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芜杂的心绪(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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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芜杂的心绪试读：

以作家身份出道三十余年间，出于形形色色的目的、为了林林总总的刊物写下却未曾以单行本发表过的文章，收集在这里。内容从散文到为别人的书撰写的序或解说、答疑、各种致辞，乃至短篇小说，本书的构成实在只能以“芜杂”一词形容。从未发表过的东西也为数可观。本来可以起个更普通的书名，可是与编辑协商时一直管它叫 “杂文集”，心想 “干脆就叫这个名字得了”。于是书名便成了《村上春树杂文集》。既然原本就芜杂，索性便芜杂到底也不错。

姑且作为职业作家，一写就写了三十多年，攒下的东西要远比收录于此的多。到我家那间仓库（似的屋子）瞧上一眼，就能看到好多好多——且不说是堆积如山——的纸板箱，里面塞满刊登着这些文章的旧杂志。肯定也在一次次搬迁中丢失了许多。不过静下心翻看一通，年轻时写的散文之类如今读来多半难以满意。读着读着便不禁面红耳赤，怅然喟叹，“居然还写过这种玩意儿！”这样的东西也不少。最终能遴选出来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自然，当年我可是使尽浑身解数炮制出来的……

我刚开始零零星星接受约稿时，一位编辑曾告诫我：“村上先生，刚开始，你不妨写得多一点、杂一点。作家可是靠着拿稿费不断成长的。”我当时还将信将疑：“真的？”如今回头重读往日写下的文章，我心悦诚服：“没准真是这样。”就是说，不靠交学费而是靠领稿费，文章才得以一点点写得像样起来。此话好像有点厚颜无耻。

不过，即便只是发现这一事实，即便只是得以回顾自己蹒跚踉跄的足迹，出版此书或许就自有意义。若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大概（绝对）不会集中重读往日写下的杂文。

遴选旧文固然费力不小，文章编排也让我绞尽脑汁。总体分作十大部分，再把文章分摊到各个部分。但这并非严谨的学术分类，充其量只是大而化之地粗分一下。唯有致辞部分是编年体（依时间顺序），其余只是随意排列，并无明确顺序。这里挪挪，那里塞塞，编排工作也颇为不易。起初我本想所有文章都按编年体排列，可这么一搞，读来似乎稍欠顺畅。

再者，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时期，为各不相同的媒体写的，有时内容上不免有重叠之处。可删减的地方我都作了删减，但也有些东西一旦删减便会导致文意出现失衡，不得已只能将重复之处保留下来。读者也许会发现：“咦，这是刚才读过的呀。”那便是因为本书的特点不得不如此行事，请包涵。

和田诚先生与安西水丸先生携手搞过联合个展，端详着他们的画，我陡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采用他们的画作，把本书装帧得漂亮些该多好。本来结构就够芜杂的，因此我期待有根视觉彩带，把这一切串联成一体。便提议，既然如此，索性请两位先生进行一次关于我的对谈，当作后记如何？便辛苦了和田先生与水丸先生。在此深致谢意。

早在七八年前就有计划，准备把从前写下的杂文汇编成册，只是一直忙于写小说，便一拖再拖直到今日。眼下恰逢小说与小说之间的空闲，不妨称为“农闲期”，能比较悠闲地进行编辑工作。但正因为拖延了好多年，内容与最初的设想相比，我觉得反而变得更为丰富了——但愿能变得更加充实一些。

不必说，我的精神世界由各种芜杂的东西构筑而成。人心这东西，并不单单是由谐调的、系统的、可说明的成分组成。我将自己精神中这种琐碎又往往难以统一的事物聚拢起来，倾注进去，创作出虚构作品，再增补充实。同时，也每每需要以这样生涩的形态把它传递出去。因为以虚构形态无法一网打尽的琐碎事物，会化作残渣，零零星星留存下来。我就是将这样的素材以随笔（杂文）形态搜罗在一起。或说某些情况下，若要现实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以生涩的形态表现自己（致辞之类就是典型案例）。

笔者希望列位以新年之际打开福袋的心情阅读本书。福袋里装有各色东西，有你喜欢的，可能也有你不太喜欢的。那也真是没办法，毕竟是福袋嘛。可经过这般加减乘除，假如能让您稍稍体味我那“芜杂心绪”的整体形象，身为作家的喜悦则莫过于此。

最后，谨向情愿支付稿费，将笔者培养为一位作家（或与之相近者）的各家出版社、各位编辑，献上感谢之情。村上春树2011年1月致辞·感言等等到了四十岁群像新人文学奖·获奖感言

同获奖作《且听风吟》一道刊载于杂志《群像》1979年6月号。所谓“等到了四十岁……”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当时我三十岁，期盼在接下去的十年间写出一部像样的小说来。三十八岁发表了《挪威的森林》，还记得曾忽然想起：“这便是我那时想象的，（差不多）是第十年了，正好告一段落。”看来一向只会以长跑的单位思考问题，不管好也罢坏也罢。

走出校门后，我几乎没拿过笔，因此一开始文章写得费时费力。只有菲茨杰拉德 “假如你想讲一个和别人不同的故事，那就用和别人不同的语言去讲吧”这句话，是我唯一的依靠，但想做到却没那么简单。我边写边想，等到了四十岁，我总能写出更像样点的东西吧。至今我仍然这么想。

获奖自然非常高兴，但我不愿一味拘泥于有形的东西，而且已不是那样的年龄了。前面的路还很漫长野间文艺新人奖·获奖感言

刊载于杂志《群像》1983年1月号。以《寻羊冒险记》获奖。当时“野间文艺奖”的获奖者《分别的理由》作者小岛信夫，颁奖仪式上就坐在邻座，却没有多交谈。其实我很喜欢小岛先生的作品，只是心想 “作品与作者是两码事”，于是沉默不言。哪怕交谈几句也好嘛。如今想来很遗憾。应该说是还太年轻吧。但我这人大体来说，属于稍欠淳朴的性格。

二十九岁那年我开始写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今年三十三岁。再过几天就该三十四了。总而言之前面的路还很漫长，所以我希望能够不乱节奏，仔细地工作下去。

奖是作品获得的，本不该由我个人说三道四。只是对一直承蒙关照的诸位的感谢之情，能以获奖这种具体形式表达出来，我还是觉得值得庆幸。但忘不妨谷崎润一郎奖获奖前后

谷崎润一郎奖迎来不知几周年之际，作为过去的获奖者之一，杂志《中央公论》（2006年11月号）要我撰文谈谈关于这一奖项的往事。我弄错了字数要求，结果文章写长了，杂志将它截短后刊载出来。这便是长的那个版本，自然是首次发表。

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时，我住在神奈川县藤泽市一个叫鹄沼的地方。记得是在不停搬家的间隙中拼命写出来的。如此说来，我的长篇小说大多是在搬家的间隙中写出来的，只是那一次的间隙尤其短暂，手忙脚乱。加上围绕这本书的出版，与出版社发生种种不愉快的事，一连好些天都惶惶不安。不过租的房子十分宽敞，日照又好，我家的猫咪们倒是很开心。

书出版后不久，我得知这部小说获得了谷崎润一郎奖提名。通知我的是中央公论社我的责任编辑。他说：“不过呢，你获谷崎奖的希望几近于无。但忘不妨。”他告诉我，由于我受到（部分）评委的嫌恶，或很难说博得他们的欢心，事态怎么变化也不可能获奖。而我对这方面的隐情一无所知，心想：“哟，原来是这么回事。”恭敬不如从命，便当真把奖不奖的给忘掉了。

因此，公布评奖结果那个晚上，我啥也没考虑。不如说早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家里人有事不在，我便独自跑到外边胡乱对付一顿，喝了些啤酒，在周围逛着玩了一阵。虽说是玩，藤泽火车站周边嘛，也没什么可玩的。回到家后，电话铃响起来：“恭喜您。您获得谷崎奖啦。”记不得我当时是如何作答的，只记得忽然接到通知，心头涌不出真实感来。须知我可是被告诫“但忘不妨”的，于是认认真真地将此事淡忘了。

获得谷崎奖，当然也有几个好处。不必说，谷崎润一郎是位名声远扬、在海外很受尊敬的作家，到外国去的时候，也有人觉得：“既然获得过冠以这位大作家名字的文学奖，总有点来头喽。”文学奖这东西，说到底毕竟是由人评选出来的，我也想尽量保持“但忘不妨”的姿态，但又觉得时不时提起来好像也不失为乐事。奇妙，又不奇妙朝日奖·获奖感言

记得这次“朝日奖”颁奖仪式举行时，恰好我不在日本，这篇文章是请责任编辑代为宣读的。责任编辑也不得不事事亲为。这是2007年1月间的事。

从写第一篇小说算起，到今年已经二十八年了。我写文章起步较晚，是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在那之前，我没有特别想过要写小说，说老实话连写文章的经验都没多少。所以像这样长年累月，竟得以作为小说家维持生计，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大奇事，甚至觉得近乎奇迹。但惊奇的同时又感到这样日日坚持写文章，于我而言又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就这样，我一方面觉得“好奇妙”，同时又点头称是“不对，也没啥好奇妙的”。如是至今。只怕今后的人生也会同样继续下去。

于是，学会了写文章，写出来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问世，有一定数量的人捧卷阅读，好歹能维持生活，这一事实于我而言才真正是巨大的褒奖。更有甚者，还得到了这样一个奖，也许有些过分了。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迄今为止的文笔活动获得了评价，对此我深表感谢。我希望姑且以此为分界，将心思集中到下一部作品上去。谢谢。时至今日颇觉突然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获奖感言

其实为领这个奖，我时隔数十年去了一次早稻田大学。周围变得漂亮多了，印象深刻。留恋倒不太有。那是2007年11月间的事。与副校长交谈，对方和我同岁，一惊。大家都不得了啊。

此次获颁“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谢谢。

听说这个奖并非专以早稻田大学毕业生为对象，我却碰巧在早稻田大学总共学了七年。由于种种原因待了七年，这期间不记得学校对我有多热情。当然，我这一方做得也很糟糕，根本没有抱怨的资格。但时至今日该说是事出突然吧，总之突如其来地这般热情，令我半信半疑，暗忖“当真合适吗”，感到惶惶不安。刚才我一直待在那边的椅子上，只觉得坐立不宁。

据说我是这个奖项的第一届获奖者。因为是第一届，连名头也不曾听说过。电话打来，通知我获奖了，可“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是怎样的奖项，老实说我一无所知。由“坪内逍遥”这个名字看来，我寻思总不至于是物理学或体育方面的奖项吧……于是上网查了查，原来是为了“彰显在文化艺术领域做出显著贡献的个人”。这么一说，更令我诚惶诚恐了。由我来说有点那个，但世上并不如此看待我的人只怕更多。

我还在早稻田做学生的时候，不怎么常来学校，但跑得最多的，我记得是文学部的食堂和演剧博物馆。食堂呢，并不是因为觉得味美，仅仅是缺钱才去的。不过演剧博物馆倒是因为喜欢而去。我们管它叫“演博”，准确的名称应该叫“早稻田大学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一座古老美丽的建筑，基本一直是空荡荡的，我常常跑到那里一个人看书。

我当时在文学院的电影戏剧系念书，立志从事剧本创作，而演博收藏有大量的电影剧本，记得我是一边读着那些老剧本，一边仿佛白日梦一般在脑海中拼凑电影画面。所以今天仍无法断定自己究竟是在电影院里当真看过那部电影呢，还是并未真正看过影片，只是坐在演博的椅子上，在脑海中随意拼凑出来的东西。为此困惑不已。然而后来我成了小说家，不时觉得这种做法也许颇有裨益。我是没钱去看电影才这么做的，看来贫穷说不定有时也是好事。当然持续太久的话，还是相当够呛。

因此，尽管我还从未读过坪内逍遥博士的著作，但觉得在其他方面，不论是这次的奖也好，还是演剧博物馆也好，我都曾得到多方照拂。

总而言之，获选为第一届获奖者，我觉得非常荣幸。衷心祝愿这个奖今后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广获公认的奖项。但万一今后发展不顺，也盼望诸位千万不要怪罪我。

说句老实话，我写了将近三十年的小说，始终是率性随心地做着喜欢的事情，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对什么东西做出过贡献。而且我以为对一位作家来说，最宝贵的奖项或勋章就是有热情的读者存在，而非任何别的东西。但此话另作别论，承蒙诸位给予我的作品和业绩相应评价，我深表感谢。倘若能为文学的新发展做出微薄的奉献，我将不胜欣喜。

谢谢。身边肯定还有许多每日出版文化奖·获奖感言

2009年11月。我那时候也不在日本，仍然是请责任编辑代读。我不禁感叹：如此看来，世界上的奖项倒还真多。弄不好奖项的数量比作家还要多……总不至于吧？

此次获颁“每日出版文化奖”，不胜荣幸。对选我的各位深致谢意。

所谓小说家，就是以时间为对手作斗争的人——我平素一直是如此思考和工作的。年纪更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只具备比较单纯的意义，即“要写出经得起时间洗礼、尽量不会风化的作品来”。然而随着年岁渐长，我明白其中又加入了倒计时的要素，即“以剩下的人生，还能写出多少篇作品来呢”。

还能写出多少篇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几年时间准备材料，几年时间执笔写作，还需要巨大的能量。因此，这样写出的一部长篇被众多读者拿在手里，获得相应的评价，对我来说就是无上的激励，也是新的热情的源泉。

如今，常常有人说小说迎来了艰难的时代。人们不读书了，尤其是不读小说。这已成为世间的共识，然而我不这么认为。试想我们在长达两千多年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将故事的火苗延绵不绝地守护下来。那光芒，在任何时代里、在任何状态下，都保有唯独那光芒才能照耀的固有领地。我们小说家应当做的，就是从各自的视点出发，尽多地发现那固有领地。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唯有我们才能做到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一定还有许多。我如此坚信。

现在我正在写作《1Q84》的《BOOK3》，大概明年就可以出版。我将全力以赴，争取等明年书出来时，诸位不至于说：“哎呀，早知道就等上一年再说，那样就不必把奖发给他啦。”

谢谢。任凭风吹叶摇新风奖·获奖致辞

这是由书店经营者发起评选的奖。好像是因《1Q84》为全国书店销售额做出了贡献而获选的。像这样的评选理由明白易懂，令人神清气爽。我也为能对书店经营贡献绵薄之力感到欣喜。2010年1月。

此次荣获二〇〇九年度“新风奖”，深表感谢。我在二十一年前，即一九八九年，因为《挪威的森林》也曾获得这个奖项，这要算第二次了。这样的事情一生中居然会发生两次，我可是连想也没想过。无论如何，作品的存在意义获得了在一线售书的诸位认可，从事写作的我感到无比高兴。

书这东西，当然不是说能卖得多就算好。但如此多的人真正前往书店，付钱买书，恐怕还会捧在手中阅读，我想也能算一大成就。因为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一个事实：书对我们而言，至今仍是传递珍贵信息的实际又有效的手段。这不管对于作者，还是对于从事图书制作与流通的诸位，以及众多读者，无疑都是可喜的事实。

围绕书籍的状况近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从事与书籍相关工作的人，这变化中有许多一见之下似乎都不是可喜的事。与以往不同，我们必须同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竞争。看来我们正置身于一种信息产业革命的核心，其中有无从预料的价值重组和势力变化。

但不论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发生变化，这个世界上一如既往，都有些思想与信息只能以书籍的形态传播。一如既往，都有些灵魂的跃动与震颤只能化作文字用故事的形态表现。三十年来我始终坚信这一点，坚持着小说写作。而且，通过《挪威的森林》和《1Q84》两部作品得到这样的评价，这对我的信念来说，或许将成为一大保证。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痛感“坚持写作”的重要。任凭狂风劲吹枝叶飘摇，正是相信根深干壮的信念，支撑着我坚守至今。

四月中旬《1Q84》的《BOOK3》预定出版。我祈祷它能畅销，又不至于到脱销的程度。谢谢。探索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未知场所《海边的卡夫卡》获选《朝日新闻》“零年代（2000－2009）的五十部作品”中的一部（第二名），应报社之邀写下感言。刊载于2010年4月11日的晨报。已经习惯遭受批判，偶然得到褒扬便会惶恐（其实不然）。不过《海边的卡夫卡》对我来说是重要作品，得到高度评价，我还是愿意坦诚地表示感谢。

写小说时，我不太思考其中是否包含有当代意义的主题。就算思考，终究也搞不明白。所以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时代被如何解读，是超越我想象的问题。至于下一个时代，就越发搞不明白了。不过，人类的基本思维未必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幻不定。关于《海边的卡夫卡》，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其中刻画了几个过去未曾碰触的人物形象。让这样的人物在故事世界自由地东奔西走，借此探索了自己内心世界一些未知场所。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我觉得，这种个人的探索与普遍的（或说同时代的）探索巧妙而有机地结合，不正是我视为理想的故事形态吗？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事。一边啃着甜甜圈

这是2000年3月应韩国的广播电台“Radio Korea”（今KBS国际广播电台）之邀写的寄言。这家电台以韩国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你最想见的日本人”的民意调查，而我入选第二位（第一位会是谁呢），于是要我写一篇寄言。本来希望我自己朗读，可我这人最害怕抛头露面，还是请人家代读了事。

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我客居美国，在几所大学教书。当时每周有一次一小时的“office hour”。所谓“office hour”是美国大学特有的制度，在每周规定好的时间里，不论是谁都可以去敲老师研究室的门，将师生关系的条条框框抛在一边，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话题。想提问题就可以提问，有事相商就可以商量，单单是闲聊也没关系。是一段非常随意非常自由的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访问过我的研究室，一面喝着咖啡、啃着甜甜圈，一面无所不谈。美国学生也来，日本学生也来，中国学生也来。韩国学生也来了许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得知在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有不少读者相当热心地阅读我的小说，感觉有点吃惊。当然，我的小说被翻译过去的事实，作为知识我是知道的，但根本没想到实际竟有那么多读者。

而且听他们说，他们并不是把我的小说当作“某个遥远的外国的小说”，而是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极其自然地进行阅读和欣赏。尤其是同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年轻人谈论小说时，几乎不曾意识到国家、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当然，差异肯定存在，但我们谈得热火朝天的主要是共性，不是差异。

得知他们是这样怀着亲切感阅读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写小说的重大目的之一，就在于同读者分享故事这个“生命体”，并以这样的分享为杠杆，在心与心之间挖掘出个人的通道来。不管你是谁，不管多大年龄，不管身居何处（不管是在东京，还是在首尔），这种事情全然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你能否紧紧拥抱我写的故事，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事”，仅此而已。

我原本就不会积极外出与人交谈，平素写小说时几乎从不见人。尤其是对着初次会面的年轻人，几乎可说是一言不发。然而托美国大学“office hour”的福，我有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一代见面，并且亲切交谈。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我切实感受到如果能写出好故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我暗自担心，大家与我实际见面交谈之后，会不会仅仅收获了失望呢？因为本人既不风趣，也不出众。但有人愿意来见我，还是令我高兴，让我感激。要是office hour这样的形式能够永远存在，一边吃着甜甜圈，一边与大家共度午后一段时光，那该多好。好的时候非常好

安西水丸先生的千金阿香小姐2002年5月6日结婚时，我在美国，便写了这篇贺词，请人代读。我以为婚礼上的贺词宜短不宜长，便干脆写得极短。想弄得更短只怕也不容易了。阿香后来好像生活得美满幸福。我猜大概不是因为这篇贺词的缘故。

阿香，恭贺新婚。我也只结过一次婚，所以好些事儿也不太明白，不过结婚这东西，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不太好的时候呢，我总是去考虑别的事。但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祝愿你们有很多很多好时候。祝你幸福。高墙与鸡蛋耶路撒冷奖·获奖致辞

2009年2月，为耶路撒冷奖的获奖致辞写下的东西。当时以色列政府因对加沙骚乱的态度成为众矢之的，我获得耶路撒冷奖一事在日本国内及国外受到激烈批判。说句老实话，对我来说还是拒绝领奖更轻松。我好几次打算这么做，可是一想到在遥远异国阅读我的书的以色列读者，便觉得还是有必要赶到那里去，发出自己的声音，道出自己的心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字一句地用心写下这篇致辞的原稿。非常孤单。还记得我一遍遍反复看录像带《正午》，之后毅然奔赴机场的情形。

我以小说家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市。如果换个说法，我的职业就是编织巧妙的谎言。

当然，编织谎言的并不只是小说家。众所周知，政治家也常常说谎。外交官和军人也说谎。二手车推销员、肉铺老板和建筑行业人员也都说谎。可是小说家和他们不同，他不会因说谎遭受道义上的谴责。不如说越是撒出巧妙的弥天大谎，小说家越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获得高度评价。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通过编织高明的谎言、创造逼真的虚构，将真实从别的场所揪出来，将别样的光芒投射其上。多半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将真实原封不动捉在手中，准确地予以描绘。所以我们才要把真实诳骗出来，引诱到虚构的场所，置换成虚构的形态，来抓住真实的尾巴。为此，我们必须先在心中究明真实的所在。这将成为编织巧妙谎言者的宝贵资格。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编织谎言。我将尽力做到诚实。即便是我，一年中也有几天不说谎的日子，今天正好赶上这样的日子。

我要实话实说。对于我前来以色列接受这耶路撒冷奖，有不少人告诫我“最好拒绝领奖”。还有人警告我说，如果去的话就要开展拒购运动，抵制我的书。他们的理由自然在于这次加沙地区发生的惨烈战争。迄今已有超过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市中丧生。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消息，其中许多是孩子和老人等非武装平民。

我接到获奖通知以来，也曾多次扪心自问。在这种时期访问以色列领取文学奖，究竟是否妥当？这么做会不会给人印象，觉得我在支持纷争的一方当事者、支持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并积极行使这种军事力量的国家，认可其方针？这当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另一方面，我的书在书店遭受抵制，当然也不是我乐见的局面。

可是经过深思熟虑，我下定决心到这里来。理由之一是有太多人忠告我“别去为好”。像许多小说家那样，我也许算那种“性情乖张”的人。人家越说“别到那里去”、“别做那种事”，越是有人发出这种警告，反而越想去看一看、越想去做一做，这原本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就是这样一类人：任凭逆风如何狂吹，只要不是亲眼看到、亲手触摸的事物，他们决不会相信。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我选择来，而不是不来。选择亲眼看看，而不是什么也不看。选择向众位发言，而不是什么也不说。

请允许我向众位传递一条讯息，一句个人的心声。这是我写小说时，时时记挂心头的一句话。我并没有把它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镌刻在大脑的墙壁之上。就是这一句：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

对。不管墙是何等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我仍会站在蛋一边。正确还是错误，是由别人来决定，或由时间和历史来决定。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如果是站在高墙一边撰写作品，那到底还有多少价值？

这则比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单纯明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弹、白磷弹和机关枪是坚固的高墙。被它们碾碎、焚毁、洞穿的非武装市民是蛋。这便是意义之一。

但不仅仅是这些。其中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请这样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只蛋，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和包裹这灵魂的脆弱外壳的蛋。我是这样，你们也是。而且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对着一堵坚固的高墙。这堵墙是有名字的，它叫作“体制”。这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东西。可在某些时候，它会自行其是，会杀死我们，会让我们杀人。它冷酷，高效，而且有条不紊。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为了不让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禁锢和贬损，所以始终投去光亮，敲响警钟，我坚信这才是故事的使命。描写生与死的故事、描写爱的故事，让人哭泣、恐惧、欢笑，由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锲而不舍地这样尝试，正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夏天过世了。他是位退休教师，还是兼职僧侣。读研究生时被征召入伍，去中国大陆参加了战争。在我的孩提时代，每天清晨早餐之前，他都要朝着佛龛做长而深沉的祈祷。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说：“是为死在战地的人们。”不分敌友，为所有命丧沙场的人祈祷。从背后望着父亲祈祷的身姿，我觉得那背影中总是飘漾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他的记忆也随之消逝了。我始终不知那是怎样的记忆。不过那背影中曾经存在的死亡气息，仍旧残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为数不多然而宝贵的东西。

我想向各位传递的讯息只有一个：超越国籍、人种和宗教，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是面对体制这坚固高墙的一颗一颗的蛋。我们看似毫无取胜的希望。墙太高太坚固，而且冷漠。如果说我们还有获胜的希望，那只可能来自我们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相信彼此灵魂的融合能产生的温暖。

请试着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独断专行。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只有这一点。

获颁耶路撒冷奖，非常感谢。感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有人阅读我的书。我想对耶路撒冷的诸位读者致谢。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力量，我才能站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分享某种东西——某种十分有意义的东西。能够来到这里，向诸位说几句话，我非常高兴。序文·解说等何谓自己（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

这是为大庭健先生的著作《叫作“我”的迷宫》（专修大学出版局，2001年4月出版）写的“类似解说的东西”。大庭先生是所谓的哲学家，或说思想家（就是专门思考相当艰深的问题的人），像我这样的角色本不该冒昧地越俎代庖，却因为人家拜托“不管写什么都行”，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大庭先生与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相识的。

何谓小说家？当别人问我，我大概都这么回答：“小说家，就是以多作观察、少下结论为生的人。”

为什么小说家得多作观察？因为没有大量的准确观察，就不可能有精准的描写——哪怕是通过观察奄美黑兔去描写保龄球。那为什么又要少下结论？因为作出最终结论的永远是读者，而非作者。小说家的使命，就在于悄然地（当然，也可以用暴力形式）把该下的结论以最具魅力的形式传递给读者。

想必诸位知道，一旦小说家（偷懒，或单纯为了卖弄）不愿将这权利委让给读者，亲自出马指手画脚地下结论，小说大体就会变得味同嚼蜡。内容缺乏深度，语言失去光彩，故事变得呆滞。

想写好故事，小说家该做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预设结论，而是精心地不断叠加假设。我们就像用双手托起熟睡的猫咪一般，把这些假设悄然托起来运走（每当使用“假设”这个词，我总是浮想起呼呼酣睡的猫咪的形象。温暖柔软湿乎乎，又浑然不觉的猫咪），在故事这个小小的广场中央，一个又一个地堆积起来。能否有效准确地挑选猫咪（即假设），能否自然巧妙地把它们堆积起来，就得看小说家的能耐了。

读者姑且将这假设的结集吸纳进心中，听从自己的指令重新调整，排列成易于理解的形式——当然是说中意这个故事的话。几乎所有情况下，这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动进行的。我说的“结论”，就是指这种个人的排列调整。换个说法，也就是精神构成模式的重组样本。通过这种抽样作业，读者能感同身受，真实地“体验”活着这一行为中包含的动性亦即活力。为何得刻意这么做？因为真正重组“精神构成模式”之类，绝非人生中能一再体验的事。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虚构的作品，实验性、假设性地进行一点抽样调查。

也就是说，如果把小说使用的材料一一提取出来，虽然是虚构，是疑似，然而就其遵从的个人指令和调整重组过程而言，却不折不扣就是（或应当是）实实在在的真家伙。我们小说家始终拘泥于虚构，在许多情况下，恐怕是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虚构中，才能有效而紧凑地将假设堆积起来。只有精通虚构这工具，我们才能让猫咪们深深地酣睡。

不时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许多人真诚地问我：“为什么您能那么清楚、准确地理解我的心思？我们的年龄差距是如此之大，此前的人生体验肯定也毫无共同之处。”

我回答说：“那不是因为我准确理解了你的心思。我不认识你，当然不了解你的所想所思。如果你觉得心事得到了理解，是因为你把我的故事有效摄入了内心世界。”

决定假设走向的，是读者而非作者。所谓故事就是风。当有东西摇曳时，风才为人眼辨认。“何谓自己”这一追问对于小说家——至少对于我——几乎不具备意义。因为这对小说家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将“何谓自己”的设问转换为别种综合形式（亦即故事的形式）。这工作进行得极其自然极其本能，因此不必刻意思考那设问，就算思考也几乎不起作用——反而会引来麻烦。如果有作家长期严肃思考“何谓自己”的命题，他（她）就不是天生的作家。也许他（她）写过几本优秀的小说，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家。我是这么看的。

不久前，我收到一位读者的电子邮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准确的原文回忆不出了，现将大致的意思写下来。

日前参加就职考试，有一道考题是“请在四页稿纸之内（我记得好像是）对你自己进行描述”。我根本无法用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嘛。假如村上老师您遇到这种考题，您会怎么回答？职业作家连这样的事也能做到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你好。诚如所言，几乎不可能用不足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提问。但就算无法描述自己，比如说用不足四页稿纸描述炸牡蛎却是可能的。那为何不试着描述一番炸牡蛎呢？通过你描述炸牡蛎，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得到体现，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你自己。这就是我所谓的“炸牡蛎理论”。下次再有人叫你描述自己，你就不妨试着描述炸牡蛎看看。当然不必非得炸牡蛎不可。炸肉饼也行，炸虾丸也可以。丰田卡罗拉汽车也好青山大街也好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好，都没关系。我不过是喜欢炸牡蛎，信手拈来做个例子罢了。为你加油。

对啦，所谓小说家，就是指能无比详尽地描述全世界的炸牡蛎的人。从不去思考“何谓自己”（也无暇思索这类问题），我们不停地撰文描述炸牡蛎炸肉饼炸虾丸，并将这些事象事物与自己的距离和方向作为数据资料积累起来。请多作观察，少下结论。这就是我所谓“假设”的大致意义。于是这些假设——不断堆积的猫咪们——就会产生热量，这么一来，名叫故事的vehicle（载体）便自动启程。“何谓真正的自己”这一追问，由于逻辑的畸变，成为奥姆真理教（或其他极端宗教）吸引众多青年的因素，这一点也是大庭健先生在本书中屡屡指出的地方。我写作《在约定的场所》一书时，曾经对几位奥姆真理教信徒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得到的印象大体相仿。

他们中有许多人深陷看不见出口的思维的死胡同，追问自己“本来的实体”究竟是什么，于是渐渐失去与现实世界（姑且称为“现实A”）的实质联系。人若想将自己相对化，必须闯过几个有血有肉的假设的关口。就好比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王子塔米诺和公主帕米娜那样，经历过水与火的考验（或说经历作为隐喻的死亡），才理解爱情与正义的普遍性，并借此逐步认清自己这一身份。

但实际上，此刻环绕我们的现实充满太多信息与选项，基本不可能从中恰当挑选并吸纳对自己有效的假设。将它们无限制无秩序地摄入体内导致中毒的情形倒屡见不鲜。而且环顾四周，并不见有经验丰富的年长者在引导他（她）。因为现实的推移过于迅猛，一代代前辈积累的经验许多情况下不再是有效的范例。

就在这时，一个强有力的局外人悄然现身，将几种假设制作成浅显易懂的套餐食谱交到他们手上。其中所有的必需品一应俱全，装在精美的包装盒里。此前混乱不堪的“现实A”，如今被剔除种种制约、附加条件和矛盾，变得更单纯而 “干净”的“现实B”取代。在那里，选项数量有限，所有问题都预备好了条理清晰的答案。相对性遭受放逐，绝对性取而代之。在这新的现实中，他（她）承担的角色被明确标示出来，该做的事项罗列在详尽的日程表上。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要达到的目标却用数字测算出来，绘制成图表。那个“现实B”中的自我，夹在“前自我”和“后自我”之间，所以是拥有正当存在意义与连续性的自我，绝非其他。一目了然。此外我们还能冀盼什么呢？而且为了获取那新的现实，他（她）必须支付给对方的，无非是旧的现实，以及在其中手忙脚乱地苦苦挣扎、惨不忍睹的自我。“跳吧！”那个局外人说，“你该做的，只是从旧的大地跳到新的大地上。”

允许我表达见解的话，这种交易倒不见得有多么荒谬。小说家有时也做相同的事。我们通过故事这工具把它讲述出来。“跳吧！”我们说。于是把读者摄入故事这一现实之外的体系，将幻想塞给他们。使他们勃起，使他们畏惧，使他们流泪。将他们驱入新的森林，让他们穿越坚固的墙壁，让他们把不自然的事物视为自然，让他们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

然而故事一旦结束，假设便基本完成使命。幕布降下，灯光亮起，堆积的猫咪们从酣睡中醒来，伸伸懒腰，停止做梦。读者只留下部分记忆，回到原先的现实中。与先前相比，也许颜色有时会改变，但存在于彼的仍是原先那个司空见惯的现实。其延续性毫无置疑的余地。换言之，这个故事是开放的。催眠师在时机到来时，会啪地拍一下手，将被催眠者的催眠状态解除。

然而麻原彰晃其人，以及奥姆真理教组织针对众多青年的所作所为，完全封闭了他们的故事之环。锁上厚厚的门，把钥匙扔到窗外。将“何谓真正的自己”的疑问带来的封闭性足足放大一圈，置换成更牢固的封闭性。

将延续性切断——这大约就是关键。通过切断延续性（或无限地替换成伪装的延续性），一见之下现实似乎变得和谐统一，但延续性这稍嫌凌乱却不可或缺的气孔却被人为地堵塞，因此房间不容分说滑向缺氧状态。这任如何考虑都是危险的事态，实际上当真招致了极其悲惨的结果。

我接到过一位曾沉迷某个庞大极端宗教（不是奥姆真理教）的男子的来信。他被那个极端宗教组织送进修道场（似的地方），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严禁阅读圣典之外的书籍（他们不允许信众接触虚构作品，只认可一条虚构频道，这也是必然）。然而他将我写的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偷偷藏在箱底，避人眼目每天偷读上一段。然后历经艰难曲折，花费许多时日才好不容易摆脱极端宗教组织的精神束缚。如今终于重归现实世界，过上普通的生活。为什么要像紧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每天读那本小说？为什么没有听从指令把它扔掉？他也无法解释清楚。不过他写道，倘若不曾坚持读那本小说，不知能否从那里成功逃脱。

对我这个小说家来说，这封来信有重要意义。我的猫咪们没准就在做相当厉害的梦呢。我当然不是在夸奖自己写的小说优秀，只是说，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它曾经拥有某种特定的效应。但作为一介小说家，我仍然为这个事实欣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在围绕故事这工具进行漫长而严峻的战斗。有时我也这么想。

他们——极端宗教——准备了简单直接、一目了然却又强劲有力的故事，引诱人们，试图把人拖进圈套。从有效性的角度看，这是极其有效的假设。几乎没有不纯物质介入其中。对其理论提出异议的因素，就像贝壳吐出沙粒一般，从一开始就被巧妙地排除了。逻辑大致前后一贯。不必迷惘，也不必苦恼。在那里所有的疑问都会得到解决。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那只说明所作的努力还不够。来吧，努力吧！课题布置下来了，只要努力就会得到正当的回报。封闭的环正因为封闭，正因为排除了不必要的东西，才拥有可迅速见效的强大能力。

与之相比，我们小说家能提供的故事却平淡无奇。我们只能预备各种式样各种尺码的鞋子，让大家轮流把脚伸进去。既费时间，又费劳力。说不定有人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双尺码合适的鞋。几乎没有一样东西能打包票。一望而知缺乏有效性。如果有人问：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将无言以对。没有明快的答案。只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辞，说：“我觉得好像有某种意义。”

某种意义。

但也有某类东西，是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虽然不多，却有一些。那就是前面也曾提及的延续性。我们在一个叫作“文学”的、经历过长期实证的领域里工作。但从历史角度去看，文学在许多情况下起不到现实作用。比如说它从来不能以肉眼可见的形态阻止战争、屠杀、诈骗与偏见。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是无力的，在历史上几乎不具备立竿见影的速效性。但至少文学从来不曾催生战争、屠杀、诈骗与偏见，反倒始终不厌其烦地孜孜努力，试图催生与之抗争的某种东西。当然，其中不无试行错误、自相矛盾、内部纷争、异端与走题。尽管如此，文学总体来说始终在追求人类的尊严内核中的事物。在叫作文学的东西里面，有这种（唯独）在延续性中才能阐述的强有力的特质。我如此认为。

这种强有力，就是巴尔扎克的强劲，是托尔斯泰的恢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是荷马丰饶的想象，是上田秋成澄澈的美丽。我们所写的虚构作品——尽管屡屡把荷马拉出来举例让人觉得对不起他——就建立在源自那里并延绵至今的传统上。我作为一介小说家，在万籁俱寂的时分，有时会听见那涓涓细流的声音。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不必说，于世间几乎没有用处。但觉得此时此刻我所做的，就是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某种至关重要的事情，今后它必定也会传承下去。

所谓故事，就是魔术。借用奇幻小说式的说法，我们小说家将其作为“白魔法”来使用，而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则将其当作“黑魔法”利用。我们在森林深处，不为人知地殊死格斗。简直就像斯蒂芬·金的少年小说中的一幕场景。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形象肯定相当接近真实。因为小说家比谁都熟知故事的强大力量及背后的危险性。所谓延续性，也就是道义性。而所谓道义性，就是精神的公正。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何谓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用四页稿纸以内的篇幅）来谈谈炸牡蛎。以下的文章与故事主题也许没有直接关系。但运气好的话，我打算通过炸牡蛎这东西来谈谈自己。笛卡儿或帕斯卡尔对此是如何思考的，我一无所知，在我而言就是 “我谈炸牡蛎，故我在”。我甚至有种预感，假如沿着这条广漠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一定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延续性与道义性。不，我并不想真正去寻找这种东西。因为就算找到了，它对我也几乎无用。但很想感觉到它就在某处——通过撰写关于炸牡蛎的文章。

我想说的，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我的环是开放的。豁然张开。我从那里来者不拒地将全世界的炸牡蛎、炸肉饼、炸虾丸、地铁银座线、三菱圆珠笔统统接纳进来，作为物质，作为血肉，作为概念，作为假设。然后打算利用它们制造出我个人的通讯装置。就如同ET利用比比皆是的废物组装出行星通讯装置。什么都行。什么都行这一点至关重要，对我来说，对真正的我来说。《炸牡蛎的故事》

寒冷的冬日黄昏，我走进一家平素常去的餐馆，点了啤酒（札幌牌中瓶）和炸牡蛎。这家餐馆提供两种选项：五只一盘的炸牡蛎和八只一盘的炸牡蛎。体贴入微。为那些想多吃点炸牡蛎的人，就送上量多的来。为那些想少吃点炸牡蛎的人，则送上量少的来。我当然要了八只一盘的，因为我今天想多吃些炸牡蛎。

炸牡蛎的配菜，是大堆切得细细的卷心菜。甜丝丝的新鲜卷心菜。想要的话可以再追加。追加就多收五十日元。但我还不至于要追加卷心菜。我是专冲着炸牡蛎来的，可不是来吃搭配的卷心菜。盘子里装的这些就足够了。在我的盘子里，炸牡蛎的面衣还在吱吱地发出响声。轻微但美妙的声音。就在眼前，大厨刚刚把它们炸好。从大油锅里送到我坐的柜台边，只需不到五秒钟。在某些情况下——譬如在寒冷的黄昏品味刚出锅的炸牡蛎时——速度具有重大意义。

用筷子啪唧一声将那面衣夹作两半，就会明白在里面牡蛎依然以牡蛎的形态存在。一目了然，那就是牡蛎，绝非其他。颜色是牡蛎的颜色，形状是牡蛎的形状。它们不久前还待在海底某处，一语不发一动不动，不分昼夜地在坚硬的壳里（大概是）思考牡蛎式的问题。此刻它们却躺在我的盘子里。我为自己姑且不是牡蛎，却是个小说家而欣慰，为自己没有被油炸后摆在卷心菜旁边而欣慰，为自己姑且不相信轮回转生而欣慰。您瞧，我可不愿想象来生说不定会变成牡蛎。

我静静地将炸牡蛎送往唇边。面衣与牡蛎进入我口中。面衣那脆生生的口感与牡蛎那柔嫩嫩的口感，作为共存的质感同时为我感知。微妙地浑然一体的香味，仿佛祝福般在口中扩散开去。我感到此刻非常幸福。因为我盼望吃炸牡蛎，又如愿以偿吃上了八只，甚至还喝上了啤酒。也许你会说，这种玩意儿不过是有限的幸福罢了。然而，此前我遇到无限的幸福又是在什么时候？而且，那果真就是无限的么？

我尝试着思考这个，但总也得不出结论。因为还关涉别人在内，无法轻易决定。炸牡蛎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暗示呢？我盯着剩下的三只炸牡蛎看了片刻，可它们不对我吐露一言。

不久我吃完饭，喝完最后一口啤酒，起身，付款，步出店外。朝着车站走去时，我微微感觉到双肩上有炸牡蛎静静的鼓励。那绝非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炸牡蛎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个人反映之一。而且森林深处有人正在战斗。因为呼吸着相同的空气

这是为和田诚先生与安西水丸先生合著的《NO IDEA》（金之星社，2002年10月出版）的序文而写的东西。我与他们都过从甚密，还请两位帮忙做过书籍的装帧。因此当两人提出“写点什么”时，我便满口答应“好”，爽快地一挥而就。谈论熟悉的人物，文章便容易下笔。两位都是文采斐然的画家，但身为小说家的我却画不好画。世间真是不公平啊。

我与和田诚先生及安西水丸先生，常常因为书籍的装帧和插画之类合作（或该说我是有幸与他们合作），这种亲密交往始于很久以前。但并非仅此而已。两位都是长期住在青山一带，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一到晚间便经常在附近游荡（究竟干些什么，我也不知其详），或是去酒吧喝上一杯。就连个展之类，若不是大规模的，也多在青山像模像样的小画廊里举办。

我也一直生活在以青山为中心的地域，结果虽说不上频繁（因为我晚间睡得较早），但时不时也会偶遇。就算不是直接碰面，走进附近的酒吧里，酒保也会告诉我：“刚才和田先生还在这儿呢。”要不就是：“水丸先生昨天来过，还说这阵子没见到村上先生来着。”东京虽说是大都会，但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明白人的作息活动范围出乎意料地有限。

说到有限，开篇就曾写道，我与和田先生水丸先生常常合作。想想迄今为止曾与哪些别的插画家合作，则除了几个例外（比如说佐佐木真纪先生），几乎没有与别人搭档的记忆。这大概恰恰说明我与他们二位投缘。只要说一声“悉听尊便”，他们便会拿出恰如其分的漂亮插图来。这方面的安排毫无不和谐之感，永远可以舒心惬意地合作。要知道他们可都是这一行的高手。

当然，不是说只因为比邻而居，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就能舒心惬意地合作，但总觉得这种因素很重要。首先，他们两位的画风都非常都市化，或说细节的处理都十分讲究。比作文章的话，就是文体扎实刚健，又全无盛气凌人之处。洒脱，又一丝不苟。这说不定就是长年在青山的酒吧里喝酒培养出来的——虽然不想这么说，可我总觉得也许有这样的原因。像我这样的，大概酒还喝得不够，远远达不到那种境地。

说起文体，这两位文体的精神质地有颇为相似之处，又有截然不同之点。粗略地说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和田先生的文体端庄睿智，趣味高尚；水丸先生则有一种狂草般的水灵与谐趣。譬如说用铅笔在纸上画一个圆，水丸先生画的与和田先生画的无疑微妙地（却是决定性地）不同，而我大概能立刻分辨出那不同之处。说来这就好比科尔曼·霍金斯与莱斯特·扬的次中音萨克管，只须听上四小节就能立刻猜中是谁在演奏；就如同读上四行，便可以道出达希尔·哈米特与雷蒙德·钱德勒的文体差异。与此相同，两位的绘画各有特色，无论画的是什么，都仿佛署上了个性鲜明的签名，绝不可能看走眼。当然，与前面两个例子相同，这并非孰优孰劣的比较。两者都妙不可言。真的。

收录于本书中的和田先生与水丸先生的作品在青山一家小画廊举办联合个展时，每一幅画均未标示作者的姓名。即是有意不让观众明白哪幅作品是哪个人画的。不过，我当然是单手擎着葡萄酒杯，随口就能说出哪幅画出自谁人之手。您怎么样呢？当然是像水丸先生与和田先生这等游刃有余的君子之交才能做到。如此从容不迫的企划，十分赏心悦目，尤其是它就在咫尺间愉快地展开时。我们生存的艰难世界

这是2002年6月作为《西洋镜民主主义》一书（草思社出版，后收入新潮文库）的解说写下的。话说当日高桥先生正犹豫不决，不知该请何人来写此书的解说，照例郁闷地捋着胡须，被夫人一声吼：“还不到村上先生那里去，好好拜托人家！”于是痛下决心找到了我。其实区区小事何必客气，早点说一声不就得了。拜读校样时的标题是《民主主义西洋镜》。现在的标题要好多了。

高桥秀实先生是个有点怪僻的人，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念叨个不停：“哎呀，大事不好，大事不妙。”身材高挑，体格魁梧，总是晒得黑黝黝的（或许是外出采访晒的），甚至还留着黑胡须，用个老式的形容就是“伟丈夫”。看来做《西游记》中三藏法师的跟班只怕很相配。大学时代练过柔道，当然是有段位者。就是这么一个人，每次见到我却总是一副躬身曲背的模样，抓着脑袋念念有词：“哎呀村上先生，大事不好，大事不妙。”

于是我问道：“怎么了？什么事不好什么事不妙啦？”“这个……其实是这么回事……”他便一杯接一杯喝着咖啡，娓娓道出那缘由来（人不可貌相，此君几乎滴酒不沾）。一听缘由，还的确如高桥先生所说。所谓大事不妙，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一般多是情有可原的“大事不妙”，并非无缘无故故弄玄虚。既不是悲观失望，也不是自虐式地抖搂自己的无力。只是积极地、不顾一切地感觉“大事不妙”。就连我，听了他的话也不得不说：“可不是嘛。这还真是大事不妙呢。”“对吧？不管是谁，都会觉得大事不妙哟。”他抱着胳膊说（抱胳膊的姿势很适合他），“那么，有啥办法没有？”“呃，这个，一点办法也没有呀。”我回答。“是吗？果然是没办法吗？”

每次见面，大体都是这般展开。尽管谈论这类前景黯淡的话题，气氛可丝毫也不黯淡。不知不觉中（哪怕是那类不该一笑了之的事）还会哈哈哈地笑出声来。这种地方正是高桥先生的妙味所在。

在高桥先生采集资料写作本书中收录的几篇文章期间，我们因事还见过好几次，谈论当时的相关对象。这种时候一般也以“哎呀村上先生，大事不妙”展开话题。当时他主要的烦恼是找不到结论。越是脚踏实地东奔西走采访，越是耗费时日倾听众人的声音，就越得不出结论。既理解相关人等的隐情，某种程度上也理解产生不同想法的前因后果，可要想快刀斩乱麻地将这种种要素区分开来，爽快地宣称“诸位，这就是正确结论”，那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然而在诸多情况下，商业杂志向非虚构类作者要求的，并不是这种“哎呀，大事不妙，怎么回事”式的文章内容。编辑部追求能给出“这就是它！”式铿锵有力的结论的读物。读者也期待十分钟就能读完、条理清晰且易于吸收的讯息。立场鲜明、观点清晰的文章会得到较高评价。所以，高桥先生才真真感到困惑。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得不出那样浅显易懂的结论”。

不过，我非常理解高桥先生的感受和他想说的话。感同身受。我写作关于沙林毒气事件的《地下》时，也有过切身体悟：天下的事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结论。那事情越是重要，这种倾向就越明显。越是脚踏实地大量收集第一手讯息，花费大量时间采访，事物的真相就越扑朔迷离。结论越发渐行渐远，视点越发四分五裂。注定如此。结果我们走投无路。孰对孰错，孰前孰后，我们渐渐不明就里了。

然而我坚信，若不突破这混沌，有些情景就无法看清。想看清那情景，需要许多时间，把逐渐看清的东西用简洁语言明确传达给读者更是异常困难。但不经过这个阶段，就不可能诞生有一丝半点价值的文章。因为作者的使命（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原则上）不在于传递单一的结论，而在于传递完整的全景。

当然，可以提出现实的忠告：“高桥先生，你是职业作家，况且还要生活，索性工作归工作，随便给出个结论不就得了。这样一来编辑也满意，读者也认可。”但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高桥先生恐怕也做不到。他宁愿亲赴现场脚踏实地调查，尽量用恳切的文章，诚实地（这个表达只怕他不喜欢，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描写在那里逐渐看清的东西。

所以最终我只好说：“嗯，这个，一点办法也没有呀。”于是两人抱着胳膊，谈话便稀里糊涂结束了。

本书一读之余，我最先感觉“这书毋庸置疑，百分之百是高桥秀实的书”。

第一，调查透彻。

第二，正当的“大事不妙”的感觉（不得不这么感受）。

第三，文章写得极其恳切。

这三点（按照我的说法）是身为非虚构作家的高桥秀实的三大要素。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或说是一成不变地——最终都没有结论。读者在每一章，都被弃置于微弱光线下那困惑的柔性荒野里。那里不会有和颜悦色软语温言的电视新闻播音员，口中说着“对对，这件事就是这样。B强烈要求做A事。好啦，请看下一条新闻”之类。

不过，我们可以和他扎实地共享结论的不存在。其间有共享这种明白无误的真实感。我们在每一章都能与他一起感到大事不妙、大事不好。说实话，我觉得这只怕至关重要。大家围坐一圈，一面喝着热咖啡，一面七嘴八舌地说什么“哎呀，大事不好”，“有点不妙呀”，“好像找不到结论嘛”。搔搔脑袋，捋捋胡须，或是抱着胳膊。却绝不拿着不知从哪里抄袭来的结论夸夸其谈。这么做对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非常重要？

而且其中还有幽默。这也至关重要。一笑了之，甚至是不该一笑了之的事（不，正因为不该一笑了之）也不知不觉付诸一笑。然而高桥先生搬出来的不是冷嘲热讽的幽默，也不是机关算尽的幽默，而是“哎呀，说着说着忍不住就笑起来了”这种本质性的滑稽。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对高桥先生也许是不幸的事——这样的滑稽会让结论渐行渐远。因为所谓滑稽，就是将肤浅的逻辑和简单的判定从场中驱逐出去的东西。

逐一翻阅每一章，最后读完本书时，我大概会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艰难的社会里啊！也许我们会抱起胳膊，搔着脑壳。然而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我们只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如果要强行离开，我们的去处就只能是“非真实的场所”。归根结底，这岂不就是本书的结论（大概）？安西水丸在看着你

这是画家安西水丸不朽的漫画名作《平成版普通人》（南风社，1993年4月出版）附的解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所到之处逢人便推荐。我以为再没有一本书比它更能凸显“安西水丸性”。没有看过的诸位，请您务必找来看看。感谢水丸先生的美意，应允在此刊登部分漫画作品。

有个词儿叫作“极北”。那么要问有没有“极南”这个词，我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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