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立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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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旅人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书旅人作者:钟立风排版:Clementine出版社: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时间:2016-08-01ISBN:9787508663661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你好,书旅人[1]莫尤塔这本书是作家歌手钟立风第五本文字作品。正如读者歌迷们的感受: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字,钟立风总给人诸多想象。就像唯有清醒者才能做出一个个奇妙之梦,钟立风的想象以现实做底子,却又常常不露痕迹。他曾创作一曲短歌——
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
风很大,船、海鸟、星星、海盗都摇晃得厉害。
女子说,你让我看见了海;
盲人说,海让我看见了你。
盲者与女,划桨渡海;大风起兮,海盗摇晃;各取所需,海鸟星星……简洁的素描,性感的韵脚,出奇的思路,寥寥数语就给人以无数想象。钟立风的文字感如同他的音符跳动,轻易就把人带去一个迷人之境,进去之后你就有了当事人的快感,因为他给你的感受完全是开放的。然而这些于他自己来讲却是普通不过,就如阅读行路:好风如水、随性而至,总有活泼快意几许。可当你跟随他文字的隐喻、节奏的变幻抵达某处时,会得到强烈的惊奇,可这一切又是自然。
有一次我给他的歌曲录制小号,他的“御用制作人”柳森颇有困惑:“我跟小钟都合作三张专辑了,可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他写歌的套路……”顿了一会儿,他又自顾自地说:“嗨,这也很好,总有新鲜感,能不断激发到我。”我想,这就像有人读到他的文字,每过一时期,那些文字的寓意就会发生变化,好似有魔力般。他说,所有艺术的生命以及它的变幻无穷,乃是因为那些接近它的人身上也有相同的气息和能量,两者发生作用。他常会说起一个场景:一本书在图书馆最幽闭的角落,岁岁年年,无人翻阅,它自己都觉得早已死寂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一个爱书人命中注定般一下子找到了它,欣喜不已,甫一打开,鲜活的生命跃然眼前。
我们在钟立风的文字和歌谣里感受到他的如风性情,凡事经由他的表达总有新意,他总说自己无所事事,除了闲荡就是做梦,完全是一个不合时宜、不求上进的人。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实际上他非常勤奋,只是着重点不同于他人。就像梦蝶老人那句诗:“我选择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除了勤奋,他还敏于发现,处处留心。这一点我们共同的朋友雨来讲得非常生动:“和小钟在一起,你能感觉到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像一个个雷达,不停地扫描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收集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处理成歌和文章。”
之前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钟立风生性低调,但他的创作力却很充沛,这些年来几乎每年发行一张专辑,每年出版一本新书,品质皆上乘。如何得来的时间、精力?通过雨来的描述,我们才明白,哦,原来他一刻也没有闲着:“有一年夏天,小钟选择了几座他喜欢的海滨城市,做了一个叫‘海的第三条岸——行旅音乐会’的系列演出,我有幸得到他的邀请全程参与,一路的离奇、精彩完全可以写成一本畅销游记。每天早晨他都很早醒来——不管旅途劳顿、演出疲累——像自动上了发条。醒来之后,他一骨碌坐起,抓起床头的纸和笔写来划去,嘴里念念有词,突然又飞快地跳下床,拿起吉他,弹起几个不常规的和弦或一段梦幻般的旋律,继续在纸边勾勒。完了松一口气小心翼翼把纸折起来装好。巡演结束,那些纸张正反面都被涂画得密密麻麻,像天书,又像小学生的作业。”
从钟立风的作品当中你还能感知到他的一丝古怪和狡黠,像有着轻松的节奏调性。我想这个爱书人把普通生活也过成小说或歌谣了。或者说由于他的不问世事,很自然就把现实和创作混淆了起来。可是你说他不问世事吧,每次和朋友去找他,要是家里没人,他不是在菜市场买菜,就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散步,甚至好几次看见他跟一些锻炼的大爷阿姨一起打太极、压腿!买菜、太极、压腿完回家,他很乐意烧几道拿手菜招待我们,他的厨艺,跟他的创作一样,独特而有味道。他喜欢用他家乡酿的米酒与我们对饮,就像他的性格,温文尔雅的。
除了宅居在家,他喜欢随意搭公车、搭地铁,或者干脆步行走一天,老城区旧街道咖啡馆旧书肆,常有他身影。他曾说,平淡凡俗的生活突然闪现出了惊奇,那一刻,诗就诞生了。照此,《书旅人》也许正是这样的气质样貌。
顾名思义,这本新书跟作者的阅读和行旅有关。然而当钟立风将书、旅、人三个字排成一行时,我们不仅感受到清明、文气,还有一贯的乐律流动。钟立风说读书即旅行,反之亦成立。在字里行间,感受着步履节奏;在旅途驿站,阅读着山水人情。这么说来,我们每一个爱书者都是书旅人。
钟立风对时下热门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总保持一份清醒,沉浸在自我世界里悠然过活。所以在《书旅人》里,我们阅读到的尽是一些边缘化的人事。边缘,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也是某种审美姿态。正如他的好友李健说:边缘的姿态才会有合理的表述,钟立风这样作家式的歌手所展现出来的世界是神秘又广漠的,这份天赋,少人拥有,是他的私人财产,令人羡慕。
他的阅读体验非常个人化,如同他看电影或戏剧,往往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进入。可是往往就在这些被人忽略的边缘地带,他开始妙笔生花,带引我们走入一个奇特的世界。感受当事人的悲欢和现实世界的离奇。在这过程中,我们首先得到的是乐趣,接着是感动,而后是余味悠长。“我认为世间最美好的相遇总和阅读和书籍有关,以书和阅读延伸出来的缘分生动且神秘。”这位以音乐和文字作为自己呼吸——字吸、歌呼——的“书旅人”这么说。阅读无处不在,正如我们从未停止的行旅。最后我也感谢他在一首与书同名的歌曲里把我也唱了进去——
莫尤塔的心,藏不住秘密。
唱起吉普赛人一样的旋律。
蓝色旅馆里,他收到一封信,
这一次,是老板娘泪如雨滴。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位“老板娘”是否就是《傻瓜旅行》里的那一位——
她说她很快就会把我忘记,
不然她很快就会悲伤地死去。
可是想起昨夜老板娘说的那句话
我眼泪好似雨下。
你好,书旅人。钟立风,他给人亲切的同时,也总有些叫人捉摸不透。不管如何,祝你快乐,常有佳作。
途中草草,无咎。2016年4月1日于西安武塔村
[1] 莫尤塔,爵士小号手、旅行家。1990年代中后期曾和钟立风、小河、陈若米等好友组建乐队。后四处闲荡,游踪不定。最好的相遇杀死模特
最近一段日子,每晚入睡前我都在想着苏丁,想着写一篇关于他的小文,该如何开始、怎么继续。每晚都有不同的开头,在那一刻都觉得不错,所以没有延续多久,很快就在颇有几分满意的状态下入眠了。第二晚,想要找回前晚的头绪以作延续,但苦于前晚的开头早就被梦吞吃得一干二净。无奈,只得重起一个开头。好在很快就又有了,但和以往一样,又在颇有几分满意的状态下睡着了。如此反复多次,终于明白自己被自己蒙骗了,这哪里是想写一篇关于苏丁的小文,完全是以这种形式为自己的睡眠披荆斩棘,以此铺开一条顺畅而梦幻的道路。其意义和效果同数星星、数绵羊一样。
今天一早起来,在磨咖啡豆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应该有个了结。夜夜如此,翻来覆去老琢磨这一件事情,不仅乏味,梦的质量肯定也会大打折扣。于是我就边磨豆边回想昨晚临睡前“苏丁”的到来是怎么样的,可是苦思冥想,只有四个字留在脑海——杀死模特!于是赶紧写下来,先放在标题那儿再说。
柴姆·苏丁,这位1911年抵达巴黎的立陶宛犹太艺术家,他画作里的扭曲、变形和疯狂令人不安。但凡那些会令人产生不安情绪的艺术品,往往充满了常人没有发现或时常忽略的真实。能捕捉到这种真实的人,大抵有着天生的敏感(敏锐)以及彻底的遗世独立。如此品性,在世俗上就不可避免被人定义成一个怪人。
苏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画画,是为了揭露某种东西,把生活中看到的悲剧画得更加具有悲剧色彩,决不呈现那些现成的“和谐”和“美好”。所以他说,他不画孩子,不画漂亮的东西,因为它们太可爱了。他只是单独地画一只耳朵或一个鼻子。有人以艺术来接近、迎合世界,他却相反,用绘画来隔绝身边的世界。有评论家说他的画笔就像“一支诱发灾难的魔笛”。可是我们知道灾难一直没有停歇,无处不在,只是很多人不敢直视而已。而苏丁不仅勇于面对,而且把它放大!
出现在苏丁画笔下的是厨娘、女佣、餐厅里做鬼脸的侍者、面包店小老板、烟花巷里最丑陋的妓女……凡此种种,都令他心动、感到真实。有一次他画盘子上叉子间几条鲱鱼,忽然窜出一只老鼠,迅速偷走了一条。他继续作画,完全不受影响。所以有人说,苏丁是继凡高之后第二个创作无产阶级画作的人。这令苏丁很恼火,他讨厌别人将他跟凡高相提并论。在所有人一窝蜂似的歌颂凡高的时候,他对凡高的一句比喻令人捧腹“,——一个打毛衣的老处女”。
不过相比苏丁的画,我似乎更喜欢他本人。不作画的日子,他喜欢揣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去艺术家云集的园亭咖啡馆闲坐,虽不合时宜、独来独往,但善意羞涩,全然无害。他笑的时候,总是会用手捂住嘴巴,这种含蓄的习惯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他成名有钱不再过苦日子的时候,依旧钟情花柳街最丑陋无人爱的妓女,既猛烈又温柔地跟她们做爱,付给她们很多钱,回家后心满意足地睡觉,醒来继续画他笔下无人面对的真实。当时苏丁居住在屠宰场附近,有一次他直接买了一头开膛的死牛挂在家里,对着它画了很多日子。血污满地、气味恶臭使得邻居们无法呼吸。他们没办法,只得请来警察处理。这时刻,苏丁还央求警察先生,让他再画一会儿。
尽管在很多人眼里苏丁的形象有些不堪:肥厚的嘴唇、发黄的牙齿、凌乱的头发,不会吸引漂亮女孩,但我觉得不是这样。有次在一本杂志里看到他的肖像照,也许是成名后拍摄的吧,英俊自信,鼻梁高挺,嘴唇并不是很厚,瘦削的脸庞如刀刻,笃定的眼神似沉思。这仪表气质,绝对可以媲美被文学爱好者公认的最具演员、明星气质的塞林格和加缪!
那时候的吉吉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还没拥有曼·雷为她量身定[1]制的那把举世闻名的“安格尔的小提琴”。一个冬天的夜晚,飘着雪花、寒风凛冽,她和一位女友又无处安身了。怎么办,她们想去找一个认识的俄罗斯雕塑家,请他收留她们一夜。在雪地里她们走了很远,抵达雕塑家家门前的时候,听见他正和一个女人在争吵。她们在门口冻得蜷成一团,听着屋内两人的对话,不敢敲门。她们担心屋内的女人误会:两个女孩深更半夜到一个男人家里,总是没有什么正经事儿。
好在这时候住在雕塑家隔壁的苏丁回来了,她们鼓起勇气跟他说,可否收留她们一晚。暗夜里,她们没有看到苏丁比她们俩还要害羞。苏丁没有说话,把她们让进了冰冷的画室。对了,就是接下来苏丁干的事令我对他念念不忘,以致在很多个夜里甘愿以他代替闪闪繁星和成群绵羊。
苏丁不动声色,砸碎了所有画框,还有两把椅子,为两个冻僵的女孩和自己升起了旺旺的炉火。这是吉吉流浪岁月中最温暖的一夜,她后来的慷慨作风,一定和这个夜晚有些关系。这个看上去粗鲁又如此友善的男人,又变戏法似的给她们端来一碗吃的,里面有肉片。但她们知道他自己没什么吃的。炉火暖暖,姑娘身体热了,肚子也饱了,困意袭来。画室里只有一张床,尽管很脏。苏丁还是几乎没有说话,用眼神暗示她们睡床上,他自己躺在一个角落,背向她们。几分钟之后,两个女孩听见了他的鼾声。
到这时,我想起来磨豆时何故脑海中只出现标题那四个字。因为苏丁作画的时候,就像一次谋杀!每次动笔之前,总会退后距画布三四米远,有了感觉之后,真的就像一名刺客,以绝佳的速度和姿势,猛然间将画笔像匕首一样直抵画布!因为在他看来,绘画就是一次胸有成竹的袭击——杀死模特,赋予她新生。此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作品的诞生,看上去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实际上在其背后是创造者杀死了从前的固有和一成不变,使得艺术生命朝前走,不再原地踏步、老调重弹。2016年1月13日
[1] 美国达达派艺术家曼·雷(Man Ray,1890—1976)的人体摄影作品,照片中模特吉吉(Kiki de Montparnasse)的祼背上绘有小提琴音孔,以呼应安格尔的名画。谁是凶手
一些作家在写作之前早就胸有成竹,对笔下要出现的人、事,捕捉准确到位,丝毫不落偏差。但有的作家在写作之前、之时并不十分清楚故事怎么发展,人物如何动作。他和读者一样也在等待,在观望。村上春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著名导演霍华德·霍克斯想把雷蒙德·钱德勒的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拍成电影,但他读了好几遍小说都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杀死了那个司机。于是他只得打电话问钱德勒,请他提示。雷蒙德·钱德勒的回答叫他难以接受,就连我们也觉得作为作者如此回答多少有些不负责任,但的确又令人忍俊不禁。钱德勒的回答是:“我不在乎是谁杀的。”
村上春树说他也持钱德勒这样的态度:结局没有任何意义。就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凶手到底是谁,他也不在乎。接着村上先生又讲到他的小说《舞!舞!舞!》:“在写第一稿时,事先我并不知道五反田是凶手,直到写至全书三分之二快结尾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凶手是他。”
多么有趣!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充满了喜剧的色彩和幽默的效果。自始至终作者都和读者站在一起,发现、摸索,直到一点点接近它……这或许就是写作的意义,要写就写下笔那一刻尚未知晓的东西。倘若所有的情节都一清二楚了,那还有什么写作的乐趣可言呢?
如此说来,写作真是有如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呢!山中逢山鬼,水边遇水妖,稍不留神就被那些未知裹挟而去,这何尝不是世间奇遇?当然也是疯狂和冒险。这疯狂正是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特·蒙特罗索所说:“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永远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作。因为那样非常不好。在艺术中,知晓往往意味着僵化。艺术的美存在于感知、冒险和寻找。”
一个看上去自信满满的年轻人从外地回到家乡,西装革履,一身轻便。他有预感,家里出了事。所以他抵达家乡小城时既兴奋又有着隐约的不安。在街上他碰到了弟媳的父亲,对方有一丝惊愕:“你怎么回来了,你的行李呢?”他伸到西服内的口袋拿出一把梳子跟对方扬了扬,样子颇有几分荒唐和神经质。这是希区柯克一个悬疑短片的开头,也是一个关于凶杀的故事。
接下去,他果然发现了很多疑点,预感成真,家里有重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弟弟、弟媳、弟媳的银行家父亲都很可疑,他们联合起来向他隐瞒了什么。正巧刚进家门,家里无人,于是他沉着调查:四年前,他在外地时,父亲死了。我们和他一起感到震惊,为何家人不通知他。他觉得定然是为了财产。虽然看见了医院的证明——父亲死于冠心病,但他认为那是伪造的,是弟弟和弟媳一家的阴谋!就在这时弟弟、弟媳回来了,他们满脸紧张。于是我们深信无疑,真有阴谋。他不顾弟弟、弟媳劝阻,冲出家门开始了各种走访、调查。
片子接近尾声,我们感觉一切就要真相大白,故事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真正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是他自己!而带一把梳子潇洒地回到故里的他,实际上是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的——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四年前他和父亲发生争执,猎枪走了火,他枪杀了父亲。家人为了替他掩盖罪行,做了伪证,到医院弄了假证明。直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何故刚出场时感觉他颇有几分怪诞和神经质呢。
之所以对这个片子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故事在进行,导演希区柯克和我们这些傻瓜蛋影迷都不知道谁是凶手。2016年1月3日逃离圆舞曲
那个全世界最怪异的出逃者又一次在我的脑海里跳跃。
那是十月的黄昏,这个家伙穿一件黄褐色大衣,戴一顶油布帽,穿一双长筒靴,一手拿雨伞,一手拎个小旅行袋。跟太太作别,脸上浮现一种古怪的笑意,说要搭夜班马车到乡下去……
这个男人本来就有那种故弄玄虚无伤大雅的爱好,所以他太太压根儿没当回事,因为一拿他当回事吧,他肯定更加来劲了。所以她既不问他去哪里、路途有多远,也不问他大概何时能回来,只是象征性地瞥了他一眼,那意思好像是说,去吧,去吧,玩够了,别忘了回家就是。
可是谁都没想到,这男人一去竟是二十年!你说他若像大部分逃离者那样——带着诗性与晃荡,抛却吉凶和悔吝,踏上无尽旅程,漂洋过海——我们顶多也就发出一声惊呼,心里涌出一股羡慕而已。但要命的是,这二十年他哪儿也没去。不错,他是离开了家,但他旅行的终点,就在离自家很近的一个街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某种自私的标新立异?还是逃避、恐惧或暗暗期盼着什么?人们对此毫不知情。他人届中年,生性疏懒。没什么天赋特长,但人也算老实,感情方面也很可靠。夫妻间从未如胶似漆,却也风平浪静。可是你看,他这次的行为多像一个孩童的恶作剧啊!他从犹太佬那里淘来假发套和二手奇装异服,乔装打扮,每天藏在暗中观察老婆的生活……在自己变老脱相、太太也发胖红颜已逝的某一天,他们在人潮往来的街上,还被人流挤到一块儿,相互木然地注视了片刻,却又很快失之交臂。
实际上,他离家仅仅一天,就不打算玩下去了。“不,”他一面裹紧被子一面想,“我可不要一个人再过一个晚上了。”但是不知道又从哪里冒出一股奇异、固执的力量,使得这个超现实的游戏一天天延续下去。
失踪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一天傍晚,威克菲尔德习惯性地朝他仍称为“家”的地方信步走去。他一声不响地踏进家门,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
霍桑笔下的这个威克菲尔德,是不是你见过的最怪诞、最无厘头的逃离者?那些看上去个性十足、义无反顾地奔走于天涯海角的人,在这个不动声色、倔犟狡黠的老家伙面前是否都显得黯然失色呢?然而,最后他毕竟像转了个圈一样,转回家了。这使得我们一直悬着的不安的心,也终于得到一份久违的温暖——
透过二楼起居室的窗户,威克菲尔德辨出一炉好火正闪着阵阵红光,天花板上印出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影,那是善良的威克菲尔德太太!那帽子、鼻子、下巴,还有浑圆的腰身,活像一幅美妙的漫画。
我曾把霍桑的这个故事讲给旅途中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听,她听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后来她说相比霍桑最著名的《红字》,她好像更喜欢这个故事哩。就好像……她话还没说完呢,就好似变了一个人,跳了起来,兴奋不已,不停地摇晃着我。那时刻我感觉她摇晃的是一棵树,或者说我恰巧在树上,因为我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晕眩感觉;又仿佛听到咔嚓一声,一段想象的树枝折断了,倏地惊飞了一只、两只、好几只思绪里的怪鸟。她说,“那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是我自己的。”我说,“好啊,太好了。”
那之前我就觉察到,她的兴奋和欢快里藏有一丝说不出的愁悒。她瘦削、简静,外表纤弱,实则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坚强。她秀美的面庞偶尔会跳闪出某种男孩似的轻快和明朗,但不多久又会有一片乌云跟随其后,使得原先那种音符般的精确和快意变作旅途中的即兴和不确定。
大学最后半年,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很快就和他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们是在一大帮朋友聚会时认识的。男孩较为内向,在大家畅所欲言、推杯换盏之际,他总是沉闷无语,甚至无精打采。她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会跟男孩好,“他太普通了,别说我的家人、朋友不理解,就连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会跟他谈恋爱。”
我说,那肯定是因为男孩很喜欢你。他外表虽冷静,实则追你追得疯狂,于是你就接纳他这份爱恋了。她说,也不是这样,他不会讨女孩喜欢,两人在一起简直乏味得要命。“我们在一起极少赌气、争吵,”她说,“但也几乎没有品尝过甜蜜和快乐。”
听到这儿,我突然打断她:“如果那时你遇到的是另一个男孩,但时机、情境、感觉也如同当时,你是否也会陷入爱情中?”“也许会的,”她想了想说,而后又加以肯定,“会的。”
我说,“这样就容易理解了。歌德曾借他一部戏剧里的主人公说:‘我爱你,与你何涉?!’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上,但意义却不尽相同。歌德的意思是,‘我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至于你爱不爱我,我不在乎,没有干系。’你呢,‘我爱你,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可这个你,也可以是其他人。’你与歌德一致的是‘爱是我自己的,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但不一定非得和你有什么交集。这一切由我自己做主,你只是一个爱的借助或载体’。”
她再次陷入沉默,我也没有言语,思绪里那几只飞远的怪鸟又飞了回来。她轻靠在我身上,我感觉那根折断了的树枝,在想象中又重新长上了。一阵风吹来,吹来几个哑语坠挂在枝头,像在追忆,也像在祭奠。“那时候的我,有一种迫不及待要和自己告别的念头,”她又开始了诉说,“也好像是要借助什么让自己完成一次疯狂的逃离,逃离自己的过往、躯壳、灵魂,所有一切。那时候还小,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一切,只有寄托于虚幻的、陌生的爱情。”她的话让我记起一个叫布莱克的人说,“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强行征用爱情。”
但两人在一起,日久天长,总会加深情感。或者如同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对你,不知道是一种习惯,还是爱。”她说,某些时刻她也能体会到幸福的感觉,所以即使毕业之后遥遥两地,他们还继续维系着恋爱关系,甚至谈婚论嫁。有一天她突发奇想——或者实际上已经在潜意识里蓄谋已久了——她要以一种从未尝试过的特殊方式,到男孩生活的城市去,到他的家、他的身旁,给他一个惊喜。
当然她觉得这是她自身的需求,她想以此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完成一次蜕变。她说,如果当初跟男孩相恋,算是某种自我告别和决裂,那么这次行动可算作一次延续或缓冲。虽然这一切在他人眼里也许毫无意义,甚至荒唐可笑,即便自己偶尔想起也觉得傻得可以。
她的想法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她从小生活经历非常坎坷、奇特,造化弄人,命运无常却精致,在此不多赘言。)但她心意已决。她决定不采用正常的交通工具,把自己扔向漫长路途,借助一辆辆长途货车,一段段、一节节地抵达男孩所在之地。像她这样一个秀丽、瘦弱,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子独自出行,做母亲的岂能放心?倘若一两天即能到达也就罢了,这一南一北千里迢迢,要搭乘多少黑车,经历多少蹇途,遭遇多少明暗交织的意外、凶险方能平安走到。
首先,她跟母亲保证,自己一定不会出事。她每搭一辆车前,都会拍下车牌号,与司机合影并发给母亲,万一出事也有线索可寻;倘若司机不同意她这么做,她就换一辆车,直到遇到同意的司机为止。母亲含泪答应后,她开始乔装打扮:自己动手把一头美丽的秀发剪得乱七八糟,又找来一些过时土气、男孩式的服装穿上。如此一看,原来的灵动皎洁、清光照人也就悄悄隐藏好了。做好了这一切之后,她便启程了。
在此我不打算复述她在路上遭遇的种种不安、离奇,甚至惊心动魄的经历。在望不到头的高速公路上,在各种蛮荒野途,不分白天黑夜地奔驰,不顾风雨晦明地行进,面对一个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面对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不要说一个姑娘,就是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除了货运车,她还搭过拖拉机、摩托车,甚至牛车、驴车。当然她也并不一味地赶路,到了一个城市,她也会停下来歇脚游玩。这也是养精蓄锐,以便有气力、有信心展开下一段苦旅。
她说,如今回想起来,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但同时又是那样的虚幻和不真实,就像在做梦或看电影。不管怎样,她觉得通过这次冒险般的经历,内心有了很多改变,该坚持什么或该放弃什么,从那以后有了明晰的决断。经过了二十多个日夜的辗转奔波,很快就要接近目的地了,她累了。
再过一天就能见到男孩时,她将自己彻底安顿下来,给他打了电话,说这几天去趟他家,她有些想他了。我相信那一刻她说的是真的,经历了这么多时日的无根飘荡,谁都希望能停歇下来,靠在属于自己的那个人身上静静休息。她当然没有跟他说起,她是以何种方式一点点、一段段接近他的。她想待他们见面后,或者往后成家了再跟他提及这段故事,不过也不一定。
她没想到的是,电话里他的语气冷淡的可怕。他说,希望她暂时不要来了,他不能违背家人的心愿,他要出国了。
听了对方的话,她出乎意料的平静,只说那保重吧,就挂断了电话,结束了这份恋情,结束了这段自我导演的逃离。她说从头到尾她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但还会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吗?世人常说,悲喜交集、爱恨纠缠,她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她说,那一刻她整个人都是“空”的,但这个“空”不是“空洞”,而是内心有一种“中虚清明”或“不着一物”的舒坦,她同时感觉到生命的丰满,感受到生活里面某种不容否认的甜美。
于是,她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从前的犹疑、模糊变得果断、明朗。她放弃了早先的做法,不再沿途搭车,而是调转方向,来到北京好好地玩了几天。游胡同、看话剧、逛书店,还看了她最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后来回家稍事休整,又独自去日本游学三年。
到这儿,你还记得,刚才那棵想象之树上坠挂的几个哑语吗?当她叙述完自己的故事,我们起身离开没多久,它们便幻作几个疯狂的果子,被几个路过的梦的行旅者采摘走了。2014年9月11日都想成为对方的超级巨星
一次采访中,记者问鲍勃·迪伦,如果能做一分钟别人,愿意做谁?迪伦的回答是莱昂纳德·科恩。这大概是很多年后,两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时,彼此都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了迷人的人性魅力。
早年,莱昂纳德·科恩在文坛上已经享有盛誉。进军歌坛前,他在家乡一次聚会上与众诗人、艺术家朋友谈论迪伦,对他赞不绝口。可是当时一屋子人都没有听过鲍勃·迪伦,好像也没什么兴趣。科恩当即跑去唱片店买来迪伦的专辑《重返61号公路》《席卷而归》,让大家见识见识。当鲍勃·迪伦的歌声荡漾满屋,这些艺术家还是不为所动。尽管这样,莱昂纳德·科恩不受他们影响,依旧自顾自专心而严肃地倾听着,并且对他的这些文艺界朋友宣布:我要成为加拿大的鲍勃·迪伦!
终于,这两位大人物有机会见面了。他们激动,我们更兴奋!当时科恩参加一个音乐节,迪伦在他演出当天去拜访。后来有在场人员回忆,那次他俩会晤的气氛太吊诡了,似乎还有一点点敌意。也许由于迪伦一开始就有点生气,因为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居然没有认出他来,不让他进入科恩的休息室。这名不知趣的家伙一定是整个音乐节中唯一一个没有认出迪伦的人。
前不久科恩刚说要成为加拿大的迪伦,而迪伦也是满怀好意前来拜访这位独一无二的文学歌手。但见面那一刻,两人刻意得很,面面相觑好一阵,场面颇为尴尬。是迪伦率先打破沉默:“在这儿感觉还行?”“怎么说呢,有些地方你不得不去。”
明眼人心里都有数,两位相互欣赏的人何故初次见面是这个局面?因为他们势均力敌,对方的存在是自己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不过两人的受众不太一样。鲍勃·迪伦在美国如日中天,但在欧洲几乎无人问津,科恩的那些诗人、艺术家朋友就并未被迪伦的歌声触动。而当时的科恩在美国几乎毫无市场,在欧洲却非常受欢迎,他的优雅、低调、暗涌和诗性唤起欧洲听众的共鸣,各地巡演常常是一票难求。
莱昂纳德·科恩传记《我是你的男人》里,专辑制作人约翰·西蒙谈到他和鲍勃·迪伦时指出,迪伦的歌词比普通流行歌曲来得深刻,但却容易接受,是传统布鲁斯、民谣的延续,曲调歌词是很接近“人民”的,所以获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可是科恩呢,他讲究韵律,歌词精细灵动,时而明亮、时而隐晦,精准节制,有着文学的修辞和技巧。他的作品“能够让你看到歌词背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造诣深厚的诗人形象”。这样的格律和高贵,怎么好让普罗大众去欣赏接受呢?
这也是为什么本人虽然认为鲍勃·迪伦无与伦比,但却从来没有非常喜欢过他的作品。他一亮嗓子,不知怎的,我就会想起汉堡包、西部牛仔。所以前几年他来北京演出,好多民谣爱好者、歌者朋友都去顶礼膜拜,我却没有。他们还奇怪,作为民谣一分子,我怎么那么无动于衷。但是如果莱昂纳德·科恩前来,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看。有一年,新闻报道他又要巡演了,这一次在柬埔寨要演一场,我和三两位同道中人高兴坏了,马上开始筹备买门票、订机票住宿。结果,没过多久,他老人家又取消了这场演出,白白兴奋了一场,呜呼哀哉!
2015年11月27日,收到网购的《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扉页随记:今日正好接到本书译者陈震微信留言,他言可能要来北京工作。他赠过我这本书的签名版,不过是寄去了无锡行走书店,上次去拿,店员说卖出了。哪位读者,何其幸运!2015年12月31日艺术射手
梦里,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射手!他行动神速,就像从一个黑夜的虚幻里“刺溜”一下挣脱出来回到现实的太阳底下一样。就这样,他放弃了因艺术而收获到的名望及一切,踏上了一条漫漫无尽的射手之路。为了这次彻底的转变,他还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和各大媒体参加他精心举办的告别大派对。现场奏乐、唱歌,有欢笑,有眼泪,当然也有嘘声和叫骂声。他的这种做派,难免被有些人说成是故意显摆。
艺术家最后挥手上路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从哪儿来,将回哪儿去。”然后大家就看见他在射手之路上渐行渐远。告别者一脸茫然,使劲摇晃脑袋,仿佛在做梦,他们嘀咕:“不会吧,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他原本就是一个射手?!”
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有一位女子在抽泣,我以人流做掩护,迎上前去,却发现女子虽然泪涔涔,但也有阳光和满足。
梦的美妙在于它真切却又无从解释。比如那抽泣女子脸上的阳光,即使在梦中我也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她的眼泪幻作几个飞扬、令人迷醉的音符。我赶紧醒来,在这几个晶莹剔透的音调诱导下写成一支歌曲。可当我完成此歌的时候,却发现实际上还是在梦中。
有些时候梦境和诗蛮相像的,它们都教人困惑,有着进入迷宫般的刺激和眩晕;但又总会有一丝奇迹般的明亮不失时机地出现,此刻无须解释,你却感受到很多。
射手的冷静、准确、稳定、有力、不使花招(但可以虚晃一枪)、寡情(并非无情,只是把感情藏匿起来,正因为省去了形式上的儿女情长,使得情爱更加了无痕迹散发在人间天涯)、该出手时就出手绝不拖泥带水……所有这些特质也都是一位超级大艺术家所应具备的。我们观赏那些上好的艺术品,无不是艺术家以上述那些和射手相同的品质(手段)完成的。
艺术家在创作时,他的激情和眼泪、冲动和疯狂、不平和愤怒、狂喜和惊恐……在下笔前的酝酿过程中都已经历,已平息。如此他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更忠实、客观、精准而稳定地呈现一切。不可想象一个创作者一边创作一边跟自己创造的主人公纠缠,激动、哭泣,弄得稿纸湿乎乎的,这将成何体统!
创作者这射手般高超又含而不露的品质就像是故事现场外围那个最不起眼的旁观者。然而仔细察看,他又是那样与众不同,超然、淡漠,还带有一丝狡黠,一不留神他就走没了。而他创造的故事,将永不停歇地上演着。因为它是自由的、开放的,观者听者可把自己的体验、情感投入进去,使得作品历久弥新。
艺术家幻化为射手,这事不只发生在梦里,现实世界也确有此事。大画家马蒂斯晚年身体有恙,下不了床,但“艺术缠身”。他无法让自己空闲下来,即使在床上也要拥被坐起,鼓捣一些艺术创作。这份暮年的艺术狂热引来记者到访。记者问他,这些年目力、体格怎么样?他很自信地说:“还是很不错的。”话音未落,他就吩咐年轻女助手从床下取出弓箭和靶子。女助手不用提醒,直接就把靶子挂到较远的墙上,大画家稳坐床头拉弓射箭,箭箭中的!
记者惊呆了,惊得不仅仅是大画家箭术精准,更奇怪为什么病床下面藏有弓箭和箭靶。而且这老家伙说拉弓就拉弓,这哪像一个艺术家,简直就像一位随时可以上阵的军士!记者后来明白了,马蒂斯这射箭的习惯多年前就已养成。他为了作画时对线条把握得准确、凝练和稳定,就以拉弓射箭来锻炼腕力和目力,即使在病床上也坚持修炼,随时请美丽的女助手取出弓箭,说发射就发射!
如此看来,艺术家和射手有如孪生兄弟,只是他们时常各走其道,天各一方。只是那个阳光下抽泣的女人是谁?她渴望和射手一起上路,过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是甘愿围绕在艺术家身边,奉上无言的青春和爱,终身到老?2015年2月1日上帝小手笔
早上起来后,给她讲了陈子善教授在《不日记》里写的一个叫邬达克的斯洛文尼亚人的传奇经历。邬达克是个建筑师,“一战”时入伍,没多久就被俄国哥萨克骑兵俘虏,流放至西伯利亚。1918年,他被转移到中国边境时,突然跳下疾驰的火车逃生……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被命运推着走,走到哪儿算哪儿,毫无回旋余地,是所谓“认命了”。但有时在心里又突然冒出和命运对抗一下的念头,于是邬达克暗中酝酿着、储备着,等待时机,急速调转命数的航向。这一切虽然风险巨大,但也有游戏般,甚至豪赌般的刺激和快感。
或者,从未有过什么酝酿、储备,只是在“长期的认命”机械又麻木时,突然做了一个即兴的动作,似天启,也好似一个弹奏者的突然转调,从这个调性直接跳跃到另一个调性。他自己甚至和听者一样,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但同时也感到一种惊艳,那索性就按照这个调子往下弹奏吧。
邬达克身无分文,在中国辗转流浪,最后到了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后来的故事,按照现在的说法是非常励志的。这位建筑师在异国独立创业,白手起家……现在仍然屹立不倒的上海国际大饭店、大光明电影院、达华宾馆、武康大楼、怀恩堂、爱神花园等都出自这位犹太人之手——拉斯洛·邬达克(Ladislav Hudec,1893—1958)。
我们唏嘘天命无常,也惊叹它的出其不意。邬达克的“火车一跳”,跳出了一个别样的人生。说它是一部冒险传奇电影,也没有任何争议。而且他这银幕好汉般的一跳,居然跳出了和中国的瓜葛、和上海的缘分。
换作他人,也如同邬达克般决绝而悲壮……但如果余下的人生庸庸碌碌,甚至苟延残喘,那又是另外一番世事景象了。虽然有人说命运、命运,“命”如何,在于人如何“运”它。但我们岂能逃出老话所说——“尽人事不如知天命”。所以,邬达克这命中注定、惊天动地的一跳,于上帝来讲,也许只是小小的一手笔。
因为和她头几天去江南某小城的“书码头”听了评弹《杜十娘》,于是今天下午我们翻出这部老电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颇有兴味地看了起来。看到杜十娘终于脱离了青楼与心上人结合,众红尘姐妹齐来庆贺这一段时,心里颇感伤。姐妹们一方面为杜十娘有了个好归宿而高兴;另一方面,想到自身还将继续沦落在妓院中,过着没有盼头的日子又失落绝望,最难过的是说不准姐妹一场从此再无缘相见。想到这些,她们悲伤戚戚。可毕竟是大喜之日,不管内心多么复杂,必须拿出最佳的状态和技艺,为这对新人及众多眷友唱曲、抚琴助兴。如果说在烟花柳巷里为狎客唱歌弹曲是逢场作戏,那么今日为十娘的欢唱绝对是全情投入。越投入,越悲痛。
所有欢愉,均是以眼泪做底子。一场欢宴一场空。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在世人的扼腕叹息中,变作了亘古传奇。而所有这些快乐和叹息,同样也只是上帝小小的一手笔。2015年6月24日北京阴天与狄更斯散步
保罗·施利克的《狄更斯说》,是一本薄薄的虚拟对话录。虽为虚拟对话,但很有趣味性和画面感,仿佛对话者二人面对面坐着,你言我语、纵横四海。这种隔空对谈,我还是第一次读到。
之前看《杜鲁门·卡波特访谈录》,卡波特谈到一些作家的写作习惯。他说自己通常是在冷静和理性的状态下动笔,在下笔前他就将书写的情节内容所引发的情感或种种思绪波动一一经历、耗尽了。“殚精竭虑,把自己的眼泪全部哭干”,剩下的只是客观、清醒地面对要写下的一切。他这么说,我觉得并非是情感淡漠了,而是情感更加收放自如了。
卡波特也提到狄更斯先生。他说狄先生总是在情感丰富饱满的状态下写作:他常常被笔下的人物感动到泪流满面,滚动下来的泪珠把稿子大片大片地弄湿;在欢乐幽默之处,又笑得喘不过气来。
在这册《狄更斯说》里,狄老谈到自己的写作,还真是很有豪迈动情之气质。这一切也许跟他是个著名的业余演员有关。他除了写作,也时常参与戏剧表演和公众朗读,到处发表演讲。他还热爱骑马、跳舞,甚至喜欢变魔术给孩子们看。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外向且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且看,他的书写台上摆放着两只正在决斗的蟾蜍,青铜的。这预示着写作如同一场笔下人物间的对抗和斗争!他每次写作,都要在书房来回踱步,然后大踏步冲到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不停地变换表情,双手舞动做各种动作。不错,他是在扮演笔下马上要出现的人物……
狄更斯先生也很喜欢走路,有时整晚都在走。不用说,他是在走路的时候构思故事或眼观六路体察民情,总之一切都跟创作有关。他每次在伦敦的大街上一走就是二十英里。看样子一个大作家除了要具备丰富的头脑,还必须拥有充沛的体力,能一口气走上个几十公里。《旧书与珍本》的作者戈德斯通夫妇也谈及狄更斯“漫步街道”这一嗜好,说他每天通常在下午两点半暂停写作,而后走上大街。狄更斯还抱怨说,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拉他的衣角。
狄更斯的创作力强大无比,通常是一部作品还没结束,另一部全新的作品就已开始。很多作家都认为当一部作品完成,自己基本上就跟那作品无甚干系了。因为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作者的使命只是把它写出来。可是狄更斯先生偏不!他总是非常关注自己的作品在读者心里引起的反应。“让他们哭,让他们笑,让他们等待!”狄更斯的朋友描述当时狄更斯作品和读者间的关联,真可谓是一语中的。而这一切,应该通通都在狄先生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们知道,在写这些内容之时,他已冲向镜子,舞动双手,变换表情,哭过,也笑过了。
戈德斯通夫妇指出,在狄更斯写作的年代,人们把作家当作摇滚歌星看待。这位作家的市场效应和明星地位堪比一百年后的约翰·列侬。但当时的粉丝毕竟跟现在,甚至披头士年代都不甚相同,他们不会那么过激和疯狂。他们或许也会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和狂喜,走过去请他签名;或者为了不打搅他,干脆只是站在街道的另一边幸福地默默注视……于是狄更斯先生任由笔下的人物使劲地拉他的衣角,他就是不回去。2015年6月16日宜兴湖父婉拒
赫尔曼·梅尔维尔刚踏上文坛就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作家。但他是一位绝对的清醒者,知道畅销的东西往往寿命短暂,大众的口味说变就变,注意力会很快从一个热点转移到另一个热点。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网络头条,虽然热极一时,但很快会被新的一条覆盖。那曾经的火热,很快就会被大众抛之脑后。
梅尔维尔的早期作品也有着诗的意蕴和藏在故事背后的思考,不过这位海上漂泊者,在书里描写了太多虚实交替的异国情调及冒险猎艳,以致读者不愿意过多思考其作品的诗意和内涵。那些和“土著美女的艳遇”或“陷入一个食人族部落里的惊险刺激”已经完全占据了读者的内心。
所以《白鲸》出版后,几乎无人喝彩,因为大众的底蕴、修养和鉴赏力还没达到作者的高度。但有一位,仅此一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霍桑。梅尔维尔给霍桑去信一封:我写了一本坏书,但此刻我感觉自己像羊羔一样纯洁。他说《白鲸》是“坏书”,也许正是了解自己的孤傲,不愿和市场妥协吧。霍桑那时候的名气大极了!但冷静、低调的梅尔维尔婉拒了霍桑为他写书评摇旗呐喊的好意。他知道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因为大众的审美不是一下子就能养成的,他们只是喜欢那些大量复制的浅显低俗的东西。所以梅尔维尔没能在有生之年享有盛誉,这也是很多有良知的“先行者”艺术家的命运。
有的作家,一边写作、一边刻意地靠近,甚至拉拢读者;有的作家,宁愿孤独,也不愿同流合污。他有意避开读者,抛开固有模式,走向艺术的各种可能和极致,使其向前。而沉醉在表面和通俗作品的大众岂能赶得上艺术家的节拍!“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怎奈何?2015年6月27日相遇科克托
今日读让·科克托的《存在之难》,顿觉科克托真如传闻那样,灵性十足且又完全自我。他的写作方式跳跃奇特,独树一帜,可见其性情,很吸引人。但这容易使人偏离他设置的轨道,随后发现其实还在他的语境圈套中。好像旅行时走了一下神,忽然就迷路了,随之徜徉,结果发现通过他途也能抵达,而且多了一份额外的礼物。他写诗人朋友阿波利奈尔,开头“飞”极了,吸了大麻似的。但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穿着灰蓝的制服……”又正常了。他说,诗是跛脚的前行艺术,但阿波利奈尔能保持平衡。
通过科克托的文字叙述,我理解了属于他的“真实”——非同一般的心灵的真实。可是心灵的真实,如何能说得清?因为心之浮动变化,是多么不可思议!瞬息即变,叫人难以捉摸。但科克托在剖析自我的时候,虽有迷离不定,但更有着诗意的精确。让人很快觉得他可靠,可以亲近。
科克托的这套书收录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黎丛书”中,一套五本——“红白蓝绿黄”。2011年3月11日,闲荡杭州,偶入某书铺买得白色的《陌生人日记》。同年11月1日,和温瑶在南锣鼓巷的帽子胡同内一家茶馆见面,这个茶馆里藏有不少旧书,来此消费的顾客可以随意挑选一本作为纪念,我选了蓝色的《关于电影》。《存在之难》为红色,是前几天在青岛一家叫“我们的书店”的二手书铺买的,很后悔当时没有把近旁黄色的《〈美女与野兽〉电影日记》和绿色的《科克托访谈录》一并拿下。如此这套由“中法文化年–傅雷出版资助计划–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的书籍就齐全了。网上看有的店家卖这一套书要价两百、三百。在“我们的书店”买下《存在之难》,你猜花多少?九元拿下!
让·科克托讲过一个好玩的故事。一个“罪犯”,冒充他写了一首诗投稿给《如是》杂志。他的一位朋友看了后,觉得很奇怪,打电话给科克托说了这件事:“这首诗完全不是你的风格啊!”并在电话那头给他朗读了这首诗。科克托立马觉得不对劲,这绝对是伪作!
很快,阿波利奈尔(又是他!)开始插手调查了,像个侦探。他非常恼火、大动干戈。那热火朝天的劲头就好像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可是调查无果,只好又向法院提交诉讼。为此,这位好事的大诗人还冤枉了一些无辜的诗友。
最后这个冒名者,也就是科克托所说的“罪犯”,终于出面坦白了他的骗局。原来他并不是要跟科克托过不去,只是与《如是》杂志的主编比罗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他之所以借科克托之名,是为了方便发表,而且这样一来定被所谓圈内文人关注,以此一泄他胸中的愤怒和积郁。
如是,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伙是有所指的。这首冒充之作是一首藏头诗,大写字母组成的是——“可怜的比罗”。2015年7月21日阴天,气压低病态之美《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对于未来的兴趣远远胜过那些已经过去的。《巴黎评论》的记者跟他对谈时问他,有些作家,好比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评论敏感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而他是不是也是这样,会受那些评论的影响?
赫胥黎回答得很干脆,完全不会。因为评论关注的都是过去和已经完成了的作品,而他更关注的是未来!继续说到弗洛伊德,他说之所以不赞同这位心理学家的学问,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学问完全建立在对于病态的研究之上,仿佛就没有遇到过健康的人类。还有就是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仅仅关注过去,而他认为关注当前状态和未来潜力更加切合实际。
虽然赫胥黎先生学问功底、人格魅力都是一等一的,但对于他“过去”和“人类病态”方面的言说,我实在不好苟同。因为但凡是人,真实的人,总会多多少少有些病态的。当然也许在人前,大家展现的都是一副生气盎然的健康状。这也正如契诃夫借他戏剧里的人物说的那样:早先他以为怪人是病人,而现在他认为怪人才是人的正常状态。至于未来,哪一个未来不是由过去、当前演变延续而来的?
尽管赫胥黎强调他对过去和弗洛伊德都不感兴趣,可另一位大作家却认为赫胥黎的某篇小说就是他尝试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写的!结果失败得一塌糊涂。这位评论赫胥黎的人物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更有趣的是,辛格的这次谈话也出现在《巴黎评论》里,前面赫胥黎刚刚讲完,后面辛格就补充上了。我猜这是编辑们无伤大雅的幽默行为:各抒己意、精彩纷呈。
记者问辛格,如何看待心理分析和写作?辛格说:“如果一个作家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做了心理分析,这是他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他想把这个心理分析写进作品,那就很可怕。最好的例子是写《旋律的配合》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记者跟他说,是阿道司·赫胥黎。辛格又说,“当一个作家坐下来做心理分析,他是在毁坏自己的作品。”
我没有读过《旋律的配合》,但仅听名字就很吸引人。如果真如辛格所讲,这本小说有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痕迹,那么赫胥黎为何会有他的那些关于弗洛伊德的言论呢?是不是这一切都是他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的,但是想要推翻,已经来不及。倘若这样,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又假如,阿道司·赫胥黎先生完全是不假思索、信口开河,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不是也是某种病态呢?但即使这样,也并不影响赫胥黎先生在我心里的高大形象和魅力。正像记者所描述的那样,他言行和举止都非常温文尔雅,专注耐心,通晓事理也讲究实际。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他行动起来悄无声息,仿佛没有体重,(身高一米九三啊!)宛若游魂。他视力不好,但似乎可以在不碰触东西的情况下凭借本能来去自如。
这形象,真有一种打动人的岁月的美感。但如此种种,都是从过去、过去了的过去中依次地、缓缓地到来。2015年12月25日法罗岛情歌
米妮要去瑞典留学,我跟她说:“待你安顿好一切之后,有空去一趟法罗岛吧,替我在英格玛·伯格曼的墓前献上一束花。”其实我知道不用我说,她也会去的。多年前,我和朋友在北京柳荫街附近开了一爿以伯格曼电影《野草莓》命名的咖啡馆,米妮常和她的同学光顾,有时听听乐手朋友的现场演奏。而当我们聊起伯格曼及其电影时,更是留下了很多令人追忆的电影般的时光。
有人会因为读了一本书或看了一部电影,而开始一段旅行;也有人会在一段属于自己的旅行中获得某种书写的体验或一种遨游于影像里的奇异感受。前者,那本书或那部电影一定在他身上留下很多美好的有待搜寻解读的人文故事和情感密码,于是他必须摊开前方的旅程,将故事一一铺排,把密码层层剥开。后者,在他行进途中,山河有情,幻梦倒影;星风雨露,低徊蹁跹。如是,他随即谱写下掠过眼前的镜像,以文字或旋律。
从《犹在镜中》开始,到《假面》《安娜的激情》《萨拉邦德》等,伯格曼后期的很多电影都在这个宁静而开阔的法罗岛上拍摄。法罗岛位于波罗的海,在1990年之前,若不是瑞典公民要涉足此地还非常难。岛上只有五百多位居民,就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某种“遗世独立”的精神气质。这里的风景虽有萧瑟之感,却是古朴而恒美的。当地老人至今还说着最古老的北欧语言。岛上没有银行、邮局、医院等基础设施,但这一切都无法阻碍行旅者前去采风。去年,在报纸上看到国内演员汤唯和韩国导演金泰勇的婚礼就在法罗岛低调举办。毋庸置疑,这对影人夫妇肯定都是伯格曼的忠实影迷。
伯格曼在世时,更是有很多电影人要前往朝圣膜拜,但都被大师婉言谢绝,被谢绝者还包括大名鼎鼎的伍迪·艾伦。想想看,他还曾专门拍了电影《内心深处》以致敬他毕生热爱着的伯格曼呢!比起伍迪·艾伦,导演李安可就幸运多了。2006年,伯格曼在法罗岛会见了李安,直到二十分钟交流结束后,李安还是静静坐着,不愿离去。而后,他跟周围人说:“我听到了伯格曼的心跳。”
我看到过那次两位导演会面的照片,两鬓斑白的李安激动而幸福地将自己的头轻埋在垂垂老矣的伯格曼肩上。伯格曼慈父般微笑着,右手抚拍李安后背,左手卷起手指扣住李安的肩膀,满是迷人的力道和温柔的苍劲。后来有人说,李安不仅拥抱了伯格曼,也拥抱了其信仰,而这信仰就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
1960年代后期,伯格曼把自己的“电影工厂”搬至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自由地起居、散步、取景、拍片。从而避开了种种纷扰和压力,以及一些好事记者和评论者的干扰。他和岛上居民不仅相安无事,而且默契友好。友善的居民不仅不会因为伯格曼的盛名而窥探其隐私,而且会对很多外来打探伯格曼住处的名人、闲人佯装自己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每到夏季,伯格曼都会请全体岛上居民观看他的电影。
米妮去了法罗岛之后写了一则微博“艾特”了我,“这是一片不小的教堂公墓,我们在墓园最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伯格曼与其最后一任妻子的墓碑。他们身后是一片宁静的原野。我采了两朵小花(一红一白),放在伯格曼的墓前,是自己的一份敬意,也是兑现对钟立风的承诺。”
伯格曼曾说,拍电影对他来讲就像事先有了一条旋律线,而后据此和同仁们一点点地配上乐器。所以,在每一部伯格曼的电影里,我们都能听到迷人的韵律随波罗的海涌动。2014年7月16日马格利特
谱完一曲或写作一阵之后,通常我会顺手拿来一本画册随意翻看换种心情。古今中外、黑白彩色都可以。慢慢地,适才的激情和涌动就得以安放。这种感觉就好像赶路疲累了,碰巧遇到一个凉亭,不妨坐下来歇歇,什么也不想。而后又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极目远眺——时间淡去静止,凡事消隐归零——此行的愿望和目的仿佛已不重要。继续赶路,或许碰到一位从另一方向来的旅人,他好心相告,离这不远有间客栈。你谢过之后,欣欣然前往。投店之后要不要继续谱写,那就看看当时的情况吧。
可是有一天翻到雷尼·马格利特的画作时,发现不太好以此放松了。因为他的每一幅画都会使人产生书写的欲望,似乎可以续写出一个个寓言故事,甚至一曲曲离奇小调。所以我刚要在凉亭坐下,马格利特就轻易把我带去他途,而后进入迷宫。于是索性从书柜里找出一本多年前从书摊捡到的1990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现代画家译丛”里的《马格利特》重读一番。其身上的优雅节制、神秘诡异、“退一步哲学”,以及他画作里的隐喻、肃穆和消解性都使我想起头几天阅读到的“巴托比”。《巴托比症候群》里出现的杜尚、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作者)、维特根斯坦,“超现实主义群体”里的一些过往人事,在《马格利特》里也相继登场,好似离弦之后的余音回荡。
马格利特的作品让人产生奇思异想,可他本人生活却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刻板。长期起来,他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上午去购买一些杂物,下午去格林威治咖啡馆坐上几个小时。不像大多数画家那样,在一个巨大的画室工作或和女模特缠绵。他通常都在与卧室相连的女眷梳妆间作画,有时会突然转战到厨房和餐厅。他每天都带那条叫娄娄的狗去散步。
他的谦逊、矜持、冷淡和疏远很像自己画笔下的那个戴圆顶帽的孤独男人。虽然孤独,却能在孤独里自得其乐!所以,我们会感觉他又有一点点狡黠,仿佛他的孤独、疏离都是自己的刻意营造,或是某种智力游戏。越游戏,越孤独;越孤独,越自在。但是如果你想对他的作品多做一些阐释,他会说:哦,你真比我幸运得多!
是不是好的作品都是这样,它带给我们无穷尽的感受和联想,但我们却没办法解释它。它开启了我们的智慧,又让我们浮躁的内心得到一种任意徜徉的宁静,但如果要说我们多么理解它,却是不能够。它就好像一串美丽的珍珠,在我们的眼前熠熠生辉,但我们看不见那根将颗颗珠子串联在一起的线。那根线,就是艺术家的“藏身之地”以及“退一步之所”。这就像福楼拜著名的那一句“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表达的。隐退,并非不存在。就像如果抽掉了那个线,美丽的珍珠瞬间就会分崩离析、无法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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