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空村：农村留守儿童、妇女与老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强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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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空村：农村留守儿童、妇女与老人试读：

摘要

近二十年来，我国农村有许多青壮年劳动力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转移到城市打工。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将子女、妻子及父母留在农村。这些留守农村的人群，我们分别称之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3万，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总数；有农村留守妇女4700万，相当于韩国的人口总数；有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相当于阿根廷的人口总数。全国留守人群总量达到1.4亿人，相当于俄罗斯的[1]人口总数。

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不仅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劳动格局，而且造成一系列社会角色的转化，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儿童缺少了父母的关爱，易变得孤僻内向，健康状况变差，受到伤害或被其他儿童欺负，学习成绩下降、辍学，最终误入歧途或犯罪；妻子没了丈夫的支持，需独自一人承担起照顾老人、培养子女、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独自支撑整个留守家庭已十分艰难，同时还要忍受一定的孤独与寂寞，遭受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摧残，实属不易、不幸；老人独自生活，缺乏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同时还要照顾留守的孙辈，负担更重，日子愈发艰难。由此可见，如此大量的留守人群，均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较大的隐患。鉴于此，研究农村留守人群问题，分析青壮年外出打工对留守人群的影响，能够帮助我们更为理性、清晰地看到青壮年打工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以解决农村留守人群问题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书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出发，根据中国农村的特征，借鉴已有的文献，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CHFLS）等的微观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围绕青壮年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人群的影响，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在数据不可获得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以期为政策的制定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实证和经验的支持。本书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

儿童的健康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快慢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密切关系到其成年后的健康状况、经济收入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儿童的成长需要父母亲切的呵护和温馨的陪伴，需要家庭的温暖和疼爱。但留守儿童的父母为了谋求生计、为了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了子女的教育发展却需常年在外务工，这势必使得留守儿童在生活上得不到一般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疼爱与照顾，同时在精神、思想、价值观上亦不能获得父母较好的牵引和指导。缺少了父母的教育和关爱，留守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所遭受的伤害与摧残日益成为我国近年来一个较为突出甚至尖锐的社会问题。

本书第2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来估计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况所造成的影响。该章的估计结果显示，仅母亲外出及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其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较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分别增加2.76%和3.82%，其增加幅度分别为52%和71%。但仅父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健康造成的影响却并不显著。留守儿童这一不利处境警醒我们，我国政府应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减小父母外出给留守儿童健康带来的影响。

二、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目前，留守儿童的教育匮乏已不仅是儿童的个人发展问题或简单的家庭问题，其对社会良好稳步的发展而言亦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农村较高的辍学率将严重地阻碍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将农村儿童辍学的问题放在城乡二元经济语境下进行讨论，那么留守儿童辍学问题必将成为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化进程的一个棘手的公共问题。

本书第3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母亲外出务工会使得儿童辍学的概率显著增加13.40%，但父亲外出务工和父母均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辍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母亲外出对于留守儿童辍学的影响在各个年龄段有显著差异：母亲外出会使得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辍学的概率显著增加6.18%；在初中阶段，母亲外出所造成的影响增加到25.2%；而高中阶段，该影响增加到31.2%。

三、通过经典案例分析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尤其是留守女童的安全和农村校车安全问题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事故包括留守儿童溺水死亡、留守女童遭遇性侵、农村校车事故，等等。由于目前缺乏调查统计数据，实证地研究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面临着一定的困难——我们无法通过实证模型估计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安全的影响。本书第4章通过总结我国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事故案例，尤其是关于留守女童遭受性侵和农村校车事故中留守儿童伤亡数量等的相关报道，来分析留守儿童面临的诸多人身安全问题，以期引起社会公众对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重视。

四、通过经典案例分析留守儿童犯罪问题

留守儿童在受到伤害的同时，也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甚至实行犯罪。第5章主要分析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由于目前缺乏农村儿童犯罪方面的调查统计数据，我们主要通过分析互联网等各种媒体所报道的案例来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现象，总结其犯罪规律和特征。留守儿童犯罪的特征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留守儿童辍学与日后犯罪的相关度较高。据新华网报道，辍学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我国在2000年开始施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客观上使得儿童上学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了部分农村儿童辍学。马克·吐温说：“你每关闭一所学校，你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这足以说明教育对一个人乃至对整个社会的重要性。留守儿童辍学以后走入歧途的案例值得我们反思：在农村开展的“撤点并校”政策是否合理可行。

五、考虑留守妇女可能自我选择留守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丈夫外出对于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状况造成的影响“妇女能顶半边天”，而留守妇女顶起的可能就是整片天，成为全家的支撑力量。丈夫外出打工后，照顾老小的责任和开展农业生产的重担毋庸置疑地落到了留守妇女的肩上，这无疑会对她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因而本书第6章着手研究并估计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然而识别量化此影响，却较为困难。第一，女性选择是否留守很可能与个人不可观测的特征相关；第二，个人收入与健康之间相互影响，很难区分出收入对于健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常常被学者称为“内生性问题”，如果不解决该内生性问题将会导致估计有偏。文献中解决内生性问题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工具变量。第6章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发现，在其他情况均相同的条件下，留守妇女生病或患有慢性病的概率将显著增加30%，且非常稳健。因此，我们的结论将从农村妇女健康的角度揭示出我国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解决农村家庭两地分居的问题。

六、考虑样本选择（sample selection）问题，研究丈夫外出对于留守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

本书第7章研究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生殖健康造成的影响，其影响方面大致包括生殖健康受损、遭受性骚扰、感染性病等。利用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CHFLS）数据，我们发现留守妇女与丈夫上一次过性生活的时间超过1年的概率显著地增加8.78%，在一周内有性生活的概率与非留守妇女相比而言降低了33.60%。同时，留守妇女想到“性”的概率显著地低于非留守妇女，在自慰行为方面与非留守妇女没有显著差别。无论是否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留守妇女在受到语言上及身体上的性骚扰方面与非留守妇女没有显著的差别；不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留守妇女患衣原体感染的概率与非留守妇女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患有滴虫感染的概率却显著地高于非留守妇女，约5%；使用尿样化验结果作为客观的性病衡量指标并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留守妇女相对于非留守妇女在感染性病方面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差别。本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社会公众关心留守妇女这一弱势群体，促进两性平等及女性的健康和发展。

七、从文献综述视角研究留守老人面临的问题

本书第8章从文献综述的视角研究子女外出对留守老人的影响。该影响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居住方式、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劳动供给和精神慰藉。由于目前缺乏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留守老人所受到的影响存在困难。已有的研究文献多以统计性描述为主，回归分析相对较少，且回归分析中鲜有文献谨慎地处理了子女外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由此可见，我们距离揭示子女外出对留守老人的真实影响这一目标还有很远的路程。

[1]世界上只有7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超过1.4亿，分别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俄罗斯。

总序　开创经济学“民族分工”新视野

世界大学史，千余年矣；中国大学史，百余年矣，中国的民族大学史，六十余年矣。足见中国的大学幼稚，足见中国的民族大学幼稚。而眼下中国的大学，办有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犹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2003年12月，可谓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所以我说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九龄童”出经济学文库，不无遭遇不屑甚至讥诮之虞。何以见得？话得从1895年说起。甲午中日一战，清廷惨败，识者以为盖在科学技术落后，一时间，维新变法思潮高涨，兴西学以育人呼声四起，中国的新式大学由是诞生。有趣的是，“洋务派”兴学具有强烈的实业目的，是谓实业救国；“维新派”兴学具有强烈的改良思想，是谓改革救亡。——虽然他们都是基于甲午的危机认知，都是基于“科教兴国”的长远追求。而经济学呢？撇开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不说，自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以降，经济学即分别沿着形式化的和制度化的两条路径演进。一前一后，影响至深至远，循此脉络，人们当不难理解今日中国大学何以会有经济学的“分野”：除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杯葛，还有主流经济学与草根经济学、官房经济学与民生经济学、资方经济学与劳工经济学等的对峙。至于中国民族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就更不足为人道了，那潜意思就是说，你民族大学还办什么经济学专业呀？

想想也不无缘由。实事求是地讲，五千年农耕文明早熟，滋养了“华夏中心”；两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了“等级名分”。因此，国人之骄傲和自豪，每每张扬在踞守“第一”维护“第一”上；实在不济，也要来一个“原本我们”怎么样、“先前我们”怎么样，所谓“中体西用”“中源西流”是也。应该承认，这不仅是现代中国前进的文化传统障碍，而且也是中国的大学尤其是中国的民族高校及其学科建设面临的一个文化传统障碍。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当初的北洋大学，或许就不可能有日后的马寅初。我们也不妨设想，若没有今天中国的民族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能否有今后中国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当然，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的民族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还很幼稚；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不都还很幼稚吗？所以，中国的民族大学，是可以办经济学专业的，也是一定能够办好的。这不是勇气问题，也不是信念问题，更不是能耐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现实的需要问题。“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相较各种各样的“中心”“名分”“等级”，中国的民族高校，或许更应该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专业教学本身。

举例说来，就经济学而言，作为五十六个民族“和合偕习”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振兴必得建基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只有经由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我们才能建立起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以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发展。但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发展，并不是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行政安排能够做得成的，它必须通过更为基本的、全面的、市场化的“民族分工”来实现。在我看来，在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绝无可能“去民族化”。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经济、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绝对离不开有效的“民族分工”。也许你可以不在乎这个“民族分工”，但如此一来，你也不得不为你的抉择支付代价。现代经济学也许可以较好地解释社会分工、自然分工、国际分工、区域分工、产业分工、技术分工，但什么是“民族分工”，以目下的现代经济学，恐怕还不好解释。所以我也同时认为，在研究一般经济学原理和一般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研究“民族分工”，或将是中国的民族高校经济学科的特色和优势之所在。当然，中国的民族高校的经济学科也会重视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当不言自明。

经济学是舶来品，中国大学的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教学，也有一个“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问题。而在中国的民族高校，经济学的“三化”就更显艰巨、具体和迫切。作为教学和科研的结晶，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华风”经济学系列文库，是专注于经济学“三化”的成果之一，所以可喜；是不懈于一般经济学的成果之一，所以可贺；是致力于“民族分工”的成果之一，所以可嘉。“寻宇文，初习华风”。（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华风，是中华民族的风华，自然而然内在“民族特色”。“稍近华风，遂脱瘴死。”（苏辙《移岳州谢状》）华风，是经济学人好作品，学术文采都站在前沿。“华风濡染变狉獉，光气将开色色新。”（赵翼《经临途次杂纪以诗》之三）华风，是经济学院“学术立院”圭臬、“服务社会、培养人才、传承文化”宗旨的彰显。不欲扬名立万于经济学江湖，旨在为经济学殿堂添砖加瓦。“华风”文库的问世，还仅是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一个起点，我们有理由期待着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在“民族分工”领域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周兴维识于西蜀凤栖山莲溪山庄2012年6月16日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内容与意义

1.1.1　背景

最近二十年来，我国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更好的谋生或工作机会转移到城市打工。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将子女、妻子及父母留在农村。这些留守农村的人群，我们分别称之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新闻报道中，我们还将以上人群称为“386199”部队，其中“38”代表着妇女，“61”代表着儿童，“99”代表着老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3万，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总数；我国有农村留守妇女4700万，相当于韩国的人口总数；有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相当于阿根廷的[1]人口总数。全国留守人群总量达到1.4亿人，相当于俄罗斯的人口总数。

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格局。儿童面临着“亲情饥渴”的问题，这将极大地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埋下人格扭曲的隐患，最终导致部分青少儿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实行犯罪。“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一顺口溜形象且深刻地反映了许多农村留守儿童较为糟糕的生活状况。农村留得住孩子，却守不住希望，城市留得住劳动力，却留不住人心。有一则新闻报道从侧面说明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亲情缺乏，精神缺失”的问题，一位留守儿童给在长沙打工的母亲频发“死亡短信”，短信中这样说道：“我和弟弟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你跟爸爸，没人跟我们说话，不知道找谁撒娇，在学校受了委屈也不知道说给谁听……我们哭了你们不知道，笑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总是说你们很忙很忙，只有跟你们说我们死了，才会引起你们的注意。”留守儿童常常有一个与普通儿童不一样的“别样童年”：“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笑，一个人哭。”“一捆家书同枕宿，抱抱读读，魂系山村妇。黑夜梦迎千百度，远天望尽东南路。花谢花开寒与暑，高卷窗帘，对月遥相顾。春种秋收农事复，相思更比耕田苦。”左河水《蝶恋花·农民工之妻》一词，以词的创作手法，形象表达了我国留守妇女因丈夫在外打工所受的心理、生理上的双重困苦。“悔教夫婿觅封侯”亦是如此。新华网和人民网均报道，农村留守妇女长期性压抑现象普遍。调查中发现，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压抑。而留守妇女也可能要承担起丈夫留下来的那份农活。大量生活的负担集中压在其一个人身上，夙夜劳苦，不堪重负。所以我们说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可能受到丈夫外出打工的影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子女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就只有老人，他们那原本已逐渐衰老的身体，却要继续承受超负荷的劳作，有时候还要照顾孙辈的学习与生活。传统的“养儿防老”理念得不到实现，相反却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老人独自生活，不仅缺乏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而且还要照顾留守孙儿。因此我们说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都可能受到子女外出打工的影响。

如此大量的留守人群，均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挑战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较大的隐患。研究农村留守人群问题，分析青壮年外出打工对留守人群的影响，能帮助我们更为理性、清晰、深刻地认识青壮年外出打工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解决农村留守人群问题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农村留守人群面临的突出问题受到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农村留守人群所面临的挑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图1-1报告了自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留守儿童”为篇名和主题，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关于留守儿童的文献数量。我们可以从图1-1中看出，我国近年来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在2001-2005年，关于留守儿童的文献很少，经过约5年的发酵期，留守儿童方面的文献在2006年开始出现井喷式的增长。到2009年，留守儿童方面的文献数量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只是增长幅度相对变缓。图1-1　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文献数量统计

图1-2报告了自2000年1月1日始至2013年12月31日止，以“留守妇女”为篇名和主题，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关于留守妇女的文献数量。同关于留守儿童的文献一样，关于留守妇女的文献数量也经历了发酵期、井喷期和缓慢增长期，且时间变化点也与前者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说学界对留守儿童与留守妇女的关注几乎是同步的。但从绝对数量上看，关于留守妇女的文献在数量上远不及关于留守儿童的，仅为其1/10左右。图1-2　关于留守妇女的研究文献数量统计

图1-3报告了自2000年1月1日始至2013年12月31日止，以“留守老人”为篇名和主题，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关于留守老人的文献数量。从图1-3可以看出，关于留守老人的文献数量，其变化趋势与关于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的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关于留守老人的文献数量远不及关于留守儿童的，也略小于关于留守妇女的。另外，关于留守老人的文献数量，其波动性也大于关于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的。在2008年和2010年，关于留守老人的文献数量分别经历了一次下降。图1-3　关于留守老人的研究文献数量统计

总之，从这三张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留守儿童的重视程度大于留守妇女，而对留守妇女的重视程度又大于留守老人。这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对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重视程度还有提升的空间。

[1]留守老人的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介绍，http://rkjsw.qingdao.gov.cn/n11920250/n14811979/n14812009/n14812233/n14812511/18207326.html.

1.1.2　研究内容及意义

目前对留守人群的研究涉及其生活和心理的方方面面，包括留守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成绩），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和劳动供给、面临的家庭生活压力等，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居住安排、经济供养、精神慰藉等。

本书根据已有的研究，在借鉴已有文献、著作、媒体报道的基础之上，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我国留守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健康、教育和安全，留守妇女的健康，以及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居住安排等。

第一，父母外出务工后，留守儿童的生活缺乏父母的关心和照顾，其身体健康有可能受到影响。本书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要分析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因果影响。建立计量模型并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我们发现，仅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的儿童相对于父母均在家的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可能性增加。这一结果从实证角度揭示了留守儿童在健康方面相对于非留守儿童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已经造成了农村儿童受教育质量严重低于城市儿童，即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在受教育方面已经有一定差距，同时，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农村与城市间的差距有可能会由于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变差而进一步加大。这种差距，将不利于我国建设城乡一体化及和谐社会。因此，在我国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亟须对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予以关注，并使之成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第二，已有文献目前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这些文献的基本结论是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受到了父母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但很少关注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辍学的影响。本书认为，留守儿童的辍学问题相对于学习成绩下降更值得学界关注。因为，儿童辍学并不仅仅是儿童的个人问题，还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会引发犯罪率升高等。因此，本书第3章集中研究了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辍学的影响，并发现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辍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3章的研究结论有丰富的政策含义：目前存在的城乡差距可能由于留守儿童辍学而不能得到有效缓解。这一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必须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解决农村留守儿童辍学问题。

第三，各大媒体对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报道，尤其是对留守女童的安全和农村校车安全事故的报道，深深地刺痛了社会公众的神经，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除了散见于媒体的报道之外，目前几乎没有能够系统性地归纳、总结更遑论建立计量模型分析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文献和著作。本书第4章，将总结留守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尤其关注留守女童和农村校车事故中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由于目前缺乏留守儿童安全方面的统计数据，第4章没能建立统计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但我们仍期望本章所归纳总结的关于留守儿童安全方面的规律能引起社会公众对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重视。

第四，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成长，极易导致其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发生犯罪倾向。本书第5章，将对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进行分析。由于目前缺乏农村儿童犯罪问题的调查统计数据，我们主要通过分析互联网等各种媒体所报道的案例来研究农村儿童的犯罪现象并总结其犯罪规律和特征，以期为解决留守儿童犯罪问题提供借鉴。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留守儿童犯罪与其辍学高度相关。鉴于留守儿童辍学与犯罪之间的高度相关性，预防和减少留守儿童犯罪的一个很自然的逻辑推论即为政府应该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减少留守儿童辍学。要减少留守儿童辍学，一个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户籍改革。这就要求公安、教育、卫生、民政、城建等部门加快取消与户籍相联系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城乡隔离制度，实行农民工“市民待遇”，为儿童能在父母身边生活、成长创造条件。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制度前提。

第五，在分析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之后，本书转而分析留守妇女所面临的问题。本书第6章分析了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身体健康的影响。农村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务工后承担了额外的照顾老人小孩、安排农业生产的责任。因而其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将远远大于丈夫在家的女性，这也使得留守妇女比非留守妇女更容易生病或罹患慢性病。研究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身体健康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宏观上看，留守妇女充当了我国劳动力的蓄水池，也维系了农村家庭的和睦并支持了新农村建设，为稳定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做出了贡献；从微观上看，留守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及农业生产责任，照顾子女，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却受到了丈夫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留守妇女相对于非留守妇女的这一不利处境提示我们，在制定我国的农村政策时，应该将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纳入我们的政策考虑当中。

第六，留守妇女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这一现状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了留守妇女与丈夫过正常的性生活，使得留守妇女容易产生性压抑。这种压抑可能进一步使得性的身体机能失调，抗病能力下降，并影响生理和心理健康。另外，从留守妇女的人身安全方面来说，由于丈夫长时间在外，留守妇女容易成为性骚扰、性侵犯的对象，这将进一步增加留守妇女的心理负担，使得其生理和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从感染性病方面来说，由于长期在外，留守妇女的丈夫有更大的感染性病的可能性，回家后就有可能将性病传染给妻子。第7章分析了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该章的政策含义是，在制定农村政策及改革我国户籍制度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减小城乡差距，并促进两性平等及女性的发展。

最后，第8章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本章对于留守老人的分析，主要从文献总结的视角，从居住方式、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分析留守老人所受到的影响。该章重要的政策意义是，在我国农村人口乡城迁移过程中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加快转变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观念并努力构建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以解决我国农村留守老人问题。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1.2.1　留守儿童

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概念最早由上官子木（1993）提出：留守儿童特指父母亲出国而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这时对留守儿童的定义特指出国而被留守家中。随后留守儿童的概念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下学界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大背景下给出的。因此留守儿童在当前已经特指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被留在家中的儿童。所以，上官子木对留守儿童的定义与我们目前的定义并不相同。孙顺其（1995）将留守儿童定义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的儿童。纵观以往关于留守儿童研究的概念界定，归纳起来涉及父母外出的数量、时间长度、儿童年龄的大小三个维度。对于父母外出的数量维度，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也就是“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李强和臧文斌，2010），但是对于后面两个维度，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本书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儿童年龄界定在18岁以下（0～17岁）。（2）留守儿童的规模

根据已有的文献和政府机构报告，表1-1报告了2000-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和增长率。从绝对数量上看，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推断，全国14周岁[1]及以下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2290万人。段成荣和杨舸（2008）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推断，2000年我国农村0～17岁留守儿童达2443万，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为10.27%，占全国儿童的比例为7.07%。亦即在2000年，每10个农村儿童中约有1个农村留守儿童。段成荣和杨舸（2008）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2005年0～17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到5861万，其中14周岁及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2005年，农村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的比例达28.29%，平均每10个农村儿童中就有近3个留守儿童。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妇联报告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6103万，相当于湖北省的人口总量，也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即每10名农村儿童中就有近4名儿童是农村留守儿童。

从增长幅度来看，2005年留守儿童的规模比2000年增加了3418万人，2010年与2005年相比，5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增加幅度最大是在2000-2005年，增长幅度达到140%；2010年相对于2005年的增长幅度为4%，说明2005年后留守儿童的增长幅度变得缓慢。然而，如果从增长1%的数量上看，2005年相对于2000年，留守儿童的比例每增长1%，其绝对数量即增加24.33万；而2010年相对于2005年，留守儿童的比例每增加1%，其绝对数量即增加58.61万。这说明，即使近年来（2010年）留守儿童数量增长幅度变缓，但每增加1%的绝对数量大于早期（2000年）的增长量。

从留守儿童所占的比例来看，2000年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是10.27%，这一比例在2005年增加到28.29%，而2010年继续增至37.70%。从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与占全国儿童的比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2010年相对于2005年，留守儿童占全国儿童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但占农村儿童的比例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说明虽然留守儿童占全国儿童的比例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成为留守儿童。根据表1-1的数据，我们在图1-4中展示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和变化趋势。图1-4　2000-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0～17岁）的变化趋势（3）留守儿童的分布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论述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较为庞大，但我国留守儿童在地域上分布并不均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比例最高，分别达到11.34%和10.73%。其次，安徽、广东、湖南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分别达到7.26%、7.18%和7.13%。上述五省留守儿童的数量总和占全国留守儿童总量的43.64%。另外，从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来看，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比例已超过50%，湖北、广西、广东、贵州的比例超过40%。可见，农村留守儿童广泛分布于中西部省份，同时也分布于江苏、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我们在图1-5中分省报告了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分布情况。图1-5　我国各省留守儿童的分布情况（2010年）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3》。（4）统计数据与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书对留守儿童的实证分析，将主要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该数据中得到的结果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将会看到，本书留守儿童的比例低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揭示的比例。因此，我们有可能低估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首先，就CHNS 2009年的抽样调查数据看，2009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所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为28.53%，这一比例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儿童没有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30.3%）大致相同，但仍低于该数据所揭示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47%）。《中国儿童人口——事实与数据2013》认为近半数农村留守儿童（47%）的父母双方外出流动，他们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这些儿童中的70%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余主要和其他亲属共同生活。36%的农村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流动，他们和母亲一起留守；17%的留守儿童母亲外出流动，他们和父亲一起留守。本书所使用的CHNS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留守儿童中16.67%的留守儿童母亲外出；农村留守儿童中39.36%的留守儿童父亲外出；农村留守儿童中43.97%的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

其次，若将表1-2中的信息转化为可视的图形信息（详见图1-6），我们更容易发现一些规律。CHNS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中母亲外出的比例相对较低，并且小于父亲外出或父母均外出的比例。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农村中女性外出务工而男性在家务农的情况较为少见。我们还发现，除2006年外，父母均外出的比例大于父亲外出的比例，这表明通常情况下，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选择一起外出务工。

再次，从时间趋势上看，图1-6显示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并在2004年较2000年及以前年度有一个较大的跃升，随后在2006年、2009年再次缓慢上升。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基本一致。随着我国对迁徙限制的逐步放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因此，在时间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留守儿童所占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CHNS数据显示的跃升时间点也与其他数据吻合。赵文和张展新（2013）综合运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勾勒了1996-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规模。数据显示，1996年我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7201万人，在2001年时达到9937万人，2003年超过1亿，达到11390万人，比2002年增长8.6%；2004年为11823万人，比2003年增长3.8%，详见表1-3。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农民工的规模在新世纪初有一个较大的跃升，这将使得留守儿童的比例相应增加。数据来源：CHNS 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留守儿童为居住于农村的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的18岁及以下的儿童。定义留守儿童过程中我们剔除了儿童的父母因离婚、分居、死亡等原因而不在家居住的情况。图1-6　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数据来源：赵文和张展新（2013）表6，转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0-2010）》《中国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1996）》《中国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2006）》。

[1]这2290万留守儿童中包括户籍为农村和城市的留守儿童。

1.2.2　留守妇女

留守妇女是与丈夫在同一家庭户籍中但丈夫外出时留守在家的女性（周福林，2007）。一般说来，留守妇女定义中“丈夫外出”常常已经排除了因夫妻离异、丧偶、分居等而没有居住在一起的情况。但是，留守妇女的定义中常常没有限定丈夫外出的时间长短。由于目前文献中在定义留守妇女时，并没有限定丈夫外出时间的长短，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将仅根据丈夫是否在家居住来定义留守妇女。同时，我们特别地剔除了夫妻离异、丧偶、分居等特殊情形。我国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4700万留守妇女；另据全国妇[1]联报告，2011年我国留守妇女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2）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分布

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农村31～55岁留守妇女的年龄分布大致为：25～30岁的占14%；31～45岁的占82%；46～55岁的占4%。在受教育程度方面，25～30岁的留守妇女中以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居多，31～45岁的以初中程度者居多，46～55岁的人中多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3）留守妇女面临的问题

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务工后，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劳动供给增加，会使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农村留守妇女承担着家庭责任和大小事务，不但要赡养老人、养育孩子，还得操持家务和农活。据调查，部分农村留守妇女每人需要独立耕种3.67亩农田，农忙时日均劳动生产时间为8.5小时。第二，留守妇女与丈夫两地分居致使生理需求可能无法得到满足，被称为“体制寡妇”。由于丈夫长年在外，她们无法得到丈夫的体贴照顾与悉心呵护，缺乏关爱和理解，而长期的两地分居也导致夫妻之间无法实现生理满足，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的状态。第三，留守妇女的人身安全存在很大隐患，她们很容易受到性骚扰。留守妇女在失去丈夫保护的情况下，更容易遭受人身与财产安全上的侵害，甚至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由于农村留守妇女体单力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维权意识相对薄弱，当家庭财产与人身遭受侵害时，她们大多选择独自默默忍受。

[1]http://news.qq.com/a/20140124/000864.htm.

1.2.3　留守老人

农村留守老人是指那些因子女（全部子女）长期（通常半年以上）离开户籍地进入城镇务工或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在家留守的父母（叶敬忠和贺聪志，2008）。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留守老人的定义中往往限定了外出务工子女的数量，即所有成年子女外出务工而他们的父母留守在农村，我们称这样的老人为留守老人。如果仅部分子女外出务工，部分子女在家务农，学界并不倾向于[1]将这样的老人定义为留守老人。（2）规模

从图1-3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留守老人的关注是在2008年以后才持续升温的。因此，2008年以前鲜有关于留守老人的统计数据。[2]2008年以后，关于留守老人的统计数据才散见于各大媒体。中国农业大学调查显示，2009年农村留守老人近2000万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人，相当于2010年阿根廷的人口总数，农村留守老人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我国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9月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已达5000万人，相当于2011年韩国的人口总数。

从留守老人数量的增长幅度上看，近年来留守老人的增长幅度非常快。根据已有的数据，2010年相对于2009年，留守老人增加了100%；而2013比2010年增加了25%。虽然2013年相对于2010年的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增加1%的绝对数为40万人，大于2010年相对于2009年增加1%的绝对数（20万人）。（3）留守老人面临的问题

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后，主要面临着经济供养困难、日常生活起居缺乏照料、精神生活缺乏慰藉、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经济供养方面，农村中往往只有极少数的留守老人有自己的退休金和社会养老保险金，获得政府或社会帮助的留守老人数量也有限。留守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失去劳动能力，其子女在外务工的收入便成为留守老人部分经济收入来源。国内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方面的影响是积极的，在传统孝悌思想的影响下，外出子女会通过对老人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照料等方面的缺位。然而，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非常有限，绝大多数老人依然选择通过自身劳动来获取生活费用。除此之外，很多外出子女给老人寄钱都只在农业生产投入时、在需要支付自己小孩生活和教育费用时，或者留守老人患了重病时。因此，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存在着不稳定的问题。

第二，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留守老人生活起居缺乏照料。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照料，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城镇化的加快，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直接导致照料提供者数量的减少，弱化了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功能。

第三，留守老人缺乏精神生活，缺少慰藉。虽然老人有喜静的一面，但老人最怕孤独。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老人大多过着“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这使得独居老人常常感到有心里话没处诉说，有时间没事打发，其结果就是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另外，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单调，老人大多是“蹲墙根、找树荫、聊聊天”。来自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主要来源，但留守老人缺少的正是子女的精神慰藉。

第四，留守老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农村流出人口对老年人生活影响”调查显示，农村留守老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评价为“一般的”占24.5%，“较差的”占35.8%，“非常差的”达6.9%，只有9.3%的老人认为自己的身体“非常好”，23.6%的老人认为“较好”。这亦说明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第五，留守老人劳动负担可能加重。子女外出务工，原本由子女承担的农业生产可能部分转移给留守老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农村留守老人继续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

[1]虽然这个定义中没有明确定义什么年龄段老人，我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年龄在60岁以上的为老人。

[2]杜鹏等（2004）根据我国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2000年我国有60岁以上留守老人1800万。周福林（2006）使用同样的数据估计认为2000年我国农村留守老人为1790万人。但这一数据与2009年，2010年，2013年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故本书未在正文中引用。

1.2.4　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横向比较

从留守规模上对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数量的增加，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数量也随之增加。目前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大于留守妇女的规模，而留守妇女的规模又大于留守老人的规模。但我们可以从统计数据中发现，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庞大且越来越趋于相同。例如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6103万，农村留守妇女4700万，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

从留守文献数量上对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文献均有所增加，其增长趋势趋于一致。但是，关于留守儿童的文献远多于关于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文献数量。这一方面说明学界对留守儿童十分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对留守妇女和老人的关注度有提升的空间。

1.3　研究框架

本书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出发，根据中国农村的特征，围绕农村留守人群展开一系列的实证和案例研究，为政策制定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书主要研究留守儿童的健康、教育、安全和犯罪问题，留守妇女的身体和生殖健康问题，留守老人的居住安排、经济供养问题。其中，我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留守儿童问题。

对于留守儿童，首先我们实证地研究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关于父母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本书仅在一定程度上做了文献综述。第二，我们实证地研究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目前已有的文献主要从学习成绩入手。我们认为儿童辍学所带来的后果比学习成绩下降更加严重，所以本书拟从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辍学的影响入手。第三，我们以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留守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尤其是留守女童的安全问题和农村校车事故中的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第四，以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留守儿童对他人的犯罪问题。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会看到，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与教育（辍学）高度相关，其安全问题也与教育（辍学）联系非常紧密。已有文献已经发现教育与健康之间高度相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四个问题——教育（辍学）、安全、犯罪、健康——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

对于留守妇女，首先我们实证地研究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身体健康的影响。其次，我们实证地分析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心理健康、劳动供给等方面的影响，本书没有涉及，留待以后研究。

对于留守老人，本书从文献综述的视角总结归纳了子女外出对留守老人在居住安排、生活照料、经济供养等方面的影响。由于目前缺乏留守老人方面的统计调查数据，我们将对留守老人的实证研究留作后续研究题目。我们可以将本书对留守人群的研究框架总结为图1-7。图1-7　留守人群研究框架第一篇留守儿童“我爱我的妈妈，但我已快忘记了她的样子……”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看着父母的相片诉说自己的想念，我们把他们称为“留守儿童”。“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是留守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2　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2.1　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健康

儿童本应该和父母一起生活，因为父母对亲子的感情和照顾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这种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温馨家庭氛围能使儿童健康成长。美国儿童研究专家朱迪思·维奥斯特（Judith Viorst）曾说：“童年时对孩子的忽视、让他们缺乏应有的关爱……过早地与孩子分离，都会造成终身的伤痕……如果母亲在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有所准备、恐慌无助的时候离开我们，这样的代价，也许过于沉重。”

然而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常常缺少父母双方或至少一方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的关怀和呵护，这种缺少爱和温馨的家庭环境将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种种不利的影响。第一，留守儿童的健康可能由于临时抚养人对他们的照顾、关心不足而受到影响；第二，留守儿童的性格可能更加内向孤僻，以至于生病后不愿意向其临时抚养人诉说，这就会增加小病发展成慢性病的可能性；第三，留守儿童的营养摄入量可能不足或不够均衡，导致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第四，由于缺乏父母的保护，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

一些新闻报道可能不能全面反映本章所列举的四种情况，但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现实：一位留守儿童给在长沙打工的母亲频发“死亡短信”，短信是这样说的：“我和弟弟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你跟爸爸，没人跟我们说话，不知道找谁撒娇，在学校受了委屈也不知道说给谁听……我们哭了你们不知道，笑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总是说你们很忙很忙，只有跟你们说我们死了，才会引起你们的注[2]意。”这样的字眼在让人们胆战心惊的同时，也让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已有的一些调查结果也揭示了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例如，江苏省东海县妇幼保健所和县疾病控制中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低体重患病率为4.0%、生长迟缓发病率为5.1%，显著高于同地区非留守儿童（1.3%和2.2%）；留守儿童6～12个月龄组的贫血患病率高于其他年龄组。留守儿童总体营养水平低，体格发育情况也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而对安徽省皖南地区芜湖县和郎溪县的研究也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青少年的舒张压和皮脂厚度有影响：父亲外出务工组和父母亲都外出务工组的舒张压显著低于无外出务工组的舒张压；低体重发生率在父母有无外出务工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缺乏父母的呵护和照顾对儿童的健康确实有负面影响。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却很少。本章就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以下简称留守儿童的健康）所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探讨。具体地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本章拟实证地分析父母不在家对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可是，父亲和母亲外出务工均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健康造成影响，我们是应该关注父亲的影响，还是母亲的影响，抑或是两者共同的影响呢？对于前两者，如果在关注父亲（母亲）的影响时遗漏了母亲（父亲）的影响，可能有遗漏变量偏误；对于后者，如果同时关注父母的影响，则可能由于共线性而不能识别。为解决该问题，本章将儿童分为四个相互排斥的组：父母均在家的儿童，仅父亲外出的儿童，仅母亲外出的儿童，父母均外出的儿童。我们以父母均在家的儿童作为参照组，其他三组作为实验组。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参照组，我们可以识别仅父亲、仅母亲、父母均外出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并比较父亲和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不同。

我们发现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仅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比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增加2.76%。更为重要的是，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疾病的概率比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增加3.82%，而仅父亲外出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则并不显著。我们的数据显示父母均在家的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是5.34%，则仅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的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相对于父母均在家的儿童而言分别增加51.69%和71.54%，因此本章从实证角度揭示了留守儿童的健康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

儿童的健康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快慢的指标，而且与其长大成人后的健康、所能获得的教育水平、生产效率及收入联系十分紧密（Chen等，2009）。Case等（2005）通过跟踪一群儿童从其童年到成年的生活生存状况后发现，健康状况差的儿童接受的教育更少、成年后的健康状况也较差或社会地位较低。这说明儿童健康成长对其自身发展和我国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但事实上，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已经造成了农村儿童受教育质量严重低于城市儿童，即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与城市儿童的人力资本在受教育方面已经有一定差距，而如果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还受到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负面影响，则农村与城市间的差距可能会由于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更差而进一步加大。这一后果无疑将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及其他方面的差距，不利于我国城乡一体化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的贡献首先在于首次在我国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父母不在家对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其次，我们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第三，本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制定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本章中，我们充分考虑了同一儿童在不同年份的残差可能相关，并使用聚类估计（cluster estimation）来调整标准差。同时，我们利用面板数据的特性处理了父母外出时我们不能观察到的父母信息，以控制留守儿童父母的特征。并且，我们对本章的估计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发现在控制儿童以往的健康状况后，父母均外出仍然对儿童身体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以上这些措施，都可以使本章的估计更加准确和可信。

本章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研究儿童健康状况的文献；第三部分探讨本章模型的设定；第四部分介绍本章所使用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五部分是本章的基本结果，并对基本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探讨本章回归结果的意义并总结本章。

[1]本章原文《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发表于2010年《经济学（季刊）》第10卷第1期。

[2]《潇湘晨报》，2009年7月2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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