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13年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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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13年卷试读：

演讲·论文·答问·来信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与实践品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求新闻传播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做好党和人民的新闻宣传工作，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近一个时期正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对于所有媒体人来说，这不仅是首要的必修课，也是打牢新闻传播工作根底的基本功。今天我着重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尽可能扼要、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和精要所在，和大家共同重温这门历久弥新并且要身体力行的功课。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总的看法，是指导我们新闻实践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都会感受到：无论是新闻教学还是学术研究，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典型选择，无论是采集还是写作，无论是内容取舍把关还是版面页面呈现，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范、标准和尺度的问题。新闻观不是抽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是无所不在的。有什么样的新闻观，就有什么样的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之一：新闻、新闻事业属于意识形态。2013年6月下旬至今一直抓人眼球、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的连续密集报道，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在国际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对这个被抢先列为本年度十大国际新闻之一的爆炸性事件，各国媒体的报道却大相径庭：美国指责斯诺登的“泄密行为严重危害美国安全，其罪行已构成叛国罪”；欧洲国家“普遍感到愤怒”，直言“美国已经由维护人权的典范演变为无视个人隐私的国家”；多数拉美国家“激起多年来少有的反美浪潮”；俄罗斯的表态耐人寻味，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于2013年8月1日同意向斯诺登提供临时政治避难；我国在充分报道各国官方和媒体对“棱镜门”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时，外交部发言人只是就美方有人称“斯诺登居然会选择逃往一个没有网络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国家”的刻毒诽谤，反戈一击地说“事到今日，美方居然还有人讲这些话，真让人感到奇怪。我想奉劝这些人，首先要照照镜子，管好自己的事”。新华社也发表社评，说斯诺登的爆料证明“长期以来试图扮演网络攻击无辜受害者的美国，其实是本时代最大的恶人”。

基于以上征引的部分材料，人们自然不禁要问：为什么同一个事件会有如此不同的报道，还打起了一场无休止的“没有硝烟的信息战”？这就凸显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个核心观点：新闻、新闻事业属于意识形态，而且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前提和首要原理。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都承认新闻的本原是事实，事实发生在前，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在后，是第二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强调，新闻报道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或者合理想象来描写事实。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力之所在。新闻内容真实与否，不仅是唯物论同唯心论在新闻理论中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且决定着媒体的公信力、影响着社会的诚信度。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资讯空前发达、各类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新闻的真实性却在不断遭受拷问。失实报道、片面报道、虚假新闻乃至谣言时有发生。仅2013年迄今查实的典型案例就有：“空军停飞让春运”、“中纪委要求高官留学子女回国”、“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深圳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天然气将大幅涨价”、“流浪汉因拆迁变富翁”、“北京有人要炸地铁，朝阳警方抓获3人”等等。这些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虚假新闻，或许会一时换来较高的访问量，但失去的却是媒体久远的诚信和声誉。这是一切正直的、有远见的媒体人所鄙夷和唾弃的行为。

新闻、新闻事业属于意识形态，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必然打上倾向性烙印。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同时也是观念的产物。事实本身并没有价值特征，但新闻在报道事实时必然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反映着价值观的差异。新闻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中，表达的往往是一种“无形的意见”。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阶层、政党、国家的时候，新闻和新闻事业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敏锐地抓住报业空前繁荣，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引发的舆论生态变化的新环境、新形势，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政治家办媒体”，明确指出：政治家办媒体的根本，在于把握好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政治家办媒体的路径，在于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时俱进的新的概括和发展。新闻必须真实，新闻不能脱离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根本分野之一。西方新闻学、传播学者声言，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瞭望者，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为全社会服务。这些话语听起来十分诱人，但在现实世界里根本做不到。人们记忆犹新的1999年震惊世界的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彻底戳穿了这个美丽的谎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一面扔炸弹、一面撒传单；既使用各种可以精确制导的武器搞强权，也动用它们可以操纵的各类传媒搞强权。正如美国著名政论家苏珊·艾森豪威尔坦陈的那样：在“新闻自由”的招牌后面，是滚滚流动的金融资本，以及这些金融资本对民意无所不能的操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之二：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地反映世界和影响世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精髓。我们在认识、反映、影响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把实事求是原则纳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毫无疑义地要遵守以下铁的法则：一是承认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对无中生有或者捕风捉影的信息“零容忍”；二是要用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不允许静止地、割裂地、片面地报道和评说新近发生的事实或事件；三是要客观公正地对事实的局部和整体、支流和主流、现象和本质加以区分，不能以偏概全、不分主次、只抓现象不看本质；四是要承认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运动，事物外部有着广泛的联系，不能片面夸大事物发展变化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显而易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远比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标尺更科学、要求更全面。这就启示我们，在全部的新闻实践中，不仅要做到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而且要做到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唯其如此，公众才会通过我们的新闻报道正确地认识世界，进而有效地改造世界。

实践一再证明，我们的新闻宣传，凡是发挥了重要的“正能量”作用的，都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凡是出现严重失误的，都是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1958年10月、11月间，针对当时全国“大跃进”中报道浮夸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同志曾严肃指出：新闻宣传要头脑清醒，实事求是。他还反复强调：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看问题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他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新闻工作者：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在世风、作风、文风比较浮躁、特别是网络信息的海量化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常常给人们带来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误区和落差的今天，重温这些振聋发聩的教诲，对我们岂止是提醒警示，更是鞭策教育。我们媒体人必须时时处处胸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大局，自觉增强政治定力，在科学创新和驾驭舆论形势上不偏、不空、不虚，充分发挥舆论引领作用。同时要洞察舆论形势和传媒技术发展新业态、新趋势，特别是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的新特点、新变化，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特殊功能。新闻是“用事实说话”的最平实的事业，强调“真实为本”、尊崇“内容为王”，切忌虚夸浮饰，摒弃浪漫主义。即使传播文化产品和服务，也要恪守上述准则，看重的是导向、内涵、底蕴和品位，在潜移默化中导引人们积极、健康、向上，而不是奢华、浮躁、炫人耳目的感官刺激和低级趣味。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之三：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申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坚持新闻事业是党领导的整个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西方新闻观有着原则区别的主要标志。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迅速崛起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舆论生态环境，但新闻的本质属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新闻活动的内在规律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不仅是主流媒体必须坚持遵循的根本原则和必由之路，同样也是非主流媒体和草根舆论场理应遵守的基准和规则。道理很简单明了：因为坚持党性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为此，我们新老媒体人一定要忠于职守、清醒坚定，绝不能以“另类报道”挑战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绝不能以“挖掘烂泥”否定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绝不能以哗众取宠博取流量、贬损自己的社会责任，绝不能以低俗有害信息误导受众、疏离真善美。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领域曾不止一次出现过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有人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是第一性、党性是第二性为基本命题，指责我们的媒体过于强调党性。也有学者提出，我们党成为唯一执政党后，不存在反对党派，认为强调新闻的党性弊多利少，把它纳入新闻学核心内容更是不妥。对此必须认真加以厘清和解决。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就是要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对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这一精辟而明晰的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贯彻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进一步指明新闻工作的方向、目标、工作重心的新理念，也是检验新闻工作导向的重要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新闻宣传的主体对象，把版面页面更多地留给人民群众，把镜头更多地聚焦于人民群众，充分反映人民的现实诉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这方面，各主流媒体正在做出示范。这是新闻事业“大尺度”回归历史唯物主义、回归新闻本原的重大改革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之四：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是公众对社会上近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重大事件和问题大体相同的言论。舆论一般有着强烈的倾向性，无论对与错，都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广泛影响，有时甚至能左右局势的发展。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实例一再昭示我们：舆论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新闻战线一定要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一定要把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责无旁贷的职责。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这既承续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又对当前和今后新闻宣传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让主旋律和正能量始终主导报刊版面、广播电台、电视荧屏、网络空间、移动平台等新闻载体，责无旁贷地当好新闻内容的生产者和提供者，锲而不舍地引导人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应当清醒地看到，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网络舆论在某些力量的推波助澜下，不时出现负面大于正面、非主流大于主流的现象。这给我们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要义不容辞地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抢占话语权高地，不被某些网上信息牵着鼻子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品格

新闻学被公认是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显著特征。新闻舆论要想正确地反映和影响客观世界，就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贴近生活、调查研究。只有符合客观实际、反映人民心声、顺应历史潮流的新闻舆论，才真正有力量。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作风，自觉地到火热的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去“接地气”，坚持到源头活水中去“捉活鱼”，广大媒体人才能就“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交出合格答卷，才能造就出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宏大新闻队伍，才能构建和发展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中国气派的现代传播体系。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竞相兴起探索、变革、创新新风。意气风发的传媒人更加踊跃地以走基层的方式聚焦为实现“中国梦”而拼搏的创业者群体，反映生活本质、把握社会主流的新闻力作少有地接踵而至，版面、页面呈现出丰富多彩、清新活泼的新气象。以忠诚脊梁托飞舰载机的罗阳，长期扎根偏远牧区的村医居马泰，用生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部兰辉等重大典型，有力地汇聚起振兴中华的力量和正气。寻找乡村医生、消防员、孝心少年、乡村教师等“最美系列”纷纷开栏，唱响了“谁说草根不能有梦想”的时代强音，传递着催人奋进的正能量。解放思想，排除顾忌，运用信实史料和浓重笔触记录中华儿女探寻中国梦的历史政论片《复兴之路》以及祭奠中国远征军的特别报道立足于用事实和信实史料说话，被海内外同胞誉为“醒世惕励”的佳作。

近期，媒体及时披露河南国家粮仓养肥一窝硕鼠的报道，唤起了人民群众对整治“四风”、强国富民的新期待。我国对葛兰素史克等一些外国药企的依法调查，被外媒称作是显示“中国政府根除腐败决心”的重拳出击。及时发布强降雨南北逞凶灾情，坦诚解读贷款利率管制新政，公开报道正式立案调查光大证券引发股市地震事件，都显示出我国传媒界锐意开创新局的胆识、自信和能力。受众普遍称道：新闻战线不愧是紧跟时代步伐、脚踏实地创新的快速反应队伍，赞许现在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越来越好看好听，越来越贴近百姓、贴近生活。更可喜的是，新老媒体都在以内容建设为主题，以增强创造活力为关键，从深化体制改革、抓紧人才培训、强化报台网互动从而实现融合等方面统筹规划，力争成为唱响主旋律的集群，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夯实基础。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实践，又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正由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着基于实践、与时俱进的特征，还有许多新的课题有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出科学回答。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是党的十八大赋予新闻战线的新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以提高传播能力为目标，科学整合各类传媒，形成各展所长、功能互补、相互贯通、协同推进、覆盖广泛的强大现代传播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亟待探讨和破解的重大课题：一是如何打破各种新闻业态自成体系的固化的、碎片化模式，以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提高我国新闻传播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有序构建和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传播体系。这是一场从传统传播到现代传播、从专业传播到全方位传播的传播理念与实践的革命性变革。作为肩负这一重任的传媒人，要善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探索、创新，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责任担当。二是如何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两种语境，用中国和世界的双重视角客观公正、有立场地报道中国、审视世界。面对新的舆论环境，要深刻认识“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辩证关系。可以预见，在国际国内新闻传播的海量平台上，多元多样多变趋势将是常态。我们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同时，要学会在包容互鉴中立主导，在舆论碰撞中占先机。对于有害信息、不良信息、虚假信息必须严加管理；而对于除此以外来自各方面的群众意见呼声乃至对同一事实、事件的不同表达与看法，应当注意适当平衡，要相信广大受众的鉴别力。三是如何应对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日新月异的舆论生态环境变化，大力建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可以兼容各类媒体表现手段并最具创造活力的综合性战略传播平台，以科技创新赢得优势、赢得受众、赢得未来。争论网络是否是日后“第一媒体”，没有多大实质意义。可以肯定的是，新媒体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各有优长和特定受众，它们只有互补性，没有取代性。早于我们多年使用互联网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总之，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唯其如此，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造活力和强大生命力。

〔张虎生：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新闻评论与意识形态

新闻评论是媒体的重器，是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评论历来与时局和政治密切相关。思潮的形成、倾向的走势、时风的塑造、民情的变动，关乎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无不与各方面的评说有关。在很多时候，这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一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是说，利益的调整往往呈现出多元多样的利益诉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关键”是说，改革发展，诸多事情要办，需要统筹兼顾。顾此失彼往往失调失序。一方面，只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推进改革、促进发展，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应清醒地看到，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少。换言之，发展带来的问题一定会更多。

解决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演变成全局性问题，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会发展成不可收拾的问题。因此，怎么看，有时会比如何办更为重要。

办好自己的事情取决于自身努力，但随着中国崛起，我们又不可能不受到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奇迹，也必然导致政治经济既有格局的深刻变化。我们的远邦近邻都希望从中国发展中获得一份红利，但各有心思、各有算盘、各有利益，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坦率地说，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从内心里讲，并非乐见中国崛起，今后数十年恐怕少不了对中国的干扰、遏制甚至阻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与我反复较量。

一个西方研究机构考察了苏东剧变和西亚北非政权倾覆的历史情形后，得出一个结论：遏制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仅仅“分化”和“西化”还不行，必须再加上“淡化”、“腐化”、“丑化”、“融化”。

大家知道“分化”最常见的办法是扶持反对派或支持执政党的异己力量，从而拱倒美西不喜欢的政权。“西化”就是以西方政治伦理作为标准，占据道义制高点，动摇国民的信念，削弱执政党的力量，从而使其听命于西方。

这种手段使美西屡屡得手，但对中国作用有限，所以就有了新“四化”。即：一、淡化，通过去政治化，用“普世价值”的说法代替我们应有的政治立场；二、腐化，利用腐败和丑闻的材料，借题发挥，使国民对国家丧失信心；三、丑化，编造没有根据的历史故事，污化党的历史，诋毁新中国历史，从根基上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四、融化，通过大规模推送反映西方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使人们在娱乐化、世俗化中失去自信。

上述概括不一定准确，目的在于提示大家，意识形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关键时期、重要时刻、危急关头，其重要性就会格外凸显。掉以轻心，丧失警惕，往往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二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应该是当前评论工作的基本遵循。立场要坚定，本领要高强，办法要巧妙，这三条很重要。

这里结合评论工作实际谈点认识。

一、评论工作是政治工作。新闻评论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正如报纸、电台、电视、网络是传播信息、报道新闻的媒体，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工作部门。新闻报道必须公正客观，但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外媒体都是如此。比如2011年“占领纽约华尔街”，是美国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但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不予关注。这样的事情若发生在中国，哪怕其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西方媒体也会推波助澜，弄得滔滔天下皆知。2013年10月28日“车撞北京天安门前金水桥”本是东突恐怖势力制造的一起事件，但许多西方媒体却开动宣传机器，指责中国搞民族歧视，支持分裂势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评论的政治性应理直气壮地讲，不用回避。至少应该强调以下三点：一是必须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利的，我们就坚持；不利的甚至是危害的，就要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不容暧昧、不可“骑墙”。二是从政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评论不是事务性工作，必须着眼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苗头性、思潮性、倾向性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三是慎用话语权，把好度就是把好关。表扬，要留有余地；批评，要与人为善。评论的出发点应富有建设性，有助于改进和推动工作。

二、必须为社会进步注入正能量。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变动会带来利益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转型也必然带来社会基本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的连锁反应，虽然其深度、广度、进度和时间长度因多种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地会给社会带来震动和变动。

我们必须看到改革、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活力、催生的进步，但也必须看到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评论工作要有所作为，应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正确解读改革发展的政策，使人们对改革形成广泛共识，从而积极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二是逐步确立变革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文明素质。

为社会注入正能量，要有丰富的内容，主要是：（1）唤起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2）倡导社会公平正义；（3）修补乃至重建社会诚信体系；（4）清扫官场文化的污浊，发挥官员的公共道德示范作用；（5）倡导良好的家庭美德、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6）提升公民文明素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荣辱观。

为改革和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保证。

三、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般来说，评论写作是业务工作，评论工作者是以笔为生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但作为一个以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的新闻工作者，仅仅把自己看成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有作为的、成熟的评论家应逐步完成从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到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里强调三点：一是那种仅仅为了提升发行量、收视率的过度商业化行为不值得提倡。评论的价值和意义归根到底要有助于国家进步发展。二是那种不顾事实、先入为主、强加于人的态度不值得提倡。评论固然要有独到见解，但固执己见是评论的大敌。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选择性接受和选择性排斥都不是评论家应有的职业素质。要遵从认识的规律、辩论的规则，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三是那种情绪化、偏执化的做法不值得提倡。要旗帜鲜明，但旗帜鲜明不是咄咄逼人；要疾恶如仇，但疾恶如仇不是挖苦谩骂。应有推己及人、反求诸己的态度，诚恳一些，淳朴一些，厚道一些。

四、应推崇理性和辩证思维。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新闻事件，评论家作出快速反应是应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轻率发言、妄加评论。过早地下结论是危险的，过于情绪化的表态效果不好。凡涉及政治问题，态度要认真；涉及道德问题，态度要严肃，不可戏说、调侃。

一是要全面看，看全面，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能够对论题有透彻的认识。二是要联系看，看联系，悉心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相关影响，这样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三是要看变化，变化看，善于用变化的观点预见新闻事件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走势，这样才能有洞察力和预见性。〔米博华：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内容优化　表达创新　时效提速

文风是作风的直接体现。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实到新闻单位，特别是采编部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解决文风问题。内容优化：追求“实”和“真”

习近平同志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倡导“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反对“长、空、假”的不良文风。

短和长是形式问题，又臭又长，历来为人所厌恶。尤其是当下的快节奏时代，篇幅长短已经从一般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能不能吸引更多受众的关键因素。但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关注重点、我们所要防止的、杜绝的，主要是“空”和“假”的问题。与之相对应，好的文风应当是“实”和“真”。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改进文风，关键就是要祛除“空”和“假”。这是底线。中央倡导底线思维，底线不能突破。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设定努力目标，就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跳一跳够得着的目标——内容优化。

抓住中央关注、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就能强化党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助于党报进一步贴近实际，破除新闻八股。前段时间，《人民日报》组织的“如何看待基层干部”系列报道，就是抓住了中央关注、群众关切的焦点问题。报道抓住了基层干部形象不佳，存在“被污名化”这一现实问题，组织采访组深入县乡村，实地采访了300多名干部群众，掌握了真实情况，同时，客观公正地还原了“草根书记”们的苦辣酸甜，既为基层干部正了名，也没有过誉。正是这些实在问题、实地调查、实际真相，做实了这一选题，成就了这组报道，中央多位领导同志给予肯定，基层干部群众也觉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情。

对于热点问题，党报应该主动发声，敢说早说，抢占话语权，积极披露真相，揭穿谎言，用事实确立认知。当下的舆论场，特别是网络舆论场，热点迭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传播理论认为，“认知大于事实”。按照这种理论，谎言重复千遍虽然不能成为真理，但是足以扰乱人心、遮蔽真相，使澄清工作十分困难。《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多次关注PX项目引发的争议，对围绕PX的各种说法，“PX有剧毒”、“PX会致癌”、“PX导致新生儿畸形”等一一进行考证，用事实回击谣言，取得了一定的舆论引导效果。当前社会，有一股奇怪的风气，越是偏激越受追捧，越是理性越被边缘化，一些人热衷于用造谣来“辟谣”，用煽情来煽动，用站队来“战斗”，以从中牟利；而更多的人或是为了沾光，或是出于宣泄，或是仅仅想看热闹，宁愿选择相信“挑唆”，也不愿相信事实。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塔西佗陷阱。打破塔西佗陷阱的关键，不仅在于改进工作，做到无懈可击，还在于及时讲清事实，让群众明白真相，让挑唆者无隙可乘、无计可施。

有许多读者应该知道却没有知道的盲点，值得党报关注和报道。这也是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重要方面。农村土地污染问题，就是一个读者应知而未知的盲点问题。现代社会，知识呈现爆炸式增长，情况以几何级数复杂化，分工则日益细化。百科全书式的全知型人物已经不复存在，但社会事物的普遍关联度却越来越高，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对个人生存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有可能在北半球诱发一场台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高度关注，但农村污染、农业污染治理领域却鲜有人问津。事实上，农业污染不仅关系生态环境，而且关系到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等经济社会问题。《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通过选登多封读者来信，聚焦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面临的生产效益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同时配发专家访谈、网友留言，搭建起共同探讨农业农村污染产生原因的平台，引导社会合理地关注这一问题，并寻求现实对策。相关部门和专家对该组报道十分肯定，认为报道对人们理性看待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表达创新：四个突破口

表达是文风的最直接体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改进文风，创新报道就要写短文、讲实话、发有用的报道，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要多制作准确鲜明、新颖醒目的标题，多配发现场感强、信息量大的图片图表，多运用平实、清新、鲜活的语言，使版面更活更靓。

在共享资源中发现独家视角。独家新闻是媒体竞争最有效的利器，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独家新闻可遇而不可求，一个记者终其一生，难得几回；一家媒体一年之内，难发几篇。况且网络已经将独家消于无形。我们大量的、日常处理的，都是共享的新闻资源，从中发现独家视角，做出独家分析和解读，提供独家见解，得出独家结论，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2013年5月2日，《人民日报》推出的“今天怎样评价教育”系列报道，就是记者在集体采访中敏锐发现新闻线索，从而完成的独家报道。报道引起了相关部委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了全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绿色评价”标准的制定，加快了标准出台的步伐，也赢得了报道对象和同行的认可。

善于抓住典型细节。管理学上有句名言：“细节决定成败。”借用到新闻报道上，可以说细节决定报道效果。言论可用细节提高说服力，人物报道可用细节让对象栩栩如生，述评也可用细节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篇报道铁路建设的述评，讲国内铁路的短缺，用了一个比喻：当时全国铁路长度人均只有半支铅笔长。这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2012年有一篇言论，题为《信仰的味道》，介绍陈望道年轻时因为专注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误将墨汁当做糖沾粽子吃的细节，无需多言，信仰的味道便跃然纸上，深入人心。多年以后，人们可能会忘了文章的题目，忘了文章的起承转合，但这个细节却会久久留在人们的脑海中。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多用群众语言包括适度运用网络语言。运用群众语言，既能增强报道的思想性、针对性，又能增强报道的知识性、可读性，从而提高新闻报道的实际效果。这几年，《人民日报》在多用、善用群众语言上下了不少功夫。比如，2013年年初，围绕1月1日出台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人民日报》刊发了文章《论文打假：用“最严”死磕“最难”》。对于这个《办法》，网民说是“史上最严”，业内称为“史上最难”；“死磕”一词就是群众语言，用在这里恰到好处。

适度运用网络语言也能活跃版面氛围，增进与网民的亲近感。比如，“给力”一词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在年轻读者特别是网民中引起了非常强烈反响。当然，运用网络语言，一定要注意适度。对于主流媒体来说，还能“给力”，说明依然年轻；总是“给力”，说明还不够成熟。

积极探索传播形态创新。传播形态创新是纸媒应对新兴媒体冲击，拓展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探索。《纽约时报》这些年来在传播形态创新上不断突破，彻底改变了原来制作新闻的方式和流程，不仅让美编，甚至让其网站设计与工程技术人员提前加入到新闻“写作”的过程中。2012年底，《纽约时报》在网站推出实验性多媒体报道《雪崩》，包括6部分扣人心弦的故事，通过交互式图片、采访视频以及知名滑雪者的传记等多元化的方式加以呈现。报道发布仅6天，就获得了290万访问量和350万页面浏览量。

号称“互联网第一报纸”的美国《赫芬顿邮报》，更是通过提供原创报道及评论和新闻聚合服务获得了巨大成功。这给我们展示了以超文本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社交互动技术等为基础的，能使公众集传播者和受众双重身份于一身，自主参与新闻事件传播和讨论的共有媒体模式在未来的巨大前景。而这种所谓的“共有媒体模式”正在消解传统媒体一直以来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人只有早研究、早融合，才能早日占据主动。《人民日报》在媒体融合上一直有所作为，是国内媒体中第一家搬到网上的党报。人民网是国内同类新闻媒体中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公司，@人民日报是国内新闻界同行中粉丝量最大的微博。2013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又进行了报纸传播形态创新的尝试，运用二维码技术，把音频、视频装进了平面媒体。互联网所带来的变革，未知远远大于已知。作为个人，我们可能会对新技术造就的无所不在的“监控”感到畏惧甚至沮丧。但是，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保持对新技术的开放心态和敏感嗅觉，及时掌握新技术，为我所用。时效提速：敢说早说形成机制

新闻姓新。时效决定成效，速度赢得先机。传播学上有一个“首发效应”，指首发信息对受众形成的“第一印象”，先入为主，以后很难改变。

舆论引导贵在早、贵在快。现在各类媒体高度发达、影响广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政策，如果引导不及时、不到位，让负面舆论起来了，正面舆论就会被负面舆论绑架，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后再要扭转就难了。

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人们得到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媒体和网络。一事当前，如果主流媒体不能及早主动介入，放任“点”上的问题被炒成“面”上的问题，就会影响社会预期，很容易给大众造成“山雨欲来”的恐慌，给实际工作造成被动。

时效提速，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要敢说早说，二是要形成机制。

敢说早说是态度，是基础。面对突发事件，我们常常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甚至第一时间刊发言论。比如，2013年，新疆多次发生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特别是6月28日新疆和田发生较大规模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以后，《人民日报》连夜起草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29日刊发，有力地声援了当地的反暴力恐怖斗争。但是，在面对一些热点难点复杂问题时，我们却往往不敢说、不愿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有时候，出现一些新情况、碰到一些新问题，因为政策尚不明确，情况尚不清晰，舆论关注度又高，会导致相关部门担心说错话，不能马上发声，也不愿主动发声。特别是政法、教育、住房、医疗、社会救助等领域，利益纠葛多，社会关注度高，尤其复杂和敏感。再加上一些部门有等全部做好了再说，或者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等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信息传播要求的习惯，更容易导致错失信息发布的最佳时机，助长谣言滋生。这是实际情况，但作为主流媒体，应该有抢先发声的意识，利用专业知识及时给相关部门讲清利害得失，或者想别的方法督促相关部门发声。不能怕，更不能等。主动做工作，说错一两句话是可以原谅的。如果遇到重大问题静默失语，不主动做工作，不敢担当，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舆论误导。

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守土有责。关键时刻失语，就是失责，就会失权，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权，这更是不可原谅的。在重大事件发生或重大政策发布后，主流媒体只有迅速发出声音，而且是高频率大幅度地发出声音，才能促进信息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地传播，有效地压缩谎言和负面舆论的空间。

机制是保障。《人民日报》对编辑记者的要求是，要抓当日新闻，当日抓新闻。然而，新闻的及时抓取呈现，离不开团队的合作和机制的支撑。2013年4月20日上午8时2分，四川芦山发生强烈地震。震后不到半小时，《人民日报》采访小分队即奔赴雅安，上午10时许进入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现场采集到震区人员伤亡、道路阻断等第一手信息。当日晚，小分队即有11人分别从地面、空中抵达芦山采访；另有12人集结成都，同步开展采访报道。灾区电力紧张、通讯不便，为了防止“人下去了，稿子上不来”，《人民日报》紧急成立了统筹协调组，利用微信群组等及时沟通前后方线索，协调人民网、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同步即时发布前方信息。统筹机制在这次报道中发挥了巨大的中枢和支撑作用。现在，这种新闻统筹机制已在《人民日报》一些部门成为常态，基本上24小时都有人盯着信息源，包括记者编辑提供的信息、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的线索，也包括广播、电视和网络传播的信息。

建立起有助于编辑记者抢抓新闻、即时发稿的激励机制、支撑机制和约束机制，就能改变一些编辑记者“跟着预先策划的版面走、围着主题先行的选题转”的习惯，改变根据报纸出版的版面安排来决定是不是写稿的慵懒状况，改变日报编辑记者长期以来养成的以24小时出报周期为标准的发稿习惯，逐渐培养出即时发稿、多渠道发稿、多形态发稿的能力。〔谢国明：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炜：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

浅谈新媒体时代党报的责任和文风问题

首先说说新媒体。新媒体是个笼统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也在不断地升级变化，因此有人就把新媒体做了一个限定，说只有什么范围内的媒体才叫新媒体，比如近几年出现的以移动终端为载体的媒体才叫新媒体，说早几年出现的互联网也已是明日黄花，不再是什么新媒体；有人干脆说不应该划分什么新媒体、老媒体，媒体本身就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似乎新媒体这一提法也不成立。我们不想去定义什么新媒体、老媒体，但有个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这就是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以网络形态出现、以在线方式传播为根本特征的媒体，一下子就把人类的传播事业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相对于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业态，这难道不是个新的存在？以此来看，媒体的新旧之分岂不显而易见？

现在是新老媒体并存的时代。我不赞同纸质媒体即将消亡的说法，尤其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新老媒体都会并存发展。尤其是以传播党的主张、传递百姓声音为己任的党报，更是如此。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有冲击、有影响是必然的。以网络为载体的各类形态媒体，如互联网媒体、手机报、客户端、博客、微博、微信、自媒体等等，五花八门，不仅向传统媒体争夺去愈来愈多的读者，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化的表达、多元化的观点和多元的价值取向，正日益消解着传统的主流声音和主流价值观，大大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同样难以避免这样的命运。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推进，这种冲击和影响会愈来愈大，党报被边缘化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传统媒体面临的大环境、大背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为重要舆论工具的党报，该怎么面对、如何作为，显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这里就是想就这样大背景下党报的责任和文风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说到党报的责任，首先，党报自身不能墨守成规，必须锐意进取，力求变革，跟上时代变革的脚步。时代的脚步是什么？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多元化社会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大格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所造成的社会新基础；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突破性发展带来的传播方式和媒体生存形态的大变革，等等。看不到这种时代性变化，没有积极应对的思想准备和力图变革自己的勇气，最终就难逃被削弱、被边缘的厄运。变革自己，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我们研究一下目前党报的生存状况就会发现，凡是能够把握社会变革的新形势，用全新的观念来应对新局面，积极变革自己的，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这方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是个较好的范例。它们控股的浙报传媒在上交所借壳上市以来，取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作为最大党报《人民日报》一部分的人民网，在中央媒体、新闻网络媒体中第一家整体上市，同样表现不错，发展良好。这也算是思想解放、观念转变的一例吧。凡是观念不变，墨守成规的，就日益困难。转变观念，包括在许多方面需要有所突破。比如，对党报传统定位的理解，对新闻媒体传统职责的理解，对媒体存在形态的理解，特别是对网络形态下新闻媒体的理解，以及对网络本质的理解，等等，至关重要。当下，党报和传统媒体都有向网络和新媒体进军的举动，但相当多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和传统观念未能突破大有关系，特别是和传统的新闻观念未有突破大有关系。传统观念束缚了眼界，束缚了思维，束缚了手脚，束缚了行动，因而，也就难有事业上的突破。

其次，党报不能自弃责任担当，必须提高能力，加强自信，当好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和社会舆论的守望者。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结构多元、传播渠道多样、舆论环境复杂、利益主体分化、阶层表达强烈的现实社会。前面讲到，新媒体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分解着曾经专属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担当者的角色。社会各个阶层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社会舆论多样化潮流不可阻挡。无疑，这将会大大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进步。但同时有必要看到，完全不加以引导的舆论，也有可能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抵消力量。现实中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所以，在这个大形势下，作为舆论主阵地和引领者的党报，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责任，应该勇于担当、有所担当。这里必须消除两个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传统媒体已是明日黄花，难以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难以承担舆论引导责任，畏难、怕难。其实，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传统媒体都是明日黄花，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到卸去历史责任的关头，尤其是肩负一定历史责任的各级党报；其次，谁都不应该将自己固化在传统媒体的框框内，新老媒体完全可以互相衔接、相融共济、衍生发展，党报完全具备利用新媒体的条件。二是认为现在各类新老媒体竞争充分，社会上声音太杂，舆论太多元，留给党报党刊的机会很少，空间有限，发挥余地不大，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其实，恰恰因为媒体五花八门，导致舆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所以留给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机会也就多了起来。这里关键看你能不能看到问题，能不能把握住大局。多元的声音和繁杂的社会现象，恰恰给我们带来的是问题、是思考、是题目，需要我们做出积极的回应和引导，需要我们有所担当，也给了我们担当的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担当不光是愿不愿意、想不想和敢不敢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这当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观念的问题，能力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队伍的问题，人才的问题，技术能力的问题，资金的问题，等等，很多。由于篇幅和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展开论述，这里想单就文风问题谈点看法。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在舆论引导中发挥本该发挥的作用？文风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前不久，有人在网上讨论所谓“共产中文腔”。且不管其动机如何，不管其是否偏颇，是否有意还是恶意，但它确实说中了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某种文风，值得我们思考。有人提到“人民日报腔调”，其实，泛指的就是党报。说网友们集思广益，总结了几点：首先是得注意宏观，多从大局出发，突出群体意识；其次要嫌鄙逻辑，直奔结论。比如要多说：“……根本就是这么回事！”还有要在打官腔时多用通俗动词，并将词汇冗余度堆砌到精神病一样的水准：“搞”活经济，“伟大祖国文化瑰宝的璀灿明珠”。此外要尽量过度使用词汇，比如一切冠以“文化”：音乐文化、旅游文化、电视文化、官场文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说话可以听起来像咏唱：“……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问题。会议指出要以……和……为突破口，通过协调……、规范……，化解……，维护……，促进……，保持……，有效应对……，为……和……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以上是未加编辑的网上一些原话，从行文、语法上看多有不规范之处，我引用主要是想让大家看看网上的一些反映。说得也许不对，但听听对我们改进文风没有坏处。文风问题确实在阻碍我们，不光影响声誉，同时影响传播效果。再正确的东西，如果没有人听，就是西北风；再权威的话语，如果招致反感，也一钱不值。一句话，文风问题是事关话语权的问题。而在今天这个大环境、大背景下，一个执政党如果丧失了话语权意味着什么？大家应该可想而知。说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也许重了。但是不是与此相关？

当然，出现和存在不好的文风，不光是媒体的问题，全党都有责任。开会、讲话、作报告，都有文风问题。但媒体毕竟是大众传播工具，尤其不能忽视这个大问题。现在，也有许多好的例子，大家都在积极认真地探索，包括《桂林日报》。今天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定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与党报带头改进文风”这个主题本身，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新闻媒体来说，在文风问题上，有一个转变很重要，即变“宣传思维”为“新闻思维”。我们以前常常批评西方舆论的欺骗性。但有没有想过？他们往往是把宣传变成新闻，而我们却习惯于将新闻变成宣传。他们把宣传变成新闻，受众相信了；我们将新闻做成宣传，受众不愿意听、不愿意信。谁聪明？谁傻？当我们更多地从宣传角度考虑问题时，得到的是较差效果；而从新闻出发，尽量淡化宣传，往往容易被大家接受。可见这个思维转变很重要。〔何加正：人民网原总裁、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以改文风正党风带民风

文风，一般指语言文字所体现出来的风格，也指文德教化之风。东汉王充的《论衡》、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都论述过文风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文风，当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文字风格。因为我们召开的是党报学术年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与党报带头改进文风”，大家都是把文风与党风、党报联系起来谈的，这也体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党言党”吧。

与党风联系起来看文风，那么文风就不仅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它是评价党风的一把重要标尺，也是观察一个政党的重要窗口，它的好坏不仅决定了文章的影响力，还直接反映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作家王蒙说过一句话：“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她的文风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话说得虽然尖刻些，但很有道理。一

文风是个老话题，从延安整风就开始讲。当时毛泽东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就有改进文风的明确要求。他尖锐地批评党内存在的“党风有些不正”、“学风有些不正”、“文风有些不正”的现象。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他还告诫全党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力戒假话空话。在他看来，“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党一到重要发展时期和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就开始整顿党的作风？就开始整顿文风学风？

综观古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有一套完整的党风建设理论和党风科学概念；也没有哪一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如此重视整顿党风，如此重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因为我们党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深深懂得，整顿党的作风，是从严治党的、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更是深深懂得，一个政党是否人心所向，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政党的作风。70多年前，第一次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启了我们党思想革命的征程。从此，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整风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隔一个时期就会开展一次，远的不说，近20年间我们就亲身经历过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我们新闻界自己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和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加强党风建设的有效载体和手段。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特色，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正是因为我们党不断加强作风建设，才与人民形成了血肉联系，为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二

今天我们党重启文风话题，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强调，一定要下决心改进文风，坚持把改文风这条路走下去。我认为这是思想上的新发动、作风上的新起航，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意义，很有现实针对性。

改进文风可以端正党风，也可以带动民风，有着文德教化、凝聚民心的力量。毛泽东当年说过，“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今天，我们要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任务，就必须要整肃作风，改进文风，并用改文风来促党风、带民风，这是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清醒之处、智慧之举。改进文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谓抓住了要害。

改进文风需要典范，党的领导人的文风，就是最好的风向标。毛泽东同志就是好的文风的典范，习近平同志近来一系列重要讲话，也是好的文风的典范。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度集体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同志开头一句“让大家久等了”，就让人感到新风扑面、语言平实，不照本宣科，更不使用政治术语。他的一系列讲话，明确了什么是好的文风，直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习，中央还就改进文风会风提出了“八项规定”。这些，都凸显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的作风。新一届领导人以文风之变拉近官民距离，以改文风来正党风、带民风，开了一个好头。

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好的文风，其实十分简单，就是“短、实、新”。文章要短，要删繁就简，需要有知识储备和文化底蕴；文章要实，要注重深入基层调研，言之有物；文章求新，要克服形式主义作风，有新思想新表达。

好的文风，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实践。深入基层接地气，认真调查研究，就会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就容易被群众接受。

坏的文风，其根子在于作风不端。当前文风上的“假、长、空”，既是文字与表达的问题，更是思想与作风的问题。文章华而不实、长篇大论、不接地气，是因为缺少深刻的思想，缺少讲真话的勇气，缺少群众观念。三

改进文风，党报要率先垂范。党报是新闻战线的“国家团队”，是群众看党风的直接窗口，在改进文风上先行一步，是责任使然。党报改进文风，就要认真“走转改”，从实际生活中发现线索、选定题材、挖掘新闻，使报道的内容、形式、语言、风格更加贴近群众的需求。做新闻工作，真实是前提，人民是中心，朴素是基础，准确传递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就是好的文章！真理是朴素的，好的文章也是朴素的。文风朴素，言简意赅又充分说理，是新时代的新要求！

这里特别说说“充分说理”。改文风除了“短、实、新”，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还应有充分说理的自觉。新闻是传播的艺术，也是说服的艺术。过去人们调侃我们是“人民体”、新华社是“新华体”，就是在讥讽我们的文风。这种文风的特点就是不充分说理，文章主题足够宏大，论点不容置疑，堆砌文辞，虚张骄矜，行文像宣言、箴言、判词，不能给读者心悦诚服的阐述。所以，我们党在历史上不断要求改进文风，实在是必要的；改进文风要求党报带头，也实在是必须的。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特别需要充分说理的时代。过去在党报的标题里，多有“要……”、“必须……”、“只有……才能……”，现在版面上这样的字眼少多了，鲜活的、有时代感的语言多了起来。说理的时代就要求我们的记者在行文时，除了及时、准确、生动，还要有说理的自觉和说理的水平，真正做到“更知情、更见势、更明理”。

努力改进文风，创新舆论引导方法，提升舆论引导艺术，是我们党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的重要内容。今天，中央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确定内容”、“善于运用鲜活的语言说明事物、表达观点”、“力求篇幅简短精炼”，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当勉励改进，让党报的文风更加清新。〔温红彦：人民日报社政治文化部主任、高级编辑〕

什么样的大学生进了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自1948年6月15日创刊之日起，便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新闻人才，也培养了一代代优秀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是在战争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初期组织形式带有鲜明的战争特点。考察其组织人事制度，根据早期历史记录和当事人回忆，接收新人进入编辑记者队伍都通过组织选定、组织分配的方式实现，而且这种状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下同）分配方式的改革，从1995年起，人民日报改用招聘考试的方式聘用大学毕业生。这种方式引入鲜明的竞争机制，调动了应聘者和招聘者两方面的积极性，用人部门直接面对应聘者，通过笔试和面试相加的方式进行选择，增加了聘用新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实践中受益明显，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

人民日报（以下简称报社）的公开招聘通常进行综合性笔试和面试。最初10年，报社人事部门通过社内或社外定向委托的方式确定笔试题目，考试后通常由出题人评卷。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每年都有大量应届毕业生需要就业，应聘人数迅速增加。进入21世纪以后，每年报考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岗位的应届毕业生通常在5000人以上，而且逐年增加；而报社每年可以接纳的应届毕业生约在30—50人左右，应聘和聘用人数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落差。

为了使报社周期性的招聘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专业化，具有越来越强的公信力，从2005年开始，报社人事部门委托专业考试机构命题和判卷。根据笔试成绩，通常按照预定聘用人数的3—4倍确定面试人数，然后将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按4:6的比例计算出总成绩，再根据成绩排名按1:2的比例向用人部门推荐面试。这样，进入面试的应聘者最终有三分之一被聘用。

从2005年至2012年的8年间，人民日报总共接收了287名大学应届毕业生。本文将从入社人员性别比例、年龄分段、学位比例、填写籍贯、毕业院校这5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入社人员的性别比例

改革开放后社会迅速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女性人才的大量涌现。进入21世纪，我国内地高等院校在校生的男女比例渐趋平衡，在文科专业方面，女性在校生甚至超过了男生。这个情况在新闻和中文专业表现得相当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新闻专业的男女生比例已比较平衡，进入新世纪后女生人数大多超过男生。图1　2005—2012年聘用人员的性别总比例

进入21世纪后，报社新聘用应届大学生的男女性别比例大致保持在6:4左右。2005年录取的35人中，男27人，女8人，这一年差距较大；此后的比例差距趋于缩小，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几乎是平衡的。二、入社人员的学位图2　2005—2012年聘用人员的学位总比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由于年轻一代受教育时间延长，入社应届生中的硕士研究生比例超过本科毕业生，成为入社人员的主流。从笔试和面试成绩看，硕士研究生的成绩总体上好于本科毕业生。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趋势仍然明显。

根据统计，这一时期入社硕士研究生比例为73.52%，本科生21.6%，博士研究生4.88%，大致上每年聘用的博士生最多为3人，通常为1—2人。值得注意的是，每年大体上都保持了这个比例。三、入社人员的年龄段分布

聘用的应届毕业生年龄主要集中在21—28岁之间，最小为21岁，最大34岁。

比例最高的是25岁年龄段，达25.44%；24岁年龄段排第二位，为22.30%；第三位是22岁年龄段，比例已明显缩小，为15.68%；第四位是26岁年龄段，11.15%；第五位是23岁年龄段，10.80%。此后出现比较明显的落差，位列第六的是28岁年龄段，比例降为4.53%；第七位为27岁年龄段，3.83%；第八位是21岁年龄段，3.14%。此后再次出现较大落差，第九位的29岁年龄段比例降低到了1.39%。图3　2005—2012年聘用人员的年龄段比例

这个年龄时段的比例，与硕士研究生所占比例最高是一致的。一个连续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时，年龄通常是25岁。笔试加面试的聘用实践表明，连续接受全日制教育的硕士研究生，总成绩较好，受聘用的几率较高。四、聘用人员的籍贯分析

在现代社会人口迁徙频率越来越高的环境下，应聘人员填写的“籍贯”已越来越不确定。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人口的迁徙率还是比较低的，在籍贯统计中仍然可以发现趋向性。

根据统计，这8年中，聘用大学毕业生“籍贯”中最多的是山东，达21.25%。第二位的河北与河南籍人员并列，比例均为9.06%；第三位湖北，8.36%；第四位湖南，6.62%。排在其后的是“两江”，即江苏和浙江，也是并列，总比例均为5.92%。排在前5位的7个省聘用人员总比例即达到了66.19%，明显超过一半。

在此之后的排名依次为辽宁、陕西、江西、山西、北京、四川、福建、吉林、黑龙江、重庆、安徽、甘肃、海南、天津、内蒙古、宁夏、上海、云南。

这8年的聘用人员中，未见有填写广西、广东、贵州、西藏、青海和新疆这6个省区籍贯的。这6个省区中除广东外，均为西部省区，或许表明来自那里的大学毕业生生源较少，因而应聘者比例相应较低，获得聘用者的几率更低，甚至为零。

分列第22至25位的内蒙古、宁夏、上海、云南4省市中，8年中每年只有1人得到聘用入社，人数之少甚至可以略去不计。上述4地中的内蒙古、宁夏、云南均为西部省区，而几乎缺列的上海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另一个完全缺列的广东则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这个数据或可从一个方面表明，这段时期聘用入社人员有两个少：来自最发达省市的少，来自较不发达西部省区的也少。聘用者中较多的来自长江以北的东部省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籍贯”一栏填写的基本上都是父亲的祖籍地，个别的是父亲的出生地，在变革中的社会里，此项填写将随着人口统计的科学化和规范化，逐渐被填表人的“出生地”所取代。五、聘用人员的毕业院校

此处所谓的“毕业院校”，是指毕业生取得最高学位的全日制大学，通过此项分析可以发现哪些院校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应聘竞争力。报社每年新待聘岗位除新闻专业外，还包括计算机、财经、秘书等多种专业需求。图4　2005—2012年聘用人员的毕业院校比例

统计表明，报社聘用比例最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占总数的15.33%；第二位是北京大学，14.63%；第三位是中国传媒大学，8.36%；第四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8.01%；第五位是清华大学，7.67%；第六位是武汉大学，6.97%；第七位是复旦大学，5.92%；第八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3.14%。

除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上述大学（研究所）的毕业生有很多来自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秉承了传统学科优势，该校新闻专业毕业生在竞聘中具有优势，中国传媒大学相近学科的毕业生已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则在紧紧追赶。

上述聘用人员中，有3人是境外大学（英国卡斯商学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都是2011年以后聘用的。同时，因为有派驻国外记者的多种语言需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具有明显优势。

根据统计，8年来总共有45所大学（研究所）的应届毕业生被报社聘用。

由于应聘人员数量庞大，“第一学历”标准在应聘者能否获得笔试资格上起到了明显作用。在应聘人数激增至万人以上、每年聘用人数始终保持在两位数的时候，为减少笔试规模，人事部门在审阅报名登记表时会参考“第一学历”，即应聘人的本科学历进行筛选，使获得笔试资格的应聘者首先向著名大学本科生、尔后又取得硕士学位者集中，拥有“双名校”资历者更容易获得笔试资格。

总体上说，人民日报采用笔试加面试的公开招聘方式聘用应届大学毕业生，取得了用人部门较为满意的评价，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种方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钱江：《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张海萍：人民日报社报史组研究人员〕

论党报的群众观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下称“8.19重要讲话”）时说，要多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作为党的宣传主阵地和舆论引导的主力军，党报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只有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在办报实践中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才能肩负起党报的神圣使命，切实增强党报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在继承与创新中践行党报群众观

什么是党报的群众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既是党报群众观的理论精髓，也是党报践行群众观的重要路径。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报的神圣职责和独特优势。党报是党的重要执政资源，是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领主流舆论、巩固执政基础的重任。

党的宗旨决定了党报的历史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新闻宣传中的主体地位。可以说，党报的群众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党报的群众观作出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必须密切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列宁指出，党报应该发挥宣传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毛泽东强调，党报是党的耳目和喉舌，办新闻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关于党报群众观的论述一脉相承，都要求全体新闻工作者始终牢记宣传好人民群众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新闻宣传的主体。习近平同志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我们要理解其深刻含义，自觉践行党报的群众观。

坚持群众路线是党报的优良传统。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当年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就是实践“群众路线”的典范，大量开办民生专栏，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生动地宣传党的主张，“替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为自身在解放区、国统区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通过报纸与人民群众交流，扩大了共产党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影响，促进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报群众观在新时期的创新实践。在新时期，继承党报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载体形式，创新践行党报群众观。全国新闻战线正在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正是党报群众观在新时期的一次创新实践，是对新闻工作者进行的群众路线再教育。在新时期，党报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就必然要求新闻采编人员转变作风、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坚持“三贴近”，用群众的生动实践，用群众鲜明活泼的语言，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群众关心的事。新闻的源头是实践，群众是新闻的主角。只有到群众中去，到新闻现场去，才能掌握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掌握大量丰富、真实的报道素材。这要求党报新闻工作者将“走转改”落到实处，要全身心融入基层、贴近群众，切实改进文风，真实记录群众的生动实践，讲群众爱听的话，写群众记得住的事，深入发现蕴藏在群众深处的平凡与伟大，真正实现新闻工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在内容生产与传播中体现党报群众观

在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下，践行党报群众观，既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面临创新传播的难题。党报必须有勇气、智慧和担当回答好这些问题，着力在内容生产和新闻传播上体现群众观。

党报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复杂的社会矛盾。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党报如何在坚持正确导向、主动服务大局的前提下，真正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二是多元化的思想认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的开放度提升，人们的思想认识日趋多元，各种思想观点不断碰撞，舆论引导难度增大。党报如何引导社会主流舆论、有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前，有些党报采编的宣传化倾向、经营的固化模式、发行的体制依赖等起到了逆推的作用，使党报显现出“关门办报”的倾向。在此情况下，一些党报新闻工作者的“指导”意识过强，服务意识不够，认为自己是舆论引导者，比群众高明，不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有一些编辑记者习惯于跑会议、拿材料；有一些记者习惯于盯着上层、跑机关，认为基层群众中没什么新闻；有一些人陷入“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小圈子，迷恋于自弹自唱的小情调。因此，必须坚决防止党报脱离群众、不接地气的问题，坚持在采编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党报群众观。

在党报内容生产上体现群众。观把群众满意认可作为新闻选材的重要标准，让群众关注、开心的事上头版、上头条，让普通百姓的事迹和故事成为报道重点，是党报群众观的具体体现。面对读者需求和群众需要，党报必须具备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不断改进创新，不断提高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为此，党报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前提下，必须更加坚定有效地践行党报群众观。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摒弃单一的、单向的灌输理念，确立“开放、互动、分享”的传播理念，切实贯彻落实群众路线。要准确地研究新形势下的读者接受心理，明确“对谁说”以解决定位问题，确定“怎么说”以解决方式方法问题，界定“说什么”以满足需求问题。

一是在新闻选择上，要始终紧扣“两结合”。要找准党和政府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结合点，作为党报新闻报道的切入点，作为党报报道内容的主要价值取向。党报新闻工作者要胸怀全局看问题，重心下移找选题，心中装着大局，笔下多写群众。做到“两结合”，党报新闻才能有底气、接地气。找准结合点，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党和政府三令五申、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东西作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弘扬正气，疏导热点，以建设性监督促进社会进步。

二是在报道方法上，要不断创新话语体系。一段时期以来，有的党报创新不够，习惯于板着面孔，说着官话套话，这是党报读者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党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新闻宣传规律，力减工作味、八股味，力改说教式、灌输式，勇于创新话语体系，采取平等式、互动式、交流式的报道方式，用老百姓的视角，说老百姓的语言，写老百姓的感受，回答老百姓关注关心的问题。《安徽日报》在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中，提倡清新、朴实、活泼的新闻文风，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安徽日报》还将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文风有更大改观。

三是在传播方式上，要构建互动分享平台。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的作用，不是被动地反应，而是主动的、具有推动写作进程的功能。党报必须放下身段，注重搭建与广大读者互动的平台，不能把报道单向地看成是记者的创作。当今时代，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党报舆论引导既要真诚地表达民意，又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在多样化的诉求中寻求共识。特别是面对涉及观点分歧、认识模糊的热点难点问题，党报既要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又要客观公正，敢于直面复杂矛盾，主动创造互动空间，积极疏导社会情绪，巩固主流价值观念，寻求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在党报新闻发布上强化群众观。新闻发布是新闻生产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新闻的传播效果。一是要创新内容，权威发布。新闻宣传的内容创新，要抓住党和政府关注、广大百姓关心的结合点、共鸣点，抓住宣传主题与新闻元素的契合点、碰撞点，必须做到观点权威、事实权威、数字权威、分析权威、细节权威、结论权威，才能实现权威发布。二是要创新形式，独特发布。在新闻工作实践中，形式创新的手段有多种，而其中的重点是抓好群众普遍关心的独家新闻。创新新闻形式，必须不断培养和提高采编人员的发现力、敏锐力、判断力、反应力、执行力、表现力，才能更好地实现独特发布。三是要创新方法，有效发布。要提倡和发扬新闻业务民主，营造创新环境，鼓励采编人员尝试探索。新闻的有效发布，在于新闻的普遍关心、共同兴趣度，在于突破行业、地域的覆盖度，在于对社会、对受众的影响度，在于对媒体品牌的提升度。四是要创新手段，及时发布。在全媒体时代，新闻报道更需要创新手段、传播技术、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使新闻报道提速。为此，必须站在第一高度，讲究第一发现，力求第一时间，重在第一现场，找准第一落点，争抢第一发布。五是要创新文风，生动发布。新闻文风的创新，其目标是：真实、简洁、鲜明、深刻、清新、朴实、生动、活泼。要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记得住。在现代传播与媒介融合中落实党报群众观

科技不断改变着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同样深刻影响着党报践行群众观的路径选择。党报的声音要更权威、更具影响力，以更好地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准确地把握新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特点，在现代传播与媒介融合中落实好党报群众观。

在信息传递中确立群众主导地位。新媒体迅猛发展，使互联网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党报必须占领和主导这一重要阵地，做到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固然有反应迅速、即时海量等特点，但信息发布审核机制的欠缺、信息来源的纷繁复杂，导致其内容泥沙俱下、真伪并存、良莠不分。同时，网络特别是微博、微信等微传播方式过于碎片化，无法承载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复杂事件刨根问底式的调查，无法承载起社会各界对公共话题深刻、严肃、有价值的追问和思考，反而易在只言片语的观点宣泄中造成非理性的喧闹。相比之下，真实性、权威性和深刻性，正是党报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是社会公信力之源，是联系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可靠的新闻发布者、参与者和引导者。党报要把握正确导向，用权威、真实、深刻的新闻发布与新闻解读，积极引导舆论，营造理性、客观、平和的公共参与精神和公共讨论氛围。事实上，这也是群众对党报的真正期盼所在。近年来，在多起网络热点话题，特别是因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浪潮中，每当真相扑朔迷离、各种观点激烈碰撞之际，来自党报的信息，因其代表官方发声，总是为公众所特别关注，往往起到廓清迷雾、稳定人心的重要作用。《安徽日报》2013年2月22日开设了“记者求真”栏目，以记者的深度调查，探求事件真相，回应百姓关切，消弭认识误区，积极传递和谐社会正能量。

在多样化传播中主动为群众发声。党报在充分发挥权威性、公信力优势的同时，必须主动出击，在新媒体上开疆拓土，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近年来，微博在设置公共话题、影响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微博因其信息来源广泛、发布即时快捷的特点，屡屡成为舆论的主战场。《安徽日报》也于2012年年底开通了官方微博，坚持群众观点，采用群众视角，积极为群众发声，及时正面引导舆论，策划了“关注合肥机场转场”、“关注皖北滞销大白菜”、“聚焦雾霾天气”等一系列有影响的“微直播”和报道，引起了广大粉丝的热议和共鸣。在微博之外，微信正逐渐成为新兴传播平台，《安徽日报》正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及时跟进，打好主动仗。《安徽日报》官方微博在适应传播方式改变的同时，还不断加强传播语态的创新，采用网民愿听、爱听、听后难忘的网络语言发布信息，表达观点。

在媒介融合发展中满足群众需要。党报要加快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加快创新传播业态，为群众提供易读、耐读、权威性强、服务性高的优质数字化新闻产品。同时，要注重加强新闻产品的营销和策划。一是探索建立适应党报新闻产品多样化的销售终端。技术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党报创新宣传方式、服务广大群众的重要路径。通过新闻信息资源整合，融入言论观点，发挥技术优势，党报将受众导入新闻产品和服务平台中。近年来，《安徽日报》在报网融合中，已由当初的单一文字、图片发布，发展到现在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论坛、微博、微信互动、PC（个人电脑）、手机、PAD（平板电脑）、电视等全媒体、全终端传播形态。二是探索内容提供商与渠道运营商的结合模式。党报依托独特雄厚的采编资源，编发具有公信力、感染力的新闻信息，然后提供给各个媒体和渠道供应商。通过这种方式，党报不仅跻身于信息发布平台行列，由多种传播媒介扩大其影响，还进一步提升了党报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汪家驷：安徽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体系创新

大数据的“海量、高速、多样、精确”等特点，使其成为21世纪的“新石油”和全世界下一个创新、竞争和效率提高的前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建立透明政府、加速企业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浪潮。如何推行大数据战略，挖掘和放大数据价值，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时代性课题。一、数据强国，数据治国——“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提出四大机遇

大数据孕育着大机遇。大数据既是战略资源、技术创新，也推动社会管理、领导决策、企业运营和生活应用等方面的变革。

一是“数据治国”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海量搜索、超级计算，可以挖掘、整理出巨量数据，这时人们处理的数据就从样本数据变为了全部数据，从注重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向了对相关关系和相互联系的关注。大数据的包容性、关联性将模糊政府各部门间、政府与社会间的边界，有助于节约行政成本，消除“信息孤岛”现象，从而提高部门间的协同办公效率和水平，提升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二是“数据决策”是科学执政的客观要求。现代社会系统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直接冲击着经验式的政府管理模式。通过搜索引擎、访问记录、App（即第三方应用程序，英文全称Application）追踪、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全面的、动态的、定向的分析，特别是机器的“自我学习”、“自我建模”，能帮助人们从大数据中提取新的、有价值的见解，这既可以提高政府决策效率，又可以增强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例如，基于大数据技术，财政部门可以按需掌握各个部门的财务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更准确、更高效地作出财政决策。

三是“数据挖掘”是政府应急的迫切需要。大数据为我们观察复杂社会舆情提供了“显微镜”和“广角镜”，通过对大数据的关联分析、比对分析和综合分析，能监控热点事件，发现事件的苗头和趋势，进而为政府的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提供科学、精准的数据支持。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预判某时某地禽流感的爆发及其传播源头，较之医院的报告，能更早为疫情的防范和及时处理提供有效信息。

四是“数据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将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应用到国防、反恐和安全等领域，对各部门搜集到的相关海量信息进行超级计算和数据处理，能有效地解决情报、监控和侦察系统力量相对不足的问题，并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获取清晰、精准的情报信息，从而有效地增强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保障能力。

正因为如此，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机构的重视，并竞相制定、实施各自的“大数据战略”。2012年联合国发布大数据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并启动“全球脉动”倡议项目，旨在推动数字数据和快速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创新。2012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视为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

大数据在中国也已启动并驶入“快车道”，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正多方位布局。国家发改委和中科院2013年5月启动了“基础研究大数据服务平台应用示范”项目，上海在推进大数据研究与发展三年（2013—2015）行动计划，山东也成立了农业大数据战略联盟。二、“棱镜”下的大数据隐忧——“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带来三大挑战

大数据带来大挑战，大数据时代给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有效保护个人隐私等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是打响“数据权”争夺战，“信息主权”和“网络安全”亟待维护。事实证明，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已成为国家的核心资产，谁先掌握技术谁就占据主动；谁能用好大数据，谁就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美国原情报人员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事件”让各国政府意识到了“数据主权”的重要性，看到了在网络和电信核心技术上依赖个别国家的恶果，看到了网络信息战、网络信息霸权、网络恐怖主义和信息越境流动等对国家安全构成的新威胁。争夺数据归属权和控制权，加快自主创新以保护“数据主权”，已成为多国共识。其中之一是数据具有权力属性、力量特征，它不仅改变了权力来源的逻辑，还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方式。当数据转化为与某一制度性权力结构相一致的知识结构系统时，数据就成为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数据的运用就具有了权力的政治色彩，成为维持社会运转、巩固政治基础的工具和力量。由于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信息时代的权力明显地向掌握专门知识和数据信息的部门转移。政府管理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和数据信息的双重优势，不仅可以延展权力运用的时空，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催生“数据治理”模式；而且当我们的一切行为与生活都可以“数据化”的时候，掌握这些数据的公司便像是拥有了一座蕴藏丰富的金矿山。为此，各国之间与政企之间展开了对海量数据占有、控制、分析、处理的主导权亦即数据权的争夺战。

二是呼唤大数据“炼金术”，将“大数据”有效地转化为“大洞察”、“大应用”。当今大数据的运用仍面临着多种技术难关。如何获取、存储、分配、提炼、处理、集成、分析、利用、管理大数据，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资讯和信息；如何对浩瀚繁杂的大数据进行去冗降噪，去除网络水军、僵尸粉丝等堆砌的“脏数据”，追溯数据的出处，并回溯至经过验证的信源，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均需要“火眼金睛”和“真功夫”。

大数据亦可视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它要求以创新的思维和技术去分析海量数据，揭示其中隐藏的人类行为和思维模式，由此预测未来趋势，创造新型产品和服务。同时，过度依赖大数据分析也可能束缚创新，这警示我们必须突破“互联网滤泡”“一叶障目”的窠臼。

三是数据开放与安全保护之间尖锐博弈，要求技术与法制双轮驱动。数据开放是硬道理，信息安全是软实力，如何促进组织间的数据共享和个人隐私保护，运用技术和法制尽量防范不可避免的技术漏洞，推动大数据产业及其应用的科学发展等，为大数据产业“保驾护航”，对政府管理来说都是挑战。三、大数据，新作为——“大数据时代”对政府治理的对策建议

现代意义上的历次技术革命，我国均扮演着学习者和模仿者的角色。在这次由大数据推动的新变革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最小，存在着“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可能。一方面，对于以开源为主的大数据来说，迄今为止还未形成绝对技术垄断；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互联网、手机大国，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2倍，手机用户是美国的3倍，这决定了我国的数据资产规模将领先全球，客观上为大数据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要从全球战略竞争格局出发，加快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充分利用大数据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真正做到“用豆腐做出肉的味道来”，以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来更好地推动政府管理创新。

一要强化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大数据发展规划，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明确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重点、空间布局和保障措施，制定支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鼓励民间投资，建立行业联盟，形成行业标准，构建大数据研究平台，布局人工智能、商业智能、非结构化数据处理、非关系型数据库管理、数据的可视化以及网页搜索等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为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政府管理和国家安全提供技术体系支撑。

二要强化需求导向，加快推进大数据的创新应用。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掌握规划建立不同行业领域的专题数据库，推动行业数据深加工服务；推动大数据技术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融合，促进大数据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嫁接，支持大数据成果转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要指导互联网行业企业掌握完整自主的大数据核心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应用创新，提供面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大数据服务；要面向能源、金融、电信等生产性行业，引导企业参与，发展数据监测、数据分析、商业决策等软硬件一体化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面向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需求，利用大数据对社会人群进行细分，提供各种针对性服务，发挥大数据在生活服务和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要强化服务意识，加快推动政府2.0建设（即一种政府形态；通过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和社交网站、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社会工具的应用，搭建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作为政府为民众服务的平台）。要树立大数据观念，在工作中强调大数据的关联性。横向看，信息收集范围要涵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各领域；纵向看，要将管理工作延伸至信息浓缩、数据深挖、舆情跟踪、关联舆情构建与大舆情预测等在内的各环节。要搭建关联领域的数据库、舆情基础数据库，推动不同部门的业务管理系统“集成化、一站式、协同和整体”在线运行。要提高政府数据的公信力、透明度，打造“透明政府”、“数据政府”，通过高质量的在线服务推动政府治理范式的转变，使公共管理和服务更快捷、更公平、更直接。要借助大数据决策支持系统，科学、准确、及时地挖掘、分析、处理大量数据信息，动态、准确地掌握民众需求，使舆情和数据服务突破个案分析和危机解决的范畴，服务于政府科学决策、科学管理。

四要强化安全措施，加强数据信息安全保障。适时制定《数据信息使用和公开保护法》，加强对数据“所有权”、“隐私权”等方面的法律保护，将数据信息安全保障纳入法制轨道。鼓励在确保隐私、机密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数据，降低公众获取和利用政府数据资源的难度和成本。推动建立全国数据信息管理中心和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建设统一的数据信息监测平台、信息核实平台、曝光平台和用户信用平台。加强数据追踪、监控和管理技术研发，加大对数据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安全维护力度，确保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数据信息安全。〔佟力强：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挺进“三个深处”，努力改进文风

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纸媒普遍面临着读者被新媒体大量分流、广告发行增长停滞下滑的挑战，甚至出现“报业严冬”、“纸媒消亡论”等一系列沉重的话题。在这当中，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主阵地的党报，比一般纸媒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如何在新形势下赢得生存发展，如何在挑战中突围而出，如何更好地肩负起引导主流舆论的重任，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主动发声、打好主动仗，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文风问题就是作风问题

一切问题都有其表象和内在。当前纸媒尤其是党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表面看是新媒体崛起和形势变化等外部因素所带来的，而究其根本，却是纸媒尤其是党报自身的问题——作为党报，能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内涵，能不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自己的实践，能不能在变化发展中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自己，能不能在深入群众、引领时代、改进文风上取得更大突破——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努力破解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指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2012年以来，在全国新闻战线深入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下简称“走转改”活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刻回答了当前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新局面。

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下称《讲话》）。他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高屋建瓴而又生动具体地阐述了党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基本遵循，科学地回答了宣传思想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了许多新的概括和论述，是全党全国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和发展，为广大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党报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引，关键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深入理解和掌握其精神实质，并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讲话》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分析了其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战略意义，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民共同思想基础）的新命题，更加明确了“人民至上”的工作理念，要求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讲话》重点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向宣传思想战线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的重要要求，“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讲话》还大力倡导创新宣传思想工作的理念和方式，特别提炼了“大宣传”的理念，要求把握好时、度、效三个环节，不断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深入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根本指向是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对今天的党报新闻工作者来说，尤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对几个基本问题更加自觉：一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石，是新闻宣传工作的本质所在。在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新闻宣传工作的主体是人民，只有深入基层实践、贴近人民群众，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新闻报道权用到为人民服务上来，才能打动群众、赢得群众。二是新闻宣传要服务群众、赢得群众，首先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满足群众需求。只有贴近群众需求的新闻报道，才能牢牢抓住群众，让群众有“话说到心坎上”的感觉。三是新闻宣传要服务群众、赢得群众，关键是要把人民作为新闻报道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四是新闻宣传工作要服务群众、赢得群众，归根结底要靠能吸引人的新闻作品。

这些问题的深入追问，最终都要指向“群众路线”，指向我们的作风问题，指向我们的文风问题。文风绝不是纸上的问题，而是深层问题。文风决定党报的命运。互联网时代，党报能不能掌握群众，已经成为影响其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文如其人——什么样的作风，决定着什么样的文风。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这一切基本要求，决定着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巩固和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前沿阵地。党报的文风，必然是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对党报来说最终要落实在改进我们的文风上。在改革中挺进“三个深处”

作为诞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型党报，《新疆经济报》从一诞生起就面临着党报如何面对市场、如何赢得读者、如何扩大党报影响力的问题。《新疆经济报》创刊至今23年，也在推进新闻改革、改进党报文风的路上探索了23年。而支撑《新疆经济报》改革与创新的，是对报纸、新闻的认知与理解的不断深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引下对传统新闻理论的不断超越与突破。

回望23年来《新疆经济报》新闻理论的探索，有五大突破具有决定意义：一是对报纸的认知，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政治性、宣传性、工具性，明确了报纸的商品性、新闻性、启蒙性；二是对新闻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唯客观性桎梏，打出了“主观新闻”的大旗，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新闻形式；三是对人的把握，突破了简单化与概念化的误区，使新闻进入了人的“内宇宙”；四是对时代的把握，确立了“社会转型”这一时代母题，并抓住了这一时代母题创新新闻的内容和形式；五是突破了传统新闻表现空间的局限，进入了新闻资源的立体化、多维化开发阶段。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疆经济报》的新闻改革，那就基本上是丰富人的内宇宙。对人的认知和理解的不断突破，是《新疆经济报》新闻理论突破的重要体现。它不仅关注人的外部世界，更关注人的内宇宙；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活，更关心人的精神生活；不仅关注人的行为世界，更关注人的心灵世界。正是在发现“内宇宙”的基础上，23年来，“以人为本”成为《新疆经济报》新闻实践的一条红线。仔细研究《新疆经济报》，可以发现所有的稿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传播信息的；一类是用多种形式表现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以及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的。23年来，真正使《新疆经济报》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的，就是进入人的内宇宙的新闻。

新疆的社会转型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与外延。新疆在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草原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的问题，因此新疆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把新疆的自然特色、历史特色、人文特色、经济建设特色、民族特色、社会风情特色充分表现出来，就能构成《新疆经济报》的特色。新疆不仅是新闻资源的富矿，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新闻资源富矿，努力去表现这些特色——这是《新疆经济报》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多元的社会生活绚丽斑斓、无限丰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新闻的文化启蒙功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重要、更迫切。明确了时代的主题和报纸的启蒙职责，《新疆经济报》把言论特色作为新闻改革的重要方向，形成了突出的“言论特色”。新闻要承担社会启蒙的使命，新闻人自己首先要获得足以为公众启蒙的思想与智慧。以己之昏昏，不可能使人之昭昭。新闻记者如何构建自己处于时代前沿的认知图式，如何不断更新自己认识世界的参照系，这是根本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启蒙社会的使命，《新疆经济报》把记者编辑的理论学习放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思想、善思考的思想型记者、作家型记者，他们已经成为《新疆经济报》的核心竞争力。

在市场竞争中，《新疆经济报》不断引入新的新闻空间：一个是可感可触的有形空间，一个是无形空间。报纸要想避同求异，就要在这两个空间里进行创造性开拓。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新疆经济报》的新闻向多个新的领域挺进：一是进入领导干部的生活画面；二是在弱势群体中发展新闻空间；三是踏入常人罕见的空间；四是走进少数民族的生活领域；五是给读者描绘新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六是在无形世界开辟新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一条清晰的道路：从践行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到自觉追求走进基层、走进生活、走进内心的“三走进”，再到走进思想深处、生活深处、心灵深处的“三个深处”。从“短、新、实”到“新、深、活”

2011年以来，《新疆经济报》在“走转改”活动中启动了创刊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新改版，并抓住“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这“三个创新”，启动了历时一年多的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走遍新疆”，走遍新疆所有的地州县市，深入到乡村、牧区、社区，形成了“深入基层、深耕一线、融入群众、发现生活”的强大声势，从而把握住了社会脉搏，反映了时代精神，贴近了现实生活，深受广大基层群众的好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真诚地走进基层这个大课堂，在采访中吃苦流汗，方能体会人民群众的艰辛勤劳，增进对群众的感情，培养自身的坚强意志，锻造扎实的工作作风；只有在深入实际的调研中捕捉活鱼，才能摆脱空洞抽象的概念，写出散发出泥土芳香、饱含质朴情感的鲜活细节，形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短、新、实”绝不是零散的、琐碎的积累。在“走转改”活动中，我们既不鄙薄新闻的碎片化、叙述的精微化，但同时又努力使我们的新闻图景系统化。我们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提醒自己，要时刻心怀大局，深入思考，立体、全面、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新，反映生活的真。我们既要采到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珍珠”，还要用一条“主线”将它们串起来。这样我们的活动才会取得真正的实效，才能真正反映时代的全貌。《新疆经济报》是一张以创新改革为特色的新型党报，创新是《新疆经济报》始终如一的追求。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短、新、实”，在此基础上，《新疆经济报》还有自己的独特特色，那就是“新、深、活”。基层，说白了就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就是“老百姓当中”。正因为“群众是一切创造的源泉”，我们才说“基层是生活的源头”。党的生命力的源泉，就在于深深扎根于群众，就在于始终与老百姓保持着鱼水的真情、血脉相融的联系。党报的立身之本，更在于深深扎入百姓心里，不断融入生活深处，时刻传达群众心声。

树的根扎不进泥土，只能枯死；报纸的根扎不进基层，毫无价值；新闻的根扎不进人的内心深处，就永远是无本之木。总之，抓住了“人”这个核心，就抓住了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走转改”活动的深入，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我们的记者离基层生活越来越近，我们的报纸“鲜味”也越来越浓。从我们的报道来看，一篇篇散发着时代气息和泥土清香的报道，一个个活灵活现、血肉丰满的基层人物，一件件折射着时代特征的新鲜事……正在如百花盛开，从一朵、两朵，渐入佳境，呈现出花开烂漫的大势。

从“三贴近”到走进思想深处、生活深处、心灵深处的“三个深处”，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新闻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广，党报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晏果辉：新疆经济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转变文风，转向更专业

一条报道好不好看，关键是写得专业不专业；一张报纸办得怎么样，首先也看专业不专业。专业报自不必说了，即使是综合性报纸，不同领域的报道也是分专业的。就算是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也都有各自的专业。让我们的报道更专业，是转变文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专业报道、专业报和专业之间，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关系。之所以要一再讨论，是因为始终有三个困惑：一是我们到底需要多专业？二是我们的读者有多专业？三是我们能够做到多专业？我们到底需要多专业？

回答是，需要相对专业。

一般说来，就某个专业问题而言，机关里的处长比司长更专业，大主意却要司长拿；司长比分管副部长更专业，大事则要副部长来定；副部长比部长更专业，可是，决策要部长来拍板。这并非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因为上一级负责人站得更高、看得更全、想得更远。上一级负责人没有专家乃至下级那么专业，但不可不懂专业，而且应该了解更多专业，这样才能把握专业、超越专业。我们不妨把这种状态称之为相对专业。

办专业报或者写专业报道，需要的也是相对专业。对专业问题一点不懂，断然不行；像专家一样明白，不可能，也不必。比方水、大气、土壤、重金属污染等技术问题，党报跑口记者即使研究得再深，也不可能成为专家。就是《中国环境报》的专业记者，跟专家相比，也只是了解皮毛。但是，相对专业并不影响记者写出精彩的专业报道。因为，记者能够判断专业问题的新闻价值，可以把专业描述转化成新闻表达方式。记者明白专家说的是什么，且知道专家还想说什么，也能判断专家说的背景是什么。环境是一门专业，报道环境新闻也是一门专业。对环境记者或者环境专业报纸来说，前者是基础、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有些报道显得不专业，并非没搞懂技术问题，而是太生硬。就技术说技术，往往越说越复杂。在PM2.5刚刚成为热词的时候，很多报道试图解释得更专业、更具体，结果总觉得似是而非，甚至说得越细，读者越不感兴趣。后来发现，读者关心的不是技术数据，不是PM2.5的形成机理，而是空气质量怎么样，是政府有什么治理措施。PM2.5只是个由头，是个新闻素材而已。把由头和素材当成主体，就浅了、偏了。

强调记者要懂专业，当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记者还要驾驭专业。懂得多，是为了深入浅出，写得生动。为什么专业报的解读性新闻更好看，而某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却不得要领？因为长于专业分析而不太擅长驾驭新闻。为什么同一个事件，综合性报纸的记者可以比专业报记者写得深刻且大气，而专业问题的深度报道却往往大而化之？那是因为懂新闻而不大了解专业。有些著名记者，了解专业未必多，却能抓住实质。最重要的，是善于从新闻的角度看专业，从专业问题里面发现新闻。

现在报纸及其记者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专业不了解，又不会写新闻。很多记者参加发布会，签了到，拿了通稿就走，回去简单地删删减减就发了。这样的报道，既不专业，也不像新闻。我们的读者有多专业？

都说报纸是大众传媒，其实专业报是分众传媒，所谓分众就是小众，小众就是专业。有些人总想让专业报上报摊，那只能是个美好的幻想。综合类报纸也一样，不同领域的报道，只能面向感兴趣的读者，不能指望所有读者都关注。而感兴趣的读者、关注的读者，也就是专业读者。

要了解读者有多专业，先要理清报纸与读者的关系。以往的研究结论有两种倾向。第一种认为，媒体要统一受众思想，以正确的观点去左右受众。最典型的就是某些大报，倒退30年，就连刚进报社的年轻小记者，一张口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第二种观点认为，媒体是个平台，应该让受众充分发言，媒体的信息和观点能够激发受众的兴趣就行了。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也都不完整。在多元价值观的背景下，要求事事都要统一思想，媒体是很难办到的。除了重大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这种不同必须有边界，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过去报人总觉得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是舆论的中心。现在应该去中心化，哪一个媒体都不可能以自我为中心。办报思路应该是开放的，跟读者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给读者的感受应该是体验式的。

理清报纸与读者的关系，就知道应该怎样适应读者、引导读者了。从一般专业到最专业，都是我们的读者。既然报纸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既然跟读者的关系是互动的，那就应该了解读者、尊重读者。写专业报道，办专业报，关键是要把握好分寸。太专、太深了，一般读者看不懂；太浅了，轻飘飘的没分量。专业报道与读者的关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曰共识，亦即报道的内容和观点专家认为说得对，有道理；二曰共鸣，就是大多数读者看得懂，觉得开眼界、长见识。这样的报道，专家和普通读者看了都有收获。专家想说，而未必说得这么生动，谓之言所不及；普通读者则是思所未及，甚至有惊喜之感。

现在的有些专业报道，不是从读者角度考虑，而是自我欣赏，或者缺乏举重若轻的表达能力，要么太艰涩，要么太肤浅。前者普通读者看起来费劲，往往忽略不读。这样的报道可能比较专业，可是再专业也比不上学术论文，因此专家也不感兴趣；而太肤浅的报道，专家自然看不上，普通读者也觉得索然无味。我们能够做得多专业？

这里可以举两个实例来说明。2013年7月，各大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两条消息：一条是《环境保护部通报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另一条是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规划《投资四百亿提升环境监管能力》。这两篇报道内容都很好，但是缺解读。

第一篇报道，数字很多，特别专业。这些数字是各级监测部门提供的，经过了环境监测总站和环境保护部相关部门研判之后归纳处理，可以说很全面、也很专业。但是由于太专业，所以需要我们去解读。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

第一，通报指出，跟2012年同期比，2013上半年环境状况没有太大变化。没有变化就是恶化，因为2012年同期有过定性分析，那就是：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说明2013年还在继续恶化，那就是恶化之恶化，而且量的增加会产生质的变化。

第二，通报提出，2013年上半年沙尘对天气影响大。也是一堆数字，说明了现在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沙尘问题还没解决，也就是说粗颗粒物的问题还没解决，细颗粒物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了，这说明中国环境问题越来越复杂。

第二篇报道，国家决定“十二五”期间投资400亿提升环境监管能力。新闻很好，但是没有解读，看不出它的意义。

解读这篇报道，需要3问：400亿多不多？400亿覆盖面全不全？400亿能不能够真正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第一，400亿多不多？“十二五”投资400亿，相比“十一五”150亿，大大增加。但是相对环境监管的艰巨任务和环境监管的复杂形势，这个数字不多。

第二，覆盖面全不全？看似很全，其实未必。我们注意到，当前提升监管能力主要针对水和大气，土壤以及重金属污染等还没有覆盖。提升监管能力有3个方面需要加强：一是从监控常规污染物到监控有毒有害物质；二是从应对当前的环境污染和突发环境事件到应对长期积累的历史性问题；三是从普遍性监控扩展到个性化监控，不同地区有不同要求。这样看，400亿投资覆盖面还不够全。

第三，有了这400亿，是不是就能够真正提高监管能力？现在配备的设备会不会闲置？是不是很多不会用？针对性强不强？都是可以进一步解读的。

我们之所以专业，就是因为我们会解读；我们之所以能够解读，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提出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我们一提出来，专家觉得没想到，那很难。报纸及其记者提出问题能做到一点就足够了：跟专家不谋而合，心照不宣。

最后，归纳一下，怎样才专业？

一是入门。就是基础问题大致了解，重点的东西略知一二，说话别露怯，别闹笑话。二是入行。就是采访能说清意图，知道谁是专家、谁专业，我们请教去找谁，采访去找谁，约稿去找谁。三是入道。就是能够判断观点的对错和信息的真假和新旧。四是入境。意境之境，就是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敢坚持。如果入了门，可以当实习编辑；入了行，可以当编辑；入了道，可以当部主任；入了境，就什么都能当了。〔杨明森：中国环境报社社长、高级编辑〕

以改版改革，做转作风改文风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方面求真务实、奋发有为、新风扑面、气象一新，强烈地激发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共识与自信，同时大大增强了媒体如何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引领风气之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为此，《云南日报》深入思考、大胆探索，不失时机地实施了新一轮改版改革。经过三个多月的反馈和检验，关注度和认可度很高，收效和启示良多。一、不搞被动适从和简单呼应，而是着眼于办报理念更新和媒体行动自觉，把党报的改版改革作为转变作风和改进文风的迫切要务

中央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改进新闻报道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宣部特别提出各级党报要改进版面设计、创新编排样式、丰富报道内容，把思想性、指导性与可读性有机统一起来。云南省委对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做好党报舆论引领工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秦光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金等领导对加快新闻宣传报道改革、进一步做新做深做活《云南日报》及时作出了明确指示。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云南日报》以改版改革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深化认识、顺势而谋，带头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把加强改进创新党报新闻宣传，作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自觉行动，作为推进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自觉行动，以解放思想的姿态和求真务实的行动，努力实现党报舆论引导能力和新闻传播能力的明显提升，并且以此为契机带动党报集团事业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媒体的革新，是对时代走势的科学认知和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自觉把握。《云南日报》的改版改革，是坚持贯彻“三贴近”原则、深化“走转改”活动的必然要求，是主流媒体对人民群众的新闻文化新需求、新期待的主动响应。这就要求我们审时度势、创新思维方式，清除各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不良影响，巩固和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积极探索把握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和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把宣传党的主张与通达社情民意结合起来，切实增强新闻宣传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更好地服务百姓生活。我们坚持立足云南实际，弘扬云南精神，用现代视角、发展眼光、创新意识和务实作风推进党报改版改革，从新闻报道、评论言论和文字风格、文章标题、版面编排等方面着手全面改进，体现“短、实、新”，摒弃“假、长、空”。通过全新改版，让党报更大范围地吸引读者，更高水平地宣传政策，更深层次地分析问题，更有效地传播信息，更自信地维护权威，更快速地走向世界。

在这次改版改革中，《云南日报》坚持群众办报、开门办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委托专业咨询调查公司对《云南日报》的读者忠诚度、关注度、阅读率、覆盖率等进行调查分析，广泛学习国内外、省内外各类媒体的新鲜经验和做法，派出人员到兄弟省份党报学习考察。专门召开有各级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居委会主任、大学生、农民工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改版改革方案的意见和建议。改版实施后，我们又及时广泛地收集吸纳社会各界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反馈意见，对改版工作进行调适完善。

总之，我们坚持把改版改革的过程变成进一步更新办报理念、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用社会和公众的接受和支持度来检验改版改革的实际成效。二、不搞习惯动作和官样文章，而是着眼于调整功能定位、凸显地域本土特色，把党报改版改革作为核心竞争力建设的一个全新起点

党报具有深厚的优良传统积淀，区域性大报又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然而，核心竞争力的强化和提升，要在巩固和创新中才能实现；不坚持传承就无所依托，不革新就意味着消减和削弱。

改版改革，明晰定位为先。我们首先通过凝练提升，进一步明确了“权威资讯、主流思想、大众心声”的办报理念和基本定位，旨在实现“高度”、“深度”、“温度”的统一。“权威资讯”就是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彰显党报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也便是高度统领；“主流思想”就是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也便是深度引导；“大众心声”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也便是温度贴近。三者系统组合、互动融汇、有机统一，形成党报的特质和新创优势。

改版改革，内容建设为本。我们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大创新，整合新闻资源，优化内容配置，开掘报道内涵，扩充传播外延，做精重要新闻，做强深度报道，做活品牌版面，做优广告专刊，做宽传播渠道，做新体制机制，以权威主流声音占领舆论引领制高点和掌握主动权，把坚持维护各族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可亲可信的声音和形象植根于基层群众之中，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党报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明显提升。

改版改革，展示特色为重。此次改版，我们在“云”概念统领下，整合版面和新闻资源，集中打造“云关注”、“云之美”、“云财富”等系列板块。“云”概念的植入和凸显，体现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彰显了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同时突出了“包容云集、融会贯通”的现代理念，不仅进一步提炼了地域元素，塑造和提升了品牌影响力，而且标明了加快由单一纸质媒体向多元数字化媒体转变的新锐取向。“云关注”遵循独特视角、权威声音、深度表达的办刊理念，着力打造特色品牌系列版面，包括热点深度报道、州市观察、昆明新闻以及部分专题版面。“云之美”遵循高原情怀、大山品质、大美云南的办刊理念，集中打造和提升具有云南特色的高品位文化周刊。

改版改革，多种形式为用。此次改版，《云南日报》采用了新的报型，重新设计了版式，体现出时代感和时尚感；全新设置了蕴含党报集团鲜明特征、创意新颖独特、意味深刻隽永的形象标识；重新设定了富有浓郁地域特色、时尚悦目的“高原红”、“大山青”版面基调色彩。通过组建专业视觉设计团队全程配合跟进，传播内容的创新与呈现形态的更新相得益彰，使报纸的视觉形象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三、不搞自娱自乐和单向传输，而是着眼于构建新型传播平台和交互话语体系，把党报的改版改革作为体现开放包容精神的自我革新

面对当今社会意识多元多变、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不断更新的形势，党报必须树立新媒体的运用能力是党报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受众也是党报覆盖对象、新媒体营运能力也是党报发展能力的观念，致力于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加快建设新的开放传播平台、管理运作流程、互动融合形态，实现单质媒体的转型升级。

在这次改版中，《云南日报》配套实施了全媒体传播创新工程。一是推出《云南日报》法人微博，以此作为打通两个舆论场和两套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将《云南日报》的传统优势延伸至新媒体领域，在传播权威信息和主流声音的过程中，放低身段，贴近网民，转变语态，增强互动，扩大党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二是打造《云南日报》移动阅读终端“V云南”，正式介入移动媒体出版形态，开发iPhone、iPad（手机、平板电脑）、安卓平台阅读器，形成多版本、全时段、全介质出版业态，实现传播力的放大。三是在报纸头版和相关栏目上有机地嵌入《云南日报》二维码识别符号等入口，通过手机扫描便可及时进入云南网、《云南日报》数字报来阅读《云南日报》并进行互动。四是注重对《云南日报》新闻和信息的二次策划、整合、挖掘和传播，在网络、移动终端、法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做出新角度、新看点、新亮点，在重大事件、突发新闻、重大时政报道中通过新媒体平台第一时间发布、第一时间发声，做到即时播报。五是对报纸刊载的新闻进行背景和相关观点拓展，让报纸的有限容量在新媒体上得到无限延伸，将报纸的信息点整合放大为网络和新媒体的信息群。

加强和创新评论工作，是增强党报传播效果的一大重点环节。改版后，我们把《云南日报》二版专门开辟为“观点·视点·监督”版，形成言论时评方阵，及时对报道重点、新闻热点进行跟踪报道和评析；密切关注舆情社情，常态开展舆论监督，开设“舆情在线”“热点回应”等栏目，重视网络舆情信息，集纳多种话题声音，进行跟评、点评、微评。《云南日报》在头版开辟了“滇云新谈”专栏，“贴近受众、贴近问题、贴近大局”，倡导文字精短、事例真实、观点深锐、视角新特、稿源宽活，以近似“微评论”的形态，组织刊发话题评论，推出一批观察独到、清新明快、抢眼夺目、发人深省的精品佳作，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等领导干部也成为专栏作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网络跟帖讨论、微博微信传播不断。

加大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在桥头堡建设和沿边开放中放大云南声音、增强区域媒体的国际传播力，是改版改革的又一个重要着力点。除在整体宣传报道布局中加大对外开放报道，重点办好集中反映桥头堡建设的专刊专版处，我们还积极走出去与海外华文媒体和主流媒体合作，有效地推介绿色云南、文化云南、开发云南、发展云南新形象。2013年，我们与美国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合作开办的云南专版部分稿件已经译为英文与《洛杉矶时报》一道发行，开始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最近云南网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传播集团实现了资源互换、网站链接互通；在印尼《国际日报》上成功开办了《美丽云南》专刊，并且用中文、印尼文和英文同步传播。下一步，我们还将尽快实现报纸在缅甸落地。四、不搞浅尝辄止和短期行为，而是着眼于体制机制保障和创新能力提升，把党报的改版改革作为激发内在动力和活力的有效手段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是以省委机关报为龙头组建的传媒集团，党报强、集团强，主业兴、集团兴。近年来，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报业集团的各项改革步步深入，领导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发展思路越来越明晰，发展的成效越来越显现，发展的能力和实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坚定了我们通过改革创新推进做大做强现代传媒集团的信心。《云南日报》此次改版改革，在机制体制配套方面大胆探索、同步推进，防止热闹一下子、新鲜一阵子，强化推行策划统筹、项目带动、责任细化、管理定向的运作机制，进一步发挥策划的龙头作用，抓好策划的落实，协同解决编辑组稿的无米之炊问题和记者采访的松散随意问题；把策划细化分解为项目，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抓好策划落实；在落实策划和项目的过程中，建立纵横明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涉及所有细节的责任细化机制，并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把采访、编辑、制作、校检等流程彻底打通，根据不同版面的具体分类，点对点对接落实。部门设定发稿编辑，在部门考核；各采访部门各派一名编辑直接调入或轮岗到编辑中心担任责任编辑，由编辑中心考核；进一步调整充实编辑中心力量，每年选派采访部门副主任到编辑中心轮岗。在此基础上，通过定岗、定员、定编、竞争上岗等工作的推进，使管理定向进一步到位。

这次改革的一个大动作，就是调整完善、建立健全适应现代传媒需要的组织结构，对相关采编部门机构、人员及职能做相应调整。更名充实集团编辑出版中心，主要负责《云南日报》的稿件及版面的编辑工作，具体负责《云南日报》与集团各系列报刊网站及视觉统筹中心的采编业务对接联动，以及《云南日报》法人微博的运营协调。新成立《云南日报》视觉统筹设计部，由其统一负责《云南日报》所有版面的平面设计；新成立评论部，创新评论工作的流程和机制，实行开门办评论，与新媒体联动，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言论传播场域。新成立新媒体事业部，加强在互联网领域的传播力度，探索新媒体的多层传播形态，切实抓好网络引导，培养网络名人。随着改版改革的推进，我们还将跟进实施其他各项配套改革，不断激发党报及报业集团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变文风非一日之功，边疆民族地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和传播能力建设任重而道远。主动自觉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地干好每件事情，我们就一定能展示新的作为、步入新的境地。〔徐体义：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十届（2013）年会上的致辞

感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十届（2013）年会举办方把年会安排在桂林召开，让我们有机会与各位从事党报宣传报道、新闻教育、新闻科研的朋友在桂林相聚。“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在国内新闻传播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受到了中宣部与国内主流媒体、重点新闻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关注与好评。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与党报带头改进文风”，我认为非常好。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全国媒体中流砥柱的党报，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引下，切实改进文风、提升舆论引导力，不仅是传媒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本届年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提高了桂林的知名度。我建议大家关注桂林这么几点：第一，桂林是中国著名的山水旅游城市，它以山清水秀、洞奇石美、景在城中、城在景中、山水甲天下而闻名于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评选出15条全球最美的河流，桂林漓江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河流。长期以来，桂林是迎接国宾的一个主要城市，也是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最佳旅游目的地。第二，桂林是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在桂林留下了很多文物古迹。桂林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影响深远。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央工农红军长征中著名的湘江战役，就发生在桂林的全州、兴安、灌阳县内。桂林还开广西报纸出版事业的先河：1934年9月1日，《桂林日报》创刊；《桂林晚报》于1939年6月15日创刊。作为中共桂林市市委机关报的《桂林日报》，是1951年5月1日创刊的。第三，桂林是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桂林的空气质量在全国内陆城市中名列第一；在桂林市区几乎没有高楼大厦，因为要“显山露水”，所以对房子严格地“控高”。

请大家在桂林期间尽情呼吸桂林清新的空气，欣赏桂林美丽的风光，感受桂林文化的魅力。〔石春莲：广西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们的十年

当《中国经济周刊》杂志迎来10岁生日的时候，正赶上传统媒体的集体“伤逝”。就像话剧《茶馆》的末尾那样，一群老头儿排成一圈，抛撒着纸钱，为自己祭奠。

但是，这个悲戚的画面中没有我们，说感同身受都有些牵强。《中国经济周刊》创刊于2004年。50万元的开办费，30来个员工（至今也只有80人）；每周1期，一年50期，历经10年，做到了今天的500期。可以说，在中国的周刊类杂志中，在中国的财经类媒体中，《中国经济周刊》创造了投入最少、人员最少、效率最高的纪录。

当然，还有经济效益。周刊创刊当年就实现了盈利，而且保持了10年的持续增长。

大约在周刊创刊第三年的时候，新华网邀请我去做访谈（被视为“新锐”媒体）。其间，有好几位网友问到同一个问题：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但至今没见过这本杂志什么样，为什么报摊上看不到？

我并没为这个提问感到尴尬。因为这正是我们暗自坚持的原则：只订阅不铺摊。道理很简单，订阅是读者先付钱，是以销定产；而铺摊零售得事先花很多钱，能收回多少则完全没谱。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我们才安全度过了最初的生存期，从头年的几千份订阅，到后来的几万份，杂志运营的基本费用由此得到保障。

但我当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那是我故意安排的”。要这样回答，人家一定会说我“矫情”，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要知道，在那时，办刊先铺摊是通行的经典正道，先烧钱零售再广告赚钱，所谓“二次销售理论”是也。于是，当时就有不少新办媒体，携着几千万元的开办资金大把烧钱，指望“海量”发行之后赚回巨额广告。几年下来，有的入不敷出关门大吉，有的经过短暂辉煌之后好不容易挺到今天，却因为路径依赖尾大不掉正在经受新媒体的终极一击。

所幸我们当时没钱可烧，才没被经典理论所误导。我们信奉了媒体最原始的生存逻辑——因为刊登的内容，一毛钱印成的纸，能卖成一块钱——哪有赔钱发行的道理？

所幸有了互联网！我们实现了“小发行，大传播”。靠订阅赚钱，我们解决了最初的生存问题；而互联网使我们的内容传播真正实现了“海量”，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得以迅速放大，媒体的品牌营销和多元化服务空间得以充分拓展。这，成了我们成长壮大的根本动因。

周刊的10年，就是正确认识互联网、主动亲近互联网的10年，从PC（个人电脑）互联网到手机终端，从微博到微信，一步不落，有什么用什么，不为赶时髦，只为这些工具不但好用，而且免费。互联网使媒体的低成本高效率生长成为可能，互联网成就了周刊的10年。

创新求变也好，剑走偏锋也罢。误打误撞之间，我们走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健康发展之路，也走上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最近听到一个说法，说互联网杀死了传统媒体，传统媒体要是不想死就得先变成互联网公司云云。这是新媒体大潮汹涌袭来之下的过激言论，是典型的反应过度。人类发明了汽车，人人都在用汽车，难道人人都要经营汽车公司才能生存吗？不还是该干啥干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吗？

我们媒体人可好比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以前我们是拉洋车的，如今我们开出租了，但干的还是客运的活，只不过比以前多拉快跑更省力。

互联网之于媒体，终究是“用”的问题，而不是“体”的问题。不要说互联网杀死了传统媒体，杀死传统媒体的一定是传统媒体自己。

我们的确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挑战将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能否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你的服务有价值，你才有生存的理由。

媒体首先要传播有用的内容，并直接向传播要效益（而不是通过广告拐着弯要效益），这是媒体能取得的“基本效益”。收益大小取决于内容的含金量。

媒体通过传播形成品牌价值，靠品牌的影响力提供延伸服务，以多元化的服务实现“放大效益”。全媒体传播与多元化经营，是实现放大效应的关键。收益的大小依然取决于服务的价值。

二是，能否建立适应市场的体制机制。这是传统媒体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再不要把互联网当成假想敌，这完全是错觉。传统媒体没有因为铅字排版变成激光照排而倒掉，也没有因为记者用笔写字变成用电脑写字而衰落；同样，互联网更不是我们的掘墓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不适应市场化生存的体制机制。

在媒体已经“更名”，被明确定位为“市场主体”的今天，许多传统媒体依然生活在过去，媒体之“体”依然如故。我们的媒体仍然把自己仅仅当成宣传工具；媒体人对媒体的认识仍只停留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朴素情怀中；我们的媒体运营还处在农耕时代，我们的分配机制还处在大锅饭与个体户之间……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诸如此类的非市场意识、非市场行为，时刻危及我们的生存。

把新闻及其服务当成产品，把媒体当成企业，以现代企业的标准，重建我们的组织架构、生产流程、运营模式、行为理念，这是传统媒体的当务之急。

眼下，我们正站在下一个10年的起点上。

过去的10年，我们认清了形势，避免了昏招，创造了奇迹。新的10年，我们更要审时度势，革故鼎新，这样才能续写辉煌。

我们有勇气告别过去，我们有信心走向未来。

〔季晓磊：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思路·重点·措施

山东是我国经济大省、文化大省，网民群体、手机都很普及，科技也很发达；山东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丰富的内容资源。迄今为止，山东出版集团版图书总印数达到近100亿册，相当于全省人均100多册、100余种（套），并连续五届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这些优势，为我们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数字出版的发展提供了用户、技术的支撑和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合作的条件。我们要逐渐由纸质内容的出版商向数字内容商和信息服务商转变。一

公司要进一步理清相关发展思路。

1.统筹规划，战略布局

数字出版是出版产业最大的技术变革，整个出版产业链都将随数字化进程而重新衔接、布局，因此最具有增长潜力。公司在考虑“十二五”发展战略时，特别是在考虑主业未来发展时，要始终贯彻以数字出版引领公司跨越式发展的理念。

2.加快融合，共生共赢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不是矛盾对立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相互促进、同步发展。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是固守传统资源垄断的优势以回避风险，还是积极参与数字出版以迎接挑战，既是一个经营决策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公司员工尤其是经营管理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更新观念，处理好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关系，树立发展数字出版的决心、信心和耐心。

数字出版的基石是数字内容，出版只是渠道，这就决定了传统版权内容以及传统出版产业与数字出版间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注定数字出版不是从零开始的产业。传统出版业现阶段可以借助数字出版实现增值，提高图书产品的竞争力。例如，目前大多数地方出版集团均积极介入在线教育领域，但在线产品的赢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借助于纸质产品来实现。因此，我们要强调一种多媒体立体开发的概念，针对用户需求，通过书、刊、音像、网络、手机的综合开发与互动，实现新收入源（新媒体服务、广告）与传统收入源（实体销售）之间的协同，形成营业收入上的叠加效应，而不是替代冲突；从“卖一次”升级为“卖多次”，促进内容资源的价值最大化。我们要加快推动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深度融合，二者形成互补，共生共赢；进一步增强员工，尤其是出版社编辑对数字出版的紧迫感、方向感，了解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能够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积极的行动迎接出版业的数字时代。

3.跳出出版看数字出版

数字出版对于传统出版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适度超前。

有专家这样说，很多人都是站在传统出版的角度想怎么把现有的内容转化成电子产品，如果是这个思路，怎么想都没有出路。

2013年，国务院合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组建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筹规划和管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我们的数字出版要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规划和布局。

4.量力而行

数字出版尽管需要有超前的意识，但它毕竟是一项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业务，真正形成适合我们的、独特的赢利模式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因此，也需要量力而行，不能急躁冒进。我们要从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谋定而后动。因为我们既不同于机制灵活的互联网企业，也不同于国外实力雄厚、积累深厚的专业出版商，在机制、资金、人员和行业条件上还受到不小的限制，因此不能盲目跟风，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明确有什么资源能为我所用，了解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从而切实有效地推进数字出版。二

实践证明，传统出版业发展数字出版，重点有三：即向上整合作者资源和版权资源；向下通过多种平台延伸产业链，聚集客户群；中间做好资源数据库。

1.控制内容版权

当前，对作者资源和版权资源的竞争已趋白热化。大家都意识到不掌握有价值的内容资源，就很难掌握数字出版的主动权。因此，公司必须加强对内容资源的征集，重视对原创作品永久性版权的获取，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出版社培养和协助作者生产了大量的内容，但如果无法获得作品的多种授权，那么基于版权所产生的纸质图书之外的收益出版社就很难得到，出版社很多时候是在为别人做嫁衣，无法掌控内容带来的高附加值的衍生产品。公司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改变传统出版的运作模式，一是要加强版权管理，高度重视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获取；二是对于一些独特的、有长远价值的内容资源可以采取买断、签约作者、投资开发等方式，加强对版权的控制力；三是搭建公司原创作品的收集平台。

2.尽快在整个公司内部推广编辑流程的数字化再造工程，加快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国内外专业出版机构的背后都有专业数据库的支撑，中国出版集团汇聚了7万多条有效书目数据、2万种入库电子书、8000种可上线运营产品；浙江出版集团已建成了浙版图书数字样本库。相比之下，我们远远落后于他们。我们刚刚开始回溯性加工，由于大量的旧书排版文档因以往缺乏规范的收集制度、存储设备过时等多种原因或丢失或缺损，再加上没有现成的加工标准，工作进度缓慢。

编辑流程再造，是按照现代化的理念，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重构从组稿到编辑加工，到存储文档，再到全媒体发布的数字化流程。它不仅能解放各生产环节的生产力，而且对传统出版的流程可以说是完全颠覆的。我们的编辑在享受新流程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系统本身会按照程序事先设置的结构标准，将编辑加工后的内容自动存储到一个统一的大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就是我们向外推送的标准数据，不必再另外建设数据库，免去了由纸质图书转换的各种成本，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效率。

3.整合教育资源，完善教育平台

绝大多数传统出版单位都以教育资源为总抓手，规模经营。而目前，我们的教育资源还很分散，除股份外，还有几家出版社有教材教辅，而且也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化工作。公司教育平台经过一年多的开发测试，已上线运营，现正积极拓展。下一步要避免重复建设、同质竞争，整合资源，完善平台各项业务功能；同时要在内容的高精尖上下功夫，聚集人气。

4.建设特色数据库和电子商务平台

作为专业出版商，公司要依赖山东文化特点，建设一批有关孔孟文化、科技、学术等方面的专业数据库，建立功能强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旨在弘扬山东地区特色文化、广泛传播山东文化精髓和价值观的重点工程项目，其目标是构建全国大型、功能齐全、资源丰富的、反映山东文化发展的数据库，使之成为山东文化建设的一张“名片”。形成数字形态的优质资源，集文字、图像、声音、动画、视频为一体，多角度、多层次、多媒体地呈现山东文化内容，通过强大的检索功能，为读者提供有关山东文化的权威、全面、准确的信息，提供个性化阅读服务。同时，开发专题性齐鲁文化数据库产品（包括电子书、工具书条目数据库、图片库、事件库、人物库、专业库等），实现在线销售，满足国内外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政府机构等对山东历史文化资源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吸纳公司外的内容资源。

5.大力发展手机业务

我国移动互联网已拥有庞大的用户群，成为数字转型升级的抢滩热点。

2013年年底，国家工信部向三家运营商发放4G（第四代通讯技术）牌照。4G时代的到来，将会引领运营商走向“流量经济”，也将激发用户更多的需求，促使数字出版生产多样的产品，将激发移动阅读的爆发式增长，在技术优化的前提下，数字出版也会产生形态上的变革。

6.探索商业发展模式

与当前很多初创的互联网企业可以直接照搬国外模式不同，数字出版产业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找不到可以直接模仿的对象。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缩短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目前，互联网公司主要通过超高人气带来的广告收入或优秀内容带来的收费阅读来赢利；技术提供商通过电子书的销售和为出版单位提供全套技术解决方案赚取利润；互联网期刊大都是以专业出版的形式，以数据库方式实现赢利；移动运营商具有非常成熟的收费模式，它提供数字内容的分发渠道，消费者付费下载阅读。可以说，数字出版不是没有商业模式，而是我们的传统运作模式还无法适应新媒体的商业模式。

就出版领域而言，学术、教育、专业期刊、原创文学等的数字出版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模式。由于确定一个赢利模式的变量太多（与各个出版社的核心专业内容、企业发展阶段、所制定的数字出版战略的高度等都有关系，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赢利模式可以适用于各种出版形态），因此，从某种角度讲，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不是没有，而是太多。我们发展数字出版，需要让数字出版真正与市场对接，接受市场的检验，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而不是仅仅在传统出版商业模式上增添数字出版元素。公司发展数字出版的关键，一是根据自身的优势，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目标市场，分析自己能够为目标读者提供什么样的资讯和服务；二是选择公司的出版优势领域，细分领域经营，在细分的专业领域里推进融资讯服务、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出版业务；三是根据不同内容设计不同的商业模式，摒弃那些大一统的、固定的、批量生产的传统营销模式。三

理清了思路，把握了重点，随之就有相应措施来保障公司运行了。

1.加大对数字出版基础工程的投入

国外成功的数字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投入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刚性与坚定性，重视基础性工作建设。相比之下，我们的出版机构在进入数字出版的过程中比较犹豫；即使有所投入，也要求快见效快回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数字出版的基础性工作非常繁琐，往往还要耗费巨大的人财物力和时间。此外，基础性建设很难在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回报率，数字产品的调研、开发、分销、服务以及宣传推广等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都需要一定的培育周期，都需要以长期投入换取长远回报。因此，我们不仅要树立发展数字出版的信心和决心，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公司要保证数字出版基础工程的建设资金，如编辑流程再造、平台建设、统一数字资源建设等的专项资金。只有经过艰苦的积累过程，夯实基础，才能在数字出版领域真正有所成就。

2.完善公司发展数字出版的运营机制

正确处理好公司、出版社、专业数字公司三者的利益关系，发挥各自的优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顺利推进数字出版的前提条件。因此，公司在策略和布局上须统筹考虑，加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出版社重点做好源头工作，争取优质的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数字出版公司重点做好资源的汇集、整合、研发、发布和商业化运作，从而形成“市场导向、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机制。例如，数字出版公司发挥股份公司的谈判优势，按照“明晰版权去向、严格版权保护、确保出版利益”的原则，慎重地选择数字内容版权的合作运营商，而且每一种渠道都明确数字出版公司与出版社的分成比例。

3.强化对数字出版的激励

开拓一个新的领域，需要创新，而创新就有风险。公司应将数字出版纳入出版社年度考核和编辑的目标考核体系，对取得良好效益的数字出版项目进行奖励，在制度层面鼓励编辑人员特别是年轻编辑积极参与数字出版；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数字出版公司要探索、引入战略资本或风险资本，建立股权激励机制，努力营造一种鼓励创新、激发创意、扶持创业的发展环境。

4.加强对数字版权的统一规范和管理

目前，我国针对数字出版业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完善，用于传统媒体的内容管理措施面对海量信息便显得捉襟见肘。公司要加强数字版权的管理，包括规范出版合同，加强对历史出版物的版权梳理，建立健全公司数字版权管理体系，出台公司数字版权管理指南，聘请版权顾问，提供数字版权的法律咨询服务，指导编辑与作者签署信息网络传播权，处理新媒体环境下的版权问题。

5.加强数字出版的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建设是公司发展数字出版的关键。在暂时不能完全看清数字出版发展方向的时候，就要考验团队的商业洞察力、战略决断力和技术行动力。我们要切实加强对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在公司的人才规划中要优先考虑数字出版方面人才，定期举办“数字出版沙龙”，鼓励出版社编辑参加，加强对数字出版的宣讲和培训。

数字出版快速发展，传统出版面临的困境有目共睹。近几年来，我国出版的品种增长率尽管一直保持在6%—7%，但总印数的增长率不到1%，码洋增长率不到10%，远低于国民经济总体和其他行业的增长率。公司及所属各出版单位应该把握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有计划、分阶段地推进数字出版工作，力争形成稳定的赢利模式，实现产业升级，构建公司未来发展的新格局，最终实现规模和效益的新突破。〔刘强：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十届（2013）年会上的讲话

出席今天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十多家主流媒体、相关研究机构，来自全国各地十多所重点高校、相关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我们向在座的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

自2004年以来，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牵头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党报学术研讨会，即从“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首届（2004）年会到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十届（2013）年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十届，并编辑一年一卷的党报学术论文集，即从《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到《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12年卷》。

这十届年会的主题分别为：党报改革创新的举措及思路；十六大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新闻出版；难忘2008’：改革开放30年与党报·北京奥运会与传媒·汶川大地震与新闻改革；中外报刊比较研究；党报全媒体之路研究；党与党报；党报与党和国家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与党报带头改进文风。

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邵华泽、柳斌杰、米博华、何崇元、阎晓宏、张虎生、张振华等都曾出席年会并演讲，王晨、张研农、谢国明等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都曾同意年会论文集收录他们的著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曾同意将其重要文稿《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置于《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11卷》卷首。

把论坛年会和年会文集所探讨的话题放到一起细细品读，大家会感受到这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中国共产党报纸发展的脉络，会感受到人民共和国党报这十年中所面临的课题、所遇到的困惑和党报人所探索的出路、所奋斗的业绩。

在当今时空条件下，这些话题也许与微观上的市场经济有一定距离，与一线新闻教育有一定距离，但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的内地，党报是我们党重要的执政资源，这些话题是为党报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学理支撑，进而夯实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之一，所以我们的探讨很有意义与价值。“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能从首届（2004）年会办到今天，对党报作出系统的研究，要感谢许多单位和机构对我们的支持。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支持，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恒心、更有耐心。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这些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丁俊杰：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要坚信不疑，二要与时俱进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与党报带头改进文风”。业界学界不少人士记得，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简称“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时隔五年半，即2009年4月，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新闻战线进一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并将前一通知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13年8月，中宣部等四部门又联合发文，在全国业界、学界开展为期半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活动。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我们从事新闻宣传的同志来说，是多么重要。

大家一定还记得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著名观点——“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苏联为什么解体？有着80多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瓦解？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外国势力插手的原因，但是苏联的新闻媒体在苏联解体、苏共瓦解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也难辞其咎。从1986年4月起，苏共中央在所谓“民主化”、“公开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放弃、诋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弃、反对共产党对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领导和管理。到苏联濒临解体前夕，全苏8000多种报纸中，苏共只掌握其中的1.5%，各种反对派办的报纸多达2000多种。那个时段，苏联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价值观，极力丑化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贬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失控，苏共党员、国家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被严重搞乱。在这种情况下，苏共怎么能不瓦解？苏联怎么能不解体？活生生的反面教员提醒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中国从事新闻宣传、新闻教育、新闻科研工作的人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对其中党性原则、“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导向意识、实事求是、深入实际与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家办报”等核心元素，须臾不可忘记。

论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当然要说两句话：一要坚信不疑，二要与时俱进。譬如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报纸是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等，今天再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永葆生机活力；我们要在中国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模式”正在引起全球有识之士深层思考这样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永葆生机活力；我们要在新媒体崛起、国际宣传国内宣传已融为一体、海内外受众不一定要通过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不一定要通过向主流媒体投书投稿来发表意见这样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永葆生机活力；我们要在中国已加入WTO多年、承认人权共约多年、海内外媒体并存、不同所有制媒体并存、媒体从业人员频繁跳槽这样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永葆生机活力；我们要在碰到任何一个稍重要的话题前，发声者既有党和政府视角，又有专家学者视角，还有普通百姓视角这样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永葆生机活力。

补充说一句，即便是党和政府视角，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视角和省（区市）、地（市）、县、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的视角，是否时时、完全重合？即便是专家学者视角，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熏陶者、长期海外留学归来者、在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供职者和在世界500强咨询机构供职者的视角，是否时时、完全重合？即便是普通百姓视角，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普通百姓视角，是否时时、完全重合？即便都在同一地区，已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普通百姓视角，是否时时、完全重合？我们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永葆生机活力……

我以上说的肯定有不周之处，期盼美人之美，美己之美，美美与共，年会成功！

谢谢各位！〔王武录：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清凉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出版教育如何应对行业发展趋势

——答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问蔡　翔一、行业发展大趋势与人才需求展望

问：这几年新闻出版业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动向，据您分析，我国新闻出版业目前有着怎样的发展机遇与趋势？

答：目前，我们的新闻出版业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这里面有三个背景：一是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而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我国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正不断深化，确立了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发展目标；三是出版与科技融合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已成为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出版业将迎来划时代的发展机遇。总体看，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已表现出如下几大趋势：

第一，产业化持续推进。目前我国出版业转企改制已经完成了第一步，正在向第二步、第三步迈进。转企改制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转企，接着是股份制改造，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企改制的推进和完成必然催生并壮大一批出版企业，从而带动产业的繁荣。

第二，资本化日益显著。我国传媒出版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多地借助资本的力量：以资本为纽带实现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重组；以资本为纽带促进产业资源的整合。传媒出版企业将更多地借助投融资等手段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正所谓资本无孔不入。

第三，国际化势在必行。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能够跟经济硬实力相匹配，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文化一定要“走出去”。所以，无论是从经济意义，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新闻出版业走向国际都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数字化迫在眉睫。从世界范围看，数字化已成传媒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环境下的媒介融合将推动产业资源深度整合。传统新闻出版企业必须跨越技术障碍，完成业态转型，实行产业升级，在新的起点上重新起航。

问：2013年两会后，原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电总局的合并使人们对我国传媒业的未来格局充满遐想，这两大部门的合并对我们新闻出版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后，名称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同行间开玩笑，创出了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新版广电总局”，所谓“新版”其实暗含着两个方面的意味：

一是意味着机遇。两大部门合并给新闻出版业发展带来了更大空间。从政府政策层面来说，这便于在整体上对传媒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提供政策支持；从产业层面来说，这有利于传媒产业资源的整合，传媒行业的产业链之间将有更多相互延伸的空间。新闻出版可以向广播影视拓展，广播影视也可以往新闻出版渗透。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之间将出现更多的跨媒体兼并重组，传媒产业集中度将越来越高。

其二，对我们新闻出版人来说，也意味着期待。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新一届的政府部门以更高的智慧、更大的魄力和更加宽阔的胸怀往前走。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处理“放”和“收”的问题，往往“放”得松，才能“收”得自如。文化行业，无论是新闻出版业，还是广播影视业，最核心的东西是内容、是作品。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最终要看有没有好的内容、好的作品出来，而好的内容、好的作品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我认为重点应该是“放”，让作者能够更自由地去创作，让好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让我们的编辑能够有更自由的空间，没有顾忌地去发掘、推荐和出版好的作品。

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版业的发展前景确实很令我们振奋和期待。这也令我们现在特别关心行业的发展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注意到一些知名出版社当前的用人需求，如他们很需要业务骨干，急需整合营销、数字出版、数据统计与分析技术及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的人才，传统的图书编辑和发行类人才竟很少被提及。显然，随着行业的变革，其用人需求变化很大。我国出版业目前在人才需求上会有哪些新变化？

答：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繁荣都需要有一批伟大的企业来支撑，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的成长往往都伴随着精彩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由人来演绎的，如苹果与乔布斯的故事，如百年商务与张元济的故事。相信我们今天的新闻出版人也会给后人留下美丽的故事。在走向“出版强国”的进程中，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规模会不断扩张，产业形态会加剧升级、转型，新闻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量总体会比较大，所需的人才类型会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

在当前出版业快速发展变革的趋势下，行业人才需求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在扩大。什么是应用型人才？说白了就是“拿来就能用！”一进入企业，很快就能进入角色，胜任具体业务工作。其次，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成为趋势。出版企业现在需要的人才，不但要懂出版，还要有企业所需的专业特长，在当下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还要懂IT（信息）技术，能胜任数字出版工作。再次，人才需求的层次越来越高。如需要深谙现代企业运营的高级经营与管理人才；需要能够驾驭产业航母的领军人物；需要懂得国际贸易规则、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二、本科教育：重理论、轻实践

问：出版教育是培养行业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出版教育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当属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其发展情况如何？

答：我国出版本科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胡乔木同志提议试办编辑出版专业，受到教育部的重视并采纳，1985年编辑出版专业开始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高校试办。1998年教育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出版学列为新闻传播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出版本科教育发展至今已近30年，有人统计说有近百所高校在办编辑出版本科专业，规模很大。早期各高校编辑出版本科专业各有侧重，如有的偏出版发行，有的偏编辑学，但主要都是面向书刊等传统印刷媒体培养人才。近年来，数字出版、新媒体受到关注，今年新的学科目录增加了数字出版等本科专业，但开设学校很少，还没有形成气候。另一方面，随着本科教育推行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宽口径培养的趋势，我国高校出版本科专业逐渐转向按“大出版”的观念培养人才。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国编辑出版本科教育总体上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学校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应用型学科人才培养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编辑出版专业尤其突出。在教学上，很多教师并没有多少编辑出版实践经验，也不甚了解行业发展动向，却一门课一讲就是几年十几年，任凭窗外风云变幻，有的老师甚至一个人讲好几门编辑出版专业课。再如学生实践平台，全国2000多所高校只有100来家高校出版社，这100来家出版社基本集中在“211”或“985”高校，而现在本科开办编辑出版专业的趋势是：从“211”或“985”高校向一般本科院校甚至更低层次转移，这些学校大多没有出版社，也很难向行业求援，老师或学生哪里有专业实践平台？

问：这样的本科培养机制造就的是怎样的毕业生？现在的出版本科教育能够为行业发展输送所需人才吗？

答：这样培养的毕业生，当然是产销不对路的！刚才讲过，现在出版业需要的人才，首先是“拿来就能用”的受过良好实践训练的应用型人才，其次是既懂出版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这两点现在绝大多数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毕业生都达不到。

有的出版企业老总反映，现在应聘的很多应届生，一交流就能发现他们实践经验太少，知识面太窄。现在的出版企业即使是传统的编辑岗，专业性要求都很高，这里的专业性要求还不是指编辑技能，而是要有扎实的具体学科的专业功底。比如化工出版社需要有化学学科背景的编辑，机械工业出版社需要有机械工程专业背景的编辑，但是我们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生多数不懂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当然无法参与专业性内容的编辑出版工作。再加上学习阶段基本没受过真正的行业实践训练，你说出版单位怎么录用你？现在较好的出版单位又多招收硕士以上研究生，导致很多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只能在低层次范围就业，没有好的发展平台，未来只能原地转圈。

出版业发展变革很快，现在的出版编辑本科教育很难跟上行业用人需求的升级，培养不出行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必然造成毕业生“滞销”。目前每年有几十所高校的好几千编辑出版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可以说非常严峻。三、专业硕士教育：供需依然错位

问：出版专业硕士是我国出版教育近几年新增的学位层次，其设立初衷是什么？现在情况如何？

答：出版专业硕士与普通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型硕士不一样，它和工商管理硕士（MBA）、艺术硕士（MFA）等类似，设立这个学位层次主要基于两个目的：第一，从业界看，是为解决行业发展的人才需要，为新闻出版业输送真正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第二，从学界看，是想解决我们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无法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问题，要为行业培养产销对路的人才。

目前全国已有14所高校获得出版专业硕士招生资格，据我所知，有8所学校2011年开始招生。应该说，这两年这些院校对出版专业硕士培养都很重视，热情很高，投入了很多资源，积极探索和创新培养模式，取得了很多教学成果和宝贵经验。比如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当然还有中国传媒大学。这些学校都花了很大力气，请了很多业界单位参与培养，建立了很多实习实践基地，目前招生也很“火爆”，人气很旺。

但是很遗憾，我们发现过去出版本科教育积累的问题，在专业硕士层面，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认识和重视，却没有得到突破和解决。理论脱离实际、产销不对路的根本问题，在出版专业硕士教育中依然存在，甚至很突出。比如前面讲到的教师与教学形式的问题，专业硕士教育还是以校内教师的课堂授课为主，业界兼职师资引入远远不够，或者只是流于形式。对于出版专业硕士教育来说，要达到理想效果，业界的实质性参与是关键，不能还是让学校唱独角戏。但现在业界参与出版专业硕士培养的热情和程度都还很低，学生难以得到紧跟行业发展的高水平实践教育。再如前面提到的学科背景问题，出版专业硕士应该主要面向跨专业考生和具有相当行业经历想深造的业界人才，但现在的生源以编辑出版专业本科生为主，应届生居多，招进来后又按老办法“青菜萝卜一锅炖”，无论应届还是非应届，出版专业与非出版专业，都是同样的培养方案和流程。这怎么培养得出真正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怎么产销对路？

有位出版社社长曾指出，过去出版企业靠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自己培养个骨干要三五年时间，现在一点也不省，所谓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硕士，看起来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做不到位。我个人具有双重身份，既在教学科研一线，同时又在产业运营一线，我的感受很深：自己的学科点培养的出版硕士，自己的出版社用起来都心有顾忌，非常尴尬！

所以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出版专业硕士的实际培养模式，与其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不协调的，甚至是相背离的。四、出版教育转型：思路与途径

问：看来我国出版教育必须紧贴行业实现转型，当前我们可以做哪些工作来推动出版教育转型？

答：推动出版教育转型的主体，可以是学校，可以是产业，也可以是政府，关键是要解决好学校教育与产业发展及其人才需求相对接的问题。

在出版教育布局上，我个人认为，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规模前些年扩张过度，背离了行业的真实需求，应逐渐加以缩减。在本科教育中，应创造条件加强实践教学，教学要紧密联系行业发展；鼓励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至少选择一门感兴趣的专业或学科进行辅修或作为第二专业，培养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视野。在硕士教育层面，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在理论上是培养行业发展所需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理想模式，今后应得到各方的充分重视与投入。但目前专业硕士培养模式还很不完善，甚至和普通学术性硕士培养并无实质性差别，应真正围绕其培养目标创新培养模式。至于学术型硕士和博士层次教育，应着重培养行业研究与理论创新型人才。出版教育各类型各层次之间的分野要清晰，分工要明确，布局要合理，要面向行业，这样才能各有侧重，培养多种类型的出版人才。

目前较为紧迫的是要完善刚刚起步的出版专业硕士教育，这需要业界、学界与政府三方紧密合作，创新其培养制度设计。这里要强调的是，目前关键是要推动企业实质性地参与专业硕士的培养，如果业界不成为专业硕士教育的真正主角，而只是友情客串，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就难免仅是“看上去很美”而流于形式。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产学研的深度合作将是推动新闻出版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这也是学校联合企业办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的一个重要契机。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学校和出版企业以人才培养为纽带开展合作，其实能达到多赢局面。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将有条件培养名副其实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这里要特别关注一件事，2013年3月底，我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宣告成立，其职能主要是对出版专业教育的研究、咨询、指导、评估和服务。

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构成非常合理，既有来自高等院校的学界委员，也有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界委员和来自知名出版企业的业界委员。在成立大会上，各界委员会诊了当前出版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这提醒我们，今后应充分发挥好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紧跟行业发展，及时对各类各层次出版教育及其产出人才的价值进行评估，以促进出版教育真正培养产销对路的出版人才；并协调政府、产业与学校各方开展深度合作，完善出版教育制度设计和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以有效推动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教育转型。

问：现在有很多青年学子都向往进入出版业发挥自己的才干，对于已经或即将进入出版专业学习的同学而言，应该对这个行业具有怎样的认识？

答：出版业的未来发展需要大量年轻有为的人才来演绎。对于要进入这个专业学习的同学来说，我首先要提醒的是，应该熟知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也就是基本条件，是要有具体学科的专业特长，这是你们看家的本事。

其次，这个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是在不断发展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所以进入这个行业后，你的知识和能力要不断地进行更新，你要不断地学习。

最后，最重要的是，这个行业总体上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暴富的行业，如果你想“发大财”，就不要进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版行业是那些有文化理想、文化情怀的人的事业，需要激情，更需要社会责任感与坚守。从事出版最后收获的是文化，是精神，是格调与品位，而有格调与品位的文化，正是一个民族精神提升之希望所在！〔蔡翔：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出版社社长、编审、博士生导师〕

坚持新闻真实性

我们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与党报带头改进文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闻事业中的运用，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和指导新闻工作。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首届（2004）年会上，时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邵华泽教授，以《谱写党报历史的新篇章》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其中明确说“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导向意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家办报，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方针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的。它既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的党报传统，又是广大党报工作者改革创新的基石”。由此可知，“实事求是”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大要素。

当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这样解释“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多少年过去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仍是我们心目中的经典。

对新闻真实性的周全解释，当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围绕该词条写的这样一节文字：“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事业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解和实践，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要求是：①报道中的新闻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必须真实准确；②新闻背景的介绍，包括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必须真实；③情节描写，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思想变化的介绍必须真实，不能渲染夸张，不能以想象代替实事；④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做到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杜绝片面性和绝对性的报道；⑤新闻的解释要合乎客观事实本身的逻辑，通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显然，坚持新闻真实性，是我们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素之一——实事求是——在新闻报道中的体现。换言之，自延安整风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奉行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落实到新闻报道工作中，便是讲新闻真实性。

1965年2月2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针对新华社的一篇稿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周总理在这里指出了无产阶级新闻的两条标准：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实事求是。这就不但把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区别开来了，而且把无产阶级新闻同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新闻也区别开来了。因为我们不能一概说，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新闻也是不尊重事实的，但我们却可以说，即便是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新闻，从整体上看，因阶级的局限，也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这也就告诉我们：“尊重事实”只是“实事求是”的第一步，而不等于“实事求是”。宣传报道做到了新闻五要素（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俱全，那叫尊重事实；而从“实事”——新闻五要素（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中“求是”，即揭示报道和评论的对象——新闻五要素（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的本质，才叫实事求是。

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可以看出，早在1980年8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多么令人深思！

多年来，出自我们桂林日报社记者、编辑的稿件，未出现过不尊重事实的，当然不敢说都是实事求是的。其原因之一是：我们既注重思想教育，又从制度建设入手，使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落实到采编校的每一个环节：

——记者部主任把关制。桂林日报社所有记者的文章，必须经部主任审签后才能见报。桂林日报社每日9时召开采访前例会，全体记者向记者部主任报选题，让后者了解前者每日的行踪。如果谁不采访就发稿，或者拿他人稿件署上自己姓名发稿，记者部主任就决不会放行。通过把虚假新闻杜绝在源头，确保了新闻的真实性。

——对在通讯员稿上署名和网上下载材料拼凑稿件给予重拳出击。谁不采访核实就在通讯员来稿上加上自己名字发稿，或从网上下载稿件发稿，就对谁实行一票否决，其人不得当选“十佳编辑记者”。

——评选“十佳编辑记者”采取一票否决制。桂林日报社每年开展“十佳编辑记者”评选，连续两年获此殊荣的，除年终奖高些外，还可到国外考察学习一次。“十佳编辑记者”的评选，依据记者编辑的业绩和绩效，即依据编辑记者全年写稿数量分和全年好稿分综合评定，倘若发现谁搞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谁出现重大事实差错等，均一票否决。〔毛登峰：广西桂林日报社社长、高级记者〕

党报政治品格与战略思维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跨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度交融，使中国被国际社会关注的程度空前提高，中国和平发展战略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多元解读。在全球传播权力变迁与全球化语境中，当代中国（包括党报传媒系统）的国际传播面临重大挑战，其传播的整体战略、文化理念、策略手段和话语体系，亟待做出战略性调整。一、调整是基于三个判断

一是新媒体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与时俱进；微博的“140字数限制”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学风，转变作风；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要求党报等主流媒体加强舆论引领作用。二是全球化的机遇，使全球跨文化传播新格局已经形成。三是“中国梦”，即民族复兴与世界发展的关系问题。

我们应确定一些基本概念。如党报的政治品格包括：首先是坚定的党性；其次是“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与核心理念；第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自觉；第四是批评与自我完善的作风机制。我们所主张的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从全局的高度对事物现象、本质进行全方位概括、演绎与推理的过程。

围绕党报政治品格与战略思维，展开探讨的框架与层次包括：

第一，从党报新闻宣传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到新媒体时代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的战略转型。在传播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事情常常会立刻引起全球媒体的极大兴趣，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同样，国际上的重大问题或跨地区性的事件，往往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原来“国内报道”与“国际报道”两个兼顾的国家宣传战略，已经向“国内与国外”无法分出内外彼此的“国家传播话语权”的整体战略转移。

第二，从党报的政治品格看，现代党报传播体系的战略构建中，应该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中国梦”的实现，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道路”的探索，对世界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站在国际“他者”视角，更新传播理念，考量制度设计，实施传播艺术和技巧。这就是党报媒介系统在“国家传播话语权”整体战略转移中的战略思维问题。二、党报媒介系统对国家形象传播的战略思维

党报媒介系统要在培育“国际利益共同体”价值理念上作出自己的贡献，不能回避当下紧迫的国家形象传播战略思维问题。

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常常引发一些国家的猜忌，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国际舆论往往出现多种不和谐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必然在政治和军事等敏感领域重蹈昔日战争的老路。因而，中国“威胁论”和对中国“唱衰论”在一些国家与地区颇有市场。同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更强化了这一舆论走势，使得中国战略文化构建中地缘政治发展日趋复杂化。如何看待这种国际舆论环境，怎样破解这种舆论阻力？这是当前构建中国战略文化体系中无法绕开的重要问题。

从国际关系发展和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上述情况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没有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同有密切关系，也与我们对外传播的概念失误有一定关系。“和平崛起”的提法，有欠妥当。“崛起”这个动词带有强烈的突起意味，又有比较明显的强势特点。而“和平发展”则可以避免此种心理。无论是对“中国威胁论”还是对“中国崩溃论”，都应该从战略文化的高度，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真意或阴谋，诸如日本借机“修宪”，全面否定二战胜利后的国际秩序，暴露了其右倾路线和试图秘密制造核武器的危险企图。而美国军火商也乐见“中国威胁论”带来的巨大商机。总之，应从战略文化层面全方位谋划中国的对外传播战略。

首先，分别从培育“国际利益共同体”价值理念，构建与双边、多边国家利益共同体的角度，建立区域联盟。这一战略前提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有巨大的进出口贸易市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吸引力，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不可拆解的利益结合体，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广泛交融时代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力发展促使各种区域利益深度捆绑、互为依托的必然结果，从地缘政治经济看，建立区域利益联盟的合作空间巨大。中国自东北部鸭绿江口起，南下至北仑河口，有1.8万公里海岸线，与14个国家在陆地接壤，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在地缘政治上，与这些国家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和双边、多边友好合作关系。当然，其中也不乏复杂的历史纠纷。在战略文化构建的基本思路上，应该秉承“远交近和”的原则，构建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战略威慑平台，坚持做好自己国内事情不动摇，坚持和平发展理念不动摇，将此作为静态的战略理念与思维；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坚持公平、正义、民主、合作、互利、共赢的外交方针，围绕中国国家利益在与不同国家交往中的不同对策，灵活、动态地调整对外政策和实施策略。

在国际关系交往中，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因此，除了在政治上必须坚持上述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原则外，还要在经济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找相互之间的利益交汇点，建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积极外交”的重要战略表现。凭借打造海上和陆路“新丝绸之路”的经济远景战略，积极谨慎地扩大国际文化投资规模，构建针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合作的“利益分享”平台，充分展示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形象，使中国强大的文化生产力优势得以在全球市场中充分发挥。

其次，从战略文化角度考虑，中国对外交流需要调整或修订长期以来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积极筹划在地缘政治基础上，探索建立战略联盟。

国际不结盟运动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松散的国际组织。上世纪60年代成立于南斯拉夫。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日益明显，形成了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并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对峙，其对抗严重危及中小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自发结成了非正式国际组织——不结盟运动，目前有120个成员国，17个观察员国，10个观察员组织。其组织成员约占联合国成员国的三分之二，中国于1992年成为观察员国。

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国际地位有密切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实力变化，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任何全球性的重大事件和国际难题，人们都希望有中国的参与。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对中国和平发展颇有微词，甚至产生畏惧心理。纵观中国外交环境，可以发现，在一些国际突发事件中，中国缺少携手与共的战略伙伴，更少见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战略盟友。因此，针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中国迫切需要调整外交战略，在国际关系上，遴选、确定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共同体”国家，在广泛团结国际朋友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长远利益出发，深度结交战略盟友，构建“战略利益共同体”。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55个国家结成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与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是“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英国、意大利、法国、巴西、西班牙、丹麦、葡萄牙、欧盟、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南非和希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与数十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唯一不同的是与美国建立的是“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尽管如此，中国尚没有与任何国家建立战略联盟。这已经不适应当今中国处理国际关系重大事件的形势要求，亟待改变。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国际事务的旁观者和批判者。今日中国不仅已经加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而且已成为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改造国际社会行为规则的主体之一，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着作用，并在全面融入世界事务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由西方制定并主导的世界秩序。因此，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既要遵循自己的文化传统，又要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扮演好负责任的新型和平友好国家形象，迫切需要根据自身的战略文化需求，结交不同层次的战略盟友，结成战略同盟，在合作中共同发展，于合作中实现共赢，在全球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上述理念，是我国党报媒介系统作为体制内“智库”必须加紧研究的重大课题。〔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政治学博士〕

从网络谣言的成因和偏好看主流媒体如何应对

谣言并非网络时代的特有产物，但谣言却在网络社会中找到了新的集聚地。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说，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谣言也如虎添翼，传播速度更快、内容更驳杂，危害更大。谣言正如进化的不良生物，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

分析网络谣言的成因，首先要从谣言本身开始进行，经典的谣言公式：R=I×A，由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中提出，即谣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1951年，克洛斯对该公式进行了演进修改：R=I×A×C，即谣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听者的批判能力；清华大学胡钰教授则提出：谣言=关注度×模糊度×反常度。从国内外学者对谣言的研究来看，谣言传播与事件的关注度、重要性呈正向相关关系，而与信息和证据的模糊性呈负向相关关系。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可以从信息环境、传播源头、传播者心理等几个方面来探讨。

从谣言传播渠道看，网络渠道匿名、发送信息快捷，容易成为谣言的萌生地，桑斯坦将互联网称为谣言滋生的土壤：“互联网时代，散布有关任何人的虚假、具有误导性的谣言都变得十分容易”。中国社科院在其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指出，微博中出现的事件中，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2012年，平均每天就有1.8条谣言被报道，其中六成是与食品、政治、灾难有关的硬谣言（如去年年底，邪教组织“全能神”借世界末日谣言牟取私利），超过两成是与娱乐相关的软谣言（如明星分手、绯闻等）。

从谣言源头来看，造谣者可以分为刻意造谣和无意生谣，刻意造谣者有的是为了泄私愤，有的是靠炒作赢取知名度进而从中获益的个人和组织，前者如涉嫌诽谤的傅学胜，后者如已被我司法部门追究的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和秦火火、周禄宝等，他们靠造谣泄愤或牟利。如轰动一时的中石化“非洲牛郎门”事件，经查是造谣者傅学胜因参与中石化招标项目失败为泄私愤而精心策划、恶意编造的，在网上造成了轩然大波。在《俄罗斯艳女门续集：中石化再曝非洲牛郎门》的造谣诽谤网帖中，傅称“中标的公司利用‘非洲牛郎’对中石化负责招标工作的一名女处长实施性贿赂，才得以中标并获利40万美金”。为引起“轰动效应”，傅还专门花数千元雇佣了网络水军进行转载顶贴、恶意炒作。该网帖迅速成为网络热帖，3天内百度搜索相关信息达11万余条。再如，“干爹花888万元包机让嫩模去看伦敦奥运”等，同样被证实为策划出来的无中生有的谣言。无意生谣者也选择性地接受这些被策划的假信息或断章取义，成为谣言信息的催化剂。

从网民传谣心理来看，除刻意造谣外，无意生谣和造谣者的心理主要可以归结为减少焦虑，传谣者因焦虑或恐慌将谣言当做发泄手段，当众人都在谈论某件事情本身而真相缺席时，个体出于强烈的担忧和对未来走向不确定，便可能将猜测、遐想、臆想当成传播内容，在网络上汇聚一处就成了集体宣泄。如果谣言成真，因为涉及众多的人，就消除了其降临到某个人头上的孤独和无助；如果谣言是假，也在充当谈资的同时与公众分担了风险，减少了焦虑，因为坏消息在紧张不安时也是一种确定性。

从传播学理论来看，谣言源自信息失衡，媒体通常只想告知他们想告知的，而民众只想获知他们想获知的，这就形成了信息格差。谣言通常选择从信息格差的罅隙中发芽，某件与公众联系最密切的物体或话语常成为谣言流行的引爆点，而网络通常成为谣言成长的沃土。媒体向公众提供的通常是放大或缩小了的信息，如果是负面信息，公众通常认为自己接触到的都是政府提供给媒体的“被缩小了”的信息，于是就产生了媒体和政府越是辟谣，民众越是不相信的“塔西佗陷阱”。这种恶性循环不仅直接导致了辟谣失效，也损伤了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双输”。二、网络谣言的独特性和偏好性

从传播内容来看，为何有的内容成为谣言，有的内容却很少被传播？换言之，在网上被制造和病毒式传播的谣言话题往往带有倾向性，这与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有选择地接受、相信、传播信息有关，即网络谣言有其独特性和偏向性。

第一是真实信息缺位和权威信息缺席的事件，尤其是跟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件，如食品安全、病情疫情、非正常死亡事件等，如2012年网络十大谣言中，此类占比50%，什么“速生鸡”、“打针西瓜”、“江苏射阳挂号门”、“周克华未死”、“交通违章元旦后处理按新规”等。

由于真实、权威的信息缺失或已经发布的信息不完整，被截取得支离破碎，因而容易成为谣言。“德国心理学家蔡加尼克发现，人们对尚未做完的事情，比已做完的事情记忆更深刻”。信息不全的公共事件就像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会长时间占据人们的关注点。假如某人坠楼死亡，官方又迟迟不公布真实原因，人们便会出于好奇而妄加猜测。在传播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对不完整、不确定的内容做出“合理化”补充，导致信息畸变，被更多人当成“事实”。

第二是有争议的热点和话题，尤其是挑战公众情绪、情感、情欲底线的话题和热点。如“副区长贪污20多亿、包养10多名情妇”，“中石化女处长接受‘非洲牛郎’性贿赂”等耸人听闻、极具杀伤力的谣言，能如病毒一样呈几何倍数在网络社会中繁衍扩散。所谓“硬文不如软文，软文不如新闻，新闻不如八卦，八卦不如门，门不如假新闻，假新闻不如违背人伦……”，某些不良网络推手正是这样围绕人的情绪、情感、情欲，挑战人们的心理底线，利用部分网民的不良趣味炮制热点事件、产生“眼球效应”。

第三是以诋毁央企人员或社会正统人物为主的话题。如秦火火胡说张海迪加入日本国籍。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秦火火谎称动车事故中外籍死者获赔2亿。网友称其“谣翻中国”。

第四是打着所谓“披露历史真相”的幌子，或赞扬历史上作为中共政治对手出现的势力，如极力美化其他党派；或抹黑那些中共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人物，如雷锋。这些谣言在网上备受青睐，部分网民以此当做解构权威、反对特权的幌子，使之成为在微博上吸引粉丝的“猛料”。这类谣言尤其因为特有的政治色彩，在网络传播中撕裂有雄辩事实支撑、虽正统但正确的观念，造成了阶层对立，产生了极坏影响，消解着社会正能量，威胁着执政党的群众基础。三、主流媒体破除谣言的策略

第一，针对“塔西佗陷阱”中的对抗式解读受众，应调整报道角度和报道语态，利用新媒体通道和平台辟谣。

根据霍尔的理论：编码位于传播者一端，是指将信息转化成便于媒介载送或受众接受的符号或代码；译码位于受传者一端，是指将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还原为传播者所传达的那种信息或意义。新闻报道是记者、编辑或编导、主持人进行新闻采写、报道的一种编码，而受众是对新闻进行理解、解读、诠释的解码者，受众因受教育程度、外在环境、既有经验等方面的影响，其解读方式千差万别。霍尔曾依据接受者译码符合文本含义轴的程度，将译码分为投合性译码、协调性译码、背离性译码等三类。投合性译码指接受者的理解与传播者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一致的；协调性译码指接受者的译码部分符合传播者的本义、部分违背其本义，但并未过分；背离性译码则指接受者所得意义与传播者的本义截然相反。

对抗式解读的受众是背离性译码者，也常常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们通常在政治类事件中因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对主流媒体的信息进行普遍的、彻底的对抗性解读，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特别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利益冲突表现得尤其突出，受众对传统媒体对抗性解读多发的领域，正是公权力越轨最多的领域，这种越轨或者表现为权力的滥用，或者表现为权力行使的消极”。

在主流媒体“辟谣”时，以上三种受众同样存在，因而要有针对性的调整传播策略，要保持并继续赢得投合性译码者的支持和信任，使其感染协调性译码者。而对于背离性译码者，则要重点施力，做到“逐个击破”。

作为编码者，要体察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心理：他们对新闻品质要求更高，对新闻报道的话语和姿态有了新的要求，如对枯燥的语言、口号式的宣传、空洞的报道都感到厌烦，甚至专家的解释都成为他们编段子炒作的素材。因此，主流媒体在辟谣时，更应顺应新媒体的话语特征，在传播姿态上也要贴近受众，使其感到被尊重，知晓权得到保障，从而既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又彰显传媒的公信力和亲和力。

另外还应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用网络语言和社交方式推送辟谣信息，并拓宽传播形式，做好网络舆情引导与疏导工作。如《人民日报》上的《求证》栏目、新华社的《中国网事》、央视网的《辟谣联播》，成为“谣言粉碎机”，日渐赢得公众的信任。如《中国网事》专设“网事求是”板块，从2012年12月20日至今，已辟谣或澄清新闻数百条，围绕网上热炒或社会热议、民众关注的话题进行回顾并用红色标示找出关键点，或一一剖析谣言漏洞，如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伎俩；或调查取证，让谣言无处遁形，有效地遏制了在网络疯转、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不实信息。

第二，力求信息平衡，切断谣言引爆点。

谣言的根源在于信息失衡，尤其是在矛盾多元的社会中，信息失衡更是导致谣言四起甚至引发危机的一大源头。传谣者和造谣者通常认为自己处于信息弱势方，期望获得更多的信息以减少焦虑、威胁，而他们又通常认为是传播强势方在控制信息流通，他们想通过传播便捷的有限信息，哪怕是不确定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突破强势方的控制，从而做出解读和判断，寻求自我保护。

主流媒体应以此为鉴，在出现谣言苗头，尤其是呈谣言偏好性话题时，及时与政府或企业的相关部门沟通，第一时间释放信息，让信息传播客体得到心理的满足，在谋求信息平衡的同时，切断谣言的生长时机和落脚点。公开、正面、公正地应对谣言，填补受众与媒体间主观想象出的信息差，这无疑是切断谣言引爆点的有效途径。

第三，主流媒体应当成为谣言的“检测仪”和受众的“定位仪”、“导航仪”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环境监视（Surveillance）视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主流媒体更应在谣言出现时明辨是非真伪，剖析机理成因，对于深层次问题要心若明镜，不被情绪、偏见裹挟，甚至沦为推手。主流媒体暗含理性、权威的特性，应在审稿发稿时更加谨慎，不信谣、不传谣是基本底线，在此基础上还要勇于辟谣、敢于批谣。美国媒体也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陷入了“未证实，先报道”的恶性循环中，透支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美联社重新修订了自律规范，明确了信息来源核定制度，如严格要求员工在使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作为报道对象之前，必须事先联系当事人本人，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信息的真实性后方能发布，否则不允许随意转发。这不能不说是美联社在新媒体来袭时，为明辨真伪做出的应时自律。

普利策曾将媒体比喻为海上航行轮船上的瞭望塔，当它发现前方的冰山、暗礁时，能够及时向人们发出警报。在众说纷纭、人心惶惶之际敢于站出来，推动和配合相关方面及时提供真实、客观、权威的信息。因突发事件发生而出现危机时，恐慌情绪容易传染，急需确定的可以安抚人心的信息，此时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权威信息跑在谣言兴起前，就能赢得主动权，消除受众的焦虑——谣言产生的情绪机理，从根本上杜绝谣言滋生和繁衍。〔张树庭：中国传媒大学MBA学院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晓丽：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2012级博士生〕

党报发展要与“网”俱进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促使党报所处的媒介生态发生了深刻嬗变。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挑战，党报发展无疑应当顺势而为、与“网”俱进。笔者以为，在新的媒介格局和舆论环境中，党报的改革发展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强化读者意识，学习网媒之长，注重内容创新，着力在报道提速、改进文风以及增强与读者的互动性等方面下功夫。一、要把党报发展放在互联网强势崛起后新的媒介格局和舆论生态中进行谋划，准确把握党报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切实做到应势而谋、顺势而为

自1994年接通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的互联网事业一直呈现迅猛发展之势。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已有320多万个网站，6.18亿网民，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亿，微博用户超过2.8亿人。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不仅使媒介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了深刻嬗变，而且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均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冲击。近年来，业界和学界有关人类已进入“新媒体时代”、“微博时代”、“自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及“后互联网时代”、“云计算时代”、“大数据时代”等让人应接不暇的提法，实际上恰恰揭示了网络发展之快、网络影响之深。

首先，互联网的勃兴改变了传媒市场的竞争格局，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类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当下的传媒市场正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竞争态势。对党报而言，昔日的“独占鳌头期”、曾经的“三足鼎立期”已被“列强环伺时代”“多媒体战国时代”所取代，强势地位日益弱化、市场竞争力式微的趋势日渐凸显。从近十年全球媒体发展的总体情势看，作为“融媒体”“全媒体”的互联网大有从“老四”位置向“老大”位置转变的可能性。在我国，这种势头自2007年起也初现端倪，党报在媒介方阵和竞争格局中受冲击、被挤压的形势日趋严峻。

其次，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广泛普及促使党报所处的舆论生态发生了深刻嬗变。互联网的崛起拓展了民众的信息传受方式，加速了舆论热点的生成，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舆论引导工作更加复杂化。时下，网络媒体在舆论场中已从原来的“跟跑者”变成了“领跑者”，绝大多数舆论热点事件均肇始于网络传播，且放大于网络传播。从2008年胡锦涛同志称互联网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到2013年习近平同志称“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我们不难体会到互联网对舆论生态和中央决策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与党报发展是密切关联的。

最后，开放的网络语境极大地丰富了资讯消费的选择性，给民众的接受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带来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党报读者群体的分流、覆盖面的萎缩、影响力的弱化，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民众对“党报式”表达方式的反感和非议，加深对党报工作的误解和成见。以本人切身历验为例：近年来单位掏钱订了一些党报，要求大家及时阅读，但是效果很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通过互联网、手机终端等获取资讯比报纸更快、更全、更便捷。这种现象目前具有一定普遍性，要把习惯于上网的受众拉回来看报，要提高这些受众对党报的认同度，难度甚大。

毫无疑问，上述情势对党报的发展是不容乐观、不可小视的，其所带来的最大挑战即在于办报者能不能清醒地认识这种情势，能不能应势而谋、顺势而为。如果今天党报的老总们仍然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手段和载体，仍然对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工具知之寥寥甚至漠然拒之，仍然认为网络媒体“不入流”、自己才是“船老大”，仍然总想着“皇帝女儿不愁嫁”，那么党报发展难免会失之肤浅、每况愈下。相反，如果党报的老总们有一种临危受命的忧患感和与“网”俱进的进取心，能够在“鲶鱼效应”的促动下强化开拓创新精神，能去深入思考为什么网络媒体人气越来越旺而党报读者却越来越少，为什么许多网上博主的粉丝量动辄上百万上千万而党报发行却千难万难，为什么有些网站凭几个年轻人打拼一年便能挣到百万千万的收入而党报拥有众多优势资源却在市场上步履艰难等问题，那么党报的发展就可能在复杂多变、利弊并生的新情势中找准自己的生态位，明晓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就可能因时而变、扬长避短，借鉴“他山之石”改革创新，找出一条乘势而为、难中求进的突围之路来。二、党报的改革发展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强化读者意识、注重内容创新，这既是党报与“网”俱进的内在需要，也是自身职责所系、出路所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传播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争夺“人心”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说，媒介竞争的核心就是争夺受众的注意力。靠什么去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呢？关键是靠资讯产品的内容品质。为什么网络媒体的发展势头那么迅猛？说到底，就在于网络传播、网络应用在许多方面更加契合受众的所需、所好，更能被受众所接受和认同。党报要向网络媒体学习并与之展开市场竞争，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强化读者意识，努力通过内容创新、提高服务质量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与一般性媒体不同的是，党报作为思想舆论领域的“红色阵地”，担负着维护党的领导权、增强党的凝聚力、推进党的执政事业的重要职责，因此，强化读者意识和强化阵地意识是高度统一的。读者多了，阵地才能巩固。美国政府前些年曾推出所谓的“树根战略”，意欲在互联网上与我们争夺年轻人，有西方政要扬言“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党报要在这场争夺未来的斗争中有所作为，必须在服务群众、争取读者方面下大功夫。当前，我们党出于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的清醒认识，大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报除了应当配合做好宣传工作外，自身也必须认真践行群众路线。落实到具体运营中，就是要强化读者意识，切实明晓办报是“为了谁、依靠谁”。唯其如此，党报才可能增强辅政能力，担当起自身的政治责任。

从市场竞争和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办出让群众满意的报纸、积极谋求读者的认同，永远是党报决胜市场、做大做强的基石。营销学中的4C理论告诉我们，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让消费者满意对于产品营销来说是第一位的。时下少数报人仍然有“你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拉倒”的想法，漠视读者、疏远读者，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当今的“买方市场”中，“产销对路”至关重要。只有力戒办报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真正尊重读者、贴近读者、了解读者，准确把握读者的资讯需求和接受特点，切实用高品质的资讯产品来服务读者，党报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庚续自身的影响力，不断做大做强。

近年来，全国新闻战线遵照党中央提出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工作原则和基本要求，大力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这对推动广大新闻工作者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积极促进内容创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新闻事业的排头兵、领头雁，党报无疑应当以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自觉的行动，切实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实践，带头“接地气”、“抓活鱼”，带头弘扬求真务实、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带头倡导有现场温度、有生活气息、清新朴实、生动活泼的文风。事实表明，走好群众路线，强化读者意识，注重内容创新，就抓住了党报改革发展的“牛鼻子”，为互联网时代的党报摆脱困境、再创佳绩指明了方向。三、党报的内容创新应当遵照“改文风”的要求，顺应读者期盼，积极借鉴网络传播之长，着力在“快一点”、“活一点”和“互动性强一点”等方面下功夫

党报的改革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受众愿不愿读、爱不爱读的问题。有人认为互联网是“技术为王”，党报是“内容为王”，认为内容优势是党报的最大优势，实不尽然。平心而论，党报在把握导向、保障资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等方面确实比一般网络媒体高出一筹，然其不足也很明显，如新闻报道僵化刻板、亲和力差、传播速度慢、互动性不强等，难以适应网络语境下的受众诉求。党报要在内容创新方面与“网”俱进，关键是要顺应受众期盼，发扬优势，学“网”之长，改进文风，在确保导向正、信息准的基础上，力争速度快一点、文风活一点、互动性强一点。

首先是速度要尽量“快一点”。速度是构建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核心要素。从争取受众、引导舆论的角度看，谁能在舆论场中开出“第一腔”，谁便可能最先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谁拔得了新闻报道的头筹，谁就获得了“首因效应”的优势。随着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不断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2011年“7.23”温甬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仅4分钟，车上有位乘客即发出微博求援；2013年4月四川芦山地震后不到1分钟，官方微博上便出现了相关消息。在这种情势下，舆论场中“大报跟着小报跑、小报跟着网站跑、网站跟着微博跑”的现象相当突出。对于速度上是“短腿”的党报来说，要想在重大舆论事件中扮演好“领唱者”的角色，把握舆论主导权，树立权威媒体形象，就必须强化新闻报道的时效意识，千方百计让自己“快”一点。

如何才能“快”一点？一要积极办好自己的官微平台，以便在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中能够做到“以新对新”、“以快对快”。《人民日报》运营的“人民微博”在此方面已做了成功尝试。二要尽量建设好、利用好自己的网站，善于“借水行船”、“借船出海”。如果把网站当作电子版来办，肯定不行。有一些党网负责人把自己的“慢”归咎于上面管得太严，抱怨“劣币驱逐良币”，其实根子不在这里。试问对于文体活动的报道，管理部门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吧，为什么党网还是赶不上商业门户网站呢？我看关键要在内部运营机制上做文章，确保既快速又安全。你不出错，谁会老管着你？三要善于取长补短，用心打好主动仗。党报在突发事件报道中难以抢占先机，容易被甩在网络媒体之后，但是对于重要党务政务活动、重大决策部署、政策法规解释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完全可以提前进行议程设置，完全可以主动争取第一发布权、第一解释权。在这方面，党报是有优势的。

其次是文风要尽量“活一点”。当今受众普遍反感面孔生硬、枯燥乏味的官话套话和不动脑筋、千篇一律的格式化报道。这就要求党报必须大力改进文风，积极借鉴网络传播多元化、吸引人的表达方式，切实使报道内容更生活化一点、报道方式更灵活生动、更加亲和一点。如对领导人的报道，不宜总是搞得中规中矩，让人觉得领导人神秘而严肃。在此方面，网络传播的一些做法值得党报借鉴。十八大后，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涉及习近平等中央负责同志成长经历、家庭生活方面的文字和图片，如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陪家人旅游拍照、老同学述忆往事等，这些生活化的内容，受众读来饶有兴趣，也有利于领导人的形象构建。再如，2013年10月14日网上出现一则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漫视频，推出中国领导人的卡通形象，多数网友认为视频生动有趣，让领导形象更加亲民，堪称“跟得上时代的宣传片”。

长期以来，媒体关于党务政务活动和各类会议的报道极易落入格式化的俗套，党报尤甚。实际上，此类题材既是新闻报道的一大难点，也是可以出彩的一个“富矿”。较之于网络媒体，党报记者在接触各方领导和党务政务活动方面更具优势，若能敏锐捕捉那些领导满意、受众感兴趣的“亮点”，便可以将原本让人“头疼”的“规定动作”变为颇具看点的“独家之长”。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其中追忆了自己与印尼总统苏西洛在桂林漓江上的一段往事。对此，广西日报社迅速派人进行相关采访，并在次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习近平主席印尼演讲牵出一段佳话　桂林山水织就友谊彩带》一文，抚昨看今，展望未来，内容朴实，情感真挚，让人深感我们的领导人重情义、水平高，很容易激发读者特别是广西读者的自豪感。这种敏锐、快速、让人读来颇有故事感、亲切感的新闻报道，就是党报改文风的成功实践。

当然，党报要学、要改的地方很多，如标题制作、篇幅安排、语言风格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时下有人对改文风的认识是片面的。一见“改”字，就以为是要全盘否定过去的做法；一说“精简”报道，就以为是不要报道；一提“短平快”，就以为所有报道都是越短越好。我们提倡改文风，是要实事求是地改，在该改的地方好好改，而不宜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学“网”，是要学其所长，更新报道理念，提高宣传艺术。对于网络传播中虚假不实、哗众取宠、过于情绪化、娱乐化、媚俗化等不良倾向，党报必须与之划清界限。

最后是互动性要尽量“强一点”。现代受众之所以喜欢“触网”，原因之一在于网络传播互动性强，能激发网民内心的表现欲，让受众在开放、多元的“意见市场”自由地传播信息、接受观点、参与交流，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其实党报也讲互动，但相比之下力度太小，亟待进一步加强。毛泽东同志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路，后来许多报社内设群工部、通联部，开设“读者来信”、“××大家谈”等栏目，实际上都是想通过加强与群众的互动来实现互利共赢。在“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是编辑”的自媒体时代，党报要提高对读者的吸引力，就必须改变“我写你看”的单向传播模式，用心培育一批互动性强、能吸引读者参与、容易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栏目，增强自身与读者的互动性。

具体来说，一要强化服务功能，围绕民生话题办好涉及政策咨询、市场供求、遇急求助、现场报料类的互动栏目，为群众搭建一个简便、实用的资讯交流平台。二要强化监督功能，敢于对各类时弊“亮剑”，多替群众鼓与呼，尽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群众提供一个有锐度、有锋芒的意见表达平台。三要强化导向功能，经常组织一批“意见领袖”，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开展有分量的短评、快评，析事明理，解疑释惑，引领风尚。四要加强与其他媒介的互动，如报网互动、报台互动等。《人民日报》推出的“求证”栏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五要借“智”办报。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可不可以就“如何办报”问计于民，让广大读者来评长说短、建言献策呢？只要强化这种互动意识，敞开门来办报，集思广益，党报在增强互动性方面就有望取得实效。

以上三个“一点”，打个比喻来说，即：如果把党报比作一盘菜，把办报比作炒菜，把读者比作食客，那么，食客饿了，菜要快点端上；炒菜的时候要多考虑食客的口味，不断调适、翻新花样；必要时还应把食客请到厨房中来，让其一同体验炒菜、参与炒菜。只有这样，这道菜才可能越做越好、越炒越香。〔刘伯贤：广西壮族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

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改进文风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一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在报刊以及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中，我认为文风上也存在着“长、空、假”的毛病。

新闻报道存在的“长、空、假”的文风问题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是一些综合报道空话连篇、内容空泛，名义上是正面报道，宣传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骨子里却是为某些人炫耀政绩。这样的新闻报道没有新闻现场，记者无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缺乏独立思考，只是跑机关、听指示、拿材料，根据汇报材料或会议材料加以编写。这种所谓的综合报道在落笔成文时往往严格按文件、对口径、照本宣科，语言表达、遣词用字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的甚至像开中药铺“一、二、三、四”，罗列表象去套概念，其结果是内容毫不新鲜，形式呆板，又长又空，有的还假，令人无法相信。这种所谓的综合报道，在电视上也有表现。主要是一些新闻报道的画面不是记者在新闻报道现场拍摄，而是堆砌一些概念化的空画面。比如，讲企业改革就是厂房车间，讲调整产业结构也是厂房车间；讲农村建设是田园山村，讲农业丰收也是田园山村。这些画面不知何时何地所拍，没有信息量可言，内容空泛，怎么解释都可以。解说词与画面互不相干，两张皮，而且动辄就是“大好形势”、“快速增长”、“飞速发展”等，以空洞的口号、数字去诠释概念，这种报道同样是又长又空、面目可憎、令人生厌。

二是缺乏鲜活内容的会议报道或典礼仪式报道过多过滥。这种报道有时甚至助长了某些领导人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正所谓“开会就是贯彻，剪彩就是开工，报道就是成果”。这种报道往往是根据请柬来安排记者，根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级别来考虑报道规格，虽然有时间、地点、人物，但是这个会议或典礼的内容是什么、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则根本不提及。报道领导人的讲话，又常常是一些套话、空话。在电视报道中，画面的表现则是拍人头、排座次、大场面鼓掌，正所谓“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网民们编纂的这种段子，对新闻报道中“长、空、假”文风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也反映了人们对这种丑陋文风的轻蔑！

三是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概念化的大话、套话和可有可无的空话；报道形式陈旧呆板，甚至公式化，被人称为新的“党八股”。比如一讲指导思想就从马克思主义一直讲到“中国梦”；一讲取得成果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就从党中央一直讲到了乡镇党委；报道先进典型，总是成绩七分，不足方面三分；报道某个单位发展快、变化大，就一定讲这个单位过去很糟；报道先进人物，那这个人一定是身罹重病，或者家有困难，他是战胜疾病或克服困难去为大家服务才成为先进人物的。这种报道不仅内容缺乏新意，形式呆板、僵化，动不动就来个几下子，这样就拉长了报道篇幅，给新闻信息掺了水，冲淡了重要的新闻信息，有时甚至弄得读者观众不知所云。曾经有一些网民用三句话来调侃某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很忙，不是出国就是下乡；中间十分钟全国人民很幸福，不是致富就是丰收；后十分钟是其他国家很惨，不是爆炸就是造反。”这些话虽然很难听，却十分传神，反映了人们对新“党八股”的厌恶。

造成新闻报道中存在“长、空、假”等文风问题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是编辑记者受到某种呆板的思维方式和报道格式的束缚，片面强调所谓的“对口经”、“讲准确”，写作时行文落笔不敢越雷池半步，片面地认为“只有照文件上的话、报刊上的话讲，才是同上级和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以为这样就能完整地、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果使文章千人一面、套话连篇、又长又空又假。二是编辑记者没有到新闻现场采访，缺乏第一手材料，不去做独立思考，而是照现成的文件、材料照搬照抄。当然还有一些是编辑记者学习不够、基本功不扎实造成的。总而言之，新闻报道之所以存在“长、空、假”的文风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关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时候甚至违反了“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编辑记者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陆定一就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深刻地阐述过这个观点。陆定一同志在文中还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性质说”。在批判所谓“政治性”是第一性的时候，陆定一同志写道：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些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

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所以，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我认为陆定一同志当年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改进新闻报道文风仍然具有警示和训诫的作用。

新闻报道的文风问题不仅是写作技巧或表达技巧的问题，而且是编辑记者世界观、人生观和对事物的认识、分析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精神状态的具体体现。党报党刊，尤其是中央级的党报党刊，包括中央一级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所有大众传媒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中央级的新闻单位端正文风，对于整个新闻传播界，乃至整个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都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电视为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央电视台根据电视表达的规律和特点，对电视新闻报道的表达方式和文风进行过多次改进，每一次改进都对全国各级电视台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新闻的播报方式由纪录影片方式改为记者出镜、主持人播报的方式，后来又采用记者出镜现场报道的方式，这都使得电视新闻报道的信息容量大大增加，真实感、现场感大大增强。90年代初《东方时空》等新闻评论节目的出现，使电视媒体有了自己的言论和观点，使电视新闻报道在整个舆论引导中发挥起更加突出的作用。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新闻报道中坚持“三贴近”，尤其是在开展“走转改”的活动中，改进报道内容、改进报道形式、改进表达技巧，尤其是《新闻联播》的记者，纷纷深入第一线，把镜头对准普通老百姓，反映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从雾霾天气到菜价，从买车票到讨薪等，过去被认为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所谓小事情，也能在“新闻联播”中加以报道，涌现如“新春走基层”等一批十分亲民的新闻报道，为全国各级电视台树立了标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现在在全国各级电视台，尤其是地方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也更多地采用了直播、连线、现场报道等方式，过去一些被认为是个别现象、小问题的民生问题也登上了“联播”的大雅之堂。这些新闻报道，内容实在，篇幅也不长，画面和解说词都很平实，显得真实而亲切，又生动活泼。电视新闻报道这种崭新文风的出现，不仅是中央电视台带动的结果，也是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坚持深入采访、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思想路线，也是党新闻宣传工作的光荣传统。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新闻宣传报道就有好的文风，就能取得好的宣传效果。我相信，在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在党报党刊尤其是中央各大媒体的带头示范作用下，我国新闻宣传战线的文风将会焕然一新，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林杰谋：广西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辑〕

党报“改文风”的内涵、影响和建议探析

自2011年8月开始，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委联合部署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在我国新闻战线得到深入开展，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新闻领域，在社会生活、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着人们对政府工作、新闻传播媒体的认识。在不同类型新闻媒体的变化中，党报在“走转改”活动中体现出的新举措、新思路、新文风尤为引人注目，发挥了重要的传媒引领与示范作用。目前，党报“走转改”活动仍在继续深入当中，而“改文风”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也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将从党报发展的必要性、“走转改”三者的辩证关系、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对“改文风”进行分析，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一、党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改文风”的必要性分析

党报是我国传媒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引导舆论、关注民生等诸多方面起着表率的作用，多年来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关注时政热点、掌握社会发展现状与动向的信息平台。不过，随着都市报、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读者的选择越来越多，阅读习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党报开始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必须要做出改革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在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在此，我们首先简要概括党报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首先，党报定位较高，受众面相对较窄，做报道时需要统筹宣传性、舆论性，同时要体现出较强的生动性与可读性，对采编人员的要求很高。党报的内容、风格由其性质、地位所决定，这要求记者、编辑要把握整体方向和原则，与广播电视媒体、网络甚至都市报相比，写作的“自由度”相对较小，不能在舆论引导、政策宣传中采用“花哨”的写作方法，所以不容易在读者当中产生较强的轰动效应。所以，为了能够增强党报的可读性，必须在强化选题、创意等方面的同时，更注重在文风上贴近群众与生活，多使用生活化的语言。其次，面对网络新媒体的激烈竞争，作为传统平面媒体的党报在报道的全面性、深入性、延伸性等方面的优势正在被慢慢淡化，而在时效性、生动性等方面的劣势又被放大，开始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再次，党报在版式、包装、报道方式、写作手法等许多方面都已经多年没有明显的改进，远远不能适应读者多变的阅读习惯。

可见，党报的定位、层次、作用以及长期以来的运作模式形成了其独特的版面、报道、语言风格，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各界对发挥党报的舆论引导作用有着更迫切的期盼和更高的要求。以上几个问题正在极大地限制着党报的发展。为了能够使党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革，“走转改”活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而“改文风”的深入开展也顺应了以上发展的要求。新的文风与党报的定位、要求并不背离，反而恰恰是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更好地体现党报定位与作用的必要条件。二、“走转改”的辩证关系及“改文风”的内涵分析“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正确而全面地认识“改文风”的内涵，离不开对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分析。“走转改”活动是针对新时期新闻媒体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目的是推动行业发展、促进现代新闻传播体系构建，能够切实强化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能力与责任感，有着重要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走基层”的要求本身就体现了工作作风和方法的转变，亦即必须通过深入基层与群众生活，通过实际的调查和体会，才能够切实完成新闻工作，生产出符合时代特点、满足人民需求的新闻作品。“转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新闻质量与水平的根本条件，需要新闻工作者把社会责任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时刻记在心中。“走转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缺一不可。“贯彻‘走、转、改’是媒体社会责任回归与强化的需要……更有现实针对性，更为具体，更具有长远性，因为‘走基层’和‘转作风’分别从行动上和理念上为媒体文风、作风的转变提供了根基与保障，相比以往的活动更切实可行。”只有切实走基层，才有可能改变工作与写作作风，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走基层本身便是转作风的重要内容与体现，“‘走’是为了让群众看到，‘转’是为了让群众接受，‘改’则是为了让群众喜闻乐见。”“‘改文风’，说到底是一个如何让媒体、新闻作品更容易、更快捷、更有效地被老百姓喜欢的问题。”所以说，“走转改”三者必须要统筹进行，需要在“走基层”的过程中贯彻“转作风”的要求，通过“转作风”推动“走基层”更为深入，并在文风的改变中反应“走基层”和“转作风”的成果。

从“走转改”的辩证关系中我们能够对“改文风”的内涵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它要求在“走基层”和“转作风”的基础上提高新闻作品的质量，在脚踏实地的工作中发掘鲜活生动的新闻细节，并注入自身真切的情感与深入的思考，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与生命力。“改文风”具体要求改变传统假大空式的“八股”写作方法，多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时代感与生活气息的语言，反映人民关注的问题，“表达就要注意对象。党报作为媒体，广大的读者就是它的对象。因此，新闻报道就要用群众所乐于接受的语言陈述事实、阐释观点，而不要自说自话、自言自语、自娱自乐……标题，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语言，生动鲜活、清新朴实。”“篇幅，短小精悍、凝练易读。”只有通过这样的文风，才能够拉近党报与读者、与人民的距离，更好地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三、多维视角下党报“改文风”的影响分析

目前，党报改文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许多党报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而改文风活动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党报自身的发展，更对新闻工作、传媒市场、国际传播等许多方面都有直接的作用。我们从这些方面能够全面地认识改文风活动的影响，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探索促进党报改文风深入进行的有效路径。在此，我们从以下三个维度对改文风活动的影响进行分析。

1.改文风之于新闻工作

改文风是在新闻领域掀起的一场活动，配合着走基层与转作风，改文风已经在各层新闻传媒机构得到推行，不仅产生了形态各样的与改文风有关的栏目、版面，引起了各界的争论与探讨，也切实使我国新闻界的面貌得到了改善，从荧屏到报端，一并刮起了一阵清新之风，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认可。

通过改文风能够使新闻工作者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以及生硬呆板的写作方法，让他们在与基层人民群众的交流、学习中获得鲜活的感悟与智慧，增长个人的社会经验与生活阅历，提高把握新闻事件的能力，进而能够提高整个新闻人才队伍的业务水平，同时能够在实践中增强从业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促进优良新闻传统的传承与发扬。

另外，改文风也是新时期体现新闻党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党性原则需要不断增强新闻工作者对时代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以及问题意识，在能动地采访与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具有时代感的语言将新闻作品呈现给读者。而我国新闻界一直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固守“耳目喉舌”的职能，在语言、文风上也要严肃、高端、稳重。而目前改文风的实践证明，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更能发挥党报等新闻媒体的作用。所以面对时代的发展，新闻工作者不应因传统的观念而丢掉思考与进步的意识，要力求用新的文风更好地遵循与体现新闻媒体的党性原则。

2.改文风之于传媒市场发展

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推进与传媒市场的日益完善，应对激烈的传媒竞争也成为新闻媒体各项改革和创新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仅仅将‘走转改’活动视为是新闻业务的一种实践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理解‘走转改’需将中国媒体与全球化大环境、新闻市场化的制度逻辑、中国社会分化的现实问题等联系在一起，方能凸显出其全部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走转改’也是中国媒体面对当下诸多困境而实施的一种突围”。传媒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媒介形态与产品的多样化、受众选择与信息使用习惯的多元化，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首先要做到有效地获取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得到他们的选择和认可，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进而才能够把党性原则、舆论引导等落到实处，否则只能被淹没在残酷的传媒竞争中，发挥自己的社会责任便也无从谈起。

对于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党报来讲，虽然它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应对竞争带来的各种危机，但是面对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愈发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面对人们思想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它们需要统筹自身的经济发展、政治与社会责任担当等多项任务，改文风也是适应以上双重需要的必然选择。改文风是使新闻媒体与受众形成有效互动的要求，面对受众为主导的“买方市场”，质量再高的新闻作品也要运用受众易于接受的写作风格，才能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履行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3.改文风之于国际传播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中外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内文化与传媒市场的规模和前景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企业，并开始对我国文化、传媒事业发展产生直接而深入的影响。“在全球传播的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围绕‘形象和声誉’而开展的一场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传播和舆论领域的较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强权政治情境下，拥有强大硬实力（例如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往往会获得国际竞争的主导权。而在全球化的时代，除了硬实力的作用外，以文化和传播为主导的软实力竞争也同样重要。”

为此，我国也一直注重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并从国家层面制定战略，稳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对强化对外交流、向世界说明中国、传播中国的声音、塑造国家形象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党报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也应该发挥应有的功能，一方面对国内新闻传播事业应对世界竞争、有效走出去形成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切实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党报传统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更不适合国际传播与交流的要求，所以在改文风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写作方法与风格的“国际化”，一些党报的海外版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也能够对国内的改文风提供借鉴，通过交流、磨合实现共同提高，以更好地适应国际传播的需要。四、进一步推进党报“改文风”工作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党报改文风的影响存在于多个方面，同时也能够从多个维度发现党报改文风活动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正确认识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党报就难以在未来的新闻事业、传媒经济发展、国际传播等方面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需要探索有效路径，进一步推进党报改文风工作。在此我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党报的“新文风”需要从生活中来、从群众中来。“新华社总编辑何平说过的一句话，‘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这虽然是一个笨办法，但却是优秀记者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这既是对走基层、转作风的要求，同样也是对改文风的要求。“文风是由作风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作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风。说实在的，如果你坚持‘走转改’，整天和基层群众摸爬滚打在一起，有了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感情，群众的语言，真正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阅读情趣，那么文风改什么，怎么改，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改文风需要采编人员带着采访任务、更要带着真诚的感情走进生活、走进群众，做到针对群众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并用符合现实情境的语言表述出来，把模式化、书本化的语言转变为接地气、群众性的语言。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而“‘山’就是当地的群众，地域不同，百姓不同，歌也就不同了。我们的时代在变，反映百姓‘心歌’的内容、节奏、韵律也在随之改变，这就要求要读懂百姓的新‘歌’，会唱群众的新‘歌’，唱好人民的‘心歌’”。如此，唱好新时期群众心中的“歌”便是新的文风，这也是党报改文风需要努力的方向。

其次，党报改文风要努力做到实在、鲜活、简洁。

2012年12月下旬，中宣部发布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对新闻报道改文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善于运用鲜活的语言说明事物、表达观点，善于把文件语言和学术概念转换成易读易懂的群众语言，善于捕捉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的话语，简洁平实、通俗明白，杜绝照抄照搬文件和领导讲话。要力求篇幅简短精练，使新闻报道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我们把以上要求简要概括为实在、鲜活与简洁，在未来党报改文风的实践中，需要努力按照这三个要求不断提升工作方式与写作方法。

实在，主要是考验采编人员对新闻、事件的感知与采访能力，需要到基层去扎实地挖掘新闻线索，从中感受群众生动的语言，渐渐摆脱带有浮华、夸张倾向的用语习惯。鲜活，体现在新闻题材、形式、报道方式的创新上，要通过采访不断发现新的亮点，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惰性，使稿件呈现出一派清新之风。简洁，即微言大义，用简短的语言突出主题，对采编人员的思辨力与表达能力都是一个考验。这三点要求将贯穿每一个新闻人从业生涯的始终，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地体会、提升。

再次，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作用，促进改文风活动落到实处。

新媒体的发展为党报和群众、读者建立起了新的沟通桥梁，目前许多党报纷纷开辟论坛、官网、官微等，借助新媒体平台提高与读者的互动效果，而这一渠道也能够在改文风活动中发挥作用。第一，新媒体的语言特色能够为党报语言的运用提供借鉴，尤其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由于其篇幅的限制，用户往往通过几十个字表达对事件的描述、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符合改文风中“鲜活、简洁”的语言要求。第二，新媒体能够弥补党报传播周期长的缺陷，更能够体现“鲜活”的特色，采编人员把新媒体作为信息辅助发布平台，可以实现与读者的实时交流，并从中体会、学习、提炼语言与文字。第三，新媒体平台便于采编人员及时发现群众的需求、紧跟新闻和舆论的动态，使之成为“走基层”的有效辅助形式，通过新媒体发现新闻线索并及时、深入采访，为新闻报道与写作提供“源头活水”，满足改文风中“实在”的要求。

综上所述，党报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探索如何使党报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已经成为我国新闻界的重要课题。面对激烈的传媒竞争及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党报需要进行创新，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开展也为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改文风是“走转改”三者辩证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走基层与转作风等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最终都需要通过文风体现出来，而且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党报自身的发展，而且对新闻工作、传媒市场、国际传播等许多方面都有直接的作用。“语言描述一定的社会事实，文风对应一定的观念现状，社会、观念没有更新，语言形式难有增量，既定的文风会在封闭僵化中自我强化，以至于形式决定了内容，规范了思想，禁锢了人心，讲八股人人都会，脱离了八股就无所适从，一些人正失去观察新问题、吸收新思想的天赋能力。”所以，在未来的工作中，党报工作者需要继续深入群众，按照实在、鲜活、简洁的要求，推进改文风的探索与实践。〔严三九：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科类别与研究层次以及关键词演变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也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研究态势。作为舆情发展到信息时代与互联网相结合的特殊产物，网络舆情几乎涵盖了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信息技术等多种学科，是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新型研究领域。虽然我国目前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但从整体上对这些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从宏观上把握网络舆情研究动态的文献仍然凤毛麟角。本文试图以CNKI中国知网为研究平台，利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2008年至2012年五年中我国关于网络舆情相关研究的学科类别、研究层次、关键词演变进行一次计量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对2008年至2012年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所有以“网络舆情”为主题词的文献资源进行多角度的计量分析。CNKI由世界银行于1998年首次提出，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的简称。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CNKI工程集团已经建成了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作为目前国内最权威、最全面的数据资源共享平台，CNKI中国知网资源总库涵盖了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为代表的期刊数据库；以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代表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以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为代表的会议论文数据库以及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因此，依托CNKI资源总库收集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相对全面地反映出近几年来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发展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舆情与网络舆论虽然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舆情是一种零散性、个体化、非系统的存在。每一位网民在互联网上就自己关心的热点事件所表达的情绪、发表的言论都可以称之为网络舆情。而舆论则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现象、问题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舆论是舆情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是持有某种意见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才会形成的一种言论。因此，本文在检索过程中，并没有将“网络舆论”、“互联网舆论”等作为并列检索词，而是严格以“网络舆情”为主题词，在CNKI资源总库中进行了高级检索，检索的时间范围是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相关的有效文章2388篇。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1738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98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36篇；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49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31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1篇；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13篇；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本文是在参考他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看学科类别、研究层次以及关键词演变的。

2.学科类别与研究层次

图1仅列举了网络舆情研究领域排名前20的学科。由图1、图2可见，新闻与传媒以1212篇的绝对优势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主要学科，行政学与国家行政管理和高等教育则分别以296篇和254篇的发文量位居第二和第三。此外，伴随着网络舆情研究的蓬勃发展，关于网络舆情信息的挖掘和网络舆情预警模型的建立等涉及互联网技术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互联网技术也成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排名第四位的重要学科。从研究层次来看，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还是在行业指导和政策研究上，社会科学都以绝对优势超越自然科学，这也验证了前文所言：现阶段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仍然以社会科学为主。图1　网络舆情研究的学科类别图2　网络舆情研究的层次

3.2008—2012年关键词演变分析

关键词是指那些出现在论文题目、摘要或正文中，对表达论文主题内容具实质意义，可起关键作用的词。它不仅便于文献的检索，同时还可以鲜明直观地反映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分析2008年至2012年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关键词的演变，可以大致了解这五年来网络舆情的研究动向。由图3可见，2008年至2012年，“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和“引导”这四个词是这五年共同的关键词。由于“网络舆情”是本文检索的主题词，因此“网络舆情”、“网络”和“舆情”这三个词出现在这些文章中的关键词里，自然无可厚非。但不约而同地出现“引导”一词，则足以从侧面说明如何实现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已经成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高校”等词汇在这五年间分别出现了四次，而“舆情分析”则出现了三次。由此可见，关于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问题以及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领域。

此外，与2008年相比，2009年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献更加强调“文本挖掘”在网络舆情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舆情监控”与“预警”等开始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热点词汇。而与2009年相比，2010年的相关文献则开始对网络舆情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以及高校网络舆情的控制与管理等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作为中国政务微博元年的2011年，则见证了中国政务微博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时间里，政务微博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省、市、县级政府机构，网络问政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崭新的政治生态。因此，与2010年相比，“电子政务”、“地方政府”和“微博”等开始成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核心词汇。而在2012年，网络舆情研究则继续延续了2011年的研究路线，主要关注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引导、微博网络舆情的监测以及地方政府在电子政务过程中的网络舆情应对等问题。总之，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不仅在数量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同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上也在不断充实和发展。图3　2008—2012年网络舆情研究关键词〔郑保章：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静静：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

“最低差错率”是怎样“炼”成的？——桂林日报社努力减少差错、提高编校质量的一些认识与做法

长期以来，差错问题一直困扰着纸质媒体。从大的方面看，因为差错惹上新闻官司、造成经济损失的事例屡见不鲜，有的甚至因为出现导向偏差或政治错误，在社会上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甚至危及报纸生存。从小的方面看，频繁出现差错，也会影响党报的声誉，削弱宣传效果。因此，如何减少、消灭报纸差错，是摆在各级党报从业人员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创新机制，从根源上预防差错

作为一家地市级媒体，《桂林日报》的人员职数和部门机构虽然无法与大报相提并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报社下属的子媒、部门也很多。要防止差错，除一线记者、编辑要警钟长鸣、高度重视外，广告、发行、印刷、网络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也非常重要。为进一步协调报社的宣传报道，使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健康、规范、有序，报社从2010年初开始建立报社编务会的全新机制，全面领导协调报社的采编等工作。

编务会每周一次，由总编辑主持，参加者包括报社下属《桂林日报》《桂林晚报》《体坛导报》、桂林生活网和《潮》周刊几大子媒的分管副总、编委会成员以及报社广告、发行、印刷和网络管理部门负责人。编务会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就是回顾总结上一周的宣传报道，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如何避免和减少见报差错？桂林日报社编务会的做法是：直面问题，认真对待，科学分析，重点解决。每周编务会上，各媒体值班编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分析、评论上周宣传报道工作，指出问题时，讲得最多、说得最具体的就是见报差错，包括文字差错、图片差错、印刷差错或发行差错。文字差错又包括标题差错、内文差错、图片说明差错等。其中有些是因为记者粗心大意，有的是编辑不小心，还有的差错可能是电脑操作员、校对、印刷厂的工人误操作。编务会对差错进行初步认定，并当场找出解决问题、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的办法。

正是编务会机制的建立和对差错问题坚持不懈的重视、关注，在报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下属各媒体从分管领导、编委会成员，到每一位记者、编辑，对编务会上提到的每一个差错都高度重视。而每次被拿到会上放大、曝光的差错，也成为各部门研究、探讨、引以为戒的活教材，对减少、消灭差错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建章立制，从制度上遏制差错

为更好地遏制差错，提高报纸质量和水平，桂林日报社特别重视建立和完善采编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从2010年开始，报社先后制定并发布了《桂林日报社采编人员行为准则》《桂林日报社关于严格“三审制”的规定》《桂林日报社采编差错处罚办法》《桂林日报社关于见报稿件署名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对如何预防和减少差错、差错的认定与处罚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三审制”是我国报刊管理的一项硬性规定。所谓“三审制”，就是每一篇见报稿件（包括图片）都要经过编辑、编辑部主任、值班总编（编委）审核后才能见报。多年来，桂林日报社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三审制”，不允许打折扣，容不得有哪怕一星半点的含糊。在此基础上，为预防和减少差错，还主动增加了两道“防火墙”：一是增加记者部主任审稿的环节。记者每写完一篇稿件，都必须经本部门主任审阅后方可投到编辑部，记者无权将自己写的稿件直接投给编辑部门。这被认定为采编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流程”。记者一旦违反这一关键流程，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与处罚。二是报纸完成清样后，由印刷厂制版并开机印刷。这个时候，报社专门设立了“第一读报人”的岗位，由两位同志担任。第一读报人每天晚上10点上班，第二天凌晨五六点才下班。“第一读报人”直接对社长、总编辑负责，一旦发现重大差错，立即报告报社主要领导。在特殊情况下，第一读报人如果发现较大差错，有权对正在印刷的报纸叫停。

作为一家成熟的媒体，桂林日报社还特别重视读者对预防和减少差错的作用。从2011年起，报社率先在《桂林晚报》开展读者“有奖纠错”活动，鼓励读者参与纠错。一旦发现有差错，可以通过电话、短信、信件等方式向报社有关部门报告。这些被“举报”的差错经过专业人员确认后，报社每个月对参加纠错的读者进行抽签，中签者给予一定数量的现金奖励。实践证明，充分调动读者参与纠错的积极性，对于减少、消灭报纸差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严格奖惩，从管理上消灭差错

只有制度无人落实，或有了制度执行不力，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因此，桂林日报社始终把提高执行力放在重要位置，严格执法，严格奖惩，从严管理，“纠错”工作因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出现的见报差错，报社有专门的部门和专人管理。管理者的主要工作除发现、收集各种见报差错外，还必须对收集到的“疑似”差错进行考核、考证，明确责任，并定期将有关差错、调查情况、责任人、处罚金额等内容在报社内部张榜公示。公示期间，差错当事人、报社同仁可以对上榜的问题作出解释、辩解，有关部门要对当事人的疑问再次考核、论证，并作出解释。一旦差错得到确认，当事人的疑问得到合理解答，有关部门将根据《桂林日报社采编差错处罚办法》进行严格管理和处罚。当月的事，当月处罚，当月“兑现”，绝不拖延。

为进一步提高报纸质量和办报办刊水平，桂林日报社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机制。如年度“十佳记者编辑”“年度先进个人”、报社“十星级文明部室”评选等。在对入围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考核时，是否出过差错，尤其是否出现过重大政治性差错或主观恶意造假，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取“一票否决”。对于技术性错误也有严格规定。如“因个人原因漏发重大新闻、发重稿、出现标题差错在一年中累计达到3次（含3次）以上者”，也会取消其参评“十佳”的资格。2012年，《桂林日报》有一位编辑全年业绩排名第二，但由于出现过发重稿和标题差错，被取消当年评“十佳”的资格。还有一位记者2012年表现出色，业绩排在当年“十佳”第一名，2013年前几个月的业绩也非常突出，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违反了报社规定，造成较大差错，被“一票否决”，没有资格参加当年的“十佳”评选。

报社在实行差错管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人平等”。两年多来，从分管领导、编委、部门主任，到普通编辑记者，每个月都有人因为差错而被处罚。

辛勤耕耘带来丰硕成果，严格管理产生良好效益。《桂林日报》《桂林晚报》的见报差错逐年减少，采编质量不断提高。据统计，2010年以来，《桂林日报》《桂林晚报》见报差错率都控制在万分之三以下。2011年10月，广西新闻出版局公布了对全区15家党委机关报、30家期刊文字差错的抽样调查结果，《桂林日报》以万分之一点五四的最低差错率名列第一，成为广西数十家党报、期刊“差错率最低”的媒体。

减少差错，提高质量，报社因此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和信誉。最近几年，桂林日报社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还获得了中国报业协会等权威机构的多个奖项。2011年，报社荣获中国报业协会授予的“2009—2010年全国报业经营管理优秀单位”；2012年，荣获“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奖”、“中国报业广告年度创新奖”、“广西‘五一’劳动奖状”、“广西文明单位”、“广西和谐单位”称号等奖项。同时，《桂林日报》《桂林晚报》连续三年获得“中国报业创新奖”，《桂林晚报》还荣获“2011—2012中国地市晚报品牌媒体10强”、“中国地方都市报最具品牌价值10强”、“2011—2012中国报刊广告价值排行榜晚报20强”称号。〔覃澍：广西桂林日报社总编辑〕

纸媒急迫转型中的新闻专业期刊

传统纸媒影响力下降，总体营收下滑，在持续的“寒冬”、“拐点”、“困境”面前，转型，是近几年来传统媒体思考最多、探索实践最多的方面。眼见各种手持终端、移动终端占据受众阅读空间，想想连自己及周边做媒体甚至媒体研究的同行都很少拿起报纸看的现状，长期主要依托于传统纸媒生存的新闻专业期刊也难免焦虑、惶恐。

眼见下功夫策划组织的内容，那些独到的见解、新颖的观点裹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纵然自信我们的受众是最爱学习、最求职业进取的一族，也难免有被浪费与可惜的担忧与遗憾。转型，与所有纸媒同步，所做努力是有成效的。但面对人员少、架构小、重视程度不到位、技术设备落后的客观现状，大多数新闻专业期刊仍处于摸索探路、艰难生存的阶段。

何时上网？上多少？“残、缺、迟、滞”怎样把握？

怎样才能分到无偿转载新闻期刊成果的网站应得的那部分利润，有人帮助吆喝吗？做得到吗？

论文付费模式如何设计？与电子数据库合作的微利怎样提高？

怎样建立科学、符合理论和实践要求并得到普遍认可的新闻专业期刊评价体系？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我认为，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今天的新闻专业期刊要充分吸纳、展示学院派专家学者的优质研究成果，另外还应更多地借鉴他们科学的、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方法、表现形式，使我们的刊物更规范、更严谨，学术水准得到更多提升。努力转型　探索实践

适应新的传播格局和竞争形势，《中国记者》所做的转型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包装到内容，杂志整体讲求“悦读”、吸引眼球。再有深度的论文，再有思想的成果，也要讲求吸引力、感染力。标题、配图、细节设计，点滴体现用心。一直坚持时尚、大气并清新雅致的风格追求。

不落伍的杂志新媒体业态：（1）官方微博；（2）网站；（3）新华网展示；（4）在此基础上的刊网互动，如内容推介、回复疑点、业务讨论交流、编读往来、订阅等等。

新辟《月度聚焦》栏目中有当月业界热点，传媒人《微天下》，还有本刊微博中与读者编读往来的内容。

内容上的求新求变——紧跟热点。发现、体察新形势、新环境下，特别是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所思所想、所困所忧的问题，以此为标准设置议题、开展讨论、有的放矢，追求选题的新颖、独特、契合实际，避免老生常谈。

近期《焦点》《案例》与《方法》等新锐栏目集中关注过传统媒体人才流失，新闻专业就业的双向选择难及毕业生为何不再首选传统新闻岗位；调查记者采访难；英年早逝的新闻工作者、学者；传媒新行当（今天的新360行：微博运营师、大数据分析师、3D打印工程师、APP产品研发师……他们的职业特点是什么？）。将有哪些传统媒体行当发生变化甚至消亡；渠道同样为王的时代，传统媒体人需要学点技术、具备技术思维，先从哪里入门？全媒体竞争中还要不要做专家型记者，怎样坚守一个方向、守出成果？“刷屏”热中的深度阅读问题，等等，受到广泛好评。

对新闻职业和新闻工作者生态环境以及今天形势下活跃异常的传媒人心理及所遇困惑的敏锐体察，长期坚持对新问题、新情况、新形势的剖析，是形成《中国记者》好看、实用、清新大刊风格的重要因素。

权威作者的最新实践与思考，仍是《中国记者》孜孜以求的最爱。先行者，最优秀的探路者、思想者，永远是最有魅力的一族，新闻界又是才华出众者的集中地，《中国记者》当然对这样的作者紧追不放，关注传媒界、传媒学界的领军人、知名人等等，吸引真知灼见，探讨争鸣，活跃学术气氛。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追逐的作者行列中加入了“大V”、意见领袖等网络活跃传媒人、传媒理论人、传媒研究者。

坚持“走转改”，与各地方媒体保持最紧密的联系。经常走访、采访、交流、调研，回答关注，展示最新探索实践，这是杂志保持生机活力不可或缺的方法和渠道。与时俱进　同步同行

我认为，新闻专业期刊是依附在新闻实践和新闻学母体上的，并非完全依赖于传统纸媒，虽然我们的订户多为纸质媒体的新闻采编人员。只要新闻实践、新闻学、新闻研究在发展，只要新闻人的思考和对职业理想的追求与探索不停步，新闻专业期刊就有生存的土壤和强烈的市场需求，无关乎新闻的呈现形态怎样。但这决不代表新闻期刊可以高枕无忧、不思进取。相反，唯有与时俱进，“与传媒同步，与记者同行”，敏锐感知最具创新力的传媒生态和传媒人的变化，甚至达到一定的预见性、超前性要求，才能保持理论有效地指导实践的生命的绿色，否则只有被快速发展变化的新闻实践淘汰而枯萎。

今天的新闻传播学界、业界整体上对新闻研究的重视程度，比之上世纪80年代最早几批新闻专业研究生入学时还集体纠结于新闻有学抑或无学的时期已是天壤之别。在业界，除了职称评定对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变化更大的是自发的对新闻研究的热情和在积极实践的同时对理论思维、研究水准、思想深度的看中与追求；新闻学界的视野、研究水准也大大提升；采编人员、领军人都有了很高的学历和学术研究能力。这些都是新形势下新闻专业期刊兴盛的基础，也是能办得更好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唯有认清和把握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学研究的新特点和规律，随时求新求变，才能契合实践的发展，无愧于媒体同行、专家和学子们的高标准与殷切期待。〔文璐：新华社《中国记者》执行总编辑、高级编辑〕

“五度”引导：城市党报提升舆论引导力的路径选择

所谓高度，即强调新闻报道的思想性，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本质、时代性与社会价值等。思想性有利于营造支持性氛围，抢占舆论制高点，而能否营造这一氛围便成为衡量一份报纸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标准。当前，党报的思想性已无法从枯燥灌输式的政治宣传中构建，而是体现在有分量的指导性新闻中，“加强分析和解释，整合零散信息，挖掘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出正确的预测，而非简单印证，是指导性新闻面临的新抉择”。可以看出，加强指导性新闻的创新是打造党报思想性的有效途径。

因此，城市党报应善于从政治思想高度来挖掘、思考新闻，从政治思想上着手选择新闻题材。重视指导性新闻的内容整合与形式创新，巧妙策划专题来打造指导性新闻独特的思想力。《贵阳日报》提出走“精”品之路，即“精准把握党委意图，精确表达新闻要素，精心策划主题活动，精兵参与重大报道，精细管理采编流程”。该报以主题策划提升报纸的影响力。以2011年上半年为例，《贵阳日报》紧扣贵州省省委“加速发展加速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在建党90周年、“贵阳速度”、“三个建设年”、创先争优及贵阳市市委八届十次全会等重大宣传上进行多板块、全方位策划报道，获得好评。比如在2011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中，《贵阳日报》推出4期64个整版，声势浩大的宣传与精心细致的工作相配合，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获得了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的双丰收。二、角度：以“贴近性”与“参与式”理念引导舆论

这里说的角度，即媒体的立场、态度和方式。城市党报好比一张为城市勾勒的肖像图，画笔所描处为画者视角和心态的呈现，也体现着城市的内在活力和发展张力。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视角来勾勒城市生活，便成为城市党报能否立足城市、赢得民心的关键基点。

引导力源于公信力——全面、主动、正确地反映舆论是引导舆论的前提，舆情呈现的力度与符合度决定了媒体与民意接近的距离。也就是对于党报来说，重要的不单单是上情下达能力，更是上下沟通的意识和作为，特别是能否做到下情准确、及时地上传，这才是考量一个党报能否拥有公信力的关键。

首先，城市党报要确立贴近性和民众本位的办报理念，抓住民众满意的根本，增加与城市读者的关系黏性。比如积极改进会议报道的角度，从群众的、实际的和生活的角度来审视和把握会议亮点、关键点，体现报道的贴近性。

其次，城市党报应改变以往的“主导式”传播模式，尝试践行“参与式”模式。“参与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反映的是一种基层群众被赋权的过程。”当前新媒体技术特别是自媒体推动中诞生的公民新闻，使得公众经由自己的渠道来发布新闻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城市党报应积极开发社会关注的参与模式，如果能通过制度安排让形式多样的公民新闻在党报系统中得以彰显，无疑有利于提高党报的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

具体而言，城市党报应放低姿态，主动与网络和社会自媒体进行信息链对接，积极将自媒体信源纳入传统传播流程中来。一些地方党报在这方面已有所实践，如《嘉兴日报》于2002年创办的“党报热线”已有10年之久，而且从原来的电话互动发展到现在的QQ群、热线微博，继而推出子栏目“市民问政”，围绕党委、政府的决策点以及市民关心的热点，通过热线电话、热线微博、热线QQ群等展开讨论，让官意对接民意。民众不再一味地被动接受政令和决策，党委政府的决策也输入了民众发声的管道，社会各界反响良好。可见，这种参与式理念对提升城市党报的舆论引导大有裨益。三、深度：创新深度报道引导舆论

所谓深度，即报道指向的程度，是浅尝辄止还是深入挖掘？是流于表面还是探究内质？这类报道一般围绕重要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追踪来龙去脉，挖掘事实背后的事实，着力于人性解读，洞察新闻人物的心路历程。深度报道不仅仅体现了媒体对某一新闻事件的倾力挖掘、深入思考、理性判断，更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充分展示。

城市党报具有天然的地方优势和党报权威性，但要使两种优势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就需要从“受众认知效用”的角度创新深度报道，在主题选择和形式创新方面打造深度。

首先，从主题选择上，坚持以“理性思维、前瞻性分析、独到视角”为标准，对地方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理性辨别、客观审视，进行前瞻性或独到的解读、剖析，就能够在众说纷纭中“振臂一呼”，充分发挥地方党报特有的舆论引导功能。在这方面，党报可以借鉴一些新锐周刊的经验，比如《新周刊》曾推出一系列封面报道，如《高调隐居：新富阶层的田园想象》《网络公民：第N个人大代表》《网络塑造小众时代》等等，从当前的社会现象出发，进行社会未来走向和趋势的分析，敏锐预测社会发展大势，给读者以“一叶知秋”的顿悟。

其次，从表达形式上，城市党报强调的深度不是高深莫测、抽象晦涩、死气沉沉，而是主题挖掘要深、深入浅出；同时，能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升阅读快感。诸如在版式编排、标题写作、语言风格等方面增强律动美感，清晰报道路径，由长变短地分拆式呈现（比如增加“导读”“小标题”等），达到从“易读”到“悦读”的效果。四、力度：强化新闻评论的影响力引导舆论

所谓力度，即媒体向社会发言、实施社会干预的强度，是媒体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新闻评论一向是报纸组织舆论、反映舆论、引导舆论和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媒体通过新闻评论体现媒体的立场、态度，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干预。正如美国学者约斯特在其《新闻学原理》中所述：“一份报纸的个性不在新闻版，而在其评论。”评论是一份报纸的个性的体现，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主要声音。

但是，就目前我国党报新闻评论的现状而言，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表现为：评论的量少、涉及面窄、影响力弱等等。试想，当社会坊间议论纷纷，其他媒体讲得沸沸扬扬时，一定有一些人（更多的是社会的知识型人群）期待听到党报的声音。不管读者的反应是肯定或否定、支持或反对，必然是意见表达和交流的过程，这正是党报影响舆论的时机。因此，党报必须多用、善用新闻评论，城市党报特别要积极利用新闻评论的武器，更新观念、提高评论的强度。五、尺度：在“媒体作为”的把握中引导舆论

所谓尺度，即媒体自身角色的把握。在网络舆论、微舆论勃兴的新媒体格局下，从理念到技术，从策略到手段，无论是何种级别和规模的党报，在舆情复杂的热点问题、突发、重大事件报道中，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着职责与实践之困。

对于城市党报来说，要把握好“有为”与“有位”的尺度，做到复杂、敏感舆情面前“不失语”、“不乱语”，积极搭建“公众了解和表达热点难点问题的可信任渠道”。“有为”即“有作为”、“不失语”。对发生于本地的、涉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失误的突发性事件或危机事件，城市党报绝对不能缺席，而是要做有智慧的喉舌，从理念、体制、机制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政府危情疏导和有效沟通的实质性支撑：一方面，在突发事件报道上要配合党委部署，遵循“快报情况、重报态度、慎报原因”的原则，强化时效性、针对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党报应积极推动政务公开，特别是突发事件的信息透明，没有真相就没有谅解；触摸民意脉搏，从群众利益的角度体会解决现实矛盾的切肤之痛，增强紧迫感，不要与主流民意对抗。另一方面，也要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民声，让政府了解民众的期待，避免“政府议程”处于自说自话的尴尬之中，将政府的态度与民众的期待有效地融合，支持政府搭建主动跟进、良性呼应的空间和沟通平台，使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在有序的对接中走向和谐。“有位”，即“有定位”、“不乱语”。一些热点问题本身就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或者是关乎民生利益的重要问题，或者是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危机爆发。无论何等程度的事件，党报如若无视或者淡然处之，就会失掉民心，被民众所抛弃，更无从谈及舆论引导；但如若缺少理性定位，一味盲从，冲动乱语，就可能会激化矛盾，强化冲突，使危机事件升级、蔓延，更不利于事件的处置与舆论的引导。

城市党报的“定位”需要强调三点：一是城市党报的职能定位，即配合同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组织舆论、引导舆论的宣传职能；二是城市党报的专业定位，即必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舆情干预，讲究新闻原则和宣传目的的有效结合；三是城市党报的超地域定位，即在着力于服务地方宣传工作的同时，也要时刻将传播视野覆盖全国、全球。“有位”的目的在于党报在新闻报道中要“有理有节”地融入事件报道，把握与民众互动的尺度和分寸，宣传不能过头，批评也不能上纲上线，否则就容易贻笑大方。〔白贵：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甄巍然：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

中国新闻奖对电视新闻导语写作的启示

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每年评选一次，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自1991年至今已评选23届。每年一度的中国新闻奖电视新闻汇集了各年份电视界的精品之作，获奖电视消息导语为我国电视界提供了一个学习借鉴的范本。它们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或提出问题，准备释疑；或抓住卖点，引人兴趣；或言不虚发，短而意足；或朴实自然，交代清晰；或形声兼备，追求信息增值。优秀的获奖电视消息导语总是以其新颖、独特、形式多样的特点，吸引着观众去看、去听，把观众对导语的注意进一步引向电视新闻本身，激起观众了解、解读新闻的兴趣。本文将以中国新闻奖获奖电视消息为例，分析电视新闻导语写作规律与技巧，以期给我国电视新闻导语写作带来些许启示，对我国电视新闻导语写作中存在的诸如拖泥带水、索然寡味、时效迟滞、完全是报纸导语翻版的问题起到纠偏的作用。一、符合消息导语写作的一般要求：突出要点、唤起注意

电视新闻导语是一般新闻导语与电视这一特定媒体相结合的产物。一条电视新闻导语既要符合一般消息写作规范，又要符合电视消息导语本身的写作要求。一般消息导语写作，总的原则一是要用凝练、精辟、明快、生动的语言来突出最重要、最新鲜的新闻事实，二是吸引、维系受众阅读，激发阅读兴趣。电视消息导语当然也不例外，同样要遵循以上两个基本要求，具体来说：

第一，提纲挈领。以概述式为主的导语需要很强的概括能力，在写作时要提纲挈领、高度概括，简要交代新闻中最具有新闻价值的核心事实。也可根据需要巧妙地运用议论手法，点明、揭示新闻信息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使新闻主题得到深化。如：经过历时两个月的测产和计算，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今天公布：2010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1002.6亿斤，可净输出优质商品粮700多亿斤，足够13亿人口吃上70天。黑龙江省以占全国十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商品粮，为国家打造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大粮仓。——《2010，北大仓跨越千亿斤》，获第21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这一导语将电视新闻中最具有新闻价值的主要核心事实——2010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1002.6亿斤，可净输出优质商品粮700多亿斤，足够13亿人口吃上70天——呈现在观众面前，同时简要揭示新闻信息的意义“为国家打造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大粮仓”。

第二，强调新近。新近包括时间上的新近、地点上的接近，以及与受众心理、利益等关切点相吻合。如：今天是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的第一天。早市开盘价为27.98元，尾市收报于40.37元，按收盘价计算，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持有的250万股隆平高科市值已超过1亿元。袁隆平院士因此成为科学家中首位拥有亿万财富的知本家。——《长沙袁隆平等十多位院士成为科技知本家》，获第11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导语以简洁的手法勾勒出最新鲜、最主要的新闻事实，以隆平高科股票第一天挂牌交易的结果作为报道由头，避免了非事件性新闻时效性不强的弊病。同时，股市行情是当前经济生活中较为引人注目、极富激活力的因素，能在众多信息中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关注新闻的背景和主体。

第三，设置悬念。电视新闻导语写作可以根据新闻情节新异性、反常性的特点和实现最佳表达效果的需要来设置悬念。或者在新闻事实复杂、曲折，调查过程一波三折的情况下，写作时先不交代主要新闻事实，而是在导语中宕开一笔，设置悬念，从而达到唤起观众注意的目的。如：昨天，一位从事电缆抢修工作30多年的老工人，突然成了武汉街谈巷议的大明星，一提到他，市民无不竖起大拇指。——《致敬“抢修哥”》，获第22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一位从事电缆抢修工作30多年的老工人突然成了武汉街谈巷议的大明星，信息本身已经具备足以引起注意的元素。记者通过悬念的设置，更好地实现了引人注意的目的。

第四，简明扼要。这是一般消息导语写作的基本要求，电视消息导语更应遵守这一法则。这既是切合受众收视心理的需要，又是提高电视新闻传播效果、更有效地吸引受众的要求。如：今天下午4点多钟，在荆州荆监一级公路江北段，一辆满载木头的货车突然冲出公路，一头栽进路边的树林，木头撒落在公路上，天色渐暗，这些木头成为一个个路障，非常危险。——《一堆木头与一连串车祸》，获第21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这则电视消息的导语用寥寥数语就交代了这则新闻的主要新闻事实，言简意赅，简洁明快。二、为眼睛而写：导语写作要有画面思维

画面是电视语言最基本的表现元素，也是电视新闻区别于纸质和广播媒体新闻的最主要因素。这就要求电视新闻写作要有画面感，要注意文字信息与画面和其他表现元素之间的配合关系。电视消息导语作为电视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为整篇电视消息定基调、吸引受众注意的作用，写作也要有画面思维。电视记者要树立为观众的眼睛而写的服务意识。

为眼睛而写，就是在导语写作时寻找容易用电视语言表达的题材，尽量选择那些看得见、听得清的内容。即使比较抽象的题材，也要尽量找到能够将其可视化的对象。电视新闻是通过声像双通道作用于观众的，只有声音和图像互相配合、互为补充，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传播信息的优势。一般来说，画面在传达现场正在进行的具象信息时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在交代新闻要素和相关背景、表现心理活动、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深化主题内涵等方面则鞭长莫及，显现出劣势，而这些恰好是文字解说之所长，因此，这就需要文字解说来弥补画面语言的缺陷。具体来说，电视新闻导语文字解说主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方面，导语直接解说画面，补充画面表现不了的内容，使画面的信息意义更为精确，从而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如：近日，烟台龙口一名女子在下班途中被车撞倒，南山旅游景区24岁女孩奋不顾身，从车流中舍身救人，感人事迹在齐鲁大地引发强烈反响，这位被人们誉为“最美烟台女孩”的姑娘，在这个冬天温暖了无数人的心。——《刁娜：舍己一条腿救人一条命》，获第22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现场是新闻最核心的要素，这条新闻线索被挖掘出来的时候，事故已经过去了半个月，记者在遍寻监控无果的情况下，选择了通过动画结合各方当事人回忆的方式还原现场，有声语言向我们解说了这则消息的主要信息，补充了画面语言不能表现的内容，从而形声兼备地向观众传达了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导语解说要根据主题需要，提炼画面的意义，发掘画面的内涵，升华画面内容。这样既可以强化画面的力量，又能深化新闻主题。如：刚刚过去的7月13日成为每个北京人今生难以忘怀的日子。7月13日之夜无人入睡，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中，这巨大的欢乐汇成了沸腾的海洋，散播到每一个角落，散播到每一个北京人的心里。——《7·13——申奥成功日万众欢腾时》第12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消息导语解说词播出的同时，电视上出现“2001年7月13日22:10莫斯科”的字幕，并显示萨马兰齐宣布中选城市为北京的大屏幕，导语解说与画面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信息，这两种信息是互为补充的关系，画面信息是因，阐释了解说词信息：“刚刚过去的7月13日成为每个北京人今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而导语解说词一方面没有重复画面内容，另一方面升华了画面内容，简要叙述了申奥成功、整个北京城万众欢腾的场景，有力地深化了消息的主题。

强调导语写作的画面思维，就是要遵循视觉逻辑，写作导语时应时刻考虑到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对听觉语言的特殊要求。一般而言，电视新闻导语写作的画面思维应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导语文字解说词晦涩冗长；二是导语文字解说与画面相脱节，造成声画“两张皮”。“电视新闻是多种传播符号组成的，声画结合、视听兼备是它独具特点而自立于新闻之林的主要因素。电视新闻中的声画两要素是一对互为作用、交相辉映的有机统一整体……”导语写作的画面思维一定要根据电视新闻声画结合的传播特点来考虑。三、为耳朵而写：适合观众的听觉习性“在电视新闻这个传播媒体中，每一种声音都影响着观众对所看见的东西的反应，每一个图像都决定着观众对所听到声音的反应。”在对待电视消息导语写作时，要考虑听觉因素，为耳朵而写。电视消息导语口语化是电视新闻导语的一个特点。在西方，电视界用“4C”作为衡量电视新闻写作的基本标准，即清楚、简洁、准确、口语（Clear, Concise, Correct, Conversational）。其中口语（Conversational）作为衡量电视新闻写作的基本标准之一，就是让观众能听懂、听清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写作时多选择老百姓自己的语言（或直接引用他们的话语）。在描述新闻事实时，语言要简洁、准确、符合观众的听觉习惯，避免使用深奥难懂的词汇和拖泥带水的叙述。

电视新闻是线性传播，不同于报纸的平面阅读。在阅读报纸时，读者可以从容不迫，边读边思考，有较大的选择性和自主性；而电视新闻传播属于“一次性消费”，转瞬即逝，观众无法使其暂停去思考和慢慢咀嚼。实验表明，视觉信息残留率为70%—80%，听觉信息的残留率只有30%—40%。另外，电视观众的观看基本上是在家庭环境中进行的，接收信息时往往不那么全神贯注，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因此，写作电视消息导语要符合观众的听觉习性，要让观众容易听、愿意听。

一是保持必要的信息冗余。冗余是指在信息传播中不携带信息的符号。冗余有绝对冗余和必要冗余之分，绝对冗余对新闻的传播和理解毫无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比如拖泥带水的叙述、叠床架屋的形容词堆砌、画蛇添足的议论、滥用生僻拗口的词汇等。而必要的冗余，其本身虽不携带信息，却是理解主要信息不可或缺的符号材料。如在新闻中对某些非用不可的专门概念或人们不熟悉的用词做通俗解释，提供理解信息所必要的知识、有关背景材料包括此前报道过的某些情况以及适当地重复等。对于电视消息导语来说，这些内容的交代无疑对受众理解新闻信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中秋节就要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南京、成都等地的一些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月饼没有超出保质期就发生了霉变，当时这些事情只是被地方媒体简单报道了一下就不了了之。然而，我们的记者在对一家月饼厂家进行整整一年的追踪调查后发现，月饼发霉的背后，隐藏着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南京冠生园：年年出炉新月饼，周而复始陈馅料》，获第12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消息中的第一句话是对过去消费者反映情况和媒体报道情况的简要回顾，这对“月饼发霉的背后，隐藏着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这一新闻要素来说属于必要冗余，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新闻的相关背景，否则观众就很难体会这则消息的意义所在。

二是根据需要延缓交代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上文有述，电视新闻是线性传播，线性传播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新闻写作者、编辑有时候不能把所有新闻要素都按照新闻价值的轻重缓急来安排结构，而只能依据新闻事实发生发展的时序来结构新闻，因此相应的电视新闻导语写作也宜延缓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如：今天下午4点，省气象台专家最终确认，今年十一号强台风今晚9点前后在我省沿海登陆。此时，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25—30公里的速度向我海岸扑来。——《百万群众大转移》，获第8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这条消息表现了浙江省各级领导干部对广大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视，在台风登陆前转移百万群众这一主题，新闻按时间顺序，把预告台风登陆这一信息作为导语，然后依次道来，充分考虑了观众听的需求和电视线性传播的特点。

电视新闻导语写作的三个方面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我们不能说遵循了一般消息导语写作规范就排斥为眼睛而写、为耳朵而写的要求，也不能说为眼睛而写、为耳朵而写就不遵循一般消息导语写作原则，三者是互相渗透、并行存在的。电视记者应系统分析、综合运用这三种手法，为电视导语写作服务。〔耿瑞林：《新闻与写作》主编〕

架起沟通实践与理论的桥梁

有人说，中国是世界论文生产第一大国，但同时也是生产“泡沫学术”、“垃圾论文”的第一大国。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这一尖刻但也大致客观的判断，同样适用。2013年是《新闻记者》杂志创刊30周年，笔者在编选《新闻记者》30年文选的过程中，通读了创刊以来的全部杂志。总体感觉是，30年来，新闻传播研究在理论性、规范性上确有提高，但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透辟剖析上并没有同等进步。理论登场，思想淡出？

在这里，首先对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原因略做分析。

新闻研究与实践严重脱离

2012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校园来信”栏目发表某高校新闻系学生陈文希的文章《新闻学教育，能不能更实用》，批评新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新闻学本身未能给新闻系学生以足够的专业认同和专业自信；另一方面，新闻实务课程教育模式未能教给新闻系学生必需的职业技能，也无法提高学生对社会的关注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新闻媒体甚至渐渐向新闻系学生关上了机会之门，他们似乎更欢迎那些具有经济学、法学、中文专业背景的学生。哲学专业出身的名记者闾丘露薇甚至在高校开讲座时就直接说，新闻系没有太大存在的必要。

其实，《中国青年报》文章批评的问题近年来屡被提起。新闻传播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规模不断扩大的研究者、教育者却不了解、不参与甚至不关心新闻传播实践。上世纪80年代，许多新闻专业教师不但要带学生去媒体单位实习，很多人还主动到新闻采编部门轮岗挂职，在掌握实践经验的同时，也从中找到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现在，多数新闻专业教师则埋首于书本、驰骋于文本，对于新闻传播业界的情况、人物、变化则很隔膜，所做的研究、写的论文，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摸不准实际问题，当然也做不出透彻的分析。

学科理论仍较薄弱，学术自信尚未建立“新闻无学”的说法近年来不大有人讲了，但是对新闻传播研究学术价值的质疑，其实一直没有停息。由于学科历史比较短，理论积淀也不够，与文史哲、政经社等传统学科相比，新闻传播的学科地位还比较低，甚至很难站在一个平等的学术平台上参与对话。这种境况，让很多研究者产生了深深的“理论焦虑”，急于找寻西方各种理论资源嫁接在新闻传播研究上。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很多西方理论有自己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简单地挪用，甚至生搬硬套，很可能脱离文本与现实，枘圆凿方，甚至成为毫无价值的理论堆砌。

前不久，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摘录了一段博士论文：“……而中国政府目前实行排斥性体制，执行刚性稳定的正常，强硬地处理公众的利益诉求，造就了具有共同利益和情感的人群，他们或基于共同地域或共同身份，形成了人群共同体，成为突发性群体事件主体形成的基础，为集体认同感的形成和既有动员网络的激活创造了条件。”

芮必峰教授批评说：这样的文章，是博士论文还是“天书”？这其实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把充满抽象概念和术语，表述上佶屈聱牙当做有理论、有深度的标志。“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这样的文字，说明作者对理论本身并没有很好的把握，更谈不上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了。进一步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博士生论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其实源自学术环境、科研机制的引导，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缺乏学术自信的状态。

传媒业界轻视理论研究，以经验总结代替理论研究

一方面是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由于行业的浮躁，传媒业界普遍轻视理论研究，甚至排斥理论研究，从来不买、不读专业期刊、理论书籍的记者编辑大有人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评职称等有所要求，传媒业界也成为撰写论文的主力军。

传媒业界的作者因为缺乏专业的学术训练，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即便观察到一些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也往往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分析几点原因，设计几条对策，大多也是泛泛而谈的套话，或者感想式的、牢骚式的批评，较少产生严肃认真、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更有甚者，很多作者把工作总结、经验体会甚至领导讲话当成理论研究。坚持问题意识，拒绝学术泡沫

继续深究造成上述各方面问题的原因，牵涉到学科建设、教育体制、考评机制等复杂的方面，作为一本新闻传播专业期刊，当然不可能解决。但是，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倡导、引导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在这里，结合《新闻记者》的办刊实践，略做阐释。

坚持问题意识，寻求理论阐释

很多人愿意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开篇名言，以形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业所处的境况：“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在这个充满活力、充满挑战、充满变革的时代，传媒实践不断提出各种有待研究和思考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观念，也不乏一些有勇气、有见地的观察家和思想者，愿意直面传媒实践，积极探讨、回应这些问题。为此，《新闻记者》在办刊中，坚持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约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撰文，从理论层面给出专业的、深入的思考与回答。

比如，2012年年底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突然宣布TheDaily停刊。TheDaily是全球首份专门为iPad开发的电子报纸，曾被认为是拯救传统媒体的希望所在。但是，它还没有度过新产品开发的三年成长期，就黯然谢幕，着实让人费解。特别是，全球传媒大亨、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一向给人老谋深算、财大气粗的感觉，TheDaily这么快就宣告失败，是否意味着连默多克也打破不了“不改等死，改是找死”的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魔咒？为此，我们马上联系了彭兰、胡泳、陆小华等学者，请他们撰写文章，不仅仅分析TheDaily的成败得失，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案例，探讨传统媒体开发新媒体产品中的观念误区、新媒体产品运行的逻辑规则等等。

文章刊出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徐炯向全集团中层干部推荐阅读这组文章，他还特地写了一段“推荐的话”：“向新媒体领域拓展，是集团面对的急迫任务。这条路不能不走，但显然难走。许多同仁不免焦虑、悲观。不过，正如同乐观需要理由，悲观一样需要理由。对这条路上的艰难险阻，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在知之甚少之时，只能是越空谈越焦虑，或者反过来，无知者无畏。所以，首先需要的是学习，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路况’。在这组文章中，有对于失利案例的分析。我想，当我们从中了解到导致失利的一些缘由，或许能够减轻一些焦虑，因为焦虑往往源自不确定性。同时，对勇于尝试而提供了经验（尽管是反面的）的先行者（尽管失利了），我们理当给予尊敬和感谢……”

就像医生得先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才谈得上开处方、动手术一样，坚持问题意识，是理论研究的前提。作为专业期刊，以问题为导向，为实践和理论架起一座桥梁，沟通学界与业界的思考和智慧，既体现了理论启迪实践、引领实践的价值，也有助于学界与业界双方互相理解、尊重，达成共识。

提倡创新意识，拒绝学术泡沫

理论研究不被重视，并不是理论的问题；恰恰相反，真的理论、真的思想，具有能够照亮现实的迷雾，启迪人的思考，促进人的行动的力量，也就是通常说的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引领性。因此，我们在选择稿件时，坚持严格质量把关，要求文章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至少在新观点、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上有某一方面的特色。

坚持学术创新原则，也是在新媒体的众声喧哗环境下，保持专业地位、体现专业价值的方式。就像前面说过的，大变革的传播环境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让每一个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有了发言的渠道。于是，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是媒介批评家，普通读者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评点传媒操作；人人都是总编辑，普通记者也不妨激情四溢地指点传媒业发展。网络意见敏感尖锐、反应快速，蕴涵着宝贵的源于实践的灵感，但大多仍停留在情绪、感想层面。作为专业期刊，要体现专业价值，必须通过富有新意的理论阐述，体现理论对现实深邃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让读者有所收获、有所启发。

另外，从总体来看，新闻传播研究还处在比较初级幼稚的水平，有许多基础性的要求、规范还有待普及。为此，我们在文章形式上要求严谨的学术引用，提倡必要的理论检索。在语言上，我们反对故作艰深实际空洞无物的文风，提倡清晰、严谨、畅达的学术表达。之所以提倡使用学术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文件语言，不但是为了表述更严谨、思考更理性，也希望借此对普通读者产生一点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在阅读中形成一定的思维的张力。在篇章结构上，我们提倡开门见山、直指人心式的行文。优秀的学术论文就像好的侦探小说，应该迅速把文章要讨论的问题告诉读者，吸引住读者，然后带领读者一步步展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分析研究。

总之，我们希望严肃、真诚、理性、深入的研究成果，它可能需要读者预先储备一点必要的理论基础，付出一点阅读耐心，但只要认真读完，应该有所收获。

强调传播意识，提高学术能见度

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冗余时代，“好酒也怕巷子深”。而作为新闻传播专业期刊，更应当身体力行，强调学术传播意识，提高理论作品的能见度，以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鉴于业界对学术论文有轻视、排斥的想法，学界很多人的学术视野也不够广阔，很多研究者、论文作者采取“检索式阅读”方式，自己准备做某方面的研究时才去数据库里检索相关论文，平时很少订阅、追踪某种专业期刊。为此，我们从多年前就开办了《新闻记者》电子版，每期出刊后即把全部文章上传。近几年，电子版升级为小型专业网站，每期杂志付印后就把目录发布上去，然后再将文章陆续上传，几乎每天都有文章更新。不少研究者，特别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成了《新闻记者》网站的忠实读者。

专业期刊网站的影响力毕竟还不大，随着“微博热”的兴起，我们又开通了《新闻记者》官方微博。微博是碎片化传播，不是阐发理论、探讨学术的合适载体。但有很多论文，因为形式的拘束，许多精彩的段落、评述被淹没在长篇大论的学术综述、概念解析中，把其中精彩的几句话提取出来放在微博上，同时配上全文链接，更容易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我们根据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报告编译的《“坚持到底”将无路可走，而转型没有不痛苦的——新媒体生态下传媒业的转型与作为》，在新浪微博上经过几个“大V”的推荐，转发近2500次，比很多社会热点的转发量还大。另外，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转发、评论我们的微博，这对我们评价选题的针对性和理论的贴近性，校正今后的办刊思路，很有启发意义。

前不久，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微博上称赞：“《新闻记者》近几年越办越好，既有理论深度，又接地气。”这个评价当然带有鼓励的意味，我们清楚自己还存在不小差距。但这确实道出了《新闻记者》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刘鹏：《新闻记者》主编、高级编辑、博士〕

全媒体背景下党报发展的“变”与“不变”

伴随着媒介多元格局的形成，信息化、网络化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新的传播媒介不断出现，微博、微信等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媒介趋向于立体融合发展的全媒体模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纸质媒体遭遇自诞生以来最严重的生存挑战，其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地市级党报更是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有发行量，却缺乏阅读量。多年来党报摊派发行，单位集体订阅，却很少能激起读者阅读的兴趣。面对高度融合的媒介生态环境，面对社会转型期社会大众普遍浮躁以追求利益为价值体现的当代，党报如何坚守自我、如何变革，才能在日新月异、强手如林的媒介市场上真正发出主流媒体的最强音，这是值得我们业界思考的问题。在此，我们谈一些浅显的认识。一、喉舌性质不变，提升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党的喉舌性质不变。面对网络传播的泛娱乐化倾向，党报应恪守党与政府喉舌这一角色，坚持发挥党报的“三大权威性”：其一，发布重大信息的权威性。及时传播涉及国家及省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带有纲领性、方针性、政策性的信息。其二，引导正确舆论的权威性。党中央提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党报要透彻解读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在实践中树典型、挖经验、找问题，充分发挥党报职能，保证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其三，解读重大信息的权威性。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重大信息的发布，意味着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推进，在理论上、实践上对这些方针政策加以分析、论证，能使受众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地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真谛。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与执政水平的传播渠道，传播党与政府的方针政策、引领社会舆论是党报的首要信息内容，这就使得具有规定性和权威性等特殊品质的信息占据了信息总量的一定比例。实际上，拥有这种特殊品质的信息，正是党报较之于其他性质报刊的优势所在，同时也是读者在购买党报之时进行价值衡量与判断的主要指标。因此，党报必须进一步提升信息品质，加强相关信息的探究与整合水平，采取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时政性言论等传播方式，在所传信息饱满深透的基础上，提出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充分满足当今读者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阅读欲望，在“独一无二”的本报权威性信息上做足做透文章，力争培育出优秀栏目，打造出优秀品牌，创立大众传播市场的独家精品，提升其独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加强对社会热点的舆论引导。随着新媒介的发展，网络舆论具有“无处不在，无处不及”、敏锐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往往会成为社会舆情的“风向标”。在很多重大事件上，党报往往比小报或者网站慢许多。党报如果对网络论坛、微博、博客和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营造的网络舆论了解得不够及时、反应迟钝，不能满足公众对事件的信息需求，党报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在突发事件面前，在社会热点问题面前，党报在第一时间失语，实质上就是自动放弃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自动地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样就谈不上引导力。党报要成为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加强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引导，对人民群众正确的舆论予以肯定性的报道，对一些模糊认识及时疏导，从而达到引导力更强、权威性更高的目的。面对互联网上出现的话题新闻，党报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采访能力，对新闻事件进行核实和权威解读，这也是纸质媒体在“二次传播”中显示自己权威性和影响力最为有效的办法和途径。二、变革传播理念，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党报在发展中应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理念的转变。何谓宣传？通俗地说，它是用来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影响和争取特定对象，进而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它是一定的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或经济行为的重要手段，是一种专门为了服务特定议题的讯息表现方法。传播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术语，意思就是交流，是一种社会性传送信息的行为，是与他人建立共同意识，是个人之间、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交换、传递新闻、事实、意见的信息交流过程。二者有着显著差别：“宣传”是从主观出发，达到主观需要的目的，是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传达、灌输某种理念、观点、主张的一种社会现象；“传播”是从客观出发，达到反映客观的目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报道事实。宣传关心主体，传播关心受众；宣传偏重单向，传播偏重双向；宣传具有刚性，传播具有柔性；宣传强调覆盖，传播强调渗透；宣传重视信息筛选，传播重视信息公开。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受众，而传播的目的是服务受众。为了影响受众，传播首先应建立在尊重受众、服务受众的基础上。因此，面对新形势和新的受众群体，党报应充分尊重传播对象，把传播者的积极性与传播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使两者化为一种自觉的认识。只有努力平衡两者的比重，科学调控两者的冷热度，传播才能真正实现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最佳效果。

尽管传播和宣传一样着眼于让受众接受一种观念或者得到一份信息，但传播更加强调要通过受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和潜移默化的有效方式来进行。“传播”无论从内涵、外延还是词性上，都能更准确地概括新时期宣传工作以人为本、务求实效的特征。2013年10月14日，一个名为“复兴路上”的账号在视频网站优酷网上发布了一段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视频，全长5分零2秒。视频采用动画形式，以幽默平实的语言讲述中国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制度，包括习近平在内的7名常委及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使用了卡通形象。这段视频赢得了较高的点击率，截至10月17日10点，该片中文版本已播放135万余次，英文版本也播放了1万余次。从宣传到传播的大胆尝试，达到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段视频发布后，引起了网友热议，网友用“萌、可爱、有趣、有新意”等词点评视频将领导人卡通化，讲述选举题材的尝试。以服务受众贴近受众为目标，其传播效果不言而喻，比灌输式的宣传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受众。

党报必须坚持以人民为本，无需高高在上，以严肃的面孔示人，同样可以办得鲜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发布，既可以是专家的深刻权威解读，也可以是百姓短小精悍的微博体，让受众很快就能明了。《人民日报》《南方日报》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传播路线，地市级党报不妨走一种“轻松、幽默、接地气”的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接地气”，即“三贴近”原则，没有受众，权威性、影响力和公信力均无从说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三贴近”原则，积极探索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表现形式，不断增强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大众传播时代，只有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情绪，才能够办出受人民群众拥护和喜爱的报纸。而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背景，片面地“以宣传为纲”的党报，必将被现实淘汰。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无可厚非。可是，我们有部分党报缺少辩证思维，把正面宣传为主，理解为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并且一味放大成绩，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又空洞平淡，缺少真实鲜活客观的东西，结果媒体上报道的大多是相对雷同的生硬主题，一个面孔。虽然这样的舆论在激励人心鼓舞士气上也会起到一定作用，但这种不够客观、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的媒体舆论与公众现实感之间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反差，媒体越是这样宣传，受众的接受度就会越低，甚至会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引导力。

传播是为了传递客观事实，全方位的报道视角更能让受众信服。党报应从传播的角度，正确把握新闻的倾向性与新闻事实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全面客观地报道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提供新闻背景和新闻事件变化发展的深入剖析。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指导受众在社会现实的风云变幻中分辨主流与支流。从某种意义上说，瞄准国计民生问题，有策划有组织的深度报道将是今后党报拓展与创新的关键。要把抓住党和政府关注、广大百姓关心的点作为新闻报道的切入点和主要新闻价值取向，超前策划，设置议题，全面客观地报道，吸引广大受众参与。同时，勇于改变现有党报千报一面的僵化风格，即版式呆板、语言官腔、套话连篇，而真话、实话和俗话却凤毛麟角。要加强党报的舆论监督功能，可开设“批评与揭露”类栏目，作为重拳，革除自身报喜不报忧的陋习，既可张扬社会正义和社会良心，又可逐步赢得受众的青睐，在媒介市场中获得公信力和影响力。三、创新传播形式，从单向宣传到数字化互动传播

要跟上时代节拍，创新传播形式和手段。媒介市场的竞争并不在于市场是否已经饱和，而在于媒介产品能否满足受众的阅读期待。全媒体时代，某一纸媒对读者阅读情感和行为的忠诚度尤需培养。党报必须紧紧抓住自身优势，把成熟的新闻产品、专业的操作经验和成熟的媒介产品市场运作经验运用到新媒体上，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有效地结合起来，然后把融合后衍生出来的不同信息产品，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与主报形成差异化错位发展格局，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

第一，在渠道建设方面，完善与读者的沟通渠道，提供党报公共话语平台。纸媒的传播特征是点对面，缺乏与受众的交流互动。全媒体有着即时、滚动、互动、聚合等传播特性。纵观目前我国地市级党报的数字化发展现状，大多是纸质媒体的简单翻版，没有根据数字化媒体的特征，量身打造数字化信息，党报公共话语表达缺失。目前各地方党报片面强调“舆论导向”，而忽略人民群众的多元化社会舆论表达。殊不知，在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人民话语表达的多元化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从传播学角度看，传媒忽视受众的需求，就意味着不被受众选择。因此，党报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要加强与受众的有效互动。我们可以借鉴曾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模式。为了提高读者对网络版的参与程度，《今日美国》在网络上为读者开辟了个人主页和读者论坛，改变读者仅作为新闻信息接收者的单一角色，加大读者作为新闻信息解读者的作用，倡导读者之间、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信息互动与沟通，使读者成为新的信息生产源和发布源，增强读者对《今日美国》网页的持续关注度。

第二，在内容整合经营方面，与政府网和政务微博融合传播，凸显权威性与公信力。政府网和政务微博在我国方兴未艾，政府网站作为政府信息发布的主要平台，强调的是全面、准确和权威性；而政务微博客作为政府信息发布的辅助平台，其优势是更加及时、快捷、互动性强。党报可以与政务微博、政府网站协作，打造跨媒体的网络媒体群，提升技术支持系统，整合各类信息，给政府网和政务微博不能完全表达的信息，附上党报网站链接。这样一来，既能发挥政府网和政务微博信息发布快捷、传播面广的特点，又能增加党报网络资源的访问量，利用党报权威解读信息的优势，更加有效地促进信息的整合，提升信息的传播质量。〔王慧：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信息研究所研究人员；常松：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信息研究所所长〕

报人评报二题

被称作“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交规”对重点车型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提高了记分分值，记分项由38项增加至52项，其中包括抢黄灯罚6分、不系安全带扣2分，以及酒后驾车、遮挡车牌一次扣12分，闯红灯、不按规定避让校车一次扣6分等。

原本应当主要在机动车驾驶员中造成影响的“史上最严交规”，没想到却在新闻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以新华社为先锋的各家主流媒体纷纷发文，对重罚抢黄灯等新交规提出质疑，引起一场关于“史上最严交规”是非与利弊的激辩。

媒体的质疑，民众的吐槽，交管部门的回应，特别是公安部关于“会认真听取网友意见，将改进交通信号设施”的表态（见2013年1月3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让我们看到这场媒体与行政部门的“交锋”正沿着健康的轨道良性运行。

笔者料想，这场激辩有望促进“史上最严交规”进行更为符合科学、符合民意的改进，从而取得“功德圆满”的结果。“新交规”的进一步完善固然令人欣慰，但从新闻研究的视角出发，笔者更看中的是这场媒体与政策制定相关部门的“交锋”带给我们的启示，关注对其起因、过程、演变的考量，并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应当说，这场激辩起源于这所谓“史上最严交规”的“先天不足”和“出台不慎”。此种与群众利益及其日常生活、工作息息相关，而且涉及面极广的法规性、秩序性新政出台，并未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并未经过广泛深入地征求群众，尤其是征求广大驾驶员的意见，仅凭公安交管部门的主导意愿和极有限范围内的论证，便作出决策，匆匆推出，当然会令公众对其产生质疑。

至于媒体反应之神速、之强烈，不仅出自其进行舆论监督的强烈意识，亦与记者朋友们驾车族居多、体验直接、感同身受有关。

通过考察这场因“史上最严交规”而起的激辩，笔者发现，媒体在此间的表现是积极的、理智的、认真的和负责任的，对“史上最严交规”的报道和质疑也是有节奏、有章法的。

第一阶段，对“史上最严交规”做解读性正面报道

在“史上最严交规”实施之前的2012年12月中下旬，各媒体密集刊发了“史上最严交规”即将实施的消息及解读性报道。12月20日的《新京报》发表《史上最严交规明年起实施》的消息，较早地将此信息及新交规的主要内容告知读者。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同步推出专版，详解新交规。《北京日报》以问答形式，对“交通违法记分”、“考驾照”、“记分周期”等关键词及“抢黄灯要被扣6分”、“路考可预约5次”等新规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北京晚报》还列出图表，对“各种常见驾驶员违法行为处罚标准”，按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具体情形三项标明，一目了然。

第二阶段，对“新交规”实施首日的报道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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