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军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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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报告试读：
一
种权利，笔者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如果笔者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笔者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意）贝卡利亚只要死刑还存在着，那么整个刑法就都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整个刑法都带有阴森恐怖的印记，整个刑法都充满着报仇雪恨的污点。——（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一
1994年6月，陈晖应美国南加州一个华文社团的邀请，去洛杉矶参加一个叫作“文学的人文精神”的研讨会。陈晖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他本科修的是政法，原在京城一家叫作《说法》的杂志社供职，现在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经常在一些报刊上开设个人专栏，谈论时政与时尚。他在民间的那点影响来自几篇法制题材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就会被外埠的某些报纸转载，很受读者欢迎，但也给他招惹过许多麻烦。陈晖还是一个兼职的律师，在不想写文章的时候，就去帮人打一场官司。据说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很出色，虽然经他承办的案子往往胜诉的可能性不大。
这一年，陈晖三十
四
岁。他是一个看上去挺拔而洒脱的男人，喜欢戴一顶钢蓝色的棒球帽和一副宽边的墨镜，到哪都背着一只牛仔布的大挎包，给人一种散漫的行者姿态。这个善于言辞，且富幽默感的年轻人，对女人很具吸引力。但他的婚姻却很不成功。在经历过几轮双方都指责对方有第三者的嫌疑之后，他那位年轻貌美的准明星老婆索性和一个专拍电视剧的导演公开同居了，宣告与他正式分手。这个夏天对陈晖而言是非常阴冷的。离婚不久，他又因为一篇稿子被认为是影射了某个要人，从而引起了与主编的激烈冲突，以至于断然决定辞职单干。接着就是他辩护的一场官司彻底败诉了，那个做酒店小老板的当事人以发红包的方式和下面十几个女服务员发生性关系，虽然都是双方自愿的，但最终还是以流氓罪被判了七年，差点就把律师费扔到了他脸上。先后发生的这三件事都让他很不舒服。他被巨大的沮丧所笼罩，发誓不再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案子了，连写文章也把笔名“晨晖”改作了“尘灰”。那些天里，人们总看见三里屯的酒吧里又多了一位忧郁而满脸晦气的男人，此人就是陈晖。也就在这样的时候，他收到了去美国开会的邀请。对这种所谓的研讨，陈晖心里视作是几个寂寞的老华侨，在异国他乡心慌得厉害，想出钱找人聊天的活动，虽不怎么重视，但还是迫不及待地办妥了签证，如期前行了。陈晖甚至连会议要求提交的论文都没有准备好，就匆匆上了飞机。经过十
二
小时的飞行，他抵达了洛杉矶国际机场。飞机下降的时候，陈晖从舷窗里往下看，这座“天使之城”与国外一些大都市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与自然融为一体，整个城市镶嵌在逶迤的山峦之间，而且也没有特别集中的高楼大厦。陈晖喜欢这种格局，觉得这样的规划很符合他理解的那种城市概念。他反感的是像纽约那样的城市，一上街，就被埋在晃眼的玻璃幕墙中。洛杉矶无疑是美丽的。但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城市似乎一直与犯罪有关，这或许是那些以洛杉矶为背景的警匪片的缘故吧。一出海关，陈晖就看见了来接他的人，一个年纪与他相仿，长得胖乎乎的男子，手举写有“中国大陆陈晖先生”的牌子。那是他在政法学院时的同学，叫王可。几年前这个王可考托福到了美国，现在加州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他们是要好的朋友，也曾是几篇论文的合作者。这次的会议就是王可一手张罗的，某种意义上，与会者陈晖其实是王胖子塞进来的“私货”。
看见王可手中的牌子，陈晖就觉得非常好笑。他摘下墨镜说：胖子，你难道还认识不出我来？
王可就把陈晖拉到一边，说：哥们，你可千万别让东家知道了我们是同学关系啊！
陈晖有点困惑，说：怎么，这开会还兴作弊？
王可说：就这么回事，我帮着承办这个会议，是拿钱的。对你们而言，是个学术活动，对我呢，就是一笔生意。他们只要求我在大陆请几个有名气的文人来叙谈叙谈。我想，你老兄在大陆也还算有名的吧。
陈晖说：你别寒碜我了。我这回纯粹就是来玩的。
王可说：其实我他妈在这边也特别闷，想你来呢。
两人就这么说着去了停车场。这时陈晖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并没有来洛杉矶，还是滞留在太平洋那边的某个中国城市。他把这个感觉告诉了王可，后者说一点也不奇怪，王可说：初来的时候我逛唐人街，和几个华人一闲聊，还以为在北京的琉璃厂呢。
陈晖就感叹道：看来人这一生忙下来，什么都不会剩下，就得几个朋友了。
王可说：你这还是没有从你那前老婆的阴影里走出来啊！男人一生是为女人活的，你得赶紧再找。
正如事先陈晖所预料的，随后几天的所谓研讨是相当松散的，甚至连一个正式的会场都没有。与会者也不过是七
八
个人，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也有几个加州的所谓汉学家。除了参观游览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和好莱坞，大部分的活动都在一位慕容先生的家中客厅里举行，大家随便交谈，喝着从大陆带来的乌龙茶和青岛啤酒。王可担任现场翻译并负责录音整理工作。那时陈晖刚读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于是他的发言大都带有这本书的印象，有的几乎就是援引了刘先生的观点。譬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作家，譬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乃至鲁迅，都是在自身经历过一些磨难之后，才去歌颂那种貌似超脱的自由精神；而西方的作家，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但丁、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却一直是在逆境中继续歌唱着神性的拯救精神。拯救与逍遥，是中西方最为根本性的精神品质差异。在中国精神中，怡然自得的逍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上帝重修旧好是最高的境界。尽管这些观点陈晖本人也不是完全苟同，但是像刘先生的这样一种诗意般的归纳却还是足以引起与会者的重视的。6月14日，在洛杉矶是一个阴晦的天气。这天会议没有什么安排，于是王可就来旅馆陪陈晖聊天。那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旅馆，由一个华人经营，这个人也是本次研讨会的赞助商之一，免费提供食宿。但他的兴趣是大陆什么时候发行B股，大陆的B股有没有可能到华尔街来挂牌上市。对这些问题陈晖很茫然，他只说，回去好好打听一下。幸好这时王可来了，陈晖才得以摆脱窘境。这两个人掩上门一直从下午聊到天黑，陈晖像是患上了倾诉病，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但样子还很从容。陈晖说：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幸好现在是夏天，也算是自然降温了。
王可说：你现在一个人倒也简单，依我看你干脆过这边来算了。咱俩也有个伴。
陈晖说：我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语言这关过不了，我到这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睁眼瞎，怎么过？语言这东西，连毛泽东都说，非下苦功不可呢。
王可说：其实语言需要的不是苦功，而是环境。你要是真想过来，我就帮你想想办法。至于托福这一关，也还是有辙的。我就曾经办妥了两个。
陈晖笑着说：又是作弊吧？可我就算是这么过来了，也适应不了啊。我现在不想再搞专业了，也不想再接什么狗屁案子，就随心所欲地写点那种准风月谈，聊以糊口。
王可说：这可不像你陈晖啊，当年在我们班，你可是最有锋芒的一个。你的毕业论文对刑罚，特别是对死刑的研究很让人刮目相看，怎么没几年工夫就这模样了？
陈晖说：人是会变的。再过几年，我恐怕变得连你都认不得了。
说着，就随手把电视打开，里面正播着
五
花八门的广告。陈晖说：你看，我连广告也看不明白，怎么讨生活？美国也没什么好玩的，过几天我还是回我的北京吧。电视广告过去之后，是正点播出的新闻节目。那个面目脂粉气十足的男播音员刚说几句，一直躺在沙发上的王可就费劲地把身子坐正了。胖子的这个动作让陈晖意识到这个城市里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没有干扰王可，但他看见了一个黑人男子被警方从飞机上带下来的电视画面。陈晖感觉电视里的这张脸是熟悉的，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王可说：陈晖，辛普森这家伙闯祸了。
陈晖说：你说的是那个从前的橄榄球明星吗？怪不得我觉得面熟……
王可说：就是他。这家伙杀人了。
陈晖说：杀人？
王可说：这家伙把他的前妻和她的情人一块做了。这事就发生在两天前，案发地点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南班迪街875号……
电视新闻采取的是倒叙的手法。首先看见的，是忧愤的辛普森走下飞机被警察戴上手铐的画面。然后才介绍6月12日发生在南班迪街875号的凶案。电视解说员以庄严的语气说：洛杉矶警方现有的证据说明，O．J．辛普森涉嫌谋杀他的前妻妮可和她在酒店当招待的情人隆纳。电视的画面里，充分展现了这个后来为全世界瞩目的谋杀现场，有妮可和隆纳的尸体、满地的血迹以及现场遗失的一只血手套等。陈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直觉已经告诉他，这个黑人橄榄球明星这回惹下了大麻烦。
陈晖对辛普森的了解，最早是一部叫作《卡桑德拉大桥》的惊险影片。那是由著名影星索菲亚·罗兰和理查德·哈里斯主演的惊险大片。退役的辛普森在里面实际上只是一个龙套，扮演一个虚构的黑人侦探。而这回，他自己却成了被警方侦探的真实目标。
第二天，和全世界的人一样，大家的中心话题就是辛普森案件的进展。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陈晖对这起后来被广泛看作“世纪审判”的经典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很快要离开了。以他的经验，国内的媒体对这宗案件的报道应该是迟缓而轻描淡写的。那天晚上，陈晖提议要去南班迪街875号附近看看。他们就去了，果然很近，车行不过一刻钟。远远地他们看见，那个案发现场至今还是被警方控制着，圈着黄色的警戒带。
两天前的子夜时分，一条狗就是在这里吠叫不止的，然后引来了两个散步健身的邻居。他们发现这个豪华住宅的院落大门半开着，走进去一看，才发现进门的台阶上躺着一女一男两具尸体，满地都是鲜血。意外的惊吓使这两个邻居随即就向洛杉矶警察局报了案。一个小时后，警方赶到了案发现场，断定这是一起命案。他们立即召唤来了重案组，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是白人警官马克·福尔曼。他很快查实，事主是辛普森的前妻妮可和她的男友隆纳。初步判断他们是在当晚十点至
十一
点之间被谋杀的，现场除了血迹，还有破碎的眼镜和纸片。而最大的发现，是落在隆纳身边的一只带有血迹的皮手套。后来警方在福尔曼的带领下去了距离此地不远的北洛金汉街360号，那是辛普森本人的住宅。警方本意是想告诉辛普森这个不幸消息的，并让他接手他和妮可所生的两个孩子。但是，尚未来得及办理搜查证的福尔曼警官却擅自闯进，并很快在这个空间里意外发现了几处可疑的血迹，而且居然也找到了一只带血的皮手套，一望便知与南班迪街875号案发现场的那一只是一对。这个发现，让警方第一次怀疑辛普森涉嫌谋杀，而那个时候，前橄榄球明星已经飞往芝加哥了，离开的时间就是当晚十一点之后。至今没有人能够证明在当晚的十点至十一点，辛普森在什么位置，他干了什么。似乎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辛普森涉嫌谋杀的调子在命案发现几个小时之后，就已经定下了。现在，这个现场显得很安静。几乎看不见围观的人，这与中国完全不一样。那情形好像是，既然辛普森案件发生了，那就让他发生好了。陈晖在车里点了一支烟，然后对王可说：我要追踪这个案件。
王可说：你刚才不是说以后只写准风月谈吗？
陈晖笑了笑说：也许是一种直觉吧，我预感到这个案子将很不简单。从电视新闻里的介绍看，辛普森这回是被警方吃定了，遍地都是证据。但是，这个家伙却一直是在冲着镜头喊冤。
王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某些刑事案件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感到铁证如山，就越会出现你预料不到的问题。
陈晖说：问题是我马上又得回去了。
王可说：你放心，我会把这个案件的进展情况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告诉你的。
陈晖说：我那里目前还只是电传。
王可说：那就只好通过电传了。
几天后，陈晖离开了洛杉矶。二
辛普森案件在央视《新闻联播》上报道时，落城的女警官柳青刚刚回到家中。本周是落城政法系统组织的“法律宣传周”，公、检、法、司都要抽调人员集中在文化宫礼堂，接待各类的咨询和投诉。本来她的工作到下午五点就结束了，结果就在她打算离开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到了她的跟前。老者叫吴全印，是落城轴承厂的一名退休工人，他是为自己儿子吴长春的案子来申诉的。
一听吴长春这个名字，柳青就想起了多年前那起代号为“6·20”的案件。那是一起故意杀人案，落城郊区文化馆的干部吴长春蓄意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刘云以及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此案发生在1982年，那个时候，柳青还是一个中学生，但这个轰动一时的案子是在她父亲——落城前任公安局长柳立中手上办的，因此她很清楚。吴长春后来被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几年后又改成了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二十年。
吴全印说：我儿子吴长春是冤枉的，已经坐了
十二
年的牢了。十二年就是一轮啊，我请求政府对此案进行再次复查，还我儿子一个清白。柳青说：老人家，我可以负责把您的申诉报告转交到有关部门。
不料吴全印说：你父亲就是“有关部门”。这个案子当初是在他手上办的，我请你回去转告你父亲，他得出面……
柳青说：我父亲已经不再是公安局长了。他都退休在家好几年了。
吴全印说：姑娘，我不管你父亲还是不是局长了，但你要把我的话带到，他退休在家看报看电视，钓鱼养鸟，可我的儿子还在大牢里蹲着……
老人说得老泪纵横，最后被其他人劝说离开了。
这个黄昏柳青被这件事弄得很难受。她不是反感那个叫吴全印的老人，而是觉得已经服刑十二年的案子了，犯人居然还在申诉。这说明什么呢？难道案子本身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这件事还涉及自己已经卸任的父亲。柳青从文化宫出来，外面的天开始转暗了。她原想去附近一家新开的超市买点小东西，现在被这件事弄坏了情绪。这时，她的同事沈蓉从后面赶上来，喊住了她。沈蓉实际的年纪有多大，柳青不太清楚。她只知道这是一个保养得很不错的，属于那种风韵犹存的女人，也属于那种矜持的女人。沈蓉干公安不少年了，能力不错，但人很难相处，不过与柳青一直还合得来。这大概与她曾经是柳立中的部下有关。柳青从来不叫她沈大姐什么的，就直呼其名，后者听了也一点不介意。
沈蓉把柳青叫到街边说：有一个人想见你，让我邀你今晚一块吃顿饭叙叙。
柳青问：谁呀？
沈蓉说：就是老郁……政法委郁书记的秘书小肖。
柳青脑中就出现了一张小白脸，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说：今天不行，我妈随旅游团去
九
寨沟了，我得回去给老爷子做饭呢。沈蓉说：平时不都是老爷子给你做饭吗？
柳青说：他这几天不舒服。
沈蓉听出了推辞的意思，就说：你就给我一句话吧，对姓肖的印象怎么样？
柳青说：我就见过那个人一面，谈不上什么印象。
沈蓉说：可人家说你像电影明星呢！
柳青说：那是因为现在电影明星太多了。沈蓉，谢谢你的好意，我对那人真的没什么感觉。我不喜欢那种白面书生型的男人。
沈蓉说：柳青，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个人问题了。
柳青说：我一直在考虑呀，不过这种事是不能“限期破案”的。
两个女人相视一笑，然后就分手了。柳青没有去超市，回家的路上想的也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她觉得她个人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更不需要让人来帮着解决。倒是沈蓉本人是个问题。沈蓉一年前离婚了，柳青早就耳闻，这个沈蓉是为政法委书记郁之光离的婚，他们的关系很不寻常，而且还是老关系了。不过，大家也只是私下议论而已。她想沈蓉本人也应该是听见这种风声的，她不在乎，说明这女人很有办法。
凡是见过柳青的人，几乎都不相信她是一名警察，而会认为这个漂亮的姑娘大概是文艺界的。他们会很吃惊：你是警察？你怎么会是警察呢？就是这样，他们觉得漂亮的女人应该是一个演员才对，所以今天的电影电视剧怎么看都不真实。柳青很清楚自己算得上漂亮，而且是那种很干净的漂亮，不是那种油腻的漂亮。但她从来没有做过明星梦，她不喜欢用一辈子的精力去塑造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从前柳青的志向是当一名记者。电视上那些女记者成天背着相机四处采风的生活，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1986年高考时，她本想去学新闻。可是在这个关头，家中发生了一件事，从而改变了她的选择。她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
父亲中午回来，没有吃饭，就进屋躺下了。我把他的衣服挂到衣架上，发现他的警员肩章已经去掉了。我知道，他可能退下来了。
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是四野南下的，参加过平津战役和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以后转业到地方，从事的就是公安工作。父亲最后的一站是落城，一来就担任公安局长，一干就是很多年。现在突然让他退下来，自然就有点失落。一个人爱一种职业很不容易。从此以后，那些深更半夜里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没有了，那种由案件带来的紧张与压力以及破案后的快乐与舒畅也统统没有了。
父亲一直从中午躺到了傍晚。母亲悄悄推开门，看见屋里烟雾缭绕，就责备道：这么死命地抽，你不想活了？
父亲从床上起来，坐到写字台面前，说：我现在这么活着跟行尸走肉没啥区别。
母亲说：你这人，年纪到了谁都会走这一步的，这是政策。
父亲抬高嗓门说：我知道是政策。
母亲生气地离开了。
我知道父亲心里很沉重，就给父亲重新沏了杯茶。本想与父亲好好聊会，想给他一点安慰。可是到了门口，我听见他叹了口气，说：“我啊，就没有一个儿子啊。要是有儿子，他应该接我的班才是。”
我停在了门口，默默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看不见父亲的表情，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思。那个瞬间，我突然就想当一名警察了。
两个月之后，柳青拿到北方一所刑警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才炸开了锅。母亲说：你这丫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一点口风也不露啊？你这个样子哪像个警察啊？
柳青说：警察的脸上难道还有标志不是？你看我爸像吗？整个一农民呢。
让柳青感到意外的是，坐在一旁的父亲并没有显露出应有的喜悦。后来，他把女儿叫到书房里，让女儿站在面前，等一支烟抽完，才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丫头，做一个警察和做一个女人一样艰难，我送你
三
个字——经得起。经得起什么，你自己琢磨吧。柳青读的是刑侦鉴定专业，这个专业的女生非常少。尽管在学校里什么都学过，也什么都见识过，但一旦接触到实际，她还是显出了一个女性的局限。在家里，柳青是一个见到蟑螂都会惊叫的女孩，不小心手划破了一道小伤口，她也会毫无遮拦地当众哭泣。这个从来不敢去抱小猫小狗，更不敢杀鸡宰鸭的女孩，今后将要面临的却是：要进出凶杀命案的现场，要面对血腥的复杂场面，要从被奸污的女性阴道里提取精斑，要参加尸体的解剖，甚至要站在死囚身边几米的地方看着他被枪决。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四年后的1990年，二
十
二岁的柳青毕业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落城，成为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科的一名技术员。多年前，柳青还是一个少女时，就曾经向局里的女警官沈蓉借过一套警服拍照，那时警服的上装还是白色的。这张照片是少女柳青最得意的作品，一直摆放在她的床头。柳青回到家，父亲柳立中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他是一个看上去魁梧而行动利索的老人，身上带有明显的军人气质。看见女儿一副疲惫的样子，做父亲的便问：又出案子了？
女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觉得沉甸甸的，她看着父亲说：吴长春的父亲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父亲疑惑地接过材料，问：吴长春？郊区文化馆的那个？
女儿说：对。
柳立中心里好像被什么碰了一下，便从沙发上一堆报纸里找出了老花镜，一边看申诉材料一边说：他的案子是不是有了新的证据？
女儿说：好像没有。
父亲说：那就很难复议了……
女儿喝了口水，然后坐到父亲对面说：不过从犯罪心理学上讲，一个人论罪完全可以处死刑的，最后给判了死缓，可是这个人却还在一个劲地上诉，不符合逻辑。
父亲暂时把材料放下，说：你接着说，我听听。
女儿说：死缓的犯人一般是不申诉的，因为他害怕案件的复议会带来于己不利的后果，没准就送了一条命。这种案例我们是见过的。而这个吴长春却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还有问题。
柳立中沉默了片刻，说：不瞒你说，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干公安已经三十多年，大小案子办过千起，唯独1982年的“6·20”案让我一直不踏实。那个吴长春自始至终都说自己是冤枉的，据我们的调查，也很难认定他有谋杀妻子的动机——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据周围人的反映，挺不错的，而且，当时刘云还在妊娠期……
柳青说：我知道，最后定罪的主要依据是吴长春衬衫上死者的血迹，喷溅状的，这样的血迹只能是在死者死亡半小时内才有可能出现。而按吴长春的口供，他见到死者是在四小时之后了。法庭自然不能采信。
柳立中说：为此我们还邀请了省厅的鉴定专家，结论是一样的。
柳青说：自然是这样了，科学是严密的。
柳立中叹了口气，说：为这个案子，我倒是希望科学有时候不那么严密。
父女俩这么交谈着，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上的《新闻联播》。然后柳青就知道了几天前发生在洛杉矶的辛普森案件。电视画面很简单，只有几张照片，没有现场的实况。电视播音员的解说看不出什么倾向性，显得很客观，但柳青自己觉得辛普森应该是这起案件的元凶。他有作案的动机，也有作案的时间，现场发现的证据会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
第二天上班，柳青主动地和同事说起辛普森的案件。她说：你们看见没有，美国那个前橄榄球明星涉嫌谋杀自己的前妻以及她的男友。
同事的表情大都显得茫然，他们显然不知道辛普森为何许人。再说即使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能管得了吗？只有一个叫高逸明的说：我看见了，不就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吗？我真不懂，咱们干吗要在黄金时间去报道美国的案子？
另一位法医汪工说：要是克林顿杀了希拉里，倒是值得大加宣传。
大家这么说笑着，让柳青觉得很无聊。就像是在一个公共游泳馆，她穿好了泳装出来一看，周围的人全都光着身子。结果她反倒成了被讥讽的对象了。可那毕竟不是浴场啊。柳青大学毕业本来是不想回落城的，她想上北京，目的不是想求得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是想争取到一个良好的氛围。但最后她还是被分回来了。几年的工作经历让她觉得，刑警队的人工作配合上都还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找不到可以说点正经事的人。这是女警官内心最大的遗憾，不过她从来不表现出来。
大家的话题转向了近期正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那也是一部警匪片，还是破案加爱情的老套子，但收视率却非常高。柳青不想参与这样的讨论，觉得很无聊，没有一点品位，就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她的专业是物证检验，独自一个人办公。这个狭小的空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可以在这里安静地进行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她可以读书看报，或者什么也不看，支着下巴胡思乱想。柳青刚坐下想沏杯菊花茶，支队长刘勇茂就进来了，这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把一份通知放在柳青面前，说：公安部最近在办一个DNA的学习班，支队决定派你去参加。把手头的工作移交一下吧。
柳青看了通知，报到的时间就是明天。三
6月13日上午，辛普森在芝加哥接到警方的通知后返回了洛杉矶。但是他一走下飞机，就被警方戴上了手铐。与此同时，芝加哥警方在他住过一晚的奥哈拉广场旅馆915号房间展开了搜查。警方在那间屋子的毛巾和床单上发现了血迹，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只打碎了的玻璃酒杯。
辛普森被带到洛杉矶警署后，随即接受了警方长达三个小时的质询。警方自然注意到了他的左手还扎有绷带，并且有肿胀的现象。尽管辛普森解释，自己的手是不小心被玻璃酒杯划伤的，自己根本就没有谋杀前妻的可能，但警方还是及时地对这只受伤的手进行了拍摄，最后又安排一名护士抽走了辛普森8cc的血，带到了还在勘查中的案发现场。他们需要进行血样比对。
接下来的事情显得匪夷所思。
6月17日，洛杉矶检察官通知了刚刚到职的辛普森的新律师罗伯特·L．夏皮罗——此人曾经因为帮助大牌影星马龙·白兰度的儿子打赢了一场人命官司而闻名全美，这次，辛普森以月薪10万美金的价码聘请他来作为自己的律师——带辛普森来警察局自首，认为他被怀疑犯有重大谋杀罪。但是，律师和现场等候随时逮捕辛普森的警察发现，辛普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出了北洛金汉街360号的住宅。辛普森带走了一把手枪，留下了三封信，其中一封是致大众的公开信，再次强调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没有杀害妮可。他以伤感的语气告诉关心他的人——“请大家记住真正的O．J，而不是此刻正步入人生迷途的我。”但是，洛杉矶警方却正式宣布辛普森为通缉犯，并迅速展开了对他的搜捕。
当晚
六
时，警方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辛普森那辆白色的野马车，于是一场类似好莱坞惊险警匪大片的追捕行动在全世界眼前出现了。洛杉矶有七
家电视台出动了直升机现场直播这个突发性的新闻，包括CNN在内的许多电视台都中断了原来的节目，而转播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人们看到，在辛普森那辆白色的汽车后面，紧跟着几十辆警车，一直在高速公路上兜着圈子。八点四十五分，那辆白色野马车停下来了，辛普森放下手枪向警方归案。陈晖是在洛杉矶观看这场演出的。但他实在不明白，这个一再声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的辛普森为什么会出此下策？难道事到如今前橄榄球明星还想作秀吗？他非常清楚，此刻，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警方和媒体的特别关注。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这使他在大众的眼中成为畏罪潜逃的嫌疑人。辛普森应该明白，此举将直接影响到对他的控诉和最后的审判。在记者看来，辛普森的案子之所以有吸引力，不在于它的血腥味，那不过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看，最为关键的还不是作案的过程，而是后来的审判过程。首先，辛普森究竟是否是这个案子的元凶，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著名的黑人明星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两极地位，要么他是凶手，按照加州的法律，他完全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甚至死刑；要么他就是无辜的，对这起命案不负任何责任。从现有资料看，辛普森不仅具有作案的动机，同时也具备作案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却非常有限，仅仅只有一个小时，一个男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两个年轻并且体格健康的人杀了，之后还得衣冠楚楚地搭乘飞机去芝加哥，怎么看都不容易。这样的情势，使案件过早显露出了悬疑性，给人以不确定的期待。
现在看了王可传来的资料，陈晖内心进一步强化了当初他在洛杉矶时的预感。他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案子，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剧本。其中过多的戏剧性看上去很拙劣但又是真实发生过。于是陈晖就给王可去了电话，想听听博士的判断。博士说，没有人能够对这起案件的发展做出预测，它的运气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与案件形成了一个整体，就看怎么去掷了。
陈晖说：这么大的案子，全世界都在盯着，你能说它是一次掷钱游戏？
王可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在美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的。
陈晖说：这太不可思议了！
王可说：那你就耐心等待好了。这个时期，建议你最好去谈一次恋爱。
像每回出国一样，陈晖一旦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明显地感觉到时间不对劲。问题不是出在时差的混乱上，而是节奏。这个城市的节奏与它的交通一样，缓慢而时有停顿。你很难感受到一种迫切的外在压力，更多是内心的烦躁，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时差问题只要蒙头睡上一觉也就倒过来了，可是节奏问题却无法解决。陈晖喜欢那种快捷而流畅的节奏感，那种节奏感让他觉得年轻——尽管他本来还属于年轻，觉得精力充沛。
七月的北京气温已经相当高了。阳光明晃晃的，使人懒得出门。陈晖在家里埋了一段时间，除了期待王可及时给他传来有关辛普森案件的资料，就是期待着一次新的艳遇。婚姻失败的前夕，他在这个城市里曾经有几个亲近的女友。本来他很想模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那个托马斯大夫，企图和她们建立起一种“性友谊”，觉得这方式比那种专职情人关系更来得轻松。然而现在这个计划有搁浅的可能，因为他的身份变了，不是他从一个专职记者变成了自由撰稿人，而是他从一个已婚男人变成了一个单身男人。这种人和异性接触，总会引起对方不安。其实最不安的还是陈晖本人，他清楚自己一旦和某一个女人好上，同居很容易，难的是同居之后。既然你是单身又有什么理由不娶我呢？他经不住女人这样的质问。因此就不想再招惹这种麻烦，与其说是期待，倒不如说是幻想了。不乏性经历的陈晖幻想的，其实还是和一个适合自己的女人去过那种一对一的日子，那日子显得干净，能给他带来短暂幸福之外的那种恒久的安逸。
今天陈晖决定去一趟原来的单位。由于刚刚辞职不久，一些信件都还是寄到了他以前的单位。陈晖是下午四点左右出门的，选择这个时间是想避开汽车行驶的高峰期，同时也想少遇见熟人，既然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么就不要拖泥带水。
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人还是见到了。那就是他的主编老何，一个即将退休的头发谢顶的小老头。整个编辑部的人都走了，他还在这里加班看稿。见陈晖来了，何主编不是感到意外，而是显得特别高兴。他热情地把陈晖拉到沙发上坐下，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可乐，然后说：小陈，你是不是到美国去了一趟？
陈晖倒有些意外，就只好笑着点点头，说：我刚回来。这事您是怎么知道的？
主编说：你如今可是名人了，首都几家报纸上都有你的专栏——不过我觉得还是叫“晨晖”好，别再叫“尘灰”了——我知道你是想谦虚。名人是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的，我当然也不例外。
陈晖说：您别抬举我了，我这是为五斗米折腰呢。
主编说：看来，还是出去好啊，虽说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损失，但成全了你个人。历来是庙小容不下大菩萨。说实话，我心里很羡慕你，如果我年轻十岁，也许我也这么干了。
陈晖说：那你也不会的，你是组织同志，我呢，是无组织的人。
说到这里，陈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的记者证还没来得及交出来。于是就把这个曾经帮过他很多忙的证件拿出来，放到茶几上，说：老何，我忙着办出国，这个还没交出来呢。
主编看看陈晖，把记者证又推到他面前，说：小陈，杂志社已经正式研究了，虽然你办了辞职，但我们还想继续聘你为特约记者，也算是给刊物撑点门面吧。只是把以前那种紧密型的关系改为松散型的，我想这样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你说呢？
陈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同时也为自己以前的冲动感到有点内疚，这个老何还是不错的。他拿起记者证装回口袋，说：谢谢编辑部对我的信任。我接受。
这件事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了结，陈晖觉得很满意。他不知道这是否由于辛普森的案子，重新诱发了他对法制文学的激情。不过他想，中国就是一个特别讲究身份的国家，而身份总是与单位联系起来的。那些辞职下海或者单干的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都属于没有身份的人。有一种说法把这些人叫作社会闲散人员。如果你在某个公共场合或者出席某个会议，别人无法把你介绍出去，而且你也无法走出去，这就是失去身份的后果。离开《说法》杂志后，陈晖总是尽可能避开那些公共场合。有一次他去应付一个饭局，席间主人挨个介绍，到了他头上，主人说：这是著名记者陈晖先生，在《说法》杂志……陈晖立即打断说：我现在不在《说法》了，也自然不是什么著名记者。我是一个普通公民。他这样诚恳的解释，却弄得大家很尴尬。
那堆信件中，有一份来自公安部某个研究所的请柬，内容是他们正在举办一个DNA的学习班。从时间上看，这个学习班已经开学好几天了。不过陈晖对此很感兴趣。所谓DNA，就是利用人体遗传基因技术从事鉴证分析，这在中国才刚刚开始。陈晖想过去听听，也算是增加一点知识积累。
陈晖离婚时，家中大部分财产协议给了女方，他得到的是一辆二手的切诺基，女方没要，认为这车十分费油。第二天是星期天，陈晖还是开着这辆车往木樨地方向去了。不料车在半路上轮胎爆了，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轮胎换好。这么一折腾，等他赶到时就已经过了中午。他在门口一个小饭店里吃了碗兰州牛肉拉面，然后就往会务组去了，想领上一份教材。学习班设在招待所的三楼，陈晖经过北边的公共盥洗间时，看见一个女人在低头洗衣服。他本来已经走过去了，但感觉自己瞥见的这个女人的侧面很好看，就又折返回来，进去装作洗手，想把女人看清楚，然后很随意地问了句：这里还有剧组吗？
这个女人就是柳青。对男人的问话，柳青觉得有点奇怪，就反问道：什么剧组？
陈晖说：电视剧啊。你不是来拍电视剧的？
柳青心里觉得好笑，这不是典型的那种北京人说的“套磁”吗？她说：我是来参加学习的。
陈晖好像有点吃惊：学习？
柳青说：我是公安部DNA短训班的学员。
陈晖更加吃惊了，笑了笑：你还是警察？
她点点头。
说话间陈晖已经把女人看仔细了。这真是一个好看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居然做了警察，似乎有点可惜了。他点上香烟，说：怎么还有这样的警察啊！
柳青把手里的活停下，说：警察难道还有什么标志吗？如果有，那就是京剧的脸谱了。
陈晖就笑了笑，然后就拿出一张本应作废的名片，放到柳青边上，做了自我介绍：“我叫陈晖，是《说法》杂志的……特约记者。”
柳青说：我们那里有这份杂志。
陈晖大方地伸出手说：我们认识一下好了。
柳青的手上还沾着肥皂沫，有点被动地把手交给了这个陌生的男人，然后简介了自己，她说：我叫柳青，是落城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工程师。
陈晖笑着说：那，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男人似乎还想接着把话往下说，但柳青已经洗好了衣服，对他点了点头，便回宿舍去了。意犹未尽的陈晖一个人剩在走道里，觉得有点沮丧。他是想和这个好看的女人——女警官继续聊聊的。但女人却没有这个意思，走了。他看着她走进了一间朝北的房子，行走过程是一个节奏，看不出一点迟疑。后来他也走了，他走下楼来，再走到大概是女人宿舍窗前的一块空地上，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机会。你不认为这个叫柳青的女人很出色吗？
第二天上课，柳青一进教室就发现，昨天遇见的那个陈晖又来了。他也像一个学员那样坐在阶梯教室里。显然这个人与公安部的一些人混得很熟，所以他有旁听的资格。柳青今天穿着警服，显得颇有点英姿飒爽。她镇定地坐在陈晖的左前方，却能感觉到这个男人热烘烘的目光一直落在自己身上。那时女人心里已经大致有数了，在后面看她的，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有几分才气也有几分风度的男人。这个人自以为只要向某个他看上的女孩一接近，或许就能成事。北京这样的男人真的不少。如果把这个陈晖算在内，柳青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遇见三个类似的人物了。心里有数，自然就不会慌乱。昨天她一回到宿舍，晾好衣服，就把这个男人的模样淡忘了。那个时候，自作多情的记者正在楼前那片空地上独自溜达着，希望引起女警官的注意。但女人的视线里只有一只鸟，在空中茫然地飞动着。
有些事与陈晖的判断大不一样。譬如辛普森案件，陈晖本以为在中国大陆，关心它的人一定很少。这种所谓的名人案件一般也就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和花边新闻没什么两样。然而他回来后，发现谈论这个案子的人却非常之多，尽管官方的媒体一直漠然。人们普遍关心的也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期待着对它的审判。这种默契让陈晖感到意外，同时也有一种欣慰。这毕竟已经是1994年的中国，时代的发展总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公安部这个学习班里，一到下课，大家就三五成群地聚到一起，开始谈论不久前发生的辛普森案件。在女警官柳青这里，那几天陈晖有事没事地与她海阔天空地交谈，她都装聋作哑地听着。但女人私下里也认为，这个陈晖的谈吐应该说很有魅力，他在北京人善于胡侃的基础上显示出了广阔的知识面和文采，这是一般的男人所不及的。柳青尤其感兴趣的，是听陈晖说辛普森的案子。那种具有现场感的经历似乎见证了他发言的权威性。
如果不是签证到期，我会在洛杉矶追踪这个案子。陈晖这样说，这将是一个特殊的案件，将是一场“世纪审判”，我预感到。
看着陈晖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柳青心里觉得很好玩，她说：想不到一个文化人对刑事案件也这么有兴趣。
陈晖依旧一本正经地说：这很正常，有的文学作品里的想象，还走在了刑事科学的前头。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82年他就在一本书里写出了利用指纹术进行破案的情节，比戈尔登的《指纹》一书还早十年。
柳青说：我知道那本书，是《密西西比纪行》。
女人的回答令男人惊讶，他说：你看过不少书啊。
柳青说：这本书我没有看过，我是从一份资料上了解到的。其实，利用指纹的识别方法，中国古代和古巴比伦也是有过的，只是没有被官方一致采用而已。
陈晖觉得这个叫柳青的女人很诚实。相比之下，他自己倒有卖弄之嫌了。或许从这一刻起，陈晖对柳青有了一种炽热而严肃的想法。他觉得，自己与这样的女人一起生活应该很合适。这是个机会，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
但柳青心里很清楚，这个男人尽管有不俗的谈吐，但却不会使她动心。
柳青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知道陈晖这几天在接近我，坦率地说，他这个人还是出色的。他的谈吐和风度，还有那种男子气，都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但是，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学习很快就要结束，我得飞回落城，还会有“后来”吗？我想没有。既然没有，那就连“以前”都没有好了。以前的经历，虽说谈不上什么教训，但还是能当成经验的。没有理由过多地重复了，飞机一升空，一切便会烟消云散。
柳青所说的以前的经历，是指在大学期间和一个男生的恋爱以及由此导致的性行为。他们好了半年，到了毕业的时候，那男生被一个亲戚担保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一去就没了音信。对这次的经历，柳青已经淡忘了，记忆犹新的是做爱，所以她不认为这是恋爱的感觉，而是性的启蒙。她心目中的那种恋爱，是沉浸在遐想、思念与忧伤之中的，这个她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她能感受到的是自己和男人在一起的滋味，那感觉从一开始就很好，完全符合她的想象。她想如果有一天和这个陈晖在一起，应该也不错的。这是一个让人激动也让人沮丧的念头，刚刚生发出来，就在一个悠长的哈欠中消解了。
有一个周末，陈晖又来电话了。这次他约柳青到三里屯喝茶。他本以为柳青可能会礼貌地予以推辞，但对方居然不加犹豫地答应了。柳青说好啊，都说三里屯的酒吧特有名呢！于是男人就显得很高兴，一路上把那辆切诺基开得飞快。他们去的时候，酒吧里的人已经很多了。陈晖认识这家的老板，就去楼上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位子，要了一壶乌龙茶。陈晖没有让服务生插手，一切自己来，干得十分熟练，很专业，像是在做茶艺表演。他一边沏茶，一边很直率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比她大十岁，也就是三十四岁了，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没有孩子。他的本科是学政法的，毕业后却偏爱写作，就从机关到了杂志社，现在又辞职了，不过还干着特约记者和兼职律师的活。陈晖说，这样做灵活一些，也能多挣些钱。除了采访报道，他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那也基本是以某一个大案要案为素材的。他已经出版了一本集子，不过又说不想送人。柳青就问：为什么？
陈晖说：很幼稚，觉得拿不出手。
这是柳青听到男人唯一的谦虚。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并不是完全像她想象的那样浅薄。整个谈话基本上她都是在当听众，没怎么说。最后，陈晖还是比较谨慎地对女人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柳青，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女人说：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男人说：我是指那种一对一的朋友。
女人浅浅地笑了笑，她想面前的男人总算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这也是她今晚决定出来喝茶的原因所在。她料定男人会出这张牌，既然这样，那就早点谈开的好。于是柳青主动地给陈晖续了茶水，说：陈晖，谢谢你，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考虑既草率又很不现实吗？
陈晖说：我很认真的，也觉得很现实啊。
柳青说：还有半个月，我的学习就期满了，然后就要回到我工作的地方……
他打断她的话，说：柳青，你要是同意，要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可以把你调到北京来——我与公安系统还是比较熟悉的。当然，我可以跟随你去落城的。
柳青说：不，这不可能。
陈晖就问：为什么？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
柳青说：我也不是在开玩笑。
男人居然像孩子一样愣住了。
女人心里却直想笑。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喝一次茶就“搞定”了？这也太简单了吧？北京人就这么来“交朋友”？她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她并没有把这种看法表现出来，她也不回避这个话题。既然对方已经把问题挑明了，又何必回避呢？于是，柳青说：陈晖，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今天不想就这个问题向你解释。
为什么？陈晖问道，难道你有什么不好说的吗？
柳青说：是的，我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谈下去。
话说到这里，男人显得有点沮丧了。他发现自己过于天真了些，像这样看着顺眼的女人怎么可能就没有背景呢？她或许早就恋爱了，或许已经在筹备自己的婚事。现在看来，他似乎是晚了一步。可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为什么不直说了呢？“不想解释”意味着什么？
虽然男人刚才的那一番表白来得比较突然，可在女人内心深处对他还是有些感动。他毕竟这么说了啊。与首都北京相比，落城是什么地方？一个男人敢于发表为他热爱的女人放弃北京的宣言，那也是需要勇气的。当然，说是说，做起来也就是另一码事了。这么一想，柳青也就平静了。她想，任何一次恋爱或者准恋爱的开头，男人大都是这么信誓旦旦的。以前的那一位不也是如此吗？
这就是柳青和陈晖故事的开端。谈不上什么浪漫，甚至一点也不精彩。老实说，对这件事，对陈晖这个人，柳青心里都没有留下什么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她想，自己和这个城市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北京太大了，显得大而无当。自己和这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个人不过是从窗前飘过的一片云彩，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然而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四
在经过短期的接触之后，预审法院裁定：辛普森谋杀罪名成立。1994年7月22日，洛杉矶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辛普森案。山雨欲来，控、辩双方都已经开始了排兵布阵。
控方主辩人是女检察官玛霞·克拉克。这位四十一岁、拥有十余年司法经历的女士，在经手的几十宗案件里还未有过一次真正的失败。她的干练与谨慎都是有口皆碑。有人说，这个女人从不轻易出手，言下之意是一旦出手就会让对方好看。而她自己的表达是：“我不轻易接手一个案子，除非它具有200％的把握。”她的重要搭档克里斯托富·达登，是一位公认的出色的黑人检察官，同时也是一位证据专家。另一位是足智多谋的威廉·哈奇曼，出任本案的首席检察官。此外，检方还专门从芝加哥、圣地亚哥等地借调了多名物证、DNA鉴定专家。
而在辩方这边，由罗伯特·L．夏皮罗担任领队律师的阵容则更为庞大，他们由美国著名的律师和专家组成，其中有——
首席律师约翰·柯克伦，五十七岁，曾是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职位最高的黑人检察官，眼下主持辛普森一案的日裔法官伊腾是他旧日的部下。约翰·柯克伦是洛杉矶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律师，他曾经为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做过成功辩护。
艾伦·德肖微茨，五
十六
岁，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还是一位权威的宪政专家，同时也是审判谋略专家。他曾经担任过拳王泰森的辩护律师。夏皮罗·李·贝利，六十一岁，是罗伯特·L．夏皮罗的执业老师，幕后活动专家。
杰拉德·乌尔曼，五
十三
岁，加州大学圣塔克拉拉分校法学院院长，是负责陪审团筛选、上诉审判及起诉过错方面的专家。比利·肖克，遗传基因分析和指纹鉴定专家。
亨利·克拉克·李，也就是李昌钰，五
十五
岁，华裔法医专家，康涅狄克州警察局犯罪实验室主任。这个阵容不能不令人惊讶，这个名单一经透露，便被人宣布为诉讼史上的“梦之队”。
陈晖看完以上的资料，觉得有点累了，就去洗了个澡。天气已经热起来，北京这些天被人称作“桑拿天”。洗完澡，他光着身体懒散地躺到床上，想着自己刚刚认识的那个女警官，觉得这样的时刻最要紧的事，就是把那个漂亮的女人放倒在这张床上。一个刚从一场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的男人，在这样的夜晚，孤独总是难免的。准确地说，是寂寞难耐。那是一种骨髓深处的寂寞，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对性的渴望。陈晖从一本资料上看过，美国性生活频率最高的是消防队员，每周大约十次；最少的是大学教授，平均每月一次。而他现在居然在这方面还不如一个教授，依靠的是自我排遣，这很糟糕。在三里屯喝茶的那夜，他把什么都说了，对方也认真在听，但不同意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升级。女警官似乎是以地理上的障碍为由果断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很负责，却不近情理。这在过去，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户籍管理和人事制度多少年来就很不人道，多少夫妻和情人被这无理的制度弄得天各一方，不能团圆。多少人一辈子就是在为调动奔走着，一年又一年，人事制度如同枷锁禁锢着生命。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揣着身份证满世界走的时代。其实陈晖幻想的，是那种诗剑逍遥、琴心剑胆的生活，他希望和一个女人浪迹江湖。显然，落城的女警官还不是他合适的人选。问题是现在这个女人就在眼前，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动人气息，活生生的，不是一个男人用理性就可以忽视的。他暂时不好说，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女人，但是他必须承认，这个女人已经介入他的生活中来了，让他寝食不安。他无法回避这一点。
如果不是时间很晚了，陈晖会马上给女警官打电话，或者再开车接她出来去泡吧。不过，即使再泡上几回，又能怎样呢？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女人，泡吧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这么一想，陈晖也就平静了。他明天还需要去天津参加一个会议，还是早点歇息好了。柳青的日记：1994年8月7日
为期一个半月的学习结束了。本来准备给陈晖去电话的，想想又改变了主意。两天前，他去了天津。如果这个电话打过去，他会立即从天津赶回来送我的。他是这样的男人，可是我还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女人，我心里并没有装下这个人。没有。既然如此，又何必这样麻烦人家呢？
去机场的路真的很长。
在机场等候了近两个小时，飞机才起飞。当飞机升空的那个瞬间，我仿佛从掠过的云层中看见了他的影子，转瞬即逝。我的心绪随之黯淡了下来。是的，我们的交往也许就是这样，转瞬即逝。在后来的飞行过程中，我不时看着舷窗外静止的浮云，想到了人生的无奈，那神情应该很茫然吧。我不想和一个我所爱的男人天各一方，我要的是每天的耳鬓厮磨，要的是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那种感觉，这个陈晖给不了我的……
我很希望这个男人能不断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给我电话，与我交谈，走近我。但这样的愿望其实也很奢侈。
我不是又飞回来了吗？
柳青原想回到落城后，再给陈晖一个电话。那也纯粹是一种礼节性的问候。可是，一件事使她忘记了这个安排。
那天正是发工资和奖金的日子。一下班，沈蓉就来邀柳青一起逛商场，柳青就说好啊，我正想为父亲买一件衬衫呢。你买什么？沈蓉犹豫了一下，等走出办公室以后才轻声说：我也为别人买啊。柳青马上就知道那“别人”指的是郁之光。她看着沈蓉，说：你还什么都承包啊。沈蓉的脸上就泛起了一种少女般的羞涩，她说：其实也没人关心他，老婆病着，女儿在外地读书，自己成天忙工作。
尽管沈蓉沉浸在甜蜜里，那少女般的羞涩有点不合时宜，但柳青还是觉得这样走下去很茫然。她想郁之光如果真的爱着沈蓉，就有责任给她一个体面的归宿。这保守吗？她内心这么发问着，现在情人到处都有，不新鲜，但是她早就想好了，这辈子是不会去做一个有家男人的情人的。情人的地位与尊严都应该是平等的。像沈蓉这样的不叫情人，叫外室，至于婚姻，倒可以暂时不要。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是他们的婚姻往往带有象征性。柳青不信任这样的婚姻，她想要是能在身边找到一个满意的男人，她可以从父母这边搬出去，与那个人同居一阵子再说。等觉得彼此都离不开了，就再要婚姻。她相信那时的婚姻要坚实得多。这么想着，她从空气中再次看到了北京那个叫陈晖的男人，那是个诱人的形象，就觉得应该给那人去个电话了。
到了商场，还没有怎么逛，沈蓉就被一个熟人喊走了。柳青就一个人去了二楼的男装柜台，正注意看着衬衫，慢慢就感到有人在动自己的口袋，柳青一下抓住了那只纤细的手腕。接着便看到了一张看上去很文弱的脸，居然还戴着眼镜。柳青严厉地问他：你想干什么？那人显得很慌乱，说：我一不小心就把手伸错了口袋。柳青差点笑了，说，算你小子运气好，我今天高兴，不想收拾你，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然后她就把腰背后的六四式小枪露给那家伙看了。
那人一下脸色就变了，说：你是警察？
柳青说：是，我是警察。记住了。今后别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了，这么年轻干点什么不好？滚吧，别让我再看见你！
那小子就跑了。这时柳青才发现，边上围观的人已经有了很多，觉得很不自在，就匆忙买了衬衫离开了。刚走出商场，就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在喊，说：警官，请站一下。
柳青回头，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男人已经到了眼前，她有点纳闷，怎么今天总是被戴眼镜的人跟着？这个人的个头和陈晖差不多，只是瘦削一点。
那人说：我叫李志扬，是蓝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你是市刑警支队的小柳吧？
柳青迟疑地点了点头：哦，你找我有事？
叫李志扬的男人说：你刚才在商场上的表现，我看见了。
柳青有点不好意思，说：是吗？那家伙太讨厌了。
李志扬说：假如是一部电视剧的情节，我会觉得很有趣。
柳青说：我也觉得挺好玩……
李志扬说：但你不是演员，你是一名警察，按照国家颁布的警察条例，在非执行公务的场合，警察是不允许显示警械的。
柳青这才明白此人对她喊停的用意，有点难堪，也有点反感，说：谢谢你提醒啊。不过，李律师，抓小偷也不能说是“非执行公务”吧？只是他今天恰好偷的是我本人罢了。
李志扬笑了笑，说：我说话不太好听是吗？
柳青说：没事，我还是听进去了，谢谢你。
说完，她就离开了。一路上她都在想这个叫李志扬的男人，觉得这个人很书生气，认真得有点呆板。看来男人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如果这件事换成北京那个陈晖，他一定会把自己抱起来说，亲爱的，你太棒了！
落城不大，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父亲柳立中耳朵里。当天傍晚，她正在家里对妈妈眉飞色舞地说起这件事时，父亲散步回来了。柳青把新衬衫拿出来，撒娇地让父亲试穿。谁知父亲看也不看，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训。他说：好啊，神气了，动不动就把枪露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是第一次，念你初犯，下回再这么轻浮，我会要求刘勇茂命令你下岗。
柳青自然听不进去，就跑进了自己的房间，使劲把门关上了。
父亲还在门外喊：你这丫头怎么就长不大呢？
这个晚上柳青没有睡好。她不是生父亲的气，而是觉得这种天天面对着父母的日子很别扭。和父母住在一起，你就觉得你总还是孩子。她记得在北京的时候，陈晖就对这样的居住格局发表过意见，说失去了私人的空间。这话有道理，她想自己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家了，搬出去另租间房子？可是又怕这么干显得非常突兀，引起父母伤心，也让他们不放心。到了半夜里，柳青起来上卫生间，看见父母的屋里的亮光从门缝里透出来。于是就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她听见母亲说：小青也不小了，也该找个对象了。姑娘不出嫁，总还是长不大的啊。
父亲说：你没见她那个得意劲吗？这周围的人她瞧得起谁？
父亲是懂得女儿的。在落城，柳青真的就从来没有看上过谁。自打毕业回来，主动接近她的或者给她介绍对象的，就从来没有停过。落城地方太小，出色的男人都做了人家的丈夫。她们那个年纪的姑娘，大都有对象了，或者成家了，甚至有小孩了。这个晚上，柳青第一次有了一种茫然，有一种落空的感觉，然后就是尖锐的寂寞。她想此刻如果北京的那个陈晖在自己身边，也许就真的和他好上了。她还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她的同事高逸明，也是从哪个政法学院分来的。这个男人对她一直有意思，但柳青嫌他长相不够好，眼睛偏小，嘴唇又偏厚。她承认自己还是比较看重一个男人的外表的，看重他的风度。她想，自己一旦和一个长相不好的男人脱光衣服躺在床上，那个局面一定相当恐怖。她还想，如果自己是一个男人，生性一定也很风流。
第二天刚上班，柳青便把沈蓉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问：你认识蓝天律师事务所的李志扬吗？
沈蓉有点疑惑地问：你怎么问起他来了？是不是他有什么事犯你手上了？
柳青说：不是他犯在了我手上，是我犯在了他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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