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奥伦·哈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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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试读：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以色列]奥伦·哈曼 著鲁冬旭 译中信出版集团把我的爱献给丹兹和米什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序言1975年1月22日，伦敦，一个萧瑟的雨天。一群人冒雨匆匆走进了称不上宏大华丽的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教堂内部的装饰十分朴素，简单的条凳、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这些陈设让整个教堂看起来像一间平淡无奇的教室。很快，这群人将会跟随灵柩走完一段短短的路，来到东路上的一块墓地。此处有[1]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坟墓，这就是死者即将安息的地方。一个胡子稀疏的中年男人拖着脚步走过石塔下一扇沉重的木门。他的鼻子因过度饮用威士忌酒而红通通的，他的眼睛因疲劳而有些肿胀。这是一个多次入狱、贫穷且不太走运的人。一个大脚趾从破了洞的球鞋里露出，没有修剪的长指甲上满是污垢。斯莫奇从来就不是命运的宠儿，在他的一生中，乔治是唯一一个真心关怀过他的人。留胡子的男人走进教堂，他的身后跟着4个流浪汉。这几个来送逝者最后一程的人是逝者最后的伙伴。几个流浪汉都裹得严严实实，他们身上穿戴的毛衣和围巾都是从垃圾桶和收容所里捡来的。虽然衣服很小，且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丢掉的东西，但是在刺骨的严寒中，能有点儿衣物御寒已经很不错了。有几个人穿戴着乔治好心送给他们的袜子和皮带，另外几个人的裤子和大衣是用乔治慷慨赠送给他们的钱买的。几位伦敦大学的遗传学家尴尬地坐着不说话，当这群流浪汉走过他们身边时，其中一个流浪汉含着眼泪喃喃地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圣人。”这群流浪汉走向教堂前部放置棺材的地方，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刺鼻的尿骚味。教堂里一共有10个人，可能是11[2]个。一个阴郁的故事就这样走向了阴郁的结尾。在教堂的前部，站着两位世界一流的进化生物学家，他们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两个默默较劲的竞争对手。“乔治把基督教精神看得过重了。”艾普斯先生说道。因为死者的家人都不在场，艾普斯先生代表贾斯汀殡仪馆主持整个仪式。“有点儿像圣保罗。”比尔·汉密尔顿轻声说道。他的声音虽然小，却并非听不见。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闻言咬紧了嘴唇。接着是一片静默。为了研究利他主义，乔治·普莱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了英国伦敦。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现[3]在，他死了——他亲手杀死了自己。···从人类诞生以来，我们便开始思考美德的问题。人类对善恶的思考始于一个诡计。为了哄骗夏娃吃下果子，蛇在伊甸园中对夏娃低语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知道善恶。”然而，如果分辨善恶的能力取代纯真全因一场阴谋，人类不久以后就必须面对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很快，该隐因为嫉妒而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当耶和华问该隐亚伯在哪里时，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在人类的历史上，善恶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回荡在我们耳边，我们始终[4]无法摆脱它。然后，达尔文出现了。虔诚的教徒相信，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赋予了人类道德；而宗教怀疑论者认为，是哲学孕育了人们心中的道德。但是，达尔文的理论使得这两派人都必须重新检视道德出现的时间点。这位进化论的开创者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道：“了解狒狒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会超过洛克。”这句话仿佛预示着日[5]后即将发生的事情。承认这一点就像承认犯了谋杀罪一样。如果真如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在18世纪末写的那样，地球是如此古老，“我们找不到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征兆”；如果就像达尔文说的那样，地球上的生命是经过亿万年的时间逐渐进化而来的，进化的过程不是一架一直向上的梯子，而是一棵不断分支、成长的大树；如果行为和意识与肌肉、羽毛、爪子、尾巴一样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如果以上这些说法统统成立，我们便无法继续相信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类所独有的。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达尔文没有提到上帝；而在《物种起源》第二版中，为了照顾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达尔文写道：“生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之中。”不管生命是不是由造物主注入的，美德都不可能是由人类发明的。美德的形成早于《圣经》，更早于哲学，美德的[6]出现时间事实上比亚当和夏娃更早。在某只无辜昆虫的腿上，或是在一阵适宜的风中，为什么阿米巴虫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全同伴？沿着阿米巴虫用自己的身体建起的“茎”，它们的同伴也许能从食物匮乏的地方爬出去，来到营养丰富的新环境。为什么在整夜的捕猎结束之后，吸血蝙蝠愿意将自己吸取的血液嘴对嘴地喂给同伴，将自己辛苦获得的营养分享给同一群中本次捕猎不太成功的其他蝙蝠？为什么当狮子出现时，负责放哨的瞪羚会上下跳动，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其他瞪羚饥饿的捕食者已经逼近？以上这些现象与人类的道德标准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种种善良的行为究竟有没有自然基础？人类的种种美德是否与阿米巴虫、蝙蝠和瞪羚的利他行为来自同一个源头？利他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完全违背进化论的基本论点，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果自然界真如进化论所言是一个残酷的竞争战场，那么无论是在海洋、天空、沙漠还是热带雨林中，都只应该存在赤裸裸的残酷竞争。那些降低生物适应性的行为怎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保存下来呢？究竟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这是达尔文主义者必须解决的一个谜题。于是，自达尔文开始，人们展开了一场试图解决利他主义谜题的求索之旅。这场求索之旅涉及的范围极其宽广：从航行在南部海域的小猎犬号，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宫廷，再到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室；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课堂，到美国国会大厦的参议院听证会；从印第安纳州的草原，到巴西的热带雨林，再到牙买加的群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示威现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言，到圣公会宣言；从贵格会的反战行为，到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些人相信，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人类永远无法突破动物性的限制；而另一些人则相信，人类的智力赋予了我们超越动物的独特品性。有些人拥护原始传统的回归，有些人却为了让人类文化脱离原始传统的束缚而不断奋斗，还有一些人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但他们也知道原始传统和高级文化之间的融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上每一类人都采取了热诚和有力的行动，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些时候，他们会直接将自己的是非观定义为人类的“本性”。因此，直到现在，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也还未结束。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达尔文死后150年，人们仍满怀热情地继续着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在这场寻找利他主义自然源头的旅程中，我们也许看到了一段色彩斑斓、异常复杂的求知过程，也许拥抱了许多惊人的原创科学成果，以及见证了戏剧化的人物和事件，但是，一条重要线索却始终缺失——这一点直到目前仍然没有改变。这条重要的线索就是乔治·普莱斯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悲剧的死亡结局。乔治·普莱斯是一位被世人遗忘的美国天才，他最初是一位四处漂泊的无神论化学家，最后却变成一位笃信宗教的进化学家和数学家。他被世人遗弃，长眠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一处不具名的坟墓中。真正的无私行为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工作者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角度五花八门：从经济学到生物学，从数学到哲学，从进化论到神学再到基因学。然而，由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比无疑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这些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发现，要解决上述难题实在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而在这场求索之旅中出现了一个幽灵似的人物，他就是乔治·普莱斯。如果我们把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比作一幅绚丽多彩的挂毯，那么当我第一次把乔治·普莱斯这条线索织入这幅挂毯时，这件艺术品马上就变了样，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色调和[7]光彩。在用达尔文的伟大理念去探索利他主义的谜题时，乔治·普莱斯看到了许多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当探索善意的本质时，其他研究者往往在各个层面上把不同的生命组织结构对立起来——基因如何纵容个体的利己行为，个体如何颠覆群体，一个群体如何与另一个群体顽强不懈地进行斗争。然而，只有乔治·普莱斯这个孤独的局外人看出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以上所有行为都是同一个方程的一部分。乔治·普莱斯的这一认识想必是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灵感瞬间获得的，这一认识上的深入将永远改变我们对生命进化过程的看法。如果说自然选择是一幅光辉宏大的画卷，那么在这个戏剧化的瞬间，这个毫无名望、未受过专业性训练、漂泊异乡、孤独失意的人瞥见了画卷的全貌，感受到了画卷的恢宏和伟大。乔治·普莱斯一边写出那个优雅的方程，一边隐姓埋名地走上街头——真的是走上街头——把那个方程展示给全世界。利他主义是一个谜题。如果说乔治·普莱斯的数学推演帮助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理解了利他主义的源头，那么他的生命本身则对这个谜题最沉重、最神秘的部分给出了解答。在利他主义的问题上，自然选择的机制究竟在何种层面上产生作用？虽然这是一个技术化的问题，但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一个本质性的难题：如果利他主义是在自然中逐渐进化而来的，利他行为就必须具有某种实用的目的；而一旦利他行为具有了不可告人的实用目的，这种行为就不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纯粹了。以某种自然的评判标准来看，无私的纯粹被自利玷污了：表面看似牺牲的行为，事实上却是获得自私利益的途径。一旦我们想到了这一层，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畏惧的问题：在进化的表面下，抛开文化的升华和粉饰，全然无私的利他行为真的存在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亚当和夏娃开始，每个人都在苦苦寻求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代科学家也做出了许多勇敢的尝试。然而，他们的这些努力究竟是否算得上成功？这个问题的答案令人怀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会看到，从本质上来看，科学并不能够回答这一类问题。而乔治·普莱斯却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一种非常宝贵和独一无二的答案。从深陷大萧条深渊中的美国纽约到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的伦敦，从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神秘光环到伦敦苏豪区的流浪汉的卑微和屈辱，乔治·普莱斯的人生留下了一条戏剧化的足迹。他从一个斗志昂扬的无神论者转变为一个沉醉在宗教狂喜中的信徒；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世人的尊敬，选择了流浪的生活；他从自私走向无私，最终走进痛苦和自杀的深渊。生物学上的必然和人类灵魂的更高追求是我们永远无法逃离的一对矛盾——不管是在人类寻找利他主义真相的宏大传奇中，还是在乔治·普莱斯的一生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地强烈感受到这个主题。科学无法给利他主义的谜题提供一个完整的解答；也许，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乔治·普莱斯的生命同样没能给这个谜题提供完整的解答。但是，他的生命就像一道光芒，正是这道光芒的出现，才使我们如此清晰地看清了这个谜题的意义。···寻找利他主义源头的求索之旅是一则永不过时的经典传奇故事。这则故事关乎人与动物园，关乎自然与政治，关乎真正的美德与虚假的表象。而在这出传奇故事中出场的人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姿多彩：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有“魔鬼的门徒”之称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出生在匈牙利的数学巫师及博弈论之父约翰·冯·诺伊曼，英国博学家、“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J.B.S.霍尔丹，奥威尔式的心理学家B.F.斯金纳，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比尔·汉密尔顿，还有约翰·D.洛克菲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阿道夫·希特勒、富兰克林·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披头士乐队，以及许多其他人。然而，这则传奇不仅是上述这些人的个人历史，更是整个人类的集体编年史。人类的起点并不怎么高贵，从一锅原生细胞汤，到黏菌、蚂蚁、带角的鹿，再到充满好奇心的猴子，寻找利他主义根源的求索之旅从海洋和丛林来到了20世纪经济系统与政府系统对立的宏伟战场。民主与自由市场的承诺，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希望，个人主义的兴衰，国家主义和团结统一的狂热——寻找利他主义根源的求索之旅走过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留下了这些重要的地标。从在森林中打斗的狒狒，到俄国革命、纳粹德国、原子弹，再到21世纪的神经遗传学和今天的大脑成像技术，人类一路高歌猛进、势不可当，然而这场伟大的西西弗斯之旅的目标却是回归伊甸园的永恒天堂。当然，这则传奇故事不仅是整个人类的集体编年史，也是关于一个备受折磨的灵魂的悲剧故事。这个备受折磨的苦难之人就是乔治·罗伯特·普莱斯。如果我们将寻找利他主义根源的求索之旅比作一幅宏大的挂毯，那么乔治·普莱斯的故事一直以来都是这幅挂毯上缺失的一根线。现在，我们把这根重要的线重新织入这个宏大的传奇故事。虽然乔治·普莱斯的精妙数学推演永远无法告诉他，利他行为是否真的是至真至纯的无私之举，但他已经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利他主义的真相——他几乎已经看清了残酷无情的自然选择究竟如何催生富有牺牲精神的利他行为。利他主义的谜题也许是整个科学世界中最大的人类难题，因为我们无法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于是乔治·普莱斯决定去另一个世界继续寻找。然而，不管是对他之前的人而言，还是对他之后的人而言，乔治·普莱斯已经发现的东西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许，从某种较小的意义上而言，乔治·普莱斯找到的东西也正是该隐想要的答案。[1] When Bill Hamilton wrote about the event twenty years after it happened, his memory played tricks on him. See Narrow Roads of Gene Land (Oxford: W. H. Freeman/Spektrum: 1996), 325; Saint Pancras Cemetery Registrar files, January 22, 1975; “Weather Report,” Daily Telegraph, January 22, 1975.[2] I thank Ursula Mittwoch for her memories of the funeral, and Martin Collier of the Camden Register Office for invaluable information.[3] The story about Saint Paul was recounted by John Maynard Smith to Ullica Segerstråle, Defenders of the Truth: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8.[4] Genesis 3:5; 4:9.[5] Charles Darwin, Notebook M, 1838.[6] Jack Repcheck, The Man Who Found Time: James Hutton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Earth’s Antiquity (Perseus, 2003), 6;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st and 2nd eds. (London: John Murray, 1859).[7]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few partial accounts of George Price’s life and science, see the acknowledgments.第一部分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第1章 战争还是和平？黄昏时分是悄悄溜走而不被察觉的最佳时机，他每天都在等待着这个时候。昨晚，他在地理学会做了一场关于芬兰和俄国的冰川如何形成的热情演讲。现在，他正把行李装入一个小旅行袋，而关于昨晚那场演讲的记忆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场演讲效果不错。”他这样想。俄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巴尔博特·德马尔尼对他赞誉有加，甚至还有人提名他出任学会自然地理学部的主席。多年来，他前往那些严寒的偏远之地做研究，如今这些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但是，现在他必须集中精神，他必须逃走。“你最好从服务人员的专用楼梯走。”一个女服务[1]员轻声说道。他跳上门口停着的一辆套好的马车，车夫马鞭一挥，马车驶向了涅夫斯基大道。在这座用彼得大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彼得大帝亲自规划了这条宏伟的街道。通往火车站的路并不远，而只要到了火车站，感谢神灵，通往自由的路就更近了。俄国的领土辽阔，而他的计划是在俄国东部的广袤土地上建起一个土地同盟。在之后的多年中，爱尔兰的一些土地同盟变得极为强大，而他计划建立的正是类似那样的土地同盟。此时是1874年的早春。突然，另一辆马车飞驰过来。上周有两名纺织工人被捕，他惊讶地发现，马车上的乘客正是上周被捕的两名纺织工人之一，那个人在车厢里向他挥了挥手。“也许他已经被释放了，”他想道，“也许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他马上让车夫停车，然而还没等他向那名纺织工人问好，他就发现这个人的身旁坐着另一个男人。两年来，他的生活就是参加秘密会议，使用各种伪装，睡在别人的床上，而在这一刻，这种生活终于走到了尽头。那个男人是一名侦探，他跳出车厢，大声喊道：“博罗金先生，克鲁泡特金公爵，你被捕了！”那夜的晚些时候，在臭名昭著的帝国办公厅第三处，一位宪兵上校庄严地宣布了他的罪状：“你被指控从属于一个企图颠覆现存政府的秘密社团，我们同时控告你密谋对神圣的大帝不利。”随着这段罪状的宣读，对彼得·阿列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公爵（化名博罗[2]金）而言，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克鲁泡特金公爵被捕的同一时刻，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另一岸的伦敦皮卡迪利街，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正在系领结。这一天，他准备和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爵士一起，在伯林顿府为学会的周四会议揭幕。此刻，他虽然身处豪华舒适的环境中，但下午乘坐马车时看到的情景却像燃烧的飞蛾一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骗子、盗贼、假币贩子、娼妓、贩卖赃物的小孩、冒牌的宗教人士、肮脏的拳击手和推销员——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地下世界，而这一切就那么明晃晃地呈现在通往英格兰科学圣殿的路上。他十分了解那些贫民窟、那些瘟疫的巢穴，因为他就是从那种地方来的。他坐在铺着天鹅绒垫的橡木椅中，紧张地悄悄扫视了一下面前的房间。1825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出生于伊令。伊令是一个小村[3]庄，位于伦敦以西12英里的地方，赫胥黎出生在一家肉铺的楼上。因为父亲没有工作，所以赫胥黎10岁就被迫辍学，去赚取一点儿微薄的收入。13岁时，赫胥黎在考文垂成了一名医生的学徒，这位医生是他的姐夫，据描述此人是个“嚼着鸦片、大口喝啤酒”的人。后来，赫胥黎又跟随伦敦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催眠医生。有些时候，年轻的赫胥黎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前途了，用后来给他写传记的一位作家的说法，赫胥黎觉得自己就快淹死在“生活的洪流”之中了。而造成这“生活的洪流”的大海就是伦敦——一个“挤满了娼妓、皮条客、人贩子和流氓”的城市。赫胥黎的避难所是一个条件恶劣的药房，在这里，他常常独自研磨药品，胸中渐渐积累了一股怒火。在他的日记中，以及写给朋友的许多信件中，赫胥黎不断地问一个问题：当穷人在肮脏恶劣的环境里忍受折磨时，为何中产阶级可[4]以如此冷血地对这一切无动于衷？靠着毅力和勤奋，赫胥黎获得了查令十字街医院的奖学金。后来，赫胥黎又因为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优异表现，赢得伦敦大学颁发的金质奖章。为了偿还债务，20岁的赫胥黎加入英国皇家海军，以助理手术医师的身份在响尾蛇号上服役。沿着响尾蛇号的航线，赫胥黎勘察了澳大利亚大陆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岸和内陆，解剖了许多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南海中的奇异的无脊椎动物。赫胥黎送回英国的相关标本和论文很快为他赢得了不小的声望，他成了研究海洋水螅虫纲动物的权威。25岁时，赫胥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不久，他的事业便迎来了顶峰：他是英国皇家矿业学院自然历史系教授、英国皇家研究院富勒里安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亨特博物馆教授、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赫胥黎负责领导多个重要的皇家委员会，他和他的手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解决大英帝国领土上的各类问题：苏格兰海岸线上的鲱鱼拖网捕捞问题、整个国家的海洋渔业问题、传染病法案、科学指令问题，以及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问题。他重新洗了牌。300多年来，英国皇家学会聚集着英国最博学的人才，而如今，和高速发展的英国一样，学会也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充满了繁文缛节的旧时光一去不复返，皇室和教会不再享有旱涝保收的优厚经费。医生和资本家有了新作为，甚至连学术界的“怪人”也不再按陈规陋习行事。学会中仿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新的资助者不再是“蓝血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也不再是“喂蜘蛛的神职人员”，而是商人和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建设者。整个大英帝国仿佛改信了新的宗教，威严的英国皇家学会自然也要跟着做出改变。“效用和为国服务”成了新的信条，专家和技术精英则成了新的神职人员——赫[5]胥黎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本周的早些时候，赫胥黎参加了白金汉宫核心小组主持的一次会议。会议揭幕了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一尊雕像，而赫胥黎似乎是为揭幕仪式致辞的不二人选。在揭幕仪式上，政府要员们认真听取了赫胥黎的发言。赫胥黎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理性自由”的未来图景。要实现这种理性自由的美好未来，就必须让科学去领导政府，再由政府来管理整个社会。邮政、电报、铁路、医疗、公共卫生、道路建设，只要它们都由政府来运营，就都可以有序高效地运行。血腥的革命怒火正像瘟疫一般席卷欧洲的其他地方，英国要想规避这场革命的瘟[6]疫，就必须通过以上途径提高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刻，赫胥黎已经冷静下来，他清清嗓子开始了会议的致辞。此时是1874年的早春，赫胥黎的职务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坐在赫胥黎身边的是英国植物学家胡克，他刚刚拒绝了皇室授予他的爵位，理由是接受爵位有损科学的尊严。赫胥黎对胡克微笑了一下。如果一个来自伊令的小伙子都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那么这套系统想必是非常正确和公平的。在一个冷酷无情、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贫民窟，一路登上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最顶层。赫胥黎身上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帕尔摩报》这样形容他：“解剖猴子是他的拿手好戏，而分析人类则是他的癖好。”他是视野广阔的职业公务员，[7]他效忠的对象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现代化国家。“同伴们，我宣布本次会议开始。”···经历了几天的审问后，克鲁泡特金乘坐四轮马车通过了涅瓦河上的宫廷桥。虽然那位肥硕的切尔克斯押送官一直保持沉默，但克鲁泡特金知道，他正被送往可怕的彼得保罗要塞。关于彼得保罗要塞，有许多可怕的传说。据说，彼得大帝在这里亲自拷打并杀死了他的儿子阿列克谢。据说，塔拉坎诺娃女公爵曾被关在这里的一个水牢中——“牢房里的老鼠为了不被淹死，都爬到她的身上”。据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曾在这里把政治犯活埋。而更近些时候的事情是，很多伟大的文学家曾被锁上铁链关押于此，这些文学家包括雷列耶夫、舍甫琴科、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皮萨列夫。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也曾被关押在这里，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度过了8个艰难的春秋；8年后，沙皇给了他另一个选择——流放西伯利亚，巴枯宁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选择。最终，巴枯宁于1861年逃离了西伯利亚。逃脱后，巴枯宁从日本横滨辗转来到美国旧金山，又从旧金山去了纽约。后来巴枯宁来到伦敦，拜访了他的革命伙伴——另一位被流放的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当巴枯宁走进赫尔岑的公寓时，这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喊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这里能吃到生蚝吗？”想到这些，克鲁泡特金公爵的大胡子下露出了一个微笑，他向自己承诺道：“我不会在[8]这里屈服的！”一走进彼得保罗要塞，克鲁泡特金就被命令脱光衣服。有人递给他一件绿色的法兰绒睡袍和一双“厚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巨大羊毛长袜。一双船形的黄色拖鞋被扔到他的脚边，这双鞋太大了，每当克鲁泡特金试图走路时，鞋子就会从他的脚上掉下来。彼得保罗要塞的军事指挥官科尔萨科夫将军是一个瘦削的老人，他的神态中流露着一丝疲惫，仿佛对一直以来沙俄的争名夺利的生活有种掩饰不了的厌倦。在这里，公爵应该受到和其他囚犯同样的待遇。但是，科尔萨科夫将军似乎对眼前的情况颇感尴尬。“我是一个军人，我只负责履行我的职责。”科尔萨科夫将军说道，却不太愿意直视公爵的眼睛。克鲁泡特金被押送着走过一个昏暗的通道，哨兵们站在通道两边的阴影中。一扇沉重的橡木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随后传来钥匙在锁孔中转动的声音。克鲁泡特金的牢房本来是一间炮台。后来，克鲁泡特金在回忆录中描述这间牢房“本是为一门大炮而设计的”。牢房里有一张铁床、一张小橡木桌子和一个凳子，唯一的一扇窗户是[9]一个窄而长的洞，开在5英尺厚的墙上。窗户外面是一道铁栅栏，此外还有双层的铁窗框作为保护。窗户的位置非常高，克鲁泡特金即使伸长手臂也只能勉强够到它。为了表示蔑视和反抗，克鲁泡特金在牢房里唱起歌来：“那我要与爱永别了吗？”这首歌来自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Russlan and Ludmila），那是克鲁泡特金最喜欢的格林卡的歌剧。然而，不知哪个看守很快用男低音喝止了克鲁泡特金的歌声，牢房重新被沉默笼罩。牢房昏暗而潮湿，四周一片死寂。研究过周围的环境以后，克鲁泡特金公爵决定做些运动，以保持身体的强健。从牢房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共有10级台阶，如果他把这些台阶走上150次，他就走了1俄里的距离，也就是2/3英里的距离。在被关进牢房的那一天，克鲁泡特金公爵决定在这间牢房中每天走上7俄里：早上走2俄里，晚餐前走2 俄里，晚餐后走2俄里，睡觉前再走上1俄里。克鲁泡特金公爵真的这么做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他每天在牢房里按计划走7俄里，一[10]边走一边任由自己的思绪随意驰骋。···达尔文称赫胥黎是“为我传播福音的最好和最善良的传教士”。然而，对自诩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来说，也许犀利如剑的他并不希望别人用“好”和“善良”来形容自己。赫胥黎本人的说法是：“静静躺好，任由魔鬼按魔鬼的意愿行事。”因为对他来说，任何抵抗唯物主义和进化理论的行为都是撒旦的操作。达尔文的敌人——英国著名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称赫胥黎是一个“脑子有些问题，可能还是先天问题”的变态，因为赫胥黎否认自然中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然而，这样的攻击之辞却只能让赫胥黎心中的火焰越烧越旺。赫胥黎的敌人抨击他是“魔鬼的门徒”。最终，身居英国皇家学会要职[11]的赫胥黎终于点燃了革命的火焰。革命的第一击来自俄国。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到伦敦从事河马进化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和赫胥黎成了朋友。达尔文的进化哲学认为，生物的后代会发生变异，然后盲选者——自然——将用它无情的双手从这些变异的后代中挑选出最适宜生存的个体，让物种延续下去。这样的理论一经问世就激起了许多反对的声音。在最流行的报纸上，人们可以看到反对达尔文理论的充满仇恨的文字；在博物馆的大厅中，人们抱着不屑的态度就达尔文的理论而争论。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多年以后，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才刊登了第一篇与达尔文主义有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顽固地只谈“事实”而避免触及“理论”，还因为顾忌这份期刊的贵族血统而尽可能地避免涉及有争议的内容。但是，此时学[12]术界的新主人已经变成赫胥黎和他在X俱乐部的朋友们了。当赫胥黎以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身份向学会成员宣读科瓦列夫斯基的论文时，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提出抗议。斯托克斯称，让一位沙俄秘密警察眼中的虚无主义者散布这样的蠢话，实在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斯托克斯还称，将达尔文缺乏依据的推测与牛顿的公理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在攻击整个知识体系的根基。斯托克斯是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对他而言，将各种创新行为连接在一起的是一条“光滑的曲线”，而这条曲线本身是一种“神圣的几何现象”，而绝非“任性的产物”。然而，赫胥黎却安排了一些同情达尔文主义的人员来评审科瓦列夫斯基的论文，于是这篇名为《关于河马的骨学》的论文很快就在《哲学会刊》上刊出了。一位来自伊令的脾气火暴的家伙终于扭转了英国皇家学会死气沉沉的风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利用了一头河马和一位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者。这篇论文发表以后，自由思考的洪流将冲开英格兰科学圣殿的[13]大门。···克鲁泡特金1842年冬天生于莫斯科。虽然有人说克鲁泡特金的外祖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但真正让克鲁泡特金拥有显贵血统的是他父亲的家世。留里克王朝是罗曼诺夫王朝之[14]前俄罗斯的第一任统治者，而克鲁泡特金家族正是伟大的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在那个用农奴数目来度量家族财富的时代，克鲁泡特金家族在三个不同的省份中共拥有近1200名农奴。克鲁泡特金家族在位于莫斯科的宅第中共有50名仆人，而在他们位于尼科利斯科耶的乡村别墅中，还另外雇有75名仆人。4个车夫负责照料马匹，5个厨子负责准备餐食，每天晚上光是为晚餐服务的仆人就有十几个。彼得·克鲁泡特金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由桦树、女家庭教师、萨默瓦尔茶壶、水手服和雪橇组成的世界中。“花园的尽头是广袤的干草原，我感知到这一点，也感知到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这种感知让茶和果酱的[15]味道变得更尖锐、更甜美。”然而，一切并非总如田园牧歌般美好恬静。拥有土地的俄罗斯贵族中出现了几位十分著名的贵族子孙——赫尔岑、巴枯宁、托尔斯泰。和这些贵族子弟一样，彼得·克鲁泡特金也鄙视他出生的这个世界——普鲁士军国主义滋养下的东方式独裁，外加一层法国文化的美丽装饰。伊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描述了农奴的苦难生活，它的出版向这个麻木不仁的国度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据说一位多愁善感的城市淑女“读每一本法国小说都会为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落泪”，而这位淑女读完《木木》后的反应居然是：“他们也会[16]爱，就像我们一样，这是真的吗？”一幅幅图像深深地刻在了彼得·克鲁泡特金年轻的头脑中：侍奉主人直到头发花白的老人最终选择吊死在主人的窗户下面；仅仅因为丢失了一条面包，整个村庄都被残忍地埋葬；面对主人安排的婚姻，一个年轻姑娘唯一的救赎就是淹死自己。但俄罗斯帝国的精英统治阶层中出现了一群会思考、有爱心的子孙，这些贵族子弟虽然出生在封建社会，却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认识到他们生活的封建世界是多么恶毒，且注定灭亡。他们为他们深爱的俄罗斯的未来感到担忧，许多人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怎么做才能拯救[17]俄罗斯的未来？阿列克谢·彼德罗维奇·克鲁泡特金是一名退休军官，他虽然没见识过真正的战争，却一直严格按照军队的习惯生活。阿列克谢认为，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儿子彼得应该做什么。彼得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艺术气质的淑女，然而在小彼得只有4岁的时候，她就死于结核病。妻子去世以后，阿列克谢决定把小彼得培养成一名军人。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阿列克谢在为庆祝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25周年而举办的盛大化装舞会上把儿子引见给皇帝陛下。父亲为8岁的彼得精心准备了参加舞会的服装。在舞会上，小彼得扮成一位波斯侍童，腰带上镶满珠宝，由叔叔加加林公爵领到台前，受到沙皇的接见。当时，尼古拉一世拉着小彼得的胳膊，把他领到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面前。亚历山德罗夫娜是王储的妻子，她当时正怀着身孕。尼古拉一世指着小彼得对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你就给我生个这样的男[18]孩吧。”如果尼古拉一世能预知小彼得日后的作为，他一定会为自己当年说的那句话后悔。然而，尼古拉一世没有活到那一天，代替他后悔的是他的继承人。圣彼得堡的皇家士官生学校是为俄罗斯培养未来军事精英的训练基地，只有150个男孩能加入这个拥有特权的军团，其大部分成员都是贵族子弟。从皇家士官生学校毕业以后，这些男孩可以选择任一军团加入其中。成绩最优秀的16名毕业学员就更走运了——他们会被选为皇室成员的侍从，这重身份简直是显赫人生的入场券，声望和地位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然而，当15岁的彼得被父亲送进这个皇家士官生学校的时候，他却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的厄运。尽管如此，彼得仍以优异的成绩从皇家士官生学校毕了业。此时距尼古拉一世去世已有几年了，在位的沙皇是亚历山大二世，彼得成了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侍从。此时是1861年，俄罗斯境内的各种起义变得越来越暴力，国家为了镇压这些起义的花费也越来越大，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给国家造成的破坏也日益加剧。新沙皇正面临着要求他解放农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在旧俄历的3月5日，沙皇终于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自由诏书。在彼得看来，亚历山大二世似乎是一位优秀的君主。然而，这种正面的看法很快烟消云散。金碧辉煌的客厅，两侧站满穿着金色刺绣制服的侍从——这些富丽堂皇的景象曾让彼得惊叹不已，但他很快认识到，这些东西浪费了皇室的大量金钱，导致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无法实现。彼得明白，权力可以腐蚀一切。帝国统治者的身上总是带着美丽的光环。然而，当他远远地陪侍沙皇，默默地保护他时，沙皇的光环也令人忧伤地渐渐消散。沙皇是一个不可靠、冷漠、睚眦必报的人，而沙皇身边的许多人甚至比沙皇还坏。在皇家士官生学校里，彼得学会了行军和击剑，还学会了建造桥梁和防御工事，但此刻的彼得发现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并不在这里。彼得开始悄悄阅读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评论杂志《北极星》（Polar Star），甚至开始担任一本革命刊物的编辑。当他可以自由挑选任命地点时，彼得选择奔赴东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那里是新近划归俄罗斯领土的边远地区。彼得的父亲和同学都对彼得的选择感到震惊，因为作为皇家士官生学校的毕业生，彼得本可以选择一个军团作为服役地点的。在彼得出发前，亚历山大二世也吃惊地问他：“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彼得回答说：“不，我想要工作。在西伯利亚一定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许多即将进行的伟大改革等着我去实施。”沙皇回答说：“好的，那你去吧。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有用的人。”然而，当沙皇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脸上却带着疲惫和自暴自弃的表情。彼得立刻想：[19]“他已经是一个筋疲力尽的废人了。”···在彼得奔赴西伯利亚边远地区的30年前，查尔斯·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开始远航。1832年10月，在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达尔文注意到一团团发出磷光的植形动物，每一团磷光生物都比字母i上的那个点还要小。当小猎犬号不断驶入未知的黑暗海域时，这些生物发出的浅绿色光芒照亮了船只周围的波浪。达尔文很清楚流行观点是如何解释这些发光生物的：人们认为上帝为了帮助水手而特意把这些海洋生物放在那里，这样在黑夜里航行的船只就不至于遭遇沉船的灾难。这种解释属于“结局论”或“目的论”，这种教条是自然神学传统的支[20]柱，在达尔文时代，所有人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然而，这位来自什鲁斯伯里的家伙却不愿意用上帝的慈爱精神来替代科学的解释。达尔文相信，所谓上帝派来为迷途水手指路的光芒其实是磷光，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磷光，是因为数百万死去的植形动物正在降解的尸体被活着的植形动物利用了——这个过程不过是海洋净化自身的一种方式而已。海洋需要净化自身，这个原因已经足够了，与上帝的慈爱精神毫无关系。达尔文相信，要想真正看到自然之美，就必须发现自然规律，而不是相信上帝的预知能力。威廉·佩利牧师指出，自然的所有设计都证明一切皆出自上帝之手，否则如何解释自然界中种种精妙卓绝的设计，比如鳟鱼眼睛里的晶状体，老鹰翅膀呈现出的完美的空气动力学特征？然而，他在《自然神学》中给出的答案，此时在达尔文看来却成了问题：如果上帝就是自然规律，如果自然规律的存在是为了取代上帝，那么生物的形态和功能之间的完美契合应该如何解释呢？为什么自然界的[21]一切都看上去如此完美？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研究自然界中的不完美现象。长期以来，自然界中存在的不完美现象是人类无法解开的谜题，就连上帝设计一切的论点也无法合理地解释自然界中为何会出现种种不完美的现象。为什么不会飞的奇异鸟身上有翅膀的痕迹？为什么蛇的身上有腿骨的痕迹？为什么种种迹象显示鼹鼠似乎曾经拥有相当忙碌的眼睛？此外，生物地理学中的一些未解之谜也在拉扯着达尔文的神经：为什么岛屿上的特有物种数量比大陆上少？这些物种是从哪里来的？既然岛屿上的自然环境与大陆上的如此不同，为什么岛屿上的物种会和大陆上的物种如此类似？登上小猎犬号时，达尔文还对物种固定论深信不疑，但当他于1836年10月回到英格兰时，他已经开始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去看待自然和自然的进化方式了。虽然达尔文仍不确定物理定律是否能够解释所有的自然难题，但在5年的航海生涯以后，他已经掌握了“足以推翻物种固定论的事[22]实”。[23]接下来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1838年10月，达尔文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托马斯·马尔萨斯是一名牧师，也曾是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指出，当食品供给按算数级数增长时，人口则会按几何级数增长。这就证明了，饥荒、战争、死亡和痛苦从来不是由某种政治系统的缺陷所致，而是自然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达尔文不仅是一名辉格党人，还支持旨在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态的济贫法运动，因此他并不认同马尔萨斯的保守政治态度。但是，将这位牧师发现的定律运用到自然界中却是另一回事。达尔文立刻认识到，既然在自然界中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和努力无处不在，“有利的变异就更易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则会被淘汰，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形成”。达尔文写道：“至此，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我可以继续研究下去的理论。”事实上，由自然选择推动的进化就是“将马尔萨斯的理论应用到整个动物和植物王国中[24]去”。如果说达尔文在乘坐小猎犬号的旅途中只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那就是地球上生物的种类极其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沿[25]着火地岛的海岸线，在水深45英寻的黑暗水域中，达尔文在“令人惊叹”的海藻的巨大藤茎上发现了盘状贝类、软体动物、双壳贝类和数不清的甲壳类动物。当他摇动海藻的藤茎时，又掉出了“小鱼、贝类、乌贼、螃蟹、海胆、海星、美丽的海参、涡虫，以及各种各样爬动的沙蚕类动物”。“交缠的巨大根系”令达尔文想起热带森林，那里充满了各种蚂蚁和甲虫——凡是人类能想到的品种，那里都应有尽有。在巨大的水豚和斜眼的蜥蜴的脚下，在腐肉鹰的注视下，这些虫蚁沙沙作响。物种的数量仿佛是无限的，它们发出的绚丽光辉也仿佛是无限的。在小猎犬号返回英国的途中，达尔文考察了巴伊亚的热带生态系统，他不无思念地写道：“橘子树、椰子树、棕榈树、杧果树、桫椤树和香蕉树的形态将永远界线清晰而明显，但把这些融合成一幅完美图画的美景却必然会消逝。然而，就像儿时听到的童话故事一样，即使在消失之后，它们仍会留下[26]一幅美丽的图画，其中充斥着模糊而美丽的身影。”事实上，达尔文知道，自然界是一个巨大而粗粝的战场，它粗暴、强硬、残酷。在自然界中，物种的繁殖率如此之高，如果不加限制，种群的规模必将呈指数级增长。我们知道，除了季节性的波动以外，种群的规模在各个时间点上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一个事实；同时，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一个物种所能获得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上述事实成立，并且马尔萨斯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理论当然正确），我们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同一种生物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竞争是生物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假设在一个物种中，没有任何两个生物的性状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某些性状差异会影响生物个体的生存机会（或称适应性），有些性状的适应性较高，有些性状的适应性较低，这些性状都可以遗传给后代，那么自然就会选择那些适应性较高的性状，且这种选择的过程会随时间不断积累，最终引发进化。虽然上述理论推导出的结果令人无法想象，但达尔文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在自然的战争中，从饥饿和死亡中”，最优秀、最高级的生物被创造出来。马尔萨斯的理论让达尔文的信仰发生了彻底的转变。1844年，在一封写给他信任的朋友约瑟夫·胡克的信中，达尔[27]文称自己的这种信仰的转变就像“供认了谋杀罪行一样”。···改革监狱，建立学校，组建法庭，帝国的巨大管理机器需要重新安排和组织。加入哥萨克兵团的彼得·克鲁泡特金满怀好奇和斗志，希望为偏远地区带去公平和正义。然而，在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扼杀下，克鲁泡特金的所有建议都石沉大海。1863年夏天，在波兰爆发了一场叛乱活动，亚历山大二世对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所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精神早已被忘却。理想幻灭的克鲁泡特金逐渐将兴趣转向了自然，他四处旅行，旅程达50000英里。在旅途中，他坐过马车，搭过汽船，乘过小舟，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骑马。克鲁泡特金会随身携带一个[28][29]皮革袋，里面装着几磅面包和几盎司茶叶，此外他还会在马鞍旁边挂上一个水壶和一把小斧头。在长途跋涉去满洲里进行地理考察的途中，克鲁泡特金风餐露宿，不忘阅读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他惊奇地看到了“人与自[30]然的合一”。此时，克鲁泡特金的人生目标已经改变，现在他最想做的是建立一套关于山脉和高原的理论。但是，他也希望找到支持达尔文的伟大理论的证据。在皇家士官生学校学习期间，克鲁泡特金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过程相当于克鲁泡特金乘坐小猎犬号进行了一趟极地之旅。在阅读《物种起源》的过程中，克鲁泡特金惊讶地发现，达尔文称同物种的个体之间存在极为激烈的生存斗争，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不管克鲁泡特金走到哪里，他看到的却是合作的景象：为了防御捕食者的袭击，马围成一个圈来保护同伴；狼总是成群行动，合作捕猎；鸟在筑巢时互相帮助；为了过河，黇鹿齐头并进。在自然界中，互助和合作的行为无处不在。和乘坐小猎犬号返航的达尔文一样，经过5年的冒险，克鲁泡特金仍未能就自然和自然的运作方式建立一套成熟的理论。然而，如果说小猎犬号上的航行经验动摇了达尔文的物种固定论，那么在偏远地区旅行的经验则完全粉碎了克鲁泡特金对生存斗争理论的坚信。1867年4月，当克鲁泡特金终于返回圣彼得堡的时候，他写道，“自然的诗歌”已经成为他的生命[31]哲学。同时，克鲁泡特金对国家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曾经是一位宪政主义者，像赫胥黎一样相信政府关于仁政的承诺。然而，在游历了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以后，克鲁泡特金已经充分[32]“准备好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直到多年以后，克鲁泡特金才在瑞士真正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父亲死亡的消息赋予了克鲁泡特金完全的自由，在巴黎公社的召唤下，他来到欧洲。克鲁泡特金在苏黎世参加了共产国际，也对革命政治产生了兴趣。然而，真正重要的转变却发生在汝拉山区的一个小山谷中。在松维利耶，某种东西真正触动了克鲁泡特金。在一场“举步维艰、寒冷刺骨”的暴雪中，50名制表工人（大部分是老年人）不顾恶劣危险的天气坚持出行，只为了讨论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生活哲学。他们既不是被少数几位高级党员领导的大众，也不是少数几位高级党员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他们是一群独立、平等的人组成的联盟。在这个联盟内，大家像兄弟一样共同决策，制定联盟的目标和标准。这群制表工人的智慧令克鲁泡特金深深感动和折服，他写道，“在我离开山区的时候，我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已经形成。我是[33]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回到圣彼得堡以后，克鲁泡特金加入了柴可夫斯基小组，这是一个以传播革命理念为目标的地下组织。在此后的两年中，克鲁泡特金虽然在表面上继续参加地理学会的博学辩论，继续出席帝国皇宫的奢华晚会，但在不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克鲁泡特金变成了“博罗金先生”。以农民“博罗金先生”的身份作为伪装，克鲁泡特金时常悄悄潜入各种破旧的公寓，给与会的人们讲解关于蒲鲁东、阅读、算术的各种知识。讲完课以后，克鲁泡特金又会悄悄地消失。共产主义和同志间的友爱集会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沙皇政府的回击，这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秩序。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念是：只要没有政府的干预，人们就会自发合作，形成平等的公社组织，私有财产和高压政治将被自由和协商所取代。革命组织试图把工人联合起来反抗沙皇政府，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秘密警察就开始镇压革命组织的活动。一群给政府制造麻烦的纺织工人被逮捕，而且在一次针对学生公寓的突击搜查中，警方查获了一份革命宣言，宣言的署名为“P.A.克鲁泡特金”。在这一刻，克鲁泡特金明白自己必须立刻离开，绝不能拖延。现在，在牢房里来回踱步的克鲁泡特金忍不住做了个鬼脸：如果那时他放弃最后一次关于冰川形成的演讲就好了！···如果生物个体之间的竞争真是自然所选择的存续之道，那么自然似乎忘了把这条消息告诉某些个头较小的生物了。达尔文知道，在很多种蚂蚁中，存在着严格固定且不可打破的等级制度。比如对于美洲沙漠中生活的蜜罐蚁，工蚁终生只负责完成一项工作，就是像一大罐糖水般一动不动地倒挂在那里，等待蚁后和幼蚁口渴时来饮用它们存储的液体。除了工蚁，蜜罐蚁群体中还有另一种蚂蚁，它们的头部巨大，像神话中的冥府守门狗一样负责堵住蚁巢的入口，防止入侵者进入。南美的切叶蚁则进化出体重差距巨大的不同种类，它们的体重可以相差300倍之多。负责培育真菌的蚁种身形娇小、性格安静，而负责战斗的蚁种则身形巨大、勇猛无比。在蚂蚁的世界中，有些蚂蚁是蚁后，有些蚂蚁专门负责筑巢，有些蚂蚁专门负责获取食物，还有一些蚂蚁专门负责战斗——每一只蚂蚁都属于一个固定的等级，每一只蚂蚁都只能接受不可改变的命运。对达尔文而言，这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除了蚁后和少数几只幸运的公蚁以外，其他蚂蚁事实上都是无性的。如果说在生存之战中，产生尽量多的后代标志着胜利，那么蚂蚁中的等级制度显[34]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在同一种蚂蚁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行为和组织形态上的差异呢？这是达尔文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所有的工蚁都不能产生后代，所以自然选择不可能通过工蚁的直系后代来塑造工蚁的特质。这就意味着，蚁后和蚁后的配偶必须通过它们自己的后代以某种方式把工蚁的特征传递下去，包括巨大的头部、能完成园艺工作的剪刀状的牙齿，以及神秘的利他行为。但问题是，蚁后和蚁后的配偶本身并不具备这些特征。达尔文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难题，而且是到目前为止我的理论遇[35]到的最大难题，它比此前遇到的所有难题都难得多”。这是一个遗传方面的问题：形态和行为方面的特征究竟如何以大魔术师胡迪尼般的身手，在一代代生物个体之间进行神秘的传递？而且，如果我们相信自然可以被比作一头“牙爪上都滴着[36]鲜血”的残忍野兽，那么蚂蚁的上述等级制度显然是一种例外。如果由自然选择推动的进化过程只是将马尔萨斯的理论应用到所有生物当中去的结果，那么在这片烈火的海洋中，小小的蚂蚁、蜜蜂和白蚁又怎么会构建出这些富有骑士精神的孤[37]岛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反常的“美德”圣殿？这些圣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达尔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这些利他行为之中获益的究竟是谁？达尔[38]文认为，从利他行为中获益的是生物“社群”。因为只有善于生产食物和善于战斗的个体各司其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才能从生产和战斗活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参与繁殖活动。基于同样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也出现了分工，这是一项“对文明化的人类非常有用”的制度。如果自然选择某些时候能在高于个体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蜜蜂蜇敌、蚂蚁作战这些带有巨大牺牲性质的行为就可能在进化的过程中被挑选出来。上述想法是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要进步，因为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曾经宣称，达尔文理论的精髓就是“每一种复杂的结构和本能”都应该“对拥有这些结构和本能的个体有用”。自然选择“永远不可能在生物个体中培养出对个体有害的性状，因为自然选择是依靠提高生物个体的效用而运作的，也是为了提高[39]生物个体的效用而存在的”。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自然选择确实在生物个体中培养出了对个体有害的性状。这种现象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而到目前为止，这种现象是证明这种力量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达尔文后来相信，整套机制比他预想的还要宏大。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写道：“毋庸置疑，人类和低等动物都获得了社会本能。为了社群的福祉，社会本能给予人类一些帮助他人的意愿，以及一[40]些同情之心。”按照达尔文的说法，进化是人类产生道德的关键。···在彼得保罗要塞中，克鲁泡特金差点儿死于风湿病。靠着家庭关系的帮助和一位好心的医生开出的一纸证明，在彼得保罗要塞待了21个月以后，克鲁泡特金被转到了拘留所，然后又从拘留所被转到了军事医院。虽然克鲁泡特金仍然十分虚弱，但他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军事医院的看守远不像彼得保罗要塞那样森严。克鲁泡特金确定了逃跑的日期，即6月29日（旧俄历）——圣徒彼得和保罗日。关于这个日子的选定，后来他这样写道：我的朋友决定“在我们的计划中加入一丝伤感[41]主义的成分”。根据计划，当看见一个红色气球升上天空时，克鲁泡特金就要全力跑向医院的大门。一辆马车会在医院的大门外等他，载着他奔向自由。然而，在6月29日那天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整个圣彼得堡，竟然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红色气球。当克鲁泡特金的朋友终于找到了一个红色气球，并将这个气球从一个哭嚎的小男孩手中抢来以后，它竟然怎么也飞不起来。克鲁泡特金的朋友急忙从一个眼镜店里买来了制氢气的设备，然而这套设备竟也无法让这个红色气球飞上天空。最终，一个女人把这个瘪瘪的气球绑在一把雨伞上，然后举着这把雨伞在军事医院的墙外走来走去。这样的权宜之计也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医院的墙太高了，而这个举伞的女人个子太矮，可怜的克鲁泡特金始终看不到越狱的信号。第二天早晨，克鲁泡特金的一位亲戚去军事医院探访克鲁泡特金，并要求看守人员把一块手表交给克鲁泡特金。看守人员没有起疑心，直接把这块手表交给了克鲁泡特金，但这块小小的计时器却不只是一件平常的物品。在这块手表中藏着一段密码，这段密码详细写明了当天越狱的新计划。当天下午4点，克鲁泡特金去花园里散步。当信号（新的信号是一段激昂的小提琴玛祖卡舞曲）响起时，克鲁泡特金拼尽全力冲向医院的大门。“他跑了！让他停下！抓住他！”一个哨兵和三名军人紧紧追赶着克鲁泡特金，在追兵离他最近的时候，克鲁泡特金甚至[42]感受到了刺刀带起的风。当天晚上，他们在圣彼得堡最好的餐馆“多农家”里举杯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