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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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想录（精）试读：
第一辑
清朝是如何脱轨的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桐等人似乎整天都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在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得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几乎三天两头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还有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六十八年的《太后与我》中说，当时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搞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当然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完全当作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些成见，就永远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人，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结束了，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跤，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流血相对较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彗星，所谓彗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九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是官员、学生或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起来，可以证明彗星的滑落对那个时代的民心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到处都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领导人？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二十四小时内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三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二十六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却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文武精英，为了争夺皇位，牺牲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三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得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回去罢。”在中国人听来，这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可以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
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得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将“百”字上面的“一”横减去就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地方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十八个圈，更多的就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独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领导人？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答案就隐藏在这些所谓的神秘预兆里，其背后是人心思变。
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此前的几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几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因雨成灾，粮食歉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的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买不起。他电影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军士兵和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发给江苏、四川和湖北灾民。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
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永远是最致命的。如果说大米危机出现时，大清朝或许还有救，金融危机出现时就真正没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陆军大臣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大臣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就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的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其实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元军饷。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纷纷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元以上的巨额存款。北京的各家银行几乎都被挤爆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这才踏实，也才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人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可以卖，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银行紧急求救，原来外国银行给中国银行调现银是很正常的，这时候却信不过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因现金告急，暂停营业，门口贴出的告示直言“乱事影响，现银缺少”。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国人纷纷兑钱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只好暂住在小旅馆里，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有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秦皇岛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往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人潮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每天报纸上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当时很多人的日记里，每天都有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了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四十五天，终于等到了三百元，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又用金饰在天津交通银行抵借了四百五十元，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地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得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而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个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就是妥协的方案，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两千年来，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就是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下，朝代的更迭只有两种解决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暴力的方式。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一代枭雄袁世凯在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当初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方半壁江山之后，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可以减少牺牲。革命的结果不一定要让某一方独赢，一方胜利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胜利。
今天，我们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2011年8月20日，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凤凰网读书会”第61期讲，凤凰网根据录音整理）
辛亥百年变局
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剧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缓变、渐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剧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
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一百二十多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放到晚清七十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就是一个过程。就像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既得利益、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们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状态的、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也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而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出问题。晚清最后几年，“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发生，尤其在长江流域各省。这种环境是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
对于辛亥革命，最初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我在2004年写的《主角与配角》关注的是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大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看清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整个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百分之十二，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沿袭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当时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即便在今天，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过去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只能跟两千年以前的古人一样过一种马铃薯式的生活。马克思曾说，19世纪中叶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像装在一个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至少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法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其实中国人又何尝不是？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教养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士绅阶层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下达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虽然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但有限制的小部分人的选举毕竟在古老的大陆出现了，长期在皇权之下的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党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往往是不完整的，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士绅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没有各方力量的参与，辛亥革命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站在清王朝一面，辛亥当时，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地委屈，他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国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结果就是以中华民国替代了千年相续的帝国。这在以往的中国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如果打不破这个法则，中国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百年前辛亥革命的一刹那，在短短的一百二十多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也许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先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
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身。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少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率旧部攻克陕西十余城，兵溃后仍旧谋求复辟清室。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有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虽然他的人头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些钱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能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国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过程。从辛亥前的中国到辛亥后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国民党的党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国民党的党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几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国在1902年以前几乎没有几个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因为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较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这套教科书。到1922年，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国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北大是在1922年前后才走向成熟的。今天回看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近半个世纪是最佳的，大批足以担当这个民族栋梁的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这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时期，当权者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党派报纸不是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党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被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等人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有才华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生还纯属意外，是清廷不愿意杀他。清廷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是有政治智慧的，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国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放眼历史，中国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和平、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非得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国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有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辟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不要对抗要对话，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党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影响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
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意识”。中国畸形发达的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发育，培育出大量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曹丽蓉根据录音整理）
谈出来的民国
一百年前的那场社会大变动，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此之前，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中国进入第一共和——中华民国时代，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就是大家来统治，是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要由众人自己来管理，共和其实就是由民众自我管理。当然，在民国史上我们第一轮的共和政治实践和尝试失败了，失败有很多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地从帝国转入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就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中国经历了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一部现代史至今震荡不息。
百年前的那次大变动，我想从几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讲起。晚清中国，在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有基本的共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还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要改良、要改革，时间上大致都开始于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序幕。1860年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北京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输了也就是赔点款割了一些不重要的地，比如香港当时在国人看来，也就是一个荒岛，一块不毛之地。是英国人用一百年时间把香港建成世界的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原本交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烟的小岛，国人当时并没有觉得割让香港有什么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跨越五十多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启动是在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清楚，那个时代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绝对中心，我们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一直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1793年，英国派出的使臣到中国朝见乾隆皇帝，乾隆还不愿见他，他送给乾隆的礼物，乾隆也不愿收下，乾隆说我们天朝大国，物产丰富，什么都有，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我不稀罕。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支配了中国非常漫长的时期，直到甲午战争前的五十多年也没有改变。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的观念里是一个邻邦的、不起眼的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还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现在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所以觉得非常丢脸。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比我们国力更弱、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某种程度上可能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立宪，已经是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的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的技术，你造枪炮，我也造枪炮，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那个时候，他练的新式陆军请的很多教练是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军队，最初的七千名士兵成为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他的崛起就是因为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也就在同一年，1894年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当时他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另外一个人就是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医病，而是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开仗，根本没时间接见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南下，这个失望就让他完成一次人生的大转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他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说法，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到1895年出场，无论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练军，或革命，或倡导改革，或实业救国，最终他们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传统的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要有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火并，有你无我，从秦始皇之后项羽、刘邦楚汉之争以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由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原本是没有的。今天我们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并不是没有暴力，此前还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或者说只有有限目标，没有无限目标。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那就是无限革命，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哪一步就结束是清楚的，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清楚，打到英国王室同意美利坚民族独立、让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
一场革命局限在哪一些层面，要看革命的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把一些阶层从这个社会当中清洗出去，这就是很大的不同。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帝退位，革命即告一段落，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也没有触动基本的文化价值，所以只是一场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成了三派之间的一个共识，或者说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过瘾，没有把敌人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我们有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心态，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被看作是一场“不彻底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场有局限性的革命。“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同样有局限，只有神没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民国。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是前所未有的……我非常肯定这样的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这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但是一件事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我们过去有强烈的革命意识，以往多年的教育告诉我们，血流得越多，这个革命越光荣，牺牲了几千万先烈的生命，用鲜血涂红我们的旗帜，这是何等地光荣，何等地美好。我岁数越大，就越认可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去牺牲他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当中，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看为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为宝贵，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一个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在中国历次革命中是一个美好的范例。之所以能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今天看来，一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何等地糟糕，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国力衰弱，似乎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中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求出路，包括主动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回望一百一十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一百〇三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一留下的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重回北京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地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到1905年甚至把科举制都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官员选拔机制动摇了，整个的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出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掐死的戊戌变法那些纲领。1906年9月1日她颁布的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十年，慈禧太后做得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的主要成果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甚至远到新疆。我在1910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虽然还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了“新疆谘议局”的牌子。记者莫里循在西北拍下的新疆谘议局
咨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指手画脚，对政府的施政品头论足。在很多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政府和咨议局之间都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冲突，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曾带着咨议局常驻议员辞职抗议。因为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服咨议局对他的这种监督，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中央一级也产生了资政院，一部分是钦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另一部分是民选议员，就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具备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我看了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主要包括受过中学堂或有相当于中学堂学历的人，或是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还有一个条件是家里有五千银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符合条件的人具有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其他就是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当然都是男性，女性是没有资格的。限制条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一是有一定的财产，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其实也都是这样。美国1787年有了宪法，最初具有选举资格的人都要是具有一定纳税金额的成年白人男人，这就是限制条件，黑人不算，女人不算。到了后来所有的白人男子无论是纳税多少都有选举资格。到20世纪中叶，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龄也都具有选举资格。20世纪60年代才开放到黑人具有选举权。美国这个过程经过了两百年。英国是一个更古老的国家，1215年英国就有《大宪章》，整个过程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女性都有选举权，也是到了20世纪才实现，有六百年到七百年的过程。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有历史的国家，在一开始启动选举时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选举权。由此看来，中国在最初开放选举时，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也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四十三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受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主要是因为财产限制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的观念是钱财不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教育程度够格。
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张謇等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的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就出现了好几个。从1909年到1911年之间，他们发动了至少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大面积卷入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日开国会，慢慢地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张謇、汤寿潜这些名流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因为没有把那些力量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掉。他们还存在，存在就有问题。这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即使在底层社会，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里所写的，未庄当然是鲁迅虚构的，却合乎当时历史的真实。阿Q这样的人或者阿Q身边的人其实也不赞同革命，他们根本不明白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只是革命派的少数精英推动的，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等到革命之势已成，革命派才发现他们驾驭局面的能力很脆弱，尤其是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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