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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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导读(十三五)试读：
专家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
王国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主任委员
王志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副主任委员
王永炎（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卢国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司长）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存根（山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王 键（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
王省良（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
王振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主任）
方剑乔（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
孔祥骊（河北中医学院院长）
石学敏（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匡海学（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
吕文亮（湖北中医药大学校长）
刘 力（陕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刘振民（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顾问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安冬青（新疆医科大学副校长）
许二平（河南中医药大学校长）
孙忠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
严世芸（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李占永（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总编辑）
李秀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社长）
李金田（甘肃中医药大学校长）
杨 柱（贵阳中医学院院长）
杨关林（辽宁中医药大学校长）
余曙光（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
宋柏林（长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欣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师承继教处处长）
陈可冀（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医大师）
陈立典（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
陈明人（江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武继彪（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
范吉平（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
林超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社长）
周仲瑛（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国医大师）
周景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综合协调处副处长）
胡 刚（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洪 净（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理事长）
秦裕辉（湖南中医药大学校长）
徐安龙（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徐建光（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
唐 农（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彭代银（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
路志正（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国医大师）
熊 磊（云南中医学院院长）
秘书长
王 键（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
卢国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司长）
范吉平（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
办公室主任
周景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综合协调处副处长）
林超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社长）
李秀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社长）
李占永（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总编辑）
编审专家组
组 长
王国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
王志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组 员
卢国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司长）
严世芸（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吴勉华（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王之虹（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
匡海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
王 键（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
刘红宁（江西中医药大学教授）
翟双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胡鸿毅（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余曙光（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周桂桐（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
石 岩（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
黄必胜（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前 言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适应新形势下我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教材办”）、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总结全国中医药行业历版教材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建设的经验，制定了“‘十三五’中医药教材改革工作方案”和“‘十三五’中医药行业本科规划教材建设工作总体方案”，全面组织和规划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鉴于由全国中医药行业主管部门主持编写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目前已出版九版，为体现其系统性和传承性，本套教材在中国中医药教育史上称为第十版。
本套教材规划过程中，教材办认真听取了教育部中医学、中药学等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专家的意见，结合中医药教育教学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管理，在新世纪以来三版优秀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正本清源，突出中医药特色，弘扬中医药优势，优化知识结构，做好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衔接”的建设目标，旨在适应新时期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学手段变革的需要，彰显现代中医药教育理念，在继承中创新，在发展中提高，打造符合中医药教育教学规律的经典教材。
本套教材建设过程中，教材办还聘请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三个专业德高望重的专家组成编审专家组，请他们参与主编确定，列席编写会议和定稿会议，对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参加教材间内容统筹、审读稿件等。
本套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中医经典地位
针对中医药人才成长的规律，正本清源，突出中医思维方式，体现中医药学科的人文特色和“读经典，做临床”的实践特点，突出中医理论在中医药教育教学和实践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与执业中医（药）师资格考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工作对接，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
2.精选编写队伍，汇集权威专家智慧
主编遴选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经过院校推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评审、编审专家组认可后确定，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编委优先吸纳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一线优秀教师，集中了全国范围内各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权威专家，确保了编写队伍的水平，体现了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的整体优势。
3.突出精品意识，完善学科知识体系
结合教学实践环节的反馈意见，精心组织编写队伍进行编写大纲和样稿的讨论，要求每门教材立足专业需求，在保持内容稳定性、先进性、适用性的基础上，根据其在整个中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学生知识结构和课程开设时间，突出本学科的教学重点，努力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基础与临床的关系。
4.尝试形式创新，注重实践技能培养
为提升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配合高等中医药院校数字化教学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医药教学改革，本套教材在传承历版教材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主体框架的基础上，将数字化作为重点建设目标，在中医药行业教育云平台的总体构架下，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广阔的互动空间。
本套教材的建设，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指导与大力支持，凝聚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集体智慧，体现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齐心协力、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代表了全国中医药行业为“十三五”期间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所做的共同努力，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能够对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所有组织者与编写者竭尽心智，精益求精，本套教材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敬请各高等中医药院校广大师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修订和提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6月编写说明
为了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培养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护卫中华民族生命健康、创新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复合型高等中医药专业人才，按照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培养目标，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的组织规划下，来自14所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师共同努力，通力合作，编写本教材。
“国学经典导读”是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专业新开设的一门具有通识教育性质的公选课程。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走近中医学的文化母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品读中华思想文化史上能够代表中华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经典著作的过程中，让学生树立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中华国学经典经过历史洗礼，千古流传，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永恒的生命力，而且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原创思维。向青年学生推荐和解析中华文化史上能够代表中华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元典著作，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进入国学经典世界的门径，使之亲近接受国学经典，领悟把握国学经典，传承弘扬国学经典。同时，通过溯本求源的国学经典教育，全面提升中医药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为其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尤其是理解和把握中医药学精髓奠定思想基础；为其将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医药事业提供理论武装。同时，运用开智修心的国学经典教育可以增强中医药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助其养成健全人格，为其在中医药实践中彰显人文关怀、传播生命文化、引领大众健康、服务社会民生塑造强大内心。《国学经典导读》是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中的一本新兴教材。为了帮助中医药学子认识中医药的文化母体并形成中医药的思维，本教材在编写之初就确立了以下原则：
其一，经典性原则。“国学经典导读”的课程教学目标是要为培养具备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熟悉国学知识的中医药专业人才服务。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进行医学理论和实践学习，学习国学的课时毕竟有限。为了提高教学效率，本教材选择了具有中华元典价值的国学经典进行解说，所选教学内容既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又着眼于培养与提升传统文化素养，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其二，科学性原则。本教材的结构脉络与其他文化类通识课程和中医学专业课程相互补充，构成更为合理、实效的课程体系；同时，教材内容努力反映现代国学教育理念和传播模式的发展。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博而反约”特点，舍弃传统文化读本空泛的理论表述，力避国学教材“求大求全”的胡拼乱凑。在编写体例上，选取十余部国学元典著作中的重要章节进行注释；知识导入细致全面，提供相关国学知识；读解部分简练明了，指引学生由堂入室。
其三，包容性原则。国学体系博大精深。围绕十余部国学元典著作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的解读和阐释层出不穷，给教材的编撰、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课后知识拓展提供了征引和发挥的空间。为此，我们采取兼收并蓄、广征博引的方式，在立足国学元典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参编人员的学术专长和思想智慧，围绕经典篇目进行有思想性、学术性和知识性、趣味性的导读，力图帮助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读懂悟透中华元典的精髓。
教材编写注重国学知识的介绍和经典思想的解析。在帮助学生学习中华国学的同时，重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知识导入”版块，详尽介绍经典著作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全书的主要思想及其艺术特色，特别是推介其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再以精读细讲为手段，选择经典著作的经典原文进行导读、注释。
教材编写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和发展，紧扣元典著作、凸显经典特色。在加强文献导读的基础上，拓展课堂的有限时间，增加“实践讨论”版块，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相互交流的积极性，打造知行合一的学习氛围。倡导学而思、践而行，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相互启迪，以加深对元典的理解。
教材编写充分尊重和借鉴前人治学的成果与方法，结合当代青年学生和广大国学爱好者的学习特征，艺术地处理了思想传达方式和知识传承模式的高度统一。适当略去学术著作的繁琐引证，以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领略精要。在系统全面地介绍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提供“知识链接”和“参考书目”。通过知识链接，扩大学生的阅读面、知识面，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讲课程的核心内容。
本教材的使用对象为全日制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生。全书共分为十四讲。第一讲是绪论，介绍国学、国学分类、国学精神、国学元典等相关知识；从第二讲到第十四讲则分别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华元典文献，包括《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周易》《左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逐一进行导读，力图达到继先哲之遗产、发潜德之幽光之目的。
教材主编提出总体思路、编写框架原则和写作大纲。经过两次编委会讨论，达成共识，形成编写体例，确定编写分工。各讲编者分别执笔，具体为：第一讲由胡真编写，第二讲由薛芳芸编写，第三讲由王珍喜编写，第四讲和第五讲由胡真编写，第六讲由赵荣波、林家虎编写，第七讲由赵鸿君、史双文和张暖编写，第八讲由邢永革编写，第九讲由王珍喜编写，第十讲由冯春、杨莉编写，第十一讲由王丽编写，第十二讲由周祖亮编写，第十三讲由王明强编写，第十四讲由贾成祥编写。主编统一、修改、审定全部内容。湖北中医药大学国学教研室方鹏老师帮助完成部分文字校对工作。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特别表示敬意和谢忱。
本教材是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生《国学经典导读》第一部规划教材，编写内容和编写方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教材中的不足和问题，敬请各位教师和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国学经典导读》编委会2018年春第一讲 绪 论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昌盛、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生存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和追求。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无数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本。一、国学乃中华固有之学术
关于国学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
汉语文献中“国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其后的《汉书》《后汉书》《晋书》中都出现过。只是“国学”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指“国立学校”。
五四运动前后，“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应的词。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国内一些研究经史的学者既希望与新传入中国的西学区别开，又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邓实（1877—1951）等人创办发行宣传中国文化的杂志，并将其命名为《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继则有更多有识之士担心“国粹”被欧风美雨吹掉，于是致力“整理国故”，以便牢牢地保存中华文化。1905年，刘师培（1884—1919）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扶轮社”。此后，无锡、杭州、成都等地也纷纷出现“国学会”或“国学保存会”一类的组织，掀起了一场国学运动。章太炎先生（1869—1936）于1906年喊出“以国粹激动种性”的口号，主持“国学讲习会”，将其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结集出版为《国故论衡》；又于1922年在苏州讲授“国学”，出版《国学概论》。胡适（1891—1962）把研究传统文化叫作“治国学”，并亲自在“治国学”领域进行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显然，那时的学者以“国学”来标示中国传统文化，以与新进西方之学相区别。国学乃中华“固有之学术”。
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般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后期各朝各代的中华思想文化与学术。“国学”乃中华学术之简称。
广义上，国学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体系。中国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书画、音乐、建筑等，都属于国学范畴。狭义上，国学单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及同时期的先秦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些思想文化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如何认识自然、怎样看待社会、如何做事做人、怎样治理国家等，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国学”成为独具中华民族特点且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形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理念和认知方法的总合。“国学”堪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之大成。二、国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
国学包罗万象，内容丰富。据中国现存第一部具有目录学性质的书籍《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代，记载国学内容的书籍被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其中，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等；诸子以诸子百家的著述为主，包括哲学、政论类学说；诗赋及诸子中的小说是文学；兵书收罗军事学著作；数术包含天文、历法、算术等；方技主要是医学和占卜一类的书。
在清代，集中国历代文献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把国学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指古籍中的经典，如《易经》《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史”指史学著作，包括通史和断代史，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子”指中国历史上创立某一个学说或学派的奠基人物的文集，如《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其他涉及天文、算术、农圃、医药、术数、艺术、杂家、类书等皆归入“子部。”“集”可能是历史上某一个时期诸位文人学者的作品总集，如《昭明文选》；或是某一位学者个人的全部文集，如《李太白集》；或是某一位作家的某一类作品集，如《稼轩长短句》等。
清代以后，有学者将国学按内容属性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等三类。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相当于现代的哲学；考据之学为历史研究，相当于现代的史学；辞章之学为诗词散文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相当于现代的文学。三者大体类似于现代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添加讨论政治、经济的社会科学内容，并将其合称为“经世之学”；将探讨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技术奥秘的内容称之为“科技之学”。
国学的归类纷繁复杂，从另一角度说明人们对国学究竟是什么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国学本身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存续价值。三、国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
在17世纪之前，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奠定了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而且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包括天文历法和中国古代算术、中国传统医药等在内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
中华优秀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一）国学的核心主题是“人学”
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本，重视仁爱。
国学最突出的核心优势，是它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及其始终如一以人文视角看待世界和人生，追求道德理想，并把这种理想推广到价值追求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强烈的普世关怀和人文精神。
距今约三千年前，中华文献即已出现“人”一词，还有一系列表示人的身体、人的器官、人的情感、人的行为的文字，说明中华民族对其自身及其各类活动高度重视。在历代文献中，“人”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对人本质的充分认识及其对人主体性的完美揭示、对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皆是国学所表达的核心内容，闪耀着人本精神的光芒。
国学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作为法家先祖的管仲把“以人为本”视为国家的根本。在《管子·霸言》中，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最早的民本思想，其论述相当精辟。《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重视民众的类似说法，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把中国古代重民思想推向高峰的是孟子。孟子率先喊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西汉著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阐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学不仅强调重视民众，而且提倡因人情、合民心。《韩非子·八经》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慎子·逸文》认为，为政须“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孟子·离娄上》总结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是“失其民也”，提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在此基础上，孟子进而提倡制民之产，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这里，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人本思想的升华。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中的人本思想始终和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伦理道德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孔子以“仁”界定“人”，肯定人的核心价值在于“仁爱”，提出“仁者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确立为人应该怀有的“四心”，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人应该具有的仁、义、礼、智之“四德”。《管子》把“礼义廉耻”上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认为如果“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一切都体现出中华国学重视人本、强调伦理道德、追求人文精神的特点。（二）天人关系是国学讨论的根本话题
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中国传统学问一直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要务。这是贯穿国学的另一条主线。所谓“天人之际”，主要关乎自然，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学的重要经典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是法家，都把天人关系视为重要的探究问题和讨论话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深远。
“天人合一”的理论是中华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完美解释。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儒家和道家都提出过“天人合一”的口号。但在实质上，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观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所讲的“天”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天”具有道德属性；道家所讲的“天”基本是指原始的天、自然之天，“天”不具有道德含义。这里讨论的“天”主要是指道家的自然之天。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就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管仲在《管子·版法解》中提出，要“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所谓“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实质就是主张效法天道，顺应自然，遵从规律，不违时令。
儒道两家不约而同地把天、地、人看成是整个宇宙的基本构成。《周易·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四大”说，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至于怎样看待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老子的回答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整个大自然都处于“道”的运筹管辖之下。这里的“自然”就是原始自然的状态。而“道”是统帅其中的最高原则，不受制于任何其他东西。“天人合一”思想在老子这里表现为顺乎“道”，顺乎自然之常，遵循万物之自然规律。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在《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实质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里的“天地”无疑是指自然之天地。自然天地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着。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与自然、与万物的区别都已不复存在了。
“天人合一”就是提倡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周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强调圣人的德性要与天地的功德相契，要与日月的光明相合，要与春夏秋冬的时序相一致，要与鬼神预判的吉凶相符合。万物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护佑。人要成为君子，也必须立德有四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合乎自然，尊重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显然，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具备了与天地共生、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基本观念。
“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有机有序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即对有机整体的宇宙观最简要、最直观的表述。其一，中国人把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生生不已的动态过程。这体现出一种对宇宙本质的尊重和理性的思考。其二，肯定并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并反复提醒告诫人们，不要把自然当作与人类对立的客体对象，从而肆意地索取、掠夺，甚至破坏自然，而应该注重与天地自然的共生、共荣。中国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地、人……三合相通……三者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不可无一也。”又说：“天地乃人之真本……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就是说，天地自然是人生存的根本环境。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共生共存。反之，如果自然环境被人为破坏，人类将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人类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必须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必须保持有机的统一。人类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敬畏、尊重自然，否则，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平衡一旦被打破，人类将不得安宁。人与自然相处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思想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科学、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三）中国先贤推崇的处世之道是“和而不同”“利而不害”
“和”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们的祖先最先思考为人处世的结果。“和而不同”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观点。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孔子是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认为道德修养好的君子能以自己的思想协调各种矛盾，使各方面恰到好处，稳定和谐。君子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与他人、与客体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而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可以求同存异，和谐共存。
“和”被看成是自然界万事万物和平共处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所倡导的“和”并非简单的附和，甚至低俗的迎合。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的“和”，于客观事物而言是多样性的统一，于人而言则是思想观念上的多样性统一。传统文化中的“保合太和”“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故百物不失”“夫敬以和，何事不成”等，都是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多样性统一的价值理念。《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这里所强调的是，上好的音乐应能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上好的制度也应能与天地自然保持相同的节律。只有和谐，才能使万物生长不违背其规律；保持相同的节律，才能使人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各得其所，均保持和谐共处的状态。《易经·乾卦》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自然天道的变化，使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得到稳定的生存环境。人类若能适应、顺应自然天道的变化，就能达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和谐，从而有利于客观万物的生存和发展。
西方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极其重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利而不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老子·第八十一章》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是对《道德经》的最后总结。意思是说，自然界的规律是有利于客观万物而无害于客观万物的，圣人做人的最高法则，也应该是积极努力而不与人争夺各种利益。
老子在《道德经》中盛赞水善利万物的优秀品质。在老子看来，自然界的本质就是利万物而不害，人更应该如此。人的本性应是抱朴守一，不矫揉造作，不为名利所诱惑，更不可以互相残害、相互危害。老子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方式，提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相处原则。这也是中国人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中国人人生的终极圆满，即永远对万事万物有利而无害。圣人仿效天道，天道只有奉献，没有索取，故圣人对任何东西也是舍多于取，取其生活必需而已。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但在内心深处，要把提升和修炼自己、努力效仿并争取成为圣人当成做人的目标。只要是圣人，只要遵循天道，就一定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国学始终倡导人们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要追求“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境界。
作为被世界几十个国家用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中华文献，《道德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思想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与认同。（四）国学发展秘籍是“变易”、“日新”和“居安思危”
国学总结的发展秘籍是“变易”、“日新”和“居安思危”。
在中国人眼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和“动”的过程之中。“天地万物无时而不动，无时而不移。”变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及其典型特征。不仅如此，这种变动还有着极强的规律性。既非随心所欲的滥动，也非肆意妄为的妄动，而是应时而变、应时而动。与之相应，人类的活动也应该与时偕行，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遵循变易之道。否则，人类便无法生存，更得不到发展。
中国人一直把《周易》视为专讲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书。《周易》的作者认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不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里的“道”，无疑是指“易道”，而易道正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总括。易道之屡迁，所反映的正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变动，说明变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其为道也屡迁”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客观世界的变化完全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周易·系辞传》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作者把“阴阳变易”和“穷变通久”看作《周易》的基本原理，认为变易不仅是宇宙间的普遍存在，还是推动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亦形成中华国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即《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
“变易”“日新”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理念，是中华民族发展智慧中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引“汤之盘铭”注释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既然“变易”和“日新”是客观世界之常态，那么，“适变”和“维新”就应该成为人们思想深处的强烈愿望和发展追求。
“日新”就要“与时偕行”。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与时偕行”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存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很早就懂得这样的道理：只有“变易”才能生存，只有“日新”才能发展，只有“与时偕行”才有光明前途。
非但如此，“日新”还要遵循“变易之道”。“变易”也好，“日新”也罢，都要依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考量外部环境条件时机的成熟。正如《周易·彖辞》所言：“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居安思危”是“与时偕行”的另一种表述，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也是国学总结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发展智慧。在中国古人看来，一个忽视“日新”、不懂得“变易”、安于现状、故步自封、缺乏忧患意识的民族，无论当时如何强盛，或者曾经怎样辉煌，最终必然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主动防患于未然，才能把各种危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才能永续安宁与发展。这也正是司马迁呼吁和强调“通古今之变”的意义之所在。
以《周易》为代表的国学经典，包括《五经》《四书》及诸子百家等，皆以常怀忧患意识和倡导正确处理忧乐关系为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久之道。《周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总结人心向背与“人和”在国家生存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上者应“与民同忧乐”。孟子将其延伸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封建士大夫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先忧后乐”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追求。
仅有单纯的“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观念并不够，还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通过个人的道德完善和不懈努力，承载起厚德载物的历史责任。这种“适变”和“日新”的追求早已从个人生存发展的层面上升到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高度。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国学在几千年里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正如宋代的张载所言，真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中华元典精神
“中华元典精神”是当代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在其专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率先提出来的。冯先生将那些凝聚着中国人灵魂、深刻影响着我们民族基本精神、堪称中华文化标志的典籍定义为“中华元典”。
“元典”作为一个整词，系冯先生首创。“典”原指放在架子上的简册。“元”代表万物初始的状态和根本。“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正典、大典、宝典等意蕴。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原创性的思想和精神，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原创性特征，其表述方式也呈现出该民族的质朴性。文化元典陈列着一个民族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与观念形态，是被反复诠释、反复阐扬及多角度挖掘、多方面承袭、多社会尊奉的历史典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化元典因其思想的首创性、辐射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成为一个民族垂范久远的信仰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在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着精神支柱的作用。
冯先生的《中华元典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察，从文化学和文化史学角度，对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一“轴心时代”最能代表和最富于中华民族“元精神”的典籍，如《诗》《书》《易》《春秋》《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中华元典作了详细的文本考辨，进而用诠释学方法，条分缕析中华元典包含的“循天道”“重人伦”“通变异”的基本精神及其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阐扬，又在近代史上产生的深刻作用和深远意义，论述其基本精神的近代转换，如忧患意识向近代社会革命论的转换，“变易”观向近代变革论的转换，原始民主、民主意识向近代民主思想的转换等，考量辨析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价值及中华元典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功能。
正如冯先生所说，中华元典作为两三千年前中华先民行迹和思想的遗存，其创制时代距离我们已相当遥远。但是，他们“除了文物陈列价值，还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其精义如同永远翱翔的不死鸟，越过数千年日月韶光，穿行数万里瀚海关山，并一再突破官方化、教条化导致的僵局，不断注入新的源头活水，吸纳现实生活提供的生命力，始终伴随着我们民族历史的拓展和文化的演进，并构成与西方元典、印度元典鼎足而三的人类原创性精神支柱。直至现代，中华元典精神通过今人的创造性转换，仍然生机盎然地提供指向未来的启示与灵感”。
不仅如此，研读文化元典还是了解一个民族、认识一种文明、理解一个社会所必须把握的纲领。在对某个民族、某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现实的，甚至是未来的研究中，掌握和领悟该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元典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五、国学与中医药学的关系
国学与中医药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学的丰厚土壤中孕育形成并不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中医药学以其自身独特的生命活动，从科学和实践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国学。（一）国学是中医药学的文化母体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中医药治疗方式灵活、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作用独特，为中华民族的祛病疗疾和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国学是中医药学的文化母体。在奠定中医药的核心思维、促进和推动中医药学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变化和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学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国学在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起着“元文化”的奠基作用。道家的“道”思维、“道法自然”理论，儒家的“医易同源”思想、“中和”的观念，墨子的兼爱思想，佛家的护生尊生观念，乃至古代兵家思想等，都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命至贵、生生不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崇和尚中、防患未然等国学思想，不断地影响和促进着中医药学的发展。国学所独有的宽广、深邃、平和、朴实、包容的特点，造就了中医药学本身。（二）中医药学从科学和实践角度丰富了国学
中医药学不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也从科学和实践角度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国学。在中医的核心思维模式中，整体思维、辨证思维、象数思维、中和思维、变易思维等，既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从实践角度提供了哲学智慧的具体检验和广泛运用。例如，《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此基础上，中医药学形成了中和的核心理念。其认识论中的“天人合一”、健康标准的“阴阳和谐”、治疗原则的“执中致和”、药物应用的“补偏救敝”等，无不是中和思维的具体应用和进一步发展。
学习中医，首先要研习国学。不了解中医药学的文化母体，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理解中医思维并形成自己的中医思维，更谈不上自觉运用中医药理论有效解决临床问题。“由道入医”是学习中医药学的必经之路。同时，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学习、掌握后可以帮助人们由堂入室，从中医药学出发，认识并推知国学。所以“以医入道”也是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捷径”。六、研习国学经典，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伴随着中华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国学已悄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宝贵的思想至今还闪耀着光芒。随着世人对国学价值认识的回归，中华传统文化正迎来全新的繁荣。研习国学经典，无疑将有助于树立当代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章太炎先生曾经说过：“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目前，国家正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站稳脚跟、迅速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文化的自信。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研习国学经典，可以知兴替，懂进退，培养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诚意正心的高尚人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崇德弘毅，求真务实。
研习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明得失，吸收前人智慧，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形成持续发展的科学思维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研习国学经典，可以辨善恶，明是非，提高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会感恩，学会宽容，学会谦让，学会慎独，学会自省，学会自律。
中华国学“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虽有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过时，但也有一部分穿越时空，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现实的指导价值，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发展创新。学习和弘扬中华文化，就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国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唯愿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深邃的国学精神历久弥新，惠及当代！祈盼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弦歌不绝，万世流芳！第二讲 《诗经》导读——“不学诗，无以言”【知识导入】《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305首，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这些诗最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特点，但在长期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只留下了歌词。《诗经》内容丰富，覆盖地域广阔，作者来自各个不同阶层。其中有周王朝诸侯、大夫、士人，也有农民、船夫、猎手等普通百姓，还有许多女性作者。《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为民歌，是经过长期流传、不断加工而成的，绝大多数篇目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只有少数在作品中做了标示。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这些标注是否可以断定确切的作者，还需要进一步考辨。《诗经》是如何收集和编辑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采诗说，一是献诗说。“采诗”是古时候的一种制度，周代时还有采诗官，专门负责到各地采集民歌、民谣，然后上报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便查看朝政的正误得失。《汉书·艺文志》记载：“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亦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里所说的行人，指的是天子派出的使者，负责采集各地的歌谣。“献诗说”在《国语·周语》中有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目的也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些诗经过周王朝乐师筛选后整理而成书。《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由于“诗”最初都是入乐歌唱的，所以划分种类的根据主要是乐曲的产生地域和用途。郑樵《通志》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风”即音乐的曲调，“国风”就是周代各地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中最富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十五国风，共160篇。十五国风主要采自民间，根据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可推断出诗的产生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地区，地域相当辽阔。“雅”即“正”的意思，指朝廷正乐，分为《大雅》和《小雅》，总计105篇。其中《大雅》31篇，是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小雅》74篇，大部分是贵族宴享时的乐歌，也有一小部分是民间歌谣。这些诗大多产生于西周、东周的都城地区，即镐京（今陕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阳）。“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产生地在镐京。《鲁颂》4篇，是鲁国贵族祭祀宗庙的乐歌，产生地在今山东曲阜。《商颂》5篇，是宋国贵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颂歌，产生地在今河南商丘。《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真实地展示了周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风民俗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主要有周民族史诗、婚恋诗、农事诗、怨刺诗、战争诗、宴饮诗等。
周民族的史诗集中保存在《大雅》里，如《生民》《大明》《文王》《绵》等篇，详细记述了周民族祖先创业的艰难，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如《生民》是周人记述其始祖后稷从出生到创业的长篇史诗，记录了后稷对农业生产的贡献，描绘了耕种、收获、祭祀等壮美场面。婚恋诗是反映当时人们爱情、婚姻及家庭生活的作品，这类诗主要集中在《国风》里，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许多篇章写得精彩动人。如《关雎》《子矜》《静女》《氓》《柏舟》等。《诗经》首篇《关雎》就是一首情歌，描写了一个青年追求“窈窕淑女”而不得的焦虑和痛苦。《采葛》描写了一位男子对采葛姑娘的爱慕和思恋，“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怨刺诗主要保存在《大雅》《小雅》《国风》中，如《伐檀》《硕鼠》《新台》等，对统治者的本质和嘴脸进行了辛辣犀利的揭露和嘲讽。《硕鼠》把统治者比喻为大老鼠，揭露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和百姓的挣扎与期望。农事诗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等。《丰年》重点描写了人们庆祝农业大丰收、感谢上天恩赐的景象，显示了西周王朝国力的强盛，同时也体现出亿万农夫长年累月的辛劳。《国风》中最典型、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七月》，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先民一年四季的劳动工作，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从耕种收割、采桑纺织、砍柴打猎、凿冰酿酒、筑场盖屋等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战争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写得威武昂扬，振奋人心；其二，反映繁重的徭役和兵役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男子们四处奔波服役，常年不能回家，田地荒芜，家人分离。如《东山》一诗委婉细致地抒写了一位服役归来的征人思家、恋妻、渴望和平生活的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活动，反映了战争不仅破坏农业生产，而且破坏团聚的家庭生活，表现了征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诗经》中有不少宴饮诗，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如《伐木》《常棣》《鹿鸣》《彤弓》《蓼萧》等，赞美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如《鹿鸣》就是天子宴请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推向了极致，而“和”则是宴饮诗所表达的周代文化所遵循的最高精神境界。《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描写了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民间的歌谣，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多样、内容真实深刻，同时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矛盾。
其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比”就是打比方，以此物比彼物，使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兴”就是触物兴词，用朱熹的话来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赋”“比”“兴”三种手法有机结合，共同创造出诗歌的艺术形象，形成了一种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如《诗经》首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采用了起兴的手法，以关雎鸟的鸣叫引出男子对淑女的追求。再如《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用鲜艳的桃花比喻新娘的年轻娇美。
其三，重章叠句、回环往复的结构形式。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一唱三叹中，使诗人的思想情感得到更充分的抒发。
其四，句式上以四言为主，间杂五言、六言、七言等，音韵和谐，语言丰富优美。另外，双声、叠韵、叠字的修辞手法也增加了诗的节律美和感染力。《诗经》创造出了很多千古流传的佳句，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风雨凄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等，这些经典语言至今还被经常运用。《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先秦时期受到普遍关注，其中儒家最为重视，相传《诗经》为孔子所删定。到汉代，传授“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毛诗》出自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鲁、齐、韩三家所传为“今文经”，毛氏所传为“古文经”。因各家依据的本子在文字上存在差异，所以对诗义的解释也有许多不同。前三家先后亡佚，只有《毛诗》流传下来，这就是今本《诗经》。《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也很大。有很多学者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的“笺”。到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成了《毛诗》的集大成之作。至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作《诗集传》，成为后来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作。及至清代，由于校勘、考据、音韵、训诂的发达，解经的著作浩如烟海，学术成就也很高。清代关于《诗经》的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解说突破了经学藩篱，不拘泥于三家之说。如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就很有特色，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主旨，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意义，解说文字词采斐然，是值得一读的佳作。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辑三家遗说，最为完备，是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到了近代，林光义的《诗经通解》、吴闿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繁琐考证，廓清了穿凿附会的旧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讲选文所用底本为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清嘉庆刊本）。《卷耳》【主旨】 抒写怀人情感。【原文】（1）（2）（3）（4）（5）（6）（7）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8）（9）（10）（11）（12）（13）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14）不永懷。（15）（16）（17）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18）（19）（20）（21）（22）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注释】（1）采采：采了又采。《毛传》作采摘解。朱熹《诗集传》云：“非一采也。”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认为是状野草“盛多之貌”，即茂盛繁多之象。（2）卷耳：苍耳，石竹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嫩苗可食，子可入药。（3）盈：满。（4）顷筐：斜口筐子，后高前低。（5）嗟：语助词，或谓叹息声。（6）寘（zhì）：同“置”，搁置。（7）周行（háng）：环绕的道路，特指大道。（8）陟（zhì）：升；登。（9）崔嵬（wéi）：高而不平的土石山。（10）虺隤（huītuí）：疲极而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