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红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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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工、专业化与集聚经济试读：
前言
地区专业化是空间分工的结果，集聚是空间分工的组织形式。集聚经济是空间分工经济性的来源之一，专业化经济是集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从中国区域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的现实问题出发，围绕空间分工、专业化和集聚经济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探讨了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与现实问题。本书主体内容包括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空间分工理论研究，主要对斯密以来与分工相关的理论进行综述，明确分工理论的研究框架，并从空间分工的形式和微观基础、空间分工的经济性、空间分工的形成和演进机理方面构建一个包括“微观基础—形成和演进机理—形式与演进—经济性”的空间分工理论框架。空间分工主要包括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两类，其演进特征主要表现为随着多区位企业的发展以及交通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并逐渐向职能分工演进。空间分工的经济性主要包括区域间分工与贸易的经济性和区域内经济结构的经济性两个方面。
第二部分中国城市分工与专业化特征，分析了中国城市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特征、规模特征、空间特征等，揭示了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专业化水平的内在规律，同时考察了中国企业管理部门集聚水平最高的北京市及其各区的空间分工演进特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城市相对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表明中国城市间分工合作水平不断深化；绝对专业化水平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与城市自身规模等在短期内基本稳定相关。职能分工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以及在城市群中心外围城市之间越来越显著。北京市的分工演进特征主要体现在生产部门外迁与企业管理部门集聚，以及北京市各区之间显著的职能分工上。
第三部分对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利用不同区域层面数据，分别考察了职能专业化、产业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等指标与集聚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城市群内部分工的空间结构效应。通过将职能专业化指标引入动态外部性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避免了大城市因产业多样化水平较高而倾向于支持Jacobs溢出。分析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大城市，更倾向于支持职能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根据长三角城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经济在城市群层面是存在的，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制造业结构趋同可能是合意的，这也支持了职能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
第四部分从结构效应到综合效应，将区域研究转移到城市内部，研究城市集聚经济的来源及其性质，提出并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效应的三个维度，即规模效应、密度效应和结构效应，考虑到密度效应的创新性和重要性，进一步考察了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密度效应。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倒U形特征不仅在三种效应中均显著存在，而且在密度效应和结构效应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视角下最优城市人口密度是存在的，在控制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之后，以“城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核算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约为1.30万人/平方公里。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2012）和博士后出站报告（2014）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完成的。部分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中国经济问题》、Urban Studies等期刊。现即将付梓，诚惶诚恐；为中为始，是以自勉。不足之处，请各位同仁多多批评指正（suhongjian@outlook.com）。
感谢北京交通大学赵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分别在我博士阶段和博士后阶段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凤玲老师团队出色的编校工作。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JL011）对本书出版的支持。苏红键2016年5月第一章 绪论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长期以来，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区域分工和经济一体化推进缓慢，即使在城市群层面，除了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以外，其他城市群的分工合作和一体化程度都还很低。近年来，宏观层面越来越重视城市群（经济圈）的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在此新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本书围绕空间分工、专业化和集聚经济开展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期对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并在空间分工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方面得到一些创新的观点。一 问题提出
地区专业化是空间分工的结果，集聚是空间分工的组织形式（梁琦，2009）；集聚经济是空间分工经济性的来源之一，专业化（或多样化）经济是集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对区域的核心、辐射和带动作用（陆大道，1986；沈道齐、崔功豪，1990；姚士谋等，2009）是分工、专业化与集聚经济理论联系的现实基础。本书围绕空间分工、专业化和集聚经济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分析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中国地区间产业分工水平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放权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极大激励，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追求和保护地方利益的动机阻碍了区域间分工与合作。Young（2000）研究发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壁垒，地区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胡向婷和张璐（2005）研究发现，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地区间贸易成本，会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于良春和付强（2008）研究发现，地区行政垄断与产业同构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造成了区域之间不合意的产业结构趋同。有报告指出，“十一五”时期，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电子信息业为重点发展项目的有12个，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产业的有9个，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传统产业的三地同构率更是高达80%以上（宗新建，2006）。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结果，表现出相对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比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钢城匹兹堡、钢铁和农产品中心芝加哥，还有最大的港口和金融中心纽约。在英国，最初的产业专业化布局形式表现为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和重型机械业，东北部的煤、钢铁、船、重型机械业，兰开夏的棉花和纺织机械产业，西赖丁的煤和羊毛产业，南威尔士的煤和钢铁业等（Massey，1978）。值得庆幸的是，近年[1]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书第四章的研究也显示了中国城市产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呈逐步提高的态势。
第二，发达国家的职能分工不断深化。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外城市空间分工正在经历从城市产业专业化向职能专业化的演进（Duranton & Puga，2005）。国外学者分别对英国和意大利（Massey，1978，1984）、美国（Duranton & Puga，2000，2005）、联邦德国（Bade et al.，2004）的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均表现出这一规律。以美国为例，Duranton & Puga（2000，2005）分析了美国空间分工演进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950年以来，美国不同级别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均有所降低，而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显，由此体现了美国城市之间的空间分工从产业分工向职能分工的转变，详见第三章的论述。
第三，从理论方面来看，围绕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理论，还存在较多有待研究的问题。①区域分工理论和区位论都研究区位与经济活动的配置问题，但视角不同，区域分工理论侧重于研究某个地区应该配置哪些经济活动，区位论侧重于研究某类经济活动应该配置在哪些地区，这两个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联系。②以往关于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以地区产业分工为主，对职能分工方面的研究较少，有[2][3]必要构建一个包含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的空间分工理论框架，比较全面地研究地区间的分工和专业化问题。③从专业化的经济性来看，专业化经济（结构效应）是集聚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考虑经济活动集聚的专业化或多样化效应时，有必要同时考虑经济活动集聚的规模和密度问题。除此之外，在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些小的争论，比如城市专业化与城市发展水平（规模、收入等）的关系、专业化与多样化经济性（MAR溢出和Jacobs溢出）的争论、在结构效应中忽略了职能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关于城市群产业结构趋同经济性的争论、对城市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等问题的争论。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思考，是本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在此理论与现实背景下，从空间分工、专业化和集聚经济视角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 研究脉络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包含空间维度的分工理论研究脉络可以从两个分支来考察（见图1-1）。一个是经济学中关于空间分工理论的研究，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地域分工理论等，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跨国公司与全球分工体系的研究为区域间分工增添了新的内容。另一个是地理学中从企业区位选择的视角对空间分工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图1-1 空间分工理论研究脉络1.经济学视角空间分工的研究脉络
在斯密之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380）、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等已经论述了社会分工与协作的重要性。一大批古典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做出了贡献（Grogenewegen，2008）。斯密（1776）的劳动分工思想之所以应该加以特殊讨论，并不是由于他的“创造性”或“论述的完整性”，而是由于“不论在他以前还是以后，没有任何人曾经认为分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Cannan，1929）。在斯密那里，分工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Schumpeter，1954）。斯密（1776）指出，分工使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分工可以增加熟练程度、节约工序转换的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基础上，通过对一般分工理论和贸易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地域分工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不断发展。
托伦斯是第一个区分地域分工和制造业分工的经济学家（Torrens，1808），产品的地区专业化问题由此开始引起关注。西尼尔、马歇尔、陶西格等发展了地区专业化的思想（Senior，1836；Marshall，1890；Taussig，1911），基于一般分工理论认为，地区分工的利益得自“不同的地区由于气候和资源禀赋选择生产某种物品”，同时也得自一切形式的专业化所带来的一般效率的增加（Grogenewegen，2008）。与此同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分工与协作的论述，在当时计划经济背景下，苏联学者对地域分工和生产布局做了一系列研究（列宁，1899；阿努钦，1960；萨乌什金，1987）。
国际贸易理论是把国家作为区域分析单元，考察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贸易问题。主要包括古典贸易理论中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斯密，1776）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1817），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Ohlin，1933），以及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交通与通信成本的不断降低促使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全球工序分工不断发展，为区域间分工引入了新的研究内容。它的新特征是趋向于“把制造业过程日益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在世界上不同工业集中地点完成的部分的工序”（迪肯，2009），以便利用有利的劳动市场条件、相对较低的运输成本、税收的好处以及政府所提供的对于外国投资者的优惠。这种多国形式的产业链分工（国际工序分工）的应用是直接从斯密、巴比奇、尤里和马克思的概念中继承而来。2.地理学领域关于分工与集聚经济的研究脉络
与经济学视角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空间分工不同，地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是考察经济活动的选址与布局问题。经济地理学领域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遵循这样的逻辑：（生产者与/或消费者的）区位选择产生集聚，集聚形成“中心—外围”模式。该领域关于空间分工的研究与各种类型的“中心—外围”模式相关，与集聚和分散的均衡、集聚的经济结构等问题相关。区域间分工的结果就是，在各个区域配置相应的经济活动。任何区域不可能只生产一种产品，也不可能让经济活动均匀地分布在区域内，相应地就会产生区域内的生产结构与空间布局问题。区域经济活动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集聚现象以城市（群）或产业集群的形式普遍存在，因而“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在不同区域层面普遍存在。无论是区域空间结构的分异还是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分散，所有宏观或中观的表象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区位选择行为的结果。
根据对企业空间形式的两种假设（单区位企业和多区位企业），存在不同的分工和集聚思想。基于“区位选择—集聚/分散—‘中心—外围’结构”的逻辑，在不考虑多区位企业的存在时，经济地理学方面关于空间分工的研究（见图1-2）主要包括杜能（1826）的农业区位论、韦伯（1909）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1933）与勒施（1940）的中心地理论，以及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建立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考虑多区位企业存在时，这一“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则表现为“总部—生产部门”的模式。英国人文地理学家Massey（1978）提出空间分工（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这一术语，明确提出空间分工的两种类型：区域间产业分工以及由大企业内部职能分工形成的区域间职能分工。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分析职能分工的微观基础（Clark，1981；Frobel et al.，1980；Scott，1981，1982，1988）及各个国家职能分工的特征（Bade，1986；Ettlinger & Clay，1991；Bagchi-Sen & Pigozzi，1993）。多区位企业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微观基础，多区位企业微观层面的职能部门分离和区位选择，表现为中观层面不同企业同类职能部门的集聚现象，由此产生地区间的职能分工现象。图1-2 经济地理方面与分工相关的研究
由此，从古典分工理论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地域分工理论，从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到中心地理论，再到“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还有人文地理学关于职能分工的观点，本质上都是在说明经济活动与区位的配置关系问题（前者是区位选择经济活动，后者是经济活动选择区位），然而两条脉络犹如两条平行线，直到克鲁格曼（Krugman，1991）指出“它们本应存在交点，甚至本就属于同一领域”。本书关于空间分工理论的研究，正是充分吸收这两条脉络的思想，同时结合多区位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方面的思想，从空间分工的形式、微观基础、经济性、形成和演进机理等方面构建空间分工理论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应用于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问题。三 研究内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以往的研究中，区域分工理论与经济地理理论是既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的两个研究分支。这种分离一方面使区域分工理论不能充分吸取经济地理理论中区位选择思想（微观基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经济地理理论的应用范围。本书结合古典分工理论、经济地理理论、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方面的思想，构建空间分工理论框架，并基于此研究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理论方面，基于以往的理论构建空间分工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①空间分工的类型及其演进。考察空间分工的类型及现象，主要包括产业分工、职能分工及其演进问题。②空间分工的微观基础。结合经济地理和企业理论的思想，从不同产业企业的区位选择考察产业分工的微观基础，从多区位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不同职能部门的区位选择视角考察职能分工的微观基础。③空间分工的经济性。从区域间分工与交换的经济性、区域内经济活动集聚的结构效应两方面考察空间分工的经济效应。④考察影响空间分工形成和演进的机理。结合古典分工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多区位企业理论的思想，基于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两个概念，从交通与信息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视角考察促进空间分工的机制。
实证研究方面，重点考察空间分工、专业化与集聚经济效应的现状及其关系，主要考察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①中国城市（群）产业分工与职能分工特征；②将职能专业化指标引入动态外部性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从产业专业化与职能专业化视角，考察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构效应，同时考察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集聚经济的关系；③考察城市群（经济圈）层面空间分工的空间结构效应；④在结构效应的基础上，引入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对城市集聚经济效应进行综合检验。
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3所示。主体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共八章。图1-3 技术路线
第一部分为空间分工理论研究，包括理论综述和理论框架构建两章。分工理论述评为本书的第二章，对斯密以来的分工理论的演进进行了综述和评论，主要包括斯密和杨格定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交易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地域分工理论、经济地理理论等领域对分工的研究。第三章为空间分工理论框架。基于分工理论述评和多学科观点，从空间分工的形式（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和微观基础、空间分工的经济性、空间分工的形成和演进机理方面构建一个完整的包括“形式—微观基础—经济性—形成与演进机理”的分析框架。
第二部分为中国城市分工与专业化特征。其中，第四章中国城市专业化特征研究，利用中国城市数据，考察了中国城市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特征、规模特征、空间特征等，揭示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专业化水平的内在规律，同时对中国城市群的职能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第五章以中国企业管理部门集聚水平最高的北京市为例，考察了北京市生产部门搬迁和管理部门集聚的情况，研究了北京市及其内部各城区空间分工演进的情况。
第三部分是对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其中，第六章专业化、多样化与集聚经济，针对以往关于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之间关系的争论，同时考虑到理论研究中对职能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两个指标的研究不足，分别考察了产业专业化、职能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集聚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比较全面地研究了集聚经济的结构效应。第七章城市群分工的空间结构效应。针对以往关于中国城市群内部产业同质化竞争合意性的争论，基于城市群职能分工的思想，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数据，分析了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分工、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效应，明确了集聚经济在城市群范围内的存在性。
第四部分从结构效应到综合效应。其中，第八章考察城市集聚经济的来源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前面三部分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分工、专业化与集聚结构效应，实际上，集聚经济的大小与经济活动集聚的规模和密度紧密相关。因而，基于之前的研究，综合考察了包含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密度效应的城市集聚经济的多维性质，并实证检验了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密度、结构三大类指标与城市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倒U形关系。考虑到密度效应的创新性和重要性，第九章在控制结构变量和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密度效应，研究结果证明了劳动生产率视角下最优城市人口密度的存在性及其值。四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结合的分析方法，结合多学科观点对空间分工、专业化与集聚经济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力求理论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研究。本书的理论研究主要建立在以往国内外文献研究基础上，主要利用中国知网（CNKI）、JSTOR、Springer等数据库。其中，理论综述主要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对分工理论、集聚经济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和评论，梳理了以往与空间分工相关的研究脉络。理论框架构建部分，基于分工理论的一般框架，结合多个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构建了空间分工理论框架。另外，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些理论上还存在争论的问题，针对这些理论争论的研究，使本书的理论意义更突出。
第二，统计计量分析。统计计量分析是本书的重要研究方法，主要使用Excel、SPSS、Stata等计量软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概念和度量指标，对中国城市专业化特征、城市群职能分工特征、城市规模和密度特征等进行统计分析，并进一步利用包含结构变量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地区生产函数，对空间分工与专业化指标、集聚特征变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对结构效应、集聚经济效应进行检验。
第三，案例分析。本书在一般理论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挑选了中国分工协作水平最高的长三角城市群和企业管理部门集聚水平最高的北京市进行了案例分析。本书考察了北京市的空间分工演进特征，分析了北京市企业管理部门集聚和生产部门外迁的历史与现状特征，以及北京市内部各个城区的分工演进特征，还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分工演进特征，证明了城市群层面集聚经济效应是存在的。五 研究创新
本书结合多学科观点构建了空间分工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城市空间分工与专业化特征及其与集聚经济效应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有益于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启示，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构建了空间分工理论框架。结合古典分工理论、经济地理学、企业理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观点，从空间分工的形式与演化、空间分工的微观基础、空间分工的经济性、空间分工的形成与演进机理等方面构建了空间分工理论框架。
第二，结构效应方面，重点引入了职能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两个被忽略的指标，综合考察了职能专业化、产业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等不同类型的结构变量，检验得到不同类型城市存在不同的合理的专业化水平，因而存在不同的专业化发展方向，还明确了两类多样化对集聚经济效应的不同影响。
第三，明确了城市群分工的空间结构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职能分工的存在性，城市群层面广域集聚经济是存在的，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结构趋同并非都是恶性的，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围绕主要产业的相对多样化与相关多样化发展是有效率的。
第四，在结构效应基础上，提出并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的三种效应及其倒U形特征。本书提出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包含规模效应、密度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维度。同时，区别于以往的研究着重考察三种效应的正向弹性系数问题，本书提出了倒U形假设，并分析了三种效应的最优值。利用客运总量密度作为替代变量解决就业密度的内生性问题，得到劳动生产率视角下最优城市人口密度值约为1.30万人/平方公里。参考文献
［1］Bade，F.J.，“Berlin and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ur within the FRG”，The Future of the Metropolis：Berlin-London-Paris-New York，ed. Ewers H. et al.（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86）.
［2］Bade，F.J. et al.，“Urban Specializ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Empirical Findings for Germany”，Kiel Working Paper （1215），2004.
［3］Bagchi-Sen，S. and B.W. Pigozzi，“Occupational and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Implications of the New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Professional Geographer，1993，45（1）.
［4］Cannan，E.，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London：P.S.King & Son，1929）.
［5］Clark，G.L.，“The Employment Relation and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1，71（3）.
［6］Duranton，G. & D. Puga，“Diversity and Specialization in Cities：Why，Where and When Does It Matter？” Urban Studies，2000，37（3）.
［7］Duranton，G. & D. Puga，“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5，57（2）.
［8］Ettlinger，N. & B.Clay，“Spatial Divisions of Corporate Services Occup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Growth & Change，1991，22（1）.
［9］Frobel，F. et al.，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10］Grogenewegen，P.，“Division of Labour”，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ed. Steven N. D. and E. B Lawrence（Palgrave Macmillan，2008）.
［11］Krugman，P.，“Scale Economics，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5）.
［12］Krugman，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
［13］Marshall，A.，Principles of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890）.
［14］Massey，D.，“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1978，13（2）.
［15］Massey，D.，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London：Macmillan，1984）.
［16］Ohlin，B.，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17］Schumpeter，J.，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18］Scott，A.J.，“The Spatial Sturcture of Metropolitan Labour Markets and the Infra-urban Plant Location”，Urban Geography，1981，2（1）.
［19］Scott，A.J.，“Location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Industrial Activity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Urban Studies，1982，19（1）.
［20］Scott，A.，Metropolis：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Urban Form （London：Pion Limited，1988）.
［21］Senior，N.，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LSE，1836）.
［22］Taussig，F.W.，Principles of Economic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1）.
［23］Torrens，R. The Economists Refuted （Sydney：Sydney University，Depertment of Economics，1808）.
［24］Young，A.，“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4）.
［25］〔德〕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1909年），李刚剑、陈志人、张英保译，商务印书馆，1997。
［26］〔苏联〕阿努钦：《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李德美译，商务印书馆，1960。
［27］〔德〕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1940年），王守礼译，商务印书馆，2010。
［28］〔英〕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刘卫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9］〔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05。
［30］〔德〕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年），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6。
［31］胡向婷、张璐：《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32］梁琦：《分工、集聚与增长》，商务印书馆，2009。
［33］陆大道：《2000年我国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地理科学》1986年第2期。
［34］〔苏联〕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1899年），见《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
［35］〔苏联〕萨乌什金：《经济地理学：历史、理论、方法和实践》，毛汉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
［36］沈道齐、崔功豪：《中国城市地理学近期进展》，《地理学报》1990年第2期。
［37］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38］〔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1933年），常正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
［3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唐日松译，华夏出版社，2005。
［40］姚士谋等：《区域与城市发展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41］于良春、付强：《地区行政垄断与区域产业同构互动关系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6期。
［42］赵勇、白永秀：《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测度与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1期。
［43］宗新建：《长三角同质竞争 发改委整体谋划》，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12/ 02272641901.shtml，2006年6月12日。
[1] “十一五”规划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构建‘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十三五”规划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2] 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功能专业化（赵勇、白永秀，2012），本书考虑到其微观基础是企业职能部门的区位选择和集聚，因此翻译为职能专业化。
[3] 在区域经济学文献中，“区域”和“空间”两个概念往往可以相互换用（魏后凯，2011），空间分工与区域分工在本质上具有同一内涵。第一部分空间分工理论研究
本部分对分工理论进行述评，构建空间分工理论框架。其中，第二章在古典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以及不同领域的空间分工观点进行综述，明确空间分工理论的研究范式。第三章从空间分工的形式及微观基础、空间分工的经济性、空间分工的演进机理等方面构建空间分工理论的研究框架。第二章 分工理论述评“分工可以定义为工序的划分，或者指工作分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由不同的人来完成”（Grogenewegen，2008）。《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的这一概念既包括社会范围内的工作或职业的分类，即社会分工，也包括发生在工厂内部的分工或者某一单个行业之内的分工，即制造业分工，还包括企业内分工、性别分工、地域分工等不同类型。分工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有很多经典思想。这里的综述主要从斯密的分工理论开始，不断加入不同领域、不同学者的贡献，形成现有分工理论概貌，为下一章建立空间分工理论的一般框架提供理论基础。一 古典分工理论
实际上，在斯密之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还有17世纪的威廉·配第等人都有过对分工的经典论述，斯密的思想正是基于他之前学者的贡献综合起来的（Grogenewegen，2008）。坎南指出，斯密对分工理论的贡献，不在于他的“创造性”或“论述的完整性”，而是在于“不论在他以前还是以后，没有任何人曾经认为分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Cannan，1929）。在斯密看来，分工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Schumpeter，1954）。因此，本章关于分工的综述从斯密定理开始，之后，杨格和斯蒂格勒对斯密定理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斯密定理
根据《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前三章的观点，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重点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见图2-1）：分工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财富增长；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市场范围受运输成本和区位条件的影响。图2-1 斯密关于分工理论的一般框架1.分工与生产率的关系
在《国富论》中，斯密开篇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劳动使用过程中体现出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等，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776）。斯密引用了狄德罗（Diderot）《百科全书》中阿尔伯特（Alernbert）论“艺术”的条目关于“制针业的制造过程”说明了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制针业的分工一般被描述为18个不同的工序，是说明制造业分工的主要例子。“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上针头。……装针头、针头涂白、把针装进纸盒等也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制针被分为大约十八种不同的工序。”以这种方式进行生产，“一个只雇用十个工人的小厂，尽管机器设备条件很差，也能生产出十二磅针，以每磅中等型号针有四千枚计算，这十个人每天制造四万八千枚针，平均每人每天能制造四千八百枚。但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谁也不学做专门的业务，那么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能制造二十枚针，也许一枚也制造不出来。”
另外，威廉·配第早在1671年还描述了纺织业和造船业的分工问题（Petty，1671）。在纺织业中，“一个人梳洗，一个人纺纱，一个人织造，一个人拉引，一个人整理，最后一个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与只是由单独一个人笨拙地负担全部操作相比，其成本比较低”。
对于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根据斯密的综合，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第一，专注于工作的某一个方面，使每一个承担固定工序的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第三，有利于促进工具或机器的发明，方便和简化了劳动，提高了个人的生产效率。
斯密（1776）将分工理论的观点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并提出绝对优势的概念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2.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
斯密还提出了市场范围与分工的关系问题，将城市（集聚）、运输成本等与分工联系起来。斯密（1776）指出，“由于交换的意愿引起分工，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受交换能力范围的限制，换言之，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得到任何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因为不可能把自己劳动产品中所有远远超过自己需求的剩余部分进行交换”。在斯密这里，“市场范围”主要指“交换能力”。关于斯密“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的观点，以往的解读往往更关注运输成本与市场范围的关系部分，而忽略了集聚（这里主要指“城市”）引起的市场扩大对分工的影响。（1）城市（集聚）、市场范围与分工
斯密所论述的城市（集聚）对分工的促进作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和17世纪的配第。早在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就已经把分工、专业化与大城市联系起来，因为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相当大的需求，由此导致进一步的分工提高了工人们的技术。配第也认为，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所得到的主要好处来源于它所引起的制造业的改进和增长。“因为在如此大的城市中，制造业会相互影响，每个制造业将被分成尽可能多的部分，由此使每一个手工业劳动者的工作变得简单和容易。例如，在钟表制造中，如果使一人做齿轮，另一人做发条，有一人雕刻钟面，再一人做表壳，那么，与全部工作由任何一个人独立完成来比，这个钟表会更加质优价廉。”配第还表示，“专业化的好处可以通过将某一制造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地区而实现，这部分是因为，这样的集中会导致交通和运输费用的节约”（Petty，1671）。这也是关于集聚的最早表述。
基于以往的观点，斯密强调了人口密集的“城市”和人口分布疏散的“荒凉农村”在市场范围和分工方面的差异，指出，“有些种类的产业，即使是最不需要技能的一种，也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工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工作。一个村庄甚至一个普通的集市对他来说范围都太小，不足以使他维持固定的职业。在苏格兰高地的一类荒凉农村中的独家住宅或者小村落，每个农民为了自己的家庭生存，必须是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在这样的地方，即使连制钉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人每天就能造一千枚铁钉，而这是这个地方大约一年的需求量”（斯密，1776）。
可见，关于集聚和分工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集聚本身就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范围，集聚相对于分散的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也意味着更低的运输成本。城市是集聚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时随着产业集聚（集群）现象的大规模出现，集聚对分工的促进作用已经达成共识。（2）运输成本、市场范围与分工
斯密强调了运输成本对市场范围进而对分工的影响。受其历史背景影响，斯密的论述局限于水运。“通过水运，为每一种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正是在海岸和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而然的开始分工，并得到改进，这种改进常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推广到全国各地。”（斯密，1776）“在两地之间，如果交通比较落后，运输成本较高，那么，除了与重量相比价格非常昂贵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其它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他们只能从事较少的商业活动，两地之间的分工水平也会比较低。”（斯密，1776）随着交通的发展，运输成本降低，两地之间贸易活动大幅增加，由于相互提供市场，分工水平提高，从而促进各自产业的发展。
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交通比较落后的“一国的内陆，不可能在长时期内为自己的大部分货物找到其他市场，除非这个国家的内陆四周有海岸和通航的大河。……在北美各殖民地，种植园经常建立在海岸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有扩展到离海岸或通航河流很远的地方”。从国际范围来看，“根据可靠的记载，最早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斯密，1776）；“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和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也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而在“所有的非洲内陆，所有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面遥远的亚洲地区，像古塞西亚，即现在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似乎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年代都处于相同的野蛮和不开化状态”（斯密，1776）。3.评述
斯密为分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为其对分工论述的完整性以及对分工的重视。斯密的框架为后来的分工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依据和空间，后来的学者主要从分工的经济性、分工的组织协调、对市场范围的解释等方面对分工理论进行补充研究。
关于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Marglin（1974）最早对斯密提出的三个方面原因提出了疑问，指出“在从包买制度到工厂制度的转换中原料和时间的节省，比分工和专业化本身引起的时间的节省更为重要”。随着不同类型分工的发展，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已经超出了斯密的观点。杨格的观点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Young，1928）。当引入空间维度考虑分工问题时，这一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分工的组织与协调问题。Marglin（1974）指出，斯密忽视了发生在一个房屋（工厂）之内的分工与一些已经确立的像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那样的行业分工之间的组织特点。包买制度会导致时间和原料的浪费，这一原因也促成了制造工厂作为一种分工组织方式的出现。这一问题也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关注的重点，合理的分工组织有利于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
对市场范围的理解和解释。斯密把市场范围与交换能力等价起来，认为集聚程度和运输成本决定市场范围。斯密对市场范围的认识有待深化，这促成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杨格加深了对市场范围的认识，提出分工决定分工的杨格定理；第二，影响市场范围的因素从运输成本扩展到交易成本，这是交易成本理论的贡献，并在新兴古典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集聚、市场范围与分工的观点，在区位论、产业集聚等方面得到发展。（二）杨格定理
杨格的观点源自1928年其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主席的就职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Young，1928）。围绕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的命题，杨格首先批评了马歇尔“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Marshall，1890）的观点妨碍了对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的清晰认识，同时指出斯密定理“是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并从迂回生产方式和产业分化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斯密定理”（见图2-2）。图2-2 杨格定理
杨格首先强调了“迂回生产方式是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而“迂回生产方式比其他形式的分工经济更取决于市场规模”。基于此，杨格深化了对市场范围的认识，认为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而是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决定和确定的。“……市场概念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是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因而它必须是一种平衡，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根据这一广义的市场概念，杨格将“斯密定理”扩展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被称为“杨格定理”。
杨格还指出，产业的分化（用现代术语来讲即产业链分工的深化）是与报酬递增相联系的最重要的产业活动变迁。随着工业最终产品市场的增长，“在大部分工业领域中，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1]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因而产业分化是报酬递增的媒介。杨格指出，产业分化不仅对发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有重要作用，比如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管理专业化，而且可以发挥并不依赖于技术变化的某些自身优势，又如可以促进产业经营更合理的地理分布。“一系列产业分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考虑某种原材料或便宜的劳动力供给地，也要考虑靠近其他产业或廉价的交通地，以及靠近人口更密集的中心。更专业的产业可以把区位优势和某些较小的折中因素更好的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斯密到杨格，都考虑到了区域差异和地理分工。
杨格总结道，在说明斯密定理的时候需要注意三点：第一，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实现的一个基础，马歇尔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容易妨碍对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问题的清晰认识。第二，报酬递增取决于分工的发展，分工经济的重要来源是迂回生产方式的经济性。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三）斯蒂格勒的企业功能理论
斯蒂格勒对斯密定理的解释受杨格关于产业分化观点的影响较大，可以说是对其的继承，他把企业作为功能或操作过程的集合来解释斯密定理（Stigler，1951）。企业的功能包括购买和存储原材料、将原材料转变为半成品、将半成品转变为成品、存储和销售产成品、为买主提供商业信用，等等。假设各项功能成本相互独立、每项功能的成本仅取决于该功能的产出率，那么每项功能将对应相应的成本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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