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永海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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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通史(第九卷)·平装本试读：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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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为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宋朝是一个腐败无能的王朝，尤其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宋朝一直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在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中，宋军多以失败告终。更为严重的是，北宋末期，宋徽宗、钦宗两代皇帝被女真族所俘，客死异域，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失去了北中国的大片土地，最后为蒙古铁骑所灭。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也应该同时看到另外的一面，即宋代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也非同一般。正如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本节拟从叙述两宋的政治演变入手，重点分析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两宋政治概观
960年，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登基称帝。赵匡胤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后周覆灭。开国皇帝赵匡胤被后人尊为宋太祖。
赵匡胤建立宋朝伊始，就注意局势的稳定。后周的太后、幼主受到优厚的待遇，后周的宰相范质等文臣武将都继续留用，就是为后周殉职的韩通也被追赐为中书令，给予厚葬。由于政策得当，得到了后周在朝文武官员的支持，拥有重兵在外巡边的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也拥戴赵匡胤为帝。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赵匡胤基本上稳定了政权更迭后的局势。自乾德元年（963）起先后平荆湖、灭后蜀、平南汉、收南唐，五代十国的各个割据政权全部被消灭，最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权。
北宋共历9帝，前后168年。这长达160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960-997）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军队调动，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限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997-1100）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北宋户数已逾2246万户。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1100-1127），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宋徽宗、钦宗被俘的当年五月，原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皇族康王赵构，在金军退走之后，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年号建炎（1127-1130），是为宋高宗。南宋新立，当务之急是选贤任能、革新军政、制定积极进取的战略计划。然而，宋高宗昏聩无能，任用佞人，排斥贤相李纲，改积极抗战方针为消极防御。结果导致李纲建国十策难以完全落实，宗泽经营的开封基地前功尽弃，中原抗金义军的活动遭受打击。随后，宋廷采用弃淮守江的战略，放弃两淮，南逃临安。结果造成临安卫军政变，金军亦乘机南下，宋高宗航海逃避，南宋险些亡国。金军穷追宋高宗不获，由江南北撤，被南宋韩世忠部拦截在黄天荡，北撤金军险遭灭顶之灾。此后，金军不敢轻易渡江，南宋朝廷得以立足江南。
南宋在江南的统治稳固之后，实施的几项战略举措是较为成功的：一是加强川陕防御，阻挡金军入川；二是建立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联结淮东的江淮防御体系，以阻止金军进攻；三是实施以荆襄为基地，联络河朔，乘隙而进，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同时，南宋还重视发展军事技术，改革军事制度，加强军队建设，从而使国防力量有所增强，从屡战屡败到胜多败少，战略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化，曾一度出现北进的较好形势。但南宋以妥协求和、偏安自保为基本方针，贯彻以文制武的军事指挥原则，极大地抑制了领兵将帅才能的发挥，妨碍了军事的发展。尤其在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朝廷解除三大将兵权、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缩编军队等错误措施，无疑是自毁长城。结果，南宋在偏安中逐步走向衰弱。
蒙古兴起之后，蒙古、西夏、金三方在北方激战，此时是南宋向外发展的最佳时机。但是，南宋统治者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对北方三国的争战作壁上观，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待西夏灭亡，金朝尽得北方，随即战略转移，南攻宋地，南宋才被迫应战。南宋虽能阻止金军南下，但兵力受损，蒙古势力也进入黄河以北，南宋再也无力北攻。金垂亡之际，南宋尚不知唇亡齿寒，大祸将至，竟作出联蒙灭金的决策，结果寸土未得，软弱性完全暴露，最终走向灭亡。
南宋共历9帝，前后153年。其疆域北以淮水，经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东）二州至秦岭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线与金为界，东南、西南两面疆界与北宋相同。
南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北宋，但行政机构较北宋精简集中，适应于新形势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南宋王朝首先对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三省六部进行了调整：合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为一，以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改门下、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废尚书左、右丞。六部中的各部，只设长官或副长官，主持部务；所属司级机构，除户部以事务繁多未减少外，其他五部通过兼领、合并而大量省并。地方府、州、军、监级和县级机构，基本沿袭北宋制度。南宋中央统御体制前后有所变化。建炎初，以御营司掌兵权，由宰相和执政兼任御营使和御营副使，御营司实际成为统领全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建炎末，恢复北宋枢密院管军旧制，枢密院又成为最高军事机构。南宋还曾在临安设置诸路军事都督和三衙等重要军事机构。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先后设置招讨司、宣抚使司、镇抚使司、制置使司等军事统御机构，对维护地方治安和抗击金军起到一定的作用。
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尽管南宋国土比北宋减少2/5，但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因此，南宋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北宋。由于军事的需要，南宋重视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等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南宋手工业生产的技术、规模方面都超过北宋。
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克临安，宋廷投降。部分大臣南下福建、广东重建小朝廷，祥兴二年（1279），南宋小朝廷败亡。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史学家总结出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具体内容不再赘述。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做法被称做“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淳化、至道以来，持循益谨，虽无复难制之患，而更戍交错，旁午道路。议者以为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这种办法可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南宋初期，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然而却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又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事”，高级官吏则称“判××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制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与其他朝代相比较，宋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有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尚武精神沦落。
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
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世风，有一定意义。二、两宋经济的发展
两宋时期，我国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在历史上有“宋富”的说法。与前朝相比，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等方面，这一时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纸币的发明和使用，在中国经济史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北宋开始，江南经济不断发展，甚至早在北宋中期，江南的经济地位已经超越了北方，当时甚至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但为佛教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前提，而且更重要的是，两宋时期寺院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与社会经济的促进推动密切相关。
两宋时期的赋税、徭役和户籍制，在沿用前代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之外，也迭有创新。
赋税方面，大致沿用唐代的两税法，但改称“二税”，专指地税一项，将徭役单列出来。“二税”特指有田地的民户负担夏、秋两征，亩收一斗为率。宋代的徭役分职役、差役和夫役。职役为乡间小吏，如里正、户长之类；差役是当官差，如运送官物、看守仓库；夫役是通常的力役，如修桥筑路之类。
宋代的户籍制度的特点是划分主郡以及主户与客户。
主户是有资产的民户，负担各种税役；客户是无资产的民户，不负担二税和职役差役。主户按资产多寡、人丁多少划分为五等，第一、二等为上户，第三等为中户，第四、五等为下户。按户等高下承担不同的税役差役，如最重的衙前、正、户长主要由一、二等上户充任。此外，特富者在一、二等之上者为“出九户”，特贫者一无所有为客户。合起来看，则是上户为大小地主、富农，中户为中农和上中农，下户为下中农，客户为赤贫、佃农。直到20世纪中期划分成份仍用这些名词，表明宋代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化和明朗化了。
在农业社会，租佃制度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当代宋史学者一致认为，宋代官田、私田通行租佃方式，随着“田制不主”、“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租佃关系各个方面都较前更成熟了。
第一，客户在民间成为佃客、佃农的代称，在东南地区尤多。
第二，具体方式仍为“承佃”和“合耕”两种方式，前者为定额租制，后者为分成制，并且“合耕”方式类同于庄园，然本质上仍属于租佃关系。
第三，佃农经济定型化。宋代佃农不仅租地，连籽种、牛具等要租赁。通常是租地交五成地租，租牛加一成“牛米”，但仍须租牛，原因在于租牛可多租地，归佃农的绝对数大。
宋代农业发展较唐代更为迅速，其动力之一就是人口压力。版图小了，耕地也小了，但人口却较唐代增多了。这就迫使时人在扩大耕地面积和提供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想办法。
在宋朝，广大农民开垦大量农田，在山地、江畔、海边新创了圩田、山田、沙田。耕作技术也大幅度提高，牛耕进一步推行，佃农租牛充分反映了这一事实。在缺牛的地方推行“踏犁”，用人力踩踏耕地，“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对粪肥的作用也重视了，“用粪如用药也”，有畜肥、绿肥，对家耕技术更重视了。
水利工程的兴修，使数万顷贫地变为肥田，引水灌田和修固海防，既克服了缺水困难，保证长年灌溉，又挡住了风潮袭击，保障了农业的生产。
农作物品种增加。占城稻推广到江淮以及北方，抗旱早熟，产量高，“不择地而生”，适应性强。其他作物的产量也有提高，江南亩产至均三石，高者达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之说自此始。
产量提高后，经济作物更多了，除传统的桑麻外，唐代以来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茶园（园户）增多。东南沿海地区蔗糖生产发展起来，有专门的“粮霜户”。棉花生产也由福建、两广推进至长江流域。
宋朝手工业也很兴盛，造纸业和印刷业已迅速发展，火药被大量用来制造武器，纺织、火器、制瓷、制盐、矿冶等业无论是在原料的采集、生产工艺还是产品种类、数量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在矿冶业方面，管理矿冶的机构也称监，如徐州利国监，有36冶（炉），矿工4000人。安徽繁昌、河北邢台炼铁炉也很大。铜矿有江西信州（上饶），煤矿有河南鹤壁等。在制瓷业方面，北宋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开封）、钧窑（河南禹县）、汝窑（河南临汝）、定窑（河北曲阳）、哥窑（浙江龙泉），生产青瓷、红瓷、白瓷，有工艺品，也有日用品。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造进贡瓷器，书“景德年制”，后发展为景德镇瓷器，一直持续发展到现代。
宋代棉花尚未普及，仍以丝织为主。织绢技术成熟，绢有50种，绫27种，丝织业生产中心仍在北方的河北、山东地区。
宋代印刷和造纸业很发达，以雕版印刷方式刻书，国子监刻印的书称“监本”，民营书坊的称“坊本”，开封、杭州、眉山、福建通阳等是刻书中心，监本多在杭州刻印。造纸技术用竹、藤、麻、楮作原料，可制多种用途的纸张。这一行业的发达也为北宋开始刊刻佛教藏经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支持。
宋朝统一天下后，消除了割据的障碍，为商贸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东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有真珠、匹帛、香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晚间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市场非常热闹繁华；除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集市贸易。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沿海各地的水产，辽夏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江、淮、蜀、闽的名茶，南方的丝织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和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两浙的漆器，赣州的陶瓷器，各地的药材、珠玉、金银器皿等，日本的扇子，大食的香料、珍珠，应有尽有。当时，人民生活必需品盐、茶、酒实行官卖制度。官府向商行办赊卖、便钱务、邸店、质库。到了南宋时期，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稻麦的培育、棉花的种植等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兵器制造、造船业、制瓷业、纺织业、印刷造纸和矿冶也有新的发展，城市集镇、商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
两宋主要货币仍是铜钱，是铸钱种类最多的时代。金银仍然只作为官俸或外交使用，市场上使用很少。纸币的发行，是宋代货币的新创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也使得中国成为最早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期发行的“会子”，是宋朝最早的纸币。此后，宋朝又发行“关子”、“交子”等，金国还发行“交钞”纸币。
北宋初年，在四川地区只准流通铁铸钱，而铁钱的重量比铜钱更重。宋太宗淳化二年（991），赵安易去蜀地，见“市罗一匹，为钱二万”，按照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铁钱重量计算，这二万文铁钱大约重120斤。如此重的铁钱，在商业交往中非常不便，不但当时商人感到不便，就是官员和居民也都感觉不便，这就促使人们想用一种重量较轻、携带方便的货币来代替当时的铁钱、铜钱。北宋真宗年间，在四川成都地方，由16家富商共同发起，共同印制发行了一种“交子”，并开设了“交子铺”。当时，在发行的“交子”上印有木屋、人物图案，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难以伪造。但纸币“交子”发行后就出现了问题，《续资治通鉴》说：起初，发行“交子”，由“富民十六户主之”。当时的“交子”铺就类似今天的银行，它专门为商人保存现钞，并从中收取一定的保管费，“交子”也好像今天银行的支票一样，人们拿着“交子”，既可以到“交子铺”去兑换现钞，也可以拿着现钞，到“交子铺”去兑换“交子”。“交子”由民间发行，弊端日显，诤讼日增，尔后则逐渐由官方发行。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最终设置了“益州交子务”。从这时起，“交子”便成了法定货币，在市场上与铁钱同时流通使用。北宋时期发行的这种“交子”，一直延续使用到南宋。
纸币“小钞”发行、流通时间只有三年。据史籍记载，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朝廷发行一种纸币，名叫“小钞”。朝廷用这种“小钞”来收兑“当十”的铜钱，当时这种“小钞”的面值是“一贯”。这种“小钞”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不长，到了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朝廷命令“小钞”全部作废，前后时间只有三年。“小钞”在市场上流通时间较短，但“小钞”流通使用的地区要比“交子”流通使用的地区广泛得多，因为它是朝廷面向全国发行的纸币，而不像“交子”仅是四川地区发行的纸币。
北宋、南宋时期另外一种纸币是“关子”。古时候，官府性质的文书称做“关”，是通知支付、给领的意思。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关子”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朝廷在婺州屯兵，水路不通，军部运钞不方便，便在婺州发行一种“关子”。这种“关子”和唐朝的“飞钱”一样，是汇票性质，当时可凭“关子”到杭州、越州领现钞。后来，人们把“关子”作籴本，“关子”就变成了纸币。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8），朝廷印给淮西、湖广两总领“关子”80万缗，作三年行使；印给淮东总领“关子”40万缗，作二年行使。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由此可见，北宋、南宋时期，这种纸币性质的“关子”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范围也比较广。
南宋时期发行的纸币有“会子”、“川引”、“淮交”、“湖会”等。南宋高宗赵构后期，京城临安富商印制“便钱会子”在市场上流通。后来，这种“会子”改由官府发行。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官府按照四川“交子”的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由政府发行“会子”。“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种，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所以又称“东南会子”。后来，政府又增印发行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南宋时期在蜀地发行的“交子”，通称为“川引”，分为一贯、五百文两种。通行于两淮地区的纸币，称做“淮交”。南宋孝宗时期，政府印制了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四种“会子”，金额为400万贯，允许在两淮地区流通使用。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政府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720文，期限为三年一界（期）。通行于今湖北地区的纸币，称做“湖会”。南宋孝宗时，政府发行“直便会子”700万贯，允许在湖北地区流通使用，分为五百文、一贯两种。后来，政府又规定扩大流通范围，允许在京西和广南流通使用。
以地区而言，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和四川。这一时期，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两宋时期，江南经济的开拓是这一时期贡献于中国历史的最大成就。
北宋初期，江南地区经济尚处于开拓阶段。迨至北宋后期，大规模兴建水利工程，人口也逐渐由长江三角洲北、西丘陵地向东部低湿地、下三角洲核心带移居。核心地带的开发，使江南稻米的平均亩产量显著提高。当时长江下游一带已普遍开辟圩田。早在北宋前期，大规模的围湖使耕地面积大为扩展，但由于一些官僚豪绅独霸圩田之利，盲目围垦，致使不少湖泊枯竭，失去调蓄功能，又打乱了原来的水系，造成了圩区排灌的矛盾，水旱灾害加剧。北宋在唐五代的既有基础上，更大兴水利，尤以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较前更为发达，如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至熙宁九年（1076）的六年间，兴建了一万多处水利工程，其中大部分都在南方。
北宋时期，民众着力于稻种的改良，使粮食产量大增。以前的稻种属于一年一获的晚熟稻种。11世纪初，早熟稻从占城（今越南东南沿海）大量引进，并传到了太湖、江西和福建等东南地区，使得种植面积大为增加。占城稻的特性是耐旱，它不需要完备的灌溉系统就可以种植在高地上，所以即使在非平原地区也可以大量种植。随着稻获量的增加，稻米也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湖州一带，一年可以两熟，一亩好田可以收获五六石粮食，是宋代重要粮食生产地区。
南宋定都临安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重新合一，江南的地位更为重要。南宋时期，江南水利网大体形成，稻田耕作技术有较大改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路，尤其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精耕细作水平最高，是全国主要粮仓。
宋代国都南迁后，人口集中，商业鼎盛。大城市中批发、零售以及金融等行业已颇为完整，农村集镇之扩张尤为迅速。以临安为例，商业遍布城内，而且有同业成街的“行市”，商人地位提高，出现以工商业同业互助为主的“行”，临安就有400多个行会，显示出工商业阶层的壮大。
南宋的手工业，较重要的有纺织和瓷器。纺织主要有丝织和棉织，前者以江、浙为中心，后者以闽、粤较发达；瓷器不但产量多，而且趋于艺术化。江南地区的市镇最为密集，有各种专业的市镇，如丝织业、棉织业、米粮、制笔等。有些市镇的人口，甚至比县城或府城人口还多，可见江南地区专业市镇的经济活力，远比行政中心要强。江南地区，透过各大城镇的商人活动，在原料与产品的交易上，逐渐与各省交流，因此促成了全国市场的出现。
总体言之，两宋经济的发展盛况空前。这为佛教的大发展，特别是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三、两宋思想文化的发展
宋代思想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宋代文化的发达有多方面的原因与表现。
文化的成就与教育密不可分，宋时教育非常兴盛。宋代的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从国子学到县学，普及面极为广阔。私立学校也很兴盛，如白鹿洞、应天府等著名的四大书院，可同时容纳数千名学生，规模和学术水准都能与官办学校相媲美。印刷术的精良和普及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宋代公私刻书业都很兴盛。拿国子监收藏的书板来说，北宋初不及四千，短短四十多年内就猛增到十余万。当时不仅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士庶之家也有不少藏书。宋代出现的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著，如著名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就是这一形势的体现。
宋代文化事业中尤足称道的是《天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大类书及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编撰，诸书涉及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规模远超前代，给当时及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浓厚的文化氛围无疑给宋代士人以深刻的浸染，他们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同时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宋代私家著述远超前代，还有不少是几十卷甚至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士人的渊博学识，促使宋代学术达到了全面的繁荣。当时的理学、史学、文艺学、考据学都很发达。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两宋時期最重要的思想成就是儒学的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也促进了儒、佛、道三家相互交会的深入发展。
宋代文学艺术也高度发达。由于宋王朝提倡文治，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都各呈异彩，它们与文学彼此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这一时期，佛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有突出的表现。第二节北宋初期的佛教政策
北宋建立之后，佛教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宋太祖于开国时所制定的道教、佛教二门都有助于世教的政策，使得宋代佛教在政治层面未曾出现如唐末五代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动荡。北宋初期诸位皇帝都支持佛教发展，尽管宋真宗个人崇奉道教，但也未曾产生彻底毁弃佛教的念头，佛教在其统治时期，仍然继续其发展甚至繁荣的势头。北宋末期，宋徽宗由于偏于信仰道教，有些敌视佛教，因此而有严厉限制佛教的措施。除徽宗之外，其他各代皇帝都对于佛教持友好态度，有一些皇帝甚至有较为明显的佛教信仰。事实表明，两宋佛教的发展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这也为佛教在宋代的重新繁荣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一、宋太祖的佛教际遇与北宋佛教政策的奠基
北宋初期的两代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对于佛教的态度基本奠定了两宋时期佛教政策的基调。承续五代时期北方佛教的衰败，尤其是周世宗灭佛运动的打击，北宋初年北方佛教所面临的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极度颓势中恢复元气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国之君对待佛教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佛教政策，不仅为北宋初期的佛教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北宋的后继者以及南宋统治者都构成一种难于轻易抛弃的典范。
宋太祖赵匡胤不但是宋朝的开国之君，而且与佛教有着特殊的际遇。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宋太祖在位（960-976）期间，能够反映其与佛教关系的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在登基之前，有襄阳寺僧、长武镇寺僧、洛阳寺僧预言赵匡胤命该称帝。《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关于赵匡胤未仕之前僧人的预言，《佛祖统纪》卷四三综合时人的记载，有这样的归纳：
上未仕时，过泾州长武镇寺，沙门知非凡人，阴使人图上容于寺壁。后以其寺有御容，遂为官所护。及在洛阳，尝过长寿寺，枕殿砥昼寝。僧守严见赤蛇出入上鼻，上寤，严问所向。上曰：“欲往澶州见柴太尉，未有赍。”严曰：“贫道有驴可乘以往。”复赠之钱。及见太尉，奇之，遂留幕府。晋开运间，宋城有异僧，状如豪侠，挟铜弹走草莽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当有帝王由此建号。”
此中的前两则在其他宋代文献中多有叙述，但是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多差别的。最后一则仅仅是僧人的预言，与太祖没有直接的关系。志磐在此则下加注说明：“太祖在周朝为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在唐为宋州，及受禅遂以‘宋’建国。”这几则实例均在赵匡胤开运之始，尽管这些事例并不一定都实有其事，但至少也可说明，太祖这一时期确实与僧人、佛寺有所接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过其帮助。
其二公铜牌记的谶语。志磐《佛祖统纪》引用宋赵普《皇朝龙飞记》所言记载如下：
先是，民间有得《梁志公铜牌记》云：“有一真人起冀州，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保永年。”江南李主名其子曰弘冀，吴越钱王诸子皆连弘字（弘倧、弘俶、弘亿），期应图谶。及上受禅，而宣祖之讳正当之。太祖皇考上弘下殷，追谥宣祖。
宝为南朝中有名的神僧，又作宝、保，世称宝公、公和尚。其言每似谶记，民众遂争就问福祸。齐武帝以其惑众，投之于狱。然日日见此僧游行于市里，若往狱中检视，却见此僧犹在狱中。帝闻之，乃迎入华林园供养，禁其出入。而此僧不为所拘，仍常游访龙光、罽宾、兴皇、净名等诸寺。至梁武帝建国，始解其禁，其每与梁武帝长谈，所言皆经论义。宝和尚的谶语不仅在南北朝末期多有流传，唐五代时期甚至出现了不少伪托其名的谶语，上述就是唐末五代时期流行的相传为宝和尚所言的谶语。显然，在宋太祖登基之前后，他及其部下一定是知晓并且相信这一谶语的。
其三，麻衣僧之谶语。宋代史料屡言太祖在周世宗下令毁灭佛教的当口密访“麻衣僧”，其中以《佛法金汤编》所引宋代僧人祖秀《欧阳外传》（今佚）的说法最为详尽。其文曰：
初，太祖目击周世宗镕范镇州大悲菩萨铜像铸为钱。太祖密访麻衣和尚，问曰：“自古有毁佛天子乎？”麻衣曰：“何必问古事，请以柴官家目击可验。”太祖曰：“主上（世宗）神武聪明，善任人，日夜图治，以混一为心，有唐太宗之风，不知天下何日定矣？”麻衣曰：“甲子至，将大定。”太祖因问：“古天子毁佛法，与大周何如？”麻衣曰：“魏太武毁寺、焚经像、坑沙门，故父子不得其死。周武帝毁佛寺、籍僧归民，未五年遽萦风疹；北伐，年三十六崩于乘舆，国亦寻灭。唐武宗毁天下佛寺，在位六年，年三十二，神器再传，而黄巢群盗并起。”太祖曰：“天下久厌兵，毁佛法非社稷福，奈何？”麻衣曰：“白气已兆，不逾数月，至申辰，当有圣帝大兴。兴则佛法赖之亦兴，传世无穷。请太尉默记之，及即位，屡建佛寺，岁度僧人。”
这里所说的“麻衣和尚”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神秘人物。如其传略所称：“麻衣和尚者，不知何许人也。当五季之际，方服而衣麻，往来泽潞关陕间，妙达易道，发河图之秘。”尽管关于麻衣和尚的真实情况，现今所知不多，但一般以为，赵匡胤密访麻衣和尚之事基本可信。至于其谈话内容，如上文所引：一是赵匡胤密访麻衣和尚是在周世宗下令毁佛时刻，而其谈论也与毁佛事件相关；二是麻衣和尚暗示了后周政权的灭亡以及赵匡胤日后登基为帝之事。严格地说，上述内容在细节方面也许漏洞不少，但世宗毁佛而迅速衰败对于宋太祖即位之后制定佛教政策的殷鉴很是直接。
其四，当时有人将定光佛转世普度众生的传说与朝代的更迭联系起来，鼓吹宋太祖是定光佛转世，以此来争取民心，为赵宋王朝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宋人朱弁在《曲洧旧闻》卷一中说道：
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
定光佛即燃灯佛。佛教经典中说，定光佛即燃灯佛，因其点化释迦菩萨而成佛果，当九十一劫时，将转世普度众生。定光佛的信仰，从南北朝开始流行不绝，不少僧人被目之为定光佛的化身。在北宋初期，宋人以定光佛出世看待宋太祖受禅之缘由，朝廷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传说为其合法性寻求支撑。这当然会对宋代佛教的大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其五，在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之时，赵母正在佛寺避难。如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多奇异，人皆言当极贵，何忧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汉兵皆自退。”这一记载，未言太夫人在寺院的目的以及寺僧的作用，有些宋人的著作对此言之甚详，如朱弁《曲洧旧闻》中说：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有司将搜捕，主僧悉令登阁而固其扃。俄而大搜索，主僧给曰：“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发，见蛛网丝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顷，太祖已践祚矣。
不过，由于宋代的一些著作如王称《东都史略·宣祖昭宪皇后杜氏》以及元代所编的《宋史》中未曾言及这一细节，因此，不少现代学者都认为“杜太后是否确曾避难于僧寺，也大可疑问”。不过，不管这一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杜太后以及太祖之王皇后，与当时的士人以及家眷一样，常常去寺院烧香拜佛，大致是不差的。这一点，也不能不影响到宋太祖立国之后对待佛教的态度。
其六，相国寺奇遇。记载这件事的典籍很多，如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说：
艺祖始受命。久之，阴计：“释氏何神灵，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尝之，不然废其教矣。”日且暮，则微行出，徐入大相国寺。将昏黑，俄至一小院户旁，则望见一髡大醉，吐秽于道左右，方恶骂不可闻。艺祖阴怒，适从旁过，忽不觉为醉髡拦胸腹抱定，曰：“莫发恶心，且夜矣，惧有人害汝，汝宜归内，可亟去。”艺祖心动，默以手加额而礼焉，髡乃舍之去。艺祖得促步还，密召忠谨小珰：“尔行往某所，觇此髡为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状来。”及至，则已不见。小珰独爬取地上遗狼藉，至御前视之，悉御香也。释氏教因不废。
上述记载有两大疑问：一是太祖登基之后是否曾经有过废除佛教的想法？二是微服私访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一是记载此事的宋代文献很多，有些距离宋初很近；二是早在北宋就有人以之来解释太祖恢复佛教的缘由。可见，此事在宋代信其真者很多。
上述事例说明，宋太祖与佛教的渊源关系颇早颇深，在某种程度上说，太祖对于佛教还是颇有信仰的，广泛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读《金刚经》之事。《佛祖统纪》卷四三记载：
上自洛阳回京师，手书《金刚经》，常自读诵。宰相赵普因奏事见之，上曰：“不欲甲胄之士知之，但言常读兵书可也。”
上述个人方面的际遇，自然会增加太祖对佛教的友好态度，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政治的需要，特别是佛教方面对于赵氏禅代的预言以及谶语支持，“正满足了赵宋新政权的当时之需而大受欢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太祖登基不久，就下令停止毁佛，并且采取了许多促进佛教恢复甚至发展的措施。
太祖平定天下之后，便开始实施扶持佛教的政策。他即位数月，便解除了周世宗显德年间（954-959）的废佛令，并普度童行8000人，以此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国归顺的重要措施。建隆元年（960）六月，太祖命令保存于显德二年（955）五月七日世宗诏敕停废的寺院，并停止显德五年（958）七月集中开封销毁铜佛像以供铸钱之用的命令，令于铜像所在地加以奉祀，但亦不许新铸佛像。据范成大《吴船录》卷上的记载，乾德二年（964），太祖便诏沙门王业等300人西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叶经。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游历五天竺，往返18年，偕于阗使者回到京师，太祖在便殿召见，垂问西土风情。乾德四年（966），太祖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西域，“各赐钱三万”。这一做法，被后继者所继承，在宋初的六七十年中，其时西行求经者很多，仅持经还朝者即有138人，而同时期五天竺赍经来华的梵僧也有80余人。
太祖还广建寺院，铸制佛像。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太祖即在扬州造寺，赐额建隆，并为置寺田四顷，以僧道晖主持。乾德二年（964），太祖下诏重修杭州昭庆寺，规制宏伟，费财无数。开宝年（968-975）间，太祖又下令重修同州龙兴寺舍利塔，耗资百万。开宝四年（971），太祖还倾心崇建正定府龙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工役三千，耗费巨万。
宋太祖还坚决惩治污辱佛教的士大夫。河南府进士李霭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诋毁佛教，还以佛经缀为衾绸，结果为僧人所告，河南尹不敢怠慢，表奏其事。乾德四年（966），李霭受到决杖、配流沙门岛的重惩。只是因为毁裂佛经、批评佛教便受到如此严厉的惩治，看来太祖确实对佛教有感情，以致感情用事，以微罪重责敢于毁佛的士大夫。其后诸帝虽然崇奉佛教，但士大夫因攻佛而受罚之事似乎未再出现，这表明政治更加宽松了，而宽松的政治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太祖还十分重视佛教经典的编辑刊行。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令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开雕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的《大藏经》，以《开元录》入藏经为主，陆续收入本土撰著和《贞元录》诸经，称之为《开宝藏》。这一行动影响民间，影响辽金和西夏，刻经之风由此盛行，其文化上的意义远胜于单纯的信仰。
太祖对待佛教也不是一味崇奉，他既有佛教徒的热诚，更有政治家的清醒。他对出家要求严格，一方面要试经得度，另一方面要求严守戒规，对于不法僧徒重加处置，对于寺院及僧人的数额也加以限制，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额度内，这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对佛教本身也是有利的。开宝八年（975），太祖诏令禁止举行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及夜集士女等佛事活动，并指责其“深为亵黩，无益修持”。太祖在建隆元年（960）六月的诏书中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这是肯定和承认周世宗废佛的既成事实。可见，自北宋伊始，最高统治者即对佛教制定了一套既保护又限制的政策。除了个别君主外，两宋王朝基本上循此方针处理政府与佛教的关系。二、宋太宗的佛教信仰及政策
宋太宗赵光义（976-997年在位）是太宗的弟弟。他不但继承了太祖的帝位，而且沿袭了太祖所实行的佛教政策。尽管宋太宗是两宋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宋太祖之死和宋太宗的即位确实为后世留下了“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之类的千古谜案。虽然对这类谜案，学术界目前尚有不同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看法，但有一点诸家的看法则完全一致，即宋太宗获得帝位存在合法性的危机。也许正因为如此，“事佛救福”便成为诠释太宗崇信佛教的最重要的向度之一。从太宗即位之后对待宗教的态度看，他对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确实是缺乏足够自信的。从儒家角度，尽管有“金匮之盟”之母命所蕴涵的“孝”道依据，但太宗仍然有意识地利用道教和佛教为其增加合法性的依据。
关于太宗代禅之内幕的最早最明确记载，见于北宋熙宁年（1058-1077）间成书的释文莹的《湘山野录》“太宗即位”条。根据文莹的说法，太祖在未登帝位之前，曾经与一位不知姓名的道士交游，这位道士“于杳冥间作清征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其后，太祖登位遍访之。后来太祖驾幸西沼，此道士又来拜见。《湘山野录》记载如下：
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太祖引柱斧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莹然如出汤沐。
这一条材料很受后来的史学家的重视，实际上成为后来所概括的“烛影斧声”之说的蓝本，而其中所说的“道士”也成为太宗朝甚至此后的真宗朝重视道教的来由。
关于太祖所信赖的这位道士，文莹并未说出其名，而其后则众说纷纭，南宋的李涛将此事系于张守真的名下。关于张守真之事，《宋朝事实》记载：
国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号黑杀大将军，玉帝之辅。帝命乘龙降世，卫护宋朝。……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晋邸，颇闻灵应，乃遣近侍赍信币、香烛就宫致醮。使者斋戒，焚香告曰：“晋王久钦灵异，敬备俸缗，增修殿宇，仍表乞敕赐宫名。”真君曰：“吾将来运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建千二百座堂殿，俨三界中星辰，自有时日，不可容易而言。但为吾启大王，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犹未可。”使者归以闻，太宗惊异而止。
依据《宋朝事实》的说法，宋“太祖皇帝素闻之，未甚信异，召小黄门长啸于侧，谓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倘谓臣妖言，乞赐案验，戮臣于市，勿以斯言亵渎上圣。’”可见，太祖并不大相信这一说法，于是就有神的表演：
须臾，真君降言曰：“安得使小儿呼啸，以鄙吾言，斯为不可。汝但说与官家，言天上宫阙已成，玉开，晋王有仁心。”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寻召守真作延祚保生坛，醮罢，真君降言于内臣王继恩曰：“吾有言，汝当为吾奏之。”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龙下降卫人君。扫除妖孽犹闲事，纵横整顿立乾坤。国祚已兴长安泰，兆民乐业保天真。八方效贡来稽首，万灵震伏自称臣。亲王祝寿焚香祷，递相虔洁向君亲。吾有捷疾一百万，诸位灵官万垓人。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诛身。赏罚行之既平等，天无纷秽地无尘。爱民治国胜前代，万年基业永长新。”继恩录之以闻，太宗览之，惊异，稽首谢曰：“家国之幸，宗庙之庆，虔荷上圣，赐此格言。”寻遣内供奉官王守节、起居舍人王龟从就终南山下筑宫。”
依据这一记载，在太宗即位的第二日，“真君”下降为太宗即位发布合法性的“神话”。这一君权神授的演示，自然当即博得太宗的欢心，不但道士张守真获得封赏，而且负责传达的宦官王继恩也由此受到太宗的格外宠信。将这一记载与释文莹所说的那位道士之事相比较，发生的事件似乎较为接近，但内容不同，因而可能不只一位道士看好晋王即位的事情，因而不惜以宗教语言的方式为太宗登基制造舆论。这些自然投合了太宗的心意，他在即位后随即封此神为“翊圣将军”，在终南山修建上清太平宫，命张守真主持其事，凡遇军国大事，都派人前往祭祷。根据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钦若编写的《翊圣保德真君传》记载，太宗朝“真君”多次降世显灵，发布上天对于太宗登基的赞誉之辞。道教由此也逐渐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上文所引文莹所说的“烛光斧影”，尽管被后来者解读为“谋杀”之暗示，但很难否认文莹的真实意图是为说明太宗即位确实是太祖禅让的结果。严格地说，从目前的证据看，我们不能否认太宗有合法即位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即位方式确实也有让人生疑之处。从太宗对于佛、道两教为此制造的舆论的重视程度来看，太宗确实心中不大踏实，在其执政的年代中，封赏道士、奖掖道教的发展，即是其中的一方面表现。而以佛教所说的“转轮王”自居，内心则更多地欲祈求佛教的佑助，则是太宗更加热心去做的事情。他在《新译三藏圣教序》中说：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辩，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包括万象，譬誉无垠。
他甚至利用余暇撰著《秘藏诠》诠解佛语且颁赐给佛寺，“规定寺僧善加保存研读。以其个人对佛法之理解，指导丛林，教僧侣们阅皇帝解释佛义之作，以‘免滞面生进此道’，这岂不是有意自我膨胀，睥睨儒臣，藐视僧侣，而俨然以皇帝兼教主之姿态，宣示其超凡入圣，睿智无穷的其体表现？”尤其是，宋太宗曾经对近臣表示：“朕囊世尝亲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于此了了见之耳。”在一些场合，太宗明显地以“转轮王”自居，颇想显示出以佛教治国的面貌。“西域僧侣不断朝宋，对太宗的转轮王之至尊形象，最具有肯定作用”。譬如太平兴国七年（982），成都沙门光远游西域还，曾谒阙进西天竺王子所上表，经施护翻译，有如下之语：
伏闻支那国有大天子，至圣至神，富贵自在。自惭福薄，无南朝谒。远蒙皇恩赐金刚座释迦如来袈裟一领，即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一切有情，度诸沉溺。谨以释迦舍利，附沙门光远以进。
通过派遣僧人西行求法发展与西域诸国的交往，颇能满足他心中以“转轮王”降世的幻觉。
不管“转轮王”或者“尝亲佛座”是太宗的幻觉也罢，还是有意欺骗也罢，太宗总是希望能够使得民众相信确实如此。太宗朝重兴舍利崇拜大概也是他这一谋略的表现之一。自古相传，四明山（在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藏有释迦牟尼佛舍利。后梁贞明二年（916），吴越国王钱缪派人虔迎释迦舍利到杭州罗汉寺供奉。太宗在灭掉吴越国之后，于太平兴国三年（978）派供奉官赵镕前往吴越迎取佛舍利。吴越王钱俶即令官吏僧众，将装有佛舍利的小型佛塔送纳北宋国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宋太宗最初将其供奉在紫金城内的滋福殿中。为了收藏供奉从吴越领地杭州迎取的佛舍利，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开始筹建木塔。筹建的木塔决定建于开宝寺的福胜院内，负责设计和监造的是当时著名的木工喻浩（一作预浩、喻皓）。喻浩督造的灵感木塔，八角十三层（一说十一层），高三百六十尺，上安千佛万菩萨，塔下作天宫，奉安阿育王佛舍利小塔。历时八年，此塔终于于端拱二年（989）竣工落成。此塔极其伟丽，在京师诸塔中最高，且做工极精。“巨丽精巧，近代所无也”。
太宗朝修建开宝寺灵感塔所付出的时间及金钱更为可观，内廷供应的费用以亿万计。开宝寺塔建成之日，赐名福胜塔院，太宗肩舆微行，亲自手奉舍利塔，安放于灵感塔下之“天宫”。当时开封士庶闻讯围观，据说见“白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时天地。土庶焚香献供者盈路，内侍数十人求出家扫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宗诏直学士院朱昂撰塔铭，并且特意嘱咐他说：“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为本国佛金刚座立碑（即菩提树下金刚土台也），学士苏易简为之，指佛为夷人。朕恶其不逊，遂别命制之。卿宜体此意。”可见，太宗对于安奉舍利相当看重，不想让不大奉佛的儒臣扫自己的兴。果然，塔建成之后，成为赵宋王朝受佛护佑的一种象征，即便是不大信佛的宋真宗对其也不敢忽视。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有金光出相轮（即塔顶铜宝珠放光），车驾临幸，舍利乃见，因赐名灵感塔”。后来仁宗也崇奉不已。
正如上文所引太宗告诫朱昂所说的，太宗对佛教是有一定的信仰之心的，赵普赞其“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圣智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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