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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福金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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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青草地试读：

惧怕好运

谈好女人

临时被邀去电视台《女性世界》栏目，谈“什么是好女人”细想想，到底什么是好女人？似乎没法说清楚。

旧时论好女人：窈窕淑女。窈窕指形象美，淑女指内在美。外在的审美应该是美女千古同，却也有所变化的，古人谓美女樱桃小口，而现代人则赞赏大嘴女人性感，西方人称性感是对女人的赞美。而对淑女这一词的标准，现代人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旧时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娇柔无力的淑女形象，几乎被整个否定了。

这里指的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标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好女人形象。贾宝玉就喜欢带点病态使着小性子的林黛玉。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男人就甘愿为某个女人做任何事，而在另一个男人眼中，那个女人根本无魅力可言。作为多年从事创作的我，所刻画的女人形象自然地活动在那个特殊的艺术天地间，是好是坏也只有具体的艺术人物感知，也只有任读者不同地去感受。

那么，好女人就一定便如传统所规定的么？男人分明也希望着有能够大大方方出现在朋友和社交场合中的女人，男人分明也对只能忙活在厨房家庭的女人产生不满足感，然而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无法接受女强人，很多很多的男人都难以容忍进入社会自由自在自说自话自行其事的女人。细想想，实在不能说热情奔放的女性就不是好女人，不能说有事业成就感的女性就不是好女人，不能说社会地位高于男性的女性就不是好女人，那么很多很多的男人又总是提到女人要有女人味。我想就是在他们眼里，女人味与好女人也不会是等同的，因为充满女人味的以身论价的女人总也不能列入好女人中的。

那么为什么走进了社会的现代女性就似乎离“好女人”远了？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有一个比喻，说女人是水，男人是泥。男性因为要立身社会，社会有竟争，为生存计，自然便显得复杂起来，复杂得形如泥。而少女正是因其单纯纯情而被譬为水，也为复杂的男性所赞赏。一旦女性走进了纷争的社会，又面临着改革的时代，金钱摇晃着异样的光晕，权力闪着眩目的光彩，女性投身竞争，也参与倾轧，自然也复杂起来。《红楼梦》中贾宝玉还说过，就是少女清纯，一旦结了婚，接触了男人，却比男人还要可恶。这是贾宝玉感叹女人被污偏激的话。女性投入了原属男性的社会，为了自立为了冒头为了出名为了成功，确有用着了各种心机，用着了各种手段的。凭着女性天然的一点优势，外在的美色魅力和内在的忍耐掩饰，明明私欲很强，却显着淡然超然，欲进故退，欲擒故纵，哀语狂言，倩笑端庄，都作武器，目标无非名利。如水沾了泥比泥还肮脏。

我无意说现代女性因都参与了复杂的社会而再无好女人，我也无意说女人就不该争女强人而退回单纯状态。社会有好男人，自然也有好女人，不论是男女都可在社会以自身的才智立身，重要的是与人相交保持情的真挚，不论是亲情、爱情和友情。不管是激情如火，不管是柔情似水，情真即美，情真即好。

我的女性观

我写过很多的女性形象小说，那些女性形象属各种类型。最早创作的女性形象，多是具有传统美德的：温柔，忍耐，贞洁，能干，富有自我的牺牲精神。后来我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麻木的，强要面子的，冷漠的，庸俗的等许多不讨人喜欢的女性形象都进入了我的作品。这是真实的生活在我作品中的反映。众多形象的刻画也使我的作品具有了新意和深度。但我的内心里，一直对女性充满着温情。这种温情正是我创作的动力之一。

有时候，我也会想到，自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是不是缘于我对现实女性的失望？是对那种理想化女性幻想的破灭。同时我也会想到，我作为一个男人，所要求的理想女性，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片面。所谓女性的传统美德，温柔是更合乎男人的需要，忍耐是更体现男人的自尊，贞洁是更顾全男人的面子，能干是更能为男人服务，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就更可以解脱男人的重大负担了。传统涵盖了几千年的历史，也有人把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也有人把历史总结为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史，以为女性的解放程度便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确实，在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上，历史的角度是完全偏于男性的。

现在，听到的很有普遍性的口号是妇女解放，在国外，还有激进的女权主义。应该说，在中国，女性的权利在法律上体现得极其充分了。从城市来看，职业妇女特别是知识妇女，地位显得比男人还要优越。走上社会，妇女的一切都得到尊重，做着和男人同样的工作，如果路上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争吵，路人的倾向性自然偏于女人一边。在家中，原来妇女所做的家务，现在男人都无可避免地做着。“妻管炎”的状况也具有了普遍性。

那么女人是不是就感到幸福了呢？客观地看，女性的处境是很容易得到改观的，男人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努力，而女人只要找一个家境好一点的男人，特别是靠姿容找一个富人，也就能享受荣华了。这一点其实现在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古时便有这种说法：娶女要低，嫁女要高。男人娶个家境门第比自己高的女人，无法满足女人的原有需要，再加上气势上就矮了，自然不会幸福。女人嫁个家境门第高于自己的男人，生活一下子就改观了，也就甘心情愿地生儿育女、妇女解放了，要在家庭中有高地位，找个不如自己的男人自然心有不甘。理想是找个和自己差不多的男人，一切靠两人奋斗，地位平等。然而理想只是理想，平等也许有了，也许还会显着高过男人的气势，但真正幸福了吗？州旦女人显得气胜男人，除非男人是个窝囊废，要不那家庭的危机也就潜伏了，总有一天会爆发。如果男人是个窝囊废，文人也只是嫁了个低于自己的男人，根本谈不上是理想平等的。

家庭危机的爆发，无非是婚外恋和离婚。婚外恋的最终结果也多是离婚。自由离婚最早宣传的意义，也是女人解放，能够摆脱不美满的婚姻，说到底也就是能摆脱不如自己的男人。然而仔细来分析，离婚其实是对女性最不利的。要摆脱比女人低的男人的婚姻并不多，原来平等般配的夫妻，生活了许多年，“跌价打折扣”的也就只是女人。原来般配的总是“郎才女貌”，“郎才”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趋增长的，而“女貌”随着年龄增长是趋衰退的。如果女也恃“才”为本的话，男人偏就难找了，许多的女研究生和女强人往往只能独身生活，死灭情感的幸福。就算两个不以才貌相配的一般男女，一旦离了婚，也大多是男的不难找到如原妻的女子，而女的就很难找到如原夫的了。也因为年龄的关系，比如说四十的男人还很有魅力，四十的女人就差上一等了。还有一个贞洁的间题，贞洁似乎是女性的专用名词。有过女人的男人和有过男人的女人是不平等的。可以说贞洁是封建的产物，过分强调它，应该说是对女性的一种禁锢。但它又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眼下的中国，它的意义客观上还没有过时‘其间有民族的传统性‘和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女人的观点大有不同。

这里就说到一个历史的角度了。我想说一句，自解放以来到经济改革之前其间的三十年中，可以说是女性最“幸福”的黄金时代，女性在社会上得到了最大的“解放”，甚至在宜传上“妻管炎”得到了公开的颂扬，而对男人的权利尽可能地进行着嘲讽。随便举个例子：电影《李双双》便是典型。一句流行的话：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同样能做到。特意培养出女飞行员，女炼钢工，而在领导的位子上，特别留着了女性的名额；在家庭婚姻上，几乎形成了带有强制性的稳定。离婚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只要一个人咬紧了嘴，就是彻底的否定票。就是两个人都有离婚愿望，那愿望也为社会而鄙视。婚外恋和流氓是同义词，为世人唾弃，并会带来屈辱性的灾难，可能丢失了个人在社会上的一切地位和名誉。应该说，这一切给女性带来了最大的权利和最充分的保障。对女性来说是古今中外最好的时期。从人类平等的绝对角度来看，这是合乎乌托邦理想原则的。是绝对意义上的“善”。但从相对的角度来分析，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和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相通的。是“一大二公”激进的产物。是平均主义的产物。乌托邦的理想便是消灭差别，也只有在消灭差别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建立。然而相对男性来说，现时社会的女性整体上还属弱著，保护弱者的本身便必然对强者进行抑制。实行平均主义本身也是对强者某种利益的剥夺。从绝对善恶道德角度来看，不平均的利益都是可娜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人民公社等许多社会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做法一样，没有脚踏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上，现实是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几十年很脆弱的资本主义发展，现实是具体生活中的男女差别的不平均性，激进幻想的主义和脱离现实的做法总会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过于超越历史必然性的发展必然会被拉回来重新走完想超越的那一步。并不管那是道德“善”还是理想“美”。于是也就随着社会的经济中心的确立，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种偏于女性的稳定制度和很多的平均主义制度一起被瓦解了。离婚由单方面提出的可能性，对那些丧失了优越性偏偏还充满着优越感的女性是一种灾难。几十年中结了婚就是一辈子的状况，给了女人以保障的同时，也使女性不再注意温柔一面的发展，增添了一种男性化的趋势，形成了家庭中强横争胜的性格角色。一旦这种保障消失，那种性格角色却一时难以改变，离婚的灾难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社会的压力一旦解除，似乎性自由风气一下子活跃起来。年轻的男女之间，特别是年轻男女知识分子中，不合法的偷尝禁果的现象常有发生。我不止一次地听说到大学里男女同床，其他同学挂下帐子和平共处的故事。这种自由看起来是平等，但从客观社会的整体来看男性具有着先天的优势，而先天的优势又决定男性具有较充分的取舍选择。那种对女性的温柔、贞洁、贤惠等传统式的要求在客观的择偶标准中存在了。女性在青春游戏中所丧失的总有一天会后悔。我这里所说的都是社会的整体性。那些发了财的老板屡屡离婚换妻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手拿大哥大，养个小情人”的民谣也已流行。看起来，女性的生活变化可以很大，选择性也高，只要找到个老板，只要找到个海外人士，一下子生活就大有改观。几乎是一步登天。其实这也只是少部分姿色美貌的女性所能，一般的女子也就只能相对地要求高些。就是这些美貌者，其实结果也只是靠着男人生活，很多的是献着短暂的青春。所处的地位只是男性的附庸。为丈夫生活需要而存在的。为男性需要存在的女人，自然不能骄横的，自然是温柔的，自然是体贴的。也自然是不平等的。放眼社会，目前女性已自觉开始承认男性的世界，自觉地为男性服务。暗娟，女按摩等以女色服务的现象已不是少量的存在。这种的服务说到底是女奴对男主情欲的屈辱性的所为。

也许我举个例子显得会让人认为过于偏颇；新兴的经济事业中，公关部成为很重要的一项，公关部的人员几乎都是小姐。“公关，攻关；攻难关，攻男关。”这里面所含有成份是不言而喻的。看起来似乎是女性多了一门行业可以骄傲，但这种骄傲本身却是含有了不平等意义。

我无意夸大女性现存的悲剧处境，我也无意夸大社会的男女不平等性。我更无意为社会改革前的三十年的社会做法叫好。我上面说过，社会的发展有它的必然性，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为地超历史地实行乌托邦的做法终是要失败的，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传统，女性的彻底的解放还须靠社会进一步的发展，眼下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存在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但清楚这一点并非就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肯定这一切。对不平等的现象永远需要有批判的眼光，特别是一全作家，必须有这种眼光。而对于我，一个主要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对这一点始终的清醒，有时常常会怀着无可奈何的悲哀。

与强与弱

这些年，社会上有关强者的话题多起来，特别是“女强人”这个词，已成常用。到底什么是强者？什么是弱者？其实对强弱，各人的标准不一样。有人认为能赚大把大把的钱，可以挥金如土，便是强者；也有人以为只要自己手中有权，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便是强者；也有人觉得敢于拔刀子用枪逞一时痛快的是强者。眼下，个人的自由度大了，谁也难干涉谁，这好与坏、对与错，发展的社会总会去规范它。

我自然也有自己对强者的看法，也知道，强弱本是相对而言的，一时难说清楚。我只想说一点与强与弱的关系，也就是为人处世的态度。

我想大概没人不希望自己是强者，没人希望自己处处被人看不起。当然不乏有声名的人时称自己不行，那是借处弱地行韬晦，目标还是更强的地位；自然也有原没什么本事的人，依仗着什么，摆出一副强横的架式来，总也无法改变骨子里的虚弱。

这两类人毕竟不是多数，但有不少人与强便怯，却是常见。屡有报道，说强人行凶作恶，周围的人都袖手旁观，只求不落到自己头上。有流传的一句话，叫做：“宁可得罪十个好人，不要得罪一个恶人。”那正是怕恶人的强横。怕吃亏，怕报复，求个平安，求个清静，也正是弱者的心理。由此，强愈显强，弱愈显弱。而靠着强者，攀着强者，仰强者之鼻息，也是一种人的生活哲学。每每看当下的电视剧，有与港台相合之处，那种雇员在总经理面前唯唯诺诺、屈尊小心的形象，似乎很正常，似乎是天经地义。更有女人傍大款，以身求得有钱有权者的赏赐庇护，居然也逐渐让人司空见惯。

至于弱者，自然是一种小人物的形象了，往往显得无足轻重。多少人围坐一桌，便是他放大了嗓门说话，似乎也没人听到他的声音。古话“富在高山有远亲，穷在街市无人问”。弱者无力，就是轻慢他一下，欺负他一下，他又能怎么的？

强弱有时是变化的，往往在强者面前一副听话乖巧样，仿佛愿将自己整个献交躯用的弱者，翻转身来在弱者面前，便是一副不屑一顾、颐指气使的强考模样，在生活中演川剧“变脸”，得心应手发乎自然。

说到底，顺强能升能得，逆强获难获罪，利之所在，也就趋强趋势了，而都说生活节奏加快了，与弱者相交，无任何好处，何必费那个神呢？这也是一种客观现状。然而人应靠自身的才智独立于世，趋强欺弱，也许能在社会中获得巧便，但在心理上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在生活中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找喜好围棋，和人下棋往往有这样的状况，遇着了强手，放手一搏，常会获胜，而遇着了弱手，居然也会败局。究其原因也许是下少手生，也许是心理不稳定，也许是基本功不扎实，不一而足。我把棋界这种现象的术语，借用到我对为人处世的看法上来，就是：

与强不弱，与弱不强。

惧怕好运

眼下，常有争“8"字的传闻。电话号码上争“8"字，车牌照上争“8"字。出门住宾馆房间上争“8"字，争得甚至不惜一掷万金，恨不能一串字上都是“8888”字。因为“8"的谐音就是“发”，争的心理自然就是求得“发发发发”的好运。最好自己占尽了“发”的好运。

希望好运，躲避坏运，这大概是人之常情。没有人专门要去迎着坏运的。也没有人碰上好运而退缩的。所以也就迷信上了这“8”的“发”。

要说这是迷信，还有一个被认为更主要的迷信说法，一切都是命定的。那么，一个人的发与不发都在命定之中，又何尝能因一个“8”字而发？

其实，按我说，一切都有个定数，这句话并非完全能划到迷信的范畴。说唯物论，凡事物都有一个规律。这规律也就是一种定数，是不可逆的。专门祈求好运的人常会忘了：一个人的成功的好运与失败的坏运，往往会转化的，这就偏要看一个人的根基。说根基，有时也会被人划入迷信范畴，会引出一个前世善恶的福报问题来。而我说，所谓根基，在外因指天时、地利、人和，在内因则指一个人的水平、气质、修养及种种内在。外因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会改变的，而这种改变往往都和内在的根本有关。有的人就无法承受过多的好运，说浅一点，某个人突然中了彩票就高兴得中风死了，那是他身体的根基无法承受；说略深一点，某个人突然的大发，是他的冒险投机所成，然而这冒险的性格也决定着他终于有一天或破产或坐牢的结果。这也就是他内在的根基所无法承受。我于文坛艺坛，也知晓很多那种一时大红大紫，似乎一切好运都集于一身的，而终将衰败无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非有自身深厚的根基，靠外在种种讨巧可图一时好运，终不得善果。老子曰：福兮祸所伏。这道理不是迷信，是辩证法。

这次《钟山》杂志开城市文学研讨会之际，遇上海一位女作家，会程紧，没有多说什么话。会后，有人传话与我，她带口信，说我头发长了一点。俗话说：贵人只怕重压头。在这之前，正有消息传来，说上海有一个文学奖初评时我的作品入围，似乎把握很大，最后却给换了。我不知她的意思中是不是有点为我惋惜，还是她的一种女性直觉。无论是怎么，我都感谢她一份善意。但这几年中，我一直承受着命运对我的恩踢：评了正高职称，也得了好多的奖，特别是有着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有另外的种种好运。我实在弄不清我到底有多少能承受好运的根基，而面临一点不顺，多少让我感到稳实一些。

当然，人交着好运总是高兴的，遇上坏事总是不愉快的。我说的那些，也只是我自‘己感悟的道理，也许还含着另外一点我说不清的感觉。而这往往使我在遇上坏事的时候，有一种自我的宽解；而这往往使我在遇上好运的时候，心中多少有一点莫名的惧怕般的不安。

我想，这也就好。

闲话上海

我出门开笔会、搞采访的机会多，听到对于上海人形象的议论特别多一旦人的形象上嘴流传，那大多数都带着贬词。所谓：好名不出村，恶名传千里。有关议论，大概上海人也都有所耳闻吧。根本的一点是精明，算筋算骨。

有一次，几个天南地北凑一起的朋友围坐一起时，说上话头，便有一位朋友讨伐起上海人来。想是都看过住宿登记表，没有上海来的人。于是在旁边人的“我也是……”的呼应下，越发说得慷慨激昂起来。总算有一个熟悉我的人不好意思听下去，朝那位朋友带暗示地提醒了一句。那位朋友收不住话头，也就朝我看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你一直在外地生活，无论说话做事，还是气质，根本不像上海人了嘛。

我清楚：不像是上海人，也就是对我最高的赞赏了。当然我逃不了还是个上海人。

其实我祖籍是江苏。父亲是中年去上海，我未成年就插队离开上海到江苏，要是换一个不是上海的出生地，人家会毫无疑义地认定我是江苏人的。

我从小好打牌下棋，到现在打牌下棋总是赢面大些，有时一张牌一着棋下去，就奠定了胜局。朋友便说：到底是上海人。

那一年治理整顿期间，我到挂职的金坛县乡里搞调查，跑了一些乡村企业。那时银根紧缩，产销困难，加上多三角债，不少乡村企业都停了产，或者亏空了。我走了两家与上海联营的企业，却形势不坏，还能保持正常的生产供销。和厂里主事的聊起来，他们说，上海方面算盘打得确实精，联营中利润分成上不会让对方一下子成为暴发户。但怎么算，也都会让对方赚一些。遭遇困难，也会提供资金让对方生存下去。和其他地方联营，就难保没有坑蒙拐骗撤手不管的事发生了。我清楚，联营应该是双方有利可图，我也清楚，乡村企业联营，除了农村劳力低廉土地富余之外，土特产和其它大小公关手段显得活络，自然攻的是对方实权人物。国有单位的实权人物个人得好处，自然国家的财产相应要转移了。有的乡村企业暴发缘于此，已是显明之事。有人称之为：不合法合势。对经济学我不怎么懂。反正这方面的人，吃拿是难免的，但上海人的手不长，说好听的，还是讲一点道德良心的。也许有人把这一点也归于上海人的量小缺乏大气的特征，缩手缩脚不敢一下子发大财。

谈了一点商品生产，再谈一谈商品流通。谁都知道，这些年市场上多见伪劣产品，似乎什么都能作假。我买东西特痢是买中、高档的东西，见着南方“的城市的产品，就“午蔽卡。见着是上海出的产品，多少放了心。”然，那南布竺城市的产品未必都伪劣，上海的产品也未必都没伪劣。对于我来说，我不是大款，耗不起时间买了修，修了换，看重的也就是实用。奇怪的是，上海靠着江苏近，运输也方便，但市面上，却是南方城市的产品居多，明显着价格偏高，商店里就喜欢进货卖。我想其中原因大家都清楚。我也希望上海能够发展得快一点，但还是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暴发往往是基于损害别人的利益之上。我这种心理，是不是还属于上海人的呢。

闲话电话

从插队到县里，经十二年以后再回大城市，有一时很难适应大城市纷杂的生活，同时又有一点孤独感。在小县城里，只要走上街，几乎都能看着熟人的面孔。县里的各个局，局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有朋友。在大城市里，除了单位的同事，常在一起开会的同行，还有见面点头微笑的邻居，便都是陌生人了。大城市中可交谈的朋友散住得远，非得有很大的兴致才串一次门。于是，也就总是蜗居在家中。可谓城市越大，活动的范围也就越小了。

有了电话。有了这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有一段时间，觉得电话实在是太好了。电话把亲戚和朋友连得近了，天南海北，需要联系时只须拿起话筒，说再见也只须放下话简。说得简单，也无须太多的寒暄，在话筒里都不会有许多客气的计较。逢年过节，给友人一个问候，觉得心贴得近近的。

自然也会有觉得麻烦的时候，往往在不想有人打搅的时候，电话铃就响了。深夜里，那铃声特别地刺耳，在睡意朦胧中惊醒，爬起来去接了电话，却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打错了号码；特别是家中有远方客人到来，正谈得快活，谈得有趣，谈得融洽时，一个电话打来，是来谈一件琐屑之事，偏偏又不得不听，偏偏那边又重三倒四说不停的，他见不着你的脸色，并不知你的心情，只顾说着。

也有一段时间，和文友交谈，那位文友说：现在作家写不出好东西，电话有一部分的罪过。电话使催稿方便，为了应付，也就沉不下心来，也就出了许多的匆匆忙忙写就的作品。文友的话多少有点玩笑的意味，当时想还是有道理的。一旦约稿上门，对着话筒，也难推辞，怕拂了编辑朋友的心意。不过细想来文坛的浮躁是实在的，沉不下心来是作家自己的内心，怪电话也只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

年前，电话线路改号，家里的电话号也改了。改完后，一时有意不通知别人，想着让自己静一下，想着让自己再体味一下有过电话再没有电话的滋味。在那些天中，我坐在电脑前，总会下意识地去看在文件架上的电话，随而又立刻想到那儿是不会有声音的。这样，没过多少日子，我就熬不住了，拿起电话便给挚友通话，那回在电话里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

闲话电视

自从1985年当了专业作家，我晚上便不再创作。那时家中买了彩电，白天的时间用在写作和做家务上，晚上便给自己放假。打开电视机，只管看下去，一个台一个台换着，直到每个频道都闪着雪花，才起身去睡觉。有一段时间，妻子称我是“电视节目审查官”。

回想起来，那时的电视节目并不丰富，许多电视剧的水平和现在相比要差得多。我也写过一部两集的电视剧―《贴近死神的人》，由南京电视台导演陈武建执导、在江苏电视台播出的，过了这些年，居然还会有熟人提到。我自己清楚，那实在难与我近年的作品相比了。

就在那一年，我应《花城》杂志社的笔会之邀，去广东一行，到了深圳、珠海特区。那儿经济发展的气息是很浓的，同行的作家也不由地卷了进去，转着市场，谈着沙头角港台货物的贵贱，谈着兑换券比价的高低。到了晚上，还是很有兴致地去看香港电视台转播的外国电影，有配字幕的英语片，也有没经翻译的英语片。尽管旅途劳累，我仍坚持看到深更半夜。

去年我在云南瑞丽的中缅边境，白日里转市场，挑着缅泰木雕，异族服饰。晚上在招待所，电视开着，大家谈的却是戒毒所和缅民女贩。依稀记得电视里是敲鼓摇铃的异族歌舞，分不清云南台还是缅甸台的节目了，今年我又去了黑龙江中俄边境，同样热的是边境贸易。俄国的铜版画、银狐毛皮及不锈钢用具，都是人们兴奋的议题。电视也开着，俄国电视台的画面很清晰，可我们只看了几个俄罗斯风格舞台演唱的画面和几个早年苏联战争影片的画面。两年之间，去西南走东北，接受的都是市场经济、商品贸易的影响，对异国电视所表现的文化，居然没留下任何完整的印象。

确实，这几年看的东西多了，加上商品市场的社会影响，我对电视节目也挑剔了，不再像开初时那么痴情了。除了新闻联播，总是有选择地开电视。另外，现在等电视播出的耐心也少了，总觉得片头上的广告没完没了，也就爽性关了。我能理解广告也是电视文化的特色，是发展商品的必须。但我毕竟有了录像机，只要把录像带放进去，就立刻能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了。

谈“炒”

一度时间，看歌星红，可谓是红天红地，红得透明。特别是通俗歌星，上得场去，欢声雷动，那些少男少女们，喊的叫的，简直是无法自持。那些举动，连同形成那的一切，都为我们这般年龄的人，这般阅历，这般文化结构的人多少有点难以理解。

其实，细想起来，也是能够理解的。那一切都是被“炒”起来的，像妙股票一样，越炒就越热。生生地把演艺界的一类人炒熟了，炒爆了，炒火了。这其间，不能不首推新闻舆论界的效用，把一类人妙出了名，再妙这类人的名，妙他们的生与病，炒他们的爱与恨，连同他们的一两句毫无意义的话，也加上香料炒出来，炒得有滋有昧，妙得又脆又甜，自然使观者情不自禁。说实在的，我对歌曲常常是记曲难记词，记歌难记歌者。而今也深深地记着了不少通俗歌星的名字，包括他们的一些事，却并不清楚他们到底唱的是什么歌。那都因为报纸上老是那些人的名字，那些人的事，又越说越热，越说越有趣，叫人不关心也不由得会关心一下‘不过，再往下想，似乎什么时候也都有被妙的。过去的时代中曾有上山下乡的代表人物，曾有造反革命的代表人物等等等等大家都能想得起来的那一类类人物。也都曾激动过多多少少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做出了许多不计后果的举动，那可是影响一生的。尤其是红卫兵运动，天安门前，红旗如海，传单如雪，多少人物被炒得热而又热，引出多少诸如在肉体上别像章，寒冬腊月穿草鞋徒步长征，以至与父母决裂大义灭亲等等的举动。相比起来，现在围在剧场门口守候，叫两声喊两声，就是当众亲一下吻一下，那举动也多少算是“冷静”的，“文明”的。

再客观地想一想，文学又何曾没有被炒过？“伤痕”文学时，“反思”文学时，有的作品一时轰动，争相传阅，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作者也单凭一篇作品一举成名，也被炒得热热的，几多代表人物也是红天红地，也是崇拜者如云，也是慕名信应接不暇。只是当时没那么多家报纸，炒得没那么放开，要是也像现在这样，说生说病，说爱说恨，说故弄虚玄的一些话，连同家庭吃喝的琐事，皱眉开颜的像片，都炒而又炒，保不准也会处处有欢声雷动，处处有痴情少女包围。

说实在的，那些作品现在回头再去看，还有多少值得重读的？和以前一些曾经热过的“新生”事物一样，都属于一时的时尚，热一阵便无可奈何花落去。转个弯想一想，那时被炒的多多少少和一种运动一种政治气候有联系，而现在被妙的则根子系在商业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发展的必需，还是发展的过程？各人会有各人的说法，历史也自有说法。不过有一点说白了，历数凡能被炒的，除了根子所系的内在作用，那本身所表现的都具有煽情能量，而这种煽情能量往往都只局限于外在。

说到底，社会总还是要炒一点什么，才显得活跃，有生气，令人兴奋，要不也寂寞了些，特别年轻人会感到冷落了些。

但什么时候我们所崇尚的时尚表现，能够深刻一些，成熟一些呢？

再 谈“炒”

曾一度炒得滚烫滚热的港台通俗歌星，一下子脱了火，降下几十度的温来。打开收音机，不大再有软绵绵情调的乐曲了，也听不到主持人热情洋滥地宣布着排行榜了。旧的歌子回了来，不免让人生出一点追忆，同时有一丝冷清感。

当初港台歌星大炒特炒的时候，歌星的情爱，歌星的话语，连同歌星的吃喝穿戴的琐事，皱眉开颜的像片，都炒而又炒。我是很讨厌那种现象的。也曾写文谈到由传媒过热而产生的不正常。许多是人为地鼓噪起来的。正因为是人为的，而能被鼓动的也都是追星的少男少女，所以这热也就散得快，潮也退得急。应该说大凡根基不牢的突然的‘大红大紫”，其结果都是差不多的。

人为的炒热自然是不正常的，但能被炒热也自然有其“正常”之处。称之为美声唱法的洋歌，还不能为大众接受，而民族歌曲，还都是些过去时代的反映，往往带着渗着明显的旧的政治意味，总使人感觉到那是过去了的生活。通俗歌曲和商品时代的密切联系性，便充分地显现出来，可以说是商业文化的重要表现。那种说情道爱，那种浅斟低唱，那种苍茫无奈，那种流逝不定，都表现着商品社会中人们的情绪。在这一方面港台歌曲经历了几十年岁月的变幻，自然有它的长处，它的时代性，港台的歌星也多了许多的实践性。难怪港台的歌往往是雷同的，却总比内地的通俗歌要吸引人些，港台的歌星往往嗓音并不怎么样，却总比内地的歌星要有味些。

再说，数量众多的港台歌中，也有不少确实是好东西。比如说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外婆的彭湖湾》等，还有港台歌中往往很真切地道出了人的感受，也带有一定的人生涵义。已故的作家叶至诚曾对我说过港台歌曲中是有感人的，他念了一首歌的词：孤独地站在这舞台，听着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经过多少挫折，经过多少磨难，我终于得到了你的爱……不光是搞音乐的，搞艺术乃至一切搞事业者唱起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我还听过歌中的这样两句词：因为爱着你的爱，所以苦着你的苦。也说不清这两句很平白的词到底好在哪里，却感有一点人世的苍凉，也有着一点暖意。

我不知是不是那段热炒港台歌形成了一定的审美感受，我不知是不是人对热闹的过去而有的怀旧，现在回头来为以前很火的港台歌的冷落，说几句“公道”话，似乎又显得不合时宜。我不知现在的这种冷落，是不是又带着太多的人为的东西。我想无论什么存在了，都应该让它有自己最恰当的位置。当然少不了社会的引导，应该是不断向上的引导，而过于人为的爆炒和冷落，都适得其反。它终会显现出正常的合理性来。

中年的刚柔

人过四十，虽然还被人称作青年作家，但自己清楚已经进入了中年。人生是单程车，已经开过了一大半的路程了。不知不觉中到了生命之秋，见落叶而心有所感，离青春的岁月已远了，离那带有梦幻般的色彩也远了，许多的生活变得实在，变得具体。对自己的将来也看得很清楚，不合现实的想象也少了。年轻时，见着中年之人，总觉那人生已走过去了的印象，真实贴切地到了面前。自然会有许多的感伤，连感伤的情绪也是实在的。

于是，再不有那许多的迷惑般的追求，再不有那许多的焦躁般的渴望，再不有那许多的自慰般的精神。损去了许多，损而又损，留下的便是实在。少年时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到。而人到中年，也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也就不再有因过高渴求而不得的痛苦。前面的一切都看得清楚了，清清朗朗的一种生命之秋的感觉。常常会想到人生就是这么走下去，好坏也都是一种暂时。无谓的求少了，浮名也看得淡了，连生死也都看得淡了。于是，也就可以不再趋名势而自忍，可以不再畏权势而自屈，可以畅畅快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已经走到这一步，也就不再计较一些东西。不再像青年时期为着一种幻想般的理想人生去牺牲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并不情愿做的事，去写一些自己也感到没有意义的文字。

人到四十，四十不惑。许多的东西淡了，然而，人生中相交的情感却显得可贵了。特别是友情。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是指的知心朋友。清风明月，两杯清茶，与知心朋友对坐畅叙，也就没有烦恼之念，没有功利之思，那自是人生之幸事，自有一种境界。当然，知心朋友并不多得的。而那些一般相交相识的朋友，哪怕是点头之交的朋友，也是可贵的。人的一生，能相交的，其实并不为多，就是相识的人，也是可数的。用一句俗语，都是有缘。十世修得同船渡。有缘者自是不易。这一个缘字，而今感受得深。这缘指爱情，指亲情，也指友情，指一切相交相识之情。如此去想来，也就对所有与自己有缘者，生着了一种情，柔柔之情。那曾有过的大大小小的矛盾，有过的大大小小的不愉快，那或热或冷，或亲或疏的态度，都不再计较。那都在一缘中。如此去想来，对亲者之亲便更感一种亲情之可贵，就是对与自己不合的人，也自有着一种宽解之意。

其实都是缘

棋 缘

我从小就下棋，开始下大概是五岁吧。那时我父亲生高血压长病假在家中，他喜欢下象棋，是搏杀型的。这种棋风我继承了。这和我现在的平和的人生态度是相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拍案而起，过后自审是太冲动了。不知是这种棋风的影响，还是修性禅悟不够。

过继给伯父的大哥和现在与父母同住的二哥也都喜欢下象棋。是那类中等偏上的业余棋手，常参加一些业余比赛。相对说，他们比搞创作的我多一点空闲时间。’

常有文章说“捧”不是好事，我认为这要具体分析，文坛上不乏这样的现象，某个作者原来发的作品并没影响，突然一篇东西被人“捧”了，特别是重要的人“捧，了，于是这个作者以后的作品似乎一下子层次提高了。回头看，他以前的作品并非是埋没，是确实不行。莫非这作者是神助，昨天不行，今天就行了么？可见“捧”的作用太大了。它能一下子激起高扬的自信心。现代科学还无法测出人的这种潜在能量。

我对棋的喜欢，想来开始是被“捧”出来的，“捧”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从小就“捧”我，我家金儿这么点大就会下棋。我家金儿比他阿哥还下得好。每逢会下棋的人来，父亲总这样“捧”我，并让出位置让我下。记得我头一次回祖籍无锡市宜兴县乡村，大约是七八岁吧，就把村上的大人都杀败了。其实我那时的记忆还很少，那记忆主要是父亲以后灌输给我的。

当然，父亲“捧”我还不单纯在棋上。

识字，背数，念“小九九”，上学之前父亲都“捧”过我。所以刚进学校时，我成绩优异，当过一年级的班长。然而，后来父亲历史问题上生出一点变故。虽然我还年幼，但我能从班主任老师那里感受到和“捧”完全相反的态度。于是我的成绩一下子变差，一无出色之处，身体也越发弱起来，常请病假在家。这情况延续到以后，整个上学期间，我的成绩平平。

这情况在一段时间有过变化。搬了几次家，从上海的长宁区搬到了普陀区，新学校的六年级班主任李老师似乎特别照应我这个新学生，偶尔一次我的作品被当做范文，油印出来发给同学。接着又有过几次。这大大的“捧”了我，我想，这可能决定了我以后一生的创作经历。我曾偷偷地把第一篇油印的作文寄给了少年杂志，那也是我的第一次投稿，自然没有发表。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二哥在区里报名参加象棋比赛。他的中学靠区体育馆不远。他回来说了，父亲就鼓动我也去参赛，当时报名除了户口薄还要成绩报告单，负责棋类的体育馆教练看了我的成绩报告单，说都是3分、4分的学生还会下棋？我说，我现在就和你下一盘。他笑起来说：好，好，你还是比赛去下吧。

那一次我得了少儿组的冠军。几乎同时接到了区重点中学陕北中学（现在名为晋元中学）的录取通知。记得拿通知的最后一次返校，做完早操，在操场上我告诉李老师棋赛得冠军的消息，她默默地用手抚抚我的头，她的手和她的身材一样长长的，薄而暖。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学读书，星期天到体育馆学棋，于是得了神经衰弱症，失眠，睡中多梦，依然在下棋。这病一直延续至今。其间，‘有段时间好过，那是擂队农村，田野的阳光和风治愈过我。可见神经衰弱和下棋并无多大联系。我生性内向，外表不好动，内心却热烈，渴望着热情的呼应，又不善表示。在中学便是孤独的懦弱的。这种性格使我与棋有缘，使我与神经衰弱有缘，也使我与文学创作有缘。

病休了一年，再上学读了没到一学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我父亲受到冲击，我下放，挨过饿，受过难，但我却很感谢那段生活，它使我丰富壮实，它给了我以后的一切。

要没有停课，我也不会下围棋。当时所在的居委会主任很喜欢下棋，常到我家和我父亲下棋。热天里，小巷里放一张方凳两把竹椅，对弈入静，穿巷风很凉快的。有时也和我下，象棋他自然不是我的对手。输后推杯叹道：象棋没有围棋有意思。我正懂了一点围棋的死活知识，便说围棋我也会呀。于是，兴冲冲找来棋，急迫迫摆起来。才在一个角上走了十几子，便是全军覆没。他下不了，说，可以让我九子以上。现在我是很明白他当时失望的心情的，好不容易有个对手能对弈，却是能让十数子的豆腐棋，实在没有下头。主任老头是个真围棋迷，应该说是个真正的好棋者，以后每次来我家，居然不想和能称对手的我父亲下象棋，宁可让我摆下九子来，依旧认真地下到收盘数子。开初他曾向我预言，一年退一子，我九年才能赶上他。然而，我半年不到就杀败了他，以后论棋力，我是能让他两三子了，但做师傅的是不愿这样屈尊的，我也是不好开这个口的。

接着到了插队的年月，乡村很少有好棋手，下围棋的根本没有。再则用父亲的话说，下棋不能当饭吃石也就再没认真钻过棋。一去农村便是八年，只有一次恢复棋赛时参加金坛县围棋赛，拿了一个冠军。但知青主要寻的是能当饭吃的手段，那时迷上创作，创作惑人，需要全身心投入，加上我一参加比赛就失眠，神经衰弱的病便来了。我跟主任老头学的便是计算搏杀，精神好时，不惧任何棋手，精神差时，一般棋手也忍不住要指导我几手“常规走法”。于是布往定我把棋当做玩儿。

招工，创作，发表作品，调到省作家协会《雨花》编辑部，又去北京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进修。回到城里，棋下得多了些。文坛上人，视下棋为雅趣，都能来几手。在鲁迅文学院时，三十大几的人离家就读，熬不住课余的无聊，便下拱打发，李叔德、张石山、傅星等人一概让上三四子，施展我搏杀的力量，石山兄总形容为：“砍瓜切菜一般。”

棋迷要数学兄顾小虎，从六子让起，让三子还输时，却提出不让，不屈不挠。有时竟说：发什么作品，能赢你一盘棋，便是最大的乐事。从北京回来，他打谱摆式，出入棋社，每每和我对弈，总说他开头是要赢的，总说我下法不对，是“野路子”。我则答以：兵家无常。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也许正是这位老兄刺激了我多注意了一点棋道，力求立于不败之地。无形中棋力是长了，只是自己并不知道。

前年里回上海，会见老友蔡金龙。他最早与我认识就是那次区少儿象棋赛上，他是第三名。尔后我们又同时学围棋，“文革”中，又一起犯事，是同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分子”。于此一隔多年。分手时，他象棋比我下得好，我围棋比他下得好。他戏称要让我一马，我戏称要让他三子。事发后，他消沉在棋中，象棋和围棋都在区、市比赛中得过名次，棋人美称为“双枪将”。我一直认为他的棋是肯定比我下得好。每每和朋友谈时，以他为自夸。老友相会，酒饭之后，自然摆下一盘棋来。傅星、李其纲等《萌芽》杂志社的好棋者都来观战。先谈到傅星他们天天下棋。金龙兄指着我说，你们天天下，半年能杀败他了。我说，他们天天下也有两年了，依然让三子。实在没料，和金龙兄的第一盘棋竟是我燕了。以后多次是互有胜负。不由使我心疑，他多少是让我的。

当了专业作家。人说白拿工资、奖金，在家创作，何等地快活。我却说是形同退休。虽说没有创作指标，无形中有着一种压力。现在的文坛代有才人出，业余作家写出那些有影响的作品来，专业作家又是怎样呢？难怪一些专业作家几年不发作品，自是不敢轻易出手。久而久之，自信的力量都消退了，笔也生疏了，便成恶性循环。

我也是心中悬着一点，不敢马虎，不敢松懈，自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钻在棋上，却又同样不甘落人后，一局棋后，往往失眠半夜，脑中盲棋把前前后后变化都算了出来。第二日昏昏沉沉，眼花腿软。

功夫在棋外，这就和创作一般。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又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道理都是我有所悟过的。一通百通。世间存乎一理。

不由念起最早的围棋师傅姓朱的主任老头来，他是不管对手棋好棋弄，也不管终盘棋底棋输，只想有人对弈。他是真正的棋手，深深地迷在棋中，又超脱于棋局之上的。

我当然不是一个真正的棋手，然而，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么？

我耶？非我耶？

琴 缘

我小时最早的愿望并非当个棋手，也不是作家，而是一个音乐家。

童年时，我学了好些歌，有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卖报歌”，也有民间小调。“孟姜女过关”能从一月唱到十二月。开初，父亲也“捧”我，客人来时，特别是女客，便让我一段一段、一首一首地唱，我现在想到，那只是对我的智力的赞赏。而我却感觉良好，由此生出幻想来。

略长大一点，父亲兴致好时，还笑听我唱。有心事时，便打我的拦头板：唱的什么海龙王搬家调。父亲身体不好，又缠了一点历史问题在身上，听着我并不优美的歌声，自然会感到不耐烦。然而，我自己的歌声自己是听不清的。依然唱着几眼下，我三岁多的孩子也喜欢唱。对他的智力我和朋友都往往称奇的，但他的歌声除有童稚的趣味，便很难称道。想是他继承了我的粗大嗓门，也是当不了歌唱家的。

那时候，不会有人告诉我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我也是不会懂的。人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极简单的都无法认识。我一味地爱唱，直到播队前还时常一个人靠着窗子高唱，很难想象当时的旧巷居的四邻听我的歌声会是什么感受。

也学乐器，最早学凤凰琴，把琴弦调了，叮叮咚咚的。父亲烦时，依然说是“海龙王搬家调”。当时不会看乐谱，只会把几个熟歌翻来覆去地调。心情舒缓时，自己感觉不错。心情不好时，便觉单调，很想抚琴高歌。嘴里一唱手下就乱了。可见得乐感不行，没有音乐天分的。那时并不明白。

人生有许多的不明白，特别是对自己的才能。常有一些业余作者，创作很是勤奋，可是几年中作品看不出有任何的发展，其实他们转另一条路，也许就成功了。应该说，我算是聪明的，学棋学文都能走通。对音乐是个盲点，但一味地使着劲。总想着勤奋出天才，确实也有不少天才，开始被人说不行的，硬靠努力成功了。成还是不成，对于人来说，阴阳两面，吉凶两卦，占时全由机运，阴阳之变又是无限的，又有谁弄得明白呢？

后来学口琴，和凤凰琴一样，熟悉的歌也能吹出调子来，不懂换气之法，也不懂徐急轻重，往往吹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年临近中学毕业，已传说毕业分配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同时开始招兵。招兵方针是哪里来哪里去，复员回来依然在上海城，那正是唯一不必去农村的一条路。况且当兵在当时的荣翅，胜过上大学当知识分子。我自然也报了名，参加体检时，我的同学好友许桂林伴我去，他现在也是作家。他父亲反右时内定中右，所以他没轮到体检。一路同行，我便吹口琴给他听。体检条件很苛刻的，同班二十来个男生只有五个握到最后照X光。体弱的我竟也是其中之一。没想检查完毕，暗室的微红灯光下，我就见医师在三张表上写了点什么，我排在第二，而她在第二张上写的字特别地多了一点，当时便心寒了。果然最后是两个同学当了兵。男女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眼光去送他们。我怕自己肺有什么病，那时多少希望自己有一点什么病，可以躲过上山下乡的潮头。然而以后几次检查，肺上一点毛病也没有。突然想起来，也许是临时吹口琴肺部扩张的缘故。

想到吹口琴吹掉了一个当兵的机会，心中沮丧得不行。那种牺牲实在是太大了。思想间翻腾千百回，想父亲的历史间题大概也是障碍。又想他的问题或许没入我的档案。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可能的。

两个同学复员回来，都在上海的工厂工作了。那时看他们的命运简直是辉煌的。我若是那样，便没有了农村的八年，便没有了种田、养牛、放鹅的历史，也许就没有了作品中的生活，也许走的便不是创作这条路。命运是直线的，一次性的。无法返回去重新展开来看看结果。当兵也有当兵的生活，也可能有不同的艰苦的经历，谁又能说得定呢，到底吹一路的口琴给我带来的是吉还是凶？抑或是一切早已缘定？

那时毕业分配的六处去向，都是黑龙江、云南等边远地区，父亲为我安排了投亲擂队的路，回宜兴父亲的老家。那里并没有直系亲属，只有叔伯堂兄在。江南山水，江南风光，似乎总伴着悠扬的胡琴声。我开始学二胡，当时住在堂兄家，乡村的冬天特别地冷，旧矮的屋里流动着寒意。搭伙在堂兄家，他家人口多口粮紧，往往只有中午一顿山芋或胡萝卜饭，阴雨天便坐在被窝里，学拉胡琴，伊里伊拉的，想呼应心中的情绪，奇怪的是学了很长时间，依然只能拉出一曲“东方红”来，手背却生出冻疮来，并且溃烂了，用纱布包着依然拉，那情绪是绝望的。

在艰难的乡村生活中，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音乐能力。也许真正了解到音乐是当不了饭吃的。于是隔绝了一切的乐器，也再没那种心情，只是在孤独中，偶尔哼一段从心中流出来的歌，属于自己的歌，很能呼应自己的心绪的。想着记下谱来，写在纸上，便觉不行。有一首带有恋情怅惘的曲，我哼给远道来访的许桂林听过，他说有一种梦幻般的美，他大概是这首曲子的唯一的听众了。

户口在农村的第八年，我参加金坛县文化馆的业余作者会，在会上的一天带一晚，我创作了一首长诗，一篇快板书，还有一首歌，速度为文化馆文艺组的同志赞叹，诗和快板都在油印的金坛文艺上发了。那首歌叫我哼了几句，便丢下了。

之后，我就借调到金坛县文化馆，编金坛文艺，也参与带领业余文艺宣传队，提供演出本。经常是早晚听着鼓笙琴笛，还有那婉婉转转的地方唱腔。有一度还学着拉手风琴。那时我已明白凤凰琴、口琴都是“小儿科”，也明白自己的手风琴拉得局促，依然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一旦明白了，匣不再学什么琴，也不再作什么曲。

偶尔想到，早年的自唱、自学、自谱，都是顺着自己的兴趣去，并不在乎别人的反应。一旦明白了，兴趣也就丧失了。那么，那明白之中究竟含了些什么？丧失之中又含着什么呢？

诗 缘

我最初学习创作的不是小说，是诗，主要是古典诗词。“文革”起时，停课闹革命。我体弱，自不会去社会上闹，连大串连都没离上海一步。下棋之外，和同学许桂林学起诗来石弄到古诗词书，在本子上抄了不少。半懂不懂的，对诗词的语言和整体的感觉是缥缈的使人心颤的。

学诗之初重于形。注意平仄和韵脚。后来对平仄不耐烦了。确实也缺乏古文的底子，弄不来古字的平仄。动手写诗时，索性对押韵也不耐烦了。崇尚毛泽东的话：押大致的韵。便凑拼音的韵母，一首一首大胆地写。

我以为，大胆是创作最基本的因素。记得读初一时，自由作文我写了一篇论述文。其实那时我似乎对什么是论述文也不清楚。教语文课的男教师批了我几句不通的地方，随后说，你记叙文还没写好就想写论述文了，并对我形象的形容词下面都画了一道道红杠。我对作文的自我感觉从六年级当范文的良好状态一下子降到零点。我一直对思辨和理论是感兴趣的，要不，我或许会成个理论家的。

幸好学写诗时，教师不起作用了。我可以大胆地写，大胆地感觉良好。最初的诗现在来看肯定是幼稚得可笑的，似乎还有“毛主席万岁”的字样。倘当时有个教师嘲弄我一番，说你还是先把一个一个字弄弄懂吧，于是我自感一无是处，也就不会再写诗，也就不会走创作的路了。这一点我对毛泽东“打倒权威”的论点是有所赞同的，初学者就应该胆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信念。

当时，对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十分推崇，几乎一本都能背下来。复课闹革命时，我和许桂林同出同进，行走在火车的铁轨上，一人一句联句背着诗词。写古体诗词形式加革命现实内容的诗词，很快地在我们两个主办的墙报周刊上登出来，也有同学作读者，英雄有用武之地，那正是信心的保证。

到了插队，那年我十七岁，十七岁的底弱少年，从繁华的大城市上海一下子落到陌生的乡村，脱离连饭碗都是母亲洗的家一下子去做艰苦的田间劳动，心情可想而知。唯一使我激动的是来信，于是便不断发出信去，通信不断的是同学许桂林，就如恋人一般，有时交叉有两封信在路上。每封信上都有一首诗，诗由人生和心境的改变贴近了文学本身，贴近了艺术本身。那时我特别喜爱李慢的词，细吟着有一种柔柔的、绵绵的、膝胧而哀怨得无法叙说的感觉，如观绿水中摇曳的鱼尾二，那段时间，我和同学许桂林做了好多的诗词，整理出了四个本子。其中有一首长诗，我在五十行诗中，每行都夹了一到两个“秋”字。大概就在作了这首《秋赋》后不久，我被隔离审查了。我乡间独居的一间窄小的家被抄了，那些诗连同保存的信都成了“罪证”。

其实，也就是我和蔡金龙、许桂林，还有我二哥在上海相聚时，议论“文革”的社会，少年意气，又多读了几本书，不免指点江山，挥斥方遭。现在回顾，对当时社会还是看得清的，但不敢说是英雄，多有幼稚的狂气。也许是必然一劫，予以人生的磨练。

从隔离的窑屋出来，有一段时间连上海的家都去不了，诗词自然不敢写了。过了一年，事情好像打了句号。大概在涉足政治的人眼中，写那种小资产阶级情调诗词的毛头小伙子谈什么社会，只是可笑而已。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松动了些，于是下乡来陪我，并设法将我调迁到母籍江苏省金坛县去。

背景一换，压力轻了。忍不住手痒，又要偷偷过一下诗词的瘾。写得很少，不议政，只抒心情，唯有自己是读者。也写点散文诗，已经慢慢从追求绮丽词藻中脱出来。但依然带着深深的痕迹。

二十年风雨，养成的是一片傲心；二十年肄习，得到的是才华空倾。人们往往痛惜没能把握辉煌的青春，而我在青春的岁月中，消沉地唱一曲青春的沫歌。

人们说，未曾逝去时还来得及抓住，而我在心中已筑起了孤黄荒寂的坟，来埋葬下自己黯淡的青春。

这是一首散文诗的结尾。在以前的诗词中，我常用僻字僻词，有的连自己也解不透。

最早在油印《金坛文艺》上发表的是一首诗，那是省电台老作家陈建之下放在金坛县文化馆时发的。诗名我都忘了。他是第一位赏识我文学才能的老师。

那时我还是知青，和小说相比，古体诗词是不能当饭吃的。我写过电影剧本、话剧剧本，住到电影厂文学部改过本子，话剧本在地区获过奖，正式发表的是小说，从此就走上了小说创作的路。‘小说能发表，诗词不能发表，对我来说是现实。于是难得写诗词了，特别是在南京成家立户，生活变得琐碎而实在，人渐渐走进中年，没那么多幻想，没那么多色彩了。有两年去北京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进修，开始校舍在近郊的土城边的一个大院子里。黄昏时，从果树林穿到土城，便有一点心境，也有一些闲时，便作了几首词，录一首在下：《水调歌头》

原北古无春 飞沙竞天游 别来求学千里 心境浊似河 人生复水年华 一任纸上春秋 陋屋独厮守欲行又欲退 盘桓欲何求土城坡 黄昏路 月依旧 此夕此刻 百岁恍惚思悠悠 从此顺性而作 不悟死生迷奥 临风一曲歌无得亦无失 无言道风流

1985年元旦以后，回南京度寒假，写了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首词：《前调·岁末》

雾蒙御道，人去处 隐约梧桐空枝 莫把车住看惯了天地迷茫一色 朝朝暮暮 岁岁月月 黯然共谁知 纸上驻笔 填入无限愁意

梦中依稀旧日 昏沉坎坷 醒来怅若失 少时多少长风歌 而今如幻如寂 唤作危厨 荣辱滋味 都在一勺烩 冬又去也 感春已觉无力

书 缘

都说“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的革命，我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了各种文化。“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十四岁。那时，十四岁的初中生是白天听老师教的课，晚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接受的文化是同一的，好坏只体现在老师批予的分数的高低。

一下子不读书了。破“四旧”把集中在一部分人私藏的书库里的书都抄了出来。每个学校都有几间贴着封条的房子，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书，更多的书流进了有资格戴上红袖套的“无产者”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行了一次“文化的平均主义＂。

那时我家几乎没有书。生病在家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不少故事，都是他听书听来的。他听的只是一鳞半爪，说的也是断断续续。我特别对《封神榜》，《西游记》以及秦、汉、庚、宋、明的历史演义，还有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感兴趣，只是无缘看到那些书。工人家庭的经济连着的是衣食住行，常会亏空借债，没有余钱买小说书。再说，那时也买不到那类的书，学校里的教育也不允许看那类的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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