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查尔斯·汉迪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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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自私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适当的自私／（英）查尔斯·汉迪著；赵永芬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9（查尔斯·汉迪管理经典书系）
ISBN 978-7-5473-1175-2
Ⅰ．①适… Ⅱ．①查… ②赵… Ⅲ．①企业管理 Ⅳ．①F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9871号THE HUNGRY SPIRIT by Charles HandyCopyright © Charles Handy, 1997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UK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All rights reserved.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7-438适当的自私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148千字印 张：7 插页2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175-2定 价：39.8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中文版序
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个历史古国和未来之邦出版，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回顾数十年的写作生涯，我认为，我的书记录了我所认识的西方经济体中发生的商业革命的历程。我感到，这场革命是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而革命的速度远超当时的西方。而我的书也从回答“是什么”，升级为“怎么做”，甚至最近的“为什么”，其中的答案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组织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是因为从当时到今天，我一直认为，在组织中工作的大多数人，并不明白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或应该如何工作。因此他们总是不快乐，工作效率低下，遭遇失败。通过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的经历，我发现，组织有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监狱。
截至今日，我的第一本书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100万册，它已经成为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在首次出版40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大学和企业所开设的多门课程仍然将它作为教材。由此可见，虽然国家发展有起有落，但无论人们身在何处，他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基本上不会改变。世界可能会改变，但人不会，而我所写的就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内容。
另一方面，组织确实在变化，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作可以任意组合，只需一个按钮就可以使距离遥远的人们互相协作，完全不需要让与某项工作相关的所有人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变化使管理者的所有工作都发生了变化。当管理者不能直接跟下属见面和交谈时，你必须更加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和回报他们的工作。
我不禁深思，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组织的本质。首先购买员工的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有效地填入工作——我们这样定义“雇用”正确吗？在技术的支持下，如果某项工作可以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被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来完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不再雇用员工来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而是让他们自己把控工作时间？这样，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就无须再安排人来对员工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从而也就无须再租用办公场所，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付出管理时间了。总之，我们可以把相当数量的人和小组从员工转化为供应商，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对当下而言，这样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时情况远非如此。所以，我开始写作第二本书《非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试图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他们为什么需要“颠覆性思考”，以及在思考如何对工作加以组织时应该具有“非理性”或革命性。在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型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一个由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兼职人员等三种人组成的组织。我认为，外包人员和兼职人员应自我定位为“组合式工作者”，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客户和项目进行汇总或组合，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一个收入来源了。
如同我所著的每一本书，这本书在欧洲和美国都具有前瞻性。事实上，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独立工作，组织也不相信人们可以独立工作。但是，慢慢地，世界变了，让每一个人继续在组织里工作，组织就需要支付高昂的薪水。于是，我的观点和我发明的术语就变得时髦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开始为组织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担心，这些压力来自全球化竞争、更大更强的发展要求、全天整周的工作时长、对员工越来越多的要求。那么，组织中的员工们，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成员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没有成为“空雨衣”的风险吗？我的下一本书以《我们身在何方？》（Empty Raincoat，英文名为“空雨衣”）作为书名，它借用了我在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市雕塑公园里看到的一个塑像的名字，那个塑像由一件雨衣构成，雨衣里并没有人。那天上午，我参观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当我在办公桌旁边沿着办公室的长廊走下去时，我觉得坐在其中的人有可能牺牲了自己的个性来扮演某些角色，可能只是匿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觉得是时候将我的担忧公之于众了：组织对社会都做了些什么？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一片黑暗的丛林里，被一系列悖论所迷惑。我们似乎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富有，但最后却越来越不快乐。生产效率是个好指标，但它通常意味着更少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于是，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和现在做两倍工作的人都无法高兴起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自由时间越来越充裕，但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好好度过人生，特别是在工作组织不再需要我们之后。世界已成为一个令人迷惑的地方。
在《适当的自私》（The Hungry Spirit）一书中，我尝试探索社会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那就是社会已经找到了有关经济增长的一些答案，但却不知该如何对待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在非洲，我认为人们谈论的是两种饥饿，一种是浅层次的饥饿，一种是深层次的饥饿。一个人不太饿，另一个人比较饿。浅层次的饥饿需要的是维持生命的东西，包括必要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支付给他们的钱，以上这些也是我们需要的。深层次的饥饿需要则追寻一个“为什么”层次的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其中我质疑的是，如果没有更多的道德约束，资本主义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以及市场是否有其局限性。在个人层面上，我深入思考了个人身份、宗教、社区和教育等问题。但我没有找到答案，只是一再地提问，有了一些零星的想法。我认为，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它需要深思自己的前进方向，还要思考一旦国民全部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个方向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最近出版的《你拿什么定义自己？》（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一书，记录了我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在写作时我意识到，我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曾是我读大学时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还发现，我的学问大多来自亲身经历，而不是学校里的课程。亚里士多德教我问“为什么”，但答案必须来自我的思考。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没有空间去思考。然而，要想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学到些什么，仅仅让它发生是不够的，你必须对它进行深刻反思。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自己从做错的事情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做对了的事情中要多。有时，把事情做对了，人反而会失去判断力。原本是因为好运，你却归功于你的智慧，然后你便再次如法炮制，却发现运气不再。我发现，你需要鼓起勇气承认错误。当然我很幸运，我早期的工作无人监督，只需自我管理。结果，当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经常可以在没人发现它之前就将其改正。而新技术使管理者对下属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我对此表示担忧。因为，受到过度的控制，意味着你并不被信任。
在回顾人生时，我还意识到，人与人总是不同的。让周围的人成为你能信任的人，你的大部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要信任他人，你必须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当务之急。当我的工作出了状况，通常是因为我和我的老板对努力做的事情和如何衡量成功有不同的看法。确实，如何定义生活、工作和业务的成功，也许正是每一位领导者或管理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当董事和经理们确信他们所谓的“股东价值”非常重要，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会因此致富，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以及在组织里工作的人却所得甚少时，我确信西方资本主义已迷失了它的方向。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80%的人只是为了工资而工作，一点也不在乎企业做了什么。他们只做不至于被解雇的少量工作，而把精力和创造力都投入到其他事情中去了。对我而言，我知道钱不是万能的，当你有足够的钱时，你也会这么想。我是通过一个惨痛的教训明白这一点的，当我被一个无法拒绝的录用通知所诱惑时，我就与一个糟糕的合同产生了关联，即将成为一个失去老朋友和良好人际关系的人。父亲的去世让我明白了，在人生的终点，职场上的成功远比不上你为他人所做的好事。可悲的是，在我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告诉他，他教了我很多之前，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的另一个教训是，千万不要推延与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的交谈。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只要故事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它告诉你的就不仅仅是好的理论。我发现向生活学习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我会鼓励更多的人写下他们一生所学的知识并分享出来。我们越是打开我们的生活，就会有越多的人有可能相信我们。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会喜欢我的想法、故事和反思，并发现它们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我希望他们从西方世界的组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做更好的事情。查尔斯·汉迪2017年于英国伦敦序言爱与死，寂寞与责任
从我写作的房间可以远眺英格兰东部的田野与森林。这真是抒情诗一般的田园景致，只待日后有像英国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之类的画家用油彩把它捕捉下来。看着老照片，你会觉得眼前的景色跟100年前一模一样，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人们仍然谈情说爱、生儿育女、遛狗散步、聊天喝茶，生生不息。每个人都必须处理的几项人生大事——爱与死、寂寞与责任，仍然担在我们肩上。
然而表象是会骗人的。100年前，两个人在这片田野上用大镰刀收割谷物的速度是一天0.4公顷地。今天，约翰一个人只消一天就可以收割8公顷地，若不是因为与雇主之间的合同如此约定，恐怕他还能干更多。过去的小农场如今已经被某些较大的东西吞噬了，原有的工作方式也已不复存在。村里的居民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为电脑公司、房地产公司或是出版社工作，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连接是通过电脑与传真机，而不再是耕作的农具。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把这种工作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丈夫与妻子往往都是一整天不在家，这就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屋子里的墙上装了防盗警报器，过去，这里的人可是连门都不用锁呢！
装警报器是因为在那些屋子里，有许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去偷的东西。我们在物质上更富足了。不过有些人却觉得错过了机会，或者如果他们还年轻的话，他们也担心自己得不到机会。对于该做什么、该买什么以及该住在哪里这类事情，大家确实拥有更多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起来会比以前容易。尽管大部分的房子看来仿佛一直都坐落在那里，但是住在屋里的人却并非是在这个村子里出生的，而他们的孩子一旦羽翼丰满，也会离家单飞。这里不过是过客住的社区罢了。
我们住的村子可说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乍看之下，生活似乎仍然像往常一样，可是仔细一瞧，变化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层面，而我们也很乐于把这些变化称为“进步”。20年前，当我们买下这栋小屋时，厕所是在外面，而且也没有电，但是现在住起来可舒服多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要比过去舒适得多。然而天下之事，鲜有不是祸福参半的。财富能买到什么
我相信许多人都被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给搞糊涂了。我们为人类幸福所做的贡献固然不容置疑，但它也将人划分为贫与富，并且把许多生活在其中的人搞得精疲力竭，却不见得会导向一个令人更满意的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纵然如此，任何事物（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商业化的这种流行新趋势，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一家医院，以及我的生活，远比区区一桩生意来得重要。
积累相当的财富却无法使用，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估算，全世界有1/3的工作者正身处失业，或是只能兼职的境地，那么创造财富所需的效率又有何意义？这种不断要求数字增长的热情何时方休？倘若以现今的速度继续增长，再过100年，我们将会买下16倍于今天的东西。即使世界的环境可以容忍这些负担，我们又该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当今已经有70家大企业的规模比许多国家还大，它们会不会继续增长？它们的增长对我们重要吗？
位高权重者对于这些问题不但漠不关心，而且还颇为志得意满。人们以为这些忧虑只是伴随变化而来的阵痛，时间、科技与经济增长自然会理清一切。我对这种想法感到失望，也为这么多人的生命遭到虚掷、人在财富中却仍穷困潦倒的现象感到愤怒。我不仅对较为形而上的人生观与人生目标的付之阙如颇为关注，更担忧充斥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的经济神话。金钱只是生活的工具，而非人生的意义，我们想必得做些什么，才能恢复这个平衡。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的误导
错在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
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相互竞争的传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确定性，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科学似乎是在暗指“我们”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塑造而成的，因此干脆躺下来听天由命吧。经济学则提出物质方面的繁荣富足才是共同目标，倘若接受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根据市场定律与效率原则，其余的一切都将难以抗拒地纷至沓来。宗教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所谓确定性，并且大力宣扬，说什么只要遵从它们的规则，或是信仰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一切都会安好。即使在这个世界里无法如愿，在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也一定可以得偿所愿。虽然理性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传统的说法都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根深蒂固的思想，却使我们的心灵抗拒不已。成为金钱的奴隶
甚至是玩弄市场、把数百亿美金揣进腰包的乔治·索罗斯也感到忧心。他曾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表达他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担忧。他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即造就出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里，唯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那就是物质上的成功。他说，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应该相信天底下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所以，必须允许各式各样的信念同时存在，而且要加以保护。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自由自在地做决定。资本主义却因为坚持经济挂帅，反而可能使我们成为它的奴隶。
我的希望来自于一种预感，我想许多人也和我一样在怀疑、在忧虑，他们知道生活不仅仅是一桩生意，更察觉出造成生命轨迹差异的真正因素或许是爱、是友谊、是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或是某种理想和信念，而非金钱。到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人生确实有特定的目标，虽然找出这个目标究竟为何，可能颇为困难，但大多数人对此都有相当程度的野心。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个可敬的社会里，过着可敬的生活，只要有半点机会，这种愿望也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都是善良与邪恶的混合体，我们的身体里既有心，也有头脑。倘若可以对自己的头脑与心再多相信一点，对那些规则和教条再少相信一点，或许我们就可以重新掌控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相信”决定人生
一切都要从我父亲的过世开始说起。虽说他亲切又有爱心，但过去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沉默的平凡人。他在爱尔兰乡间担任新教教区牧师，一干就是40年。他是个传统的基督徒，对晋升没有野心，在金钱方面也小心翼翼（因为钱实在不多），工作起来一板一眼，对信仰则虔诚无比。换句话说，我父亲与创造财富的那个世界，以及那个世界所制造的产品，都没有什么关联。
我18岁的时候暗暗发誓，以后决不再受穷，决不再上教堂，也决不再满足于现状。于是，我远离家园去追逐名利与财富。一开始，我在一家石油公司担任管理者，然后做了经济学家，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伦敦商学院的教授。我四处闯荡，出版论文与书籍，总是野心勃勃地想登上巅峰，忙得没时间顾及家庭。多年以后我女儿对我说：“直到我10岁的时候，我都以为你只是星期天和我们一起吃午餐的人。”
后来我父亲在他耄耋之年去世了。我在部分文章中曾提到父亲的葬礼，我为赶来向他道别的人数之多、哀痛之切而惊愕不已。显然他在有生之年曾经影响了数以百计的人，而他所用的方式也是我从来不曾想到过的。他显然做对了什么，只是愚钝的我看不出来。其实他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虽然他已无缘得知。
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懂得人生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金钱与家庭，其重要性可能也是按这个顺序排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只不过顺序刚好颠倒。虽然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何必那么费事？”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所说的话。有人曾问他对美好人生的定义，他回答道：“写一本书，6点赴晚宴，与所爱的人一起游览意大利。”看起来康诺利对乐趣的定义颇有中产阶级的特色，但无论你对乐趣的定义为何，它都应该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康诺利，也可能对晚宴与游览意大利感到厌烦，至于苦多于乐的写作就更别提了。
并非只有我对此产生过怀疑与困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一书的结尾推论：我们的世界冒着向外爆炸与向内破裂的双重危险。它非改变
不可……如果人类想拥有一个足以辨认的未来，就不能仰赖仅仅
延长过去或现在存在的方式。如果我们企图以这个基础开创第三
个千年纪元，我们将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的
社会若是改变不成，剩下的选择）就是黑暗了。
那么，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进步又是什么？在探寻这些答案的过程当中，我将论及一些前人着墨甚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至少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被许多哲学家提出来辩论了。正如其中一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指出的，我们仍必须把这些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们的组织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方面，大部分人所在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再具有组织该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某些规模越来越庞大的企业，简直变得富可敌国。这一方面表示组织只是有效率地对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负责；另一方面则表示组织不再像过去一样对跟自己一起工作，而非“为”其工作的人负有相同的责任，因为其中许多人根本不属于这个组织。“财产是财富与权力之基础”的老想法，如今已经不再适用了。过去的组织认为，它们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而今身为个人的“我们”，再也不是任何人的财产。随着一切传统结构的消失，“我们”都不得不为自己负责，而且这种负责比过去更为彻底。因为，我们被宣判“获得自由了”。
组织与个人都必须先决定其自身是什么，然后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去做。组织（尤其是企业）与个人，都需要一种专属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值得感谢的是，“个人”不再是所谓“人力资源”的模糊字眼，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且各有各的生活。但我们实在已经无法毫不顾及他人，而自由自在地生活；也无法离群索居，完全与他人隔离。因为，越是专注于自己最拿手的事，就越需要他人的协助，自给自足是无益的梦想。即使是从事农耕的庄稼人，也需要他人制造的卡车来装载田里生产的农作物，再行驶于他人维修的道路上，才能将货物运至市场出售。适当的自私
自己与他人、个人（或个别组织）与社区的接触，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在英国人的世界里，个人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然而在德国、日本与中国，传统上都是集体优先。不过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区最后都得接触，都必须在自由与承诺之间取得妥协。身为爱尔兰人的我当然也无法离群索居，但我的生命乃是从我开始。我称之为“适当的自私”（Proper Selfishness），也是一种对自我进行的追寻；矛盾的是，追寻自我最好的方式，往往竟是通过与他人的纠缠。若想做到适当的自私，就得为自我找到一个超越小我的存在意义，最后才可能承担起尽可能发挥自我的责任。这是享乐主义的一大悖论，换句话说，唯有在抛弃小我的时候，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自我。
本书的主题是，我们心里都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因为这么一来，我们才可能将自己提升至一个梦想不到的境界。倘若有这种适当的自私的话，我们的社会或许会演变成比较好的模式。“适当的自私”是一种乐观的哲学，因为它相信人终究是正直而可敬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之念，因此人类社会企图控制恶念是合理的。不过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把人设想成最坏的，并按照这种设想行事，那么到头来他们往往会证明你是对的。如果我们设计制度的原则是基于人是不能信任的话，那么那些人也不必费事博取信任了。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信赖别人，也值得被信赖的话，他们也常常如你所愿。乐观的人总是遭遇失望，但人生若没有希望，可就太黯淡了。第一部分人类社会的隐忧导读
在这一部分中，我想探讨人类社会的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与忧虑。我们的社会并不如预期中的运作顺畅，大众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市场”、“竞争”与“效率”这些东西本身虽然不错，但却衍生出令人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第1章市场并非万能
在非洲，人们把需求分为两种：低层次的和高层次的。低层次的需求，是指渴望获取维系生命所需的东西：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购买这些东西所需的金钱，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高层次的需求，则是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一直自以为是地假定，最能满足高层次需求的方式乃是先满足低层次需求。我们认为，只要用较好的面包，再搭配一点蛋糕，就会使大家心满意足，因为这是政府和企业恰好都可以履行的契约。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这种想法最后的结果是，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警告的，金钱将会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而市场则受制于金钱。商品越有竞争力，人们就越能拥有高品质的东西，价钱也会更合理，我们都将变得更富有；而我们越是富有，也应该越满足才是。我们可以用英镑、马克或美元的多寡，来衡量我们的人生，并且相互攀比。信、望、“钱”
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描述伦敦贫穷景况的小说《让叶兰继续飞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主人公戈登·康斯托克喜欢引述人们在婚礼中读的《圣经》中的一段，但为了更有时代感，而以“钱”代替了“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及天使的话语，却没有钱，我就成了鸣
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世间奥秘、博
古通今、万人信任，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钱，我就算不得什
么……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钱，在这三样中，最大的是有
钱。
经过两个世纪之后，其间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半个多世纪来空前的经济发展，“康斯托克”们可能仍然想做同样改词儿的事。金钱不仅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往往也被用来衡量我们是否成功。亚当·斯密倒颇同意此种看法，他那一套安定人心的理论是说，追求个人的利益无可厚非，因为一般大众必然也将得到好处，而这一切都得感谢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中间的确有好的一面。就物质层面而言，所有的人，包括最穷的人在内，都比我们祖父那一辈的状况好了很多。金钱滋生创意，也带来选择，以及某种程度的自由。今天，任何具有一定头脑与进取心的人都能赚钱。奥威尔笔下的英雄（或可说是受害者）康斯托克，决定在原则上弃绝金钱与物质主义，后来却发现人生堕落、可厌且郁闷。以他的经验来说，穷人似乎不可能得到庇佑。最后，康斯托克恢复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其象征即是摆在客厅里的一株叶兰。
诚然，金钱确实重要，但还不至于是最重要的。比如一个老师之所以决定当老师，并不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他致富，但也不表示他乐意为了微薄的薪水而工作，或是不认为要想挣得较多的报酬便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无论金钱有多么必要，都不应该成为成功的标尺。
我教过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其中有商人、公务员、教师、护士与义工，他们都兴致勃勃地想学习一些极为时髦的管理理论。我安排他们在几个截然不同的组织里待上几天后，那些商人们总是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动机比我们公司任何员工都要来得强烈，可是他们的薪水却少得可怜。”
我猜想，大多数人都知道在这世上的确有某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财富显然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美好事物，它只不过是我们
取得那些事物的工具而已。因此，大家更加坚信已经提到的目标（享乐、美德与荣誉）是良善的，因为人们对这些美好事物的向
往完全是出自其本身的意愿。
我们都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想法点头称赞，虽然他有个令人讨厌的习惯，总是将事实罗列出来，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多半是用钱来说话的。如今一切都有个“底线”，连学校与公益组织也是一样。合乎预算是新的优先事项。没有金钱，谁都会觉得无能为力。大家都以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不管是用来花、用来存，还是给别人。金钱已经成为社会的共同特征，每个政府都表示，要把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首要的目标。
国民生产总值（GNP）成了国际排名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倘若一个产品或是活动没有被标上价码，便不会被列入计算，结果“工具”变成了“目的”。到头来，金钱变成最重要的东西。然而，世界却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说的并不尽然是这个意思，但结果竟受限于自己的这一套说辞，受制于金钱的迷思。
高层次的需求或许不仅仅是低层次需求的延伸，而且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或许金钱是一种必需品，但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假如你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更多的钱将毫无用处。尽管居住在气候寒冷地方的人，需要足够的暖气才能正常生活，但是对于已经够暖和的人，即使有再多的中央供暖系统，也不见得会更加舒适。
这个消息可能令政府与经济学家感到颇为不安，因为它表示增长确实有其极限。不是物质或环境的极限，而是心理与哲学的极限，并且处理起来也更为棘手。当更多承诺、更便宜的面包已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时候，你将如何取悦大众？除非大部分的人永远要求更多的面包，否则经济如何增长？更令人尴尬的是，人们已经逐渐了解到增长所带来的一些令人担心的副作用。市场的局限
企业的成败取决于市场，这是黄金定律。市场发出的信号自动指出哪里有短缺、哪里有不必要的过剩情形；它可以激励发明、促进改善，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奖励与处罚，许多企业的确在这个过程中倒闭。即使是大公司，也很少有能够生存40年，或是值得存活那么久的。不过，我们却不能允许学校、医院或福利组织因为没有效率而倒闭，因为附近很可能没有其他组织可以取代它们。学校与企业不同，前者无法毫无限度地扩张，要是学校无限扩张，再好的学校也会变得越来越糟。因此，若是为这样的机构创造市场，就会出现最优秀的人才得到较差的待遇，而较差的人才则得到更差待遇的现象，完全不符合当初的期望。
先不说机构了，想想个人吧。市场不欢迎成本大于收益的产品或服务。如果社会严格依照市场逻辑来运作，那么那些技术落后、无法借助工作来增加足够价值、进而支付生活花费的个人，将会惨遭抛弃。对于这些人来说，是应该把他们驱逐出境，还是判他们死刑？若以严格的市场逻辑来看，就不应该冒险接纳一些很可能患有不治之症的人。照此说来，是不是应该拒绝治疗艾滋病患者，或是让年迈者排在队伍的最后？若是没有硬性规定，公交车与火车不会经过偏远的地方，或者即使在那儿设有车站，也可能因为票价贵到没人能负担得起而“只好”撤站。我们若是考虑人道成本的话，市场就不再管用。
这倒不是要否定“市场”扮演的关键角色。城镇中心市场（town center marketplace）具体延伸出的主要经济概念，正是文明史上果实最丰硕的发展之一。不过，我们也不应该盲目信任市场。市场确有其局限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机制，而非一种哲学。显然市场规律无法放诸四海而皆准，特别是在其结果无法定出价格或是无法界定清楚时，更不管用，在其供给有限或是定量配给的时候也是如此。
比方说，我们就不太清楚应该如何衡量一所监狱的成效，部分原因是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监狱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惩罚或隔离犯人，还是为了促使他们改过自新？除非确定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否则根本无法衡量其结果。我们期望的结果若是没有清楚的定义，任何对监狱管理成效的衡量，都不得不集中于一种可以测量的东西：投入的成本。不过，成本的竞争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最佳的成效。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大多数的公共服务机构。成效若是无法衡量，竞争就必须集中在投入的成本上，但请注意，最廉价的医院或学校，并不见得是最好的。
一种有限却让人垂涎的商品，可以创造出所有供应者殷殷期盼、消费者却深深恐惧的垄断情况。然而，有些垄断却是无法避免的，这通常是由于要重新建设该种设施（如输油管、电源线，或是另一家医院）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且花费十分巨大。获取额外资源的成本，将会超过因竞争而可能带来的任何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一个监管机构介入，为的是确保这个设施可以让所有希望享用它的人，都能随时以合理的价格加以利用。若是完全交由市场去运作，该监管机构将会失去效用。但监管者也并非全知全能，他们本身也是一大垄断力量，并不总是公平合理。
问题在于，难以决定什么地方可以容许市场运作，什么地方却会造成伤害而要避免市场运作。此时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盲目信任市场。下面列出5项关于市场的困境：无效的人为市场
市场之美，即在于它把价格与成本相关联，但是它只有在消费者明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同时有多种选择的时候才管用。我们如果把公共组织投进市场，必将创造出垄断企业，直到其他竞争者兴起为止。对消费者而言，政府的监管机构不论多么有决心或是多么明智，都还是有别于市场所提供的自由选择。
如果处于另一个极端，为消费者免费提供服务呢？英国虽有国家健康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却鼓励医生与医院在人为的内部市场里竞争，以官僚体系代替消费者的选择。任何对内部机制的兴趣大于对消费者的兴趣的企业，终究都难免品质欠佳。市场是个伟大的机制，但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提供给消费者不同价格与不同选择。除去其中任何一项要素，最后你所服务的都将是一批官僚，而非广大的消费者。可能降低的市场水平
市场不断在迎合消费者，不过，有时候尽管价钱相同，消费者却并不总是能得到最好的商品。
英国的电视业竞争日趋激烈之后，频道数目从原来的5个剧增为230个，结果是水平降低，因为那只是有更多的同业者争食同样大的广告大饼。
英国的大学学位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所大学间的默契是以相互检查的制度维持一个共同的水平。但是为了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生，许多学校往往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沿用不太严格的标准，颁发更多的一级学位。
1967年，英国只有两种商业课程为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开设。30年之后，课程的种类变为120种。显然品质良莠不齐，但文凭却是一样的。这里有两种市场：直接市场（immediate market），也就是学生，希望课程越短越好，但学位必须是货真价实的；最终市场（ultimate market），也就是企业，并不总是像学生所希望的那么识货。学校于是受到了另一种诱惑，把课程压缩成更吸引潜在学生的形式。但愿这样做不会坏了企业的胃口。市场走向全球化
对特定产品而言，今天的市场已呈国际化，甚至是全球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为全民谋福利”的想法，也势必以全球为基础而重新诠释。市场可能会更有效率，企业也因此更有利润。例如，你的飞机票印刷改在印度而不在伦敦，或是你的汽车组装不在斯图加特而在捷克，受惠最多的可能是印度或布拉格的工人，也可能是纽约的股东，伦敦或斯图加特的人仅仅可能间接从利润的税收上得到些许好处。
在亚当·斯密那简单得多的世界里，惨遭失败的人仍然可以分享一些社区所得到的好处，也至少可以正视甚至认识那些强迫他们做此牺牲的人。最终这一切很可能是个双赢的竞赛，但还得看你认为竞赛的场地有多大。“世界”这个场地可能真的大到人们难以理解的地步。它要求我们以多数人的福祉为原则，必要的时候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全球市场似乎是个残酷的地方，保护手段也只有短期的功效。赢家通吃
市场将会驱使一切事物走向同一标准。最后所有的东西不是最好，就是最便宜。不过实际的情况却是，有些产品（电脑软件、电影、法律服务、运动明星）的市场因为全球化，而“赢家通吃”。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与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合著的《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 Take All Society）一书指出，顶尖的专业人士，无论是网球明星、律师还是作家，所赚得的薪水往往数倍于同一领域中的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不是没那么优秀，就是没好好推销自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仿佛市场越大，真正成功的高手得到的报酬也会越丰厚。
如今商业会议已成为国际化的活动。不管会议地点是在卡塔尔、悉尼还是凤凰城，会议主办者都希望能邀请到最顶尖的人物来担任演讲嘉宾。他们认为，如果缺少了这些大名鼎鼎的角色，会议就不具有国际性，因而无法吸引到他们想要的听众。这些大牌可以自由开价，不过，演讲的内容与风格不一定比没有名的专家更好。
这么一来，会议活动的营销就变得和内容同样重要，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营销都是很花钱的。初来乍到的从业者很难打入这个圈子。办活动的成本渐渐提高，因此价钱也会上涨。从理论上来说，价格较高的活动若是降价，将会激励新人来参加，但是这个市场在乎名望多于在乎实质，而名望又必须仰仗高价来支撑门面，优惠价反而使人怀疑。其结果似乎就是形成一个既不真实又不公平的市场。
商业会议服务或许有一天会把价格定得高到自己都无法生存的地步，其他的一些行业也存在这样的危险。你会在生活或自由面临威胁时，散尽所有家当聘请最好的律师吗？但你如何判断哪个律师是最好的呢？价格就成了一个绝好的指标。旧有的衡量标准（也就是价格与品质的关联性）于是土崩瓦解。即使只能多得10%而要付出3倍的价钱，只要能负担得起，我们也心甘情愿地选择较昂贵的律师，因为我们就是要那多出来的10%，无论花多大代价都不在乎。
市场不应该让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他人却食不果腹，就算消费者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不可忽视的免费商品
任何东西只要没有价码，市场都会视而不见。自然生态环境是最明显的例子。空气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利用它、污染它，而且多半的污染者不必受罚。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就没有价码，因而无法纳入计算。答案显然是我们应该为这些东西标价，使用者或滥用者都应付税；不过，这件事实行起来却颇为困难。
有些东西不是免费的，但我们在使用时并未按次付费，于是乎跟免费的差不多。公路就是一个例子。英国所有的公路都让人免费使用，除了几个收费的桥梁例外。公路的经费当然是来自于各种车辆税与燃料税，不过使用的时候并不直接付费，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每走一趟要花国家或自己多少钱。如果是坐火车旅行，每多走1英里，就会直接反映在票价上，因此感觉上会比开车走同样远的路来得昂贵。不过若把所有因素列入考虑，其实使用公路是比较贵的。一般人无法比较两者的价钱，因此市场起不了作用。倘若有更多的人知道使用公路真正的花费，或许就不那么想开车了。
家中或是社区里的无偿工作是另一种免费商品，也是被市场忽视的一个明显例子。由于家务事得不到财务上的报酬，禁不住诱惑的父母很可能把专长运用于有偿工作上，而雇用别人去做他们本来应该做的无偿工作。这些父母在有偿工作中可能获得较多的满足感，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方法给承担家务事的父母支付酬劳，或许他们会愿意多奉献一点时间给家庭。
说真的，我自己并不愿意因身为父母而领取薪水。因为这么一来，我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与爱，就变得毫无意义。我同样也不希望我为一些非营利组织付出的时间得到报酬。付出往往比赚钱更令人愉快。反过来看，如果你活在市场里，你就不得不依据市场的准则而活。不计酬的东西没有价钱（如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没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发现，多数的志愿工作都是由有工作的人来做的。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放进市场。即使我希望领一份为人父母的薪水，可谁会付给我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更公开地承认“无偿工作”对社会是一项极重要的贡献。既然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照理说我们应该把无偿工作的薪水估计值列入GDP统计，因为市场价格不是唯一列入GDP计算的数字。若是忽略了无偿工作的部分，市场就很可能扭曲我们的价值观。竞争的难处
如果你独自生活在一个沙漠或孤岛上，你就不需要钱，也不需要市场，更不会想念它们。但你可能因为找不到人和自己比较而难以过活，这就是竞争存在的必要性。它提供了比较的基准，如此我们才知道“聪明”“值得信赖”“做一手好菜”或“跑得快”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谁也不认识，那就难以知道这些事情的意义，因此竞争是任何体制的根本，不过倒不一定需要以金钱来加以衡量。竞争自会设定标准。
竞争产生能量，回报赢家，惩罚输家，因此它是经济的“燃料”。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承诺，竞争性的经济将会带来“好薪水的好工作”。从此以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剧增，出口迅速提升，利润暴增。美国再一次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庞大经济实体，夺回过去拱手让给日本的地位。美国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数量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不幸的是，无论怎么定义，新工作中只有一半可以称之为“好”。竞争表示美国变得越来越有钱，但却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生产力提高不见得对每个人都好。
欧洲并没有像美国一样积极追求竞争力，因此也未能创造工作机会。1975年还存在于欧洲的工作，如今每100个中只剩下96个。美国则是从1975年的100个，增加到今天的156个。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最穷的10%与最富的10%的人之间的差距是欧洲的两倍；可以这么说，今天美国最穷的10%的人，只赚到欧洲经济强国中最穷的人一半的钱。看来兼顾两头是很难的。
更严重的是，竞争的果实（经济增长与财富）非但并不明显，也未必带来满足。日本人与美国人走路比别人都快，走得最慢的是印度尼西亚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自杀率较高，走在路上也较容易生气。我记得我第一位经济学老师来自中欧，目前在美国工作，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就曾经向往地说，自己向来喜欢住在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因为这样吃午餐的时间就长得多了，艺术演出与剧院表演也比较优秀。问题是这样的国家实在没有让他发挥专才的市场。我们把自己怎么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一家大企业担任高级经理的55岁的迈克，正与他的妻子和女儿吃早餐。“你妈妈告诉我，”他说着转向23岁的女儿，“你一直在蜡烛两头烧——白天工作，晚上玩。到时你可有的受了。”他柔声责备着她。“你呢，爸爸？”女儿反问，“我们最近也常常见不到你，你又什么时候才会放慢脚步呢？”“干我这一行啊，”迈克说，“就好像骑自行车，如果不继续踩踏板，就会跌下来！”迈克叹了口气又说：“我打算60岁退休，到时我们就可以做些你妈和我一直梦想要一起去做的事。现在等我把书桌清理好，我要去打一场网球！”
3小时之后，迈克家的电话铃响了，是医院打来的。迈克在网球场上突发严重的心脏病，还来不及送医院就去世了。他最后一次的体检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是疲劳，胆固醇高了一点罢了。他的妻子很确定的是，那天早上让他丢掉性命的，正是他的工作。
我们到底把自己怎么了？请想想这些数字：● 42%的工作者觉得一天结束时已被“掏空”。● 69%的人希望过更放松的生活。● 今天的父母比30年前少花40%的时间陪伴子女。● 过去20年来，每个人的消费增加了45%，但是经过社会
健康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测量，生活品质则是降低了
51%。● 现今只有21%的年轻人认为他们获得美好生活的机会很
大，而20年前却高达41%。
英国人已经工作较长的时间，效果却不见得优于欧洲其他国家。36%的非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竟超过48小时，实在令人惊讶，而且这些加班者几乎都是经理人或是专业人士。这些人拼命加班都是出于自愿，所以欧洲其他国家禁止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他们。
英国人也和美国人一样，并非全都那么乐在工作。管理学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在一项针对经理人所做的调查中指出，有77%的经理人觉得工作紧张，77%的经理人担心工作对家庭的影响，74%的经理人担心他们与伴侣的关系受到工作的影响。英国人每年因为工作紧张导致生病而耗掉4000万个工作日，以及70亿英镑的医疗费用。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则计算出，工作所造成的抑郁在一年中耗损了美国470亿美元，跟治疗心脏病的花费差不多。企业达尔文主义
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工作下去呢？不可能是为了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是否有些人真的觉得工作比生活中其他部分来得有趣？或许迈克的想法是对的，只要你一放松下来，或是一旦失手，你就永远输了？换句话说，我们是否用“终身职业保障”这个过于舒适的靠垫，交换了一种企业市场哲学？在这个市场里，难道你的价值不过是像某个商品，只有最优秀的可以兴盛繁荣，次品都将遭到退货？
我们是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这个让最优秀的人得到成长，而必须忽略掉其他人的市场法则——创造性破坏呢？竞争一路延伸至各个社会组织与教育机构，一种“企业达尔文主义”于是应运而生，适者生存，其他人死光光也在所不惜，不但组织中如此，整个社会亦然。
如果情形真是这样，后果就值得忧心。我们暂且撇下如影随形的压力不谈（虽然也有人认为只要别紧张过度，压力往往会激发出我们最优秀的一面），公司内部的竞争哲学除了会激励人们效忠于所属的公司之外，头一个就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一时之间，他们醉心于个人的表现，极力争取肯定，不过长久来看，竞争将粉碎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导致不同部门、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合作变得越发不可能。
更叫人难以察觉的是，人们将失去对时间的客观感知，因为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不再接触外面的世界，不关心焦点以外的市场，也不知道一般人在想些什么，或是有什么感觉。感觉迟钝对企业与人际关系来说都不是好事。一群朋友以“愚笨、顽固又乏味”的形容词，来批评他们公司里步步高升的一名同事，这虽然可能是出于嫉妒，但更可能预示着他在工作上以及工作之外即将遭遇的困难，因为有谁愿意跟一个乏味、愚笨又顽固的人在一起生活或是工作呢？亚当·斯密的警告
这一切又使人回想起亚当·斯密，是他创造出了革命性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说，劳动分工驱动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导致许多人“不仅无法加入任何理性的交谈，而且也难以产生任何雍容大度、高贵或温柔的品质，因此就连对私人生活中许多最普通的责任，也无法形成任何公正的判断。至于对大规模且影响深远的国家利益，更是完全没有能力加以论断”。
然而，当时甚至现在，我们却把国家的未来交付到这样的人手里，因为他们通常是最成功的人。
这些困境正是竞争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可靠的社会里，就必须找到一个面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都需要面包，也需要分到适当的分量。可是光有面包不成，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我们是否可能两者兼得，或者面包会妨碍梦想的实现？我们才刚以为自己终于了解了如何掌控经济，人们似乎就要得更多，而且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第2章效率与效力
我们常常争论金钱和市场是否那么重要，但是我敢说，没有人会对市场经济主要的结果之一——有效率的社会，表示异议。或许在为我们这个世界寻找目标之际，我们很可能做得毫无效率。忘了钱归谁这个问题吧！事情顺利的时候，谋的是大家的福利。效率不等同于效力
效率以及效率带来的结果，是竞争与市场最显而易见的成果。更多的产品、更好的服务、较低的价格与更高的可靠性，使我们生活得更轻松也更好。大多数时候确实如此。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太过于追求效率，反而让事情走了样。除非我们能看清效率的真面目，否则就会发现自己专注于效率，竟把企业原来的目的忘了。效率（efficiency）与效力（effectiveness）不见得总是意义相同。
电子邮件与语音邮件是商业活动中的好帮手，让人们在人际沟通上非常有效率。效率之高使得一家大咨询集团的负责人有一回终于忍不住抱怨说，现在她的手下花太多时间在阅读与回复邮件上，根本就停止了思考，这样做是有效率，但是否有效力就不确定了。
电影票可以预订，选择我要的日期、时间、价钱与地点，只消说出我的电话号码与信用卡相关细节，然后敲敲电话机上的按键，再由电脑语音向我确定一遍。等到那天晚上我到了电影院，再把我的卡放进一台机器里，看着我的票跳出来，一切就此搞定，不需要麻烦任何一个人。真是有效率！可是我花了好大工夫才输完所有的号码，而且那是一通长途电话。对戏院来说是有效率，对我来说却不怎么有效力。
话虽如此，按照程序做完之后，我的确拿到了我要的东西。我曾经多次打电话给医院与公司，听到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叫我按这按那，没有人回答我的询问，甚至连一个真人的声音也听不到。我想象，有一天我们将不用看医生，只需要跟一台外科手术电脑互动就成了。一个失业的年轻人若能减少造访福利机构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次数，或许会比较有效率，不过除去了人与人的接触，也减少了让他们振作起来的动力。如果我们容许这些互动少一点效率，将会更有效力。
在一定的时间内，市场或杰出的管理应该会修正这类瑕疵，但如果全世界都这样做，消费者便失去了选择的余地，也因此不会再发出抗议的声音。这些瑕疵不过是效率社会的芒刺罢了，谁叫我们活在一个软件与电话较为廉价的世界里？再说它们也比人可靠，又不麻烦。然而，我们对效率的情有独钟，恐怕还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效率的三种类型
效率并不总是如我们想的那样。经济学作家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一切待售：市场的好处和限度》（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一书中，指出效率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他以三位观点悬殊但却同样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之名，分别替效率类型命名为斯密型、凯恩斯型与熊彼特型。我们多数时候所谈的效率，其实是在讨论如何以价格确保我们可以用合适的成本、在合适的地方、制造出合适的产品。这是属于亚当·斯密的效率，也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效率。
但除此之外还有凯恩斯型效率，它指的是在市场未充分就业时，潜在的产出将会减少。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多的斯密型效率也没用，甚至可能还有害，因为它为了增加局部的效率，反而逼得更多人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违反了斯密型效率，企业虽得以赚取一些不正当的利润，但也因此在4年之内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0%，吃掉了以后20年应有的增长率。经济学家想让这两种效率成为相互抗衡的理论，然而当时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容许两者共存的概念架构。
再把熊彼特加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总是宣称科技是成长的引擎，但他也指出，若要投资于科技，就必须有备用的资源与长远的眼光。太多斯密型效率，只会使得前景越来越窄，股东也多半希望早点拿到钱，剩下的钱往往不够企业进行任何科技发展。完美的竞争也可能互相毁灭，因为大家都在互相较劲，都想让自己的产品更符合成本效益，也更便宜。若要在市场中保持领先，你需要有很深的口袋。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创新，大家就看得出熊彼特型效率起了作用。创新需要些许杂乱，一切太过干净利落，就没有了实验的空间。成本控制得滴水不漏，就没有可用的现金去尝试新事物或新方法。日子排满了要做的事，便很难找到思考的时间。我们都需要一点点空闲，才可能有实验的余地。熊彼特若是听到一位经理抱怨说他手下的人都没时间思考，相信也会对他非常理解。
德国的小企业以抗拒价格竞争而闻名，它们偏好维持高价，然后将利润投资在维持科技的领导地位上。日本在外销方面实行的是价格竞争，但在其国内市场却实施非价格竞争。因此，市场成功的决定因素并非只有“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一项。价格太低反而可能会导致在未来丧失竞争力。第一位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领奖致辞中提到，他认为适应性的（adaptive）而非分配式的（allocative）效率才是长期成长的关键。适应性的效率即是熊彼特型效率。熊彼特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斯密。品质可能比价格来得重要，但追求品质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花费比较多的资金。
找出三种效率之间明智的平衡，不仅是管理者，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政府可以借助税收、专利权立法来改变这个平衡。如果我们单单死守着分配式效率（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多样性），虽然偏好低价，但也很可能因此摆脱不掉低增长与高失业率，最后不得不以高价购买我们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如果这种效率的成本不会大过利益，市场就需要新的机制来补偿。
我们以劳动力市场为例。斯密型效率若是不受干扰，便会尽量压低薪水与工人的数量，变得更不平等。更糟的是，这种效率的竞争使得人们没有多余的资源在培训与再教育方面进行投资。这样我们就只能任由能力不足的人，去招募更多能力不足的人。倘若我们不希望基层人员一直流失，就需要某种形式的缓冲，不管是最低工资保障、学习机会、较强势的工会还是法律规定的培训经费，正如一个古老的比喻：“刹车可以让车子跑得更快。”
并不是说某一类型的效率优于其他效率，而是这三种效率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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