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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6 13: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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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宏伟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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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辉煌金碧

琉璃辉煌金碧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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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琉璃

我国琉璃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早在3000多年前,古人为了比拟珠玉、宝石就创造出晶莹剔透、湿润光滑的琉璃艺术精品。在陕西周原、山东曲阜鲁国墓、河南淅川楚墓、江苏吴国王室窖藏、山西曲沃晋侯墓葬等西周的墓葬,发现大量人工合成的半透明的琉璃珠管。春秋中期,楚国冶铜竖炉的烧炼温度可达到摄氏1200度,技术的提升为制造真正的琉璃提供了必要条件。从随国曾侯乙墓发现的100多颗蜻蜓眼琉璃珠印证了这一史实。

商和西周时期琉璃的萌芽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我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汤在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或“殷商”。

河南安阳殷墟确证了我国商王朝的存在。根据殷墟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期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

商代琉璃的起源,也来自一个对大自然信仰的传说:有一个商队在经过沙漠时,中途休息,于是取干枯的沙漠植物生火做饭及夜晚御寒,事后以沙埋之。

第二天,临行前人们在沙堆中意外发现前夜沙里所埋皆为晶莹剔透亮闪闪的宝贝,于是众人欢呼雀跃。

由于商队的人们长年在外,于是称这种宝贝为“流离”,后来又演变为琉璃。

在殷墟相继发现了13座王陵大墓、2000多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里面有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原始瓷器等,并出现了上釉陶器,以后为了满足宫廷观赏及民间日用、建筑的需要,陶瓷的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从这些器物中,可以认识到商代冶金、炼丹及原始瓷工艺的水平。

商代的冶金、炼丹、原始瓷工艺是我国琉璃制造业的3个重要萌芽条件。琉璃,对当时而言,除冶炼青铜时所发现的晶莹的渣料,就是在陶质物的表面覆盖一层细密的玻璃质薄层,即通常所称的釉。

商代陶器和原始瓷器上高温溶结的釉滴可形成最早的琉璃,利用制陶工艺与冶金化学的经验,以石英砂为原料,塑形后经高温烧制,即可制成表面光亮的原始琉璃管珠。

但因为当时烧制温度不够,砂粒无法全部熔融,也无法制造更大的器物,因此可以把商代看作我国琉璃的萌芽期。

商代人崇玉,古人为了比拟珠玉、宝石,就精心创造出了晶莹剔透、湿润光滑的琉璃艺术精品。

其中,在河南郑州发现了一件商代中期青釉印纹尊,表面有印花图案,器身是光亮的棕色琉璃釉,口径13厘米,高28.2厘米,尊口有深绿厚而透明的五块玻璃釉,这充分证明了商代时我国的琉璃工艺已经被人们运用到礼器制作中。

另外,在同时代的商代墓葬中,还发现有白色穿孔的琉璃珠。

大体说来,古代琉璃,包括3种东西:一是一种半透明的玉石;二是烧制青铜器、陶瓷时贴的釉;三是指玻璃。琉璃的发明,应同烧制陶瓷与冶炼青铜有关,发明人也就是制陶或制铜器的工艺师傅。

通过这些遗物可见,在商代,烧制陶瓷或冶炼青铜时,窑内温度很高,有时就会无意中产生铅钡与硅酸化合物的烧制品。这些无名的工匠,是我国琉璃的发明者与祖师。作为琉璃之一的玻璃,就是指透明的琉璃,而最初只是作为装饰品或随葬品,视如珍宝。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与前朝的商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青铜工具的大量使用与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青铜工艺更加繁荣,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

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我国最早的琉璃器正起始于这一时期。

在甘肃、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的西周墓葬中,发现了不少的小件琉璃珠、管等。如在河南洛阳庄淳沟一座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一个白色穿孔琉璃珠。在宝鸡茹家庄西周早、中期弓鱼伯墓葬里,就有上千件琉璃管、珠,这些小件的琉璃,被认为是古人用来做项链等装饰之用品。

陕西扶风县上宋公社北吕村3座西周早期墓中,发现琉璃管15件、琉璃珠11粒。陕西岐山县贺家村的一座墓中,发现一件琉璃管,长1.6厘米,管径0.2厘米,管壁厚0.11厘米。淡绿色,无光泽,表面风化严重。

陕西扶风县云塘镇西周晚期一座平民墓中,发现浅蓝、浅绿琉璃管14件,浅蓝点饰琉璃管9件,浅蓝、浅绿琉璃珠33粒。大小粗细不同,形制不够规整,表面腐蚀程度有的几乎变白,有的尚能显示浅蓝浅绿。玻璃管一般不直挺,切口不整齐,不成正圆状。玻璃珠不够圆,孔较大。

同时,山东省曲阜鲁国故城的西周晚期墓发现玻璃珠3粒,有棱形扁珠、棱形珠两种,均呈浅蓝色,珠壁厚薄不一,表面呈绵白糖状,有糟坑和气孔。其他地方如陕西津西、张家坡等地也有发现。

而西周琉璃的成因,不外乎此时期青铜器进一步的发展结果。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冶炼温度在1080度左右。

琉璃通常是指熔融、冷却、固化的硅酸盐化合物。石英砂是熔制琉璃的主要原料,还有其他原料,如纯碱和石灰石等,冶炼温度在1200度。

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琉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琉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鲜艳漂亮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与喜爱,于是经过慢慢的摸索与加工,便制成了精美的琉璃装饰品。

西周的琉璃珠,可以说是我国琉璃器成形的起始。对于西周琉璃珠的成型工艺,一是衬芯捻绕法;二是粘珠点滴成形法。

西周的琉璃珠,直径相对比较小,一般在2毫米至8毫米左右。超过1厘米以上的比较少见。其孔一般都比较大,而小孔的孔又显得特别的小。珠子不够圆整,珠子的壁壳一般也比较薄,而有壁壳厚的,又相对特别的厚。

此时的珠子由于当时熔融温度相对比较低,因此其珠子内常常伴有气泡。另外,也由于当时熔融温度相对低与原材料成分的原因,其琉璃的结晶状态不高,所以表面显得比较毛糙疏松,基本无后期琉璃的光亮度。

西周的琉璃管是在琉璃珠子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得的。它主要是受启发和借仿于前朝的各种玉石管。

西周的琉璃管除了与同期的珠子一样的外表外,管子一般往往有弯曲状,管状也不圆整。管子两头截面无平面,呈圆弧状。管子的壁厚也不均匀,一个最大、最明显特征是其孔的两头大小不一,且孔也不规范圆整。

这些特征无疑是受当时工艺水平所限制而成,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的琉璃技术水平尚处在初级的起步阶段。西周还有琉璃环被发现,也只是在陶胎上施上玻璃釉而成的琉璃器。

西周的琉璃贝在陕西和甘肃曾经被发现,无论从其大小、形状、颜色以及外表皮壳特征看,基本无差异,是贵族为显赫身份的装饰之物品。

西周琉璃颜色以蓝色、绿色、白色与紫色为主。原始琉璃中的蓝颜色是其天然色。而其他的颜色是改进演变色,西周蓝色琉璃有宝蓝与浅蓝之分,以浅蓝为多见。

西周的绿色琉璃,其颜色相对于其他几色,显得更鲜艳。最典型的是俗称的孔雀绿,其同时还存有浅绿色。

西周白色琉璃较后期的白色琉璃不同。它的白不像后期的白色琉璃那样鲜亮白皙,往往带有灰暗与发黄。这完全与当时烧制的原材料配方成分有关。

西周的紫色琉璃是一个奇迹,它将“中国紫”的使用年代大大地提前了。知识点滴西周琉璃未见有一件器物有虹彩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与西周琉璃成分的配方有关。因此,西周琉璃的最显著特征:首先是外表缺少玻璃光泽,质地毛糙疏松,基本无玻化状态,有的存有颗粒感,无透明性;其次是形制的不规整,工艺较为原始简单,颜色比较接近自然色,无鲜艳之感觉;再次,可以肯定地说“西周琉璃无大器”。关于这一点,主要是当时高温熔融琉璃的容器坩埚特别小,还处在刚起始阶段。另外也许与烧制琉璃的原材料矿材稀少难觅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美琉璃

东周早期,真正成熟的琉璃物品仍不太多见,不过比西周时显得精美了。春秋战国时期球形琉璃珠多与管状珠一同发现,而且还有一些呈橄榄形或棱柱形,及多角形的琉璃珠,它们应同属一个系统。

春秋中期,最晚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制作出真正的琉璃,并开始在全国普及。而春秋战国时期制作的这些精美琉璃珠,也将全面替代西周的原始琉璃管、珠生产。

河南省固始侯古堆墓是吴国太子夫差的妻子之墓,建于公元前504年,墓中发现了3颗精美的蜻蜓眼式琉璃珠,直径约1厘米,珠体为绿色,上嵌蓝白两色花纹。

其他地方发现的一些琉璃珠,直径最小的有0.2厘米,最大达4.2厘米,有透明和不透明两种;珠面上常有多组由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有的则在圆圈内外形成多彩的套色,极像蜻蜓眼。

春秋时的这些琉璃珠、管与水晶、玛瑙、玉、石饰件等组成串饰,佩于死者颈项、耳部或腕部,也有做成襦衣即短衣的。如陕西省宝鸡益门村一座春秋晚期墓中,便发现直径0.1至0.15厘米不等的琉璃珠1600多颗,散落于骨架上身处,应是琉璃珠做成的“襦衣”无疑。

琉璃珠后世多称为“随侯之珠”。在东汉时期王充《论衡率性篇》中说:

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淮南子览冥训》也说:

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贫。

之所以命名为“随侯珠”,是因为战国早期汉阳诸姬封国之一的随国封君之墓,即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在这里发现的73颗琉璃珠最具有代表性,珠径从1.5厘米至2.5厘米不等,珠体为蓝色上嵌白色或棕色的花纹,即所谓蜻蜓眼式琉璃珠。

战国中晚期后,琉璃器样式增多,而琉璃珠仍多呈球状,少数作橄榄形或棱柱形,中穿小孔,球径在1至2厘米间,略大于战国中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琉璃器发展的源头,发现春秋战国琉璃器的遗址有50多处,遍布于黄河、长江及珠江各流域,而以长江流域最多,长沙地区100多座楚墓中发现200多件,器形除珠、管外,还有璧、瑗、环、璜、剑首、剑珥、印章等。

河南省辉县南部战国早期墓中,发现了吴王夫差剑格上的蓝色琉璃。

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于公元前495年继王位,次年击败越王勾践,继而转师北上,争霸中原。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盟于黄池。

那是一个崇尚剑的时代,吴王夫差曾经招工匠大量制作青铜剑,并由此留下天下闻名的苏州“剑池”,因此吴王夫差剑在全国各地发现多把。

发现于河南省辉县东南战国墓区的这把吴王夫差剑,剑身宽5厘米,全长59.1厘米,满布花纹,锋锷仍很锐利。剑身铸有篆书阴文10字:“攻痦王夫差自乍其元用”。在剑格上镶嵌有3片蓝色琉璃,使剑更显名贵。

另外,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的越王勾践剑的剑格上,也发现了镶嵌其中的蓝色琉璃。

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龙泉宝剑铸剑师欧冶子铸造了5把名贵的宝剑。其剑名分别为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都是削铁如泥的稀世宝剑。

据称,后来越被吴打败,勾践曾用湛庐、胜邪、鱼肠三剑献给吴王阖闾求和,但因吴王无道,其中湛庐宝剑“自行而去”,到了楚国。为此,吴楚之间还曾大动干戈,爆发过一场战争。

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楚墓中的越王勾践剑完好如新,锋刃锐利。全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

剑身上装饰着菱形花纹,剑格两面用蓝色琉璃镶嵌着精美的花纹。剑柄以丝绳缠绕,剑身满布菱形暗纹,刃薄而锋利。做工精细,造型华美。中间靠近剑格外,镌有8个错金鸟篆体铭文“越王鸠浅,自乍用剑”的古写体,而剑主人鸠浅就是“卧薪尝胆”终于灭吴的越王勾践。

无论就勾践剑的外形研制,还是质料搭配,这口剑都无疑是我国青铜短兵器中罕见的珍品。

与越王勾践剑有关的,还有一段关于琉璃起源的流传已久的“西施泪”的故事呢!传载了一段千古情殇。

相传,春秋末年,范蠡为刚继位的越王勾践督造王者之剑,历时3年铸成。当王剑出世之日,范蠡在剑模内发现了一种神奇粉状物质,与水晶融合后,晶莹剔透却有金属之音。范蠡认为这种物质经过了烈火百炼,又有水晶的阴柔之气暗藏其间,既有王者之剑的霸气,又有水一般的柔和之感,是天地阴阳造化所能达到的极至。于是将这种物品称为“剑道”,并随铸好的王者之剑一起献给越王。

越王感念范蠡铸剑的功劳,收下王者之剑,却将“剑道”原物赐还,还以他的名字将这种神奇的物质命名为“蠡”。

当时,范蠡刚遇到西施,为她的美貌所折服,惊为天人,他认为金银玉翠等天下的俗物都不能与西施相配,所以他访遍能工巧匠,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饰,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西施。

不料,这一年战事又起,勾践闻知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兵马,意图讨伐越国以报父仇,所以决定先发制人。范蠡苦谏未果,越国终于遭到大败,几近亡国,西施被迫前往吴国和亲。

临别时,西施将“蠡”送还给了范蠡,传说中西施的眼泪滴在了“蠡”上,天地日月为之所动,直至后世,还可以看到西施的泪水在其中流动,后人称之为“流蠡”。

而“琉璃”就是由“流蠡”这个名字的谐音演变而来的。

20年的卧薪尝胆,越王在范蠡的帮助之下,终于灭掉了强大的吴国。越王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范蠡则感怀物是人非,挂帆远去了。

后来范蠡改名陶朱公,善于经商,成为民间传说的财神,而西施常常望着水天一色的太湖,思念经商在外的丈夫范蠡,晶莹的泪花最后也幻化成了晶莹剔透、无比珍贵的五色琉璃。

传说中最早的财神聚宝盆,也是用琉璃做的,所以琉璃被认为是聚财聚福的财神信物。

勾践失掉范蠡后,深感痛惜,依法烧制“蠡”器,竟然耗时10年之久才烧制成功。相传“蠡”成之日,紫气东来,满天流云霓彩,勾践得此重宝,老泪纵横,仰天长啸:“流云霓彩,天工自成”。

从那时起,古越国王室烧制“流蠡”的机构称“天工坊”,时间在公元前462年左右。

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上,剑格处都镶嵌着当时尚为名贵的琉璃。两位纠葛一生的春秋霸主,以赫赫战绩称霸天下,“王者之剑”绝不仅仅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更被他们视为生命一样珍贵。

两位传奇的王者,不约而同地将琉璃作为自己随身配剑上唯一的装饰,不由得为那段关于琉璃起源的传说平添了几许神秘。

自战国开始,琉璃仿玉制品开始形成风尚,并通贯整个古代琉璃史,这里所说的仿玉是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和田玉、天河石、玛瑙、绿松石、青金石等天然美石。“璆琳”是战国时期对琉璃的称呼,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中。璆琳本意为美玉,古人借其称呼似玉的琉璃。

战国古琉璃地域分布广、数量大。楚国墓地较多,制作特别精美,特别是楚国的琉璃璧,占到了各地的80%以上。

在湖南一带,战国墓葬的琉璃器约占十分之一,多为王侯墓地,也有一些士庶墓地。这既表明楚国是当时重要的琉璃产地,又可知他们以琉璃生产来弥补玉石资源的不足。

琉璃璧即为玉璧的仿制品。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周礼》有“以苍璧礼天”的记载。玉璧除作礼器外,还是佩玉,称为“系璧”;也作为礼仪或馈赠用品和随葬用品,是玉器中沿用时间最长的器形。

战国玉璧造型规矩,棱角分明,内外边沿犀利见锋。璧面图纹繁密复杂,常以去地隐起的谷纹、云纹等几何纹作装饰。

战国晚期是琉璃璧流行的高峰期,各地多有发现,如湖南省长沙杨家山发现的一件战国米黄色谷纹琉璃璧,即为此时仿玉品代表,直径11.3厘米,厚0.2厘米,璧呈米黄色,其形制、纹饰与周时期的玉璧相同,即为圆形扁平体,中有一圆孔,表面饰以谷纹。

此璧以模铸法成形,制作规整,色泽温润,显示了战国时期我国琉璃制造业的高水平成就,实为无价之宝。

长沙梅子山墓发现的战国青白谷纹琉璃璧,直径11.5厘米,孔径4.7厘米。青白色,圆形扁平体,中部有一圆孔,一面表面光滑。

有突起的谷纹,另一面不光滑,谷纹仅有部分突起,整个器物及纹饰排列不很规整。此璧的纹饰一面突出,一面不突起,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琉璃的制作工艺。

湖南省湘潭县杨嘉桥镇蛟托村古墓葬群发现战国阳刻“卷云纹”琉璃璧,直径13.6厘米、内径4.5厘米,厚度为0.3厘米。

湖南省益阳天子坟村的战国晚期墓地共包括5座竖穴土坑墓葬,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3座墓葬发现了3件琉璃璧,保存相对完好,呈浅绿色,且有白色衬底,惹人喜爱。这三件琉璃璧有可能是被死者枕在脑后,起辟邪的作用。

战国仿玉琉璃璧除安徽省寿县和福建省闽侯有少量发现外,绝大多数集中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市附近的楚墓中,因此推测,长沙一带可能为战国时期琉璃的主要产地之一。

玉环也是古代最常见的装饰品之一,关于其功用,《荀子大略》说是表示和好的信器,而玉环大型者常套于臂,中型者多置于腰的一侧,小型者则套于指骨之上或存于头骨附近,或含于口中。这些情况表明,大型的玉环可代镯用,中型的玉环可作佩饰之用,小型的玉环当作指环、耳饰和代作琀玉用。

而战国时的琉璃环,从其器形和纹饰分析,它是玉环的代用品,应是作为佩饰使用。如湖南省长沙颜家岭战国谷纹琉璃环,直径4厘米,厚0.3厘米,此环半透明,蓝色,内缘较高,边不平整,不甚圆,饰四圈谷纹。器形、纹饰均仿战国玉环。

长沙丝茅冲也发现有战国谷纹琉璃环,直径3.9厘米,厚0.4厘米,深蓝色,半透明,饰3圈谷纹。内外廓有凸起弦纹,制作较粗糙,不规正。长沙棺材塘发现的一件战国素面琉璃环,直径3.1厘米,厚0.2厘米,米黄色,边有小齿,一面光亮,另一面粗涩,断面近梭形,有一面中间平,两侧有斜坡。

玉璜也是古代重要礼器,古称“半璧曰璜”。但战国时礼器的功用不明显,多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

湖南省发现的战国谷纹琉璃璜,长15.5厘米,厚0.25厘米,该器作半璧形,乳白色,有光泽,内外边缘各有一周弦纹,正反两面饰以旋涡云纹。

琉璃璜两端及上部均有穿孔可系绳,其用途应是在组玉佩中起玉珩的作用,而并不像古书所言“礼北方”的用器。

琉璃剑饰与琉璃璧一样,也是仿自于剑饰玉的形制。装饰在剑和剑鞘上的玉,称为“剑饰玉”,它分剑首、剑柄、剑格、鞘带扣、鞘末饰五种,分饰于剑和剑鞘的相应部位,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作用和意义。

以玉饰剑,在西周已有发现,剑鞘饰玉,则从东周开始。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在所佩之剑上饰玉非常流行,并成为身份地位的标志。

琉璃剑饰约出现于战国中期,并流行于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它的形制没有较明显的变化,只能从纹饰等其他方面来分析。战国中期的琉璃剑饰多饰谷纹和云纹,晚期多饰柿蒂纹和蟠螭纹、兽面纹。

如湖南省长沙市南门外白沙楚墓发现战国谷纹柿蒂纹琉璃剑首,直径4.5厘米,厚0.5厘米,作圆饼状,器表呈青色,中心部位两弦状圈纹围绕一谷粒纹,外饰单线勾勒的柿蒂纹,外圈有谷纹三周,不很整齐,触之有毛糙感。背面中央有一小柱状物,可与剑柄相接。

该器是仿玉剑首作品,剑首是剑之柄端所嵌的玉饰,置于剑柄的顶端。湖南不产玉,古代常以琉璃作仿玉制品,因而留下了一大批仿玉风格的琉璃器。

玉剑璏是镶嵌于剑鞘上,形制均为长条形,两端微卷,下有长方形穿孔,用以穿革带。

战国琉璃剑璏颜色有浅绿、米黄、乳白色等,纹饰有谷纹、蟠螭纹、兽面纹。玻璃剑璏出现的时间大体与剑首相同,总的看来,流行于战国中、晚期,饰谷纹的稍早,饰蟠螭纹和兽面纹的较晚。

如湖南省长沙枫树山发现的战国谷纹琉璃剑璏,长6.2厘米,宽1.8厘米,高1.3厘米,乳白色,光泽强。有裂缝,边缘多处有磕碰痕。

该器为长条形,器表饰有3排谷纹,排列整齐,触之有毛糙感。剑璏一端尚有单线勾勒的云纹状兽形图案。两端略向下弯曲,一端下有长方形穿孔,用于穿革带。

与此剑璏同时发现的还有玉剑首、玉剑珌,但未见剑,可知原来随葬的剑应为木质明器,已腐蚀无存。玉剑首、玉剑珌、琉璃剑璏都是此剑的装饰物,为实用器。此器保存基本完整,器形、纹饰均仿战国玉剑璏。

再如湖南省长沙左家公山发现的战国兽面纹谷纹琉璃剑璏,长10.2厘米,宽1.9厘米,厚1.4厘米,浅绿色,该器大体完整,在近谷纹端三分之一处有断痕,已黏合。

器呈长条形,一端铸牛头状兽首,其他部位有四排谷纹,排列整齐。两端略向下弯曲,一端下面有长方形穿孔,用于扣接剑鞘。与之同时发现的还有柿蒂纹玻璃剑首、铜剑等,表明这两件玻璃剑饰均为实用器,与玉剑饰的实用性质是一样的。

湖南省长沙下大垅发现的战国蟠螭纹琉璃剑璏,长6.1厘米,宽2厘米,厚1.2厘米,乳白色,器呈长条形,身短而宽,表面触之光洁,上铸浮雕状蟠螭纹,龙纹粗而短,螭首蜷曲至腰部,有角下卷,前足前伸,后足后伸,均卷曲作云纹状,尾下垂后上卷。两端略向下弯曲,一端下面有长方形穿孔,用于扣接剑鞘。

还有长沙杨家山发现的战国蟠螭纹琉璃剑璏,长10.3厘米,宽1.95厘米,厚1.3厘米,白中偏黄,有沁色。器呈长方形,正面铸一身躯修长、弯曲如波浪的蟠螭。两端稍向下卷,下面靠一端处有长方形穿革带之孔。此器保存基本完整,蟠螭尾部一侧有开片。

安徽省阜阳县城西郊的战国墓中,发现了精美的琉璃肖型印章,琉璃呈绿色,半透明。该印模铸而成,作肖鸭、鹅状,神态憨然,翅及颈部、腹部纹饰用砣具砣成,表面均有砣具修整痕迹,底部印刻大篆体“大吉”两字。

甘肃省兰州发现有战国琉璃龙凤佩和出廓璧。这两件琉璃呈淡黄色,半透明状,大约小半个手掌大小。其中龙凤佩为双龙对称状;出廓璧则是圆形环状,外侧有两条盘旋的龙。在两件琉璃中凤隐藏龙中,所以从外观上基本上看不到凤的形状。

这两件琉璃制品制作得非常精美,特别是暗藏在其中的“凤”是典型战国时期的楚国风格。

琉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饰品,要经过29道工序才能生产出来,当时的琉璃器比玉器还要贵重,只有王侯将相才能拥有。如战国时的琉璃带板大多底是青铜的,面是琉璃的,平面是取平安无事的意思。

战国时,将水晶、玛瑙等类玉器物也都归于“琉璃”范围之内。

如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中,发现了战国时的水晶杯。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

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知识点滴琉璃,古时也被称为“璆琳”、“陆离”等,后来统一称呼“玻璃”。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也曾经是最昂贵的材料之一。无论是我国或是西方,玻璃器在古代一直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那光亮透明、晶莹润泽的特质,曾令古人无限爱恋,甚至被视为无价之宝互为炫耀。从铸造工艺看,湖南这些仿玉玻璃器是采用青铜器制造工艺的泥范铸造技术铸造成型的。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其泥范铸造技术到战国时期应用更加广泛。战国时期的琉璃璧、琉璃环、琉璃剑饰等造型、纹饰,都是用这种技术用模压法一次铸造出来的,不再进行任何加工。湖南战国墓发现的琉璃器上的纹饰,如浮雕的蟠螭纹、谷纹等的边沿光滑圆缓,看不出任何雕琢痕迹,应该是模压后不再加工的。

秦汉隋唐的琉璃

秦代仿玉琉璃璧、璜等经常与玉璧、琮、圭、璋、璜等礼天五器同置一坑作为埋藏六器的祭礼。汉代琉璃产地分布在中原地区、河西走廊及岭南地区。隋朝如同秦朝一样,统一南北、镇服四夷、修运河、建科举。这时的琉璃料色清透,工艺较前朝有很大改善。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扩疆内治,经济繁荣,外交广泛。这时吹制薄胎琉璃器皿获得发展,但主要也是用于佛教奉供,也有零星的琉璃珠饰、佩饰、带銙、簪钗等。

秦和西汉琉璃一脉相承

秦统一天下之后,各地工商贸易及文化交流更为发达,烧制琉璃已为人们广泛所知。

陕西历属秦地,咸阳更是秦的都城,在陕西咸阳市塔儿坡秦墓中,发现有类似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琉璃珠。这类“蜻蜓眼”琉璃珠饰,即属于先秦诸子所谓的“隋侯之珠”。

秦代仿玉琉璃璧、璜等经常与玉璧、琮、圭、璋、璜等礼天五器同置一坑中,当为埋藏六器的祭礼。

秦代琉璃璧大致可分为两类:谷纹璧和蒲纹璧,其中谷纹璧占绝大多数。谷纹璧有多种形制,如有单面谷纹璧、双面谷纹璧、乳丁状谷纹璧、芽谷谷纹璧,璧面的谷粒,有的粗大稀疏,有的细小密集,有边沿有弦纹一周。

这时更多的琉璃是出现在秦代的组佩中,常与玉、玛瑙串在一起。

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在咸阳召集各国工匠广为修建宫阁殿宇,于是出现了全国各地造型风格的大融合时期。

也就在这一时期,整个瓦当艺术中形成了秦代的清新写实风格,图案瓦当多饰水涡纹,这可能与秦国尚水德有关。

画像瓦当多先秦风格,多取材树木、树叶、动物等图案,这反映早期秦人由狩猎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同时,由于瓦当图案中多取材于社会生活,对后来的汉画像石艺术起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这时,出现了瓦中嵌琉璃的最初形式,如有一件秦鹿纹瓦当上,在一只奔跑的长角鹿身上,就有几片浅绿色琉璃。

两汉时期,我国的琉璃铸造业达到顶峰,这时已经类似于后世玻璃的透明度了,而且时人还将琉璃推崇得十分神秘,这在汉代文学作品中常有描述。《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时……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所以常常给玻璃璧冠以“夜光”之名。

如汉代杨子云《羽猎赋》:“方椎夜巩琉璃”,所谓“夜巩琉璃”,一般就是指琉璃璧。《汉书邹阳传》:“臣闻明援珠,夜巩璧。”班固《西都赋》说汉皇宫昭阳殿“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马”,“悬黎”是说宫殿中悬挂着琉璃璧,所以说“夜光在马”。

中外琉璃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主要还从张骞开通西域以后,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史称“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大动脉,使长安经中亚直通罗马,极大促进了东西文化与商业的交流。

再加上北方草原通道、西南佛教通道、南方海上通道等其他路途,使我国丝绸的出口,西方宝石、琉璃器的运入更加便捷。

琉璃主要的发展是在1至5世纪,当时世界古典文明时代上出现四大帝国,即东方的大汉帝国、西欧和西亚的罗马帝国、中亚的波斯帝国和南亚的贵霜帝国,皆处于强盛时期,丝绸之路贯穿于这4个帝国而畅通无阻,促进了中外的交往和交流。

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西方琉璃器的碗、杯、盘、瓶等,在广西、广东、洛阳、江苏、内蒙古、新疆等地都有发现。

同时,张骞从西域大月氏人那里带来了西方玻璃制品和技术,而中原有特色的琉璃单色珠和多色镶嵌琉璃珠也流传至新疆的哈密和和田。

新疆和田阿克斯皮里古城发现有镶嵌琉璃珠,为黑色基体,眼部为绿色琉璃镶嵌在白色烧结体中,制作得比较精致,已体现出当时琉璃制造技术的进步。

广西合浦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早在汉武帝时期合浦便成为我国对外通商的港口之一。合浦共发现了800多座汉墓及窑址、城址,其中数量众多的琉璃、琥珀、玛瑙、水晶、绿松石等装饰品,印度、希腊风格的黄金饰品等,均与当时繁荣的海外贸易有关。

其中合浦县文昌塔西汉墓发现的浅蓝色弦纹琉璃杯尤为精致,该杯无脚,呈圆桶状,蓝色琉璃散发出神秘瑰丽的光。

在本土的琉璃工艺上,由“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可以看到汉代琉璃仍以仿玉为主题。种类包含礼器、饰物、葬具、容器以及带钩、印章等,延续了战国琉璃工艺的发展。“琉璃”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

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

礼器中,璧依然占据了很大比例,琉璃璧分布范围较广,器形一般大于战国璧。在陕西兴平茂陵一带发现的琉璃璧,形体颇大,直径达23.4厘米,重达1.9千克,堪称琉璃璧之冠。

琉璃珠以单色球形为主,蜻蜓眼式的珠子开始少见。另外,琉璃含蝉、握猪、衣片等葬饰形制丰富。如江苏省扬州邗江西汉“妾莫书”木椁墓发现了约600片琉璃衣片,大小不等,有长方形、梯形、三角形、圆形等14种,多数素面,少数印有蟠螭纹,有的纹饰中心还保留有一点金箔,每件衣片上穿三四个孔,这些琉璃衣片显然是西汉贵族墓葬流行的玉衣的仿制品。

西汉的琉璃器中,制品种类一般以琉璃璧、珠、耳珰等配饰品居多,日用器皿数量很少,在琉璃制品尺寸方面,以小件饰品多,而大型饰品较少。

但战国的蜻蜓眼珠在汉代似乎已经失传或者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几种小型的单色珠串,一种近似圆珠形,多见于两广周边地区;第二种是扁环形,有蓝、绿、褐、透明色,多见于中原及北方地区;第三种是圆管形,以蓝色、绿色、白色居多,主要发现于四川羌族地区。

广东、广西西汉墓中所发现的琉璃器以单色珠饰为主,如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发现了两颗蜻蜓眼式玻璃珠和数百颗蓝色、黄白色的玻璃小串珠,直径0.25至0.3厘米。

当然,汉代琉璃器也包括如琉璃动物、聚光镜、平板玻璃窗等品种,实用器极为丰富。

广州北郊横枝岗西汉墓发现有3件深蓝色琉璃碗,口径10.6厘米,内壁光滑如镜。

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居住在昭阳殿时,“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照达,毛发不得藏焉”。

喜好神仙的汉武帝,其起祠神屋的门窗皆“琉璃为之,光照洞彻”,如此看来也并非现代才能做到窗明几净。其中琉璃耳珰、带钩和蝉是西汉时出现的新品种。

我国汉乐府民歌《陌上桑》说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明月珠,就是指当时名贵的琉璃饰物。

另外,从马王堆汉墓西汉轪侯夫人辛追的两个妆奁里,都发现有“明月珠”。“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是《孔雀东南飞》里描述的汉代妇女流行装束,明月珰就是琉璃耳珰。类似的汉刘祯《鲁都赋》也载有“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珰”等。

如四川省成都弥牟镇国光村汉墓群中,就发现有一对深蓝色的琉璃耳珰。耳珰做工精致,大约有两厘米长,两头为圆形,中部很细,犹如缩小的腰鼓。两头有小孔,丝线从中穿过,能挂耳垂上。

另外,在敦煌南湖乡一座汉墓中,也发现了几件琉璃耳珰,耳珰与一些石珠、珍珠、琥珀珠等装饰品以项链的形式摆放在尸体前胸。《三辅黄图》中记一则故事,说汉武帝将一件千涂国所进“与冰相洁”的琉璃器玉晶盘,赐予董偃,结果“拂玉盘坠,冰玉俱碎”。

带钩是我国古代一种钩状服饰用品,是用于束在腰间皮带上的钩,其质地多为金属与玉,原为“胡服”所用,春秋战国时期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古书中称为师比、私鈚、斯比等,指明是郭洛带,即革带上的铜钩。汉晋时仍沿用带钩。

虽然在战国的金属带钩上有时也可见到镶嵌的琉璃块,但纯琉璃带钩则出现于西汉。

如广东省广州发现的一件西汉琉璃带钩,长7.8厘米,以深绿色琉璃制成,半透明,形制与最常见的铜玉带钩相同,器体扁平状,钩扣弯圆,尾端齐平,有一圆纽,全器光素无纹饰。

这件带钩不仅反映了西汉时琉璃制作技术的水平,同时也为研究古代服饰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不过比较大型的琉璃容器也开始出现,如有几件珍贵的琉璃杯。

我国最早的琉璃杯来自江苏省徐州的北洞山汉墓,制造于公元前2世纪。北洞山汉墓是我国规模巨大、墓室最多、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汉墓之一。

墓中发现的琉璃品包括16件琉璃杯,一件琉璃兽和3件蓝色小琉璃。它们大约在公元前175年至128年间埋入地下。

北洞山汉墓主人是楚王刘道,西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阴间的一切都要按照阳间布置,譬如房间、水井、粮仓等,这些琉璃可能是主人生前所用的,所以在其死后也带入了墓中。

徐州北洞山发现的琉璃杯,不但外形尺寸大,而且数量也多,标志着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对较大的日用器皿已具有批量生产能力,同时突破了以往对我国自制琉璃器都为小件饰品和礼仪用品的认识。

同墓发现的瓷白色琉璃兽,也是单个重量最重的一件仿玉琉璃独角瑞兽,它身上的颜色主要以白色为主,并掺杂着绿色、黄色、黑色和灰色。关于琉璃兽,在我国白族民间一直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相传,老君山有块叫玉召块的大石崖,玉召块上长着一棵紫檀香树。紫檀香树餐风饮露,长了八万八千年,得了仙气,发出一股馥郁清幽的异香,似兰非兰,似麝非麝,远飘千里。

雪山太子在天河里洗澡,闻到幽香,循着香气来到玉召块,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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