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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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试读：
卷首语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独家采访时，回顾自己的一生，不胜感慨地说：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
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第一章 陈伯达的晚年
1989年9月20日中午，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突发心肌梗塞，头一歪，碰到墙上，从此撒手西去。作者作为陈伯达晚年唯一采访者，为您揭开陈伯达神秘的晚年生活内幕……陈伯达之死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
翌日，气温剧降。正出差在京的我，一身夏装，耐不住飕飕秋风，踏着水湿的柏油马路，赶紧去买了件薄毛衣御寒。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朝阳区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小张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房间的门，那里住着公安人员老萧。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
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是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的。陈伯达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他的母亲余文菲住在那里，每隔一两个月，他总要去看望、照料一下母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1989年9月13日，叶永烈最后一次采访陈伯达时为他拍照。七天后，陈伯达去世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检查有冠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即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子女商议后事处理。子女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人，都是闻讯而来的，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那里挂着他的遗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其中一张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去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
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叫陈建相，所以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其中，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但是送了花圈，表示自己的怀念之意。
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们。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日，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其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在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这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是殡仪馆这边较大的一间，同样大的还有室号并不相连的几间，但这些均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
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从北京来到福建惠安县岭头村老家，安放在陈伯达出生的老屋里。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
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了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1989年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
那天天气炎热，我穿着短袖衬衫，走上6楼已经出汗了。轻轻叩门，有人从门上的内窥镜里看了看我，迅即开了门。那是他的儿媳，认得我。她和丈夫（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起，照料着陈伯达的晚年生活。
进屋之后，我发觉所有的窗都紧闭着，很闷。可是，陈伯达内穿长袖衬衫、卫生裤，外穿藏青哔叽中山装、蓝长裤，草绿色袜子，圆口黑布鞋，甚至还戴一顶藏青哔叽帽。他跟我，仿佛差了一个季节！
我在他的书房里坐定。那里放着一对沙发，铺着墨绿色的地毯，宽大的书桌上堆满了翻开的书。这里通常是他会客的地方。对于他的家，我是熟悉的。有一次谈到夜深误了公共汽车末班车，我就住在他家。不过，这一回我发觉，书桌上放着砚台、一大把毛笔、一大堆宣纸。
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你在练书法？”我问他。“嗯，锻炼锻炼身体。”他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答道。说着，眉毛一扬。眉梢的一根眉毛，足有五厘米长，弯弯地垂了下来。
当时，他完全正常，毫无病态——正因为这样，他在一个星期后突然去世，使我颇为吃惊。
如果说病，他倒是有一种老年人的通病，即健忘症。不过，只是对近事健忘，而对年轻时的经历记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连常来给他看病的医生也不认得。“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问他。“哦，上海的叶永烈。”他倒认出我来了，说道，“我的那篇小说《寒天》，是你帮我找到的！”
他提及的小说《寒天》，是他21岁时写的，发表于1925年第1卷第9期《现代评论》，是他一生中写的唯一的小说。他曾托我寻找，我在上海帮他查到了。大抵因为午睡刚刚醒来，他的情绪很好。我请他回首往事，他一桩一桩地谈着，记得十分清晰。
他说自己的母亲是福建崇武县獭窟人（怕我听不清楚地名，特地写下“獭窟”两字）。他说：“小时候，我按我们当地的习惯，对母亲叫娘，对祖母叫阿妈。”
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他记得，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是从崇武下海的。
他说他年轻时喜欢写诗，曾写过一首长诗寄给郭沫若，郭沫若帮他作了修改。可惜那首长诗未发表，原稿已无从寻觅。
他向我讲述了1927年4月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他回忆起自己的初恋，跟诸有仁的认识过程，赴苏留学的经过。
他谈了从苏联回国后，怎样在天津被捕。
他谈及怎样和黄敬一起前往延安，他跟江青第一次见面的经过，毛泽东怎样帮助他修改《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
他谈到了田家英、孙维世，谈到了张贞、李大章、王若飞、张申府……
谈兴正浓，忽然听见一阵叩门声。他的儿媳领着三位客人进来。
为首的一位干部模样，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身材壮实，50多岁，他手里提着两盒北京“稻香村”月饼。
他的后面是一位穿连衫裙的青年妇女，秘书模样，手提一袋苹果。
最后一位是轿车司机，手提一只塑料桶，几条活鱼正在桶里甩着尾巴。“陈老，明天是中秋节，给您送月饼！”领头的那一位，用一口道地的北京话说道。“为什么给我送月饼？你是哪里的？是医院里的？”陈伯达觉得奇怪。
陈伯达的奇怪，引起来访者的奇怪。“陈老，我们来过好多回，您怎么不记得啦？”那位女的说道，“每个月，是我给您送工资。他是你的领导，也跟您见过好多回。”“见过八九回了！”原来，来访者是陈伯达当时所在单位的主任，姓徐。
徐主任对陈伯达说：“去年10月，您刑满时，分配在我们单位里。当时，我还在您刑满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您不记得了吗？”“真该死，真该死，我把‘顶头上司’都忘了。”陈伯达一说，大家都笑了。笑罢，陈伯达正色道：“我上了年纪，记性不好，请你们多多原谅。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你们为什么还给我这样的人送月饼？”“您已经刑满，而且已经分配到我们单位里，我们就有责任关心您、帮助您。”徐主任说道。“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给我送月饼！”陈伯达的眼眶润湿了，话音显得激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这月饼是软的，适合老人吃。还有鱼、苹果，祝您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太谢谢了，我实在心中有愧！”
言谈之中，陈伯达完全正常。他说：“我过去归公安局管。他们常来，所以我认得他们。自从归你们管以后，你们一两个月来一回，加上我记性又差，连自己的领导都不认得了，太对不起了。”“最近身体好吗？”徐主任问。“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陈伯达一边说着，一边大笑。“最近在家里忙些什么？”徐主任又问。“我在研究《本草纲目》《易经》，也常看《诗经》。”陈伯达说，“我小时候念私塾，读四书五经。不过，老师教不了《易经》，就没有教。所以，现在我看《易经》。另外，还练练字。”
他朝书桌指了指。我走过去，把桌上的条幅拿出来，给大家观看。他写的，大都是《诗经》《论语》上的句子。
他的字，写得端端正正。我忽然发觉一个奇怪的“规律”，说道：“你每一次写字，总是把第一个字写得很大，然后越写越小！”
他哈哈笑了，说道：“我上了年纪。写第一个字时，精力充足，所以写得大。写到后来，没有力气了，所以越写越小。‘虎头蛇尾’！”
他写的条幅，差不多都署“仲晦”两字。我问“仲晦”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这‘仲晦’不算正式笔名，是我写字时用的。从50年代起，我给别人题字，落款总写‘仲晦’，‘仲’与‘伯’相对，‘晦’与‘达’相对。”
他说着，从书橱里拿出刻着“仲晦”两字的方章。那是在“文革”前，一位友人刻好送他的。“陈老，您给我们单位也留点墨宝吧！”徐主任说。“墨宝？我的字很蹩脚，算不上‘墨宝’。”陈伯达答道，“如果要写的话，我就用《诗经》中的一句话，表示我的心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一想到我在‘文革’中犯下的大罪，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沉重，就会‘战战兢兢’。”
说到这里，陈伯达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
当客人们告辞时，他站了起来，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稍稍弯着腰，为客人们送行。
徐主任说：“过些日子，再来看你！”
陈伯达送走客人，回过头来，又在沙发上坐下，继续跟我谈他的历史。我的录音机不断录下他的谈话。
我知道他是很不喜欢拍照的人。这一回，我拿出照相机给他拍照，他没有拒绝。这样，我很顺利地给他拍了十来张彩照。
他不分寒暑，总爱戴着帽子。上一回我给他拍照，他也一直戴着帽子。我曾请他摘下帽子，他不肯，并且说他过去拍照，都戴着帽子。这一回，我再三请他拿下帽子，他答应了。其实，他并非秃子，只是平常怕感冒，热天也戴帽子。保外就医的陈伯达，看报纸和写文章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他居然戴好老花眼镜，拿起茶几上的《人民日报》，摆好姿势，让我拍照。我赶紧抓住机会拍照。
我请他题诗送我。他用《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这句诗，十分恰当、确切地表达了他悔过自新的心态。
不过，他没有盖章——尽管刚才他出示过“仲晦”方章。后来我才知道，陈伯达的习惯是当场题字之后是不盖章的，只有当你把他的题字裱好，他才盖章。在他看来，你裱好他的字，这表明你是非常尊重他的题字，所以他才盖章。可惜，当我把他的题字请人裱好之后，他已经过世，无法给我盖章了。
一直谈到暮色降临高楼，我向他告辞。
临行，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办。他说，他在1937年3月，曾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过文集《真理的追求》。他已经没有这本书了，如能在上海查到此书，请把书中的《论谭嗣同》一文复印送他——因为他手头虽有1934年2月由上海人文印务社出版的《论谭嗣同》单行本，但是印错之处太多，何况此文收入文集时，他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我答应回上海之后查找《真理的追求》一书，尽快把复印件寄给他。
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漫长的一生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1989年9月13日陈伯达（仲晦）为叶永烈写的这幅字成为陈伯达一生的绝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词”。
当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服刑18年终于期满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气氛，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
五年来，我在采写长卷《“四人帮”兴亡》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另一位“文革”要人——陈伯达——收集、整理了许多有关陈伯达的资料，准备写作陈伯达长篇传记。可是，我一直没有着手写《陈伯达传》，因为我从公安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那个单位的领导人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久经沧桑的历史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审判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总编辑。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文版第2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陈伯达Chen Bo da（CHEN PO-T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叶永烈采访刑满释放后的陈伯达（右）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
且把时间倒拨回到1970年8月。
当时，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来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巅峰，跌入了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并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他闷闷地步入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的住所。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请人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3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3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
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
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政治秘书，希望向毛主席倾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是“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后，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引者注：应为曹轶欧，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周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到郊外散步，为的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遇见外国人”怕什么？何况又是晚上，又是郊外，会“遇见外国人”？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第四把交椅”上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他的手稿中，继续写道：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引者注：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
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引者注：此处“自己”指“自己人”的意思）。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正因为这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一天，不少一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
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陈伯达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在秦城监狱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
过着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这般，陈伯达度过了漫长的10个月又25天。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陈伯达吃了安眠药，正在梦乡漫游。凌晨1点55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由中国境内越过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没多久，这架飞机的踪迹从中国空军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飞机上坐着谁？中国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他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那架飞机越过边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来通过长途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紧急情况，并发布命令：“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报告。
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凌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十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音是陌生的。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当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分说，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一个夹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在茫茫夜幕中开了很久，陈伯达不知道他将被押往哪里，两个军人依然左右挟持着他，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虽然陈伯达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在回忆手稿中写道：
当逮捕送到监狱时，我在狱门口不愿进去，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
这“好事”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这“好事”他知，毛泽东知。
这“好事”是怎么一回事？这将在本书第五章详细述及。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的……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引者注：即把陈伯达所说“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这句话向毛泽东汇报），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睡床了（引者注：据陈伯达告诉笔者，那是一幢小楼的三楼。陈伯达可以在三楼自由走动，可以看书读报）。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来说，在30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的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陈伯达对于毛泽东主席迄今仍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尽管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狠狠地抨击了陈伯达的关于天才的观点，而他至今仍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监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
1978年，他因病送入公安部属下的北京复兴医院诊疗。他所住的是单间病房，约十平方米。屋里一张床，一个马桶，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小水斗。公安人员看守着那一扇小门。窗上装着毛玻璃，窗外装着铁栏杆。小门的插销不是装在门里，而是装在门外——他无法闩门，而看守却可以把他闩在屋内。
1979年，他的病房里多了一块地毯。
在1979年12月，在石家庄工作的他的儿子陈晓农获准前来探监。这是他和儿子陈晓农九年多以来第一次见面。见面使陈伯达兴奋不已，也使陈晓农感触万分。在此之前，陈晓农不仅不知父亲在哪里，甚至连父亲是否尚在人世都不清楚。
此后，在1980年5月初，陈晓农再度获准从石家庄前往北京探望父亲陈伯达。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十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在十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九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的，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他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在接受审判之前，陈伯达曾给预审员写下这样一张条子：
我日夕想沾点党的弥天盖地的雨露，尽自己一切可能，洗去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罪恶……
顺附近年写的小诗一首：
人苦不如知，
行年七十五，
始知七十四年之非。
然无产阶级不负苦心人，
宜勉力。（注：肖思科：《超级审判》下部，第629页，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
陈伯达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他已经很久没有诗兴了，面对严峻的审判，居然写下这样的诗句。
陈伯达在秦城监狱关押了多年，只习惯于接受专案组的审问。如今要面对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过程。
起初，在1980年1月10日，陈伯达在狱中找工作人员谈话，作了这样的表态：“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然而，后来他对起诉书中诸多细节上又进行辩解，说道：“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运动开始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可以体谅，现在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办法。”陈伯达被押上历史审判台
他的脑子中，还怀念“老办法”：“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随着开庭日期的临近，监管人员征求陈伯达的意见：要不要请律师？陈伯达说：“我一急，就说不出话来，要个律师吧。”
陈伯达要请律师，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一口福建话，在法庭上别人很难听懂。
陈伯达写了这样一张条子：
我要律师，为我辩护。陈伯达1980年11月11日
翌日，陈伯达又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我在这个关键时刻，谨向尊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恳切的请求，请求委员会派一个或两个同志同我谈一次或两次话，让我陈情。我知道这个请求是狂妄的，请予宽恕！谨不胜待命之至。（注：肖思科：《超级审判》下部，第633页，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
陈伯达还托人传话：“我希望陈云、邓小平、彭真考虑给我一条出路。对我的案子，大的方面讲是宽，可实际上就是关死。我活不到85岁了。我承认我有罪，但也要考虑当时前前后后的情况。搞了一辈子革命，落了三条罪，现在打倒了，报上什么罪名都给我加，有些我实在不知道……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来，研究点经济史、历史，在死之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无害的工作，搞出一点小名堂。”
在开庭前，陈伯达的心情更为错综复杂。他说：“这个法庭我看有点害怕，照那么多相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从整个案子看，可以判处死刑，但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如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的……”
尽管陈伯达心乱如麻，他还是被押上了特别法庭。他和另九名主犯一起，站在那里，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起诉书在提及陈伯达时，是这么说的：
被告人陈伯达，男，76岁，福建省惠安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押。
1980年11月23日，陈伯达写下了《读起诉书》，表明他作为被告对起诉书的态度：
读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心情激愤……起诉书对于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两个反革命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别对于林彪谋害毛主席事实的揭露，令人惊心动魄，普天同愤。
起诉书中还列举有的许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监狱以前发生的，也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过去虽然入党时间不短，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问题，起诉书本着伟大党中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起诉，同时，各方面的同志也没有对我深究。党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动不能自已。特别监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
余息尚存，一心想报答伟大的党，报答伟大的全国人民，报答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平心而论，在十名主犯之中，陈伯达的认罪态度算是比较好的。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书之后，曾于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他是十名被告中接受庭审次数最少的一个：江青五次，张春桥三次，姚文元三次，王洪文三次，黄永胜五次，吴法宪四次，李作鹏四次，邱会作五次，江腾蛟四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辩护。
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引者注：陈伯达的另一位辩护律师为傅志仁）。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六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至此，主持法庭辩论的审判长曾汉周宣告：“现在宣布辩论终结。陈伯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陈伯达陈述毕，审判长对他说道：“被告人陈伯达，法庭要进行评议，你等候宣判。听懂了吗？”
陈伯达答道：“听懂了。”
法庭辩论至此结束。
陈伯达受审的总体记录如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陈伯达概况表续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陈伯达出示证据统计表
一个多月以后，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十名被告一起被押上法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长达1.6万言，前半部由庭长江华宣读，后半部则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
判决书中这样提到陈伯达的罪行：
被告人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陈伯达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陈伯达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
1967年7月，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1966年底至1968年，陈伯达多次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1967年12月，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由于陈伯达的煽动，使冀东冤案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
被告人陈伯达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判决书指出，陈伯达“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表明，陈伯达是认罪的。但是陈伯达对笔者说，“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的其实是毛泽东，他只是执行者而已。
对陈伯达应该怎样判决呢？
据说，曾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当时，北京的京西宾馆住着一批前来出席特别法庭审判的解放军代表。有人请他们进行了投票。结果如下：
赞成判陈伯达死缓的，15人，占20%；
赞成判陈伯达无期徒刑的，32人，占43%；
赞成判陈伯达20年有期徒刑的，27人，占36%。
当然，“民意调查”只是一种调查罢了，如何判决，还必须依靠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起算。
也就是说，在宣判时，陈伯达已经服刑10年多。再过7年多——到1988年10月17日——刑满。王力呼吁假释陈伯达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的另一位“大秀才”，却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平日是给他看《人民日报》的。狱方明确告诉他，因为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所载报道，有些内容涉及他，而他的问题尚未定案，所以不能给他看《人民日报》。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笔者曾多次采访过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
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
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自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特殊的“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应对此事负责的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
王力写道：“‘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其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敏感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并表示拥护：“‘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至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什么“不点陈伯达的名”，其中内情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本书后文将详尽写及此事，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敏感的王力，正是由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萌发了给中共中央写这封信的念头。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引者注：即‘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一、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
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的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8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注：西汉亡后，一个放牛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1967年1月4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1967年1月14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的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注：1966年6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1964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1967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到会的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1967年8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在一起时，他告诉我：（1967年7月21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王力所列的八条，此处只引用他的原文。其中详情，亦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将在本书后文中详述。
王力在逐点列举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相当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十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晚年的王力
据陈伯达回忆，话的大意是：“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
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陈晓农照料保外就医的父亲
那是1981年8月初，正在石家庄工作的陈晓农收到北京来信，要他尽快进京，商谈父亲陈伯达的治疗问题。
屈指算来，这是陈晓农第四次获准探望父亲。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两度探监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儿子陈晓农曾第三次获准探监。
1981年8月5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翌日清早，陈晓农就直奔公安部所属复兴医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这所医院里。江青在关押期间患病，便曾多次住在这所医院。这所医院的病房，类似监房。陈伯达生病，也多次住这里。就在陈晓农这回来到复兴医院时，李作鹏正住在这所医院。
令陈晓农感到惊讶的是，那里公安部的监管干部告诉他：陈伯达原本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另外，陈伯达现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监管。
且不说陈伯达所住的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的大医院，而且居然住进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监房式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
也就是说，陈伯达保外就医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
陈伯达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实际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两人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
陈晓农随即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跟复兴医院里的犯人病房简直天差地别，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今日北京友谊医院。1981年，陈伯达保外就医时曾在这里的干部病房居留多日
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待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却仍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医院已经几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陈伯达仍在那里住着，前后达两个来月。
陈伯达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迟迟没有出院，其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经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这“回去”当然是指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不回秦城监狱，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座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僻远的新楼顶层的一套房间。
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有三子一女：
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不幸自杀身亡。
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陈伯达跟余文菲离婚后，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笔者见过陈小弟，文弱书生一个。另外，刘叔晏与前夫刘光曾生一女，叫刘小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