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战国）子思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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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全鉴(典藏诵读版)试读：
前言
衷《中庸》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集中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原则等，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源头，也是中国人的智慧宝库。
衷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德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万世师表、儒家的宗师孔夫子对中庸之道有如此之高、独一无二的评价呢？
衷说中庸之道至高无上，至少有这样四种原因：其一，中庸之道是儒学中最高的理论渊源，儒学实际上即为中庸之学；其二，中庸之道是世界所有哲学共同认可的理论，是人类智慧折射出的一致见解；其三，中庸之道是古代各种哲学中，对现代人而言最有意义的理论；其四，中庸之道是各种理论中最适合用于指导实践的一种理论，把它当做生活准则可以无往而不利。
衷然而，有不少现代人把“中庸”理解为中立、平庸，认为讲中庸就是搞折中、放弃原则。这是对中庸哲学思想核心的极大误解。实际上，中庸既不是简单的折中，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中庸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尽善尽美的最佳方案。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衷朱熹曾这样高度赞誉《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只要按照《中庸》的精义修身立业、为人处世、齐家治国，一定能达到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太平和合境界。可见，在古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中庸》的作用非常巨大。
衷不过，现代人一谈起《中庸》，总觉得它要么高深莫测，要么不合时宜。其实，《中庸》所谈的道理是朴素的，也是永恒的。“中庸”之“中”的含义是不偏不倚，是适度、适中、正确，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是合宜、合理，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是中正、公正而合乎天理人情的正道。“中庸”之“庸”的含义是平凡、平常、平易可行，而又无可改易的一定之理，与怪异、险僻、神秘相对而言，含有“普遍适用”之意。“中”是道之体，“庸”是道之用，也就是理论上的基本原则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中”与“庸”的结合，旨在阐明“中”这一基本原则是人人不可缺少，人人必须遵守，人人可以做到，适用于一切事物而适得事理之宜的普遍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庸”乃是实行道的方法论，也就是对于“中”这一普遍真理具体运用的方法。
衷许多理学大家持守《中庸》的信条，许多儒者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它仍然历久弥新。这正是经典与众不同、永不过时的魅力所在。
衷本书对《中庸》的原文加以详细注释和解读，同时配以相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来阐述蕴藏其中的真理。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时有所践行。
衷同时，本书将纸质图书和配乐诵读音频完美结合，以二维码的方式在内文和封面等相应位置呈现，读者扫一扫即可欣赏、诵读经典片段。诵读音频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业播音员，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高校播音系教师构成的实力精英团队录制完成，朗读中融进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声音感染力极强。
衷衷心希望本书能成为您全方位感受和理解《中庸》这部传世佳作的良师益友。解译者2018年5月 第一章 天命：天地之化本于中和【原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译释】
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循着内在的诚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驾驭本性的道，是时刻不能离开的；那些可以离开的束缚，都不能称之为道。所以，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君子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是谨慎的。
对喜怒哀乐能按应有状态掌握，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表现出来，就能有所节制，这就叫“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如果能够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及之，达到圆满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都能各安其所、各遂其生了。解读1.秉承天命，天人合一《中庸》开宗明义，肯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性”、“道”、“教”三项，用以解释“道”的渊源。作者认为：上天以阴阳五行的道理来交付给人，人类运用这些道理来修成诚的美德，这就叫做“性”，人有了性之后，做事遵循它，这就叫做“道”。圣人应当运用“道”去约束民众，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使做事过分的人回撤，使做事不及的人前进，这就叫做“教”。在作者看来，先有“性”，后有“道”，再有“教”，“性”、“道”、“教”三者是相承的，在逻辑上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论产生的一个源头。这三句话是《中庸》的开端。理解这个开端是我们进入《中庸》的关键。
在这里，“天命之谓性”就是说，人类起源是天之所造，是天的一部分，他所含有的特殊性即人性，是与他的知识（生来就有，区别于动物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仁”。这个“仁”，以他的知识为特征，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萌发的种子，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这里“天命”中所谓的“天”并不是现代人自然意义的“天”。这个“天”，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至上神。在儒家看来，人自降生之日起，就必须听从“天命”，在“天命”中完成自己，成就每个人异于禽兽的本性，完成“天命”的赋予。
在《中庸》里，“天命”是内在于人的，它不是以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提供某种规范，而是直接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给人以命令。在这一传输过程中，给令者是“天”，而受令者则是人，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来，而“天命”是每个人得以成就人性的直接原因。在这一思想中，人必须完成“天”所赋予之“命”，因为这正是人异于禽兽能成为人之处，亦即人性的成就之基。《中庸》这一思想后来为孟子及宋明儒陆王学派所继承。孟子道性善，曰求放心，陆王曰心即理，便是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钱穆先生在一次名为《中国人的思想总纲》的学术文化讲座中，曾这样解释《中庸》开卷的三句话：“四书里《中庸》的第一句，就说‘天命之谓性’。天命赋予你的，就是人之禀赋，这就叫做‘性’。人受了此‘性’，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即是说人生之内就见有天命，这不就是通天人了吗？所以中国人特别看重‘性’字。我此次来讲中国的国民性，就是这意思。为什么你的‘性’这样，他的‘性’那样；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样，西洋人又不这样。这需要拿天时气候、山川地理、历史传习等种种，会合起来讲。简单说来，这即是所谓‘天命’。天在哪里？就在我本身，就在我的‘性’。我的性格，就是天的一部分，我们人就代表着天了。可是一个人只能代表天的小小一部分。你是一女子，便是天性之阴；你是一男子，便是天性之阳。人分阴阳，天亦分阴阳，如昼夜寒暑等。中国的阴阳家便喜欢从这里讲。此处不详说。”“现在讲到《中庸》第二句：‘率性之谓道。’‘性’可以讲是天性、人性，‘道’亦可讲是天道、人道。率，遵循义。遵循你的天性而发出的，便是人生大道，亦可说是自然大道。饥思食，渴思饮，寒思衣，倦思睡，都是率性，即都是道。违背人性，就非道。魏晋清谈讲坦白，讲直率，把你的内心坦白直率地表现出来，这就偏于道家义。儒家言遵循，工夫便要细密些。但儒道两家还是一义，都是通天人。或许一个种田人比一个读书人更能近于道家言的率性，而一个读书人则需要懂得儒家言的率性。所以儒家要讲修身，而道家在此则不多讲。换言之，道家重在讲自然，儒家则更注重讲人文。率性之谓道，亦即天人合一。”“现在再讲第三句，‘修道之谓教’。人道需包括天地及社会人群，故需随时随群而修。周公所讲的道，孔子出来修，以下仍需不断有人起来修，此便是‘修道之谓教’。亦即是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有变便需有修。但尽有修，还是这一道……修道之‘修’，有修明义，有修正义。周公讲的道，孔子起来修正，又继续有孟子、董仲舒起来把孔子之道修明修正。另一面说，庄子、老子亦来修正孔子之教。所以《中庸》开始的三句话，实是含义无穷。”
的确如此。这三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是它的含义却极为深奥。它不是针对现象界所作的描述，而是基于长远的传统与独到的见识，对于人性的本质所作的论断。这是一种信念，但它不是没有根据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由经验归纳而得，但却可以用来说明人的主要经验。换言之，人之所以构成如此的人类世界，既要求分辨善恶，又要求行善避恶，好像真有一种命令在其中主导，其原因正是《中庸》所要说明的。2.道不可离，君子慎独
慎独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
作者强调，对于这伟大的天道，君子即使在众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也要谨慎儆戒，不可以有一时的疏忽大意；即便在众人听不见的地方，也是一样。这样，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存向善之心而努力自修的君子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德行的修养，而不可以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否则，是不会在德行的修养上有真正的进步的。
这个世界由道、理、义在规范制约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归根结底，“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没有什么东西比隐讳的东西更容易被呈现出来被人看见，有些人将自己的凶悍愚蠢藏起来，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是藏不住的，反而因为隐藏而更加凸显出来。“莫见乎隐”，没有什么比所隐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更能够显现出来，有人认为很多事情很小，见小利去拿小利，那你今后可能见大利去拿大利，最后可能窃国。“莫显乎微”的意思就是说，极其细微的东西，都会呈现出来，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自己独处的时刻不做坏事，能严于律己，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心灵之“诚”。“诚”的对立面就是本能之“欲”。一个人的私心太多私欲太大，就会处处为了自己去贪婪争斗，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中庸》告诫人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不要做加法，而要做减法。减法就是把自己心中想得到的一切物质的、欲望的、权力名誉的东西放弃丢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诚实规矩、内心坦荡的人。
儒家的这种自我道德修养，一直是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奉行的道德法典，说之者极多，真正能践之者甚少。其中有三个人的事迹比较突出：
其一，东汉时被誉为“关西夫子”的清官杨震。他任荆州刺史时，发现一个叫王密的人才华出众，便向朝廷举荐。朝廷接受了杨震的举荐，委任王密为昌邑（今山东金乡县）令。王密对杨震十分感激，他私下拜会杨震，执意送上10两黄金以表谢意，并低声说：“黑夜里，无人知道，您就放心地收下吧！”杨震脸色阴沉，斥责道：“你送黄金给我，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无人知道呢？自古以来，君子慎独，哪能以为无人知道，就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呢？”一席话，说得王密羞愧难当，他急忙起身谢罪，收起金子走了。
其二，元初的许衡。据明宋濂等撰《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字仲平，河南泌阳县人，任过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领太史院事，为中央最高级的学官。他是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他早年“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菜茹，处之泰然”。他“尝暑中过河阳，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仍坚决不吃无主之梨。后来，他“财有余，即以分诸族人及诸生之贫者。人有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他一生清廉自守，堪为楷模。
其三，清朝雍正年间的叶存仁。他先后在很多地方做官，历时三十余载。一次，在他离任时，僚属们派船送行，然而船只迟迟不启程，直到明月高挂才见划来一叶小舟。原来是僚属为他送来临别馈赠，为避人耳目，特地深夜送来。他们以为叶存仁平时不收受礼物，是怕别人知晓惹出麻烦，而此刻夜深人静，四周无人，肯定会收下。叶存仁看到此番情景，即兴写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随后将礼物“完璧归赵”了。
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杨震、许衡和叶存仁，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坚持操守，自觉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高洁言行，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现代社会也一样，我们一定不要以为“不睹”、“不闻”而放纵自己。一般来讲，在公开场合，一些人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不会做出有违法律、有悖道德规范的事。但是，在非公众场合，特别是面对金钱、美色等各种诱惑，有些意志薄弱者可能会不善“慎独”，做出违法乱纪的事，并自认为“没有人知道”，“不要紧的”。分析现在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的蜕变过程，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不“慎独”开始的。
一个人做坏事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所致，就像人生病一样，是人本身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和遭到外界风寒雨湿的侵蚀所致。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患病，有的人则不患病，那是因为人的抵抗力、免疫力不相同。因而现在人们都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锻炼，为的就是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我们加强“慎独”修养，就如同加强身体锻炼，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以抗拒疾病的侵扰一样。“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加强“慎独”修养，谨慎个人行为，就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在独处时也要做到表里如一。3.要有“三省吾身”的态度“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三省吾身”的态度。
内省是做人的职责，人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提升自己。其实，平心静气地正视自己，客观地反省自己，既是一个人修性养德必备的基本功之一，又是增强人之生存实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于《白鹿洞书院榜示》中郑重写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八个大字，而唐代大文豪韩愈会谆谆告诫其弟子云：“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他们在为人处世和道德学问修养时始终贯穿着“自我反省”的态度，不仅立了功，也立了德，而且立了言，所以被尊崇为圣人，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自省是一种自我改进和自我激励的手段，只有坚持每日自省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才能及时改正，才能时时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每天进步，永远向前，自强不息。
很少有人能够在屡建新功的情况下仍三省吾身，谦虚谨慎，注重心性修养，因此，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的往往就是由于他们居功自傲、不善自省的性情。
三国时期，邓艾以奇兵灭西蜀后，不觉有些自傲起来。司马昭对邓艾本来就有了防范之心，看他逐渐目空一切，怕久而久之事有所变，就发诏书调他回京当太尉，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邓艾虽有杀伐征战的谋略，却少一点知人、自知的智力，既弄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危险，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惹出了麻烦。他只想到自己在魏国的使命尚未完成，东吴还有待他前去剿灭，因而上书司马昭说：“我军新灭西蜀，以此胜势进攻东吴，东吴人人震恐，所到之处必如秋风扫落叶。为了将养兵力，一举灭吴，我想领几万兵马做好准备。”而且，他还喋喋不休地说明自己灭吴的计划，全不知这将会引来什么后果。司马昭看书后内心更疑，他命令临军卫瓘前去晓谕邓艾说：“临事应该上报，不该独断专行，封赐蜀主刘禅。”邓艾争辩说：“我奉命出征，一切都听从朝廷指挥。我封赐刘禅，是因此举可以感化东吴，为灭吴做准备。如果等朝廷命来，往返路远，迁延日月，于国家的安定不利。《春秋》中说，士大夫出使边地，只要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凡事皆可自己做主。邓艾虽说不上比古人更具节义，却还不至于干出有损国家的事。”
邓艾强硬不驯的言辞更加使司马昭疑惧之心大增，而那些嫉妒邓艾之功的人纷纷上书诬蔑邓艾心存叛逆之意。司马昭最后决定除掉邓艾。他派遣人马监禁邓艾前往京师，在路途中将他杀害。
一世聪明的邓艾由于一时虑事不明，招人疑惧而被杀身亡，他一片苦心，却由于自己不善内省，不明真相，糊里糊涂地被杀死，真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却居功不忘自省。汉王朝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创建，到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前后七十余年的勤政治国，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那时候，牛羊遍野，仓库皆满，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府库余钱百万，“贯朽而不可校”。汉武帝刘彻就是在这种国富民丰的形势下继位的。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在统治期间接受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网罗人才；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割据势力；澄清吏治，设置十三郡刺史，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发布“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不法的富商大贾；采纳桑弘羊建议，把冶铁、制盐、铸钱收归官营；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发展了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派唐蒙至夜郎，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用卫青、霍去病为将，进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西北边境的威胁；又南征百越、东进朝鲜，在那里建立州郡……汉武帝时疆域东、南至海，西到巴尔喀什湖、费尔干那盆地、葱岭，西南到云南、广西以及越南北、中部，北到大漠，东北迤至朝鲜半岛北部，成为亚洲最富强繁荣的国家，真可谓是文治武功，业绩显赫，出现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之世。
然而正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丰功伟绩的帝王，却在晚年时下了一道反躬自省的《轮台罪己诏》。原来，汉武帝由于连年用兵，以及泰山封禅、挥霍无度等，也带来了国库空虚、徭役繁重，以及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的问题。汉武帝对此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略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一方面强调连年用兵劳民的客观原因，一方面告诫后世若长此以往，是要步秦朝灭亡的后尘的。在他执政的晚年，更进一步认识到多年用兵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危机，所以当都尉桑弘羊建议，要在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一带屯田准备军需时，他觉得再也不能穷兵黩武扰害百姓了，而应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于是，在深切反思之后，毅然写下了《轮台罪己诏》。他在反省由于长年用兵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后说：“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如今又要“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最后明令“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宴令，以补阙，毋乏武备而已”。明确表示，要停止战争，轻徭薄敛，实行“与民休息”的富国政策。《轮台罪己诏》文字虽不多，却显示出一个英明统治者对自己功过得失的清醒认识，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汉武帝以一国之主至高无上的身份，敢于公开承认治国过失，躬身自省的精神，在我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轮台罪己诏》发人深省，令人赞叹。
自己时刻自我反省，犹如面前摆放着镜子，可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见得失。”有一次，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如果光靠读读圣贤们的话就能改过向善，诚然善莫大焉，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一种理想。一个人若不能躬身自省，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正是唐太宗常反省自己，乐于纳谏，才出现了历史上“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4.中、和是一切的根本《中庸》的第一章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与中、和的关系。
所谓中，就是适度，无过无不及。只有适度，才能和谐；中是和的前提和条件。所以和又称中和；和为贵也可说是中和为贵。而中和的达到，与喜怒哀乐之情的恰当表达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而情是性的表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人都有喜怒哀悲之气，这是人性；人与外界相接触，性即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喜怒哀乐之未发，指天赋之性未与外界接触之时；此时属自然之性。自然状态也就是本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过与不及，所以是“中”。自然之性与事相接而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由于人生活在群体中，情的表达也就受到种种人际关系的节制，需要有度；而人们环境、地位、利益以及学识修养等的不同，又会使情的表达有过或不及。过与不及，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刻薄寡情，冷漠无情，固然会危害社会和谐；喜怒哀乐之无节制地过度宣泄，也会伤及身体；尤其在复杂的环境之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节制地任情而为，更会危及全局。因用情不当而带来的教训，史不绝书。因此，喜怒哀乐之情需要有种种人文的规范，就是传统所说的道。人情之发只有符合道的节制，无过无不及，才能保证社会的“和”。所以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在传统文化中对此有许多阐述。《小戴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以情为基础，依据情而加以调节，以达到社会的和谐。《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所以人道“始于情”，情是人道的基础。但情要合于道义才能有益于社会和谐，人道教化就是引导人们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道是始于情而终于义，始于自然而归于人文。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又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理使情无过无不及，它以情为基础，既是对情的节制，又使情不致“爽失”，能够得到恰当的发挥和表达。
可见，情是人的一切活动的自然基础，但人不能任情而行，情的表达要受人文的节制。“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既顺应人情，又对人情有必要的节制，使人情得到恰当的表达，达到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才能产生社会的和谐。如果一个人脾气太大、贪心太重，心中经常生无明之火、起烦恼，就会有灾。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更要时时刻刻保持定慧、安详、自在。
观察时下的人们，有的人不了解人生真正的道理，如果要他没有喜怒哀乐，他可能就无法安定下来。我们要了解，中、和是一切的根本，只有致乎中和，有定、有慧，做事情才能够恰到好处，如此天地安于本位，就不会有灾祸了。
这里，作者不仅提出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而且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春夏秋冬四时，风调雨顺，什么时候该刮风、该下雨、该出太阳、该打雷，当天地安于本位时，时节才不会混乱，才能恰到好处。春天里，草木就会长得很茂盛，秋天就能收成，到了冬天就会很寒冷，四时节气的运转都会恰到好处。如果人心变异，天地变位了，即使六月天也会下起雪来，或是不到冬天就会很冷；因为，一切的天灾人祸，都是由于人心没有达到中、和，假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中和的境界，那么这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
中与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指出了此目标的重大意义，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是《中庸》全书的主旨。 第二章 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原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译释】
仲尼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解读1.做个坚守道德的君子
孔子在许多言论中都用君子和小人作为一种例证。做小人易，做君子难，而做比君子更高的圣人，则是难上加难。
所谓君子中庸就是君子行事符合中庸之道。不偏叫“中”，不变叫“庸”。也即是不要偏离自己的原则，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与此相反，小人是反对中庸的，他们见风使舵，毫无原则可讲。
人生的道路有多条，人们最喜欢走的是捷径，但是走捷径可能面临很多歧途，可能是断路、绝路、死路、末路。断路没有希望，绝路铤而走险，死路执迷不悟，末路无可挽回，所有捷径的投机取巧，都是不归路！还有一条路，尽管艰难，但对人生来说非常关键，就是正路。正路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对待道路的人生态度。正路就是不偏不倚之路——中庸之路——一条非常难但是唯一能成功的路。“君子中庸”，意味着君子要遵循中庸之道。反过来说，正因为遵循了中庸之道，君子才成为君子。“小人反中庸”，点明小人专门走侧峰，走“捷径”，违反了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意孤行地去剑走偏锋，太倚而“过”，当然会因为反中庸而受到事物发展规律的惩罚。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著名文学家、哲学家。
扬雄世代以农桑为业。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却能淡然处之。他口吃不能疾言，却好学深思，“博览无所不见”，尤好圣哲之书。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四十多岁时，扬雄游学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为门下史。后来，扬雄被荐为待诏，以奏《羽猎赋》合成帝旨意，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立。哀帝时，董贤受宠，攀附他的人有的做了两千石的大官。扬雄当时正在草拟《太玄》，泊如自守，不趋炎附势。有人嘲笑他，“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嘲”，竟然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以取悦于人主，反而著《太玄》，使自己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何必这样呢？扬雄闻言，著《解嘲》一文，认为“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表明自己甘心“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绝不追逐势利。
王莽代汉后，刘歆为上公，不少谈说之士用符命来称颂王莽的功德，也因此受官封爵，扬雄不为禄位所动，依旧校书于天禄阁。王莽本以符命自立，即位后，他则要“绝其原以神前事”。可是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却不明就里，继续作符命以献。王莽大怒，诛杀了甄丰父子，将刘棻发配到边远地方，受牵连的人，一律收捕，无须奏请。刘棻曾向扬雄学作奇字，扬雄不知道他献符命之事。案发后，他担心不能幸免而身受凌辱，就从天禄阁上跳下，幸好未摔死。后被召为大夫，以71岁高龄病逝。在今郫县友爱乡子云村有扬雄墓遗迹，供后人凭吊。扬雄墓又称“子云坟”，在扬雄墓附近，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做个中庸的君子看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有点高不可攀，但仔细回味，却如吃饭穿衣，真切自然，它是人人所恪守的行为准则。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才辈出，却大浪淘沙，说到底，归于文格和人格的高贵。真正中庸的君子恪守道德，甘于清贫，尽管贫穷潦倒，寂寞一时，终将受人赞颂。2.反中庸者是可怕的“反中庸”者做人做事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与人争夺利益，甚至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以损人利己为快乐，他们当然不会中庸，为达目的，他们会不择手段。这就是君子与小人之差别，这也是中庸与反中庸的不同。
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帮助自己。有了这些贵人的帮助，成功的脚步自比平时快了不少。对此，中庸者一定知恩图报；但反中庸者，却不这样，他在每一个阶段，都跨过压在他头顶上的靠山并更上一层楼，一个一个的靠山倒下，一个一个更大的靠山树起来，至于对倒下之人的感恩、同情什么的，也许他酒足饭饱之后剔牙缝时能隐隐想到一点，这对他来说已经是殊为不易了。
魏忠贤年轻时，曾因还不起赌债，被一群恶少打得遍体鳞伤。伤好之后，他将复仇计划付诸实施，成了阉人，嫁妻寄女，从河间肃宁奔往北京。多亏好骑术、射术和诚实的外表，加上一副好酒量，不久博得东厂太监孙通的赏识，收在名下，带进皇宫。
后来，魏结识了大太监马谦，马谦把他调往甲字库管理化妆品。
神宗皇帝的长孙朱由校出生，为他选的奶妈是京郊农民侯二的妻子客氏。而客氏与东宫大太监魏朝结下“食伴”。魏忠贤常给魏朝一些化妆品向客氏进贡，魏朝很蒙情，便介绍他进东宫，负责皇长孙和母亲王才人的膳食，从此，魏忠贤可以出入皇储的东宫。不久，王才人允许他携带皇长孙玩耍。他一方面尽力弄珍玩、教骑射讨好皇长孙；同时与魏朝结为“兄弟”，进而巴结王安，王才人死后，他注意到皇长孙对客氏的依赖，便动用“秘密武器”结交了客氏。此时，客氏已寡，她脚踩两只船，一是有权的魏朝，一是得用的魏忠贤。许久，魏朝发现了魏忠贤与客氏的关系，便把他调去管理煤炭供热，疏隔了客、魏的空间关系，其间约三年。
这两三年间，魏忠贤深自反省，恨自己色迷、急进，担心可能切断自己借助皇太孙上进的通路，又夹起尾巴来，垂眉折腰，修好于魏朝。好在魏朝好糊弄，又得日夜殷勤地代替多病的王安做事，也就渐忘前嫌，反倒自觉对不起“弟弟”，于是处处向王安说魏忠贤的好话。1620年，光宗即位，朱由校独居东宫，客氏便向皇长子提起魏忠贤，皇长子很喜欢曾给他留下美好记忆的魏忠贤，便说：“让他过来吧。”王安、魏朝也无异议。于是魏忠贤便重返储宫。不到一个月，光宗突然去世，皇长子被拥立为皇帝，年号改为天启，就是熹宗。
熹宗即位，按惯例，要把侍候自己的旧宦官安置在重要岗位上。客氏也反复地劝说，熹宗便任命魏忠贤为司礼秉笔太监。司礼秉笔太监的工作是按皇帝授意在奏章上加批示报批人，可以说是皇帝的秘书长。魏忠贤从此开始了乱政混世的7年。
1620年的明王朝，国家多事，一个月间，神光二帝相继去世，“红丸”、“移宫”两案争吵不休，内阁首辅方从哲被东林党攻击下台，内廷司礼监更替频繁，光宗的人马尚未接完班，熹宗的一群人已虎视眈眈地来了。这是一个机会，人人都为权力再分配而勾结、排斥、倾轧。魏忠贤要扫除前进中的障碍了。
一天深夜，16岁的熹宗被吵骂声惊醒。司礼大太监卢受、王安等也闻声赶到了。原来，魏忠贤和魏朝夜深饮酒东暖阁，争相要与客氏亲近，吵起来。二人跪在御床下，客氏站在床边一个劲地啼哭。熹宗早已“知事”，便问：“客奶，你别哭，只说要谁给你办事得了。”客氏自然心向得用的魏忠贤，厌恶魏朝的淡薄。王安看了皇帝眼色，便打了魏朝一个嘴巴，撵他出宫回家。魏忠贤事后假传圣旨，把魏朝发往凤阳，又派人截在河北献县勒死了他。魏朝就这样白白地死在他曾大力举荐过的魏忠贤手下。从此，魏忠贤独占客氏，客氏左右熹宗，形成掣肘之势。
关键时刻，王安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为朝廷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魏朝死后不久，皇帝命王安掌司礼监印，依惯例王安先推辞，退居宫外，待再下诏催促时便上任。魏忠贤为独揽内廷大权，在客氏的怂恿下，决心消灭王安。他唆使御史霍维华参奏王安，结果把王安关在空院子里，不许进饮食，王安夜间偷摘葫芦叶青萝卜度日，竟没饿死。魏忠贤又派人把他砸死。至死王安也不明白，自己保护过而且栽培起来的魏忠贤为什么要害自己呢？事后，参与整个阴谋活动的王体乾出任司礼监，事事听魏忠贤摆布。从此，魏忠贤控制了司礼监——与内阁并列的宫廷中枢机构。
最终的结局，大家都已知晓。反中庸的小人祸国殃民，我们不得不加以防备呀。3.去除内心的肆无忌惮
中庸的本质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大局观。君子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公为心，知道遵循人伦道德和自然之法则。而小人不同，他们以私欲为中心，以利益为上，以占有为快乐，肆无忌惮。他们没有责任心和社会公德，更不懂得人伦道德和自然法则。
武则天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因美貌可人深得太子李治的欢心。但在唐太宗临死之际，为避免殉葬，不得不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唐太宗死后3年，唐高宗李治把武则天再度接回到宫里。
武则天聪明伶俐，对王皇后谦卑有礼，对唐高宗百般奉迎，不久被封为昭仪。这时的武则天，又有了新的奋斗目标，那就是晋身皇后。
王皇后生性骄傲，对左右宫人态度严厉，其母亲柳氏更是因贵为皇后之母，出入后宫毫不顾忌礼节，因此宫女们多有怨言。机敏的武则天明白，对于懦弱寡断又宽厚仁慈的唐高宗，靠外力去劝说他废后是万难成功的，唯一的办法是要让唐高宗自己通过某事来做出推理决断。
公元654年，武昭仪怀胎十月，满望生个儿子好继大统，不料生下的竟是个女儿。大失所望之余，忽然想出了一个废掉王皇后的计策来。
一日，武昭仪在宫中闲坐，忽报皇后驾到。武氏便叫过宫女密嘱数语，自己却闪入侧室躲了。王皇后见武氏不在，便就座等候，蓦听床上婴儿啼哭，就抱起来哄了一阵，待婴儿又睡着后才放回床上，离宫回到自己的住处。
武则天见皇后已回，就从侧室出来，悄悄走到床前，启开被子，狠了心肠，咬了咬牙，竟将亲生女儿扼死。然后仍用被子盖好，专等唐高宗驾到。
不一会儿，即有使者来报皇帝驾临。武氏与平日一样，笑脸恭迎，谈笑献媚。过了一会儿，唐高宗对着床问武氏：“女儿还在熟睡？”武氏故意回答说：“熟睡已多时，现该让她醒过来了。”便令侍女去抱起来。
那侍女掀开被子一瞧，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武氏故意催促：“莫非还是熟睡？赶快抱起便醒了！”那侍女才说了个“不”字。武氏故意装作不解，自己前去抱孩子，手还未碰及女婴，口中却已号哭起来。
唐高宗被弄得莫名其妙，走近床去仔细察看，才知道那活泼泼的宝贝女儿竟已变作一个死孩了，难过得泪流满面。
武氏故意哭着问侍女道：“我往御花园采花，不过片刻工夫，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会被闷死？莫非你们与我有仇，谋死我女儿么？”
众侍女慌忙跪下，齐称不敢。武氏又道：“你等若都是好人，难道有鬼来谋命么？”
众侍女这才恍然大悟，一片齐声道：“只有正宫娘娘到此来过，婴儿啼哭时她还抱起来哄逗了一会儿。小孩没声息时她才走。”
武氏一听，故意顿足大哭，带泣带诉，声声怨自己命苦无女。唐高宗却已坚信王皇后下毒手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断然决定要废去王皇后了。这时，武氏又故意说：“废后是件大事，陛下不可随便决定，尚需由大臣们好好商议。王皇后只是对妾不满，宁可逐妾，也不能废后呀！”
然而，唐高宗自己推理决断了的事，哪是旁人言语可以轻易“劝”回头的？他对武氏道：“朕意已决，卿勿再言！”武则天表面上一片茫然，内心里却通明透剔，高兴无比。
此时的武则天还只是一个昭仪，距离皇后的位置还差很多。为了能实现晋身皇后的目的，靠普通的手段是很难奏效的。她“无忌惮”，逆人伦的常规思维模式而动，杀死自己的亲骨肉，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孔子强调，做君子不做小人。小人有两大缺点：第一，反中庸；第二，肆无忌惮，就是完全不按照规矩办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做事随心所欲，无规矩无责任心，以自我为中心，以一己私利为目的，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中庸，甚至嘲笑中庸！因为他们以欲利为目的，所以不会考虑尺度的问题。
齐桓公姜小白，春秋五霸之一，功成名就之后，淡了从前的雄心壮志，日渐昏庸起来。易牙就是在这时候，以一名厨师的身份来到他的身边。
易牙名巫，也称雍巫或狄牙，是宫廷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齐桓公最宠爱的女人长卫姬，得了一种怪病，食欲不振，日益消瘦，全国的名医都请来看过了，也吃了很多药，病情长久不见好转。易牙就自告奋勇，为这妇人做了一次饭，长卫姬吃了几口之后，竟然胃口大开，风卷残云吃了个精光。连着吃了几天易牙所做的饭菜，身体就康复了。易牙征服了长卫姬的胃，再加上长卫姬的“枕边风”和当朝大臣竖刁的力荐，齐桓公对易牙另眼相看，到哪里玩都带着易牙。
有一天他对易牙谈及天下美味，齐桓公遗憾地说：“我吃尽了天下的山珍海味，就是人肉没有吃过。听说人肉很好吃，不知是不是真的？”这本是一句玩笑话，说笑过后，齐桓公早就忘了，易牙却上了心。
他回到家中，看到三四岁的小儿子皮细肉嫩，就磨刀霍霍杀了儿子，做了一盘蒸肉，第二天一大早送给齐桓公品尝。端上桌来一看，那肉鲜嫩无比，酷似乳羊而胜过乳羊，不由得胃口大开。桓公狼吞虎咽，转眼间把那盘肉吃个精光。食罢赞不绝口，问易牙：“这是什么肉，味道这么鲜美？”易牙不敢欺君，只得实话实说：“这是贱臣小儿身上的肉。臣听说过，‘忠君的人，不顾其家’。心想主公尚未尝过人肉的滋味，所以把儿子杀了，献给主公品尝。”桓公听罢，心里很不舒服，半天没言语，示意让易牙退下。桓公转念一想，易牙这么干，虽然太不近人情，但他为了自己肯杀死自己的亲骨肉，表明他爱自己胜过他的亲生儿子，这样的人绝对可靠！于是晋升易牙为国务大臣。从此，易牙就成了齐桓公心目中仅次于相国管仲的人物。
在反中庸者的心中是没有“忌惮”的，只要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什么妻子、孩子都可以抛弃不顾。
管仲病重之后，齐桓公问他：“你死后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管仲说：“知臣莫如君。”桓公说：“易牙这人怎么样？”管仲回答说：“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能任用。”齐桓公听管仲说不能亲近易牙，很奇怪，便问：“易牙为了让我品尝人肉的滋味，杀了自己的儿子，这说明他爱我超过爱他的儿子。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管仲回答说：“对于自己的儿女，人们没有不倍加爱护的。易牙能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杀了，对您又会怎么样呢？”
管仲病逝后两年，齐桓公于公元前643年蹊跷地病重不起，易牙和另两位奸臣废太子另立，把齐桓公关入深宫，四周用高墙围住，不给他饭吃。饥肠辘辘的齐桓公饱尝了从天堂到地狱之间的痛苦落差。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豪杰，却栽在易牙这样的反中庸的小人手里。齐桓公临饿死时，不知是否会想起相国管仲的话。
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规律或规则，也不是外部的形式、程序、等级，而是内心是否“中庸”。如果内心不正、自心不诚，那么在生活中对中庸的坚守也不可能做到。君子最大的敌人不是修身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障碍，而在于去除内心的欲望恶念和肆无忌惮。我们应当“三省吾身”，防止贪、欲，戒除一味求大、损人利己的贪念，这才有可能使自己远离小人，逐渐修成君子。 第三章 鲜能：人生在世，都是有欲望的【原典】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译释】
孔子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解读1.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中庸是最高的德行，正因为它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行它。为什么呢？
鲁迅说：“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时，才去打高尔夫球，从此主张运动的要紧。我们平时，是绝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它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到了孔子那个年代，实行中庸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私有制激发了人们的攀比心理，攀比心理又促使了私有制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私有制所带来的副作用却是人们远远没有想到的。自夏启立国后，自孔甲始，君王们荒淫无度，至桀时更甚。到商纣王时更是“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砲烙之法”。既然地位与财富能带给人这么多身体感官的享受，有谁不愿意享受呢？有谁不盼望享受呢？
春秋时期是私有制发展的旺盛时期，财富的聚集，地位的提高，促使人们的需要、需求的野心更为膨胀，再多的财富、再高的地位也无法满足那些诸侯邦国的君王们。这个时期的你争我夺，就是人们对需要、需求的无止境的渴望，于是乎巧取豪夺而弄得你死我活，国家才由此而衰败，人民才由此而贫穷。
既然“民鲜能久矣”，那么孔子是否做到了中庸？
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家境十分贫寒。在《论语》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吾少且也贱，故多能鄙事”。据文献记载，他先在鲁国贵族家里做过管理仓库的人员，后来又做过管理牲口的小官。由于小时候给富人家放过羊，很了解牲畜的习性。上任之后，孔子制定了卓有成效的管理措施。不到一年，饲养场里便牛羊成群，于是，这年的祭祀都用了最上乘的牲畜，朝野上下无不赞誉孔子，鲁昭公对此也十分赞赏。
孔子从来不怕做低贱的事情，不怕人们说他平常。他总是去做一些低下平常之事。这个低不是一味求低，能把低的做好，才能做好高的；能把平常事情做好，才能做不平常的事情；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把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做好。2.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强调的是做事守其“中”，既不左冲右突，又戒参差不齐。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它是孔子尤为提倡的。虽然在《论语》中“中庸”一词仅出现过一次，但中庸的思想却时时闪现。
如在《论语》中，孔子评价他的弟子们时说：“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孔子认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再如论语中记载，孔子对子张和子夏二人的评价是：“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即中庸思想的具体说明。
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
商汤的开国大臣伊尹，原来不过是汤身边的厨师，他就是靠中庸之道，辅佐汤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在我国历史上维系约600年之久的商朝。
他看到汤成天为与夏桀争夺天下而忙碌着，显得十分焦急，以致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引起汤的注意。他把上一顿饭的菜做得特别咸，下一顿饭的菜又故意不放盐，让汤吃得不对味而来责备自己。接着，他又把每顿饭的菜做得咸淡适中，美味可口，让汤吃得十分满意。伊尹早已算计好了，汤准会表扬自己。果然，有一次饭后汤对伊尹说：“看来你做菜的本事确实不凡。”伊尹说：“大王，这并不值得夸奖，菜不宜太咸，也不能太淡，只要把佐料调配得当，吃起来自然适口有味。这和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只有掌握好分寸关节，才能把事情办好。”孟子后来对伊尹的评价是：“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意思是说伊尹在天下太平时入仕做官，在天下动乱时也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关键是善于把握好分寸，有所为有所不为，深悟中庸的为人处世哲理。《易经》说，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孔子针对人类社会中的偏锋主张，将两方面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也就恰当了。在谈及“中庸其至矣乎”的同时，孔子也感叹说：“民鲜能久矣。”这是因为，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孔子一生践行中庸之道。如何行中庸呢？他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的不足，不敢不勉，言顾行，行顾言。”孔夫子一生都在这样做，“非礼不动，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一直认为，勤苦好学就接近了“智”；学以致用，努力行善，就接近了“仁”；知道什么是羞耻，不做不道德的事，就接近了“勇”。智仁勇是修身养性的基础，也是行中庸之道的要旨。
孔子在个人修养方面也特别注重行中庸之道。他认为，人与人相处，行中庸，遇事心平气和，包容共济，相互谦让，文明处世，礼貌待人，人们就会减少摩擦与争斗，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谐相处。人们都行中庸，不但可以和谐相处，而且中庸之道还能使天与地处于融洽的位置，阴阳能平衡，天下万物才能生长发育。进而言之，中庸之道更可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整个社会就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3.人的欲望永远都不能满足
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这是“中庸”的原则。中庸说来简单，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失之偏颇，过于追求物质就是其中之一。
得到舒适而且悠闲的享受，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是人类本性的追求，因为人生在世，都是有欲望的，这些欲望换句话说就是需要：需要吃、需要穿、需要爱、需要名利地位等。而人的这些需要一般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无法完全得到满足的。
有一位禁欲苦行的修道者，准备离开他所住的村庄，到无人居住的山中去隐居修行，他只带了一块布当做衣服，就一个人到山中居住了。
后来，当他要洗衣服的时候，需要另外一块布来替换，于是他就下山到村庄中，向村民们乞讨一块布当做衣服，村民们都知道他是虔诚的修道者，于是毫不吝惜地给了他一块布，当做换洗用的衣服。
当这位修道者回到山中之后，他发觉在自己居住的茅屋里面有一只老鼠，常常会在他专心打坐的时候来咬他那件准备换洗的衣服，他早就发誓一生遵守不杀生的戒律，因此不愿意去伤害那只老鼠，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赶走那只老鼠，所以他回到村庄中，向村民要一只猫来饲养。
得到了一只猫之后，他又想到：“猫要吃什么呢？我并不想让猫去吃老鼠，但总不能跟我一样只吃一些水果与野菜吧！”于是他又向村民要了一只乳牛，这样子那只猫就可以靠牛奶维生。
但是，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觉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照顾那只母牛，于是他又回到村庄中，找到了一个可怜的流浪汉，然后带着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到山中居住，帮他照顾乳牛。
那个流浪汉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跟修道者抱怨说：“我跟你不一样，我需要一个太太，我要正常的家庭生活。”
修道者想一想也有道理，他不能强迫别人一定要跟他一样，过着禁欲苦行的生活……
这个故事就这样继续演变下去，你可能也猜到了，到了后来，也许是半年以后，整个村庄都搬到山上去了。
欲望就像是一条锁链，一环扣着一环，永远都不能满足。
在印度的热带丛林里，人们用一种奇特的狩猎方法捕捉猴子：在一个固定的小木盒里面，装上猴子爱吃的坚果，盒子上开一个小口，刚好够猴子的前爪伸进去，猴子一旦抓住坚果，爪子就抽不出来了。人们常常用这种方法捉到猴子，因为猴子有一种习性，不肯放下已经到手的东西，人们总会嘲笑猴子的愚蠢：为什么不松开爪子放下坚果逃命？但审视一下我们自己，也许就会发现，并不是只有猴子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是对贪得无厌之辈的形象比喻，只有少数超凡绝俗的豁达之士才能领悟知足常乐之理。适度的物质财富是必需的，追求功名以求实现抱负也是对的，关键看出发点何在。有一定社会地位是现实生活迫使个人接受的一种要求；追求物质丰富是刺激市场繁荣的动力，对个人而言，绝非因为安贫乐道就可以否定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但是一个人为铜臭气包围，把自己变成积累财富的奴隶，或为财富不择手段，为权势投机钻营，把权势当成满足私欲的工具，那么，这种人就会永远贪得无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4.必须克服褊狭的劣根性
孔子之所以感叹中庸之道“民鲜能久矣”，是因为他深刻地发现人类的一个劣根性，这个劣根性就是违反平淡恒常。在孔子看来，具有平常心是对人最高的评价。但是，人总是想要超越自我和别人，总是不愿意成为真正的自己，带有狭隘目的去做事就缺乏平常之心。
一切纷争都基于不安于寂寞，一切的战争和斗争都源自以邻为壑的褊狭观念，一切罪恶均来自想最大限度地置别人于一种贫穷落后的境地，而使自己达到辉煌无比的状态。这种褊狭观念导致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内部的断裂和长久的动荡不安。
一个农夫请无相禅师为他的亡妻诵经超度，佛事完毕之后，农夫问道：“禅师！你认为我的亡妻能从这次佛事中得到多少利益呢？”
禅师照实说道：“当然！佛法如慈航普度，如日光遍照，不只是你的亡妻可以得到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无不得益呀。”
农夫不满意地说：“可是我的亡妻是非常娇弱的，其他众生也许会占她便宜，把她的功德夺去。能否请您只单单为她诵经超度，不要给其他的众生。”
禅师慨叹农夫的自私，但仍慈悲地开导他说：“回转自己的功德以趋向他人，使每一众生均沾法益，是个很讨巧的修持法门。‘回向’有回事向理、回因向果、回小向大的内容，就如一光不是照耀一人，一光可以照耀大众，就如天上太阳一个，万物皆蒙照耀；一粒种子可以生长万千果实，你应该用你发善心点燃的这一根蜡烛，去引燃千千万万支蜡烛，不仅光亮增加百千万倍，本身的这支蜡烛，并不因而减少亮光。如果人人都能抱有如此观念，则我们微小的自身，常会因千千万万人的回向，而得到很多的功德，何乐而不为呢？故我们佛教徒应该平等看待一切众生！”
农夫仍然顽固地说：“这个教义虽然很好，但还是要请禅师为我破个例吧。我有一位邻居张小眼，他经常欺负我、害我，我恨死他了。所以，如果禅师能把他从一切有情众生中除去，那该有多好呀！”
禅师以严厉的口吻说道：“既曰一切，何有除外？”
听了禅师的话，农夫更觉茫然，若有所失。
褊狭的劣根性，在这个农夫身上表露无遗。这种劣根性会扭曲人的心灵，造成心理贫穷，并最终使人毁灭自己。
村里有两个要好的朋友，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有一年，他们决定一起到遥远的圣山朝圣，两人背上行囊，风尘仆仆地上路，誓言不达圣山朝拜，绝不返家。
两位教徒走啊走，走了两个多星期之后，遇见一位年长的圣者。圣者看到这两位如此虔诚的教徒千里迢迢要前往圣山朝圣，就十分感动地告诉他们：“从这里距离圣山还有7天的路程，但是很遗憾，我在这十字路口就要和你们分手了，而在分手前，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就是你们当中一个人先许愿，他的愿望一定会马上实现；而第二个人，就可以得到那愿望的两倍！”
听完了圣者的话，其中一个教徒心里想：“这太棒了，我已经知道我想要许什么愿，但我绝不能先讲，因为如果我先许愿，我就吃亏了，我的同伴就可以有双倍的礼物。不行！”而另外一个教徒也自忖：“我怎么可以先讲，让我的朋友获得加倍的礼物呢？”于是，两位教徒就开始客气起来：“你先讲吧！”“你比较年长，你先许愿吧！”“不，应该你先许愿！”两位教徒彼此推来推去，“客气地”推辞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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