。《越绝外传·记宝剑》中楚王请欧冶子、干将、莫邪来西平堂溪铸成太阿名剑，“观其纹，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越绝书》中讲到楚王与智者风胡子论太阿，说它是把威道之剑。秦朝李斯《谏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由此看出，太阿后为秦始皇所有。太阿也是为数不多出现在正史中的宝剑，《汉书·梅福传》载：“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后人用成语“太阿倒持”比喻大权交给别人反受其害。《晋书·张华传》亦记载，西晋人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有紫气，后使人于丰城狱中掘地得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

隋刃。亦名浪剑，是南诏国最为著名的宝剑，又称“浪川剑”，因发源于“三浪诏”，即邓赕、浪穹、施浪三诏（今洱源邓川一带）故地而得名。剑身用毒药淬炼，相传伤人即死。南诏是唐朝时期西南部的奴隶制政权，国土大致为今日的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域，五代末期被段思平所灭，后建立大理政权。南诏国尚武，当时一般将士和普通民众大多佩带南诏剑，所谓“不问贵贱，剑不离身”。唐人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此处浪人指行踪不定之铸剑师，而非日本的失业武士。《旧唐书·德宗纪下》：“南诏献铎槊、浪人剑、吐蕃印八纽。”《新唐书·南诏传》：“隋刃，铸时以毒药并冶，取迎曜如星者，凡十年用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浪剑。”中国民间神仙画：钟馗舞剑招福。

除了上述种种，古代流传下来的宝剑有上百种之多。如王勃《滕王阁序》的“紫电青霜，王将军之琥库”中，“紫电青霜”即为古时的两把宝剑，还有《列子·汤问》中提到的含光、承影、宵练等，《越绝书》《吴越春秋》《古今刀剑录》《名剑记》等书中多有收录。

一场由“茅”引发的血案

关键词：前茅　苞茅缩酒　自牧归荑　包茅之战　管仲　菁茅之谋成语“名列前茅”意指名次列在前面，常有人会把“茅”误写成长矛的“矛”，其实只要理解了其中“茅”字的含义，就不会误用了。

“茅”原来是战旗

春秋时，晋国（今山西与河北西南部）和楚国（今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南部）两个大国争做霸主，矛盾时常激化。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是个小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处境十分困难。一次楚国发动大军侵入郑国，郑国军民奋起抵抗，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晋国派大将荀林父为统帅，出兵援郑，可还没有渡过黄河就得到消息，郑国国君已经向楚国屈服，楚军也已开始撤走了。荀林父召集部属将领，商议对策。他的主张是：“战事既然已结束，楚军也开始撤退，我们就回去算了。”另一位大将士会同意统帅的主张，并详细分析了晋、楚双方的形势，认为退兵回国是正确的作战计划。可是荀林父的副将先縠不以为然，竟不听指挥，擅自带领他的兵马渡过黄河，追击楚军，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古代行军队伍。

士会分析晋、楚双方形势时，曾说过“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等语，意思是楚军的前锋戒备森严，中军领导很强，后军实力也很充足，所以不宜轻敌。根据后来研究《左传》的专家杜预解释，“前茅”在此引申为走在军队最前面的先锋部队。茅是楚国的特产，楚军斥候兵（古代的侦察兵）拿来做信号旗用，斥候兵发现前沿敌人有什么动静，就举茅打信号，因此前锋就叫“前茅”。古代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即有“前茅后殿篇”，讲的是行军中前后部队的部署问题。

春秋时的楚国在行政制度上率先废除封邑制，实行“县”制，军事条例也逐步完善。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行军过程中，前哨部队的士兵以茅草为旗，当遇到敌人或紧急情况时就举起茅草旗作为信号，告诉后面的部队，以提高警惕，及时应变。据说举茅草为号最早就是由楚国著名贤相敖（孙叔敖）颁令施行的。

在古代象征神圣的“茅”

事实上，楚国军队用茅作为旗帜除了作开导之用，还希望在行军中能够招引神灵保佑百战百胜，其目的是鼓舞士气，这源于楚人祭祀的传统礼俗。苞茅，多年生，秆高1—2米。

荆楚大地于荆山山麓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盛产菁茅，《禹贡》称之为苞茅（“苞”古通包），《本草纲目》则名之香茅，也有说即今日的猴毛草（笔仔草）。楚人居荆山一带后，开始实行一种以茅草与酒为主要手段的祭祀仪式，称之“苞茅缩酒”，后来传至中原地区，极为兴盛，连周天子也予以采用。《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史记》等均有记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匦，缠结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给宗庙缩酒。重之，故包裹又缠结也。”虽然历史上楚国的疆界变动很大，从公元前11世纪末“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的山林僻壤，到楚成王时“楚地千里”，占据了江汉、南阳盆地及淮河流域，但是因产地关系，从周初以来王室祭礼用的这种“包茅”一直依靠楚人的进贡。

关于“缩酒”的仪式，杜预曾解释说：“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本作“莤”。《说文解字》解释“莤”字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莤”字的字形上从茅、下从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祭祀时，人们束茅而立，将酒自上浇下，茅将酒中的糟粕滤掉，便成为飨神的清酒，同时酒汁渐渐渗透下去，就如同神已经饮用了一般。楚王在这一带立国之初，周天子让楚人上缴的贡品中，就已经有这种用于缩酒祭祀的茅草了。初期楚国国君地位不高，但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上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所以菁茅或苞茅也被尊为“灵茅”。《史记·孝武本纪》说：“江淮间一茅三脊，以为神藉。”“三脊”就是有三条脊棱的茅草，“藉”为祭神时用的草垫子，《史记集解》引孟康曰：“所谓灵茅也。”由此可以知道茅不但作为滤器，还被用来编织拜神时用的草席。楚国曾制定了专门的《祭典》，规定在举行重大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的时候要进行“苞茅缩酒”这一仪式。楚人认为“茅”所到的地方如同神灵相随，在神灵的庇佑下军队必会所向披靡。苞茅缩酒仪式。“苞茅缩酒”的遗俗至今犹存于襄樊荆山的“端公舞”中。端公舞是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的荆山民间巫教祭祀舞蹈，除原始内涵外，演变至今日，主要是用于民间的婚丧嫁娶，一般在每年秋收之后举行法事仪式，也有为临时亡故的老人而举办的。“端公舞”共16场，有时只择其几场而办之，“苞茅缩酒”则独立成篇，是单独的一场歌舞演奏。法事由能通灵的“端公”领舞，而端公现在只分布于襄樊荆山，在其他地方则已消失了。值得一提的是，据有关学者考证，韩国每年举行的“江陵端午祭”，其巫祭中酿制神酒的仪式几乎就是“苞茅缩酒”的翻版。韩国和中国荆楚之地远隔千万里，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泽被之广阔。端公舞所用的幡。

因“茅”而引发的战争

古时民俗女子赠男子以茅，即有婚姻恋慕之意。《诗经·邶风·静女》中的“自牧归荑，洵美且异”，解释为“远自郊野赠柔荑，诚然美好又珍异”，这个“荑”便指白茅。古时因对自然了解甚少，因此十分重视对神的祭祀，而茅作为祭神时不可或缺之物，又是给天子的贡品，因此被人附会出更重要的深意，有时甚至成为攻伐的借口。

春秋时，齐桓公一次与夫人蔡姬在水中划船游玩，蔡姬习于水性而桓公不会水，蔡姬一时玩得兴起，便晃动船身捉弄桓公。桓公害怕，劝阻她，蔡姬少年心性，并没有停止，两人为此竟然大吵了一架。蔡姬觉得受了委屈，跑回娘家蔡国，向她的父亲蔡侯诉苦。蔡侯一时量窄，又把蔡姬嫁给楚王。齐桓公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记恨于心。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第九次大会诸侯，矛头直指蔡国。蔡侯惧怕而投降，齐桓公迁怒楚国，率联军去攻打。楚成王大惊，便派大夫屈完去问缘由。而管仲为齐桓公提出的楚国第一大重罪即为“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译成白话是：“你们好久没有进贡包茅，天子因此不能祭神，于是来征讨你们。”楚成王迫于压力，只得全国上下搜集好多包茅进贡，才化解了此次兵祸，也等于是间接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包茅之战”，齐桓公借此成了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此事于《史记》《左传》均有记载。

虽然这次战争的原因很明显不只是男女感情问题，楚王不进贡包茅也并非问题的根源所在，一切不过是齐桓公打击异党、欲图称霸的手段，但管仲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依然得到包括被责问的楚国在内的诸侯一致认可，还是可以看出包茅在当时的重要之处。《管仲像》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关于齐桓公、管仲利用包茅成事，历史上还有另一则“菁茅之谋”的故事。据《管子》书中所言，当时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向管仲请教“周天子向诸侯征赋未得响应”的解决办法，管仲提出让周天子将包茅的产地看守起来，当周天子要在泰山祭天、梁父山祭地时，可以下诏：“凡随从天子同祭的诸侯，都必须携带一捆包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不按照命令行事的不得随从前往。诸侯若不随行即成众矢之的，所以他们一定会花重金购买包茅的。”事后果如管仲之言，天下诸侯都载运着黄金争先恐后地奔走求购，江淮的包茅价格上涨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所以周天子在朝中仅仅三天，天下的黄金就从四面八方像流水一样聚来，此后周室七年没有索取诸侯的贡品，可见当时靠“卖包茅”所聚敛的钱财之多。

链接一：春秋五霸

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290多年间，社会上风云动荡，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140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下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分别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是去掉宋襄公和秦穆公，增加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于公元前685年即位。其后他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统一，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威信由此大增。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重耳。据说重耳生具异相，目有双瞳，肋骨连成一片。早年他因“骊姬之乱”的迫害逃离晋国，在齐国、宋国、秦国等地流亡多年，30多岁时才在秦穆公帮助下归晋掌权。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到齐国和秦国作为盟友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他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为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战机，便以当年自己流亡曾受楚国收留为借口，命令部队向后撤退90里。古代军队行军30里叫做一舍，90里就是三舍，这就是成语“退避三舍”的由来。晋军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濮县），此地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前632年四月，在“城濮之战”中对楚国取得绝对胜利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宋襄公，宋桓公次子，本名子兹甫。齐桓公去世后，他便一心想成为中原霸主。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开始便以盟主身份自居，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己莫属。楚成王对其十分不满，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被宋人众志成城击退。最后在齐国和鲁国的调解求情下，宋襄公被楚国放回。虽然宋襄公有名无实，不能算真正的霸主，急功近利、空讲仁义更是他失败的地方，但他讲信用而以仁待人，也被公认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芈姓，熊氏，名侣，又称荆庄王或熊侣。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日趋强盛。齐国衰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国，背向晋国，楚庄王则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嬴姓，是秦德公最小的儿子，成公的弟弟，名任好，在位39年。秦穆公在位初时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其后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又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之战中被晋军袭击，大败，转而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称“秦穆公霸西戎”。穆公对秦国的建设影响深远，为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制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中原五个国家相继称霸之后，吴国、越国也强大起来，争霸于东南。吴越两国国土相邻，一衣带水，先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允常各自图强，大兴富国强兵之政，因争霸之故曾多次交锋。阖闾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于第一次交锋中打败越国。阖闾十九年（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越大夫灵姑浮以戈斩落阖闾大趾，阖闾被迫还师，死于归途。其后阖闾的儿子夫差为报父仇，于“夫椒之战”大败越王勾践，接着攻破越都，俘获勾践，继而又打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争得了霸权。勾践战败后，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等贤人，经过“十年生聚又十年教训”，使越之国力渐渐恢复，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春秋期间战事纷纷，虽然整个环境是动乱的，但各国为求争霸，都大力发展内政，自立图强，因此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争霸中使国家数量减少，打击了奴隶制周王朝的统治，同时为国家的思想交流、教育普及、人才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推动各民族融合，使国家在政治上趋于统一。

链接二：酣畅淋漓的中国酒文化

酒入肠胃，一不能充饥，二不能解渴，却被视为人类最不可或缺的饮料，无论哪个民族、何种肤色之人，都对它存有一份天然的亲切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酒亦成为一种重要的符号，孕育出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中国制酒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名品荟萃，享誉中外。黄酒是我们的民族特产，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1000年前的宋朝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又代替黄酒，成为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民间的文艺创作、交流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乃至统治者祭祀天神祖先、各国建立盟友关系，可以说无论在江湖还是庙堂，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酒的起源

据《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先秦典籍记载，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女官员仪狄，是我国酿酒的创始人。《战国策·魏策》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夏禹的女儿命仪狄造酒。仪狄经过一番努力后酿出芳香的美酒进献给禹，禹喝完后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不再饮酒，也疏远了仪狄。也有说酒早在上古的三皇时期即已出现，仪狄对之加以了改良。关于酒的创造，民间流传更广泛的是杜康所为，乃至“杜康”已成了酒的代名词。《说文解字》里载：“杜康作秫酒。”秫是高粱的古称，也就是说杜康用高粱酿酒，这是白酒的前身。有人说杜康就是夏朝的第五个国君少康，而张华《博物志》说他是汉朝的酒泉太守，民间则传说他是周王朝王宫的酿酒师。曹操名诗《短歌行》中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广为传咏，在人们心目中，杜康就是酒的发明者，因而有了各种附会之说。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中记载，陕西白水县康家卫村是杜康的出生地；又有河南汝阳县的杜康矾、杜康河，也传说是杜康酿酒处；河南伊川县皇得地村的上皇古泉，传说是杜康汲水酿酒之泉。有学者认为，“杜”这个姓是周朝才有的，武王建周后，把商代的豕韦氏封于杜（今陕西西安东南），其后裔在周宣王时做官，称杜伯，为周宣王所诛，子孙逃亡至晋国，才以封地杜为姓。据此，杜康应是春秋时代人，最早不会出现在周朝以前，而根据确凿的历史记载，在周以前就有酒了，甲骨文、金文里都有了“酒”字，有名的昏君夏桀王和殷纣王，古书上都说他们建有“酒池槽丘”，而杜康生活的时代相较来说要晚得多。当然，关于造酒的这些传说，多是后世对前人崇拜附会之言，我们很难相信单靠某个人的力量就能造出酒来，若说是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由某人督造改良而成，还比较让人信服。

尽管传说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还是能看出，早在夏朝或夏朝以前的上古时期酿酒就已经存在了，这是有信史可考的。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制品中，已经有了专用的酒器。《中国史稿》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是谷物酿酒的“萌芽”期，当时是用糵（发芽的谷粒）造酒。公元前2800年至前2300年间的中国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不少尊、盉、高脚杯、小壶等酒器，反映出酿酒在当时已进入盛行期。而新近又有距今5000多年的酿酒器具出土，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时已有饮酒的习惯，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风气日盛。

☆嗜酒的名人

酒作为一种饮料有着特殊的功能，饮罢能令精神情绪进入一个非同寻常的状态，或亢奋或酣畅，在历史上嗜好“杯中物”的名人不胜枚举，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魏晋时除了上文提到的魏武帝曹操，著名的“竹林七贤”相聚时多以酒助兴，借此摆脱现世烦恼，或借喻针砭时事。阮籍曾以酒避祸，刘伶还写过一篇《酒德颂》大赞酒的功德，好酒之名传颂千古。陶渊明更是嗜酒如命，南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据说陶渊明因饮酒过度，所生的儿子大多成了痴呆，因此老时作《止酒诗》自诫。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据说就是王羲之畅饮欢聚后乘醉而书的。

唐宋时，嗜酒的名人更多，最著名的当然莫过于“诗仙”李白。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赞语，在李白流传下来的千古名句中，与酒相关的俯仰皆是。如诗《月下独酌其二》中写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民间更流传着“李白醉酒草书吓蛮贼”，“李白醉令杨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等传说。李白自称“酒中仙”，因此后世才叫他“谪仙人”。在人们心中，酒与李白已经无法拆分，古时的酒店里多挂有“太白遗风”“太白世家”的招牌，以之招揽顾客。同是唐朝大诗人的白居易，也是个大酒徒。他一生不仅以狂饮著称，而且也以善酿闻名。白居易为官时，曾分出一部分精力去研究酒的酿造。酒的好坏，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水质如何，但若配方精良，亦可使“浊水”产生优质酒，白居易就曾亲力亲为地用“浊水”酿出过美酒，并引以为豪。唐朝大画家、以“吴带当风”闻名的吴道子被尊为“画圣”，他作画往往要酒酣后才动笔。杜甫有一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以风趣的笔触写出了当时八位著名的酒徒，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李白、宰相李适之、汝阳王李琎、草圣张旭、诗人崔宗之、苏晋和平民焦遂。“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和欧阳修，也是饮君子中的佼佼者。苏轼的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千古流传，其中醉意甚浓。欧阳修自号“醉翁”，他被贬为滁州太守时写的《醉翁亭记》，其文憨态可掬、意境天成，是不世出的名篇佳作。千年传世佳作《兰亭序》

☆佐酒助兴的文化——酒令

酒虽不是文人的独享，比如我们常看到古小说平话中，草莽英雄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举，然而不能否认，酒因为受到文人的青睐，才蕴涵了更多的文化意蕴，酒令、酒戏的流传，都是文人们为酒文化作出的贡献。

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为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违令者或输者罚饮，因此又称“行令饮酒”。酒令最早诞生于西周，完备于隋唐，在士大夫中甚是风行。我国的酒令五花八门，大致分雅令和通令两大类。见于史籍的雅令有四书令、花枝令、诗令、谜语令、改字令、典故令、牙牌令、人名令、快乐令、对字令、筹令、彩云令等。行雅令时必须引经据典，音韵形义工整，并且当席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酒令者既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通令的行令方法主要是掷骰、抽签、划拳、猜数等，既雅俗共赏，又易营造出酒宴中热闹的气氛，因此很多流行至今。【清】陈洪绶《饮中八仙图》　陈洪绶（1597—1652），字章侯，号老莲，善山水，尤工人物，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

唐代传奇《申屠澄》记载了一则关于雅令的爱情故事。布衣秀才申屠澄赴任县尉，风雪阻途，夜投茅屋。好客的主人烫酒备席，围炉飨客。申屠澄举杯行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引用《诗经》句行雅令。不料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主人之女就咯咯笑了起来，说：“这样的风雪之夜，你还能到哪里去呢？”说完，少女多情地看了申屠澄一眼，脱口出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申屠澄听后，惊叹万分。他知道少女是用《诗经·郑风·风雨》里的诗句，隐去后两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说明少女已含蓄而巧妙地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申屠澄见此少女腹有诗书，又思维敏捷，心生欢喜，即向少女的父母求婚，与之喜结良缘。

酒令成为一种文化，前人多有专著。后汉贾逵曾撰写《酒令》一书，还有记载介绍各种酒令的书《酒令丛钞》《酒杜刍言》《醉乡律令》《嘉宾心令》《小酒令》《安雅堂酒令》《西厢酒令》《饮中八仙令》等传世，不一而足。

酒令中有一种既需言语又有动作配合的独特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酒戏”，其中最早的是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的“投壶”戏，《史记·滑稽列传》就载有投壶盛况。“投壶”，顾名思义，即以矢投入壶中为胜，然所投之壶广腹细颈，内盛圆滑小豆，极富弹性，使所投之矢往往弹出。矢的形态为一头齐一头尖，光线越暗距离越远，则所用之矢越长。胜方罚输方饮酒时，并奏《狸首》乐。

魏晋时的文人雅士喜袭古风，整日饮酒宴乐，也产生了一种新的酒戏——“流觞曲水”，王羲之的《兰亭序》即描绘了当时的盛况。所谓“流觞曲水”，是选择一处有蜿蜒溪水的幽雅清静所在，集会之人按秩序安坐于潺潺流波之曲水边，为首者将盛满酒的杯子置于水中，于上游使其顺流而下，酒杯止于某人面前即取而饮之。若与会者为文人墨客，则多数要即兴赋诗吟哦，与今日的“击鼓传花”略有相似。

酒令传到唐代时，形式更加多样化，“唐人饮酒必为令为佐欢”，较盛行的为“藏钩”“射覆”等几种。“藏钩”也称“送钩”，据说是在汉武帝时发明的。汉武帝的钩弋夫人容貌秀美，但生下来就两手攥拳，从不伸开。汉武帝娶她回宫后，为其展开双手，此后才伸舒自如，因之号为“拳夫人”，又称“钩弋夫人”。据《三秦记》记载，当时的女人纷纷仿效钩弋夫人攥紧双拳的形态，人们称这种姿态为“藏钩”。到魏晋时期，“藏钩”发展为皇宫中宴请宾客之后的娱乐助兴节目，玩法为甲方将“钩”或藏于手中或匿于手外，握成拳状让乙方猜度，猜错罚酒，这好似现在的“猜有无”。“射覆”为戏同样历史久远，《汉书·东方朔传》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射”就是猜的意思，“覆”则为覆盖。游戏规则是先分队，也称“分曹”，其中一方将某器物置于覆盖物之下让对方猜测。唐代诗人李商隐精于此道，曾写诗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射覆”因可用占筮等法加以推测，很为一些研究易学的名家推崇，用以加深对易象的思考和启发。历史上有很多精通“射覆”的大家，如汉代的东方朔、三国时的管辂、晋代的郭璞、梁元帝萧绎、唐代的李淳风、宋代的邵雍等，都是有史记载的一流高手。

明清两朝的酒令已然蔚为大观，投壶猜枚，或联诗对句，或拆字测签，或猜拳行令，最为流行的当推“拧酒令儿”，即旋转不倒翁。先拧着它旋转，一待停下后，不倒翁的脸朝着谁就罚谁饮酒，粤人亦称之为“酒令公仔”，近代学者俞平伯先生则引《桐桥倚棹录》称其脱于“牙筹”，即一种象牙或骨、角制的计数酒筹，为算盘的雏形。

上面提到的多为文人或官宦宴中所行的酒令，即雅令。相对来说，在民间应用更广泛的酒令为通令，其形式、花样数不胜数，如掷骰令、指掌令、划拳令等，很多传至后世仍在酒局间长盛不衰。随着时代的发展，酒令也增添了更多现代气息，一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也创造了新的行令方式。可以说，只要酒宴常有，酒令也是不会消亡的。

☆历史上著名的酒宴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最著名的五大宴——满汉全席、孔府宴、全鸭宴、烧尾宴、文会宴，为其中的巅峰之作。正如俗谚所云，“无酒不成席”，宴会上除了对菜品有所要求外，对所饮用的酒类也有着近乎挑剔的筛选。在历史中，也有一些著名的酒局流传下来，却与酒菜无关，而是另具深意。一、隐之局。因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夜宴》之故，“韩熙载夜宴”成为那几年被谈及最多的古代酒局。韩熙载是五代时南唐宰相，为避免后主李煜的猜疑，仿效古人行迹，以享乐声色为韬光养晦之掩饰，每每广开夜宴，与宾客纵情欢饮。时人顾闳中曾作《韩熙载夜宴图》，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这幅长卷工细灵动，独出神韵，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此图原作已佚，今本为宋人临摹。二、哀之局。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大片土地落入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史称“衣冠渡江”。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苟安江南一角，难免心系故园，常于闲暇时到南京城外长江边的新亭宴饮，发思乡之慨。某次有人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么说，均面有愧色，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三、险之局。秦末起义时，项羽听说刘邦先占了关中，很不高兴，随后又听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更是大怒。在张良和项伯的斡旋下，项羽没有立即攻打刘邦，而是摆下了一桌酒席宴请刘邦，用以试探，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席间项羽虽没听范增之言立下杀手，然而暗藏的矛盾仍有可能随时激化，当时可谓“步步夺魄，时时惊心”，若没有樊哙等人相随，刘邦几为项伯所杀。四、夺之局。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赵匡胤害怕另有他人效法自己，取代其皇帝的位置，于是采纳赵普的建议，于一次宴饮中暗示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交出兵权。两人会意，第二日便递上奏章请求告老还乡。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等手握兵权的开国元勋见此情况，也心知肚明，便纷纷称病交出了兵权，后人称此事为“杯酒释兵权”。历史上开国元勋因遭统治者猜忌而悲惨收场，如此兔死狗烹的例子屡见不鲜，与之相较，赵匡胤只收权不要命，还算得上心存故人之情。五、寿之局。“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御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宴请对象是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气派与民间自是大不相同，不仅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的满汉全席，而且宴席上所有皇家的贡品酒水也都免费。这50年一遇的豪宴，成为歌功颂德的借口，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贴士：

“黄花闺女”哪里来的黄花

关键词：寿阳公主　梅花妆　花黄　螺子黛　啼妆　血晕妆　看杀卫玠　娘子军　服妖尚未出嫁的女孩一般叫做“黄花闺女”，这个称呼是如何得来的呢？传说中“黄花闺女”一词源于金陵，即今日江苏南京。

黄花闺女与公主

据传，南北朝刘宋时定都南京，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生得十分美貌。有一天她在宫里玩累了，便躺卧于宫殿檐下，当时正逢梅花盛开，一阵风过去，梅花片片飞落，有几瓣梅花恰巧落在她的额头上。梅花渍染，留下斑斑花痕，寿阳公主被衬得更加娇柔妩媚，宫女们见状都忍不住惊呼起来。从此，爱美的寿阳公主就常将梅花贴在前额，以此作为装扮。寿阳公主这种打扮其后被人称为“梅花妆”，传到民间后，许多富家大户的女儿及歌伎舞女都争着效仿。但梅花是有季节性开放的，不能于四季供人采摘，于是有人想出了法子，设法采集其他黄色的花粉制成粉料用以化妆，这种粉料便叫做“花黄”或“额花”。由于梅花妆的粉料是黄色的，加之采用这种妆饰的都是没出阁的女子，慢慢地“黄花闺女”一词便成了未婚少女的专有称谓了。另说因菊花能傲霜耐寒，常用来比喻人有节操，所以在闺女前面加上“黄花”二字，就说明这个女子还没有结婚，而能保持贞节。以上的说法均系民间传说。据考证，贴花黄之风俗并非始于刘宋时期，早于刘宋王朝的北朝民歌《木兰诗》中就有“对镜贴花黄”一句，诗中的花木兰是北魏一个普通民间女子，由此可见那时这种妆容已然很流行了。《刘裕像》　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铜山）人。南北朝刘宋王朝开国皇帝，420—422年在位，谥武帝，明人李贽誉其为“定乱代兴之君”。《十二花神图》　沈心海、黄山寿、潘振镛等于甲寅（1914年）作。立轴，纸本设色，174.5厘米×91.6厘米。寿阳公主因梅花妆之故，后被民间传为正月花神。

据史料载，花黄又称额黄、鹅黄、鸭黄、约黄等，是把金黄色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样，或是在额间涂上黄色。这种化妆方式起源于秦朝，于南北朝时开始流行。当时佛教盛行，爱美求新的女性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将额头涂成黄色，渐成风尚。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美女篇》“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中的约黄就是指额黄。到唐朝时，额黄更加盛行，如卢照邻诗，“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皮日休诗，“半垂金粉如何似，静婉临溪照额黄”；郑史诗，“最爱铅华薄薄妆，更兼衣着又鹅黄”。经过五代到宋代时，额黄还在流行，如宋彭汝励诗：“有女夭夭称细娘，珍珠落鬓面涂黄。”古时还时兴过由额黄发展而成的佛妆，宋人张芸叟《使辽录》中说：“胡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这种潮流并未大范围地在汉地流行，但却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宋人彭汝砺的《鄱阳集》中说，当时有个女人面色发黄，官吏见到以为得了瘴气病，没想到这个女人坦然地说，不过是“佛妆”而已，一众愕然。【唐】佚名《弈棋仕女图》　绢本设色，纵63厘米。吐鲁番阿斯塔纳187号墓出土，墓主张氏是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府的官员，曾被授予“上柱国”勋爵。图中仕女头饰额黄，为唐朝盛行一时的装扮。

据考证，历史上刘宋朝的寿阳公主就是会稽宣长公主，生于383年，卒于444年。关于她始创“梅花妆”的记载见于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十五·人日》引《杂五行书》所言：“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五代前蜀诗人牛峤《红蔷薇》“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即说的这个典故。由此可见，“梅花妆”在当时极为盛行。至今在敦煌壁画中，我们还可看到有在额上贴着四瓣或五瓣梅花形图案的人像。后代文人爱极了“寿阳公主梅花妆”这个故事里的意淫调调，诗词里不断重现当日情境，也产生了姜白石著名的《疏影》词里“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这样的佳句。

时过境迁，后人关于历史的猜测却永远没有止境。我们可以认为“梅花妆”与“花黄”并非同源的妆饰，也可以认为寿阳公主在“花黄”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成“梅花妆”。总之，若一再强调其所谓真实来源，若姜白石等人追根究底，也就不会出现那些意境优美、赏心悦目的作品了，这岂不大杀风景？

古人的妆容

女人爱美之心，古今一同。化妆是美容的一种方法，我国古代称为“香妆”“妆点”“妆饰”，其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18000多年的旧石器时代，周口店山顶洞人已会使用骨针缝制衣服，用成串贝壳、美丽的小石头等作装饰，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上还出现了妇女用红土涂脸等美容化妆的痕迹。

先秦时期，宫中妇女已开始用白粉敷面，用黛画眉了。黛是一种矿石，并不坚硬，脆软易染，在矿物学上属于“石墨”一类，其中品种最名贵的叫做“螺子黛”。在《楚辞》中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诗句，《韩非子》中也有“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的记载。此时，化妆品出现了粉黛、胭脂、眉墨、兰膏等品种。上文中提到的“螺子黛”出产于波斯国，制作精致。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无须研磨，只蘸水即可，因此螺子黛受到当时女性的喜爱。据《隋遗录》中载，隋炀帝杨广曾十分宠幸善画眉的吴越女子吴绛仙，封为崆峒夫人。杨广因征高丽、修运河致使国库空虚，于是给其他嫔妃改用便宜的“铜黛”，唯独给吴绛仙的依旧是每颗价值十金的“螺子黛”。

史书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纣王就喜欢把红花（中药）捣成汁，给宠妻爱妃染红脸蛋和红指甲。因燕国出产的红花汁质量最好，被称为“燕汁”“燕支”，这便是“胭脂”一词的起源，也是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胭脂品种。胭脂有“面脂”和“口脂”之分，是和妆粉配套的主要化妆品。关于“胭脂”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此行不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而且带回了大量的异域民族风物，其中就有胭脂。由这两种说法看来，胭脂应该始自匈奴，后来传到汉地。东汉时班固出使西域回来后说过：“匈奴名妻曰阏支，言其可爱如燕支也。”现在甘肃永昌县与山丹县之间，还有叫燕支山或焉支山的山脉。后来宋人高承所著《事物记原》中有“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之说，不难看出至秦代已有人用修画眉毛、涂搽腮红的方法来化妆了。

另据记载，在春秋时期，美女西施已懂得以水代镜来梳妆打扮，殷人已经开始用铜镜梳妆打扮。到了汉代，各种铜镜已成为妇女梳妆打扮的常用工具，汉代贵族妇女的奁（梳妆匣）中还装有假发、梳篦、毛刷和胭脂粉等化妆用具及用品。【清】乾隆时玛瑙琴式奁盒　以玛瑙为胎、古琴为形，精工而制成奁盒，立意高妙，雅趣典致。盒身双面皆有浮雕，为双鹊望梅、百子福寿之类，栩栩如生，盖上另镌有“乾隆年制”篆文四字。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日益提高。一些贵族妇女不仅喜欢涂脂搽粉，也标新立异地在额上、眉间、两颊画上或贴上各种花纹的图案，或将翠珠、金箔镂贴在脸上作“妆靥”，这种化妆在晚唐最为盛行。“妆靥”的盛行情况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可窥见一斑，刘禹锡写道“花面丫头十三四”，温庭筠也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诗句。发展至唐代，妇女美容化妆已十分普遍，更出现了红妆、催妆、晓妆、醉妆、泪妆、桃花妆、仙蛾妆、血晕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等名目繁多的妆容。泪妆又称啼妆，顾名思义是在脸上以胭脂勾勒出哭泣后的泪痕，以博得怜爱。据《后汉书》载，啼妆为东汉祸患最厉的外戚梁冀之妻孙寿所创。后来梁冀倒台，孙寿亦因此妆被人讥为“狐媚”。传说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也都是她的发明。血晕妆为唐时妇女的一种妆容，即在剃得精光的眉毛上下，用红紫色涂画三四横道，接着用手将之相连化开，看上去如同血晕，即便现在看来也是极为另类的。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记载：“长庆中……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

古人妆容中对唇的要求也很高，词牌名中即有“点绛唇”一例。时下有很多标新立异的女孩子将嘴唇画成黑色，其实唐朝的杨贵妃早就已经试过此种化妆方式了。时人曾有诗记录过这样的风尚，其中描述了当时长安女子流行在唇上涂黑油（称为“乌膏唇”），脸上抹白粉的化妆术。公元601年，高丽僧还把口红传到了日本。

从史料上能看出，唐朝是古中国最为繁荣富庶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衣食充足，物质生活的充裕让精神生活有了更大的发展余地，于是此时妇女的妆容得到很大发展，种类花样繁多。其实化妆本为私人之事，但在男权本位的封建社会，女子过于招摇一定会遭到排挤。同时唐朝妇女多向往标新立异，因此常出现古怪另类的妆容，这必然引起封建礼教卫护者的不满，一些朝廷官员对此公开提出了异议。在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唐会要》卷三十一中载，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有司奏：“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伏请敕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由此亦可见当时妆容之盛，已由个人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乃至需要政府部门出来调控的程度。

魏晋的病态审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员的选拔，主要依据当地的豪门大族或者名士对本乡士人的品评，按照品德和才干分为几个等级向朝廷举荐，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因此“人伦鉴识”之学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号称“知人”的名士，如乔玄、孔融、司马徽、刘邵等。他们认为高明之士必具有异操独行，而这种异操独行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容貌和言谈举止上，如魏人刘邵在《人物志·九征》中说：“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

所谓“象”也就是“征”，它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形体上：“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因此，那些擅长人伦鉴识的名士，都非常重视人物的“容止”，他们喜欢用玉树、珠玉、玉山、璧玉、脂粉等明显带有女性美特征的词比拟人物，这显然受到了相书的影响。《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就受到相书《玉管照神局》“欲知富贵聪明，须知眼如点漆，口如四字，唇似朱红，两角朝于天仓，定是公侯之位”说法的影响。由于品题者和被品题者都是当时的名士，因此这种“人伦鉴识”之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文人甚至产生了对女性阴柔之美的病态追求。魏晋南北朝笼冠大袖衫

此风始作俑者是三国魏尚书何晏，据《三国志》载：“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个何晏自恋异常，还有着“易装癖”。除了爱做女人打扮，当时的文人还有“熏香”的风尚，如《郭子》一书载陈骞女与韩寿私通：“骞以韩寿为掾，每会，闻寿有异香，是外国所贡，一着衣，历日不歇。骞计武帝唯赐己及贾充，他家理无此香；嫌寿与己女通，考问左右，婢具以实对，骞即以女妻寿。”一国之君竟然赐异香与其最器重的大臣，而其女又将其私赠情郎，可见“熏香”风尚在当时的贵族子弟中盛行的程度。这种风尚在《颜氏家训》中也有提及：“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可见当时社会风气的颓靡。

魏晋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强调特立独行的时期，加上何晏等的名人效应和相书的影响，这种病态审美观很快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继而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观，“男色”在整个魏晋时期受到异于其他时代的尊敬和礼遇。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裴子语林》亦云：“王仲祖有好仪形，每揽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又酷贫，帽败，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妪戏，乃得新帽。”自恋至此仍能得到时人的赞誉，当时世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可见一斑。《世说新语》甚至专设了“容止”一节，记载貌美的名人，如言嵇康行如“玉山”、潘安“美似璧玉”、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王戎眼若“岩下电”等。更能说明时人风尚的是所谓“看杀卫玠”的典故：卫玠“总角乘羊车入市，风神秀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因为“观之者倾都”，而卫玠又“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之‘看杀卫玠’”。【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宋人摹本）　反映了魏晋时期贵族男子穿着的时兴风格——头戴卷梁冠，身着宽服大袖的长袍。

凡事皆有两极，在整个社会对外在美的过分追求之下，对外在丑之人的厌恶自然更深。与潘岳同样文才飘逸的张载就因其相貌丑陋，而受到与潘岳截然相反的“礼遇”：潘岳回家载的是满车果品，而张载则拉回一车向他投来的瓦砾。更不幸的是左思，史传他“绝丑，亦复效（潘）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左思仿效潘岳出游，竟因为长得难看而被吐了满身满脸的口水，真是何苦来由。“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为人放浪形骸、行迹洒脱，但因其丑陋而被叱为“土木形骸”。同为饱学名士，只因相貌的差异，却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际遇，不禁令人惊异。

唐朝盛行的女易男装

与魏晋崇尚“女装”相反，唐朝时女子做男装打扮曾一度蔚然成风。在《木兰辞》中，花木兰是为了替父从军才女扮男装以期掩人耳目，唐朝女子则完全是出于追捧风尚而为之的。【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绢本设色，纵51.8厘米，横148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根据唐朝女易男装的风尚，很多专家猜测图中虢国夫人即着男装出游。

据《新唐书·五行志》载，在唐高宗与武则天举行的一次家宴中，他们的爱女太平公主即以一袭男装示人。她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还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饰物，并以赳赳男子的仪态歌舞至高宗面前。高宗、武后笑着对她说：“女子不能做武官，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打扮？”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扮男装这一做法的宽容。其实就是武则天自己，在小时候也曾做过男装打扮的。《新唐书·后妃传》还记载道，武宗妃子王氏善于歌舞，又曾助武宗获得帝位，是以深得君王的宠爱，武宗甚至一度要册封其为后，因其出身寒门且未有子嗣才作罢。王妃体长纤瘦，与武宗的身段相似，当武宗打猎时她便穿着男子的袍服陪同，两人并骑而行，人们常分不出来哪个是皇帝，哪个是妃子。另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的宫人“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即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可见这一风尚已在民间流传。

关于唐朝女子做男装打扮风行的原因，学界说法不一，而这种与2000多年封建礼制相悖的现象，的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如果从社会因素来看，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从高宗到玄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的参政，几乎给社会造成一个“女人国”的假象。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女性把持朝政的例子不在少数，但唯一改号称帝的却只有武氏一人，由此可见有唐一朝，女性的地位相较其他朝代为高。另外，李唐统治者具有胡人血统，性格粗犷开放，与礼仪法度相比更注重实力与武力，比如在夺取隋朝政权时，唐太宗的三女平阳公主就曾亲自组织过“娘子军”参战。另外唐朝人的物质条件较为充裕，在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女子更爱表现自己，更有武后以女身称帝，使妇女的主观意识增强，易突破常规，做出惊人之举。

其实女扮男装并非唐人首创，只是在唐朝更为兴盛。据说暴君夏桀的宠妃妹喜也爱做男人打扮，曾戴男人帽子。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做男子装扮，于是命媵妾侍婢穿男人衣服，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都城满目皆是男装女子，一时天下大乱，于是灵公不得不下令禁止民间女子穿着男服，唯独宫女照常是男子打扮。民间女子对灵公的做法不满，仍然喜穿男装，灵公大怒，下令凡见男装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剪断衣带，使其难堪。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女子不怕凌辱，照旧穿男装。齐相晏婴深知强迫改装行不通，便向灵公建议，若要禁令通行，最好先从宫内做起，如果宫中妇人都穿女子的服装，民间女子的男子打扮便不禁自绝了。灵公采纳了晏婴的建议，女子好男装的风潮果然过去了，其事载于《晏子春秋》。

唐朝之后，女扮男装开始被否定，礼教对妇女的压力再次加重起来。一般正史《五行志》中多设“服妖”一节，内容为对女扮男装的谴责。由宋祁、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成于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在记载了太平公主女扮男装的事情后，已然用“近服妖也”对其加以贬损了。

链接一：巾帼不让须眉——略谈几位古代女英雄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流行过一部革命电影，名为《红色娘子军》，故事讲的是贫农的女儿吴琼花为反抗地主南霸天而参加解放军，最后终于得报仇怨，据说吴琼花的形象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为原型塑造的。

那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奇女子们，常被称为“巾帼英雄”。古时候的贵族妇女在举行祭拜大典时，要戴一种用丝织品或发丝制成的头饰，上面缀有金珠玉翠，这种头巾式的头饰即称“巾帼”，其后成为女性的雅称。

据《尚书》记载，早在周朝时我国就有了“娘子军”。当时她们从事的一般是后勤工作——“采集果实以佐军食，且缝纫之事亦令为之”。战国时期的女兵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防守城池，二是运输辎重粮秣，即军需物资，这种制度一直从战国沿袭到秦代。《墨子·备穴》记载：“诸作备穴，五十人，男女各半。”此处“五十人”为一个单位，用来说明男女兵的比例，并非守城士兵仅50人。那时不仅一般平民百姓家的女子要服兵役，就连一些达官贵人家的闺秀也要编入军中，《史记·田单列传》中就记载了田单让自己的妻女也参军的故事：“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建筑用具），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史记》中还有女侦察兵的记载：“陈平乃库出女子二千入阳城东门。”窥探敌情竟用上2000名女兵的侦察队，其阵容可谓不小。

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作品、讲古平话中常会见到这类巾帼英雄，有薛家将中的樊梨花，更有杨家将中的满门英烈——大破天门阵、大名鼎鼎的穆桂英，老太君佘赛花，烧火丫头杨排风等，为刀光剑影的铁血战场注入了不少柔美之力。

纵观中国历史，真实存在的女英雄也不在少数，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商王武丁的元配夫人，从其墓中挖掘出的资料推断，她的名字应该是“好”，“妇”则是一种亲属的敬称。她还有另一个称号是“母辛”。商朝的武功以高宗武丁时代最盛，他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帝国疆域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甲骨文中记载，有一年夏天商朝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妇好从此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独立的小国。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妇好委以如此重职，可见妇好的能力之强及武丁对她的信任。除了妇好，武丁手下还有好几位女武将，有名字记载的还有一位妇妌，她的地位仅次于妇好，也曾多次率军征战，还兼理农业和内政，后被封在井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

号称“乐府双璧”之一的北朝民歌《木兰辞》，描写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经好莱坞拍成动画片后更是全球闻名。真正的花木兰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是西汉谯城（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东魏村人，魏氏女，生卒年不详，其父名应，乃汉初材官骑士。木兰秉承父志，自幼习武，尤工剑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大举入塞，杀掠甚众，文帝大征天下民众御敌，木兰父当往从军，而年老难行，弟弟尚且年幼，木兰悯其父老，便替父从征。木兰初为普通兵卒，既而为小校，后累功升为将军，守燕山南麓之曲逆。她驰骋沙场，断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单于不敌而退。木兰从军凡12年，战功赫赫，但人终不知她为女子。凯旋而还后，天子嘉奖她的功劳，封为尚书郎，花木兰不受，恳奏回家省亲。及至衣锦还乡，换上女装，人们才知道她原来是女子。木兰墓位于亳州城东魏村北，冢丘高大，苍松环护，乡人又为她立祠，每年四月初八为木兰生日致祭。唐朝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偕武则天泰山封禅还朝，路经亳州，朝拜亳州老君庙和木兰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追封木兰为“孝烈将军”。

吕母（？—18年）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她是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人，儿子吕育曾任县游徼，掌管一乡巡察缉捕。王莽新朝天凤元年（14年），吕育因没有按县宰吩咐去惩罚那些交不起捐税的百姓，以至于被县宰所杀。吕母满怀悲愤，发誓为儿子报仇。她把家产全部拿出来，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很快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演练兵马，等待时机。天凤四年（17年），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率领起义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海曲城，经过一番激战后活捉县宰，将其处死。从此吕母声名大振，远近贫苦农民纷纷投奔于她，不久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吕母起义”掀起了反抗王莽统治的星火，并很快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天凤五年（18年），吕母病故，其部卒大部分参加了赤眉军，其余分别投奔到青犊和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中。

冼夫人（约520—601年）是岭南俚族（百越的一支）杰出的政治领袖，周恩来总理曾称颂她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她出身于首领世家，“幼贤明，多筹略”，善于“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卓越不凡的领袖人物，在乡里很有威信，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进军岭南，遭到陈朝旧臣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抵抗，冼夫人获悉后立即派其孙冯魂前往迎接隋军，并以自己所辖八州归附隋朝，使隋军得以进至广州，最后完成岭南地区的统一，冼夫人也因此受封为谯国夫人。冼夫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具备称雄割据的条件，但她始终拥护封建朝廷，维护祖国统一，成为支持南朝梁、陈两代和隋与唐初稳定珠江流域政治局面的主要支柱。此外，由于梁朝采纳了冼夫人的建议，在海南岛俚人地区重新恢复了郡县制度，使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利于祖国统一和俚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冼夫人教子有方，后来她的孙子冯盎坚决不割据称王，并归附唐朝，对唐朝统一岭南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为了纪念她的丰功伟业、高风亮节，在两广的高、雷、化、钦、廉等州建造了很多庙宇，其中茂名、电白等地往往一县就有一二十处。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和嫡妻窦氏的第三个女儿，她是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李世民、李建成等人。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在唐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十四，谋略出众，是唐朝的大功臣。当李渊起兵的消息传来时，平阳公主就到处联络反隋义军。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以其超人的胆略才识，三个多月就招纳了四五支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军。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这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军，军纪非常严明。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都对她肃然起敬，在割据混战的各个势力中尤其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为“李娘子”，将她的军队称为“娘子军”，这便是“娘子军”一词的由来。平阳公主这时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李家的大本营山西，她驻守的地方为出入山西的咽喉，原名苇泽关，后也因之改名为“娘子关”。关于平阳公主的名字，《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无记载，而且长安之战后她的事迹在史籍中也宣告消失，直至武德六年（623年）才记下她以军礼下葬的死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由军队为女子举殡，仅此一例。

梁红玉（1102—1153年）是宋朝著名的抗金女英雄，丈夫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淮安北辰坊人，原籍安徽池州。梁红玉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她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军从杭州肆虐而归，韩世忠的部队已紧急出动，抢先占领京口一带的金山、焦山，专截金兀术的归路。当天宋军与金兀术开战，梁红玉临场指挥战斗，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百倍，把金兀术的军队困在黄天荡达48天之久。此战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8000名宋军对抗10万金军，名震华夏。黄天荡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越长江南侵。后来韩世忠联合岳飞、张俊，三路大军一同北伐，梁红玉专门训练出一支女兵队伍，屡立奇功。岳飞被害后，韩世忠愤然辞官，与梁红玉归隐杭州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红玉也相随而去，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秦良玉（1574—1648年），字贞素，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秦良玉自幼从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有智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秦良玉嫁给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后马千乘因开矿事得罪太监邱乘云，冤死云阳狱中。按土司之制夫死子袭、子幼则妻袭，秦良玉继任其职。她曾派出族人救援沈阳抗击后金，更曾亲率3000精兵北上，镇守山海关。清军入关南下，她坚持抗清，被南明隆武帝加封太子太保、忠贞侯，成为中国唯一登录正史将相列传（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明崇祯帝见过女将军后感慨万千，曾写下四首诗夸赞她的功绩，并御笔亲书赐给良玉，其中一首将之比做蜀国丞相诸葛亮，可谓极高的评价，其诗为：“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秦良玉的故事青史流传，后人也多有赞颂，其中以“鉴湖女侠”秋瑾的惺惺相惜之情最含真味，诗云：“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北京四川营胡同就是秦良玉当年北上勤王屯兵遗址。

冯婉贞，清咸丰年间人，北京谢庄人，祖籍山东，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了北京以后，到处杀人放火，抢夺财物，这种暴行很快扩大到郊区。冯婉贞与父亲带领京郊谢庄民众，于半路伏击侵略军，这一仗从清晨打到黄昏，英勇的谢庄青年打死侵略军100多人，剩下的敌人不得不丢下长枪大炮仓皇逃遁。此役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决心和勇气。傅抱石《竹林七贤图立轴》　此图为傅先生“金刚坡时期”佳作，款识：丙戌人日重庆金刚坡下，入川已八年矣。傅抱石画并记。翼公诲正。戊子六月傅抱石敬记。

生长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与男性在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甚至被看做男子的附属品，正统思想向其灌输的多为“贞操节烈”“贤淑温婉”之类，女子们也多以此为最高理想。然而在非常时刻，一些奇女子将女性固有的坚韧力量爆发出来，上阵提刀，指挥千军万马，为理想与抱负驰骋在刀光剑影的疆场，丝毫不逊色于男儿，令人心生钦佩。正如近代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诗中所言：“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链接二：竹林七贤

他们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七人本身在政治取向上也有明显分歧，导致最后分崩离析。嵇康、阮籍、刘伶等曾仕魏，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而被杀。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籍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另据史料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此事遂作罢。由此可见阮籍虽然入仕，却只“身在曹营心在汉”。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左右逢源，未失其位。

在文学创作上，七贤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达了诗人在政治压迫下的苦闷情绪。在得知山涛归附司马氏后，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颇负盛名，为千古流传的名篇。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著名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五卷，现已逸。

虽然七人的思想体系略有不同，但均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家，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早期的七贤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集在竹林喝酒纵歌，高谈阔议，其多数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东汉末年由于朝政腐败不堪，一些士大夫等人放言高论时政得失，时人称之“清议”。然而这种清议遭到宦官的干涉，并且不计其数的读书人遭杀害了，是谓“党锢之祸”。这种类似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使得士大夫中间不少人心灰意冷，对儒学开始失望后，思想学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不少文人士大夫公然反对此一虚伪的礼教措施，“竹林七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产生的。虽然初期“竹林七贤”只选择了清谈作为对统治阶层不满的反抗，加之他们推崇的黄老玄学重视清静无为，因此并未对司马氏的统治基础造成什么实质性打击，然而“竹林七贤”的精髓作为“魏晋风骨”之代表流传下来，不阿谀、不攀附、追求独立精神，成为后世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难道古代也有婚姻介绍所

关键词：媒妁之言　掌媒　官媒　私媒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剩女”赫然在列。“剩女”在今天已不新鲜，各式各样的婚恋节目、婚恋网站便主要因这一族群应运而生，如今已是甚嚣尘上。剩女们多数属于高学历、高收入，择偶标准高，而多数是高不成低又不就，致使“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尴尬情境一再重演，这更多还是要归于主观原因。在中国的古代，人的婚姻是难以自主的，无论平民儿女还是官宦子弟，其终身大事都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然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有违伦常。这里的“媒妁”就是媒人，古时不但民间有以此为职业者，还设有专门的官方机构即“官媒”，可以看做官办的婚姻介绍所。

与父母同样重要的媒人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有“无媒不成婚”之说。《诗经·卫风·氓》中写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意思是说“不是我故意拖延，而是你没有找到好媒人”，可见媒人说合在当时是婚姻的必经程序之一；《战国策·齐策》中也说“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唐朝的法律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可见“媒妁之言”是当时婚姻的基础条件。古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适婚的男女无法相见，而父母们为自高身价又不能太主动，媒人的现实意义因此彰显出来。古时婚礼的六个必经程序“六礼”中，没有一个离得了媒人的。非但如此，媒妁制度还是封建统治中“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中有“自媒之女，丑而无信”，大大地贬斥了不用媒人自由恋爱的女子。更令人咋舌的是，《春秋榖梁传》中说：“鲁桓会于嬴，成婚于齐，不由媒介自成其婚，史家遂以非礼贬之。”一国之君因成婚不用媒人，竟然被后人点名批评，可见成婚用媒已上升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用媒则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自为媒则违反伦理人常，无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河北民间剪纸《说媒》

所谓媒，指谋合二姓之人；妁，指斟酌二姓之人。也有说法称男的婚姻介绍人为媒，女的婚姻介绍人为妁。《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可见媒妁主要由妇女担任，因此媒妁又俗称媒婆，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职业。虽然媒妁制度及媒人极为重要，但媒人却与“盗、窃、娼”等一同被列入“下九流”的行当，很难在正史中找到踪迹。不过从一些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小说家言中，却常能寻到她们的影子，这也成为了解古代媒人群体和媒妁制度的重要途径，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的重要作品“三言”（《醒世恒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中便多有提及。古代迎娶新人时的花轿仪仗

最早的公务员——媒官

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王朝都设有官方指定的婚姻介绍机构，由他们来管理、协调平民百姓的婚姻，这类媒人也被称作官媒。《红楼梦》中多次提及官媒，如第七十七回“有官媒来求说探春”，第七十一、七十二回也有官媒的身影出现，可见其当时之盛行。官媒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当时的媒官被称为“媒氏”，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颇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判”即婚姻，“掌万民之判”也就是掌管百姓婚姻之事，这可看做媒官的述职报告。该篇文字中还提到，全国未婚男女的花名册统统掌握在这种“媒氏”手中，他们定婚律、制婚龄、安排婚嫁时令、处理婚恋纠纷，甚至还可以对不守婚嫁时令者予以处罚，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媒氏”机构进一步扩大。《管子·入国》篇载：“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此之谓合独。”当时“掌媒”这个官方机构，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嫁娶，还为鳏寡重新组织家庭，并给他们分配田宅。《史记》以至于《二十四史》虽有“职官志”，却对媒官没有专门的记载，因为秦以后不再设立正式媒官，倒是一些人物志里媒官屡有出现，称呼也保持不变，一般指那些在衙门中执行命婚判决的女卒。在《三国志》中，就提到“为设媒官，始知嫁娶”。《晋书·武帝纪》载，女子凡年满17岁，其父母尚未给她选择婆家的，一律交官媒，由“媒官”配给丈夫。到了元明时期，官媒则是指在衙门中登记认可的媒婆，其身份同衙役一样，主要是管女犯人的婚配，或者婚姻发生纠纷，在堂上发落婚配，都要找官媒解决。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四回，兰仙自尽之后，庄大老爷便把负责看守的官媒打了500大板，可见彼时官媒已具有了另一重公职——看守。据相关史料记载，清朝曾将大批罪犯流放到西北边疆，为解决这些人的婚姻，特地“立媒官两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指配，不得私相嫁娶”，这也能看出其本职的重要性。《光绪皇帝大婚图》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有对“官媒”另一身份及其收入的表述：石县令在任期间，由于官仓失火烧损粮食而被软禁在府衙，忧郁成病，数日而死，留下女儿和养娘二人，要由李牙婆卖掉补偿官亏。曾受过石县令恩惠的贾昌按价赎回二人，又给了李牙婆五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之李牙婆自己谎报金额落下的五两，只这一单就有十两的收入。据《明史》所载，当时七品知县一年的正当俸禄（基本工资）只是45两白银，可见媒婆其收入不菲，民间俗话就有“说好一门亲，好穿一身新”的说法。上文中李牙婆本是古时买卖妇女的贩子，书中交代这个李牙婆其实也是官媒，她为官府做官卖奴婢的中介，从中收取酬金，这在官媒中也是常见的。

官媒除了为官府做各类相关事务外，也给本地私人的婚嫁做婚姻中介。“三言”中的官媒毕竟只反映元明时的状况，陈顾远先生所撰《中国婚姻史》中则介绍了清代官媒的情况，大抵与元明时代相仿：“清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交充官役之妇人执行，称曰官媒；同时各地方官鉴于管辖区内制贫女婢女婚嫁为难，由官代为媒妁，杀礼以成其婚，亦曰官媒。”

民间的说合者——私媒

官媒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平民百姓在嫁娶中更多的是延请私媒。私媒一般不是职业为媒者，她们大都边从事其他营生，边为他人做媒担保赚取佣金。私媒从事的职业，多是能够有机会了解各家情况的，谁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她们都了如指掌，这种类型的媒婆在“三言”中比较常见。如《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书中这样介绍她：“（王婆）唤做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王婆既替人接生，又帮别人做针线，同时还会治病，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各家的女眷，接生这一职业也使她知道各家小孩的生辰，便于她做媒的需要。像《醒世恒言》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陆婆、《喻世名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都是此类人物。

当然民间也有职业的私媒，而且西周时就已出现。在《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描述了两个媒婆形象：“只见两个妇女，吃得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道：‘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这两个媒婆虽然没有大段描写，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告知，但作者闲中着色地将其呈现到看官眼前。首先，媒人吃得“面红颊赤”，可见是刚从某家吃酒回来，另外两位媒婆手里还提着东西，显然也是有求于她们的人家所送，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两个专职媒婆既吃且拿，可谓油水丰厚。“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这是评剧《花为媒》中两个媒婆唱的戏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男男女女，要成婚就离不开媒人。虽然媒人们自称信奉碧霞元君和观音菩萨，不做瞒天欺地、损阴害德的事情，但从民间其他一些谚语中也可以看到，古时媒人多数是没受过教育、没有正当职业的妇女所从事，她们中很多人为了那一份佣金的私利，不惜夸大其词，甚至颠倒黑白，因而在公众舆论中口碑很差，如俗谚说“媒人口，无量斗”，“十个媒人九个说”，等等。因此，“媒人”这个原本与喜庆相连的重要行当，才被列入三教九流的“下九流”中，为世人所厌。碧霞元君铜像　碧霞元君全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传说是泰山山神之女，掌管农耕、经商、旅行、婚姻，能治病救人，尤能使妇女生子、保儿童无恙。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为祭祀日，北方民众信仰极盛。

链接一：三书六礼话婚姻

婚姻从古至今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古时结婚礼仪讲究颇多，有“三书六礼”之说。“三书”是奉行“六礼”应具备的文书，也是古时保障婚姻有效的文字材料，有点类似今日的结婚证书，分别为聘书、礼书和迎亲书。

聘书指“定亲之书”，是男女双方正式缔结的婚约，纳吉（过文定）时用；礼书即“过礼之书”，是礼物清单，当中详列礼物种类及数量，纳徵（过大礼）时用；迎亲书即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

所谓“六礼”则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早在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名目和内容则有更动。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曾命刘歆制婚仪。汉朝以后至南北朝，皇太子成婚无亲迎礼。而从东汉至东晋更是因社会动荡，顾不得六礼，仅行拜时（拜公婆）之礼，连合卺仪式也省略掉了。直到隋唐，皇太子才恢复行亲迎礼，帝室成婚也重新依照六礼行事。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烦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徵。《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余三礼，遂成为明代的定制。清代仅重纳采、亲迎二礼，中间加女家铺房一礼。据清代《通礼》载，汉官七品以上才实行议婚、纳采、纳币、请期、请迎五礼。清末时局动荡，社会巨变，六礼也就逐渐衰落无存了。“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纳采时男方的礼物只用雁。其实除了纳徵礼（下聘）以外，其余五礼均需男方使者执雁为礼送予女方，因为雁是候鸟，随气候变化南北迁徙并有定时，且配偶固定，一只亡，另一只不再择偶。古人认为，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配偶固定合乎义礼，婚姻以雁为礼，象征一对男女的阴阳和顺，也象征婚姻的忠贞专一。后来因雁不易捕猎，便改用木刻的雁代之，到近代则用鹅、鸭、鸡三种活禽代替行奠雁礼，以定婚姻的和顺。这种用雁之礼又称“奠雁礼”，在韩国、朝鲜等国至今仍在模仿袭用。“问名”是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帖后，卜吉合八字。问名的目的在于防止近亲婚姻，以及占卜其婚姻是否适宜，亦即“夹八字”。古代绘画中女方接受男方的提亲。“纳吉”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宋代民间多以合婚的形式卜吉订婚；到了明代则以媒氏通书、合婚取而代之；至清代，“纳吉”已融于问名和合婚过程中；民国时期，无纳吉仪，只有简单的卜吉习仪，多将女方庚帖放置于灶神前，如三日内无异事发生，则认为顺利，拿男女庚帖去合婚，庚帖上一般写有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就是俗称的“八字帖”。“纳徵”亦称纳征或纳成、纳币，为六礼中第四礼，即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徵者，纳聘财也。徵，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徵礼，这也是六礼流程中唯一一个不用雁的环节。周朝聘礼“凡嫁女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士大夫以玄束帛，天子加以毂圭，诸侯加以大璋”。帛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圭和璋都是一种玉器，古时称生子即为“弄璋之喜”。币，意为彩色的丝，后世所谓的“彩礼”就源于这个典故。周制婚礼的聘礼取其象征意义，不像后世那样看重经济价值。先秦的彩礼很简单，士大夫仅用五两彩丝加上两张鹿皮即可。隋唐聘礼固定为九种，即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等，各项物品皆有祝福夫妻爱情永固的意义。但到了后世，彩礼就要实际多了，还包括饰物、绸缎、牲畜或现金等物，聘礼开始不再有具体的规定，成了家势家世地位的比拼。至此，周礼取聘礼的象征意义，一变成为取义取利兼得的手段，而往往后者反要重于前者，失去了“礼”的本意。【西汉】窦绾墓中的青铜合卺杯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墓，应该是二人的信物。明人胡应麟《甲乙剩言》中提到“合卺玉杯”时说：“形制奇特，以两杯对峙……凤立于蹲兽之上。”此杯造型完全吻合当时的规制。“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即选定良辰吉日，为六礼中第五礼，一般为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者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至清代，请期多称通信，即男家用红笺将过礼日、迎娶日等有关事项一一写明，由媒人或亲自送到女家，并与女家商议婚礼事宜。“亲迎”又称迎亲，为六礼中最后一礼，指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伣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历代沿袭，为婚礼仪式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需披红戴花，乘马或坐轿到女家，由傧相引领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则加双花披红作交文。迎新妇出门上车后，准夫婿需先亲驾车并“御轮三周”，也即让车轮转三圈，据清朝王夫之说，“轮三周”的距离约为五丈六尺四寸。最后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被裹抱至轿内，轿起则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候。

六礼之外，古时还有“安床”和“搬嫁妆”的程序。在婚礼前数天的吉日，由好命婆将新床在有利于新人的吉位安放，然后铺上龙凤被，并撒上红绿豆、莲子、红枣、桂圆、核桃等喜果。安床后新人便不可睡新床，孕妇、戴孝者及有月事之女性更不可入内。此外，安床后要请生肖属龙的孩童在床上翻转，俗称翻床、翻铺，为早生贵子的象征，并于晚间祭拜“床母”。安床后不能安房，亦忌单人独睡，所以大喜之前，准新郎睡觉时，需由一少男陪伴。“安床日”起至“亲迎”前，嫁娶之家通常会剪贴红双喜字，中堂、门上要贴，棉被、枕头上也要绣“喜”，以兆吉祥，古称“压床”，有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之意。

婚礼前一天，男方要去女方家“搬嫁妆”。女方将嫁妆陈列在庭院中，让人观赏。发妆前，男方要送一笔礼金给女方父母，发妆开始先后有序，要先马桶再被褥。搬妆队伍以鞭炮送行，富裕之家搬妆队伍绵延一里多长，以显阔气。嫁妆进入男方大门前，要放鞭炮迎接，请夫妇双全、子孙满堂或家境富裕的“福气婆”来铺床，以求吉利。

举行婚礼前最重要的仪式是“上阁”及“上头”。“上阁”是准新娘出嫁前一段时间留在家中一角，通常是闺房或阁楼之内，并由一班闺中密友陪伴。此刻要暂时摆脱平日的生活习惯，作好心理准备，以求日后能适应男家陌生的生活环境。新娘直至出嫁当日才被允许离开阁楼，因此俗称姑娘出嫁为“出阁”。现代人亦有类似“上阁”的活动，新娘于婚礼前一晚邀请姐妹、密友在女家留宿整晚互诉心事，为第二天踏上人生另一阶段作好准备。虽然偶尔也有姐妹们情绪激动落泪的情况，但这眼泪却并非一味苦涩，而是有着种种复杂的情绪，就如同上花轿前的那几滴“离娘泪”一般，既有对闺阁生活的眷恋，也自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链接二：古代的政治婚姻

现在的人常说：人际关系是成功必需的法宝。国人讲人际关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集体利益的树冠往往是宗族血亲，正所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民间有“是亲三分向”之说，古代官僚若身居高位，大多会培养宗族亲信，以建立巩固自身权利的集团。这种思维反映在各利益组织的冲突与交融中，常会出现“政治婚姻”之事，因为一旦联姻，本不相干的个体或集团便具有了亲缘关系，强强联手使之成为利益争夺的共同体。众所周知，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虽为小说，但关于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描写，却大多本自真实，其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政治婚姻的产物。历史上这类事情屡见不鲜，汉人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和亲”也为此类。

☆秦晋之好“秦晋之好”现已成为结婚的代名词，这个典故来源于《左传》，其实原本是一桩不折不扣的政治婚姻。

春秋时期，秦穆公为求称霸，巴结当时国力雄厚的晋国，向晋献公求婚，晋献公便把长女伯姬嫁给了他。后晋献公老迈昏庸，因爱新宠骊姬，便杀死太子申生而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于是，他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为恐殃及池鱼，分别逃往他国避难。

夷吾辗转至秦国，许以晋国黄河以西之地，秦穆公遂助其做了国君，史称晋惠公。但其后夷吾不但对割地之事反悔，秦国受灾向其求粮（此前晋国受灾，秦曾赠给大批粮食）时他也予以拒绝。秦穆公大怒，渡过灾年后便发兵攻晋，虏获了晋惠公。虽然在伯姬以死相胁下秦穆公没有杀掉晋献公夷吾，但还是把夷吾的儿子公子圉扣为人质，此事才罢休。

其后秦穆公为了笼络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他。这本是一件亲上加亲的事，按理关系应该是很稳固的了。然而，当公子圉听说自己的父亲病重，害怕国君的位置会传给别人，便抛下妻子偷偷跑回晋国。第二年夷吾一死，公子圉就做了晋国君主，称晋怀公。也许自觉做了欺心的勾当，他从此跟秦国不相往来。

没想到公子圉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夷吾，秦穆公震怒，立即决定要推举重耳当上晋国国君，便把流亡楚国的重耳接过来，再次把女儿怀嬴改嫁给他。

此时秦穆公与晋国的关系可谓微妙至极，他既是夷吾和重耳二人的姐夫，又是夷吾之子公子圉的岳父，还是妻舅重耳的岳父。在此，婚姻与感情毫无关联，赤裸裸地成为政治游戏。最后，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驱逐晋怀公，成为“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婚姻都是在利益驱使下进行的，即便有违伦常也在所不惜。

☆刘备与孙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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