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存毅,周小柯,吴维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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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背景下的两岸产业合作试读：
序言
自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两岸关系历经风雨，但和平发展已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任何与之相悖的企图或行为都注定不能得逞。回顾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两岸经济关系的演进深受两岸政治关系的影响，制度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每一重大进展都与制度性变迁紧密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变迁即两岸于2008年以来形成的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两岸在经贸领域形成了“共议式”的合作制度，极大地拓展了两岸经贸及产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当前，两岸关系正处于关键性的节点。一方面是2016年5月以来，台湾新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岸产业既有的制度化合作机制首先受到冲击，两岸进入“政冷经温”时期。另一方面，两岸产业合作在内外环境变动下正面临诸多问题，这大致包括：一，大陆台资企业面对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调适能力不足，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够；二，两岸产业合作的外向代工生产模式竞争力减弱，以及两岸产业中的某些相互竞争凸显；三，“工业4.0”对全球产业发展形态以及分工格局的重塑，对两岸既有的产业合作模式难免形成冲击或挑战。
怎样在新的情势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指示，是亟待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研究单位及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研究职责。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是依托清华大学综合优势建立的新型智库，也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委任的两岸经济与产业研究基地，研究院的定位是力争具有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此，作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规划中重要内容之一的“研究报告系列丛书”，主要针对两岸关系涉及的重要面向，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理论视角研究分析或揭示两岸关系的发展演进规律及趋势，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工业4.0背景下的两岸产业合作》一书，是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殷存毅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本套丛书的首部。殷存毅教授在国内涉台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学力深厚，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历程中既是研究者也是参与者。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书在对近三十年来的两岸经贸及产业交流与合作的回顾和评析基础上，分析了新形势下两岸产业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因应问题与挑战的路径依赖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言。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由衷期望更多的读者能从中得到启迪，也期待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同仁们，继续为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才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作者序
如果把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视为因变量，在其解释变量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全球生产体系变化，二是两岸关系的冷暖变化，前者是技术性因素，后者则是政治性因素，两者的互动构成了解释或分析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缘起、现状及趋势的分析视角。
从全球生产体系的维度而言，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经历了重要调整，即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逐渐转移至东亚地区，形成了以西方消费市场为依托，以西方工业化国家技术为基础的东亚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进而形成把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联结起来的国际生产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又出现国际生产体系的“次生体”，亦即以日本为主导的技术传递及生产分工体系，被称为“雁行模式”国际产业分工。在这些全球生产体系的调整变化中，中国大陆是置身其外的，其缘由可以有国际关系、两岸关系、地区安全、中国大陆内部因素等多方面的解释，但高度概括起来就是“政治”因素阻碍了中国大陆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关联，政治因素具有大于技术性因素的影响。
显然，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问题上，具有首要影响的是“政治”因素，之所以称之为“首要影响”，因该影响对于交流与合作能否发生有决定性意义。1979年中国大陆的划时代变化，就是“政治”因素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有两个与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具体相关的内容，一个是中美建交，为中国与国际市场及生产体系建立关系亮起了绿灯，换言之，也为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带来了可能；二是中国大陆对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为两岸关系的解冻及两岸同胞的往来奠定了基础。但是，两岸长期的相互隔绝，使得两岸应不应该开展产业交流与合作，以及怎样推动产业交流与合作等都成为需要讨论甚至是有所争论的问题，本书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回溯，分析了两岸产业合作启动、扩展的经济基础、政治推力，梳理该领域的早期理论讨论，继而从理论上辨析两岸产业分工的演变及其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纠葛，温故是为了知新。此外，第二章还对既有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发展做了概括性分析，主要是从企业投资规模、领域及投资地域等方面，分析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的特点。
在具备了一定政治基础之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以及产业经济发展逻辑的影响就直接得多了。基于当时双方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两岸主要形成“台湾的直接投资、技术、产品营销网络+大陆的土地、劳动力资源、低成本生产环境”的合作模式。这样一种合作所产生的效果如何？这是一个不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都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就构成本书第三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对于产业合作成效而言，可以有两个观察面向，一是经济成效，亦即对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变化、就业、税收等的影响；二是产业效应，即产业分工及技术创新的影响。对于经济成效的分析，尽管两岸学者的观点或结论不尽相同，但两岸产业合作对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市场拓展、规模经济等正面影响，对大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有积极影响，其实这都是无须争辩的客观事实，因此本书没有在这方面着力，而是重点分析了其产业效应。
鉴于两岸产业合作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以台湾厂商在大陆投资为特点，对产业效应的分析侧重于台商投资的实证研究。基于分工与贸易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具有不可分性，本研究从产业内贸易的视角测度并分析贸易背后反映的产业分工类型，根据这个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测度产业内贸易指数，判断两岸产业是产业内分工还是产业间分工；第二步，测度产业内贸易类型，即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vertical IIT）还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horizontal IIT），以此作为判断产业内分工的基础。
在数据使用方面，鉴于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台湾“财政部关务署”2004-2015年关于两岸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测度分析两岸产业内贸易以及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情况。在具体测度分析过程当中，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数据较多，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较性，对两岸进出口贸易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从中筛选出了各个年份台湾对大陆进出口额为正数的行业共计800个。通过分析发现，研究期内这800个行业进出口总额占台湾进出口总额的95%以上，故剔除的产业对整体结果产生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值得指出的是，利用贸易数据测度产业分工的方法虽然是一个通行的方法，但由海关公布的贸易数据仅显示进入关口的贸易货品价值，无法据此辨识贸易主体双方的“身份属性”，亦即利用贸易数据获得的产业分工结论没法解释一个关键问题，即所谓两岸形成的分工形态是台资企业之间在两岸的分工，还是台资企业与大陆的企业之间形成的分工。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只有当两岸各自的企业或产业相互间建立起了产业链或供应链关系，才真正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关联。因此，对于具有特殊意涵的两岸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并测度台湾产业与大陆产业的分工状况。根据两岸投资及贸易的特点，对于投资与两岸贸易的关系做了模型设定，用1993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多重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大陆投资对两岸贸易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拉动效应，这与两岸之间形成的以台商为纽带的产业垂直分工模式密切相关，进而证实了一个事实，即所谓两岸产业分工主要是两岸台商之间的分工。
从理论而言，两岸产业分工的特点也就意味着，由于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的产业或技术联系并不紧密，台商大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会受到相应影响。因而，我们又对台商投资的技术溢出做出实证分析。技术溢出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技术溢出的渠道是多样的，包括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Kokko，1996），不论什么样的效应，技术溢出的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表现。目前，对FDI技术外溢的计量分析模型大多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演化而来，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做变形或扩展。体现技术外溢的被解释变量有技术效率，测度指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但生产效率高低与技术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能画等号；另外就是技术创新水平，主要用专利申请受理数量或新产品销售数量作为测度指标，这更符合当下人们对技术进步的理解或追求。因此，本文所谓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台商大陆投资对大陆技术创新的影响。总而言之，通过实证检验台商投资对大陆技术创新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得出检验结论：台商投资对大陆地区的技术创新产出产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透过本章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在台湾将大陆视为其生产代工基地的情形下，台商大陆投资的领域和金额数量虽然不断扩大，但两岸的产业互补性却在弱化。一方面传统的要素资源互补性随着大陆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减弱了；另一方面，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大陆企业与台湾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不强，两岸产业合作的主要内容是两岸台商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因而台商大陆投资对大陆的技术溢出效应是非常有限的。基于这样一个状况，未来在大陆经济和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两岸产业交流的经济或技术意义会进一步弱化，这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台湾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意义弱化了，两岸经贸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或影响也会受到削弱，这大概是一个有悖初衷的结果，因此两岸产业合作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在既有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以及利益相对固化的产业体系中，两岸相关产业界要通过深化合作实现利益“再平衡”谈何容易，这也表明两岸产业合作的转型升级要想取得大的成功，在客观上需要新的战略性机遇。
两岸产业合作需要变革，不仅因为其产业效应不如人意，更重要的原因是发展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技术、新经济的出现无疑对两岸产业合作既有模式提出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具体表现为两岸都面临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因而两岸都制定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方略与政策，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两岸都期望透过与“工业4.0”的国际技术发展趋势接轨，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这无疑会对两岸产业合作产生重要影响，也是促进两岸产业合作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性机遇。因此，本书第四章着重分析两岸产业转型与工业4.0的具体联结，包括基于工业4.0的视角与标准，检视两岸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依赖与发展困境；分析两岸朝向工业4.0转型升级的既有基础；以及从产业发展角度分析工业4.0带给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机遇与建设内容。在此基础上，第五章具体讨论工业4.0对两岸产业合作转型与创新的促进作用与方向。这种促进作用分别体现于产业合作领域拓展、产业合作形式创新、产业合作模式优化三个方面。两岸产业合作模式的转型升级，具体涉及新兴产业、“一带一路”空间、人力资本、多元资本合作、产业联盟、两岸企业合资模式、内部市场、产业类型提升等诸多领域。
纵观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不难发现也无须讳言，政治因素的影响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它不仅形塑了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的特点，而且还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的发展，这是两岸关系的特点或性质使然。当然，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政治影响的内涵或形式有所差别，并且与技术性因素的互动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微妙变化。因此，本书的最后一章不能不落脚于两岸产业合作与制度变迁的分析。第六章分析并梳理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两岸产业合作的影响，以及博弈式与共议式（或协商式）制度变迁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创新在解决两岸产业合作既有问题中的突出性作用，涉及两岸产业合作治理、开放型金融体制、非歧视性待遇、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等制度面向的探讨。诚然，对于具有特殊意涵的两岸经济关系，具有前提性的政治是两岸关系的正确定位，亦即“九二共识”所表达的政治原则。
当前，全球与区域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科技也在突飞猛进，尤其是工业4.0和互联网将深刻地影响或改变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形态或模式，以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为内涵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来临。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稍纵即逝，两岸产业界并没有太多徘徊等待的时间，唯有成功的转型和创新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也唯有深化合作才有更大的成功机会。在新经济背景以及两岸关系新形势下，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面临什么挑战与机遇以及发展路径，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政策课题，也是本书关注、思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诚然，限于学识疏浅，恐免行文与分析的错讹舛误，还望两岸学界同仁及读者恕谅并予惠正。在此，诚挚期望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读者关注并研究两岸产业合作的“曲折”与“通达”。
在此要特别向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郑立中院长表示致谢，他对本书写作的指导和支持使我们获益匪浅。
本书是集思广益的成果，参与讨论和写作者有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部分博士后。在殷存毅提出主题和大纲的基础上，然后分工起草初稿。具体分工情况是殷存毅、李鼎（第一章），殷存毅（第二章），殷存毅、时保国（第三章），蔡世峰、周小柯（第四章），周小柯（第五章），殷存毅、吴维旭、于凤瑞（第六章）。尽管在写作过程至半，于凤瑞、时保国、蔡世峰、李鼎四位博士就相继出站，但还是要感谢他（她）们对本书写作的贡献。全书最后由殷存毅、周小柯、吴维旭修改定稿。
感谢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张娟，她为本书的校对及出版联系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殷存毅2017年2月18日于清华园第一章工业4.0及其影响
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不到300年时间，工业生产制造技术不断进步、效率飞速提升，从手工作坊式的零碎生产演进入机器人自动化大批量生产，已经形成数以千计产业类目的工业产业体系。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每一次技术的飞跃进步，都是对既定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超越，都会给人类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带来深刻变化，工业发展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人们在享受工业发展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在渴望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对工业发展的革命性变化也更加期待，这就是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形态或模式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逻辑及动力。第一节工业4.0的提出
2011年4月，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提出“工业4.0”概念，并在2013年成立“工业4.0工作组”，紧接着对外发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一系列的动作使得“工业4.0”这一概念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高度的关注。
什么是“工业4.0”？德国明确指出，“工业4.0”是工业生产的数[1]字化，实现的具体方法需要依赖物理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工业4.0”最终将实现以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为基础的全新的生产方式。在产业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意义的相关典型案例，例如德国的西门子安贝格电子制造厂。德国“工业4.0”的概念和推广集中于制造业在互联和智能方面的升级。但是德国政府有着更加宏观的高科技战略规划，即未来的创新概念不限于制造业层面，也包括能源领域、生物技术领域等等。可以说，“工业4.0”是德国未来工业制造技术发展的一个创新概念，并且成为德国高科技战略规划一张亮丽的名片。
制造业越来越倚重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其对整个工业发展会产生颠覆性影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使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形容工业4.0这一新趋势，尤其在英语国家和欧盟层面，人们通常将它称为[2]象征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物联网和数字化趋势。“智能生产”、“智能制造”或“智能工厂”，这些词语在欧洲、美国乃至中国大陆专指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创建的智能制造体系。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积极制定发展规划，力求在未来工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除了德国“工业4.0”外，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工业互联网”、日本“机器人新战略”、中国大陆“中国制造2025”和台湾地区的“生产力4.0”等在世界范围掀起了工业技术创新发展[3]的新浪潮——工业4.0。一 工业4.0的提出背景
当前，世界范围内对工业4.0充满期待和高度热情，产官学研各界对工业发展新方向的探讨都表现着高度的关注。从更深层次看，工业4.0的提出有其深刻的产业发展、技术条件和市场需求基础。1.“再工业化”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有很大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73.9%下降到2011年的54.4%。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出现了相对的下滑，而金砖五国的比重则上升了超过一倍；其中，中国的比重更是从约8%上升到超过20%，是世界上制造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世界工业格局的变化也体现在制造业竞争力上。根据《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3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行榜中，中国排名第一，德国排名第二，该报告预计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仍排在首位，德国将很可能被印度和巴西超过而下降到第四。
宏观来看，世界工业竞争环境和自身工业竞争力的改变，是各个国家提出工业发展新战略的出发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危机国家内部实体经济的虚弱或萧条。2009年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7%，制造业从业人数约占美国就业人口总量的9%。而在195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27%（大致相当于德国今天的水平）和31%。鉴于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力图重振本国制造业。2009年初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和2012年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将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着力实施“再工业化”。美国的“再工业化”计划主要力争在五个领域重点突破：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可再生能源以及海洋和太空。依靠在互联网领域拥有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绝对优势，美国“再工业化”计划实施的效果明显，跨国公司海外制造业开始回归美国，带动美国经济逐渐从危机中复苏。
面对世界不断变化的竞争压力和金融危机冲击，欧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在2010年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EUROPE 2020—A Strategy for Smart，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其中包括了一项针对全球化时代的工业政策：改善企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并支持建设强大的和可持续的工业基地以便能[4]够参与全球竞争。在2012年10月发布《以增长与经济复苏为目标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A Stronger European Industry for Growth and Economic Recovery）。文件中明确设定了欧洲“再工业化”战略目标——将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6%（2011年）提高至20%（2020[5]年）。
欧盟各个成员国也纷纷提出基于自身情况的发展战略。作为传统工业强国和欧盟核心成员之一的德国，由产业界于2011年提出了“工业4.0”概念，并在两年后将“工业4.0”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于2013年10月推出了《英国工业2050战略》；在法国，2012年5月政府设立生产振兴部，当年9月该部部长宣布了34项振兴工业行动计划，并于2013年9月由总统奥朗德提出“新工业法国”战略。
发达经济体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意图并非简单的回归工业，而是对高端制造业进行再调整、再布局。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依旧在追求更高端的工业技术和发展空间，对未来工业需求同样强烈。传统工业发达国家在思考如何保持自身的竞争力，新兴的工业国家在力求更宽阔的发展空间，两者共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对未来工业发展与变革的强大需求。2.技术进步推动
工业革命影响的时间超过人们的想象。目前，学界和产业界公认的已经结束的两次工业革命均持续了一百年左右。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高峰、平稳，一直到下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这期间所包含的科技、产业、社会的变化内容极其丰富。深入分析后，可以将目前历史上已经完结的或者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更加细化地分成五次技术革命（见表1-1）。表1-1 三次工业革命和五次技术革命
首先，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左右。这个阶段可以称作以棉纺织业为基础的技术革命。工厂生产模式的出现，生产机械化的引进，以及高效蒸汽动力的驱动，可以说这一次技术革命已经完全展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典型特点。但这还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蒸汽动力的动力水平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出现了突破性的变化，高效的蒸汽火车正式出现。以此为突破口，铁路、车站建设、钢铁冶炼等基础性工业体系开始建立。如果说第一次技术革命是轻工业的突破，那么第二次技术革命就标志着重工业的诞生。两次技术革命共同构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现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以铁路建设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今仍对整个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反映出科学技术革命对工业革命的重要影响，而且也反映出生产形态变革对工业革命的影响。1745年，科学家已经发明了电容器，1800年，电池也已经出现。随后，安培（1820年）、欧姆（1827年）、麦克斯韦尔（1865年）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对电磁技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直到1867年，比较成熟的发电机技术得以出现，1875年历史上第一座发电厂得以建成，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电气化技术革命，则是基于物理学、生物学、热学、化学等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经历了百年的时间才将科学革命的成果转化为技术革命，进而提升了整个工业的生产力。
根据西方学者的考察，在电机取代蒸汽动力后的工业生产中，生[6]产效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一直到生产流水线这一概念成功引进并实
[7]践后，生产形态的变革对工业生产效率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此，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含义也凸显出来——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双双突破和飞跃。
显然，工业革命必然需要技术革命作为先决条件，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总是相伴而生。近十年以来，在科技应用上又一次出现了巨大变化，在包括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新一代网络技术等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目前以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互联网通信协定第6版）为基础的第二代互联网正在兴起，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将在2020年实现商业化（相关介绍见专栏1.1）。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形成了上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无法忽视这样的变化，这也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感受到了产业升级压力。无论从技术还是经济角度看，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都在呼唤着新的工业革命。[8]专栏1.1 IPv6协议与5G网络
IPv6在1998年12月被互联网工程任务小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简称IETF）通过公布互联网标准规范（RFC 2460）的方式出台，是被指定为IPv4继任者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版本。IPv4地32址采用32比特标识，理论上能够提供的地址数量是2个，约为43亿个。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1月第37次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全球IPv4地址数已于2011年2月分配完毕，自2011年开始我国IPv4地址总数基本维持不变，截至2015年12月，共计有33652万个。和IPv4相比，IPv6的地址比特数从32位扩充128到128位，理论上地址空间的上限是2个，相当于43亿×43亿×43亿×43亿个。IPv6有足够的地址使智能对象间通过互联网大范围直接互
[9]联。
实践层面，全球首个“世界IPv6日”活动于2011年6月8日成功举办，Google、亚马逊、Facebook、百度、腾讯等主流网站参加了测试活动；2012年6月6日，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举行了“世界IPv6启动日”（World IPv6 Launch）活动。2011年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IPv6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3年年底前，将开展IPv6网络小规模商用试点，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演进路线；2014年至2015年开展大规模部署和商用，实现IPv4和IPv6主流业务互通。截至2015年12月，大陆IPv6地址总数达到20594块/32，地址总数排名全球第二。
5G网络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国际上关于5G的研究始于2012年，中国大陆则于2013年启动该项研究，预计到2020年将推出成熟的标准并商业化。5G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传输速度上将实现突破，华为副董事长、轮值CEO徐直军在2015年9月举办的北京通信展上表示：“高速率是5G最大的特点，其网络传输速率将达到[10]10GMpbs，将是4G峰值的100倍。”另外，5G有望实现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这方面目前已达成共识。在应用层面，根据[11]IMT-2020（5G）推进组2015年5月发布的《5G网络技术架构》，5G将满足人们超高流量密度、超高移动性的需求，能够为用户提供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云桌面、在线游戏等极致业务体验，还将渗透到物联网领域，与工业设施、医疗器械仪器、交通工具等深度融合，全面实行“万物互联”。3.消费需求拉动
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普遍的认知是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这种反作用就主要体现在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前期，人们对服饰的追求使得棉纺织业成为孕育工业革命的产业；而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居民消费支出占全球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接近60%的水平，加上政府消费支出则在[12]75%左右的水平。
进入21世纪以来，两种力量正在推动人们的消费需求往个性化转变，并由此衍生出生产制造从大规模批量化模式转向定制化模式的内在动力。一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短短十余年，互联网已经让营销变得高度精准和互动，企业由此可以直达海量的个性化需求，并使之聚合为相对规模化、能够支持个性生意的碎片化市场；“来自销售端的海量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效精准的产消互动，也给[13]生产端的柔性化变革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二是新生代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行为。“80后”、“90后”尤其是“00后”的成长过程，正是PC逐渐普及化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过程，互联网使得这些新生代广泛采用网络购物模式，突破了传统零售模式对购物的时空限制，有条件在近似于无限大的范围内选择最能让自己满意的商品。这样，技术手段使得他们的个性化需求被激发出来，更何况新生代因从小就生活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本身就具有比父辈更强的个性特质，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个性。
然而，由于现实经济中互联网技术在商业领域的普及先于生产制造领域，因而消费端的个性化、特色化消费需求就与生产端传统的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供给形成了矛盾，这种矛盾随着柔性化生产的发展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矛盾的发展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个性化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进而衍生出对定制化生产的内在需求，这种不断积累的潜在个性化需求逐渐形成了定制化生产的强劲拉力。而互联网恰能把海量个性化需求跟海量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方便、低成本地聚合匹配起来。随着消费群体的变化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定制化生产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二 工业4.0的国际比较“智能生产”、“智能制造”或“智能工厂”，专指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创建的智能制造体系，这也是工业4.0的Logo。因此，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积极制定发展规划，例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工业互联网”、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中国大陆的“中国制造2025”和台湾地区的“生产力4.0”等，力求在未来工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世界范围内出现工业技术创新发展的新浪潮——工业4.0。本部分以美、德、日为考察对象，在简要概述其各自工业发展新战略的基础上，从技术重点、生产模式和执行措施三个层面对其工业发展新战略进行比较分析。1.美、德、日工业发展新战略（1）美国AMP计划及工业互联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的发展，逐渐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于2011年6月启动了先进制造业伙伴（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计划，并于2012年7月和2014年10月先后推出AMP1.0和AMP2.0报告；与此同时，通用电气（GE）公司在2012年提出了“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并于2014年3月底联合IBM、思科、英特尔和AT&T四家信息技术巨头共同组建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IIC），旨在通过促进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政府主导的AMP计划与产业界主导的工业互联网共同构成了美国版的工业4.0（相关历程见表1-2）。表1-2 美国版工业4.0的推出历程表1-2 美国版工业4.0的推出历程-续表（2）德国“工业4.0”。德国最早正式提出“工业4.0”的概念。德国“工业4.0”并非孤立提出，它是德国“国家高技术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和2010年德国政府先后出台《德国高技术战略》和《思想·创新·增长——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两个全国性的高科技政策，旨在提高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关注气候/能源、健康/营养、交通、安全和通信五大领域，并重点推出11项“未来项目”。2012年，德国政府进一步发布《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行动计划》，将11项“未来项目”减为10项，总投资84亿欧元；“工业4.0”是其中之一，计划投资2亿欧元。
2013年4月，由行业协会、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等产官学界专家共同组成的“工业4.0工作组”对外发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并宣布由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信息产业、电信和新媒体协会（BITKO）以及电子电气制造商协会（MZVEI）等机构组成秘书处，共同组成工业4.0平台，标志着“工业4.0”在德国全面启动。（3）日本再兴计划及机器人新战略。2013年6月，日本安倍内阁出台“日本再兴战略”，制定了包括日本产业再兴、战略市场创造和国际展开战略在内的三项计划。其中，产业再兴计划涵盖产业新陈代谢、雇用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加强科技创新、推动IT技术发展与运[14]用、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及中小企业革新等多个领域。2014年6月，日本政府进一步出台《“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修订版——对未来的挑战》，其中提出了应对面临的十项挑战和课题，包括加速产业新陈代谢、推进创新、实现机器人革命等内容。
2015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新机器人战略》（New Robot Strategy），这份计划包括了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三方面的内容。这份报告认为发展机器人将会是未来的核心工作之一；在战略规划中提出了“世界机器人创新基地”、“世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国家”、“迈向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三个核心目标；在行动方案中制定了5年计划，旨在确保日本在机器人领域的世界领[15]先地位。新机器人战略着重于人机共存于未来工厂，目标是重振作为日本经济支柱的制造业。日本产业再兴计划和新机器人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因此又被认为是类似于美国AMP计划和德国“工业4.0”的发展战略，可以说是日本版的工业4.0战略。2.技术重点比较
工业革命首先表现为技术变革，工业4.0也以技术变革为先导。表1-3给出了德、美、日工业4.0的战略技术重点。表1-3 德、美、日工业4.0战略技术重点比较
德国的工业4.0以物联网为范畴发展水平整合价值网络、端对端流程整合、垂直整合和网络化制造系统、工作站基础及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又常被译为网络实体系统）等技术。从技术层面看，德国提出的“工业4.0”主要利用的是CPS技术，即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相结合的技术手段，旨在推[16]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CPS技术来源于美国。2005年10月，美国科学院应美国国会评估美国技术竞争力的要求，提出维持和提高这种竞争力的建议——《站在风暴之上》，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2月发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中将CPS列为重要的研究项目。2007年美国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进一步把CPS作为网络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第一项提案。2008年成立的美国CPS指导小组在《CPS执行概要》中，把CPS应用放在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
美国的AMP计划重点是强化先进制造技术、先进材料、先进传感器、控制和制造平台等产业共通基础，体现了美国引领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意图。目前来看，工业互联网所依赖的技术至少包含以下要素：基础要素是工业互联网标准化和系统安全。标准化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任何产业发展已经离不开标准的规范，标准化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只能越来越重要。技术要素包括了分布式的计算终端、软件定义机器。应用要素建立在基础要素和技术要素实现的基础之上，包括基于机器人的工业流程、分布式生产以及3D打印。以上是实现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基础，以及工业互联网可能的应用模式。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人类意识和机器的融合以及虚拟世界整合物理世界将可能是工业互联网终极应用形态之一。
日本的新机器人战略旨在以数据终端化、网络化、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下一代机器人，且让机器人相互联网。具体规划的技术领域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人工智能，构建机器人学习机制，令其可以根据外部指令或者自身判断做出决策。第二，感知和识别技术，这项技术将真实世界的状况变成机器人可以理解的信息。由于半导体技术的进步，传感器本身变得更便宜、更小，更容易被利用。第三，机械、动力和控制技术。机器人越来越多样化，对机械、动力和控制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第四，操作系统。复杂的机器人如何可以被更容易地操控？操作系统的构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第五，安全评估和标准。相比于信息安全，社会对机器人安全更加关心，[17]也更加敏感。日本专注于机器人战略，所以技术规划都是针对机器人专门制定的。3.生产模式比较
生产模式变革是工业4.0的核心。从内容上看，德国的工业4.0主要面向两大主题：第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在智能工厂中，固定的生产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动态、有机地重新构建的模块化生产方式。“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模块集成，将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个性化、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模[18]式”。第二是智能生产。智能生产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产品的生命周期管理等。其主要特点是，以模块化的加工单元组成生产线，可根据不同的产品需求以及不同加工工艺的需要，对这些模块化的加工单元进行组合，从而实现生产线自组织调整。这种生产模式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客户的定制需求，可以实现小批量、多品种、高精度且快速生产。
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制造业的产物。工业互联网通过制造业厂商设备的智能化和数据共享，促进制造业在数据流、硬件、软件方面实现智能交互。在未来的制造业中，由智能设备采集大数据后，利用智能系统的分析工具进行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展现，形成“智能决策”，为生产管理提供判断和参考，通过这样的反馈来指导生产流程以及优化制造工艺。工业互联网将改变以前单体自动化设备分离的生产模式，通过智能化设备、多样化的传感器、信息互联技术、大数据收集及分析技术的组合形成一条有效的信息反馈路径，大幅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效率。
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着眼于发展人机共存的未来工厂，实质上也是发展智能工厂。“日本机器人革命指的是，随着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展，以往未被定义成机器人的物体也将机器人化，并广泛应用到制造业工厂和大众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机器人的普及应用强[19]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4.执行措施比较（1）德国。德国高度重视依托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工业发展。首先，德国制定了长远的创新战略规划。2006年，德国发布《德国高科技战略》，从国家层面系统提出高科技发展战略，确定了加强德国创新力量的政策路线。2010年，进一步制定《思想·创新·增长——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以下简称《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立足于开辟未来新市场，并确定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交通、航空、健康研究等新的重点关注领域。《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报告中还指明了营造创新友好环境的重要性，并且从不同维度提出了战略重点的组成要素，将“企业—产品—市场”这个闭环进一步深化分析，表1-4的矩阵可以清晰地看出战略组成要素的定位和面向。其次，以落实较为具体的创新行动计划作为有效的辅助。2012年，德国推出《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行动计划》，以推动在《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框架下10项未来研究项目的开展。最后，是制定和落实与创新有关的法律与协议。近十年来，德国推出一系列的法律和协议（见表1-5），用来保证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活力。表1-4 组成营造创新友好环境战略重点的要素表1-5 德国实施的保障创新动力的法律
德国不断在创新上加大投入，提升科技含量，维持自身在工业制造方面的地位和优势。德国企业界人士希望德国“工业4.0”能够持续地提升德国制造业的地位，2013年，由产官学研以及行业协会共同组成的“工业4.0工作组”推出《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支持德国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在该建议书中，工业4.0工作组提出了8个需要优先行动的关键领域：一是标准化和参考架构，即开发出一套单一的共同标准，并给出一个为这些标准提供技术说明的参考架构；二是管理复杂系统，即以适当的计划和解释性模型管理复杂的制造系统；三是为工业建立全面宽频的网络基础设施；四是安全和保障，即在物理安全和信息安全领域开展研究，保障工业4.0的成功实施；五是工作的组织和设计；六是培训和持续的专业发展；七是监管框架，即通过立法对现有相关法规进行必要调整；八是资源利用效率，包括原材料、能源、人力和财务等四类资源的利用效率。（2）美国。同样的，美国在创新上的投入也不遗余力。在《美国创新战略》框架下，2012年美国大力加强基础研究。一是加大对基础性研究项目的投入。其中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超过300亿美元，保持了研究投入稳定增长的趋势。二是加大对重点基础研究机构的投入。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能源部科学办公室（DOE SC）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被立法认定为维持美国全球创新领先地位的三个关键机构。三是完善研发平台建设。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投资7400万美元，建设4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包括太阳能、水利基础设施、神经工程和能量传输。
美国AMP计划的重点实际上是对创新体制和创新环境的营造。2012年7月，EOP和PCAST向奥巴马总统呈交报告《赢得国内先进制造竞争力优势》（Capturing Domest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20]Advanced Manufacturing），该报告明确了发展美国先进制造业的三大核心要素（Pillars）：推动创新（enabling innovation）、确保人才输送管道（securing the talent pipeline）和改善商业环境（improving the business climate），并进一步提出16项具体建议（见表1-6）。2014年10月，EOP和PCAST再次向奥巴马总统呈交报告《振兴美国先进制造业》（Accelerating U.S.advanced [21]manufacturing），以进一步引导美国制造业不断升级。AMP2.0报告在AMP1.0报告确立的三大核心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12项[22]具体建议。工业互联网联盟致力于发展一个“通用蓝图”，该蓝图的标准涉及Internet网络协议、数据存储、数据流量控制等指标。其目的在于制定通用标准，利用互联网促进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表1-6 AMP1.0报告提出的制造业发展建议表1-6 AMP1.0报告提出的制造业发展建议-续表（3）日本。日本为了实现战略规划，专门成立了“机器人革命促进会”。促进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相关机构明确各自职责，共享进展情况，共同推进机器人新战略。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国内对接。学界和官方的合作以及用户与厂商的对接。第二，国际合作，起草日美自然灾害应对机器人的共同开发等国际合作方案，并且在标准化制定过程中寻求国际合作。第三，标准化和安全，具体内容是起草机器人产业的相关标准，制定管理制度改革提案以及数据安全规则。第四，技术推广，包括机器人示范项目的共享与普及。
日本政府还在诸多方面予以产业扶持的行动计划：财政方面，对按照政府战略规划开展机器人研究开发的企业提供一定财政补贴。行政管理方面，放宽行政限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其他行业的企业从事机器人及相关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法律法规方面，对“无人机”和“自动驾驶”等和机器人高度相关的产业，政府将修改有关法律予以扶持和保护。教育培养方面，日本政府决定自2015年开始在中等专科学校逐步开设“机器人专业”，加快普及机器人技术和知识，快速培养相关人才。
尽管上述美德日所提的工业发展新战略的战略名称、技术重点和执行措施有所不同，但各自推动工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决心，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先进技术融合的重视，以及制造业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一致性，都显示出工业生产智能化和网络化是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内涵。第二节工业4.0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工业4.0是制造业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革命，它的核心是提高海量数据的可用性和集成度，使生产价值链上所有产品、装备、资源和管理者互联互通；进而从数据中挖掘附加值，通过改善生产流程来提升生产质量和效率、满足不同客户的多元需求。这种基于工业生产数字化的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技术的全新产业链，以及智能生产所实现的定制化都将对工业产业链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世界范围内制造业产业集成化趋势凸显。一 产业集成化
从某种程度而言，工业4.0不仅仅是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也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即产业集成化将成为工业发展的大趋势，而工业固有的集聚发展的特点使得产业集成会出现横向集成或纵向集成的形态。1.集成化发展趋势
2013年，在德国“工业4.0”的报告正式问世之际，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产业集成化”这个主题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产业集成化指出了跨行业之间联网和产业整合的强劲趋势。产业集成化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带来的变革：更高的成本效益、产品质量和可持续性，从而提升所有重要的竞争优势。在未来10至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23]内，制造业的综合整合将对全球产业产生巨大影响。
2014年和2015年展会连续以“产业集成，未来趋势”和“产业集成——加入网络大家庭”为主题，体现出数字集成化正成为现代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一趋势势必会快速推进。在2016年的展会上，展会展出的解决方案运用范围涵盖从机械改装到完整生产线集成化，而大数据的捕捉和分析也为工业发展注入了新鲜动力，这标志着工业4.0的重大突破。
产业集成化是对目前产业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一种变革，被称为“继蒸汽机、工业制造、自动化技术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集成化展现出工业发展的趋势：其一，自动化、能源、研发等不同工业领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其二，信息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生产线越来越灵活，工业的下一次主要变革将由其带动；其三，“融合”也指生产过程中，机器与机器、机器与工件之间的互联，这使得生产设备按照不断变化的需求自我调整成为可能，并可提高生产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集成化已不再限于单纯的生产操作，由于能源系统也已迅速变得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分散式发电机——包括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和沼气发电——正在并网发电，“集成能源——未来能源系统”成为2016年展会的又一主题同样受到广泛关注（见表1-7），能源行业——从发电、输电、配电、储电形成集成的完整供应链，以及对可再生能源完整循环的交互模型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表1-7 诺威工业博览会历年展出主题表1-7 诺威工业博览会历年展出主题-续表2.发挥集群优势
根据集群发展意味着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理念，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2007年度推出集群大赛，其核心是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社会挑战。经过一系列的竞争与选择，到2012年集群智能技术系统（it’s OWL）脱颖而出，成为德国发展工业4.0全力支持的重大研发项目。智能技术系统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相互结合的产品。机器和设备上集成了软件组件，以便进行控制、调节和数据处理。这套系统将智能赋予了技术机械系统。智能技术系统具备以下四个关键特征：
·适应性：与环境互动。
·坚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应付突发状况。
·主动：在预计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影响效果不同。
·用户友好：考虑到用户的不同行为。
智能技术系统为公司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及越来越多的功能，形成了多种创新的基础，并增加了产品和生产系统的联网提供的需求。
集群项目“it’s OWL”致力于在全球市场的智能技术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它由47个项目组成，共分为三种类型，即5个横向项目、33个创新项目和9项可持续性的措施，耗资约100亿欧元。“it’s OWL”是技术带头人和优秀研究机构的技术研发合作平台。在横向项目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发智能技术系统的新技术，包括自我优化、人机交互、智能网络、能源效率和系统工程等。在创新项目方面，主要是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新产品、技术和应用合作，创新项目被分成三个渐进类：子系统、系统和网络系统（见表1-8）。表1-8 创新项目三个渐进类
可持续性的措施主要是促进持续发展的势头，确保并加强地区的竞争力，具体的内容包括：市场公开和透明、坚持市场导向、技术验收、预防和打击盗版，推动教育和技术转让。技术转让计划从2014年7月1日起启动，它已经促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进入开发的流程。这样做是为了让有资格的公司深入了解这些应用，并且支持与地区科研院所的合作伙伴关系。技术转让的两个主要工具是经验交流团体和150个重点转移项目，其中后者为技术转移提供了资金支持。[24]二 产业流程重构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分工或分类也不断增多，并愈来愈细，这是经济活动的分解或组合，变化总是发生在企业整体的内部。例如，使用蒸汽机、生产流水线、电气自动化无一不是在企业内部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而如今工业4.0试图打破这一发展模式，将企业间的融合纳入4.0的变革中来。当前产品生命周期相比于20年前已经大大缩短，这就意味着开发周期也被迫压缩，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更加需要一个可靠的产品规划和开发流程，其中通过数字化流程和数字化工程加强企业间的生产或技术联系是核心，由此构成新的产业流程。1.基于工业4.0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技术的全新产业链
现代工业下产业链的形成需要完整和可行的标准基础，新兴技术只有和标准化同步顶层设计，才能够保证系统的协调一致，保证预期目标得以实现。例如：苹果公司在其硬件、软件、网络的研发或升级过程中，都要考虑超前标准化和同步标准化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系统协调一致，使苹果品牌的组装生产形成全球产业链，进一步围绕着苹果品牌形成全球市场供应链和技术服务体系。专栏1.2 PDC和GSM标准之争
日本研制的PDC制式的手机其技术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但是由于日本想要独霸市场，没有及时将其技术纳入国际公认的标准体系当中，只能在其有限的国内市场进行销售。
反观欧洲，由于其快速地将GSM技术纳入欧洲标准体系当中，并将接口技术标准公开，使得GSM技术迅速占领了全球市场。标准决定了创新成果通往市场的路径，充当了从新技术到市场的传播媒介，所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激烈的标准制定主导权之争。
标准决定着技术创新的路径和研发成果是否可以被市场接受，技术创新成果需要和标准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推广。标准统一性的另一面就是强烈的排他性，一旦新技术融入公认的标准之中，那么技术路径就确定下来，在同一领域很难形成新的技术体系。同质的企业要么选择退出，要么成为这一领域的跟随者，这也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强势企业不断推进技术标准化进程的原因之一。
标准在产业利益分配格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技术标准或产品标准主导者与跟随者之间分享的利益差距巨大，因为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标准的主导者通过主导标准，来决定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工及利益分配比例，获得持续稳定的垄断利润。
工业4.0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标准体系，工业4.0智慧工厂需要标准体系的支撑才可以有效地实现，标准体系构成了包括软硬件接口、数据安全性、生产流程等在内的一系列标准。目前“工业4.0”概念下的物联网标准制定正在有序进行。包括国际标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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