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较量：英国情报组织绝密行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詹非非,詹幼鹏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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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较量：英国情报组织绝密行动试读：

前言

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中，英国的情报机构可谓是“百年老店”——从1909年改组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果要上溯到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早的情报机构，那就有近500年的历史。所以说，英国情报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情报机构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机构的“开山鼻祖”。

英国情报机构也是最神秘的机构，它一直秘而不宣，其组织和行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比起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中情局，还有前苏联的克格勃，英国情报机构的透明度小得多。原因就是英国人似乎都崇尚“绅士风度”，对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自然难以启齿。但是，自从小说《007》问世后，弗莱明就把一位充满魅力和冒险精神的英国间谍介绍给了这个世界；而影片《诺博士》公映后，又让詹姆斯·邦德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让地球人都知道在那个雾蒙蒙的英伦三岛，有一种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所以说英国情报机构既是最神秘的，又是最公开的。

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中，英国情报机构的发展和演变也是头绪纷繁、复杂多变的。经过百年的变迁和多次整合，其变化的轨迹也呈多元发展，其演变过程漫长而又复杂。

早在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就创设了秘密情报机关，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于1855年在军队中建立了地形测量和统计局，这是英国现代情报机关的雏形。

但是在维多利亚执政时期，英国对情报工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英国女王认为她的海军霸权地位完全能够维护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因此，就把情报工作交给那些外交官和领事们来做。尽管从1887年开始，大英帝国设置了军事情报总局，在军队内创建了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并且在1893年将地形测量和统计局改名为情报署，但是由于历史的偏见，英国情报机构一直形同虚设，作用不大，直到布尔战争失利之后，英国人才开始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

布尔战争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断扩张，非洲大陆成了它觊觎的目标。当英国的军队入侵非洲后，那些最早来到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东北方向迁徙，让出自己的殖民地，并在19世纪30年代，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自从在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之后，英国垄断资本迅速获取了惊人的利润，让当地的布尔殖民主义者分外眼红，为争夺采矿权，他们和英国人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而且愈演愈烈。

1899年10月11日，当布尔人企图获得南非开矿权的要求再次被英国人拒绝后，布尔人就开始向大英帝国宣战——布尔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初期，布尔人主动发起猛烈攻势，英国军队由于过于轻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12月13日，英军在科伦索对布尔人展开了激烈反击。当时英军指挥官布勒将军的进攻计划是兵分三路，全线出击，并且明确了三路英军最终会合的地点。但是，由于布勒将军发给三路英军指挥官的地图出现了错误，标错了最终会合点的位置，结果使这个攻击计划漏洞百出，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同时，由于情报工作的疏忽，布勒将军对布尔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意图一无所知，三路英军不是找不到进攻的目标就是中了对方的埋伏，最后导致科伦索战役以英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英军损兵折将，伤亡两千多人，几百人失踪，而布尔军队仅仅阵亡8人，伤30人。如此悬殊的战绩对比，让骄横的英国人实在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整个战役从12月10日开始，到15日停火，英军在东、中、西三条战线全部失利，总共损失2800多人，在英军史上被称为“黑暗的一周”。布勒因战事失利不得不引咎辞职，丢掉了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位置。布尔战争的失利，让英国政府和情报部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强烈的指责。大英帝国此时才开始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开始了对情报工作的重视，从而对英国情报机构进行了较大的整顿和完善。

经过整顿和改革之后，英国情报机构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英国陆军情报局主要从事搜集国外军事情报的工作，同时还负责动员和本土防务；而反间谍工作则由海军情报局负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多年。

当年英国的军事情报总局（简称“军情局”），是一家机构臃肿的情报部门，直到1963年以前，它一直隶属于英国战事部，后隶属于英国国防部的国防情报组。“军情局”下面设置了多个军情处，各个军情处均有不同的用途，成立时间也各不相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竟然发展成了19个军情处，而且都有自己的代号。带有“MI”开头的19个军情处成立的时间和职能大致分别如下：

MI1——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解码及行政，现已取消。

MI2——军情二处，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管二战中东及远东、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及苏联、中南美洲地区的情报，现已取消。

MI3——军情三处，主要管理东欧的军事情报，现已解散。

MI4——军情四处，负责二战时期的地图情报工作，1940年4月被合并。

MI5——军情五处，成立于1909年10月，负责英国的对内军事情报，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职能一样。1931年改名为英国安全局。

MI6——军情六处，成立于1909年10月，负责英国的对外军事情报，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职能一样，后改名为秘密情报局。

MI7——军情七处，负责战争宣传，1940年7月被合并到英国资讯部。

MI8——军情八处，正式名称为电信情报局，负责在二战德国人的“闪电战”期间拦截及解读由纳粹德国电台播放的军事新闻情报，后来被合并到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

MI9——军情九处，成立于1940年12月，负责秘密援助纳粹德国占领区的义勇军和受伤之盟军，协助被德国俘虏的英国士兵逃走（直至1941年12月），现已解散。

MI10——军情十处，负责武器及技术支援分析，后被合并到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

MI11——军情十一处，负责战场保安情报，现已解散。

MI12——军情十二处，与英国资讯部的监察部门合作负责秘密监察，现已解散。

MI14——军情十四处，原来的军情十三处，因德国战略情报的重要而成立，直至1943年春天，负责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区之高空照片情报，已被合并到MI6。

MI15——军情十五处，负责MI14以外地区的高空照片情报，1943年春天其职能被英国空军部夺去后负责领空防卫情报，已被并合到MI6。

MI16——军情十六处，1945年成立，负责科学情报。

MI17——军情十七处，1943年4月起为英国军事情报局局长之秘书处，现已解散。

MI19——军情十九处，1941年12月接替MI9负责审问敌方俘虏以获取情报，现已解散。

此外，还有MIL（R）——负责与俄罗斯的情报机关联络，现已解散。

19世纪末，由于经济迅猛发展，英国开始对外扩张，不断地扩大其领地并在世界各地强占殖民地，疯狂地进行掠夺，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使大英帝国进入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为了加强对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进行更有力的掠夺，大英帝国加强了海军建设，使当时的英国海军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并且有效地控制了世界贸易航道，把英国的米字旗几乎插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由于英国海军的强大，造成了军事情报总局和海军情报局地位的悬殊，1904年，英王竟撤销了军事情报总局。1907年，英国内阁设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退休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查尔斯·奥特利被任命为“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尽管如此，当时英国情报机构的改革步伐还是缓慢的。1907年查尔斯·奥特利和他的助手莫里斯·汉基在调查时惊奇地发现，当时在整个欧洲，竟然连一个英国特工人员也没有。

更可怕的是，查尔斯·奥特利和他的助手竟然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态一直保密下来，让大多数国家以为英国在世界上已经拥有最广泛、最复杂的情报机构。这实在是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之举。

直到1909年，为解决德国间谍在英国活动日益频繁的状况，英国情报机构才根据时任首相阿斯奎思的建议进行改组。1909年8月，在防务委员会的支持下，查尔斯·奥特利建议成立一个“秘密情报局”，负责情报搜集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的批准。不过当时的那个秘密情报局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

当时，查尔斯·奥特利把秘密情报局（也称“保密局”）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不同部分：国外部分由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领导，后来扩展为今天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又名“军事情报总局六处”，简称“军情六处”，代号为“MI6”）；国内部分由弗农·凯尔上校筹建，后发展为军事情报总局五处（简称“军情五处”，代号“MI5”）。

后因各个军情处职责多有重叠，最后将19个军情处合并为三个，即军情五处（MI5）、军情六处（MI6）和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GCHQ）。它们的具体职责是：

军情五处（MI5）现称为英国安全局，负责保护英国境内外的公民及其利益，防范针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由英国内务部负责，其职能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尽管MI5从1931年就改名为英国安全局，但其体制从未真正脱离过MI5的含义，因此至今还被普遍称为MI5。

军情六处（MI6）现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基本职责是在英国境外搜集情报以支持政府的安全、防务、外交和经济政策，并从事间谍情报和国外反间谍活动。它工作的重点是防范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政局不稳、犯罪活动和贩卖毒品等被认为与英国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的领域。由英国外交部负责，其职能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大约从1920年开始MI6被称做英国秘密情报局，并作为法定名称正式记入《1994年秘密情报法案》中。尽管几年前官方就不再用MI6这个名字了，但一般大众普遍继续用它来描述英国秘密情报局（SIS）。

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GCHQ）又称政府通信总部，是英国为其情报服务提供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通信情报的机构，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信号情报搜集机构，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齐名，而历史要比美国的国家安全局还要悠久。由于政府通信总部获取情报需要监测各种各样的通信和其他电子信号，因此其驻地分散在世界各地。它是现代密码解析工作的倡导者，也是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明者。

通信情报局的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两个密码破译机构——英国海军情报部的“第40号房间”和英国陆军军情一处B科。1919年，这两个单位合并为政府密码学校，开始由英国海军部领导，后来被秘密情报局接管，由秘密情报局局长兼任政府密码学校校长。到了1943年二战期间，该机构转由英国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领导，到了1946年又改名为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主要职责就是为英国国防部、外交部和其他执法机构提供相应的情报。

冷战之后，英国情报机构仍然维持着秘密情报局、安全局、国防情报局（DLS，包括空军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政府通信总部（GCHQ）等几大情报机构；此外，还有负责监视英国境内恐怖分子活动的英国伦敦警察局（苏格兰场）等情报机构，共有从业人员2万余人，年预算资金达11亿美元。但在上述众多的情报机构中，比较著名的还是秘密情报局（MI6）和英国安全局（MI5），其队伍最为庞大，是英国参与世界范围内谍报斗争的主要机构。再加上政府通信总部（GCHQ），号称是英国情报机构“三驾马车”。

从以上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英国的秘密情报局（MI6）和安全局（MI5）当年都曾经是陆军部军事情报局的一员，但是这段历史却是很短暂的，人们只是出于习惯才一直使用这两个番号。

这“三驾马车”尽管有具体的分工，但还是经常统一协调行动，并互通情报。从1960年开始，安全局、秘密情报局和政府通信总部的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辐射情报委员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碰头会，进行情报交流和工作协调。这是英国情报界战后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它的成立打破了三个情报机构之间壁垒森严的局面，从而能协调行动。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英国的安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成为英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英国情报机构正在把它们的资源转移到上述领域，在一些重大的国际行动中，都能见到英国情报机构的身影。当年英国情报机构曾参与对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后来又在阿富汗建立了情报网；在巴尔干半岛危机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曾试图暗杀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等等。

近年来，英国的国防开支呈下降趋势，而用于情报机构方面的开支却有上升的势头。2000年，三大情报机构的总开支由1999年的7.13亿英镑增加到7.76亿英镑，其中还不包括英国财政部另外拨付的1.44亿英镑。

百年风云，演绎着英国情报机构的百年精彩和诡谲。

第一章 百年演变，军情六处步履维艰

有英国“情报之父”之称的独腿将军曼斯菲尔德·卡明创建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军情六处虽然步履维艰，几经挫折，但却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大英帝国的情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过，时任新局长穿泳裤的形象网上曝光后却引得众说纷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赞其“腿真漂亮”。

由秘密到公开的漫漫历程

军情六处（现称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世界情报组织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工作，不受政府领导，政府部门的名单上没有它的名字。

军情六处的创始人是赫赫有名的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他也被称为英国“情报之父”。

曼斯菲尔德·卡明是一个独腿的海军军官，有着许多怪癖。他总是神秘兮兮，因而他所缔造的军情六处也就一直笼罩在那种昏暗、神秘的气氛中。卡明总喜欢摆弄一个金框单片眼镜和使用绿墨水写字。为使自己的身份保密，卡明担任第一任处长后，一直是用一个“C”（代表Chief——“首脑”之意）字母签名。从此以后，军情六处一直被外界称为神秘的“C”。由于他开创了这个先例，后来军情六处接任的领导都被称为“C”。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刚组建五年的秘密情报局还没有来得及在陆军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就被移交海军部，与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海军情报机构合并。由于当时海军情报局的实力非常强大，许多情报工作都是由海军情报局完成的，秘密情报局就只能是敲敲边鼓、跑跑龙套而已。

1915年英军重组陆军部，秘密情报局又重归陆军部，成为军事情报局一处C组。1916年改组时，秘密情报局在英国远征军总部中安排了专职人员，负责情报指导工作。

英国早期的情报工作，由于安全没有保障，因此处境十分困难，情报工作的难度也相当大，许多情报都是由一些临时人员提供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共有235名情报人员被德国判处犯有“间谍罪”，其中有55名被认为是替秘密情报局工作的。在1909年至1918年间，秘密情报局一直在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之间调来调去。虽然它没有确定的归属，但还是在荷兰、德国和埃及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站，安插了许多特工人员，积极指挥反间谍活动、审讯俘虏、从敌占区搜集情报、协助组织和安排流亡者和战俘的逃亡路线等。当时秘密情报局还在纽约建立了办事处，同苏联的情报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25年辛克莱海军上将接替了卡明，成为军情六处的第二任处长。这个新上任的辛克莱也同样有许多的怪癖——他永远戴着一顶比他的头颅小得多的圆顶礼帽；如果在会见中哪句话不对惹翻了他，他会掉过转椅面朝墙壁，用背对着来访者表示愤怒。

1939年11月4日，辛克莱死于癌症。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4年。辛克莱在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之际，提请英国内阁会议任命他的副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孟席斯接替他的职务。

孟席斯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的游说总能令人眼花缭乱，至少能受到王室的欢迎。孟席斯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他的继父是国王的密友。孟席斯本人不仅具有特别的政治资本和社交活动能力，而且还相当富有。他是伊顿贵族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从未上过大学但加入了精锐的近卫军，并且一年后进入近卫队。他经常在伦敦一家专属绅士们骑马纵狗打猎的俱乐部消遣娱乐。这个大英帝国的情报局长的位置，是孟席斯本人渴望已久的职位。但是孟席斯的上任并不是那样的一帆风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在任命每个继承人前都要进行一番紧张的游说活动，其竞争程度之激烈可想而知。所以在很早之前，英国海、陆、空三军就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由每个军种轮流坐庄，轮流派人担任局长。第二任处长辛克莱原先是海军情报局局长，在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之后当上了秘密情报局局长，所以这时应该轮到陆军或空军了。

1939年11月，当任命事宜提出来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首相张伯伦会以战时权宜之计为由，置三军之间达成的协议于不顾，任命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海军少将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一职。但是在经过一番认真的权衡之后，首相张伯伦选择了辛克莱的副手孟席斯，任命他为军情六处第三任处长。

1939年11月，孟席斯如愿以偿走马上任。然而，他的局长生涯从一开始就遇上了麻烦。

当时的英国普遍都在强调间谍活动靠不住，并且都在怀疑情报机构存在的必要。此时正是二战前夕，纳粹德国正日益强盛，大量的德国间谍渗透到英国本土，活动猖獗，而军情六处有关德国间谍的情报却越来越少，英国情报机构因此多次受到质疑和指责。

同时，由于秘密情报局在白厅又一直没有真正可靠的后台，第一任局长卡明有关苏联的不准确情报使秘密情报局失去了信任，即使搞到真正有价值的情报，白厅也不相信。而当秘密情报局未预见到意大利入侵阿尔及利亚和德国进军莱茵地区后，白厅对秘密情报局就更不感兴趣了。卡明的继任辛克莱又没有把纳粹德国当做主要的工作对象，当二战爆发后白厅需要德国情报时，辛克莱居然无法提供。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孟席斯上台之后工作步履维艰。

但是，由于孟席斯后来的努力，加上他与新上任的首相丘吉尔保持着良好关系，终于迎来了秘密情报局最辉煌的时期。其中最明显的转折点就是对德军密码的破译，让军情六处扭转了局面，成了新首相丘吉尔最信任的机构。

在孟席斯接任后，英国外交部就接收了秘密情报局，此后又接收了密码学校，由秘密情报局局长担任校长。于是孟席斯毅然抛弃传统的刺探情报观念，把目光投向了刚刚接管过来的密码学校，决心依靠密码学校，截获和破译德国的电报而从中获取情报。孟席斯果然如愿以偿。他通过设在布莱切雷庄园的密码破译机构，利用英国人的“炸弹”密码破译机，破译了纳粹德国的“埃尼格马”密码，为盟军赢得二战最后的胜利立下了奇功，也为军情六处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组织机构也由此逐渐完备。

但是自从1992年正式公开了身份以后，军情六处就一直受到不明人士的威胁。当年，一名被解雇的情报人员就将军情六处所有情报人员的名单泄露到因特网上，引起了一阵恐慌。

1995年，军情六处总部搬到了位于伦敦维多利亚区泰晤士河畔一幢20层的大楼内办公，对外称“政府电信局”。这栋充满特色的大楼由建筑师特利·法拉设计，它成了伦敦的主要地标之一。为了做好新建大楼的安全工作，军情六处不惜花费巨资，把总部大楼的楼体建得就像堡垒一样坚固无比。2001年9月21日，军情六处的大楼遭到一枚不明炸弹的袭击，不过大楼毫发未损。

军情六处的防范措施非常严密，据说带张纸片都能报警。该处前工作人员汤姆林森曾因私自保留了总部的详细结构图而于1998年被开除。据他回忆，在通往主楼的过道上，有六道自动防护门，工作人员要排队依次穿过这六道门才能到达主楼的工作间。

军情六处一直忠于保密的传统。近些年虽然公开了一些自己的材料，但是那只是这个神秘大楼的极微小的一部分。地面上的15层大楼只是这个总部大楼的一部分。据官方资料称，这幢大楼在地下还有5层，那里才是军情六处最隐秘的地方。军情六处最重要、最需要极度保密的各部门都在那里工作。那里的计算机中心就是用来监控可能的恐怖袭击事件的。

二战的艰难岁月

丘吉尔担任首相后，情报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大量才华出众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从大学、商业界、知识界纷纷应召加入秘密情报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爆发后，英国还从监狱里释放了不少偷窃技术高超的保险柜撬窃犯等刑事犯罪分子，要他们为盟军服务。其中大多数人获准参加突击队，少数人参加军情六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锁、撬保险箱和爆破。这看来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时对策，因为按英国招收间谍的标准来看，理想的间谍是一个出身于上等社会、有经济收入、性格开朗的年轻人。他必须受过比一般人稍高的教育，英俊、勇敢、顽强、冷静和客观，一如银幕上的“007”詹姆斯·邦德。英国的情报机构历来都重视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世界名牌大学中招收间谍。

1939年，军情六处内设一个专门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的D处。1940年7月22日，根据丘吉尔首相的命令，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处将D处接管。特别行动处的任务是在海外进行破坏活动。特别行动处由英国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博士组建，不久，弗兰克·纳尔逊爵士接替道尔顿，成为该处的总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情六处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不过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为同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8年，德军越过德奥边境入侵奥地利，军情六处驻维也纳情报站长被捕，在德国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中，这位站长招了供，结果使军情六处在奥地利的情报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1939年11月9日，发生在荷兰边境文洛小镇的“文洛事件”，让军情六处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渠道。“文洛事件”后又遇上财政困难，军情六处一时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1940年5月，德国的“闪电战”使英国不得不关闭了在欧洲的情报网，军情六处只剩下在中立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情报站。

1942年5月，由特别行动处组织参与了暗杀纳粹党卫队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事件，又一次引起了德国法西斯分子百倍的疯狂报复。仅在布拉格就有1万多人被捕，至少1300人被杀，位于布拉格附近的一座小村庄所有的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特别行动处值得称赞的成绩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实施的一系列欺骗行动，有力迷惑了希特勒，分散了德军的主力，非常成功地拖住了德国精锐的装甲部队，延误了他们抵达沿海地区的时间，为盟军赢得“霸王行动”的主动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情报机关是随着它的海外扩张和侵略而不断发展，并跃居世界王者地位的。但是在战后，英国情报机关的活动，尤其是对国外的情报工作亦日趋消沉。为了弥补这一点不足，英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采取分工责任制。英国对其目前仍有较大影响的旧殖民地区仍然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情报活动，而对其他地区，则依赖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必要的情报。

冷战后的军情六处

冷战结束后，英国谍报机关这个神秘的老字号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一些谍报部门中，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独霸天下的局面正在发生着悄悄地变化，军情六处已经有一大批英姿飒爽、活力四射的女谍报人员，并且占据着越来越多的重要位置。现在，在英国军情六处所招收的执行特殊任务的谍报队伍中，女性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男性。

2002年在伊拉克，军情六处有五个主要的情报来源，但在伊战后的调查核实中，其可靠性遭到质疑。正是军情六处的错误情报，导致前首相布莱尔的“伊拉克可以在45分钟之内发射生化武器”成为危言耸听，最后贻笑大方。随后，大多数提供过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秘密情报的伊拉克密探都被撤换。但没有任何高级官员因为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的失察，受到解雇或降级处理。

据英国《卫报》2010年6月12日报道，由于在伊拉克战争前大量假情报被炮制，英国军情六处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举动——聘请了一位商界人士担任高级情报质监员，监控所有机密情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这位高级情报质监员代号为“R先生”。另外军情六处还为其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非执行主管”的职位，确保间谍人员搜集情报的有效性。

据悉，“R先生”将同军情六处其他四位高级主管拥有同样的地位，他是仅次于军情六处正副局长和五位总管的人物。“R先生”将负责对英国驻全球各地间谍搜集来的情报进行评估和判断，从而改变军情六处内部管理混乱、情报搜集者同情报评估者之间职权交叉、模糊不清的现状。

军情六处现在还拥有2500多名员工，年预算超过2亿英镑。

2009年11月1日，英国秘密情报局迎来了一位新的掌门人，他就是53岁的约翰·索沃斯。军情六处向来重视背景，包括学历和履历，所以，其高级官员大多出自英国精英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有“世袭”传统——父子两代都在该机构任职的例子也不少。

索沃斯是继1968年“外来者”约翰·伦尼获任军情六处首脑以来，第二位“空降”掌门人，也是二战以来第二位没上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首脑，上一位是20世纪70年代担任军情六处首脑的莫里斯·奥德菲尔德。

索沃斯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他本人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物理和哲学专业，后来在英国圣安德鲁大学、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军情六处实习，之后被派往也门共和国担任过情报人员，但他对搜集情报工作不感兴趣，不久就“跳槽”到外交部，被派驻南非。

当时英国驻南非大使是罗宾·伦威克。伦威克是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最器重的大使，得到罗宾·伦威克的青睐是索沃斯后来开拓仕途的重要财富。布莱尔上任后，立即发现索沃斯的才能。一名观察家说：“他（布莱尔）有点厌烦了那些拿腔拿调的上流精英阶层总教训他不该做什么。约翰·索沃斯有点像他自己——直爽、随意但很有权威——我觉得他（布莱尔）在索沃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点影子。”

索沃斯200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大使，2003年布莱尔将他派往伊拉克，负责评估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局势。索沃斯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不久就发回一份题为《伊拉克：出了什么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英国政府必须尽快出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战略。他抨击美国对巴格达的管理呈现“难以置信的混乱”，建议英军接管巴格达防务。索沃斯还曾经作为英国外交使团负责人参与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由于索沃斯大学时曾学习物理专业，所以使团的一名成员说：“他可能是使团中那个真正明白核弹是怎么回事的人。”

2007年至2009年，索沃斯任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9年6月16日，英国首相办公室宣布索沃斯成为军情六处新的负责人。索沃斯虽拥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但他在情报工作方面却资历浅薄，不少人对其任命持保留态度。在索沃斯接受任命不久，他的妻子谢利·索沃斯就将数十张家庭生活照曝光于社交网站，更让人质疑他的专业素质。

谢利·索沃斯似乎没有意识到丈夫新职位的敏感性。就在英国首相办公室6月16日宣布索沃斯将成为军情六处新局长当天，谢利就在著名社交网站“脸谱”的个人主页上，用象征军情六处“一号人物”的代号“C”称呼丈夫以示祝贺，并将45张丈夫与家人或朋友的生活和工作照上传在上面，其中，有一张索沃斯扮酷的照片，其造型姿势完全是“抄袭”了“007”系列电影主角詹姆斯·邦德的经典形象，唯一不同的是，索沃斯身上只穿了一条泳裤。

英国有关部门发现后，迅速删除了网页上所有的照片，但是这些照片还是出现在英国的各类报刊上。甚至连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也不忘就此事和索沃斯开玩笑，她在祝贺索沃斯荣任军情六处掌门人后对他说：“你的腿真漂亮。”

索沃斯出任军情六处掌门人后，“他的生活会立刻发生改变”，军情六处一名内部人士如此形容索沃斯今后的生活，“他的朋友不可能给他家里打电话或写信，他将从正常生活中消失，住在伦敦中部的一个秘密地点，而不是自己家里。他的安保措施每周必须接受评估，司机会采用不同的路线把他从住所送到办公室。”

不管怎么说，新的掌门人约翰·索沃斯的出现，让英国人对一直受到困扰的军情六处又寄予了新的希望。

第二章 世纪沧桑，军情五处宝刀不老

军情五处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英国本土的安全和反间谍，一战期间，他们一天之内竟抓获了21个德裔间谍；二战期间，成功实施了著名的“肉馅行动”和“铜头行动”；“冷战”结束后的任务是监视公众人物和工会领袖，最后连首相也逃脱不了其困扰，甚至连唐宁街10号也成了其窃听的目标，并且闹出了一个英国版的“水门事件”。

军情五处的起源和发展

军情五处（MI5）现称英国安全局，是英国实施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主要机构。“MI5”实为“第五军事情报局”的缩写字母，尽管1931年就改名为英国安全局，但其从未真正脱离过军情五处的含义，而且至今还被普遍地称作军情五处。英国内务部负责军情五处的事务。在英国前首相梅杰执政期间，他把军情五处划到了政府的名下，业务上对英国外交部负责，为政府处理安全、防务、外事、经济方面的事物搜集情报。

军情五处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德国间谍在英国四处活动，港口和造船厂是他们的首要目标。1909年，阿斯奎思首相领导的英帝国国家防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调查和解决德国间谍问题。工作小组随后提出了一个创建保密局的建议，并从军队里抽调两个军官开展工作。其中一位是弗农·凯尔上校，他当时在国防委员会的情报科工作，是有名的“中国通”；另一位是来自皇家海军的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他们合作创建了保密局，由凯尔领导的军事作战局五处（MI5）负责英国本土的反间谍工作，保卫国内的安全；由卡明负责的“军事作战局六处”（MI6）派遣英国特工去德国搜集海外情报，以了解其战略计划。后来，人们还一直沿用凯尔名字中的字母“K”称呼军情五处的首脑，就像沿用卡明名字中的字母“C”称呼军情六处的首脑那样。

从1909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间，凯尔和他的军情五处至少查获了36起德国间谍案，为保卫英国国内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天，凯尔和他的助手在前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偶然听到两个中年男人在用德语交谈。其中一个说，他接到一封从波茨坦来的信，询问有关英国备战的情况。对话立即引起了凯尔和他的助手的注意。后来经过调查，他们得知收信的那个男子是利思市孔雀旅馆的德裔老板霍尔斯坦。军情五处对那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查获了来自德国情报机构的所有信件，并且获得了霍尔斯坦与德国情报机关的联络点。凯尔通过这些地址和信件，确认了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各地建立的间谍网和各个间谍人员的身份，获知了这些间谍的信箱号码和接头地点。凯尔和军情五处的这次行动，是早期邮件拦截行动的成功范例。由于那次行动的成功，英格兰和苏格兰警方在1914年8月4日一天之内，竟然抓获了21个德裔间谍。

军情五处的创始人凯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后来担任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达三十余年，使这个创建时规模很小的机构，到1939年时已成为具备许多专业分支的庞大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情五处随着英军参战也不断地扩大。大量有才能的人进入了军情五处，发挥他们非凡的才能。出于战争的需要，整个英国都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追捕间谍、叛徒和破坏分子。后来在海军部的情报机构“第40号房间”还配备了破译人员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

1916年，军事作战局五处改称为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但这只是机构名称上的改变，其地位、活动和人员并没有因此而变化，在编制上仍然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并对陆军大臣负责，可是它取得了独立地位，可以直接与首相联系。

然而，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缺乏吸引人的魅力，他们干的是不显眼的工作，而且功劳常常是他人的，所以军情五局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就不够风光。由于军情五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没有发挥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情报总局的规模开始缩小，从1918年的八百余人逐步下降到三百余人，有一些人试图取消军情五局，把它合并到其他部门，但由于凯尔的坚决抵制，那些人没有获得成功。

1919年11月21日，星期天，由奥蒙德·温特上校领导的英国联合情报局在都柏林地区遭到了迈克尔·科林的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在枪战中，有14名联合情报局的人和皇家爱尔兰警察厅的两名警察被打死，这对军情五处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而爱尔兰共和军在这次袭击中，只有一人被击中。后来，这一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

1931年，评估对国家安全所有威胁的责任移交给了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后，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改名为英国安全局。这是该局现在使用的正式名称，当然，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总部原来设在伦敦梅菲尔区柯尔曾大街一座八层楼里，后来迁到泰晤士河畔豪斯的造价上亿英镑的新总部。在总部内存放着大约200万人的档案。除总部外，在伦敦的梅菲尔、圣詹姆斯、卢卡姆斯伯里各区都设有办事处、训练所。在英国掌管的其他领土上，军情五处也设有情报机构和海外站。此外，它还与军情六处共同使用建在格罗夫公园的侦查中心。

1937年，军情五处的参谋人员（总共28人）从克伦威尔路搬到了米尔班克的泰晤士大厦的两层楼办公，后来他们又搬到了霍斯费旦拐角的居住地区。此时，凯尔已经预感到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对那些潮水般涌入英国的大陆难民深感不安。到1937年夏天，已经有2万多涌入英国的德国人向警方登记，而这些外侨中就混有大量的希特勒“第五纵队”的人员，那些人都是一流情报人员。为此，凯尔多次向上级反映，要求扩大机构增强军情五处的作战能力。经过一番努力，凯尔终于得到了扩充军情五处的许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八个月，军情五处获得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机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二战成了军情五处发展的契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军情五处规模扩大了好几倍。尽管如此，到了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后，它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能有效地应付欧洲战场的复杂局面。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军情五处的活动往往只能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种局面直到1941年其机构改组后才有所改变。

随着军情五处迅速扩大，办公的地方越来越紧张。于是，凯尔只好把一部分机构搬迁到沃尔姆伍德丛林中的一座监狱中办公。当时他还准备建立一座特别监狱，把属于军情五处的犯人单独关押。这样既解决了民政当局不能提供这种住所的困难，又可以让这些犯人与外界隔绝。他任命前特别处的军官斯廷森去找这样一个合适的拘留中心，最后，他选中了里士满附近的哈姆康芒的拉齐米尔大楼，那里成了军情五处的临时特别监狱。

在整个二战期间，军情五处有相当多的内部机动人数，许多英国妇女加入到了英国情报机构。那些妇女一般是先到登记科工作一段时间，在那里填写表格和进行归档工作，然后逐步升到秘书的职位，少数妇女成为军事情报官员。

随着战争的继续，军情五处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它致力于英伦三岛和英国内部的保安工作。后来，则是派人员与在海外战场组建的许多特别行动小组一起执行任务。到战争结束时，其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了战略欺骗、派遣间谍和肃清残敌，而在内部又作出了进一步改组。

1940年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军情五处被排在新首相的改革计划之内。这一天，德国开始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英国内阁会议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

会后，首相丘吉尔莫名其妙地解除了凯尔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的职务。第二天，在丘吉尔晋见国王前几个小时，三军参谋长成立了英国本土防务指挥部。同时，英国内阁准备建立一个特别小组监督军情五处的工作。

丘吉尔上台之初，军情五处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1939年10月4日德军对斯卡帕弗洛进攻，击沉了英国海军“皇家橡树”号军舰，造成843名水兵丧生。其实，这是海军当地的预防水下攻击的措施不得力造成的，与军情五处没有什么关系，但丘吉尔却认为是军情五处的罪过；还有1940年1月的皇家弹药库爆炸案事件，丘吉尔也将责任归咎在军情五处的头上。就是这两件本来与军情五处毫无关系的事，使凯尔被撤职了。这不仅让凯尔本人感到惊愕，也使整个军情五处感到愤愤不平。

1940年11月，戴维·皮特里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新局长，他决定对军情五处进行一些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五处由30个办公室组成，分为“行动”和“管理”两个部门。在归属问题上，军情五处名义上曾先后归属陆军部、内政部管辖，但它实际上一直是首相直接控制的。

二战期间，军情五处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有“肉馅行动”和“铜头行动”。军情五处设计的这一系列的冒名顶替的欺骗行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肉馅行动”让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登陆获得圆满成功；1944年的“铜头行动”同样让德军统帅部错误地认定盟军将要在法国的加来地区登陆，而把防守诺曼底地区的2个坦克师和6个步兵师抽调到加来地区，从而大大减轻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压力，促成了这次战役的顺利进行。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情五处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各处的基本结构并未触动。它主要由局长、副局长、秘书处和其他七个处编成，每个处都有自己的字母代号，由一名处长领导，几名副处长和处长助理协助处长工作。这七个处分别是：行政处、反间谍处、保安处、军事联络处、外侨处、国外控制处、政党处。

反间谍处是军情五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第一任领导人是贾珀·哈克准将，后来由盖伊·利德尔接替。该处下设许多科组，其中包括塔尔·罗伯逊的一科一组，主要对付德国间谍；一科三组，负责反破坏；五科一组和三组，负责反颠覆。同反间谍处有密切联系的是其他有关的情报单位，如休·特莱弗·罗伯所在的无线电保安局，在萨里的哈姆康芒审讯中心和邮政总局的信件截收队。反间谍处许多工作人员是在战争期间被破例征召录用的，由律师、学者、正规军人、记者以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组成。

反间谍处在英国的重要工作基础是地区保安联络军官网，总共有12名地区保安联络官。他们与地区专员、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局局长密切合作。艾伦·麦基弗上校领导整个联络网。

军情五处在处理反间谍事务时一直都有一种被掣肘的感觉，那是因为英国法律没有授予军情五处拘捕权，它要拘捕间谍必须通过英国伦敦警察局或是别的警察部门，这样非常容易贻误战机，也确实给军情五处增添了许多麻烦。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改变。

1945年5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时，军情五处着手减少活动，让大量的工作人员复员，这意味着它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冷战前后的军情五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情五处的主要任务是清查英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这些行动让其内部出现了信任危机。特别是苏联支持德国建立“柏林墙”之后，情报来源被切断，一度使军情五处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战后的军情五处也极大地受执政党的影响，特别是首相对它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它是“膨胀”还是“萎缩”。这时的军情五处不再那么声名显赫，它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败而有些不尽如人意。许多情况下还得依靠美国的情报机关才能进行有效的间谍活动。但是它高效的运作方式、缜密的组织机构、丰富的作战经验仍然是各国间谍不可小视的克星。

二战以后，西方的情报机构把注意力转移到冷战方面，军情五处也不例外。它当时的主要职责就是“反谍保安”，防止别国、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情报间谍活动。这一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类似，但它不享有警察权力，不能进行人身搜查；如需搜查和逮捕，必须会同伦敦警察厅进行。

冷战结束后，军情五处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国际国内的恐怖活动，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在国内进行的恐怖活动，防止英国核武器、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技术的扩散泄漏，调查国内工会以及其他“抗议组织”的政治活动，防范国外针对英国所从事的各种间谍活动。它依靠广泛的秘密情报人员进行窃听、监视、邮检等手段实施自己的职责。

一般情况下，军情五处仅在英国本土活动，遇有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它也执行海外任务。总之，对军情五处来说，英国的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要对付由纳粹主义崛起引起的问题，而且还要对付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

冷战时期，情报部门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其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就是英国首相威尔逊宣布他自己成了军情五处的监视目标。1947年10月，他发现有人进入他的家中，一些个人资料被窃，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破门而入的痕迹。此事发生后，他宣称自己成了军事五处的监视目标。他确信军情五处的右翼成员阴谋反对他，想让他下台。据说该阴谋与威尔逊对莫斯科的常规访问和他与苏联政党的联系有关。

14个月后，威尔逊令人吃惊地辞去了首相职务。

那时，不仅是威尔逊，很多威尔逊内阁的高级领导人都成了军情五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目标。除此之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军情五处还通过它不断扩大的部门，监视公众人物、记者、教师、和平主义者、律师和内阁大臣。许多著名人物都成为它的监控目标。

对所谓的颠覆运动的跟踪持续了很多年，耗费了军情五处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档案。而与此同时，真正需要关注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例如北爱尔兰，那里虽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军情五处和其他情报机构（包括军情六处）的竞争中，那里却一直处于低效、管理混乱、错误迭出和自相残杀的状态中。当时曾有一次由军情五处领导的行动，其目的原本是揭露宗派主义杀手，但是由于假情报的干扰，最后竟变成针对工党政府部长们的行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普遍开始反对情报机构对人民进行的监视活动。然而，军情五处对普通市民的监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对通讯系统的监听也变得更加普遍。

自1909年成立以来，军情五处一共公布了100万份档案，涉及100万个人名。这些档案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积累的文件和数据相比较，这个数字还不算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8万份二战以前的档案被销毁。1988年，还有约50万份档案作为调查目标保存在军情五处。这中间有4万份属于最高保密级别，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有关官员才可以用口令读取这些资料。另外还有25万份档案也作为保密材料保存，但是军情五处的职员在目前工作中可以使用。

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以前的记录已被销毁，一些间谍案件的调查遇到了困难，所以英国政府采纳了对文件不作销毁处理的决定。即使如此，冷战结束后，经审查，仍有11万份档案被打上记号销毁，其中包括苏联和“华约”国家情报局试图从英国颠覆组织中招募间谍的行动。显然，在那个时期，英国有数以千计的人仍处于监视之下，其中包括当时的“核裁军运动”主席布鲁斯·肯特。

不仅如此，甚至连唐宁街10号也成了军情五处窃听的目标，并且闹出了一个英国版的“水门事件”。

军情五处窃听唐宁街10号与麦吉尼斯之间通话的惊人内幕被媒体曝光后，不亚于在英国政坛引爆了一枚原子弹。“新芬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结束对“北爱共和军”成员的监视和秘密行动，但暗地里却继续对“新芬党”和“北爱共和军”成员不信任。

实际上，军情五处的任务正在变得更加艰巨。日益增多的恐怖分子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2007年11月5日，军情五处的负责人乔纳森·埃文斯说，英国的恐怖组织正在想方设法招募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参与恐怖活动，其中一些孩子年仅十四五岁。英国境内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可能多达4000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英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增加了一倍以上。

埃文斯表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从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向英国发动恐怖袭击。埃文斯还透露，他计划进一步增加军情五处的人手，到2011年把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增加到4000人。

军情五处目前大约有2000余名雇员，其中妇女约占二分之一，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大约为四分之一。军情五处的女情报人员大多有学位，与男同事一样献身于情报工作。她们比男士更谨慎，不容易暴露身份，更擅长于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素质较高。该局录用雇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英国的文官体系进行筛选，其次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匿名“广告”吸收新人。

据估计，军情五处每年的经费大约在3亿英镑左右，其中44%用来打击国内恐怖活动，26%用来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反间谍和防扩散活动占25%，反颠覆活动占5%。

1992年，英国内阁将对付最为棘手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的任务交给了军情五处，让其提供爱尔兰共和军进行恐怖活动的情报。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军情五处面临三大目标：集中力量打击北爱尔兰的恐怖活动，防范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协助侦破恶性的有组织犯罪。英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军情五处的支持力度，为其增加了大量的经费，并批准其招募新人，扩充实力。军情五处在英国情报机关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军情五处的局长们

英国情报机构的所有人事任命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从来不对外透露。在1993年以前，军情五处总负责人全部由英国首相秘密任命，他们的身份也从不公之于众。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军情五处的掌门人也第一次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现将这15位掌门人的姓名及有关资料介绍如下：

第一任局长：弗农·凯尔少将。任职时间：1909年—1940年。1909年，当时还是上校的弗农·凯尔与他人一起创建了秘密情报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成功地捣毁德国设在英国的间谍网，为避免重要情报外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任局长：A·W·A哈尔克。任职时间：1940年—1941年。他一直是凯尔的得力助手，长期是该机构“B活动区”的负责人，属于过渡性人物。

第三任局长：戴维·皮特理爵士。任职时间：1941年—1946年。他任职时是安全局历史上最为繁忙的一段时期，进行了许多成功针对纳粹德国的情报活动。

第四任局长：珀西·西利托爵士。任职时间：1946年—1953年。他任职期间主要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间谍组织，粉碎在英国进行的外国势力的颠覆，其中包括揭发剑桥间谍帮。1955年他出版了自传，成为出版自传的首位安全局局长。

第五任局长：迪克·怀特爵士。任职时间：1953年—1956年。1953年他开始担任安全局局长职务，1956年调至秘密情报局担任局长职务。他是唯一接连担任这两个情报机构局长职务的人。

第六任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任职时间：1956年—1965年。他曾被指控为苏联的秘密间谍，后来发现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七任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65年—1972年。

第八任局长：米歇尔·翰利爵士。任职时间：1972年—1978年。

第九任局长：霍华德·史密斯爵士。任职时间：1978年—1981年。

第十任局长：约翰·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81年—1985年。

第十一任局长：安东尼·杜夫爵士。任职时间：1985年—1987年。

第十二任局长：帕特里克·沃克爵士。任职时间：1987年—1992年。

第十三任局长：斯特拉·雷明顿夫人。任职时间：1992年—1996年。她是英国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也是该机构第一位被公开身份的总负责人。

第十四任局长：史蒂芬·兰德爵士。任职时间：1996年—2002年。

第十五任局长：伊莱扎·曼宁厄姆-布勒夫人。任职时间：2002年至今。布勒是前检察总长、大法官雷金纳德·曼宁厄姆·布勒爵士的女儿，毕业于牛津大学，她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固执。

第三章 文洛悲剧，英国特工败走麦城

一个自称是反纳粹地下组织成员的德国间谍找上门来，英国情报人员竟然认敌为友，和他们共商推翻希特勒的大计；随着慕尼黑啤酒馆的一声爆炸，希特勒毫发未损，倒让英国情报网全军覆没；两名英国特工交代的口供材料多得编成了一本书，却最终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度过了整个二战时期。

英国情报局从此凄风苦雨，几乎面临改组的厄运。

一名“反纳粹主义者”找上门来了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出兵进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爆发。斯图尔特·孟席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出任英国军情六局局长，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孟席斯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毕业后任皇家近卫军步兵团和近卫军骑兵团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上尉军衔。他从1915年12月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19年起供职于英国军情六处。1939年出任该处负责人，是军情六处的第三任负责人。上任后，他把军情六处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到了荷兰。在荷兰还没有被德军占领之前，英国政府就在荷兰首都海牙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实际上是军情六处驻荷兰的一个情报站。

英国驻荷兰办事处设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市区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负责人是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其真实身份是英国军情六处驻海牙情报站的站长。他正指挥着一个庞大的英国间谍网，准备渗透到德国内部开展间谍活动。

史蒂文斯少校有一名得力的助手叫佩恩·贝斯特，是一名上尉军官，他在荷兰已经居住多年了，长期从事间谍工作。当时，贝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市开办了一家大陆贸易进出口公司，为他的间谍活动作掩护。公司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这里成了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们活动的前沿阵地。

德国情报机关此时也在荷兰从事间谍活动，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情报站很快引起了德军保卫部和德国党卫队保密局特工们的注意。战争开始后不久，德国人决定对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行一次试探，摸摸他们的底细。

1939年9月初的一天，贝斯特在公司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来信，信上说一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反纳粹主义者要与史蒂文斯少校和贝斯特上尉见面，有重要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贝斯特收到这封信之后，立即向史蒂文斯少校进行了汇报。史蒂文斯少校看了这封信之后，觉得事情虽然有些突然，但却是个机会，于是就决定不管对方是谁，先同他见上一面，以探听虚实。

一向谨慎的史蒂文斯少校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情报站已经成了德国人侦破的对象，他和他的同事贝斯特落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陷阱。那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反纳粹主义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而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的一名反间谍人员，代号为“F479”，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英军在荷兰的情报网。

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夜，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按照信中事先的约定，穿着黑色的长风衣，开着公司的小货车，来到阿姆斯特丹市区一家偏僻的小酒馆里，同这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人见了面。见面之后，费希尔自我介绍说，他是德军内部一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黑色乐队”的代表，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英国人对这个“黑色乐队”是否有兴趣，愿不愿意会见一下这个地下组织的其他一些重要成员？费希尔当时还承诺，如果英国人对“黑色乐队”的行动感兴趣，他可以帮助英国人同德国境内的其他一些反纳粹组织联系，结成一个反战同盟，共同从事反对希特勒纳粹政府的事业。

英国情报机关早就听说在德军内部有一个名叫“黑色乐队”的秘密反纳粹组织，其成员包括一些老资格的德国将军和军官，他们的领导人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贝克将军。这些人深信，这场由希特勒亲手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军事冒险，将会给德国带来一场灾难，所以一直在密谋推翻现行的希特勒纳粹政权。史蒂文斯少校也知道，英国政府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这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希望通过这个费希尔与“黑色乐队”取得联系，获取德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但是，作为一名身负重任的职业特工，史蒂文斯少校对这名自动找上门来的德国人还是将信将疑，表现出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因为他的上级、局长孟席斯爵士曾一再告诫过他，对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能力不可低估，避免落入圈套。当时孟席斯本人对“黑色乐队”的态度是谨防中计，但又不拒绝与之接触。所以，那次会见的场面还是很令人尴尬，因为双方都各自心怀鬼胎，算计对方。表面上他们在轻松地喝着那种荷兰女人们喜欢喝的松子酒，品味着酒杯中那淡淡的松子的香味，但是他们却是在小心翼翼地谈着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题，仔细捕捉每个词汇所传递的信息。经过一番小心地试探之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认为眼前的这个“黑色乐队”的代表不会有什么危险，就表示同意会见费希尔所谈到的“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费希尔这时才告诉他们，那位“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叫斯切梅尔，是德国陆军运输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官。

费希尔所说的“斯切梅尔上尉”并不是什么“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而是德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官。“斯切梅尔上尉”真实的名字叫沃尔特·施伦堡，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情报处的国外情报科科长，还任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之职。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期间，他又担任了保安警察与陆军总部的联络官。1939年10月，施伦堡被海德里希调入中央保安局四处E科（该科负责反间谍工作）担任副科长，后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专门负责侦破地下抵抗组织。就在这时，他听说英国的秘密情报局愿意与德国军队内部的反希特勒组织联系，立即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开始加入了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计划是由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划并亲自指挥，直接向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汇报，最后上报希特勒本人批准实施的。他们想通过这次行动了解英国与德军内部反纳粹组织的联系情况，从而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破坏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沃尔特·施伦堡事先进行了充分准备，他特意搬到位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居住了一段时间，观察真正的斯切梅尔上尉的一举一动，掌握了他的生活习惯，并搜集了有关他的全部背景资料，直到认为万无一失。

这次会见费希尔首战告捷，他已经初步取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几天以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又应邀同费希尔见面了。由于有了上一次会见的铺垫，这一次见面就不显得那么拘谨了。三个人见面之后，不但态度热诚，而且还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计划。从此他们三个人就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就像真正的反纳粹盟友一样。

10月30日，费希尔通知史蒂文斯说，斯切梅尔上尉即将到达荷兰边境的文洛镇，马上就可以同他们见面了。警惕性极高的史蒂文斯少校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斯切梅尔上尉”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就请自己的好朋友——时任荷兰情报局局长的范·代·普拉斯谢上校出面，在荷兰边境扣留这个“斯切梅尔上尉”，然后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真实身份。于是，普拉斯谢上校就派了手下精明的德克·克劳普中尉协助贝斯特来完成这一任务。

按照费希尔所提供的时间和车次，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在火车上找到了那个即将进入荷兰境内的德国运输部队的“斯切梅尔上尉”，把他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讯问，并且仔细检查了他所有的证件，但是并没有发现和他的姓名、身份不相符的地方，在他的行李中也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东西，于是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就相信了这个“斯切梅尔上尉”，遵照临行前史蒂文斯的指示，由贝斯特亲自开着一辆蓝色的别克轿车，把“斯切梅尔上尉”送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史蒂文斯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在大陆贸易公司的一间密室里，史蒂文斯和这个冒名为“斯切梅尔上尉”的沃尔特·施伦堡进行了长达一天的会谈，最后还搞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设法推翻纳粹政权，立即与西方媾和，恢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等等。为了进一步取得英国人的信任，施伦堡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请求，事成之后，希望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新政权要采取“平等”态度。

沃尔特·施伦堡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伙，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就获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他向史蒂文斯少校透露说，当时一些德国陆军军官正在密谋一项推翻希特勒政权并同盟国一起恢复和平的计划，并且透露了许多重要的细节，诸如“黑色乐队”的组织机构，一些组织成员和负责人的名单。“斯切梅尔上尉”的这番话，很快就让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放弃了必要的警惕，因为这对英国情报机关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当天晚上，那个冒充“斯切梅尔上尉”的施伦堡居然还在阿姆斯特丹住下来了，同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共进晚餐。好客的史蒂文斯用牡蛎盛情款待了这位尊贵的盟友。史蒂文斯还像老朋友一样，同施伦堡谈起了音乐、绘画艺术还有诗歌。因为“斯切梅尔上尉”是来自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市，而杜塞尔多夫市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出生地，于是他们又找到了许多关于这位诗人的话题。在两军对垒、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能找到一个人聊一聊这种浪漫而又高雅的话题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两个人就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聊得十分开心。

第二天，为了进一步欺骗英国人，施伦堡给史蒂文斯介绍了一位新来的客人——陆军医生“豪斯曼上尉”。其实这个人是施伦堡的一个好朋友和同伙，真实的身份是柏林大学和沙里特医院的心理学教授，名叫马克斯·德·克利尼斯。施伦堡却介绍说他是“黑色乐队”的领袖人物贝克将军的得力助手。

看上去风度翩翩、富有涵养的克利尼斯作为将军的副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史蒂文斯就像信任施伦堡一样，很快就相信了这个克利尼斯。克利尼斯进一步透露说，他的上级，也就是“黑色乐队”的一名“将军”在近日内即将飞往伦敦，与英国方面的政府要员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如果会谈成功，“黑色乐队”就要开展新的行动了。信以为真的史蒂文斯给了施伦堡一部衣箱式无线电台和一本密码，让他们使用“ON—4”呼号，与英国军情局直接进行联系。

10月31日下午，贝斯特又开着他那辆蓝色的别克牌轿车，把这两名德国人送到了荷兰边界。在文洛小镇下车之后，施伦堡和他的同伙克利尼斯在荷兰边境接受了哨兵的检查之后，匆匆地越过边境，消失在迷蒙的雨雾之中。

德国人的阴谋诡计终于骗取了谨慎的英国人的信任。会谈一结束，史蒂文斯就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孟席斯汇报了情况，孟席斯也为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不过，孟席斯还是警告史蒂文斯，在自己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交换意见之前，不要再与德国人继续谈判，同时还再次提醒史蒂文斯一定要小心谨慎，提防德国人搞鬼，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后来，史蒂文斯同“斯切梅尔上尉”他们又多次见面。有一次，“斯切梅尔上尉”建议改变一下他们约会的地点，希望能到荷兰边境的文洛小镇去。“斯切梅尔上尉”的理由是，文洛虽然是荷兰边境的一座小镇，但是那里却有一家很不错的咖啡馆；同时还可以为到阿姆斯特丹市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他每次到这里来不仅要接受荷兰方面的检查，他自己还要编出许多借口，才不会引起自己的上级和军方的怀疑。对于“斯切梅尔上尉”的这种建议，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就同意了。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当时根本不知道，“斯切梅尔上尉”的建议，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阴谋。就是荷兰边境的那个文洛小镇，最终让他们和英国情报局在荷兰的情报网兵败麦城，毁于一旦。

慕尼黑啤酒馆响起了爆炸声

几天之后，英国军情六局果然收到了“ON—4”发来的消息，称那位“将军”将在11月9日飞往伦敦，会见英国方面的高层领导人。孟席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认为那“将军”可能就是贝克将军本人，于是就安排了一架皇家空军飞机预先飞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便“将军”可以从那里乘飞机前往伦敦；同时，孟席斯也指示史蒂文斯他们，为了预防万一，不要再到荷兰边界与德国人会谈，如果有问题需要商讨，必须到海牙或者是阿姆斯特丹。因为史蒂文斯曾向他报告过，11月9日，也就是那位“将军”飞往伦敦的同一天，史蒂文斯将和“斯切梅尔上尉”在荷德边界文洛小镇的那家巴克斯咖啡馆会面，商谈一些事情，然后前往丹麦，再乘飞机飞回英国。

这时，精明而又狡猾的施伦堡知道自己已经骗住了英国人，就一心想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他的上司海德里希也同意了，看看会有什么收获。11月8日傍晚，施伦堡早早地上床休息了，以便明天能有充足的精力对付那两个英国人。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床头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听筒那边传来的居然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声音。电话里的希姆莱怒气冲冲，他声称，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参加纳粹老战士年会时，现场发生了爆炸，“好几名党内老同志被炸死，损失相当大”。

原来就在1939年11月8日下午，希特勒由他的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一个秘书陪同，从柏林乘飞机抵达慕尼黑。他要到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亲自参加“纳粹政变纪念日”活动，并要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因为正是在16年前的1923年11月8日晚上8点45分，在几百名纳粹党徒的簇拥下，希特勒站在这家大啤酒馆的桌子上，喊出了“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发动了政变。

纳粹成功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之后，每年都要在这家啤酒馆举行纪念活动，希特勒亲临现场发表演说。1939年的这一天也不例外。

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希特勒坚持要在当晚赶回柏林。他专机的飞行员担心大雾会影响回程的飞行，建议希特勒改乘火车返回，因此晚上的纪念活动只得缩短时间，希特勒的演讲改在晚上8时提前进行。

当晚8时，希特勒身穿深褐色党卫军服，在约瑟夫·戈培尔和其他随从的陪同下走进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登上讲台。讲台后面以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为背景，党旗后面有一根巨大的石柱子。当时希特勒并不知道，石柱里面正藏着一枚定时炸弹，是由一个叫格奥尔格·埃尔塞尔的年轻人制作的。炸弹上面的计时器正在悄无声息地走着，它已经被设置好了爆炸的时间。只要时间一到，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将同这根石柱子一起粉身碎骨。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被称为“孤独的投弹手”。这个出身贫寒的德国共产党员是德共属下一支准军事力量“防卫军”中“红色先锋营”的一名成员。他在1938年秋就作出了要刺杀希特勒的决定。因为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纳粹势力在德国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刺杀希特勒变得更加艰难与危险，但仍有许多人选择使用暴力来对抗纳粹，36岁的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8月初，埃尔塞尔离开家乡来到了慕尼黑。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木质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工具：刨子、锤子、锯子、锉刀以及藏在特殊夹层里的炸弹，除此之外，他还带有50公斤炸药、6个计时秒表以及雷管、电线、电池。埃尔塞尔用自己的真名登记，在找到住处以后，开始了暗杀希特勒的准备工作。

埃尔塞尔每晚9点左右来到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用餐。大约一小时之后，他会悄悄溜到一个贮藏室里，直到啤酒馆关门，大门上锁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左右。此时，啤酒馆的工作人员来上班了，他便悄悄从后门溜出去。

11月2日晚上，经过两个月艰苦的工作，埃尔塞尔终于将炸弹安放进了石柱，计时器也准备完毕。他把爆炸时间设定在11月8日晚上的8点45分，往年希特勒的演讲都是在8点30分准时开始，到9点30分准时结束，前后持续一个小时。而到了8点45分的时候，他的演讲将进入高潮。因为这个时间是他人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也是德国当代史的一个标志。

可是，当天晚上8点希特勒一走进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后，就提前开始了他的演讲，省去了往年那些老一套的开场白和对1923年纳粹党发动的那次叛乱的赞扬，因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当晚赶回柏林的事。这一次希特勒演讲的重点是猛烈抨击丘吉尔和英国政府，以他天生的演讲才能为那些狂热的纳粹党徒打气。希特勒的这次演讲出人意料地只持续了三十来分钟，就在一片喧闹的掌声与欢呼声中结束了。大约在8点30分左右，他在一群纳粹高层的簇拥下提前离开会场，迅速向火车站赶去。而埃尔塞尔设计的爆炸时间却是在8点45分。就是这十来分钟之差，让希特勒躲过了一劫。如果他晚走十几分钟，世界未来的局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就很难说了。

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厅，这时只剩下大约100来人，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乐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务生。在8点45分的时候，石柱里的那颗定时炸弹准时爆炸了。爆炸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厅中央放置炸弹的石柱被炸得粉碎，同时还炸塌了楼台和大厅的屋顶。石柱附近的桌椅成了木头碎片，演讲台成为一堆粉末。爆炸造成8人死亡，至少62人受伤。

就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一片狼藉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车离开了慕尼黑，当火车中途停靠在纽伦堡时，他才得知爆炸的消息。

炸弹爆炸时，埃尔塞尔已经来到了通往瑞士边境的途中。由于欧洲大陆又一次燃起了战火，这里的边境检查更加严格。他来到边界栅栏附近准备越境时，不幸招来德国边防军士兵的盘问，他被捕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出卖了他——当时他身上除了带有一把剪断栅栏的钳子外，还带有一张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明信片，一根引信，一枚“红色前线战士协会”的徽章和几张制造炸弹的图纸。真不知道埃尔塞尔事先为什么没有将这些东西处理掉，难道说是要留作纪念吗？

经过五天漫长的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埃尔塞尔到底顶不住了，终于在11月13日招供了。不过他并没有供出任何共犯，并且声称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的帮助。他刺杀希特勒完全是出于信仰和对纳粹政权的仇恨。那些审讯他的纳粹党徒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新的名堂，就把他送到柏林城外的集中营关押起来。1945年2月，格奥尔格·埃尔塞尔被转移到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最终死于党卫军的枪下，连尸体也被残忍地焚烧了。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大发雷霆。不过，他并不相信这只一个普通的德国人的个人行为，而认定此次暗杀行动是由英国情报部门策划并实施的。尽管并没有任何情报能证实这起爆炸事件同英国有关，但纳粹当局还是以这起爆炸事件为由头，悬赏20万美元寻找英国情报部门与暗杀有关的线索。德国的新闻界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尘嚣甚上。希特勒本人也决定立刻对英国人实施“报复”，命令取消原定的那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决定以英国的荷兰情报站为突破口，武力绑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两名英国特工，并把他们押送到柏林。

既然元首已经作出了决定，海德里希只有立即执行。他找来一位擅长绑架的下属——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命令他带领20名精心挑选的党卫军士兵前往荷兰配合施伦堡完成这一任务。冷酷的瑙约克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行家里手，德国保安局的暗杀、绑架等活动大都由他负责。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带领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出发了。

11月9日一大早，施伦堡与匆匆赶来的瑙约克斯仔细商量了行动计划，一行人乘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了。与此同时，施伦堡通知了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约他们下午2点30分在荷兰边境的文洛小镇那家咖啡馆见面，说是有重要情报告诉他们。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还不知道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生了爆炸事件，出于对施伦堡的信任，他们决定如约前往文洛小镇同他见面。

下午2时左右，施伦堡按照约定时间提前来到了荷兰境内文洛镇的巴克斯咖啡馆。这是一家很普通的边境咖啡馆，遮阳篷上装饰着带条纹的图案，附近有一个不大的儿童游乐场，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然而，就在距离边境线不远处的德国境内，瑙约克斯和他手下的党卫军士兵已经埋伏在一个隐蔽点里，正在紧张地等待着施伦堡发出的信号。

大约2时20分左右，贝斯特开着那辆蓝色别克牌汽车，沿着狭窄的街道缓缓驶来。这辆车里总共有三个人，除了贝斯特之外，还有史蒂文斯和荷兰情报人员克劳普。快到那家咖啡馆时，他们似乎发现了气氛有些异常，因为有人在一个拐弯处探头探脑地朝这里张望，于是他们立刻把车停了下来，并且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武器，将子弹顶上了膛。他们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就把车子慢慢地开了过来，最后停在咖啡馆前面。他们的一举一动被站在咖啡馆门前的施伦堡看得一清二楚。施伦堡看到绑架的时机已经成熟，马上向瑙约克斯发出了行动的信号。

正当史蒂文斯他们停下车来准备下车时，一辆深褐色的敞篷军用大卡车从德国方向呼啸而来，撞断了边境栏杆，径直朝咖啡馆冲来。车上满载着配备自动武器的党卫军士兵。据守边境哨所的荷兰士兵不知所措，正要上前阻拦时，两名党卫军士兵开始用冲锋枪扫射，两名荷兰哨兵当场倒在血泊之中。贝斯特一见事情有变，立即发动车准备逃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辆大卡车已经冲到了咖啡馆门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瑙约克斯和四名党卫军从还没有熄火的车上跳下来，打开别克车的车门，把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从车内拉了下来，并且抢走了他们的公文包和散落在车上的所有文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被戴上了手铐。荷兰特工人员克劳普见势不妙，马上掏出了手枪，但是两支冲锋枪同时向他扫射过来，克劳普的身体几乎被打成两段。

瑙约克斯命令手下把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拖到大卡车上，调转了车头，向德国方向驶去。英国情报局在荷兰最重要的两个特工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就这样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他们当天就被押到了柏林，扔进了保安局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8号的地下室里。

希特勒对这次绑架行动十分满意，他在总理府里亲自接见了施伦堡、瑙约克斯和其他参加行动的党卫军人员，并授予他们每人一枚铁十字勋章。

这就是英国情报史上不堪回首的“文洛事件”。

阴差阳错的悲剧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被捕之后显得十分紧张不安，他们深知纳粹党卫军审讯人员的残酷。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并没有对情报人员进行训练，告诉他们一旦被捕后应该怎样对付审讯，怎样保守秘密。此时，史蒂文斯与贝斯特唯一期望的就是，那些盖世太保们不要对自己进行严刑逼供，否则他们肯定受不了。史蒂文斯还一直惦记着那份没有来得及销毁的英国特工名单，因为这份名单上，除了有英国派往荷兰的特工的名字和潜伏地点之外，还有英国派遣到欧洲各地的特工人员的名字。他为此感到由衷的羞愧与自责。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没有经受得住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采取了同德国人合作的态度。因为还没有等到盖世太保们挥动皮鞭，史蒂文斯已经崩溃了，他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史蒂文斯知道得太多了，以至于盖世太保们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把他说出来的东西消化掉。后来德国的情报机构把他们招供的内容汇编成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英帝国的情报工作报告》。他们把这本书发给纳粹情报机关的特工们，差不多是人手一册，供他们学习借鉴。在这份厚厚的书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被介绍得一清二楚。这真帮了那些纳粹特工的大忙。

由于贝斯特与史蒂文斯和德国人主动合作，他们在纳粹集中营不但没有受到酷刑，反而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在整个关押期间，他们还享有娱乐健身活动，不时到集中营外边打打网球，甚至还能到慕尼黑大戏院去享受一番，当然，他们身后还是有人跟踪的。尽管如此。他们仍担心盖世太保会把他们两人杀了，那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他们在集中营里度过整个战争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才恢复自由。史蒂文斯还当了一名翻译，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极为凄凉。

贝斯特出狱后回到了乡下，一直在乡间居住。尽管他远离政治中心，但是当英国政府把“文洛事件”的全部责任推给秘密情报局的时候，秘密情报局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贝斯特的身上。英国秘密情报局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苛刻地认为，他们俩还真是要感谢德国纳粹。正是由于纳粹把他们抓去了，他们才保住了一条性命，活到战争结束，而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在战场上牺牲，或者是死在当年的伦敦大轰炸中。面对这样的非议，贝斯特并没有过多的在乎。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都成为历史；何况当年战争来临的时候，自己并没有袖手旁观，应该说同样是出生入死战斗过。在那样的年代又有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贝斯特怀着平静的心情居住在自己乡间的房子里，活到了90多岁才寿终正寝。

不过这起“文洛事件”，的确让英国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使得他们在欧洲大陆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濒于瓦解。贝斯特和史蒂文斯领导的谍报网曾经是英国情报机构获取纳粹情报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的被捕，整个谍报网群龙无首，完全瘫痪了。八个月后，法国的沦陷实际上断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情报活动，军情六处的活动也不得不从零开始。

由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德军内部那个“黑色乐队”从此也销声匿迹了。那些本来准备推翻纳粹政权的将军们这时也不得不小心起来，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时时都在提防盖世太保找到什么把柄。这个反纳粹组织也名存实亡了。“文洛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战线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克制不复存在，坐在咖啡馆里刺探情报的时代从此结束，使用武力成为家常便饭，情报战由此开始升级了。

其实整个“文洛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是一场连孟席斯和他的整个秘密情报局都无法预知的阴谋。这次事件还出现了另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孟席斯的对手、希特勒的谍报局长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

卡纳里斯1887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十分富有且颇具权势的家庭。1905年他怀着崇高的爱国心加入了德意志帝国海军，1916年夏天，他被德国间谍机关派往西班牙，开始了自己的情报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卡纳里斯由于以前的海上服役经历而被委派去指挥潜艇，先后在“柏林”号、“西里西亚”号巡洋舰及威廉港分舰队司令部任职，参加过多次暗杀行动。1923年，卡纳里斯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与戈林的结识是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向戈林表示，可以协助希特勒上台。

戈林听后大喜过望，在他的引荐之下，卡纳里斯向希特勒送交了有关德军全体军官的材料，这些材料详细记述了德军军官的政治倾向和经济情况。这对希特勒日后控制德军军官层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33年1月，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总理冯·施莱歇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准备通过立法来取消容克地主的津贴，以此缓和失业危机。为了保密，施莱歇把这一改革方案的文件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内。卡纳里斯神通广大，竟然将文件的副本偷出来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拿到文件副本后有了十足的政治资本，当他把文件摆在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保罗·冯·兴登堡面前时，基于保护容克地主利益的需要，兴登堡不得不把施莱歇赶出了内阁，希特勒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德国的总理。

自此，卡纳里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35年起任隶属陆军部的谍报局局长，曾先后参与过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苏联入侵的活动。但是卡纳里斯对希特勒也是颇有不满，他曾经私下对心腹说：“我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遭受失败，无疑是个灾难；但如果希特勒获胜，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谍报局不要做哪怕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

卡纳里斯对希特勒的不满与日俱增，他想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希特勒的对外扩张。作为情报局的头目，他所能做的当然就是把希特勒的计划透露出去，让希特勒不敢贸然行动。

当然，对于卡纳里斯在德国的政治倾向，英国秘密情报局早就熟知了，因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秘密情报局的谍报人员马希尔就对孟席斯说，卡纳里斯对希特勒有很大意见，可以争取过来。但是，卡纳里斯是德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人，秘密情报局深知这项工作的艰难。

但是，不管英国秘密情报局怎样推测，卡纳里斯自己正在设法与秘密情报局取得联系。而且，卡纳里斯还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与国外取得联系，与西欧国家谈判一下停战协议；另一手是准备在国内发动政变，逮捕希特勒等人。

卡纳里斯把与外国联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属下奥斯特。作为人事处长，奥斯特掌控着谍报局的整个电讯联络系统，这为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奥斯特找到了秘密情报局的联系人路德维希·米勒，让米勒来往于德国与英国之间。

希特勒进攻西欧的“黄色方案”计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传出去了。希特勒大为恼怒，立刻让卡纳里斯去调查。调查自然是毫无结果。不过，希特勒毕竟是老奸巨猾，既然敌人已经知道了“黄色方案”，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在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斯泰因的建议之下，攻击方向改为人迹罕至的阿登山区，然后攻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趁势再从西、北两个方向进攻巴黎。至于进攻的时间更是一再改变，这样就使奥斯特屡次向西欧国家提供了虚假的情报，以至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对奥斯特情报的信任大打折扣。

1940年，希特勒进攻北欧，卡纳里斯让奥斯特把这个消息告诉秘密情报局，但是秘密情报局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置之不理。

卡纳里斯的屡次报告毫无效果。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国的空军突然盘旋在荷兰上空，一场突击战斗就这样打响了。毫无准备的荷兰自然是失败了。秘密情报局对德国的突袭十分惊诧，在世人的批评声中，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除此之外，卡纳里斯还建立了自己与秘密情报局的联系渠道，那就是通过英国海外情报站伯尔尼情报站进行活动。1939年，波兰被德国占领，波兰驻德国的军官希曼斯卡上校的夫人就成为中间的联系人。而卡纳里斯也派出了一名属下到瑞士，并以外交身份保护希曼斯卡夫人，许多机密情报就是这样迅速传出，交到了伦敦秘密情报局的手中。

当初，最先与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海牙情报站站长史蒂文斯联系的人是费希尔。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费希尔竟然是一个双面间谍。几年前，他决然地反对纳粹的独裁统治，并且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逃出了德国。但是他马上又开始后悔了，就通过关系打探自己是否还可以为德国政府效劳。当时德国正是用人之际，有这样一个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费希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顺利打入了反对希特勒地下组织的内部，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当费希尔与贝斯特见面的时候，他宣称德国统治阶层内部有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黑色乐队”，很多高级军官都在里面。但是费希尔对这些高级军官的情况却始终缄口不言，这无疑是给英国秘密情报局留下了一个悬念。

其实早在战前，英国就知道了德国阵营内部有人对希特勒不满，甚至在德军总参谋部内也有反对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张伯伦政府虽然对德国宣战，但苦于军备虚弱，不敢真正大规模对德军作战。如果英国能“通过某些渠道”直接向德军呼吁，很可能取得极有价值的成果。

不过，丘吉尔反对同德军妥协。但是，他的反对无济于事。尤其是当卡纳里斯为首的情报局特务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英帝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免让英国人感觉可信。在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与德国人接触的时候，孟席斯最希望他们在文洛小镇见到的，应该是希特勒的谍报局长卡纳里斯将军。

所以，1939年11月9日对孟席斯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正在执行一场伟大的任务。这个任务一旦成功，历史也将会重写。他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来自荷兰情报站的消息。英国若是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这场战争，那么无疑将会是孟席斯最大的功劳，从此可以叫任何怀疑自己能力的人闭嘴。

那天凌晨5点钟，贝斯特与史蒂文斯在荷兰情报军官克洛普的带领之下，前往荷兰的文洛小镇时，心里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认为马上就要见到的是一位反希特勒的德国领导人。贝斯特与史蒂文斯想象着，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将要因他们而改变，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飞黄腾达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

当时在车上，贝斯特一直在不停地抽着香烟，或许只有吸烟才能掩饰住他内心的激动。史蒂文斯当时则是不停地在记录着什么。当贝斯特问他在干什么时，史蒂文斯说，他正在列出一个荷兰秘密情报局的谍报人员名单，一旦欧洲的战事发生改变，这些谍报人员就能全身而退。但是他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正是那个“斯切梅尔上尉”——施伦堡，改变了“文洛事件”最后的结果。

施伦堡是以德国最高统帅部运输部的霍普特曼·斯切梅尔上尉的身份出现的。遗憾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太不专业了，否则这个“斯切梅尔”究竟是不是档案中的斯切梅尔，是很容易搞清楚的。“文洛事件”发生后，卡纳里斯的谋划也彻底地落空了。从此他完全失去了英国人对他的信任。后来任凭他如何向英国人解释，为他们提供情报，但英国人就是不予理会。不久以后，希特勒不仅解除了卡纳里斯谍报局长的职务，而且还把他送上了绞刑架。“文洛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的秘密情报局也经历了一场大的变动。当时丘吉尔已经是英国的首相了，他极力建议成立一个联合情报机构，并打算将秘密情报局撤销。但是，海陆空三军的情报部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希望自身的权力受到限制，因此纷纷反对。

于是，孟席斯也因此而得以继续在幸存下来的秘密情报局中任职。

不过，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孟席斯的秘密情报局也发生了新的改变。他依靠密码学校的力量，不仅成功地破译了德国的“哑谜”密码，而且制造了“超级机密”，协助英军屡建奇功——秘密情报局从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第四章 仿造“哑谜”，“超级机密”克敌制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实施“黄色方案”，长驱直入横扫欧洲，“哑谜”发出的“埃尼格马”密码更是如天书无人能破译；不料“黑色乐队”爆出惊天秘密，布莱奇雷庄园由此变得更加神秘。英国情报局仿造出“炸弹”终于成功破译了德军密码，“超级机密”从此成了英国克敌制胜的法宝，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在伦敦大轰炸中折戟沉沙。

仿造“哑谜”密码机

英国记者安东尼·布朗写的《兵不厌诈》一书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军与德军在北非战场决战时有这样一段话：

阿拉曼战役一开始，隆美尔军队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隆美尔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都被“超级机密”暴露。隆美尔成了最没有希望的将军了。他给希特勒的一系列密电，蒙哥马利都通过“超级机密”看到了……而希特勒发给隆美尔的复电，蒙哥马利有时甚至比隆美尔看到的还要早……

那么，什么是“超级机密”呢？

这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数年前德国纳粹使用的一种特殊密码说起。

早在1938年8月，战争的火药味已开始在欧洲弥漫了，敏感的人们已感觉到战争迫在眉睫了。英国人的神经也不可能迟钝，他们急切想得到德国的确实情报。此时46岁的孟席斯是秘密情报局的副局长，兼任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德国科的科长。因此他的重任就是监视、搜集有关德国意图和德军的实力及部署的情报。

为了解德军的情况，英国所有的情报机器都动起来了，有关第三帝国的军事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孟席斯手中。但是，英国政府要迅速而准确地掌握希特勒的秘密，光靠情报部门的官员同德国军官的闲谈是不够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掌握德国的电报密码，特别是军用密码。

但是“文洛事件”之后，德国人不断地更换电报密码，再加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情报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英国秘密情报局进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

此时，欧洲战场上风云突变，德国人迅速在北欧登临，并实施了蓄谋已久的“黄色方案”。1940年4月，希特勒集结陆军、空军入侵比利时、法国，所向披靡，横扫欧洲，很快就占领了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

6月3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德国法西斯的旗帜挂上了埃菲尔铁塔。这时，滞留在法国领土上的近50万英法联军也被迫后撤到敦刻尔克，随之而来的就是二战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撤退从1940年5月26日开始进行，至6月4日结束，历时9天。此次撤军共有338226人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其中英军约21.5万人，法军约9万人，比利时军约3.3万人。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同时动用各种舰船861艘，其中包括渔船、客轮、游艇和救生艇等小型船只。短短10天时间，这支前所未有的“敦刻尔克舰队”把34万大军从死亡陷阱中拯救出来，为盟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创造了二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有226艘英国船和17艘法国船被德军炮火击沉。英国空军在掩护撤退过程中总共出动2739架次，损失飞机106架。英军战斗机和地面高射炮火击落德机约140架。有一艘“兰开斯特里亚”号豪华邮轮，被征用为撤退军事运输船，被德军炸沉，死亡至少3500名英军士兵。英国政府事后一直封锁信息，近年才得解密。

就在军事上溃不成军的同时，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欧洲战场上的情报战也同样是损失惨重。因为随着许多国家被占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谍报机构土崩瓦解，它的海外联络站点被迫撤销，谍报人员逃的逃，散的散，狼狈万分。在这样的大战时期，情报机构就是军队的耳朵和眼睛，这时突然失聪失明了，让各个军种对秘密情报局深感失望，一时怨声载道。

不过，孟席斯却是镇定自若。在德军大举进攻之时，孟席斯正在组织人马破解德军的军事密码，此时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希特勒在获取德国政权后，就使用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所有国家使用的新的军事密码，这种军事密码就是由“哑谜”密码机编制的，人称“埃尼格马”密码。“哑谜”密码机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上，而且实验证明，“哑谜”密码机方便实用，很难破解。尽管多年以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截获并破译了德国的多种军事、外交和商业密码电报，但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容易。

早在1938年7月，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柏林情报站的代号为“1200”的情报员报告说，德国陆军正在试验一种叫“哑谜”的密码机。此事被报告给了秘密情报局负责人辛克莱。辛克莱于是就交给孟席斯一项任务，要他弄清这个机器是怎么回事。

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孟席斯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哑谜”是一个名叫胡戈·科赫的荷兰人发明的机器。科赫于1919年10月在海牙取得了一项“秘写器”的专利权，后来将其转让给德国的工程师和发明家奥特舍尔比乌斯。奥特舍尔比乌斯根据胡戈·科赫的设计方案造成了一台机器。

机器造成后，奥特舍尔比乌斯又根据爱德华·埃尔加爵士的《谜语的变化》一书的说明，把这台机器称为“哑谜”。奥特舍尔比乌斯的模型是简单的旋转密码机，在1923年国际邮政协会大会上首次公开展出。1924年，德国邮局用“哑谜”密码同国会互致贺词。这部机器在美国的《无线电新闻》上宣传过，也在维也纳犯罪学研究所科学部主任西格弗里德·特克尔博士写的一本书中提到过。

奥特舍尔比乌斯又把“哑谜”的专利权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当时，希特勒已经当政，德国部队的重新武装和改组正在进行。德军统帅部的将军们走遍实验室和工厂车间，搜索一种能够保守机密的新型密码机，于是就发现了这种机器。

当时对“哑谜”进行评估的是德军的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校。菲尔基贝尔上校后来当上了德国军队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通信兵首脑。菲尔基贝尔上校对这部机器进行了试验。试验表明“哑谜”价格低廉、坚实耐用，便于携带、操作和保养，而且能够产生大量密码。菲尔基贝尔上校断定：即使是最先进的译码技术也不能把它破译。如果不知道编码程序，这台机器对于敌人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哑谜”非常适用于军事保密通信。希特勒相信了菲尔基贝尔上校的报告，于是“哑谜”得以进入德国军队的各个领域。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校，后来也成了德国反纳粹地下组织“黑色乐队”最活跃的策划者之一。他派人把这个情报首先告诉了法国人。

法国密码解析局的高级军官居斯塔夫·贝特兰将军后来回忆说，1937年的夏天，一个德国人向伯尔尼法国大使馆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法国工作以反对“第三帝国”，并且声称他自己就是“第三帝国”密码总局的军官。他还说，他的动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他的代号为“来源D”。当时贝特兰将军并不知道代号为“来源D”的那个德国人，其实就是德国负责考察“哑谜”的菲尔基贝尔上校派来的，是“黑色乐队”的成员。“来源D”的建议很快被报告给了法国密码解析局的官员路易·里韦。但是法国人一开始并不相信，他们认为这个代号为“来源D”的德国人可能是一个德国间谍。

但是，路易·里韦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这可能是一次不能再来的机会，他派了密码解析局的纳瓦尔上尉去到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去了解情况。纳瓦尔对那个代号叫“来源D”的德国人审问了很长时间，然后报告说，他是一个“由于贪婪而叛国的人”。可是据他透露，德国技术人员已经制造出了一部完全新型的编码译码机，这就是“哑谜”。纳瓦尔奉命给这个德国人一笔“适当的报酬”，希望他能够弄到一台这样的机器，然后再给他一大笔钱。

几天后，“来源D”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再一次见到了纳瓦尔，虽然没有给纳瓦尔带来“哑谜”机器，但是却给了他一本关于使用“哑谜”机的说明书、一本德军军用密码和一本密码译本。当天晚上，纳瓦尔就把这本说明书拍照下来了。第二天，他把这本说明书交还给了那个德国人，同时还给了他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报酬。

纳瓦尔回到了巴黎，向法国密码解析局的高级军官居斯塔夫·贝特兰将军作了汇报。贝特兰认为，有了“来源D”提供的资料，利用巴黎郊区一家工厂的精密工具和生产能力，是能够生产出一台“哑谜”的复制品的。通过阅读“来源D”送来的资料，法国人开始具备了读懂德国最机密的密码的能力。只要“来源D”能继续提供编码的变换情况，他们就能够破译德国人的密码。

1938年7月，孟席斯也得到一个情报，一名秘密情报局驻布莱格的特工吉布森少校向他报告说，他在华沙遇到了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名叫理查德·莱温斯基，此人有不少有关“哑谜”密码机的相关资料，并声称他曾在德国首都柏林制造“哑谜”密码机的秘密工厂当过技术员和理论工程师。后来因为他是犹太人，就被驱逐出德国了。他向英国大使馆的人提出，可以把这些密码机的资料卖给英国情报局，并且凭自己的记忆和能力，可以为英国制造一台最新式的军用“哑谜”密码机。作为报酬，他要求给他一万英镑并给他及其亲属颁发英国护照和法国居留许可证。

孟席斯接到这个情报后，当然非常兴奋。但是，一向谨慎的孟席斯怀疑这是德国人的圈套——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驱逐”出德国，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于是马上报告了秘密情报局。秘密情报局让他派出专家与那位犹太人联系，以辨别真假。

孟席斯立即召来两名英国最著名的密码破译专家诺克斯和图林，让他们赶赴华沙去同莱温斯基见面。孟席斯对他们说，如果情报真实，就可协同吉布森把这个犹太人和他的妻子送到巴黎，把他们交给威尔弗里德·邓德代尔司令官照管。邓德代尔当时是英国情报局驻巴黎的情报官员，英国情报机关给他的代号是“2400”。

诺克斯和图林接受任务后，马上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上了“金箭”特别快车，四十八小时内就到了华沙。他们同理查德·莱温斯基在华沙的居里夫人博物馆见面了。莱温斯基肤色黝黑，瘦削驼肩，年纪四十出头。邓德代尔司令官后来说，莱温斯基使他想起“一只拨弄算盘的乌鸦”。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和甄别，英国秘密情报局认为这个莱温斯基的话是可信的，因此就决定答应他的条件，给了他一万英镑，另外还有英国护照和他及他妻子的法国居留许可证。吉布森少校和另外两个人把莱温斯基和他的妻子护送到了巴黎，由邓德代尔负责照管。

邓德代尔把他安排到塞纳河岸边一座十分隐秘的公寓里，并为莱温斯基复制密码机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莱温斯基凭着自己的记忆，不久就大功告成，仿制出了一台“哑谜”机。

莱温斯基仿造的“哑谜”机二十四英寸见方，高十八英寸，装在一个木盒子里。机器两边分别接有两台电动打字机。密码员如要把普通文字讯号变成一个密码文稿，他需要做的只是查一查密码键位本，找出是哪一个月、哪一天发的电报，然后找出相应的键位，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在左边的打字机上打出讯号，电动脉冲就会把这些信息送到线路复杂的转盘上，这样，电文就译成了密码，而后再传送到右边的打字机上。当译成密码的电文传送到目的地时，密码员按照来电的指示，在一台相应机器上按下相应的键，左边的机器上就打出了译成密码的电文，而右边的机器就及时地打出电报的原文稿。

在发明这种密码系统以前，所有的情报机关都是用手工缓慢地、细心地将电文译成密码的。“哑谜”机仅仅是变换了一下编码程序，就能够生产出无数的密码字母。看来这真是一台奇妙的机器，怪不得希特勒那么相信“哑谜”。

据有关情报说，当时希特勒根据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校的建议，让德国从最高统帅部到三军团级司令部全都用上了“哑谜”机，用它来把希特勒、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以及凯特尔主要作战将领阿尔弗里德·约德尔将军和他的全体人员的通讯译成密码；德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也在使用它，甚至连德国的潜艇都装备了这种机器。

据说，当时希特勒曾批准把“哑谜”机卖给他的盟友日本和意大利。日本人曾把“哑谜”当做海军和外交通讯的主要密码机使用，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也在使用它。后来“哑谜”还卖给了罗马尼亚和保加科亚。不过对即将当上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孟席斯来说，最重要的是德国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也在他的主要通讯线路上使用这样的“哑谜”机，特别是在柏林和马德里之间使用它。如果英国和德国交战，那么卡纳里斯将是孟席斯的主要对手。

布莱奇雷庄园诞生“超级密码”

不过当时的问题是，如果要利用“哑谜”机去推断所有德军司令部日日夜夜、成年累月为发布命令而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必须以超人的速度进行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数学运算，这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莱温斯基曾告诉他们说，如果不能掌握它的编码程序也就不能破译德国的密码。因此，还要制造出另外一种机器，来完成“哑谜”真正的实用价值。

孟席斯命令诺克斯和图林一定要弄清“哑谜”机的编码系统和程序，制造出一种能破译德国人“埃尼格马”密码的机器来。

1938年底，两个密码破译专家和英国的工程师们在莱温斯基提供的有关密码情报的帮助下，很快制造出了一种叫“炸弹”的机器。这种机器不仅能模仿和解释德军使用的上千个“哑谜”的活动方式，还能准确地破译德国主要司令部用“埃尼格马”密码系统发布的电文，推断出他们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

这台“炸弹”密码破译机看上去很像一台老式办公用打字机。它是一个铅色柜子，大约八英尺高，底座大概八英寸宽，其形态看起来像一个老式的有钥匙孔的柜子。它的前部有一个普通的键盘，但是在上端真正打字机键敲打的地方，则是闪现微光的另一个字母的扁平面。当操纵者触动键盘上的某个键时，譬如字母“A”，另一个不同的字母，譬如“P”便闪现在机器上端。操作时密码员按动字母“A”键，电路沿弯曲的复杂线路一连穿过四个转盘，然后撞击反射器，再沿不同的线路返回穿过转盘线路，机器上便闪现出“P”字母。随着转盘的变换，电子线路也随之完全改变，而改变转盘或线路，就意味着产生一组组新的编码。

按照这种方法译成密码的电文，发给拥有同样一台机器的电报员后，对方把机器的转盘和插头调整到像发送机器一样的位置，那么他只要打出密码，上述发报过程即可颠倒过来，从而准确地还原电文。这台两米多高的机器，实际上是一部最早的机械式数据计算机，可以破译德军的“埃尼格马”密码。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输入和使用人员经验的积累，使用这种机器解密的效率越来越高。

布莱奇雷是英国一座神秘的庄园，位于伦敦郊外一片绿树丛中。它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但奇怪的是，在这座装饰华丽的大厦周围，还有不少小窝棚，看上去极不协调。原来，这里就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破译“埃尼格马”密码的机构所在地。那些小窝棚是因为破译工作量增大，庄园的房间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员和设备而仓促盖起来的。英国人将“炸弹”机放在布莱奇雷庄园的三号房子里。三号房是布莱奇雷庄园里的尼森式大房子，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密码破译中心。

在这座神秘的庄园里，聚集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些人留着长发，衣冠不整，身着破破烂烂的花呢上衣，皱皱巴巴的灯芯绒裤子，看上去行为又有些古怪。他们有的是数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的是国际象棋大师和方格字迹填写专家，也有的是电气工程师和无线电专家，更有银行职员和博物馆馆长。

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除了在这里工作的人员以外，只有英国国家首脑人物和最上层的情报官员才能到这里来。至于其他人，无论职务高低，一律“谢绝入内”。

这里工作人员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利用这台先进的机器，破译德军发出的“埃尼格马”密码电报。“埃尼格马”密码电文成了整个二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最为重要的高级情报来源。由于它的价值无可比拟，英国情报机构为这一超级情报取了个代号“厄尔特拉”。“厄尔特拉”是英语“ULTRA”的音译，意即“超级机密”。它代表一种新的秘密等级，比英国现行的“最秘密”、美国的“绝密”等级别都要高。后来凡是从布莱奇雷庄园发出的情报一律使用“超级机密”这个代号。

1940年5月的一天，天空明净，阳光明媚。在大选中获胜当上英国首相不久的丘吉尔正在他的办公室忙碌着。这时，已经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孟席斯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向他递交了一张纸条。此时，孟席斯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光芒。

丘吉尔接过纸条扫了一眼，只见上边写着有关德国空军人员调动和驻丹麦德军的补给分配等详情。这份情报的价值不大，丘吉尔看过之后，就随手将它扔到了桌上。但是，当首相抬起头来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孟席斯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重新拿起情报仔细看着，然后抬头问道：“是它？‘超级机密’？”

孟席斯微笑着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已无须回答什么了，他那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悦早已说明了一切！这张小小的纸条意义非同寻常，它正是英国情报人员在波兰技术人员的协同下，在布莱奇雷庄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利用“炸弹”破译机破译的第一批德军通过“埃尼格马”密码系统发出的军事情报。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超级机密”成了丘吉尔及盟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张王牌，德军所有的军事行动对英国秘密情报局来说，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1940年夏天，当希特勒正在波兰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炸弹”几乎成功地破译了德军所有的军事情报。

为了保护这项成就，丘吉尔多次要求孟席斯要保证这台“炸弹”的绝对安全。他曾对孟席斯说：“现在有一个严峻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卫‘厄尔特拉’的安全？因为只要德国人还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哑谜’发出的‘埃尼格马’密码被破译，这项成果就有着巨大的用处；倘若德国人发现英国人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德国人势必作出调整。如果他们更换了另一种发报途径或者是更换了密码，要想再一次破译就难上加难了。”

孟席斯马上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措施来保卫“厄尔特拉”。在温特博瑟姆的建议下，在德国人将要占领波兰与法国之前，孟席斯同法国和波兰的情报专家们进行了商量，决定将一切有关“哑谜”的重要文件、机器和人员都集中在英国。几个月后，除了工作需要的材料，波兰人将有关“哑谜”的一切资料都交给了英国人，这些资料在严密戒备的情况下被护送到伦敦。事实证明，这是英明的防范措施。

这时，“炸弹”仍然在布莱奇雷庄园继续运转。当德国人于1939年9月侵犯波兰时，英国和法国终于向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宣战了。孟席斯立即作出决定，有关“炸弹”密码破译机的事一律保密，不得外传，要排除破译人员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因此，布莱奇雷庄园不但警卫森严，而且凡进入庄园工作的工作人员都被郑重告知，一旦进来就非到战争结束不能出去。

同时还作出规定，凡是通过“炸弹”获得的“超级机密”在英方的文件上或宣传时，一律要进行“伪装”，称这些情报是通过其他来源获得的。比如情报文件开头都要写成是“从字纸篓中获得下列内容”，或者是“据可靠内线来源”等字样。

另外，对“超级机密”的分发范围也作了严格的控制，所有这方面的情报仅限于秘密情报局局长、海军情报处处长、空军情报局局长和空军参谋部情报处处长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从不直接下发到集团军司令部以下单位。

最后还规定，凡是有关德军舰艇和坦克活动的情况，都不得由“炸弹”单独采取行动，以免使敌人怀疑其密码安全出了问题。而且在对于德军舰艇和坦克实施轰炸前，必须事先进行一些常规的空中侦察，务必还要让德军的防空雷达能捕捉到英军空中侦察的信息，让他们误以为这种空中侦察就是英军的情报来源。

孟席斯当时还命令建立了特种联络系统，规定今后凡是截获到了“哑谜”密码电报，全部交给英国秘密情报局破译。

由于有了以上的措施，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希特勒一直认为自己的“哑谜”密码机和使用的“埃尼格马”密码系统是绝对安全的。因此德国人还在那里日日夜夜地研制新的密码程序，随时更换新的密码，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正是来自布莱奇雷庄园的“超级机密”，才让英国人对纳粹德国法西斯的还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时英国人取得第一个最大的胜利，就是让希特勒精心策划和发动的“海狮计划”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惨烈的大不列颠战役

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整个西欧大陆，现在就只剩下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了。这时北起挪威、南到西班牙的全部太平洋地区已经被德国控制了，大英帝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英国在战争中也已经遭受严重的损失。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英国的陆军正在整编，国民警卫军也还在受训，特别是武器弹药奇缺。当时英国只剩下了大约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另外就是幸存下来的700架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至于英国的皇家海军，也因德国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已经失去了与法国舰队联合作战的条件。如果仅凭着这些武器装备要保护数千里长的海岸线，来和希特勒的军队抗衡，实在是有点勉强。所以当时英国处境十分危急。

1940年7月2日，希特勒发布了第一道入侵英国的作战命令，7月16日又发布了具体的作战命令，即“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十六号指令，也就是所谓的“海狮计划”，叫嚷要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8月1日，希特勒再次发布了对英进行空海战争的指令。

于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不列颠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主要由德国的空军来执行。在8月间，德国空军集结了2669架战机，其中有1015架轰炸机、346架俯冲轰炸机、933架战斗机和375架重型轰炸机，大有炸平英伦三岛之势。

大不列颠战役一开始，丘吉尔就亲临指挥作战，下令将所有能战斗的飞机都投入这场空战。

戈林对英国大规模空中攻势的“鹰计划”是从1940年8月15日开始的。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通过“炸弹”已经破译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德国人的空袭路线和出动飞机的数量以及运用的具体战术都一一掌握，并且获悉，戈林对英国大规模空袭的日子是8月15日，他把这一天定为“鹰日”，企图一举摧毁英国皇家空军。

英国得到情报之后，就开始了积极的防御准备，他们布置好合适的火力，对敌人的主攻力量则是集中防御。同时，丘吉尔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对英国人民宣称：“我们必须把下周左右看成是我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可同下述时期相比：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在迫近海峡，而德雷克正在打他的滚木球戏的时刻；纳尔逊挺立在我们和驻扎在法国布洛涅的拿破仑大军之间。”

当时已成为帝国元帅的戈林对这次胜利毫不怀疑。他认为，德国空军能够在四天之内，全部摧毁英国战斗机在英国南部的防御，从而为登陆入侵开辟道路。他拥有三支庞大的航空队可以实现这个巨大的目标：第二航空队在凯塞林元帅指挥之下，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进行活动；第三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元帅指挥之下，基地在法国北部；第五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之下，驻在挪威和丹麦。前两个航空队总共有战斗机929架、轰炸机875架、俯冲轰炸机316架，第五航空队拥有轰炸机123架和双引擎ME-110型战斗机34架。英国皇家空军保卫帝国本土的力量为700架到800架战斗机。

戈林在8月13日下令在第二天开始实施“鹰计划”。作为战斗的序幕，12日对英国的雷达站进行了猛烈的袭击，五个雷达站被击中并受到损坏，一个雷达站被炸毁。德国人这时还不了解雷达对英国的防御的重要性，因此没有继续袭击这些雷达站。在13日和14日两天，德国人大约出动了1500架飞机，主要是袭击英国空军的战斗机机场。德国空军损失了47架飞机，英国空军损失了13架。

从8月15日开始的大规模空袭，使伦敦这个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整整一个月中，变得疮痍满目、浓烟滚滚。

1940年9月15日，丘吉尔一早就从首相乡间官邸契克斯驱车来到设在伦敦郊区的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所。保卫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的第二大队的作战中心就设在那里。丘吉尔来到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所查看情况，亲临指挥。一场决定性的空战就要开始了。

此时，雷达与高射炮早就处于警戒状态，丘吉尔在俯瞰巨大平面地图台的弧形座位上观察到德国空军在海峡上空集结，英国皇家空军进入相应的准备状态。德国空军的目标是伦敦。“超级机密”已经通知了德军这一意图的所有情况。皇家空军中队长威洛比·德布罗克勋爵命令他的中队在英格兰南部的上空战斗，从一个方块到另一方块，好像是在照管一个轮盘赌。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德军帝国元帅戈林也在亲自指挥。他穿着雪白的军服，上面镶着金饰，正在格里普涅角高山上的指挥所里眺望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当飞机引擎扇动涡旋的气流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时，这片宁静的天空即将被洒上血色。超速转动的飞机引擎，增压器开动的吼叫声和空中机枪的扫射声，打破了炎热天空的沉寂。

9月15日中午时分，200架德国轰炸机在600架战机的掩护下，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出现了。天空中像是一大片乌云黑糊糊地涌过来。英军的雷达打开了。德国机群显现在荧光屏上，像一只乌鸦的翅膀滑行在荧光屏上。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注视着进攻者的聚集，并且做好了准备。丘吉尔从荧光屏上抬起头来，摸摸额头。空军司令很干脆地下达了命令：“出击！”皇家空军的飞机悉数升空，在距伦敦不远的地方拦截德国机群，憋足了劲的炮弹雨点般朝德国机群里钻。德国人在逼近英国首都以前就遭到拦截，虽然有几架飞机穿过去了，但是很多飞机被驱散了，另外一些还没有把炸弹扔下就被击落。德国机群的队形很快被打散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架轰炸机钻过了弹雨飞向伦敦。德军战斗机抵挡了一阵后，终因遭受了太突然的打击，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只好掉头而去。

丘吉尔长长地出了口气。空军司令非常高兴，随即命令战斗机抓紧时间加油、检修，两小时后准备再次战斗。

到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果然德国空军又开始进攻，一支更为强大的德国机群飞过来了。英军立即派出五个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中队迎战德国第一批机群，英格兰东南地区的上空战火通红。直到下午五点左右，英国皇家空军终于击退了德机的进攻。在这一天的空战中，德国空军未能为入侵创造先机，反被英国空军打得落花流水。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控制着英国的领空。

据英国方面宣布，这一天有56架德机被击落，其中包括34架轰炸机，另外12架在返航和着陆途中坠毁，还有80架飞机是带着满身的弹痕着陆的；而英军在空战中仅丧失了26架飞机，其中包括20架“飓风”和6架“喷火”，另外还有7架伤重报废。

9月15日这一天，是大不列颠战役的转折点，正如丘吉尔后来所估计的，是这场战役的关键。戈林在第二天下令改变战术，规定白天使用飞机不再是为了进行轰炸，而只是作英国战斗机的诱饵。他吹嘘说，敌人的战斗机“应当在四五天内消灭”。但是希特勒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司令们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在决定性的空战之后两天，9月17日，希特勒把“海狮计划”无限期推迟了。

在英国的历史上，英国一直是成功地用海上的力量保卫自己，而这一次却是用战斗机作为盾牌抵御了希特勒的入侵。丘吉尔将这天称为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二战以后，英国将9月15日定为大不列颠“空战日”，以纪念这一辉煌胜利。

正是由于英国的“超级机密”掌握了德国人的密码破解程序，使德国纳粹的一切举动都暴露在了英国人面前，从而让皇家空军在反击时做到了知己知彼，突击准确，为空战胜利助了一臂之力，终于使这场大不列颠战役成了英国人的希望与辉煌。而德国人在空战失利后，一直都迷惑不解，最后也没弄清英国是怎么预先设防的。“超级机密”第一次为英国人赢得了大不列颠空战的胜利。

第五章 妙招迭出，纳粹德国屡遭惨败

为了保护“超级机密”，英国人放弃了对工业城市考文垂的防空措施，使德军的“月光奏鸣曲”得逞，考文垂遭到了毁灭性的袭击。但是考文垂的放弃却让英国人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大西洋上击沉了德军的“海上巨无霸”——“俾斯麦”号战列舰，歼灭了德军的潜艇部队“狼群”，保障了自己的补给线的畅通无阻；在北非战场上击败了“沙漠之狐”，让德军元帅隆美尔的“蝴蝶梦”再次破灭；获得德国人制造原子弹的信息，让德国人的原子弹之梦化为泡影……

考文垂上空的“月光奏鸣曲”

大不列颠空战虽然粉碎了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但是英国首都伦敦这座美丽的城市也被炸得惨不忍睹，于是1940年11月8日，英国皇家空军也对德国首都慕尼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空袭。希特勒暴怒了，疯狂地叫嚷：“要对英国进行特别的报复！”

1940年11月12日，“炸弹”发出的“超级机密”告诉英国人：德国空军将在11月14日至15日有月光的晚上，对英国工业城市考文垂市进行毁灭性轰炸，其行动代号就叫“月光奏鸣曲”。

考文垂城建于1043年，市区面积大约30平方英里。当时拥有25万人口，距伦敦100多公里，这里地处英格兰内陆中心，在建筑上、历史上和工业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是英国主要军火库之一。

考文垂有著名的圣芳济教堂和圣特里尼蒂教堂。14世纪奠基的圣迈克尔大教堂被认为是哥特垂直式建筑最美观的式样之一。16世纪初期建造的半木材建筑福特医院，14世纪圣玛利商会修建的市民活动中心圣玛利大厅都是这里重要的建筑。同时，这里的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工厂制造轰炸机，阿尔维斯工厂制造飞机引擎，戴姆勒、希尔等工厂制造装甲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床厂也在那里。这一切都将面临毁灭的威胁。“超级机密”破译的情报表明，除考文垂之外，英国的伯明翰和沃尔弗汉普顿两座城市在11月份有月光的夜晚，也将会分别遭到德军代号为“雨伞行动”和“整块行动”计划的袭击。破译的情报详细地说明了德军空袭考文垂的战术过程。这次空袭由德军著名的战斗机大队100队作前导。德军战斗机大队100队驻扎在布列塔尼半岛上，临近瓦恩的默康是德军的一支导航空军机群。这些飞机将在无线电导航器的制导下飞往考文垂，投下燃烧弹引起大火，作为主要轰炸机群寻找目标的标记。在这次空袭中，他们将要投下约15万枚燃烧弹，1400枚高爆炸弹和130个降落伞地雷。轰炸战斗机大队100队所引起的大火，目的在破坏救火队要使用的总水管，然后扩大火势，使救火队不能集中精力扑灭主要火区，轰炸机将交替投掷燃烧弹和高爆炸弹，采用波浪式轰炸战术。

关于“月光奏鸣曲”的情报送到丘吉尔的司令部后，英国最高司令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卫考文垂。是不是要加强考文垂的防空措施，是不是要提前下达命令对考文垂的消防救护和医院部门发布秘密警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丘吉尔否决了。因为丘吉尔考虑的是，一旦考文垂造成恐慌，英国的损失将更为严重，因为德国的情报局就会感觉到他们的密码系统出了问题。“先生们，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我的渴望也和你们一样。但是我想到了一个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厄尔特拉’的安全。我以为，任何超出一般性的防御措施，都会使德国人怀疑到我们已经获得了空袭情报，难免就会怀疑到他们的密码系统出了问题。”丘吉尔突然提高了声调沉重地说，“不！决不能冒着使敌人产生怀疑从而更换更新型的‘埃尼格马’的风险！”

于是，英国人最终作出了一个悲剧性的决定——不加强考文垂的防空力量，只是加强伯明翰和沃尔弗汉普顿两座城市的空防设施。

1940年11月14日晚，皎洁的月光洒满考文垂市，整个城市就像是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轻纱中。晚上7点刚过，低沉的飞机引擎声隐隐传来，随即尖厉的空袭警报声响彻城市上空。5分钟之后，德国的飞机在考文垂的上空盘旋，发出刺耳的嗡嗡声。

当天傍晚19时07分，考文垂市民防管理员接到一份紧急电报，上面写着“空袭警戒提高到黄色，德国空军向该市逼近”。3分钟之后，警戒提升至红色级别。工作人员立即通过喇叭在全市广播，提醒市民警戒。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市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德军的飞机蝗虫般地飞临城市上空，在他们头顶上轰鸣。让他们感到恐慌的是，英军的防空炮火根本无力阻挡这些空中强盗，只是象征性地向空中断断续续发射着毫无威力的炮弹。

几分钟后，第一批敌机投下了燃烧弹，引起了冲天大火，后继机群以此为标记投下更多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考文垂城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月光鸣奏曲”就这样奏响在整座考文垂城。

德国飞机在连续10小时的轰炸中，投下了509枚高爆炸弹和无数普通炸弹，让考文垂人引为骄傲的圣迈克尔大教堂坍塌了，5万多所房屋被摧毁，许多地区被夷为平地。还有不计其数的输电线路、污水处理系统、铁路都被损坏了。即便是一个星期之后，一些地方仍旧燃烧着火焰。

一个德国的记者称这次空袭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袭击”，他详细描述了整个城市的情况：大地好像是崩裂了，大量熔岩喷向空中。在返航途中，远远望去，1000米高的火一般的烟云，像灯塔一样照得满天通红。

德国人的轰炸机在飞向考文垂的途中，只有一架被击中。情况在伯明翰与沃尔弗汉普顿地区就好得多了，德国人对沃尔弗汉普顿的轰炸行动完全被击败了。德国人知道英国的空防突然加强了，大概他们认为英国人是利用无线电情报系统得到了情报。他们没有怀疑自己的“哑谜”密码已被破译。

考文垂这座著名的工业城市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墟，一个曾经繁华的城市就这样变得如此凄凉。很多人都对它被轰炸表示哀悼，为死去的人叹息，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英国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护他们的“超级机密”，他们只有权衡利弊得失，让考文垂这座著名的工业城市作出牺牲。《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在空袭之后，立刻前去采访，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呆了，“考文垂现在像是一个遭受地震破坏的城市”。是的，这次空袭中，500多人死亡，其中的100多人无法辨认尸体，只好一块埋葬在一个公墓里面；800多人重伤，4000多人轻伤。这个城市是为英国的密码系统以及秘密情报殉难了，也是为整个大英帝国殉难了，更是为整个欧洲、整个二战殉难了。它的殉难换来的是光辉灿烂的明天。

击沉“海上巨无霸”

就在考文垂惨剧发生后几个星期内，一些事件证明丘吉尔关于承受一切风险去保护“超级机密”的决定是正确的。

1941年3月中旬，英军通过“炸弹”破译了德国空军和意大利舰队的“哑谜”密码电讯，获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计划对在地中海上航行的英国船队进行大规模的袭击，进攻的日期是1941年3月27日。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舰队英军总司令安德鲁·坎宁汉爵士得到“超级机密”的警告之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那里的英国舰队马上整装待发。这个英国舰队包括3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和9艘驱逐舰。

为了不让在轴心国的那些间谍发觉英国舰队的意图，坎宁汉故意身穿便服，带着他的高尔夫球棒上了岸。可是天一黑他就秘密地回到了他的军舰上，然后派一架森德兰水上侦察机，到意大利舰队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旗舰上空去侦察，目的是让意大利人相信，英国人的情报是从空中侦察得来的，而不是破译了“哑谜”的密码。

3月28日，英国海军的4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同它的分舰队会合后，在马塔潘角外同意大利人交上了火，给意大利人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大部分意大利舰队被击沉或被严重击伤。

1941年5月上旬，由38艘商船组成的一个英国船队，载着军队、大炮和坦克到埃及去，载着大量的威士忌等普通货物到美国去，分别开进赫布里底群岛以北的大西洋。商船成三行并列前进，由驱逐舰和花型护卫舰组成的护航舰队护航。但在5月7日，平静被打破了。一艘德国潜艇找到了这个船队的踪迹。它是德国海军最新、最精良的“U-110”潜艇，由德国海军中最勇敢、最大胆的舰长之一的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海军上尉指挥。英国的“阿塞尼亚”号被击沉，112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其中有28人是美国人。

当英国船队通过能看见格陵兰海岸的水域时，伦普又指挥他的“U-110”潜艇再次发起攻击，结果又击中两艘英国商船。伦普停留在能用潜望镜观察的深度来看攻击的结果。但是他的好奇心却决定了他的命运。这时，英军的一艘小型护卫舰看见了他的潜望镜，立即用十枚深水炸弹组成的爆炸网轰击这个水域。不一会儿，伦普的这艘“U-110”潜艇浮出水面，它的船身和炮塔平台被打得弹痕累累。

英军舰长约翰·贝克—克雷斯韦尔在他的“猎犬式”驱逐舰上，正要指挥他的驱逐舰去撞击潜艇，但是他发现潜艇上德国士兵正在向水中跳，于是他就决定把德国人的这艘潜艇俘获。“猎犬式”驱逐舰上的英军登上潜艇后发现，“U-110”潜艇完全被德军放弃了。潜艇上有完整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密码本、收发讯号纸卷、技术图表和手册。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台“哑谜”机就摆在那里。它的操作指示、手册、密键表和空轮全在。于是这艘完好无损的“U-110”潜艇就被英军给拖走了。贝克—克雷斯韦尔用他的最高级密码通知了英国海军部，报告了自己的战绩，然后就向冰岛驶去。

当时所有参加这次战斗的英军都得到各种荣誉，但是却被警告不准泄露俘获潜艇的事。这件事一直保密了二十多年，直到1966年，英国海军部才允许公布俘获德军“U-110”潜艇的经过。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长期以来大部分的物资来自进口。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很多物资都是从殖民地漂洋过海运过去的。因此，只要切断了英国的供应线，就是断了大英帝国的补给线，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希特勒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他说：“英国的补给线被切断之日就是它不得不投降之时。”丘吉尔也是再三强调，英国人民的一切都源于这条生命线，整个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胜利。

德国在扩军备战的时候，开始无限制地制造潜艇。潜艇花钱少，见效快，威力也很大。德国的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认为，德国与英国进行海上作战主要就是进行吨位战，以此击沉英国的商船，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对英国的作战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前四个月里，德军潜艇先后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3万吨级的战舰、2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和114艘商船，这些战果对德国来说是一种辉煌，对英国人来说却是奇耻大辱。

俘获“U-110”潜艇，并缴获了潜艇上的“哑谜”机和德军的秘密文件之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及时破译了德军海军最近更换的密码，于是开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又成功地摧毁了德军的“埃塔普”舰队。“埃塔普”舰队是德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一支特殊舰队，它是二战时期向德国海军提供情报、食物和燃料的工具。到了1941年，“埃塔普”在海上拥有许多大型的现代化的补给船，专门向在北大西洋英国供应线上进行阻击和抢劫活动的德国强大水上作战舰队提供补给。成功地摧毁了德军的“埃塔普”舰队后，那些德军舰队没有了情报来源，同时也断绝了补给，这为英国人保障自己的补给线，有力地打击德军在大西洋的舰队提供了前期保证。

摧毁德军的“埃塔普”舰队之后，英国人又对德军大西洋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战果就是击沉了德军当时称为“海上巨无霸”的“俾斯麦”号战列舰。“俾斯麦”号战列舰是纳粹德国海军的一号舰。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所建造的最大的、也是火力最强的战列舰。德国人为了纪念19世纪德国“铁血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特地把这艘战舰命名为“俾斯麦”号。“俾斯麦”号在1939年2月14日下水，于1940年8月24日正式服役。首任舰长为恩斯特·林德曼海军上校。“俾斯麦”号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任务，就是在1941年5月18日实行的莱茵演习行动，伴随它一同出动的还有德军的重型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和多艘战舰。舰队当时由德国海军上将刚瑟·吕特晏斯指挥，主要目的是袭扰盟军的船舶以使英军派出护航运输队，转移地中海的英国皇家海军力量，令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部队能顺利由克里特岛入侵利比亚。

在这次海战中，“俾斯麦”号被三发炮弹击中，二号燃料槽受损破裂，泄漏出大量重油，但其损伤程度相较于英国人的惨重损失，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俾斯麦”号在不到10分钟内，便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最引以为傲的舰队。

丹麦海峡的海战失利之后，英国人通过他们的“超级机密”，很快就确定了“俾斯麦”号的位置和行动意向，于是就集结了大量的军舰前来围击，这其中包括约翰·托维上将指挥的本土舰队和詹姆斯·索默维尔中将指挥的地中海H舰队。5月24日，“俾斯麦”号遭到从“胜利”号航空母舰上发射的剑鱼式鱼雷机的攻击，但仅造成了轻微的损伤。随后“俾斯麦”号转向前往法国圣纳泽尔以修理损伤。此时它的行动更加缓慢，英国海军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俾斯麦”号马上就要被擒获。

可是到了5月25日凌晨3时左右，“俾斯麦”号却突然失踪了，监视它的英军“萨福克”号失去了它的消息，受伤的“俾斯麦”号在茫茫的大西洋里自由地游弋了大约30个小时。此时，“俾斯麦”号的舰长以为已经甩掉了追捕者，于是向柏林发电报告局势。但是在5月26日8时52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炸弹”准确无误地截获了这个电报并且及时破译了它，于是，“俾斯麦”号的位置又在英军的海战图上确定下来了。“俾斯麦”号正全速向布列斯特前进。

英国人马上从北爱尔兰的洛厄恩派出了海岸巡逻机进行空中侦察，其中一架飞机发现“俾斯麦”号正在离布列斯特约700英里的洋面上向这个港口行驶。于是英军“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的两架携带鱼雷的“剑鱼式”飞机马上腾空而起与英国战舰一起发动攻击，“俾斯麦”号被3枚鱼雷击中，其中1枚击中舰尾，沉重的结构受到损坏后向下压迫到舵机，导致“俾斯麦”号的舵角卡死在15度。“俾斯麦”号再也无法躲开英国舰队的攻击，速度再度降低，而且很难控制航向。

5月27日晨，皇家海军派遣了大量军舰前往拦截“俾斯麦”号，包括“英王乔治五世”号与“罗德尼”号战列舰在内的8艘战列舰及战列巡洋舰，另外还有2艘航空母舰，几乎集中了英国皇家海军约半数的力量。8点左右，“英王乔治五世”号与“罗德尼”号战列舰迅速接近“俾斯麦”号，并用16英寸和14英寸的主炮进行轰击。“俾斯麦”号由于舵机失灵，航向不定，还击效果不佳，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英军的上百枚大口径穿甲弹、数百枚小口径炮弹以及1枚鱼雷击中。英国“多塞特郡”号重巡洋舰随后在近距离又发射了3枚鱼雷，全部命中。10时39分左右，“俾斯麦”号终于舰身起火，黑烟翻滚，舰身翻转过来，最终沉没于布列斯特以西400海里水域。全舰将近2000人，只有110人被救起。

击沉“俾斯麦”号的胜利不仅仅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功劳，也应该归功于秘密情报局的“超级机密”。英国人的这一胜利表明，考文垂为了“超级机密”的安全而做出的牺牲是完全必要的。

1942年10月下旬，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部队的给养频频告急，如不能及时得到供应，他的部队将难以支撑下去。希特勒督促有关人员尽快派出军需船运送给养，并发电报通知了隆美尔。当隆美尔收到这封电报时，英国的布莱奇雷庄园已经把它破译了出来。

很明显，如果隆美尔得到这些军用物资，他就可能站住脚跟。所以，必须坚决阻止这些军需品的运送。然而德国人这次派出的5艘运输船沿不同航线行驶，而且海上大雾弥漫，如果这5艘船只都遭到袭击，那么“超级机密”就会有暴露的危险。

1942年10月26日，负责监督“超级机密”保密程序的温特博瑟姆用保密电话向丘吉尔说明了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哪一个更重要？是击败隆美尔，还是保护“超级机密”？

丘吉尔踌躇了好半天，才下令击沉这些船只。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甘愿冒“超级机密”被暴露的风险的几次不多的行动之一。

10月27日天刚亮，20架英国轰炸机分别从卢卡和哈勒法机场起飞，在托布鲁克沿海雾中追上了第一艘运送给养的“普罗什比纳”号。在战斗中，皇家空军的20架飞机损失了6架，但“普罗什比纳”号还是被击沉了。后来，皇家空军的飞机又在托布鲁克西北的雾中借助照明弹发现了“特里波里诺”号油轮。这艘船也被击沉了。它的伙伴、另一艘油轮“奥斯蒂亚”号于28日拂晓也被鱼雷击沉。同一天拂晓，皇家空军的飞机在托布鲁克以北10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扎拉”号，也用鱼雷击沉了它。它的同伴“布里俄尼”号虽然勉强进入了托布鲁克，但在卸汽油之前也被英国飞机击沉了。

隆美尔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恰恰在他的部队进入这次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时，英国人却一夜之间几乎把他的全部军需品报销了，这种高度的“巧合”使隆美尔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于是他给德国本部发了一份长电，要求调查一切可能泄密的来源，搞清楚在海上有雾的情况下英国人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些运输船只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最终也没能弄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了1943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情报战几乎到了白热化。当时德国已经在自己使用的“哑谜”密码机上进行了改装，加了4个转轮，从而使英国的密码破解工作更为困难了。仅此一项，英国就增加了6000多人，每天破译2000多个信号。尽管英国的破译工作进展迅速，几乎能将所有截获的密码破解，但是，这却是一种高成本的付出。

1943年开始的时候，邓尼茨指挥的德国潜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经常在大西洋出没。然而仅仅是在5月的前20天里，德国海军就损失惨重，41艘潜艇沉没在大西洋里了。这时英国人从“超级机密”中知道邓尼茨开始担心他的密码和通信联络是否可靠，他发给各潜艇指挥官的信号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英国人对德国海军部的潜艇战争计划的内幕已有所了解。英国海军部曾多次非常突然地指挥船队改变航向，绕开有潜艇群的海路，这样做除非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不可能有其他原因。

德国海军部也在解读英国海军部的密码，最后得出结论说，英国船队之所以改变航道，不是由于德国海军通讯部门的内奸透露了情报，就是由于英国潜艇追踪室的人诡计多端，也可能两种原因都有。这次调查仍然没有怀疑“哑谜”的安全性。

这时，邓尼茨不得不把他的“狼群”从大西洋上撤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德国的潜艇更是损失惨重。但直到二战之后撰写回忆录的时候，邓尼茨还是信誓旦旦，认为德国海军的密码没有问题。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英国人的“超级机密”，让他的“狼群”葬身于大西洋的波涛之中，从而也成就了英国大西洋海上战役的骄傲。

粉碎“沙漠之狐”的“蝴蝶梦”

在北非战场上，后来成为德国陆军元帅的一代名将隆美尔同样败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手下。

隆美尔是希特勒的爱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获得了三枚十字勋章。1938年，隆美尔调任希特勒大本营卫队长，并陪同希特勒巡视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隆美尔受到希特勒的重用，1940年2月，他被任命为德国王牌军第7装甲师师长。在德军闪击西欧的侵略战争中，隆美尔指挥第7装甲师冲锋在最前面，一路所向披靡，先后攻克比利时、阿拉斯、索姆，直捣法国西海岸，被法国人称为“魔鬼之师”。

1941年2月，隆美尔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非洲军团司令，前往北非援救被英军打得一败涂地的意大利军队。他到达北非的黎波里前线后，立即作了一次侦察飞行，得出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结论。他指挥装甲部队冒着沙漠风暴勇猛穿插，全速前进，打得英军猝不及防，节节败退。隆美尔因此名声大振，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美名，接着被晋升为陆军元帅。

隆美尔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及时获取了有关英国的情报，而在情报的搜集过程中，“康多尔小组”功不可没。这个“康多尔小组”的领导者是约翰·厄普勒。

1942年4月，厄普勒到达北非，他身上除了带着两部美国牌子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之外，还带有一本小说《蝴蝶梦》。“康多尔小组”的密码就是来自于这本小说。“康多尔小组”的第二号人物是蒙卡斯特尔。他是厄普勒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在开罗，他们认识了一个叫黑克麦斯·法赫米的著名肚皮舞舞女。不久，法赫米小姐就透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承认自己为穆斯林和埃及军队里面的自由军官反英组织提供情报。她的情报主要来源是她的情人——驻开罗英军总司令部的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少校。

当厄普勒透露自己是为隆美尔工作时，法赫米小姐就安排他们认识自己的情人史密斯，并且让他们等史密斯外出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偷看他的秘密文件。厄普勒把有用的情报通过由《蝴蝶梦》编成的密码发给德军总部。就这样，英国的军事情报就被源源不断地透露给了德国，从而帮助隆美尔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到了1942年6月，英国方面开始警觉，大力追查情报泄密的途径。厄普勒的一次失误，终于让秘密情报局发现了蛛丝马迹。

一天晚上，厄普勒身穿着英国上尉的军服在一家俱乐部喝酒，但是他所带的埃及货币已经用完了，身上只有英镑了，所以就支付了一张英镑。殊不知，英镑在当时已经被禁止通用了。他喝完酒之后，又到了另一个酒吧，同样是用英镑支付了他的酒钱，然后就领着一位漂亮女子过夜去了，最后还给了那位女子20英镑，并答应还会来找她。

让厄普勒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漂亮女子竟然是一家犹太间谍组织的成员，是为英国秘密情报局服务的。事后她向她的上司汇报说，从口音她已经判断出那个厄普勒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德国人，他身上还带有大量的英镑，而且挥金如土，看样子不是一般的游客或者生意人。上司听了她的报告之后，也觉得这个叫厄普勒的德国人身份可疑，于是就让她与厄普勒继续交往，以便摸清他的底细。和厄普勒再见面的时候，这位女间谍就发现了厄普勒有一本《蝴蝶梦》，上面还有许多方格子以及相关的字组。她意识到这应该就是密码，因此就顺手抄下了每一行第一组的密码。

碰巧就在这时，有两名德国人因为袭击西波姆无线电情报连被捕，他们的包里也有一本《蝴蝶梦》，把两件事情一联想，立即就引起了审讯者的怀疑。很明显，这本书是作为特殊的密码在使用。秘密情报局迅速采取了行动，对蒙卡斯特尔与厄普勒实施抓捕。

抓捕的时候，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正在一条小游艇上玩。一见情况不妙，蒙卡斯特尔就迅速潜入水底，打开游艇里的暗门，把收发报机和那本《蝴蝶梦》以及所有的电报都扔进了尼罗河里。但是当他想逃走的时候，却被英国人给抓住了。

厄普勒当时一见英国人来了，就灵机一动，把自己的袜子卷起来，朝前来追捕的人扔过去。英国人一见，以为是一颗手榴弹，就立刻趴下，不久才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厄普勒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蒙卡斯特尔争取更多的时间，让他处理好那些东西。厄普勒最终还是被逮捕了。

那个肚皮舞舞女黑克麦斯·法赫米也被抓到，但是在她身上却没有任何收获。在审问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后来，英国人在水底下的淤泥里找到了那台收发报机。令人庆幸的是，收发报机的频率仍旧指向雅典德军指挥部发报的频率。

当时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想冒充“康多尔小组”给德国人发报，但是他们不知道密码，只好把蒙卡斯特尔与厄普勒二人关了起来。蒙卡斯特尔企图自杀却没有成功。最后，英国人终于找到了那个曾经到厄普勒房间里抄下密码的女间谍，由她提供了蒙卡斯特尔与厄普勒的密码组，以及在《蝴蝶梦》中相关的页码。尽管材料不足，但对那些谍报专家们来说，有了这些东西就足以破译整个密码了，于是他们就用这个密码向隆美尔的军队发出了第一份假情报。

当时隆美尔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康多尔小组”已经被英国人破坏了，依然相信他收到的每份情报，于是他就在那些假情报的误导下，对北非战场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1942年8月初，隆美尔准备在非洲对英国发动战略攻势。当时德国与英国的军队依然在阿拉曼地区对峙着。隆美尔这位出色的军事家清楚地知道，要想征服埃及就必须迅速转移。于是他打算流动作战，迅速突破阿拉曼防线，然后趁势摧毁英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军队，挺进开罗。从他收到的军事情报中得知，英军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兵力非常薄弱。因此，隆美尔打算将自己的军队秘密南移，形成一个“口袋阵”，然后把英国的军队装进阿拉曼的口袋，将其歼灭。

当隆美尔指挥自己的部队南移的时候，他还留下了大量的假卡车和假坦克以迷惑英军空军的侦察，不让英军的飞机发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同时，隆美尔还命令部队禁止发电报，这样英国军队也就不会侦察到他们的行踪。不过，隆美尔这个天才的计划最终还是泄露了——隆美尔为了得到德国海军在补给上的支持，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德国海军指挥部，同时还把自己的意图报告给了德国空军，以取得空中支持。这一切当然都是通过密码机完成的，但是英国人通过“超级机密”，已经把他的密码全部破译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对隆美尔的战略意图、德国海军和空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于是英军马上作出了相应的部署，蒙哥马利的行动几乎与隆美尔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

当蒙哥马利在迅速调动他的军队去迎击隆美尔的军队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却有些担心：即便是知道了德军的意图，要想消灭德国的军队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对方的统帅是隆美尔。正如丘吉尔所说：“隆美尔在任何时候都能以装甲部队的突击，发动摧毁性的进攻。他能够从金字塔旁边过来，在到达尼罗河以前，除了一条运河外，他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英国人马上就在古老的金字塔旁边建立了自己的前沿司令部。当时蒙哥马利、丘吉尔还有其他高官参谋都在商量对策，最终决定给隆美尔发送假情报，引诱其上当。于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就以“康多尔小组”的名义给隆美尔发送了一封电报，说现在埃及的英军正在等待援兵，希望隆美尔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出击。隆美尔得到消息之后自然是非常高兴，他甚至高声称赞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这些间谍们真的是太伟大了！

1942年8月24日，隆美尔给柏林发电报说，他将在8月30日到31日发动进攻。9月1号，隆美尔的进攻开始了，蒙哥马利早就严阵以待。他先在隆美尔进攻的路上设置了一个雷区，当德国的工兵进入雷区清扫的时候，英国的飞机开始出动了。英国空军在沙漠上空投下了照明弹，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照得一览无遗，紧接着就是无数的炸弹倾泻而下。

9月3日的早上，隆美尔来到战场上视察，看到遍地是被烧毁的德国战车。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之下，隆美尔只有后撤。不过这位军事天才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率领着不到10万人一直与70多万英国军队进行周旋，想引诱英国的装甲兵进入自己的射程之内。但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蒙哥马利岿然不动，隆美尔只好无奈地退回到自己的阵地。

这场战役结束了，英国仅用了小部分装甲车部队参加战斗，死伤1000多人，损失了80多辆坦克以及18门大炮。隆美尔的损失则惨不忍睹，伤亡4000多人，损失了50辆坦克和20门大炮。

后来，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司令对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说，他对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表示钦佩，对情报工作人员表示致敬。那些秘密情报工作已经大大简化了指挥官的任务，并且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超级机密”的成功与代价

二战后期，德国人非常有希望造出原子弹，如果那样的话，今天的历史将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和挪威的情报部门派出11名勇士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才使得德国的原子弹梦想破灭，又一次挽救了人类。

1941年10月的一天，孟席斯收到来自瑞士的情报员的一份绝密电报：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孟席斯看完电报十分吃惊，他没有想到德国人这么快就将原子核分裂的试验成果用于制造原子弹，一旦原子弹研制成功，首先受害的将是英国。他立即召见挪威流亡政府的情报局长利夫·特隆斯塔德。

孟席斯将电报给特隆斯塔德看了之后问他有什么高见。

特隆斯塔德没有马上回答孟席斯的问题，他也早就听手下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秘密研制原子弹，前不久德国人还向挪威诺尔斯克·海多罗电气化学工厂订购氧化重水。

沉默了一会儿，特隆斯塔德反问孟席斯：“你知道制取轴235过程最重要的减速剂是什么吗？”“重水。”孟席斯毫不迟疑地回答。“对，我手下的情报人员报告，世界上生产重水的工厂极少，盟国没有生产足够重水的能力，要想大规模生产重水，至少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所以即使盟国现在研制原子弹，速度也要晚于德国。”特隆斯塔德看了一眼孟席斯接着说，“挪威南部的一家重水工厂是德国的唯一的重水来源，炸毁这家工厂是破坏德国人原子弹计划的最好办法。”

孟席斯提出能否用低空轰炸的方式炸毁重水工厂，特隆斯塔德说处于崇山峻岭中的工厂很难发现，无法用飞机低空轰炸，唯一的办法就是派突击队。

孟席斯听取了他的意见，之后迅速组建人员进行训练，准备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一个代号“山猫”、名叫史吉纳兰德的西欧人先期潜回挪威获取有关工厂的情报，他很快便弄到了许多有关德军和重水工厂的情报。

孟席斯有过无数次向欧洲大陆派遣敢死队的经验，但是向挪威派遣敢死队还是第一次。斯堪的纳维亚山脉横贯挪威全境，这里的每一座山都充满了危险，恶劣的气候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孟席斯和特隆斯塔德联合制定了代号“飞燕”的攻击爆破计划。

这支由英、挪两国情报人员组成的突击队飞抵工厂上空时，因天气恶劣，两次跳伞都没有成功。1942年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4名“燕子”第三次登机。他们在距工厂160公里的一座山谷空投，很顺利，但是当他们把散落各地的装备器材找齐却用了两天。在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他们把装备搬到预定地点，并与史吉纳兰德取得了联系，通知突击队分乘两架由轰炸机牵引的滑翔机向工厂飞去，然而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重水工厂已成为兵营，突击队全部遇难。

孟席斯只好放弃了使用滑翔机计划，又制定了更周密的声东击西计划：先派人去炸德国人新建的水电站，再派突击队去炸工厂。

要炸的水电站是重水工厂生产的关键，由于大量的德军被派去防守，只留下少量德军防守重水工厂，突击队员终于炸毁了德国生产原子弹的关键重水工厂。

派去炸毁重水工厂的10名挪威突击队员有5人返回伦敦，另有5人在当地坚持进行抵抗活动。史吉纳兰德留在原地继续监视海多罗电气化工厂，不久孟席斯接到了他的报告：被炸的重水工厂已修复，又恢复生产了。

根据孟席斯的请求，美军派轰炸机又炸毁了工厂的发电站，使工厂再一次陷入瘫痪。于是德军不得不准备将海多罗工厂的设备以及储存的重水运往德国生产。史吉兰纳德向伦敦请求炸毁装载重水设备的火车驳船。得到批准后，他与另一名潜伏下来的叫本泽的伪造证件专家共同努力，炸沉了驳船。

失去了重水，德国人不得不中断原子弹的研制计划。秘密情报局和11名勇士拯救了盟国，改写了战争结局，也拯救了人类。“超级机密”使德国人的一个又一个计划破灭了。可是，令世人疑惑的是，后来英国通过“超级机密”破译了纳粹德国在前苏联和欧洲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但是他们竟秘而不宣。

2000年6月26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宣布解密40万页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英美战时情报机构提供的绝密情报档案。让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深感震惊的是，当年英美盟国通过破译纳粹安全机关的绝密情报，确实知道纳粹大屠杀计划，而且对计划的细节也了如指掌。

1943年夏天，英国伦敦郊区布莱奇雷庄园的“埃尼格马”密码破译小组的专家们，连续破译了驻罗马纳粹安全总部发给柏林总部的绝密电报，上面清楚说明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意大利犹太人的步骤和方案。“埃尼格马”密码破译小组立即派专人将情报火速送交英国的最高领导层。此时，只有包括首相丘吉尔在内的极少数英国政府官员有权看到“埃尼格马”密码破译小组提供的绝密情报。这些绝密电报同时也呈交给美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手里。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途径获得的可靠情报再次证实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各要害部门内的盟国间谍，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便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的弗里兹·科尔贝。这位纳粹德国的外交官经常利用前往中立国瑞士的机会与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的特工杜勒斯秘密会面。

新解密的绝密文件说明，科尔贝当时就向杜勒斯提供过关于纳粹德国将在1943年底消灭意大利犹太人的惊人情报。实际上，英美两国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的真相。

既然英美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为什么却保持了沉默呢？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英美当局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二是要维护形象，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新解密的档案和文件说明，英美等二战盟国在战后曾有计划、有步骤地网罗成百上千名头号纳粹科学家，甚至帮助一些双手沾满犹太平民鲜血的纳粹冲锋队官员逃离欧洲，前往南美以换取他们的合作。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情报专家蒂莫斯·纳夫塔里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指定的专门评价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的两名专家之一。他坦率地说：“实际上，当时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哪怕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也能挽救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生命，或者最起码引起他们的警觉，使他们有机会逃脱纳粹的种族大屠杀。然而，两位著名的领导人却选择了沉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损害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行动。”

这也是为“超级机密”保密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第六章 致命反击，“类人猿”计划暗杀成功

德军一举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希特勒任命心腹海德里希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新总督，他炮制“白色方案”颠覆了波兰，建立了6个屠杀中心，让600万犹太人死于他之手，于是一个暗杀海德里希的“类人猿”计划出笼——一颗装有致命的肉毒杆菌的弹片将他送上了西天。

从此德军疯狂报复，美丽的利迪希村成了德军的屠场。

海德里希实施“白色方案”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希特勒向东侵略扩张、解决德国“生存空间”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因此德国早有扫除障碍、吞并捷克的野心。1938年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实施“绿色方案”，于1939年3月15日侵占了捷克本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第二天，希特勒就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企图把捷克变成德国永久性的殖民地。

自从被德国占领以后，捷克就成了德国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德国人在这里强迫捷克人为他们生产各种武器，然后源源不断地供给了德国的前方部队。然而，捷克并不是一个让希特勒放心的地方。捷克共产党为了收复自己的国土，一直领导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城市的工人和学生也在不断举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和秘密破坏活动更是此起彼伏。于是希特勒在1941年9月，任命他的心腹海德里希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新总督，企图以高压政策稳定这里的局势。

海德里希是法西斯德国的党卫军头目，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头。海德里希出生于1904年3月，是一位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儿子。优裕的家庭生活使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也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为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就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曾经立志当一名音乐家。可是，在1922年应征入伍、加入了德国皇家海军之后，海德里希的生活和人格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海德里希一开始就在有“纳粹谍王”之称的卡纳里斯手下服役，并且同卡纳里斯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海德里希经常到卡纳里斯家里做客，并在那里为他演奏小提琴。尽管卡纳里斯后来与希特勒同床异梦，想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影响海德里希。

在部队里，海德里希以严守纪律著称，得到了卡纳里斯以及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信任和赏识。后来在未婚妻莉娜的帮助下，他在希姆莱的手下谋得一个职位。当年的希姆莱可不是个一般的角色，他年仅27岁时，就成了党卫队的全国副领袖，后来成为盖世太保总管，是第三帝国第二号权势人物。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希姆莱成为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海德里希也成为慕尼黑警察六处的头目。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清查党内的叛徒。这项工作令海德里希很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因为他手中掌握了对许多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此时的海德里希已经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的狡诈、机警，以及预感危机的能力都超过了一般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警觉以及趋利避害的能力，让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到1938年二战前夕，海德里希已经成为希特勒的得意门生了。

希特勒让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共同炮制了一个“白色方案”，准备发动对波兰的进攻，并且要嫁祸于波兰人。

1938年8月4日，海德里希开始执行“白色方案”，当时他把这个方案称为“希姆莱方案”。海德里希命令他的士兵换上波兰游击队服装，在德国与波兰边界的一个小村子制造波兰军队袭击德国哨所的事件。

为了能一举成功，8月10日晚上，两辆汽车来到波德边界的格莱维茨小村，7名煤矿工程师拿出波兰政府的文件与证明要求住店——其实他们是海德里希派来“踩点”的。在后来的十几天里，海德里希让盖世太保们准备一批死尸，让他们身上穿着波兰制服，于是一场“演习”开始了。

8月31日，一批身穿波兰军服的德国人在约克斯的指挥下冲进了格莱维茨电台，迅速占领了电台后就冲向播音室。他们用冲锋枪指着吓得不知所措的播音员，高喊着“举起手来！”还朝天花板乱开枪。

这时，约克斯命人把电台工作人员绑起来，塞进地下室，然后让翻译用波兰语进行播音，广播海德里希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德国领导人要把欧洲引向战争，和平的波兰正面临着威胁和侮辱，波兰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希特勒……

就这样，无数正在收听广播的德国人，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和夹杂其间的枪声。这次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四分钟。四分钟之后，约克斯就带着人马溜得无影无踪了。电台门外，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血淋淋的穿着波兰军制服的尸体。

9月1日，德国的所有报纸、电台、广播都无一例外地刊发了同一条新闻：波兰暴徒进犯德国。与此同时，德国的军队越过波兰边界，向华沙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海德里希屡建奇功，1941年9月，他被希特勒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新总督。

海德里希上任后，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占领法规，实施法西斯专政和“连坐责任制”，实行极端残暴的统治。他在捷克大肆屠杀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强迫中小学生接受日耳曼教育，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1942年初在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不无自豪地向他的下属们说出了屠杀犹太人的“壮举”，称已经有50多万犹太人被解决在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他还信誓旦旦地指出，战时的条件已经不适合移民政策的实施了，德国人要不分疆域地解决犹太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建立了6个屠杀中心。犹太人像猎物一样被装上列车，迅速地运往集中营。

由于恶劣的条件、令人窒息的环境和疾病，这些犹太人还没有到达集中营就死掉了四分之一。男女老幼们像动物般走进死亡之室，他们吸着毒气，半个小时后都死去了，僵硬地倒在里面，横七竖八的没有一点空隙。这些死尸不久就被浇上柴油，烧成了灰烬。

海德里希已经成了一个杀人的魔鬼。在此期间，大约有600万犹太人死在他的手上。

海德里希当然知道这样的事情为人类所不齿，所以这些事情总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过，德军的一些下级军官为了邀功，经常把这些事情向上汇报。当电报发出的时候，就被英国特工截取了。但是，英国人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超级密码”不外传，对海德里希和纳粹的暴行也是讳莫如深，秘而不宣。

不过，海德里希在“文洛事件”上的表现，让英国秘密情报局恨得咬牙切齿，现在他又在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地下抵抗运动，作为捷克的保护国，英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就和捷克反对纳粹的地下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制定了一个代号叫“类人猿”的行动计划，决定暗杀海德里希。

希特勒为海德里希送葬

1941年12月28日深夜，一架不明国籍的远程飞机在欧洲上空飞行，机舱里乘坐着9名捷克斯洛伐克人。为首的两人一个叫詹恩·库比斯，另一个叫约瑟夫·加比希克。他们是奉命回国刺杀海德里希的。

加比希克是一名普通的捷克青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辗转跑到英国，参加了流亡在那里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情报组织。他和库比斯都是B处1科A组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一年前，他们曾在瑞士成功地打死了民族败类、“捷奸”卡吉姆少将，一度使许多“捷奸”闻之丧胆。

为了实施这次暗杀行动，他们被送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训基地接受训练。训练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委员会领导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接见了他们，亲自向他们交代了“类人猿”行动计划，然后带着这支9人的特别行动小组返回自己的祖国，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在临上飞机之前，孟席斯还对他们说：此次行动是生死决斗，如果有难处，可以提出来，甚至可以再换人，但一旦答应，必须成功。

库比斯和加比希克没有说什么，只是毅然地走上了飞机。经过4个半小时的飞行后，9名行动小组的成员借着朦胧的夜色，在利迪策波希米亚城附近的上空跃出了机舱，悄悄地空降在白雪覆盖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终于以这种方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为了掩护这次在德军占领的欧洲上空的长途飞行，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军阵地和重要目标发动了一次牵制性的空袭，以转移德军雷达和战斗机部队的注意力。

在捷克反纳粹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库比斯和加比希克领导的这个特别行动小组潜伏下来了。在后来的5个月时间里，他们一直为实施“类人猿”计划进行准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海德里希的活动规律，了解他的行踪，然后再决定对他下手的时间和地点。

为了摸清海德里希的行踪，特别行动小组费尽了脑筋。他们在布拉格市区和周围的乡村一带活动了几个月，几乎是一无所获。那位狂妄自大的纳粹头目上任之初的日子里，基本上是深居简出，很少招摇过市；但在破获了一些地下抵抗组织，枪杀了许多地下组织的成员之后，他又“勇敢”得简直有些鲁莽，外出时常常只带几个武装护卫，有时甚至连卫兵也不带，只有他和司机两个人开车出来。但是要找到他的行动规律却不是那么容易。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开了海德里希通向死亡的大门。

有一天，安插在海德里希办公室的一个内线传出来消息说，海德里希一只心爱的古董钟表坏了，他的秘书正在找钟表匠来修理。那个内线叫玛丽，是个中年妇女，是海德里希办公室的清洁工。捷克反纳粹的地下抵抗组织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同库比斯和加比希克的行动小组一商量，决定马上派一个名叫约瑟夫·诺沃特尼的人混进海德里希的办公室去摸一摸情况，趁机搞清海德里希这些日子的活动日程。

约瑟夫·诺沃特尼不仅是布拉格全城最有名的钟表匠之一，而且还是布拉格抵抗运动的地下组织成员。当时他在十字街头开了一家小小的钟表修理铺，以此为掩护进行反纳粹的抵抗运动。

1943年5月23日上午，一辆菲亚特小汽车来到诺沃特尼的钟表修理铺，把他接到了海德里希的官邸。海德里希的秘书把诺沃特尼领到了办公室，要他尽快地把这只钟修好。并且对他说，这只老式座钟是海德里希的心爱之物，是他从老家带来的，是他家的祖传之宝，一定不能弄坏了。

诺沃特尼把那只钟检查了一番，发现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修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要不了半个小时。但是为了寻找机会弄到情报，他还是把那只并没有多大问题的钟大卸八块，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检查，装了又拆，拆了又装，装作很费劲的样子，目的就是想把那个一直站在一边监视自己的秘书支开。

诺沃特尼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一看到这个钟表匠在翻来覆去地摆弄这些零件，一遍又一遍地没完没了，那个秘书显得有点不耐烦了。他看看这个钟表匠不像个危险分子，平时也听说过他的手艺不一般，就放松了警惕，对诺沃特尼说：“你在这里给我好好地修，我还要去干我的事。不过你一定不能乱跑，出了门给卫兵打死了就是活该。”

秘书一边说，一边点上一支烟，到隔壁的房间去了。

诺沃特尼一见秘书走了，就一边继续摆弄这些零件，一边朝四处张望。那个秘书中间还推开门进来了两次，不过他每次进来，都只见诺沃特尼满手的油泥，干得挺认真的，把零件拆得满桌都是。秘书看了看没说什么就又走开了。

等到秘书出去后，诺沃特尼又在仔细搜索，果然发现桌子上的文件筐里有一张纸，上面隐隐约约有几行字，记录着5月27日海德里希的日程安排。这真是天赐良机！诺沃特尼左右一扫，见屋里无人，只有通向隔壁秘密房间的那扇门半掩着。诺沃特尼定了定神，自言自语道：“唉，这手怎么全是油。”边说边迅速从文件筐里抽出那张纸，眼睛盯着隔壁房门，用这张纸擦擦手，然后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过了好久，秘书又进来了，发现诺沃特尼已经把钟安装好了，正在调试，效果还真不错，秘书还对诺沃特尼夸奖了几句，然后把他送出了办公室。诺沃特尼离开了海德里希的官邸。

秘书喊来了清洁工玛丽，叫她把海德里希办公室认真打扫一下，因为这里刚才已经让诺沃特尼弄得乱七八糟。玛丽把纸篓的东西全部倒进了一个专用的垃圾袋，拉到楼下的垃圾窖去了。

几小时后，海德里希5月27日的行程表就落到了英国特工的手中，摊在了特别行动队队长库比斯和加比希克的桌上。看着那张皱巴巴的沾满了油渍的纸，库比斯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这一次决不能让这个魔王跑掉！”

原来行动队从这张行程表中发现，海德里希的职务已经有了变动，5月27日他将奉命回国改任新职，也许从此以后不再回到捷克来了。加比希克坚决地打了个手势说：“那就让他的血流在这里，祭奠被他杀害的冤魂！”

英国特工仔细地看了海德里希行程安排后，和特别行动小组商量了一下，决定就在5月27日这一天动手，把伏击点选择在布拉格郊区特罗雅大桥附近。因为那条公路通向赫拉德卡尼城堡的海德里希司令部，也是海德里希从官邸到外地的必经之路；同时，这条公路到特罗雅大桥那里有一个巨大的“U”字型大转弯，所有的汽车经过那里时都必须减速通过，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经过充分准备，1942年5月27日一大早，执行“类人猿”计划的特工行动小组出发了。加比希克、库比斯、瓦尔锡克等特别行动队员按预定方案进入各自的位置。他们埋伏在特罗雅大桥附近，在那个拐弯处等待海德里希的汽车出现。他们穿着雨衣，里面藏着由英国最新制造的司登式冲锋枪和手枪，并且带上了一种致命的有毒手榴弹。

为了确保“类人猿”计划的成功实施，英国情报部门决定使用他们代号为X的秘密BTX武器。这是一种经过改装的手榴弹，重约一磅，弹内装有致命的肉毒杆菌毒素。这是当时已知的最毒的天然毒物，一直被作为具有惊人效力的候选毒剂加以储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中，只要0.015～0.24公斤的BTX污染水源，就可在数小时内造成上万人的中毒和死亡。

按照预先分工，加比希克是第一杀手。他臂上搭着雨衣，站在布拉格城外盘旋公路转弯处等候着。库比斯是第二杀手。他站在离加比希克很近的地方。在急转弯前90米处通往荣芬—布列钦村的小山坡上站着第三个人，他是瓦尔锡克。再过去180米，还有一个人站在马路对面等候，这个人叫杰米利克，他的任务是一发现海德里希乘坐的那辆绿色梅塞德斯敞篷汽车开出来后，就马上吹响口哨发出信号。

上午10时许，海德里希走出了他的官邸，带着一只棕褐色的牛皮公文包，里面装着执行希特勒大规模屠杀命令的行动计划动身前往柏林。出发前，他吻别了金发碧眼的妻子和妻子怀里的孩子。他正要准备上车时，他的秘书突然走了过来提醒他说：“将军，您的司机病了。这个新司机的技术不太熟练。我看是否换辆车，带上警卫？”

海德里希的这辆车是梅塞德斯－奔驰150型，连司机在内只能乘两个人，因式样古怪，早就该淘汰，但由于海德里希爱好古董，特地找人加以改进，提高了速度，从此就一直使用这辆车子。他认为越是古老陈旧的东西，越能体现一种身份的高贵。在他看来，凡是新鲜和时髦都是属于那种暴发户式的人物。

所以，他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了秘书的话，打开车门坐上去，朝司机摆摆手，车开了。

10点半的时候，站在马路对面的杰米利克发现了海德里希的梅塞德斯车出现，他马上向同伴发出了信号，叫他们进入伏击点，准备战斗。

海德里希像往常在布拉格大街上行驶一样，汽车上插着党卫军旗帜，一副威风凛凛、派头十足的样子。汽车驶到特罗雅大桥的拐弯处减慢了速度。此时海德里希正坐在车里尽情地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他并不清楚，死神正缓缓向他走来。

加比希克和库比斯看清了车上左右飘动的两面德国国旗和党卫队队旗，并辨认出海德里希那苍白的面孔。突然，加比希克端起冲锋枪冲到了公路中间，瞄准了前方的弯道，当海德里希的汽车完全进入加比希克的有效射程时，他立即瞄准海德里希并且猛扣扳机。

没有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加比希克扣动了扳机后，子弹并没有射出枪膛。他的枪卡壳了。

这时，海德里希猛然发现路旁突然钻出个人来举枪对自己射击，便一边急忙掏出枪来准备还击，一边命令司机立即停车。狂妄自大的海德里希愤怒极了，他连想都没有多想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倚靠在车前的玻璃后面朝加比希克开枪。

库比斯一见加比希克的枪卡壳了，就立刻从隐蔽的地方冲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了那颗有毒的手榴弹，用力把它朝海德里希的汽车扔了过来。随着一声巨响，汽车的玻璃被炸了个粉碎，在一片滚滚浓烟中，海德里希受伤了，那些致命的弹片和玻璃屑嵌进了海德里希的身体。

海德里希和司机从车上跳了下来，想继续追杀那两位刺客，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海德里希还没走多远就不得不待在原地动不了了，他痛苦地呻吟着。库比斯和加比希克这时已经消失在公路的转弯处。

枪声惊动了一队路过此地的德军巡逻队，他们把海德里希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发现海德里希的胸部和腹部多处被弹片击中。

捷克第一流的外科医生霍尔鲍姆主刀，为海德里希做了手术。手术比较成功，伤势也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医生帮他从体内取出了好几块弹片和玻璃屑，并且清洗了几处伤口。包扎好了后，医生们认为海德里希的伤势并不怎么严重。

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海德里希的伤势发生了让医生们没有预料到的变化。海德里希感到周身不适，呼吸极度虚弱，皮肤干燥，目光呆滞，瞳孔散大，视觉模糊，口干舌燥，渐渐出现眩晕，所有的伤口都化脓了……又过了两天，他的伤情进一步恶化，出现进行性肌肉无力，伴有面部麻痹以及四肢和呼吸肌肉麻痹等症状。多种症状的出现让医生毫无办法。

到了6月3日，海德里希病情日益恶化，再好的医学专家也无回天之术了。医学专家作出的结论是，由于弹片把病菌可能还有毒物带进了体内，并沉积在胸膜、膈膜以及周围的组织中，细胞发生凝聚并增生，使生命中枢的主质器官受到严重损伤。最后，医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德里希发着高烧，痛苦地在病床上接受死神的折磨。

在受伤后的第7天，6月4日，海德里希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终于一命呜呼了。

在赫拉德卡尼城堡，海德里希的尸体用党卫军的旗帜包裹起来，在重兵的护卫下，首先运往柏林的帝国中央安全局总部，他的棺材被放在胶轮炮车的尾座上，由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支队护送到威廉街的帝国总理府，进行国葬。希特勒穿上他的浅灰色军装，戴着黑纱，把一个用兰花做的花圈放在尸首旁边，他称赞海德里希“是我们大日耳曼理想的最伟大的捍卫者之一，是个具有铁石心肠的人”。

海德里希的死去，让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帮凶。在葬礼上，希姆莱把由党卫军首脑人物组成的“骑士团”成员全部召集到海德里希的灵柩旁边，他即兴发表了一篇很“动人”的演说，号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位历史人物。他说：“你们这位被谋杀的首领正如元首在他的葬礼上所说的，他确是一个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正当他身处权力巅峰的时候，命运有意将他调走了。”——海德里希死的时候年仅38岁，他本来很有希望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

希姆莱还说，对海德里希的追念，应当使他们竭尽所能将工作做好，特别是在国外情报工作领域内。他对这些首脑人物说，他们“在这一特殊领域”的工作成就“尚不能和英国的间谍活动并驾齐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尸首就足以证明这点。

在一系列的仪式完毕之后，海德里希的棺材被送进墓地，送丧的队伍也慢慢地向墓地走去。盖着党卫军旗帜的棺架上，放着一尊海德里希的面部塑像。海德里希的墓前站满了纳粹的高官显贵，在这一群送葬的帝国显贵中，还有海德里希的老对手、德军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那天，他那蓝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声音“激动得发哑”。他对施伦堡说：“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在了，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不过，人们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出于真心。

利迪希村成为二战纪念馆

葬礼仪式一结束，希特勒就咆哮着要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要用千百万人来为海德里希殉葬。居住在特瑞金斯特的“特别居留区”的3000名犹太人被立即送到了死亡营。

希姆莱也马上开始了他的报复行动。他对党卫军的将军施伦堡说，海德里希被刺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施伦堡作为党卫军国外情报处处长，必须拿出行动来。当时布拉格的党卫军一个个惊恐万状，如果在缉捕凶手的行动中毫无结果，希特勒无疑会狂性大发，对他们大开杀戒。他们对海德里希之死，个个都负有责任。于是他们在布拉格对捷克人发动了一场大搜捕。共有1万多人被捕，至少有1300人被处死。

最野蛮的报复行为发生在利迪希村。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坐落在一个低矮的峡谷内，村里尽是沙石墙红瓦房，围着一座古老的巴洛克式教堂，教堂的四周点缀着片片草地，风景旖旎。妇女们在田间劳作，工人们下矿山挣钱，所有的村民都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对政治，他们是兴味索然。

然而，6月4日，也就是海德里希一命呜呼的当日，盖世太保第一次搜查了这个小村。他们肆无忌惮地闯进居民的家中，对每一个居民进行讯问，对他们进行恐吓和威胁。但是，除了居民的财物外，盖世太保一无所获。

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个村庄与海德里希的死有什么关系，德国人只有一个借口：小村子里有两个村民的儿子是捷克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现在正在英国。此外，德国人声称在这个小村子发现了机枪，英国的伞兵也曾在这一地区降落。但是，他们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五天后的1942年6月9日，一队保安警察在党卫军小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带领下开进了利迪希。那一天，柏林正在为死去的海德里希举行葬礼，卡尔·博姆打电话给希姆莱，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利迪希与海德里希之死有着直接的联系，建议摧毁这个小村。

晚上，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卡尔·弗朗克从柏林打来电话说，遵照元首的指示，应对利迪希村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枪毙所有的成年男性公民；第二，将所有女性居民关入集中营；第三，将儿童集中在一起，合格的送到帝国党卫军家中接受德国化教育，不适合进行德国化教育的儿童要进行其他形式的教育；第四，在消防队的帮助下将这个地方烧毁，夷为平地。

博姆领受命令后，亲自前往利迪希指挥这次行动，随行的还有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奥托·格施克博士和科拉迪诺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维斯曼。此时，警察已经将利迪希小村围得水泄不通。

借着附近钢厂高炉的火光，盖世太保把全村老少赶到村中广场。特别行刑队在谷仓四周的墙上竖起了一排床垫，防止流弹反弹回来伤及自己。他们将成年男性和男孩子从人群中挑了出来，一次枪毙10人。最后，村子里199名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处决，195名女性村民被送进集中营，95名儿童被送到中转营，其中只有9名被认为值得进行德国化教育而活了下来，其余的儿童则销声匿迹。

屠杀结束后，一份早已拟好的稿子在广播中播出：在搜捕刺杀党卫军上将海德里希的凶手的过程中，有充分事实证明该村居民支持并给予这些凶手以帮助。除了帮助凶手外，这些居民还参与了其他敌视德国的行动，例如，私藏弹药和武器装备，违法持有发报机、帮忙英国伞兵，并且囤积大量特殊的军用物资……

利迪希这个和平的村庄就这样被化为了一片平地，所有的房屋都被烧光了，甚至灰烬都被推土机全部推进了村前的那条峡谷，就连利迪希村这个名字也在德军的图册和文件中抹掉了。

很多年以后，利迪希这个苦难的村庄，成为一座二战的纪念馆和博物馆，人们永远地记住了她。“类人猿”计划，带给那些反法西斯的人们不仅仅是辉煌与鲜花，还有泪水与苦难。

第七章 “北极行动”，谍报战波诡云谲

纳粹德国占领欧洲大陆后，西欧各国的地下抵抗运动如火如荼。英国秘密情报局成立了“特别行动委员会”，大力招募和训练各国青年到敌占区进行谍报活动。不料，纳粹情报局反间谍组织“阿勃韦尔”也伺机而动，利用抓捕的英国特工实施“北极行动”，从此，欧洲大陆谍报战波诡云谲。

劳威尔斯和他的女友一起被带走了

1945年10月，二战刚刚结束，荷兰一家报纸就公开披露了一条消息说，从1942年3月至1944年4月两年多的时间内，有数十名荷兰情报人员死于德国人精心设计的“北极行动”之中。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英国情报部门故意这么做，其目的是迷惑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使他们相信盟军会在荷兰登陆。

这条消息一经曝出，荷兰人立即群情激愤。荷兰议会率先向英国政府提出公开指责，并要求马上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关于“北极行动”的调查却一直没有结果，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所谓“北极行动”，其实是第二次战世界大期间，英国和德国之间进行的一场间谍战。

二战爆发后，德军以“闪电战”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欧洲大陆即将全部落入纳粹德国之手，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欧洲大陆多年经营的情报网全部付诸东流。当时身为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孟席斯于心不甘，尤其是秘密情报局因为“文洛事件”造成的耻辱更是令他想重振雄风。因此，他积极与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的情报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希望能重建英国的情报网络。

孟席斯的这一举措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丘吉尔刚刚上台时，对英国情报机构并不看好，甚至还准备进行强有力的整顿，解散秘密情报局，然后另立炉灶重新组建新的情报机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国情报机构成立了一家“特别行动执行局”。它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反间谍。当时很多人认为，德国人之所以在战场上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就是因为德国在欧洲很多国家安置了专门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第五纵队”。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丘吉尔在英国也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执行局”（或称“特别行动委员会”）。丘吉尔宣称，除了以正规部队在战场上同德国人面对面对抗之外，还要利用谍报人员深入对方的腹地，在欧洲大陆燃起大火，让熊熊的火焰烧遍欧洲，烧毁纳粹德国。

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行为还是很“绅士”，除了“文明”地收集情报之外，并不在德国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当时秘密情报局只有一个代号为“D”的行动处，是专门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另外，英国陆军部有一个“GS小组”，也是一个具有同样性质的组织。到1940年7月16日，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成立后，秘密情报局的D处以及陆军的GS小组都并入其名下。此外，特别行动执行局为了培养自己的特工队伍，还建立了一所专门培养特工的秘密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一下子就招募了一万多人。这些人当中有英国人，也有欧洲大陆其他各沦陷国的进步青年。他们加入英国情报机构后，都是以一种狂热的民族精神从事间谍活动。当时由于形势紧急，许多人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被派往战场，到欧洲大陆为盟军搜集战时情报。

由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威望很高，当时各国成立的抵抗组织大多由其指挥。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也是如此。

1940年5月荷兰沦陷以后，英国人为了援助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与荷兰当地的各地下情报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络。英国秘密情报局还在荷兰情报局设立了一个“荷兰处”，向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派遣了很多情报人员，同时在人力、物力和情报等方面对荷兰给予了有力支援。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荷兰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们贴传单、搞宣传，进行袭击和爆破，让入侵荷兰的德军惶惶不可终日。在希特勒的催促之下，德国盖世太保头子施伦堡召见了纳粹德国驻荷兰的反间谍机构“阿勃韦尔”头目吉斯克斯少校，命令其尽快将荷兰抵抗组织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并利用破获的英方电台向英国方面传递假情报。施伦堡将这次搜查和利用对方电台的行动命名为“北极行动”，由吉斯克斯的反间谍处负责执行。

正是这个“北极行动”，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滑铁卢”，而吉斯克斯也让英国的军情六处遭受了重大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北极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由于吉斯克斯的运气好——就在他走马上任后没几天，一个荷兰告密者就找上门来，令他毫不费力地逮捕了刚刚潜入的英军特派员休伯特·劳威尔斯上尉。

那是1942年3月的一个傍晚，一个健壮精干的男子从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拐上大街。他身着褐色的呢子大衣，脸上捂着口罩，手里还拎着一只笨重的箱子。他一边急匆匆地朝前走，一边不时回头张望，看看有没有被人盯梢。这个男子就是休伯特·劳威尔斯上尉。

劳威尔斯走在刮着寒风的大街上，发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在1899年和1907年曾两次举行过国际和平会议的城市，曾被誉为“和平圣地”，如今也成了纳粹德国铁蹄下的牺牲品。昔日繁华的大街已是车马冷落，行人稀少，笼罩在一片战争的恐怖之中，只有那些插着党卫军旗子的德军车辆不时从街上疾驶而过。

这时，一队德国巡逻兵迎面走来，一个个荷枪实弹，笨重的皮靴敲击着古老的街道。他们昂首从劳威尔斯身边走过，表现出一种占领者的傲慢和威严。

劳威尔斯同德国巡逻兵擦肩而过，拐进一条幽静的小巷，来到一幢紫红色的两层小楼的门前。当他确定没有被人跟踪后，就举手按响了门铃。不一会儿，一个面目清秀、衣着华丽的年轻姑娘开了门。她是劳威尔斯多日没有见面的女朋友乔伊娜。一见是劳威尔斯，乔伊娜又惊又喜，张开双臂扑过来想要拥抱他。劳威尔斯却悄悄地摆了摆手，提起箱子，一闪身进了门，反手把门锁上了，然后同她依偎着朝屋子里走去。

然而，让劳威尔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关上大门时，离大门不远处的路灯背后突然钻出一个人来。那个人疾步来到小楼前，记下了门牌号——“法伦海特大街736号”，然后悄悄地离开了。

很快，这个人来到了“阿勃韦尔”驻阿姆斯特丹办事处吉斯克斯少校的办公室，他对吉斯克斯说：“尊敬的少校，我可以帮您抓获一个刚刚从英国派来的间谍，不过我需要钱，而且是很多的钱。”

吉斯克斯看了看眼前这个面目猥琐的荷兰人，心里立刻产生一种厌恶感。他压根就不相信这个荷兰人的话，认为这个荷兰人肯定是看了悬赏告示后来骗钱的，便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办法吗？”“我发现从伦敦来的人都带着一只大皮箱，箱子里装着电台。”告密者一脸神秘地答道。

吉斯克斯一听哈哈大笑。“你当真认为英国人就像你说的那么笨，装电台还用固定样式的箱子？”

见吉斯克斯不相信自己，那个告密者就拍着胸脯打保票，说只要吉斯克斯舍得花钱，他完全可以帮他们抓到一个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人。不过即便如此，吉斯克斯少校还是不相信，并且叫他赶快离开，不要浪费他的时间。那个告密者一听，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小本子，在吉斯克斯面前晃了晃说：“你们不是要找那些潜入荷兰的英国间谍吗？我刚才就发现了一个。我知道他在哪里，地址就在这上面。如果去晚了让他溜了，你们就自认倒霉吧。”

吉斯克斯先是半信半疑，但转念一想，自上任后，侦破荷兰地下组织的工作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上司施伦堡已几次打电话来表示不满。吉斯克斯决定，还是先去看一下再说。

于是，吉斯克斯亲自带领一队德国宪兵，跟着那个告密者去了法伦海特大街，并且调出四辆无线电测向车从四个不同的方位，缓缓地驶向小巷深处那幢两层的小楼。果然，无线电测向车一进入那个范围，车顶上的无线电天线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吉斯克斯少校就像猎犬闻到了猎物的气味，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

此刻，测向天线正在显示，法伦海特大街736号的那栋两层小楼里有人正在发报。为了不惊动发报人，吉斯克斯少校传令测向车子在距目标200米处停下来，然后带领武装宪兵迅速包围了楼房。吉斯克斯亲手按响了门铃。

二楼东头一个窗帘紧闭的房间里，休伯特·劳威尔斯上尉已经发完了最后一组电码，长舒了一口气。此时他接过女友乔伊娜递过来的一杯咖啡，顺手放在桌子上，然后把女友乔伊娜紧紧地搂在怀里。

劳威尔斯是荷兰陆军的一名上尉，两年前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他也随着英法联军来到了英国，随即被特别行动委员会录用，并接受了谍报训练。一个星期前，他携带电台被空投潜回荷兰，负责一个地下组织与伦敦的联络。为防止被德国人发觉，他每两天就要转移一个发报地点，今天下午到了阔别两年的女朋友家里。劳威尔斯上尉以为自己的行动很诡秘，不会被人发现，哪想到那个倒霉的大箱子却把他给出卖了，这也是英国情报部门的疏漏。这种特制的装电台的箱子，在伦敦还算普通，但到了荷兰就变得十分显眼了。劳威尔斯刚从海牙车站下车，就被那个一心想发大财的告密者给盯上了。

一阵门铃声惊破了劳威尔斯与乔伊娜的缠绵之梦。他就像触了电一样一把推开女友，走到临街的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外窥探。劳威尔斯的脸顿时“刷”地一下变得惨白。他看见了按门铃的陌生人，还看到了楼下的小巷子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德国宪兵。

劳威尔斯迅速地取出打火机，点燃了桌上的电报文稿。当他正要向伦敦发出警报并捣毁发报机时，德国兵已经翻过了围墙，跳到了院子里，向楼上冲来。不一会儿，房门被德国兵一脚踢开，劳威尔斯和他的女友乔伊娜一起被带走了。

英国特工成了“北极行动”的战利品

人赃俱获，这一下让吉斯克斯上校好不得意。

可是，怎样处置这个英国间谍和他的电台呢？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吉斯克斯大脑中酝酿成熟——他要把劳威尔斯手中的电台控制在自己手里，仍以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名义与伦敦保持联络。这样一来，吉斯克斯不但可以获得英国军方的情报，同时还可以让英国政府把战时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英吉利海峡对岸空投到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北极行动”就能成功实施了。

不过，吉斯克斯知道，要想成功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劳威尔斯可是个关键人物。首先得让他屈服，听从自己的摆布，不让英方看出破绽。为了让劳威尔斯屈服，吉斯克斯指挥手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但是，劳威尔斯就是不就范。审讯已经持续了很久，记录纸上仍是一片空白。

于是吉斯克斯就亲自出马，开始对劳威尔斯发起心理攻势。他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对劳威尔斯说：“上尉先生，再好好想想，跟我们合作，会对你有好处的；如果你再要顽抗下去，后果你应该清楚，到时候会后悔的。”

但是，无论吉斯克斯怎样软硬兼施，劳威尔斯就是一直守口如瓶。他对德国人有一种刻骨的仇恨。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都是以“借道”的方式占领了荷兰，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到了空前的劫难。他怎么会向这些强盗屈服呢？

吉斯克斯见这些招数都不能达到目的，只好使出他最后的“杀手锏”。

吉斯克斯对劳威尔斯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必须对另外一个女人负责，她就是你的女朋友乔伊娜小姐，那个年轻而又漂亮的荷兰姑娘！”

吉斯克斯说着，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铃按钮，一扇侧门被打开了。劳威尔斯转过头去，他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他心爱的女朋友乔伊娜已经被剥得只剩下“三点式”了，正被几个人高马大的德国兵紧紧地按着。“劳威尔斯，亲爱的！你快救救我啊……”感情脆弱的姑娘满眼含泪，在恐惧而痛苦地哀求着。她想挣脱那些罪恶的手回到劳威尔斯的怀抱，但是却被那些德国兵拉住了。

劳威尔斯一见，不由得怒火中烧。“放开她，她是无罪的！”劳威尔斯猛然站起来，但是马上也被几只强有力的手按在椅子上。

吉斯克斯阴森地笑了笑说：“不，上尉先生，你怎么能不顾事实地说她没有罪呢？她为你提供了发报场所，甚至和你一起工作，难道说没有罪吗？根据占领区治安法，她和你一样，都是要被判处绞刑的，或者是将被押往东方的某个集中营，比如达豪，甚至还有奥斯威辛！”

听到从吉斯克斯嘴里蹦出来的血淋淋的地名，吉斯克斯脸上一片苍白。这时，劳威尔斯又听到吉斯克斯阴险地说：“不过，由于这位姑娘年轻而又漂亮，所以我们并不想马上把她送到那种地方去。我手下的这几位兄弟都想同她玩玩，尤其是想当着你的面……如果你再要保持沉默，我只有同意他们的请求了……”“好吧，我乐意效劳。”劳威尔斯终于受不了了。为了自己的女朋友，他只好委曲求全。他声音低沉地说：“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得马上释放我的女朋友！”“这好办，现在就可以当场释放。”吉斯克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有，你们还必须保证从伦敦回来的每个荷兰人的生命安全。”劳威尔斯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次吉斯克斯却没有那么快答应了。他只是说这事他说了不算，但是答应向自己的上级汇报。

吉斯克斯和劳威尔斯之间的这笔交易终于成交了。吉斯克斯成功地控制了劳威尔斯，顺利地完成了“北极行动”的第一步。

第二天上午，在吉斯克斯的授意下，劳威尔斯的第一份假情报传到了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内容是关于德军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在这封电报中，吉斯克斯还向上级报告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不过，让吉斯克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劳威尔斯在向伦敦发报时竟然巧妙地向伦敦总部发出了警告——因为派遣他来荷兰之前，伦敦特别委员会同他约定，发回伦敦的所有电报中的第16个单词必须故意拼写错误，以此作为安全保险的标志。如果伦敦接到的电报中的第16个单词的拼写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这份电报有诈，或者是发报人发生了意外。劳威尔斯就按照这个约定，在给英国伦敦总部发电报时，把每一个单词都拼写得准确无误。劳威尔斯确信伦敦总部的那些情报官们看到这份电报后，能读出其中的危险。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伦敦总部收到这样一份有明显警示暗号的电报竟然毫无察觉，那些情报官们好像根本就不记得，有过那样一种约定，没发觉劳威尔斯已经发生了意外，而是一如既往地按正常情况同他联系。就是这种疏忽大意，酿成了大错。

三天后，劳威尔斯收到从伦敦总部发来的电报，报文说“将派彼得·道伦上尉携电台空投入荷，协助你工作，请按规定信号做好接待准备”，并且详细地列出了空降地点、时间、联络信号和接头方式。

当电文从劳威尔斯的笔下译出时，他的手都在发抖。这并不是糊弄德国人的虚假电报，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那个马上就要空降到荷兰的彼得·道伦不仅是他的好朋友，而且还是和劳威尔斯一起同期接受报务训练的同学。眼看着他也要同自己一样，落入纳粹德国人的魔掌，劳威尔斯能不担忧吗？劳威尔斯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只有老老实实地把这份译好的电报交到吉斯克斯手中。

吉斯克斯见到这份电报后，不由得一阵狂喜。眼看又有一名英国特工自投罗网，他能不高兴吗？他马上命令手下按照电报上的内容分头行动，准备活捉彼得·道伦。

海牙近郊有一个斯丁威克镇，镇旁有一块平坦的荒地，荒地连着一片茂密的森林。这就是那封电报中事先规定的空投地点，一切都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此时，正值午夜十二点，在这片荒地上，三只分别包着红、蓝、白三色布的手电筒射出三道强光，划出一块标志明显的三角形空降场地。吉斯克斯带着一帮德国士兵隐藏在周围的丛林中，劳威尔斯也在其中。不一会儿，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没过多久，夜空中出现了几个小黑点，向三角地带的中心飘落。首先着陆的是几个箱子，最后一顶降落伞下吊着的是一个人。劳威尔斯知道，这个马上就要着陆的人就是彼得·道伦。他真的不敢走出那片埋伏的丛林。但是吉斯克斯和几个德国兵反抓住他的手，押着他向前走去。彼得·道伦平安着陆了。他一边收伞，一边向来人亲切地打招呼：“你好，劳威尔斯，你干得真不错！咱们可又在一起了。”

但是劳威尔斯却一直没有做声。正当道伦要上去拥抱自己的战友时，几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道伦不由得惊叫一声：“劳威尔斯，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还没有等道伦说完，吉斯克斯一挥手，几个德国兵一拥而上，将道伦绑了起来。就这样，彼得·道伦成了吉斯克斯的第一个俘虏，也是“北极行动”后的第一个战利品。

从此以后，同样的情形接连不断地重复。一批又一批携带电台的盟国情报人员和大量的物资被空投到荷兰，吉斯克斯也一次次照单全收。事后，吉斯克斯还命人将所得到的各种物资和经费一一登记造册。

为了保证“北极行动”的顺利进行，吉斯克斯略施小计，经常命令劳威尔斯给英国情报机构施放烟幕，把一些情报发给伦敦英军情报机关。那些情报大多都是他虚构的，即使是真有其事，也是无关痛痒的“马后炮”，这对英国情报机构来说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还对英军作战方案的制订产生一种战略误导。比如有一次，一个德国占领军上校暴病身死，吉斯克斯一面严密封锁消息，一面却指示劳威尔斯向伦敦报告，说是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德军的一名高级军官。为了配合这种假情报，第二天，吉斯克斯假戏真做，煞有介事地在荷兰的多家报纸上登出一则假消息——伦德尔上校不幸以身殉职……

为了骗取英国人的信任，吉斯克斯可谓是费尽心机。有一次，他派人炸沉了鹿特丹港的一条已经报废了的德国空货船，然后又指示劳威尔斯向伦敦报捷，说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干的，结果英国情报机关马上发来嘉奖电奖励那些“有功人员”。吉斯克斯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劳威尔斯再向伦敦发报，要求总部再多增派人员，再多拨活动经费和军用物资来。

吉斯克斯通过这种手段，使“北极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收获越来越大。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控制了荷兰地下组织的14部电台，不断地向英国情报机构发送各式各样的情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英国情报机构骗得团团转。同时还捕获了所有空降到荷兰的盟军情报人员和武装人员，几乎破获了荷兰当时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

麻木的英国情报机关

面对吉斯克斯阴险的“北极行动”的屡屡得手，作为一名英国情报人员的劳威尔斯，真是心急如焚。因为吉斯克斯的这种阴谋，完全是借自己的手实施的。自己已经不自觉地成了德军情报机关的帮凶。为此，劳威尔斯深受良心的谴责，痛不欲生。于是，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在发报时加上一些起到警示作用的信号，希望伦敦总部能够发现异样。但是，劳威尔斯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每次发报时，那些德国情报人员就坐在他身边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一见报文有异样，就立即按下开关施放干扰，并且把劳威尔斯关到隔壁的房间里暴打一顿，让他吃尽了苦头。尽管如此，劳威尔斯却始终也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的报警信号发出去了，伦敦方面一定会识破德国人的阴谋。

有一次，劳威尔斯趁那个监视自己的德国人不注意，在一份报文中又插入了一些不易发现的虚码，向伦敦总部发出了警告信号。但是让劳威尔斯没有想到的是，伦敦那边仍然麻木不仁，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劳威尔斯绝望了，他没有想到有口皆碑的英国情报机构，竟然是如此徒有虚名！

让劳威尔斯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仅他冒着生命危险发出去的那些报警信号始终没有引起英国情报机构的警觉和重视，就连后来他的战友彼得·道伦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逃回伦敦，当面报告了荷兰的失误，都没有引起情报局那些头目的重视。

彼得·道伦自从被德国人抓捕之后，就一直被关押在一个叫哈伦的监狱里，和那些空投到荷兰后被德军抓捕的英方人员关押在一起。

哈伦是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港口附近的一个小镇，位置相当偏僻。德国人入侵后，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都远离故土，流落他乡了。德军就在这里设立了监狱，关押那些被抓捕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盟军的战俘和空降到荷兰的英军情报人员。道伦被关押在哈伦监狱之后，由于他拒绝与吉斯克斯合作，又在监狱里常常领头聚众闹事，结果被单独关押在四层楼顶层的一个单人牢房里，吃饭、用水都是由德军看守送进来，并且不许到楼下的院子里和其他囚犯一起放风。

那天晚上，道伦着陆后被捕的一刹那，就明白劳威尔斯出事了。在后来被捕的人中，他又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道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想必须立即通知伦敦。

但是，怎样把消息传出去呢？房内有一根自来水管通楼下房间，并且他的报务班同学、英军中尉霍姆斯就关在楼下。于是，道伦就准备通过这根水管来传递消息。一天晚上，道伦找了一根小木棒，有规律地敲击着那根水管，就像在发报机上敲击键盘一样。可是接连敲了几下，楼下都没有反应。但是他并没有不灰心，又重复这个动作，继续接着敲。终于楼下有了回声。道伦知道，受过报务训练的人对长短有序的敲击声会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决定和霍姆斯玩一次电报游戏。“我是道伦，请回答！”道伦用莫尔斯电码给霍姆斯发报。“我是霍姆斯，我是霍姆斯！”霍姆斯在楼下应答。

道伦兴奋极了，他扬起木棒，继续发报：“速通知伦敦，我已被捕，所有的潜入人员都被扣押，电台控制在德国人手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情报通过霍姆斯之手，七转八转竟然传到了伦敦。可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别行动委员会得到这个消息后，却是将信将疑，不知这个情报是真是假。他们给劳威尔斯发出一份电报进行试探。电文要求荷兰地下抵抗立即组织炸掉科特威克电台的发射塔，并指定要彼得·道伦带队指挥。特别行动委员会当时认为，如果德军的电台发射塔没有被炸，就说明劳威尔斯和道伦等情报人员的确是被捕了，就可以证明通过霍姆斯传来的这份情报的内容是真的。那么，今后他们只有以另外的方式同荷兰方面联系。

当劳威尔斯把这份电报译出来之后，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伦敦方面已经开始怀疑了。他把电报给吉斯克斯看了。吉斯克斯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设在科特威克的电台一定是不能炸的，因为它是德国海军与在大西洋活动的德军潜艇进行指挥联络的主要通讯工具，这样昂贵的代价他付不起。但是，吉斯克斯最后还是想出了办法，他要劳威尔斯以道伦的名义回电说：“袭击计划近日内实施，请静候佳音。”

四天后，由德军控制的荷兰报纸登出一则消息：“昨晚，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科特威克电台，但被守军打退，袭击者中有三人被击毙，其中一名是这次袭击行动的指挥者彼得·道伦。”与此同时，伦敦方面也收到了一封电报称：“袭击失败，彼得·道伦上尉遇难。”——这当然是吉斯克斯的“杰作”。

不过，尽管有了报道，还有了电报，但伦敦方面还是不放心，于是又发出一条新的指令，要求荷兰地下抵抗组织马上开辟一条从荷兰经比利时、法国到西班牙的交通线，掩护在西欧境内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返回英国。不过这样的任务对吉斯克斯来说不用犯难，因为这不会危害“北极行动”的安全，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于是，在德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这条交通线很快建立起来了，许多落难的盟军飞行员真的安全返回了伦敦。这条交通线的建立，让特别行动委员会怀疑动摇了。他们最终认定，所谓来自道伦的情报都是盖世太保的反间计，从此对这方面的情报一概不予以理会。

对于在牢房外所发生的这一切，身陷囹圄的彼得·道伦却一无所知。当他看到仍然不断有新的英国情报人员被捕时，还以为是霍姆斯并没有把情报及时送出去。于是他就决定冒险一搏，自己设法越狱，逃回伦敦去报警。

道伦开始作越狱的准备。他发现牢房的窗户被砖堵住了大半截，只留下上方一小块地方透光；楼下院子里白天黑夜都有哨兵巡逻，一到夜晚，几只强光探照灯就对着窗口，把整个监狱和院子照得如同白昼。要是从窗户中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他又看了看紧闭的牢房门，他发现牢房虽然紧闭着，但门上有一个扇形的气窗。道伦开始从这个门上打主意了。

这座监狱是临时改建的，以前应该是一座旅馆，内部结构未作改变。整个监狱的防卫内松外紧，门外的长走廊只有一个流动哨，但庭院的围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围墙外面每200米就有一个岗哨，每个哨位除了有哨兵，还都备有探照灯和警犬。警戒虽然森严，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道伦拧下了门上方气窗的插栓，趁着走廊里的哨兵打盹的工夫，从气窗爬了出来，躲进了斜对面的洗手间。楼房的背面很僻静，道伦靠他当侦察兵时练就的攀登功夫，翻过洗手间的窗户，顺着窗户旁边的一根下水管溜到了地面。他蹲在墙根下观察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动静，才找到了墙角下的一个泄水洞。刚好那个泄水洞的栅栏坏了，有一根废钢筋倒在那里，道伦就用这根废钢筋撬开了几块砖头，从洞中爬出了围墙。

哨所的探照灯不时扫过围墙，趁黑暗到来的一霎，道伦疾步钻进一片小树林。当时正下着大雨，警卫没有发现这个雨夜的逃亡者。于是道伦就沿着一条涨水的小河沟，消失在雨夜之中。

第二天上午，吉斯克斯得到彼得·道伦潜逃的报告后，大惊失色，连日来的喜悦的心情也一扫而空。因为他心里明白，要是让道伦跑回了伦敦，那么他的杰作——“北极行动”就要寿终正寝了。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英美盟军渡海反攻的风声正紧，柏林急需从“北极行动”中获得盟军渡海作战的情报，道伦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越狱逃跑了，真太不是时候了。

吉斯克斯立即指挥警卫人员在监狱四周进行搜捕。但是由于大雨冲刷了所有的痕迹，就连警犬也找不到目标，搜捕行动一无所获。在离监狱3公里处有一个小火车站，吉斯克斯查看了一下火车站的火车时刻表，发现在每天的凌晨三点钟左右刚好有一班火车路过这里，于是吉斯克斯就自信地断定，道伦肯定已经乘车离开了哈伦。于是吉斯克斯下令在荷兰全境展开大搜捕，同时密切注意伦敦的变化。

出乎意料的是，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但道伦没有找到，就连伦敦方面也没有反常的举动，“北极行动”仍然在顺利地进展。吉斯克斯猜测，那个道伦肯定没有逃回伦敦，也许是在途中发生了意外。他见“北极行动”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也就放松了对道伦的追捕。

其实，彼得·道伦那天晚上越狱后并没有走多远，就躲藏在距离哈伦监狱仅两公里远的一座修道院里。原来，在战争爆发前，道伦经常到哈伦来玩，因为他一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女同学杰妮就在这座修道院里当修女，他经常来看她，他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那天晚上逃出来后，他就一路狂奔，径直向修道院跑去。

在杰妮和院长的掩护下，道伦在这座修道院的一个地下室里躲了三个月。直到这场搜捕风波平息之后，道伦才辞别了那位善良而美丽的修女杰妮和修道院院长，化装后进入了比利时，再经法国，最后到达了中立国西班牙，终于在1943年底的圣诞节前夕，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货船。

彼得·道伦上尉的突然归来，让特别行动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据荷兰来电报告，这个彼得·道伦上尉早就在袭击科特威克电台的战斗中“遇难”了！道伦来到伦敦后，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德军正在实施的“北极行动”情报进行了详细汇报，这让特别行动委员会的那些人如五雷轰顶。他们知道，假如这个道伦所报告的情况都是真的，那么他们的错误就犯大了，这如何向丘吉尔战时内阁交代？应该怎样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呢？特别行动委员会的首脑们举棋不定，他们不愿自己否定自己。最后，他们竟然作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以道伦已经是德国“双重间谍”的罪名，又把他投入英国人的监狱。这种结果是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几个月逃回英国的彼得·道伦上尉始料不及的。直到1943年11月，又有两名英国情报人员逃回了伦敦，再一次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彼得·道伦才被释放出来。

这时英军已经损失惨重。从欧洲大陆反馈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当时道伦所报告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英国所有空投到荷兰的情报人员和军用物资完全落入纳粹德军之手。特别行动委员会这才决定暂停对荷兰的空投支援，但继续保持与荷兰的电报联系。到了1944年3月底，英国的情报部门开始对“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此便不再将重要的消息传给荷兰地下组织。可是直到这时，吉斯克斯还通过劳威尔斯和自己控制的电台向英国方面询问：假如盟军在欧洲登陆，荷兰的地下组织应该如何配合？需要采取哪些行动？但是伦敦的回电总是避而不答。

这时距离盟军准备实施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行动”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英国情报机构再次失误，泄露了“霸王行动”的登陆计划，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吉斯克斯已经意识到，肯定是那个道伦出了问题，看来自己精心策划的“北极行动”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于是在1944年4月1日，吉斯克斯指令在荷兰参加“北极行动”的10部电台同时向伦敦特别委员会发出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文，全文如下——

近两年来，我们收到95次空投，共计有电台75部，枪8000支，子弹50万发，炸药3万磅，另有经费50万荷兰盾，足够开一个小银行。我们的合作一直很默契，很有成效。近来我们感到，你们似乎要甩开我们另有所为，我们对此感到格外遗憾，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长期以来我们是为你们办事的唯一代表，并且取得了双方满意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想向大陆进行大规模的拜访，我们将对来访者采用我们一贯的殷勤态度，并且会给予同样热烈的欢迎！

吉斯克斯之所以选择在4月1日发出这样的电报，来揭开成功实施了两年多的“北极行动”的真相，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因为每年的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总是以“谍报鼻祖”自居的英国情报机关收到这样的一份电报，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英国特别委员会收到这份电报后，除大骂自己的上司孟席斯无能，大骂德国佬阴险狡诈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孟席斯也只好自认倒霉，大风大浪都闯过的他竟然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事实上，英国在战后统计表明，在整个“北极行动”期间，英国空投到荷兰的52名特工（其中有英国特工10名）有47人被杀，同时，整个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还有1200人因此而丧生。英国情报机关的失误，导致自己的谍报人员和盟友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1945年10月底，荷兰议会组成了一个以法官丹克博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专门就荷兰情报人员白白牺牲一事进行调查。荷兰政府要求英国相关负责人到荷兰调查委员会听证，但这个要求被英国拒绝。英国最后勉强同意了丹克前往英国调查，但是当丹克要求调阅相关档案时，却被告知所有文件在一场突发的大火中被烧毁了，结果使调查无法进行。“北极行动”让德国情报机构大获其利，但是英国情报机构在此期间也并不是毫无作为。

1940年9月，一架德国战斗机将一名叫施密特的德国间谍空降到英国剑桥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结果很快就被英国安全局给逮捕了。原来早在施密特飞往英国之前，英国安全局就已经得到了情报，知道这几天内会有德国间谍“光临”，于是他们早就守候在那里。

施密特被带到英国安全局之后，并没有被处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安全局建立了自己的“双重间谍”系统，在1941年初成立了一个直属于国防部领导的机构——“双十委员会”，使“双重间谍”为己所用。所以，施密特在被带进安全局接受审讯之后，也成了一名“双重间谍”，化名为“塔特”，从此一直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成了“双十委员会”手中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塔特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给德国谍报机构发了一封平安到达的电文。几小时后，德国谍报局回电说“祝贺你平安抵达，所需物品将由专人送达”。这样，英国版的“北极行动”就开始上演了。从此之后，德国情报机构就接连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把自己的情报人员送到英国来同这个塔特接头，而这些被派遣到英国的德国间谍的命运可想而知，不是受伤就是被捕。与此同时，英国警方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一番以迷惑德国人，让他们以为那些暴露了的德国间谍都被英国人处理了，而那些没有暴露的还是安全的，他们所发来的情报还是真实可靠的。这样一来，德国情报机构对这个化名塔特的特工所发的情报总是有求必应。

1941年，塔特又向德军谍报局报告说，他受到了英国警方的传讯，主要原因是没有兵役登记。不久，塔特又发报说，由于自己的一个朋友帮忙，这才逃过一劫。塔特说这个朋友是某公司的职员，现在弄假成真了，他在这家公司必须坐班，只有到了周末才能自由行动，如此一来，很多发报工作就不能由自己亲手完成，只能由自己手下的报务员代发了。德国谍报机构的那些头头脑脑，对此不仅表示同意，而且对塔特的成功潜伏表示赞许。从此，英国“双十委员会”就直接控制着电台，同德国谍报局联系，经常发出一些真实的但是并不重要的信息。

不久以后，塔特又向他的上司发报说，自己已经取得了英国的完全信任，并且成了英国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德国谍报局得知之后，欣喜万分，他们认为，自己的特工人员已经进入了英国上层社会，这样就能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德国谍报机构就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他去办。他们指示塔特利用记者身份，去调查一下盟军的兵力集结情况。“双十委员会”得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大战在即，这件事非同小可，于是决定来一个将计就计。几天后，他们以塔特的名义向德方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称他已经来到怀城工作，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铁路职员，了解到了美国的第一集团军正在港口待命……

这个“塔特”还在电文中分析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可能性就非常小，而加来就成了盟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情报，给德国谍报局造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觉。

德国谍报局一直以为塔特是在为德国效命，因此纳粹德国在战争结束之前，还向他授予了“铁十字勋章”。但是这并不能打动塔特，因为他已经是盟国的一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塔特并没有回到德国，更没有接受德国的国籍，而是永久性地居住在英国，成了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在英国过着体面的生活，直到逝世。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轰动一时的“北极行动”成了二战中一个不解之谜。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对这件事情进行质疑，有人说是因为英国情报机构的严重迟钝造成的恶果，但也有人指出这是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特别行动执行局“内讧”造成的。但是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失误终究是不可饶恕的。

第八章 “肉馅行动”，“马丁少校”拯救3万盟军

找来一具无名尸体，把他打扮成“马丁少校”，并给拴上一只装有“机密文件”的公文包，然后让他落入德国人之手——这就是英国情报局著名的“肉馅行动”；德国人认真地研究了“马丁少校”携带的“机密文件”之后，果然言听计从将战略要地西西里岛变成一座空城，从而让盟军的“火炬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却发现“马丁少校”原来真有其人。

“肉馅行动”出台的前前后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2年秋天，战局已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正在酝酿之中。盟国已经到了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关键时刻。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准备反攻；轴心国中的日本在太平洋战区惨遭失败；德国隆美尔军团在北非遭到沉重打击，希特勒的狂飙军队再无当年之勇，一场艰苦卓绝的北非战争正将这个战争狂人逐渐逼入死角。整个世界战局对美英联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极为有利。

1942年7月18日，丘吉尔与罗斯福总统的代表霍普金斯就同盟国作战计划问题在英国伦敦进行了磋商。7月25日，双方统一了意见，确定盟军将在北非实施代号为“火炬”（原代号为“体育家”）行动的登陆作战计划。

整个冬天，英美联军都在为这个计划作准备。

1943年的春天终于来了，北非战争也进入尾声。1月14日—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又在刚解放的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了秘密会谈。法国的戴高乐也参加了。这就是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当时罗斯福曾邀请斯大林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被拒绝了。当时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没有办法离开苏联。

卡萨布兰卡会议历时10天。在这次决定二战未来进程和命运的会议上，盟军高级将领的眼光几乎都集中投向了地中海上的最大岛屿西西里岛。因为西西里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进攻德国本土、打通地中海交通线的主要障碍，如果能够顺利攻占，那么盟军在地中海的运输线将会安全顺畅，同时也会分散德军对苏联前线的压力，增强对意大利的压力。会议最后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决策，就是将盟军发起对西西里的进攻，作为打败意大利的第一步，利用北非的胜利打通地中海航道，来对希特勒的同伙墨索里尼发动两栖作战。只等1943年秋北非战役结束后，攻占西西里岛，实施“火炬”登陆计划。

西西里岛由于地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德国和意大利对该岛实行了重兵防卫，在这个面积仅有2.5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屿上，部署了13个主战师和1400多架飞机，总兵力达36万人。在西西里登陆作战之前，战争双方都虎视眈眈，暗自揣摩着对方的战略意图。无论是德意还是英美，他们的考虑重点都在西西里岛，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当时所说的那样：“除了傻瓜，谁都会明白下一步是西西里岛。”

可面对辽阔的海峡，面对德意庞大的守军、坚固的工事和德军的精良装备，盟军如果只靠武力强攻西西里岛，肯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用什么办法调虎离山，迷惑希特勒，让希特勒把岛上的守军调走一部分呢？

经过研究，盟军统帅部认为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必须要让希特勒错误地判断，由于西西里岛太过于明显，盟军不可能进攻西西里岛，或者是不光是进攻西西里岛一个方向，还有可能进攻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会在南欧沿海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登陆。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把西西里岛作为防御的重点，使进攻西西里岛的行动按计划顺利实施。

那么，怎样才能让希特勒作出这种错误的判断呢？当时英国情报机关和“双十字委员会”都在煞费苦心地想办法。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制造假象，误导这个狡猾的纳粹头目。

英国海军情报处的官员伊温·蒙塔古海军中校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可以让一位盟军将军给另一位在北非前线的将领写一封信，在信中明白无误地透露盟军不准备进攻西西里岛的信息；然后找一具尸体，把这具尸体打扮穿戴成一位中级军官的样子，将信放在这具尸体上，然后把这具尸体放在海里，让潮汐把它送到德国的“盟友”西班牙的海岸。只要对方发现了这位“军官”和这封信，就可以达到欺骗德国人的目的。

蒙塔古中校的这个方案尽管看起来有些荒唐，但不能说不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双十字委员会”就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并责成英国皇家空军代表查尔斯·乔芒德莱与蒙塔古一起，共同负责筹划这个欺诈计划，并把这个计划命名为“肉馅行动”。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半个月后，查尔斯与蒙塔古就开始仔细推敲这个方案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这个方案不能有一丝疏漏，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几天后，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份详尽的行动方案，主要内容如下——（1）寻找男性尸体一具。尸体年龄约35岁，身高1.85米，体重80公斤，无外伤，肺部应有少量积水，身穿陆战队少校野战军服，无帽，外着橘黄色救生衣（便于打捞）。（2）计算好潮汐，用潜艇把尸体运到毕尔巴鄂港，抛弃尸体。（3）把装有密件的文件袋系在尸体的腰带上，造成飞机失事保护文件的假象。（4）把尸体装入特别容器内，里面塞满冰块，重量为180公斤。容器外面用油漆写上“光学机械”字样，通知潜艇乘务员要试验新式武器。（5）预先知道本计划的人仅限于直布罗陀军港的谍报处长和潜艇艇长。（6）以上行动完成后，电告“‘肉馅计划’实施完毕”。首相拍板后，由潜艇秘密运送“肉馅”。

报告拟定后，立即签名呈送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当时军情五局的局长是戴维·皮特理爵士。他认真看了这份报告之后，觉得没有什么疏漏之处，就在报告上批上了几个字：“计划可行。速密送唐宁街10号。”

几天以后，这份行动方案就正式批复下来了，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最大的军事欺诈行动“肉馅行动”拉开了序幕。

“马丁少校”的尸体安葬在西班牙

蒙塔古和查尔斯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一具符合要求的男性尸体，然后将它进行乔装打扮后来充任“肉馅”。遗憾的是，伦敦和盟军占领区虽然不乏尸体，但大多数死因都非常明显，与因飞机海上失事而死亡的情况根本不相吻合；更为困难的是几乎每一具尸体都有亲属认领，而且亲属们都不愿意让亲人的尸体被再次用于某种秘密目的。

正当蒙塔古灰心丧气之际，验尸官班德利·珀切斯帮了他们大忙，为他们找到了一具无人认领而又是死于肺炎的年轻人的尸体，于是实施“肉馅行动”的第一步才算有了眉目。

接下来，他们就秘密地对这具尸体进行改造，蒙塔古和查尔斯曾设想这个人应该是个陆军人员，但根据常识，如果英国国防部得到报告说是一名军官的尸体被冲到了西班牙的海滩上，那么，这个消息在国防部内很快就家喻户晓，它同样也会传播到其他可能与之稍有关系的人的耳朵里。这样，德国人便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个骗局。

经过慎重考虑，蒙塔古只好让这具“肉馅”充当皇家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员，并给他取了个新的名字叫“威廉·马丁”，因为，当时公开的《海军名册》中同名同姓的“威廉·马丁”就有好几个，而且都是中级军官。即使是德国人搞到了一份英国皇家海军的《海军名册》，他们对此也会深信不疑。

接着蒙塔古又把这个“威廉·马丁”打扮成一名乘坐飞机携带文件的军官，其身份是“英国联合行动司令部坦克登陆艇专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作战参谋马丁少校”。为了能更真实地迷惑德国人，他们还得伪造出更多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使德国人相信那位“威廉·马丁”少校正是在递送这样的“机密文件”和信件时，由于飞机出事不幸遇难，让这些“机密文件”落入他们手中。

炮制那样的“机密文件”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关键是密件的形式和内容都要做得恰到好处。形式不当，内容不巧妙，敌人不会轻信；但两者都做得太过分，容易让敌人认出是圈套。怎么办？经过反复论证，英国谍报机构最后决定，由英军总参谋部上将阿奇博尔德·奈爵士亲自出马，假装给英国驻北非突尼斯的远征军司令部华德·亚历山大将军写一封亲笔信。这封信不能是一件谈论盟军计划的公函，而应是朋友之间的普通通信。并且，写信人不愿收信人的副手看到信中的内容，才由一名军官当面递交。重要的是，这封信的内容表面上写别的事，但在某个段落里却“不小心地”泄露了盟军的计划，在字里行间遮遮掩掩地透露出了一点军事情报，表明盟军不打算进攻西西里岛。比如说，盟军统帅部经过多次考虑后，决定让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突尼斯军队（归属艾森豪威尔将军统辖）西进，攻击撒丁岛；让亨利·威尔逊将军指挥的埃及部队（归属蒙哥马利统辖）东进，从希腊长驱直入，强攻巴尔干半岛。事实上，当时盟军缺乏登陆艇，绝不可能多线作战。

阿奇博尔德爵士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参谋长们不能同意艾森豪威尔所要求的把某个岛屿（不是西西里岛）作为强渡地中海的掩护目标。信末，他又顺便加上了一句，说埃及的威尔逊将军处境很困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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