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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埃里克·罗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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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大师试读：

是的，我恐怕得说，金钱有时还真是个令人发笑的话题；可不幸的是，它需要被严肃对待。1——丹尼斯·罗伯逊好评如潮

这是一本一流的经济史与外交史著作，埃里克·罗威挥洒热情、倾尽才智为读者讲述了现代货币体系发展史上一段难以磨灭的往事。在书中，现代货币体系确立的历程被置于了美国国际、国内，内政、外交复杂环境的大背景之下。可以说，即便是那些只对国际经济事务有着一时兴趣的读者也能从本书中有所收获。不仅如此，也许对于当今的政策制定者（特别是那些信奉传统的紧缩政策的人）而言，他们也可以从埃里克·罗威的书中学到点什么。——《纽约时报书评周刊》（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货币大师》一书真实生动地还原了罗斯福新政背后的政治角力与彼时知识分子们的才智涌现。书中，埃里克·罗威的行文简明通达、毫无矫饰，就连货币领域内的技术性问题也被他恰当地融合进了这段故事的流畅叙述当中。——《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在所有关于罗斯福新政经济学的入门读物中，《货币大师》称得上引人注目。本书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于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经济争论做了翔实的回顾，相信同样题材的著作再难与罗威先生所做的工作比肩。应该说，罗威先生将三个在其他经济史著作中少见的品质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对复杂问题的足够重视，对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把握以及阅读所能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想来，读者也不难从字里行间找到那些生动而有趣的细节。——《经济学人》（Economist）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步确立。埃里克·罗威在《货币大师》中重现了这段历史，本书称得上是埃德·康威（Ed Convey）撰写的《峰会》（The Summit）一书的姊妹篇著作。——《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罗威为本书的宏大历史叙事所付出的深入研究与独到分析将成为经济史类书籍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虽然时至今日，罗斯福新政的货币政策依旧饱受保守派的诋毁，但是埃里克·罗威通过海量详尽的史实回顾，向读者呈现了一番有悖于那些批判言论的历史原貌。——《柯克斯书评》（Kirkus）“如果你想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脉络，那么埃里克·罗威所著的《货币大师》不啻为一本理想读物。该书讲述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他领导的人们在经济政策实践中如何大胆探索货币制度改革、果断放弃失效的旧有机制、专注于眼前的关键工作。可以说，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力地驳斥了不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人士针对罗斯福新政的批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在这本极具说服力的书中，埃里克·罗威以他流畅的叙事能力与犀利的评论风格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直以来，罗斯福政府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获得世人足够的重视。通过这本书，读者将了解到，原来罗斯福政府的货币政策在美国走出大萧条与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年月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上帝庇佑的国度》作者凯文·M. 克鲁斯（Kevin M. Kruse）“不当的货币政策令美国深陷大萧条的泥淖，而货币政策的革新又促使美国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霾。埃里克·罗威以他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两位货币政策领域的‘逃脱大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精彩冒险。难以想见，如果没有他们二人的力挽狂澜，那么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又将是一番什么面貌。”——著名经济学家、《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和大萧条》作者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如果说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不同寻常且富有争议，那么请再看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里又做了什么吧。在《货币大师》一书中，埃里克·罗威就罗斯福新政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细致的回顾与深入的分析。应该说，正是罗斯福在货币政策方面的锐意改革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实现了经济复苏。”——达特茅斯大学经济系教授、《国富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作者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引言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与民众

2008年初秋的一天，我正在加州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里,一位自称是华尔街某银行高管的人突然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向我咨询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大萧条期间所采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成效。此外，他还想了解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学理论对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听完他的述说后，我同意和他谈一谈。

华尔街银行家竟会给一位历史学教授打电话探讨罗斯福新政的问题。可想而知，当时的金融形势恐怕变得实在难以掌控了。

彼时，银行家们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雷曼破产、货币市场基金危机、商业票据市场流动性枯竭等消息已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份恐慌已加剧到了何种程度。直到后来我才听说，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在接到华尔街某顶级投行高管的电话时，竟然命令他不许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因为“无论是谁在此刻听到你的声音，都会吓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儿”。

此番情境下，就连自由市场的坚定拥护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也向民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不仅必要，而且政府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回顾上述表态，恐怕令布什总统真正惧怕的是，如果政府再不及时出手干预，也许自此就没有“自由市场”的存在了。然而，本轮经济危机的破坏力，是我在当时未能预料到的。1

接下来，我和致电的银行家就罗斯福新政展开了一番讨论。我在谈话中指出，罗斯福总统为提振经济所采取的积极货币与财政政策确是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指引。比较而言，后者的理论学说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另外，我还提到了自罗斯福新政实施以来所收获的丰硕成果。在新政期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失业率迅速下降。2

虽然我已人到中年，记忆力有时难免“怠工”，可即便我没有用笔记下这通来电，却仍清楚地记得这位银行家打来电话的日期。而这其中的缘故，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这通电话打到了我在加州大学的办公室。好吧，这说明我在当时还有一台办公电话可用。此后，由于加州政府开始实行其2009财年的预算削减计划，为了节约开支，接受州政府资助的校方撤掉了我办公室内的电话。当然，这样的事可能也没什么值得说道的。不过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该预算削减计划加快了市场需求下滑态势，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此时回顾大萧条，可以发现，原来罗斯福和凯恩斯在当时就告诉了我们——紧缩政策将掣肘经济的复苏。

令我记住这通电话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仅在2008年秋天的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选择了相信政府，认为政府有能力领导自由市场躲过一场经济危机。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写到的：“一时间，所有人都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虔诚信徒。”但是，人们很快就抛弃了这种信念。到2009年1月，为了进一步提振经济，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他的顾问开始在国会推动一项有关经济刺激计划的法案。遗憾的是，该经济刺激计划注入市场的资金并不足以扭转经济颓势。事实上，能够令市场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本身就很难在国会取得足够支持，而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举动更是被众多议员排斥。当下信奉自由市场的人们，又一次占得了上风。3

自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确立以来，通货膨胀成为各国人民都曾遭遇过的不幸，它给各国经济体带来的持久性打击令人胆战心惊。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与新一轮“新政”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虽然通货膨胀在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并没有到来，但是过于保守的复苏方案令美国经济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受了高失业率与低经济增长率的双重打击。另外，由于当局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美国政商两界的公信力也开始出现下滑。

倘若我们在危机初露端倪之际，就效仿罗斯福和凯恩斯在大萧条中所采取的救市举措（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充分运用），那么经济复苏的步伐也许会加快。罗斯福总统在其任内对美国货币制度的修正为经济走出大萧条，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中获取宝贵的经验——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民众定义个人财富的价值、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它甚至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不能放任银行家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阻碍合理的经济政策的推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真正理解“普遍繁荣”一词的政治领袖。普遍繁荣绝非只关乎经济效率或者商业成就，它还是一个道德命题，对一国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都有着重大意义。在当今社会，货币是国家信用的体现，如果我们不相信本国货币能够为本国民众的福祉服务，那就意味着我们质疑民选政府的执政表现。

然而，历史上再没有哪个时期的民选政府，能像罗斯福总统任内的美国联邦政府那样受到如此之多的威胁和挑战。

1933年3月的华盛顿特区一片阴霾，冷雨潇潇。4日的这个星期六，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民众不顾阴冷天气的阻挠，聚集在国会大厦，等待新任总统发表就职演讲。4

聆听就职演讲的美国民众既对新一届政府充满了期望，同时也对时局感到深深的忧虑。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逼近25%，生活无着的人们对政府丧失了信心，暴力事件在多地频现。1932年的夏天，就连美利坚合众国的武装部队也爆发了动乱。由于政府承诺的战后补偿迟迟未兑现，“一战”的老兵们便聚集起来，发动了一场对白宫的“战役”：一支由数千名失业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偿金远征队”被派到了华盛顿特区。他们在市内安营扎寨，要求联邦政府兑现先前的承诺，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救济。社会的动荡还不限于此：千万美国家庭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和农场诀别，上千家银行纷纷宣告破产。储户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之坝已经崩塌，他们不断地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黄金。面对挤兑风潮，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

为了平复社会中弥漫的恐慌，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呼吁美国民众重振信心，迅速行动起来应对危机。他提到，“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将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接着，罗斯福总统还向美国民众承诺银行家将不再干预华盛顿的决策工作。他声称，“如今，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亘古不变的真理重建这座庙宇”。新一届政府将以“比金钱利益更崇高的社会价值的标准”重建这一文明庙宇。

在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临近结尾时，他提到了一项关键的“施政方针”：国家将向市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而这也成为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为了让“货币兑换商”不再为一己私欲而损害公众利益，罗斯福总统将要打造一种全新的美元。5

正当美国民众在为新总统就职而举行庆祝游行与舞会之际，白宫里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为挽救全国的金融体系，新抵华盛顿的民主党人与即将卸任的共和党人开始进行合作，商讨方案，草拟法令。就在就职演说隔天的深夜，罗斯福总统已做好签署一道行政指令的准备,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沃尔特·怀亚特（Walter Wyatt）在这时阻止了他。怀亚特解释说：“今天是礼拜日。如果总统在主日签署法令，恐怕有损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对基督教的笃信。签字可以暂放一下，反正很快就到周一了。”正是在这份周一签署的指令中，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禁止银行在歇业休假期间对外支付黄金或进行外汇交易。6

公告发布两天后，罗斯福告诉记者，该公告并非只是一时的应急举措，它为一个崭新的、永久性的货币制度开启了新篇章。在新的货币制度下，政策制定者被授予了调控市场中货币供给量的权限，以期借此带领经济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霾。紧接着，3月12日，在罗斯福就职首周的最后一天，他通过广播与美国民众进行了直接沟通，而这也是日后一系列“炉边谈话”的开端。在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向民众阐释了他的货币政策。他说道：“在我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比通货、比黄金更重要，这就是公众的信心。信心和勇气是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7

在罗斯福看来，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远高于稳定美元币值。至1933年夏末，罗斯福总统已向公众明确解释了他的货币政策方针：市场中的货币供给不再取决于国库中的黄金储备，当局将根据国内的物价水平与就业水平对货币供给进行相应调控。另外，只有当上述这些经济指标回归到了合理区间后，政府才会将视线转向外部均衡，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采取稳定美元汇率的举措。

随着金本位制在美国开始走向终结，当局对货币的管控开始突破黄金的约束。对于美国民众而言，他们无须再担心国家为了维护金本位制，而以牺牲经济发展动力和人民利益为代价。他们应当相信，美国政府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合理地调控货币供给。

其实，早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消费者就已开始收紧开支，零售商为了刺激市场需求，不得不调低产品价格。然而适得其反的是，更低的价格令潜在的买家寄望于价格的继续下跌，进而选择推迟消费。持观望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消费疲软，市场因之陷入混乱。到了罗斯福总统就任的1933年，导致美国经济深陷泥潭的症结已昭然若揭。问题不在于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生产，而是价格的问题导致市场丧失了活力。通货紧缩导致即便商家一再调低商品价格，总需求仍不见起色。人们大多选择持币观望、收紧支出。在当时，虽然工厂的工人仍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农田里的收成也甚是喜人，但是价格的持续下跌导致生产企业和农户失去了开展生产的动机。即便忍饥挨饿，工人和农民也不愿做这赔本的买卖。

在经济疲软、内需不振的形势下，罗斯福总统打算利用他的美元政策应对通货紧缩。虽然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令民众预期价格将进一步下跌。但是，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调整市场对于美元价值的预期，那么这将为价格下跌踩下刹车，甚至扭转乾坤。这样一来，价格上涨与美元贬值的预期，将令消费者和投资者愿意与他们手中的钱告别。市场活力被唤醒，经济的引擎将被重新发动。

事实上，在罗斯福上任首日，市场预期就已出现转变，价格开始回升。“我们还在（重振经济的）路上。”罗斯福在1933年10月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向美国民众重申了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我们该如何建造复兴的大厦？这座大厦一旦建成，就不应该只是一座充斥着货币兑换商和乞丐的庙宇，而应该是一座致力于为全体美国人打造，并维护更高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和福祉的殿堂，是一座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庇护所。”在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将社会救济、公共事业、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立法，以及存放在国民银行中的资金比作这间殿堂的四大支柱。他一再强调恢复物价水平对于提振经济的重要意义。他讲道：“最后，我要再次提及我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自3月以来，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恢复物价水平。当下，当局将继续贯彻这一政策，直到工农业有能力为失业者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之后，罗斯福总统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是要提高物价水平，帮助经济走出泥潭；其次才是寻求币值稳定。在他看来，在经济尚未实现复苏之前，任何旨在稳定物价的举措都无异于是本末倒置的无用功。“我采取这样一项措施（即黄金储备的‘国有化’）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我们对黄金的掌控力。这一举措并非权宜之计。借此，我们国家的货币制度将向有管理的货币制度过渡。”罗斯福说。8

罗斯福总统将他的政策目标清晰地传达给了美国民众，并果断地贯彻起了各项工作方针。在其任职的12年里，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而罗斯福对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对其做了如下评价：“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罗斯福总统在执政期间的表现，其政策的一致性一直是为人称道的。这些政策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首先需要提升国内物价水平，其次才是稳定美元币值。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人民走出了金本位的桎梏，这看似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实则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篇。”9

罗斯福总统从一开始就言明了他的经济主张，并一以贯之地予以遵循。目睹了总统签署批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指令的全过程后，美联储首席法律顾问怀亚特不得不承认，“罗斯福总统似乎完全明白金融体系运作的机制”10。

而在上任伊始，罗斯福总统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主张便引起了不少经济界人士的关注，他们不禁纷纷猜测总统对经济问题独到的见解究竟从何而来。一些学者认为，罗斯福总统是从他的顾问们那里获取了必要的货币理论知识，而后通过个人对这些知识的消化理解，将相关理论付诸实践。在总统所发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部分理论；另外，总统顾问乔治·沃伦（George Warren）和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的经济主张也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其关于购买力水平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子。11

虽然罗斯福的批评者总是诋毁其不懂经济运行的机制，但其实罗斯福总统早在青年时代就修习过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在用三年的时间修完了哈佛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后，经导师推荐，罗斯福又在研究生期间学习了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课程。在此期间，他还学习了美国经济发展史、美国铁路经济学、公司治理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等课程。12

在罗斯福的学生时代，经济学教授们都在反复强调遵守金本位制的重要性，但罗斯福却选择跳出这一思维局限，对货币制度有了自己的认识。“我在大学里上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据他后来回忆，“可是我所学到的知识却都是错误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成年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经济学领域内理论学说的最新发展，并在大萧条爆发之前就掌握了货币理论方面的前沿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他对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褚凡特·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维德·卡钦斯基（Waddill Catchings）的学术主张产生了浓厚兴趣。二人的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在避免经济危机爆发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议政府通过扩大支出的方式，提高社会总需求，以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可以说，这一经济主张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通货膨胀固然存在恶性循环，但比它更可怕的是通货紧缩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危害。”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在1928年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写道：“社会需要的是可以被国家经济政策引领的有计划性的经济繁荣。”13

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正值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最沉重打击的时期。彼时，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乔治·沃伦和欧文·费雪的货币学说上。二人的研究解释了维持稳定的美元购买力水平的重要性，但这一目标无法在当时的金本位制下实现。193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斯福将诸多经济学领域内的专家招揽进自己的顾问团队，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也正是特格韦尔将费雪引荐给了罗斯福，而罗斯福也采纳了费雪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建议。当然，罗斯福从来都不只信一家之言，他一向善于从广泛的建言中选择对政策决策最有益的内容。14

事实上，罗斯福旨在通过货币制度改革实现双重目标：国内经济复苏与国际安全局势稳定。1936年9月，趁美国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之际，美国政府开始把视线转向国外，美国与英、法两国签署了一项“三国货币协定”。在确保国内货币政策灵活性不受干扰的前提下，该协定约定了三国货币间的汇率水平。此外，美、英、法三方还承诺将通过合作维持三国各自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所言，该协定彰显了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主张。三国货币协定的签订对后世有着深远的意义：协定的缔结令美、英、法三国联合起来，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早期的基础。当时，纳粹德国利用操纵贸易和货币价值的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并用这笔财富为其扩充军备埋单。不仅如此，该协定还为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数年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上，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取代汇率稳定成为缔造战后和平的共同目标。在上任后第一年末，罗斯福总统让美国人民重拾了对美元的信心；而在他整个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份对美元的信心已在各国人民中间传递。15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政”的成功得益于罗斯福总统在其12年的任期内始终坚持施行透明、连续的货币政策。可能在公众看来，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最显著的成果是一系列公共事业的开展。然而，“新政”中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与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文明庙宇”中其他支柱的贡献。

虽然，“以工代赈”的救济计划确实为失业的美国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设立的工赈机构为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领取了政府薪水的工人们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大批桥梁、堤坝、高速公路以及校舍。但相关学术研究表明，相对于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笔财政开支无异于杯水车薪。16

即便财政政策的效用并不足以提振经济，不可否认的是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经济的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甚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二战”期间也并未受到太大干扰。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即便罗斯福的财政政策无法拉动经济摆脱衰退的泥潭，但是他的货币政策却做到了这一点。到了1945年，一个崭新的、更为灵活的货币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僵化的“金本位”制，其为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留了足够空间。正是罗斯福总统对美国当时货币制度所采取的果断变革，终结了“黄金为王”的时代，为国际货币体系掀开了一页崭新篇章。在这个新时代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有权适时适度地调节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目的。17

回首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实属危急存亡之秋：他不仅要使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还要通过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抵抗法西斯主义对文明社会的侵犯。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通过卑劣手段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罗斯福在当时就认定这个独裁者将会给欧洲大陆的和平产生巨大威胁。罗斯福曾对身边的一位助理提及，希特勒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邪恶的征兆”。虽然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自己的野心，但在罗斯福看来，“希特勒的‘黑巫术’可以召唤出人心底最阴暗的想法，它不仅讥讽他们对艰难生活的隐忍，还煽动了他们的民族仇恨。最终，这种极权统治将击垮理性与正义等文明社会赖以依存的基石”。数月后，罗斯福又告诉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在他看来，“纳粹的威胁将极有可能使欧洲陷入另一场战争”。应该说，罗斯福总统已极富远见地认识到，守卫文明社会的重任还将有赖于美国经济的重振。并且，他还预测终有一日，美国将为反法西斯战争输送自己的力量。18

回首20世纪30年代，对战争迫近的“恐慌”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罗斯福的确在与时间赛跑，但时钟指针的运动速度却由希特勒掌控。一种紧迫感时刻催促着罗斯福总统为推动“新政”所做的一切工作。战前动员、扩充军备、闪电战、大屠杀，希特勒的一步步举动不断放大了西方社会的危机感。一方面，美国要与德国比拼；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在与希特勒竞争。

经济复苏乏力的可怕后果是国家将无力抵抗纳粹的恐怖威胁。不仅罗斯福总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凯恩斯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1933年末，罗斯福总统收到了凯恩斯的一封来信。凯恩斯在信中写道：“您已成为那些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的委托人。”如果罗斯福新政取得成功，那么文明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将得到维系。如果它失败了，“那么理性的变革将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严重的损害”。凯恩斯如是说。19

抛开战争阴霾不论，罗斯福的货币政策在国内也遭遇了强大阻力，反对者正是一众向来冷静的金融业人士。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威胁始终是通货膨胀，当前面临的严重通货紧缩根本不足为虑。同时，只有金本位制才可能防范通货膨胀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守卫金本位制的后果是物价的持续下跌和经济的日益衰退，那么这也是为了维护币值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只要货币与黄金保持当前的法定兑换价格不变，那么市场上的货币就将长期保有稳定的真实价值。“我坚决支持金本位制，其他货币制度下的美元都是鬼扯。”有罗斯福的反对者发出了这样的咆哮。在他们眼中，所有抱怨金本位制的人都只是“爱哭闹的、不懂事的孩子”。而与他们的期待相悖的是，罗斯福总统并不去聆听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商业领袖们的建议，却转而投向了那些“不明事理”的大学教授的阵营。“罗斯福一只手擎起了为美国普通民众谋福祉的大旗，另一只手却发起了针对商业部门的渎职调查，这极大地打击了商界领袖们的信心。”一位反对者说。20

但是，罗斯福在任内自始至终都对这些抱怨视而不见，他的确做到了不让银行家们“有机可乘”。他的美元贬值政策，令美元发行走上了一条摆脱国库内黄金储备约束的道路，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了加速器，并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其执政期间，随着经济的提振，罗斯福总统在民众之中的威望也与日俱增。

虽然罗斯福新政取得了丰硕成绩，但是当今的一些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却更倾向于其反对者的理念：给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破坏的是通货膨胀，失业者和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普罗大众需要自己走出经济困境。在他们看来，为了防止国家丧失市场活力与信心，没有人有权对商业领袖的经营决定指手画脚。

大致有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了人们对于罗斯福新政的不公正评价。一方面，由于引证资料的不可靠性，历史学家往往都将罗斯福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幸运，而非执政能力。在罗斯福的前顾问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和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撰写的回忆录里，他们详细记述了罗斯福的早期货币思想。而这两本回忆录后来成为介绍罗斯福生平的文章中被引用最多的参考文献。在莫利和沃伯格眼中，罗斯福新政太过激进。因为坚持与罗斯福相悖的货币政策主张，二人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就与之决裂。在二人的描述中，罗斯福总统既不懂经济，也易被外界力量牵着鼻子走。这类回忆录中不公正的评述直接影响了早期罗斯福传记的作者对其货币思想的看法。这其中，受到影响的传记作者就包括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小亚瑟·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现今，他们各自撰写的“罗斯福传记”已成为后世学者广泛引用的权威参考资料。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今有关罗斯福的传记中缺失了有关其货币政策的恰当评述：罗斯福总统过长的执政年限与对大萧条和“二战”等重大事件所费笔墨之巨，已使传记作者没有余力再去认真分析其货币政策了。21

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一个事实——罗斯福新政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奏效了。我们先来谈谈一部电影。2011年上映的电影《商海通牒》（Margin Call），讲述了一家面临破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自救的故事。影片中，当投行高管陶德［John Tuld,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饰演］试图为自己残酷无情的自私做辩解时，他发表了大段独白。“市场崩盘总会发生，”他说，“经济起起伏伏，而身在其中的人们是无法逃脱经济危机的。”接着，他细数了一连串市场爆发恐慌的年份“……1901年、1907年、1929年、1937年”，在此处，他停顿了一下，才又继续，“1974年、1987年……”。在剧中，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但投射到现实经济历史变迁中却意义非凡。1937~1974年的30余年间正是战后繁荣时期，法国人将这段时间称为“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指经济增长与繁荣共存的一个时代。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及其追随者的经济政策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22

在战后繁荣的这段时间里，正如一位金融记者提到的，“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被抑制，这自然也就抑制了危机的爆发”。随着银行家鲁莽的逐利行为被法律约束、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世界各国分享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福祉。战后，借力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推行，美国的出口量猛增；随着工业生产的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各国也实现了经济的提振。与此同时，就连从前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在战后取得了经济上的发展。另外，对于陷入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通过积极的援助和贷款计划帮助其走出困境。此后，一国的经济下行已无法对世界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即便是美国，也没有这样的能力。23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虽然很多批评家将这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归结为“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失效，但是客观来讲，是不合时宜的政策举措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在罗斯福时代，为了确保就业，经济政策选择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正如菲利普斯曲线所印证的那样：失业率与通胀水平呈反向相关。但到了70年代，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将美国经济拖入了滞胀的泥潭，通货膨胀与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又加剧了这种状况。经济危机发展到另一种情景——通胀与失业共存。“虽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容忍曾为美国社会创造了自40年代以来最低的平均失业率水平。时至今日，同样的政策举措带来的却是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数据。”一位经济学家在其撰写于70年代末期的报告中提到，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溃败”。对此，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辩称，正是因为政府没有遵照他们开出的药方，经济才会陷入如此境地。即便凯恩斯的批评者们不时也会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将政策的失误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24

此后，经济学研究开始越来越仰仗计量手段的应用。但是，在不切实际的计量模型中，失业率这个变量被解释成了“自愿失业”，而非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在秉承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看来，政府应该放任市场自行消化经济周期的波动。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到1980年，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公然宣称“凯恩斯主义已死”。在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的学说。一听到发言者在做与凯恩斯主义相关的报告，听众们便不免交头接耳、嬉闹窃笑。25

在面对70年代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之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均否定了罗斯福总统高超的执政能力，推翻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崇。但当他们做出上述草率的判断时，他们甚至不曾想到，正是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才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人们总是将当代的经济危机与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做对比，但他们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手段却往往借鉴于7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选择忽视价格水平的真实走向，采取紧缩财政开支，推迟干预等举措。紧缩政策严重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市场上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进一步下滑。在真实市场环境中，经济紧缩政策在欧洲各国更为普遍。政府大多将货币价值的稳定视为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就业率，甚至不顾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威胁。虽然不能说政府和中央银行是完全不作为的，但是他们只在经济深陷危险境地时才草草出手也是不争的事实。26

直到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正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他们指出，在化解本轮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要远比那些讥笑他的经济学家的主张更为有效。而新近为他撰写传记的作者也肯定了其在社会经济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然，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他更是一个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积极介入政治解决方案的行动家。27

在为了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而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同时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失意的挫败。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关于此次会议的历史回顾中，都不免强调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之间的分歧。而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在他们基于各自的国家立场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所做出的不同的方案规划之上。结果则是，虽然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既遵循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为该国际体系的发展昭示了广阔前景，但“怀特计划”由于有着美国巨额财富实力作为后盾，而终被采纳。28

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凯恩斯与罗斯福在他们交往的最后阶段中出现的分歧。因为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紧密的盟友早在1933年已就货币制度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而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际，这一共识已得到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认可。在罗斯福总统就任以前，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可以说，这一共识既是罗斯福政府不懈工作的产物，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思想结晶。29

虽然凯恩斯的有关思想的确对罗斯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罗斯福的经济主张完全根植于凯恩斯的理论学说。正如经济学家特格韦尔在后来的著作中描绘的那样，虽然“在外界看来，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但这并不是因为罗斯福通读了凯恩斯的学术著作。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学术气氛本就十分浓郁，所有不愿固守旧有学说的学者都在试图为大萧条找到解决方法。这其中，诸多思想家都为罗斯福政府贡献了务实的建言。不只是经济学家沃伦、费雪、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像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与日后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都曾为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改革出谋划策。虽然将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罗斯福或者凯恩斯一人的说法很是炫目，正如一位撰写凯恩斯传记的作家曾经说过的：“在公众看来，个人英雄主义所散发的魅力是巨大的。这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包容数位英雄的集体涌现。”但在真实情境下，罗斯福和凯恩斯都需要旁人的协助才能实现他们心中的宏愿。30

虽然罗斯福的身旁有无数富有才智的学者，但是毫无疑问，凯恩斯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早在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们就看出了凯恩斯与罗斯福在经济主张方面的共性，并试图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引荐给他们的总统。一位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期冀有“一种神奇的魔法”能够促成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结盟。可原来，此事并不需要仰赖魔法来实现，时间与信件往来才是美梦成真的工具。在两人正式结识之后，双方又在多个场合有了正式会晤。此后，凯恩斯还以信件的方式向罗斯福传达了他的经济政策建议。在特格韦尔看来，二人的交往中还融合了一些非凡的特质：罗斯福在与凯恩斯交谈时，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凯恩斯终究是个局外人，他既不会阻挠罗斯福的任何计划，也不会过于积极地推销他自己的方案，所以总统才会如此放松。”特格韦尔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重塑国内经济之时，还是在他考虑是否要给予英国经济援助之时，抑或是在他为战后和平拟订方案之时，凯恩斯都献出了自己极富远见的宝贵政策建议。如果说，我们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为没有实现他的全部目标引以为憾，那么，他该为有幸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心目中的灯塔而感到些许欣慰。31

可以说，罗斯福总统对经济学思想的熟稔与凯恩斯对权力运作中实际问题的通透都是超乎后世学者现有认知的。二人在思想上的交相辉映，使他们成功发起了一场货币本位制度的伟大改革。以此到来的经济复苏令商业活动重新焕发生机、重拾希望的民众举起手中的武器英勇地反抗法西斯的无耻侵略、文明社会的安全最终得以捍卫。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罗斯福和凯恩斯都十分擅长从以往的过错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而当我们有幸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眼整个世界时，我们需要铭记这二人曾经历过的伟大历史，并从他们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在当时，凯恩斯之所以对罗斯福新政满怀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并非他接触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却是唯一一位有胆识、有担当做出变革的总统。早在多年以前，凯恩斯就致力于要让美国人明白，债务与货币工具将在缔造永久的和平中贡献卓越的力量。时间倒回1919年，为了帮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拯救危机当口的西方文明社会，凯恩斯在当时就提出了一套战后重建方案。

巴黎和会的召开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但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以下简称“和约”）却令巴黎和会成了“灾难”的同义词。和约不仅酿成了（或者说未能终止）中欧、东欧、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日后的诸多麻烦，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带来大萧条，还未能充分考虑到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为欧洲政治版图带来的新变化。另外，和约的条款更激化了固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多与会代表看来，巴黎和会恰恰为如何中断和平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研究素材。当然，这其中的一些人还是能够抓住机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与另一场大战后学会了如何缔造一个更为持久的和平。1

作为英国财政部在巴黎和会上的首席代表，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因在其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准确预言和约的失败而名满天下。和约中协约国向战败的德国施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凯恩斯对这一部分条款的担忧吸引了读者与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凯恩斯看来，关键性条款的缺失才是导致和约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协约国对德国报复式的和约条款倒在其次。和约中，并没有提及在战后重塑各国之间经济与金融合作的条款。而凯恩斯认为，纳入这方面的条款对于终止激进主义与暴乱在欧洲的散布有着重要作用。显然，和其他与会代表一样，凯恩斯也在周遭看到了即将爆发的革命的征兆。

当时的欧洲，革命已经迫在眉睫。1919年5月1日劳动节这一天，巴黎人民迎来了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和一排排空荡的街道。此时巴黎和会已召开数月，来自胜利国的代表们正在起草和约的条款，重新划定新的欧洲版图，商讨建立国际联盟的可能；而战败的德国人则刚刚搭乘特别专列抵达巴黎。在这里，他们将被迫接受投降条款。无须他们细细思量，和约将带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已昭然若揭。

尽管和会的闹剧还在上演，但在劳动节这一天，巴黎这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地铁停止运行，火车和巴士一动不动，只是偶尔有一辆出租车在湿滑的街道上疾驰而过。

外国代表们在酒店内醒来，迎接他们的是打烊的厨房，空空如也的早餐餐盘。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宽阔的林荫大道，却发现街上一排排的商户门窗紧锁，咖啡厅和餐馆也都闭门谢客。“连利兹饭店都没营业”，一个身处巴黎的美国人写道。而当天的报纸自然也不见踪影。2

早上七点的时候，城里的供电系统也瘫痪了。巴黎民众纷纷走出家门，涌上街道，在雨中聚集。他们将在巴士底广场、共和国广场、协和广场这些巴黎最负盛名的公共场所会合，而这些广场命名的目的就是激起人们对于革命的鲜活记忆。

原来，巴黎市的工人在此前已达成一致，将于1919年劳动节这一天举行大罢工。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怀揣着革命理想在广场上会合。一些工人在写着罢工宣言的卡片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卡片上宣称，为了促成一个公正的和平协定，阻止协约国对俄国发起的军事进攻，工人们将于劳动节当日发起一场为时八小时的罢工运动。在此之前，英、法、美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武装干涉。

在大西洋的对岸，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编辑们读到有关巴黎罢工者分发小卡片的报告时，他们猛然醒悟：“巴黎劳动节大罢工的全套方案不正仿效了布尔什维克党搞的社会主义做派？”3

当然，恐怕整套方案还称不上完全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的确促使了一些工人在劳动节当天走上巴黎街头。在过去的数十年里，5月1日这一天已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者的一个节日，每年的这天，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而此刻，当官方的和平缔造者们正在这座城市里尝试打造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时，巴黎人民走上了街头，将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期待大声地唱了出来。工人们的宣言在城市街区的石砖楼宇间回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国际歌》——这首社会主义者的非正式赞歌——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回荡。

当然，工人们并不是聚集在巴黎街头的唯一一支力量。法国士兵、骑兵连、警察与这座城市的特别守卫者——头盔闪亮的共和国卫兵——同样出现在了巴黎的市井。一年前，德国军队在其最后一次总攻时几近侵入巴黎。如今，法国人把从德国士兵那里缴获的火炮碎片堆积在协和广场。虽然侵略者的枪口已指向天空，但雨中沉默的人群正因恐惧而喘着粗气。法国士兵们已做好与示威民众对抗的准备。在生锈的战利品之间，一挺机枪已被充满戒备的士兵架好，上膛的机枪随时可能向失控的民众开火。

工人们集结在一起对广场的守卫者发起猛冲，他们中的一些人将铃兰别在外套的翻领上，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已做好进攻的准备。

工人们与守卫者进行了激烈的对峙，守卫者开始打压示威的民众。警察伙同骑兵将他们向广场外的街道上轰赶，企图将广场上的示威者强行驱散。

但是人群又一次聚集，并再一次发起冲锋。此时，骑兵们已拔出军刀。看到此举，民众们虽难掩惧色，但很快就重整旗鼓。一些人挥舞着红旗，继续反抗守卫者的暴行。他们发起了又一轮进攻。而这一次，消防队员开始用水枪向民众喷射，驱赶示威的人群。

虽然巴黎人民是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上了城市的街头，但他们的示威活动还意图寻求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与一个公平、持久的和平，而这也正是他们此前奔赴反侵略战场的目的。他们在广场上大声呼喊，追忆着那些为了守卫法国而牺牲在战壕里的士兵。

整个城市开始响起枪声与救护车的尖叫声。在战斗结束后，一些外交官冒险走上巴黎街头。横七竖八的尸体散落在街旁，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以免碰触死者的遗体。4

当巴黎警察与示威的工人们在协和广场展开激烈交战时，美国代表团的相关人员正在广场东南侧的克里雍大饭店内工作，他们正在此处协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制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协定条款。这家平日里豪华的酒店，在巴黎和会期间成了美国代表们驻扎的办公总部。出于安保考虑，工作人员需要出示附有个人照片的通行证才可以进入戒备森严的克里雍大饭店。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得不与一众说客共事。一位代表团成员在报告中提及，“这些游说政府的说客大多是享有名望的美国人……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其实是确保和平协定中的条款可以保障他们自身的特殊利益”。除了克里雍大饭店之外，还有一些美国外交官则被安排在优雅的马克西姆餐厅内工作。在工作时，他们不得不忍受餐厅的环境带给他们的干扰。银器间互相碰撞的叮当声响与雉鸡、松露和洋蓟酱慕斯等餐点芳香四溢的气味都不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状态。5

但在1919年劳动节的这一天里，克里雍大饭店内没有了在衣着考究的说客之间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在饭店外特别部署的守卫队，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克里雍大饭店免受广场上示威人群的侵犯。从半掩的窗子随风飘入的也不再是用餐时的饭香与轻手轻脚的声响，取而代之的是火药的刺鼻气味，激战的嘈杂声响与示威工人的阵阵呼喊。

没有了早餐、供电，就连出行都要受限的美国人点起了煤油灯和蜡烛，继续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侧耳倾听窗外的声响，那么他们会知晓，街头示威的社会主义者们正安抚着他们的不安情绪。在《国际歌》的传唱与悼亡战壕牺牲的法国士兵的恸哭中，人群里还不时传来“威尔逊总统万岁”“美国万岁”的高呼。示威的民众知道美国总统已经来到巴黎，他们相信美国人会为饱受苦难的人民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与此同时，威尔逊总统的办公桌上的确有一份草案。这份草案初步勾勒了一个战后重建计划，意在保障欧洲的工人们免受过度饥饿与压迫之苦；进而，他们也就无须因生活困窘而走上街头，反抗当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是这份被称作“宏伟方案”的草案的作者。显然，在评述自己的思想理念之时，他从不自谦。

凯恩斯的战后重建方案自然不是呈到威尔逊总统桌上的唯一方案，却是最为周详且规模最为宏大的方案。事实上，为了防止绝望与动乱重新统领欧洲，一些旨在帮助欧洲人民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相较于凯恩斯的“宏伟方案”，这些更为务实的计划中包括了由一位犹太裔美国外交官的儿子策划的，向法国运送拖拉机的方案。这套方案的设计者就是小亨利·摩根索，而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苹果园的农场主。

摩根索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与农业发展。1913年，他在纽约州北部[1]买下了上百英亩的农场，并在那里购置了房产，定居了下来。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居住的海德公园距这里只有几英里。摩根索不久就结识了他们夫妇，并成为他们家中的座上宾。而在1916年，摩根索自己也迎娶了一位名叫埃莉诺的姑娘。

一些了解摩根索家族的人曾表示，小亨利·摩根索之所以选择去纽约州北部发展，是因为他在商界发展得并不顺利。谁知阴差阳错的他却在农场经营方面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也许摩根索在当时确实对商业不甚了解，但这个看起来有点少年老成的年轻人对苹果生产与驾驶拖拉机倒是极为在行。

1917年，当威尔逊总统出于守卫整个西方文明的目的而决定派美国士兵参加“一战”时，摩根索曾想参军入伍。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他无法得偿所愿。为了响应战争的号召，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农业方面的专长。在与美国粮食总署合作期间，他的工作就包括配给救援欧洲的食品罐头。彼时的美国粮食总署署长正是百万富翁、前矿业工程师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

此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正举全国之力抵抗德军的入侵。其最肥沃的土地被进攻的车轮无情碾过，广袤的农田里尽是阻击侵犯的铁丝网，土地被开沟铲割裂得七零八碎。虽然战争遗留的满目疮痍修复起来分外艰难，所幸法国人民并非孤立无援。“一战”时及战后，美国的食品漂洋过海都被运到了法国人手中，免其忍饥挨饿。

1918年，随着“一战”临近尾声，摩根索盘算着他也许可以再次发挥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才华，让法国的农户能够迅速恢复生产。他的计划说来简单：向法国运送拖拉机。在达奇斯县自家农场内劳作的短暂年月里，摩根索目睹了拖拉机变得更加灵巧轻便，价格也越来越实惠。这个农业生产的新星取代了辛苦劳作的驴子，令美国农场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就此，他不禁想到，拖拉机的推广也可以为法国带来同样的好处。如果法国农场的收成上来了，美国人就没必要再将粮食成批地运往法国，这为运送其他物资腾出了更充裕的船舱空间。

摩根索进而做了一些简单的算数工作。法国在“一战”中失去了大约1000万英亩的可耕地，而他可以想办法购置1500台左右的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将帮助法国恢复150万英亩的土地生产。这15%的耕地面积只是一个开端，但它为法国更强劲的复苏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摩根索的“拖拉机计划”得到了胡佛与法国政府的支持。他开始着手融资购机的事宜。按照计划，这笔用来购置拖拉机的资金将是一笔贷给法国政府的款项。通过此举，法国的农业生产可以得到恢复，而美国的制造业也收获了慷慨的大笔订单。因此，该计划赢得了美国商界的广泛认可。

1918年春末，摩根索搭乘满载拖拉机的轮船来到了法国。在这里，他将履行自己的使命，将拖拉机正式交付法国农业部门。在巴黎的短暂停留是摩根索与“一战”的最直接关联。听歌剧、外出就餐，他在巴黎享受了一些私人时光。令他惊讶的是，就连声名斐然的克里雍大饭店在此时竟也门庭冷落，住客寥寥无几。但到1919年之初，克里雍大饭店已再容不下一个多余的美国人。来参加“一战”和谈的美国代表挤进了克里雍的每一个房间，而来恳求援助的各方人士则占据了饭店的节节走廊。6“一战”后，欧洲诸国需要更多救助。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其他方面来说，这都远超摩根索“拖拉机计划”的力之所及。早在1919年劳动节之前，暴乱的苗头已在欧洲多地酝酿。1919年2月某日，一个持枪的金发男子走上巴黎街头，他朝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豪华轿车连开数枪。在场的一些人坚称这名男子是一个蓄谋推翻现有政权的反动团伙的成员，而这个反动团伙企图在法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此同时，在战败国和“一战”后新建立的欧洲国家（包括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等）里，大批民众都在食物短缺的境况下艰难度日。据一个彼时正在德国的美国人回忆：“食物供给的短缺与社会的动乱使德国各地涌现出了很多布尔什维主义的追随者。”饱受饥饿之困的中欧和东欧人民在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食物，而不是政客们不切实际的连篇承诺。”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此事上，也与欧洲民众站在了一起。“布尔什维主义正稳步西进，”他警告道：“它也许无法被武力消灭，但只要欧洲人民能吃到饱饭，那它也就没什么戏可唱了。”7

美法两国联合起来，试图通过给予民众生活救济的方式，抵抗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的势力扩张。1919年3月6日，两国政府在巴黎市郊的9个兵营内开设了贩卖美国食物的商铺。为了能买到纽约的青豆、芝加哥的猪油、堪萨斯州的火腿，巴黎民众在兵营外排起长龙。远离战火硝烟的美国在此，向世界展现了自己的富足。

虽然美国向法国提供了慷慨的战后援助，但是当记者采访巴黎民众对此的看法时，从一位巴黎肉铺商贩那里得到了一个无奈的回应。“是的，我们得到了救援，但这毕竟只是肮脏的美国猪肉。”他说。虽然巴黎民众对这些食物不抱好感，但驻扎在巴黎近郊的兵营一天还是要接待上千位购买者。依靠提供廉价的食品救济，美国人希望以此筑建抵御“红色威胁”的防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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