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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高尔基著,刘引梅译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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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试读：

译序

这是高尔基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激情洋溢的散文诗，它热情讴歌了象征时代精神的海燕形象。它顶着雷电，迎着暴风雨，在苍茫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它勇敢，它无畏！这就是海燕，这就是高尔基！

1868年3月28日，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在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城一个极其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木匠，母亲是一个染坊老板的女儿。高尔基三岁时，父亲染上霍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寄居在外公家。外公是一个贪婪、残暴、自私的恶老头儿。两个舅舅经常为争夺家产而打架，并把高尔基视为眼中钉。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只有外婆真正疼爱高尔基。

后来，高尔基的母亲改嫁给一个贵族大学生，并把高尔基接去同住。又一场噩梦开始了。

继父对母亲的种种恶行深深刺伤了幼小的高尔基。高尔基只好又回到已经破产的外公家。

这期间，高尔基一边上学，一边捡破烂，勉强读完了二年级。

1878年秋天，高尔基的母亲病逝。10岁的高尔基先后被送进当地一家鞋店和绘图师家当学徒，从此结束了本不该结束的“童年”，开始了独自谋生。对于一个10岁的儿童来说，独自谋生的艰辛和屈辱是不言而喻的。高尔基不堪忍受当学徒的屈辱生活，偷偷逃到伏尔加河的“善良号”轮船上当了洗碗工。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深夜，高尔基有洗不完的杯盘、碗碟和刀叉。尽管像服苦役般地日夜劳作，但被解雇的厄运依然不期而至地落在了他头上。解雇理由却是无中生有：轮船餐厅的侍役偷茶具给乘客的事被栽赃给了高尔基。这段洗碗工的生活就这样屈辱地结束了。但喜欢读书，也鼓励高尔基读书的厨师斯穆雷却深深留在了高尔基的记忆中。

1880年秋天，高尔基又无奈地回到绘图师家，继续做枯燥而繁重的工作，并被禁止看书。但主人家这些愚蠢的打压，扼杀不了高尔基追求知识、热爱读书的天性。他幸运地结识了喜欢读书的剪裁师的妻子和雍容华贵的、像女王一样高尚美丽的玛尔格王后。她们给高尔基提供了更多的书籍。高尔基第一次认识了司各特、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索洛古勃、普希金、莱蒙托夫、贝朗瑞等大作家和大诗人。他们的书给高尔基展示了一个奇异美妙的新世界，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高尔基第一次读到玛尔格王后借给他的普希金诗集时，那种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他说：“我怀着渴望的心情，一口气把书看完了……在普希金的诗里，那种纯朴和音韵完美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很像外婆讲的那些优美的童话……我心里反复吟诵这些奇妙的诗句……这使我感到幸福，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快乐。诗歌发出的振鸣犹如新生活的钟声。”但是院子里那些愚昧恶毒的人却把污言秽语泼向这两个女人，高尔基愤怒得几乎要向全世界呐喊：不许你们污蔑宛如天使般的剪裁师妻子和高贵美丽的玛尔格王后！在高尔基苦闷压抑的这段打工生活中，正是这两个女人给高尔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书籍。后来高尔基说：“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光明和有意义。”从此，读书成了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他终生的宝贵习惯。

书籍真是太神奇了，把高尔基沉闷屈辱的生活几乎变成了节日，而高尔基就是这节日里最幸福的人。

然而，生活再一次戏弄了他。一个士兵偷了钱，却嫁祸于高尔基，结果高尔基的名誉不但被玷污，而且还遭到一顿毒打。之后，他离开了绘图师家，又在轮船上干起了洗碗工。深秋，轮船停航以后，高尔基进了一家圣像作坊当学徒。从1882年深秋干到1883年春天。这里的工作依然繁重而枯燥，沉闷而无聊，但高尔基还是千方百计找书看，并念书给工友们听。后来高尔基还在工地上当过工长。无论他做什么样的苦工，都始终没有放弃读书。

1884年初秋，高尔基终于从一个弱小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有理想的16岁少年。也就是说，他独立谋生已经六年了。六年的打工生涯，六年的屈辱生活，六年的勤奋读书，使高尔基“上大学”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基础。于是，他怀着进大学读书的美好憧憬，踏上了前往喀山的道路。然而，愿望和现实相差太遥远了，他的大学梦落空了。

在喀山，贫民窟和码头是高尔基光顾的地方。为了不挨饿，他去码头当搬运工，在面包作坊当帮工。渐渐地，他的生活面扩大了，除了接触那里的工人、流浪汉和底层平民外，他还结识了一大批大学生和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在印刷厂当夜班校对员的大学生普列特尼奥夫，小杂货铺老板杰连科夫等。杰连科夫家里经常聚集着许多大学生和进步人士。他们关心俄国人民的疾苦，为俄国的前途担忧，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各自推崇的真理。高尔基在《

我的大学

罗马斯是被流放多年的民粹派革命家，在高尔基苦闷无助的日子里，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高尔基很大的帮助，不仅使高尔基驱散了精神上的苦闷，也使高尔基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读到了更多的有益的好书，更加了解了民间的疾苦，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生活阅历。在他的影响下，高尔基参加了民粹派小组的活动，和他一起到农村对农民做启蒙宣传工作。高尔基还认识到，必须使民众从浑浑噩噩的、铅样沉重的生活中觉醒，摆脱掉愚昧、残暴、自私和野蛮的恶习，俄国的生活才有希望，俄国的未来才有光明。

在喀山四年的“求学”生活，使一个满怀美好憧憬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关心俄国命运、探求革命真理的热血青年。高尔基在成长，高尔基在进步。高尔基曾说过，他虽然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但在精神上获得新生却是在喀山。“喀山是我最喜爱的一所‘大学’。”

从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我们所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主人公悲惨的童年，受尽凌辱的谋生经历和求学的坎坷，也并不觉得主人公软弱可怜，一贫如洗。这一切恰恰折射出主人公天性中的正义感、善良、宽厚、顽强、坚忍和勤思敏学以及他那高贵而美好的心灵。《在人间》第二章中，主人公与瘸腿姑娘柳德米拉像“夫妻”那样纯洁地过家家，简直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外婆常常夸我们俩的友谊。‘男孩跟女孩相好是件好事！只是不能胡闹……’外婆用简单明了的话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胡闹’。她讲得很美，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所以我深深懂得了，花儿没有开是不能采的，否则就没有芳香，也不会结出果实。”所以，高尔基从不“胡闹”，看到别人胡闹，他极其厌恶，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主人公博爱仁慈。他和外婆一起，踏着溶溶月色，把五戈比硬币悄悄放在比他们更穷苦的人家的窗台上。尽管继父深深伤害过他，但在继父临终前想见他一面时，他仍然前往医院，满足了继父的愿望。

主人公热爱大自然犹如热爱自由一样。他和外婆在森林里采蘑菇或捕鸟时，他的心欢喜得像鸟儿一样跃动。天还没有亮，他便来到了森林里，装好捕鸟工具，在林边躺下，等待天亮。“四周万籁俱寂，一切都在沉睡。透过灰蒙蒙的雾气，隐约显现出山脚下那片辽阔的土地……远方，在草地那边的森林后面，亮晃晃的太阳正在徐徐升起……喜洋洋的太阳渐渐升高，祝福着、温暖着这片赤裸而寒冷的大地……清澈明亮的天空，使大地显得辽阔无垠，一切都流向远方，流向蔚蓝色的大地尽头。”“鸟儿们醒来了……一分钟之前还在煞有介事地沉思的森林，霎时间充满了各种鸟鸣，展现出一片大地上最纯洁的生物的繁忙景象……”

他哪里是在捕鸟，分明是一个小天使在与大自然对话。这就是心灵纯净的主人公眼中的大自然：壮美、神奇、诡异，带给他无限的想象和快乐。哪里看得出这是一个为生计所迫、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的少年啊。

综观上述，我们从高尔基身上读出的不只是苦难与不幸，彷徨与绝望，而是他的坚强与自信，尊严与勇敢，正直与抗争，善良与博爱，勤思与敏学，心灵的纯净与智慧。不是吗？高尔基不正像是矫健、高傲、勇敢的海燕吗？他不畏电闪雷鸣，不畏狂风暴雨，他坚信乌云终会散去，他将张开双臂迎接日出，拥抱阳光。是的，高尔基心中永远阳光灿烂：阳光化去了苦难与凌辱，带来了永恒的明天和希望。是的，高尔基就像海燕，最终飞出了俄国海域，飞向了全世界，而他依然矫健、高傲而勇敢。

三部曲所描写和表现的也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同时折射出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当时俄国底层人民“铅样沉重的生活”，表现了关心俄国命运、探求革命真理的一代新人艰难曲折的成长道路。

三部曲问世以来，获得了俄国国内外高度一致的好评，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拥有千百万的读者。愿这朵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葩常开不衰。刘引梅2016年10月(2)

就这样，我起程去喀山大学读书了，至少可以说是这样。

我是在一个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启发下产生了上大学的想法。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青年，长得很帅气，有一双女性般温柔的眼睛。当时我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住在阁楼上。他经常看见我拿着书看，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说服我，让我相信我有“超常的科学研究能力”。“您天生就是献身科学的。”他说道，潇洒地甩着飘逸的浓密长发。

当时我还不懂，一只小家兔也可以起到为科学服务的作用。可是叶夫列伊诺夫言之凿凿地向我证明说，大学里需要的就是像我这样的(3)青年。自然，也提到了故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叶夫列伊诺夫说，我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那里，用一个秋季和冬季的时间，我就能学完中学的课程，然后通过随便几门课程的考试（他就是这样说的：“随便几门课程”），大学里就会发给我公费助学金，五年之后，我就成为一名“科学家”了。看来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叶夫列伊诺夫当时十九岁，他的心地又很善良。

中学毕业考试刚一结束，他就走了。他走后两个星期，我也动身了。

外婆送我的时候，劝我说：“你别总是对人发脾气了，你老爱发脾气，变得那么暴躁，净自以为是！都是受你外公的影响，瞧你外公现在成什么样儿了？活着活着就成老糊涂了，苦命的老头子。你要记住一点：对人们做出审判的不是上帝，魔鬼才乐意干这种事呢！好了，再见吧……”

几滴可怜巴巴的眼泪垂落在她那褐色的松弛的面颊上，她一面擦拭，一面对我说：“这一别，我们就再也见不着面了，你是个坐不住的孩子，你这一去那么老远，可是我活不了多久了……”

最近一个时期，我不在可爱的外婆身边，甚至很少跟她见面，此时此刻，我就要远行了，想到今后再也见不到与我亲密无间的、我最至亲至爱的亲人，我突然感到心好痛。

我站在轮船的船尾，望着她在码头上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拿旧披肩的一角擦她的脸和那双饱含着对人们无限仁爱光芒的黑眼睛。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陋巷尽头的土丘上，墙后面是一片失过火的空地，上面杂草丛生。在苦艾、牛蒡和团酸模丛中以及接骨木丛中，高高露出一片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很大一片地下室，于是一群流浪狗便在这里栖身，也在这里死去。这一大片地下室令我刻骨铭心，它是我所上的其中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家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子，仅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艰难度日。我初来的头几天，常常看见这个脸色苍白，个子矮小的寡妇一脸凄苦地从市场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桌子上，愁思百结地琢磨如何破解这道难题：这么一小块次等的肉，如何能给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出一顿美味佳肴呢，即使不把她自己算在内？

她不爱说话，两只灰眼睛里透出呆滞无望的、温厚顽强的神情，像一只耗尽全力的马：这匹马拉着大车在爬坡，它明知道自己拉不动，但却依然在拉！

我来到她家大约第四天的早上，这时她的孩子们还在睡觉，我在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低声问我：“你来这里干什么？”“上大学读书。”

她的眉毛和她前额的黄皮肤一起慢慢地往上扬去，刀子把她的手指割破了，她连忙吸吮着流出的血，一下子坐到椅子上，但她马上腾地站起来，说：“噢，真见鬼……”

她用手绢把割破的手指包起来，夸赞我说：“你挺会削土豆的。”

那当然，能不会吗！于是我对她讲了我曾经在轮船上干过。她问我：“您认为单凭这一点就能上大学吗？”

当时我不懂什么是幽默。我对她的问话很认真，把我的行动规划如实告诉了她，说我读完大学，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

她吁了一口气，说：“唉，尼古拉呀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正巧走进厨房来洗漱，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像平素一样乐呵呵的。“妈妈，要是能包顿饺子吃就好啦！”“好吧，那就包饺子。”母亲同意了。

我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厨艺知识，于是说，这肉不适合包饺子，并且也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一听就生气了，她针对我的话狠狠抢白了我几句，搞得我两耳通红。她把一小把胡萝卜往桌上一扔，离开了厨房。这时尼古拉向我使个眼色，对她这样的举动做出解释说：“她心情不好……”

他在长凳上坐下来，对我说，女人一般来说比男人更容易冲动，这是女人的天性。一个很有声望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对这一点做(4)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关于这一点也有过论述。

尼古拉非常乐意教导我，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给我的头脑里灌输一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我每每都如饥似渴地认真倾听，后来我竟(5)把富克、拉罗什富克和拉罗什雅克林混成了一个人，我也想不起来(6)(7)到底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砍了迪穆里埃的头，还是相反呢？这个可爱的青年真诚地希望“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很有把握地向我许诺要这样做。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条件来认真关照我。他身上那种青年人的利己主义和轻浮率性使他看不见母亲是怎样含辛茹苦，费尽心力地操持家务。他的弟弟是个头脑迟钝、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对母亲的辛苦更是无知无觉。厨房里那一套经济学和化学的复杂变戏法，我早就弄清楚了。她不得不每天变着法地把两个孩子的肚子填饱，另外还要给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鲁的外来者饭吃，她灵活机巧的应对我都一一看在眼里。当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犹如石头般压在我的心上。于是我开始找活儿干。为了避开在家吃午饭，我一大早就出门了。遇上坏天气，我便躲在那片废墟下边的地下室里，听着哗哗的雨声和呼呼的风声，闻着死猫死狗腐烂的刺鼻气味，我很快意识到，上大学只是一个幻想而已，如果当初去了波斯，也许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师，找到了一种方法，能让谷粒长成苹果那么大，让土豆长到一普特那么重。总之，我为了这大地，为了这不光是我一个人身处绝境，走投无路的大地，臆想出许多有益的事。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各种非同寻常的冒险和伟大的英勇行为。这对我度过困难的日子十分有帮助，因为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多，所以我愈发长于做各种幻想。我从不期待他人对我施以援手，也不指望幸运的机遇，但我顽强的毅力渐渐强大起来，生活条件越是艰苦，我觉得自己就越是坚强，甚至更有智慧。我很小就已经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不断反抗中磨炼出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去，在那里，挣十五至二十戈比是很容易的。混在这些装卸工、流浪汉和小偷当中，我觉得自己像一块铁被投进了烧得红红的炭火中，每天都有许多令人受刺激的强烈印象留在我的脑海中。在那里，那些赤裸裸地贪婪的人，天性粗野的人，在我面前旋风似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抱持的那种嘲弄的敌视态度，而对自己却并不在意。我过去的亲身经历使我很想去接近这些人，希望加入到他们那个敢怒敢言，讥讽时弊的圈子里去。我读过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许多“低级趣味”的小说，这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有一个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曾经是师范学院的学生，现在十分落魄，还得了肺病。他能说会道地开导我说：“你干吗像个女孩子似的，老是畏首畏尾，难道害怕失掉贞洁吗？贞洁对于女孩子来说是她的全部财产，而对于你只不过是一个枷锁而已。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有一头棕红色头发，脸刮得很干净，像个演员，他身材瘦小，动作敏捷轻柔，像只小猫。他对我俨然一副教师和保护人的姿态，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真意地希望我能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这本书中既有目的，也有真情。”他说道。

他喜欢女人，一谈论起女人来，他就非常兴奋，很享受地出声地隔空亲吻，虚弱不堪的身体一阵阵地痉挛。这种病态的痉挛使我感到厌恶，但我还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感受着他那话语中传递出的优美。“女人啊，女人！”他动情地说，蜡黄的脸上泛起红晕，黑眼睛里闪着赞美的喜悦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事都肯干。对于女人，就像对于魔鬼一样，不存在罪孽！活在世上，再也没有比跟女人谈情说爱更开心的事了！”

他是一个天才的讲故事高手，轻而易举地就把妓女们不幸的爱情故事编写成凄美动人的歌曲，这些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沿岸各个城市。顺带说一句，下面这首广为流行的歌曲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我容颜不美，一贫如洗，穿戴寒酸，遭人嫌弃，我这样的姑娘，

无人迎娶……

有一个搞歪门邪道的人，叫特鲁索夫，他温文尔雅，衣着考究，有音乐家那样纤细的手指，对我也很好。他在兵船修造厂区经营一个小店，挂的招牌是“钟表匠”，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彼什科夫，你可别去偷窃，那是下三烂的事！”他对我说，一边风度翩然地捋着花白的大胡子，微微眯缝起透出狡诈而胆大神色的眼睛。“我感觉你走的是另一条道，是个注重精神层面的人。”“注重精神层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人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他对我的看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我对很多人和很多事都十分羡慕。顺便提一句，巴什金说话的语调很独特，像朗诵诗歌那样抑扬顿挫，所用的比喻和表述方法往往出人意料，我就很羡慕他有这样的能力。我想起他讲过一个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开头是这样的：“一个昏暗的夜晚，我像一只栖在树洞里的鸮，待在穷困僻陋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旅店里，正值金秋十月，霏霏细雨下个不停，风刮得飒飒作响，仿佛一个受了欺负的鞑靼人拖着长腔如泣如诉地唱歌，唱个没完没了：噢—噢—噢—呜—呜—呜……“……她终于来了，她是那么轻柔，那么娇娆，宛若日出时的一朵云霞，但她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心灵纯洁却是骗人的。她用真诚的声音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假话，但却宁愿相信是真话！从理智上讲，我明明知道她在撒谎，但感情上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他一面讲，一面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微微闭上眼睛，不时用手轻轻摸摸自己的心窝。

他的嗓音低沉委靡，但他的话句句真切，像夜莺呖呖鸣叫般娓娓动听。

我很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关于西伯利亚、希瓦和布哈拉，他讲得非常引人入胜，对那些大主教的生活加以辛辣嘲讽和猛烈抨击。有一次，他神秘地讲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对自己国家的统治是一把高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反面人物”，小说结尾往往出乎读者意料，“反面人物”变成了慷慨豁达的英雄人物。

有时候，在闷热难耐的夜晚，他们这些人便渡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和灌木丛，在那里边吃边聊，交谈各自的心事，谈的多半是关于生活的错综纷繁，关于奇怪的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关于女人的话题，谈得尤其多。谈起女人，他们一向是满腹怨恨和忧伤，有时谈得也令人动容，几乎总是怀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他们仿佛在向黑暗中窥探，而这黑暗中充满各种惊悚可怕的意外情形。在星光朦胧的昏暗天幕下，在长满柳丛的闷热洼地里，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夜晚。这里距离伏尔加河很近，夜里湿气浓重，轮船上的桅灯好像金黄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游动。而在高而峻峭的黑魆魆的河岸上，灯火闪烁，或是一片一片，或是长长一溜儿，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镇的酒馆和住户房屋窗户里发出的光亮。轮船的轮叶噗噗地拍打着河水，有一队驳船，水手们狼嗥似的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不知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敲打着铁板，传来凄凉的歌声，不知是谁借以稍稍排遣心灵的郁闷，歌声听上去极为悲怆，使人们心头蒙上一层哀愁。

更令人难过的是，静静地听他们这些人说一些难以捉摸的话，他们对生活做着思考，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一套，几乎谁也不听谁在说什么。他们在灌木丛下面或坐或躺，吸着烟卷，有节制地偶尔喝一杯伏特加酒或啤酒，然后回忆着一桩桩往事。“听我说，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漆黑的夜里，趴在地上的一个人说道。

听完他的故事，大家赞同地说：“这是常有的事，什么事都有……”“这事有过”，“这是常有的事”，“这事有过不少”，听着这些话，我好像觉得他们这些人今天夜里已经走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因为一切都经历过了，再也不会有别的什么了！

这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起来，不过我依然喜欢他们。根据我的经历来推理，假如我走上他们那样的路，也是完全自然的。我想上进和读书的希望受到挫折，这也是促使我跟他们接近的原因。在忍饥挨饿、满腔愤恨和烦恼郁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干出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对抗“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理想主义阻止我偏离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和一些低级庸俗小说，我已经读了不少正经的书籍，这些书激励我去追求一种还不明确的，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都具有更重大意义的东西。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一些新感想。一群中学生常常到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空地上玩击木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我被他深深吸引住了。他肤色黝黑，头发是青灰色的，像日本人，满脸细碎的雀斑，仿佛抹了一层火药似的。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玩击木游戏灵活敏捷，谈起话来妙趣横生，他身上蕴涵着多才多艺的萌芽。几乎跟所有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才华过日子，不想进一步去增强和发展这些才华。他有敏锐的听觉和极高的音乐鉴赏力，他酷爱音乐，能像演员那样很优美地弹奏古斯里琴、三弦琴和手风琴，但却不想去学更高级的和更难学的乐器。他很穷，穿得也很寒酸，破旧的衬衫皱巴巴的，裤子上满是补丁，靴子穿破了，踩偏了，这一切倒是与他那勇猛劲头、骨感身体的敏捷动作和大幅度的手势非常相配。

他像一个长期卧病刚刚初愈的人，或者像昨天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惬意，使他感到一种热热闹闹的快乐，他像烟火爆竹般地到处又蹦又跳。

他听说我生活困窘，处境危险，就建议我与他住在一起，做好准备去当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快乐的“马鲁索夫卡”贫民窟，熟悉这个贫民窟的喀山大学学生想必不止一代。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座半坍塌的大房子，里面住的都是吃不饱饭的大学生、妓女和幽灵般的衰迈无用的人，这座东倒西歪的大房子好像就是他们这些人从业主那里抢夺来的。普列特尼奥夫住在通往阁楼的走廊楼梯下边，他的床铺就摆在这里，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边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是他的全部东西。走廊通着三个房间，有两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患肺痨病的数学教师，毕业于教会学校，他细高个子，十分瘦弱，硬撅撅的棕红色头发乱蓬蓬的，满脸胡子拉碴，样子有点吓人，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脏兮兮的。透过衣服的破洞，显露出他那可怕的发青的皮肤和一条条肋骨。

他好像靠吃自己的手指甲生活，把手指啃得都快出血了。他日夜不停地绘图，计算，不住地咳嗽，发出低沉的喀喀声。住在这里的妓女都怕他，以为他是疯子，但出于怜悯，她们经常把面包、茶叶和糖悄悄放在他门口，他把这些东西从地上捡起来，拿回屋里，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好像一匹累坏了的马。如果她们忘了或者因为某种缘故没能给他送来食物，他就打开门，用嘶哑的嗓音冲走廊里喊：“给我点面包！”

他那陷进黑眼窝里的眸子里流露出自命不凡的狂热者的傲气。一个驼背的丑八怪有时来看他，这个人是阉割派教徒，小矮个儿，一只脚向外翻着，肿胀的鼻子上架一副高度数的近视眼镜，头发花白，蜡黄的脸上堆着狡黠的笑容。他们严严实实地关上门，在诡异的寂静中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一次在夜深时分，数学教师嘶哑的狂怒叫嚷声把我吵醒了。“我说，这就是监狱！几何学是笼子，是的！是捕鼠器，是的！是监狱！”

驼背的丑八怪尖声地嘿嘿笑着，反复说着一个怪异的词。这时数学教师突然雷霆大怒地咆哮起来：“滚开，见鬼去吧！滚！”

他的客人悻悻地从屋里出来，在走廊上发狠地嘟哝着，时而尖叫几声，一面裹上宽大的披风。瘦高个儿的数学教师站在门口，手指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样子十分可怕。他嗓音嗄哑地叫喊道：“欧几里得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可以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间里不知什么东西被震得哐啷掉了下来。

不久，我听说这个人想用数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没等做出论证，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里做报纸的夜班校对员，一个夜班可以挣十一戈比。如果这一天我抽不出时间去挣钱，那么我们两人只能吃四俄磅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因为我要学习，没有富余时间去打工。掌握各门学科，对于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那些荒谬狭隘的、死板僵化的语法形式尤其令我挠头。俄语是一门生动灵活的、有难度的、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硬要被套上僵化的语法形式，我真的没有这本事。但我很快就高兴地弄清楚了，我学这些东西为时“过早”，即使通过乡村教师资格考试，由于我年龄小，也不会被录用。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在一张床板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他下了夜班，一早就回来了，由于夜间不能睡觉，他显得疲倦不堪，脸色变得更加灰暗，眼睛又红又肿。这时我赶紧到小饭馆去打开水，不用说，我们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前喝茶，吃面包。他把报纸上的新闻讲给我听，朗读署名为“红色多米诺”的小品文作家的打油诗。这个小品文作家是个酒鬼，他对生活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让我大感惊讶，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像对那个肥胖的丑脸婆娘加尔金娜一样，这个婆娘是倒卖女人旧衣服的小贩，也是一个拉皮条的。

楼梯下边这个栖身的角落就是普列特尼奥夫从这个胖婆娘手中租来的。当他没钱付租金时，就给她讲笑话、拉手风琴和唱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歌时，眼睛里就流露出嘲弄的神情。加尔金娜年轻的时候当过歌剧合唱演员，对唱歌是内行。她是个贪杯又贪吃的女人，常常被歌曲感动得流泪，泪水从她那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流到浮肿发青的面颊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把眼泪抹去，然后用一条很脏的手绢仔细地把手指擦擦。“哇，古里，”她赞叹道，“您简直就是一个演员！要是你再稍稍漂亮一点，我会给您安排个好命运。我让许多年轻小伙儿都找上了耐不住寂寞的独身女人！”

我们楼上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儿”，他是大学生，一个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量，宽胸窄胯，酷似一个锐角倒置的三角形，难看极了，只是这个锐角被折断了一点。他有一双像女人那样的小脚，他的头也很小，几乎缩进了肩胛里，棕红色的头发直撅撅的，没有血色的脸煞白，突出的绿眼睛瞪得圆圆的，眼神显得很忧郁。

他拂逆父亲的意旨，像一只丧家之犬，成天连饭都吃不饱，好不容易设法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大学。但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浑厚低沉、优美动听的男低音的好嗓子，于是他便想学唱歌。

加尔金娜抓住了他这一点，趁机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太太。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她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三年级，一个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她长得很单薄，胸脯瘪瘪的，身子直挺挺的，像个士兵，一副冷冰冰的脸，像一个禁欲的修女，两只灰色的大眼睛掩隐在黑黑的眼窝里。她穿着黑衣服，戴着旧式的丝绸头巾，耳朵上戴一副耳环，上面镶有对人体有害的绿宝石。

她有时在晚上或者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发现，这个女人的确是翻门进来的，毫不犹豫地往院子里走来。她的脸看上去很可怕，紧紧地抿着嘴，几乎看不见有嘴唇，眼睛瞪得很大，望着前面，目光里流露出注定苦闷的神情，她这副样子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但可以明显感觉到她很紧张，紧张得使她走形了，仿佛她的身体被拉长了，疼得使脸缩成一团。“你看，”普列特尼奥夫说，“她真是一个疯婆子！”

那个大学生很厌恶她，老躲着她，可是她对大学生紧追不放，好像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债主或者暗探。“我是个磨不开面子的人，”他喝了酒，后悔不迭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我这张难看的脸和身形，是不会让我登台的，绝不会！”“跟那个无聊的女人一刀两断，别再瞎浪费时间了！”普列特尼奥夫劝道。“你说得对。可是我可怜她！我真受不了她，但又可怜她！你们要是知道她是怎样……唉！”

我们当然知道，因为我们曾听见这个女人在一天夜里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嗓音低声哀求说：“看在基督的分上……亲爱的，你就看在基督的分上吧！”

她是一个大工厂的老板娘，拥有不少房产和车马，为产科教学捐过巨资，而她现在竟像叫花子似的向男人乞求温存。

喝过早茶之后，普列特尼奥夫就睡觉了，而我出去找活儿干，晚上很晚才回来，这时他又该去印刷厂上夜班了。如果我带回来面包、香肠或者煮的下水，我们就分成两份，他把自己的一份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这座贫民窟的各个走廊和角落里转悠，仔细观察那些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这里住满了人，简直拥挤不堪，像一窝蚂蚁，到处散发着刺鼻的馊味，角落里净是黑糊糊的暗影。从一清早直到深夜，这里老是闹腾腾的，从来没有消停过。那些女裁缝忙着做衣服，缝纫机轧轧地响个不停。轻歌剧女合唱演员们在吊嗓子，一个大学生用低沉的嗓音柔美地哼唱着音阶，一个变成酒鬼的、疯疯癫癫的男演员高声朗诵台词，醉醺醺的妓女们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看着眼前这一切，我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有一个棕红头发的秃顶的人，高颧骨，大肚子，细长腿，大嘴巴，长了一口马牙似的大板牙，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棕红马”。他经常无所事事地混在那些吃不饱饭的青年人当中胡乱瞎扯。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一个商人在打官司，已经打了有两年多了。他逢人就说：“我豁出命也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让他们沦为叫花子沿街乞讨，过上三年叫花子的日子。之后，我会把依法院判决所得到的财产全部还给他们，再问他们一句：‘怎么样，鬼东西？尝到我的厉害了吧！’”“这就是你的人生目标吗，棕红马？”大家问他。“我认准了，一门心思去干这件事，其他任何事都不干了！”

他成天不是泡在地区法院，就是泡在高等法院和他聘请的律师那里，经常直到晚上才带着许多大包小包吃的东西和酒，乘马车回来，在他那天花板摇摇欲坠、地板凹陷脏乱的房间里举行一个热闹的盛宴，邀请来的有大学生和女裁缝，凡是想要饱吃一顿和喝点儿酒的人，他都邀请来了。他自己只喝烈性罗姆酒，这种酒一旦洒在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去的深红色污渍。他喝醉了，撒酒疯地大喊道：“你们这些可爱的家伙！我爱你们，你们都是诚实的人！而我却是个下流的恶棍，是残忍无情的人，我想要把我的亲戚置于死地，我非得把他们置于死地不可！真的！我豁出去了……”

棕红马委屈地眨巴着眼睛，他那张丑陋的高颧骨的脸上淌着泪水，一副醉态。他用手掌擦掉脸上的泪，胡乱地抹到膝盖上。他那肥大的裤子上从来都是油渍麻花的。“你们过得怎么样？”他大声喊道，“饥寒交迫，衣不蔽体，这难道就是国法吗？过这样的穷日子，能学会什么呀？唉，要是皇上知道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各种颜色的纸币，愿意提供给大家，说：“有谁需要钱吗？兄弟们，拿去吧！”

女合唱演员和女裁缝贪婪地从他毛烘烘的手中把钱夺过来，他却哈哈大笑，说：“这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那些大学生的。”

但是大学生们没有去拿那些钱。“叫你的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气呼呼地大声说。

有一次，他自己也喝醉了，给普列特尼奥夫带回来一沓揉成硬纸团的十卢布的纸币，往桌子上一扔，说道：“这钱你要不要？我不要了……”

他在我们床铺上躺下来，大哭大叫起来，为了让他醒酒，我们只好又给他喂水喝，又得用水泼他。他睡着后，普列特尼奥夫试图把钱一张张展平，但无法办到，因为揉巴得太瓷实了，必须先用水润湿后才能分开。

他那狭小憋闷的房间窗户对着隔壁邻居的石墙，屋里烟雾腾腾，脏污不堪，成天乱哄哄的，令人讨厌。他最能嚷嚷，嗓门比谁都大。我问他：“你为什么住在这里，不住在旅馆呢？”“亲爱的，我就是图个心里畅快！跟你们在一起心里感到温暖……”

普列特尼奥夫证实说：“说得对，棕红马！我跟你一样，也是图个心里畅快。我要是住在别的地方，早完蛋了……”

棕红马请求普列特尼奥夫说：“弹一曲吧！唱支歌……”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把古斯里琴放在自己腿上，唱道：

红太阳啊，升起来吧，快快升起来……

他那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柔美甜润，扣人心弦。

房间里渐渐安静下来，大家沉思地听着如泣如诉的哀婉歌声和铮铮琴声。“真好听，棒极了！”那个给商人太太开心解闷的倒霉蛋大学生咕哝了一句。

居住在这座破旧房子里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当中，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最有智慧，善于营造欢乐的氛围，起着神话故事中善神的作用。他是个阳光青年，心灵美好，青春飞扬，他讲的笑话引人入胜，他唱的歌曲优美动听，他对人们的不良风俗习惯予以尖锐的嘲讽，对生活中不能容忍的假象敢于大胆揭露，这犹如焰火照亮了生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刚满二十岁，外表看上去还像个半大孩子，但是住在这里的人全都把他当做一个有能力排忧解难和提供帮助的人，一遇到困难就来找他，他总能拿出高明的主意。好人都喜欢他，坏人则害怕他，甚至那个上年纪的岗警尼基福雷奇也常常满脸堆出狡猾的微笑向他打招呼。

马鲁索夫卡贫民窟的院子是上山的“通道”，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尼基福雷奇的岗亭就在离我们住所大门不远的老戈尔舍奇纳街拐角处。

他是我们这个街区的警长，一个瘦高个儿老头儿，胸前挂满奖章。他有一张聪明的脸，笑容殷勤客气，眼睛却贼溜溜的。

他对我们这个走马灯似的人员混杂、喧闹不休的大杂院非常警觉。他一丝不苟地穿着制服，一天来这里巡查好几次，他不急不慢地在院子里走着，不时往窗户里张望，那眼神就好像动物园管理员往兽笼里张望那样。今年冬天，有两个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从这里一个居所里被拘捕了，一个是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一个是士兵穆拉托夫，他们两人都参加过斯科别列夫的阿哈尔捷金远征军。被拘捕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及别的一些人，拘捕的原因是，他们企图办一个秘密印刷厂。为此，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在星期日白天到克留奇尼科夫的印刷厂来偷铅字，印刷厂正好位于城里热闹的大街上。于是他们两人被抓走了。有一天夜里，住在这里的一个抑郁寡欢的细高个儿也被宪兵抓走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流动钟楼”。早晨，普列特尼奥夫听说了这件事，气愤地乱抓自己的头发，对我说：(8)“听我说，马克西莫维奇，大事不好了，你赶快去跑一趟，老弟……”

他向我讲明了要去的地方，然后又补充道：“你要多加小心！说不定那里有密探……”

接受这个秘密的委托使我感到特别高兴，于是，我像一只雨燕似的迅速飞奔到船厂区。这里有一家铜器作坊，里面光线很暗，我看见一个鬈发的年轻人，有一双非同寻常的蓝眼睛。他正在镀一只锅，不过看上去不像是工匠。屋角里，一个小老头儿在老虎钳旁边忙活着磨配一个活塞，他一头白发，用皮绳扎了起来。

我向这个铜匠问道：“您这儿有活儿干吗？”

小老头儿气冲冲地回答说：“活儿有的是，就是没有你干的！”

那年轻人瞥了我一眼，又低头去镀那只锅。我用脚轻轻碰了碰他的脚，他立刻用他那双蓝眼睛惊讶而愤怒地瞪着我，手里抓着锅把，仿佛准备向我投过来。但他见我给他使眼色，他便不动声色地说：“你走吧，走吧……”

我又给他递了个眼色，然后便从作坊里出来，站在外面。鬈发的年轻人伸伸懒腰，也出来了，一边默默地凝视着我，一边点上烟吸起来。“您是吉洪吗？”“是的！”“彼得被捕了。”

他生气地皱起眉头，用眼睛打量着我。“哪个彼得？”“像助祭的那个，高个子。”“是吗？”“我说完了。”“什么彼得，助祭，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铜匠问道。他问话的特征彻底使我确信他不是工匠。我赶紧往回跑，心里为这次完成任务而感到自豪。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地下”活动。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经常跟他们接触，我请求他让我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参加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而他却回答说：“你干这事早着呢，老弟！你得学习……”

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认识了一位神秘的人物。安排这次见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使我预感到事情非同小可。叶夫列伊诺夫带我来到城外阿尔斯科耶旷野，一路上提醒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并要对这次见面严守秘密。然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指着一个在远处旷野里缓缓漫步的、身量不高的灰色身影，悄声对我说：“瞧，就是他！您跟在后面，等他停下时，您就到他跟前去，说：‘我是外来人……’”

神秘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会令人感到愉快，可是现在我觉得这很可笑：烈日当空，天气酷热，一个孤零零的人好像一棵灰不溜丢的草在旷野里摇摆，除此，别无他物。到墓地的大门口时，我赶上了他，我看见的原来是一个青年，他有一张瘦小的面庞，一双像小鸟儿那样圆圆的眼睛，目光很冷峻。他穿着中学生那样的灰大衣，不过原来的浅色扣子已经掉了，换上了黑色的骨制扣子，破损的制帽上看得出有徽章的痕迹。总之，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被过早地生生除掉了，好像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

我们坐在坟墓之间浓密的灌木丛的阴凉地里。这个人说话枯燥无味，一本正经，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他严厉地详细问我读过什么书，建议我参加他组织起来的学习小组。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便分手了。他先走了，一边小心翼翼地四下环顾着旷野。

参加学习小组的还有三四个青年，我是年龄最小的，对学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它的评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常常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米洛斯基的住所里聚会。后来，他用笔名叶列翁斯基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他写了五本书，没想到后来竟然自杀了。我遇见过许多这样随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这个人少言寡语，思想畏首畏尾，谈吐谨小慎微。他住在一座很脏的房子的地下室，经常做一些细木工活儿，目的是为了保持“身心平衡”。跟他在一起很乏味。我对穆勒的书也没有兴趣，我很快发觉，这些经济学基本原理，我早都非常熟悉，直接掌握了，因为它们就写在我的皮肤上，所以我认为，凡是为“不相干的外人”的福祉和安逸卖命出力的人，对这些基本原理都十分明白，完全不必用这种艰涩难懂的文字写出这样厚厚一本书。地下室里散发着浓烈的黏合剂气味，潮虫在肮脏的墙壁上到处乱爬，在这样污浊的环境里待上两三个小时，我得付出巨大的努力。

有一次，学习小组的老师比平时来晚了，我们以为他不来了，于是买了一瓶伏特加酒，一些面包和黄瓜，办了一个小型酒宴。这时，我们老师的灰色裤腿突然从窗户旁闪过。我们刚把酒藏到桌子底下，老师就进来了，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断。我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像木偶似的，只怕我们当中有人一伸腿把酒瓶碰倒。结果，碰倒酒瓶的是老师，他往桌子底下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噢，他还不如狠狠臭骂我们一顿让人觉得好受些呢！

他那种沉默和严峻的面容以及感到受辱而微微眯起的眼睛，使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偷眼看了看同伴们羞愧得满脸通红，我觉得自己在老师面前是有罪过的人，由衷地对他感到怜惜，虽然不是我倡议要买伏特加酒的。

听这种讲座很枯燥，我真想去鞑靼区，那里的人和善热情，过着一种独特的、洁净的生活。他们讲的俄语很可笑，也不正确。每到傍晚，宣礼员从清真寺高高的宣礼塔上用奇怪的声调呼唤信徒去做礼拜。我想，鞑靼人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是我不熟悉的，不像我所了解的、令我不快的那种生活。

我深深迷上了伏尔加河上那种劳动生活的音乐。那种音乐至今都令我心醉。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英勇劳动中富含着浓浓的诗意。

一艘满载着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在喀山附近触礁，船底破裂搁浅了。劳动组合的装卸工带我一起去卸货。时值九月，大风从上游刮来，茫茫的河面上波涛汹涌，狂风卷起浪尖，冷飕飕的细雨落在河面上。这个劳动组合大约五十个人，他们身上裹着粗席片和帆布，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坐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型拖轮拉着驳船行驶，噗噗地喷着气，把一束束红红的火花甩入雨中。

暮色降临了。天渐渐黑下来，湿漉漉的、铅灰色的苍穹笼罩在河面上。装卸工们在发牢骚和谩骂，诅咒这雨、这风、这生活，无精打采地在甲板上慢腾腾地走来走去，试图躲避寒风冷雨。我觉得，他们这些昏昏欲睡的人根本不会干活儿，抢救不了快要沉没的一船货物。

到达货船搁浅的地方已经是半夜时分了，大家把空驳船系在触礁的货船上。劳动组合的队长是个狡猾恶毒的麻脸老头子，满嘴污言秽语，生就一对鹰眼和一只鹰钩鼻子。他把淋湿的便帽从秃头顶上摘下来，用娘娘腔高声喊道：“伙计们，祈祷啦！”

在漆黑的夜色里，装卸工们在驳船甲板上挤作黑压压的一团，呜里呜噜地嘟哝起来，活脱一群狗熊。队长最先做完祈祷，尖声尖气地说：“把灯点上！好啦，小伙子们，该你们大显身手啦！好好干啊，孩子们！上帝保佑，干起来吧！”

于是，这些笨重迟钝、无精打采、浑身湿透的人们开始“大显身手”。他们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吆喝着，说着俏皮话，向快要沉没的驳船甲板奔去，跳进船舱。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还有皮革和卡拉库利羊羔皮，像羽绒枕头那样毫不费力地从我身边搬走了，一个个敦实的身影跑来跑去，紧着忙活，一面用吼叫、呼哨和骂人的狠话互相鼓劲打气。很难相信，这些笨重迟钝、愁眉苦脸的人刚才还在灰心丧气地抱怨生活，抱怨寒风冷雨，现在干起活来竟如此快乐，轻松，麻利。这时雨越下越大，天气更加寒冷，风也更大了，掀起了他们的衬衫，衣襟被撩到头上，裸露出肚皮。天黑风高，大雨滂沱，六盏罩子灯发出微弱的亮光，黑糊糊的人影忙碌地跑来跑去，踏得驳船甲板咚咚响。他们干得如此热火朝天，劲头十足，仿佛他们对劳动渴望已久，早就期盼着享受劳动的乐趣——把四普特重的一袋袋大米从一个人手里抛到另一个人手里，扛着货包大干快跑。他们干活儿像儿童做游戏那样情绪高昂，兴致勃勃，其乐陶陶，好像比跟女人拥抱还要甜蜜陶醉。

一个留着胡子的大高个儿，穿一件紧腰长外衣，浑身湿淋淋的，大概是货主，或者是货主的代理人，一副滑头滑脑的样子。他突然兴奋地叫喊道：“小伙子们，我请你们一桶酒！你们这帮捣蛋鬼，请你们两桶也成！好好干啊！”

黑暗中，立刻有几个人从不同方向扯着嗓门使劲高喊道：“来三桶！”“行啊，三桶就三桶！加油干吧！”

他们干得更欢了。

我也抓起米袋，扛过去，扔下后又跑回来再扛一袋。我仿佛觉得我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跳狂欢舞，这些人经年累月这样拼命而又快活地干活儿，好像从来不知疲劳，也不顾惜自己，我觉得他们能够抓起城里一座座钟楼和宣礼塔，把整座城市移到想要移的任何地方。

这一夜我过得真痛快，这种痛快是我从前不曾体验过的。我想在这种欣喜若狂的劳动中过一辈子，这个愿望使我的心里豁亮起来。船舷外面波涛翻滚，甲板上大雨滂沱，河面上狂风呼啸。在黎明灰蒙蒙的薄雾中，这些光着脊梁、全身湿透的人仍在奔忙，他们动作敏捷，一刻不停，他们呼喊着，欢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这时，风把一团团乌云吹散了，露出一小块明朗的蓝天，一抹淡淡的绯红色霞光射了出来。这群拼命干活儿的快乐的人，一面抖动着可爱的脸上湿淋淋的胡子，一面友好地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欢呼。这些两爪野兽干起活儿来是那么机灵而麻利，那么忘我而投入，真想去拥抱他们，亲吻他们。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这股被激发出来的快活的强大力量来抗衡，这股力量能够创造出世上的奇迹，像在神奇的童话中所讲的那样，能够在一夜之间让整个大地上都建起美丽的宫殿和城市。阳光只露了一小脸，望了望人们的劳动，也就一两分钟的工夫，便又被浓密的乌云遮住了，仿佛一个婴儿沉入了海中。大雨唰唰地倾泻而下，犹如瓢泼一般。“收工啦！”有人喊了一声，但回答他的是一声怒吼：“收什么工！”

这些裸着脊梁的装卸工冒着如注的大雨和凛冽的狂风，一刻不停地干到下午两点，才把全部货物搬卸完。看着这样的劳动场面，我心中油然产生出一股敬仰之情，他们使我懂得了人类的世界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力量啊。

后来，大家都回到拖轮上，一个个像是喝醉酒的人，倒头就睡着了。拖轮驶抵喀山码头后，他们犹如灰色的泥流纷纷涌上沙岸，直奔酒馆，喝承诺给他们的那三桶伏特加酒去了。

小偷巴什金正巧在小酒馆里，他走到我跟前，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我：“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我非常高兴地把这次干活儿的情景讲给他听。他听完后，叹了口气，轻蔑地说：“你是个傻瓜。比傻瓜还不如呢，纯粹是个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鱼似的摆动着身子，穿过一排排摆得很密集的桌子，扬长而去。这时装卸工们围着桌子畅饮起来，一片喧闹。角落那边，不知是谁用男高音唱起了淫秽歌曲。

哎呀呀，正当夜深人静时，有位贵妇来到小花园，

溜溜达达去寻欢，哎呀呀！

几十个人一起扯着嗓门震耳欲聋地唱起来，并用手掌在桌子上打着拍子：

城市守夜人巡查到这里，

看见那个贵妇仰卧在地上……

放浪的大笑声、口哨声响成一片，他们情绪亢奋，不顾廉耻地说着下流话，想必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下流的话了。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家小食品店的老板安德烈·杰连科夫。这个小店比较隐蔽，位于一条僻陋狭窄的小街尽头，下面是一条堆满垃圾的冲沟。

杰连科夫是个面善的人，有一只手麻痹了，他留着浅色胡子，眼睛里透着聪明。他有一个图书室，是全城最好的，里面藏有禁书和珍本书。常来他这里借阅的都是喀山各大学的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倾向的人。

杰连科夫的小店开在加盖出来的矮小平房里，连接着一个货币兑换商人的房子。这个商人是一个阉割派教徒。店里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大房间，这里采光不好，只有一个朝向院子的窗户。这个房间后面是一个窄小的厨房，绕过厨房，在商人的住宅和平房之间有一个光线昏暗的穿堂，贮藏室就隐蔽在这里的拐角上，里面就是那个藏而不露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有一部分书籍是用蘸水笔抄写在厚厚的练习本上的，譬如拉夫罗夫的《历史信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文章，以及《沙皇即饥饿》和《狡诈的计谋》。这些手抄本全都被读得破损了，揉皱了。

我第一次来到店里时，杰连科夫正在忙着招呼顾客，他用头指了一下通往大房间的门，示意我先进去，于是我就进去了，结果看见一个小老头跪在昏暗的角落里，正在虔诚地做祈祷，他看上去跟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肖像十分相像。望着眼前这个小老头，我有一种不舒服的、相抵触的感觉。

有人给我说过杰连科夫，说他是“民粹主义者”。在我的想象中，民粹主义者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个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

做完祈祷，他一丝不苟地把花白的头发和胡子捋顺，然后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说道：“我是安德烈的父亲。您是哪一位？就是您啊？我还以为您是装扮成的大学生呢。”“为什么要装扮成大学生呢？”我问道。“噢，说的是呀，”小老头轻声应了一句，“但不管如何装扮，上帝都会认出来！”

他到厨房去了，而我坐在窗前，深深思索起来。突然，我听见有人喊：“哦，他就这样啊！”

一个穿白衣服的姑娘站在厨房门框旁边，她留着浅色短发，面孔苍白膀肿，两只蓝眼睛炯炯有神，笑盈盈的。她很像廉价石印画中的天使。“你干吗这么害怕呀？我有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颤抖的声音说，手扶着墙，小心翼翼地慢慢向我一步步挪近，仿佛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空中晃晃悠悠地走钢丝。她这副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都在颤抖，仿佛她脚上扎进许多针，墙壁灼痛了她那小孩似的胖乎乎的手，但她的手指很奇怪，一动不动。

我默默地站在她面前，有一种奇怪的心慌意乱和深深同情的感觉。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非同寻常！

姑娘十分小心地在椅子上坐下，好像担心椅子会从她身下边飞走似的。没有人会像她这么率直地告诉我说，她开始下地走动才刚刚四五天，这之前差不多有三个月，她一直在卧床，因为她的四肢瘫痪了。“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希望听到对她的病能有另外的解释。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房间里，对于这样一个姑娘来说，被诊断为神经麻痹症，这太容易了。房间里一切东西都是紧靠着墙摆放的，屋角圣像前点着一盏亮晃晃的长明灯，长明灯铜链的暗影在大餐桌的白桌布上无谓地摇曳。“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所以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儿。”她用孩童般尖细的声音说道。

这个姑娘仔细打量着我，她的目光真叫人受不了，我从她那蓝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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